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农业农村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对循环农业经济中的科技研发力量还不够高,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整体来看,农业技术水平低下直接影响了循环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循环农业经济建设跟市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对农业环境污染程度的了解不够,消费者对农产品有害物质的含量等问题知晓,在对农产品的选购上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判断能力,导致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市场指导。当前我国的农民素质水平普遍不够高,懂技能却无文化限制了循环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加强对农民文化、技能培训是实现我国循环农业经济的重要因素。我国财政政策制度建设还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对资源利用及环境保护的财政补贴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制度的不完善,直接影响了循环农业经济的良性发展,另外,在税收政策上还存在缺陷,加强税收优惠政策对引导循环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循环农业经济体系的内涵
1、循环型农业的内涵。现代农业发展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理论与生态系统相结合,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实现农业系统的多级有效利用,对农业废物的产生能够实现清洁污染或尽可能少的污染,从而最大限度的将农业经济活动纳入的农业生态系统循环中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循环型农业可以实现在不同农业产业之间充分结合生态系统的保护,构建灵活多变的资源共享,从而实现农业的优质、高效、低耗、生态等特点。在循环型农业发展过程中,需要从环境的保护,资源的利用,废物的排放等方面进行合理有效的组合,从而实现降低农业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为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能量实现高效的利用。能量作为农业生产的根本动力,在循环型农业发展中,实现对能量的有效利用是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关键,在循环农业中,提高科学的调整农业系统的种植结构,引入高科技来实现农业生产系统中能量的充分利用,尽力挖掘自然能量来提高农业系统的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投入。第二,对营养实现高效的利用。营养作为能量的载体,它是农业系统赖以维系的物质基础,循环型农业对营养的高效利用是农业生产实现循环经济的基础,所以,通过配置合理的农业生产环节,以减少营养的流失或浪费,促进营养的多重利用和循环是确保农业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部分。第三,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水是实现循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通过建立生态工程和环境工程,来实现对农业中水的利用和循环使用,以减少水的污染和排放,因此对水的处理后再利用是实现污水资源化的关键环节。第四,对环境排放得到零污染。在循环农业生产中,确保生态系统、农业生产系统等各个环节的零排放、零污染,是实现农业资源完全利用的关键,也是促进环境保护的关键。
2、循环型农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内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不仅是确保农产品有效供应的实际需要,也是实现应对国内外农产品竞争的迫切需要。因此,从农业结构调整中,不仅要对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生产要素等结构进行调整,还要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市场结构以及城乡经济结构的调整,来实现对我国农业结构的全面、战略性调整。因此,加强循环型农业结构调整的目的不仅要着眼于当前的农业和农村现状,还有考虑国民经济的发展全局。
促进我国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的策略与思路
1、树立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理念。加强对农业循环经济理论的宣传力度,为促进我国循环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环境,充分利用广播、网络、电视、宣传车等形式来树立农业循环经济的观念,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农业循环经济的好处和意义,推动我国农业经济观念的普及和转变。引导社会公众对循环农业经济的新的发展观、新的消费观建设,促进农业循环经济与市场的结合,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倡导绿色消费,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一次性消费,为维系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而努力。
2、加强循环农业经济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促进循环农业经济法规深入人心,加强法律的宣传力度,增强人民对农业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认识,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或个人给予严厉查处,确保我国循环农业经济建设稳定推进。如《食品安全法》、《绿色农业生产管理办法》、《强制回收的产品和包装物回收管理办法》等。
3、加强对循环农业的技术创新。加强对我国农业科技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我国农业循环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是首要问题。人才是发展的源泉,制定循环农业发展人才培养规划,力争短时期内实现农业人才的快速提高,加强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与推广力度,完善农业科技投入与管理体制,促进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不仅要财力给予支持,还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加以引导,充分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实现农业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同时,要动员全社会力量来参与到农业科技投入工作中,将我国农业发展推向市场化的道路上来,按照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强化农业龙头企业的组织在科技推广中的示范作用,以改善政府投入有限的现状。
4、加强对农业产业集群建设。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政府作为政策的引导者,要率先为农业企业建立一个产业集群发展平台,以增强企业间的信任与承诺。构建循环农业产业集聚园区,以园区建设为发展载体,制定农副产品集中加工、生产、 销售、运输等发展规划,结合各地区域优势和产业化布局,建立以生产要素为纽带,将上下游共生关系的农副产品在一个共同产业平台上高效循环利用,实现对生产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循环,并建立了相应的合作机制,从而实现企业相互依存,实现低成本和资源互补,为产业规模化、集群化生产的发展与扩张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
5、加强对农民的文化素质培养。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是实现农业循环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加强对农村农民的教育培训力度,使得农民从文化素质能力方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采用多种培训形式,针对农业生产上的技能需要,开展针对性的实用技能推广工程,让农民从农业生产中掌握必要的技能和知识,以此来促进农业生产的整体水平。比如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牛、羊、鸡、猪等养殖业技能培训班,对蔬菜、苗木等经济农业的种植技能培训等,同时,通过制定相关的人才政策,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就业,鼓励城市下岗职工深入农村,通过再就业来服务农业,鼓励离退休农业科技人员,发挥余热服务农村,不仅从人力和智力方面为农村提供了新的科技力量,也促进农村的整体文化水平,以适应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
6、加强对农业财税体系的完善。继续加大对我国农业财税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建立新型的农业财税管理体系,切实为我国循环农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营造完善的财税环境。比如在对农业环境收取污染税问题,从根源上明确造成农业环境污染的不是农产品本身,而是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企业的产品不符合农业安全质量标准,致使农药残留过多等问题,为此,加大对农业生产企业的课税,从严治理。在农村财政方面要不断创新机制,加大对农村农业的补贴标准和政策倾斜,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财税制度的新政策和成果。运用适当的财政、税务、补助等经济杠杆来引导社会资本向农村的转移,如加大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建设和规划,加大对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力度,加大对农业农机的投入力度,加大对农村农民的技能培训等,落实国家对农业、农村的预算支出,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的有效机制,促进农村个人、集体和国家多方面、多渠道来共建相互农业经济发展的良好的制度体系和金融环境。
总之,加强对我国循环农业经济的结构体系的认识,不断调整相关产业的发展结构,加强对相应农业经济发展的制度建设,不仅是落实农业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也是提高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根本途径。鼓励和引导多种经济向农业农村的转移,开展农业生态建设规划和技能的推广和应用,加快我国绿色经济的建设步伐,进而推动我国循环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其内容包括农业中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组织与开发利用的规律及应用 等。
对于农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进行研究,起源于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管理庄园经济的需要,在封建社会时期又有所发展。
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思想,在宏观方面主要强调富国安民,必须“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和减轻农民的租税负担;在微观方面主要强调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善于利用天时、地利,改良农业技术,并精心管理。阐述这些思想的代表着作有成书于战国末期的《管子》和《吕氏春秋》、后魏时的《齐民要术》等。
欧洲古代农业经济思想大体上和中国古代相类似。其代表着作有罗马时代大加图的《论农业》和瓦罗的《论农业》等。但是农业经济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十八世纪中期,在英国首先出现了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专门着作,主要是对新兴的资本主义农业产生的状况进行描述,以及对农业中大生产的优越性及生产要素的合理配合问题进行分析,其代表着作有英国的《农业经济》等。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德国出现了用抽象方法研究农业经营和农业生产的区位配置的农业经济学着作,这把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向理论概括方面大大推进了一步,其代表作有屠能的《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经济学转向研究农业经营形态问题,注重探讨农业生产经营的合理集约度和合理的部门结构。
二十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对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趋于活跃,它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农场主如何以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利润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同时也更加重视对农产品运销和农业金融问题的研究。
3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加深,农业日益陷于市场剧烈波动的威胁之中,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又着重向农产品的市场预测,以及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干预与调节方法方面发展。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经济学更强调定量分析,除了更加广泛运用统计方法外,又进一步运用了数学模型的方法。
农业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逐渐分解为许多分支学科的趋势。50年代以来,农业经济学已逐渐分解为农场管理学、农业生产经济学、农产运销学、农业金融学、土地经济学、农工商联合企业管理学、农业政策学等更加专门的学科。
在中国,由于农业现代化建设所需要解决的农业经济问题日益复杂和深入具体,农业经济学也正在分解为许多专门的分支学科。二十世纪80年代正在形成和建立的有农业经营管理学,农业技术经济学,农产贸易与价格,农村金融学,农业生产布局与区划,农业资源经济学,农业生态经济学,畜牧业经济学,林业经济学,渔业经济学等。
一、云南省农业经济结构优化的具体思路
云南省农业结构优化的总体思路可表述为“两个调整,一个外向型”。“两个调整”包括了“调优”和调“高”,即优化农业经济生产结构,建构布局合理、比重协调的农业经济产业格局;提升科技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让云南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转化为能够被商品化的特色农产品;通过提升云南农业经济的投入产出率增加农民实际收入。“一个外向型”即努力发展外向型农业,增加云南省农产品在东南亚、南亚的市场份额,同时寻求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地区农业经济合作,进一步增强云南省农产品在东南亚、南亚市场的竞争力。
(一)云南省粮食作物结构的优化思路
云南省总体上粮食还不能完全自给,每年约5%的粮食需求尚需要从外省调拨,加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部分耕地被占用以及最近几年自然灾害频发,使得云南省的粮食供给日益趋紧,因此应以保证粮食生产能够基本满足全省需要为立足点,确保播种面积稳定,确保粮食总量保持适度增长;同时应进一步对云南省的粮食作物种植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进一步压缩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且产品品质较差的粮食种类的种植规模,引导和鼓励农民增加那些适销对路的优质粮以及名特优杂粮的种植规模和种植水平。
(二)云南省经济作物结构的优化思路
突出云南省经济作物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面向国内外市场,积极发展有规模、有特色、有品牌、有效益的经济作物,努力发展适销对路的农产品,抢占国内外市场。
1.水果:云南具有很多种水果种植所需的优越的自然气候以及土壤条件,并且水果种类多、品种全,价格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为云南名特优水果的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发展外向型的水果种植、生产与加工是未来云南省水果产业发展的重要思路。
2.茶叶:到2020年,在茶叶的生产结构中,应进一步下调绿茶的生产比例,同时上调红茶、普洱茶的生产比例,使绿茶在茶叶总产量中的比例降低至40%以下,而红茶、普洱茶的比例达到60%以上,同时加快名优茶叶的发展步伐,推进茶叶的深加工和精加工,以茶叶文化的推广为推手提高云南省茶叶的产品文化附加值。
3.食用菌:扩大珍稀食用菌类的种植比例,推动食用菌的深加工,建立起具有全国乃至世界知名度的食用菌品牌。同时可考虑在周边适宜种植食用菌的国家推广食用菌的种植和加工技术,开拓海外市场,使云南食用菌的种植、加工、销售实现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
4.蔬菜:鉴于国内外市场对新鲜蔬菜、速冻蔬菜、脱水蔬菜以及无公害蔬菜的巨大需求,加之云南省在蔬菜种植和加工中具有的显着的比较优势,应重点发展无公害蔬菜、特色蔬菜、珍稀野生蔬菜等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蔬菜种类。
5.花卉:“十二五”期间,应进一步做好花卉产业的生产区域布局,扩大花卉种植规模,推进在花卉品种开发方面的技术研发;发挥云南省“植物王国”的禀赋优势,收集和利用珍贵的野生花卉资源,发展特色花卉,使花卉产业发展成为云南省特色农业经济的新亮点。
(三)云南省畜牧业结构的优化思路
全面推进云南省畜牧养殖的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优化畜牧产品的品种结构,推进云南省畜牧产品的特色化发展之路。发展更具特色与竞争力的特色畜牧业,例如饲养腾冲雪鸡、中甸尼西鸡、版纳茶花鸡等“原生态”禽品种;开发龙陵黄山羊、玉岭黑山羊、文山高峰牛等地方畜牧优良品种,扩大珍稀禽兽的人工饲养繁殖。
(四)云南省林业结构的优化思路
“十二五”期间,云南省应坚持林业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相统一,到2020年争取森林覆盖率达到70%。同时搞好林产工业建设,调整人造板的板种结构,积极开发新型、节材的新板种,着重发展复合结构微粒、定向结构刨花板等。
(五)云南省水产业结构优化的思路
云南省水产业的发展重点为积极推进全国高原淡水鱼养殖加工基地建设,发展以抗浪鱼、金线鲃、大头鲤、滇池高背鲫等为代表的土着鱼的人工繁殖和养殖。争取到2020年,全省水产养殖面积达200万亩,水产品总量达60万吨,渔业产值达60亿元,渔民人均纯收入突破6000元。
二、云南省农业经济结构优化的两项重点
(一)进一步推进云南省龙头企业发展
云南省农业龙头企业的问题集中反映为三个方面:一是农村金融资源稀缺严重,融资困难仍旧是制约云南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二是大部分农业企业的农产品加工水平仍旧较低,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能力依旧较弱;三是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滞后,种植与加工矛盾日益突出。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云南省农业龙头企业加以财政和金融支持。
1.拓宽财政贴息资金的使用面。当前,财政贴息资金主要的用途在于农业基本建设以及固定资产项目贷款,而农业龙头企业的项目一旦建成投产,更多的资金需求来自于原料收购,因此建议财政资金对产业化龙头企业给予一定的流动资金贷款贴息,为云南省龙头企业提供所需的资金融通服务。
2.出台政府配套担保补贴政策。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联合金融机构对省级以上农业龙头贷款的担保进行补贴,降低其贷款担保成本;并考虑筹建由多个龙头企业投资入股的担保公司,以银行核定的放大倍数为限,为龙头企业经营提供一定的融资担保。
3.完善金融部门相关制度,对农业龙头企业加以重点扶持。建议省级金融机构按现行的信贷规章制度对农业龙头企业进行信用评级;贷款定价根据企业信用等级给予一定的优惠贷款利率;允许各地州的金融分支机构根据本地区情况,创新适应农业龙头企业的金融产品。
4.建立农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可考虑通过对银行发放的农业产业化贷款给予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有效降低银行支农信贷风险;对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金融部门给予一定额度的税赋减免;对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服务。
(二)进一步推进云南省农业信息化建设
1.加强基础建设,建设完善的农业 综合信息门户网站。以云南农业信息网作做为云南省信息化建设的龙头,构建功能完善、信息化程度高的农业综合信息门户网站。同时加强州(市)级信息平台以及县级信息平台的建设,使农业信息化建设适应全省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之需要。
2.全面推进“数字乡村”等重点工程的实施步伐。确保这些惠农工程得以高质量完成;继续推进“三电合一工程”以及“信息化村示范工程”建设,以点带面推动云南省农业信息化建设取得新的发展成就。
3.按照“整体规划,统一标准,分步实施,共建共享”的原则,加强信息资源整合。通过推进设备、技术以及信息资源在各级农业部门的整合力度,实现设备、技术、资源、人才和信息共享。
4.充分利用云南省已搭建的农业网络平台,打造上下联动、协同合作、资源共享的农业信息服务网站体系,并使之成为推进云南省农业信息化的重要载体和窗口。
三、云南省农业经济结构优化的其他措施建议
(一)重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在“公司+农户”模式具体的实践中暴露出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关联性不强,难以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等问题。因此,推进云南农业经营的产业化步伐,构建和完善多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而将农户和农业龙头企业变为利益共同体是云南省未来农业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是必然选择。
(二)建立有效的农业经济宏观调控体系
云南省的各州县政府应加强对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协调,解决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时常发生的项目选择盲目性问题以及生产规模化程度底、经营管理不规范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对乡、县级政府的改革,规范农业市场行为,形成有效的农民利益保护机制;针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针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行全程服务并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民开展技术培训。
(三)建立健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保障机制
云南省各州市应因地制宜,鼓励和引导省、市两级的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紧密型利益分配机制、建立风险保障基金等措施防御市场供求变化和自然灾害给企业或者农户带来的损失。
(四)努力开拓云南农副名优特产品的国际市场
将云南省的优质农业资源开发与全方位拓展农业品国外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发展外向型农业使农业种植与生产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并让具有潜力、富有优势、经济效益好的农业经营项目从多种化的经营模式中走出来,升级发展成为重点农业发展项目。同时可通过与外省知名企业以及国外厂商共同经营的方式,有计划、有重点地建设一批农工贸一体化的农业龙头企业。还可将这类企业的经营规模扩展到东南亚、南亚地区,推动农产品对外贸易的规模化和效益化。
1良种更新更换对辽宁省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辽宁省共进行了8次全省规模的品种更新更换,使良种覆盖率由1952年的4.7%提高到2007年的95.9%。每次更新更换都使全省农作物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统计资料表明,57年间,我省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由1952年的423万hm2,减少到近年的322万hm2,减少了23.9%,而粮食作物总产量却由1952年的544.4万t,增长到2006年的1974.3万t,提高了2.63倍。可见粮食总产量的提高得益于粮食单产的提高。辽宁省粮食作物产量由1286kg/hm2上升到5676kg/hm2,提高了3.42倍。其中玉米产量由2150kg/hm2提高到6587kg/hm2,提高了2.06倍;水稻产量由2337kg/hm2提高到7769kg/hm2,提高了2.32倍,良种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2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省农作物品种的育种水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良种的丰产潜力大幅度提高,这是我省粮食作物产量提高的最直接因素。以玉米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省玉米区域试验的对照品种丹玉6号平均产量7031kg/hm2;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照品种丹玉13号平均产量8058kg/hm2;20世纪90年代对照品种沈单7号、掖单13号,平均产量8522kg/hm2;2000年以后,对照品种有丹玉26号、沈单16号、丹玉39号,平均产量提高到9446kg/hm2。各阶段对照品种单位面积产量的递增率分别为12.8%、5.4%、9.8%,同期全省玉米平均单位面积产量的递增率为15.5%、7.5%、11.8%。可见对照品种单位面积产量的增长趋势与全省玉米单位面积产量的增长趋势基本相同。
3种子质量提高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
品种纯度是优良种子最重要的质量指标,品种纯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品种的丰产潜力。试验表明,在种子净度、发芽率和含水量三项指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玉米品种纯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增产粮食242kg/hm2。所以提高农作物良种供给率是增加粮食产量的有效途径。优粮工程项目实施以来,我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种子管理部门、农业科研育种单位及种子企业,将品种的防杂保纯和提高农作物良种供给率作为重要工作任务来抓,使我省农业生产上使用的主要农作物良种供给率明显提高。以玉米为例,2003年全省玉米良种供给率为25.5%,2005年提高到38.0%,项目区良种供给率达到45.0%以上。
4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对我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贡献
4.1促进了种子商品化程度全面提高
农作物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极大地推动了我省种子商品化进程。有效地促进了全省种子质量检测能力的提高。目前,全省杂交玉米、水稻、大豆种子的商品率已分别达到100%、72.9%、40.9%。商品种子质量也得到较大提升。以玉米种子为例,2005年,全省玉米种子监督抽检样品合格率达到93.5%,比“八五”期末的38.3%提高了55.2个百分点,比“九五”期末的71.4%提高22.1个百分点,超出全国平均样品合格率6个百分点;全省良种供给率2005年比2003年提高了12.5%,如果按平均增产粮食242kg/hm2计算,两年全省可增产玉米0.59亿kg,增加社会效益1.18亿元。
4.2促进了品种种植结构不断优化
农作物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加快了我省优良新品种的推广速度。目前,我省农作物品种更新更换速度已由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10年缩短为5~7年。2004年以来,全省共审定(备案)29种农作物353个品种,其中玉米东单60、华单208、丹玉39号、铁单19,水稻辽粳294、丹粳9号、盐丰47,大豆铁丰31号,蔬菜沈椒系列、番茄L-402、合作90系列等一大批享誉全国的名特优品种,为我省乃至全国的农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11年,农业部向全国推介的28个玉米、水稻、大豆主导品种中,我省审定通过的东单60、丹玉39号、辽星9号、铁丰31等品种榜上有名。
4.3促进了我省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良种繁育基地分布在各作物的主要产区,通过发挥以点带面的展示、示范作用,大大加快了我省农作物良种推广步伐,增产增收效果显着。2004~2005年,我省主要农作物良种累计推广面积499万hm2,良种更新更换面积459万hm2,累计增产粮食17.74亿kg,增加社会效益20.87亿元,农民人均增收93.44元。其中21个优良工程项目区良种累计推广面积374万hm2,良种更新更换面积341万hm2,累计增产粮食12.14亿kg,增加社会效益14.28亿元,农民人均增收63.93元。因此,农作物品种更新更换、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种子质量提高对辽宁省粮食产量增长有着重要贡献,良种繁育基地建设促进了我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品种种植结构不断优化,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一、农业科技发展水平落后
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增加了农业科研的投入力度,但是整体的现状依然是农业科技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农田水利设施、耕地质量、农村环境保护等问题都是制约我国农业发展水平无法进一步提升的瓶颈。这几年,国家在“三农”上的投入是大幅度增加的,同时也对农机具购置实行补贴政策,有的地方还积极发展农业保险体系,提高农业防灾减灾能力,至于鼓励农民和内外资企业投资现代农业更是引起相当多地方政府的重视,这些是好的一面。然而,今年在山东、云南、贵州等地频频发生的旱灾,又再给我们敲响了农田水利建设的警钟。灌溉用水、节水改造、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问题,如果不尽快加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是难以得到有效提高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农村的发展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农业机械的使用率偏低,加之农村基础设施的不健全,种种因素到加大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的难度。
二、农业从业者劳动素质低下
