（一）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日益活跃，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很多国家连续爆发金融危机。当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维护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等问题被视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内容而被各国所重视。国外学者对于金融安全这一概念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也缺乏对此进行专门论述的著作，不过我们可以从与之相关的金融危机理论进行探索。金融危机理论是金融安全理论的基础，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以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金融危机为背景进行了广泛而多角度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金融危机理论。如明斯基提出的金融脆弱理论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出发，阐述金融系统由稳定到不稳定和产生过激债务危机的形成过程；克鲁格曼的理性投机攻击模型，揭示了开放条件下国际资本由投资到投机性质的转化过程，并且提出这种转化过程会由于政策失误和各国经济与政治上的动荡而不断加强；米什金提出的不对称信息金融危机理论，从假设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开始，描述了金融系统如何因此而产生广泛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进而发生金融危机的过程。
（二）国内研究述评
国内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始于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但迄今为止，也没有对金融安全作出统一的定义。梁勇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提出国家金融安全的概念，认为国家金融安全是指一国能够抵御内外冲击保持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即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本国金融及经济不受重大损害，维护金融财富不大量流失、金融制度与金融体系基本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状态的能力，和对这种状态与维护能力的信心与主观感觉，以及这种状态和能力所获得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安全。李怀珍等学者认为金融安全是指一国遵循一定的规律和规则，通过政府部门的主导和支持、监管当局的监督调控、金融主体的自我调节，使金融业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和防险、抗险能力，总体上处于稳定运行状态。刘锡良将金融安全概念分成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并分别从这三个层次对金融安全作了阐述。王元龙认为，金融安全是指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及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
二、中国金融安全的外部挑战
（一）美国金融危机
从根本上说，美国次贷危机是世界金融体系多年来积累矛盾的爆发和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反映，更是世界经济长期繁荣后的周期调整。由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通过市场渠道、贸易渠道和资金渠道迅速传导至我国，并对我国的金融市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次贷危机的蔓延恶化了世界金融环境，造成美元贬值、世界大宗商品价格频繁波动，国际游资四处寻找投机机会。由于中国的金融领域尚未完全开放，美国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对中国经济进行冲击，在市场渠道和资金渠道的冲击压力并不大。但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此次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严重冲击使得中国金融安全面临的金融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金融风险加大。另外，美国政府为救市向世界市场上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约占我国国际储备2/3的美元资产面临着严重缩水的风险。
（二）欧洲债务危机
次贷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欧洲债务危机又不期而至，使本就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更加恶化。欧洲债务危机与次贷危机有很多不同，但二者对金融和资金供求产生的趋紧影响是一致的，且欧洲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在全球化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国际金融风险向我国传染的几率愈来愈大，全球金融体系的微小变动，都会产生“蝴蝶效应”，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说明了这种情况。此次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首先是对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由于中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基本与国际同步，因此在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的情况下，中国的大宗商品市场剧烈震荡，风险集聚。此外，欧洲债务危机导致的全球股市的动荡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推波助澜也不可低估。
（三）国际游资
美国经济步入复苏阶段，随之美元进入升值周期。并且美联储连续收缩QE额度，使美元的升值预期越来越强烈，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已经面临国际资本撤离的风险，中国金融系统也受到一定冲击。据统计，2013年6月～7月，中国出现了资本净外流106亿美元，巨额的外流资本不断收缩国内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导致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达到13.44%的历史最高点，隔夜回购最高成交利率竟一度达到30%。雪上加霜的是，央行一度维持人民币升值，国际热钱能够不断以最大化的收益离开中国，一旦央行出现美元短缺，不能支付外流热钱，人民币对美元则将出现断崖式暴贬，人民币甚至会丧失国际信誉。国际流动资本在当今全球化的格局下扮演着资源配置的角色，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膨胀和不确定性的增强，国家金融安全问题日益显著。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由于金融市场的缺陷很容易成为众多国际投机势力阻击的对象。近几年来，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跨国流动的巨额短期资本与实体经济越来越脱节，变化大大快于实体经济的变化，产生了严重的“虚拟化”现象，具有投机性强、流动性强、破坏性大的特点，因此存在很大的风险。“热钱”作为逐利性极强的资本，起到了诱发并加剧金融危机的作用。作为新兴市场国家，高涨的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大的存贷款利差、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等，导致我国成为国际“热钱”的理想投资市场。近年来，通货膨胀加剧、汇率波动频繁、资产价格虚涨等问题日渐突出，“热钱”大规模流入已经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中国金融安全的内部挑战
（一）影子银行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由于我国对金融的严格控制导致正规的融资渠道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从而“影子银行”以非正规的融资方式向经济提供流动性。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即使采用最窄口径，2013年底影子银行体系规模也达到了14.6万亿元，分别占GDP和银行总资产的29%、11%。在如此高的存量规模下，一旦出现问题，将会诱发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目前来看，影子银行有逐渐阳光化的趋势。但也应当注意，2014年信托业将面临巨额的刚性兑付风险。2013年末，整个信托业的余额大概是11万亿元左右，其中30%左右是通过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的，但是信托业大量投向基础设施制造业或者房地产，而这些行业目前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趋紧政策使很多房地产商存在资金缺口，在正规渠道无法获得融资的中小房地产商只能转向非正规的“影子银行”。从“影子银行”融资的中小企业也有银行贷款需要归还，一旦中小企业从“影子银行”融入的资金难以按期归还，银行的不良资产规模增加，会大大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在高融资成本和房地产市场大幅降温的环境下，中小房地产商随时都会破产。更大的挑战是，如果中国经济骤然减速，经济增长严重放缓，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房地产价格剧烈下降，信心崩溃，资产被竞相抛售，个别短期、行业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将转化为长期、系统性、全局性问题。
（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
