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经济师评审论文范文一：经济师自然资源价值观研究
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过去是如此,现在和将来亦如此。然而,自然资源却是稀缺的和有限的,特别是矿产资源,其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可再生性,其储量随着人类的不断消耗而越来越少,最终将被消耗殆尽。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最终将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素以地大物博而著称于世,自然资源品种齐全,储量丰富,是世界三大矿业国之一,45种主要矿产资源探明储量的潜在价值居世界第三位。然而,我国又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贫穷的国家,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居世界第80位。
据有关专家就我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对我国经济建设保证程度的论证,到下世纪初可以保证需求的矿种占三分之二,到下世纪中叶,能保证需求的只有七分之一。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建设中的资源空心化现象将会日趋突出。我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资源消耗的步伐加快,资源供应日趋紧张。更加严峻的现实是,由于长期以来实行的商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价格体系,使得资源在开发利用中缺乏应有的价格激励机制,再加上不健全的经济管理体制、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落后的生产工艺等原因,导致了滥采乱伐、浪费和破坏资源的现象严重。例如:我国能源利用率仅为30%,矿产资源平均开发利用总回收率只有30%-50%,这更加剧了我国资源的稀缺程度。
资源问题已经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如何合理地开发利用我国的自然资源,以保证国民经济协调、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要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改变我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的现状,有效的途径就是要改革现行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制定合理的资源价格,实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而资源价格的改革,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资源无价的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自然资源是大自然多少年来物理运动、化学反应形成的天然存在的自然物,在没有得到人类的开发利用之前,就具备了其自身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使用价值,而它的价值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才表现出来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采猎文明和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仅限于地表上有限的一些种类,这些资源多数在有限的需求量面前通过自然力的作用能够得到恢复。
于是,这一时期自然资源表现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纯自然物,自然也就表现为没有价值。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化步伐加快,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需求量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口急剧膨胀,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猛增,开始了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地开采,使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少,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量也不能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然而,在这一时期人类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仍然是靠自然力再生的物质和多少年来形成的自然物质的储备,可以直接取自于自然界,不需要人类付出具体劳动就自然形成或自然存在的纯自然物。
所以,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自然资源仍然表现为没有价值。在本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工业文明时期,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过量消耗,不仅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导致了资源的严重危机。现在单凭自然力作用生成的自然物资和自然物质的储备再也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了。为了保证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投入劳动来保护资源环境,促进资源的再生和发展,使得自然资源的再生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协调,以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由于现在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再生产过程需要伴随人类劳动的投入,于是整个现存的资源(不管过去是否投入劳动)都表现为具有价值。
