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作家，在日益开放、开明的社会环境下，凭借女性特有的情感以及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转型时期的社会变革。她们以。创作自由为利刃，在传统的文学中开辟出一片独特的女性空间、在取得中国文坛上的一席之地的同时，也因频频触及传统社会道德的底线而备受社会的批评和争议。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女性”只是一个经常被关注、审视和描述的对象，女性的主体意识几乎被男权社会的话语霸权所淹役。在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的女性终于转换了角色，开始在文学的舞台上肆意舞蹈。她们用极其自由的方式在作品中表达和展示自己。无论是其表现形式，还是其内在意蕴，都是空前的自由和无拘。这种自由的创作为女性文学找到了突飞猛进的释放空间，并在文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陈染、林白等一批大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作家从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时，就处在文学、媒体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论战中，遭受着被非议的命运。她们空前的自由和貌似被丢弃的社会道德成为非议的焦点。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学环境里，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突起本身就是一种时代变革的象征。她们的创作让读者感受到了深入心灵的文学体验，但她们的创作自由对传统文学形式和内容的颠覆，消解了一些人心中社会道德的神圣地位，也导致她们自身在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面前难以两全的悖反境地。
创作自由: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精神和灵魂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开明，女性作家开始主动出击，在男性创作空间之外的精神领域中，寻找更大限度的自由范畴。她们对精神空间探求的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也使她们的创作在文坛占据了独特的地位。被称作“新三巫”的陈染、林白、海男，以及同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徐坤、虹影等作家，她们用鲜明的文学立场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意识和观念，用一种完全主体的姿态站到了文学的立场上述说感情、经历、观点，甚至。在这里，创作自由成为了她们创作的精神与灵魂。可以说，没有了自由，就没有了她们的地位，没有了她们目前在文坛上拥有的一切。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首先表现为女性作为平等主体—人本质的根本自由。创作自由使女性作家真实的心声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现，她们在写作中寻找到了自由的快乐和满足。林白表述她关于“个人化写作”的观点是:“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林白将“个人化写作”诊释为“解放”，也就是“自由”。自由在她们笔下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名词，女性“个人化写作”依赖于这样的意义取得了它本身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且日益冲击着文坛及文学人的观念、审美和评判。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也表现为表达方式的自由。仅从文字上看，这批女性作家书写的文字脱离了传统男性书写的厚重和深沉，以一种轻盈、飘逸、灵动的面貌在文坛登陆。看陈染的作品，我们会惊叹于她极度的想象力和挖掘力。其作品的题目就足以让人感叹，《站在无人的风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秃头女走不出的九月》……这需要怎样纵深的遐想和冥思。王蒙曾评价陈染的作品:“她的小说诡秘、调皮、神经、古怪，似乎还不无中国式的飘逸空灵与西洋式的强烈与荒谬，她我行我素，神啦巴卿，干脆利落，飒爽英姿，信口开河，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坦诚得让你心跳，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而且她的造句与句子后面的意象也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陈染!她有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词汇，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符号!还有她的稀奇的比喻和暗喻，简直是匪夷所思!.这就是陈染放纵、自由的文字。林白等人尽管有其不同的常用语言、词汇，但她们的文字都是一种自语式的自由，显现着女性的丰富世界;她们的视角是千变万化的，从内心到内心的另一面，从女性到男性，不受拘束;她们的方式是随兴的，哪怕是缺乏逻辑到只有美丽文字的流淌。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还表现在对创作空间的拓宽上。她们把文学的表现范围扩张到男性作家不能触及的女性内心最隐秘的地方，把人与人之间、人自身隐性的任何感情都表现得极度唯美。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把女人内心的迷狂用跳跃的、支离破碎的文字进行深刻的描绘，竭力刻画了女人的独特的体验和精神的呼唤，显示出一种孤芳自赏式的挣脱。由于是对自我内心情感的体验和把握，在自己的笔下转化成文字自然也就游刃有余。在描写男女情感时也表现出女性的视角，突出女性的生存与体验，突出她们对自由的向往与态度。女性作家们就是用这样一种“让世界看我”的开放式书写来展现自由。她们的敏感足以让她们感受到女性精神世界里最细微的波动，使得女性的精神和灵魂在她们的文字间游走.并将之毫不掩饰地摆在世人面前。
社会道德: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隐性尺度
以陈染为代表的女性“个人化写作”
之所以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张扬的自由旗帜，背叛了社会道德的要求。我们认为，文学自由不是道德的终结，而是在新的时代进程中体现社会道德的一种全新形式，是一种促进文学繁荣的表达方式，社会道德则是隐含在这种方式中的理性意义。它作为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隐性尺度，是女性文学可以经受历史检验，并使之得以长存的内核。
从创作风格上看，这些女作家们的作品在貌似“标新立异”、大树自由旗帜的表层，涌动着深层的社会道德取向和自我的道德判断。以陈染为代表的一批女性创作被誉为“个人化写作”，所谓的“个人化”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个人化。其中个人化的体验几乎可以从所有女性身上找到相同或相似的经验。陈染对于她的“个人化”有一种自觉:“她是‘她’，即她是‘全体’。她具有独特性的个体，她又是人类全部特征的代表。她们关注自我，关注个人的出发点正是关注变化着的社会，关注以往被遗忘在孤独一角的女性生活。个人只是她们用来借述的一个符号，通过这个符号和符号所隐含的信息来传达具有人类社会普遍意义的生命意识。她们用女性的方式宜扬社会道德在时代变革中的演化和表现形式，其作品也因此具有了社会性的普遍意义。
事实上，从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来看，陈染她们的作品也是经得起推敲和考验的。在以道德为隐性尺度的前提下，陈染她们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女性心灵的颤动，张扬了女性特有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哲学。陈染在她的《无处告别》中描写了一个鲜明的女性形象—黛二小姐，一个神经质又让人怜的女子。其中也写了黛二小姐和不同男人之间的关系，但绝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无处不在地显现着黛二小姐作为一个柔弱的女子在“现代文明”中的无奈和思索。“她探信女人是用情绪思索，男人是用屁股思索。在描写刻画当中，处处体现出作为一个女性所能具有的优越感，同时又流露出“无处告别”的无可奈何。这不仅是黛二小姐的感觉，也是很多女性共同的感觉。小说的几个部分:“黛二小姐与朋友”、“黛二小姐与现代文明”、“黛二小姐与世界”也处处突出黛二小姐作为一个个体在世界中的体验和她作为一个典型的普遍生命意识。“现代文明留不住她，移民留不住她，约翰·琼斯那充满激情的身体留不住她。她就是要表现这样一种女人独有的孤独和虚弱感。陈染的创作方式是新颖的、自由的，描写的对象是个性、个体的，出发点却着眼于整个外部世界。从个体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所有女性曾有过的、正在感受的或即将产生的心灵轨迹。她描写人物貌似偏离道德的行为，目的却在于揭示关于女性生存的种种问题。
一种新的视角:多样性文学观下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的宽容与超越
在由白烨主编的《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中，“小说《沙家派》事件”、“木子美现象”成为了该报告中的“焦点事件和热点论争”。那么，在小说《沙家洪》中对传统经典意义进行消解、木子美在网上公开日记都引起轩然大波的背后，则是人们对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之间关系处理的又一次论争。由之引出的“什么样的文学是优秀的文学?什么样的文学观是符合社会、时代观念的文学观?”等问题又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认为，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文学作为一种多样性的存在，其意义不是一个模式就可以展现的。文学所背负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使命，不是由文学是否自由、是否开放的表现方式来判定的，他们与文学的表现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只是理解层面上的相互偏离或冲突。我们欢迎对社会责任、社会道德高度弘扬的作品，也容纳对个人内心情感的自由表达。惟有我们的文学显现出了多样的繁荣，才能代表我们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刻;惟有我们的文学显示出足够的雍容与大度，才能展示我们对生活的自信和骄傲。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对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的宽容与超越。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开展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意义,对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理论基础、基本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开展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做了分析。
性别教育,对女生个体、对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我国中学和大学教育阶段,生理性别教育特别是女性生理教育已经建立了初步的学科体系,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社会性别教育却较被忽视。因此,高校应在进行女大学生生理性别教育的同时,推进社会性别教育,将社会性别教育纳入公共课程,使女大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前,对社会性别的相关内容有一个理性而明晰的认识。
就目前的人类社会状况来看,性别分层仍然是人类主要的分化形式之一。[1]在绝大部分社会和文化中,两性在价值、地位、等级上处于不平等的状况,男权始终处于支配地位。性别是“作为一种等级差异而存在”[2]。社会性别矛盾“固然不是一种剧烈冲突的、但却是一种持久的社会矛盾,它往往比任何种族隔离更加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加森严,更加普遍,当然也更为持久”[3]。女性较之男性,始终更突出地面临着社会性别这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我国当前女性发展状况和妇女权力在世界上处于较前的位置[4],但是我国社会漫长的父权传统和目前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当下的社会转型时期,使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别问题更加复杂。此外,社会性别问题在许多方面往往是隐蔽性的存在,同时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规范往往通过社会化直接作用于个体意识,如果不加提示,个体往往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以课程的形式进行社会性别教育,否则,绝大多数女生对社会性别问题将终身停留在社会经验感知阶段,从而对社会性别问题缺乏相应的分析能力。
一、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不合理的社会性别文化与社会性别规范的培养,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存在着偏差,使得女性在社会规则、文化习俗和自己内在人格的多重束缚下,人生策略、价值取向和发展潜能受到极大束缚,失去了本来可能的更大的自由度、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更自主的幸福。
