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政策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农业政策制订与的主体是执政党或政府，既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也包括各级政府的涉农机关。由于农业政策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一直以来就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农业政策的不断调整改革，我国的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单是近三十多年来在农业政策改革的带动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就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其中不同时期不同的农业政策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政策虽然基本上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以家庭联产承包为核心的土地政策改革(1978-1984)。这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通过这次农业政策的调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之后，虽然土地所有权归集体，但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证了农民的土地支配权和对剩余产品的受益权，从根本上解放了农民，使其积极性大大提高，也因此在很多时期内中国解决了全国的温饱问题，堪称一个世界壮举。第二，以农产品流通和乡镇企业发展为核心的农村政策改革(1985-1997)。经过前一阶段的政策调整，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了大幅提高，但是由于市场体制不够灵活，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收受到了一定影响，于是国家及时出台“购销同价”、“保量放价”等政策放开市场，促进农产品的流通，从而巩固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同时又出台产权改革、技术革新等政策加快乡镇企业改革，为整个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三，以“粮食保护价”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1998-2001)。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相对较大，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国家于是出台了“粮食保护价”的农业补贴政策。这是我国第一个保护粮食生产者利益的农业政策，其初衷是好的，而且在初期一定程度上坚定了农民种粮的信心，但是由于实施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出现，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农民增产增收的双重效益。第四，农业税的减免(2002至今)。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同时对农业的依赖性也更趋强烈。为了强化对工业的支撑，更是为了解决多年来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税费改革政策，其中以“取消农业税、反哺农业”、“两减免三补贴”为典型代表，同时从国家预算层面加大了对农村的财政支出。这些政策及时地解决了农民增收问题，也保证了工业化的继续推进，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第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的农业政策改革（2006至今）。随着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我国的农业政策由纯粹的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导向转变为农村社会全面发展的导向。这一阶段，国家除了深化农业增收和农民增收的政策改革外，还从教育、环境、医疗等多个方面出台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的转型发展，虽然由于实施时间不长、效果不是多么显著，但是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端。
二、农业政策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一系列农业政策有效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尽管有些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核心问题，但是大部分政策还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发挥效应的呢？这就涉及到农业政策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机制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农业政策对农村经济的引导。首先，农业政策可以有效引导投资流向，比如农业税取消以后，中央财政成了农村公共投资的主要来源，这样大批资金就直接流向农村的道路交通设施建设、农村水利设施建设、灾害防治工程建设等；其次，农业政策可以有效引导农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另外，农业政策可以有效引导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第二，农业政策对农村经济的调控。首先，农业政策可以调控农产品的供求关系，这既包括农产品的进出口政策，又包括国内供给政策；其次，农业政策可以调节价格，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政府的“农产品保护价”政策，我国粮食生产在1998年至2001年连续减产，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粮食收购价格偏低，于是国家及时出台“粮食保护价”政策保证农民收益；另外，农业政策可以调节收入，比如我国2006年废除农业税以后，又先后出台了种粮直接补贴、农机购置补贴、良种补贴等政策，同时大兴水利建设，这些政策都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第三，农业政策对农村经济的激励。首先，农业政策从产权方面激励农村生产，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明确了农民的主体地位，从而使农民很自觉地进行农业生产，而不再依靠以前的行政指令计划；其次，农业政策从需求方面激励农业生产，比如国家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经常合理运用保护价政策，这样即使是粮价下跌到接近或低于生产成本时，政府会通过粮食专属系统买进，从而保证需求关系的平衡；另外，农业政策从创新方面激励农业生产，这包括技术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比如我国在实施“发展现代农业”政策以来，就通过生产经营模式、农业科技运用的创新大力发展集约型农业和生态化农业。
三、如何利用农业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政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而且是在特定机制下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样以来，农村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从农业政策入手，尤其是从机制方面着手，寻求一套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政策体系，从而有效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笔者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积极发挥农业政策的引导作用。农业政策引导的根本在于通过提高要素投入效率，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首先，加快深化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规范承包、租赁、转让、入股等土地流转形式，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集中，从而提高土地要素的利用率；其次，优化农业财政支出结构，通过具体的财务管理、财务监督等手段，使得农业财政支出增加的前提下，保证农村生产性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开发等支出的效用最大化；另外，强化农村科普知识的教育工作，既要吸引青年学生回到农村创业，又要对现有的农业生产者进行有效培训，在实现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基础上，通过科技提高各个要素的利用率。第二，积极发挥农业政策的调控作用。农业政策调控的根本在于站在农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注重各个政策的整合统一，实现最大的政策合力，首先，通过户籍制度、工业反哺农业等政策的完善，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和谐的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其次，通过对建筑工业用地和农业用地使用的调控、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种植的调配、国家投入与社会投入的调配以及科技投入的调配，建立一种长效农业投入机制，促进农村经济的综合性发展；另外，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引入构建现代化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并结合传统的农产品营销模式，减少流通环节，实现农业生产成本最低化，构建一个高效低廉的农产品城乡流通网络。第三，积极发挥农业政策的激励作用。农业政策激励的根本在于保障农民没有后顾之忧的前提下，实现增产增收，首先，巩固强化农业补贴政策和农产品保护价政策，最好实现二者联动机制的构建，避免过大的浮动性，保证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长效性；其次，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从而降低农民因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引起的损失，这样农民从事生产就少了后顾之忧；另外，强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既要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资金来源的广泛性，又要保证农民资金使用的规范性，从而激发农民扩大生产或增加投入的动力，尤其以更优惠的金融政策鼓励农民从事生态高附加值农业生产，使其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有助于自然生态的保护。
四、结语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来，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原则，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导向，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我国的农业政策同样不例外。当前形势下，农业政策已经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因此在以后的农业政策制定中，我们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心怀问题意识，更要兼具发展眼光，探索一套适合国情的农业政策体系，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孔玉生 谢沅辰 单位：江苏大学财经学院
本文作者：李岩 孙宝玉 单位：陕西教育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考虑到农业在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农业的天然弱质性，从建国开始，我国政府就开始实施国内农业支持政策，一方面通过对农业扶持，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和积累。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选择与我国政府重要的战略决策以及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为此，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经历的主要转折，可以将我国的农业扶持政策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分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建立市场经济以后、加入WTO以来至今。通过对我国农业扶持政策的回顾和梳理，可以更清晰地反映我国农业政策的发展路径和规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今后的农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思路和启示。
一、1949年建国——七十年代末：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萌芽阶段
解放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政府一直把大力发展农业作为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逐步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和彻底进行，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因此农业恢复和发展较快，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以及“”时期，这一阶段的中央农业扶持政策的特点如下：
1.以农业信贷和财政支农为主要手段
虽然该阶段的中央政府财力有限，但是农业信贷余额和财政支农总额基本上是不断增长的。据统计，支援农村生产支持和财政安排的农业事业费从“一五”的37.23亿元增长到“五五”的345.73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一五”的2.9%提高到“五五”的6.6%。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的40.91亿元增长到“五五”的238.03亿元，占国家计划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从“一五”的7.10%提高到“五五”的10.5%。同期，农业信贷资金余额也从82.1亿元增长到616亿元。
2.其主要目标是以农支工，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解放后，我国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建设思路，为此，必须依靠农业剩余的转移来实施这一工业化战略。1953年政府实施了以低价收购和销售为主要特征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为工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1953-1978年间，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建设积累了高达3376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达135亿元，这笔资金是1953-1978年间全民所有制各行业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总数3680亿元的92%。从农业支持角度分析，该阶段的农业政策实质是以农支工。1980年与1949年相比，农业增长了2.8倍，而轻工业增长了25倍，重工业增长了98倍。
3.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性增长
解放后，农业发展是中央政府的工作重点，虽然国家的农业扶持力度不大，但依靠的强制“均平”机制，还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农业发展的恢复性增长。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产值虽有徘徊，但仍逐年增长。1949-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11320万吨增加到30476.5万吨，年均增产660.5万吨，年递增3.4%。在此期间，粮食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率，为18%城市人口的低水平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通过逐步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和彻底地进行，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基本保障，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的生产行为。
二、改革开放——九十年代初：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调整阶段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从原有重点优化发展重工业转变到产业协调平衡发展上来，重点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制度进行改革。这一时期的农业扶持支持往往和农村改革是密切相关的，农业政策的主要特点如下：
1.放开农产品价格
在农业生产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中，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已经不再适应市场消费需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弊端日益明显。由于商品流通遇到阻碍、产量增加而质量不高、地区优势不能发挥以及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原因，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此，政府采用放开农产品价格的政策，陆续通过减少统购的数额、范围，提高定购价格；除少数重要农产品，其余全部放开价格，由市场调节，让农民在市场交换中受益，维护了农民的切身利益，保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2．加快体制制度创新
除了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和农业信贷外，政府开始重视通过体制建设和完善保护农民利益，保证农业和农村生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开始试点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该制度的确立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病，是推动近年来我国农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性支持政策，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性政策支持，极大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经济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了农业集体化和。
3.开始矫正剥夺农业的方式
1979年开始，国家开始矫正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为核心的农业政策。在部分农产品市场已经开放和农业生产连年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棉、油、粮等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开始对农产品价格管理体制和流通体制进行改革，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持。虽然从1978年到1990年间里，我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绝对量仍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由1987年的261.2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726.1亿元，但不论是工业品价格高于其价值的幅度还是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的幅度，都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因此其决定的“剪刀差”的幅度也由1978年的54.5%下降到1990年的25.2%。
4.投入农业的资金支持有限
虽然国家提高了对农业的资金支持规模，然而1978年以前的20多年时间里，农业基建投资平均占基建投资总额的11%，而1980年到1987年的7年时间里，则下降到5.3%，1988年更低，仅为2.9%。虽然从1989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对农业的投入比以前有所增长，还建立了农业发展基金，但实际上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诸如柴油、化肥等也不充足，其真正投入的资金不到30%。农业资金的匮乏，加剧了农业的脆弱程度，阻碍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民收入的提高。
三、1992年——2001年：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改革阶段#p#分页标题#e#
前一阶段，通过“剪刀差”，从农业中拿走了大量的“原始资本积累”，但这一阶段状况开始改善，农业从为国民经济“纳税”开始变为接受保护和扶持。90年代以后。这一阶段我国农业支持政策有如下特点：
1.以价格补贴为主要措施
这一阶段的农业扶持政策以价格补贴为主要形式，大部分用于降低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虽然这项政策反映了政府对农业和农民生产的保护，但是，价格补贴是给国有农产品流通部门，不是直接补贴给农民，导致农民收益有限，补贴收益大部分落入国有商业部门。据测算，国家每补贴1元，农民只能得到0.14元。
2.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传递方式，将减轻农民负担作为保护农民利益和农民生产积极的首要目标。由于长期农业资金大量流向工业部门，导致农民利益受到剥夺，负担过重。90年代以来，农业资金非农化流失仍在继续。1991-1996年，通过赋税流失的农业资金为2750亿元，以农业信贷方式流失的农业资金为4177亿元。为了保证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开始强调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一方面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另一方面，国家连续大幅度增加了农业投资。政府坚持多予少取的支持政策，赋予农民更多的实惠，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四、加入WTO——至今：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完善阶段
长期以来，我国出台的农业政策涉及农业生产的，但是随着加入WTO，我国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问题不只是农业生产方面，还必须重视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和农民利益。这一阶段我国农业支持政策有如下特点：
1.财政支农的绝对数量增加迅速
中国财政支农的绝对数量呈现出迅速增加的趋势。财政支农总数从2001年的1456.73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2900.87亿元，每年以13.76%的速度增长。这种支持水平的迅速上升，说明自从加入WTO之后，我国越来越重视利用国内支持的方式来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尤其是2004年，由于我国政府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当年财政支农的增长速度达到了33.24%。
2.国内支持的结构有待完善
在微量标准之内，我国对于黄箱支持利用不充分。根据我国对WTO的承诺，我国的微量免除水平为8.5%。但是据统计，我国现在的微量支持水平只用2%左右。在WTO规则允许的12种绿箱政策措施中，我国只使用了6种，包括政府的一般服务支出、食物安全储备、国内食物援助、自然灾害救助、生态环境保护和地区发展援助，其余6种我国还未涉及。
3.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主要政策目标
由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环境不宽松、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速度减缓，有的地方农民负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等原因，农民收入增长困难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针对此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成了各级政府处于每年工作的中心位置，并制定了具体措施。其中包括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搞活农产品流通、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和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等。
五、未来“三农”政策走向
针对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本文认为，我国“三农”政策将会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强化。具体包括：第一，加大粮食生产扶持力度。我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问题需要时刻注意，特别是在目前全球存在粮食危机的状况下，政府必将加大对粮食生产扶持，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农民种粮效益。第二，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现代农业。近几十年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老化严重、投入欠账太多。发展现代农业就必须继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进一步强化农业发展的基础。第三，建立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政府正在努力建立一套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包括“三农”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农民就地拓展与外出转移相结合的就业创业机制；购销市场化和经营主体多元化的农产品流通机制；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监督管理机制，村民自治和乡镇政务公开的乡村治理机制等。
从近几年的披露报告来看，很多出现问题的企业，大多是由于其资金出现了阻滞，无论是资金的来源问题还是调配等等各种，越来越凸显出会计营运在其中的重要性，当然其风险防控的探析是很有必要的。农业政策性银行主要是服务我国的农业，包括各类农产品，畜牧业等等，所以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为了保障我国的基础农业的健康运行，农业政策性银行应该做出调整，不应该为拓宽自身的业务而忽略了重要的会计营运中的风险防控，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不能预料的后果，所以进行探析是很有必要的。
一、农业政策性银行会计营运风险防控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会计管理模式层级传递。
我们都知道，如果做一件事，需要传递很多层次，这样就会使效率下降，而且还不确保在传递过程中会出现传递内容是否全面的情况，所以在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的现在，很多企业会下放其权力。农业政策性银行由长期以来的，总行，省行，市分行，县支行的会计管理模式，就会使得在制定和实施相关的会计管理中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很多制定的政策和管理方案滞后的情况，同时也不方便对下面的支行进行相关的管理，例如下面哪个支行出现了会计营运方面的风险，要经过各级向上传达，而且也不排除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领导为了不被批评，而封闭消息的事件，这样小事可以封锁，但是一旦碰到大事件纸包不住火的情况下，被总行知道后，这时候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是不一定能弥补的，这会给整个银行带来负面的影响，这种声誉风险是不可估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就是多层级传递的坏处。
2.会计营运风险控制系统落后。
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会计营运部一般是负责会计营运方面风险的防范，但是一般这些网点在配备中一般存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一个网点一个综合柜员要负责这个网点很多涉及的风险，这个是很难控制的。可能很多在柜台进行的交易还可以发现是否会存在可疑之类，但是如果自身通过其它方式例如电子银行之类进行的话，其风险就很难进行控制了，而且一旦出现这个综合柜员不是那么负责，或者对于风险防范的意识没有那么强的话，对于网点的损失是不能挽回的，这不能说是综合柜员没有尽到职责所在，人在很多时候会多少出些差错，不能避免人没有任何的差错，但是对于网点来说，这个差错是不能有的，不能出现的，那么这样的风险控制系统就是有待加强的。
3.事后监督系统落后。
所谓会计营运风险，并不是只有一个风险，它是涉及到会计营运方面的工作所一起组合出来的一个概念。农业政策性银行各项前台，后台都可能会出现会计营运的风险的，但是当前的时候监督系统没有给予一个归类，或者哪类业务容易出现什么类型的差错，在出现错误的时候，找到错误和解决错误是针对问题本身，但是作为一家银行的发展来说，从宏观总体来说，应该看到的是进行一个归集，但是现在其事后监督系统仍处在落后的阶段。