因为自然资源的价值不是由它本身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其价值量的大小取决于现在这种资源的再生产过程中人类所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然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自然资源表现为具有价值的时期,我们就应该彻底摒弃资源无价的传统观念,树立正确的资源价值观,明晰资源的产权,对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制度,以合理的价格形式表现其价值量的大小。这样不仅能使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在经济利益上得到体现,同时也能通过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促使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合理的资源价格要以开发利用为社会增加财富来计算,随着人类对其资源认识的提高和人们对其依赖性程度的提高,其价格应相应地提高,这有利于激发人们对现有资源利用新途径的开发和研究,提高其利用效率;资源价格不仅受自然丰富程度高低的影响,而且还应与其耗竭程度来计算,随着耗竭程度的提高,其价格应相应提高,以促使人们积极地保护资源,加大投入,以促进资源的再生,保证永续利用的自然资源基础;资源价格应随其稀缺程度的上升而提高,有利于强化人们珍惜资源的意识,促使人们合理地开发、充分地利用资源,使资源的综合利用程度提高;资源价格还应随着供求变化而适当调整,有利于人们自觉地节约资源,导致资源需求量的相对减少,同时也可刺激人们使用代用品,发展新技术,创造新产品;资源价格还应随着开发条件的难易程度而调整,这样有利于矿产资源的深度和难度开发,有利于贫富矿兼采,提高资源的回收率。综上所述,确立正确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观,推进资源价格的合理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实施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前提条件,是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资源耗竭问题的有效途径。
高级经济师评审论文范文二：经济师论文资料收集
一、论文资料的系统收集
论文资料的收集是论文写作的基础工作,俗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毛泽东说:详尽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著名历史学家陈垣主张竭泽而渔,即搞一个研究课题,应把这个课题的有关资料全部搞到手,要一网打尽。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有关参考书就看了700多种。姚雪垠写《李自成》,从有关史书中摘抄了10000多张资料卡片。这些事例和看法,充分说明资料是论文写作的基础。如果论文选题好,作者水平高,若没有资料仍是很难写出论文的或写不好的。论文作者的新见解,也是建立在大量丰富的资料基础上。资料是我们先辈或他人的研究成果,是攀登科学高峰的阶梯。论文资料从何而来呢?一是从图书、期刊、档案资料中去搜集;二是从国内外已有的数据库、信息网络上去搜集,如因特网等;三是从社会和专业实践中去搜集,搜集有关数据、实例、典型经验等;四是通过科学实验搜集,搜集实验的数据、方法、步骤、结果等;五是从有关专业与学术会议上去搜集,搜集最新观点、最新材料、最新研究成果等。怎样比较系统和全面地收集与占有资料呢?一是围绕主题全面收集。论文题目确定之后,就应根据题目的范围收集资料,对范围内的资料应尽量进行收集。为了掌握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应对这一问题的历史、现状、去向的资料进行系统收集。二是按资料的主次分层收集。为了不漏掉重要资料,应根据主题把资料分为主要的、次要的。主要的就是核心层资料,应全面系统地进行重点收集;次要的就是非核心层资料,或称资料,要尽量收集。三是按资料品种收集。不仅搜集图书、期刊,还要搜集缩微资料、视听资料、网上资料、电子出版物。四是按论文内容收集。不仅收集观点,还要收集数据、典型事例、图像、图表。五是按第一手、第二手资料收集。要注意第一手资料。论文资料收集的一般方法:一是通过书目、索引、文摘查找有关资料;二是通过与信息网连接的计算机,查找国内外有关数据库、信息网络上的资料,这些资料一般比较新,速度最快;三是复印、照像、剪贴书刊中有关资料;四是通过阅读直接摘录书刊中有用资料;五是通过有关会议直接记录有关资料,如座谈会、调查会、研讨会等。收集资料与分析研究资料两者不可截然分开。一般来说,收集资料在先,分析研究资料在后。然而,收集之中必有分析研究,分析研究之后要继续收集和补充资料。收集资料,对一些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来说,主要是靠平时收集积累,不是临时集中去搞。他们一般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随时把有关资料积累下来,并按问题分类、整理,当资料积累到一定时,思索也比较成熟,就可动手写论文了,此时只是作些资料补充。一般学者或研究者都有个人的小资料库。
二、论文资料的阅读研究与选择
当资料收集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要转入阅读、分析研究、选择资料。因为前一段所收集到的资料,还是比较原始的、粗放型的,如果要变为有用的资料,还需要通过大脑的思索与加工。阅读、分析研究、选择资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不可分割。阅读的过程就包含有分析研究、思考联想、资料取舍。论文写作属于专题性阅读,主要阅读与专题有关的资料,最突出的特点是选择性。它的目的性非常明确,而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们所接触的资料中,可能只取其中很少一部分。因此要求我们在阅读中能够迅速而准确地作出判断,选出论文需要的材料。有时一本厚厚的书,可能与论文有关的资料不多。由于阅读目的明确,因此每当阅读启动时,大脑就会自然地思考、分析研究、筛选资料,记下那些必要的信息与资料。阅读是论文写作思考问题的起点。阅读是通过视线的扫描,获取相关信息,并且与人的大脑中所储存的固有的思想材料相结合,引起思维活动的过程。专题阅读要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除了精力集中,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外,一般还应具有以下能力:提要和归纳原作者思想的能力;从总体把握原作内在联系的能力;对原作的思想内容作出判断、评价的能力;有快速选择、获取原作中论文所需资料的能力;有善于联想、比较、鉴别的能力。专题阅读的基本目的是选取资料,因此在阅读中应注意以下问题:注意所取资料的科学性、真实性。及时地归纳、整理,选出有用材料,舍弃不用材料,把有用而又分散、重复交叉的材料,通过分析、归纳、合并、提炼等方式形成一些比较系统的认识。随时随地注意阅读和思考过程中大脑爆发出来的思想火花,要抓住新思想、新见解不放,及时地记录备忘。要加强资料搜集的目的性,不浪费时间,不走弯路,不搜集一大堆无用资料。要注意例外情况,有时我们刻意寻找的资料寻而不见,无意中读到的资料有时反倒证明是极其重要的。注意阅读重点的转移。阅读开始时,一般注重作者的观点,等我们的论文思路轮廊初现时,注意力就会转向符合自己看法的有力论据。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初读时遇到的资料没有及时记录,事后觉得有用,但印象已经模糊,再去查时十分费力,浪费不少时间,因此阅读时勤动手非常重要。注意占有可比性资料。资料越多,参照系数越大,对比度就越精确。资料太少,很难比较,得出的结论也势必粗疏难信。论点来自资料,准确地说,论点来自资料的收集、积累、选择。专题性阅读是以一个主题为中心,多种文献相互参照的综合性阅读。由于论文写作并不一定要通读整本整本的著作。但往往需要把不同著作中相关的部分联系起来加以比较,找出共同点和不同点,进行分析和判断。专题性阅读的基本方法:主要有重点阅读和跳读两种。重点阅读就是对一些基本资料必须重点地系统地阅读,有的要多遍阅读。跳读就是对非核心层资料,选其所需,摘其所要,撇去不需要的内容,而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阅读所需要的部分。由于专题性阅读是一种有明确阅读范围和实用目的的阅读方式,在时间不充裕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越过与论文无关的内容而重点地翻阅那些与专题有关的部分。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我们必须全神贯注,紧张地捕捉一切对论文写作有用的资料。