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救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鼓励居民消费。其中，中央政府拨款4万亿资金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希望以此阻止经济的下滑。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起来。长期以来，政府融资平台为地方政府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在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随着地方政府融资规模的快速膨胀，银行信贷资金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一系列风险也随之而产生。由于基建项目的公益性和税收使用的不灵活，政府融资平台的还款来源主要是土地出让金。地方通过融资平台拉动地方建设，而土地出让金又成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主要还款来源，融资平台的风险通过一系列的资金循环和信用杠杆的叠加，具备了扩散为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加之房地产市场正经历的史上最严厉调控导致土地交易市场日渐冷清，需求减少和供给增加必然会导致土地出让金大幅下降，进而引发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原有的“土地财政”模式在持续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下已经不再保持稳健性，直接反映在地方融资平台的偿债风险高增。届时商业银行将可能无法追回贷款，面临流动性困境，最终引发金融风险。值得反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各种目的，盲目扩大融资规模，以至超出自身还款能力，最大限度地使用金融杠杆。据统计，信贷融资占政府融资总额的80%以上，这表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银行信贷的高度依赖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各种风险将通过资金循环转嫁至商业银行，尽管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证券化手段将风险分散到居民手中，但是居民对于风险的反应也必然通过其与银行已经建立的信贷关系再度反馈到银行信贷风险上。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供给主力，如果地方债务出现违约风险，首当其冲的必然是银行体系。而大型银行机构的网络遍布全国，如果某个区域发生风险，很可能会引发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
（三）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转嫁扩张
在特定条件下，财政风险可直接转化为金融风险。比如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大，超出财政负担能力，致使政府债券评级下降，持有债券的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大幅增加，导致金融系统稳定性下降，欧洲债务危机正是这种模式。从政府债务规模来看，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206988.65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为29256.49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为66504.56亿，合计30.27万亿元。与去年年底相比，全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上升8.57%。地方政府债务的资金缺口正逐步增大，即使考虑到借新还旧，2015年后将会出现绝对资金缺口。一直以来，土地出让金都是地方政府财政的重头戏，但根据相关统计，201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41250亿，政府能够自由支配的部分约占2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有8000亿左右的可支配资金，仅能偿还全部债务每年所产生利息的一半。根据传导路径来看，财政风险主要通过信贷资金财政化转化成金融风险。通常，财政和银行的边界并没有明显的界定，银行发挥着准财政政策的作用。当财政不足或财政收支压力较大时,一些本应由财政承担的支出就落在了银行的身上，比如促进充分就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等。这样，银行就同时发挥着信贷职能和财政职能，造成财政的“缺位”与银行的“越位”现象。这种现象使银行信贷资金运动实际遵循的是财政资金的运作规律，而财政拨款的基本特点是无偿性，因而“银行资金财政化”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形成严重的银行风险。
（四）政府干预风险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过多，会导致经济运行的低效率。从根本上来说，政府一直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实质上是“政府的银行”。为维持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稳定，通常情况下，政府会凭借行政手段命令银行对不景气的企业提供贷款，对一些经济效益差的项目提供资金。由于银行与地方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政府财政担保的情况下，这部分贷款和银行提供资金往往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监管，银行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加上企业在兼并、改制与破产中，政府不合理的介入，使债权难以落实，容易形成许多不良资产，加重金融风险。另外，当财政出现赤字时，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也会强迫银行贷款，挤占了大量的信贷资金，而这部分银行贷款往往具有数额大、期限长的特点,且政府所借资金大多用于基建领域，偿债能力先天不足，这样无疑给银行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另外，还应当注意房地产业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房地产业一直是带动地方经济的支柱力量，与地方政府和银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房地产业不景气时，地方政府往往向银行施压,要求银行提供数量巨大的资金,一旦出现房地产泡沫,便形成大量银行不良资产。地方政府不合理干预的结果使得商业银行信用活动扭曲和金融秩序紊乱，潜在的金融风险增加。
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深化金融改革
（一）谨慎使用财政赤字政策，减少政府干预
政府对金融安全的维护是外部制度安排，包括制定维护金融安全的相关法律、构筑金融安全网等。政府应当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国企改革，不再依靠违背市场规律的行政手段和直接控制，而应当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进行间接控制，逐步实现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另外，应当完善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评价体系，优化地方政府融资模式，缓和融资平台矛盾。政府在财政政策的使用上应保持谨慎态度。财政政策只能作为一种短期的需求调节工具来使用，长期来看财政政策不仅存在挤出效应，而且对一国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充分利用都是不利的。
（二）提高金融监管绩效，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监管
在开放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是影响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其中短期资本流动造成的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干扰、外债规模对货币币值的影响和外资金融机构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有了较大改善，但仍然无法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要求。鉴于此，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同时，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完善外资金融机构监管法律框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外债规模、风险监测指标和改善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
（三）深化商业银行改革，增强银行竞争力
事实证明，如果危机蔓延至银行体系，势必造成危机的快速升级，危及经济健康和金融安全。可见，银行对一国的经济和金融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工、农、中、建等商业银行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货币经营企业，但事实上他们的盈利性目标一直让位于国家的政策目标。这种状况如果不发生改变，尽管商业银行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仍然会继续被大量的不良资产所拖累。因此，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应当逐步减持国有股份，变国家控股为国有参股。要明确商业银行职能，避免政府行政干预，实现政企分离，使商业银行成为以市场为主体的真正银行。
（四）资本项目有限有序开放
资本账户的开放能够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但随着金融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管制的有效性也在日益减弱，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存在很多金融安全隐患。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不确定性和中国金融弱国的现实，决定了我国在金融全球化的战略过渡期内，必须保持有限全球化态势。资本账户的对外开放过程，只能是渐进的，在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的融合度上，只能是有限的，即资本项目的开放应遵循由少到多、逐步放松的原则，在渐变中完成。
（五）完善中国问题银行退出路径当银行出现危机，陷入流动性困境时，政府为了维持金融稳定，避免金融系统出现大规模地动荡，一般都会以直接救助的形式使问题银行免于破产。在这种思想下，银行间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增加。为避免这种情况，应当树立有限政府理念，遵循问题银行市场化退出原则。
（六）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络
但是，欣喜之余人们不能不对这场噩梦般的危机进行一番深刻的反思，金融危机留给人们的思考是长远的，它不能随着危机阴影的消退而在人们的记忆里立即消解，国际学术界关于东亚发展模式褒与贬之间的大起大落更是耐人寻味，它所引发的思考仍将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日益加快的形势下，从全球化的角度重新审视这场危机，不仅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危机的成因，同时也能对东亚发展模式做出一个新的评价，并从中总结出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一、全球化的概念、表现及成因