二、农业政策性银行会计营运风险防控途径和方法
1.减少会计营运风险管理层次。
针对农业政策性银行逐级传递，层级过多的问题，在会计应该管理中，应该缩减这其中的步骤，由总行统一制定会计营运管理目标，这样给予总行有更好的对下面支行和网点的控制能力，这样的措施一旦实施，效果是明显的，这中间层次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例如传达不到位，不完善，没有真正做到等等，就由总行直接知晓，不会使得下面各支行负责人之类有更大权力去掩盖住存在的问题，方便对会计营运风险的控制。
2.加大专业人员控制风险。
对于会计营运部来说，控制风险是核心，也是整个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中心，所以不妨在这一块加大对综合柜员的使用情况，多设两名这样的综合柜员，让每个柜员都有固定的负责的项目，例如负责印章，负责单证，等等这类，让这样的使用更加规范，具体的权责也会是各项业务更加规范，出现差错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
3.设置预警风险系统。
其实很多风险发生之后，对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会发现，其实在某些业务交易中已经存在有这样或那样成为风险的苗头，如果设置有一些提前的警示，就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预防了一类风险的发生。例如，有些进行大额交易的，或者大批进行大额交易的应该自动列为可疑的交易对象，还有通过内部的设置，有些错误会不会生成需要的东西，或者弹出来这个业务需要有怎样的资料才能完成，像这样给予只能的事前预警风险的防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得会计营运中的风险减少。
4.建立健全的事后监督机制。
对于任何企业来说，如果没有一个监督的部门存在，那么就会乱套。农业政策性银行也不例外，其在操作处理的过程中如果要更好的规避风险，使得前台后台人员有风险的意识，认识到风险发生的严重性，就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事后监督部门来进行督导和指引。或者是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可以向事后监督部门进行反馈，让其给予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也让整个业务发展进行得更加顺畅，不至于会出现所有人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5.建立会计运营风险评价和反馈系统。
这个农业政策性银行应该看到的，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完善会计运营的过程中，不会说就不会出现风险了，而是尽一切可能来规避风险。所以，如果在进行了完善后还是出现了风险，不要否定说这些措施是不好的，只是需要完善和改进，在不断的摸索中使风险出现得越来越少。有一个对于会计营运风险的总体的评价和反馈，这样更有利于对找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更加完善解决的方法。
三、结语
会计营运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实实在在存在的，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在其不断发展的道路上，不能看到更好的发展就忽视了存在的风险，而是更应该来对会计营运风险进行防控，本来从其现状和问题出发，探究了对于农业政策性银行会计营运风险防控可能有用的一些途径和方法，希望对其发展是有益的。
作者：胡建军 单位：青岛科技大学
一、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与农业政策回顾
19世纪四十年代到20世纪初，是全世界实现农业现代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渡时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现代农业的确立时期。在这个时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全面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到了八十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只是处于走向现代农业的起步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50多年的农业建设，我国农业现代化取得了很大成绩。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按照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理解，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开始现代农业建设的初期，处在学习苏联模式的时期，现代农业的基本内涵是指实现“四化”：农业机械化、农业化学化、农业水利化、农业电气化。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了发展，即实现“三化”：农业基本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和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第三阶段是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了明显的新发展，表现为要实现六个方面的现代化：农民生活消费现代化、农业经济结构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和农业资源环境现代化。其评价范围已经扩大到农民生活消费和农业资源环境，注意了吸收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我国的农业经济建设是以半封建的农村生产关系为起点的，它具有分散性、落后性、劳动生产率低等特点。中国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建立起完全新型的农村生产关系。要使我国农业迅速进入现代农业的运行轨道，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而政策处于首要地位，回顾新中国农业发展史，每一个成就的取得都是正确政策引导的结果。鉴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变化和农业部门的表现，我国的农业政策已经从增加生产（尤其是谷物生产）转向了农业收入支持和环境关注。1990～2005年的我国农业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7年以前以提高产量为重点，1998年以后则将重点转向了农业收入，并且加大了对环境的关注。经过两年的试点工作后，2004年在全国范围实施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是我国新农业政策的开始。
二、关于农业政策的探讨
政策总是根植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如果要分析一种农业政策，就必须对这个政策所在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进行深入了解。成功的农业政策必须与它所处的环境找到适当的平衡。这种平衡体现了综合意义上的要求，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就其内部联系的层次性而言，农业政策首先是直接受制于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即政府的农业政策源于一定时期政府确定的宏观发展战略和政府对特别时期具体情况的判断，后者为农业政策的特殊取向或变化提供了解释，前者则体现了一种随处不在的常规性影响。换言之，政府的发展战略给农业政策进行了角色定位，它影响着农业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和社会利益结构，从而为农业政策的选择划定了空间。这样一个高度的概括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条件，即农业发展尤其依赖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不仅是对农业本身的调控，更重要的是对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调控；实现农业发展目标和解决落在农民头上的经济困难，必须纠正农业和其他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必须依靠农业以外的国民经济政策。农业政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现象，除了与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和某种契合外，各项农业政策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的运动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农业政策结构中，每一项具体政策都起着维持和平衡整个政策体系的功能的作用，当某项政策的性质发生变化时，其他各项政策以及整个政策体系都会受到压力并发生变化。换言之，一项政策安排的作用和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政策的存在。由于各种政策安排是彼此关联的，因而不参照体系中其他相关的政策安排，就无法估价某个特定政策安排的效率。很显然，政策单项可能是有利的，但如果与政策体系中其他政策安排不能相容，则最终也是不实用的。因此，成功的农业政策不仅要与特定的环境达到平衡，而且还必须达到政策体系在结构上的均衡和协调。具体而言，农业政策的整合过程或政策之间的实际契合过程应当满足以下三个原则：一是完整性原则。每项政策都存在着一定的适用范围，而且一项具体政策往往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或者有其特殊的针对性，因此需要政府尽可能找出政策制定对象的可能性空间，尽量弥补政策间的空隙，减少政策结构上的明显漏洞，为各种农业问题提供相应的政策控制或解决方法；二是协调性原则。由于各项政策蕴含着不同的损益信息，从而对资源配置构成了不同的影响；三是互补性原则。一种政策设置不仅生成特定范围的产物，而且还可能产生种种副产品，从而导致政策风险或效应偏差，因此需要政府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来化险和防偏，以阻止或控制负面后果的发生及其累积趋势。
三、我国农业政策的选择
在我国农业发展的政策选择中，有一点是必须把握住的，那就是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能否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要达到这三个目的，农业政策必须有利于全国统一农产品市场的建立、有助于农民融入市场和市场经济、有助于农民转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生产、有助于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具有以下意义：一是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是充分利用区域比较优势的关键；二是统一的农产品市场是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手段；三是统一农产品市场的建立可以使市场信号真正作用于农业。只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各个地区的农业才能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布局。如果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中西部就能够从东部让出的市场中获益，形成东部拉动中西部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如果国内市场分割，就会出现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比较优势丧失以后，直接从国外进口农产品，和国际市场形成循环。如果中西部农村无法分享东部发展带来的好处，东、中、西部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二）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要素市场的发展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重要源泉。如果农业政策的制定仅仅孤立在农业范围内，就不会有大的突破，农业也不会有大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含义不应当仅仅理解为把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应当理解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民收入显著提高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于创造新的非农就业机会；迅速降低农业人口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必要途径。这项政策与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数量相结合是唯一的、无可替代的政策选择。只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城乡之间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才能真正成功地稳定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的农业政策往往更倾向于对农产品价格的干预。事实上，从长远看，对资源及要素市场产生影响的农业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更具重要意义。
（三）改革农村金融政策，为农业部门融资提供便利。从长远的观点看，要从农业变革中获得利益，就必须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让生产不具备比较优势农产品的农业生产者转向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但是，农业生产资金的获得是影响转型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即金融和信贷问题是影响农民生产和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必须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本质上是通过注入国家资金对现有体制进行维护和维持，并没有改变体制和机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农村金融改革的最终方向和出路应当是市场化。这包括两个方面：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和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化。农民在农业转型中，需要资金支持，在经营中更需要农业保险的保障。因而，改革我国农村金融政策，让信贷效率高的农业部门获得更多的信贷；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让风险性较高的农业获得生产经营的保障。
（四）实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建立农业支持体系。建立农业支持体系，根据对我国农业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判断，以及对我国农业支持水平、农产品比较优势及其国际竞争力的系统评估，我国农业保持可持续发展应考虑选择比较优势战略————根据市场需求，依托地区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优质、高效农产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确定农业的发展战略与方向。对于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战略调整的基点应在保证安全供给的条件下，适度减少生产；有效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供需缺口。对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战略重点应是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发挥和实现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四、对农业进行适时的综合政策支持
我国应当建立一个促进农业发展的综合支持体系。农业政策综合支持体系对于推动农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立农业政策支持体系是根据对我国农业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判断以及对我国农业支持水平、农产品比较优势及其国际竞争力的系统评估而做出的结论。纵观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适时地对农业进行了综合支持。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阶段，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也要求为农业提供实质性的有力支持。农业支持政策应当形成一个体系，包括农业基础设施支持、农业生产支持、农业营销支持和农业收入支持四个子系统。
第一，农业基础设施支持体系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里的基础不单单是指硬件上的基础设施，它包括农村的道路、水利、通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可以给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者的生活提供保障的各种软硬件建设。这一部分的经济效益是最不直接的，但是它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却是最长远的，因而它是农业支持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提高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和质量，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的关键是国家要增加经费投入。农村教育的重要性有两点：首先，如果农民能得到像城镇居民那样的小学和初中教育，在他们得到的工作中，就会有更高的生产率，从而对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其次，如果他们的教育背景和城里人类似，他们调整到城镇的生活也将更加容易，并且城镇人对他们的抵制也会减少。
第二，农业生产支持是农业支持体系中直接推动农业发展的部分。建立和完善国家对农业的信贷扶持，对农业贷款实行优惠利率政策，继续在资金、技术上优先支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商品基地建设，加强对农业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里最重要的是农业技术研究的投入、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支付和农业信贷的提供。
第三，农业营销支持是农业支持体系重视农业生产转化成经济效益的部分。价格支持显然是不能再使用了。况且，营销支持也不是价格支持这么简单，正如市场营销不是销售产品这么简单一样。这方面的措施应当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市场的建设；其次，信息的提供。建立全国和全球性的农产品生产、消费、价格等市场信息系统，有重点地研究与我国农产品出口有竞争的国家农产品政策及供需平衡变动情况与对策，把开拓国际市场作为开拓市场的重点工作来抓；再次，政策的调整。有关农产品生产、市场和价格以及国际贸易的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管理制度和政府职能都要有相应的调整；最后，合作社的组织。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建立地区以至全国性的分产品的农民协会组织（如农民大米协会、农民小麦协会、农民蔬菜协会、农民水果协会等），使千家万户的农民能同全国以至国际大市场联结起来。
第四，农业收入支持体系是农业支持体系中增加农业收入的重要一环。“三农”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单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农业产出是不能持续提高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减少农民的数量，减少农村劳动力，让剩余的农业劳动力转变成非农业劳动力。在解决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上，需要解决农民的户籍问题。
我国目前的情况仍然是按照户籍来享受社会福利的，从这一角度，农民的户籍是需要解决的。但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真正目的是让他们能在非农岗位上找到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享受福利。因此，对农民的教育支持是这一工作中重要的环节。否则，即便有很好的就业机会，也由于知识和技能的欠缺而不能胜任，创造再多的就业机会也不能解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一、农业政策调整的基本背景
2004年农业形势好是相对前几年粮食减产和农民增收缓慢来讲的;2004年农业政策针对性强是针对前几年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来讲的。对2004年的农业政策调整要有深入的理解,必须先对我国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所处的宏观环境有所了解。
(一)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扩大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这几年,虽然农产品供给充裕,但农民增收非常困难。由于农产品供大于求、农产品价格连年下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1997—2003年的7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年增长速度为4%,只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的一半左右。虽然国家“九五”和“十五”规划目标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均为5%,但这7年中没有1年达到规划目标。从收入增长的绝对数来看,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622元,比1996年的1926元增加了696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4838元增加到8472元,增加了3634元。城乡居民收入比值1996年为2.51:1,2003年扩大为3.23:1。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扩大是农业政策调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二)粮食产量下降,供求关系趋紧200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4.9亿亩,是历史上最少的年份;总产量4307亿公斤,减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人均粮食产量334•4公斤,降到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1996—1999年,我国粮食连续4年丰收,从2000—2003年,粮食连续4年减产,后4年平均产量与前4年相比,粮食产量下降500亿公斤以上。同时,粮食消费量逐年增加,粮食产需平衡的年度缺口逐年扩大。弥补粮食产需缺口主要靠挖库存。在粮食总量关系趋紧的同时,品种结构矛盾逐步暴露,特别是大米短缺的问题较为严重。粮食供求关系由供大于求向供求趋紧转变,主要标志是2003年10月份和2004年3月份粮食价格出现两次较大幅度上涨。2003年10月中旬后,国际市场大豆价格上涨引发国内粮食价格上升,主要是大豆、小麦及面粉价格明显上涨,涨幅达20%左右。2004年2月下旬到3月份,南方部分地区大米价格大幅上涨引发全国大米价格上升,带动粮食价格上涨。2004年3月中旬,与上年同期相比,3种主要粮食品种平均价格上涨50%左右,其中大米价格上涨60%~70%,小麦上涨40%以上,玉米上涨21%以上。粮食价格由长期持续低迷到连续出现上涨是粮食供求关系出现新变化的重要信号。
(三)生产要素流失,资源约束增强近几年我国农业和农村生产要素大量流失,给农业发展带来严重的“硬伤”。生产要素流失突出表现在耕地和资金两个方面。从1996—2003年,由于退耕还林、农业结构调整和非农建设占用等多种原因,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亿亩,平均每年减少1400多万亩。耕地减少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造成实质性的、不可逆的损害,使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矛盾更加突出。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偏离“三农”的倾向十分严重,农村资金大量通过金融机构流入城市。农村资金短缺、农民贷款难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四)农民权益受损,社会矛盾突出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导致农民利益大量流失,而且征地补偿款拖欠严重。以土地换取发展资金,随意以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招商引资,严重侵害农民利益,引发诸多经济和社会矛盾。拖欠农民工工资极为普遍,仅建筑领域2003年底以前的拖欠工资就高达几百亿元。农民工的要求并不高,回家过年能够足额领到微薄的工资就心满意足。农民因征地问题的上访增多,农民工以极端方式讨要工资的事例增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五)投资规模膨胀,通胀压力较大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6.7%,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7.2%,为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汽车、纺织投资增长过快,投资规模过大,导致运力紧张,能源和部分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2003年国内生产资料市场销售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升8.1%,其中钢材价格上涨21.1%。在整个经济已经绷得很紧的情况下,农业特别是粮食供给和价格又发生大的问题,与煤电油运紧张、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交织在一起,出现“两碰头”,加剧了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矛盾,甚至影响稳定的大局。出于对这种局面的担心,政府加大了对农业政策的调整力度。
二、农业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推进,对我国工业化发展已进入中期阶段认识的统一,政府已经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对农业政策逐步进行了调整。2004年中央发出1号文件和其他多个文件,农业政策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集中出台了一批新的带方向性的政策措施。
(一)“多予”政策(1)增加粮食生产投入。全国共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16亿元对部分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在前两年对部分地区的大豆和小麦实行良种补贴的基础上,把良种补贴试点范围扩大到部分地区的水稻和玉米,中央财政安排粮食主产区的良种补贴资金28亿元。对部分地区农民购置大型农机具给予适当补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共安排这方面的专项补贴资金4.7亿元。(2)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中央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到550亿元,农村“六小工程”的投入超过280亿元,农村扶贫开发投入达到122亿元,农业综合开发投入达到89亿元。正式启动国家优质粮食产业工程,选择一部分有基础、有潜力的粮食大县和国有农场,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国家优质专用粮食基地。第一次明确了将土地出让金的部分纯收益用于农业土地开发,规定市、县将不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15%用于农业土地开发。(3)增加农村社会事业投入。坚持新增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启动西部地区农村教育“两基”攻坚计划,重点支持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继续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和远程教育示范工程,对农村部分家庭困难的学生免费发放教科书。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支持部分地区乡镇卫生院建设,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建设。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的支持。
(二)“少取”政策(1)少收农民的税。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5年内在全国取消农业税。后来鉴于粮食生产形势的严峻,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国家决定加大减免农业税力度。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全部免征农业税试点,在河北等11个粮食主产省(区)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其他地区降低1个百分点。一些沿海省份及其他地区有条件的县也自费进行了免征农业税的改革试点。全国减征免征农业税233亿元,取消农业特产税68亿元,农民由此减轻负担共计301亿元。中央财政新增转移支付216.6亿元,加上以前基数,用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资金达到520多亿元。(2)少征农民的地。严格保护耕地,全面清理整顿开发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案件,暂停半年审批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在全国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大检查。对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补偿安置情况进行清理检查,特别是突破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使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依照现行法律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不足以支付因征地而导致无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省级政府应当批准增加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到法定上限,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予以补贴。