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传统中国是个儒教国家，已基本被世人所接受。至于是“儒教”还是“儒家思想”尚有争议，在此存而不论；但是，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是古老中华文明之“魂”，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立国之本，恐怕分歧不会太大。“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高旭语）自孔子伊始，儒家一系虽历经坎坷，却依然经久不衰；其生命力之强，影响力之大，受众之广，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种宗教、学说可与之相比拟。
钱穆先生称赏章学诚在《原道》篇所提出的“圣人学于众”的创见，章氏说：“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籍以见道者也”。钱先生因此而认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不是几个古圣贤凭空创造出来而强加于中国人的身上的。相反的，这套价值早就潜存在中国文化—生活方式之中，不过由圣人整理成为系统而已。正是由于儒家的价值系统是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它才能反过来发生那样深远的影响”。“他深信儒家的价值系统不但是造成中国民族悠久与广大的一个主要动力，而且仍然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一个精神的基础”。“他把儒家看成一个不断与时具新的活的传统”。
西周时的“周公制礼”就是在先民生活的基础上，将这些道德观念，行为规范落实为社会制度化，以形成社会公德，以维系社会秩序。而“礼”则成了古代中国制度结构的主要内容。到了东周春秋年代，“礼崩乐坏”，进而天下大乱；此时的孔子便倡导“致中和”，“克己复礼”，“天下为仁”；这种在制度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成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理想。孔子提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尧曰》）；而其实施方案便是“礼治”。孔子奠定了儒家价值体统的基本内核。到了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礼制”思想的提出，从而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进一步理论化或体系化了，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制度化改造。“内圣外王”、“仁政”、“礼制”等的道统、政统、学统等观念基本形成。这是儒家思想的第一次返本开新。但是，这种价值体系在穷兵黩武的时期，“内圣”可以，而“外王”却无法开出。在法家的富国强兵，“利出一孔”的感召下，由秦而“定于一”。在暴秦的统治下，儒家几遭灭顶之灾：“焚书坑儒”。
到了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死而复生，可谓是第二次的返本开新，是“内圣外王”的第一次实施，更为严重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而后，自魏晋起，佛教思想流入中原，“心性”学说弥漫学界；儒家思想又面临一次新的挑战；一直到了宋代，儒家融佛于儒，于是有了程朱理学的“新儒家”的兴起，儒家思想又是一枝独秀；这是第三次的返本开新。从此，儒家思想伴随着的专制制度而共存亡。今人说中国在十八世纪前，中国的经济引领世界潮流，儒家思想，尤其是其经济思想，应该功不可没。
进入近代史，面对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制度遭遇“三千年来未有的变局”(李鸿章语)；彻底崩溃；更在“”的健将们“打倒孔家店”的震慑下，直至到“”的“破四旧，立四新”；儒家文化几乎被清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一蹶不振了。曾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张申府语）；却始终未能救出来。可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海外“当代新儒家”学派的教外别传，大有“墙内开花墙外香”之势；可谓别开生面矣。如今，国内外祭孔活动的此起彼伏，不由得不令人重新反思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眼下有人提出的“后儒家文化（post-confucianculture）”的观点也是令人颇堪玩味的。
自汉代在大一统的背景正式设立以讲授儒经的博士官起，延续了近二千年之久。经学时代亦由此而起。“经”之所以为经是因为“经”是千古不变的常道也。古时之“经”能否成为今日之“经”，我不敢妄加评论。传经，亦绝非我之能力所及也，虔诚布道而已。
本文仅将儒家思想中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先秦儒家的经济思想，作番简单扼要地阐述，看看能否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的氛围中得到认同。
1．以义制利与博弈均衡：孔子对人的追富逐利之心基本上持以肯定态度。“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泰伯》）。但是，他反对不择手段，无限制地追富逐利。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述而》）。以道致富，以义制利，符合博弈均衡的理念。他以自己的财富观推导出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孔子这种“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谋道不谋食”（《里仁》）；还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见利思义”（《子张》）的思想内涵较之今天平面化的“经济人理性”假设更为丰富深刻，是对普遍“经济人”的一种超越。孔子着眼于“义”和“利”，把人区分为“君子”和“小人”，较之把人区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更为各个历史阶段的人们所能认同或接受。“圣之时者也”。圣人之所以为圣，即在于其能超越时空。