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即将走上社会就业的女大学生,在面临社会角色、社会地位转化和社会化、再社会化之前,系统地认识社会性别的显性和隐性不平等状况及其产生的机制和文化根源,将有助于女大学生建立起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明确适合自己性别的发展方向,获得必要的发展帮助与生活帮助。不仅如此,性别教育的影响还将与女性的社会性别一样伴随女大学生终身。
社会性别教育,是要让所有女性都了解并获得自己的权利、发展机会与尊严,认识自我,包括自我的特征及社会的角色;认识社会,对社会性别规范与社会环境有一个理性而明晰的了解;适应转型与再社会化。要让女生了解,不合理的社会性别状况,不仅是对女性的、也是对男性的限制,女性不仅是为自身的发展,也是为社会的发展与和谐而努力。[5]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不仅对女生个体,对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男女平等的事业在中国尤其重要,原因在于我国曾经是一个最传统、最典型、发展时间最长、发展程度最高的男权制(父权制)国家。中国女性的解放因此在世界上备受瞩目。因为我们的进步不仅具有改善我们自身外境的意义,而且对全世界的女性具有榜样的意义。”[6]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各阶层的共识,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两个性别之间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二、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理论基础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快速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它们从社会性别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将社会性别作为不同于生理性别的视角来考查人类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致力于消除、减缓因社会性别而造成的社会分化与矛盾,运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通过丰富的社会事实论证,形成了系统的观点与理论体系。社会性别学与女性主义的日益成熟,使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提供了基本概念术语。除了“社会性别”这一核心概念之外,性别、社会性别体制、性别规范、性征、女性气质、性别角色、性别社会化、性别认同、性别期望、性权力、性观念、生育制度、性别分工、性别化消费、性别发展、父权制、显性性别不平等、隐性性别不平等、男性偏好、男性利益优先原则、性别歧视、职业性别隔离、性消费、家庭暴力、性暴力、话语暴力(所列概念参考了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一书各章末所列的“关键概念”)等等,这些概念在性别社会学中都具有较完善的定义,它们和人生哲学中的理想、人生价值、自由、幸福及励志话语中的人生定位、适应、素质、成功等概念,一起构成了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的概念体系。
其次,提供了基本理论支撑。社会学的文化、社会结构、社会化、社会分化、社会秩序、经济与劳动,社会性别研究中的建构主义理论、性别角色理论、性别差异理论(参见苏红《多重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观》第三章“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女性主义范畴的激进女权主义、自由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参见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第3章第2节“女性主义理论流派”)等理论为课程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支撑与现成命题。
再次,提供了学科构架。“社会形成(文化)—社会元素(个体与群体)—社会制度(规范)—社会运作与个人发展”的社会学的一般构架和“气质—身体—社会文化—劳动、经济—政治—发展与进步”的社会性别研究思路,为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结构提供了参考。社会性别视角下以女性为主体的社会、历史研究成果,集中于女性史及各类女性社会调查之中,将之纳入课程的内容范围之内,可使课程展现出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与理论空间。社会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的理论成果,均基于大量的社会事实与具体案例,这为课程提供了大量素材。
三、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基本内容
社会性别教育中,首先应该明确男女两性不平等,社会性别机制不合理。这种状况“严重损害了个体的权利和发展,对女性尤其如此”[7]。这种不平等状态是“非自然的,即并不是建立在生理上的,而是由社会构建的”[8],因而是可以改变的。在此大前提下,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大致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阐明至今为止的社会性别文化和社会性别规范。两性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几乎贯穿至今为止的文明社会,而两性的社会性差异则将贯穿整个人类历史。通过对共时性的两性自然差异与历时性的社会差异的讲解,呈现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性不平等状况,并寻找这种差异的历史性成因及男权的形成机制,可帮助女生理解性别社会及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的文化与制度基础。
展示并分析当下社会的显性与隐性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这种不平等既体现在就业、收入、政治权力、教育、生育、健康、性、婚姻、家庭、暴力等显而易见的方面,也体现在语言、文学艺术、民俗、时尚文化、消费方式等隐性的方面;体现在我们社会的诸多“常识”之中,甚至还体现在学科理论之中;体现于外在社会,也体现于女性内心的自我认知与自我歧视。
具体列举目前的种种社会性别规范,并指出这种性别规范与男性的关系、与社会运行秩序及社会道德风俗的关系,从而理解规范的相对合理性。学习国家公共政策与法规对女性权益保护的具体内容,并学习利用这些政策、法规对女性权益进行保护的必要程序与手段。适当介绍世界妇女运动的发展状况与我国男女平等事业取得的成就。
说明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对个人就业及人生发展的诸多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为个体外部的社会,也体现为个体内部的个性、思想。从女性性别的角度,指导女生就业与生活,帮助女生设计人生策略、调适社会行为,培养女生独立性、个性全面发展的人格,指明实践自身价值与女性价值的关系。
四、开展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几个问题
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帮助女生建立起社会性别意识。作为公共教育内容,我们应放弃较为激进的女性性别意识观点,选择较温和与平衡的观点。相应地,作为社会适应指导与人生关怀性质的课程,宜强调策略性与调适性,而不鼓励以激进的姿态与普通男权及社会性制度习俗对抗。同时,也不应在课程中放弃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及文化可改造的思想。
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也不是女性主义概论。它是大学生思想教育、人生教育与就业培训相结合的励志型课程。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的相关内容只是为该课程提供了理论帮助与案例支撑。课程的目的最终在于培养女生的社会性别意识,使女生获得合理的自我认识和清醒的社会认识,强调女性的知性、尊严与力量,为女生的发展提供关怀与帮助。对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的各种理论要进行“有用性”的选择,有用性、实践性、励志性是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别于“性别社会学概论”的地方。
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兴起的时间较短,仍处于成长阶段,特别是女性主义,大部份成果都是基于西方社会现实与西方文化观念而形成的,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内容复杂。女生社会性别教育是为了帮助女生适应社会与发展自我,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构建中国特色的性别和谐社会,故而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深入分析性别社会学及女性主义的成果,审慎选择其中的内容,并采取稳妥的表述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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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概念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中孕育产生的，是女性主义思想和实践发展的结果。
首先，社会性别理论从社会文化视角和生理学视角对性别作出区分。生理性别是由人的生物特征所决定的，是指男女的生物属性，它是与生俱来的；而社会性别是由特定的社会文化所建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通过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所形成的男女两性在性别角色和行为等方面的差别，它是后天习得的，是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
其次，社会性别理论分析了性别差异产生和延续的社会文化机制。社会文化造就两性的社会角色及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社会与文化赋予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不同意义，女性所扮演的性别角色并非由生理因素决定，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社会性别是一个由社会文化所不断被构建的动态过程，并形成了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道德等种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的社会制度和结构。
第三，社会性别理论主张在社会背景下研究女性问题。要将妇女问题置于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之中去认识，不可以在脱离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在男女两性关系上，社会性别理论主张尊重男女两性的共同发展，主张建立两性间彼此尊重、平等相处、协力互助的和谐伙伴关系。
二、社会性别理论视角下的当代女大学生的婚恋观
（一）恋爱心理不成熟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的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当代的女大学生在恋爱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价值观失衡的现象，由于社会的整体发展并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因此，很多女大学生在恋爱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心智不成熟的现象。尤其是在大学期间，女大学生们选择的爱情，并不是基于纯粹的爱情所驱动，有很大一部分的女大学生只是把校园爱情当做排解寂寞的一种方式，因此这样的恋爱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女大学生的恋爱是为了满足其虚荣心和攀比心，为了更好地展示自己的魅力，他们在恋爱中往往并不负责任，而同样年纪的男性则心智更加的不成熟，因此导致了很多女大学生造成终身的遗憾，这样的恋爱是不稳定的，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二）择偶标准更现实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快餐时代的急剧膨胀，我国正在进入全面转型和建设的重要阶段，社会经济和市场结构都发生了天反覆地的变化，因此，社会上在金钱和物质上的疯狂追求也影响了当代女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在社会风气和物质金钱的诱惑下，即羡慕社会上的成功人士，但是有不愿意奋斗打拼，因此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击下，很多的女大学生选择了“小三”和“二奶”这样的身份来实现自己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他们对成功和物质享受的欲望不断膨胀，通过自己的青春和外貌，来实现这些所谓的成功，而忽略了内心真正对情感的需要。
（三）更加追求男女平等