随着我国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各行各业对人才的渴求越来越强烈,人才是发展的第一战略,但是,在农业经济中,由于人们的偏见以及看问题的不全面性,很多人觉得农业是不需要技术的,在决定报考专业的时候也不愿意进入农业,是实则不然,农业是有大量人才缺口的。随着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更需要专业性的农业专家,但是,实际情况是,大部分从事农业的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人也寥寥无几。整体的情况就是农业从业者素质低下,这在低碳经济时期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极为不利的,大大的减缓了农业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步伐。
三、改善农业经济发展存在问题的建议
(一)树立低碳发展理念,减少环境污染
现阶段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逐渐步入的低碳经济时期要求企业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既要树立正确的低碳发展理念,还要建立起低碳经济的生产结构,真正的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建立在科学发展和低碳高效的基础之上,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缓解目前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环境问题。一方面,要树立正确的低碳发展理念,我国所追求的GDP应该是绿色的GDP而不是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找到科学合理的发展路径,探索出一条低投入、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高效益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为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提供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在低碳理念的指导下建立低碳的生产结构,使资源能够有效配置,有效发挥其作用,尽可能的以低投入获得高产出。例如,例如,新农开发集团公司在企业内部树立了正确的低碳发展理念,建立起低碳的生产结构,尽可能的以低投入获得高产出,为企业高速发展寻求了有效的道路,同时也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实施综合化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其发展水平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要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养活十多亿人口并且还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就对我们的农业发展水平有很高的要求,从现在存在的问题来看,我国要使农业发展水平提高就必须要走循环化的、有机化的、科技化的、综合化的农业经济发展之路。要按照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遵循自然发展规律,正确的使用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全方面的增加农业生产收入,在为人们提供产品的同时,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同时还能够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实现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回收资源再生产率的目标,并形成低碳经济的循环经济发展方式。
(三)加强对农业劳动者的培训教育,提高其素质水平
目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从事农业的劳动者的素质水平不高引起的,人是主导其他事物的主观印象,只有人的专业素质、综合素质跟上了,才能够彻底的改进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因此,我国要想走科技化的农业经济发展道路就必须组织有知识、有技术、专业素质能力强的团队,定期的对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群进行知识、技术的教育培训,并对他们表现良好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时,要对新开发出的技术工具、新研究出的产品等方面的给予农业劳动者们进行培训教育。例如,隆平高科有限公司定期的对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群进行知识、技术的教育培训,并对他们表现良好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充分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四、结论
在低碳时期下对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使我国变富强的必经之路,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的项目工程,是一个艰巨的长期性过程。我们必须要根据我国特殊的基本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发展水平低下等问题加以解决,树立正确的低碳理念、走一条循环化、有机化、科技化、综合化的农业经济发展之路,夯实农业的基础地位,增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潜力,为我国实现科学的、合理的、可持续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打下夯实的基础。
摘要: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势在必行。然而如何操作，才符合国际国内实际，是理论工作者，尤其是实际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笔者通过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环境分析，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难点、重点问题研究，提出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可操作性问题，即筹建农业项目筹备库、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以及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采取农科教结合，采取科教兴村等。
2000年是世纪之交的一年，是“九五”计划实施的最后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今年的重要经济工作之一。现仅就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的环境、特点、难点、重点问题，可操作性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以期与同行砌磋。
一、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环境
纵观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历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对“十年动乱”的拨乱反正，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入经济建设，农业经济结构有了大的调整，由1980年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占68.9%降到1990年的46.1%①，下降22.8%，，1997年又降到18.7%②,已经开始由农业型转向多种经营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在世纪之交,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环境有了新的变化,给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带来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从国际形势看，其表现有三：一是经济结构调整呈现出世界范围内调整的局面，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将更是如此；二是农业科学突飞猛进，呈现出向农业纵深发展的趋势；三是农业跨国公司影响力日益增大，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面临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经济的调整和优化要抓住这次机遇，同时也要及早准备，周密规划，严格实施， 迎接挑战。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
从国内经济形势看，我国经济在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是尚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现实也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势在必行的。不调整，就没有出路。不调整，就难以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不调整，就难以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不调整，就难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难点和重点
1、特点：在上述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具有规律性。即第一产业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呈稳定趋势；第三产业呈迅速发展趋势。在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是下降趋势，林牧渔业呈增长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中等欠发达地区，都不例外。二是具有阶段性。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形成期、成长期、高潮期，到退潮期的时序阶段变化。而这些阶段的长短是受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因素制约的。对此要有明确的认识。三是具有差异性。不要说世界范围内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差异，就是在中国，由于幅员广大，各地区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也决定了农业经济结构具有强烈的地域的差异性。全国从总体上可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据统计位于西部地区的陕西省，1997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9%，而位于东部地区的江苏省为15.1%，浙江省为13.7%，山东省为18.6%。③
2、难点：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码有三大难点：一是这次调整优化要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目前农村经营体制和农民素质低的情况下，难度较大；二是这次调整要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从利用资源转向利用和保护资源，这一过程是递进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困难。三是这次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而市场变化多端，现代化进程曲折不平，都将为农业结构调整带来难度，需要认真对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重点：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重点：一是将粮食转化为肉、蛋、奶等，适 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二是将低档次的农产品调为高品质的农产品，适应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三是在大江大河源头地区重点退耕还林、植树种草，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对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可操作性的思考
为保证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目标的实现，结合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研究的 成果，从可操 作性方面提出几点思考。 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局限性，按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的要求，加强农业产前生产资料供应，以及农业产后的储运、加工、销售等服 务，打破目前以初级原料生产的单一格局，促进传统农业的基础向新的产业分化； 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增值率和提高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基础产业。 为达到上述目的，各地可制定不同内容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规划方案。为使规划方 案更具有可操作性，可依据方案，制定出一个具体的项目储备库，可划分为近期、中 期、远期项目，也可分为大、中、小三类项目。项目库可做到“项目建议书”的深度。包括：项目背景、项目内容和方案，项目资金预算和筹措，项目达产后的效益 估算，项目承担单位等
。有了项目库可向社会招商引资，也可向主管部门争取基本建设投资资金，也可向社会项目信息提高知名度、信誉度。1999年中国农业大学 为河南郑州金水区制定的158个项目的区一级项目储备库（包括文本、软盘和光盘）目前已到海南、深圳、广州、上海以及日本、韩国引进了项目和资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面。在家庭经营基础上通过现代市场经济的协议、契约、合同、参股、投资、入社等，发展合作 社、专业协会、股份公司和法人企业，实现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 经营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是关键。据研究，培育龙头企业 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因企制宜原则；二是精简高效原则；三是利益共沾原则。
选择龙头企业有三条标准：一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二是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 良好的科研、生产、推广体系的企业；三是开展企业公共关系，即能与基地和农户有机结合的企业。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运行机制有三条：一是龙头 企业与基地乡（镇）村（组）的合理利益留成的机制；二是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价格（保护价）运行机制；三是基地与农户的利益留成再分配机制，可采取奖 金、补贴、资助的方式再分配给农民一部分利益。 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技术落后局限，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科教兴国可从农村社会最基层细胞 村级单位搞起，即科教兴村。 在全国部署科教兴村试点时，抓住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特点、难点、重点，做好规划方案，农科教结合，提高农民素质，普级实用科学技术，建立主导产业， 要以村带乡、带县、带省，促时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的合理化。
据不完全
统计，截止到1999年9月，全国已有5个省、18个乡、1251个村有计划、 有步骤开展科教兴村的试点工作。在迈向小康村目标的过程中，达到“生产好、生活好、环境好”的标准。《农民日报》在1999年9月报道：“科教兴村3年富民百万”，累计增收15.1亿元，参加试点的农民平均增加收入100-500元。科教兴村中，有2400名科技人员走村串户，为农村培训技术150万人次，推广实用技术4800多项，建立主导产业120多项。北京上庄乡以中国农业大学为技术依托，实施科教兴村，大学教授不仅为该乡规划并实施翠湖水乡的“青、少年农业科技教育基地”，而且开展遥控航模，水生植物园、昆虫标本、鲜花干制等多项技术，以旅游业项目为切入点，带动了全乡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化。
总而言之，如能在广大农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时，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 局限，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限，突破农业技术落后的局限，重点 搞好农业项目储备库，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开展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践 科教兴村，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就会顺理成章、事半功倍。
1多方引进整合转化
7年来,协会通过多种途径,引进日本、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俄罗斯、波兰、韩国等国的葡萄、甜杏、苹果、梨、草莓、有机肥料等农业新特优品种资源10余批50多个新品种,如亚美尼亚甜杏、甜柿、甜石榴、无花果;日本甜柿、有籽、无籽葡萄、多色宿根草樱花、长山芋和块状白山药;韩国的优质、早熟香梨;美国的黑薯、无籽葡萄、李子、西梅;缅甸的观叶薯;格鲁吉亚的纯黄色香味无籽葡萄、罗马尼亚的极早熟无核葡萄;保加利亚的错季草莓;台湾省的PE节水灌溉技术及设备;美国、法国的优种火鸡;法国的瘦肉型种猪;荷兰的锦带花、蓝草坪草;非洲的驼鸟等。这些资源不仅大都可以直接利用,而且还是杂交利用、整合创新的宝贵资源。通过石家庄的中心基地和在全省创办的60多处农业引智成果转化、示范、推广基地,近几年来所引进的多批良种资源和多项先进实用技术转化率都在95%以上,据不完全统计,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达数十亿元。
2走出国门喜结硕果
按照国家和省关于农业要“走出去”的战略部署,面对当前世界性粮食危机和粮价上涨,协会积极开展农业“出国创业”,努力为我国、我省的粮食安全和对外交流合作做贡献。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决定以非洲为目标,以杂交谷为突破口开展工作。2008年5月协会组织河北部分农业专家和企业家共12人首先到埃塞俄比亚和几内亚进行了农业合作项目考察,并与埃塞农业部签订了杂交谷子试种合作协议。试种期间,协会通过埃塞农业部,一直关注谷子生长情况,经常进行了解沟通。应埃塞农业部邀请,2008年10月,协会组织相关人员,第二次赴埃塞对试种情况进行实地检验调查。经双方专家现场观察测试,虽然对方试种过程中管理措施与我方要求有一定差距,但亩产仍达到了300公斤以上,比当地主栽谷类作物苔麸、手指谷增产2倍以上,增产效果十分显着。这大大增强了双方进一步大规模合作的信心。新华社以“我国高产杂交谷子在非洲试种成功意义重大”为题,进行了重要报道。并得到了温总理等中央首长的高度关注。联合国粮农组织对杂交谷子给予了充分认可和赞扬,多次到张家口进行实地考察,并在中国建立了世界杂交谷子培训中心,今年10月商务部已经举办了第一次杂交谷子非洲培训班。杂交谷子走进非洲已经引起了政府及媒体的关注,中央电视台专门到埃塞俄比亚采访杂交谷子,并于10月3日在新闻联播中播出杂交谷子在埃塞种植情况。杂交谷子已在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9个非洲国家试种成功,推广面积还在不断扩大,引进了更多重视。2011年7月,协会又组织农业考察团赴南非和纳米比亚进行考察,并取得矿产、农产品贸易、农业技术等多个合作意向,目前合作正在推进当中。协会也将继续为中非友好合作做出最大贡献。
3苹果“开心”果农增收
为引进国外先进生产和管理技术,协会组织人员赴日本学习农业栽培、养殖污水处理;赴波兰考察并签订派遣研修生合作意向;邀请韩国专家进行新农村建设经验指导、亚美尼亚专家进行甜杏栽培指导、俄罗斯专家进行草莓种植技术指导、日本专家进行苹果、梨、长山药管理和甘薯加工等技术指导。积极为我省农业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服务。最值得一提的是富士苹果的开心形修剪技术推广。协会推广这项技术已经长达4个年头。河北省是个苹果大省,总面积达470多万亩,过去由于受以多取胜思想的影响,造成果园“三密”现象,即:每亩棵数栽的密、每棵枝条留的密,每枝果子结的密。树龄7年的成年树就已封行郁闭,不通风透光,结果性状变差。从2007年接触到日本富士苹果开心形修剪技术开始,搞了多年外事工作的协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胡志斌就意识到,日本富士苹果高光效开心形修剪技术改主干封闭形为主干开心形树形,控制亩株数、结果枝数和每枝结果量,使树体通风透光,是解决河北省富士苹果园郁闭的最佳举措,这既是一项先进技术的推广,也是转变果农落后观念的一种良方。2007年初,协会第一次邀请日本果树专家小野隆司来平山县进行指导,当专家讲解了开心形技术的主要要点,并指出要将现存的结果树枝逐年修剪达到开心形时,大部分果农将信将疑,觉得把已经结果的树枝去掉,那不是减产吗,都不敢按专家要求操作。专家通过翻译向大家说明开心形修剪的好处,但老百姓还是不舍得剪,经沟通,平山一坡苹果园的霍法祥同意专家在他的果园挑选部分示范树,亲自进行修剪示范。到了第二年结果时,经专家修剪的果树产量高、果形好、个头大、果色好,且产量并不降低多少,但卖果时原来只能卖1-2元的苹果,现在由于档次大大提升,竟卖到了5元。老百姓最看重的就是实际效果,第二年专家再次来指导,一坡示范园里围满了前来学习修剪技术的果农。2007年至今的5年里,协会又多次邀请中国国家友谊奖获得者、日本资深苹果专家末永武雄前来,每年指导也由一次变为最少两次。在修剪果树和疏花疏果的关键时期,对果农的技术进行指导和改进,接受培训的果农累计已达几千人次。开心形苹果修剪示范园也从平山县扩展到了井陉县、邢台县、临城县等地,面积已达上万亩,每年可为果农增收1~2倍。最早接受这项技术的平山一坡苹果园目前已经成为国家苹果标准园,获得国际有机认证和多项荣誉。协会多年来的技术和管理引进,为全省农业转型,起到了“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作用,也为农民增收致富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外交流工作只是协会服务中的一部分,河北省农业产业协会将继续努力,使工作上档次、上水平,为河北的富民强省做出更大贡献。
鸦片战争前的耕地面积又要比康熙末、雍正初耕地面积增加近266万顷,约增加了27%。[4]这些增加的耕地,主要是乾隆以后开垦山区及边区的成绩,同时内地传统农业区的耕地也增加了不少。总之,《天工开物》中的先进农业技术对清时期耕地面积的增加,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3.《天工开物》问世后,明清之际出现了生产工具的改革,《天工开物?锄镈》中也有介绍:“凡质地生物,用锄镈之属,熟铁煅成,熔化生铁淋口,入水淬键,即成钢劲。每锹,锄一斤者,淋生铁三钱为率,少则不坚,多则过刚二折。”[6]正是由于《天工开物》这些方法的推广使得铁农具大大改进,这些先进农具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推动了农业生产向前发展,为粮食作物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前提。
《天工开物》中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
“人巧聪明”,掌握了“物理制服”的道理,用砒霜老拌种子或蘸秧根,以防鼠害和病虫害。“晋地菽,麦比用[拌]种,且驱田种黄鼠害;宁绍郡稻必用蘸根,则丰收也”。[5]“陕,洛之间,忧虫蚀者,或以砒霜拌种子”。[5]用砒霜做农药,是《天工开物》首先记录的我国农业技术的一大发明,它对于预防害虫,保证粮食产量有重要的作用。此外《天工开物》还列举了芝麻饼、棉子饼等七种水稻肥料。在《稻宜》一节中,说到“土性带冷浆者,宜骨灰蘸秧根,(凡禽兽骨。)石灰淹苗足,向阳暖土不宜也。土脉坚紧者,宜耕陇,叠块压薪而烧之,填坟松土不宜也。”书中还记载“土性带冷浆者,宜骨灰蘸秧根,石灰淹苗足。”[5]这是因地制宜、因土施肥的事例。“土性带冷浆者”[7]就是冷浸田或冷浆田,一般都是山区洼地,水土温度比较低,属酸性土壤。骨灰蘸秧根,是施磷肥,符合酸性土的需要。石灰淹苗足,是利用石灰中和土壤的酸性以改良土壤。这些技术都对水稻增产有重要的作用。(二)耕作种植技巧《稻工》中记载,“凡稻田刈获不再种者,土宜本秋耕垦,使塑稿化烂,敌粪力一部。”说明了怎么保护土壤肥力。“凡牛力穷者,两人以杠悬耜,相背相望而起土。两人竟日仅敌一扭之力。若耕后牛穷,制成磨耙,两人肩手磨轧,则一日敌三牛之力也。”[6]教你当牛力缺乏时如何使用更好的耕作工具。又比如《稻工》里还介绍水稻新叶长出来后,可以籽田(俗称挞禾)。主要是为了除去田里的稗草、苦菜等杂草,保证水稻顺利成长。而《稻灾》篇中介绍了一些耕作中可能遇到的灾害,最主要是预防水稻耕作中出现的六大灾害。关于第一灾的预防就是将曝晒后的种子凉后放入仓库,否则会影响来来年禾苗和稻穗。而关于第二灾的预防,主要是播种时要等风势稳定后播种。第三灾的预防,就是要防止谷物成熟后被鸟雀啄食。秧苗必须压根防止遇到风雨天秧苗的成活率,这是要预防的第四灾。稻子抽穗后必须要注意防虫,这可以防止第五灾。为了防止第六灾,稻子成熟的时候要及时清理稻田腐烂的木头。这些都是《稻灾》篇记载的耕作种植技巧,为农作物健康成长提供了保障。除此之外,《天工开物》对经济作物的栽培技术也有独到见解,对先进农业生产工具的构造和使用,制成产品所需要的农业原料的品种、产地、用量和生产加工的整个过程,都做了翔实的纪录,这对手工业生产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天工开物》对明清及后世农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明崇祯十年刊行的《天工开物》初刻本问世后,得到了迅速传播,尤其清朝初年统治者在镇压了南方的抗清活动,巩固了在全国范围的统治后,也进而提倡恢复并发展一度遭到战争破坏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这使《天工开物》有机会在清初传播,特别是在南方地区。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先后两次大型的官修书中,《古今图书集成》和《授时通考》都把《天工开物》大量收录其中,这说明在《天工开物》问世后一百多年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并对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第一,《天工开物》出现,农具改进速度的加快,同时耕作制度也逐渐科学化,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践。江西粮食增产就是典型。明中叶以后,江西也是一个着名“产米素饶之区”,乾隆十八年(1753年)江西征收的漕粮数额为七十六万余石,约占全国漕粮额的80%。并且由于当时生产技术和条件适应了山区的发展,清前期闽广移民大量进入江西,开始了一系列开垦定居山区的活动,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增加了粮食产量,于是就有了江西粮食不断外运的事例。比如乾隆八年三月,江西就曾拨仓谷40万石,碾米20万石运往扬州赈灾。乾隆十三年六月,又碾米10万石运送江苏,做平粜之用;乾隆二十七年,浙江粮食歉收,又拨谷20万石,碾米10万石协济等[8]。证明了清初江西粮食特别是水稻产量大大提高,与《天工开物》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的恰当运用是有很大关系的。第二,《天工开物》还介绍了各种经济作物的栽培。例如蓝靛业的发展,《天工开物》中的《章施》篇详细介绍了蓝靛和它的制作方法。《天工开物》中的《甘嗜》篇有详细介绍甘蔗种植技巧以及甘蔗的各种制成品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天工开物》巨大而有深远的影响,使人们认识到农业科技知识在推动农业经济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对后人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上有很大的促进和借鉴意义。第三,《天工开物》介绍了手工业和工商业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不仅促进了二者发展,还通过它们反哺了农业,这样形成一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现象,促进了当时的经济的发展。该书记载的古代先进农业科技中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思想,这和当下我国建设生态文明、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之路有异曲同工之妙。书中很多发现和总结使得古老的科学技术得到保存,其中宋应星独创性的总结性巨作,集历代以来先进的耕作制度,生产工具,种植技术等各方面于一身,加上当时的明末经济迅速发展,有条件运用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不但丰富发展了当代生态农业耕作理念及技术,也为研究和宣传《天工开物》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所以说《天工开物》不仅功在当代,更利在千秋,它无愧于“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纵观古今时期中国的农业生产,传统的生态思想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中华文明能延续和繁荣到现在,传统农业功不可没。但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其生态农业的实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正如总理所说:“二十一世纪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关现代化的农业应该是高效的生态农业。”[9]所以《天工开物》更加难能可贵,因为它不仅推动了当时的农业发展,其生态农业的思想精华也一直延续至今,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中原经济区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的传统尝试较早,但是现代意义的农业循环经济尚处于探索阶段,发展还不很成熟。各地根据不同的地理特点和区位优势尝试了不同模式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河南省是全国开展循环经济试点较早的省份,早在2005年,河南省引发了第一批《关于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的通知》,选择了20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2007年又开始第二批试点。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促进重点行业和区域节能减排以及促进资源再生利用等方面取得良好成效。但是,河南省在农业循环经济的实施和推进方面,还有一定的距离。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还是以传统粗放型的农业发展模式为主,系统的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并不多。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农业资源产权不清、缺乏合理的农业资源价格体系、农产品质检体系不健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以及发展循环经济的愿望不强等均是目前河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各国实施循环经济的实践证明,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循环经济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关于循环经济的立法主要包括:《循环经济促进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大气污染防治法》、《建筑节能条例》等,此外,还有一系列关于有关循环经济基本制度、原则、激励措施及标准的相关配套文件。中原经济区有关循环经济的地方立法主要有河南省关于循环经济的地方立法,如《河南省节约能源条例》、《河南省节约用水管理条例》、《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循环经济试点省建设的通知》、《河南省节能减排实施方案》、《河南省节能监察办法》、《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实施办法》以及周边省份的相关地方立法等。虽然目前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均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但关于农业循环经济的立法却很缺乏,相关立法大多没有明确规定。如作为循环经济领域基本法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关于农业循环经济的规定非常原则,在相关配套实施细则没有出台的情况下就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在有关循环经济的地方立法方面,也大多集中在工业领域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发展方面,有关农业循环经济的专项立法还很缺乏,并且还存在地方立法无法统一的情况,亟须出台适用于整个中原经济区各个省份的统一法律法规。