2．孔子的“藏富于民”思想也是弥足珍贵的。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如何才能“足”呢？《大学》中是这样说的：“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中庸》则认为：“来百工则财用足”。孔子竭力反对政府“与民争利”，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胡寄窗先生解释道：“‘天’是广泛的代表一切自然力，它是生产百物的根源。自然力的作用既是超出人们支配之外在那里独立运行的，则‘民之所利’就只好顺势利导，不必横加干涉”。对此，唐庆增先生认为：“孔子实主张放任主义(laissezfaire)，而反对干涉政策(intervention)”。反观今天的政府与市场，几乎天天在博弈；各地各级政府以GDP增长为幌子，大兴土木；“与民争利”之事层出不穷，将“藏富于官”视为与时俱进；想必孔子活在今天，依然生不逢时。然而，“藏富于民”的思想却间接地体现在了福利经济学之中了。“百姓不足”，中华民族的崛起无从谈起。孔子还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贫）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二千多年前的古人了解基尼系数，但是，这种“均无贫”的思想却是制度均衡与社会和谐的灵魂。历代社会动乱无不是因社会财富的贫富不均而引起的。古今中外，无不亦然。
3．如果说儒家的”富民”思想只是一种理念的话,那么,”薄赋敛”则是一种政策举措.“薄赋敛”，是先秦儒家思想家们为实现“德治”、“仁政”理想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个重要主张，也是其财政政策思想的基础。“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孔子家语·贤君》）孟子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而富也”。（《尽心上》）荀子则说：“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民可使富也”。什一地租率一直被儒家学派奉为理想的赋敛标准。（《大略》）横征暴敛，竭泽而鱼，所以“苛政猛于虎”，这是历代暴政的通病，也因此而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先秦儒家能反其道而行之，培养税源，藏富于民，以使国泰民安，实不失为远见卓识；而薄敛富民的民本主义也成了儒家经济思想的一个核心与传统。
4．新经济制度学中提出了一种“有限理性”（boundration），对此，当代学人盛洪的看法是：“我想，首先起因于中国古代先哲们对人类自身理性的有限性的认识。老子有‘知不知，上；不知不知，病’之说，孔子则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人们不可能全知全能，掌握有关宇宙的全部信息。尤其是个人（或组织）行为与其他人或自然界的反应之间会产生的某些综合效果，是几乎无法预知的。在他们看来，必有超越个人理性的东西。其次他们都认为，让宇宙法则自然地发挥作用，会使人们得到良性的结果。所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若侯王能自守，万物将自化”。而企图通过人们的设计，加快达到人类目标的作法，也许会‘欲速则不达’，但是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所以孟子叹曰：‘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孔子的认知论所强调的“有限理性”，有助于我们对于政府至高无上，无所不能或全知全能的经济干涉主义的清醒认识。杨小凯先生曾分析过，资本主义，有好的与坏的区别；那么，基于“有限理性”，政府也同样如此。能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使民以时”，“藏富于民”的政府；就是好的政府。反之，儒家所反对的是“欲速则把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和“与民争利”、“扰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就是坏的政府。
5．恒产、恒心与产权界定：产权制度是保证各项经济制度运行的基础，也是先秦儒家实施“仁政”的基点。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滕文公章句上》）在古代农业社会，土地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最基本的制度；孟子从界定土地入手，可谓一语中矢。在战国世代，诸侯割据，战火纷飞；国际关系以崇尚武力来掠夺经济资源，国不堪国，造成天下大乱。孟子提出的“正经界”，虽不合时宜，却也是为实现儒家“仁政”在经济思想上的体现；因为“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同上）这里也道出了儒家为国家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充当裁判员的定位。此外，在儒家的仁政思想里，对政府要取信于民尤为强调。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还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子贡》）政府的诚信或信用，是社会诚信体系中的重中之重；进而把诚信视为立国之本：“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基于儒家的君子人生哲学，孔子提倡：“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宪问》撇开人生修养的道德层面，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倘若人人如此，各自均可达到博弈均衡而获得合作红利，进而形成社会和谐。
6．在消费领域内，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两重互相对立的思想：黜奢崇俭论与侈靡论。“侈靡论”出自《管子》，认为：“善莫大于侈靡”；“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车而弛，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长期不须出而求食），此谓本事”。古代社会以农业为基础，农业乃立国之本，古人所谓的“本”，即指农业。管子指出，奢侈消费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不侈，本事不得立”；“事末作而民兴之”。“侈靡”有两大社会功能：“通于侈靡而士可戚……，六畜遮（庶）育，五谷遮熟，然后民力可得用”。“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有利于治国安民，此其一。“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得，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贫动肢而得食矣”。这种“富者为之，贫者为之”；是为了“百姓之治生”。“侈靡论”强调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有点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消费观点。而孔子的立论是：“与其奢也，宁俭”；“奢不违礼，用不伤义”。他强调以“礼义”来调控消费，以维系社会等级制度；求俭而不违礼，是其核心内容。当士人为谋得爵禄时，应当“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述而》），并且“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学而》）。