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为各种传播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且也是迄今为止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相关的学术著作更是数不胜数，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3]笔者认为可以对全球化的概念从宏观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出发做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界定：第一，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客观发展过程，是世界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历史现象，属于历史的范畴；第二，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核心内容和主要动力是经济力，即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三，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统一体，其内涵十分丰富，至少应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几个方面，但在目前情况下，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因为全球政治体系，全球文化秩序和全球社会制度还尚未出现；第四，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人类经济生活在全球范围不断实现全方位沟通、联系、融合与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第五，全球化既不否认民族和地区的差异，也不排斥国家的存在。它与民族化、区域化是对立统一、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
从宏观历史学的视野出发考察近代开端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可看出它就是一部全球化进程准备、启动、发展和初步形成的历史。全球化进程发端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欧洲，经过大约500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到20世纪末，全球化时代才真正到来。
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全球化范围日益扩大，国际生产分工已发展为以现代工艺技术和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于是“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生产模式不断涌现，“宇宙牌产品”日益增多；二是贸易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世界贸易扩展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贸易自由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为核心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的建立；三是金融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金融国际化局面形成，国际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达到20%，国际金融市场的年金融交易量达500万亿美元，全球外汇交易的日周转额已达1.3万亿美元；[4]四是跨国公司蓬勃发展，据统计，1980年全世界跨国公司只有1.5万家，子公司3.5万家。而到1997年，全球跨国公司数量已超过4.5万家，子公司已达28万家。目前仅在中国从事经营的跨国公司就有4.5万家。[5]五是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强劲，据统计，目前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6]欧洲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s)的实施数量在1950-1959年有3个，1960-1969年有19个，1970-1979年上升到39个，1990-1998年则达到82个。目前，55-60%的世界贸易是在贸易集团内发生的。[7]
全球化所表现出的上述特征并非偶然现象，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过程，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为延长自己寿命的一种方式。从本质上看，驱动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资本积累与扩张的内在冲动，是资本推动下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历史资本主义的逻辑最终必然达到全球范围，“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单一的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社会分工的架构之内动作的。”[8]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它一开始就要求以全世界为它的活动舞台，如果不掠夺世界，它就无法发展，而不发展，实际上就意味着它的灭亡。因此，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极力向外扩张，向海外殖民，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世界各地的廉价原料，使用世界各地廉价的劳动力，攫取高额利润，以维护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这样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客观上把那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卷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导致世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使世界逐步由分散、孤立、隔绝的状态发展成为互相依赖、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
二、全球化与东亚金融危机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短短的30余年间创造的“东亚奇迹”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一时间，关于东方行将崛起，西方即将衰败等说法弥漫全球。然而，正当人们为东亚模式大唱赞歌的时候，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了。这场危机给先前人们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热情重重地泼上了一盆冷水。于是乎，否定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的呼声又甚嚣尘上，“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已经破灭”，“东亚奇迹已经完结”等论调充斥传媒，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断言：东亚模式已不再奏效，只有美国风格的自由市场系统才是成功的。[9]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东亚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之间存在的何种关系，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发表的文章和著作难以数计，但归纳起来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国际投机因素、银行不良贷款、金融监管不力、汇率政策僵化、政府干预不当与裙带关系以及对国际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等多种因素。[10]应当说，这些方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有的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直接的或者表层上看问题，尚缺乏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分析。笔者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应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要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另一方面，还要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东亚发展模式上来考察。
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出发审视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毫无疑问，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现有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还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人们的社会心理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今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传统意义的现代化，并且开始步入后现代化（后工业化）阶段，信息经济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主导产业，所以在世界经济大潮中一直处于主导、示范和中心的地位，全球化对它们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如全球化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经济活动空间，使其可以不断地扩大经济势力范围，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全球扩张，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向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在高新技术方面不断创新，引导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潮流，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有些国家甚至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重要一环——资本的原始积累。全球化对他们来说是福是祸，是得是失？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笔者认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既给它们带来难得的机遇，又使它们面临巨大的挑战。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全球化犹如一股汹涌的波涛，它既可以吞没一些国家，也可以将另一些国家向前推进”。