二、中原经济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立法完善对策
首先,应加快出台有关中原经济区区域发展基本专项立法,为中原经济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基本法律框架。国外区域发展的成功实践表明,立法先行是区域资源开发成功的关键,然而我国目前尚未颁布关于区域开发的基本法,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主要依据仍然停留在规划层面,尚没有专项立法的支撑。当务之急是出台统一的《区域开发促进法》,明确开发与建设中的基本法律问题,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更高层次的立法支撑。虽然现在我国区域发展如火如荼,但是我国“十一五”规划之前的区域划分大多以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目标兼顾区域协调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全国主体功能区已经开始注意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承载力相适应和协调,强调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尽管如此,我国区域发展的主题思想仍然是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这种理念和指导思想从中原经济区规划纲要中可见一斑。所以,在区域开发立法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区域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不能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在条件成熟时,应出台《中原经济区开发促进法》,对中原经济区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做出明确规定,为中原经济区发展提供统一的法律依据。为解决中原经济区所辖区域立法机关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问题,关键是要尽快构建一套有利于法制统一的体制机制,才能真正保障中原经济区资源与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其次,完善中原经济区农业循环经济的具体法律。鉴于目前有关农业循环经济的立法不完善,建议国家尽快出台有关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基本法律问题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为增强《循环经济促进法》在农业循环经济方面的可操作性,建议国家尽快出台相应实施细则,对区域发展中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律问题进行细化,为我国农业循环经济提供具体的法律依据。此外,由于中原经济区的特殊区位特点,应结合中原经济区的农业生态环境现状有针对性地出台有关该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地方立法。由于目前关于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地方立法之间并不完全统一,如何出台适用于整个中原经济区的农业循环经济立法非常关键。再次,对现有相关法律、法规作出修改和完善。中原经济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专项立法的支撑,还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合。应及时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和修订,避免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现象,尽快形成有关中原经济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
[内容提要]江西近代农业经济转型极不顺利，近代化的进程十分缓慢。它既落后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邻省，也落后于湖南、安徽、湖北等内陆邻省。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西近代农业经济转型遭到了一系列因素的阻碍，从而导致其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不充分。这些阻碍因素，有些是江西特有的，正是这种因素造成了江西农业经济顺利实现近代化的特殊困难；而有些则是江西和其他省份都具有的，这些普遍具有的阻碍近代化的因素同江西近代的特殊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江西经济近代化的反作用力。正是这种反作用力严重阻碍了江西农业经济近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近代江西；经济转型；制约因素
列宁曾经指出：在近代各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二个重要关键，一是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一是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笔者在分析近代江西农业经济转型时，依据列宁的这一论断，从纵向上把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发展层次，即农业自然经济、农业商品经济和农业资本主义经济，以把握江西近代农业经济转型特点。从这一视角看，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转型主要表现为传统的自然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因此，本文在分析近代江西农业经济转型制约因素时，着重分析近代江西农业商品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
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
纵观江西历史，江西社会经济，在唐宋以后直到清前期，在全国各省中一直处于较领先地位，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江西商人凭借着江西本地商品如大米、茶、夏布、纸产、瓷器等活跃在全国各地，甚至出现了“无江西商人不成商场的局面”。①据史料记载：“江西商人，遍布于长江上游各省……且恒操金融之枢”，“西邦之
名，震耀一时，江西在全国内商业之盛与同时之山西相颉颃”，②从事商业经营者人“数何止数十万人”，每年为江西积累资金“殆将近千万元”。③然而进入近代以后，江西的这种优势却逐渐丧失了，变得相对落后，到民国年间，“江西在外之商人，几全归破产”，省内“各种产业均呈急速衰弱与崩溃之势”。④从此江西的经济一蹶不振，解放后变成了华东地区经济发展最落后的省份。
江西社会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由盛转衰的局面，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打断了江西自古以来呈优势发展的经济发展进程。
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开放九江为通商口岸，从此江西的门户正式被外国列强打开。1860年，英国轮船首驶长江，强行划定九江城外的龙开河东段为其租界，继之，法、俄、日等国也纷至沓来，在九江设立租界，取得了在九江通商，在江西内地贸易的特权。不久他们又控制了九江海关，“海关的人员全部为欧洲人”，并且“完全不受省政府管辖”。⑤在税率上推行有害于本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并严格规定纳税之后“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⑥而江西本地商品则要交纳为数几倍的数额，如茶叶出口仅厘金一项就达“每百两约抽二十五两”，⑦这就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帝国主义还直接在江西设厂制造，1862年美国“旗昌洋行”在九江开办航运公司，其后英国在九江的太古，怡和两洋行也分别建立了九江码头，俄国人在九江先后建立了“新太”和“顺丰”两个砖茶厂。⑧就这样，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对江西开始了以掠夺农产原料、开辟商品市场为目的的经济侵略活动。由于他们手中掌握了政治、经济特权，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技术，在这场商品经济的竞争中击败江西的商品经济是注定的。不久江西各地市场就“洋货充斥”，江西本地商品的销售市场受到了严重的排挤。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竞争中，江西原有工商业生产者和经营者纷纷破产。
别的不说，仅就古代以来江西一向负有盛名，销路广大的三个名牌产品：夏布、茶叶和纸张的命运就可以略见一斑。由于外货入侵，这些商品日益变得滞销，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纷纷破产失业。
铅山和石城是近代江西造纸业的两个中心地区，但到了光绪年间，铅山“纸张一项，从前洋纸未行时，每年可售银四、五十万两……近年洋纸盛行，不免滞销亏折……近因洋纸盛行，售价不满十万。”⑨石城县乡村居民：“向以造纸为业，纸料尚称洁白，未停科以前广销，出口不下百万元，近来洋纸盛行，销路既滞，歇业者十居八、九。”⑩以此推算近代江西造纸业，由于受到外国纸张竞争的打击，商品成交额比过去减少了至少是3／4，纸厂关门者占十分之八九，这是造纸业的情况。义宁州是江西著名的产茶区，据《江西农工商矿记略》记载，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茶叶价格、市场都被俄国人控制，义宁州茶业“任其抑勒，亏折不少，行销既滞，山户自益疲弊”。⑾以至“宁州茶实本六十两，今只售三十四、五两”。⑿正是由于茶农破产，茶商亏折，使近代江西茶业生产十分萧条。九江是中国著名的三大茶市之一，往日茶业生产十分兴隆，但是由于茶业的市场和价格都被外国资本主义所垄断，对生产者和茶商来说，经营是极不利的，他们每个季度的损失“估计有一百万两”。⒀以至光绪十九年出现了“刻下九江街市已无一人从苦茗中求生计者，茶市之衰大可知也”⒁的荒凉景象。夏布的产销也现出了同样的情况，据宣统3年正月28日《时报》记载“江西布业分大布、夏布两种，销售国内各行省，权利甚厚，亦赣省出产之大宗，乃自洋布、洋纱盛行，非但各省销路顿窒，即赣省本地人，亦竞购外货。布业一落千丈，纷纷亏蚀收歇，而染织坊亦受此影响，去岁秋冬两季即停，因之失业工人，不知凡几”。
稻谷历来是江西的大宗商品，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的江西，唐宋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但近代以来，由于洋米、洋麦的倾销，粮食价格被外国资本主义垄断，造成了“谷贱伤农”的结果，大大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加上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近代江西的粮食仓库“缺谷自数百石至一万余石不等。”⒂同治年间“南昌所属丰城及饶州鄱阳诸县储粮仓库，仓舍荡然”。⒃光绪年间江西“各属米价骤贵至四、五两有奇，饶、广以东并无米可购”。⒄到民国年间甚至出现了大量地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情况。⒅
除此之外，其他行业的情况也差不多，比如史料记载说：“江西近年洋糖、洋油盛行内地，致油、糖各行诸多亏本歇业……油糖二宗、因此大为减色。”⒆
从江西近代对外贸易来看⒇：江西近代进出口贸易都有发展，农村中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商品化程度也有很大的提高，表面看来江西近代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从实质上来看，这种发展是畸形的和注定要短命的。因为第一，这种发展完全是殖民性质的发展。从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来看，出口商品几乎全是农产初级商品，进口的大都是工业制品。真正发达的商品经济产品应该是高层次、多加工的商品，而不是初级原料。这种发展完全是因为帝国主义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所引起的，而且完全服从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需要的，和国内市场的关系不大，不是以国内工业发展和发达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因而其发展是畸形的。作为一种经济走向了这样一条道路，其破产是必然的。第二，帝国主义利用特权和经济上的优势，操纵农产商品的价格，垄断商品市场，采用不等价交换的方式，高价出售工业品，低价收购农产品，造成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并且不断扩大这种剪刀差。如以1913年为基期，进口和出口的物价指数都为100，那么到了1921年至1925年，进口物价指数上升为153，增加了1／2以上，出口物价上升为133，只增加了1／3。[21]从近代江西商品市场的来看，也完全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支配，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景气与否，直接影响着江西农产商品贸易的增减，从而直接影响江西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世界市场有时一定会出现不景气，在这种情况下丧失国内市场，缺乏社会分工基础的单纯以出卖原料为主的近代江西商品经济就只有破产了。江西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正是走着这样一条由畸形发展到彻底破产的道路。经过同治、光绪年间的畸形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江西商品经济全面崩溃。其表现主要有三：首先，到民国年间江西农村各种产业都出现了急速衰落与崩溃的趋势。如纸业生产就有不但“绝迹于省外市场，即在本省市场亦不能立足”[22]的趋势。其次，是出口数量飞速下降，江西近代十几种主要出口的商品数量全都减少半数以上。比如稻谷出口，光绪年间是100多万担，至民国二十九年降为29万担。[23]同时“洋米、洋麦输入激增”。第三，是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商品生产者纷纷破产。所以从发展的全过程看，外资入侵最终导致了江西近代商品经济的破产。
综上所述，明清以来呈优势发展的江西工商业的发展，是在外资入侵前面碰了壁，而且碰得焦头烂额，临近破产的边缘，此后一直处于严重落后的状态。
二、封建制度的严重束缚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江西后，封建势力虽然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各国侵入江西的目的只是为了攫取利润，他们并不是来解放中国人民，也不是来改良江西的经济、发展江西经济，他们不但没有帮助中国肃清封建余孽，而是利用、通过中国的封建势力来剥削中国人民。因此，鸦片战争后，江西虽然进入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但是社会内部仍然完整地保留了封建制度，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丝毫没有受到触动。江西近代农村土地占有情况，依然是地主占有土地。据史料记载，大约占农户总数3％的地主占有50％以上的江西耕地，而占70％以上的贫雇农没有土地或少有土地，[24]不得不去接受地主的地租剥削。就是农民仅有的一点土地，地主也想方设法加以兼并。据民国年间的调查，[25]全省平均100户自耕农即有21．3％户要出典土地。这一时期江的地租剥削率也是很重的，“平均每县为百分之五十”。[26]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由于近代江西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因此近代江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首先，本来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要求集中使用土地，进行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但是近代江西的地主，在兼并了大量的土地以后，不是进行大规模生产和进行专业化的农业经营，而是把集中的土地全部或绝大部分分割成小块，分散地租给农民耕种，只管收取苛重的地租。[27]从农民这一方面来说，由于地租剥削是高额的，使得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无力多租土地，也使农民怕高额地租剥削，不敢多租土地。至于江西的富农，在近代除少数外，大多数经营方法是雇少量的短工，来经营他们自己不多的土地。[28]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土地和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不去向地主租进更多的土地，有时甚至把自己的土地出租一部分租给佃农耕种。所以无论从地主、富农、还是农民三方面来说都不可能扩大农业商品生产的经营规模，造成了近代江西农业经营规模极其狭小的局面。据《申报年鉴》记载，江西近代农场面积98％在30亩以下。[29]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的地主、富农经济就不可能发展起来，相反小农经营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这跟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所要求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一向允许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长期以来土地兼并的情况十分严重。土地越集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就越多，对于佃租的要求也就越强烈，结果造成了高额的地租剥削，加上繁重的赋税，使农民的生活贫困化。据民国年间的调查：“江西农民，平均起来，每年的收入总共是三十六元五角，其中主要支出有三项，一项是赋税共二元零四分，二是保持衣、食、住、行最低标准生活费用共二十八元，三是农田耕作成本费包括田租共十八元，加起来每年支出是四十八元零四分”，那么其年终结算是：36．5－48．04=－11．54(元)。调查者的结论是：近代江西农民连“最低之生活费都不能保持”，不要说婚丧嫁娶、天灾人祸，就是正常年份“亦势非求之负债，不足以苟延残喘也”。[30]上述资料说明近代江西农民，如果单靠租种一点土地，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补求的办法是同时经营家庭手工业，因而家庭手工业便成了近代江西农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了。所以近代江西农村“农副结合”特别是“耕织结合”特别紧密。诸多的史料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如《同治·新喻县志》记载说：“布……女工之羡，亦所补农之不足也。”[31]又有史料记载说：“夏布为江西最普遍之家庭手工业……一般农户视为重要副业，农夫植麻，女织为缕。”[32]地主剥削愈残酷，农民生活愈贫困，这种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就愈紧密。我们知道，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以打破自然关系为前提的。由于江西近代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引起的自然经济出奇的坚固，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很难有所突破。
在农民生活贫穷化和自然经济关系异常坚固的情况下，近代广大江西农村商品购买力很低。1881年一个外国人描写了江西一个普通农户的情况，他写说：“一个普通农民的生产工具……全都是些很粗糙的东西，他和他的家庭成员就用这些东西耕种着一英亩或半英亩的土地，他们就靠这些东西过生活，没有其他。他们几乎没有见过银元，年关节余时就买一点很可怜的奢侈品一一一点猪肉、一点海带或咸鱼作为下饭的珍品，这就是他们最大奢望了……家庭妇女，把棉花纺织成布，他们的衣服要穿到破烂为止，而这种家织的布又非常耐穿，一件衣服，经过补缀。可以穿上三、四年”。[33]史料表明，
作为消费者，农民无力向市场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处于“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关系中的农民，也没有必要向市场购买商品，结果是市场萎缩，在市场萎缩了的情况下，商品经济自然就发展不起来。
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农民，长期不和商品市场发生关系，与广宽的外界没有任何联系，这不仅使商品经济很难打进农村，而且反过来会造成抵触商品经济，轻视信息的价值观念，最终导致全省性的闭关自守。近代江西农村存在着严重的抵触商品经济的情况。如赣州府一般农民以“不事商贾”为光荣，[34]九江府“民风、尚农业，罕事工商……无见异迁物之民”，[35]饶州府“俗重农”，[36]广信府“粟、麦、耕畜之产足以自给，出境商贩……殊少”。[37]虽然这里有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却也明显是封建土地关系造成的必然结果。这样由于江西广大农村的生活必需品“不仰给于外，亦不能灌输于外”，[38]造成了封闭式的经济环境。当时几个邻近的自然村就形成了一个自产自足的生产、流通单位，每个农户就是这个单位中的一个细胞，他们除了通过狭隘的农村集市进行互通有无的使用价值交换外，与外界完全隔绝，村与村之间形成隔阻，导致地区间的自给自足，最终导致了全省性的闭关，这是十分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
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所引起的“男耕女织”的紧密结合，以及农民生活的贫穷化，严重阻碍了社会分工发展。农民的贫穷使农村商品主要生产者缺乏改进生产技术的能力，又使农村商品生产内部进一步的社会分工成为不可能，因为贫困的农民只能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另一方面“耕织结合”使手工业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影响了近代手工业的独立发展，使手工业不易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也影响了手工业内部的再分工，使江西的手工业发展错过了手工工场这一发展阶段，影响了手工业向大工业方向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分工持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发达的社会分工，也就没有不同行业之间的繁荣发达的商品交换。
其三，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地阻碍了江西农村的商业资本的积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高额地租不仅可以给地主增殖财富，而且以土地偷不走、抢不走，不要冒任何风险，这远比经营工商业可靠。加以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在社会上形成了“以本保末”的价值观念，集中于地主、官僚、商人手中的大量资金，最终又流向了土地，用于“求田问舍”了，不仅地租收入没有转向工商业，就是工商业本身的利润也几乎全部被购买土地、房产吸收去了，完全脱离了商业的范围。
近代江西地主、商人利用手中的资金兼并土地的重要方式是将资金和粮食转化为高利贷，用更有效的手段取得土地。高利贷的利息一般都很高，地主、商人往往向自耕农或小块土地持有者放高利贷，然后“指田为质”，“以田为当”、“最后乘借债人一时还不起本息之际，把土地据为已有”。高利贷在江西农村十分盛行，商人们“必不欲将其资本于时局阽危之秋，作此等冒险之贸易”，[39]他们想方设法“坫天时雨阳之不及，即拥其所有，冀一岁获二岁之值”。[40]因此近代“江西所属，向有殷实之户，于青黄不接之时，将余谷听农民质押”，[41]结果商业方面“富于资本者既不欲冒险，而愿意冒险者或窘于资本”。[42]大量的资金流向土地和转化为高利贷是导致近代江西农村商业资本奇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田赋、厘金特重
还在元末农民起义之时陈友谅在江西建立了“汉”政权，因为军饷需要，曾经临时“加南昌、瑞州、袁州民赋三倍”。[43]明统一全国后，为了讨好明王朝，瑞州人黎伯安等以陈友谅征赋税之册献给明政府，明朝以此为据，确定了江西每年上交国家的田赋税额，并且以后“遂为常额，终明世未有改焉”。清初沿用明制，以后仍然“至今相沿”。[44]据光绪《江西通志》记载的数目推算，赋额总数比以前增加了83．3％。[45]由于这样一个历史的错误，使江西一走向近代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田赋包袱，地丁银和漕粮的负担比任何省都繁重。加上严重的违例浮征，到同治年间据刘坤一奏报，江西的丁漕数额“倍于湖南、湖北”。[46]清政府在光绪年间也不得不承认江西的田赋征收“远出他省……民生之困，由于征收丁漕浮数太甚也”。由于农业税太重，远远超出了江西广大农村所能承受的能力，所以近代江西出现了长年累月拖欠丁漕的现象，据统计平均每年都有“四、五十万两”。[47]为了完成这些拖欠之数，只好采取下列二个办法，一是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据同治七年户部对江西违例加征丁漕的揭露，江西额征地丁银一两，收银一两五、六钱至一两七、八钱不等，[48]远远高出其他省份。办法之二是动用省县各级库藏。“有由各上司派捐应用者，有各属自行分年捐摊归款者”。每年每县“官为暗赔，或需银万余两，或需数千两”。[49]其结果造成近代江西，不仅民间“民力拮据”，[50]而且官府库藏也是“异常支绌”，[51]官民俱无分文。
税收中的另一大头是厘金。史料记载“江西厘金之重，尤甲于天下”。[52]江西厘金征收时间早，在1853年就已开始征收；税率重，按清政府规定是逢百抽一，而江西一开始就征收10％的厘金税。从征收对象来说，一切东西只要进入流通领域，在江西都要征税。从厘卡的处数看，即使在几次裁减后的1880年江西仍存大卡64处，小卡94处，远远多过其他邻省。江西厘金款额收数很大，但没有一文用在本省的经济建设上，江西厘金收数每年平均在100万两左右，占全国各省厘税收入的10％以上，但是厘税所得用于军费的占去了30万两以上，上交中央户部等款占35万左右，其他用费占30多万两，用于本省的包括行政费用在内不到1％。[53]
由于江西近代田赋、厘税征收特别繁重，使得江西近代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时候，既不能从民间收集资本，也不可能得到地方库藏官款的支持，近代商品经济、新式工商业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资金来源乏缺，导致近代江西工商业资本奇缺。
江西近代各县，几乎找不到“富商大贾”，都是一些小商小贩。这类史料到处可见，如分宜县：“该县惟宜种麻，出产以夏布为大宗，获利亦厚，惟无富商大贾，往彼收买，其零星小贩，运往各处销售者，尚觉往来不绝。”[54]再如萍乡县：“城乡小贸居多，间有资本稍饶者，并非本地商民。”[55]赣州府“郡邑列肄而居者皆远乡大贾，乡人业微业，利微利，以役手足供口腹而已……异乡作客赣人绝少。”[56]吉水县也是“邑内并无大商巨贾”。[57]可见商业资本是何等的缺乏，这反过来又严重阻碍着近代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
首先，资金的缺乏，使江西工商业生产的技术不能得到改进，生产成本高，丧失竞争能力。比如制茶业由于资金缺乏不能集资办茶业公司，使产、供、销配套，而零星的生产“此处一二株，披处二三株，及摘者卖于制者，制者变卖于转运者，转运者复卖于洋商，故其费多，而其价自亦较昂”。[58]制糖业也是这样，由于资金不足，不能更新技术和设备，只能“株守成法，出糖既少，费蔗又多，制法不精，售价更贱，因循不改，转使洋糖充斥内地”。[59]没有发达的商品生产和较强竞争能力的商品，商品经济当然也就发展不起来。第二，由于缺乏资金，生产和经营的主动权只好让给别人。比如茶业的生产和经营，江西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江西本地“茶盖中华，价甲天下”，[60]在国内外名气不小。每年都有大量的江西名茶运销海内外，九江因此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三大茶市之一。但是由于资金短缺，九江商界经常出现“银根吃紧”的局面。每当此时，九江茶业生产就会出现“茶庄收闭者不少”的现象。[61]这样外国、外省商人就可以利用他们手中雄厚的资本，喧宾夺主，垄断江西的茶业生意。仅俄国人在九江通商后就先后开办了三个砖茶厂，1882年上海、广东等地商人也在九江组成了“宁茶振植公司”。[62]不久外国和外省的商人，不仅控制了江西的茶业生产，而且逐渐控制了江西的茶市，剥削江西广大的茶农，牟取暴利。第三，资金的缺乏，严重地阻碍了农业新式经营和专业化生产的进程。在光绪年间，清政府曾倡导发展新式的农业经营，进行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生产。全国很多地方都办得卓有成效，如张蹇在江苏兴办的“通海垦牧公司”。[63]江西这时也花了很大精和财力，在各县兴办农牧公司，试种经济作物，数量在100个以上，但是大部分都是由于集不齐股或者是后期缺乏资金支撑而关闭。[64]比如光绪二十九年清江县兴办“种植畜牧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当地有官荒地约300亩，由禀生邹钦爵作为公司的组建人，准备集股3000元，每股以30元计。从正月到六月，虽然政府不厌其烦地劝励，给予种种的优惠政策，但六个月集股总共“才一百二十元”。用这仅有的几个钱，公司开垦了一半面积的荒地，种上桑、麻等经济作物，但不久就由于“集股不多，资金不敷”，到十二月公司只得以“股少难以推广”而关门。[65]第四，资金严重缺乏，也影响了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交通事业的建设。南浔铁路是江西境内第一条铁路，按筹建人之一蒋家骏的初衷是不想借外债的，甚至设想力争在国内由江西本地人购得半数以上的股票。为此他“力劝殷富绅商，分认股分，务期有巨款”，[66]但是结果没有达到目的，最后由于“江西近年库藏异常支绌，能否由官代筹，事关巨款”，使他着实感到在资金方面，江西省本地官民承担不起，只好在全国各省中分别招股，并不得不先后三次向日本借巨额贷款。铁路主权就这样被迫操纵于日本人之手。也正是由于资金缺乏，不能一下子买齐材料，南浔铁路只好建建停停，前后10年才完成施工任务。
诚然，近代中国其他省份同样缺乏资金，但其田赋、厘税征收没有江西那么重，上交的比例也没有江西大，在兴办近代工商业的时候多少能从地方财政或民间得到一些资金，而江西则官民俱五分文，工商业资本特别缺乏。没有资金，发展商品经济当然就寸步难行。
四、文化教育落后
随着近代商品经济和新式工业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要求造就大批适应这一发展的人才。人才的出现，一靠教育的培养，二靠文化环境的熏陶。从文化环境来看，沿海各邻省，由于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通商口岸开辟以来，西方商人云集，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为沿海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先进经验，并对沿海的工商人才起了示范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沿海各省建交起了良好的公共设施，为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不但对本地的人才具有凝聚作用，对全国各地工商人才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因而全国很多地方的工商能人，荟萃沿海省份。洋备运动以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引进西方科技的同时，各邻省的近代教育，也办得颇有成效。湖南、湖北的近代教育虽然没有沿海邻省兴办得那么早，但却后来居上，办得卓有成效。像湖南既有时务学堂那样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而闻名中国的学堂，也有为适应形势，专门培养商品经济人才的“职业技术学校”。如醴陵瓷业公司所办的职业学校，[67]它的毕业生支撑着公司，把它从手工工场转变为近代化企业，到1906年这个公司的产品就超过了景德镇的王牌陶瓷，在南京工艺品展览会上获得头奖。湖北的近代教育发展更快，仅张之洞在武汉就先后举办了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铁路学堂等十几所有名的专业性新式学堂。[68]所有的学堂都设有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课程，既有基础科学如物理、化学、地质学、数学等，也有专业性的科学如造船、采矿、工艺制造等，还开有商业、法律、外交、管理等社会科学。