然而，当“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先进》）。孔子提倡“贫而无怨”，“贫而乐”；同时“富而无骄”，进而“富而好礼”（《学而》）。对于“俭不伤义”，荀子则有其一家之言：“天下尚俭而弥贫”；也是反对墨家的“天下尚俭”的越穷越光荣的反经济思想。消费水平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时期，强调适度消费应该有利于生产与消费的均衡。总之，“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儒家的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消费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仅是鄙人之迂见。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并非仅在于“古已有之”而已,而是欲指出的是虽然现代经济学在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方面较先贤们更为精致严密，但其理论内核未必就是空前绝后，或前无古人的。知识可以日新月异，但是智慧可以永恒地超越时空。有人说：“知识在西方，智慧在东方”。窃以为，知识和智慧都是人类社会求生存与发展的思维结晶，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无所谓是在西方或东方。“人固有地域区别，道不分东西南北”。在经济思想方面，面对经济生活，中国的先贤们的确是颇具法眼的。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还要伟大。杜甫诗云：“不薄古人爱今人”。我辈后人大可不必数典忘祖而妄自菲薄。倘若我们能够温故知新，进而推陈出新，发扬光大；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经济学将更有历史的厚重感；恰如中医理论之于医学领域。这些儒家经济思想是否“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是否有悖于现在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准则，抑或可以得到当代世界各地华人的认同，能否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等等，这些都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朱子说：“圣人之道，有高远处，有平实处”。我们对于先秦儒家经济思想的理解，似应作如是观。我们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市场经济，但不需要“皆为利来、利往”，“唯利所处”的市场化的功利社会。一个仅仅注重“利益效用”（interests’utility）的社会势必将社会发展引入歧途；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倘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商品化了，人类社会也就寿终正寝了。人类社会应该朝着“以义制利”的社会迈进，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家思想的返本开新，因为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就在于“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诗经·大雅·文王》）
当今流行的各大经济学学说、流派，似乎都无法给我们提供“不需要市场化社会”的理论依据；经济帝国主义的话语权，乃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经济等领域无限扩张的体现，然而，这无助于构建和谐社会。那么，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能否再次返本开新，继往开来呢？此外，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今天，经济的认同不难达成一致；而文化的认同危机却依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甚至引发战争的频频爆发。历史文化是一条国脉，后人应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传统的文化，能否成为文化的传统；今天我们能否招回古老的“国魂”，使之成为“我的中国魂”，进而让全世界华人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认同，就像西方人认同上帝，阿拉伯认同真主一样；我们将拭目以待，并乐观其成。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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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公共选择理论家们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民主政治做了大量的研究，对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然而他们很少研究独裁政治。在人类历史中，独裁政治远远比民主政治普遍，人类在绝大多数时期都生活在独裁政治中，而不是生活在民主政治中。而且即使到今天，有的国家虽然已经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高度民主的理想还不会实现。可以预测到，在将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独裁政治仍然不会绝迹。
西方学者中运用经济学方法系统地研究独裁政治的主要有塔洛克和温特罗布。塔洛克的《独裁政治》出版于1987年，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出版于1998年。这两本书都还没有中文版本，所以中国学者对它们还不是很了解。在塔洛克和温特罗布之外，有一部分公共选择理论家专门而深入地研究了独裁政治中的一种特有现象——革命。
（注：SeeOKane,RosemaryH.T.(ed.),Revolution:Criticalconceptsinpoliticalscience,VolumeⅡ,LondonandNewYork:
Routledge,2000,Introductiontosectionsandparts,VolumeⅡ;Silver,Morris."Political
revolutionandrepression:aneconomicapproach",PublicChoice,17(Spring1974),63-71;Skocpol,Theda,Statesandsocialrevolutions:acomparativeanalysisofFrance,Russia,
andChin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Taylor,Morris,"Rationalityand
revolutionarycollectiveaction",inTaylor,Morris,(ed.),Rationalityand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Muller,.