(三)“放活”政策(1)放活粮食流通。在前几年放开主销区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了主产区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实行购销市场化和经营主体多元化。粮食期货市场进一步发育,玉米和黄大豆2号期货品种正式上市。(2)放活农村金融。扩大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范围,减轻历史包袱,完善产权结构,健全内控机制,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着力增强农村信用社活力。鼓励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鼓励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3)放活农民就业。消除不利于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障碍,继续清理针对进城务工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和各项乱收费。重点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活动。研究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上学问题,一些城市已出台了具体的办法。为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开展对外出务工农民技能培训的“阳光工程”。
从2004年的实践来看,我国农业政策调整表现出3个基本特点:(1)对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坚定。面对2003年10月和2004年3月两轮粮价上涨,人们担心粮食流通市场化的进程会中断。但政府毅然出台酝酿已久的市场取向的新一轮粮食改革政策,在粮食流通市场化道路上迈出了最后一步。(2)对市场经济的驾驭能力明显提高。理性对待粮食回升,既没有过早平抑、扭曲市场信号,也没有向管制体制复归。这与1993年第四季度国内粮食市场出现波动以后当时政府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形成明显反差。(3)对经济手段的运用更加娴熟。利用市场粮价的回升刺激农民增加生产投入。充分运用补贴等经济手段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特别是对水稻加大良种补贴力度。对重点粮食品种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政府先后公布了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和粳稻的最低收购价格,提前发出价格信号,引导农民发展水稻生产。
三、农业政策调整的走向
2004年虽然在农业政策调整上迈出了一大步,并且实际效果很好,但这并不表明农业政策调整已经完全到位。下一步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总的走向是稳定、完善、强化。下一步农业政策调整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政府要与市场合理分工,市场解决起来更有效率的就由市场去解决,政府解决起来更有效率的就应当由政府来解决。比如2004年对化肥价格的管制效率就很差,是典型的政府越位。由于化肥的上游产品煤、电、油、运、气价格全面上涨,以及国际市场化肥价格上涨,控制国内化肥价格造成企业开工不足、化肥出口增加和进口减少,结果加剧了国内化肥供求失衡的矛盾。
(2)既不能只讲成本,又不能不讲成本。任何政策工具都是有成本的,对政策工具的选择必须进行成本效率分析,并且要完善政策成本的分担机制。有人认为2004年出台的补贴政策成本太高。实际上,据对一些县的典型调查,粮食直补的行政成本约为补贴总额的5%~10%。与国外农业补贴项目相比,我国的粮食直补项目是非常有效率的。问题在于,粮食直补项目中没有列支行政成本,而是完全由地方政府自行承担,这样地方政府就会感到成本很高。
(3)既不能照搬国外做法,又不能不理睬WTO规则。政策要符合我国国情,要与国际惯例接轨。2004年出台的政策中,既有与粮食生产挂钩、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和贸易的干预政策,又有不与即期生产挂钩、对生产和贸易没有直接影响的补贴政策,还有旨在促进结构调整的支持政策。对这些政策要进行准确定性,要注意8.5%的黄箱支持上限。
(4)既不能不保持连续性,又不能过分路径依赖。农业政策一经采行,无疑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但也要注意克服路径依赖,跳出现有思路,出台新的政策措施。目前各方面对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呼声很高。我国农业政策正处于十字路口,是步日本、韩国之后尘走向高补贴、高保护的不归之路,还是选择比较优势战略、建立高效率的农业产业体系,亟待作出理智抉择。按照以上考虑,笔者的政策主张是:“多予”方面应当更多地重视公共产品的供给,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少取”方面应当加快取消农业税的步伐,并更加重视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流失,彻底放弃靠剥夺农民利益积累城市建设资金的做法;“放活”方面应当进一步消除束缚农村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赋予农民全面发展的权利。
建议近期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加大以下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
(1)加强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长期以来中央只对大型水利工程投资,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主要靠农民劳动积累和地方政府的少量补贴。鉴于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和基层对劳动力资源的行政动员能力降低,以及需要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地方正是财政最困难的地方,中央财政应该逐步承担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职责。
(2)加强适用农业技术的推广。农业技术的推广和扩散,一定程度上可以依靠市场的力量,但相当多的农业技术如果由市场进行推广则效率很低,必须由政府推广。对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农业技术活动,国家财政在经费上应予以保证。
(3)加强动物疫病和植物病虫害防治。动植物病虫害的防治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靠市场无法有效进行,国家必须承担这一职责。应重点加强畜禽主产区、优势生产区域和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善疫情诊断、监控、测报的设备和设施条件,全面提升以动物疫病免疫预防、应急反应和重点疫病控制为主的公共服务能力。
(4)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拥有是不对称的,靠市场机制难以有效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政府应当加强农产品的检验检测、安全监测及质量认证体系建设,加强对农业投入品的监管。这些才是政府应该干的事情。
摘要：文章以明溪县为例，对大灾之后如何提高农业保险的灾害补偿功能、分散和降低农业风险、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进行了分析和反思，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大灾；农业保险；反思；启示
一、主要启示
第一，农业保险的灾害补偿功能和社会稳定器作用至关重要。农业保险是对农业生产在遇到自然灾害、疫病、意外事故等风险时遭受的损害进行补偿的一种保险服务，是分散和降低农业风险的重要途径之一。明溪县从2007年试点农业保险以来，按照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政府主导、财政扶持、市场运作、自愿参保为方针，以“三者兼顾、两低一保”为基础（即：兼顾投保人缴费能力、财政补贴能力、保险公司风险承受能力，实行低保额、低保费、保成本）的总体思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据统计，至2009年末全县农业保险共收入保费169.86万元，同比增长527.95%，理赔支出30.87万元，同比增长239.23%，尤其是2010年上半年因为出现大灾保险理赔数激增，共支出理赔款347.62万元，赔付率高达300.06%，为前三年理赔总额的8倍多，有力地支持了辖区农村抗灾防险工作，较好地发挥了社会稳定器作用。
第二，农业保险宣传不够，农民对农业保险认识不足，参保意识淡薄。近年来农业生产虽然体制改进了、技术进步了、产量提高了，但大都仍未摆脱“靠天吃饭”的现状，大部分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意义和作用及保险知识缺乏必要的了解，并没有认识到投保是转嫁农业风险、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一是保险公司宣传力量不足，如明溪县人保财险公司目前仅有4名正式员工，营销员14人，保险队伍不足，难以深入千家万户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宣传。二是农业保险本身点多、面广，业务量大，单户保险收入少的特点，使得营销队伍对营销农业保险积极性不高。三是与农户直接接触的乡镇等基层一级政府机构，由于不是农业保险的直接受益者，推广农业保险的热情不高，推动农业保险的方式方法流于形式、不注重效果，产生农户由于对农业保险理解不透、认识不足，认为合理范围内的灾害损失，基本可以承受，大范围的毁灭性灾害保险公司也赔不了，如果参保交了钱又没有发生灾害，反而增加了不必要的支出，宁愿抱着侥幸心理，祈望老天给一个好收成，甚至还有人错误地认为农业保险是向农民变相收费，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因此普遍保险意识淡薄，参保积极性不强，虽然开办以来农业保险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全辖保险总量相比，农业保险占比始终偏小。
第三，农业保险缺乏法律法规支持。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要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就离不开相应的法律的支持，目前世界上各国的农业保险都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如美国，早在1934年就通过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日本有《牲畜保险法》，《农业保险法》等，法国有《农业互助保险法》，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法规明确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予以支持，仅在《保险法》第150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农业保险业务开展主要依靠上级有关部门的红头文件，诸多问题形成了法律真空，陷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第四，险种设计不合理，种类少，经营成本高，风险可控性弱难以满足农业发展需求。在农业保险险种设计上，险种结构不合理，种类偏少。如明溪县是传统的农业县，种植作物主要以水稻、烟叶等为主，但农业保险只开办了水稻种植险而无烟叶种植险，一旦受灾，根本无法满足广大各类农作物种植户的需求，如上半年二大灾害明溪全县烟叶生产损失惨重，据相关部门统计，烟叶损失甚至已超过了水稻损失，但由于未开设烟叶种植险而使广大烟农未能参险只能自己承担全部损失。另外农业保险面向广大农村，承保、勘险、理赔等一系列工作都需要保险人员到场，手续烦琐，工作量大，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保险机构经营成本高，尤其是碰到突发的大灾，灾后查验灾情时间紧、任务重，查勘定损难度又大，单纯依靠本地保险人员根本无法满足理赔需求，抽调异地人员和车辆，势必增加经费开支。而且农业生产除受自然条件影响外，受市场环境和政策因素影响也较大，具有相当程度的风险不确定性，同时，还不排除农户信用和道德因素形成的风险。面对诸多客观存在的风险，在对被保险标的风险管理和控制上，保险公司缺乏必要的创新和手段，监督和防范风险能力相当有限。
第五，缺乏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但据了解目前全国尚无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农业保险试点之初就着手建立巨灾补偿准备金的，只有部分试点的省、区、市安排了诸如大灾基金的区域性风险基金，但与农业保险需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无论从规模上还是运作模式上都相去甚远，既无巨灾赔偿准备，也无分散风险的其他安排，巨灾风险只能由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独立承担，若真的发生了大的自然灾害，理赔支出大大超出了保费收入，农业保险经营机构严重亏损，势必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和持续经营能力，农业保险持续发展前景堪忧。
二、对策建议
第一，建立健全农业保险法律保障机制。农业险属于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政策性保险业务，迫切需要政府扶持，建议尽快修改《保险法》，增加对农业保险的有关条款规定，从法律上明确农业保险的定位、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作用和地位、对农险的扶持原则、对农险投保人利益的保护、对保险公司的保护等条款，条件成熟后再制定《农业保险法》，为农业保险提供法律保障，真正实现开展农业保险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第二，加大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度。一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农业保险宣传的主导作用。政府的宣传具有权威性、广泛性，农业保险又好又快地发展，需要政府出面通过新闻媒体等大张旗鼓地宣传，使更多农民了解党和政府支农惠农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度和参保的积极性。二是承保主体要主动担负起农业保险的推广职责，改善服务态度，通过柜台咨询、摆摊设点、上门推销等形式大力宣传业保险开办的目的、意义、风险责任、保险条款、定损标准以及参保的各项好处等等，以案说法，使广大农民充分认识到政府开办农业保险的重要意义，积极参保，促进降低农业经营风险，有效抵御自然灾害。第三，科学设计农业保险险种，满足农业发展需求。根据各地农业产业发展特点设计适合当地农业发展的保险险种，扩大承保范围，在承保标的、保险责任、保险费率等方面科学设计，尽可能满足农业多样化的保险需求，为农业发展保驾护航。对为专项产业发展提供原材料种植的农民，还可试办行业性或产业化保险组织，由保险机构对为专项产业发展提供原材料种植的农民提供专业化的保险支持，如建立“烟叶产业专项保险公司”等，以解决农民产业化发展的后顾之忧。
第四，加大财税补贴力度，提高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一是要坚决贯彻落实现有财政补贴政策，确保各项有关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足额、及时到位。二是要继续提高财政对农业保费的补贴力度，扩大财政补贴范围，对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主要农产品，要在现有基础上再适当提高补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产品要实现财政补贴全覆盖。三是要对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的保险公司，视其亏损程度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
第五，引进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和农业再保险机构。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和极强的破坏性，在短时间内会对保险公司和保险市场造成猛烈冲击，引起连锁理赔反应，甚至超出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必须引进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提高承保主体应对风险的能力，促进农业保险可持续性发展。一是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对遭遇大灾、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确保保险公司能及时开展农业保险理赔，参保农户能尽快获得农业保险赔付恢复生产。二是成立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承担起国家农业再保险的职能，为各家从事农业保险的机构分散风险。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中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组织结构、制度、资金来源和运用、功能、市场环境和外部关系的比较，提出完善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灵活资金运用、完善其功能和理顺外部关系等对完善和发展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启示。
农业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食物和工业原料，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农业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投资期限长，盈利能力相对较低，因而一些农业生产经营项目难以得到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各国政府为了弥补金融市场的不足，普遍设立了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我国于1994年设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简称农发行)，专门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活动，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农发行的业务范围较窄，经营亏损严重，因此很有必要通过中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比较分析，借鉴国外发展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经验，促进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完善和发展。
一、中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比较
国外农业政策性金融各具特色，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日本、法国、泰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现就这些国家及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进行比较分析。
1、组织结构比较
各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组织结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类为单一结构，即只有一个金融机构，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分支机构。这种结构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组织形式简单、灵活，但因为没有延伸到广大城乡地区的众多分支机构，难以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的零售业务，因而往往只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批发业务。这类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自己筹集资金，然后委托在广大农村地区设有分支机构的其它金融机构发放农业政策性贷款等业务。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属于此种类型。第二类为复合结构，即该类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有许多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可以直接从事一部分或全部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贷款等零售业务。由于农业政策性金融贷款对象为国内的广大农业企业、农产品经营单位或普通农户，而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在全国各地遍设分支机构成本太高，所以大部分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除直接贷款外，还把一部分业务委托其他金融机构办理。美国的农业信贷体系、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泰国的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和我国的农发行都属于复合结构类型。
2、制度和政策比较
从中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实践活动来看，各国一般都有其相应的法规、制度来规范本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活动，如美国的《农业信贷法》、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和中国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章程》等。美国、日本、泰国等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法规、制度和政策一般比较灵活，能够随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如美国的农民家计局成立之初是为了应付农业危机，帮助新创业的农民以及低收入农民家庭建立农场维持家计等融通资金。随着美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家计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该局业务重点逐步转到支持农业生产，促进农村开发，配合政府农业政策的贯彻实施。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信贷资金的投向根据农产品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以前支持粮食生产，到60-70年代支持粮食、果树、蔬菜和畜产等多种生产经营建设的需要，发展到80年代以后，支持农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1994年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创立了“强化农业经营基础资金”，用于支持核心农户的发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也有一定的灵活性，能根据20世纪90年代后期粮食生产过剩的实际情况，从2000年开始退出部分品种粮食的保护价收购，减轻了财政负担，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
3、资金来源比较
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主要有借入政府资金、发行金融债券、借入其他金融机构资金、吸收存款和国外借款等。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有所差异。美国农业信贷系统资金主要来源于发行金融债券，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资金主要来源于邮政储蓄和邮政简易保险，金融改革后拟发行金融债券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资金来源于吸收存款和借入金融市场资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银行的再贷款。
4、资金运用比较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类似美国的商品信贷公司，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政策和金融支持措施，但美国的保护价政策是和限耕政策配套实施的。当前，美、日、法、泰、印等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主要支持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而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还主要是支持粮、棉、油等农产品的收购和配合执行粮食的保护价政策，在农业生产和服务领域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比例还相当有限。
5、功能比较
农业政策性金融具有融资功能、弥补功能、扶持功能、倡导功能和服务功能这5项功能。从中外农业政策性金融活动的比较来看，美国、日本和泰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功能比较完善，不仅具有融资、弥补、扶持和倡导功能，而且具有服务功能，即除了提供贷款外，还提供一些技术和信息服务，以确保所发放贷款的使用效益和效率。而我国的农业发展银行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扶持功能和弥补功能上，融资、倡导和服务功能尚未能较好发挥。6、市场环境比较
美国、法国、日本都是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发达，资金比较充裕，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拆借资金相对容易，比较容易筹集低成本资金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而泰国、印度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国内自有资金比较短缺，金融市场相对落后，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不容易筹集低成本资金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而且，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财政实力较弱，农业人口较多，不可能象美国、日本那样投入巨额财政资金扶持农业，因而客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必须切实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在实现农业扶持目标的同时实现保本微利的目标，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7、外部关系比较
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外部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政府的关系。美国、法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政府的关系较为松散，自主性较强；而日本、泰国、印度和中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都或多或少受到财政的扶持，农业政策性金融活动中贴息贷款的贴息一般来源于财政。第二、与中央银行的关系。有些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受中央银行的领导或监管，如印度的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附属于印度储备银行(中央银行)；有些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与中央银行发生借贷关系，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第三、与其它金融机构的关系。一些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向其它金融机构借入资金或者委托它们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第四、与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关系。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除了与农业生产经营者发生借贷关系外，还向他们提供一些技术、信息服务等。
二、中外农业政策性金融比较对我国的启示
1、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体制