通过兴办教育，邻省培养了一大批商品经济的经营者和劳动者。华衡芳、徐寿、容宏、郑观应、杨度等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由一大批这样具有强烈事业心和创新精神的人才，形成了近代江浙商团、武汉商会、广东商会，他们活跃在各邻省的工商界，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造就了一个相对比较尊重人才，知人善用的社会文化环境。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冲破了封建儒教崇尚“义理”、“轻视末技”的传统思想束缚，开始投身于各种工商事业。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江苏的张蹇，他既是状元，又是一个大企业家和新式教育家，他的经济和教育活动，为江浙一带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反观江西，近代社会文化背景，始终还是由落后、保守的封建思想占主导地位。直到光绪年间，江西知识分子仍然视儒家经典为至上，以“不事商贾”为光荣。期间，光绪帝诏令各省广兴新式学堂，江西护理巡抚翁曾桂曾想设“算学堂”。但是江西知识分子把西学“目为不急之务”，经过“鼓励多方”，仍很少有人愿意入学，结果学堂没有办成，翁只能发出：“江省守旧人多，开化难于他省矣”的感叹。[69]江西知识分子不仅不愿意学习西学，而且极力反对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传人。这一点从近代江西激烈的反洋斗争中就可以看到。江西并不是传教士活动最严重的省份，却成为反洋教斗争即所谓“教案”最突出的地区，教案发生的次数多，规模大，几乎每年都有发生。甚者一月之中平均一日发生六起教案，如1900年和1902年。[70]清政府的谕旨也说：“江西民情强悍，民教久不和”，[71]“教案迭出，而江西为尤甚”。[72]近代江教案最多，从反面说明了近代江西的文化思想最保守、最落后。
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江西兴办近代教育的步履非常艰难，以教授西学为内容的新式学堂在江西迟迟不能出现。直到1901年8月清政府颁兴学诏书：“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堂”。[73]至此，江西才不得不设立新式学堂。
文化、教育落后，使近代江西严重缺乏商品经济人才，这必然要影响到近代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大吃没有人才之亏。以瓷器生产为例，本来江西景德镇是瓷都，拥有大批技术精良的瓷工。可是由于近代江西不重视教育，以致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出现了“老匠良工散之殆尽，配制颜料多半失传，新匠不惟技艺远逊前人，即人数亦较前减少，凡有一技之长之匠，但已募人官窑，物以少而见珍……”。[74]而湖南的醴陵瓷业公司由于注重职业技术教育，开办了“瓷业职业学校”，靠着它的毕业生终于在竞争中击败了景德镇的王牌瓷器。由于教育跟不上，江西商品生产大都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销路不广。花大力气建立的几个公司，由于缺乏适当的经营管理人才，大都寿命不长。如袁州矿务公司“因经理不得其人，采挖亏折资本……先后停办，撤消公司”。[75]在商业方面，由于不懂经营，江西甚至出现“常虑有钱无生意可做”[76]的局面，人才的缺乏同样也影响到了江西交通事业的建设。德寿任江西巡抚期间，也曾考虑到“路矿两项，为今日要务，宜认真讲求，赶紧开办，以拓利源，而杜凯觎，未便置诸缓图，坐失良机”。他曾想筑一条“连接汉口，经江西、直达广州的铁路”，准备向朝廷奏请贷款，并委派候补知县张曾治等组织人员，勘查好了路线。但当准备动手筑路时，访遍省内人才，竟发现“江省现无熟悉此项工程之员，亦无承任集股建筑之商，拟请稍缓”。[77]这虽然说明德寿的平庸无能，但同样也反映了江西近代人才奇缺。一缓就是几十年，直到1997年这条铁路才建起来，人才的缺乏给江西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
从世界大形势看，早在十七八世纪，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了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代表时代新潮流的资本主义体系。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已经表明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说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都必须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78]面对着旧的经济秩序已被冲垮，传统农业已日益破产的严峻形势，是选择新的生产方式迅速兴办近代工矿企业、筑铁路、发展资本主义、建立新的商品经济秩序呢?还是留连忘返于往日的“鱼米之乡”，依旧故我地搞老一套?这是决定命运的选择。考察整个近代江西，对外资入侵的反映在主观上显得十分迟缓和被动，走的是后一条道路。而邻省象广东、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等邻省对外资入侵的反映相对比江西早，也比较积极主动。这种主动性和捷足先登，对这些省份近代及以后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认为正是这点才拉开了近代及以后江西与邻省经济发展的距离。
从洋务派在各省建立近代工业，引进外国机器进行近代化生产，到两湖维新派在湖广倡导资本主义改良，到革命派在广东、湖北、江浙一带掀起资产阶级革命，充分展示了邻省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在江西周围逐渐形成了几个中国高技术区。邻省建立了薄弱的工业基础，培养了大批工商人才，形成了活跃的商品经济空气。而整个近代，江西一向沉寂无闻，除了不断地爆发反洋教斗争和农民起义之外，近代资本主义化好像从来没有同江西发生过关系。
以上就是江西和邻省在接受新生产方式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别，然而还不止于此，在邻省建设近代企业的过程中，江西充当了邻省“嫁衣
裳”的角色。自己拿出了很大一部分钱，给邻省发展经济，建设近代工矿、交通事业，这样就更把自己与邻省的距离拉大了。
为了支持各省搞军事工业，江西每年要拨“银三十万两给中央支用”。[79]19世纪90年代修筑铁路成了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早期修建一些铁路所需经费，除向外国借款外，相当一部分款项都是由各个没有建设项目的省份协济。江西大约每年要拿五万两银子“协济”各省办铁路。[80]轮船招商局成立时，江西也慷慨地拿出了一大批资金“协济”。江西的资金本来就不多，再无偿地拿出这一部分，资金就更少了，这不能不影响到江西近代工业的建设。九江是江西近代工业发展最早的地方，像样的工业建设项目，第一个是南浔铁路的修建，由于资金缺乏，十几年才建成；第二个是1920年动工兴建，到1926年才生产的“九江九兴纱厂”，生产不到两年就因缺乏资金支撑，负债累累，而面临破产倒闭。[81]
另一方面，江西近代工业发展缓慢使江西广大市场，不仅成了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的市场，而且也成了邻省工业制品的销售市场。这样江西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由于工业不发达，与别人交换的商品只能是农产品原料。农产品是初级产品，价格十分低廉，工业品是高级产品，价格昂贵。往往极廉价的农产原料经过简单的加工，又运到江西来卖就要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值，其结果是别人发财，自己受损。商品经济本来是可以赚钱的，可是江西由于没有工业作后盾，生意越做，相对来说本省就越穷。等到江西开始意识到要办工业的时候，处境就已相当困难了，首先是资金缺乏，再加上市场已被占领，就只能落后于邻省了。
可见，江西在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之时，丧失了时机，没有及时建立起相当规模与近代社会经济转型有密切联系的工矿、交通事业，从而使江西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丧失了可靠的基础，导致近代社会发展落后。
六、地理环境封闭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条件对于经济的发展，是经常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马克思说过：“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82]对于商品经济来说，自然条件不仅影响到商品的质量、形式，还会影响到商品的流通和成本。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些自然条件优越，生产成本低的地区生产的商品，必然会向生产成本高的地区流动，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地理分工。近代中国各地区的生产也开始了生产的地理大分工。那么分工根据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肥沃的土壤、便利的灌溉、温和的气候是发展农业的先决条件，[83]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可供航行的河流、便利的交通、丰富的土特产等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工业发达的先决条件。按照这个理论，江西土肥水美可以有繁荣发达的封建农业，但不见得商品经济一定发达。商品经济发达的最重要的自然条件是便利的交通，丰富的矿、物产品。这样进入近代后，整个中国地理条件好的省份可以发展工商业，成为发展工商经济的主角，条件不好的省份只能保持传统农业。
考察江西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封闭性。江西深居内陆。信息难得，既没有沿海邻省那样走上海洋的可能，也不像两湖那样地处中国中心，是四方交会之所。
明清时期，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之所以能走在全国各省前列，得益于当时广州是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江西处于对外贸易的交通要道上。但是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五口通商口岸的开辟，对外贸易的中心从广州转至上海，使原来江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完全丧失。大量的进出口商品不再是经江西到广州，而是从四面八方涌向上海。同近代化的海运和铁路运输相比，江西梅岭通道显得太原始了，适应不了新的商品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江西的商品流通随之急剧衰退：“向之冲途，今为迂道。”[84]直接造成的后果便是商品经济迅速萎缩。据史料记载，五口通商以后，江西“商货锐减，赣江沿岸码头逐渐冷落”。[85]樟树、吴城等过去繁荣的商业市镇过往贸易“减少十之八、九”。[86]原来以赣州、吉安、抚州等市镇为中心的商品经济繁荣的广大江西南部地区，经济迅速衰退，以至后来赣南变成了全省著名的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穷山区”。
进入近代以后，在自然经济瓦解的时候，由于江西的地理环境的不利，生产的地理大分工，不自觉地把江西划为传统的农业区域。而江西的邻省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工商业得以发展起来。据史料记载，近代长江中下游的江浙一带，由于有江西等地的米谷接济作后盾，“农田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87]而种棉者“则十之七、八”。[88]福建的果树、烟草种植“田既去七、八”；[89]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良田槽坊酤于市，土庶酿于家，本地所产，耗于酒者大半故也”。[90]据陈支平同志的研究，整个近代江西每年都要运销几千万石粮食到东南沿海地区。[91]这就使得东南沿海省份有可能让出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和土地从事各种工商业活动和经济作物的种植，而江西为了生产这些粮食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土地，局限于单纯的粮食生产，使江西和邻省在社会分工方面拉开了距离。邻省迅速从农业中分离出劳动力从事工商和其他，而江西大部劳动力只得从事粮食生产。
到清光绪年间，随着经济的发展，江西和邻省生产的地理分工，基本上趋于固定，江西省的粮食已成为东南沿海地区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东南沿海各地区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诸如棉布、蔗糖、果品等亦成为江西人民生活必需品。清代一位名叫魏禧的人士曾经指出：如果江西的粮食无法运出销售的话，那么江西与东南沿海各省之间，势必造成“一方粟死，一方金死”的“交困”[92]局面。结果邻省成了近展工商经济的主角，而江西则只能依旧搞粮食生产为主的传统农业了。
总之，由于江西的交通阻塞，运输不便，信息不灵，不便于搞商品经济，在近代的生产地理分工中不自觉地选择了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的传统农业。而传统农业和自然环境的封闭性结合，更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它割裂了江西同外界的联系，使江西永远停留在小农业生产阶段，带来的后遗症是不愿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保护了落后，培养了懒惰精神，严重束缚了近代江西社会和经济的顺利转型。
七、地方政府保守无能
除了上述以外，阻碍江西近代社会经济顺利转型主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无能，方针政策保守。
近代中国曾经有过二次发展经济的机会，一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二是甲午战争以后到清末的和新政时期。在这两个时期，清政府迫于形势，曾力倡发展城乡工商业，以求富国强兵。机会是平等的，但能否抓住机会，对各省来说，则要看地方政府的主观努力。如果这个地方政府是一个稳定有力，积极开明的地方政府，对内能积极主动，实行开明政策，推动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外能取得必要的权力，如争得中央贷款，取得必要的原料和市场等，那么它相对地就能抓住时机，在近代整个中国普遍落后的情况下，相对地把本省的经济发展推进一步。否则既没有一个有力的地方政府，又实行保守政策，对新式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不给予保护和支持，反而处处卡壳，这样只能失却发展经济的好时机。
相对江西来说，在这二次机会中，各邻省政府较有力、较开明，当时封疆大吏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张之洞、丁宝桢、陈宝箴等，恰在此时任职于各邻省。在洋务运动期间他们先后从中央奏请得巨额官款，在各邻省建立了一批近代化企业。在他们的带领下，各邻省涌现了一大批力倡导发展工商，致力于近代实业的官、商大员，如盛宣怀、张蹇、徐润、杨度等。由这些人组成的地方政府，在邻省实行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湖北张之洞认为中国商业不振的原因就在于：“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93]因此他在自己的权限之内采取了一系列振兴商务的措施，如创设汉口商务公所，陈列湖北各县生产的农副产品及手工制品，邀请中外商人参观，以广其销路，开拓利源。他还设立了商务局以鼓舞联络商情，创办商报，倡导别立公司，与洋商合办企业制造土货，严禁税卡、厘卡留难勒索等，使湖北工商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从1895年到1905年的十年间，汉口对内对外贸易总额增加了一倍，[94]成为全国性原料和农产品的集散地和转运站之一。湖南巡抚陈宝箴从1895年到1898年也推行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的政策，提倡公私办企业、办商会及农会等，他还亲自奏请筹建了一个矿务局，一个化工公司和一间兵工厂。[95]巡抚大人的身体力行，无疑起了榜样作用。这时湖南各县、乡镇企业迅速出现，1895年仅火柴厂就在安化、益阳、桂阳三地办了三个。[96]1896年仅矿业就开办了平江黄洞金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等十几处，出产的产品“多运销外地，颇有声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97]以致连平时极力反对未业的儒学大师王先谦也私人投资于平江金矿，并在长沙等地开设了众多的商店。[98]，其他各省也同样在大刀阔斧地办工商业。虽然他们的这些努力对整个近代中国来说影响不大，但对于发展各邻省的工商业经济，仍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到20世纪初，江浙等邻省就成为中国“商品最为发达的地区”。[99]
相比之下，江西省级政府则显得十分软弱无能，顽固保守。既无像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那样有威望的封疆大吏，能为本省的经济建设争得必要的权力，又无像陈宝箴、张之洞那样开明创新的巡抚大员，为本省的商品经济发展开辟道路。赣籍京官到同治以后“垂三十年，江西无三品京官”。[100]申请不到巨额官款，本省原本又穷，所以邻省能办洋务，江西却无条件。作为一省之长，江西巡抚近代70年替换了30人，平均任职才二年。[101]省级领导班子结构长期处于不稳定之中，新的巡抚刚熟悉情况却又被调走，不可能对江西的经济发展有长远的、一贯到底的规划。所以即使是像刘坤一、沈葆桢那样有名气的洋务官员，由于任职时间太短，他们在任江西巡抚期间也并没有任何创新。沈葆桢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刘坤一奔波于防旱救灾，此外的二十几位巡抚，除少数外，多是一些极端保守，碌碌无为之辈，像毓科、德寿、李兴锐、胡延干等十几位巡抚，他们要么是享乐及时的昏臣，要么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要么是苛征暴敛的奴才。江西近展经济的二次机会就丧失在这些人手中。通查光绪年间的奏折，江西巡抚的奏事，除了有关镇压会党和如何征收税收外，几乎没有一人通盘考虑过如何适应全国的形势，发展江西工商业。光绪八年邻省工商业正在蓬勃发展，这时江西地方政府却向光绪上奏反对江西发展工商经济，认为江西的田赋漕粮“历朝重视……实为国计之根，而大小可为缓急之序……”田赋漕粮应摆在第一位，应该“合官民为之”，其他诸如办企业，发展工商业只不过是“其小而缓者”，只要“鸠民力治之”[102]就可以了。光绪皇帝接奏后“详加批阅”，认为可行，从此就定下了江西近展经济的基调。对江西近代社会转型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有害、保守的策略方针。为了推行这个方针，以后江西各届巡抚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如何更多地征收地丁漕粮上。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田地荒芜，民生凋蔽。为了巩固统治，从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在农村搞了一次延续了30多年的全国规模的减赋运动，目的是想使农民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在这场减赋运动中，湖南每年平均约减浮收160余万千文，湖北每年近50余万两，安徽为120到130万千文，浙江为230万千文，江苏平均每年比以前减轻26．8％。[103]而江西虽然在1856年即拟减赋，但地方官“并未真正实行”，1862年制定永久性章程时，反而比以前的税率，平均每石加征一两五钱，每年加征100多万两。[104]可见，在推行减赋这一政策时，江西农村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许多。
与邻省政府相反，江西的地方官员对办理近代工商业缺乏热情。即使在和新政高潮时期，尽管清政府一再强调地方政府要大力提倡办企业，发展工商，可是江西的地方官员仍是无动于衷，不仅较大的企业官府一个都没办，连民间私人开办的小企业也不给予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反而想方设法置之于死地，处处加以限制。例如江西矿务公司章程规定：[105]领取执照后十二个月之内“逾期限未开办者，即行注销，先开办后申请者，概不准开”。袁州郡出产土磺硝，一向无人开采，光绪二十八年易炳勋等集资开了三处磺矿，由于不合章程，先后被迫停办。[106]后来陈永龄等设立“同兴公司”开采磺矿，官局又极力排挤，以致“存贷甚多，销路不行，只得拱手让给官府”。[107]南昌商人梁基，在光绪年间想开设“生利公司”，煎熬樟脑，前后四
年四次申报执照，省政府都以“跨占数郡”为理由“批斥未准”。[108]他们的考虑是：“士民之煎熬者，势必自行销售，不特无可稽查，税务废业，且恐通贼济匪，其患不堪设想”。[109]政府明文规定“禁止商民别立公司”。[110]并在各地“稽查缉私”，[111]一发现私人开矿或办公司即“拘案查办”，可见政策是何等的保守。
新政时期由于中央一再催促，江西在兴办近代工商业方面也不得不作些举动，兴办了一些企业、公司。但邻省办企业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而江西办工厂的目的是：“多设一艺所，即地方少无数游民”。[112]而且江西兴办的都是小规模的工艺所，重点兴办的是罪犯习艺所，占这一时期兴办各种工厂、企业数的一半以上，[113]成为这一时期江西办工商的主流。实际上近代江西工商业的发展道路是朝着劳改工厂的方向发展的。别省用人才，而江西却用罪犯，用有限的资金，来兴办无助于经济发展的习艺所，是没有前途的。结果到光绪末年，各县的习艺所皆告：“经费支出”、“技艺不精”，先后一个个关门，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更可惜的是错过了一次发展经济的好机会。
地方政府软弱无能，顽固保守，既不能为近代江西工商业发展争得必要的权力，给予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又处处轻视商品经济，限制它的发展，严重地阻碍了近代江西社会经济的转型。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它是江西近代化进程发展缓慢的最主要的原因。
综上所述：近代江西近代社会转型不顺利是上述七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打断了江西原有工商业经济的呈优势的正常发展，使它发展缓慢成为可能，为其他六个不利因素发挥作用提供了前提。但是外资入侵这只是江西近代社会缓慢的外部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导致江西近代社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还是近代江西社会内部的原因。
地方政府的保守无能是导致江西近代社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进入近代以后，江西地方政府推行保守政策，造成了江西文化、教育落后，没有建立新工业，田赋、厘金征收特别繁重等后果，也使得江西的封闭性的地理环境得不到改变，其保护封建经济的政策，当然更使江西的封建势力更加强大，从而加大了近代江西由传统到近代转型的阻力。由此可见．其他几个制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地方政府的保守无能带来的结果。
没有建立新式近代工业基础，文化教育落后，田赋、厘金征收繁重，既是保守政策的内容，也是保守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反过来没有新式工业和近代化的文化教育，当然也就不能冲破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改变近代江西交通落后的面貌。
封建的生产关系，从众多的方面束缚了江西近代经济的发展，它限制了商品生产的规模、市场购买力，束缚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也导致了商业资本的奇缺，使得近代工业不能在江西出现。而自然经济带来的小农思想，也是近代教育在江西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它导致了自然经济的坚固性，使人们不必要与外界交通，缺乏打出去的精神，因而江西的封闭性地理环境永远得不到改变。二者结合起来既保护了落后意识，又养成了懒惰陋习，反映到地方官员上，就是政策的保守和无能。
摘 要 “三农”问题是当前应研究的重要课题，农业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在一定的农村社会结构中进行。阐述了现存的农村社会结构是如何直接影响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并提出了个人观点。
关键词 “三农”问题 农村社会结构 农业经济发展
1 农村社会结构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当前农村社会中不同群体、阶层之间的关系，可以具体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关系。一是“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二是“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示范基地”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三是“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
“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之间的关系，是当前我国农村现实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内容。在如何推进本区（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是制约着一定区（县）域中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处于怎样的结构状态时，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对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方式的形成，才是起促进作用的呢？反之，则必然会起阻碍作用呢？
经济学界认为，农村中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应该是农户、而不应该是县、乡政府。从一般意义上讲，也不应该是村干部。因此，可以认为，在“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三者关系中，“农户”自主决定自己各种农业生产资源投向的权力越大，这种三者关系的状态就越“好”，就越有利于农村中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反之，“农户”自主决定其资源投向的权力越小，三者关系就越处在“不好”的状态。
“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等等旨在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方式，也逐渐成为当前农村社会关系中新的序列，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示范基地”与“农户”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是当前农村中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甚至是区域专业化的发展状况关联性更为紧密的内容。那么需要研究的问题是，这些经营模式中，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于怎样的状况时，对本区（县）域中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呢？
如果农户获得了自主决定其资源投向的权力，但目前这种分散、以小农方式经营是不可能面对市场需求实现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的。经济学界认为，“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是当前我国农业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农户只有加入到“经济合作组织”中、加入到“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的生产关系中，农户的生产才可能是适合市场需要的。加入到上述的生产关系中是农户与市场对接的必然路径。但问题是，加入到上述生产关系中去的农户，与龙头企业、示范基地、或者与经济合作组织之间，必须能够形成一种以双方认同的、受法律保护的契约为基础的相互关系。否则，企业、基地、合作组织、农户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获得能够持续的物质利益。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收益在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分配机制问题。一般地说，分配机制越是基于双方的认同，双方关系的整合性程度就越高，就越能够产生较好的经济收益，这也表明这种社会结构处在“好”的状态。
可以说，当前农村中这种关系如果不能实现整合，那么农户即使获得“自主决定其农业资源投向的权力”也不可能产生明显意义。而究竟应该如何促进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这种具有基本整合性的相互关系，则是当前非常需要研究的问题。
“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农村社会中的第三种关系。当前在许多农户的生产过程中，基本上是依赖以往的经验“靠天收”，没有多少常规农业技术的支持，更不用说高新农业技术的支持。而农村中的农业技术人员，由于当前农技推广体制的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技术资源闲置，导致农村中一方面是农户迫切需要技术，而另一方面是农业技术人员或转行干别的事情，或做起了涉农的生意，无人为农户的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持。这种状况是当前导致农户的种植、养殖结构难以进行合理调整，农产品质量和产量都难以提高，因而收入也难以增加的重要原因。即使当前正在广泛兴起的“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等经营模式中，“农户”仍然是独立从事生产活动的基础单位。因此，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户之间是否能构成稳定的技术服务与被服务相互关系，对每一个农户的农业生产是否能够真正增收，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并且，由于农户缺乏技术支持而产生的农产品品质不高，又会导致农户与龙头公司、与示范基地、与合作组织之间关系的矛盾，严重的可能引发社会冲突。从宏观上看，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关于农业种植结构区域性调整的总体规划也只会是纸上谈兵。那么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农村中的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处在怎样的状态才是“好”的结构状态，才可能顺利推进本区（县）域中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和实现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呢？
从农业经济学角度看，当前我国的农业必须是技术、信息推动型农业，农业技术支持必须成为每一个农户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环节。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必须形成稳定的服务和被服务关系。形成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市场化途径，也可以探索由非市场化途径逐步过度到市场化途径。非市场化途径指通过政府支持途径为农户提供基础性、常规性农业技术的支持。养成农户依赖农业技术进行农业生产的习惯。对于部分农户的高新农业技术支持则主要以市场化途径解决。但就目前农村中广大农户的情况看，政府投入是启动农业技术支持机制的关键。农业的技术投入必须成为一种国家的制度创新,而不能仅仅依靠市场选择和农民自身。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政府通过各级财政渠道对农业技术支持问题进行投入，也并没有解决这样一些必须考虑的问题，即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如何形成和谐、稳定、能持续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的问题。从理论的角度看，通过设置适当的“权利——义务”系统，均衡双方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力”，使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户的“权益”都能够基本得以实现，是贯彻始终的关键问题。那么，究竟会形成怎样的关系模式？我认为，这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不断制度创新才能回答的内容。当前，需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观察一些在对于农户进行农业技术支持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农村的具体做法，总结并推进有效的制度创新方式。