很多的女大学生都一直认为在以后的家庭生活中，要实现男女平等，由于当代女大学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自身素质已经可以满足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价值，因此，女大学生早已不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而是希望在以后的婚姻家庭中，男女做到互帮互助，互相体谅，无论是在家务劳动的分工上，还是工作的月薪上，都希望可以得到平等的待遇，传统的以夫为天，夫为妻纲的理念逐渐被社会摒弃，更多的女大学生开始逐渐思考自身在社会上的价值和地位，并积极谋求自身的发展以及事业方面的提升。这可以说是当代女大学生对自身权益的坚持和飞跃，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女性在社会上的价值，其要求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当代女大学生自身素质的一个质的飞跃。
三、社会性别理论对当代女大学生婚恋观的影响
（一）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应该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性别。人的社会性别观念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反应中形成的，并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不断改变。人的社会性别观念不仅因时间而异，而且因民族地域而异，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构成。社会性别理论打破了性别不可改变的宿命观，对传统的性别观念提出了挑战。历史文化传统至今还在影响社会思潮，其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思想对当代女大学生的婚恋观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当今社会环境的影响
生理上的本质上差异无法改变和消除，但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性别角色可以加以改变。因此，社会大环境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女大学生的婚恋观。由于社会急速发展，社会上功利性的追求日渐明显，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在大众传媒的宣传下，让很多的女大学生看见了物质的重要性。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她们开始逐渐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模式，在事业和爱情中实现自我的价值，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她们自身价值观念的转变，摆脱了依赖男性的心理需求，开始丰富自己，充实自我，努力提升社会地位，努力奋斗完成人生梦想。
（三）个人自身情况的影响
无论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还是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缺失，总体而言，女大学生的婚恋观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来自于自身，女大学生处于心理和生理求新求异的新阶段。在她们看来，死读书已经被社会淘汰，应该追求真正的独立的生活，多参加业余活动，在这种虚荣心的支配下，便会产生很多婚前同居的行为。
由于新时期的教育以及在经过了高考的束缚之下，女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开始追求独立自主，喜欢追求时尚，追求个性，不喜欢循规蹈矩的生活，追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在此前提下，当遇到了使其困惑的感情问题时，较少的考虑到责任和义务，则更多的凭借自我的感觉做主。表现为更多的自我性。
四、当代女大学生婚恋观的社会性别理论指引
关键词：社会性别课程；传统教学范式；教学建设与改革
中图分类号：C40 文献标识码： A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作为内蒙古大学学科发展战略规划而设立的学院，突出民族学与社会学两大学科的交叉互补优势。民族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在课程设置中依托学科与专业优势，率先开设“社会性别人类学”课程。2013年内蒙古大学作为首批入选“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学校，启动了《提升综合实力本科教学建设与改革资金规划》项目，其中，社会性别人类学课程被列入民族学学科核心课程。
2006年民族学专业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妇女人类学》课程，后以《社会性别人类学》形式调整到民族学专业核心课、社会系专业选修课，目前该课程以提升综合实力本科教学为契机，具备了改革发展的重要平台，并正处在转型时期。因此，梳理社会性别课程的历程及教学范式的基本特征，探索社会性别课程的改革与建设，服务于学校未来发展目标，甚至服务于两性共同参与发展的社会需求。
一、妇女人类学传统教学范式
1．重妇女，轻两性。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端，中国进入妇女研究热潮。特别是为迎接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筹备中成立高校妇女研究中心为动力，推动了妇女学在中国的发展。此背景下，当时隶属于蒙古学学院的民族学系率先开设《妇女人类学》课程。当时对《妇女人类学》课程的定位是“以批判人类文化的男性本位倾向为起点，其核心是研究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它力图通过对女性与现实的考察，来探讨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历史命运，来描述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失落的真实过程，并重新论证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价值和对人类文化重建的意义” [1]。 因此，批评的矛头指向“男性本位”文化，并以“男性本位”文化作为参照系，努力建构女性应得的文化价值和地位。妇女地位、妇女在各种文化中的被压迫的表现，以及妇女在世界范围内的各文化中处于被贬低地位的社会及文化的性质和根源，成为妇女人类学（anthropologyofwomen）探讨的主要内容 [[2] 李霞．女性主义人类学与汉人亲属制度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2（9）：29．
[5] 伊瓦·戴维斯．性别和民族的理论[A]．陈顺馨戴锦华主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C]．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2]。此时妇女学（Women'sStudies）则被认为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它既不是单纯指社会科学，也不是单纯指自然科学，而是指与人有关的各门学科的综合”[3] 。所以，妇女学从一开始就毫不隐讳它的目的是打破学科界限，使在高校建立的妇女学研究机构也成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汇集中心[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5年为止，中国各高校建立的妇女研究机构已有50多家。]。
经20年的研究探索，妇女学、妇女人类学缓慢推进，虽然已跨出学科界限，但未能跨出“妇女”这一生物性别。 “近年来，随着女性学在学术界地位的确立，一批男性学者也开始从事女性学的研究，但就女性学的历史状况而言，其研究主体仍然是女性”[4] 。 学者的这句话从侧面反映了妇女学研究领域存在“男性缺憾”问题。
希伯来大学社会学老师艾里克·柯恩说过：“在谈论女性的时候如果闭口不谈男性，就好比用一只手鼓掌似的” [5] 。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开设《妇女人类学》过程中，谈论“妇女”或“女性”时却忽略了相对的文化范畴──“男性”这一性别，无论是研究对象或研究主体都没有脱离“妇女”、“女性”的范畴，这好比女士们关上门 “自言自语”或“自娱自乐”的状态没有本质的变化。因此，如何恰如其分地认识和分析男女两性的多重文化身份，阐释性别秩序与其他社会关系的交叉成为社会性别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
2．重“女性主义”，轻“社会性别理论”。众所周知，女性主义最显著的功劳在于，作为斗争的目标挖掘出“父权制”概念，并用这种概念强调在家族体系中的等级，或者是家族等级观念在社会上的延续，从而来说明女性的“二等”地位。
而“社会性别”概念本身，虽然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延续和补充，但与女性主义理论有所区别的文化概念。女性主义理论往往认为，女人要取得社会政治权益就要进入男性领域，用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把达到男性标准看成是女性的解放或者过于强调女性的优越性而贬低男性。社会性别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他们广泛吸收当代各种现代主义观念，放弃了对妇女解放具体目标的追求，尽心去解构社会意识、思维习惯、人的主体性及男权思想对女性主义的影响。因此，我们颠覆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体系和话语，而并非改变一半和另一半的关系，男性与女性一样，也受到了文化的影响，也被现有的性别文化所压迫；而“妇女”作为一个普遍化的范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代表不了所有人，甚至代表不了任何人。把妇女一定括在引号中来分析，特别是“同性恋”、“变性人”和文化上的“伪娘”现象的出现，已说明当今社会的“男性”或“女性”需要用社会性别理论来审视他们的平等问题了。也就是说，性别间的平等并非是简单的男女之间的平等问题，而应该不否定生物性的前提，意识上模糊性别的过程，并超越自己生物性别（sex）来看待文化的社会性别（gender）问题。
二、大学社会性别课程教学理念的重塑
之前传统教学范式，偏重单向度的妇女研究和对妇女处于被压迫和社会从属地位的性质和起源问题的长期反复的思考，并希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建构女性文化地位与生存价值。但这种认识论思维，限制了把性别作为一个更广阔的概念来使用。随着对父权制概念的不断质疑和批评，学术界需要一个更为中性，包容性更为广泛的概念。因此，“社会性别制度”概念受到重视并合理的运用。
美国学者劳瑞提斯提出了“社会性别制度”概念。她认为，社会性别是 “一种再表现与自我再表现，是各种社会机制和种种制度化了的话语、认识论、批评实践以及日常生活行为的产物。也就是说，社会性别不等同于性别差异，它是一种技术机制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概念”[[6] 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1．][6]。这种制度并非隶属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而是与政治、经济制度并列存在的、已成为一套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体系。
这里说明的是，虽然父权制和社会性别制度概念在不同的场景下，被很多学者交替使用，但两个概念的理论背景和侧重点不同。传统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有时往往脱离历史背景而单刀直入灌输“女性主义”思想，导致学生始终无法切入社会性别课程的内部，只是在边缘观望或摸索着“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的关联与区别。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认知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性别制度”的存在，以社会性别视角、范畴、方法与其他诸如阶级、民族、种族、地域等范畴交叉结合起来关照、审视中国的“男女平等”与“性别平等”的知识建构，在批判反思中重建、生产、传播平等的新知识和新思维模式。借以激励学生参与改变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行动，在社会文化改造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增添行动力量。这应是从事社会性别课程建设和改革的宗旨。
三、当前社会性别课程改革的首要任务
福特基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资助美国各高校妇女学课程改革以来直到1999年来到中国资助类似的项目为止，对社会性别课程改革起到很大的帮助。1999年以天津师范大学牵头的“发展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启动。该项目所及范围达21省（市、自治区）涉及学校近百所。其中，内蒙古大学虽未参加第一次针对妇女/社会性别学项目，但2008年申请到福特基金项目“内蒙古草原地区工矿开发及其社会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的资助。2009年─2010年期间在内蒙古牧区进行实地调查的过程中了解到牧区妇女生存状况基础上，2012年以福特基金第二批资助“内蒙古草原牧区工矿开发与社会经济文化包容性发展研究”项目为启端，围绕“内蒙古草原牧区工矿开发对社会性别的影响”的专项调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初步形成“社会性别研究团队”。而且内蒙古大学作为首批入选实施“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高校之一，提升综合实力本科教学建设与改革资金成为课程改革的主要经济来源和重要的保障。因此，在这一基础上，制定出在知识性和教学方法上关注社会性别多样性的课程体系并与国内外高校形成研究团队的经验进行多方位交流。对此笔者认为，中华女子学院无论是在教学、科研和图书资料方面力争成为全国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中心的努力值得借鉴。
1．开设教师队伍的培训班