[11]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吸纳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为本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使他们可以通过吸收外资获得资本积累。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资本外投的经济环境与条件，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为它们的资本增值创造了必要条件。另外，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全球化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使它们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发展起来的民族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也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使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成为一种主要趋势。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虽然深化了国际分工，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的本质仍未根本改变，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命运很难说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经济出现虚置现象。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积极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加快资源等要素配置的国际化，参与国际经济世界性大循环，融入全球化进程创造了条件。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埋下了陷阱，如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加剧了金融风险，投资贸易的自由化导致了泡沫经济和出口市场的压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危机传递的加速作用等。因此，东亚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全球化对东亚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致。
从东亚模式本身来看，它在实现东亚经济腾飞的过程中起了制度性的保证作用，是东亚成功的基础。但是，东亚模式也确实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这些缺陷和不足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越发暴露出负面效应，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潜藏下祸根。或者说，东亚模式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为危机的发生留下了隐患。
首先，从政府主导现代化进程，对经济发展实行最大限度干预方面来看。政府主导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具有重要作用，它是东亚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因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资源匮乏，空间狭小，有机合理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尤其是市场机制严重残缺，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对迟缓。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发展的部门，可以运用强制办法推进市场机制的发育、形成和完善，从而有助于迅速实现工业化。但是，政府干预在现代化初期取得了成效，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万能的救世良方，就应当一直干预下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发展的，经济越是成熟，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应当及时收回来，让位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干预就会走向反面，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东亚大多数国家没有及时实现这个转变，有的国家甚至越走越远。在这方面，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遭受危机重创的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被誉为“汉江奇迹”的韩国长期依靠政府干预，实行以财阀大企业集团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政府把经济发展强调为原则性目标而且为达此目的毫不犹豫地干预本该由市场导向的经济。在朴正熙时期，政府建立了被赋予大权的经济计划委员会(EPB)用以策划经济蓝图，并负责控制国内预算和实施计划。商业和工业部(MCI)的角色也被进一步加强，进口控制、出口提升、工业发展计划、投资申请和贸易许可均由其负责。财政部(MOF)则负责监管国内外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政府干预更大，政府拥有并控制着所有的商业银行、特别银行和大部分金融机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导致了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均听命于政府，银行被迫维持定量信用和低利率政策，造成了大量呆帐和坏帐。但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高增长方针的指导下，不断调高经济增长速度，扩大投资规模，以至于在泰国出现了一个以“高尔夫球场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投资场面，这些投资即没有赢得泰国赖以生存的出口收入，也没有促进本国经济并提供长期就业机会的工业长期增长。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那样，在泰国已经出现了与泡沫经济随影附形的明显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且使相当多的民众愈发不满。[9]另外，企业为了迎合政府的偏好，获得大量的低息贷款，又不断盲目扩大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规模越大，贷款也就越多，从而与政府的关系也就越密切，反过来也就能获得更多的贷款。这种贷款越多，政府承担的风险越大，国家金融的基础就越不稳固。爆发金融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政府主导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时，强有力的政府高层支配经济必然导致盛行，经济社会制度缺乏民主监督，官商不分，政治腐败。正如西方一些社会学家所反复论证的那样：“权力意味着腐败，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9]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的家属和亲信垄断了最赚钱的行业和主要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享受税收优惠等特权，中饱私囊。这种国家权势人物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为亲朋好友谋取私利的腐败往往被西方媒体称为“朋党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苏哈托的女儿，金泳三的儿子的不法行为，全斗焕八年任期中大约捞取4-5亿美元的好处，卢泰愚继任后大肆侵吞国家财产等事实都是明证。朋党资本主义导致了，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蔓延，民众的不满也日益凸显。因此，腐败是影响东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第二，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看。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在现代化初期都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后来，又适时调整了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而且出口产品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这种战略对于东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势必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会使本国经济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在市场开放度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其遭受外部风险的机率也随之加大，致使经济表现出很强的脆弱性。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出口导向战略指引下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无论市场还是技术都严重依赖先进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国。从市场上看，由于它们的制造业都是在日本资金和技术输出下建立起来的，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十分有限。加之国内市场狭小，就决定了东亚的制造业必然是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特征。如1993年印度尼西亚、马亚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23.3%，73.1%，23.9%和29.3%。在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东亚多数国家始终不能摆脱对日本市场的进口依赖和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而且，对美国的出口越多，从日本的进口就越大，对美国的顺差越巨，对日本的逆差就越严重。[12]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际市场不景气，就会反过来影响自身的经济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实行了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使国际市场日益趋于饱和，竞争十分激烈。而且，东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高，从而使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致使出口越来越困难。从技术上看，韩国每辆轿车总技术成本的30%要以专利的形式支付给外国精密技术供给商，每台摄像机总技术成本的50%，每生产一个DRAM半导体总技术成本的30%，每台笔记本电脑总技术成本的70%要以技术专利形式支付给外国厂商。韩国所谓的汽车三大家（现代、起亚、大宇）平均研发(R&D)投入仅为美国三大汽车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6.2%和日本前三大汽车厂（丰田、尼桑、本田）的10.7%。[12]面对这种情况，东亚国家应当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因为任何发展战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受到时间和空间条件严格制约的。可是东亚国家未能及时做出这方面的调整。出口下降，赤字上升成为危机的主要诱因。