基于上述三种关系序列都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内容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因此，概括起来讲，关于农村社会结构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作如下解释：一定的区（县）域中农村社会结构的状况（三种关系的整合程度），制约着该区（县）域中既有的农业经济资源（土地、资金、人力、技术等）的配置方式，制约着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组织方式可能产生的效率和效益，因而制约着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形成合理调整的程度。具体地说，当农村社会结构越是处在“好的”状况时，该区（县）域中各种农业经济资源越可能形成比较能够适应市场要求的有效的配置的情况，从而使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都能得以健康、迅速地发展。反之，如果农村社会结构处在“不好”的状况，则该农村社区中各种农业经济资源就不太可能形成适应市场要求的配置，并且还会阻碍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健康发展。
2 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县、乡、村与农户的关系问题。当前的现实情况是，计划体制时期形成的忽略广大农户利益的价值取向，在仍未得到明显改变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支撑下，依然主导着县、乡、村干部的行为方式。资源配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集中在县、乡、村干部手中。相当数量乡、村都存在“角色错位”或“角色混乱”的情况。其结果导致沿用计划体制下行政命令的办法推动本社区的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用行政手段强行搞集资、搞摊派，办政企不分、财务约束软化、效率低下的企业, 强迫农民接受劣质服务，随意收回或调动农民承包的土地等等现象大量存在。
而另一方面，自农业经济体制转型以来，随着市场机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逐步渗透，培育了广大农户作为独立市场经营主体、要求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价值取向。但由于当前农村“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导致农户在农村社区中的“权利——义务”实际上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普通农户的经济行为经常受到来自乡镇、村干部行政权力的干预。这就使得经济体制转型所要求的农业生产资源配置权向市场经营主体分散的局面一直难以实现。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就是还土地于农民，充分调动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通过农村经济体制转型，政府退出对农业经济的直接计划指令和计划调节，让市场来有效地配置农业生产资源。
那么，农户怎样才能获得自主支配其农业生产资源的权力呢？我们认为，必须通过削弱县、乡行政和村干部直接指挥农户经济行动的权力。或者说，必须赋予农户有能力不服从县、乡、村直接经济干预的法定的权利。重新调整县、乡、村、农户之间相互关系的“权利——义务”系统，是整合县、乡、村与农户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保证普通农户真正获得自主支配其农业资源权力的必要途径。
总之，从当前我国农村中县、乡、村、农户关系看，农村社会结构中仍然存在着阻碍农业生产资源实现合理、有效配置的问题。
[内容提要]本文以赣南山区为例，综合考察了清代山区农业经济转型的历史局限与历史困境，并分析指出：以经济作物种植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虽然预示着农业经济开始出现转型，但这种“依赖型”和“生计型”农业商品经济，不仅没有引起清代赣南山区农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反而依附于并加强了自给自足的稻作自然经济；由于受山多田少、自然灾害和生态破坏，以及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等生态的和社会的因素的制约。一直占绝对主体地位的山区稻作经济不仅停留在糊口的发展水平上，而且还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如何克服和摆脱这些困境，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关键词]清代；赣南；山区农业经济；转型；困境
一、前言
明中叶以来，尤其是到了清代，中国南方山区的农业经济出现了一个引入注目的重要变化，即山区经济作物广泛种植与加工，其产品大批地输入国内市场，农业经济显示出商品化的发展趋势。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出现和发展，不仅意味着明清时代的中国山区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同时也预示着山区传统农业经济出现了结构转型的征兆。过去有关的研究，也正是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发展史及山区开发史的角度，对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在明清时代山区农业经济发展中的这一历史地位以及明清山区经济的总体发展水乎，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和肯定①。不过，从明清时代山区农业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包括农户的生计结构)来看，我们却注意到，不仅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受到地理及市场等因素的制约而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结构性局限，而且山区传统稻作农业经济也一直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因此，从总体上全面而具体地考察和评估明清时代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对于山区农业经济转型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山区农业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本文即以清代山区商品经济相对活跃的赣南为具体事例，依据赣南各县②地方志及其他有关资料，对清代赣南山区商品经济作物种植和生产的区域性特点、山区农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以及它所面临的内在困境作一综合的考察和分析，以期阐明商品性农业生产在清代赣南山区传统农业经济中的历史地位以及赣南山区农业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艰难进程及其问题所在，希望对正确认识和理解近现代及今日赣南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和出路，提供一个历史的启示和参考。
二、山区商品经济作物生产的特点与局限
从总体上看，地处赣江最上游的赣南山区，直到明代仍然是个非常传统的稻作农业生产区，当地居民一直保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生产形态，即以种植水稻等谷物为主要生计，极少从事工商业活动，如明嘉靖《赣州府志》卷一《风俗》载曰：兴国“民鲜商贩，惟务农业，风俗俭约”；瑞金“民性悍勇，疾病丧葬多崇巫佛，……民务耕而不商”；龙南“民惟力耕，不知贩负，轻生好斗，勇悍相角，婚姻鲜礼，丧葬衰资”；石城“男耕稼，不商贾，女麻矣，不蚕桑”。不过，在明中叶以来江南等地城市手工业和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国内市场逐步形成的背景下，赣南山区农业生产的某些领域开始出现了商品化的苗头和发展趋势，这个苗头大概是从明后期蓝靛的种植加工开始的。明末清初以来，伴随着闽粤移民的大规模移垦以及新作物品种的广泛传播，赣南山区经济作物的种植，无论是作物种类还是种植面积，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大概到清中期，赣南山区逐步形成了以烟草、糖蔗、蓝靛、?麻(其加工产品为夏布)、油茶(俗名木梓、茶子，其成品为茶油、木油)、油桐(其成品为桐油)、杉木等为主的经济作物区或经济林区，其产品大批地输入国内市场③。客观地说，这种以经济作物种植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兴起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赣南山区原先单一的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结构，使当地山区农业经济获得较全面的发展④。也可以说，这是清代赣南山区农业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迹象和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清代赣南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发展，因其所具有的区域性特点而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结构性局限，其对于山区农业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和意义也就非常有限。大致说来，清代赣南山区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加工具有以下基本的地区性特点，并表现出相应的历史局限性。
其一，清代赣南山区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首先是由福建和广东等外地流民(即所谓的“闽粤流寓”)积极的移垦活动推动的，这是一种商业性的农业开发，具有资源掠夺和财富转移的性质和特点。明末清初以来，不少闽粤流寓(尤其是福建人)在赣南山区租佃山场或田土，种植各种经济作物。据康熙《兴国县志》卷一《舆地志·土产》记载，清初战乱之后，闽粤流寓利用该县荒地种植蓝靛和?麻，如言：“兴国土满人稀，东北多旷地，闽粤流寓耕之，种蓝栽?，亦多获利，而土著弗业焉。”或租来山场种植油茶，如乾隆《兴国县志》卷七《志地·物产》载曰：“兴之山阜向植杉木，安徽客贩多采焉。木去地仍，闽粤流民侨居，赁土遍种茶子。”在于都、南康两县，福建人种植糖蔗的活动相当活跃，如康熙《于都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载曰：“(于都)濒江数处，一望深青，种之(糖蔗)者皆闽人。”又康熙《南康县志》卷三《舆地志·土产》记载：“南康近产糖蔗，岁煎糖可若千万石，……糖蔗悉系闽人赁土耕种。”烟草的种植也是福建人在赣南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赣州府志》的编者指出：“(赣州府)山邑地瘠而民拙，奇淫珍玩之好，服物之需，皆不及他郡，所恃惟谷菽而已，故力耕者众。近多闽广侨户，栽烟牟利，颇夺南亩之膏。”⑤闽粤流寓种植经济作物的活动，固然地推动了赣南山区土地的开发利用和当地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利于当地经济整体发展的负面影响。首先是经济作物的种植占用了粮田，影响了粮食的生产与供给(详见下文的论述)。更重要的是，闽粤流寓租赁土地种植经济作物的活动，实际上追求的是短期的经济效益，他们获得收益之后就离土而去．这就使赣南的资源和财富大量外移，必然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康熙年间“宁都三魏”之一的魏礼(1629—1695)即指出：“(宁都)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建宁、宁化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其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夫下乡闽佃，先代相仍，久者耕一主之田至子孙十余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率皆致厚资，立田宅于其祖里，彼然后召顶耕者，又获重价顶与之而后归。……故闽佃尝赤贫赁耕，往往驯致富饶。或挈家返本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而是。”⑥相比之下，赣南本地乡民从经济作物种植中所获得的收益则非常之少，大部分的收益被闽粤种植者和外地商人瓜分而去，如康熙《于都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云：“(于都)濒江数处，一望深青，种之(糖蔗)者皆闽人，乘载而去者皆西北、江南巨商大贾，计其交易，每岁裹镪不下万金，于(都)人曾不得利纤忽焉。”可见，闽粤流寓种植经济作物的移垦活动，对于推动清代赣南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有限度的。
其二，赣南山区生产的经济作物产品，当地乡民本身的消费以及本地市场的需求都十分小，绝大多数是供应给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等外部市场的，如蓝靛、?麻、夏布、茶油、桐油、杉木、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产品，作为重要的手工业原料或生活用品，每年都有许多外地商人携带巨资前来赣南收购，贩运到江南、西北、福建等外省区，例如：(一)蓝靛：早在明后期，赣南的蓝靛就向外地输出，如天启《赣州府志》卷三《舆地志·土产》记载，西北商人每年前来赣州府收购城郊农民种植加工的蓝靛，而且交易相当可观：“(赣州)城南人种蓝作?眨?鞅贝蠹炙暌恢裂粗鄱?拢?萑似氖称淅?！?二)?麻与夏布：在清前期，石城、宁都等城乡各地都种植?麻，并加工生产成夏布，每年大批地贩运出口到江南等地，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石城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载曰：“宁都、石城以?麻为夏布。宁都制者尤佳，石(城)布虽不及宁(都)细密，近数十年来，城乡织，岁出口十万匹居哉!外贸遍吴越亳州间，子母相权，女红之利普矣。”宁都的一些农村墟市，夏布的交易特别集中。每当夏布上市季节，各地商贾云集其间，收购夏布，贩运而去，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十二《土产志》记载：“夏布，州俗无不缉麻之家，缉成名为绩，……夏布墟则安福乡之会同集、仁义乡之固厚集、怀德乡之璜溪集，在城则军山集，每月集期，土人及四方商贾如云，总计城乡所出夏布，除家用外，大约每年可卖银数十万两，女红之利，不为不普。”兴国县的情况亦大体相同，如道光《兴国县志》卷十二《土产》载曰：“绩?丝织之成布曰夏布，土俗呼为春布。……衣锦乡、宝成乡各墟市皆卖夏布，夏秋间每值集期，土人及四方商贾云集交易。”这些都显示，外地商人在赣南城乡收购贩运夏布的活动相当活跃。(三)茶油、桐油：茶子、桐树是赣南山区传统的经济作物，种植非常普遍，茶油和桐油的产量及质量都非常可观。除了家用之外，其大部分向外省输出，如乾隆《赣州府志》卷二《地理志·物产》载曰：“茶油、桐油，各邑有之。……楚蜀亦出桐油，而不及赣之胶粘清亮，可人漆也。茶、桐二油，惟赣产佳，每岁贾人贩之他省不可胜计，故两关之舟载运者络绎不绝。”(四)杉木：清代赣南山区是杉木的重要产地和输出地，各县杉木大部分通过赣江水路辗转贩运到省城南昌及江南各地，如龙南县向江南等地输出的山货就是以杉木为大宗，雍正四年(1726)龙南县举人曾捷宗说：“(龙南)四乡之地，多山麓而少平原，故山多而田少。……山之所产者，有松、杉、木梓，松惟资於薪蒸，木油亦少出境，惟杉木自数十年来种植愈广，每岁之为材者可得数十万株，土人转运江南，颇得厚利。”⑦兴国县亦盛产杉木，安徽商贩前来采运而去，乾隆《兴国县志》卷七《志地·物产》载曰：“兴之山阜向植杉木，安徽客贩多采焉。”(五)烟草与糖蔗：如前所述，在清代的赣南，烟草和甘蔗这两种经济作物，先是主要由福建人佃种，后来本地农户也普遍种植，形成相当的规模；加工生产出来的成品，即成为外地商人采运的两项大宗商品。如烟草，为福建商人争相采购，乾隆《赣州府志》卷二《地理志·物产》如是记载：“蔫即烟草，一日食菸，一曰淡巴菰，种传自福建，赣属邑遍植之，甚者改良田为蔫畲，致妨谷收，以获厚利，闽贾争夹资觅取。”在种烟大县兴国县，每年秋成季节都有邻近的吉安商人前来收购烟草，道光《兴国县志》卷十二《土产》载曰：“兴邑种烟甚广，以县北五里亭所产为最，秋后吉(安)郡商贩踵至。”而颇具生产规模的糖蔗及其成品砂糖，则吸引西北及江南的巨商大贾前来采运，如于都县的糖蔗，“乘载而去者皆西北、江南巨商大贾，计其交易，每岁裹镪不下万金”⑧。这种情况在赣南甚为普遍，如乾隆《赣州府志》卷二《地理志·物产》载曰：“甘蔗，赣州各邑皆产，而赣县、于都、信丰最多。……蔗本味脆而甘，榨取汁熬之成糖，即红糖也，一曰砂糖，西北巨商舟载交易，其利数倍。”以上表明，清代赣南山区商品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与加工生产，基本上是由江南、西北等外部市场的需求而带动或引起的，其产品的输出亦主要依赖外地商人的集市收购和长途贩运来达致，而这种状况显然与明中后期以来江南等发达地区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内市场的逐步形成和商人及商业资本的活跃密切相关⑨。因此可以说，依赖于江南等外部市场和外地商人的带动而形成发展的赣南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是一种“依赖型”农业商品经济⑩。
清代赣南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在依赖于外部市场的同时，也必然受到外部市场和外地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制约，具体地说，外部市场需求的消长以及外地商人的投机行为，对当地种植户的生产与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在盛产烟草的瑞金县，每当烟草收获季节，烟商往往利用种烟户急于出售烟草以换取生计的心理，压低烟草收购价格，种烟户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只好忍受烟商的盘剥而贱价售出烟草。康熙年间，瑞金士绅谢重拔即指出：“夫种烟者胼手胝足，劳固倍于稼穑，而工食资用，其费亦倍于稼穑。及当收采之时，富商巨贾乘其急，而以贱价售之，未见烟之利能浮于谷，此种烟之人己不能收种烟之利矣。”⑾在南安府大庾县，商人则利用高利贷盘剥蔗农，如乾隆年间知县余光璧所言：“(糖蔗)每岁至冬乃收，贫民急不能待，多借贷奸贾，名曰糖钱，利重而价廉，利归他人，害贻自己。”⑿赣南山区杉木的运销状况也深受外部木材市场变化的影响，例如会昌县出产的杉木，据同治《会昌县志》卷十一《风俗志》载，“康熙雍正间尚有运至金陵以售者，近年木客不过贩及省垣青山而止”。外部市场的萎缩，直接限制了杉木的运销范围。总之，“依赖型”的清代赣南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由于深受外部市场和外地商人的制约，其本身的发展及其对赣南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生计改善的作用，实际上都是非常有限的。
第三个特点就是，在清代赣南乡村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加工，基本上是在一家一户内进行，是一种家庭生产经济；尽管文献记载给人的印象，这种生产活动非常普遍，但它并没有形成专业化生产的规模。而且它在农产家庭的整个生计结构中也只是一种“副业”，旨在补充生计的不足。在家庭支出窘困或年成不佳的情形下，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早在明万历年间，赣民苦于“辽饷”的加派，只得靠栽种蓝靛和兰花来维持生计，其情形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赣州知府金汝嘉指出：“夫赣民之不聊生也久矣，一番加派，仅以栽蓝种花供赋糊口。此举(加派)若行，惟有卖男鬻女，此为苦乎?”⒀而在清代瑞金县，由于“田少山多，民资种烟为活，……故偶有偏灾，民无饥色”⒁。在南康县，乡民则利用水稻不宜的高地旱土或沙坝土种植甘蔗和花生，以弥补家计的不足，如乾隆《南康县志》卷二《风俗志·物产》载曰：“二物(糖蔗和花生)所种，总在高阜、水不常得或沙土不受水之地，非五谷所宜，乃种之，以此补稼穑之不及。”凡此种种，皆说明商品经济作物的生产不过是山区小农赖以维持生计的一种“副业”经济而已。而且，农户从这种“副业”中所获得的收益也是非常有限的，如在南安府，乡民种植甘蔗的收益，与种植谷物相比，并没有增加几多，甚至还得不偿失，如乾隆年间大庾知县余光璧分析指出：“盖糖蔗一种三四年不易本，初年薄收仅供工本食用，次年大熟始得倍收，三年四年则递减而歉矣，合计利比五谷多得无几。……再更两三种，未有不破家者，故迩来铲除尽绝。”⒂再从产品交易的情况来看，尽管前引各方志资料记载显示，赣南各地农村墟市每年经济作物产品的总交易额相当可观，但不难想象，对于个体农户来说，这种交易都是零散的，交易收入在家庭生计也只是补充性的。因此可以认为，清代赣南山区经济作物的生产，是一种“副业型”或“生计型”的农业商品经济⒃。
综合以上特点来看，以经济作物种植与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商品性农业生产，虽然在明末清初以来的赣南山区比较普遍，并在总体上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同时它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局限。由于闽粤流寓的佃耕经营所造成的财富外移、外部市场和外地商人的制约、以及只是作为补充性“副业”的特点，这种商品性农业生产并没有引起赣南农业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型和农户生计的有效改善⒄。从总体上看，清代赣南的农业生产及乡民家户经济实际上仍然停留在维持基本生计的水平上。
三、糊口水平的农业生产
在赣南这样一个内地山区，就其农村经济的基本结构而言，自给自足的传统稻作农业生产一直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农民的生计主要是耕种谷物。天启《赣州府志》卷七《食货志》论曰：“(赣州府)户口田赋登耗盈绌实相率，总赣里籍民数，不及邻封一钜邑，奈何以奥区上毛目之?盖地旷人稀，生理鲜少，惟赣为然。且人多乡土恋，不肯逐末，终岁株守田庐间，视穰俭为忻戚，以故素无羡财，廪无陈粟，罄一岁之人，得完一切之赋，不啻幸矣。”这种情况在明代是如此，到清代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如康熙《赣州府志》的编者张尚瑗曰：“(赣州府)山邑地瘠而民拙，奇淫珍玩之好，服物之需，皆不及他郡，所恃惟谷菽而已，故力耕者众。”⒅这就是说，山区居民主要是力耕谷物，以满足糊口和维持日常生计。同一时期，瑞金乡绅谢聘对该县生计状况亦有大体相同的分析，如云：“夫瑞之为邑，山多而不毛，田少而土瘠，有城市而无乡镇。土著之民耕读之余并无别业，地利所产稻谷之外并无他物。”⒆虽然在清代前期，各种经济作物已经开始在赣南推广种植，不过如前所述，这时期主要是闽粤流寓在从事这一经济活动，“而土著弗业焉”⒇。如张尚瑗与谢聘所说，清代赣南土著居民的生计主要是力耕为农，而别无他业；应该说，这是比较接近当时事实状况的分析和认识。相同的情形又如康熙《新修会昌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载曰：“会昌去郡颇远，界连闽广，山谷蒙?，民于耕稼之外，更无别业。”
即使在后来，虽然经济作物的种植普及到大多数的土著农户家庭，但是这种商品性农业生产，一方面如前所述，对于农户家庭生计来说，只是一种补充性的副业，农户从中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即便在农村经济总量中，这方面的经济收益也只占很小的比重，例如在龙南县，稻作在整个经济收成中占七成，而山区商品性土产只占三成，试见雍正龙南籍举人曾捷宗的分析：“四乡之地，多山麓而少平原，故山多而田少。……所出之谷仅足一岁之食，歉则望信丰以下之籴，丰亦虞粤东诸邑之运搬。山之所产者，有松、杉、木梓，……通计一邑之地产，龙南之田凡一千六百六十有余顷，田之利什之七，山之利什之三焉。”[21]
事实上，如前引明代嘉靖《赣州府志》卷一《风俗》所记载，赣民风俗素来务农，不善商业。清代以来，赣南山区这种“多农少商”、“务本力田”的生计模式仍没有多大变动，如乾隆《定南厅志》卷五《风俗》载曰：“民惟力耕，无商贾之聚、贸迁之息，勤於治生而疏於致富。”即便少许从商的富者，其积累的财富又大多“求田问舍”，用于购置田产，结果反而加强了稻作生产的自然经济，如在会昌县：
民性素拙，不善治生，兼之旧土是安，惮作远客，故资舟车以行其货者甚寡，如杉木为邑所产，康熙雍正间尚有运至金陵以售者，近年木客不过贩及省垣青山而止。?东引盐销售於瑞金、宁都、石城、于都、兴国，俱从本邑上游顺流泛舟，然贩售者邑人仅十之二，闽粤之客十有八。居货之卖只米饭酒?海物杂色豆腐等铺，即开钱铺者亦属寥寥。至一切丝绢布帛药物诸类取息稍重，无非他郡异省之人列肆，而居邑之人谢不敏焉。推原其故，贫者身无资本，束手无策；富者积金至万，惟求田问舍，食租衣税是计。[22]
直到民国时期，赣南乡民经济还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主，普通乡民中偶有商贩者亦只是小本经营，要么就是做点小手艺活，以补充家庭收入。南康县的情况大致可以说明这一状况，民国二十五年《南康县志》卷六《社会·风俗》载曰：“南康人安土重迁，多业农少商，商率小本经营，藉图生活，非冀致富，略富之家反不轻易为商，以故无大富之家，亦罕赤贫之户。农隙或出为肩挑负贩。人民国后，兵戎迭兴，捐税繁重，农村久濒破产。工多木匠泥水匠缝衣匠，往往佣工於大庾南雄信丰赣县等地，工资微薄，仰事俯畜，甚为困难。”
总体而言，在清代乃至民国时期，赣南农村经济基本上维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虽然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和商品性农业生产已经出现，但并没有引起农业经济结构的深层次变革，停留在糊口和维持生存水平上的稻作农业生产，在整个农村经济中仍然占据着绝对主体地位。不仅如此，它还时常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
四、农村经济的困境
在特定的山区地理生态环境中和传统的农业技术条件下，由于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人地矛盾关系日益紧张，清代赣南农村经济的发展也逐步陷入困境之中。这具体地体现在生产条件的恶化和粮食供求关系的紧张等方面。
首先，以山多田少为特征的山区生态环境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生计条件。赣南地区是典型的山区，其地形构成，山地丘陵占八成，河谷平原及山间盆地占二成，这就造成赣南地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的农业生产环境，如康熙《赣州府志》的编者张尚瑗指出：“至考其(赣州府)十二邑之所产，陵阜荦确，瘠硗已甚，视中土之平原陆海，东南之薮泽神皋，未可同日语。盖江右为泽国，而赣独为山国，山异於泽，而险僻之山又异於沃衍之山，不待言而晰也。”[23]在平原田土有限的情况下，乡村居民只得在山地间垦田种作，所以赣南山区的农业土地多是山田、梯田(俗称排田)，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石城县志》卷一《舆地志·坊乡里图》记载：“统(石城)上下游七里计之，为村二百有余，而聚落未成者不与，乡村不为不广。然环境皆山，坟衍无几高，原则山麓兼半，低湿则深坑属之，谓之八山二田也。可第民勤於力作，沿山多成梯田，俗呼排田。其无圳泉可溉者锄垦以勤，陆种树植，以备材用。”这种山田、梯田，灌溉条件差，土质瘠薄，产量极低，且经常没有保证。靠着这种生产条件，山区居民即便日夜勤苦，亦仅仅维持糊口的生活而已，如乾隆《长宁县志》卷三《志政·风俗》载曰：“邑处万山，山无生息，所恃以谋生者，止此山罅之田，故从事南亩者，披星带(戴)月，无地不垦，无山不种，无待劝也。地之所出，仅足敷食指。”
这种土地条件下的山区农业生产，也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破坏。一遇水灾旱灾，庄稼尽毁，山民流离失所也就势必难免，诚如康熙《兴国县志》编者所论：“赣居古扬州地，于田为下下，赋亦下下，而兴国视十一邑田亩尤其下焉，田在万山中，非若上游平原旷衍阡陌之相连也，一年止收一季，土硗获俭，竭一岁之人仅足供一岁之赋，一遇水旱则家无余粟，其能免于辗转流离乎?”[24]在瑞金县，遭遇水旱灾害的情况似乎非常严重，或山洪爆发冲毁田土，或数月不雨枯死庄稼，乡民常常颗粒无收，如康熙年间，瑞金绅士杨兆赡说：“自洪水为灾，连年荒歉。每当春夏，淫雨浃旬，山溪暴涨；田为冲破不能培补者，不下数万亩。田既失，租赋不能减。今岁气象颇称丰年，其实止得半收，不能无望于秋艺。自夏徂秋，不雨已经两月，田尽荒芜，不得种植。其种植者，今俱槁死，百不获一。”[25]由此可见，清代赣南山区的农业生产因为深受山多田少和水旱灾害等自然生态环境因素的制约而显得极其脆弱。
其次，人为造成的生态破坏也给农j业生产的维持与发展带来严重的障碍。明末清初以来，由于闽粤移民大规模的进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长，赣南山区进入大开发的历史阶段[26]。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乡民(包括闽粤移民)对山区的不当开垦，往往导致山地水土的严重流失，其结果造成水利沟渠的淤塞和田园的壅没毁坏，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遭到直接的破坏。如在宁都县，自清初起，乡民采伐草皮和开采矿物的活动就对当地水利和农田造成严重的破坏，宁都“易堂九子”邱维屏(1614—1679)曾经指出：
宁都穿陕缘麓而为山田，山溪崩射，高於畎亩，因陂而泽之，以水其田。苟废弛不修，则土病干，而岁收失十之三四，是诚司民牧者所宜知也。顾常考之宁都，平川漫流，溪谷诸水沿堤岸为陂，是必川流不改，然后可以因高下之势，以尽力沟涂浍洫之间。……今溪涧湮塞，川流非旧。揆厥所以，良由近数十年土人铲草皮、开偏圳，又掘山冶铁，矿砂入溪，水利先坏，田庐即从而继之，是尤司民牧者所宜知也。……盖山无草木，?t泥沙乘雨势拥入田中，势不得不开偏圳以遏山上之暴雨，自偏圳既开。山泉日益枯竭，田之肥者日瘠。惟铲草皮之风既除，则偏圳可以尽去，而溪沙亦且日减，向时壅没之田可以渐次挑复矣。[27]
另外，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往往引起土地利用的不当，而造成水土的破坏，如有不少乡民常在山地间开垦种植烟草等经济作物，这就容易使山土松动，每逢大雨，山土随水流冲刷而下，结果不仅使水土严重流失，还壅塞河川，大坏水利，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十二《土产志》指出： “州治多种山烟，山土锄松，大雨时沙土随水下，不无河满之患，山烟在所宜禁!”
山区水土的保持和水利的维护，是赣南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那么对于水土流失和水利破坏这一严重的农业生态问题，清代赣南的地方官员并不是没有认识的，乾隆十三年(1748)大庾县知县余光璧即曾经就该县的农田水利问题严肃地指出：
庾邑山田坐食在山之水，故水未出山，涓滴不弃；水既入江，涓滴不取。以田皆高排，资陂圳，不资江河也。民愚无识，傍溪之山，迩来开垦，不遗尺寸，山无草木，难受雨淋。土既松动，不敌水力，一经大雨，沙泥俱下，流及大江，尚犹斗水升泥。近山溪涧沙壅，知必不免，在圳或加挑浚，在陂任听填塞，沙多而水蓄自少，泥平而水流易竭，田曷赖焉?况水失故道，更多冲激横决之虞，此其害在数十年之后，今虽与之言，必不见信也。[28]
在余光璧看来，山区水土的流失和农田水利的破坏，主要是因为当地农民的愚昧无知和对山地的盲目开垦而造成的。其实，从农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垦种山地，首先考虑的是维持生计的问题，而不是生态的长效问题。从历史来看，清代以来，由于山多田少和人口的不断增长[29]，人地关系日益紧张，农民的生计和日用也越愈困难，应该说，这是造成当地农业生态恶化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不管怎么样，以上邱维屏及余光璧的分析，代表性地说明了生态环境破坏对清代赣南农业生产所造成的严重损害。而综合地看，无论是农民的生计问题还是地方官员或士绅所考虑的生态问题，实际上都构成清代赣南农村经济发展的困局。
再次，清代赣南农村经济的困境集中地体现在粮食的生产与供给问题上。清代的赣南地区一向被认为是粮食(大米)的重要生产地和输出地[30]，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以本地粮食供给的有余为基础，而是以牺牲本地粮食的供给为代价的。因此，严格地说，清代赣南在总体上并不是真正的余粮区。这个问题早在明后期就已经显露出来，如天启《赣州府志》卷三《舆地志·土产》所论：
赣亡他产，颇饶稻谷，自豫章吴会，咸仰给焉。两关转谷之舟，日络绎不绝，即俭岁亦橹声相闻。盖齐民不善治生，所恃赡一切费者，终岁之入耳，故日食之余，则尽以出粜，鲜有盖藏者。且田土强半邻壤占籍，土著无几，公庾之积又未能陈陈相因足支二三年，如南昌临吉诸郡告急，时时输两关，粟济之下流固甚便。假令赣人饥，谁其输之粟耶?越岭?t路为艰，溯河则水为逆。往戊子已丑(指万历16、17年)之间，道瑾相望，其故可知已。闭粜之禁，它郡率藉为口实，然空所有以饱人腹而坐困以待毙，是自尽之术也。乡邻同室之斗，救之宁无分缓急乎?
