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学实践中，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采用抓两头、促中间，实施分层教学，因材施教，因人施教，使全体学生都能学有所得。
1、备课。精心钻研教材，细心备课；做到：重点难点突出，易混易错知识点清晰，并掌握好、中、差学生的认知能力，分层次设计练习题，分层次落实训练内容，使全体学生都能轻松学习，学有所获。
2、授课。一是从问题出发进行教学。美国的心理学家布鲁纳曾说过“教学过程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持续不断的教学活动”,而问题又是数学的心脏,通过问题教学唤起学生的创造灵感，点燃创造思维的火花，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动力，开启心智。从而使学生达到“三自”，即：自己发现问题，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尤其鼓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因为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二是情感教学。深刻领会“亲其师、信其道、乐其学”的效应，与学生建立深厚的师生感情，在课堂上，始终做到一位教育学家的要求：“教师要和善愉快的教育学生，在没有欧打、没有哭泣、没有暴力、没有厌恶的气氛下，喝下科学的饮料”。正确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使学生愿学、乐学、会学，从而让学生情不自禁地喝下这“科学的饮料”。
3、创造成功体验的机会。一是从多个方面给学困生创设学习时间空间，采用课堂多提问，一帮一合作学习，作业分层照顾，指导学困生自己提出问题等措施；二是利用课后时间与其谈心，树立正确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同时经常在学困生的作业上、试卷上写上一些鼓励的语言，及时与家长交流学生学习的情况，做到学校、家庭齐关心。
4、利用年轻精力充沛优势。在下半学期抓好部分学生晚自修工作，形成学习小团体，带动班级、年级学习数学的风气。利用网络资源，参考历年各省市中考题，了解中考动向，充实自身知识。
二、团结奉献拼博进取
1、团队合作。虽然初三教师只是一人孤军奋战，但我们三位数学老师团结在一起，把初三教学工作摆在首位，齐心协力，采用听课、评课，使初三的数学教学达到扬长避短的目的。
2、努力拼搏。在复习阶段，老师们团结合作，齐心协力，找题、选题、编题，并对一些资料进行剪贴重组，自编大量资料，使习题具有典型性，科学性、实效性。而自己也对于每次单元测试，摸拟测试，不管每天几点钟考完，当天必须批改，因此，经常把没有改完的试卷带到家里完成，摸爬滚打，坚信功夫不负有心人。
三、科学备考真抓实干
1、制定切实可行的复习计划。
具体要求是：明方向、对方法、细备课、深挖掘、精选材、强典型、准讲述、清思路、实效果。
关键词： 西葫芦； 产量； 产量构成因素
西葫芦（Cucurbita pepo L.）是主要瓜类蔬菜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早青为代表的矮蔓品种，曾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进入21世纪，随着国外半矮蔓品种的引进，如法国冬玉、法拉利等和吊蔓技术的推广，国内近年来新选育的西葫芦品种多为半矮蔓品种[1-2]。研究表明半矮蔓与矮蔓品种的冠层及光合特性存在差异[3-4]，总产量半矮蔓品种高于矮蔓品种，产量的差异主要是在生育后期形成的[5]，本研究通过矮蔓和半矮蔓西葫芦产量与其构成因素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不同蔓性西葫芦产量差异的形成原因。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与设计
试验于2011年3—6月在山西省农科院棉花所试验大棚中进行，行距1 m，半矮蔓品种株距为54 cm，矮蔓品种株距为45 cm，小区面积13.5 m2。半矮蔓品种与矮蔓品种分别种植，相同蔓性的品种随机排列，3次重复。播种前施底肥，667 m2施尿素50 kg（N含量46%）、二铵50 kg（N含量18%、P2O5含量46%）、农家肥5 000 kg，各项田间管理依据西葫芦大棚高产栽培技术进行。
选用4个西葫芦品种，2个半矮蔓品种分别是东葫4号、冬玉；2个矮蔓品种分别是长青王3号、早青一代。冬玉由法国引进，北京生光地公司提供，其余品种由山西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西葫芦育种组提供。
1.2 调查项目
产量：以市场商品瓜质量350～450 g为标准，收获并记录各处理的产量。从开始采收至20 d之前为早期产量。
产量构成：每个品种每重复标记5株，以记载单株 50节位内产量构成因素。单株产量：生育期单株采收商品瓜总质量（g）；单株结果数量：生育期单株采收商品瓜总瓜数量；单果质量：生育期单株采收商品瓜总质量与采收商品总瓜数量的平均值（g）；雌花数量：生育期内植株所有雌花数量；坐果率：单株结果数量与单株开放雌花数量的比值；果实发育速度：结果中期测量从授粉到商品瓜采收时平均每天瓜长与瓜径（cm），果实生长发育速度（g·d-1）=商品瓜质量/瓜发育时间（d）；始花期：从定植到第1雌花开放的时间（d）；始收期：从定植到第1果开始采收的时间（d）。
2 结果与分析
2.1 早期产量构成因素分析
从表1看出，矮蔓和半矮蔓品种的第1雌花节位、始花期和始收期差异不显著，说明不同蔓性品种早熟性没有差异，半矮蔓单株结果数量和单株产量显著高于矮蔓，但由于矮蔓适宜栽培的密度比半矮蔓大，因此早期产量矮蔓品种高于半矮蔓品种，矮蔓平均667 m2早期产量2 000.7 kg，半矮蔓平均667 m2早期产量为1 932.8 kg，矮蔓较半矮蔓增产3.51%，经t检验，二者差异不显著。
2.2 不同矮蔓型西葫芦产量构成因素
2.2.1 果实发育速度比较 在结瓜中期每个品种选择当天开放的整齐一致的雌花5个，正常授粉后追踪测量其瓜长和瓜径的变化（图1）。开花时，瓜长平均为5.03 cm，瓜径平均为1.95 cm，各品种的瓜长和瓜径差异不显著，授粉后1～6 d瓜长和瓜径迅速膨大，瓜长平均生长速度半矮蔓为2.14 cm·d-1，矮蔓为1.64 cm·d-1，瓜径平均速度半矮蔓为1.00 cm·d-1，矮蔓平均为0.79 cm·d-1，表明授粉后1～6 d半矮蔓果实生长速度比矮蔓快。授粉后第6～15天果实增长缓慢。试验中以市售标准瓜长22 cm左右，瓜径7.0 cm左右采收，半矮蔓2个品种在授粉后9～10 d可以上市，矮蔓2个品种需要11～12 d，结果半矮蔓品种果实发育速度平均为40.2 g·d-1，较矮蔓品种36.5 g·d-1多3.7 g·d-1，可见半矮蔓品种的果实膨大速度比矮蔓品种快。
2.2.2 雌花比例 试验中以10节为1组分别考察了不同品种雌花比例，图2表明，参试品种雌花比例有差异，半矮蔓品种的雌花比例相对较高，东葫4号最高达平均79.8%，冬玉为69.9%，矮蔓品种长青王3号 为65.5%，早青一代最低为62.7%；生育期对各品种的雌花比例影响不大，在结瓜中期，基本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生育早期1～10节雌花比例较低，这与第1雌花节位以下全是雄花有关，在结果后期各品种的雌花比例略有下降，这可能与生育后期温度过高有关。
2.2.3 坐果率 图3表明，2个半矮蔓品种的坐果率显著高于2个矮蔓西葫芦（P
2.2.4 单株结果数量 单株结果数量是单株产量和总产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图4表明，随着生育进程，西葫芦品种单株结果数量增加，在定植后44～65 d不同矮蔓性单株结瓜数量差异不明显，定植后72～100 d，半矮蔓品种的单株结果数量逐渐高于矮蔓品种，结果全生育期半矮蔓品种的单株结果数量平均为14.7个，较矮蔓品种9.5个多5.2个。说明单株结果数量的差异是在结果中后期造成的，这可能是半矮蔓品种后期能维持较高产量的主要原因之一。
2.2.5 单株产量 由于单瓜质量在采收时根据市场需要人为控制差异不显著，因此单株产量随生育进程的差异主要由于单株结果数量造成。由图4可知，定植72 d后，半矮蔓品种的单株结果数量明显的上升，而矮蔓品种的单株结果数量在定植72 d后上升缓慢，表明单株产量的差异是在生育后期造成的。实际测定半矮蔓品种的单株产量平均为4.95 kg，较矮蔓品种平均单株产量3.25 kg增产52.3%。
2.3 产量与其构成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以矮蔓667 m2 定苗1 482株，半矮蔓1 235株折合产量，半矮蔓品种平均667 m2产量为6 113.3 kg，矮蔓平均品种为4 816.5 kg，半矮蔓较矮蔓增产26.9%，经t检验，半矮蔓品种显著高于矮蔓品种。表2表明，早期产量与第1雌花节位、始花期和始收期呈负相关，说明雌花节位越低，越有利于早期产量的形成；早期产量与总产量呈负相关，早期单株产量与总产量呈正相关，说明提高单株产量对提高总产是有利的，而早期产量高的品种可能会对总产量造成影响。早期单株产量与早期产量呈负相关，而4个品种的早期产量差异不显著，说明半矮蔓品种的早期产量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单株产量的提高，矮蔓品种的早期产量的提高主要是由于群体数量的增加。
相关分析表明（表2），总产量与单株结瓜数量及单株产量呈极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是0.993 5和0.990 1，与坐瓜率及果实发育速度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82 6和0.984 4，与雌花比例相关，但不显著；单株产量与单株结瓜数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96 9，与坐瓜率及果实发育速度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83 6和0.952 5，说明坐果率越高，果实发育速度越快，单株结果数就越多；总产量和单株产量都与单果质量呈负相关，说明单果质量过大不利于坐果率的提高，从而影响产量；由此可见半矮蔓品种产量高于矮蔓品种，主要是由于提高了果实的发育速度和坐果率，使单株产量显著高于矮蔓品种的产量。
表2 产量与其构成因素相关性分析
3 讨 论
不同矮蔓型西葫芦产量与其构成因素有关。李建友等[6]认为，单株结果数量和单果质量对产量影响最大，而第1雌花节位对单株结果数量最重要。本试验结果表明，半矮蔓与矮蔓第1雌花节位及早期产量没有显著差异，而总产量半矮蔓品种显著高于矮蔓品种，平均增产26.9%。相关分析表明，总产量与单株结果数量及单株产量呈极显著相关，与坐瓜率及果实发育速度呈显著相关。单株产量等于单株结果数量与单果质量的乘积，本试验单果质量受人为控制，品种之间差异不显著，故单株产量的差异主要是由单株结果数量导致。因此半矮蔓品种单株产量较矮蔓品种高，主要是果实发育速度较快、坐果率较高，使单株结果数量提高导致的。从生育进程看（图4），定植72 d后，半矮蔓品种的单株结果数量明显上升，而矮蔓品种的单株结果数量上升缓慢，表明单株产量的差异是在生育后期形成的，矮蔓品种在生育后期有较高较稳的结果数量是其产量显著高于矮蔓品种的主要原因。植株数量是影响产量另一个主要因素，植株数量对产量的贡献矮蔓品种高于半矮蔓品种，但低于单株产量对总产的的贡献（资料未发表），表明半矮蔓品种较矮蔓品种总产量增加主要是单株产量的提高造成的。
4 结 论
不同矮蔓型西葫芦品种早期产量差异不显著，总产量差异显著，单株结果数量与单株产量对总产量影响最大，其次是果实发育速度、坐果率；半矮蔓品种总产量高于矮蔓品种，主要是其果实的发育速度较快和坐果率较高，生育后期有较高的单株结果数量，使单株产量显著高于矮蔓品种而导致的。
参考文献
[1] 雷逢进，聂安全，王晓民，等. 高产西葫芦新品种长青王4号的选育[J]. 中国瓜菜，2008，21（1）： 13-15.