美国、日本、泰国等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体制比较灵活，能根据农业生产和供求情况及时调整金融服务的范围和领域，很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在政策性太强以至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上缺乏应有的灵活性，难以发挥农发行作为金融机构的功能，因而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体制必须加以完善。具体措施如下：第一、要明确农发行的企业法人地位(企业管理经济的效率优于行政、事业单位)。农发行所有权属于国家，但法人财产权授权企业法人代表(总行行长)经营管理，总行行长然后再逐级授权给各分支行行长以适当的经营管理权限，政府财政部门对所委托的财政金融有一定的监督权限，但不得随意干预。第二、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由农发行统一管理比较合适。农业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的职能定位和经营目标都不同，如果由同一个金融机构(如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容易产生不协调问题。1998年5月，国务院为了更好地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把农业开发和扶贫等贷款划给中国农业银行管理。这应该是权宜之计。一方面，中国农业银行作为一家商业银行，追求的目标是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要求尽可能地提高资金的盈利能力。而农业开发贷款、扶贫贷款的目标是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最大化，贷款人一般要求能得到低息贷款的支持，这与中国农业银行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是相违背的。另一方面，把政策性业务划给中国农业银行经营，将引起其总资产盈利水平的降低，不利于其商业化经营和应付金融市场的竞争。因此，在粮食经营体制改革取得一定进展、农发行的经营管理水平有一定的提高，并能腾出部分人、财、物、力从事其它农业政策性金融活动时，还是应该把农业开发和扶贫贷款等政策性金融业务划归农发行统一管理，在农发行保本微利的经营目标下，将更有利于保证其对农业的扶持。但是，农发行的分支机构只设至县一级，农业政策性金融由其统一管理后，对一部分离农发行机构较远的乡、镇、村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可以由商业性或合作性金融机构，有利于提高信贷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而对于农发行机构所在的周边地区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由农发行机构自行办理。第三、农发行作为金融企业，应该归中国人民银行管理更有效率，更有利于中央银行的监管，更有利于督促农发行按保本微利的原则进行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而国务院作为政府行政部门，并不适宜直接管理金融企业；财政部门作为财政金融(如贴息)的委托方，有监督权但也不适宜直接管理金融企业。
2、拓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来源
从国际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主要来源于金融市场上发行的债券，而我国农发行从1994年成立以来，资金80％以上都来源于向中央银行借款，到1999年底，长期债券余额只占总资产的5.98％。一方面资金期限短、成本高，另一方面给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增加压力，因此很有必要拓宽筹资渠道，减少对中央银行再贷款的依赖，促进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发挥。在筹资上，首先应该主要靠发行金融债券来筹集所需资金，其次应该多筹集一些成本较低的财政存款等。此外，政府应该不断充实农发行的资本金，降低其资金成本，扩大政策性金融的服务范围，提高其金融服务的能力。
3、随市场变化灵活调整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运用
中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日本、泰国等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相比则显得不够灵活，主要还是支持粮、棉、油收购和一小部分的扶贫、开发贷款。近几年，中国农产品市场已经从粮食短缺市场发展为粮食生产过剩的市场，随着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单位面积的农产品产量还将不断上升，而且，从国际市场来看，美国、巴西等国家都有大面积的耕地休耕，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比国内市场还低，在世界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中国可以进口较多的粮食，而不会引起国际粮食价格太大的波动。从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的发展策略，这是顺应农产品市场变化需要的明智抉择。2000年开始，国务院决定退出部分粮食品种的保护价收购政策。农发行除了继续支持其它粮食品种保护价收购资金的需求外，还支持粮食企业商业性收购资金的需求，但却没有支持农业结构调整的资金需求。因而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很有必要学习国外经验，随市场变化调整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的内容，在缩减粮食收购资金金融支持的同时转而支持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较大比例地提高对农业开发、生产、产业化服务等的贷款比重，对经济与生态能协调发展的农、林、渔业等一些获利能力较低的生产经营项目给予低息贷款的支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入世在即，随着世界农产品市场形势变化及我国与世贸组织成员就农产品市场开放谈判的进一步进行，我国必须及时有效地制定“十五”期间农业发展政策，积极应对入世冲击，加快农业发展。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农业贸易伙伴之一，分析研究美国政府农业扶持政策，对我国“十五”期间农业政策制定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政府农业扶持政策发展状况分析
美国农业政策由来已久，早在南北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就制定了一系列农业发展政策，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外需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到了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国内外市场收缩和严重的生产过剩，美国农业经历了空前严酷的危机。为了避免农业部门的全面崩溃，从1933年罗斯福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农业政策，支持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收入，到这些政策和技术进步使生产发展大大超过需求增长时，政府转而制定扩大内外需求的政策。所有这些政策的汇集，成为战后历届政府推行的联邦农业政策体系。该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发展农业生产、降低生产成本的政策。
1．发展农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联邦政府向农业地区提供或资助发展交通运输、供电和通讯事业。20世纪30~60年代，政府累计农业投资88亿美元，使680万农户受益。
2．推动农业科研和技术普及。联邦政府通过各地建立起来的农业院校、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三级机构推动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此外，农户还可以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获得有关市场、管理、气象、病虫害和技术方面的信息和指导。
3．提供农业信贷和农产品保险。农业信贷系统可以从政府获得低息贷款转而提供给农户。农产品信贷公司则为参加价格支持计划的农场主提供短期优惠贷款。农户信贷管理局的贷款则带有很大的补助性质，它向受灾地区提供利率很低的紧急贷款。1981年《农业法》把这种紧急贷款作为援助遭受自然灾害农户的主要方法，取代了70年代的直接补助。政府还为保险费用提供多至30％的补贴。
4．税收优惠。农户可以在收益多的年份提前支付开支，收益少的年份提前出售农产品，以少缴所得税。此外，农户还享有资产的“加速折旧”优惠。
5．补贴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政府资助水利设施的兴建和维修，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为保护土地，政府还出资修造递田，按等高线平整土地，施用石灰，等等。政府补贴的结果使农户在不增加农业生产要素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多的收成。
(二)价格和收入支持政策。
1．价格支持。为防止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政府成立了农产品信贷公司，着手实施农业价格支持计划。支持计划主要包括“直接收购”和“无追索权贷款”两项。“直接收购”是指农产品信贷公司为了支持某些农产品价格，随时准备以最低保证价格(即支持价格)从市场上收购任何数量的剩余农产品。“无追索权贷款”是指农户以农产品为担保从农产品信贷公司获得贷款。在贷款期限内(多为一年之内)，如果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于贷款，农户可以还本付息，重新得到他的农产品以投放市场；反之，在贷款到期时，则可以用担保的农产品来抵偿，而不必归还本息。政府通过价格支持政策，总可以让农户获得高于市场的售清价格(即长期均衡价格)，获取利益。
2．限制生产。价格支持政策只是使剩余的农产品转入政府仓库，并不能根本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为此，政府又出台了限制生产的三项政策：限耕、限售和休耕。限耕主要是限制农户生产某些农产品的最大面积。限售即“配额销售制”，每个农户的销售配额按历史销售情况决定，从而使有关产品的生产结构固定化，政府亦可以防止农户之间的恶性竞争。所有限耕和限售的规定农户都必须严格执行，否则要受到政府严厉处罚。休耕则是把限制生产与水土保持相结合，保持生态环境。
3．保证供应。为了满足20世纪70年代出口增长的需要，联邦政府担心“贷款率”(即支持价格)会限制美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于1973年制定了《农业和消费者保护法》，以便使价格支持和收入支持这两重目标分离开来。70年代中期，由于市场价格持续偏高，政府担心库存不足而引起价格剧烈波动，又于1977年出台了《食品和农业法》，建立起新的农产品信贷计划——“农场主储备”，以刺激农产品生产。
(三)扩大需求的政策。
1．扩大内需。由于“农场主储备”政策效应，农产品生产过剩，产品销售成为农户面临的首要任务。政府为保护农户利益，推出最庞大计划——“食品券计划”，即向低收入者发放只能购买食品的“食品券”、“学校免费午餐”等政策，以扩大农产品的国内需求。
2．扩大出口，限制进口。根据1954年的《480号公法》实行的“食品用于和平”计划，美国政府把减少农产品信贷公司的库存同开拓国外市场和推行对外政策结合在一起。向第三世界国家赠送剩余农产品，或者向那里低价销售，换取当地货币转作援助资金或美国驻那里的官方机构的开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粮食出口几乎有40％是通过《480号公法》进行的。为了维护国内农业集团利益，《480号公法》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和经济产生了不良影响。从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出口补贴来减少库存农产品，但由于受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限制，该政策不可能大规模进行。80年代以来，为了迫使其他出口国(尤其是欧共体)减少出口补贴，美国政府开始采用“混合贷款”和特殊补贴的办法来扩大出口。所谓“混合贷款”就是把无息政府贷款同有政府担保(或无担保)的商业贷款“混合”提供给买主。仅在1981~1983年三年间该项贷款金额就由15亿美元增加到48．7亿美元。另外。农产品“目标价格”也起到出口补贴作用。通过“目标价格”压低市场价格，以刺激农产品出口，农户因价格下降所受的损失则可以从“差额支付”中得到补偿。据联合国统计数据，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小麦的出口补贴率为5．4％，水稻为30％，烟草为23％。在进口方面，为了保护国内生产者，政府对某些农产品实行严格的进口配额限制，例如，规定每年进口的乳制品不得超过国内市场的2％。其他实行进口配额的农产品还有食糖、棉花和花生等。在牛肉贸易方面，美国政府要求主要对美出口国实行“自愿限制”，否则美国也将实施进口配额。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农产品市场形势变化和欧美农业摩擦的双重影响下，美国政府更加注重制定和实施生态农业、科学技术、信贷支持、信息管理与服务等方面的农业支持政策。
首先，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政府早已意识到生态环境对农业发展的巨大作用，利用各种媒体向农户讲述改进土地使用方法，聘请水土保护工作人员为农民讲解新技术。此外政府还提供免费技术服务及改进土壤、改善环境的资金。例如，目前美国农业中广泛使用的农业生物技术，具有降低自然灾害发生率的功效，美国目前还具有耐除草剂、抗虫剂、杀虫剂等基因改性农作物。它们已占到全部农作物的67％。这些作物的开发极大地降低和取代了除草剂、抗虫剂、杀虫剂等化学品的使用，直接改善了生态环境。
其次，在科技信息支持方面，政府允许农户使用GPS，即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辅助生产。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是通过地面接收装置，接收卫星信号
，来确定地面方位的设备。这项技术是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打击伊拉克时才运用于军事上的一项新技术，而目前在美国已有15％以上的农户将其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农户可以依据定位系统测得的有关土壤的技术数据对耕地“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施肥、浇水，大大提高了整片土地的生产率。目前以基因工程为核心和以全球定位系统为代表的高科技设备正在推动美国农业的高速发展。
再次，在信贷支持方面，美国政府对农业投入更加巨大。由于农业生产向现代化发展，农户已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本来发展生产，加之农业生产风险大、利润低，私人金融机构一般不愿向农户提供贷款，因此，政府承担起农业信贷支持这一重任。目前美国农业资本投入中约有40％依靠信贷来解决，70％以上的农场每年需要借款来维持与扩大生产。政府成立了规模庞大的农业信贷体系，它包括12家联邦土地银行及地方联邦土地银行会(向农场提供不动产抵押贷款)、12家联邦中间信贷银行(向农场提供中、短期贷款)、12家生产信贷公司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地方生产协会(向农场提供生产贷款)以及13家合作社银行(向合作社提供贷款)。此外，政府还推出出口信贷担保，即由“农产品信贷公司”负责实施各类出口信贷担保项目，使美国农业出口商和银行避免出口销售货款未能按期支付的风险。出口信贷担保，即在进口商未能付款的情况下，按美国出口货值的一定比例予以担保；设施和设备担保，即向进口商提供为销售农产品而设立的仓储、分拨、加工设施和设备等项目的信贷担保。
最后，在农业信息管理与服务方面，政府更是大力协助。农业部下设“经济研究所”、“农业合作局”、“食品安全和技术服务局”、“食品和农产品出口检验局”、“农产品贸易和销售信息中心”等部门，为农户提供有关市场信息、农产品政策、出口对象国贸易政策、环境、运输、检疫、卫生标准等多方面的信息，以帮助扩大生产与出口。此外，农业部下属的“美国促进出口办公室”还负责向出口的农户提供关于农产品出口促进计划安排、国外农产品市场的信息和资料，进行出口咨询和世界各国市场准入状况的分析，同时负责为农户出口牵线搭桥，使之与国外买主直接建立联系。
美国作为最大的农业现代化国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力发展农业高新技术，高度重视农业信息管理与服务，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高科技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有利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美国农业正在发生一次新的革命性变化。我国与美国虽然国情不同，但美国农业扶持政策仍有许多我国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内容。
二、目前我国农业与发达国家存在的主要差距
随着我国入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业将融入国际市场激烈竞争中。这种竞争虽然表现在农产品价格上，但其核心却是农业生产条件和综合生产能力的竞争。改革开放使我国农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无论在生产能力还是在发展水平上与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薄弱。
我国目前人均耕地面积仅1．2亩，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且耕地总体质量不高，一二类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1％，79％的耕地属于中低产地。不仅如此，耕地面积还因自然环境变化及人为因素正在逐年减少。每年因灾害废弃的土地在600万亩以上，每年干旱、半干旱地区沙化面积拓展达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水资源严重缺乏，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水平的l／4，是全球13个缺水国家之一。我国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极强，农民到现在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
(二)我国农产品结构单一，品质低。
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不合理，品种单一，品质不高，且更新换代周期较长。低质产品充斥市场，而优质产品供给不足。小麦以生产面筋含量不到30％的软麦为主，面筋度超过35％的硬质小麦仅占国内产量的20%左右。专用小麦品种较少，能与美国、加拿大硬质小麦相比的品种仅十余个，产量不足总产的8％，且价格高于国际市场30％。我国现有的二百多条专用小麦加工生产线所用小麦几乎全部依靠进口。玉米蛋白质含量、含油量、赖氨酸含量均低于美国，含水量高于美国2~3个百分点。油料的芥酸、硫代物含量均高于国际卫生组织的标准，很难走向国际市场。农产品的综合优质率仅占1596左右，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一些粮食品种质量过于低劣，不仅在国际上没有市场，在国内也找不到市场。
(三)农业生产方式落后。
美国等发达国家20世纪初就开始积极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并实现了机械力对人力和畜力的替代，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全面机械化，进入90年代后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广泛应用于农生产中，农业工人的装备水平已经接近或超过产业工人。而我国仍实行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农业机械虽有一定程度的推广和应用，但人力、畜力以及传统的耕作习惯和耕作方式仍占主导地位。据《国际统计年鉴1998》统计，我国平均每个经济活动人口占有耕地面积0．2公顷，仅占亚洲平均水平的31．5％，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4．1％，占美国平均水平的0．7％；每千人拥有收割机1．4台，占亚洲平均水平的31．5％，占世界平均水平的8．8％，占美国平均水平的10．1％；每千人化肥施用量64．6吨，略高于亚洲平均水平，但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67．5％，占美国平均水平的1．2％。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虽逐年增加，但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份额只占27％一35％，较美国等发达国家低四十多个百分点。
(四)农业生产力水平落后，劳动生产效率低。
由于我国尚未普及机械化耕作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农业生产效率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据世界粮农组织统计，按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实物计算，1994年我国为1194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71％，日本的33％，意大利的10％，美国的1．25％。可见，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与发达国家存在极大差距。
(五)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发生频繁。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每年我国受灾害面积都在8亿亩左右(占全部农作物种植面积的1／3以上)，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都在400亿公斤以上，经济损失每年都在600亿元以上。近两年灾害不断加重。1999年，中国气候继1998年度之后再度异常，沙尘暴发生频繁，且范围广；降水北少南多，大部分地区冬春连旱，夏季南涝北旱，秋季旱涝并存。北方地区降水出现了建国以来的最小值，江淮、黄淮、华北等地大部分地区夏旱严重。2000年旱情持续加重，全国大部分地区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加上调整种植结构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因素，全国粮食减产450多亿公斤，减幅达10％以上。如受灾较重的河北省春季受旱面积560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85．9％；秋季粮食成灾1740万亩，占播种面积的76％；绝收553万亩，占播种面积的24．1％。由于干旱少雨，河流和地下水得不到及时补给，全省372座水库干涸(占全省水库总数的1／3)，48412眼机井出水不足，765万人(占全省总人数的12％)和70万头大牲畜发生饮水困难。
以我国目前农业发展现状，很难应对人世冲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长远看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我国如不能在人世之前，及时有效制定农业发展扶持政策，必然会使我国农业发展承受更大压力，面临严峻挑战。分析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尽快制定“十五”期间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的政策是当务之急。
三、“十五”期间加快我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一)政府应加大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为改善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每年都出资兴建维护大型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休耕、限耕等措施改善土地品质。要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政府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土壤条件，改良农作物品种。针对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水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政府应出巨资兴建和维护水利设施，在干旱时期通过蓄水工程或人工降雨等方式为农户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解决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缺水困难。政府还应定期拨款改良土质。虽然我国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农户拥有几十年的经营权。但对于土质的改良等生产要素的资金投入，政府仍然有责任负担部分投资费用，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准确、快速的信息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时，不仅要注重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要加强农业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各级政府可以有线电视网络为基础，尽快建立上下畅通、灵敏快捷的信息网络体系。同时，全面开发利用国内外信息资源。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加入因特网，加快以因特网为代表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于农业的步伐，让农民通过因特网充分利用社会信息资源，解决自己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推动农业发展。
(二)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与保险机制。
从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通过实行农业保险制度，规避农业风险非常必要。农业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减少农民突遇自然灾害的损失。这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农业支持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政府应首先制定灾害救济制度。
对于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自然灾害，政府应给予农民往年平均收成一定比例(如60％)的补贴，以便维持农民的正常生活及来年对生产的再投入。其次，政府可以推行多种灾害保险制度。每年由农户自愿申请参加多种灾害保险，农户缴纳一定费用给政府作为保费，如果本年度农业生产状况良好，政府不退费；如果本年度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天灾人祸，则政府承担保险责任，偿还农户全部损失。此外，政府还可以对农业保险实行多种形式的补贴，使农业保险成为有别于一般商业保险的政策性保险。
(三)发展农业教育与科技进步。
近年来，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农业科技革命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和以全球定位系统为代表的高科技设备被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使农业的自然再生产越来越多地受到人类的直接控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21世纪农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农业科技尤其是高科技的竞争。为适应21世纪农业发展的要求，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大力推进农业技术创新步伐。改革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推广相脱节的体制和机制，积极创新，使教科农紧密结合。政府应专门拨出经费，形成农业教育、科研、科技推广三位一体的科技服务体系。各地区应设立至少一所农业技术学校(推广站)，承担本地区农民的技术普及教育。技校还应承担起当地农业科研任务，把平时的科研成果及时用于当地的生产中，提高技术转化速度。此外，技校科技人员还应深入到田间地头，随时解决农民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通过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逐步提高我国农民的素质与技术水平。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正确的政策，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我国农业有了快速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基本实现食物自给有余。目前，我国的农业已经呈现出由依靠政策向依靠科技、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趋势。我们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改革、发展，以科技创新推动农业跃上新台阶。
当今世界，农业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农业对科技的需求也空前巨大。我国要在人均零点零六七公顷的耕地上解决十三亿人口的吃穿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以科学技术武装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解决我国农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将农业的发展从保证食物安全的单一目标转为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其效益的多重目标，在保证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的同时，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都需要科学技术强有力的支持。
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要进行一次农业科技革命”，为我国农业指明了发展方向。科技创新将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进行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就一定能够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
十多年来，我国在依靠科技振兴农业、振兴农村经济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全国大部分的县（市）已开展“星火计划”，共实施了十万多个科技示范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十五”计划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科教兴农，加强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应用，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积极扶持农业科技产业的发展。在此期间，我国农业科技工作将围绕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农业效益、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国际竞争力，重点组织实施作物良种物质行动、促进种植业结构调整等“十大科技行动”；从农业的基础研究、农业高新技术、农业资源环境、农业基础生物学与生物高技术，到农业新材料、农业信息技术到区域农业综合开发，组织科技队伍着重解决上百项重大关键技术；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基地，部级农业重点实验室、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科技园区和区域性农业研究开发中心；并培育一批农业科技企业，造就一支懂科技、善管理的科技型企业家队伍，建立队伍多元化、形式多样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积极开展农业标准化工作，培育农业技术市场，建立优质高效的农产品示范基地。