EdwardN.andOpp,Karl-Dieter,"Rationalchoiceandrebelliouscollectiveaction",Americanpoliticalscience
review,80(2)(June)1986,471-87;Lichbach,MarkI."Whatmakesrationalpeasantsrevolutionary?Dilemma,paradoxandironyinpeasantcollectiveaction",WorldPolitics,46(April1994),383-418;Goldstone,JackA,"Isrevolutionindividuallyrational?Groupsandindividualsinrevolutionarycollectiveaction",Rationalityandsociety,6(1)(January1994),139-66.）如果说，塔洛克的《独裁政治》和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独裁政治中统治者的政治行为，那么可以说，部分公共选择理论家对于革命问题的专题探讨则主要研究了独裁政治中子民（注：李慎之认为，说中国老百姓是“臣民”仍然不够确切，而说“子民”好些，笔者接受这种看法。见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的政治行为、独裁统治者在“体制外”的竞争者的政治行为。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将不介绍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革命理论，而只介绍塔洛克和温特罗布关于独裁政治的经济学理论。
二、塔洛克的《独裁政治》
在《独裁政治》一书中，塔洛克说，自从马基雅维利以来，再也没有对于独裁政治的科学分析了。[1](P1)作者意在填补这项空白，对于独裁政府进行一种连贯的研究，该研究的重点放在其内部机制上，而不是独裁政府的政策上。
（一）独裁者的目标
作者认为，各种类型的独裁者或君主的目标可以合理地描述为(1)先是获得权力，(2)抓住权力，(3)获得占有权力的某种享受。虽然创造一个帝国可以列在第三个目标之下，但多数独裁者似乎一旦执政就满足于追求权力的稳固和奢华的生活水准。独裁者为什么要追求权力呢？他想用权力做什么？独裁者可以大大地满足其愿望，其权力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提高生活水平；另一种是实施他认为好的政策。不过，一般来说，独裁者对于政策没有很强的偏好，各个独裁者的政策命令都会差不多，甚至与民主的立法机构的政策相似。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一个长期在位的独裁者来检验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当发现其政策不够明智时，他是否还会坚持它们。由于独裁者对于多数政策没有很强的偏好，由导致的独裁者的更替也通常不会带来政策的剧变。成功地隐退的独裁者多数都很有钱，但不是巨富。
（二）独裁者面临的威胁
独裁者基本上是不安全的。他面对三个威胁：一个来自其政权中的高级官僚；一个来自外国干涉；最后一个来自群众暴动。不过，真正的群众暴动极少发生，除非独裁者不能调动其军队了。
大多数被的独裁者是被其高阶官员的，不是被群众起义的。军队的军事成就容易激发其将军产生现有独裁者的野心。军队力量越强大，国家越易于保存，然而其独裁者被的机会也越大。独裁者的军事力量越强大，他遭到外国力量的可能性就越小。经常更换军官和人员编制、把军队交给委员会集体领导都可以减少其独裁者的可能性。企图和取代独裁者的风险极大，一般不会有人冒这一风险的。一般来说，取代独裁者的人首先是爬到政府高位，然后，当机会来临时他才会现有的独裁者。高阶官员之间的密谋活动很少能够顺利发展，而之后的执政团体最后会浓缩到由一个人独裁。
独裁者一般不会自动隐退，他们会执政到死，即使身患沉疴。当独裁者指定一个正式接班人时，他通常会废除这个人，因为他怀疑这个人。这一点可以这样检验：看看被指定的接班人能否（即使是短期地）保持其职位。大多数独裁者在位期间不会指定正式的接班人。要统计被儿子或其他接班人谋杀的独裁者人数是很困难的，因为谋杀者容易掩盖真相，但是，仔细的历史研究应该能够把这个数字弄清楚。作者的假说是，独裁者最通常的死因就是被谋杀。
（三）独裁统治下的子民
塔洛克转述了休谟的如下看法：一个统治者可以使用他的警察和军队的力量统治人民，但是他无法使用这一力量统治警察和军队；统治依靠观念。休谟没有阐明是什么观念，塔洛克补充道：独裁者要努力让其周围的人们知道的观念，不是他是个好人，而是转，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将胜利。[1](P21)
但是，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合法性真的存在？也就是说，当一个公民支持政府所能够获得的收益小于不支持政府所能够获得的收益时，为什么他还是支持政府？合法性是指一部分人认为，其政府将会胜利（所以不反对它），这与某种神圣秩序无关。问题在于人们如何得到这一合法性的认识，独裁者如何鼓励这一认识。然而，这一问题也不太重要，因为对于独裁者的主要威胁并不是来自受合法性影响的普通百姓，而是来自高级官僚，而他们受合法性的影响不大。合法性对于独裁者是有帮助的，但是他在掌权初期得不到它，掌权时间长久之后自然能够得到它。尽管它有帮助，但是它不稳定。所以，塔洛克认为，相对而言，意识形态对于独裁控制和合法性问题来说不是那么重要。[1](P107)
真正的群众起义是很少的。本书有一个假说，即所谓的群众起义其实是政府内部的分裂，其中拥有较多群众的一方将获胜。真正卷入独裁者活动的人是很少的，肯定少于人口的多数；很可能比人口的2%或3%还少。任何人们（除非是政府高阶官员）政府的密谋很少有机会成功。使独裁者免于被的人或组织通常能够得到物质上的奖赏，但是其权力会削弱。