[2] 雷逢进，聂安全，王晓民，等. 半矮蔓西葫芦新品种东葫2号的选育[J]. 中国蔬菜，2009（6）： 70-72.
[3] 雷逢进，温祥珍，李亚灵，等. 不同矮蔓型西葫芦冠层特性的差异及对产量的影响[J].核农学报，2009，23（6）： 1075-1081.
[4] 雷逢进，温祥珍，李亚灵，等. 两种不同矮蔓型西葫芦冠层光合特性的差异分析[J]. 核农学报，2010，24（2）： 382-388.
(关键词]期刊老化 老化趋势 老化影响因素 引文分析
[分类号]G255
1 引言
自1927年Gross在科学文献老化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之后，国内外学者纷纷基于馆藏流通数据、引文索引工具乃至文献下载数据库开展不同学科与类型科学文献的老化测度实践，并试图寻找隐藏在半衰期、普赖斯指数等定量指标背后的文献老化深层次特征规律与内在机理。在此期间，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科学文献的老化速度会日益加快，同时资源数字化与开放存取理念所引发的文献高时效性也在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然而，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数字化手段将提高陈旧文献的可获取性，从而客观上延缓文献整体的老化趋势。此外，现代科学门类的多样性与知识生产活动的复杂性乃至文献载体介质的变革都使得文献老化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有必要借助跨学科多样本的引文统计实证研究探讨科学文献长期老化的总体趋势特征，以及隐藏在各种文献老化定量数据背后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
2 学科期刊样本与计量标的选择
在科学文献老化趋势与影响因素测度研究中，我们选择SCI科学引文索引与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网络版作为数据源，并采取学科内分层抽样的方式选择期刊样本，最终获取1980―2009年30年间数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与历史学4门学科中各40种样本期刊发文量与被引数据作为统计分析样本。其中学科选择以SCI与SSCI提供的学科分类表为依据，同时兼顾所选学科类型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而期刊分层抽样则以SCI或SSCI期刊影响因子作为分层依据，并保证所有期刊样本能够满足调查所需时域要求。
计量指标方面，选择学科样本期刊历年发文量与被引量作为原始测度指标，并在其历时分布基础上以30年为时间窗口分别利用插值法与B―K方程法计算各学科的被引半衰期，以此作为测度科学期刊老化特征与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客观指标。此外，我们还借助SPSS统计工具软件对科学期刊发文与被引数据的数量特征进行了统计描述与深度挖掘，以期更好地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文献老化趋势与机理特征。
3 科学期刊文献增长与老化趋势分析
4门学科样本期刊30年间的发文量变化能够客观反映各学科的发展状况与知识生产模式，而基于期刊被引半衰期测度结果的定量分析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科学文献老化的总体趋势与学科差异性特征。
3.1 科学期刊文献增长趋势分析
在科学文献的动态运动过程中，文献增长与老化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分别从不同侧面阐述了科学知识的修正率，亦即科学的进步，因此科学文献的老化首先是与其增长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各学科期刊发文量的统计分析，能够揭示30年间科学文献的数量特征与增长模式，并为分析文献增长因素对文献老化的作用机理提供客观依据。
文献增长量是反映学科整体发展阶段水平的重要指标，不同学科发展阶段下研究广度深度的客观差异必然造成知识生产力的不均衡，从而引发文献生产的阶段性螺旋递进，即总量增长趋势下的阶段性特征。这不仅存在于学科整体，同时在学科内部期刊个体中也会有所体现。由数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与历史学期刊样本近30年来发文量变化(见图1)看，四门学科历年期刊文献量总体均呈增长态势。基于学科发文量沿Y轴纵向观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差异明显，其中自然科学文献增幅较大，数学期刊发文量30年间累计增幅达226％，计算机科学更是达到了325％；而同时期经济学与历史学期刊文献增幅却分别只有58％与24％，从而反映出两类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发展模式乃至研究者个体行为等诸方面的显著差异。基于时序沿x轴横向观察，四门学科尽管在样本期刊初始文献量与增长幅度上存在差别，但却均以1995年为界表现出前后两阶段显著的差异性。其中数学、计算机科学与经济学后一阶段的发文量增幅较前一阶段明显下滑，降幅分别达到69％、100％与9％，而历史学发文量在后一阶段甚至出现减少，从而凸显出学科样本期刊在文献增长历时变化中的两阶段特征。需要指出的是，本次学科文献增长量统计仅限样本期刊本身，并未考虑学科内期刊增长因素，因此该阶段性特征在学科内是否具有普适性还需进一步商榷。
为决定系数文献计量学研究者针对科学文献增长提出过多种数学模型，包括指数增长模型、线性增长模型、逻辑增长模型等。作者基于图1中4门学科的文献增长曲线利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了线性与指数曲线拟合(见表1)，结果表明数学文献增长的线性拟合决定系数R值优于指数曲线，而其余三门学科的曲线拟合结果则恰恰相反。也就是说，数学文献增长模型趋于线性而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与历史学期刊文献则趋于指数增长。但是综合来看，4门学科的线性拟合与指数拟合决定值均接近或超过了0.8，也就是说两种曲线拟合均取得很好的效果且实际差别并不大，只是比较而言某种曲线的拟合效果更佳。由于科学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在文献增长模型中的客观反映也必然映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之上，因而要更为准确地判断科学文献的长期增长模式还需更大时间跨度的文献调查分析。
3.2 科学期刊文献老化趋势分析
科学文献老化既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又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为了衡量文献老化速度并揭示其内在规律，人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量度指标。1960年，巴尔顿与凯普勒提出了文献情报的“半衰期”概念用以表征其老化速度，意指学科专业尚在利用的全部文献中较新的一半是在多长时间内发表的，此后半衰期逐渐成为测度科学文献老化速度的核心指标。半衰期的计算方法依据不同的文献老化模型可分为多种，本文主要采用插值法与B-K方程法针对四门学科历时被引半衰期进行测度，并对测度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插值法与B―K方程法分别基于莫蒂列夫修正式与巴尔顿一凯普勒方程式进行学科被引半衰期的计算，两者所依据的文献老化模型不同，其计算结果也会存在差异。我们基于1980―2009年样本期刊被引量历时分布数据利用两种方法分别计算了4门学科历年的插值半衰期与B―K半衰期，并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结果进行了统计描述与均值检验。统计描述结果表明，4
门学科的插值半衰期与B-K半衰期均值存在差异，其中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插值半衰期均值略大于B―K半衰期，而经济学与历史学则恰恰相反，如表2所示：
尽管插值法与B―K方程法对于科学文献老化半衰期的计算结果存在差异性，但两者所揭示的30年间科学期刊文献老化速度减缓的总体趋势与学科间差异性却是一致的。由i980―2009年科学期刊被引插值半衰期与B―K半衰期的历时变化(见图2、图3)结合表2来看，30年间4门学科半衰期均有所延长，具体而言计算机、历史、经济学和数学在2009年插值半衰期与B―K半衰期较1980年分别延长了3.98／3.43年、7.13／5.02年、6.43／3.89年和3.05／3.11年，从而清晰表明科学期刊老化速度减缓的总体趋势。而就不同学科而言，30年间计算机科学始终是B―K半衰期最短、
为进一步探索两者数值差异的显著程度，我们进行了均值检验(表3)，结果表明数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均值检验Sig值均小于0.05，也就是说采用两种不同的半衰期计算方法其结果存在显著差异。此外，表2中4门学科插值半衰期的离差与标准差均大于B-K半衰期，也就是说其离散性与波动幅度更大，而B-K半衰期波动则相对较小。究其原因，由于插值半衰期的计算方法更忠于数据本身，但同时其结果也更易受到数据自身波动的干扰，而B―K方程法在半衰期计算中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拟合，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数据内在的不稳定性。鉴于此，后文将选择B―K半衰期作为学科间老化速度比较分析的定量依据，如表3所示：老化速度最快的学科，而其他3门学科虽然各自老化速度排名有所变化，但总体而言与计算机科学差别明显，从而反映出计算机科学作为新兴应用科学较其他3门基础理论科学在文献老化方面的显著差异，而表3中计算机科学半衰期均值检验Sig值与其他3门学科的显著区别也能印证这一点。综上可见，无论采取插值半衰期抑或B―K半衰期计算方法，近30年来文献老化速度均呈明显的减缓趋势，同时传统理论性学科与新兴应用性学科之间的老化速度存在显著差异。
4 科技期刊文献老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科学文献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随机性质集合体，加之文献计量学本身的非对称性与时间维度不可逆转特征以及信息利用行为极强的用户主观性，使得文献老化成为一个异常复杂的现象。就老化机理而言，影响文献老化的最主要因素包括用户需求与信息环境、学科特点与发展阶段、文献增长以及文献类型四个方面。由于用户需求与环境因素短时期内变化缓慢且难以量化，因此本文基于学科期刊引文统计数据，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科差异、文献增长以及文献类型因素对30年来文献老化趋势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4.1 文献老化的学科因素分析
文献内容所属的学科类别在研究性质与研究范式等方面普遍存在很大差异，因而其老化速度也会有所区别。同时，某一学科在其发展的整个时间跨度内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不同时期的半衰期也会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历史悠久的学科文献老化速度要落后于新兴学科文献的老化速度，而基础理论学科的文献半衰期也要长于应用技术学科的文献半衰期，这与学科的发展模式以及研究性质密切相关。
由3.2小节中B，K半衰期的学科差异分析可知，计算机科学作为新兴应用学科，其老化速度明显快于其他三门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传统理论性学科，且该趋势贯穿30年始终，从而有力印证了上述结论。究其原因，就学科历史而言，新兴学科由于知识内容与体系结构正在经历重大变化，因而其发展范式多为学科知识的修正而非累积，半衰期也就相对较短；就学科性质而言，应用性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其研究相对活跃，人力物力投入丰富，因而文献成果的新陈代谢也更为迅速。此外，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文献参考传统与数字资源依赖程度上的客观差异也是造成学科老化差异的重要因素。