以科技创新推进农业发展，一方面需要以现代信息技术、科学技术装备、改造传统农业，并造就出一代能运用科学技术经营和管理农业的新农民；另一方面，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科技创新体系。通过创新机构、创新基地、创新机制、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的建设，建立起新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一支宏大的、高效精干的、富于创新精神的农业科技队伍，使之更好地担负起科技支撑的重任，把农业发展不断推向新高度。
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以科技创新支持农业的发展，更需要做大量、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实际工作中，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原则，又做到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加强领导，善于引导，通过典型示范和科学普及的方式，引导农民自愿地学科技、用科技。防止一哄而起、一窝蜂、一刀切，强迫农民用“科技”；杜绝一些人好大喜功，假科技之名，搞“面子工程”；更要防止某些人借科技以营私，败坏科技的名声。这样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的农业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
中国入世在即，随着世界农产品市场形势变化及我国与世贸组织成员就农产品市场开放谈判的进一步进行，我国必须及时有效地制定“十五”期间农业发展政策，积极应对入世冲击，加快农业发展。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农业贸易伙伴之一，分析研究美国政府农业扶持政策，对我国“十五”期间农业政策制定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政府农业扶持政策发展状况分析
美国农业政策由来已久，早在南北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就制定了一系列农业发展政策，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外需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到了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国内外市场收缩和严重的生产过剩，美国农业经历了空前严酷的危机。为了避免农业部门的全面崩溃，从1933年罗斯福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农业政策，支持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收入，到这些政策和技术进步使生产发展大大超过需求增长时，政府转而制定扩大内外需求的政策。所有这些政策的汇集，成为战后历届政府推行的联邦农业政策体系。该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发展农业生产、降低生产成本的政策。
1．发展农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联邦政府向农业地区提供或资助发展交通运输、供电和通讯事业。20世纪30~60年代，政府累计农业投资88亿美元，使680万农户受益。
2．推动农业科研和技术普及。联邦政府通过各地建立起来的农业院校、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三级机构推动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此外，农户还可以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获得有关市场、管理、气象、病虫害和技术方面的信息和指导。
3．提供农业信贷和农产品保险。农业信贷系统可以从政府获得低息贷款转而提供给农户。农产品信贷公司则为参加价格支持计划的农场主提供短期优惠贷款。农户信贷管理局的贷款则带有很大的补助性质，它向受灾地区提供利率很低的紧急贷款。1981年《农业法》把这种紧急贷款作为援助遭受自然灾害农户的主要方法，取代了70年代的直接补助。政府还为保险费用提供多至30％的补贴。
4．税收优惠。农户可以在收益多的年份提前支付开支，收益少的年份提前出售农产品，以少缴所得税。此外，农户还享有资产的“加速折旧”优惠。
5．补贴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政府资助水利设施的兴建和维修，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为保护土地，政府还出资修造递田，按等高线平整土地，施用石灰，等等。政府补贴的结果使农户在不增加农业生产要素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多的收成。
(二)价格和收入支持政策。
1．价格支持。为防止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政府成立了农产品信贷公司，着手实施农业价格支持计划。支持计划主要包括“直接收购”和“无追索权贷款”两项。“直接收购”是指农产品信贷公司为了支持某些农产品价格，随时准备以最低保证价格(即支持价格)从市场上收购任何数量的剩余农产品。“无追索权贷款”是指农户以农产品为担保从农产品信贷公司获得贷款。在贷款期限内(多为一年之内)，如果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于贷款，农户可以还本付息，重新得到他的农产品以投放市场；反之，在贷款到期时，则可以用担保的农产品来抵偿，而不必归还本息。政府通过价格支持政策，总可以让农户获得高于市场的售清价格(即长期均衡价格)，获取利益。
2．限制生产。价格支持政策只是使剩余的农产品转入政府仓库，并不能根本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为此，政府又出台了限制生产的三项政策：限耕、限售和休耕。限耕主要是限制农户生产某些农产品的最大面积。限售即“配额销售制”，每个农户的销售配额按历史销售情况决定，从而使有关产品的生产结构固定化，政府亦可以防止农户之间的恶性竞争。所有限耕和限售的规定农户都必须严格执行，否则要受到政府严厉处罚。休耕则是把限制生产与水土保持相结合，保持生态环境。
3．保证供应。为了满足20世纪70年代出口增长的需要，联邦政府担心“贷款率”(即支持价格)会限制美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于1973年制定了《农业和消费者保护法》，以便使价格支持和收入支持这两重目标分离开来。70年代中期，由于市场价格持续偏高，政府担心库存不足而引起价格剧烈波动，又于1977年出台了《食品和农业法》，建立起新的农产品信贷计划——“农场主储备”，以刺激农产品生产。
(三)扩大需求的政策。
1．扩大内需。由于“农场主储备”政策效应，农产品生产过剩，产品销售成为农户面临的首要任务。政府为保护农户利益，推出最庞大计划——“食品券计划”，即向低收入者发放只能购买食品的“食品券”、“学校免费午餐”等政策，以扩大农产品的国内需求。
2．扩大出口，限制进口。根据1954年的《480号公法》实行的“食品用于和平”计划，美国政府把减少农产品信贷公司的库存同开拓国外市场和推行对外政策结合在一起。向第三世界国家赠送剩余农产品，或者向那里低价销售，换取当地货币转作援助资金或美国驻那里的官方机构的开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粮食出口几乎有40％是通过《480号公法》进行的。为了维护国内农业集团利益，《480号公法》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和经济产生了不良影响。从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出口补贴来减少库存农产品，但由于受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限制，该政策不可能大规模进行。80年代以来，为了迫使其他出口国(尤其是欧共体)减少出口补贴，美国政府开始采用“混合贷款”和特殊补贴的办法来扩大出口。所谓“混合贷款”就是把无息政府贷款同有政府担保(或无担保)的商业贷款“混合”提供给买主。仅在1981~1983年三年间该项贷款金额就由15亿美元增加到48．7亿美元。另外。农产品“目标价格”也起到出口补贴作用。通过“目标价格”压低市场价格，以刺激农产品出口，农户因价格下降所受的损失则可以从“差额支付”中得到补偿。据联合国统计数据，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小麦的出口补贴率为5．4％，水稻为30％，烟草为23％。在进口方面，为了保护国内生产者，政府对某些农产品实行严格的进口配额限制，例如，规定每年进口的乳制品不得超过国内市场的2％。其他实行进口配额的农产品还有食糖、棉花和花生等。在牛肉贸易方面，美国政府要求主要对美出口国实行“自愿限制”，否则美国也将实施进口配额。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农产品市场形势变化和欧美农业摩擦的双重影响下，美国政府更加注重制定和实施生态农业、科学技术、信贷支持、信息管理与服务等方面的农业支持政策。
首先，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政府早已意识到生态环境对农业发展的巨大作用，利用各种媒体向农户讲述改进土地使用方法，聘请水土保护工作人员为农民讲解新技术。此外政府还提供免费技术服务及改进土壤、改善环境的资金。例如，目前美国农业中广泛使用的农业生物技术，具有降低自然灾害发生率的功效，美国目前还具有耐除草剂、抗虫剂、杀虫剂等基因改性农作物。它们已占到全部农作物的67％。这些作物的开发极大地降低和取代了除草剂、抗虫剂、杀虫剂等化学品的使用，直接改善了生态环境。
其次，在科技信息支持方面，政府允许农户使用GPS，即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辅助生产。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是通过地面接收装置，接收卫星信号，来确定地面方位的设备。这项技术是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打击伊拉克时才运用于军事上的一项新技术，而目前在美国已有15％以上的农户将其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农户可以依据定位系统测得的有关土壤的技术数据对耕地“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施肥、浇水，大大提高了整片土地的生产率。目前以基因工程为核心和以全球定位系统为代表的高科技设备正在推动美国农业的高速发展。
再次，在信贷支持方面，美国政府对农业投入更加巨大。由于农业生产向现代化发展，农户已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本来发展生产，加之农业生产风险大、利润低，私人金融机构一般不愿向农户提供贷款，因此，政府承担起农业信贷支持这一重任。目前美国农业资本投入中约有40％依靠信贷来解决，70％以上的农场每年需要借款来维持与扩大生产。政府成立了规模庞大的农业信贷体系，它包括12家联邦土地银行及地方联邦土地银行会(向农场提供不动产抵押贷款)、12家联邦中间信贷银行(向农场提供中、短期贷款)、12家生产信贷公司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地方生产协会(向农场提供生产贷款)以及13家合作社银行(向合作社提供贷款)。此外，政府还推出出口信贷担保，即由“农产品信贷公司”负责实施各类出口信贷担保项目，使美国农业出口商和银行避免出口销售货款未能按期支付的风险。出口信贷担保，即在进口商未能付款的情况下，按美国出口货值的一定比例予以担保；设施和设备担保，即向进口商提供为销售农产品而设立的仓储、分拨、加工设施和设备等项目的信贷担保。
最后，在农业信息管理与服务方面，政府更是大力协助。农业部下设“经济研究所”、“农业合作局”、“食品安全和技术服务局”、“食品和农产品出口检验局”、“农产品贸易和销售信息中心”等部门，为农户提供有关市场信息、农产品政策、出口对象国贸易政策、环境、运输、检疫、卫生标准等多方面的信息，以帮助扩大生产与出口。此外，农业部下属的“美国促进出口办公室”还负责向出口的农户提供关于农产品出口促进计划安排、国外农产品市场的信息和资料，进行出口咨询和世界各国市场准入状况的分析，同时负责为农户出口牵线搭桥，使之与国外买主直接建立联系。
美国作为最大的农业现代化国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力发展农业高新技术，高度重视农业信息管理与服务，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高科技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有利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美国农业正在发生一次新的革命性变化。我国与美国虽然国情不同，但美国农业扶持政策仍有许多我国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内容。
二、目前我国农业与发达国家存在的主要差距
随着我国入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业将融入国际市场激烈竞争中。这种竞争虽然表现在农产品价格上，但其核心却是农业生产条件和综合生产能力的竞争。改革开放使我国农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无论在生产能力还是在发展水平上与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薄弱。
我国目前人均耕地面积仅1．2亩，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且耕地总体质量不高，一二类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1％，79％的耕地属于中低产地。不仅如此，耕地面积还因自然环境变化及人为因素正在逐年减少。每年因灾害废弃的土地在600万亩以上，每年干旱、半干旱地区沙化面积拓展达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水资源严重缺乏，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水平的l／4，是全球13个缺水国家之一。我国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极强，农民到现在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
(二)我国农产品结构单一，品质低。
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不合理，品种单一，品质不高，且更新换代周期较长。低质产品充斥市场，而优质产品供给不足。小麦以生产面筋含量不到30％的软麦为主，面筋度超过35％的硬质小麦仅占国内产量的20%左右。专用小麦品种较少，能与美国、加拿大硬质小麦相比的品种仅十余个，产量不足总产的8％，且价格高于国际市场30％。我国现有的二百多条专用小麦加工生产线所用小麦几乎全部依靠进口。玉米蛋白质含量、含油量、赖氨酸含量均低于美国，含水量高于美国2~3个百分点。油料的芥酸、硫代物含量均高于国际卫生组织的标准，很难走向国际市场。农产品的综合优质率仅占1596左右，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一些粮食品种质量过于低劣，不仅在国际上没有市场，在国内也找不到市场。
(三)农业生产方式落后。
美国等发达国家20世纪初就开始积极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并实现了机械力对人力和畜力的替代，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全面机械化，进入90年代后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广泛应用于农生产中，农业工人的装备水平已经接近或超过产业工人。而我国仍实行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农业机械虽有一定程度的推广和应用，但人力、畜力以及传统的耕作习惯和耕作方式仍占主导地位。据《国际统计年鉴1998》统计，我国平均每个经济活动人口占有耕地面积0．2公顷，仅占亚洲平均水平的31．5％，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4．1％，占美国平均水平的0．7％；每千人拥有收割机1．4台，占亚洲平均水平的31．5％，占世界平均水平的8．8％，占美国平均水平的10．1％；每千人化肥施用量64．6吨，略高于亚洲平均水平，但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67．5％，占美国平均水平的1．2％。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虽逐年增加，但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份额只占27％一35％，较美国等发达国家低四十多个百分点。
(四)农业生产力水平落后，劳动生产效率低。
由于我国尚未普及机械化耕作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农业生产效率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据世界粮农组织统计，按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实物计算，1994年我国为1194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71％，日本的33％，意大利的10％，美国的1．25％。可见，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与发达国家存在极大差距。
(五)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发生频繁。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每年我国受灾害面积都在8亿亩左右(占全部农作物种植面积的1／3以上)，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都在400亿公斤以上，经济损失每年都在600亿元以上。近两年灾害不断加重。1999年，中国气候继1998年度之后再度异常，沙尘暴发生频繁，且范围广；降水北少南多，大部分地区冬春连旱，夏季南涝北旱，秋季旱涝并存。北方地区降水出现了建国以来的最小值，江淮、黄淮、华北等地大部分地区夏旱严重。2000年旱情持续加重，全国大部分地区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加上调整种植结构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因素，全国粮食减产450多亿公斤，减幅达10％以上。如受灾较重的河北省春季受旱面积560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85．9％；秋季粮食成灾1740万亩，占播种面积的76％；绝收553万亩，占播种面积的24．1％。由于干旱少雨，河流和地下水得不到及时补给，全省372座水库干涸(占全省水库总数的1／3)，48412眼机井出水不足，765万人(占全省总人数的12％)和70万头大牲畜发生饮水困难。
以我国目前农业发展现状，很难应对人世冲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长远看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我国如不能在人世之前，及时有效制定农业发展扶持政策，必然会使我国农业发展承受更大压力，面临严峻挑战。分析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尽快制定“十五”期间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的政策是当务之急。
三、“十五”期间加快我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一)政府应加大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为改善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每年都出资兴建维护大型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休耕、限耕等措施改善土地品质。要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政府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土壤条件，改良农作物品种。针对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水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政府应出巨资兴建和维护水利设施，在干旱时期通过蓄水工程或人工降雨等方式为农户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解决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缺水困难。政府还应定期拨款改良土质。虽然我国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农户拥有几十年的经营权。但对于土质的改良等生产要素的资金投入，政府仍然有责任负担部分投资费用，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准确、快速的信息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时，不仅要注重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要加强农业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各级政府可以有线电视网络为基础，尽快建立上下畅通、灵敏快捷的信息网络体系。同时，全面开发利用国内外信息资源。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加入因特网，加快以因特网为代表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于农业的步伐，让农民通过因特网充分利用社会信息资源，解决自己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推动农业发展。
(二)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与保险机制。
从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通过实行农业保险制度，规避农业风险非常必要。农业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减少农民突遇自然灾害的损失。这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农业支持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政府应首先制定灾害救济制度。
对于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自然灾害，政府应给予农民往年平均收成一定比例(如60％)的补贴，以便维持农民的正常生活及来年对生产的再投入。其次，政府可以推行多种灾害保险制度。每年由农户自愿申请参加多种灾害保险，农户缴纳一定费用给政府作为保费，如果本年度农业生产状况良好，政府不退费；如果本年度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天灾人祸，则政府承担保险责任，偿还农户全部损失。此外，政府还可以对农业保险实行多种形式的补贴，使农业保险成为有别于一般商业保险的政策性保险。
(三)发展农业教育与科技进步。
近年来，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农业科技革命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和以全球定位系统为代表的高科技设备被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使农业的自然再生产越来越多地受到人类的直接控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21世纪农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农业科技尤其是高科技的竞争。为适应21世纪农业发展的要求，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大力推进农业技术创新步伐。改革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推广相脱节的体制和机制，积极创新，使教科农紧密结合。政府应专门拨出经费，形成农业教育、科研、科技推广三位一体的科技服务体系。各地区应设立至少一所农业技术学校(推广站)，承担本地区农民的技术普及教育。技校还应承担起当地农业科研任务，把平时的科研成果及时用于当地的生产中，提高技术转化速度。此外，技校科技人员还应深入到田间地头，随时解决农民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通过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逐步提高我国农民的素质与技术水平。
一、美国政府农业扶持政策发展状况分析
(一)价格和收入支持政策。
1．价格支持。为防止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政府成立了农产品信贷公司，着手实施农业价格支持计划。支持计划主要包括“直接收购”和“无追索权贷款”两项。“直接收购”是指农产品信贷公司为了支持某些农产品价格，随时准备以最低保证价格(即支持价格)从市场上收购任何数量的剩余农产品。“无追索权贷款”是指农户以农产品为担保从农产品信贷公司获得贷款。在贷款期限内(多为一年之内)，如果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于贷款，农户可以还本付息，重新得到他的农产品以投放市场；反之，在贷款到期时，则可以用担保的农产品来抵偿，而不必归还本息。政府通过价格支持政策，总可以让农户获得高于市场的售清价格(即长期均衡价格)，获取利益。
2．限制生产。价格支持政策只是使剩余的农产品转入政府仓库，并不能根本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为此，政府又出台了限制生产的三项政策：限耕、限售和休耕。限耕主要是限制农户生产某些农产品的最大面积。限售即“配额销售制”，每个农户的销售配额按历史销售情况决定，从而使有关产品的生产结构固定化，政府亦可以防止农户之间的恶性竞争。所有限耕和限售的规定农户都必须严格执行，否则要受到政府严厉处罚。休耕则是把限制生产与水土保持相结合，保持生态环境。
3．保证供应。为了满足20世纪70年代出口增长的需要，联邦政府担心“贷款率”(即支持价格)会限制美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于1973年制定了《农业和消费者保护法》，以便使价格支持和收入支持这两重目标分离开来。70年代中期，由于市场价格持续偏高，政府担心库存不足而引起价格剧烈波动，又于1977年出台了《食品和农业法》，建立起新的农产品信贷计划——“农场主储备”，以刺激农产品生产。
(二)发展农业生产、降低生产成本的政策。
1．发展农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联邦政府向农业地区提供或资助发展交通运输、供电和通讯事业。20世纪30~60年代，政府累计农业投资88亿美元，使680万农户受益。
2．推动农业科研和技术普及。联邦政府通过各地建立起来的农业院校、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三级机构推动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此外，农户还可以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获得有关市场、管理、气象、病虫害和技术方面的信息和指导。
3．提供农业信贷和农产品保险。农业信贷系统可以从政府获得低息贷款转而提供给农户。农产品信贷公司则为参加价格支持计划的农场主提供短期优惠贷款。农户信贷管理局的贷款则带有很大的补助性质，它向受灾地区提供利率很低的紧急贷款。1981年《农业法》把这种紧急贷款作为援助遭受自然灾害农户的主要方法，取代了70年代的直接补助。政府还为保险费用提供多至30％的补贴。
4．税收优惠。农户可以在收益多的年份提前支付开支，收益少的年份提前出售农产品，以少缴所得税。此外，农户还享有资产的“加速折旧”优惠。
5．补贴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政府资助水利设施的兴建和维修，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为保护土地，政府还出资修造递田，按等高线平整土地，施用石灰，等等。政府补贴的结果使农户在不增加农业生产要素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多的收成。
(三)扩大需求的政策。
1．扩大内需。由于“农场主储备”政策效应，农产品生产过剩，产品销售成为农户面临的首要任务。政府为保护农户利益，推出最庞大计划——“食品券计划”，即向低收入者发放只能购买食品的“食品券”、“学校免费午餐”等政策，以扩大农产品的国内需求。
2．扩大出口，限制进口。根据1954年的《480号公法》实行的“食品用于和平”计划，美国政府把减少农产品信贷公司的库存同开拓国外市场和推行对外政策结合在一起。向第三世界国家赠送剩余农产品，或者向那里低价销售，换取当地货币转作援助资金或美国驻那里的官方机构的开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粮食出口几乎有40％是通过《480号公法》进行的。为了维护国内农业集团利益，《480号公法》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和经济产生了不良影响。从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出口补贴来减少库存农产品，但由于受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限制，该政策不可能大规模进行。80年代以来，为了迫使其他出口国(尤其是欧共体)减少出口补贴，美国政府开始采用“混合贷款”和特殊补贴的办法来扩大出口。所谓“混合贷款”就是把无息政府贷款同有政府担保(或无担保)的商业贷款“混合”提供给买主。仅在1981~1983年三年间该项贷款金额就由15亿美元增加到48．7亿美元。另外。农产品“目标价格”也起到出口补贴作用。通过“目标价格”压低市场价格，以刺激农产品出口，农户因价格下降所受的损失则可以从“差额支付”中得到补偿。据联合国统计数据，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小麦的出口补贴率为5．4％，水稻为30％，烟草为23％。在进口方面，为了保护国内生产者，政府对某些农产品实行严格的进口配额限制，例如，规定每年进口的乳制品不得超过国内市场的2％。其他实行进口配额的农产品还有食糖、棉花和花生等。在牛肉贸易方面，美国政府要求主要对美出口国实行“自愿限制”，否则美国也将实施进口配额。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农产品市场形势变化和欧美农业摩擦的双重影响下，美国政府更加注重制定和实施生态农业、科学技术、信贷支持、信息管理与服务等方面的农业支持政策。
首先，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政府早已意识到生态环境对农业发展的巨大作用，利用各种媒体向农户讲述改进土地使用方法，聘请水土保护工作人员为农民讲解新技术。此外政府还提供免费技术服务及改进土壤、改善环境的资金。例如，目前美国农业中广泛使用的农业生物技术，具有降低自然灾害发生率的功效，美国目前还具有耐除草剂、抗虫剂、杀虫剂等基因改性农作物。它们已占到全部农作物的67％。这些作物的开发极大地降低和取代了除草剂、抗虫剂、杀虫剂等化学品的使用，直接改善了生态环境。