这里表明，明后期赣南的粮食生产虽然勉强有余，但实际储备不足，自给能力十分脆弱。
人清以来，赣南的粮食供给开始出现紧张局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烟草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或占用了大量粮田，或破坏了粮田土质，结果妨碍了粮食的生产。如乾隆《赣州府志》卷二《地理志·物产》载曰：“赣屑邑遍植之(烟草)，甚者改良田为蔫(即指烟草)畲，致妨谷收。”粮食生产减少了，自然影响到粮食供应的紧张与粮价的上涨，如乾隆十六年《安远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所论：“烟草质性宜肥，最耗土膏。栽之者必择腴田，而浇沃之安邑，万山线田，腴田无多，何堪以烟而废稼?且田亩有定，产谷亦有定，既去十余桶之烟田，复籴十二桶之租税，虽霜镰方毕，谷价已腾，何论次年青黄不接，又何论金饥水毁、年岁歉收耶?”因为影响到粮食的歉收，一些士大夫或地方官纷纷反对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以致引起争论[31]。另一方面，清初以来人口的不断增长，相应地扩大了对粮食的需求和消耗，结果导致粮食供不应求；在荒歉年份，这一问题尤其突出，往往得依赖外地粮食的籴人来缓解，如乾隆十四年《长宁县志》卷三《志政·风俗》载曰：“(长宁)地之所出，仅足敷食指。今户口益稠，倘遇歉薄，则仰给於他处甚，仅司牧之虑。”又如在龙南县，“四乡之地，多山麓而少平原，故山多而田少。……所出之谷仅足一岁之食，歉则望信丰以下之籴，丰亦虞粤东诸邑之运搬”[32]。以上两方面同时说明，清代赣南的粮食生产与供给存在着紧张和严重不足的问题。虽然明末清初以来，番薯、玉米等美洲高产粮食作物已经在赣南山区广泛传播和普遍种植，但它们作为杂粮，亦只能在饥荒或青黄不接时起暂时的替代作用[33]，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山区谷物生产与供给长期不足的局面。在遭遇水旱灾害和年成不佳的情形下，清代赣南的粮食供给经常出现危机，甚至引起地方动荡，如乾隆八年(1743)，在南安府的大庾、崇义、上犹、南康以及赣州府的城郊、赣县等地，由于粮食供给紧张而发生“奸民”“聚众抢米”的骚乱事件，其影响震动清朝最高统治者[34]。
五、结 语
明清时代山区商品性农业的出现和发展，很容易造成一种表面的印象，即这时期的山区农业经济有了长足进展，其结构也呈现出商品化的转型趋势。本文对赣南山区的考察和分析却表明，至少在清代赣南山区，以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加工及其产品的大量输出为主要内容的商品性农业生产，在本质上仍然属于黄宗智所说的“依赖型”和“生计型”商品经济[35]，它作为农民维持家庭生计的补充性副业，不仅没有导致赣南农业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反而依附于并加强了自给自足的稻作自然经济。从总体上看，由于受山多田少、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生态破坏，以及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等生态的和社会的因素的制约，清代赣南山区的农业经济，不仅停留在糊口的生产水平上，而且还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事实上，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发挥山区优势，彻底改变赣南农村经济结构单一、生产落后、市场狭隘的传统格局，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直到今天，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仍然还在探索之中[36]。
顺便还要指出，清代赣南山区农业发展的这些历史困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因为在清代，它们都带人到或影响到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持续的大规模的佃农抗租运动；直到近现代的土地革命运动，实际上也都与这些社会经济问题直接相关[37]。
农业经济发展必然要求扩大耕地面积和经营规模，大量使用机械，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农业企业，并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业资源开发为基础，在现有农村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把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聚集、装备，积累投入，调整存量，优化资源，全面提高农业生产率。这是个农业逐渐产业化、市场化、标准化和国际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必须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推进农业规模经济，实现农业四化。
农业四化中产业化是基础、市场化是途径、标准化是条件、国际化是目的，而结构调整是实现四化的手段。随着农业四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和经营集约化已是大趋势。小生产永远没有出路。必需扩大家庭经营规模，改变农业经营方式，实现农业产业化，从而逐步实现标准化，就可获得规模效益，增强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并推动国际化进程。
首先，积极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加速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进行产业化生产的渠道和前提，但实施过程中要处理好土地承包“稳”与土地使用权“动”的关系；“人”与“地”的关系；农户与企业的关系。产业化的微观基础是企业，企业进入农业，第一步主要是进入农业产前、产后的经营性服务领域，而不是直接的农业生产领域。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企业带农户，发展订单农业，向农户推广优良品种、先进技术、市场信息，购销农产品，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和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第二步才是大面积租赁农户的承包地从事农业直接生产领域的经营。
目前中国农村企业及中介组织的现状是，传统的中介组织供销社负重运行，市场化改造不够。新生的中介组织数量短缺，且运行和发展面临制度环境障碍。中介组织发育滞后，阻碍农业产业化发展。
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加快农业组织的创新，加强对家庭经营的改造，这就要求政府加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规划，在政策上对企业和农户提供指导；对有关参与主体加强综合协调服务，形成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检验检测体系和信息体系建设；加快现代产业组织形式在农业中的引进。
农业产业化基于不同地区和农户要区别对待，东部沿海地区在于实现企业的升级；中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在于扶持合作社和企业的发展；西部在于加强制度环境建设，消除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度障碍。
农业企业化属于个量微观经济，农业产业化属于总量宏观经济。推进农业产业化，需要农业企业形成专业分工，把竞争优势和对农户的辐射带动能力作为行为依据，推进订单农业，着眼于农业产业链，增强创新能力，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目前农业企业特别要把加强农业产前支持、产后开发，作为增强竞争优势的重点，产前要不断提升农业科技的综合发展和应用水平；产后重点进行农产品包装、分级、营销、品牌管理。
其次，外连市场内育产业联合体，促进农业市场化进程。农业市场化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客观要求，用法人组织形式招商引资、开拓国内外市场，是发展农业企业的一般模式和必然趋势。农业企业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确定自己的生产方向，并通过协议购销、合同收购或股份合作生产等方式，与农户结成合理稳定的协作利益关系，把农民与市场连接起来，加快农业市场化进程。
农业企业为农民提供优良种子、种畜、种禽以及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提供技术指导、培训，农户成为企业的具体生产单位，如此既使企业获得符合质量标准的原料来源，又以利益调动农民按合同种养的积极性。
推进农业市场化进程，需要实施多元化战略分散市场风险，即产品市场多元化战略。这需要优化调整产品结构，由少品种向多品种、系列化发展；由原料产品、初加工产品向深加工产品发展；由窄市场单元化向宽市场多元化发展，建立销售网络，用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开拓国内外市场。
第三，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提高动植物产品卫生水平是保障人民生活、实现生产目的以及确保出口获得利的基础。为此，要尽快提高动植物检疫能力和水平，创造条件，逐步建立与动植物检疫体制。应依法加强对农药、兽药及饲料添加剂生产、流通、使用的管理与监督，严格标准化程序，切实控制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和重金属离子等有毒有害物质残留，从根本上提高产品质量。
标准化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要求。要建立健全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制定规程，使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都有标准可循；要加强产品质量标准监测监督，健全监督、监测体系，完善质量检测中心、化验中心；科技示范基地园区要起示范作用，推进标准化生产。
第四，培养人才开拓市场，实施农业国际化战略。培养农业标准化、市场化的管理专业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实现农业国际化的基础。应尽快造就培养通外语、懂技术、善营销的高素质队伍，并逐步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按照国际市场标准组织生产，为农业全面与国际市场接轨打下坚实的基础。要结合招商引资，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生产技术，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深加工程度，培育一批名牌农产品，使农产品不仅具有成本优势，同时也具有质量优势和品牌优势，全面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围绕基地建设坚持不懈地招商引资、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良种。引导资金投向农业综合开发、农产品深加工、农业社会服务等项目。在提高与国外中小企业合作的基础上，努力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引进大客商、大项目、大资金，带动农业国际化。
农产品科技含量是农业企业角逐国内外市场的基础，要以农业高科技基地示范园区为载体，引进、开发、推广在国际市场上适销对路的农业新品种，引进无污染、高科技含量、投资回报大的高新技术项目和农业高新优良品种，大力发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
传统的农业发展战略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参与国际竞争进程的新形势。中国农业应该选择竞争性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农业标准化进程，充分发挥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加快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提升农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从自给自足型农业向市场竞争型农业转变，从增产型农业向质量效益型农业转变，从依靠传统技术转向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转变，从劳动密集向劳动密集与资本和知识密集相结合转变，从依靠资源消耗型的增长方式向重视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转变。
农业经济在当前发展的内在四化要求，需要政府深化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大引导扶持力度。首先，政府要积极开展制度创新，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鼓励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着力培育农民自发兴办的各类生产和流通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和发展农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进行市场价格协调与行业管理，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应诉，处理贸易纠纷；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限制敏感农产品过度进口；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重组与技术改造，扶持和培育农业基地企业，建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体系。
其次，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明确界定政府职能，加强统筹协调和宏观调控的职能，清理和调整不符合WTO规则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农业法规体系，借鉴和利用有关国际农业法规保护和支持中国农业的发展。
第三，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快农产品购销市场化进程，重点抓好质量标准体系和市场信息网络建设。
第四，引导农业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组建联合体，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体系。
第五，调整农业补贴方向和支持结构，加大对农业科研推广、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结构调整等“绿箱政策”的支持力度，设立专项育种科研支持基金；健全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补贴结构，引导农民调整和优化农产品生产结构；建立粮食安全生产、储备体系，保护中西部主产区粮食安全生产能力，保护农民的利益；加快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
政府农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加快职能转变，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运作机制；强化服务职能，尊重企业和农户在农业产业化、标准化和国际化中的主体地位；探索政府跨区域、按产业体系管理农村经济的方式。执行政府管理职能的中央银行，要引导金融企业加强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加快改革农村信用社，发展合作金融，健全农业信用担保机制，减少农村资金外流，加大对农村信用社支持农业用途资金的再贷款规模。
摘要：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二元经济结构，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二元结构将逐渐向一元过渡。现代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多重二元性”。在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好农业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解决农业的根本出路无疑归结到农民身上。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多重二元结构，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探讨性意见。
关键字：二元经济、人力资本、农业剩余劳动力
一． “二元经济”的提出与发展
“二元经济”最初是伯克（Booke,1933）提出，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他当时的研究仅仅限于对二元经济的一种单纯的描述。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一篇题为《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刻画了后起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特征：在一定的条件下，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成负数，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稍高，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不变。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诱使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当资本家进行投资，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从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就更多了。当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与工业达到一致，这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消失了。刘易斯模型包含了以下两种含义：（1）认为现代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能带来固定比例的劳动力就业的增长，意味着不存在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越快，创造的就业机会增长也越；（2）认为农业只是工业化中的一个消极部门，忽视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忽视了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关联。这两点大大地削弱了该模型的现实意义并且也是后人对其批判的主要依据。
拉尼斯、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他们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把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流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类似于刘易斯模型。第二阶段工业部门吸收那些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劳动力。此时，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正值，他们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导致农业部门的萎缩，从而农业向工业提供的剩余减少，农产品供给短缺，使工农业产品间的贸易条件转而有利于农业，工业部门工资开始上涨。第三阶段是经济完成了对二元经济的改造，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和工业工资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完全取决于边际生产力的变动。经过改进后的模型更准确反映了二元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自然演进过程。
二． 我国二元结构的演变以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建国以来我国二元结构的历史演变
建国初期，受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建立起现代工业，并进而实现经济的起飞与现代化，必须要有最初始的资本积累。而在建国初期我们经济水平极其低下，主要是自然、半自然经济为主体，资金严重匮乏。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唯有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用剥夺农业剩余的办法来实现工业化。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通过这种不等价交换的原始积累方式和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从200多亿元起步，迅速积累起了5000亿元左右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保持了较高速的经济增长率。然而，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以牺牲农业的长远发展为代价的，这不仅造成了农业生产长期低速增长，而且也使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积累，农村隐蔽性失业严重，从而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更加突出。二元结构强度一般用农业与非农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衡量。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的统计分析表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这一差距最大为4.09倍，而1979年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却高达6.08倍。
2．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有了一定的改善，然而效果并不显著，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刚性，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城镇化进程迟缓，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生产率低下，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由于国家长期在资源配置上的倾斜政策，农村投资比重小，农业基础设施不健全，造成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一直保持着家庭式的、自给自足的发展状况，农业协作程度低、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从而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另外，国家对农业的土地所有权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耕作积极性。比如国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占用农民耕地，并未能给与足够的赔偿，这也在一定程度成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失。
第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低，技术含量总体比较低，缺乏竞争力。我国农村人口多、比重大，是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式经济。仅有的可耕地不可能完全吸收农村劳动力。然而，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乡镇企业一般是面向农村生产初级工业制品。由于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源，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的生产效率有限，市场竞争力不强，企业并不稳定，刺激农村经济效力不强。
第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我国无非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农村工业，有上边分析，农村工业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有限。另外就是通过进城打工。由于农民身上所蕴含的人力资本不高造成农民进城打工的就业渠道非常有限。其次，我国城乡户籍制度对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有一定限制。再则，随着我国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出现了“资本深化”的局面，资本对劳动力产生了替代。
第四，城市化进程缓慢。一般来说，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但是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与工业化水平。1998年我国城市人口为37924万人，城市化率为30.4%，世界平均水平为45%发达国家为75%，可见我国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不能实现生产要素在城市的聚集，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经济效益特别是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2000年世界第三产业占CDP的比重约50%，而我国只有32%第三产业发展落后。第三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吸收劳动能力强，并且第三产业中的大量服务业的增长对刺激经济增长起到较强作用，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弹性达到1.78。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下既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固了二元结构的刚性。
三． 农业经济发展与摆脱二元结构
农民问题，曾经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现在又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尽管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和发动，并且20多年来农村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令人困惑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城乡二元结构呈现出刚性。人们已经认识到，农民问题解决不好，将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现代化进程。立足于我国国情，要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个人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 制度变迁。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的。在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中，价格标准是市场的唯一指标，然而价格指标要想发挥其配置资源的作用是建立在一系列的规则之上的。这种规则我们一般称之为制度安排。价格机制的顺利运行是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安排的。二元结构的消除并不能像刘易斯所设想的那样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把农村剩余劳动力排空。从上边的分析我们看出，我国二元结构具有一定的刚性，在我国要想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关键的一环就是培植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产权安排。只有在合理制度安排下，才会产生相应的激励。首先，在土地产权安排上，应给予农民更大的空间，切实考虑农民的利益。其次，可以激励农民建立一定的经济组织。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各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通过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市场信息，更有计划地协作生产。
第二， 农村人力资本的培植。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农村人力资本的匮乏是农村经济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人力资本的培育上，首先，通过农村教育投资。当前农村教育普遍落后，农村教育资金匮乏，政府在农村教育体制以及教育服务保障上应该有所作为。通过教育促使农民掌握足够的信息，更好地融入社会。农村经济落后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化水平低。信息鸿沟导致城乡信息知晓权差异，强化了农民收入的贫困。信息的贫困造就了农民就业的贫困。因为农民无论种什么、种多少、如何种、如何卖以及是否外出打工、打什么工都离不开信息。农村信息化建设滞后，一方面使农民无法迅速全面地得到完整准确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农民自身的信息资源无法及时有效地传输给社会。这就必然使得农业的结构调整、农产品的销售、农民外出就业均受到严重影响，从而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其次，通过建立并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之间不仅通过户籍隔离制度造成身份上的不同，而且由于身份上的不同更产生了基本的生存权利上的差别。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生活的最低保障，失业伤亡保险等等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民相反却不拥有这种权利。改善农民的社会福利，建立健全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农村人力资本的培育，城乡差别的缩小，农村经济的发展无疑有重大意义。
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由于市场经济不能自动的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所以政府在此过程中应该起主导作用，推进正式制度创新，使农业问题切实、合理地得到解决。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政府应确定适度的农业税收负担、合理调整税种结构。在借鉴国外涉农税收经验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对农业的影响，并力图寻求税收制度改革的新思路。
关键词： 税收 农业经济 制度创新
一、税收与农业经济的相关分析
对于农业，税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直接针对农民征收的税种，也包括间接征税影响到农民的税种。因此，发挥税收促进农业经济的作用，一是在税制设计上，只对有直接收入并达到起征点的人征收；坚持有交易发生才征税的原则。这样对于交易行为较少、收入较低的农民群体，税收负担较低或为零。二是在税收的灵活性上，发挥税收优惠等特殊手段的激励机制，对于农业及农村乡镇企业，税种设计上要少税、低税或应设计优惠条款，以激励农业发展。
二、借鉴国外财税支农经验
（一） 财政支农资金的高支出和高补贴
据统计，经合组织成员国2001年的农业补贴为3000多亿美元，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占农户收入的比重达31%，其中，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为20%左右，欧盟为35%，日本、挪威、瑞士、韩国等高达60%以上。①西方很多发达国家财税支农政策已形成规模且系统化、规范化，如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导致大量农民破产以后，就制定了以保障农民收入为目标的财政支农政策并逐渐调整完善，形成了农产品价格保护，农产品出口补贴，农业贷款低息，农村社会保障，低收入补助等一套完整的财政高支出、高补贴的政策，后又转为实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美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呈上升趋势，1999年在原来基础上增加60亿美元的农业支出，并逐年增加。2002年美国又决定在未来10年内增加农业补贴1900亿美元。而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对农业的支持方面，不仅不规范、不系统，且力度远远不够。据测算，目前我国对农业综合支持水平只占到GDP的2%，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几乎为零，而许多发达国家对本国农业的支持水平很高，美国农业综合支持水平（占GDP）为9.5%，欧盟为25%，日本为41%，加拿大15%，墨西哥34%.②因此，针对我国“三农”现状，政府应提高农业的补贴水平和资金总量，同时逐步建立完善的支农政策体系。
（二）涉农税制的规范系统及对农业的优惠
西方国家的涉农税制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也存在差异，但基本上都没有设立对于农业单独征收的税种，而是在完整的税收体系中，通过各种优惠措施来均衡农业与非农业的税收负担，体现政府的支农思想。
1.涉农商品税制方面。许多国家在商品税制设计中，视农产品为一般商品，也一样征收商品税，不同之处在于把农产品作为商品中的一个特殊税目在征收上给予优惠。如美国具体征税方式由各州决定，农产品纳税环节一般都定在零售环节，农产品不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农场主无须申报纳税。加拿大的商品税由多个税种组成，涉及农业产品的有许多优惠措施，对许多农业产品和农业生产投入品免税，对初级农业产品实行零税率，对农业用地出售实行免税等；法国的增值税规定，对农业生产所需购买的机器、肥料、种子等所负担税款可做进项扣除，法国增值税基本税率17.6%，对一些农产品按7%税率征收，对某些特定农产品销售给予免税。
2.涉农所得税制方面。一般都包括在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中，对农业所得根据农业生产基本特征和农民收入来源特性计算，税率也较优惠。如美国个人所得税对农业有三项优惠：农业生产者可采用现金收付记账方式延迟缴税时间，农民可充分利用货币时间价值；采用较低税率；申报税款可按3年净收入平均数申报。加拿大将农产品视为企业和个人的销售项目，允许有“扣除项目”，并且税率低于一般非农业企业。法国，农林业所得指纯收益所得，还要考虑家庭及家庭人口，并在税率上有一定优惠。
3.涉农财产税制方面。各国基本没有设立专门的农用土地税，但基于本国税制设置的习惯和要求，有的把对农业用地纳入土地税，有的直接纳入财产税。美国就是将土地征税纳入财产税中，征税时根据土地用途确定价值，对农业土地是按照当前用途估价，大大降低农业用地的财产税额；加拿大也是将土地征税纳入财产税之中，对农业用土地根据地区发达程度规定高低不同的税率，同时对农业财产采用优惠估价标准，一方面全面降低农业税负，另一方面对落后地区更有低税率照顾；德国征收土地税，但专门将土地分为农业生产用地和建筑用地，对农业生产用地以每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物市场价值为计税依据课征。
三、改革我国现行农业税收制度
从近几年农业各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来看，取消农业税对我国财政收入影响不太大，国家有能力承担，因此逐步取消农业税制、减轻农民负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为了体现税收公平、效率的原则，建立对全社会有效调节的税收体系，在取消农业税时，建议构建“产品+收益”双重调节的涉农税制，即设立农产品增值税、农业收益所得税双重调节的农业税制。
（一）农产品增值税
取消农业各税，对农产品征收增值税，其原理和依据与我国现行增值税相同，以农民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扣除法定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后（包括种子、肥料、水电费、人工费、生产设备折旧等必要生产性支出）为增值额征收。这种允许扣除必要生产性支出的征税方式，一则对贫穷、低收入者是一种公平和照顾：如果没有增值，税负为零，有增值才纳税；二则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增税。在设计农产品增值税法定扣除项目时，除直接的经营成本外，还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农民承受的价格负担即农民出售农产品时低于其价值，购买工业品时高于其价值的利益牺牲部分，即农产品剪刀差。二是农民承担的间接税负担，农民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作为生产者要承担农产品销售的增值税，作为消费者要负担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所含的增值税，因此，对农产品增值税的设计应比照西方经验，在扣除项目和税率上对农产品给予宽扣除额、低税率的优惠照顾。开征农产品增值税，其实不必另设税种，只须扩大现行增值税，即把我国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延伸到农业即可。
（二）农业收益所得税
农业收益所得税具体包括两方面：对农业生产经营企业（农场）的生产经营所得与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平等看待，纳入企业所得税征税范围，对农户个人所得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当然这需要有一定的过渡期限，因此先暂称为农业收益所得税：（1）纳税人包括从事生产经营所得的法人（农业生产集体和农业企业）和承包经营户，具体包括承包耕地、草原、山林、滩涂、水面种植、养殖的单位和个人；（2）征税对象，每一纳税年度的生产经营收入总额减去必要生产成本和生活费用后的纯收益所得额为应税所得；（3）税率，为体现纵向公平，应设置累进税率，收入多者多纳税。
论文摘要：邓小平关于农业经济的思想是现阶段我国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它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主要内容包括；改革农村经营体制；健全农村市场体系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走科教兴农之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积极发展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邓小平关于农业经济的思想是现阶段我国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农业是根本，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抓农业要重点抓粮食，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业的长期政策；要积极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走集约化生产的道路等。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农业经济思想。
同志从主持全面工作以来，反复强调农业的特殊重要性，明确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同志认为重视农业、加强农业的关键是在农村经营体制、农村市场体系、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这几个层次上，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改革农村经营体制
同志认为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主要是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必须长期坚持。今后的任务是要探索较高生产力水平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实现形式，其目标是引导农民走适度规模经营之路，实现集约化生产经营。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在一个社区范围内实现耕种、灌溉、植保、良种供应、技术指导等的统一，实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探索一种新的规模经营形式，即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和地方政府的组织协调，确立优势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化种植、专业化生产，由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良种、技术、资金等服务，融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从而形成整体规模效益。
二、健全农村市场体系
同志指出：目前农村的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需要进一步改革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体制，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加快农村供销体制的改革。同时，要大力发展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经营方式，引导农民发展各种新的联合与合作，逐步建立和发展连接农户与市场的各种必要的中介组织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健全农村市场体系方面总的方针是：(1)放开价格、放开经营，确立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在继续建设初级形态的农贸市场的基础上，大力建设中心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在批发市场的建设中要接市场规律办事，避免政府干预过多。(2)推进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市场的发展。加速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稳步而慎重地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实行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转移；完善农村金融制度；促进土地使用权合理流动。(3)要发挥政府在健全市场体系中的引导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市场信息和制定市场规则，规范和公正市场交易制度。
三、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
增强农业后劲，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比较健全的农业保护政策和保护机制。同志认为：要通过不断探索，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对农业的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经过多年的探索，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了对农业的保护政策：
1．实施价格保护制度，包括农产品价格保护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保护
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是以市场形成价格为前提，通过政府收购和差价补贴两种方式保护农产品价值得以实现，特别是保护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大宗产品如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四种粮食作物的合同定购和专储部分；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保护制度主要是从税收、用汇方面实行优惠和补贴，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的比较利益。