中华女子学院在独有的资源上（中国唯一一所女子大学）能够把从事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召集到一起，组成教师队伍，纵横联合、合作互助方式学习和跨学科教学，并定期进行教师队伍的培训。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虽然是以女教师为主，但已初步形成了社会性别研究团队，通过这种平台，不仅增加从不同角度讲授社会性别课程的教师数量，而且还可以聘请国内外社会性别学知名学者做讲座、开设短期培训班。培训过后的教师们在课堂讲授方法方面定有成效，如概念的定位及避免使用带偏见的语言，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和独立从事社会性别各项工作能力等。随着教师队伍的壮大和专业人士的增加，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对学科梯队建设及学校整体教育改革起显著成效，服务于民族地区特色的教学。
2．课程设置上的调整
内蒙古大学社会性别课程的现状，只是限定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以必修课和选修课形式讲授。虽然，2009年之后社会性别课程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有了稳步的发展，但是更大的进步还在于使它在更多的专业领域成为必修或选修课，或者把社会性别与文化多元性课程设置为全校通识课。学生认为：“自己所学的专业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不可能专门跨专业去听所喜欢的社会性别课程，因此多么希望能从公共专业课上接触到有关社会性别方面的知识。”
全国已有不少的高等教育机构正在进行课程改革，当前几乎所有参加社会性别课程改革的教师都来自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专业，学生多数为本科生为主。事实上，内蒙古大学社会性别课程也没有触及研究生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
内蒙古大学入围“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设立专业核心课程的专项资金，使社会性别课程打破限定的专业领域，在不同专业和不同研究领域进行多层次的广泛交流提供了资金保障，并且也为社会性别课程的影响力扩展到全校，服务于全社会提供了可能性。
参 考 文 献
[1] [3] [4] 禹燕．女性人类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6，4-5，3．
[2] 李霞．女性主义人类学与汉人亲属制度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2（9）：29．
摘 要：女性人类学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同时，女性人类学不局限于对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是也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关系研究，力图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本文简明介绍了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及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对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1-0032-05
女性人类学(Feminism Anthropology)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同时，女性人类学不局限于对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是也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关系研究。
女性人类学在西方已渐趋成熟。然而在国内人类学界，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本人拟简明介绍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及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对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进行探讨。
一、妇女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Women)与女性人类学
传统的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有对妇女的研究，只是散见于对亲属关系、婚姻、礼仪的研究之中及各民族的民族志中，女性作为非主流文化群体，只是研究者用以说明其他问题的构件与材料。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女性主义影响下人类学对自身进行反思。人类学家对以往民族志反思，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首先引起部分人类学家注意的是民族志中所表现出来的男性意识偏见。大多数西方人类学家在遥远的民族中做田野调查时，仍然本民族中男性文化带着主导的意念，认为他文化中也是男性掌握最主要的知识。因此，男性调查对象提供的情况便代表了全社区、全文化，而妇女的存在以及她们的观点和经历常常被置之不顾，其结果是所谓“真实地”再现文化的民族志每每只表述男性的活动和世界观。
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开展以女性为调查对象的田野工作。这一时期，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于妇女身上，研究和描述妇女真正的所作所为，记录和分析她们本人的陈述与态度。一批描写各种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女性生活的民族志问世了。就此产生了与以往传统人类学不同的妇女人类学。在把女性带回人类学研究视野中，妇女人类学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只注重对女性的研究，明确地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女性”及“女性的观点”而与男性生活的研究相分离，会造成与主流相隔离而被边缘化。
亨瑞塔・摩尔认为：“妇女人类学中大量描写妇女生活的民族志，成功地把女性带回到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个画面里来，是女性人类学的前奏。而女性人类学不仅仅研究妇女，更侧重研究性别，研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女性人类学力图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因此，它既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它力图通过对女性生存格局的综合考察和哲学反思来描述“完整的女性”，进而描述“完整的人类”。
1974年出版的美国人类学会年会和斯坦福大学“跨文化观点看女性”研讨会论文集《女性、文化与社会》、1975年出版的密西根大学人类学系关于妇女研究的讨论会论文集《迈向妇女人类学》两本书的问世，标志着女性人类学的成熟。
二、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女性人类学家即开始了关于性别特性的研究，米德(Margaret Mead)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如何塑造性别特征的著述，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关于文化与人格的分析，都表达了文化对性别人格形成的作用，她们的研究开创了人类学女性研究的先河。
米德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中，以她对原始部落的研究表明：某种性格特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是因文化而各异的，是人为的，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自然秩序”。米德的研究给予了生物决定论有力的质疑。
在生物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之间进行激烈的学术交锋后，文化决定论最终为大多数学者赞同，构成人类学女性研究最基本的理论。基于性别文化决定论的共识，提出了不同于生物性别的概念“社会性别”。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性别”是文化建构成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并成为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而熟练地运用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去观察我们周围早已熟悉的日常生活的各种现象则是人类学入门的标志之一，“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也使原有的以妇女为关注点的理论，转移成以社会性别为关注点。至9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社会性别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Gender)”的概念，强调社会性别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分析劳动大军中的社会性别分化、社会性别关系以及社会性别与民族主义、妇女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已从社会性别差异研究过渡到对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
三、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与多元的视角
自人类学开创以来，基于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uss)结构功能理论的二元分析，一直作为有效的分析框架和工具，用来探究社会结构的功能，发现文化的深层结构以总结人类社会文化的规律等。
奥特娜(Sherry Ortner)从自然与文化二元结构入手思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探讨不平等的文化象征意义及其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分析了社会性别关系的建构与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直接联系。她将男女两性关系比作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认为由于男性从事的生产劳动创造了超自然的文化，即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工具，所以创造文化的男性比与自然联系的女性价值高。罗萨多(Michelle Rosaldo)则从政治权力的角度，运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解释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原因。
她们都采用结构人类学二元对立的方法和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概念，对性别不平等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我们对性别不平等有了深刻的认识。
然而，在人类学家运用二元对立结构分析范式研究了许多非西方文化后，发现二元对立结构存在两方面的缺陷：许多非西方文化中要么并不存在上述二元对立结构，要么呈现出与西方(上述)模式不同的二元结构。二元对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
20世纪后期，二元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把二元对立作为唯一的分析框架，存在着男性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女性人类学开始抛弃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转而接受后结构
主义的理论，步入后结构女性人类学阶段。
后结构女性人类学首先对“女性”范畴进行解构，认为“女性”视角其实隐含着一个“同一性”。在对待其他种族的女性时，“女性”视角意味着性别优先于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等其他因素。而事实上不同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的女性有不同的文化、利益观念，性别的生理基础并不具优先性。因此“女性”的含义也必须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加以考查，这一阶段对女性身份的多重与差异性研究，构成了女性人类学的多种声音。
女性人类学的发展趋势提倡差异、强调多元，反对普遍性。后结构女性人类学的目标，不是为全球女性寻找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统一模式，而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中寻找多样性的解决方式，即“在差异中寻找平等”。
四、女性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及研究方法
同人类学的其他分支不同，女性人类学并不侧重对女性作纯粹的实证性考察，而侧重于对女性进行哲学上的抽象研究和探索，对女性之迷做出解答。
1．女性人类学的特点
(1)女性人类学以“人”的存在作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和回归点。认为对女性存在之谜的解答，有赖于对人类存在之谜的解答，因为女性是作为人的女性，女性存在是作为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种现实状态，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女性人类学首先立足于从哲学意义上论证人的存在的基本构成，即人的存在的结构、人存在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