其次，在科技信息支持方面，政府允许农户使用GPS，即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辅助生产。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是通过地面接收装置，接收卫星信号，来确定地面方位的设备。这项技术是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打击伊拉克时才运用于军事上的一项新技术，而目前在美国已有15％以上的农户将其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农户可以依据定位系统测得的有关土壤的技术数据对耕地“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施肥、浇水，大大提高了整片土地的生产率。目前以基因工程为核心和以全球定位系统为代表的高科技设备正在推动美国农业的高速发展。
再次，在信贷支持方面，美国政府对农业投入更加巨大。由于农业生产向现代化发展，农户已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本来发展生产，加之农业生产风险大、利润低，私人金融机构一般不愿向农户提供贷款，因此，政府承担起农业信贷支持这一重任。目前美国农业资本投入中约有40％依靠信贷来解决，70％以上的农场每年需要借款来维持与扩大生产。政府成立了规模庞大的农业信贷体系，它包括12家联邦土地银行及地方联邦土地银行会(向农场提供不动产抵押贷款)、12家联邦中间信贷银行(向农场提供中、短期贷款)、12家生产信贷公司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地方生产协会(向农场提供生产贷款)以及13家合作社银行(向合作社提供贷款)。此外，政府还推出出口信贷担保，即由“农产品信贷公司”负责实施各类出口信贷担保项目，使美国农业出口商和银行避免出口销售货款未能按期支付的风险。出口信贷担保，即在进口商未能付款的情况下，按美国出口货值的一定比例予以担保；设施和设备担保，即向进口商提供为销售农产品而设立的仓储、分拨、加工设施和设备等项目的信贷担保。
最后，在农业信息管理与服务方面，政府更是大力协助。农业部下设“经济研究所”、“农业合作局”、“食品安全和技术服务局”、“食品和农产品出口检验局”、“农产品贸易和销售信息中心”等部门，为农户提供有关市场信息、农产品政策、出口对象国贸易政策、环境、运输、检疫、卫生标准等多方面的信息，以帮助扩大生产与出口。此外，农业部下属的“美国促进出口办公室”还负责向出口的农户提供关于农产品出口促进计划安排、国外农产品市场的信息和资料，进行出口咨询和世界各国市场准入状况的分析，同时负责为农户出口牵线搭桥，使之与国外买主直接建立联系。
美国作为最大的农业现代化国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力发展农业高新技术，高度重视农业信息管理与服务，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高科技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有利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美国农业正在发生一次新的革命性变化。我国与美国虽然国情不同，但美国农业扶持政策仍有许多我国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内容。
二、目前我国农业与发达国家存在的主要差距
随着我国入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业将融入国际市场激烈竞争中。这种竞争虽然表现在农产品价格上，但其核心却是农业生产条件和综合生产能力的竞争。改革开放使我国农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无论在生产能力还是在发展水平上与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薄弱。
我国目前人均耕地面积仅1．2亩，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且耕地总体质量不高，一二类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1％，79％的耕地属于中低产地。不仅如此，耕地面积还因自然环境变化及人为因素正在逐年减少。每年因灾害废弃的土地在600万亩以上，每年干旱、半干旱地区沙化面积拓展达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水资源严重缺乏，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水平的l／4，是全球13个缺水国家之一。我国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极强，农民到现在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
(二)我国农产品结构单一，品质低。
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不合理，品种单一，品质不高，且更新换代周期较长。低质产品充斥市场，而优质产品供给不足。小麦以生产面筋含量不到30％的软麦为主，面筋度超过35％的硬质小麦仅占国内产量的20%左右。专用小麦品种较少，能与美国、加拿大硬质小麦相比的品种仅十余个，产量不足总产的8％，且价格高于国际市场30％。我国现有的二百多条专用小麦加工生产线所用小麦几乎全部依靠进口。玉米蛋白质含量、含油量、赖氨酸含量均低于美国，含水量高于美国2~3个百分点。油料的芥酸、硫代物含量均高于国际卫生组织的标准，很难走向国际市场。农产品的综合优质率仅占1596左右，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一些粮食品种质量过于低劣，不仅在国际上没有市场，在国内也找不到市场。
(三)农业生产方式落后。
美国等发达国家20世纪初就开始积极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并实现了机械力对人力和畜力的替代，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全面机械化，进入90年代后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广泛应用于农生产中，农业工人的装备水平已经接近或超过产业工人。而我国仍实行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农业机械虽有一定程度的推广和应用，但人力、畜力以及传统的耕作习惯和耕作方式仍占主导地位。据《国际统计年鉴1998》统计，我国平均每个经济活动人口占有耕地面积0．2公顷，仅占亚洲平均水平的31．5％，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4．1％，占美国平均水平的0．7％；每千人拥有收割机1．4台，占亚洲平均水平的31．5％，占世界平均水平的8．8％，占美国平均水平的10．1％；每千人化肥施用量64．6吨，略高于亚洲平均水平，但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67．5％，占美国平均水平的1．2％。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虽逐年增加，但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份额只占27％一35％，较美国等发达国家低四十多个百分点。
(四)农业生产力水平落后，劳动生产效率低。
由于我国尚未普及机械化耕作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农业生产效率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据世界粮农组织统计，按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实物计算，1994年我国为1194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71％，日本的33％，意大利的10％，美国的1．25％。可见，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与发达国家存在极大差距。
(五)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发生频繁。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每年我国受灾害面积都在8亿亩左右(占全部农作物种植面积的1／3以上)，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都在400亿公斤以上，经济损失每年都在600亿元以上。近两年灾害不断加重。1999年，中国气候继1998年度之后再度异常，沙尘暴发生频繁，且范围广；降水北少南多，大部分地区冬春连旱，夏季南涝北旱，秋季旱涝并存。北方地区降水出现了建国以来的最小值，江淮、黄淮、华北等地大部分地区夏旱严重。2000年旱情持续加重，全国大部分地区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加上调整种植结构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因素，全国粮食减产450多亿公斤，减幅达10％以上。如受灾较重的河北省春季受旱面积560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85．9％；秋季粮食成灾1740万亩，占播种面积的76％；绝收553万亩，占播种面积的24．1％。由于干旱少雨，河流和地下水得不到及时补给，全省372座水库干涸(占全省水库总数的1／3)，48412眼机井出水不足，765万人(占全省总人数的12％)和70万头大牲畜发生饮水困难。
以我国目前农业发展现状，很难应对人世冲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长远看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我国如不能在人世之前，及时有效制定农业发展扶持政策，必然会使我国农业发展承受更大压力，面临严峻挑战。分析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尽快制定“十五”期间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的政策是当务之急。
三、“十五”期间加快我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一)政府应加大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为改善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每年都出资兴建维护大型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休耕、限耕等措施改善土地品质。要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政府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土壤条件，改良农作物品种。针对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水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政府应出巨资兴建和维护水利设施，在干旱时期通过蓄水工程或人工降雨等方式为农户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解决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缺水困难。政府还应定期拨款改良土质。虽然我国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农户拥有几十年的经营权。但对于土质的改良等生产要素的资金投入，政府仍然有责任负担部分投资费用，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准确、快速的信息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时，不仅要注重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要加强农业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各级政府可以有线电视网络为基础，尽快建立上下畅通、灵敏快捷的信息网络体系。同时，全面开发利用国内外信息资源。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加入因特网，加快以因特网为代表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于农业的步伐，让农民通过因特网充分利用社会信息资源，解决自己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推动农业发展。
(二)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与保险机制。
从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通过实行农业保险制度，规避农业风险非常必要。农业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减少农民突遇自然灾害的损失。这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农业支持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政府应首先制定灾害救济制度。
对于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自然灾害，政府应给予农民往年平均收成一定比例(如60％)的补贴，以便维持农民的正常生活及来年对生产的再投入。其次，政府可以推行多种灾害保险制度。每年由农户自愿申请参加多种灾害保险，农户缴纳一定费用给政府作为保费，如果本年度农业生产状况良好，政府不退费；如果本年度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天灾人祸，则政府承担保险责任，偿还农户全部损失。此外，政府还可以对农业保险实行多种形式的补贴，使农业保险成为有别于一般商业保险的政策性保险。
(三)发展农业教育与科技进步。
近年来，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农业科技革命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和以全球定位系统为代表的高科技设备被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使农业的自然再生产越来越多地受到人类的直接控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21世纪农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农业科技尤其是高科技的竞争。为适应21世纪农业发展的要求，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大力推进农业技术创新步伐。改革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推广相脱节的体制和机制，积极创新，使教科农紧密结合。政府应专门拨出经费，形成农业教育、科研、科技推广三位一体的科技服务体系。各地区应设立至少一所农业技术学校(推广站)，承担本地区农民的技术普及教育。技校还应承担起当地农业科研任务，把平时的科研成果及时用于当地的生产中，提高技术转化速度。此外，技校科技人员还应深入到田间地头，随时解决农民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通过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逐步提高我国农民的素质与技术水平。
中国入世在即，随着世界农产品市场形势变化及我国与世贸组织成员就农产品市场开放谈判的进一步进行，我国必须及时有效地制定“十五”期间农业发展政策，积极应对入世冲击，加快农业发展。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农业贸易伙伴之一，分析研究美国政府农业扶持政策，对我国“十五”期间农业政策制定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政府农业扶持政策发展状况分析
美国农业政策由来已久，早在南北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就制定了一系列农业发展政策，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外需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到了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国内外市场收缩和严重的生产过剩，美国农业经历了空前严酷的危机。为了避免农业部门的全面崩溃，从1933年罗斯福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农业政策，支持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收入，到这些政策和技术进步使生产发展大大超过需求增长时，政府转而制定扩大内外需求的政策。所有这些政策的汇集，成为战后历届政府推行的联邦农业政策体系。该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发展农业生产、降低生产成本的政策。
1．发展农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联邦政府向农业地区提供或资助发展交通运输、供电和通讯事业。20世纪30~60年代，政府累计农业投资88亿美元，使680万农户受益。
2．推动农业科研和技术普及。联邦政府通过各地建立起来的农业院校、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三级机构推动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此外，农户还可以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获得有关市场、管理、气象、病虫害和技术方面的信息和指导。
3．提供农业信贷和农产品保险。农业信贷系统可以从政府获得低息贷款转而提供给农户。农产品信贷公司则为参加价格支持计划的农场主提供短期优惠贷款。农户信贷管理局的贷款则带有很大的补助性质，它向受灾地区提供利率很低的紧急贷款。1981年《农业法》把这种紧急贷款作为援助遭受自然灾害农户的主要方法，取代了70年代的直接补助。政府还为保险费用提供多至30％的补贴。
4．税收优惠。农户可以在收益多的年份提前支付开支，收益少的年份提前出售农产品，以少缴所得税。此外，农户还享有资产的“加速折旧”优惠。
5．补贴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政府资助水利设施的兴建和维修，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为保护土地，政府还出资修造递田，按等高线平整土地，施用石灰，等等。政府补贴的结果使农户在不增加农业生产要素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多的收成。
(二)价格和收入支持政策。
1．价格支持。为防止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政府成立了农产品信贷公司，着手实施农业价格支持计划。支持计划主要包括“直接收购”和“无追索权贷款”两项。“直接收购”是指农产品信贷公司为了支持某些农产品价格，随时准备以最低保证价格(即支持价格)从市场上收购任何数量的剩余农产品。“无追索权贷款”是指农户以农产品为担保从农产品信贷公司获得贷款。在贷款期限内(多为一年之内)，如果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于贷款，农户可以还本付息，重新得到他的农产品以投放市场；反之，在贷款到期时，则可以用担保的农产品来抵偿，而不必归还本息。政府通过价格支持政策，总可以让农户获得高于市场的售清价格(即长期均衡价格)，获取利益。
2．限制生产。价格支持政策只是使剩余的农产品转入政府仓库，并不能根本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为此，政府又出台了限制生产的三项政策：限耕、限售和休耕。限耕主要是限制农户生产某些农产品的最大面积。限售即“配额销售制”，每个农户的销售配额按历史销售情况决定，从而使有关产品的生产结构固定化，政府亦可以防止农户之间的恶性竞争。所有限耕和限售的规定农户都必须严格执行，否则要受到政府严厉处罚。休耕则是把限制生产与水土保持相结合，保持生态环境。
3．保证供应。为了满足20世纪70年代出口增长的需要，联邦政府担心“贷款率”(即支持价格)会限制美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于1973年制定了《农业和消费者保护法》，以便使价格支持和收入支持这两重目标分离开来。70年代中期，由于市场价格持续偏高，政府担心库存不足而引起价格剧烈波动，又于1977年出台了《食品和农业法》，建立起新的农产品信贷计划——“农场主储备”，以刺激农产品生产。
(三)扩大需求的政策。
1．扩大内需。由于“农场主储备”政策效应，农产品生产过剩，产品销售成为农户面临的首要任务。政府为保护农户利益，推出最庞大计划——“食品券计划”，即向低收入者发放只能购买食品的“食品券”、“学校免费午餐”等政策，以扩大农产品的国内需求。
2．扩大出口，限制进口。根据1954年的《480号公法》实行的“食品用于和平”计划，美国政府把减少农产品信贷公司的库存同开拓国外市场和推行对外政策结合在一起。向第三世界国家赠送剩余农产品，或者向那里低价销售，换取当地货币转作援助资金或美国驻那里的官方机构的开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粮食出口几乎有40％是通过《480号公法》进行的。为了维护国内农业集团利益，《480号公法》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和经济产生了不良影响。从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出口补贴来减少库存农产品，但由于受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限制，该政策不可能大规模进行。80年代以来，为了迫使其他出口国(尤其是欧共体)减少出口补贴，美国政府开始采用“混合贷款”和特殊补贴的办法来扩大出口。所谓“混合贷款”就是把无息政府贷款同有政府担保(或无担保)的商业贷款“混合”提供给买主。仅在1981~1983年三年间该项贷款金额就由15亿美元增加到48．7亿美元。另外。农产品“目标价格”也起到出口补贴作用。通过“目标价格”压低市场价格，以刺激农产品出口，农户因价格下降所受的损失则可以从“差额支付”中得到补偿。据联合国统计数据，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小麦的出口补贴率为5．4％，水稻为30％，烟草为23％。在进口方面，为了保护国内生产者，政府对某些农产品实行严格的进口配额限制，例如，规定每年进口的乳制品不得超过国内市场的2％。其他实行进口配额的农产品还有食糖、棉花和花生等。在牛肉贸易方面，美国政府要求主要对美出口国实行“自愿限制”，否则美国也将实施进口配额。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农产品市场形势变化和欧美农业摩擦的双重影响下，美国政府更加注重制定和实施生态农业、科学技术、信贷支持、信息管理与服务等方面的农业支持政策。
首先，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政府早已意识到生态环境对农业发展的巨大作用，利用各种媒体向农户讲述改进土地使用方法，聘请水土保护工作人员为农民讲解新技术。此外政府还提供免费技术服务及改进土壤、改善环境的资金。例如，目前美国农业中广泛使用的农业生物技术，具有降低自然灾害发生率的功效，美国目前还具有耐除草剂、抗虫剂、杀虫剂等基因改性农作物。它们已占到全部农作物的67％。这些作物的开发极大地降低和取代了除草剂、抗虫剂、杀虫剂等化学品的使用，直接改善了生态环境。
其次，在科技信息支持方面，政府允许农户使用GPS，即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辅助生产。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是通过地面接收装置，接收卫星信号，来确定地面方位的设备。这项技术是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打击伊拉克时才运用于军事上的一项新技术，而目前在美国已有15％以上的农户将其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农户可以依据定位系统测得的有关土壤的技术数据对耕地“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施肥、浇水，大大提高了整片土地的生产率。目前以基因工程为核心和以全球定位系统为代表的高科技设备正在推动美国农业的高速发展。
再次，在信贷支持方面，美国政府对农业投入更加巨大。由于农业生产向现代化发展，农户已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本来发展生产，加之农业生产风险大、利润低，私人金融机构一般不愿向农户提供贷款，因此，政府承担起农业信贷支持这一重任。目前美国农业资本投入中约有40％依靠信贷来解决，70％以上的农场每年需要借款来维持与扩大生产。政府成立了规模庞大的农业信贷体系，它包括12家联邦土地银行及地方联邦土地银行会(向农场提供不动产抵押贷款)、12家联邦中间信贷银行(向农场提供中、短期贷款)、12家生产信贷公司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地方生产协会(向农场提供生产贷款)以及13家合作社银行(向合作社提供贷款)。此外，政府还推出出口信贷担保，即由“农产品信贷公司”负责实施各类出口信贷担保项目，使美国农业出口商和银行避免出口销售货款未能按期支付的风险。出口信贷担保，即在进口商未能付款的情况下，按美国出口货值的一定比例予以担保；设施和设备担保，即向进口商提供为销售农产品而设立的仓储、分拨、加工设施和设备等项目的信贷担保。
最后，在农业信息管理与服务方面，政府更是大力协助。农业部下设“经济研究所”、“农业合作局”、“食品安全和技术服务局”、“食品和农产品出口检验局”、“农产品贸易和销售信息中心”等部门，为农户提供有关市场信息、农产品政策、出口对象国贸易政策、环境、运输、检疫、卫生标准等多方面的信息，以帮助扩大生产与出口。此外，农业部下属的“美国促进出口办公室”还负责向出口的农户提供关于农产品出口促进计划安排、国外农产品市场的信息和资料，进行出口咨询和世界各国市场准入状况的分析，同时负责为农户出口牵线搭桥，使之与国外买主直接建立联系。
美国作为最大的农业现代化国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力发展农业高新技术，高度重视农业信息管理与服务，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高科技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有利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美国农业正在发生一次新的革命性变化。我国与美国虽然国情不同，但美国农业扶持政策仍有许多我国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内容。
二、目前我国农业与发达国家存在的主要差距
随着我国入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业将融入国际市场激烈竞争中。这种竞争虽然表现在农产品价格上，但其核心却是农业生产条件和综合生产能力的竞争。改革开放使我国农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无论在生产能力还是在发展水平上与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薄弱。
我国目前人均耕地面积仅1．2亩，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且耕地总体质量不高，一二类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1％，79％的耕地属于中低产地。不仅如此，耕地面积还因自然环境变化及人为因素正在逐年减少。每年因灾害废弃的土地在600万亩以上，每年干旱、半干旱地区沙化面积拓展达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水资源严重缺乏，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水平的l／4，是全球13个缺水国家之一。我国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极强，农民到现在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
(二)我国农产品结构单一，品质低。
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不合理，品种单一，品质不高，且更新换代周期较长。低质产品充斥市场，而优质产品供给不足。小麦以生产面筋含量不到30％的软麦为主，面筋度超过35％的硬质小麦仅占国内产量的20%左右。专用小麦品种较少，能与美国、加拿大硬质小麦相比的品种仅十余个，产量不足总产的8％，且价格高于国际市场30％。我国现有的二百多条专用小麦加工生产线所用小麦几乎全部依靠进口。玉米蛋白质含量、含油量、赖氨酸含量均低于美国，含水量高于美国2~3个百分点。油料的芥酸、硫代物含量均高于国际卫生组织的标准，很难走向国际市场。农产品的综合优质率仅占1596左右，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一些粮食品种质量过于低劣，不仅在国际上没有市场，在国内也找不到市场。
(三)农业生产方式落后。
美国等发达国家20世纪初就开始积极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并实现了机械力对人力和畜力的替代，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全面机械化，进入90年代后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广泛应用于农生产中，农业工人的装备水平已经接近或超过产业工人。而我国仍实行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农业机械虽有一定程度的推广和应用，但人力、畜力以及传统的耕作习惯和耕作方式仍占主导地位。据《国际统计年鉴1998》统计，我国平均每个经济活动人口占有耕地面积0．2公顷，仅占亚洲平均水平的31．5％，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4．1％，占美国平均水平的0．7％；每千人拥有收割机1．4台，占亚洲平均水平的31．5％，占世界平均水平的8．8％，占美国平均水平的10．1％；每千人化肥施用量64．6吨，略高于亚洲平均水平，但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67．5％，占美国平均水平的1．2％。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虽逐年增加，但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份额只占27％一35％，较美国等发达国家低四十多个百分点。
(四)农业生产力水平落后，劳动生产效率低。
由于我国尚未普及机械化耕作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农业生产效率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据世界粮农组织统计，按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实物计算，1994年我国为1194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71％，日本的33％，意大利的10％，美国的1．25％。可见，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与发达国家存在极大差距。