2．完善农业政策性贷款制度，解决农业生产投入不足的问题
国家为此不仅设立了农业发展银行，而且财政逐年增加了对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投入。此外，国家还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加强了对农村信用社的指导和支持，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业生产的金融政策。
3．大力保护农业资源主要是保护耕地资源
不仅加强了立法和司法保护，对破坏土地资源的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的力度，而且扩大了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土地承包期延长为30年不变，山林为50年不变，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调动了农民保护土地资源的积极性。
四、走科教兴农之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1．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势在必行
同志十分重视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问题，他说；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相对稀缺，人均耕地只有世界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口还在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靠什么来满足需求的增长呢?农业要增加投入，但靠大规模增加新的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的投入显然是不现实的，根本的出路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农业投入中的科技含量，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也就是说，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他还指出：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农业仍处于粗放经营状态，一方面人均资源相当紧缺，另一方面资源浪费又相当严重，如灌溉用水、施用化肥，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不到40%，化肥的有效利用率只有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果不改变这种高耗低效的生产方式，在资源投入方面我们将难以为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战略眼光和紧迫感。
2．关键在科教兴农
同志指出：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狠抓科教兴农，把农业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努力提高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首先要抓好科技成果的推广我国每年取得大批农业科研成果，但真正能在生产中起作用的还不多，大部分都滞留在实验室或试验田里。发生上述情况，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还不健全，二是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还比较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采取了多种形式，鼓励和支持农业科技工作者去农村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并改革和调整农村教育体系，多办初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并加强对农民的实用技术培训。
五、积极发展产业化经营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积极探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途径，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不受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的限制，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这样做，不动摇家庭经营的基础，不侵犯农民的财产权益，能够有效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
关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具体形式，中央没有作具体的规定，各地在实践中有许多不同的创造，有纵向一体化经营和横向一体化经营。纵向一体化经营的模式是“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政府的组织引导作用比较直接；横向一体化经营是把千家万户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直接组织起来，从而使农业的市场结构彻底实现由完全竞争向垄断竞争转变，其组织载体可以是按照国际惯例以合作原则组建的农业合作社，也可以是不同类型的较为松散的农民协会。我国最初是以纵向一体化经营为主，以后有些地方开始向横向一体化经营发展。
六、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同志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我国农业也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作为实现我国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目标必须坚持的十条方针之一。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生产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林业建设、严格保护耕地、森林植被和水资源，防治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关于以水利为重点，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水利建设要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实行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洪抗旱并举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应从长计议，全面考虑，科学选比，周密计划当务之急要加大投入，加快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提高防洪能力。
摘要: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势在必行。然而如何操作，才符合国际国内实际，是理论工作者，尤其是实际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笔者通过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环境分析，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难点、重点问题研究，提出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可操作性问题，即筹建农业项目筹备库、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以及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采取农科教结合，采取科教兴村等。
2000年是世纪之交的一年，是“九五”计划实施的最后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今年的重要经济工作之一。现仅就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的环境、特点、难点、重点问题，可操作性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以期与同行砌磋。
一、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环境
纵观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历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对“十年动乱”的拨乱反正，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入经济建设，农业经济结构有了大的调整，由1980年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占68.9%降到1990年的46.1%①，下降22.8%，，1997年又降到18.7%②,已经开始由农业型转向多种经营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在世纪之交,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环境有了新的变化,给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带来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从国际形势看，其表现有三：一是经济结构调整呈现出世界范围内调整的局面，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将更是如此；二是农业科学突飞猛进，呈现出向农业纵深发展的趋势；三是农业跨国公司影响力日益增大，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面临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经济的调整和优化要抓住这次机遇，同时也要及早准备，周密规划，严格实施， 迎接挑战。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
从国内经济形势看，我国经济在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是尚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现实也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势在必行的。不调整，就没有出路。不调整，就难以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不调整，就难以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不调整，就难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难点和重点
1、特点：在上述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具有规律性。即第一产业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呈稳定趋势；第三产业呈迅速发展趋势。在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是下降趋势，林牧渔业呈增长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中等欠发达地区，都不例外。二是具有阶段性。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形成期、成长期、高潮期，到退潮期的时序阶段变化。而这些阶段的长短是受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因素制约的。对此要有明确的认识。三是具有差异性。不要说世界范围内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差异，就是在中国，由于幅员广大，各地区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也决定了农业经济结构具有强烈的地域的差异性。全国从总体上可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据统计位于西部地区的陕西省，1997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9%，而位于东部地区的江苏省为15.1%，浙江省为13.7%，山东省为18.6%。③
2、难点：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码有三大难点：一是这次调整优化要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目前农村经营体制和农民素质低的情况下，难度较大；二是这次调整要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从利用资源转向利用和保护资源，这一过程是递进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困难。三是这次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而市场变化多端，现代化进程曲折不平，都将为农业结构调整带来难度，需要认真对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重点：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重点：一是将粮食转化为肉、蛋、奶等，适 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二是将低档次的农产品调为高品质的农产品，适应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三是在大江大河源头地区重点退耕还林、植树种草，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对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可操作性的思考
为保证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目标的实现，结合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研究的 成果，从可操 作性方面提出几点思考。 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局限性，按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的要求，加强农业产前生产资料供应，以及农业产后的储运、加工、销售等服 务，打破目前以初级原料生产的单一格局，促进传统农业的基础向新的产业分化； 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增值率和提高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基础产业。 为达到上述目的，各地可制定不同内容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规划方案。为使规划方 案更具有可操作性，可依据方案，制定出一个具体的项目储备库，可划分为近期、中 期、远期项目，也可分为大、中、小三类项目。项目库可做到“项目建议书”的深度。包括：项目背景、项目内容和方案，项目资金预算和筹措，项目达产后的效益 估算，项目承担单位等。有了项目库可向社会招商引资，也可向主管部门争取基本建设投资资金，也可向社会项目信息提高知名度、信誉度。1999年中国农业大学 为河南郑州金水区制定的158个项目的区一级项目储备库（包括文本、软盘和光盘）目前已到海南、深圳、广州、上海以及日本、韩国引进了项目和资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面。在家庭经营基础上通过现代市场经济的协议、契约、合同、参股、投资、入社等，发展合作 社、专业协会、股份公司和法人企业，实现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 经营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是关键。据研究，培育龙头企业 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因企制宜原则；二是精简高效原则；三是利益共沾原则。
选择龙头企业有三条标准：一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二是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 良好的科研、生产、推广体系的企业；三是开展企业公共关系，即能与基地和农户有机结合的企业。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运行机制有三条：一是龙头 企业与基地乡（镇）村（组）的合理利益留成的机制；二是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价格（保护价）运行机制；三是基地与农户的利益留成再分配机制，可采取奖 金、补贴、资助的方式再分配给农民一部分利益。 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技术落后局限，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科教兴国可从农村社会最基层细胞 村级单位搞起，即科教兴村。 在全国部署科教兴村试点时，抓住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特点、难点、重点，做好规划方案，农科教结合，提高农民素质，普级实用科学技术，建立主导产业， 要以村带乡、带县、带省，促时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的合理化。
据不完全
统计，截止到1999年9月，全国已有5个省、18个乡、1251个村有计划、 有步骤开展科教兴村的试点工作。在迈向小康村目标的过程中，达到“生产好、生活好、环境好”的标准。《农民日报》在1999年9月报道：“科教兴村3年富民百万”，累计增收15.1亿元，参加试点的农民平均增加收入100-500元。科教兴村中，有2400名科技人员走村串户，为农村培训技术150万人次，推广实用技术4800多项，建立主导产业120多项。北京上庄乡以中国农业大学为技术依托，实施科教兴村，大学教授不仅为该乡规划并实施翠湖水乡的“青、少年农业科技教育基地”，而且开展遥控航模，水生植物园、昆虫标本、鲜花干制等多项技术，以旅游业项目为切入点，带动了全乡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化。
总而言之，如能在广大农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时，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 局限，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限，突破农业技术落后的局限，重点 搞好农业项目储备库，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开展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践 科教兴村，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就会顺理成章、事半功倍。
近些年，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走势低迷，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低下，明显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再加之农业基础设施老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增长乏力的徘徊局面。人们开始对农业生产力现状产生忧虑，农业机械作为生产手段是农业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也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但农业机械化又是与一个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紧密相连的。进入新世纪，中国农业将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看待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问题，怎样探求中国式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道路，意义十分深远。
一、正确认识建国以来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机械化问题
我国农业机械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风雨之路，从总体上看，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①解放前我国基本上没有农业机械。解放后，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很快。到1997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42016万千瓦，比 1952年的 18万千瓦增加了 2333倍；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增加到 689051台，比 1952年的 1307台增加了 526倍；农用载重汽车875571辆，比 1952年的 280辆增加T 3126倍。与此同时，农村电力等也都是从无到有，得到了巨大的发展。②农业机械化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农业机械的推广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强了抵抗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态；农业机械的使用促使农业向农工贸一体化发展，促进了农业运输事业的发展。③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农机生产和推广体系。培养了一支达二千万人的农机科研科技队伍。在农业机械化的推广过程中，农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科技素质。各种基层农机厂、农机站为后来的农村工业、乡镇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④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机械由国家统配变为非控商品进A了市场。农民拥有了选择购买农业机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农机投资主体发生了由国家投资为主到以农民私人投入为主的转变，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另外，农业机械推广运用领域不断拓宽。 但是，我国的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失误也不少，值得反思和总结；①在过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认识到农业机械化是一个经济技术发展过程，不讲经济效益，不算经济总帐，而是采用行政命令、政治运动的方式推进，试图速战速决，超越了生产实际需要和经济可能，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给农业机械化声誉带来了不良影响。②在改革开放之前，在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存在“、一刀切”的倾向，没能注意到我国的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农机在我国不同地区需求具有层次性和差异性。③改革开放时期，在对改革前20多年农机化中“左”的影响进行清理时，矫枉过正，出现了80年代初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否定论。认为“石油农业”在我国行不通，只搞生物技术就行了。认识的模糊造成实践中的混乱。农业机械失营失控，有些地方农机具被拆分，或因无人管理而报废。农机教育网络受到严重冲击。
纵观我国农业机械化所走过的道路，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误的教训。但因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失误和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暂时困难而对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持否定态度是不足取的，笔者认为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方向是正确的。机械化代替手工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农业机械化是当今各国现代化农业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有人说中国要绕过“6油农业”，X搞“生态农业”也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其实，重视“生态农业”是对的，但不能片面地把“生态农业”与农业机械化对立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生态农业”是要靠农业机械化这个手段去实现的。我们应当从广义上理解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本身就是与机械化相辅相成的，农业运输、农产品加工和林、牧、渔业现代化也离不开机械化。可以说，整个农业现代化都离不开机械化。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反对只片面强调其必然性而不顾客观条件的冒进，又要反对只片面强调客观条件性而消极等待，在认识上则不应消极回避它，而应该积极正视它，决不能低估农业机械化的意义。
二、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意义
第一，发展农业机械化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①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仍然落后。就劳动工具为主的劳动手段而言，我国农村广泛使用的仍然是原始的手工工具：犁、耙、锄头、镰刀等，普遍存在的还是人力播种，人办收割；就劳动对象而言，耕地过于分散零碎，土地利用率低，农田基本建设不断受损；就劳动力而言，我国农业劳动人口多，但素质差。只有大力提倡科教兴农，推广农业机械化，才能改变生产力落后状态，使农业生产上一个新台阶。②发展农业产业化，要以市场为导向，实现农业的专业化、企业化的集约化经营。而集约化农业要求有更多的技术和资金的投。人，其中校人大量农业机械则是一项基本要求。②生产工具和基础设施的落后，使一些农业高新技术得不到有效采用，制约了土地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激烈的竞争，发展机械化，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竞争力已势在必行。
第二，农业机械化道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农业现代化包括技术（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现代化和管理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在技术上就是采用现代的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装备农业，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科技体系。机械技术就是机械化，它是从机械操作斤始，进而达到自动化，其作用主要是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工效和劳动生产率，生物核，术包括土壤改良、植物保护、良种培育、化肥、农药、除草剂以及农田灌溉等。其主要作用是提高农产品的单产和质量，着重于提高土地生产率。只有把机械化和生物技术适当地结合起来，两重并举，才能既提高劳动生产率，又提高土地生产率，，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过去曾走过了一些弯路，但现在都基本上把机械化和生物技术结合起来了，而且一配合得较好，从而加速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管理的现代化，主要是指生产组织上实行专业化、一体化和管理方法上的科学化。如运用系统分析法。电脑和通讯网络等科学技术。而这些先进技术实施的每一环节，都必须以机械化为基础和手段。可见，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农业机械化道路是农业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必经之路。
第三，发展农业机械化，它可以成为我因经济新的增长点。农业机械化的直接经济效益是．提高农业各生产部门的劳动在产率，降低成本，为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化创造条件。农业机械化不仅有巨大的直接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它的间接经济效益。农机行业是。联系农业和工业的纽带，发展农业机械化，扩大‘咱需”，农机行业可以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①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各种类型的农用机器、电力设备，促使农机科研投入大量资金，加快科技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需要多层次的农机供应，促使农机制造、销售、修配、电子、电力等部门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可”以大大刺激城市工业和＃镇企业的发展。②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农村公路及水利等基础工程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从而刺激建筑、建材、交通、能源等部门规模的扩大、生产的发展。③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大量的农机人员＊发农民学习农机知识的热潮，可以进一步刺激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展农业机械化，能刺激工业对农机的投资和农村的消费，只要引导得当，农机行业一定能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发展农业机械化具有社会政治意义。发展．农业机械化人近期来看农民解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增加了收入，有助于农民身体健康与生活舒适，缩小了工农和城乡差别。从长期来看，发展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减少农业人．a，为我国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过渡创造条件。另外，我们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发展农业机械化具有社会政治意义。
三、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现实困难和对策
任何一项生产力的突破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虽然具有广阔的前景，但切不可忽视存在的困难。最突出的困难是：
第一，劳动力转移困难。由于我国工业发展水平和规模等因素的限制，农业劳动力很难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客观上制约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另外，发展农业机械化对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减少，但素质要求提高。而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多，素质差。据统计，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仅占0．31％，高中文化程度的占8．gi％，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2．83％，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占总劳动力的46．75％，这也是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现实困难之一。
第二，资金困难。农业机械化的农机科研开发、投入生产和农民购买农机产品需要大量的资金。一方面，自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户为单位经营后，农业资金难以集中使用。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财政暂时拿不出很多的资金来投入农业机械化，这对农业机械化造成了很大困难。
第三，土地过于分散零碎。农业机械化要求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然而，我国不到15亿亩土地被分给2亿多农户，户均6－7亩耕地，土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不便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发展农业机械化不利。
此外，农机产品市场还不很规范，农机产品造价高等问题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发展农业机械化有现实困难，但不能因为有困难就不要发展，而应当正视困难，积极寻求对策，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第一，实事求是，有差别地发展。我们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量力而行。我国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条件差别较大，因而农业机械化在地区、项目、水平、形式的布局上将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对不同的地区要因时困地团倩制宜，区别对待，允许不平衡，有差别地发展。农业机械类型、品种要注意实用性，在近期重点发展那些经济效益比较好的项目。农民使用农业机械既增产又增收入机械使用中得到经济实惠，使农业机械化成为亿万农民自觉自愿参加的经济进程。
第二，加快工业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工业以及其他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能吸收农村多余的劳动力，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创造条件。另外，工业的快速发展还可以为发展农业机械化提供资金，降低农机具的生产成本，为农业提供适用、配套、高效、价廉的农机具。
第三，倡导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集中。在坚持土地国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推广承包制下的租赁制、有偿转让制和股份制，加强土地的自主经营使用的灵活性，搞；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规模经营的问题解决了，资金就可由规模经营者（国家、集体、股份合作者或私人）筹集。如可以通过承包或租赁协议，使土地使用权向种田能手或种植专业户转移，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为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
第四、拓宽投资渠道。实现农业机械化，需要大量的资金，离不开国家的帮助。但是，目前国家财力有限，我国农业投入不足，尤其是农业机械化的投入不足，仅占农业总投入的1．7％左右，单靠国家的扶助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拓宽投资渠道，政府、企业、私人和外资均可成为出资的主体，发动全社会力量发展农业机械化。
第五，科教兴农，提高劳动者素质。科教兴农就是依靠科技和教育来振兴农业。去年国务院发出通知，明确指出以乡为中心的农业服务体系不仅不能解散，而且还要加强农机站和农技站（即农艺推广站）建设和管理。劳动者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劳动力的素质又取决于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既要努力发展高等、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培养农业专门人才，又要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提高高中升学率，普遍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第六，加快农业机械化事业的法制建设。全国已有一些省出台了（农业机械管理条例》和一些农机监理的地方性法规。建议加快制订全国性的农业机械化方面的法律，对农机生产的投资方法、企业享有的优惠政策和农用燃料、电力价格补贴等要用法律加以规范。对农机市场上的不法商人要予以严厉打击，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内容提要]江西近代农业经济转型极不顺利，近代化的进程十分缓慢。它既落后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邻省，也落后于湖南、安徽、湖北等内陆邻省。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西近代农业经济转型遭到了一系列因素的阻碍，从而导致其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不充分。这些阻碍因素，有些是江西特有的，正是这种因素造成了江西农业经济顺利实现近代化的特殊困难；而有些则是江西和其他省份都具有的，这些普遍具有的阻碍近代化的因素同江西近代的特殊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江西经济近代化的反作用力。正是这种反作用力严重阻碍了江西农业经济近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近代江西；经济转型；制约因素
列宁曾经指出：在近代各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二个重要关键，一是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一是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笔者在分析近代江西农业经济转型时，依据列宁的这一论断，从纵向上把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发展层次，即农业自然经济、农业商品经济和农业资本主义经济，以把握江西近代农业经济转型特点。从这一视角看，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转型主要表现为传统的自然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因此，本文在分析近代江西农业经济转型制约因素时，着重分析近代江西农业商品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
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
纵观江西历史，江西社会经济，在唐宋以后直到清前期，在全国各省中一直处于较领先地位，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江西商人凭借着江西本地商品如大米、茶、夏布、纸产、瓷器等活跃在全国各地，甚至出现了“无江西商人不成商场的局面”。①据史料记载：“江西商人，遍布于长江上游各省……且恒操金融之枢”，“西邦之
名，震耀一时，江西在全国内商业之盛与同时之山西相颉颃”，②从事商业经营者人“数何止数十万人”，每年为江西积累资金“殆将近千万元”。③然而进入近代以后，江西的这种优势却逐渐丧失了，变得相对落后，到民国年间，“江西在外之商人，几全归破产”，省内“各种产业均呈急速衰弱与崩溃之势”。④从此江西的经济一蹶不振，解放后变成了华东地区经济发展最落后的省份。
江西社会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由盛转衰的局面，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打断了江西自古以来呈优势发展的经济发展进程。
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开放九江为通商口岸，从此江西的门户正式被外国列强打开。1860年，英国轮船首驶长江，强行划定九江城外的龙开河东段为其租界，继之，法、俄、日等国也纷至沓来，在九江设立租界，取得了在九江通商，在江西内地贸易的特权。不久他们又控制了九江海关，“海关的人员全部为欧洲人”，并且“完全不受省政府管辖”。⑤在税率上推行有害于本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并严格规定纳税之后“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⑥而江西本地商品则要交纳为数几倍的数额，如茶叶出口仅厘金一项就达“每百两约抽二十五两”，⑦这就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帝国主义还直接在江西设厂制造，1862年美国“旗昌洋行”在九江开办航运公司，其后英国在九江的太古，怡和两洋行也分别建立了九江码头，俄国人在九江先后建立了“新太”和“顺丰”两个砖茶厂。⑧就这样，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对江西开始了以掠夺农产原料、开辟商品市场为目的的经济侵略活动。由于他们手中掌握了政治、经济特权，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技术，在这场商品经济的竞争中击败江西的商品经济是注定的。不久江西各地市场就“洋货充斥”，江西本地商品的销售市场受到了严重的排挤。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竞争中，江西原有工商业生产者和经营者纷纷破产。
别的不说，仅就古代以来江西一向负有盛名，销路广大的三个名牌产品：夏布、茶叶和纸张的命运就可以略见一斑。由于外货入侵，这些商品日益变得滞销，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纷纷破产失业。
铅山和石城是近代江西造纸业的两个中心地区，但到了光绪年间，铅山“纸张一项，从前洋纸未行时，每年可售银四、五十万两……近年洋纸盛行，不免滞销亏折……近因洋纸盛行，售价不满十万。”⑨石城县乡村居民：“向以造纸为业，纸料尚称洁白，未停科以前广销，出口不下百万元，近来洋纸盛行，销路既滞，歇业者十居八、九。”⑩以此推算近代江西造纸业，由于受到外国纸张竞争的打击，商品成交额比过去减少了至少是3／4，纸厂关门者占十分之八九，这是造纸业的情况。义宁州是江西著名的产茶区，据《江西农工商矿记略》记载，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茶叶价格、市场都被俄国人控制，义宁州茶业“任其抑勒，亏折不少，行销既滞，山户自益疲弊”。⑾以至“宁州茶实本六十两，今只售三十四、五两”。⑿正是由于茶农破产，茶商亏折，使近代江西茶业生产十分萧条。九江是中国著名的三大茶市之一，往日茶业生产十分兴隆，但是由于茶业的市场和价格都被外国资本主义所垄断，对生产者和茶商来说，经营是极不利的，他们每个季度的损失“估计有一百万两”。⒀以至光绪十九年出现了“刻下九江街市已无一人从苦茗中求生计者，茶市之衰大可知也”⒁的荒凉景象。夏布的产销也现出了同样的情况，据宣统3年正月28日《时报》记载“江西布业分大布、夏布两种，销售国内各行省，权利甚厚，亦赣省出产之大宗，乃自洋布、洋纱盛行，非但各省销路顿窒，即赣省本地人，亦竞购外货。布业一落千丈，纷纷亏蚀收歇，而染织坊亦受此影响，去岁秋冬两季即停，因之失业工人，不知凡几”。
稻谷历来是江西的大宗商品，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的江西，唐宋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但近代以来，由于洋米、洋麦的倾销，粮食价格被外国资本主义垄断，造成了“谷贱伤农”的结果，大大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加上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近代江西的粮食仓库“缺谷自数百石至一万余石不等。”⒂同治年间“南昌所属丰城及饶州鄱阳诸县储粮仓库，仓舍荡然”。⒃光绪年间江西“各属米价骤贵至四、五两有奇，饶、广以东并无米可购”。⒄到民国年间甚至出现了大量地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情况。⒅