(2)女性人类学以“女性”作为自己思考的聚焦点，既注重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的同一性，也着力于探讨女性存在的特殊性，力图在女性存在的现实及历史的考察中，揭示出女性存在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生成过程及其特殊规律，描述女性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而奋斗的历程。
(3)女性人类学以“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人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是由具体的男性和女性组成。女性存在和人的存在的相互关系，就是女性存在和男性存在的相互关系。因此，女性人类学始终把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
2．女性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践，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研究。田野工作要求观察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与其研究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亲自观察他们的习俗。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家在所研究的民族或地区生活1年(或1年以上)的时间，用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来获取充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
一大批女人类学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实践，借鉴人类学传统的田野调查、主位与客位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提出以往人类学仅仅是“男人学”的观点，倡导撰写“女性主义民族志”。丽拉・艾布―庐古德(Lila Abu-Lughod)在《存在女性主义民族志吗?》一文中认为，“只有逐渐认识到在相同中存在差异，自我身份可能包含有多种认同，而他者身份也可能是自我身份的一部分，我们才可能超脱僵死的本者身份与他者身份、主观与客观的约束”。卡麻拉・维斯卫斯瓦朗(KamalaVisweswaran)是目前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中最有成果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之一，在其代表作《虚构的女性主义民族志》中，不是从正面讨论怎样建构女性主义民族志，而是首先否定主体性的基础，认为不可能建立单一的女性主体，如果女性主义民族志只表现单一的女性主体就是一种失败。她结合自己的研究，讨论了怎样写超越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民族志。
女性人类学发展运用了人类学传统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对妇女在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权力的掌握等方面同男性差异的分析中，以及揭示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条件下妇女生活意义的研究。如在妇女生育研究中，对现时的育龄妇女和历史上某一年代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比较：有关妇女地位的研究中，对同时间内男女地位的差异的比较等。
女性人类学借用哲学人类学中“思辨”方法，对“社会性别”、“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及“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的作用”都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哲学探索。
五、中国女性人类学的理论建构
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刚刚起步，处于初创阶段。禹燕的《女性人类学》，是国内学者所著的第一部系统地介绍女性人类学的著作。作者力图在各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女性进行“哲学抽象”。全书环绕着“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女性历史与人的历史”、“女性解放与人的解放”三方面展开，试图说明：“无论是女性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都是一种文化存在；无论是女性存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女性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在不同文化时序中的不同形态：而女性解放从其实质来讲，也是女性从文化中的解放，是女性对自身的文化现实的不断否定和不断超越。因此，女性人类学实际上始终是在描述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女性存在，是在描述女性存在的文化格局与文化时态”。这种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探求女性文化的研究，实际上也正是女性人类学的着眼点和重要的研究内容。
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的女性研究文集《主流与边缘》，其中收入的论文既包括历史民俗、女性心理研究，也包括对当代影视、传媒、文学中性别文化的探讨，特别是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阐述多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而行文，为读者展示了中国多元文化的色彩及少数民族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学研究的独特价值。从该书的序言中可以了解到，编辑者的初衷是希望出版一本人类学女性问题研究专辑，“期待着来自田野的气息、来自生活的朴实信息”。但结果与其预期目标之间仍有距离：“想做的是人类学方面的专题，却无奈于我们目前人类学研究仍然滞后。专门的人类学稿件很难拿到，囿于专门的人类学家眼下十分有限。遵照人类学的要求，即使有了专门人才，能够去做性别上的专门研究，也必须有一年的时间‘在田野上’作业。根据这样的国情，我们不得不‘顺手牵羊’，在已经‘做着’相关研究的学者中寻觅，在他们各不相同的专业中寻找与性别有关的角度，取所谓‘田野’一域‘边缘’，因此有了我们手中的这本集子”。编辑者的“无奈”真实地道出了目前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的困境。与西方女性人类学发展的现状相比，中国的研究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借鉴西方女性人类学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研究。
1997年，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妇女：漫长的革命》一书出版。和前一部著作均由中国学者评述西方理论不同，此书完全是从西方当代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学者最具代表性、最为深刻、影响最大的论述中精选出来的。在中国女性学研究走向世界之际，无论是以西方研究经验为借鉴，创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妇女学研究体系，还是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
的妇女学为动力，开创自己的道路，研究西方的经验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妇女口述史方面的代表作是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可谓开创之作。2002年又出版了“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共三部。
六、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
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中国有56个民族，若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历史动态发展中去研究妇女，展示文化是如何限制和塑造妇女而妇女又是如何创造文化的双向运动过程，不仅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多元性有重要价值，而且也将为世界妇女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经正规训练的女性民族学家王同惠深入到广西瑶族山区调查家庭和亲属制度，建国之后训练的一批女性民族学家并没有以性别为自己的研究中心，而是重点研究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模式并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文献。不同的专家和学者在中国各民族地区进行深入实际的田野调查也留下了宝贵的社会调查报告，如陈乃文教授反映藏族和门巴族的报告：何青教授所撰写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研究报告：龚佩华教授所撰写的景颇族调查报告；黄淑娉教授所撰写的广东地区不同族群的报告和人类学理论书籍。
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对少数民族妇女问题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1994出版的论文集《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为从事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深入华南地区田野调查之作。书中着重探讨了“不落夫家”婚俗的名称及类型，从不同历史背景出发阐释了该婚俗的成因及其文化上的差异性。此外，一些作者还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对香港、闽南侨乡、湖南及广东地区的当代婚俗进行了论述。
李泳集的《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一书运用宏观和微观、点与面结合的分析方法，对粤东客家村落进行调查，探讨了客家文化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和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变化以及各种变化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最可贵的是作者提出：“客家妇女地位的低下并不能从她们所从事的劳动进行解释，而应该从制约她们地位的文化的深层意义去研究”，探究了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在不同族群的变异，此类研究是重建中国女性人类学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在摩梭人中发现的“母系家庭”和“走访制”(以前国内研究者通称“阿注婚”)一直吸引国内外人类学家关注，并展开了调查和理论探讨。早期进行民族学人类学探索的有王承权的母系家庭和严汝娴的摩梭母系制写作，后有和钟华的专著《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都是基于长期田野调查对云南纳西族摩梭人的探讨。还有翁乃群的文章《女源男流：从象征意义论川滇边境纳西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结构体系》等举不胜举的篇章从不同角度在探讨摩梭人的婚姻和家庭。
1997年，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蔡华博士的《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2001年纽约ZoneBooks出版社出版了该书英文版。该书详细描述了纳人社会独特的母系制度，归纳了该社会的建构原则和运行机制，并得出结论：一个社会在没有婚姻制度和家庭组织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存在，而且和其他社会一样运行正常。2002年法国科学院授予蔡华教授2002年度“法语国家大奖”金奖，以表彰他在人类学领域做出的贡献。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的长篇书评《走访》(Visit)对蔡华教授的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项研究成果证伪了二战以来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关于社会结构的两种基本理论：即“单系继嗣理论”和“集团联姻理论”，并说蔡华关于纳人的精确细致的著述将会被人们记住。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蔡华著作的荐言中称“蔡华博士对西方人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纳人由此在人类学文献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由于人类学研究范围的广泛性，所以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的角度也应该是多方面的，既可以论析文化多变性与社会因素对性别行为和观念的影响，也可以从需要出发，研究一些人类学与女性有关的传统课题，如从亲属制度和婚姻家庭人手了解女性与各种由于生育和婚姻而发生关系的亲属关系，从中研究妇女的社会地位，进而探讨妇女作为一种性别与其他性别的关系。在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百花园中，各民族在生育观念、家庭居住模式、对待男女后代的态度不尽相同，如果从应用人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对于解决部分地区的人口问题或许会有所帮助。随着整个社会对女性问题的重视，女性理论研究的崛起，以及人类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女性人类学将成为学术理论界和妇女界普遍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在人类学的研究队伍中，将逐渐凝聚一支侧重于研究女性问题的力量，把过去分散的、没有系统的涉及女性问题的人类学研究，从整体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女性人类学。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即在女性学的研究队伍中，除目前已有的妇女理论研究、妇女史研究和妇女现实问题研究外，将出现从人类学角度探讨妇女史和妇女理论的势头，并从人类自身发展的长河中，摄取女性特有的种种问题加以专题研究。在中国女性人类学的研究刚刚开始，亟需学科的规范和本土化的实践：中国正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交接碰撞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女性人类学发展的空间极其广阔，时代赋予学者的使命，不仅在理论上做新的探索，也要做应用性研究，参与实际工作，协助政府解决现实问题。