4.2 文献老化的文献增长因素分析
众所周知，科学文献大量增长时其所含知识的更新速率也会显著加快，从而使得原有知识内容不完善的旧文献逐渐被人们所遗忘直至老化消亡。因此，科学文献老化必然与文献增长因素密切相关。
利用SPSS对科学期刊发文量与半衰期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表明，排除学科因素后，1980―2009年数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与历史学发文量与插值半衰期及B-K半衰期之问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大于0.7，且相关系数的Sig值均小于0.1，从而证明科学期刊的文献增长与老化半衰期之间存在高度显著的正相关，而2008年Vincent针对1970―2004年自然科学与工程(NSE)以及医学(MED)两类学科期刊发文量与半衰期的测度结果也表现出相同的现象趋势。然而令人困惑的是，按照传统文献老化理论，一般而言文献增长越快，科学知识的叠加、完善与更新速率就越快，文献老化速度也就越快，因此文献增长应与半衰期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实际分析结果却恰恰相反。这就使得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文献增长与老化两者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传统理论中文献增长与老化速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建立在文献的快速增长必然引发知识内容加速更新这一理论前提之上的。然而在现实中，某一学科发文量的增长与知识内容的更新并不能简单对等起来，尤其是在学科发展相对成熟的今天，文献的累积更多地仅仅意味着知识的积累而非修正，因此学科的老化速度也就会远远落后于新增文献速度；与此同时，文献类型的更替也可能在客观上影响文献的老化趋势，从而抵消甚至改变文献增长对于文献老化原有的加速作用。综合分析，学科发展的相对成熟与文献类型因素的不确定性为文献增长之于老化的延缓而非加速效应提供了可能的解释，同时近30年来文献介质类型的数字化变革也恰恰为此创造了可能的条件，因此数字环境下的文献类型因素对老化趋势的影响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4.3 文献老化的文献类型因素分析
科学文献的老化不仅取决于文献增长与学科因素，还与文献的类型息息相关。影响文献老化的类型因素不仅包括文献的内容类型，即专著、期刊、科技报告、会议论文等，还包括文献的介质类型，即印刷型与数字文献。不同类型文献的用户需求、可获取性与利用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其老化速度也会有所区别。
如前所述，1980―2009年30年间科学期刊发文量与半衰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新文献的增长并未加速原有文献的老化，反而延长了其使用活跃期。从文献类型因素看，这一现象出现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期刊文献的数字化与网络传输大大延缓了文献整体的老化速度，从而抵消甚至改变了文献增长与老化之间原有的正相关效应。众所周知，文献数字化后的高获取性使得研究者能够借助网络更为方便地批量获取所需文献，大大提高了文献的使用范围与频率，而科学文献可获取性的增强将显著拉长其原有的使用峰值期，从而促使文献老化速度相应减缓。与此同时，那些原本可能随着新文献的出现而湮没于“故纸堆”的陈旧文献也会凭借数字检索系统强大的资源回溯能力重新获得用户重视从而焕发生机。更进一步讲，介质类型因素还会影响到文献增长与老化之间原有的作用关系，由于新增文献量越大，其引用的文献总量也就越大，因此在旧文献被引率显著提高的情况下，数字环境中文献增长对于老化的减缓而非加速趋势也就愈发明显。综上所述，文献类型的数字化变革一方面将延缓科学文献的老化速度，增大其半衰期；另一方面会在学科知识更替相对缓慢的情况下一定程度地改变文献增长与半衰期之间原本简单的负相关关系，并最终主宰数字时代科学期刊老化的总体趋势。
5 结论
通过针对4门学科期刊样本1980―2009年文献增长与老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可以获得如下结论：
・30年间科学期刊发文量显著增长，知识生产日趋活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增长差异明显，从而凸显出两者学科性质的客观差异；学科文献增长曲线呈线性或指数趋势各异，但拟合结果相差不大。
基金项目：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山东省农业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评价及对科研创新提升作用研究”（2013RKC02006）
作者简介：王丽丽（1978-），女，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工作。E-mail：；
郭凤丹（1987-），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工作。E-mail：。*王丽丽、郭凤丹同为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赵文祥（1966-），男，研究员，主要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工作。E-mail：
摘要：依据《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的统计数据，对《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影响因子、年载文量、基金论文比、总被引频次及其它引用指标的变化动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08～2012年，《山东农业科学》的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上升明显，分别由2008年的0.480和938上升至2012年的0.796和2231；引用刊数、学科扩散指标、机构分布数、地区分布数和H指数总体也呈增长趋势，即年指标、被引半衰期和引用半衰期变化幅度较小，年载文量保持在452～487篇；学科影响指标和基金论文比分别为0.42～0.52和0.504～0.711，平均引文数8.26～10.79，均相对偏低。
关键词：《山东农业科学》；期刊评价指标；动态分析
中图分类号：Q250.252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4942（2013）12-0095-04
《山东农业科学》创刊于1963年，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山东农学会、山东农业大学共同主办，创刊初期为季刊，16开本，56页，国内外公开发行。1966年由于历史原因改为内部发行，1979年正式复刊并公开发行。随着形势和科技发展的需要，信息量不断扩大，1986年改为双月刊，2000年改为大16开本，2008年改为月刊，至2013年，已发展成为办刊质量较高、社会影响力较大的综合性农业科技期刊。
创刊50年来，《山东农业科学》始终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提高为主”的办刊方针，及时报道农业科研的新成果、新进展、新方法、新技术，期刊质量及影响因子逐年提高，2013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最新数据显示，其影响因子达到0.796，被收录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并在国家和省期刊主管部门组织的期刊质量评比中多次获奖，为第二届和第三届中国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百期刊、全国农业优秀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山东省优秀期刊。
为了揭示《山东农业科学》各种期刊评价指标的变化动态，选用《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1～5]2008～2012年的统计数据，对《山东农业科学》的主要被引指标和来源指标进行动态分析。
1数据来源及评价指标
以2009～2013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1～5]统计数据为依据，对《山东农业科学》主要被引指标和来源指标2008～2012年的变化动态进行分析。
选用的指标包括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年载文量、基金论文比、引用刊数、学科影响指标、学科扩散指标、被引半衰期、引用半衰期、即年指标、H指数、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平均引文数。
2结果与分析
2.1影响因子的年际变化动态
某种期刊的影响因子为该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与该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总数之比。通常，期刊的影响因子越大，它的学术影响力和作用也越大[5]。 《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影响因子逐年增加，由0.480增加到0.796（见图1），说明《山东农业科学》的学术影响力正逐年提升。
2.2年载文量与基金论文比的年际变化动态
年载文量是指来源期刊统计当年发表的全部论文数，常被用作学术期刊吸收和传递信息能力的主要指标[5]。2008年下半年，《山东农业科学》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全年仅出版9期，虽页码有所增加，但年载文量仍明显少于其余4年； 2009～2011年，年载文量逐年减少，2012年又明显上升，明显多于前3年（见图2）。在全年期数相同、页码相同的情况下，年载文量的多少受作者来稿篇幅的影响较大，篇幅长的来稿较多，则载文量相对较少。
基金论文比是指来源期刊中，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5]。基金资助课题立足科学发展的前沿，瞄准科学发展过程中有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难题，具有理论创新性和深度推进的特点，这类论文的学术水平多比较高[6]。由图3可见，《山东农业科学》2008年的基金论文比最低，仅0.504；2011年的最高，达0.711；其余3年变化较小，围绕0.650上下浮动，相对偏低。
2.3总被引频次、引用刊数的年际变化动态
总被引频次是指某种期刊自创刊以来所刊登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可以显示所评期刊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在科学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5]。由图4可以看出，《山东农业科学》的总被引频次逐年大幅上升，由2008年的938跃升至2012年的2231。
引用刊数是指引用被评价期刊的期刊数，反映被评期刊被使用的范围[5]。2008～2012年，《山东农业科学》的引用刊数逐年增加，由2008年的295上升至2012年的439（见图4）。
上述结果表明，近年来《山东农业科学》越来越受到作者的重视，被使用范围越来越广。
2.4学科影响指标和学科扩散指标的年际变化动态