第三，从东亚区域特有的梯级发展序列，即“雁行发展模式”(flyinggeesepattern)方面看。东亚地区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如同“大雁飞行列阵”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中，依照其先进程度，形成了以日本为“雁头”，“四小龙”为“雁身”，东盟为“雁尾”的有序发展序列。80年代后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加入了这一“雁阵”。于是在日本、“四小龙”和东盟之间形成了一种“产业阶梯”，当日本发展高技术产业时，“四小龙”接受日本转移出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东盟及中国沿海地区再接受“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在区域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一种整个区域经济由先进带动后进的发展局面。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梯级发展也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环锁链。而且，这种雁行模式要保持其活力，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即“领头雁”必须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和不断的创新能力，以便做到时刻引领“雁群”翱翔。但是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顶峰发展之后，90年代初就进入经济衰退期。其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兴知识经济下的主导产业未能崛起，于是，日本的产业升级停滞不前，没有较新的产业向“四小龙”转移。日本将大量的剩余资金流向房地产和海外市场，引发了泡沫经济，待到泡沫破灭，海外投资失败，日本就元气大伤，从而失去了“领头雁”的资格。与此同时，日本打破了先前先向“四小龙”转移，再向东盟转移技术的顺序，而是同时向两者转移，使得东盟与“四小龙”之间的差距缩小，东亚早已形成的产业转移链出现混乱。在东亚产业转移出现“盲点”的情况下，韩国将目光转向不切实际的“世界化”，香港则转向服务业，台湾设计出“亚太运营中心”，新加坡则想取代香港在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东盟国家更是把目光转向“短、平、快”项目，泡沫经济越吹越大，终于酿成危机。因此，东亚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金融层面，但其根子却在于产业结构上。即使金融制度整顿、完善了，如果产业结构不升级，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仍会碰到严重障碍。[13]当危机爆发后，这种雁行模式不但没有阻止危机的蔓延，反而利用早已形成的这种链条加剧了危机的传递。
第四，从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方面看。东亚国家的高储蓄保证了工业化资金主要来自于内部，不依赖大量举借外债就能获得较为充足的资金，保证较高的投资率，是东亚现代化起飞的重要特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投资需求急剧扩大。而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欠发达，在金融政策上又缺乏一种将分散的小额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所以，为了保证经济高速增长，许多国家转而鼓励企业向外大量借债，并以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式来吸引海外证券投资。在韩国，由于低利率政策超出了资本的要求，人们缺乏将钱存入银行的刺激，所以在高膨胀的经济环境中国内储蓄受到抑制，结果政府不得不借助国外贷款以维系其工业运行。由于大量举债导致韩国的国际债务迅速增加。1993年韩国外债为43.9亿美元，1994年为56.9亿美元，1996年就达到104.7亿美元，1997年更达到154.4亿美元。[9]对外来资本的过分依赖，致使在外来冲击之下韩国经济显得异常脆弱，因为它需要通过贸易形式得到足够的国外资金以应付它的巨额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环境变得不利，韩国的工业生产势必受到冲击。另外，大量的外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短期债务，因为国际借贷者更愿意将短期款项借给东亚国家的企业，这样可以避免负债。可是韩国企业将短期借款却用于长期投资，加之东亚国家又普遍缺乏驾驭短期资本的能力，不能有效的引导资本流向可贸易的生产性行业，所以，导致大量资本流向获利较高的投机性强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大量泡沫经济的形成。当从泰国爆发的危机席卷东亚之时，外国借贷者突然决定收回他们的短期贷款，韩国措手不及，陷入危机的泥潭。
三、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东亚金融危机表象上是金融领域的危机，但实质上既是全球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危机、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危机、是全体化过程中世界经济潜在危机的大爆发；也是东亚模式本身一些缺陷的危机、有关国家政策缺陷的危机、是一种发展性的危机。尽管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遭受沉重打击，也不能由此否定东亚模式的存在及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否定“东亚奇迹”的存在。因为在危机爆发前的30多年中，东亚经济创造了年均达8%以上的增长率，并且由30年前的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0发展到今天已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比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创造东亚奇迹的东亚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其实践基本上是成功的，而且在今后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就不难看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危机。历史上多次大的危机自不必说，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就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而且，类似的危机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那么，谁又能借此否认世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否认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所创造的各种发展模式的存在呢？当然，东亚金融危机也昭示人们：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今天，东亚国家和地区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坚持东亚发展模式精华的基础上，扬弃其内在缺陷，通过改革、完善、整合东亚模式，重振东亚经济的辉煌。
第一，要继续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争得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全球化对自身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规避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趋利避害，加快发展自己，制定一条切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应对全球化。
第二，要在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不断加大制度建设方面调整和改革的力度。促使政府的角色直接介入型向间接诱导型转化。在不断完善政府主导机制的前提下，加速各种形式市场、机制、制度工具的培育工作，特别是要健全各种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职能，并规范其运行。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高潮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国家层面，晚近，各国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跃。从执世界金融发展之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到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积极态度，在强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出于各国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应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每一项修改，关涉世界184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发挥了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有关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方面，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和惯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现在对国内法的示范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往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贴近市场，引领着金融立法现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等，提出了功能监管、并表监管等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尝试和发展了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网络银行监管等新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涉外金融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对金融法的统一化方向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中国借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卓有成效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V”型回复。 全球化有两面刃：让大家共享荣景，也让众生共渡危机。在景气时，人们褒扬全球化之舞;在危机时，人们则转而质疑和垢病全球化。在危机后，我们对全球化应该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1.全球化有多大的推动力，就有多大的冲击力。 全球化的载体有信息流、人流、商品流和金融流(包括资金流和各种金融产品)。