中国女性民族学人类学学会于2006年11月成立，2008年将于云南昆明召开的第16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富有前景的机遇。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必将为整个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
女性学理论体系是女性学的重要知识内核和学科支撑。要推动女性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系统梳理近年来女性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首先介绍2006年以来国内外学界在女性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主要学术收获，然后在评价近5年来女性学理论建设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对女性学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一、近5年来女性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收获
女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学术界普遍公认的三大主要基础理论流派，即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女权主义理论、社会性别理论，下面我们将分流派概述国内外女性学理论研究近5年来的主要学术产出。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妇女问题上的运用，该理论较为强调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的作用，认为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只有参加社会公共生产劳动、消灭私有制，妇女才能得以解放。在社会主义中国，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原则的马克思妇女理论依然是近年中国妇女理论研究的重心。5年来，国内有关马克思妇女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领域: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理论与历史经验。对此，部分学者对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妇女解放思想给予了学术关注，比如单孝虹通过剖析关于妇女运动的一些思想和论述，指出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1］。在这一领域，还有不少学者通过考察共产党的各项决议和文件，解读了党的妇女运动方针和历史贡献。女性学教授韩贺南着重研读了中共首部妇女运动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关于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关系的基本观点以及支撑这一观点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最后为我们勾画出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这一基本命题的理论体系［2］。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为了介绍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指导下，党的妇女运动方针政策的历史沿革和积极作用，《中国妇运》期刊还特别开辟了《党的妇女工作90年》专栏，其中学者于念在《从四个决议案看党成立初期妇女运动方针的基本思想》一文中，除了关注中共二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还对三大、四大和六大先后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中的精神做了精辟的阐述［3］。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探索。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创新与发展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产出了大量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论著［4］［5］［6］［7］，提出应吸纳社会性别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等众多实现马克思妇女理论中国化的现实路径［8］。另一方面，充实和完善较具中国特色的女性学理论———性别和谐理论的内涵也依然是部分研究者学术努力的重要方向。性别和谐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内容和内在要求的见解，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9］［10］。关于性别和谐的概念界定和测量方面，叶文振认为性别和谐是一种新型的男女相互依存、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性别关系，性别尊重、性别公平、性别友爱和性别均衡是性别和谐的基本内涵，我国的性别和谐程度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性别意识、妇联的组织作为、性别文化与制度创新、市场经济成熟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等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11］。学者们进一步就如何促进性别和谐与发展提出了一些对策，大多认为应通过国家政府、各级妇联、社会舆论、两性人口等多方联动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性别关系［11］［12］［13］［14］。
在国外，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现代主义视野对传统马克思妇女理论的规范性形态进行破译和创新仍然是西方学者的学术工作重点，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妇女公共生产劳动与妇女解放问题。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应对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一些新的妇女问题，西方学界不断地借鉴、批判及自我批判。在妇女劳动与妇女解放问题上，有学者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提出异议，不赞成妇女受压迫起源于私有制并将伴随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而终止的观点［15］。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争论后达成的共识，例如劳动力再生产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之一、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妇女压迫的物质基础、家庭是性别压迫的主要场所等观点，部分研究者声称，这场争论并没有回答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是妇女做家务，而不是男性或一些其他类型的人们充当处于从属和受剥削地位的家务劳动者［16］，事实上，性别分工和妇女的从属地位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存在，所以对于妇女的状况和家庭领域有必要做更仔细的分析［17］。另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它忽视了受资本家霸权支配的无产阶级中也有性别区分［18］，没有注意到在家中受丈夫奴役的妇女走出家庭后，在工厂中也得不到平等对待的事实［19］。
第二，阶级分析和去阶级化的女性观争论。后现代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当前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研究中表现出的片面强调经济决定作用、采用了空洞与格式化的语言强调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两种理论倾向，反对单纯从经济决定因素和阶级分析出发阐述妇女问题，认为应诉诸于如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性别差异、女性心理等微观的分析方法去解释妇女压迫主题［20］。持以上观点的学者们强调一种反阶级论的女性观，力图摆脱对妇女受压迫原因的纯经济分析，并试图把性别问题从阶级分析中分离出来，放在传统上被认为属于私人的和非政治的生活领域中进行考察。持另一种观点的研究者们认为，这种去阶级化的微观分析回避了资本主义女性压迫的阶级实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基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分析的阶级分析，因此有可能导致一种否认集体主义行动和瓦解政治斗志的相对论和个性化的简化论［21］，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微观文化抗争只有融入具有阶级力量和结构地位的当代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才可能成为改造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性力量［22］［23］。
(二)女权主义理论
女权主义理论流派是理论分支最多的一个基础理论流派，各分支在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上观点各异，有的注重生理因素，有的注重心理因素，有的注重经济因素，有的注重文化因素等，但是，它们都以女性经验为研究来源，以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为政治目标。近5年来的国内女权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可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编译和提炼西方女性主义原著和思想。在经典原著部分，《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妇女，1550～1720年》［24］、波伏娃的《第二性》［25］等西方女性主义的学术典范受到研究者们的青睐。此外，一些学者则致力于译介较为新近的西方论著，如中央编译局江洋编译了英国吉莲•豪伊著述的《后现代主义之后:回到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文，该文介绍了在最近的女权主义教规化潮流中，有哪些内容被包含进来，有哪些内容被删节，有哪些内容被抹掉［26］;宋素凤评介了佩吉•麦克拉肯主编的《女权主义理论读本》［27］，此读本收录了诸多女性主义文本范例，涵盖了女权主义的重要议题，所跨领域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法律学、精神分析学、文化研究、电影研究、科学研究、哲学与政治学。在阅读了大量女性主义西文文献后，部分学人还梳理和介绍了如“赛博(cyber)女性主义”［28］、“全球女权主义”和“跨国女性主义”［29］等西方较为新兴的女权主义流派的主要理论思想。第二，不同学科领域内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思考。为回应女性学的学科建设，跨学科的女性研究不断繁荣。在伦理教育方面，高德胜从女性主义伦理学的视野入手，呼吁重建道德教育大厦，使道德教育的核心概念包容女性气质［30］。敬少丽进一步审视和分析了高等教育的机会、学科与专业分类中的性别倾向和价值分层问题［31］。在政治哲学领域，付翠莲则就女权主义对当代政治哲学视域中正义理论的批判这一话题展开探讨，认为女权主义通过挑战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揭示其正义论忽视女性的内涵，从而表达了女权主义的正义诉求［32］。在文学艺术界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还是呈现出一如既往的热闹景象，一些文艺学的硕博士生也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毕业学位论文进行研究［33］［34］。反观以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林树明撰文对当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了深刻反思，批判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存在着批评视点及方法较单一、未充分重视作品内部的复杂因素、信息大量重复、批评的“文学性”学术品味不足等缺陷［35］。#p#分页标题#e#