(五)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发生频繁。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每年我国受灾害面积都在8亿亩左右(占全部农作物种植面积的1／3以上)，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都在400亿公斤以上，经济损失每年都在600亿元以上。近两年灾害不断加重。1999年，中国气候继1998年度之后再度异常，沙尘暴发生频繁，且范围广；降水北少南多，大部分地区冬春连旱，夏季南涝北旱，秋季旱涝并存。北方地区降水出现了建国以来的最小值，江淮、黄淮、华北等地大部分地区夏旱严重。2000年旱情持续加重，全国大部分地区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加上调整种植结构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因素，全国粮食减产450多亿公斤，减幅达10％以上。如受灾较重的河北省春季受旱面积560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85．9％；秋季粮食成灾1740万亩，占播种面积的76％；绝收553万亩，占播种面积的24．1％。由于干旱少雨，河流和地下水得不到及时补给，全省372座水库干涸(占全省水库总数的1／3)，48412眼机井出水不足，765万人(占全省总人数的12％)和70万头大牲畜发生饮水困难。
以我国目前农业发展现状，很难应对人世冲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长远看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我国如不能在人世之前，及时有效制定农业发展扶持政策，必然会使我国农业发展承受更大压力，面临严峻挑战。分析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尽快制定“十五”期间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的政策是当务之急。
三、“十五”期间加快我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一)政府应加大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为改善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每年都出资兴建维护大型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休耕、限耕等措施改善土地品质。要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政府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土壤条件，改良农作物品种。针对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水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政府应出巨资兴建和维护水利设施，在干旱时期通过蓄水工程或人工降雨等方式为农户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解决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缺水困难。政府还应定期拨款改良土质。虽然我国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农户拥有几十年的经营权。但对于土质的改良等生产要素的资金投入，政府仍然有责任负担部分投资费用，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准确、快速的信息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时，不仅要注重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要加强农业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各级政府可以有线电视网络为基础，尽快建立上下畅通、灵敏快捷的信息网络体系。同时，全面开发利用国内外信息资源。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加入因特网，加快以因特网为代表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于农业的步伐，让农民通过因特网充分利用社会信息资源，解决自己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推动农业发展。
(二)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与保险机制。
从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通过实行农业保险制度，规避农业风险非常必要。农业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减少农民突遇自然灾害的损失。这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农业支持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政府应首先制定灾害救济制度。
对于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自然灾害，政府应给予农民往年平均收成一定比例(如60％)的补贴，以便维持农民的正常生活及来年对生产的再投入。其次，政府可以推行多种灾害保险制度。每年由农户自愿申请参加多种灾害保险，农户缴纳一定费用给政府作为保费，如果本年度农业生产状况良好，政府不退费；如果本年度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天灾人祸，则政府承担保险责任，偿还农户全部损失。此外，政府还可以对农业保险实行多种形式的补贴，使农业保险成为有别于一般商业保险的政策性保险。
(三)发展农业教育与科技进步。
近年来，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农业科技革命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和以全球定位系统为代表的高科技设备被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使农业的自然再生产越来越多地受到人类的直接控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21世纪农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农业科技尤其是高科技的竞争。为适应21世纪农业发展的要求，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大力推进农业技术创新步伐。改革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推广相脱节的体制和机制，积极创新，使教科农紧密结合。政府应专门拨出经费，形成农业教育、科研、科技推广三位一体的科技服务体系。各地区应设立至少一所农业技术学校(推广站)，承担本地区农民的技术普及教育。技校还应承担起当地农业科研任务，把平时的科研成果及时用于当地的生产中，提高技术转化速度。此外，技校科技人员还应深入到田间地头，随时解决农民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通过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逐步提高我国农民的素质与技术水平。
对我国农业发展和农业政策演变而言，2004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这一年，不仅粮食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增速明显提升，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对农业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和支持农业的政策措施，市场化和国际化背景下的我国农业政策框架的轮廓初步形成。对这一轮的农业政策调整进行深入分析，对下一步的农业政策走向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一、农业政策调整的基本背景
2004年农业形势好是相对前几年粮食减产和农民增收缓慢来讲的；2004年农业政策针对性强是针对前几年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来讲的。对2004年的农业政策调整要有深入的理解，必须先对我国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所处的宏观环境有所了解。
（一）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扩大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这几年，虽然农产品供给充裕，但农民增收非常困难。由于农产品供大于求、农产品价格连年下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1997—2003年的7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年增长速度为4％，只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的一半左右。虽然国家“九五”和“十五”规划目标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均为5％，但这7年中没有1年达到规划目标。从收入增长的绝对数来看，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622元，比1996年的1926元增加了696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4838元增加到8472元，增加了3634元。城乡居民收入比值1996年为2.51：1，2003年扩大为3．23：1。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扩大是农业政策调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二）粮食产量下降，供求关系趋紧200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4.9亿亩，是历史上最少的年份；总产量4307亿公斤，减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人均粮食产量334.4公斤，降到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1996—1999年，我国粮食连续4年丰收，从2000—2003年，粮食连续4年减产，后4年平均产量与前4年相比，粮食产量下降500亿公斤以上。同时，粮食消费量逐年增加，粮食产需平衡的年度缺口逐年扩大。弥补粮食产需缺口主要靠挖库存。在粮食总量关系趋紧的同时，品种结构矛盾逐步暴露，特别是大米短缺的问题较为严重。粮食供求关系由供大于求向供求趋紧转变，主要标志是2003年10月份和2004年3月份粮食价格出现两次较大幅度上涨。2003年10月中旬后，国际市场大豆价格上涨引发国内粮食价格上升，主要是大豆、小麦及面粉价格明显上涨，涨幅达20％左右。2004年2月下旬到3月份，南方部分地区大米价格大幅上涨引发全国大米价格上升，带动粮食价格上涨。2004年3月中旬，与上年同期相比，3种主要粮食品种平均价格上涨50％左右，其中大米价格上涨60％～70％，小麦上涨40％以上，玉米上涨21％以上。粮食价格由长期持续低迷到连续出现上涨是粮食供求关系出现新变化的重要信号。
（三）生产要素流失，资源约束增强近几年我国农业和农村生产要素大量流失，给农业发展带来严重的“硬伤”。生产要素流失突出表现在耕地和资金两个方面。从1996—2003年，由于退耕还林、农业结构调整和非农建设占用等多种原因，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亿亩，平均每年减少1400多万亩。耕地减少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造成实质性的、不可逆的损害，使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矛盾更加突出。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偏离“三农”的倾向十分严重，农村资金大量通过金融机构流入城市。农村资金短缺、农民贷款难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四）农民权益受损，社会矛盾突出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导致农民利益大量流失，而且征地补偿款拖欠严重。以土地换取发展资金，随意以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招商引资，严重侵害农民利益，引发诸多经济和社会矛盾。拖欠农民工工资极为普遍，仅建筑领域2003年底以前的拖欠工资就高达几百亿元。农民工的要求并不高，回家过年能够足额领到微薄的工资就心满意足。农民因征地问题的上访增多，农民工以极端方式讨要工资的事例增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五）投资规模膨胀，通胀压力较大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6.7％，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7.2％，为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汽车、纺织投资增长过快，投资规模过大，导致运力紧张，能源和部分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2003年国内生产资料市场销售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升8．1％，其中钢材价格上涨21．1％。在整个经济已经绷得很紧的情况下，农业特别是粮食供给和价格又发生大的问题，与煤电油运紧张、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交织在一起，出现“两碰头”，加剧了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矛盾，甚至影响稳定的大局。出于对这种局面的担心，政府加大了对农业政策的调整力度。
二、农业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推进，对我国工业化发展已进入中期阶段认识的统一，政府已经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对农业政策逐步进行了调整。2004年中央发出1号文件和其他多个文件，农业政策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集中出台了一批新的带方向性的政策措施。
（一）“多予”政策（1）增加粮食生产投入。全国共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16亿元对部分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在前两年对部分地区的大豆和小麦实行良种补贴的基础上，把良种补贴试点范围扩大到部分地区的水稻和玉米，中央财政安排粮食主产区的良种补贴资金28亿元。对部分地区农民购置大型农机具给予适当补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共安排这方面的专项补贴资金4．7亿元。（2）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中央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到550亿元，农村“六小工程”的投入超过280亿元，农村扶贫开发投入达到122亿元，农业综合开发投入达到89亿元。正式启动国家优质粮食产业工程，选择一部分有基础、有潜力的粮食大县和国有农场，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国家优质专用粮食基地。第一次明确了将土地出让金的部分纯收益用于农业土地开发，规定市、县将不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15％用于农业土地开发。（3）增加农村社会事业投入。坚持新增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启动西部地区农村教育“两基”攻坚计划，重点支持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继续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和远程教育示范工程，对农村部分家庭困难的学生免费发放教科书。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支持部分地区乡镇卫生院建设，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建设。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的支持。
（二）“少取”政策（1）少收农民的税。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5年内在全国取消农业税。后来鉴于粮食生产形势的严峻，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国家决定加大减免农业税力度。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全部免征农业税试点，在河北等11个粮食主产省（区）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其他地区降低1个百分点。一些沿海省份及其他地区有条件的县也自费进行了免征农业税的改革试点。全国减征免征农业税233亿元，取消农业特产税68亿元，农民由此减轻负担共计301亿元。中央财政新增转移支付216．6亿元，加上以前基数，用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资金达到520多亿元。（2）少征农民的地。严格保护耕地，全面清理整顿开发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案件，暂停半年审批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在全国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大检查。对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补偿安置情况进行清理检查，特别是突破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使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依照现行法律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不足以支付因征地而导致无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省级政府应当批准增加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到法定上限，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予以补贴。
（三）“放活”政策（1）放活粮食流通。在前几年放开主销区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了主产区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实行购销市场化和经营主体多元化。粮食期货市场进一步发育，玉米和黄大豆2号期货品种正式上市。（2）放活农村金融。扩大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范围，减轻历史包袱，完善产权结构，健全内控机制，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着力增强农村信用社活力。鼓励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鼓励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3）放活农民就业。消除不利于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障碍，继续清理针对进城务工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和各项乱收费。重点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活动。研究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上学问题，一些城市已出台了具体的办法。为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开展对外出务工农民技能培训的“阳光工程”。
从2004年的实践来看，我国农业政策调整表现出3个基本特点：（1）对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坚定。面对2003年10月和2004年3月两轮粮价上涨，人们担心粮食流通市场化的进程会中断。但政府毅然出台酝酿已久的市场取向的新一轮粮食改革政策，在粮食流通市场化道路上迈出了最后一步。（2）对市场经济的驾驭能力明显提高。理性对待粮食回升，既没有过早平抑、扭曲市场信号，也没有向管制体制复归。这与1993年第四季度国内粮食市场出现波动以后当时政府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形成明显反差。（3）对经济手段的运用更加娴熟。利用市场粮价的回升刺激农民增加生产投入。充分运用补贴等经济手段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特别是对水稻加大良种补贴力度。对重点粮食品种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政府先后公布了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和粳稻的最低收购价格，提前发出价格信号，引导农民发展水稻生产。
三、农业政策调整的走向
2004年虽然在农业政策调整上迈出了一大步，并且实际效果很好，但这并不表明农业政策调整已经完全到位。下一步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总的走向是稳定、完善、强化。下一步农业政策调整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政府要与市场合理分工，市场解决起来更有效率的就由市场去解决，政府解决起来更有效率的就应当由政府来解决。比如2004年对化肥价格的管制效率就很差，是典型的政府越位。由于化肥的上游产品煤、电、油、运、气价格全面上涨，以及国际市场化肥价格上涨，控制国内化肥价格造成企业开工不足、化肥出口增加和进口减少，结果加剧了国内化肥供求失衡的矛盾。（2）既不能只讲成本，又不能不讲成本。任何政策工具都是有成本的，对政策工具的选择必须进行成本效率分析，并且要完善政策成本的分担机制。有人认为2004年出台的补贴政策成本太高。实际上，据对一些县的典型调查，粮食直补的行政成本约为补贴总额的5％～10％。与国外农业补贴项目相比，我国的粮食直补项目是非常有效率的。问题在于，粮食直补项目中没有列支行政成本，而是完全由地方政府自行承担，这样地方政府就会感到成本很高。（3）既不能照搬国外做法，又不能不理睬WT0规则。政策要符合我国国情，要与国际惯例接轨。2004年出台的政策中，既有与粮食生产挂钩、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和贸易的干预政策，又有不与即期生产挂钩、对生产和贸易没有直接影响的补贴政策，还有旨在促进结构调整的支持政策。对这些政策要进行准确定性，要注意8．5％的黄箱支持上限。（4）既不能不保持连续性，又不能过分路径依赖。农业政策一经采行，无疑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但也要注意克服路径依赖，跳出现有思路，出台新的政策措施。目前各方面对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呼声很高。我国农业政策正处于十字路口，是步日本、韩国之后尘走向高补贴、高保护的不归之路，还是选择比较优势战略、建立高效率的农业产业体系，亟待作出理智抉择。
按照以上考虑，笔者的政策主张是：“多予”方面应当更多地重视公共产品的供给，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少取”方面应当加快取消农业税的步伐，并更加重视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流失，彻底放弃靠剥夺农民利益积累城市建设资金的做法；“放活”方面应当进一步消除束缚农村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赋予农民全面发展的权利。建议近期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加大以下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1）加强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长期以来中央只对大型水利工程投资，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主要靠农民劳动积累和地方政府的少量补贴。鉴于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和基层对劳动力资源的行政动员能力降低，以及需要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地方正是财政最困难的地方，中央财政应该逐步承担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职责。（2）加强适用农业技术的推广。农业技术的推广和扩散，一定程度上可以依靠市场的力量，但相当多的农业技术如果由市场进行推广则效率很低，必须由政府推广。对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农业技术活动，国家财政在经费上应予以保证。（3）加强动物疫病和植物病虫害防治。动植物病虫害的防治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靠市场无法有效进行，国家必须承担这一职责。应重点加强畜禽主产区、优势生产区域和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善疫情诊断、监控、测报的设备和设施条件，全面提升以动物疫病免疫预防、应急反应和重点疫病控制为主的公共服务能力。（4）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拥有是不对称的，靠市场机制难以有效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政府应当加强农产品的检验检测、安全监测及质量认证体系建设，加强对农业投入品的监管。这些才是政府应该干的事情。
中国入世在即，随着世界农产品市场形势变化及我国与世贸组织成员就农产品市场开放谈判的进一步进行，我国必须及时有效地制定“十五”期间农业发展政策，积极应对入世冲击，加快农业发展。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农业贸易伙伴之一，分析研究美国政府农业扶持政策，对我国“十五”期间农业政策制定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政府农业扶持政策发展状况分析
美国农业政策由来已久，早在南北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就制定了一系列农业发展政策，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外需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到了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国内外市场收缩和严重的生产过剩，美国农业经历了空前严酷的危机。为了避免农业部门的全面崩溃，从1933年罗斯福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农业政策，支持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收入，到这些政策和技术进步使生产发展大大超过需求增长时，政府转而制定扩大内外需求的政策。所有这些政策的汇集，成为战后历届政府推行的联邦农业政策体系。该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发展农业生产、降低生产成本的政策。
1．发展农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联邦政府向农业地区提供或资助发展交通运输、供电和通讯事业。20世纪30~60年代，政府累计农业投资88亿美元，使680万农户受益。
2．推动农业科研和技术普及。联邦政府通过各地建立起来的农业院校、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三级机构推动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此外，农户还可以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获得有关市场、管理、气象、病虫害和技术方面的信息和指导。
3．提供农业信贷和农产品保险。农业信贷系统可以从政府获得低息贷款转而提供给农户。农产品信贷公司则为参加价格支持计划的农场主提供短期优惠贷款。农户信贷管理局的贷款则带有很大的补助性质，它向受灾地区提供利率很低的紧急贷款。1981年《农业法》把这种紧急贷款作为援助遭受自然灾害农户的主要方法，取代了70年代的直接补助。政府还为保险费用提供多至30％的补贴。
4．税收优惠。农户可以在收益多的年份提前支付开支，收益少的年份提前出售农产品，以少缴所得税。此外，农户还享有资产的“加速折旧”优惠。
5．补贴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政府资助水利设施的兴建和维修，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为保护土地，政府还出资修造递田，按等高线平整土地，施用石灰，等等。政府补贴的结果使农户在不增加农业生产要素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多的收成。
(二)价格和收入支持政策。
1．价格支持。为防止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政府成立了农产品信贷公司，着手实施农业价格支持计划。支持计划主要包括“直接收购”和“无追索权贷款”两项。“直接收购”是指农产品信贷公司为了支持某些农产品价格，随时准备以最低保证价格(即支持价格)从市场上收购任何数量的剩余农产品。“无追索权贷款”是指农户以农产品为担保从农产品信贷公司获得贷款。在贷款期限内(多为一年之内)，如果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于贷款，农户可以还本付息，重新得到他的农产品以投放市场；反之，在贷款到期时，则可以用担保的农产品来抵偿，而不必归还本息。政府通过价格支持政策，总可以让农户获得高于市场的售清价格(即长期均衡价格)，获取利益。
2．限制生产。价格支持政策只是使剩余的农产品转入政府仓库，并不能根本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为此，政府又出台了限制生产的三项政策：限耕、限售和休耕。限耕主要是限制农户生产某些农产品的最大面积。限售即“配额销售制”，每个农户的销售配额按历史销售情况决定，从而使有关产品的生产结构固定化，政府亦可以防止农户之间的恶性竞争。所有限耕和限售的规定农户都必须严格执行，否则要受到政府严厉处罚。休耕则是把限制生产与水土保持相结合，保持生态环境。
3．保证供应。为了满足20世纪70年代出口增长的需要，联邦政府担心“贷款率”(即支持价格)会限制美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于1973年制定了《农业和消费者保护法》，以便使价格支持和收入支持这两重目标分离开来。70年代中期，由于市场价格持续偏高，政府担心库存不足而引起价格剧烈波动，又于1977年出台了《食品和农业法》，建立起新的农产品信贷计划——“农场主储备”，以刺激农产品生产。
(三)扩大需求的政策。
1．扩大内需。由于“农场主储备”政策效应，农产品生产过剩，产品销售成为农户面临的首要任务。政府为保护农户利益，推出最庞大计划——“食品券计划”，即向低收入者发放只能购买食品的“食品券”、“学校免费午餐”等政策，以扩大农产品的国内需求。