信息流拥有顶级的流动性。网络化为信息流洞开了多维空间，全球涌流的信息宛如风流云散。金融流具有极好的流动性。现代金融市场为丰富的金融产品和不断创新的衍生产品开创了广泛便捷的渠道。如果说信息流是“气”态的，金融流便是“液” 态的，商品流乃是固态的，人流则是“生”态的。 全球化增加了多少“流动”性，增强了多少流动力，同时也就潜伏着多少野性和破坏力。一旦这些流动性泛滥成灾，人们就会穷于应付。全球化为世界增加了广泛而便捷的联通性，缩短了人们的时空距离。然而，全球化在顺境时具有多大的功效，在“流感”来袭时，就具有多大的传染性。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引致的世界经济衰退就是很好的佐证。
全球化使世界联成一个庞大的有机体，局域的影响会很快扩散到整体。我们在享有全球化的成果和功效时，很可能也在增加系统的应力和风险。数千亿美元的顺差，5千万吨钢材的净出口，世界市场可谓大矣!可一旦美国人囊中羞涩，减少消费，世界需求不振，中国出口立马萎缩。看似很远的寒流，眨眼就吹到面前，冷入肌骨。 2.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经济全球化始于商品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渐人人才全球化、企业全球化的佳境。全球化为每一个人带来历史的机会，敞开未来的大门;为每一个企业提供广阔的世界舞台，洞开无限的发展空间。
但是，谁能真正把握机遇，谁能在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中胜出，谁才能最终享受全球化的大餐。否则，全球化带来的只是挑战和不幸而已。 国家也是如此。全球化给你一个开放的世界，你得还之以一个开放的国度。外商会近悦远来，投资会纷至沓来，热钱会逐利而来……，可你得提供优惠政策，提供廉价的土地，容忍某种程度的排放和资源的耗散……全球化会带来产业的梯度转移，问题是你将把什么菜捡到篮里?捡菜的过程就是一个产业分化和经济结构形成的过程，就是国际分工的过程：有的国家趁势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有的国家一举成为世界工厂，有的国家借机逐鹿世界办公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制造了辉煌，也制造了不少麻烦和问题。“中国制造”必须转向中国自造，从为洋人做嫁衣裳到更多地为国人制造畅销品，把过剩产能转向农村，转向“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和配套产品。
“中国制造”必须转向中国智造。最好的转化过剩产能的途径是提升产能，剑指高端;跳出低水平重复生产、恶性竞争的红海，直挂云帆济蓝海一一开拓全新的更大的价值空间。 中国要化挑战为机遇，必须把调结构放在首位，把扩内需置于要冲。经济增长则是随之而来的因变量。因为中国处于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GDP增速一般是不会低的，完全不必再大“保”其驾。明智的做法是稳增长，常常要提防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提防通货膨胀、提防经济过热!
3.比特加速全球化的进程，金融加剧全球化的风险网络时代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当网络搜索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全球化也 如人们早晚面对的三屏(电脑屏、彩电屏、手机屏)一样变得触手可摸。如果说丰富的比特之于全球化颇具加速效应，金融杠杆之于全球化则富有放大效应。金融杠杆不仅激发并放大了全球化的能量，也积聚并放大了它的风险。 美国的住宅贵也罢，贱也罢，本与世界其它各国了无关系。可一旦它被债券化之后，从次级贷款衍生出一系列颇具创意的金融衍生品，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事态就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次贷引发美国金融危机，迅速全球化为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进而诱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在金融领域虽然幸免于难，但出口通道却间接受到重创。 金融有多大的创造力，就有多大的破坏力。金融杠杆的魔力来自四个方面：一是金融体量大。外汇的日均交易量高达3万亿美元，股票年交易量逾百万亿美元，2008年全球债券余额达到86万亿美元，场外利率衍生品(叮C)余额达到458万亿美元。 金融体量远远大于实际经济体量。二是反应速度快。三是衍生产品多。
四是关联性和隐蔽性强。 太极生两仪。美国要去杠杆化，因为美国人把金融杠杆玩得太疯，杠杆率玩得太高，风险太大。 “两房”曾经玩到60倍，投资银行玩到30倍。中国则应杠杆化。我们的金融杠杆还未充分发挥作用，住房公积金还远未发挥乘数效应。我们应该倒过来想、倒过来汲取经验教训：金融有多大的破坏力，就有多大的创造力。中国应有健康的“两房”、“三房”，也学学美国人，玩玩金融杠杆，只是不要玩到60倍，甚至不玩到20倍，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4.全球化不同情弱者，适者生存，强者发展。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只有强者才能驾驭潮流，得心应手。商品可以攻城略地，技术可以斩关夺隘，资本可以抢滩称雄，信息和文化同样可以洗脑掠色。强国会竭力借助全球化的力量压抑甚至取消弱国的贸易壁垒，而自己在必要时总会悄悄祭起贸易保护的旗帜。技术强大自会打技术牌，资本雄厚自会打资本牌。
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看似强大，但只是处于“微笑”曲线的下方，靠加工、代工，消耗资源、能源，通过出口取得一点微薄的收益，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营销通路大都假手他人，肥水外流;到头来，还背上一个“高排放”、污染环境的恶名。我们用制造品去交换美国的金融品(国债)，把血汗挣来的“顺差”又借给美国人消费挥霍。吃尽亏，到头来还落了一个“高储蓄”的不是;美国人享用了“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反倒无理地数落人民币为什么不升值! 强国的货币流通为世界货币，强国的语言流行为世界语言。强国的文化也横行世界，拥有压倒的优势。中国要争取货币话语权、产业话语权，就必须自强不息，努力增强实力。
只有发展了，才有发言权。在全球化浪潮中，国力是基础，只能以内需为体，出口为刃，而不能本末倒置，过于依赖出口市场。 5.全球化时代呼唤全球责任。 当个人不得不进行全球化思考，当企业不得不驾驭全球化轩辕，当国家不得不顺应全球化潮流，全球责任便应运而生。 仅仅考虑气象问题是不够的。排了多少二氧化硫、烟尘和粉尘，只会造成酸雨，影响有限时空的气象。排了多少二氧化碳、多少温室气体，则是绝顶要紧的大事，事关气候问题，涉及生态大时空，关乎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化的企业必须承担全球性的社会责任。在环境层面，就是保护自然生态，节能降耗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承担气候责任。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中国借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卓有成效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V”型回复。 全球化有两面刃：让大家共享荣景，也让众生共渡危机。在景气时，人们褒扬全球化之舞;在危机时，人们则转而质疑和垢病全球化。在危机后，我们对全球化应该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1.全球化有多大的推动力，就有多大的冲击力。 全球化的载体有信息流、人流、商品流和金融流(包括资金流和各种金融产品)。
信息流拥有顶级的流动性。网络化为信息流洞开了多维空间，全球涌流的信息宛如风流云散。金融流具有极好的流动性。现代金融市场为丰富的金融产品和不断创新的衍生产品开创了广泛便捷的渠道。如果说信息流是“气”态的，金融流便是“液” 态的，商品流乃是固态的，人流则是“生”态的。 全球化增加了多少“流动”性，增强了多少流动力，同时也就潜伏着多少野性和破坏力。一旦这些流动性泛滥成灾，人们就会穷于应付。全球化为世界增加了广泛而便捷的联通性，缩短了人们的时空距离。然而，全球化在顺境时具有多大的功效，在“流感”来袭时，就具有多大的传染性。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引致的世界经济衰退就是很好的佐证。
全球化使世界联成一个庞大的有机体，局域的影响会很快扩散到整体。我们在享有全球化的成果和功效时，很可能也在增加系统的应力和风险。数千亿美元的顺差，5千万吨钢材的净出口，世界市场可谓大矣!可一旦美国人囊中羞涩，减少消费，世界需求不振，中国出口立马萎缩。看似很远的寒流，眨眼就吹到面前，冷入肌骨。 2.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经济全球化始于商品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渐人人才全球化、企业全球化的佳境。全球化为每一个人带来历史的机会，敞开未来的大门;为每一个企业提供广阔的世界舞台，洞开无限的发展空间。
但是，谁能真正把握机遇，谁能在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中胜出，谁才能最终享受全球化的大餐。否则，全球化带来的只是挑战和不幸而已。 国家也是如此。全球化给你一个开放的世界，你得还之以一个开放的国度。外商会近悦远来，投资会纷至沓来，热钱会逐利而来……，可你得提供优惠政策，提供廉价的土地，容忍某种程度的排放和资源的耗散……全球化会带来产业的梯度转移，问题是你将把什么菜捡到篮里?捡菜的过程就是一个产业分化和经济结构形成的过程，就是国际分工的过程：有的国家趁势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有的国家一举成为世界工厂，有的国家借机逐鹿世界办公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制造了辉煌，也制造了不少麻烦和问题。“中国制造”必须转向中国自造，从为洋人做嫁衣裳到更多地为国人制造畅销品，把过剩产能转向农村，转向“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和配套产品。
“中国制造”必须转向中国智造。最好的转化过剩产能的途径是提升产能，剑指高端;跳出低水平重复生产、恶性竞争的红海，直挂云帆济蓝海一一开拓全新的更大的价值空间。 中国要化挑战为机遇，必须把调结构放在首位，把扩内需置于要冲。经济增长则是随之而来的因变量。因为中国处于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GDP增速一般是不会低的，完全不必再大“保”其驾。明智的做法是稳增长，常常要提防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提防通货膨胀、提防经济过热!