学科影响指标是指期刊所在学科内，引用该刊的期刊数占全部期刊数量的比例；学科扩散指标是指在统计源期刊范围内，引用该刊的期刊数量与其所在学科全部期刊数量之比[5]。由图5可以看出，《山东农业科学》近5年的学科影响指标呈波动变化，2009和2012年较高，为0.52，其余年份均低于0.50；学科扩散指标则持续增长。表明，《山东农业科学》在本学科内的影响基本处于中等水平，而在学科间的影响范围正逐渐扩大。
2.5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的年际变化动态
地区分布数是指来源期刊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地区数，按全国31个省市计数（不包括港、澳、台），是衡量期刊论文覆盖面和全国影响力大小的指标。机构分布数是指来源期刊论文的作者所涉及的机构数[5]。由图6可以看出，《山东农业科学》的地区分布数呈增加趋势，2008年仅为16，2011、2012年则达到23；机构分布数呈先增后减的趋势，以2010年最高，达186，2011、2012年分别为162和159，2008和2009年较低。表明，《山东农业科学》在地区间及从事不同工作人员间的影响正逐渐扩大。
2.6其他被引和引用指标的年际变化动态
即年指标为某期刊当年在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与该期刊当年总数之比，表征的是期刊的即时反应速率，主要描述期刊当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情况[5]。《山东农业科学》的即年指标除2008年明显较低外，2009～2012年的即年指标基本都在0.100左右波动（见表1），说明《山东农业科学》能够较快地被作者利用。
H指数是指被评期刊在统计当年被引的论文中，至少有h篇论文的被引频次不低于h次。《山东农业科学》的H指数呈缓慢增长趋势，由6逐渐增加至8，表明其高频被引论文数正在增多（见表1）。
被引半衰期是指被评期刊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全部次数中，较新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反映的是期刊的老化速度。由表1可见，《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被引半衰期变化范围为3.78～4.70，说明《山东农业科学》被引的文献较新一半多是在3～5年内发表的，时效性比较高。
引用半衰期是指被评期刊引用的全部参考文献中，较新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反映的是作者利用文献的新颖度[5]。《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引用半衰期集中在7～8之间，说明来稿中引用的参考文献较新部分均在最近七八年内发表。
平均引文数是指被评期刊每篇论文平均引用的参考文献数，可用来衡量该期刊的科学交流和吸收外部信息的能力[5]。《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平均引文数在8.26～10.79之间（见表1），与同类其他期刊相比偏少。
3讨论与结论
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是两个最常用的国际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影响因子是由E·加菲尔德于1972年提出的[5]，是期刊评估、核心期刊评定及SCI、EI等检索工具选刊的重要参数[7]。《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影响因子逐年提升，2012年达到0.796，与其他省的同级别农业科学期刊相比，仅低于《河南农业科学》（0.947）和《山西农业科学》（0.845），位居第三。
总被引频次是一个非常客观实际的评价指标，期刊被引用的频次高，说明该刊的利用价值高，同时体现出该刊的学术水平也较高[7]。2008年以来，《山东农业科学》的总被引频次大幅增长，另外，引用刊数和地区分布数也逐年增多，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山东农业科学》越来越受到科研工作者的重视，影响范围越来越广。
年载文量也是鉴定核心期刊的基本指标之一，能够显示专题文献的发文密集程度，载文量大，说明期刊的信息量大[8]。因2008年涉及到《山东农业科学》改为月刊，年载文量无法与其他年份进行比较，所以仅对2009～2012年的年载文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山东农业科学》的年载文量有一定的波动，2011年最少，为452，2012年最多，为487。说明2011年发表的大篇幅论文较多，而2012年相对较少。
基金论文比是衡量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基金论文是受国家政府部门或各级基金组织提供科研经费开展科学研究的项目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以科研论文形式表达出来的论文，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所代表领域的科研进展情况[9]。《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基金论文比为0.504～0.711，相对偏低。
另外，《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学科扩散指标、H指数、平均引文数也基本呈增长趋势，而学科影响指标、即年指标、被引半衰期、引用半衰期则变幅较小。
综合分析表明，《山东农业科学》通过改月刊、适度增加页数、去除广告、选用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等措施使得自身的学术水平逐步提升，在科研人员中的影响力越来越高，影响范围越来越广。但同时也看出，《山东农业科学》的基金论文比仍不高，还需加大改进力度，通过与课题组经常联系并定期约稿，加快期刊的数字化建设等措施，更好地打造刊物的学术氛围，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才能受到更多科研人员的青睐，吸引更多的优秀基金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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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2011年版）[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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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2013年版）[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09.
[6]陈新平，王志强，王珂，等. 《果树学报》2001-2006年主要文献评价指标分析[J]. 果树学报，2008，25（1）：89-92.
[7]李晓萍，姜瑾秋，邢宝山，等.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在期刊评价中的作用[J].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2006，16（4）：270-272.
[关键词]学术期刊 评价指标分类 因子分析 聚类分析
[分类号]G304
1 引 言
学术期刊是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窗口，是知识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桥梁，在推动社会科技进步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期刊评价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对学术期刊的发展规律和增长趋势进行量化分析，揭示学科文献数量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为优化学术期刊的使用提供重要参考，同时可以提高学术期刊的内在质量，促进学术期刊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对期刊评价指标进行分类是期刊评价的基础和前提，目前期刊评价方法有几十种，有些评价方法不需要对期刊评价指标进行分类，如主成分分析、灰色关联、TOPSIS等方法，但是有些评价方法必须建立在期刊评价指标分类的基础上，包括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法、突变理论等。层次分析法是根据子指标对父指标的重要性程度进行两两判断，指标分类尤为重要。专家打分赋权类评价方法是在指标众多的情况下进行的，更需要分类。
Weiping Yue、Concepcion s.Wilson(2004)利用结构方程的原理建立了一个期刊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并对期刊评价指标进行了系统的分类。苏新宁(2008)在构建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指标体系时，将一级指标分为期刊学术含量(篇均引文、基金论文比、机构标注、地区分布数)、被引数量(总被引频次、学科论文引用数量、他引率)、被引速率(总被引速率、学科引用速率、它刊引用速率)、影响因子(总影响因子、学科影响因子、他引影响因子)、被引广度等。盖红波(2006)将期刊评价指标分为定量评价指标(被引量、被索量、载文量、被摘量、影响因子)、定性评价指标(双高、双效、双奖、双百)、质量考核指标(政治、学术、编辑出版、效益)、同行评议指标。赵惠祥、张弘等(2008)将科技期刊评价一级指标分为影响力指标(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5年影响因子、相对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引用刊数、扩散因子、学科影响指标、学科扩散指标、被引半衰期、h指数)、文献指标(载文量、参考文献量、平均引文量、平均作者数、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基金论文比、海外论文比等)、载体指标(文献书目信息完整率、编排规范化、差错率、装帧质量、印刷质量、网络通畅率、平均发表周期、平均出版时限等)、管理指标(期刊社体制、编委会状况、管理规章完备性、版权制度、发行体制、信息平台、人员状况、营业总额、资产总额、利润总额)。邱均平、张荣等(2004)将期刊评价指标分为技术性指标(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即年指标)、效益指标(直接效益、间接效益、社会效益)、标准规范化指标(编校质量、装印质量、现代化建设)。黄河胜(2000)将期刊内涵指标分为引文参数(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自引率、被引半衰期、外文引文率、SCI文献引用率)、稿件特征参数(基金论文比、学位稿)、稿流特征参数(平均时滞量、平均载文量)。潘云涛(2007)”将期刊一级指标分为学术质量指标、国际竞争力力指标、可持续发展潜力指标。庞景安、张玉华等(2000)将科技期刊评价指标分为经营管理水平指标、学术水平、编辑水平三大类。
由于评价目的不同，期刊评价的指标选取不同，当然分类也不一样。对于大多数评价指标而言，不同学者的分类基本相同，但由于学术期刊评价指标的特点，对于少数指标，不同学者分类截然不同，如基金论文比指标有的作为学术质量指标，而有的作为文献特征指标；即年指标有的被作为时效性指标，有的被作为影响力指标。这些难以分类的指标主要有基金论文比、地区分布数、海外论文比、即年指标等。此外，目前学者主要采用主观分类法进行分类，没有采用客观分类法。
本文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医学期刊评价为例，采用聚类分析与因子分析等客观分类法进行分类和比较，试图确定学术期刊评价指标的分类方法，从而为进一步的期刊评价打下基础。