2．扩大出口，限制进口。根据1954年的《480号公法》实行的“食品用于和平”计划，美国政府把减少农产品信贷公司的库存同开拓国外市场和推行对外政策结合在一起。向第三世界国家赠送剩余农产品，或者向那里低价销售，换取当地货币转作援助资金或美国驻那里的官方机构的开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粮食出口几乎有40％是通过《480号公法》进行的。为了维护国内农业集团利益，《480号公法》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和经济产生了不良影响。从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出口补贴来减少库存农产品，但由于受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限制，该政策不可能大规模进行。80年代以来，为了迫使其他出口国(尤其是欧共体)减少出口补贴，美国政府开始采用“混合贷款”和特殊补贴的办法来扩大出口。所谓“混合贷款”就是把无息政府贷款同有政府担保(或无担保)的商业贷款“混合”提供给买主。仅在1981~1983年三年间该项贷款金额就由15亿美元增加到48．7亿美元。另外。农产品“目标价格”也起到出口补贴作用。通过“目标价格”压低市场价格，以刺激农产品出口，农户因价格下降所受的损失则可以从“差额支付”中得到补偿。据联合国统计数据，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小麦的出口补贴率为5．4％，水稻为30％，烟草为23％。在进口方面，为了保护国内生产者，政府对某些农产品实行严格的进口配额限制，例如，规定每年进口的乳制品不得超过国内市场的2％。其他实行进口配额的农产品还有食糖、棉花和花生等。在牛肉贸易方面，美国政府要求主要对美出口国实行“自愿限制”，否则美国也将实施进口配额。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农产品市场形势变化和欧美农业摩擦的双重影响下，美国政府更加注重制定和实施生态农业、科学技术、信贷支持、信息管理与服务等方面的农业支持政策。
首先，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政府早已意识到生态环境对农业发展的巨大作用，利用各种媒体向农户讲述改进土地使用方法，聘请水土保护工作人员为农民讲解新技术。此外政府还提供免费技术服务及改进土壤、改善环境的资金。例如，目前美国农业中广泛使用的农业生物技术，具有降低自然灾害发生率的功效，美国目前还具有耐除草剂、抗虫剂、杀虫剂等基因改性农作物。它们已占到全部农作物的67％。这些作物的开发极大地降低和取代了除草剂、抗虫剂、杀虫剂等化学品的使用，直接改善了生态环境。
其次，在科技信息支持方面，政府允许农户使用GPS，即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辅助生产。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是通过地面接收装置，接收卫星信号，来确定地面方位的设备。这项技术是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打击伊拉克时才运用于军事上的一项新技术，而目前在美国已有15％以上的农户将其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农户可以依据定位系统测得的有关土壤的技术数据对耕地“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施肥、浇水，大大提高了整片土地的生产率。目前以基因工程为核心和以全球定位系统为代表的高科技设备正在推动美国农业的高速发展。
再次，在信贷支持方面，美国政府对农业投入更加巨大。由于农业生产向现代化发展，农户已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本来发展生产，加之农业生产风险大、利润低，私人金融机构一般不愿向农户提供贷款，因此，政府承担起农业信贷支持这一重任。目前美国农业资本投入中约有40％依靠信贷来解决，70％以上的农场每年需要借款来维持与扩大生产。政府成立了规模庞大的农业信贷体系，它包括12家联邦土地银行及地方联邦土地银行会(向农场提供不动产抵押贷款)、12家联邦中间信贷银行(向农场提供中、短期贷款)、12家生产信贷公司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地方生产协会(向农场提供生产贷款)以及13家合作社银行(向合作社提供贷款)。此外，政府还推出出口信贷担保，即由“农产品信贷公司”负责实施各类出口信贷担保项目，使美国农业出口商和银行避免出口销售货款未能按期支付的风险。出口信贷担保，即在进口商未能付款的情况下，按美国出口货值的一定比例予以担保；设施和设备担保，即向进口商提供为销售农产品而设立的仓储、分拨、加工设施和设备等项目的信贷担保。
最后，在农业信息管理与服务方面，政府更是大力协助。农业部下设“经济研究所”、“农业合作局”、“食品安全和技术服务局”、“食品和农产品出口检验局”、“农产品贸易和销售信息中心”等部门，为农户提供有关市场信息、农产品政策、出口对象国贸易政策、环境、运输、检疫、卫生标准等多方面的信息，以帮助扩大生产与出口。此外，农业部下属的“美国促进出口办公室”还负责向出口的农户提供关于农产品出口促进计划安排、国外农产品市场的信息和资料，进行出口咨询和世界各国市场准入状况的分析，同时负责为农户出口牵线搭桥，使之与国外买主直接建立联系。
美国作为最大的农业现代化国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力发展农业高新技术，高度重视农业信息管理与服务，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高科技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有利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美国农业正在发生一次新的革命性变化。我国与美国虽然国情不同，但美国农业扶持政策仍有许多我国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内容。
二、目前我国农业与发达国家存在的主要差距
随着我国入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业将融入国际市场激烈竞争中。这种竞争虽然表现在农产品价格上，但其核心却是农业生产条件和综合生产能力的竞争。改革开放使我国农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无论在生产能力还是在发展水平上与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薄弱。
我国目前人均耕地面积仅1．2亩，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且耕地总体质量不高，一二类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1％，79％的耕地属于中低产地。不仅如此，耕地面积还因自然环境变化及人为因素正在逐年减少。每年因灾害废弃的土地在600万亩以上，每年干旱、半干旱地区沙化面积拓展达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水资源严重缺乏，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水平的l／4，是全球13个缺水国家之一。我国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极强，农民到现在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
(二)我国农产品结构单一，品质低。
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不合理，品种单一，品质不高，且更新换代周期较长。低质产品充斥市场，而优质产品供给不足。小麦以生产面筋含量不到30％的软麦为主，面筋度超过35％的硬质小麦仅占国内产量的20%左右。专用小麦品种较少，能与美国、加拿大硬质小麦相比的品种仅十余个，产量不足总产的8％，且价格高于国际市场30％。我国现有的二百多条专用小麦加工生产线所用小麦几乎全部依靠进口。玉米蛋白质含量、含油量、赖氨酸含量均低于美国，含水量高于美国2~3个百分点。油料的芥酸、硫代物含量均高于国际卫生组织的标准，很难走向国际市场。农产品的综合优质率仅占1596左右，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一些粮食品种质量过于低劣，不仅在国际上没有市场，在国内也找不到市场。
(三)农业生产方式落后。
美国等发达国家20世纪初就开始积极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并实现了机械力对人力和畜力的替代，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全面机械化，进入90年代后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广泛应用于农生产中，农业工人的装备水平已经接近或超过产业工人。而我国仍实行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农业机械虽有一定程度的推广和应用，但人力、畜力以及传统的耕作习惯和耕作方式仍占主导地位。据《国际统计年鉴1998》统计，我国平均每个经济活动人口占有耕地面积0．2公顷，仅占亚洲平均水平的31．5％，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4．1％，占美国平均水平的0．7％；每千人拥有收割机1．4台，占亚洲平均水平的31．5％，占世界平均水平的8．8％，占美国平均水平的10．1％；每千人化肥施用量64．6吨，略高于亚洲平均水平，但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67．5％，占美国平均水平的1．2％。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虽逐年增加，但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份额只占27％一35％，较美国等发达国家低四十多个百分点。
(四)农业生产力水平落后，劳动生产效率低。
由于我国尚未普及机械化耕作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农业生产效率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据世界粮农组织统计，按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实物计算，1994年我国为1194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71％，日本的33％，意大利的10％，美国的1．25％。可见，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与发达国家存在极大差距。
(五)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发生频繁。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每年我国受灾害面积都在8亿亩左右(占全部农作物种植面积的1／3以上)，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都在400亿公斤以上，经济损失每年都在600亿元以上。近两年灾害不断加重。1999年，中国气候继1998年度之后再度异常，沙尘暴发生频繁，且范围广；降水北少南多，大部分地区冬春连旱，夏季南涝北旱，秋季旱涝并存。北方地区降水出现了建国以来的最小值，江淮、黄淮、华北等地大部分地区夏旱严重。2000年旱情持续加重，全国大部分地区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加上调整种植结构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因素，全国粮食减产450多亿公斤，减幅达10％以上。如受灾较重的河北省春季受旱面积560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85．9％；秋季粮食成灾1740万亩，占播种面积的76％；绝收553万亩，占播种面积的24．1％。由于干旱少雨，河流和地下水得不到及时补给，全省372座水库干涸(占全省水库总数的1／3)，48412眼机井出水不足，765万人(占全省总人数的12％)和70万头大牲畜发生饮水困难。
以我国目前农业发展现状，很难应对人世冲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长远看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我国如不能在人世之前，及时有效制定农业发展扶持政策，必然会使我国农业发展承受更大压力，面临严峻挑战。分析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尽快制定“十五”期间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的政策是当务之急。
三、“十五”期间加快我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一)政府应加大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为改善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每年都出资兴建维护大型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休耕、限耕等措施改善土地品质。要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政府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土壤条件，改良农作物品种。针对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水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政府应出巨资兴建和维护水利设施，在干旱时期通过蓄水工程或人工降雨等方式为农户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解决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缺水困难。政府还应定期拨款改良土质。虽然我国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农户拥有几十年的经营权。但对于土质的改良等生产要素的资金投入，政府仍然有责任负担部分投资费用，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准确、快速的信息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时，不仅要注重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要加强农业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各级政府可以有线电视网络为基础，尽快建立上下畅通、灵敏快捷的信息网络体系。同时，全面开发利用国内外信息资源。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加入因特网，加快以因特网为代表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于农业的步伐，让农民通过因特网充分利用社会信息资源，解决自己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推动农业发展。
(二)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与保险机制。
从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通过实行农业保险制度，规避农业风险非常必要。农业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减少农民突遇自然灾害的损失。这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农业支持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政府应首先制定灾害救济制度。
对于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自然灾害，政府应给予农民往年平均收成一定比例(如60％)的补贴，以便维持农民的正常生活及来年对生产的再投入。其次，政府可以推行多种灾害保险制度。每年由农户自愿申请参加多种灾害保险，农户缴纳一定费用给政府作为保费，如果本年度农业生产状况良好，政府不退费；如果本年度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天灾人祸，则政府承担保险责任，偿还农户全部损失。此外，政府还可以对农业保险实行多种形式的补贴，使农业保险成为有别于一般商业保险的政策性保险。
(三)发展农业教育与科技进步。
近年来，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农业科技革命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和以全球定位系统为代表的高科技设备被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使农业的自然再生产越来越多地受到人类的直接控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21世纪农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农业科技尤其是高科技的竞争。为适应21世纪农业发展的要求，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大力推进农业技术创新步伐。改革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推广相脱节的体制和机制，积极创新，使教科农紧密结合。政府应专门拨出经费，形成农业教育、科研、科技推广三位一体的科技服务体系。各地区应设立至少一所农业技术学校(推广站)，承担本地区农民的技术普及教育。技校还应承担起当地农业科研任务，把平时的科研成果及时用于当地的生产中，提高技术转化速度。此外，技校科技人员还应深入到田间地头，随时解决农民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通过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逐步提高我国农民的素质与技术水平。
这次会议是经局党组研究决定召开的，主要内容是：贯彻落实全省农业政策法规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下一阶段的农业政策法规工作。刚才，闫科长传达了省平顶山会议精神，各县都对前段工作进行了汇报，并就如何做好下步工作讲了很好的意见。尤其是灵宝市和湖滨区，转变观念，调整思路，加大执法力度，积极探索综合执法的新路子，取得了明显效果，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学习和借鉴。下面，我受局党组的委托讲几点意见：
一、转变观念，增强法制意识
当前，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处在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加强农业法制工作，依法保护农业生产安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已成为农业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但由于认识不到位，农业部门没有真正把自己视为执法主体，有时甚至主动退让，遇到违法事件不积极去查处，往往是工商、技术监督等部门去查处了我们才知道。而没有认识到不履行就是法律上的不作为，如同公安局不管社会治安，医院不给病人看病一样，农业部门不认真执法就是失职、渎职。新修订的《农业法》专门增加了“执法监督”一章，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规划、指导、管理、协调、监督、服务职能，依法行政，公正执法”。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农业执法是法律法规赋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和权力，从保障和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提高对依法行政重要性的认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强化法律意识，增强依法行政的自觉性。要把农业执法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从过去主要抓生产转向抓市场、抓流通、抓执法、抓管理上，用法律手段规范和管理农业和农村各个领域的活动，保障农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二、加强农业政策调研工作
政策调研是制定政策、法律、法规的基础性工作。农业政策法规系统作为政府的决策服务部门，肩负着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反映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的艰巨任务。去年，我市的农业政策调研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根据省农业厅的部署，市局拟定了22个调研题目，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并撰写调研报告32篇，为领导决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明两年，我们要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强，着重关注、研究五个问题。一是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与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由市局农经科牵头，调查农民收入情况，分析农村小康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和主要对策措施，提出有关政策建议。二是农业结构调整问题。由市局综合科牵头，调查了解农业结构调整现状和存在问题，系统总结各地实践经验，提出战略性调整的目标、任务以及有关操作性的政策措施。三是提高优势农产品竞争力问题。由市局区划办牵头，重点调研优势农产品生产潜力、科技发展水平和贸易状况，掌握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价格、贸易、进出口情况等，提出扩大优势农产品生产、出口的政策意见。四是创新农村经营体制，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问题。由市局农业农村工作科牵头，对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如何落实政策，增强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和调动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等问题进行系统调查，提出具体政策措施。五是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由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中心牵头，调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检验检测手段、产地和市场管理情况等，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对策。各县（市）区可以从中选择1—2问题进行调研，也可以结合本地实际，拟定其他调研题目，组织开展政策调研，每年每县至少提交1篇较高水平的调研报告。
三、加强农业法制体系建设
农业法制体系建设，尤其是综合执法，是我市农业法制工作的薄弱环节。在这次机构改革中，只有市农业局和灵宝农业局专门设立了政策法规科，湖滨区成立了执法办公室，其余4个县（市）均没有专门的政策法规机构，有的县甚至没有明确专人负责，直接影响了农业执法工作的开展。部、省农业政策法规工作会议上，都把开展综合执法作为今后农业法制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农业综合执法，对于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业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健全行政执法队伍，实行综合执法，提高执法效率和水平”。国务院国办发[*2]17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规定》和国办发[*2]56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编办关于清理整顿行政执法队伍，实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明确要求建立相对集中的行政综合执法队伍。目前，全省已有7个省辖市农业局和40多个县成立了农业综合执法机构。省厅正在积极准备，力争明年经省编委批准成立省级农业综合执法机构，要求市、县农业部门，尤其是县级农业部门，要严格按照《农业法》的规定和国务院的要求，加大综合执法体系建设的力度。市局对农业综合执法工作非常重视，全省农业政策法规工作会议之后，立即召开党组会议，研究农业综合执法工作，并成立了市农业局综合执法大队，主要职责是：承担各项农业法律法规赋予的行政执法管理任务；依法管理全市种子、化肥、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经营市场；负责全市农业转基因生物、绿色食品等农产品生产、经营市场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各类违犯农业法律法规的案件。借鉴各地农业综合执法试点的经验，在县级实行大综合，即将法律法规赋予农业行政部门的职能全部集中起来，由综合执法机构统一行使。在市级实行部分综合，即将法律赋予农业行政部门职能中的处罚权集中起来，由市综合执法机构统一行使，专业机构仍承担部分行政职能（如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发放），逐步向大综合过渡。各县（市）区要按照省厅的部署，尽快成立综合执法机构，开展农业综合执法。并于8月底前拿出综合执法体系建设的具体实施方案报市局。
四、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近两年，市、县每年都组织农资市场联合打假行动，今年4月初，由农业局牵头，会同公安、工商、技术监督等部门，检查农资经营企业和经营户564家，整顿和规范市场74个，查处假冒伪劣农资14万公斤，收到了明显效果。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市农业行政执法的深度和广度还很不够，一些地方制售假冒伪劣农资等违法行为仍然十分猖獗，尤其是中药材种子市场比较混乱，问题突出。今年6月30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卢氏县“广告骗人、药种坑人”的问题，引起国务院、农业部和省、市的高度重视。7月1日至10日，省农业厅和市农业局调查组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主要原因在于一些职能部门受利益驱动，对不具备条件的所谓信息户办理了有关证件，这些个体经营户既没有种子经营资格，也没有经营场所，靠邮寄、虚假信息，违法销售、邮购假劣种子。农药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灵宝市今年7月16日至19日连续出现三次毒鼠强中毒事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为了治理和整顿市场秩序，今年下半年，我们要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尽快建立农资经营企业档案。各县（市）区要对辖区内的农资生产经营商户逐个进行摸底排查，查清农资生产经营企业生产经营范围、人员状况、场地情况、农资产品进货渠道等，登记造册，实行档案管理，及时掌握农资经营动态。二是开展农资市场执法检查。采取综合执法和分散执法相结合的办法，开展以种子、农药、化肥、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植物检疫、动物检疫、为重点的农资市场大检查，同时要向食用菌菌种管理、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农业转基因产品管理等方面延伸。在县级自查的基础上，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9月底进行抽查，对查处的违法案件在新闻媒体进行曝光。三是加强执法统计工作。根据部省要求，每季度和半年、全年上报一次打假情况统计表，每年上报一次执法统计数据，各县要确定一名统计人员，按照要求及时上报统计表。
五、加强农业法制宣传
今后一个阶段，要重点做好《农业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宣传普及工作，农业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法律规定，进一步增强依法决策、依法管理的自觉性。要采取送法下乡、现场咨询等形式，向广大农民群众深入宣传，确保农民了解、掌握法律规定的内容，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要积极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使干部尤其是各级管理人员、执法人员及生产经营者对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比较充分的认识，自觉做好学法、懂法、守法，进一步形成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民的社会意识。
六、加强执法监督
一是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执法监督机制，严格贯彻执法与经营公开、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增强执法的公正性。二是认真落实执法责任制度、公示制度、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备案制度、执法文书档案管理制度和统计制度等，逐步使执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三是要加强队伍建设，规范执法行为，严格执法程序。执法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执法人员的素质，要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从认真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出发，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加强监督管理。对执法人员实行考试录用制度和持证上岗制度，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培训工作，提高执法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水平，强化依法行政的观念，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增强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做到严格执法、秉公执法、文明执法。明天举办农业法制培训班，培训内容包括农业法、标准化法、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产安全管理条例等，通知已经下发，希望各县（市）区认真对待，积极组织有关人员参加培训。为了加强执法监督，市里决定11月份在全市开展农业行政执法大检查，重点检查是否重视农业法制工作、法制机构和执法队伍是否健全，农资市场治理整顿是否到位，案件处理是否合法规范，监督制度是否完备。
总的来说，我们农业部门的责任重大，在农业政策法规工作中，一定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农业政策法规工作会议精神，切实转变作风，狠抓工作落实，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业执法主体地位，树立农业执法的良好形象，为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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