为什么极少发生群众暴动？其回答是一个经济学关于公共物品的老式观点。对于一个理性的百姓来说，他参加革命将付出较大的私人成本，而且，他一个人的参加对于革命成功与否也没有多大的影响；革命的好处将被全体人民享受，他不过是享受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而且，假设他保持中立，这种好处也少不了他的。[3](PP63-64)也有少数人似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从事革命，尤其是一些宗教信徒们，但是，他们的宗教可能告诉他们，如果他参加革命，他在来世能够拥有22个美丽的姨太太，或者受到上帝的格外青睐。总的来说，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生命的革命者是极少的。许多公民似乎默认受某个独裁者的统治，即使他们较倾心于一种民主体制时也是如此。民主制和独裁制都能生存下去，也许较多地是出自公民的冷漠所培养起来的惯性，而不是它们先天的优越性。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的最通常的原因是，被一种外部力量所击败，这种力量强制性地改变政府结构。
（四）塔洛克的自我评价
塔洛克对于自己的贡献和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自己的贡献在于，以一种比较一致连贯的途径或方法研究非民主政治的内部运行机制，而不是独裁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等等。同时，他承认《独裁政治》一书的缺陷在于(1)大量的推理方式是归纳推理，这削弱了该书的逻辑性、完整性；(2)研究还比较肤浅。
三、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
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在发展独裁政治的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了较高的理论成就，表现为：第一，在公共选择理论家塔洛克之后，进一步贯彻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逻辑和方法，来研究独裁政治。第二，温特罗布将其理论高度形式化和体系化，克服了塔洛克的毛病。由于温特罗布的著作除了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行为之外，还研究了政治对经济政策、经济绩效的影响，并且做了一些规范研究。
（一）全书要探讨的问题以及重要结论
本书研究的问题是：独裁者主要使用什么工具来保持权力？是什么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压迫性？政权的经济绩效、政治力量怎样影响政权的压迫程度？什么经济、政治条件影响着威权政权的稳定或不稳定？独裁政权比民主政权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它们较少受到寻租或再分配的压力吗？引入自由市场是否必然地导致独裁的衰落？什么因素导致民主的灭亡和独裁的兴起？民族主义如何兴起？独裁者如何、为什么促进它？政权犯罪时，其执行官员有什么责任？
作者的重要观点可以极为简单地总结如下。第一，为保持其权力，独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为两类：压迫和购买忠诚。要购买一部分人的忠诚，就需要给他们格外多付好处，这些好处只能从另外的人群那里剥夺而来，对于这另外的群体，独裁者所采取的策略主要就是压迫了。第二，独裁政治是否比民主政治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没有简单的回答，因为独裁政治下的经济体制各不相同。独裁政府确实比民主政府更有办好事或坏事的能力；另一方面，其再分配倾向（也就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转给另一部分人）也更强。那种将财富再分配给工人的独裁政治不利于经济增长；而降低劳方工资水平，保护资方利益的独裁政治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并且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劳方。第三，如果西方民主政府以减少独裁政府对其人民的压迫为唯一目的，那么，它对独裁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基石就应该是：援助独裁政府或者和他们做贸易，但是一定要附加改善人权的条件。[2](P346)第四，谁对独裁政府的罪行负责？作者认为独裁政府官僚机器中的官僚要对其所执行的罪行负责，其理由和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的理由（注：Arendt,Hannah.EichmanninJerusalem:AReportontheBanalityofEvil,(Rev.ed).NewYork:Penguin,1976.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这一富有争议的著作中论证说，纳粹官僚艾奇曼所作所为的真正祸害是官僚机器的浅薄，它让怪物看似平常——艾奇曼的没有头脑的平庸。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无知无识是不是政治祸害的某种必要条件，或者，积极开动人的脑筋是否真能使我们不去干坏事？阿伦特认为艾奇曼有罪，艾奇曼虽然是官僚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但是该机器的行动的穷凶极恶性质使得小齿轮也要对罪行负责。阿伦特的论证是以通常的官僚理论为依据的，这和温特罗布的论证不一样。）不一致。温特罗布的理由是，这些官僚是理性的经济人，不是没有头脑的平庸人，他们的行动依据是向独裁统治者效忠和争宠。[2](PP347-348)
（二）独裁者的策略