相对比来看，国外女权主义流派这几年的进展更快，并大致呈现出两条发展主线:
第一，种族和性向等差异问题。西方社会越来越意识到像从前那样以一种相同的方式讨论妇女问题已变得不再适宜了，所以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研究呈现出主题多样、殊异观点共存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中，种族问题始终是近来西方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大量女性研究的文献与学术成果围绕种族问题展开，大多认为种族不平等状况依然严重，并且有批评控诉女权主义内部也存在种族歧视，一些女权主义领导人不是忽视黑人妇女，就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黑人［36］［37］。并且这类控诉并非一般的感性话语，大多都建立在实证材料或数据的基础上。在这一领域，学者们通过实证调查资料的收集，分析了女性在婚姻、教育等诸多方面权利的种族差异［38］［39］。其次，随着西方同性恋(homosexual)人数的逐渐增加，女性同性恋(lesbian)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关于异性恋和女同性恋者的身心情况的比较研究结果指出，女性同性恋者在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上都比异性恋者有更大的风险，企图自杀的人更多［40］［41］［42］。此外，一些研究者开始逐渐深入对西方国家女性同性恋家庭的生育要求以及女性同性恋家庭中的孩子成长等方面的研究［43］。
第二，全球化、跨国主义中的性别议题。近年来，超越国家边界的妇女问题迅速攀升，区域、跨国及全球发展过程中的性别理论和现实问题已然成为国际妇女研究关注的主要前沿议题之一。全球女性主义的成果主要围绕两个核心进行。首先，是诸如贫困、生育、性等一些全球姐妹面对的共同问题，女权主义者们倡导应强调全球妇女政治经济权利的整体发展，并兼顾全球妇女在家庭、工作、民族等方面的多重公民身份［44］。其次，有人坚称，在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比比皆是，性别压迫与阶级、国家和种族的压迫是密不可分的，全球化背景下不平等的劳工制度及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妇女的剥削就是一例［45］［46］。在女性主义从地方逐渐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也变得日益跨国化，有学者断言，未来就是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做女性主义研究的时代，妇女研究者们特别是妇女自身应站在全球发展的新高度上，来开拓全球女性主义的新视野［47］。
(三)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理论区分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差异，强调社会文化等因素对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和行为的建构作用。近些年，社会性别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性别分析大有成为女性研究主流的趋势。国内2006年以来的社会性别理论相关研究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对社会性别理论进行纯理论上的探讨。李叔君等从“秩序”问题入手，对社会性别理论进行逻辑辨析，力争从凸显出来的问题中找到有价值的研究空间［48］。同年，李叔君基于现代性与社会性别理论相融合的路径，从政治权力、财富以及文化三条线索展开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分析，旨在揭示社会性别理论视野中的现代性图景［49］。还有一些研究者则以“社会性别”概念为线索，对国内国际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和嬗变进行了大致的勾勒［50］［51］。国内学界在对社会性别的理论评价方面褒贬不一，但大多数都还是对社会性别理论持积极态度，认为社会性别理论推动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发展和男女关系的根本改善［52］，以性别研究作为一个角度去分析和解构一个民族、一段历史，是妇女研究正在走向成熟的标志。当然，社会性别理论并非完美无缺，李晓光博士在其《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一书中也提到了它的局限性:社会性别理论试着建构一个具有同一性和普遍性的话语理论，一不小心可能会陷入一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理论泥潭;而且社会性别理论如果过分执著于性别的视角，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视野的狭小与盲区的出现［53］。第二，积极引进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研究现实社会问题。在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进程中，研究者不仅致力于理论的探究，也积极把社会性别理论运用于各种现实社会现象和社会政策的分析中。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学者们关注并深刻分析了诸如农村女性家庭地位［54］、“剩女”现象［55］等社会热点问题。现象分析之外，女性学者们还力图对公共政策法规提出完善建议。鲍静总结了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社会性别理论的必要性，并探讨了将社会性别理论纳入我国公共管理所面临的本土化和主流化问题［56］。李红则在分析了现存社会政策中的性别不平等特点后，具体探究了制定丈夫休产假的法律条文、男女同龄退休制度等把社会性别平等理论镶嵌在社会政策之中的有效策略［57］。针对特殊全体“女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和就业状况，专家们也纷纷提出如对领导干部尤其是男干部进行性别意识培训［58］、在农村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及特色经济促进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的就地顺利转移［59］等各种带有社会性别理论内涵的政策建议。从世界范围内看，近年社会性别理论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有关男性气概的研究。一段时期以来，妇女生活与经验得到了相对详尽的研究，所以西方学术界对发展男性气质等男性研究的兴趣开始日益浓厚。康奈尔(RaewynConnell)作为当今世界在此领域影响最大的学者，其研究集中体现了男性气概方面的最新成果。康奈尔在其代表作《性别与权力》一书中就指出女性气质和男性气概都是在社会性别秩序下的包括生产、权力和情感的三重关系下建构起来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概是相互影响而存在的，社会性别研究不能忽视男性气概，因为针对男性气概的研究有助于促进妇女研究及女性地位的改善［60］。在最近的研究中，康奈尔继续在全球框架内考察了殖民贸易、全球市场等经济重建进程是怎样间接影响和塑造了当代西方男性气概的，而这些又是如何影响了女性特质的建构，他认为社会的、性别外部的原因均会引起性别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不单是男性气概被重构，女子气质也被重构［61］。在相对微观的领域里，康奈尔还对体育教育和男孩阳刚气概建设［62］、变性人的人生［63］等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思考。
第二，关注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随着西方学者了解中国渠道的迅速扩大以及外籍华裔学者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西方社会部分学者开始把研究主题转向中国多样社会性别的构成过程、妇女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等等［64］。与早期对中国的研究所不同的是，国外中国女性研究的主题更加广泛，基于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有所增加，政治立场相对客观。近5年来，西方学者的中国妇女研究还涉及身在国外的华人女性，例如对新时期的女华裔留学生的关注就是一个例子，研究者通过对20名华人女大学生的深度访谈来研究她们的社会适应和心理调适情况［65］，以期加深教育者对这些女生的了解，从而对美国的高等教育做出贡献。西方学者在中国妇女问题方面的另一个学术关注焦点就是对中国流动妇女、工厂女工等弱势妇女群体进行研究［66］，并且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从单一的性别视角批判发展到“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分析阶段，即在分析性别问题的同时要与对象的如阶级、种族、地域等多重社会身份结合起来分析［67］。#p#分页标题#e#
二、近5年来女性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
追寻5年来女性学理论研究的演进脉络，不难发现，女性学理论研究在继续取得新的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跨学科性逐渐增强，但“理论预设”的痕迹过于突出。5年来，女性学研究的各学科分支不断深入拓展，为女性学学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而且是多元的理论内涵。这些女性学学者的专业背景是多样化的，她们来自包括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她们以女性学的视角和方法审视、补充、纠正、甚至颠覆既有学问并将各自专业的最新理论信息带入女性学的研究。此外，女性学学科建设对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的渴求与吸纳，也使得所有能为女性学研究所用的资源集中起来，进一步促成了女性学理论研究的跨学科现象。但这期间，很多女性学者急于从新的角度、依据女性学理论和视角对原有学科问题进行阐释与分析，得出与此前不同的结论和研究成果，因而很多的著述中都出现了一种高度相同的倾向:主题先行，预先设定女性必然遭受男性压迫的历史处境，然后在这个意图之下，断章取义，挑出文本中有利的片面例子，然后使之成为了女性历史与文化宿命的佐证。然而，这样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妇女学理论研究的僵化。
第二，实证支撑不断丰富，但存在将社会性别分析夸大化的倾向。多年来，我们在作为基础理论源泉的社会实证层面上的研究硕果累累，对于许多具体的妇女问题探讨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许多以前被遗忘或者容易忽视的问题也都被纳入到了女性学理论的考察范围，从语言、同性恋到文化、全球社会，几乎很难有什么问题可以逃过女性学研究无所不在的目光。但若将这些成果分类，不难发现，在理论的实证支撑方面，很多成果都采用了女性学理论中颇有影响力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可以说，社会性别结构分析方法是女性学立足于学术之林的重要砝码之一，它填补了传统学术中性别批评话语的缺失，为学科之间的交流建构起一个以社会性别分析为支撑的平台。但是，应特别注意和警惕的是，现行的研究有一种将社会性别理论作用夸大化的倾向，研究中必称“社会性别”，以为任何一种妇女关系都是性别视角缺失造成的，然而又不能给予很恰切的论证，从长远发展来看，这种倾向并不利于女性学理论的继续前行。
第三，多元综合趋势明显，但没能从根本上克服简单糅合的弊端。在各国妇女理论研究的不断交流和有机融会中，女性学理论的各种理论流派形成彼此交错、相互交织的局面，流派与流派之间的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尽管以上三种女性学理论的基础理论范式在表述与行动取向上不尽相同，但它们在当前的实际研究中却没有那么径渭分明的界限，并开始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特征和趋势。与此同时，很多学术产出渗透了多学派的理论观点和视角，很难说它们单纯地属于哪个理论派系的研究成果，只是鉴于不同地理与历史情境下妇女发展的复杂性，研究者们各取所需，对理论的应用有不同的侧重而已。但该多元理论综合仍然以西方社会为中心，仍然停留在简单地将两种或多种不同流派的理论观点糅合在一起的阶段，而没有在对不同流派观点的全面理解与概念创新之上努力实现研究范式层面的系统整合，缺乏理论深度和应有的超越与创新，这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女性学理论研究的重复和老套。
三、女性学理论研究的未来展望
5年来，国内外女性学理论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理论意识和学术取向在相当程度上都有所更新，产生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著述。但从世界范围内看，不可否认，中国的女性学理论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依然略显逊色与滞后。为了加快女性学理论建设的发展，促使中国女性学学科的真正成熟，在审视和对比西方女性学理论近年发展态势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促进学术队伍和研究对象的性别多元化。在目前国内女性学理论的研究中，有这样一个不争的基本事实:女性学者占主导地位，男性研究人员少而又少。性别因素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研究者对问题的看法，但这种出自不同性别主体的感受对认识和理解女性的内涵，增进不同性别之间的相互沟通，创造良好的女性学理论发展环境和氛围，是必要而有益的。因为男性学者对问题的研究从表面上看是与女性相对的男性视角，但他们所遭遇的问题与女性研究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然而，目前把女性学研究视为女性专利的现象，会在无形中缩小和削弱学术队伍和研究力量。为此，需要呼吁更多的男性研究者对女性学学科发展与理论研究给予关注和参与。同时，也应注意研究影响女性特质建构的男性气概，在这一领域，国外学界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但反观当今中国，关于男性气质的学术研究至今仍比较匮乏。在今后的女性学理论研究中，男女双方均要坚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即使难免有一些性别偏见掺杂其间，也可以寻求在广泛的相互对话与真诚交流中加以磨合，达成超越性别视角的共识。