2 方法
2.1 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
聚类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的一种，它把一个没有类别标记的样本集按某种标准分成若干个子集(类)，使相似的样本尽可能归为一类，而不相似的样本尽量划分到不同的类中。聚类分析被广泛地应用于模式识别、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的许多领域。聚类的目的是要使各类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地远，而类中点的距离尽可能地近。并且分类结果还要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聚类分析中，人们一般事先并不知道应该分成几类及哪几类，全根据数据确定。
对一组数据，既可以对变量(指标)进行分类，也可以对观测值(事件，样品)来分类，对变量的聚类称为R型聚类，而对观测值聚类称为Q型聚类，它们在数学上是无区别的。在学术期刊评价中，可以应用R型聚类分析来进行学术期刊评价指标的分类。
2.2 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
因子分析是从多个变量指标中选择出少数几个综合变量指标的一种降维的多元统计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或协方差矩阵内部结构的研究，找出能控制所有变量的少数几个随机变量去描述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然后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不同组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结构，这个基本结构称为公共因子。对于所研究的问题就可试图用最少个数的不可测的所谓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分量。
建立因子分析模型的目的是找出主因子，解释每个主因子的实际意义，以便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由因子模型矩阵得到的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如果因子负荷的大小相差不大，对因子的解释可能有困难，因此，为得出较明确的分析结果，往往要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或斜交旋转。通过旋转坐标轴，使每个因子负荷在新的坐标系中能按列向0或1两极分化，同时也包含按行向两极分化。如果不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就是主成分分析，因此，主成分分析实际上是因子分析的一种特殊情况。主成分分析只要求所提取出的主成分能包含主要信息即可，不需对其含义作准确解释；因子分析要求所提取出的因子有实际含义，因此采用因子分析进行变量的分类较好。
因子分析是根据现有的指标寻找公共因子，因此，可以借用因子分析进行指标的分类，与主观分类不同的是，由于因子分析是完全根据数据进行的客观分析，
因此不能首先确定一级指标的名称，而应该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对公共因子进行命名。
3 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CSTPC数据库，以医学类期刊为例进行分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从1987年开始对中国科技人员在国内外数量和被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统计数据建立了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同时出版《中国学术期刊引证报告》。本文数据是2006年的医学学术期刊数据，共518种医学期刊，如表1所示：
由于要对期刊进行评价，所以必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每项指标最大值设为100，然后按比例进行调整。此外，被引半衰期和引用半衰期是两个反向指标，必须进行适当处理，方法是用100减去其标准化后的结果后再做标准化，这种处理方式是线性处理方式，比反向指标取倒数的非线性处理方式要科学一些。
4 指标分类结果
4.1 聚类分析
采用层次(hierarchical method)R聚类，第一步把最近的两个指标合并成一类；度量剩余的指标和小类间的亲疏程度，并将当前最接近的指标或小类再聚成一类；再度量剩余的指标和小类间的亲疏程度，并将当前最接近的指标或小类再聚成一类，如此循环，每次都少一类，直到最后只有一大类为止。越是后来合并的类，距离就越远。采用SPSS 15.0进行数据处理，选择组内联系最大法(within-groups linkage)，结果见图1。总被引频次(x1)与学科扩散因子(X5)被划为一类，都是期刊影响力的指标；影响因子(x7)与即年指标(X8)被划为一类，还是期刊影响力的指标。在此基础上将以上4个指标划为一类，是可以解释的。然后以此为基础，依次增加平均引文数(X11)、海外论文比(X14)、基金论文比(X9)、学科影响指标(X4)，关联性相对较弱，如平均引文数与期刊的影响力关系并不是很大，海外论文比和基金论文比与期刊影响力有一定关系，但基于聚类分析的角度，似乎又比较远。
平均作者数(10)和引用半衰期(12)被分为一类，几乎无法从理论上找到这种关系，在此基础上又和扩散因子()(3)聚类，更是无法解释。
被引半衰期(x6)和地区分布数(X13)被分为一类，从理论上也无法解释，在此基础上和他引率(x2)聚类，也无法解释。
由于期刊评价指标的特殊性，如果采用聚类分析对指标进行分类，结果可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本文是基于大量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4.2 因子分析分类
同样采用SPSS 15.0进行因子分析，首先进行KMO与Bartlett检验。KMO是对样本充分度进行检验的指标，一般要大于0.5。本文采用SPSS进行数据处理，KMO值为0.680，也就是说，符合因子分析的条件；Bartlett值为3319.828，P
第一因子是总被引频次(x1)、学科影响指标(x4)、学科扩散因子(x5)、影响因子(x7)、地区分布数(X13)，前4个指标都是与被引相关的指标，可以用影响力加以概括，地区分布数也是影响力的一种体现，影响力越大，论文地区分布越广。
第二因子包括基金论文比(X9)、平均作者数(XIO)、平均引文数(X11)、海外论文比(X14)、即年指标(x8)、前4个指标都是期刊特征指标，即年指标比较特殊，在第一因子中的系数为0.34，说明它也是影响力指标；在第四因子中的系数为0.424，第四因子包括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也与引用相关，但第二因子系数最大，为0.531，所以认为其是期刊特征指标。
第三因子包括他引率(x2)和扩散因子(x3)，也与被引相关，是影响力的体现，因此可以将第三因子和第一因子合并。
第四因子包括被引半衰期(x6)和引用半衰期(X12)，它其实主要反映的是期刊的时效性情况，因为引用半衰期较短的论文，一般比较新，其参考文献也相对较新
因此，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将学术期刊指标分类如下：①影响力指标：总被引频次(x1)、他引率(x2)、扩散因子(x3)、学科影响指标(X4)、学科扩散因子(x5)、影响因子(x7)、地区分布数(X13)；②期刊特征指标：即年指标(x8)、基金论文比(x9)、平均作者数(XIO)、平均引文数(x11)、海外论文比(X14)；③时效性指怀：被引半哀期(x6)和引用半衰期(X12)。
关键词：半总统制；权力关系；政党政治；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6-0021-08
1958年法国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有关半总统制（semi-presidential regime）政治体制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法国体制的探讨。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多新兴民主国家转型后实行半总统制体制，使关于半总统制体制的研究成为除传统的总统制和议会制以外各国政体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半总统制概念、类型的分析，通过对20世纪初德国魏玛共和国制度设计、权力关系和政党分化状况与其政治运行之间关系案例的剖析，探讨半总统制体制与政治稳定运行之间的关系，以期对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发展有所启示。
一、半总统制的概念和类型分析
（一）半总统制的概念分析
1959年，贝尔・伯夫・梅里在法国《世界报》撰文首次提出半总统制的概念。[1]政治学家莫里斯・杜瓦杰进而于1978年对半总统制予以定义，提出，当一部宪法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时可称之为半总统制：第一，国家总统经普选产生，采用不同普选方式如相对多数选举制、两轮相对多数选举制或两轮绝对多数选举制。总统在架构中民意基础不同，其权力地位的正当性和强弱也不尽相同。第二，总统拥有相当重要的权力，在这一点上，权力的内容、范围和限制以及行使权力的方式等都可能使半总统制体制的运行有所不同。第三，同时存在相对独立并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总理或阁员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总统任命总理和内阁成员。这一点涉及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的关系，包括政府组成和议会信任与不信任等诸种情况，由此衍生出不同的政府间关系形态。[2]杜瓦杰的定义成为迄今为止学界有关半总统制引用最多的定义。
此后，马修・舒加特和约翰・凯里对半总统制的定义加以修正，将半总统制视为一种由总统制向议会制调整的体制性架构，以“总理总统制”的概念取代半总统制的概念。[3]乔万尼・萨托利则认为，半总统制体制不仅为双头权威结构，而且强调行政权力共享，但总统的意志须通过政府具体实施。此外，二元化的行政权力可能偏向其中一方（总统或总理），也可能两者趋于一致。[4]满足以上诸种特征的半总统制，还会因内在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二）半总统制的类型分析
通过对各国政治体制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到，符合杜瓦杰半总统制定义的例子很多。但仅从总统的产生方式、权力大小以及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间权力结构的角度很难囊括半总统制的类型。可进一步从总统的权力地位、政党体系的形态以及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的内在权力关系等方面对半总统制加以分类。
舒加特和凯里以总统权力为基本变量，将总统的宪法性权力区分为立法性权力和非立法性权力。其中，立法性权力包括总统所拥有的提案权、立法否决权、法规命令权和提请公民复决权；非立法性权力包括组阁和解散内阁以及解散议会的权力等。[3]（148）依此将半总统制区分为总统总理制、总理总统制、总统制和议会内阁制四种类型。史蒂文・罗伯在舒加特和凯里分类的基础上对半总统制国家进行分类，主张重新界定总统的权力类型。在对半总统制类型和内阁组成次数多寡的比较中，发现半总统制越偏向内阁制，总统的权力越小，政府越稳定；反之，总统的权力越大，政府越不稳定。[5]巴洛・霍斯特（Bahro Horst）则从总统权力的大小、总统干预立法权的多寡对半总统制进行类型分析。认为，为了避免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关系陷入僵局，宪法可赋予总统相当程度的实权；同时也须通过相对自主的内阁来制约总统权力，以避免总统独裁。[6]