除此之外，其他行业的情况也差不多，比如史料记载说：“江西近年洋糖、洋油盛行内地，致油、糖各行诸多亏本歇业……油糖二宗、因此大为减色。”⒆
从江西近代对外贸易来看⒇：江西近代进出口贸易都有发展，农村中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商品化程度也有很大的提高，表面看来江西近代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从实质上来看，这种发展是畸形的和注定要短命的。因为第一，这种发展完全是殖民性质的发展。从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来看，出口商品几乎全是农产初级商品，进口的大都是工业制品。真正发达的商品经济产品应该是高层次、多加工的商品，而不是初级原料。这种发展完全是因为帝国主义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所引起的，而且完全服从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需要的，和国内市场的关系不大，不是以国内工业发展和发达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因而其发展是畸形的。作为一种经济走向了这样一条道路，其破产是必然的。第二，帝国主义利用特权和经济上的优势，操纵农产商品的价格，垄断商品市场，采用不等价交换的方式，高价出售工业品，低价收购农产品，造成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并且不断扩大这种剪刀差。如以1913年为基期，进口和出口的物价指数都为100，那么到了1921年至1925年，进口物价指数上升为153，增加了1／2以上，出口物价上升为133，只增加了1／3。[21]从近代江西商品市场的来看，也完全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支配，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景气与否，直接影响着江西农产商品贸易的增减，从而直接影响江西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世界市场有时一定会出现不景气，在这种情况下丧失国内市场，缺乏社会分工基础的单纯以出卖原料为主的近代江西商品经济就只有破产了。江西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正是走着这样一条由畸形发展到彻底破产的道路。经过同治、光绪年间的畸形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江西商品经济全面崩溃。其表现主要有三：首先，到民国年间江西农村各种产业都出现了急速衰落与崩溃的趋势。如纸业生产就有不但“绝迹于省外市场，即在本省市场亦不能立足”[22]的趋势。其次，是出口数量飞速下降，江西近代十几种主要出口的商品数量全都减少半数以上。比如稻谷出口，光绪年间是100多万担，至民国二十九年降为29万担。[23]同时“洋米、洋麦输入激增”。第三，是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商品生产者纷纷破产。所以从发展的全过程看，外资入侵最终导致了江西近代商品经济的破产。
综上所述，明清以来呈优势发展的江西工商业的发展，是在外资入侵前面碰了壁，而且碰得焦头烂额，临近破产的边缘，此后一直处于严重落后的状态。
二、封建制度的严重束缚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江西后，封建势力虽然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各国侵入江西的目的只是为了攫取利润，他们并不是来解放中国人民，也不是来改良江西的经济、发展江西经济，他们不但没有帮助中国肃清封建余孽，而是利用、通过中国的封建势力来剥削中国人民。因此，鸦片战争后，江西虽然进入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但是社会内部仍然完整地保留了封建制度，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丝毫没有受到触动。江西近代农村土地占有情况，依然是地主占有土地。据史料记载，大约占农户总数3％的地主占有50％以上的江西耕地，而占70％以上的贫雇农没有土地或少有土地，[24]不得不去接受地主的地租剥削。就是农民仅有的一点土地，地主也想方设法加以兼并。据民国年间的调查，[25]全省平均100户自耕农即有21．3％户要出典土地。这一时期江的地租剥削率也是很重的，“平均每县为百分之五十”。[26]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由于近代江西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因此近代江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首先，本来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要求集中使用土地，进行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但是近代江西的地主，在兼并了大量的土地以后，不是进行大规模生产和进行专业化的农业经营，而是把集中的土地全部或绝大部分分割成小块，分散地租给农民耕种，只管收取苛重的地租。[27]从农民这一方面来说，由于地租剥削是高额的，使得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无力多租土地，也使农民怕高额地租剥削，不敢多租土地。至于江西的富农，在近代除少数外，大多数经营方法是雇少量的短工，来经营他们自己不多的土地。[28]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土地和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不去向地主租进更多的土地，有时甚至把自己的土地出租一部分租给佃农耕种。所以无论从地主、富农、还是农民三方面来说都不可能扩大农业商品生产的经营规模，造成了近代江西农业经营规模极其狭小的局面。据《申报年鉴》记载，江西近代农场面积98％在30亩以下。[29]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的地主、富农经济就不可能发展起来，相反小农经营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这跟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所要求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一向允许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长期以来土地兼并的情况十分严重。土地越集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就越多，对于佃租的要求也就越强烈，结果造成了高额的地租剥削，加上繁重的赋税，使农民的生活贫困化。据民国年间的调查：“江西农民，平均起来，每年的收入总共是三十六元五角，其中主要支出有三项，一项是赋税共二元零四分，二是保持衣、食、住、行最低标准生活费用共二十八元，三是农田耕作成本费包括田租共十八元，加起来每年支出是四十八元零四分”，那么其年终结算是：36．5－48．04=－11．54(元)。调查者的结论是：近代江西农民连“最低之生活费都不能保持”，不要说婚丧嫁娶、天灾人祸，就是正常年份“亦势非求之负债，不足以苟延残喘也”。[30]上述资料说明近代江西农民，如果单靠租种一点土地，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补求的办法是同时经营家庭手工业，因而家庭手工业便成了近代江西农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了。所以近代江西农村“农副结合”特别是“耕织结合”特别紧密。诸多的史料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如《同治·新喻县志》记载说：“布……女工之羡，亦所补农之不足也。”[31]又有史料记载说：“夏布为江西最普遍之家庭手工业……一般农户视为重要副业，农夫植麻，女织为缕。”[32]地主剥削愈残酷，农民生活愈贫困，这种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就愈紧密。我们知道，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以打破自然关系为前提的。由于江西近代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引起的自然经济出奇的坚固，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很难有所突破。
在农民生活贫穷化和自然经济关系异常坚固的情况下，近代广大江西农村商品购买力很低。1881年一个外国人描写了江西一个普通农户的情况，他写说：“一个普通农民的生产工具……全都是些很粗糙的东西，他和他的家庭成员就用这些东西耕种着一英亩或半英亩的土地，他们就靠这些东西过生活，没有其他。他们几乎没有见过银元，年关节余时就买一点很可怜的奢侈品一一一点猪肉、一点海带或咸鱼作为下饭的珍品，这就是他们最大奢望了……家庭妇女，把棉花纺织成布，他们的衣服要穿到破烂为止，而这种家织的布又非常耐穿，一件衣服，经过补缀。可以穿上三、四年”。[33]史料表明，
作为消费者，农民无力向市场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处于“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关系中的农民，也没有必要向市场购买商品，结果是市场萎缩，在市场萎缩了的情况下，商品经济自然就发展不起来。
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农民，长期不和商品市场发生关系，与广宽的外界没有任何联系，这不仅使商品经济很难打进农村，而且反过来会造成抵触商品经济，轻视信息的价值观念，最终导致全省性的闭关自守。近代江西农村存在着严重的抵触商品经济的情况。如赣州府一般农民以“不事商贾”为光荣，[34]九江府“民风、尚农业，罕事工商……无见异迁物之民”，[35]饶州府“俗重农”，[36]广信府“粟、麦、耕畜之产足以自给，出境商贩……殊少”。[37]虽然这里有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却也明显是封建土地关系造成的必然结果。这样由于江西广大农村的生活必需品“不仰给于外，亦不能灌输于外”，[38]造成了封闭式的经济环境。当时几个邻近的自然村就形成了一个自产自足的生产、流通单位，每个农户就是这个单位中的一个细胞，他们除了通过狭隘的农村集市进行互通有无的使用价值交换外，与外界完全隔绝，村与村之间形成隔阻，导致地区间的自给自足，最终导致了全省性的闭关，这是十分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
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所引起的“男耕女织”的紧密结合，以及农民生活的贫穷化，严重阻碍了社会分工发展。农民的贫穷使农村商品主要生产者缺乏改进生产技术的能力，又使农村商品生产内部进一步的社会分工成为不可能，因为贫困的农民只能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另一方面“耕织结合”使手工业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影响了近代手工业的独立发展，使手工业不易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也影响了手工业内部的再分工，使江西的手工业发展错过了手工工场这一发展阶段，影响了手工业向大工业方向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分工持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发达的社会分工，也就没有不同行业之间的繁荣发达的商品交换。
其三，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地阻碍了江西农村的商业资本的积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高额地租不仅可以给地主增殖财富，而且以土地偷不走、抢不走，不要冒任何风险，这远比经营工商业可靠。加以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在社会上形成了“以本保末”的价值观念，集中于地主、官僚、商人手中的大量资金，最终又流向了土地，用于“求田问舍”了，不仅地租收入没有转向工商业，就是工商业本身的利润也几乎全部被购买土地、房产吸收去了，完全脱离了商业的范围。
近代江西地主、商人利用手中的资金兼并土地的重要方式是将资金和粮食转化为高利贷，用更有效的手段取得土地。高利贷的利息一般都很高，地主、商人往往向自耕农或小块土地持有者放高利贷，然后“指田为质”，“以田为当”、“最后乘借债人一时还不起本息之际，把土地据为已有”。高利贷在江西农村十分盛行，商人们“必不欲将其资本于时局阽危之秋，作此等冒险之贸易”，[39]他们想方设法“坫天时雨阳之不及，即拥其所有，冀一岁获二岁之值”。[40]因此近代“江西所属，向有殷实之户，于青黄不接之时，将余谷听农民质押”，[41]结果商业方面“富于资本者既不欲冒险，而愿意冒险者或窘于资本”。[42]大量的资金流向土地和转化为高利贷是导致近代江西农村商业资本奇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田赋、厘金特重
还在元末农民起义之时陈友谅在江西建立了“汉”政权，因为军饷需要，曾经临时“加南昌、瑞州、袁州民赋三倍”。[43]明统一全国后，为了讨好明王朝，瑞州人黎伯安等以陈友谅征赋税之册献给明政府，明朝以此为据，确定了江西每年上交国家的田赋税额，并且以后“遂为常额，终明世未有改焉”。清初沿用明制，以后仍然“至今相沿”。[44]据光绪《江西通志》记载的数目推算，赋额总数比以前增加了83．3％。[45]由于这样一个历史的错误，使江西一走向近代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田赋包袱，地丁银和漕粮的负担比任何省都繁重。加上严重的违例浮征，到同治年间据刘坤一奏报，江西的丁漕数额“倍于湖南、湖北”。[46]清政府在光绪年间也不得不承认江西的田赋征收“远出他省……民生之困，由于征收丁漕浮数太甚也”。由于农业税太重，远远超出了江西广大农村所能承受的能力，所以近代江西出现了长年累月拖欠丁漕的现象，据统计平均每年都有“四、五十万两”。[47]为了完成这些拖欠之数，只好采取下列二个办法，一是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据同治七年户部对江西违例加征丁漕的揭露，江西额征地丁银一两，收银一两五、六钱至一两七、八钱不等，[48]远远高出其他省份。办法之二是动用省县各级库藏。“有由各上司派捐应用者，有各属自行分年捐摊归款者”。每年每县“官为暗赔，或需银万余两，或需数千两”。[49]其结果造成近代江西，不仅民间“民力拮据”，[50]而且官府库藏也是“异常支绌”，[51]官民俱无分文。
税收中的另一大头是厘金。史料记载“江西厘金之重，尤甲于天下”。[52]江西厘金征收时间早，在1853年就已开始征收；税率重，按清政府规定是逢百抽一，而江西一开始就征收10％的厘金税。从征收对象来说，一切东西只要进入流通领域，在江西都要征税。从厘卡的处数看，即使在几次裁减后的1880年江西仍存大卡64处，小卡94处，远远多过其他邻省。江西厘金款额收数很大，但没有一文用在本省的经济建设上，江西厘金收数每年平均在100万两左右，占全国各省厘税收入的10％以上，但是厘税所得用于军费的占去了30万两以上，上交中央户部等款占35万左右，其他用费占30多万两，用于本省的包括行政费用在内不到1％。[53]
由于江西近代田赋、厘税征收特别繁重，使得江西近代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时候，既不能从民间收集资本，也不可能得到地方库藏官款的支持，近代商品经济、新式工商业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资金来源乏缺，导致近代江西工商业资本奇缺。
江西近代各县，几乎找不到“富商大贾”，都是一些小商小贩。这类史料到处可见，如分宜县：“该县惟宜种麻，出产以夏布为大宗，获利亦厚，惟无富商大贾，往彼收买，其零星小贩，运往各处销售者，尚觉往来不绝。”[54]再如萍乡县：“城乡小贸居多，间有资本稍饶者，并非本地商民。”[55]赣州府“郡邑列肄而居者皆远乡大贾，乡人业微业，利微利，以役手足供口腹而已……异乡作客赣人绝少。”[56]吉水县也是“邑内并无大商巨贾”。[57]可见商业资本是何等的缺乏，这反过来又严重阻碍着近代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
首先，资金的缺乏，使江西工商业生产的技术不能得到改进，生产成本高，丧失竞争能力。比如制茶业由于资金缺乏不能集资办茶业公司，使产、供、销配套，而零星的生产“此处一二株，披处二三株，及摘者卖于制者，制者变卖于转运者，转运者复卖于洋商，故其费多，而其价自亦较昂”。[58]制糖业也是这样，由于资金不足，不能更新技术和设备，只能“株守成法，出糖既少，费蔗又多，制法不精，售价更贱，因循不改，转使洋糖充斥内地”。[59]没有发达的商品生产和较强竞争能力的商品，商品经济当然也就发展不起来。第二，由于缺乏资金，生产和经营的主动权只好让给别人。比如茶业的生产和经营，江西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江西本地“茶盖中华，价甲天下”，[60]在国内外名气不小。每年都有大量的江西名茶运销海内外，九江因此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三大茶市之一。但是由于资金短缺，九江商界经常出现“银根吃紧”的局面。每当此时，九江茶业生产就会出现“茶庄收闭者不少”的现象。[61]这样外国、外省商人就可以利用他们手中雄厚的资本，喧宾夺主，垄断江西的茶业生意。仅俄国人在九江通商后就先后开办了三个砖茶厂，1882年上海、广东等地商人也在九江组成了“宁茶振植公司”。[62]不久外国和外省的商人，不仅控制了江西的茶业生产，而且逐渐控制了江西的茶市，剥削江西广大的茶农，牟取暴利。第三，资金的缺乏，严重地阻碍了农业新式经营和专业化生产的进程。在光绪年间，清政府曾倡导发展新式的农业经营，进行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生产。全国很多地方都办得卓有成效，如张蹇在江苏兴办的“通海垦牧公司”。[63]江西这时也花了很大精和财力，在各县兴办农牧公司，试种经济作物，数量在100个以上，但是大部分都是由于集不齐股或者是后期缺乏资金支撑而关闭。[64]比如光绪二十九年清江县兴办“种植畜牧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当地有官荒地约300亩，由禀生邹钦爵作为公司的组建人，准备集股3000元，每股以30元计。从正月到六月，虽然政府不厌其烦地劝励，给予种种的优惠政策，但六个月集股总共“才一百二十元”。用这仅有的几个钱，公司开垦了一半面积的荒地，种上桑、麻等经济作物，但不久就由于“集股不多，资金不敷”，到十二月公司只得以“股少难以推广”而关门。[65]第四，资金严重缺乏，也影响了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交通事业的建设。南浔铁路是江西境内第一条铁路，按筹建人之一蒋家骏的初衷是不想借外债的，甚至设想力争在国内由江西本地人购得半数以上的股票。为此他“力劝殷富绅商，分认股分，务期有巨款”，[66]但是结果没有达到目的，最后由于“江西近年库藏异常支绌，能否由官代筹，事关巨款”，使他着实感到在资金方面，江西省本地官民承担不起，只好在全国各省中分别招股，并不得不先后三次向日本借巨额贷款。铁路主权就这样被迫操纵于日本人之手。也正是由于资金缺乏，不能一下子买齐材料，南浔铁路只好建建停停，前后10年才完成施工任务。
诚然，近代中国其他省份同样缺乏资金，但其田赋、厘税征收没有江西那么重，上交的比例也没有江西大，在兴办近代工商业的时候多少能从地方财政或民间得到一些资金，而江西则官民俱五分文，工商业资本特别缺乏。没有资金，发展商品经济当然就寸步难行。
四、文化教育落后
随着近代商品经济和新式工业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要求造就大批适应这一发展的人才。人才的出现，一靠教育的培养，二靠文化环境的熏陶。从文化环境来看，沿海各邻省，由于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通商口岸开辟以来，西方商人云集，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为沿海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先进经验，并对沿海的工商人才起了示范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沿海各省建交起了良好的公共设施，为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不但对本地的人才具有凝聚作用，对全国各地工商人才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因而全国很多地方的工商能人，荟萃沿海省份。洋备运动以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引进西方科技的同时，各邻省的近代教育，也办得颇有成效。湖南、湖北的近代教育虽然没有沿海邻省兴办得那么早，但却后来居上，办得卓有成效。像湖南既有时务学堂那样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而闻名中国的学堂，也有为适应形势，专门培养商品经济人才的“职业技术学校”。如醴陵瓷业公司所办的职业学校，[67]它的毕业生支撑着公司，把它从手工工场转变为近代化企业，到1906年这个公司的产品就超过了景德镇的王牌陶瓷，在南京工艺品展览会上获得头奖。湖北的近代教育发展更快，仅张之洞在武汉就先后举办了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铁路学堂等十几所有名的专业性新式学堂。[68]所有的学堂都设有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课程，既有基础科学如物理、化学、地质学、数学等，也有专业性的科学如造船、采矿、工艺制造等，还开有商业、法律、外交、管理等社会科学。
通过兴办教育，邻省培养了一大批商品经济的经营者和劳动者。华衡芳、徐寿、容宏、郑观应、杨度等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由一大批这样具有强烈事业心和创新精神的人才，形成了近代江浙商团、武汉商会、广东商会，他们活跃在各邻省的工商界，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造就了一个相对比较尊重人才，知人善用的社会文化环境。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冲破了封建儒教崇尚“义理”、“轻视末技”的传统思想束缚，开始投身于各种工商事业。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江苏的张蹇，他既是状元，又是一个大企业家和新式教育家，他的经济和教育活动，为江浙一带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反观江西，近代社会文化背景，始终还是由落后、保守的封建思想占主导地位。直到光绪年间，江西知识分子仍然视儒家经典为至上，以“不事商贾”为光荣。期间，光绪帝诏令各省广兴新式学堂，江西护理巡抚翁曾桂曾想设“算学堂”。但是江西知识分子把西学“目为不急之务”，经过“鼓励多方”，仍很少有人愿意入学，结果学堂没有办成，翁只能发出：“江省守旧人多，开化难于他省矣”的感叹。[69]江西知识分子不仅不愿意学习西学，而且极力反对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传人。这一点从近代江西激烈的反洋斗争中就可以看到。江西并不是传教士活动最严重的省份，却成为反洋教斗争即所谓“教案”最突出的地区，教案发生的次数多，规模大，几乎每年都有发生。甚者一月之中平均一日发生六起教案，如1900年和1902年。[70]清政府的谕旨也说：“江西民情强悍，民教久不和”，[71]“教案迭出，而江西为尤甚”。[72]近代江教案最多，从反面说明了近代江西的文化思想最保守、最落后。
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江西兴办近代教育的步履非常艰难，以教授西学为内容的新式学堂在江西迟迟不能出现。直到1901年8月清政府颁兴学诏书：“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堂”。[73]至此，江西才不得不设立新式学堂。
文化、教育落后，使近代江西严重缺乏商品经济人才，这必然要影响到近代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大吃没有人才之亏。以瓷器生产为例，本来江西景德镇是瓷都，拥有大批技术精良的瓷工。可是由于近代江西不重视教育，以致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出现了“老匠良工散之殆尽，配制颜料多半失传，新匠不惟技艺远逊前人，即人数亦较前减少，凡有一技之长之匠，但已募人官窑，物以少而见珍……”。[74]而湖南的醴陵瓷业公司由于注重职业技术教育，开办了“瓷业职业学校”，靠着它的毕业生终于在竞争中击败了景德镇的王牌瓷器。由于教育跟不上，江西商品生产大都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销路不广。花大力气建立的几个公司，由于缺乏适当的经营管理人才，大都寿命不长。如袁州矿务公司“因经理不得其人，采挖亏折资本……先后停办，撤消公司”。[75]在商业方面，由于不懂经营，江西甚至出现“常虑有钱无生意可做”[76]的局面，人才的缺乏同样也影响到了江西交通事业的建设。德寿任江西巡抚期间，也曾考虑到“路矿两项，为今日要务，宜认真讲求，赶紧开办，以拓利源，而杜凯觎，未便置诸缓图，坐失良机”。他曾想筑一条“连接汉口，经江西、直达广州的铁路”，准备向朝廷奏请贷款，并委派候补知县张曾治等组织人员，勘查好了路线。但当准备动手筑路时，访遍省内人才，竟发现“江省现无熟悉此项工程之员，亦无承任集股建筑之商，拟请稍缓”。[77]这虽然说明德寿的平庸无能，但同样也反映了江西近代人才奇缺。一缓就是几十年，直到1997年这条铁路才建起来，人才的缺乏给江西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
从世界大形势看，早在十七八世纪，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了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代表时代新潮流的资本主义体系。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已经表明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说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都必须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78]面对着旧的经济秩序已被冲垮，传统农业已日益破产的严峻形势，是选择新的生产方式迅速兴办近代工矿企业、筑铁路、发展资本主义、建立新的商品经济秩序呢?还是留连忘返于往日的“鱼米之乡”，依旧故我地搞老一套?这是决定命运的选择。考察整个近代江西，对外资入侵的反映在主观上显得十分迟缓和被动，走的是后一条道路。而邻省象广东、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等邻省对外资入侵的反映相对比江西早，也比较积极主动。这种主动性和捷足先登，对这些省份近代及以后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认为正是这点才拉开了近代及以后江西与邻省经济发展的距离。
从洋务派在各省建立近代工业，引进外国机器进行近代化生产，到两湖维新派在湖广倡导资本主义改良，到革命派在广东、湖北、江浙一带掀起资产阶级革命，充分展示了邻省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在江西周围逐渐形成了几个中国高技术区。邻省建立了薄弱的工业基础，培养了大批工商人才，形成了活跃的商品经济空气。而整个近代，江西一向沉寂无闻，除了不断地爆发反洋教斗争和农民起义之外，近代资本主义化好像从来没有同江西发生过关系。
以上就是江西和邻省在接受新生产方式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别，然而还不止于此，在邻省建设近代企业的过程中，江西充当了邻省“嫁衣
裳”的角色。自己拿出了很大一部分钱，给邻省发展经济，建设近代工矿、交通事业，这样就更把自己与邻省的距离拉大了。
为了支持各省搞军事工业，江西每年要拨“银三十万两给中央支用”。[79]19世纪90年代修筑铁路成了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早期修建一些铁路所需经费，除向外国借款外，相当一部分款项都是由各个没有建设项目的省份协济。江西大约每年要拿五万两银子“协济”各省办铁路。[80]轮船招商局成立时，江西也慷慨地拿出了一大批资金“协济”。江西的资金本来就不多，再无偿地拿出这一部分，资金就更少了，这不能不影响到江西近代工业的建设。九江是江西近代工业发展最早的地方，像样的工业建设项目，第一个是南浔铁路的修建，由于资金缺乏，十几年才建成；第二个是1920年动工兴建，到1926年才生产的“九江九兴纱厂”，生产不到两年就因缺乏资金支撑，负债累累，而面临破产倒闭。[81]
另一方面，江西近代工业发展缓慢使江西广大市场，不仅成了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的市场，而且也成了邻省工业制品的销售市场。这样江西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由于工业不发达，与别人交换的商品只能是农产品原料。农产品是初级产品，价格十分低廉，工业品是高级产品，价格昂贵。往往极廉价的农产原料经过简单的加工，又运到江西来卖就要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值，其结果是别人发财，自己受损。商品经济本来是可以赚钱的，可是江西由于没有工业作后盾，生意越做，相对来说本省就越穷。等到江西开始意识到要办工业的时候，处境就已相当困难了，首先是资金缺乏，再加上市场已被占领，就只能落后于邻省了。
可见，江西在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之时，丧失了时机，没有及时建立起相当规模与近代社会经济转型有密切联系的工矿、交通事业，从而使江西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丧失了可靠的基础，导致近代社会发展落后。
六、地理环境封闭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条件对于经济的发展，是经常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马克思说过：“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82]对于商品经济来说，自然条件不仅影响到商品的质量、形式，还会影响到商品的流通和成本。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些自然条件优越，生产成本低的地区生产的商品，必然会向生产成本高的地区流动，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地理分工。近代中国各地区的生产也开始了生产的地理大分工。那么分工根据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肥沃的土壤、便利的灌溉、温和的气候是发展农业的先决条件，[83]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可供航行的河流、便利的交通、丰富的土特产等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工业发达的先决条件。按照这个理论，江西土肥水美可以有繁荣发达的封建农业，但不见得商品经济一定发达。商品经济发达的最重要的自然条件是便利的交通，丰富的矿、物产品。这样进入近代后，整个中国地理条件好的省份可以发展工商业，成为发展工商经济的主角，条件不好的省份只能保持传统农业。
考察江西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封闭性。江西深居内陆。信息难得，既没有沿海邻省那样走上海洋的可能，也不像两湖那样地处中国中心，是四方交会之所。
明清时期，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之所以能走在全国各省前列，得益于当时广州是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江西处于对外贸易的交通要道上。但是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五口通商口岸的开辟，对外贸易的中心从广州转至上海，使原来江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完全丧失。大量的进出口商品不再是经江西到广州，而是从四面八方涌向上海。同近代化的海运和铁路运输相比，江西梅岭通道显得太原始了，适应不了新的商品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江西的商品流通随之急剧衰退：“向之冲途，今为迂道。”[84]直接造成的后果便是商品经济迅速萎缩。据史料记载，五口通商以后，江西“商货锐减，赣江沿岸码头逐渐冷落”。[85]樟树、吴城等过去繁荣的商业市镇过往贸易“减少十之八、九”。[86]原来以赣州、吉安、抚州等市镇为中心的商品经济繁荣的广大江西南部地区，经济迅速衰退，以至后来赣南变成了全省著名的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穷山区”。
进入近代以后，在自然经济瓦解的时候，由于江西的地理环境的不利，生产的地理大分工，不自觉地把江西划为传统的农业区域。而江西的邻省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工商业得以发展起来。据史料记载，近代长江中下游的江浙一带，由于有江西等地的米谷接济作后盾，“农田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87]而种棉者“则十之七、八”。[88]福建的果树、烟草种植“田既去七、八”；[89]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良田槽坊酤于市，土庶酿于家，本地所产，耗于酒者大半故也”。[90]据陈支平同志的研究，整个近代江西每年都要运销几千万石粮食到东南沿海地区。[91]这就使得东南沿海省份有可能让出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和土地从事各种工商业活动和经济作物的种植，而江西为了生产这些粮食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土地，局限于单纯的粮食生产，使江西和邻省在社会分工方面拉开了距离。邻省迅速从农业中分离出劳动力从事工商和其他，而江西大部劳动力只得从事粮食生产。
到清光绪年间，随着经济的发展，江西和邻省生产的地理分工，基本上趋于固定，江西省的粮食已成为东南沿海地区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东南沿海各地区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诸如棉布、蔗糖、果品等亦成为江西人民生活必需品。清代一位名叫魏禧的人士曾经指出：如果江西的粮食无法运出销售的话，那么江西与东南沿海各省之间，势必造成“一方粟死，一方金死”的“交困”[92]局面。结果邻省成了近展工商经济的主角，而江西则只能依旧搞粮食生产为主的传统农业了。
总之，由于江西的交通阻塞，运输不便，信息不灵，不便于搞商品经济，在近代的生产地理分工中不自觉地选择了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的传统农业。而传统农业和自然环境的封闭性结合，更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它割裂了江西同外界的联系，使江西永远停留在小农业生产阶段，带来的后遗症是不愿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保护了落后，培养了懒惰精神，严重束缚了近代江西社会和经济的顺利转型。
七、地方政府保守无能
除了上述以外，阻碍江西近代社会经济顺利转型主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无能，方针政策保守。
近代中国曾经有过二次发展经济的机会，一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二是甲午战争以后到清末的和新政时期。在这两个时期，清政府迫于形势，曾力倡发展城乡工商业，以求富国强兵。机会是平等的，但能否抓住机会，对各省来说，则要看地方政府的主观努力。如果这个地方政府是一个稳定有力，积极开明的地方政府，对内能积极主动，实行开明政策，推动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外能取得必要的权力，如争得中央贷款，取得必要的原料和市场等，那么它相对地就能抓住时机，在近代整个中国普遍落后的情况下，相对地把本省的经济发展推进一步。否则既没有一个有力的地方政府，又实行保守政策，对新式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不给予保护和支持，反而处处卡壳，这样只能失却发展经济的好时机。
相对江西来说，在这二次机会中，各邻省政府较有力、较开明，当时封疆大吏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张之洞、丁宝桢、陈宝箴等，恰在此时任职于各邻省。在洋务运动期间他们先后从中央奏请得巨额官款，在各邻省建立了一批近代化企业。在他们的带领下，各邻省涌现了一大批力倡导发展工商，致力于近代实业的官、商大员，如盛宣怀、张蹇、徐润、杨度等。由这些人组成的地方政府，在邻省实行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湖北张之洞认为中国商业不振的原因就在于：“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93]因此他在自己的权限之内采取了一系列振兴商务的措施，如创设汉口商务公所，陈列湖北各县生产的农副产品及手工制品，邀请中外商人参观，以广其销路，开拓利源。他还设立了商务局以鼓舞联络商情，创办商报，倡导别立公司，与洋商合办企业制造土货，严禁税卡、厘卡留难勒索等，使湖北工商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从1895年到1905年的十年间，汉口对内对外贸易总额增加了一倍，[94]成为全国性原料和农产品的集散地和转运站之一。湖南巡抚陈宝箴从1895年到1898年也推行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的政策，提倡公私办企业、办商会及农会等，他还亲自奏请筹建了一个矿务局，一个化工公司和一间兵工厂。[95]巡抚大人的身体力行，无疑起了榜样作用。这时湖南各县、乡镇企业迅速出现，1895年仅火柴厂就在安化、益阳、桂阳三地办了三个。[96]1896年仅矿业就开办了平江黄洞金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等十几处，出产的产品“多运销外地，颇有声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97]以致连平时极力反对未业的儒学大师王先谦也私人投资于平江金矿，并在长沙等地开设了众多的商店。[98]，其他各省也同样在大刀阔斧地办工商业。虽然他们的这些努力对整个近代中国来说影响不大，但对于发展各邻省的工商业经济，仍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到20世纪初，江浙等邻省就成为中国“商品最为发达的地区”。[99]
相比之下，江西省级政府则显得十分软弱无能，顽固保守。既无像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那样有威望的封疆大吏，能为本省的经济建设争得必要的权力，又无像陈宝箴、张之洞那样开明创新的巡抚大员，为本省的商品经济发展开辟道路。赣籍京官到同治以后“垂三十年，江西无三品京官”。[100]申请不到巨额官款，本省原本又穷，所以邻省能办洋务，江西却无条件。作为一省之长，江西巡抚近代70年替换了30人，平均任职才二年。[101]省级领导班子结构长期处于不稳定之中，新的巡抚刚熟悉情况却又被调走，不可能对江西的经济发展有长远的、一贯到底的规划。所以即使是像刘坤一、沈葆桢那样有名气的洋务官员，由于任职时间太短，他们在任江西巡抚期间也并没有任何创新。沈葆桢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刘坤一奔波于防旱救灾，此外的二十几位巡抚，除少数外，多是一些极端保守，碌碌无为之辈，像毓科、德寿、李兴锐、胡延干等十几位巡抚，他们要么是享乐及时的昏臣，要么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要么是苛征暴敛的奴才。江西近展经济的二次机会就丧失在这些人手中。通查光绪年间的奏折，江西巡抚的奏事，除了有关镇压会党和如何征收税收外，几乎没有一人通盘考虑过如何适应全国的形势，发展江西工商业。光绪八年邻省工商业正在蓬勃发展，这时江西地方政府却向光绪上奏反对江西发展工商经济，认为江西的田赋漕粮“历朝重视……实为国计之根，而大小可为缓急之序……”田赋漕粮应摆在第一位，应该“合官民为之”，其他诸如办企业，发展工商业只不过是“其小而缓者”，只要“鸠民力治之”[102]就可以了。光绪皇帝接奏后“详加批阅”，认为可行，从此就定下了江西近展经济的基调。对江西近代社会转型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有害、保守的策略方针。为了推行这个方针，以后江西各届巡抚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如何更多地征收地丁漕粮上。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田地荒芜，民生凋蔽。为了巩固统治，从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在农村搞了一次延续了30多年的全国规模的减赋运动，目的是想使农民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在这场减赋运动中，湖南每年平均约减浮收160余万千文，湖北每年近50余万两，安徽为120到130万千文，浙江为230万千文，江苏平均每年比以前减轻26．8％。[103]而江西虽然在1856年即拟减赋，但地方官“并未真正实行”，1862年制定永久性章程时，反而比以前的税率，平均每石加征一两五钱，每年加征100多万两。[104]可见，在推行减赋这一政策时，江西农村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许多。
与邻省政府相反，江西的地方官员对办理近代工商业缺乏热情。即使在和新政高潮时期，尽管清政府一再强调地方政府要大力提倡办企业，发展工商，可是江西的地方官员仍是无动于衷，不仅较大的企业官府一个都没办，连民间私人开办的小企业也不给予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反而想方设法置之于死地，处处加以限制。例如江西矿务公司章程规定：[105]领取执照后十二个月之内“逾期限未开办者，即行注销，先开办后申请者，概不准开”。袁州郡出产土磺硝，一向无人开采，光绪二十八年易炳勋等集资开了三处磺矿，由于不合章程，先后被迫停办。[106]后来陈永龄等设立“同兴公司”开采磺矿，官局又极力排挤，以致“存贷甚多，销路不行，只得拱手让给官府”。[107]南昌商人梁基，在光绪年间想开设“生利公司”，煎熬樟脑，前后四
年四次申报执照，省政府都以“跨占数郡”为理由“批斥未准”。[108]他们的考虑是：“士民之煎熬者，势必自行销售，不特无可稽查，税务废业，且恐通贼济匪，其患不堪设想”。[109]政府明文规定“禁止商民别立公司”。[110]并在各地“稽查缉私”，[111]一发现私人开矿或办公司即“拘案查办”，可见政策是何等的保守。
新政时期由于中央一再催促，江西在兴办近代工商业方面也不得不作些举动，兴办了一些企业、公司。但邻省办企业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而江西办工厂的目的是：“多设一艺所，即地方少无数游民”。[112]而且江西兴办的都是小规模的工艺所，重点兴办的是罪犯习艺所，占这一时期兴办各种工厂、企业数的一半以上，[113]成为这一时期江西办工商的主流。实际上近代江西工商业的发展道路是朝着劳改工厂的方向发展的。别省用人才，而江西却用罪犯，用有限的资金，来兴办无助于经济发展的习艺所，是没有前途的。结果到光绪末年，各县的习艺所皆告：“经费支出”、“技艺不精”，先后一个个关门，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更可惜的是错过了一次发展经济的好机会。
地方政府软弱无能，顽固保守，既不能为近代江西工商业发展争得必要的权力，给予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又处处轻视商品经济，限制它的发展，严重地阻碍了近代江西社会经济的转型。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它是江西近代化进程发展缓慢的最主要的原因。
综上所述：近代江西近代社会转型不顺利是上述七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打断了江西原有工商业经济的呈优势的正常发展，使它发展缓慢成为可能，为其他六个不利因素发挥作用提供了前提。但是外资入侵这只是江西近代社会缓慢的外部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导致江西近代社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还是近代江西社会内部的原因。
地方政府的保守无能是导致江西近代社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进入近代以后，江西地方政府推行保守政策，造成了江西文化、教育落后，没有建立新工业，田赋、厘金征收特别繁重等后果，也使得江西的封闭性的地理环境得不到改变，其保护封建经济的政策，当然更使江西的封建势力更加强大，从而加大了近代江西由传统到近代转型的阻力。由此可见．其他几个制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地方政府的保守无能带来的结果。
没有建立新式近代工业基础，文化教育落后，田赋、厘金征收繁重，既是保守政策的内容，也是保守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反过来没有新式工业和近代化的文化教育，当然也就不能冲破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改变近代江西交通落后的面貌。
封建的生产关系，从众多的方面束缚了江西近代经济的发展，它限制了商品生产的规模、市场购买力，束缚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也导致了商业资本的奇缺，使得近代工业不能在江西出现。而自然经济带来的小农思想，也是近代教育在江西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它导致了自然经济的坚固性，使人们不必要与外界交通，缺乏打出去的精神，因而江西的封闭性地理环境永远得不到改变。二者结合起来既保护了落后意识，又养成了懒惰陋习，反映到地方官员上，就是政策的保守和无能。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