3.比特加速全球化的进程，金融加剧全球化的风险网络时代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当网络搜索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全球化也 如人们早晚面对的三屏(电脑屏、彩电屏、手机屏)一样变得触手可摸。如果说丰富的比特之于全球化颇具加速效应，金融杠杆之于全球化则富有放大效应。金融杠杆不仅激发并放大了全球化的能量，也积聚并放大了它的风险。 美国的住宅贵也罢，贱也罢，本与世界其它各国了无关系。可一旦它被债券化之后，从次级贷款衍生出一系列颇具创意的金融衍生品，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事态就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次贷引发美国金融危机，迅速全球化为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进而诱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在金融领域虽然幸免于难，但出口通道却间接受到重创。 金融有多大的创造力，就有多大的破坏力。金融杠杆的魔力来自四个方面：一是金融体量大。外汇的日均交易量高达3万亿美元，股票年交易量逾百万亿美元，2008年全球债券余额达到86万亿美元，场外利率衍生品(叮C)余额达到458万亿美元。 金融体量远远大于实际经济体量。二是反应速度快。三是衍生产品多。
四是关联性和隐蔽性强。 太极生两仪。美国要去杠杆化，因为美国人把金融杠杆玩得太疯，杠杆率玩得太高，风险太大。 “两房”曾经玩到60倍，投资银行玩到30倍。中国则应杠杆化。我们的金融杠杆还未充分发挥作用，住房公积金还远未发挥乘数效应。我们应该倒过来想、倒过来汲取经验教训：金融有多大的破坏力，就有多大的创造力。中国应有健康的“两房”、“三房”，也学学美国人，玩玩金融杠杆，只是不要玩到60倍，甚至不玩到20倍，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4.全球化不同情弱者，适者生存，强者发展。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只有强者才能驾驭潮流，得心应手。商品可以攻城略地，技术可以斩关夺隘，资本可以抢滩称雄，信息和文化同样可以洗脑掠色。强国会竭力借助全球化的力量压抑甚至取消弱国的贸易壁垒，而自己在必要时总会悄悄祭起贸易保护的旗帜。技术强大自会打技术牌，资本雄厚自会打资本牌。
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看似强大，但只是处于“微笑”曲线的下方，靠加工、代工，消耗资源、能源，通过出口取得一点微薄的收益，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营销通路大都假手他人，肥水外流;到头来，还背上一个“高排放”、污染环境的恶名。我们用制造品去交换美国的金融品(国债)，把血汗挣来的“顺差”又借给美国人消费挥霍。吃尽亏，到头来还落了一个“高储蓄”的不是;美国人享用了“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反倒无理地数落人民币为什么不升值! 强国的货币流通为世界货币，强国的语言流行为世界语言。强国的文化也横行世界，拥有压倒的优势。中国要争取货币话语权、产业话语权，就必须自强不息，努力增强实力。
只有发展了，才有发言权。在全球化浪潮中，国力是基础，只能以内需为体，出口为刃，而不能本末倒置，过于依赖出口市场。 5.全球化时代呼唤全球责任。 当个人不得不进行全球化思考，当企业不得不驾驭全球化轩辕，当国家不得不顺应全球化潮流，全球责任便应运而生。 仅仅考虑气象问题是不够的。排了多少二氧化硫、烟尘和粉尘，只会造成酸雨，影响有限时空的气象。排了多少二氧化碳、多少温室气体，则是绝顶要紧的大事，事关气候问题，涉及生态大时空，关乎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化的企业必须承担全球性的社会责任。在环境层面，就是保护自然生态，节能降耗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承担气候责任。
[论文摘要]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市场规模的量的扩大和积累，更是各国经济的质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也必然带来金融全球化。仅仅从全球金融市场联为一体的角度，或者从国内金融机构走向国际、按国际惯例开展业务的角度来认识金融全球化是不全面的，金融全球化至少应包括货币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和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国际化。经济、金融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但其间又充满着激烈的矛盾和斗争。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早已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
金融全球化是金融自由化和放宽金融管制的必然结果。它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由跨国金融机构担任运行主角，其发展建立在金融各类市场融合的基础上，并紧密依托于多种科技化的创新。今后国际的金融体系将进一步自由化，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跨国金融机构业务综合化、网络化，金融业的竞争更趋激烈，威胁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阴影依然在全球徘徊。
20世纪最后10年国内外理论界和决策者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是经济、金融全球化，诸如经济、金融全球化发生的原因，对各国和整个世界经济、金融带来的影响、机遇和挑战，以及面对这一形势各国和各微观经济主体应采取的对策，等等。在此基础上，人们又进一步预计在新世纪或新千年各国经济、金融必将进一步融合，甚至一体化。以上这些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认为，对经济、金融全球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在分析经济金融全球化本质的基础上，对全球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自主化、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惯例、全球化与贫困化、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分析、揭露和论证，指出西方掩盖全球化本质的主流理论在国内泛滥，我们既要积极参与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为我所用，发展民族经济，壮大自己；又要必须坚持民族化、自主化(国产化)，这应该成为经济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我国金融机构首要任务必须要扶持技术、品牌国产化，以赢得在全球化中取胜。
不少学者只宣传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化等等，说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而忽视在全球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化的另一种基本趋势。不能否认，推动当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是同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最新阶段的巨大作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世界是有众多的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组成，资本所追求的全球性垄断与民族国家的主权之间，是相互尖锐对立的，它们所决定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趋势，是世界经济这一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全球化趋势越强，民族化问题也随之越突出。因此，我们在重视研究、适应和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研究各国民族国家主权、民族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安全。我国是一个寻求经济金融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与富强，这是第一位的。因为，其一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放弃对资源的控制，听任外国资本对本国资源的任意配组和利用。波兰的国有银行已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外国资本家将波兰银行筹集的资金调往国外，使波兰的企业得不到信贷扶持，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前车之鉴。其二是在世界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福利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因为世界尚未大同。在参与世界经济金融竞争中，如果本国银行不重点扶持提高本国民族经济的竞争力，这是舍本逐末，颠倒了主次，最终会导致民族经济被淘汰出局，就不可避免地使本国人民的福利受到根本性的损害。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宣扬全球化已使民族经济范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而终结，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利己主义的宣传，是企图实现他们无阻挡的控制，占领整个世界市场，攫取最大的垄断利润。
金融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和时代潮流。我国在获得金融全球化利益的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和对全球金融利益的过度追求，势必会产生一些利益损失，坚持一定的利益原则，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如提高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并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等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金融利益，是我国金融全球化过程的重中之重。
虽然许多人都预测在亚洲也必然会出现货币整合，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亚元的出现似乎遥遥无期。亚洲货币一体化远远滞后于贸易和投资合作。显然，如果欧洲、北美完成了金融整合，而亚洲各国依然一盘散沙，那么在经济竞争中非吃亏不可。
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剧烈冲击之下，亚洲各国普遍认识到通过货币整合来增强金融市场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由于亚洲各国，除了日本之外，经济规模都不是很大，缺乏相互协调的机制，结果被国际金融投机集团各个击破。一个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很快就通过外溢效应蔓延到邻国，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台湾、香港、一直冲击到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在金融风暴中各国都竭尽全力应付，也曾经相互磋商，希望能够协调一致，集合地区内更大的力量来制止风暴的蔓延。但是，由于缺乏协调机制，甚至还出现了以邻为壑的做法，结果一个又一个国家在金融风暴中倒了下去。整个亚洲经济遭遇到难以估量的损失。实践证明，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下，一个孤立的经济体很难独善其身。只有联合起来，建立某种形式的货币联盟才能增加地区的金融稳定性。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泰国外长素林提出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增加“灵活干预”这一原则，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金融货币联动体系。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趋势，思考