辛迪・史黛克（Cindy Skach）以法国第五共和国和德国魏玛共和国为例，讨论半总统制宪法的实际运作。认为，依据总统与总理政党属性的一致性和总理是否获得议会多数支持两个指标，可将半总统制分为稳定多数（内阁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总理和总统政党属性一致）、分立多数（内阁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总理和总统政党属性不同）以及分立少数（内阁不能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总理和总统的政党属性也不同）三种类型，[7]其中分立少数是最不稳定的类型。
我国学者徐正茂和吕炳宽以政党体系的形态和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间的权力关系为变量对半总统制进行分析，将之区分为超级总统制――总统主导的多数政权、总统谦让制――总理主导的多数政权、左右共治型――总理主导下的少数政府、少数政府型――总统主导的少数政府四种类型。[8]李凤玉则结合总统权力和政党体系两个指标对半总统制下总统干政动机和干政能力进行类别比较，认为多党制下的政党体系不利于政府稳定，且议会中“有效政党数”①越多，越不利于政府稳定。[9]吴玉山依据总统权力的大小、政党体系的形态以及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间的权力关系三个变量对半总统制进行类型分析，认为：府会同党，②总统权力相对小；府会分治，总统权力大。在一般情况下，实行两党制的半总统制最为稳定，而多党体系的半总统制最不稳定。[10]林继文则从总统主动权的大小和议会对总理是否信任两个变量出发，将半总统制区分为总统干政、总统主导和总理主导三种类型。[11]
除对半总统制加以定义和分类外，有必要分析半总统制体制下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以诸种权力形态如权力集中和分散状况为自变量，以半总统制体制的运行状况为因变量，探讨半总统制特有制度设计和权力形态下政治运行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半总统制有可能引发政治体制的转轨。
二、半总统制的权力形态及其体制运行的稳定性分析
以下从半总统制的制度设计和实际运行两个层面探讨不同变量对半总统制体制运行稳定性的影响。制度设计和规范包括决策权的归属，即行使决策权的主体是单一的或多元的，包括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关系结构以及选举制的设计。实际政治运行包括诸种权力主体（如总统、总理和议会）间的关系、在党派属性上的一致性状况以及政党体系的分化程度等政治运行指标。
（一）半总统制的制度设计和政治稳定
1.行政权与立法权的结构设计和政治稳定
在半总统制架构下，行政权与立法权关系结构中存在总统、总理和议会三个主体。通过向议会负责的内阁，使议会内阁制中行政权与立法权相融合的传统在半总统制中得以保留；通过直选产生且具有双重民意的总统和议会，保留了行政权与立法权两权相互制衡的原则。在半总统制的宪法结构中，总统是权力核心，因而成为半总统制权力结构设计的焦点。
从同为半总统制国家的权力结构设计和实际运行中可以看到，行政权和立法权关系结构设计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政治运行，总统权力结构以及总理和议会间信任关系设计的不同，成为影响半总统制体制运作的重要因素。因此除考察总统的权力结构外，还需考察总理和议会间的权力结构和信任关系形态。通过对制度与权力结构设计的探讨，包括对政府构成、对议会不信任投票的规定以及对总统解散议会权和紧急命令权等制度性规定的考察，来发现不同国家的权力结构设计和权力重心倾向。
在半总统制国家中，所谓政治权力形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政党体系的分化状况及总统、内阁和议会的三角权力关系形态；二是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权力结构及通过选举制度所设计的权力关系形态。在政治实践中，政党体系的分化状况受到选举制度的影响，而总统、内阁和议会三角权力关系则受到政党体系分化状况和行政、立法权设计的双重影响。
在行政和立法的权力结构中，行政权力越大，议会呈现为弱势，实际政治运行越趋于分化状态。反之，如果立法权居于较为优势的地位，政治运行便趋于相对稳定的议会制模式。可见半总统制下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取决于议会中能否形成稳定多数，取决于总统、内阁和议会三者能否保持一致以及行政权和立法权结构设计中三者的组合形态。如果议会中不能形成稳定多数，总统、内阁和议会三者关系存在较大的不一致性，则制度设计中行政权力越大，政治运行越趋于不稳定；相反，政党体系相对集中，总统、内阁和议会三者趋于一致，加上制度设计中避免行政权力过大，政治运行便相对稳定。
2. 选举制度的设计和政治稳定
在半总统制体制下，政党体系的形态、政党间的竞争和分化等影响着政治体制的实际运行。然而在此种政党体系中，选举制度设计所造成的“机械效应”③[12]成为政党体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变量，尤其是议会的选举制度设计成为影响政党体系构成和国家系统政治竞争的重要制度因素。
对议会选举制度的分析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是从依据比例代表制所产生的议席数量入手。在同时采用两种投票方式――即比例代表制和小选举区简单多数选举制――的国家，通过比例代表制分配的议席数量和通过小选举区简单多数分配的议席数量都不一定超过半数；有时甚至通过小选举区简单多数原则所产生的议席数量占多数。[13]一般情况下，依据比例代表制所产生的议席越多，越鼓励多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二是从将选票转换为议席的计算方式入手。同样在比例代表制下，选票转换为议席的计算方式存在种种差别。一般情况下，计算方式比例性越强，越有利于多党体系的形成。三是从议席分配的门槛设计入手。在总体上，政党获得议席的门槛比例限制能够有效阻止得票率过低的政党进入议会，从而防止政党体系的过度分化。
现实表明，采行小选举区简单多数代表制再加上得票率门槛限制，有可能限制小党进入议会，间接鼓励诸种政治势力在选举前进行整合，形成政党政治两极化的政治环境和发展趋势，从而有利于政治的稳定运行。
（二） 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及政治稳定
1.政党体系的分化状况和政治稳定
半总统制体制的运作以总统、政府和议会三者间的互动为基础。其中议会的运行受到政党体系分化状况的影响。依据政党体系的分化状况和意识形态两个变量，萨托利于1967年将政党体系区分为一党体制、霸权党体制、优势党体制、两党体制和多党体制五种类型，并将多党体制区分为温和的多党制、破碎的多党制和极化的多党制三种类型。[14]萨托利认为，只有意识形态极化和分散的多党体系才会对民主的发展构成威胁。在半总统制下，如果议会是两党制，由于容易形成稳定多数，因此无论总统权力大小，议会在政策形成过程中都比较容易达成共识，政府政策也相对能够保持连续性，使政治运行较为平稳。如果议会显现为多党制，则无论总统权力大小，总统都拥有在议会各政党之间纵横捭阖的机会，从而使总统的权力地位大幅度上升。可见在政治体系中，两党制比多党制更有利于政治稳定。政党体系的分化状况不仅包括政党数量的多寡，也包括政党之间的竞争形态，两者均对政治运行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如果政党彼此间具有较高程度的排他性，政党之间难以合作，则内阁的基础便比较脆弱，政治的运行也就容易出现不稳定性。
2.总统、总理和议会的三角关系和政治稳定
半总统制体制的结构特征在于权力的三元化，即总统、总理和议会均拥有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且均对政治的稳定运行产生影响，三者在实际政治运行中的互动状况是能否保持政治稳定的关键。在总统、总理和议会的互动关系中，依据议会有无稳定多数以及三者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归属是否一致的情形，政治运行可能呈现为五种情况：
（1）权力高度集中形态，即总统、总理和议会多数属同一政党或政党联盟的情况。由于三者政党归属一致，因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相对较为顺利，政府的运行也较为平稳。即使宪法在行政与立法、行政与行政等各种机制之间做了相互制约的制度性规定，通过协调，三者间的立场仍较容易趋于一致。至于行政权力是掌握在总统还是总理手中，则取决于总统在宪法体制中的定位或政党内的权力分配关系。一般而言，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类型多趋于总统制。非左右共治时期的法国第五共和国属于此种类型。
（2）行政权力二元化形态，即总理产生于议会多数党或多党联盟，但与总统属于不同政党的情况。在此种体制下，议会多数党在议会中保持相对稳定的地位，总理拥有议会的信任。出于对议会的尊重，总统必须任命获得议会多数支持的政党成员为总理。在此种情况下，无论是总统解散议会还是议会对总理的不信任投票均难以实施。政治运行中行政权力呈分散状态，但总统、总理和议会三种权力间保持着相对的平衡性。此种体制类型下政治运行的稳定性仅次于权力集中型，政体形态较容易转变为内阁制。左右共治时期的法国第五共和国属于此种类型。在民主政治较为脆弱的国家中，总统也有可能通过民粹主义的制度设计使自身权力得到民众的支持，与政府和议会相对峙，从而演化为一种非常规的政治形态。
（3）行政与立法二元分化形态，即总统和总理属于同一政党，但与议会多数非属同一阵营的情况。当总统对总理的任命无须经由议会多数支持时，比较容易出现此种情况。行政和立法的二元分化为典型的政府分立，导致政治动荡。在此种架构下，依据宪法赋予总统权力大小的不同，国家体制有可能是总统制，也有可能是内阁制。
（4）议会分散形态，即总统和总理属于同一政党或政党联盟，而议会难以形成稳定多数的情况。当议会中存在多党、却无法形成较为稳固的多党联盟时，很容易出现此种政治形态。此种形态与第三种类型相似，区别在于议会中是否能够形成稳定多数。在此种政治形态下，总理和总统政党归属相同，行政权力统一完整，但议会缺乏有效多数，导致政策过程较为混乱，总理也难以获得议会有效多数的支持。在此种情况下，即使宪法赋予议会与总统抗衡的权力，议会也无力与总统相抗衡。反之，即使宪法赋予总统有限的权力，总统仍可不受议会干预地去行使任命总理和内阁成员的人事大权。此种政治形态重心倒向总统，呈现为“一致型”的少数政府，在实际运行中很难趋于稳定。1930年后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显现为此种情况。
（5）权力高度分散形态，即总统、总理分属不同政党或政党联盟、议会也缺乏稳定多数的情况，这是半总统制体制中权力分化最为严重的形态。当总统、总理和议会三种权力主体完全呈现为分化状态时，也是半总统制体制政治运作过程中最为混乱的时候。在此种形态下，不仅行政权力呈现为二元化，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关系也呈不稳定状况。由于议会权力分散、难以形成稳定多数，政府无法得到议会的支持且和总统的立场不相一致，因而常常难以为继。在此种情况下，若宪法赋予总统较大人事任免权，总统便获得了较大的权力优势；反之，若总理享有法案副署权，同样能仰仗这一权力与总统相抗衡，从而导致政治的分裂乃至僵局。1920年至1930年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便呈现为此种极度分裂和动荡的局面。
以上五种情况体现为总统、总理和议会三种权力主体不同的组合形态，反映出半总统制体制在政治运行中的多样性和多变性。表明半总统制体制运行的稳定与否并非单纯取决于政党体系的分化状况，还取决于总统、总理和议会三种权力主体的聚合分化状况。在半总统制体制下，一般而言，权力越趋于一元化，政治的运行相对稳定；反之，权力越分散或趋于多元化，政治的运行越容易陷于混乱。
三、魏玛共和国案例分析