摘要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经过了不断的创新、挑战、质疑与突破。为了自身发展，女性不断推动着这种批评理论产生活力。本文从女性主义批评实质的角度出发，按时间和空间这两条主线探寻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从而比较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
关键词：女性主义 时间脉络 空间脉络 男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了解西方女性主义发展状况并认清其本质，对正确认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学者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展开大量研究，但对其实质探讨较少。为更好地将批评理论运用于具体文学批评中，本文将通过传统文学的女性主义思想，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的实质，并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研究女性主义批评发展历程。
一 女性主义批评的实质
从历史上讲，女性主义是法律上妇女要被承认，政治上要求享有与男人同等权利的社会运动。文学界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是以女性主义和现代女性运动为基础，从文学领域建立关于女性及其话题的理论。
在文学中，女性主义批评常应用于社会阶层、性别、种族等具体的文化、政治领域，其反对传统文学的“宏大叙事”，提倡“微观叙事”。然而，目前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并非是一个统一系统，它常采用多种批评视角和系统，吸收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其他批评理论的特殊方法，具有含义多重、形式各异、内部自相矛盾、相互斗争等特点。
女性主义批评具有不同分支，批评方法有所差异，但它并没有分化为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纷杂差异的背后体现出共同特点。美国文学理论家艾伯拉姆斯认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共同点有三个：1、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父权基础之上；2、从一定程度或全部意义上讲，性别是受传统文明的父权偏见思想影响而产生；3、文学及其批评理论均受到性别偏见的影响。这三点是各分支理论的共同基础，也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实质。
二 女性主义思想
1790年，在男性追求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觉醒的女性开始追求平等、自由的权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撰写的《女权辩护》第一次明确提出女性在政治、教育、工作等方面应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权利，表达了女性试图改变男性为中心的愿望。1870年，英国《已婚妇女财产法》的颁布标志着妇女在经济上的初步解放。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获得选举权，标志着女性为寻求自身解放而展开的第一次女权运动结束。
在第一次女权运动影响下，1950年女性主义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理论、批评方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之前，文学领域已产生的女性主义思想为批评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英国现代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开创性地运用意识流写作方法，创作出理论性的书籍――《一间自己的屋子》。伍尔夫在作品中考察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和社会语境，抨击了男权社会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现象，提出了两性同体的美学构想，倡导女性在经济上独立，摆脱男权主义思想，表达出对女性地位、女性气质及两性关系的深入思考。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女性意识被唤醒，女性开始利用文字争取经济地位、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益，力图改变男权主义观念，为女性争取社会地位。法国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全面探讨了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第二性”的问题，找到了女性作为男性陪衬的根源，开创性地区分出社会性别和性别这两个概念。此后，贝蒂・弗里登在《女性的奥秘》中分析了高物质生活水平下女性的烦恼，发现女性生活状况的不合理性，提出女性应摆脱传统思想，发挥自己的能力，树立自己的人生观。伍尔夫、波伏娃和弗里登的理论为女性主义批评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 新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和发展
1960年，西方出现第二次女性解放运动浪潮――新女性主义。这个阶段，女性主义运动的声势和影响都超过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运动注重理论建设，构建新的世界观。在文学领域，诞生了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它以社会性别为出发点，揭示一切以男性为中心产生的根源，提出站在女性的角度看问题，女性应具有自己被社会承认的价值观。
女性主义批评从诞生起就作为新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对以前一切形式的父权文明和父权社会展开批判，且与战后新兴的其他思潮结合，衍生出不同特色的女性主义批评。具体可从时间和地点两条线索分析其发展状况：
1 时间线索
1960年后期到1970年初期，女性主义批评从妇女运动中诞生，它以女性文学为研究对象，站在女性的角度审视西方文化传统，对已有的、认为合理的制度进行剖析，关注父权统治下的妇女生存，对女性遭受压迫的历史和女性的沉默展开探讨。其目的是为了消除两性差别，改变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争取两性平等。1970年后期到1980年前期，女性运动跨越最初的种族和社会性别的讨论范围，逐步从政治向学术发展：强调男女性别差异、女性的重要性、否认社会对两性的传统认识；寻找女性如何丢掉话语权，女性应怎样表达自己，抨击男性中心主义，宣扬女性本质，力图创建女性主义文学体系。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受传统父权思想的控制，以往的文学作品有憎恶女性的形象定势。女性主义批评发展到第二阶段时，开始寻找文学中已丢失的传统，努力重新构建女性文学的历史。她们开始研究遗留的日记、信件和小说，探寻以往父权统治下的文学中的审美原则如何将女性文学拒在经典文学书目之外。
1980年中期，女性主义批评与各不同领域的学科结合，形成形式多样、内容开放的多元化系统，并从本质主义和构建主义两个角度出发研究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本质及特征展开探讨；代表人物有露西・伊利格瑞、朱丽亚・克里斯蒂瓦等。前者重在研究女性真正的“本质”，认为社会性别能够从心理、语言和生理等方面反映两性关系的自然差异。从法国后结构主义角度出发，她们中的某些人认为女人更加接近自然物质世界，在生存中与自然的纽带没有完全被割断；生长过程中男性逐步脱离自然和母亲的联系，投向父亲怀抱。后受到后结构主义中关于“身份认同”的理论影响，一些人开始反对特定“身份”，认为“无身份认同”。而构建主义试图脱离父权社会赋予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地位，认为社会性别是在历史和社会的语境下特定文化的产物；自然能够转换与颠覆。
这三个时期女性主义批评都是反抗一切以男性为中心展开，要求站在女性的角度重新看待社会传统对女性不公平的做法，试图建立新的社会标准，从而提高女性地位。
2 地域线索
从区域角度出发，法、美、英三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影响较大。三个国家的批评理论都以关心女性为基础，但各有其特点：法国批评理论从心理变化进行分析，强调女性的心理压抑，注重理论与语言，女性文学的话语建构，分析男性语言，解构男性中心和减轻妇女压迫，认为女性本身为话语方式，代表社会反抗力量；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从人道和经验主义角度出发，注重文本分析方法，揭露创作和批评领域的性别歧视，致力于挖掘女性文学传统，建立自己的批评原则，发展女性文化和女性历史；英国女性批评较多地借鉴马克思主义，关心女性所受的压迫。
1940年末期，法国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变成女人”，认为男性强硬安排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限制了她们的自由。受她的影响，在精神分析学、语言学、解构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上，借助1960年社会政治运动，法国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逐渐兴盛，这个时期研究的重点为语言和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认为语言反映的是男性的价值观，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应寻找女性语言，反映女性利益的文学。它把女性受压迫的历史与现状联系起来，认为阻碍妇女写作的根源是原欲上的压抑，强调女性受压抑的状况，试图从语言领域寻求突破。据此，克里斯蒂瓦提出“符号话语”，批判地运用男性理论家的思想考察女性身体语言和写作之间的关系，揭示妇女受压迫的实质。西苏提出女人利用“白色墨水”进行涉及性和女性身体的“写作”，认为女人一直被驱逐出写作领域，必须通过奋斗把自己写进文本。
在具有其各自特色的基础上，英美两国女性批评都关注女性文学的社会因素和文化语境，都是从女性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解构男性中心文学与文化模式的角度出发，重新赋予女作家及其作品新的文学意义，并按照女性美学原则，对女性作品、文学上的女性现状、女性文学的社会功能展开研究。为改变西方以男人的观念来定制度的做法，两国大多数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应解构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框架，把女性的观点融入文学之中，在男性文学中树立女性新形象；两国女性批评均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影响，均认为财产私有制是女性受压迫源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消除私有财产观念，女性才可解放，地位才可改善；资本主义对女性劳动力的剥削导致男女不平等，只有综合分析私有制和父权制，才能消除女性所受的不平等。因此，可把两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归为一派。
虽然三国的女性批评各有特色，但都吸收了《一间自己的屋子》、《第二性》、《女性的奥秘》等早期女权主义经典著作思想，从女性在文学创作及批评领域所受的歧视出发，以女性性别为中心，探究造成女性在历史、文化领域处于第二位的根源，抨击男性统治制度，主张女性独立自主，其目的是改造充满性别压迫的文化，从而改变社会。
3 总脉络
女性主义诞生后，发展曲折，代表人物众多，观点不一，给理解理论带来困难。构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总结了诸多因素，提出了著名的“三个阶段”学说：第一阶段是1840-1880年的“女性阶段”，通过模仿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作家，女性作家进行创作，吸收男权主义关于女性的观念和假说，采用男性的艺术审美标准进行创作，代表作家有夏洛蒂・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等；第二阶段是l880-1920年的“女性主义”阶段，女性的政治文化觉醒，而后经过长期抗争和努力，最终登上政治舞台。这个时期的作家大多比较激进，代表人物有Elizabeth Robins和Olive Schreiner，她们否定男性价值，要求享有政治权利，倡导建立分离的女性乌托邦；第三阶段是l920年后的“女人阶段”，女性的自我意识有惊人的进展，开始勇敢的自我探索，她们拒绝模仿男性并反抗对其依赖，以女性独有的经历和体验作为女性文学创作的源泉，书写独具女性特色的文学。
四 结语
通过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讨论，本文发现女性主义批评是一个对外开放、形式多样、内容各异、自身内部矛盾迭起的理论学派。运用具体理论分析文学作品时，出发角度不同讨论方式就不同，从而结论也不完全相同，因而女性主义批评颇遭议论，但是它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当代最为充满活力的批评学派之一。不论各个分支体系之间有多少分歧，所有的女性主义批评都是女性在遭遇被剥夺话语权的痛苦之后，积极争取而产生的、体现女性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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