一、金融全球化的定义
金融全球化,是一个总括概念，指跨境资金流动造成的日益增多的全球联系。其具体的定义众说纷纭，难以统一。概括来说金融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各国金融制度、金融市场不断一体化，使得金融资产能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最终能让金融主体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利用金融资源，表现为金融市场一体化、区域货币一体化、金融规则一体化、金融衍生工具全球化、发展金融业全球整合扩展，从而达到金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一种不断广化和深化的金融活动，是一种全球金融活动和风险发生机制日益紧密关联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和趋势，是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
二、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的二元效应
如今的中国已经是金融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正面效应主要有：1、金融全球化不断有利于中国从国际市场引入外资，也有利于中国“走出去”。2、金融全球化有利于中国学习发达国家金融运作的先进经验，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建立较早，金融体系较为完善，金融风险控制机制严密，这给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借鉴之机。论文发表，思考。
负面效应主要有：1、金融全球化使中国民族金融业的生存面临巨大压力。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符合自身长远利益，但是，由于我国金融业处于弱势地位以及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还较差，如果外国金融机构大规模进入势必给其民族金融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金融体系遭受冲击将是不可避免的。2、金融全球化为国际游资制造风险提供了条件。金融全球化虽然有利于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是，出于逐利的动机，国际游资会利用我国利率(汇率管制放开后产生的金融产品价格波动，大量涌入中国套利和套汇，加之目前国际上尚未对投机资本提供必要的约束机制，若有风吹草动国际游资就会从中国大量撤走，从而引发严重的金融动荡。3、金融全球化加剧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程度。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实例中可看出，在过去20 年中，这些国家从国际市场筹集到的大笔资金被过度投入股市和楼市进行炒作，同时，国际投机资本也乘虚而入，证券、房地产市场逐渐脱离了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而飚升，并逐步演变为泡沫经济。论文发表，思考。
三、面对金融全球化，中国经济及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
面对金融全球化，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中的问题也逐步显露，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上我国经济对外依赖度过高
中国是一个外贸依存度非常高的国家，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巨大，中国在过去的四年里，对外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远远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水平。近年来中国对美、日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贸易有了迅速的提高，欧盟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但美国仍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的美国，如果其经济出现逆转，中国则很难独善其身。根据央行研究, 美国经济增长放慢1个百分点, 中国出口就会下降6个百分点。
（二）现行人民币汇率重估与汇率制度改革问题挑战我国金融安全
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增长伴随明显的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表明中国外汇资产货币化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货币供应迅速增长的结果必然是流动性泛滥，房地产、证券等金融资产价格不断推高，虚拟经济运行逐渐脱离正常轨道，最终形成全社会的资产泡沫。而这些现象恰是历史上数次金融危机出现的前奏。论文发表，思考。所以国际收支失衡对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三）金融体制及其改革存在宏观层面的问题
我国属于新兴的市场国家，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已取得较大进展，但还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新旧体制交替引起金融业的混乱，导致金融体系运营效率下降，资金配置效率低下，金融风险增加，从而成为威胁金融安全。论文发表，思考。具体表现在：1、成熟的金融制度是市场经济长期演化的结果，而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仅仅十几年，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不高，银行经营管理水平低，经营效率低下，金融服务品种和质量跟不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2．随着金融开放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推进，中国金融开放政策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开放顺序和开放程度两个方面：在开放顺序上，先是对外开放，后是对内开放；在开放程度上，则表现为非对等开放和一定程度的开放过度。这对于脆弱的中国银行业来说，一方面使其市场份额下降，优质客户减少；另一方面使其盈利能力下降，资本流动性降低。3．银行监管水平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我国目前采取的分业监管体制，已经受到初露端倪的混业经营的挑战，如不及时对现有监管体制进行调整，就可能会形成交叉监管、重复监管以及监管的空白地带和灰色地带。4.利率管制造成存贷息差过大现行的中国利率管制政策是“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据分析，银行实际业务形成的利差异乎寻常地达到了5～6 个百分点。而存贷息差的国际平均水平是1.5～2个百分点。北美较高，也不过只有2.5个百分点。高息差形成的庞大利润，是处于垄断时期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源泉，是中国利率制度缺失的产物之一，是中国银行业最后、也是最丰厚的一块“奶酪”。在过去，我们尚可接受这块“奶酪”的存在，然而，在如今的中国金融市场中，外资银行已经进入，并想分食这块“奶酪”。论文发表，思考。届时，大量外资银行通过息差赚取的高额利润，将会是以牺牲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利益为代价，也是以牺牲中国国民利益，恶化国内收入分配格局，抑制内需，削弱国内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为代价。
四、我国应对金融全球化的措施
金融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在金融全球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很难脱离他国自我发展，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自然不能脱离金融全球化潮流，造成经济上的被边缘化。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从长远来看, 各国经济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联动效应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过度地损害他国利益, 最终也会影响本国的利益,因此我国政府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联动关系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 形成相对一致的目标, 这也是解决全球金融一体化所带来的复杂问题的基础。建立新全球经济金融协调与监管同盟势在必行。
（二）就我国自身而言，优化公共治理，建立健全法律和监督框架，提高透明度，减少腐败，建立和谐的国家环境，以便于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受益。
（三）大力推行人民币区域化或国际化。尽管目前, 人民币远非国际货币, 但人民币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中已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建立亚洲地区货币互换合作体系，在亚洲国家之间寻求货币合作,逐步谋求人民币区域化或国际化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
除此以外，战略规划自身需有足够的弹性，可以灵活应变以适应金融全球化环境中频繁的变化和外来冲击。论文发表，思考。相信通过这种谨慎严密而又灵活多变的金融发展战略规划， 可以使我国金融发展充分得益于金融全球化的正效应，而又最大程度的消除或抑制其负效应。
开辟金融服务创新的有效途径，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是金融服务创新的突破点，积极开发新的电子技术是金融服务创新的有效手段，加快新产品开发是金融服务创新的载体。
适时与国际证券业接轨, 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使我国的证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金融全球化要求企业具备随时对汇率和利率变化做出反映,及时调整生产规模、产品结构的能力, 所以必须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科学的经营管理机制。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体制，形成与开放环境相适应的竞争能力国有银行要建立国家控股的多元化产权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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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德《“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的十大问题》四川省情2006年第2期
张方群王延平《金融全球化与我国证券业创新思考》经营管理者2008年第13期
陆芹《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策略》科技资讯2008年第5期
高海红《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体系对东亚的挑战》当代亚太2008年第2期师家升李永勤王健康《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金融安全》消费导刊2008年1期
张杰李玥《金融全球化环境下金融创新探究》商场现代化2008年11月（下旬刊）
过琥岗黄泳明《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分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8期
欧阳岚《关于金融全球化的思考》《当代经济》2008年第2期(下)
庞晖《金融全球化下的金融安全》《商场现代化》2008年2月（上旬刊）总第529期
王磊《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的应对策略》中国商界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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