以德国魏玛共和国作为半总统制的案例加以分析，原因有三：其一，魏玛共和国是近代宪法史上较早出现的半总统制类型。早在1919年，魏玛共和国就制定出类似于半总统制的宪法。在当时尚无半总统制概念、也没有现成的半总统制体制样式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德国何以设计出这样一部宪法，值得探讨。其二，半总统制在魏玛共和国经历了设计、宪法的实际运作、转型和走向崩溃全过程，值得深入分析。其三，在采行半总统制体制的国家中，很少出现像魏玛共和国那样权力更迭极度频繁的状况。魏玛共和国存在的14年间，发生了9次议会改选和21次内阁更迭，[13]（166）最后演化为法西斯独裁。是何种条件导致魏玛共和国政治如此动荡？魏玛宪法体制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演化为法西斯统治？需要认真思考。
魏玛宪法的政治设计，以议会共和为核心，以总统权威为辅助，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稳定而有效率的民主共和体制。[15]然而权力结构的分化和制度设计的缺失，使魏玛共和国的实际政治运行脱离了制宪者的理论构想。一方面，在多党制下，议会难以达成共识，因而无法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另一方面，对总统权力的设计以及日后实际政治运行中权力重心不断向总统倾斜，最终成为法西斯独裁的摇篮。对魏玛共和国半总统制的探讨，同样可以从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划分、选举制度以及政党体系的分化状况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权力极度分化的制度性设计
魏玛共和国关于诸种权力关系的制度性设计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总统、总理和议会权力关系的制度设计；二是关于总统和议会选举制度的设计。魏玛宪法的制度设计对其日后的实际政治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成为魏玛共和国体制发展运行的关键因素之一。
1.总统、总理和议会的权力设计
就总统权力而言，魏玛宪法将总统设定为政治仲裁者，扮演国家政治领导者的角色。由此总统拥有解散议会、任命总理和紧急命令等重要权力。于是使魏玛宪法在实际运行中从议会制走向行政权力独大，最终背离了魏玛宪法精神。
首先，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设计使总统在实际政治运行中能够对议会和政府的组成产生影响。当政府和议会发生冲突时，总统通过解散议会行使仲裁权，由此而左右政治运行的轨道。其次，魏玛宪法对总统的人事权作了较为模糊的设计。根据魏玛宪法第53条，总理和各部部长由总统任免；而第54条规定，总理和各部部长向议会负责。[16]从而使政府的组成和运行由总统和议会分别予以控制。再次，紧急命令权的赋予是魏玛共和国的特别产物，面对国内外的险恶环境，魏玛宪法的创制者赋予总统紧急命令权，由此强化行政权力，以应对危机。据此，总统可以绕过议会和政府直接施政，必要时还可动用军队。与之同时，魏玛宪法第48条规定，总统紧急命令权的行使要得到议会多数同意并接受议会监督，且不能改变共和国的国家形态和政府的运作结构，再次显现出总统权力设计中的模糊性。然而事实是，直至魏玛共和国崩溃，议会都未能制定出总统行使紧急命令权的细则。[17]尽管根据魏玛宪法，议会拥有对总统紧急命令权的否决权，但极度分化的政党体系使之无法真正实施这一权力。魏玛共和国时期，总统共紧急命令254次，其间1919年到1925年了136次，1925年至1930年了9次，1930年以后了109次。[13]（178）总统紧急命令权和解散议会权的行使与此时期极度分散的政党政治的相互作用，导致30年代后德国行政专权的出现。
除了总统权力的设计，议会和内阁权力是魏玛宪法中另外两个最为重要的设计。根据魏玛宪法，议会由德意志议会议员组成，议员经由平等、直接且秘密的选举产生。议会除定期选举外，可根据总统意志解散和改选。根据魏玛宪法的规定，议会可以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甚至可以罢免总统。在政府组成上，总理由总统任命，但政府必须获得议会信任。这两个原则使政府同时对总统和议会负责。
就魏玛宪法政府体制的设计而言，制宪者将总统制和议会内阁制相融合，设计了一个经由直选并具有实权的总统和一个相对独立并向议会负责的内阁。这种混合性的设计，导致政治运行中总统、总理和议会三者相互制约、权力分散，加之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党体系分化严重，以致议会疲软，为总统控制议会、施以行政独裁创造了条件。
2.选举制度的设计
除了总统、总理和议会的制度设计外，选举制度的设计也对魏玛共和国的政治运行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魏玛宪法，议会选举采取不设门槛、纯粹的比例代表制。魏玛共和国建立前1918年的选举中，德国被划分为35个选区，政党在各选区提名候选人，每6万张选票产生一名议员。[7]（41）为避免废票的出现，魏玛共和国选举法中增加了两个规定：第一，各政党在各选区按比例分配议席后，剩余票不足6万张的，可通过政党将全国各选区的剩余票相加，相加后总数超过3万张，该党可在总席次上增加一席；第二，若该党在全国的剩余票总数超过6万张，且在任意一个选区中剩余票超过3万张，亦可在总席次上增加一席。从1920年至1928年4次议会选举中，议会中“有效政党数”居高不下，分别为6.4、7.1、6.2和6.1；获得议席的政党多达10至15个。[13]（206）表明魏玛共和国议会选举比例代表制的设计，非但不能形成稳定多数，反而鼓励了小党、区域性政党乃至极化政党[18]的参与，导致政党体系过度分化和议会疲软。
在总统的选举上，魏玛共和国采取开放的两轮多数选举制，以体现共和民主原则。在第二轮投票中允许新的候选人参选，相对多数者当选。由于受到政党体系过度分化的影响，魏玛共和国的总统难以在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也难以脱离政党保持中立。在魏玛共和国的实际运行中，除艾伯特总统由国民议会选举产生外，1925年和1933年的总统选举中均无候选人在首轮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两轮相对多数选举制无法保证总统的产生体现大多数民众的意愿，相反，刺激了各政党，使之在选举过程中进一步分化。
（二）政治运行中政治结构的极度分化
在魏玛共和国的运行中，政党体系呈多极化的多党制形态，政党之间分歧大、极具排他性，合作基础薄弱。议会中同时出现极左、极右两翼反体制性政党，且成长迅速，致使每届政府均需经种种妥协组成联合内阁。此种由多党形成的内阁十分不稳定。以1919年新生的魏玛共和国为例，虽然社民党（SPD）、中央党（Z）和德意志（DDP）在大选后组成联合内阁，但因彼此间差异太大，使内阁举步维艰。历届选举结果的席次分布中（见下表）左右两大阵营都掌握一定数量的选票，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进而加深了政党合作的难度。在此种情况下，议会中难以形成稳定多数，因而导致政治的动荡。
魏玛共和国时期，总统、总理和议会间关系复杂。艾伯特总统时期，由于较少介入政治过程，政治运行的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理和议会间的关系。此期间总理和议会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政府更迭频繁，显现为少数政府运行模式。自1925年起，兴登堡总统开始涉入政府的构成，对政治运行过程产生影响，总统、总理和议会间关系由以往的双边关系演变为少数人政府、左右共治和分立政府形态。由于议会无法形成有效多数，造成少数人政府的危机；总统和总理分属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党派；总统和议会也呈分立状态。1930年后，此种三角关系再度发生变化，兴登堡总统绕开议会直接组织政府，通过交替使用解散议会权和紧急命令权，使魏玛共和国从脆弱危机的三角政治关系走向总统大权独揽。
综观魏玛共和国的诸种政治关系，可以看到，权力的极度分散对政府稳定具有负面影响。魏玛宪法第53条规定：总统拥有绝对人事任命权，可无需经由议会同意自由任命总理。第54条规定，总理及各部的施政需要取得联邦议会的信任，若联邦议会对其政策进行不信任投票，可令其辞职。[15]（421）总统虽然对总理有绝对任命权，仍需考虑议会政党的构成，以避免所任命的总理遭受议会的不信任而去职。尽管如此，从魏玛共和国历届政府的构成看，除1919年到1920年三届政府外，1920年到1930年的13届政府⑤中，没有一任总理与总统政党归属相同。议会多党林立使总统和总理在政治上呈不一致状态，显现为以上所述的第五种类型，即半总统制体制中权力结构分化最为严重的类型，在政治上呈现出最不稳定的状态。1930年至1933年，⑥[13]（151）魏玛共和国为总统内阁制时期，表现为议会中没有稳定多数，总统紧急命令权的使用使总理不必对议会负责而是直接对总统负责。此时期总理虽然无法得到议会多数支持，或与总统政党属性不同，却能够与总统保持一致性，形成少数政府，类似于上文所述的第四种类型。在此种情况下，实际政治仍然难以稳定运行。
魏玛共和国权力极度分散的制度设计以及此种制度结构在实际运行中呈现的权力结构分散状况，导致议会和行政系统间持续的紧张。政党的极度分化和议会的疲软使总统日益走向独大，最终走向独裁，导致魏玛共和国的全面崩溃。
结 论
综上所述，可将不同国家半总统制制度设计与实际政治运行间的关系概括为四种类型：（1）当权力关系趋于统一，即总统、总理和议会属于同一阵营，而制度设计将权力重心置于议会（即决策权与政府组成的正当性均基于议会）时，政治运行趋于单一政党组阁的议会制类型。（2）当权力关系趋于分散，而制度设计将权力重心置于议会时，则依据政治运行中权力分散程度的不同，可能形成联合内阁议会制、分立多数的政府形式和分立少数的政府形式三种类型。（3）当权力关系相对集中，而制度设计中有意识使权力分散，即总统与议会共享决策权和组阁权时，政治的实际运行容易偏向总统制类型。（4）当权力关系趋于分散，制度设计也使权力趋于分散时，实际政治运行容易趋于立法权与行政权二者的对立或走向行政独大，从而呈现出政治高度的不稳定性。
从魏玛共和国和各国政治实践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权力关系结构和制度设计关乎该国政治运行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平衡性。客观现实表明，一个国家的制度结构设计须与其社会基础和政治现实相吻合，相同的制度设计在不同社会政治条件下运行效果会有所不同。此外，在一定条件下，过度分散的权力结构不利于政治的稳定发展，尤其不利于民主基础较为薄弱、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的稳定发展。
注释：
①所谓“有效政党数”是马尔克・拉克什（MarkkuLaakso）与赖因・塔格佩拉（Rein Taagepera）根据政党得票率或所获议席比例计算得出，以测量议会中政党的分化程度。如A党和B党得票率或所获议席比例分别为70%和30%，根据N（有效政党数）=1/（0.72+0.32） （政党获得议席比例的平方和之一）公式，“有效政党数”为1.72。一般情况下，“有效政党数”越高，表明议会中政党的分化程度愈加严重。
②在这里府会是指内阁政府和议会。
③所谓“机械效应”即著名的杜瓦杰定律（Duverger’s rule），由法国政治学家杜瓦杰提出。他认为，选举制度将深深地影响政党制度的发展：单一选区简单多数选举制有助于两党体系的发展；而比例代表制则有助于多党体系的形成。
④魏玛共和国时期提出反民主口号的极右翼政党最典型的为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SDAP），也即魏玛共和国民主政体的希特勒纳粹党。
⑤1919年2月13日至1920年6月8日共3届政府；1920年6月25日至1930年3月27日共13届政府。
⑥1930年3月30日至1933年3月24日共5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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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预学，为课堂探究做准备
问题1：（1）在离核较近的区域内运动的电子能量 ，在离核较远的区域内运动的电子能量 .画出钠元素的原子结构示意图 .
（2）请你根据下表数据讨论随着核电荷数的递增元素的原子半径变化规律，以核电荷数为横坐标，以原子半径为纵坐标，画出二者关系图.
表1第2周期元素3Li4Be5B6C7N8O9F原子半径/pm152898277757471第2周期元素11Na12Mg13Al14Si15P16S17Cl原子半径/pm18616014311711010299（3）硫元素的最高正价为 ，代表性物质有 ；预测硅的最低化合价为 .
（4）写出金属铝与盐酸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
课前预设一系列有关元素周期律的小问题，硫元素的最高化合价、铝跟盐酸反应以及钠元素的原子结构示意图复习巩固学生原有知识；让学生预学文本中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预测硅的最低化合价使新知与旧知发生关联，学生进行问题的初想；学生以核电荷数为横坐标，以原子半径为纵坐标，画出二者关系图，让学生寻找原子半径随核电荷数递增的变化规律，为新课教学打下伏笔.
二、创设情境，激发学生提出问题
通过观看视频，了解周期律和周期表的发展史，感受门捷列夫研究的艰苦努力和伟大之处，激发学生学习元素周期律的热情.创设问题情境，回忆钠、钾与水反应的现象，预测铷、铯与水反应现象，播放二者与水反应视频，进一步巩固碱金属的性质呈现递变性，学生自我提出问题，引出同周期元素性质递变规律的研究.
问题2：（1）如何从原子结构角度进行分析碱金属的性质递变？（2）同主族性质呈现递变规律，同周期元素性质如何？
学生通过这些问题的思考确立物质结构决定物质性质的基本观点，研究同周期元素的性质递变必须先研究原子结构，了解元素核外电子排布的基础知识.师生共同阅读课本，得出多电子原子核外电子能量有高有低，分层排布；离核由近到远，能量由低到高；电子总是尽可能地先从内层排起，当一层充满后再填充下一层.学生根据1～18元素的原子结构示意图，自己找出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规律，最外层电子从1递增到8，第一周期除外.
三、分析归纳，探寻原子半径、化合价变化规律
问题3：（1）根据预学，可以发现原子半径有何变化规律？（2）影响元素原子半径大小的因素是什么？（3）第三周期元素化合价有何变化规律？
学生依据原子半径数据作出原子半径的变化趋势图，可以发现同一周期原子半径随着核电荷数的递增而减小，稀有气体除外，教师引导学生查阅资料，发现稀有气体的原子半径的测量方法和相邻的非金属元素原子半径的测量方法不同，不具有可比性；从数据分析中获得结论后，还必须进行深入探讨，学生小组讨论影响元素原子半径大小的因素，类比同主族元素原子半径变化原因，分析得出影响原子半径的因素有三个：核电荷数、电子层数以及核外电子数；教师追问哪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得出同周期电子层数相同，核电荷数的增大占据主导地位；第三周期元素的最高化合价从+1到+7递增、负化合价从-4到-1递增，呈现周期性变化，延伸到第二周期发现也呈现周期性变化，不过氧元素和氟元素因非金属性太强而除外.通过诱导性问题让学生自己进行数据分析，研究比较，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总结归纳、发现规律的能力.
四、设计实验，探究金属性、非金属性变化规律问题4：（1）哪些方法可以比较元素的金属性和非金属性的强弱？（2）如何设计实验探究Na、Mg、Al的金属性强弱？（3）给出试剂：Na2S溶液、H3PO4溶液、稀H2SO4、新制氯水、Na2SiO3溶液，如何选择合适的试剂设计实验方案探究Si、P、S、Cl非金属性强弱？ 金属性和非金属性是元素性质的外在表现，通过具体的反应不仅可以发现变化规律，还可以证明金属性、非金属性与原子结构之间的关联.学生研究小组各自设计实验方案，进行交流，可以得出下列方案：（1）观察Na、Mg、Al在冷水中的反应情况；（2）观察Mg、Al与热水、盐酸的反应情况；（3）新制氯水与Na2S溶液反应比较Cl与S的非金属性强弱；（4）稀H2SO4溶液与Na2SiO3溶液反应比较S、Si的非金属性强弱.教师及时发现问题的生长点，实验需要准确的结果必须排除一些干扰，需要控制一些变量，请学生思考实验中需要控制哪些条件，让学生体验真实的科学探究过程.真正的探究过程不像理论上那么简单，必须考虑一些实际情况，控制条件，让比较反应在同一条件下进行才有说服力，所以学生探讨得出：（1）Mg、Al与热水、盐酸必须去除表面的氧化膜；（2）Mg、Al与盐酸反应需要相同浓度的盐酸，两片金属大小基本相同；（3）氯水必须新制. 四、丰实概念，解决实际问题
问题4：（1）自我整理得到元素周期律的概念.（2）归纳元素周期表中主族和周期中金属性、非金属性递变规律.（3）以碳酸钠、硅酸钠、稀硫酸为试剂，设计一个简单的实验，探究C、Si、S的非金属性强弱.
学生在数据归纳和实验探究中已经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在此基础上很容易就能归纳出元素周期律的概念；概念获得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概念的丰实，同周期的元素变化规律得到后延伸到整个周期表中的变化规律，为第二课时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概念的内化表现在学生不需要机械记忆，能够真正灵活运用概念，将C、Si、S三种元素比较非金属性强弱旨在考查学生运用元素周期律的能力，学生可以从所提供的物质性质的角度以及从元素周期律进行理论分析获得具体的实验方法.
江苏省中小企业生态环境景气指数（简称：江苏省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由南京大学企业生态研究中心推出，于每年11月下旬定期。该指数依据南京大学金陵学院的专项调查，由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根据调查问卷上的内容做出评价。本文利用基于2014年暑假对扬州市300家企业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本次调查共回收调查问卷300份，其中有效问卷290份。《中小企业景气调查问卷》主要围绕企业行业与生产经营情况判断展开专项调查，包括生产能力利用情况、资金方面情况、盈利及投资情况、用工情况和生产经营情况等26项指标。本次社会调查涉及扬州市所辖7个县（市）区，其中广陵区64户，邗江区76户，江都58户，宝应县29户，仪征49户，高邮1户，其他地区13户。按企业规模分，微型企业36户，小型企业195户，中型企业59户。按所有制分，私营企业219户，股份制企业55户，联营企业6户，外资企业8户（含全外资企业1户），其他2户。本次调查企业涉及到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房地产业、运输业、互联网服务以及教育、卫生业等17户行业门类，覆盖食品加工、纺织业、金属制品业等56户行业大类。从产品销售范围看，省内91户，多省44户，全国81户，国际国内47户，国际20家，其他7户。
二、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的计算
“江苏省中小企业景气指数”是一个指数体系，反映江苏省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对过去和未来6个月经营、发展情况的整体评价。包括总指数、生产景气指数、市场景气指数、金融景气指数、政策景气指数等，各分项指数都由相关的经济指标组合而成。
三、模型的建立与变量的选取
由于所选定的相应变量为扬州市中小企业在2014年上半年的总体运行状况或扬州市中小企业对2014年下半年的总体运行状况的预期（受访者回答下列五项之一：乐观、较乐观、一般、较不乐观、不乐观），且问卷所涉及的问题均为五个分类且有顺序的离散变量，故本文建立有序累计概率的Logistic模型分别分析扬州市中小企业在2014年上半年的总体运行状况的影响因素和扬州市中小企业对2014年下半年的预期总体运行状况的影响因素。
依据对受访者的实地调研结果和对样本数据的分类，本文选择生产总量（X1）、生产成本（X2）、实际产品销售（X3）、产成品库存（X4）、应收货款（X5）、流动资金（X6）、融资成本（X7）、税收负担（X8）、固定资产投资计划（X9）、新产品开发（X10）、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X11）11个分类变量作为影响扬州市中小企业在2014年上半年的总体运行状况或扬州市中小企业对2014年下半年的总体运行状况的预期的解释变量。
在本文中，相应变量为多分类有序变量的情况，评价指标分为乐观、较乐观、一般、较不乐观、不乐观，各等级之间是有序的，所以本文的Logistic回归模型需要拟合4（等级个数为5）个Logistic回归模型。
第i个观测值对应似然值的贡献取决于观测到哪一个j值，因此对于次序响应的每个j值，取所有yi=j的观测之的乘积，有似然函数：
其中若yi=j，则dij=1，否则dij=0。并且对于任一个观测Xi而言，只有一个等级事件发生，即，故有如下有序累积概率Logistic模型：
有序累积概率模型参数的极大似然估计就是寻找参数使得联合概率实现最大化，由于观测之间相互独立，联合概率被分解成边缘概率之积。而观测到yi=j的概率就是累积概率之差：
四、实证结果
根据调查数据，利用Minitab 16统计软件对顺序Logistic模型进行标定，设定置信水平为95%，最终模型标定结果如表3、表4所示。
根据样本信息，本文把模型所选取的11个解释变量分为四个方面。X1生产总量、X2生产成本、X9固定资产投资计划、X10新产品开发、X11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归为企业管理；X3实际产品销售、X4产成品库存归为市场环境；X5应收货款、X6流动资金、X7融资成本归为融资环境；X8税收负担归为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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