独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为两类：压迫和购买忠诚。[2](P33)“压迫”指的是实施种种限制：限制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利，限制出版自由，限制反对党反对政府的权利，或者，就像极权主义政府所做的那样，裸地禁止集会、结社、组织政党反对政府。这些限制的实施必然伴随着对人民的监控、对不服从行为的制裁。种种独裁的共同特点是：存在着政治警察力量，对表达反对政府的意见的行为、特别是组织反对政府的行为予以极其严厉的制裁。压迫是解决或缓慢独裁者的困境的一个方法。由压迫引起的问题可以用几种办法来对付：更多的压迫；给安全力量多付钱财；设置几种安全力量，使它们处于竞争状态，因而处于一种恐惧的状态。积聚权力的另一条途径是积聚政治忠诚，政治租金的分发能够起到激发忠诚的作用。“忠诚”被定义为个人对组织或制度的长期的归属或依附。对于一个典型的公民来说，对政府或政府的反对者的忠诚是一笔资本资产，公民积累这笔资产的目的是促进其与忠诚对象的政治交换。[2](P48)公民考虑的是忠诚的回报率和风险，当公民反对政府时，他实质上是把忠诚提供给政府的某个反对者，该反对者意欲提供另外的政策。
参加政治交换的主体是哪些人呢？温特罗布只说明了一方是独裁者，另一方是公民和利益集团；[2](PP48-49)他没有说明清楚这里的“公民”是否包括了全部子民，根据独裁者购买忠诚的主要方式（分发政治租金）来看，参与政治交换的公民只是公民中的一部分，而独裁者给予另一部分公民的东西似乎只有压迫。
压迫和忠诚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都要耗费独裁者的资源，所以独裁者有一个“权衡”的问题；它们也不是相互独立的，压迫的程度影响着忠诚的提供。压迫增加时，公民若不忠诚于政府，其风险会增加，而相应的回报会减少。结果，在一个典型的公民看来，反对政府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而与独裁者或其代表做“交换”就更有吸引力一些。这种“替代效应”意味着，忠诚的供给与压迫程度是正比例的关系。然而，“收入效应”起着相反的作用。压迫增加时，或者要增加个人成为制裁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或者要增加制裁的范围，这会减少个人的财富，即使他或她是忠诚于政权的。只要公民在政治忠诚上所投入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压迫的增加就会减少独裁政权从公民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政权的反对派从其支持者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也同样会减少。
（三）独裁政治的一般模型
温特罗布先论述了四类具体独裁政府的政治压迫和忠诚的均衡模型，然后论述一个更加一般的独裁政府模型，前面四类具体模型可以从后面的一般模型中推导出来。而要理解他的理论，最好是从其一般模型开始。
独裁者的目标是使其效用最大化。他们的效用包括个人消费(C)和权力（π）：U=U（π，C）。独裁者获得和保持其权力π，需要花费预算(B)，使用它们的过程也就是将资源（简化的说法是金钱）转化为权力的过程。如果独裁者的金钱B无限多，那么其权力π将没有止境。但是，他的钱又是通过使用权力获得的。独裁者的权力和金钱所受到的限制必然是同时决定的：在某一均衡点E[*]上，独裁者拥有权力π[*]和预算B[*]。
（四）四类具体的独裁政府
独裁者会如何分配其预算B[*]呢？首先，独裁者要确定自己想要更多的权力呢，还是要更多的个人消费。这一步要确定其个人消费额。其次，独裁者要将(B-C)部分的预算资源分配到其获得和保持权力的两类手段上去，即分配到压迫和购买忠诚上去，他的最佳策略是，使得用于压迫和忠诚上的资源的边际产出（权力）率相等。
如果独裁者对个人消费的偏好强于对权力的偏好，那么，他可能满足于刚好能够维持统治的最小权力，而将省下的资源用于个人消费。这样，压迫和忠诚都少，该类独裁政府被温特罗布称为“廉价独裁”。真正慈善的独裁者，例如作者谈到的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流斯，以荣誉为至上原则，真心关心子民福利，他能够获得很多的忠诚，而压迫又低，这样的独裁政体被温特罗布称为timocracy，该词在柏拉图那里是“以荣誉至上为原则的政体”的意思，这里意译为“慈善独裁”。
如果独裁者对权力的偏好强于对个人消费的偏好，那么，他的花费较多的钱在压迫(R)和购买忠诚(L)上。又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那么，压迫价格就比较低，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这时的政府会有较严厉的压迫(R)，该独裁政府就是暴政。假如独裁者不仅如此，而且还能够创造或利用发达的、先进的或现代的政治组织形式，例如政党，那么，他花费较少的资源就能够购买到较多的忠诚，那么，这时的政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对于独裁政体的以上分类的标准是压迫(R)和忠诚(L)的组合情况，图示如下：
附图
图1独裁政体下的压迫和忠诚之均衡类型
（五）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独裁？
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别的独裁政治呢？首先，温特罗布用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即有的偏好更多的权力，这就容易导致极权主义，有的偏好更多的个人消费，这就容易导致“廉价独裁”……偏好成为一个外生变量。
其次，温特罗布引入政治组织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独裁者将其所获得的资源（例如金钱）转化为权力的效率。前面已谈过，如果独裁者掌握了群众性政党来进行动员，忠诚的购买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所能获得的忠诚或者支持就会更多，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忠诚增加使独裁政体向极权主义或慈善独裁发展。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压迫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压迫增加使独裁政体向暴政或极权主义发展。如果政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第三，温特罗布引入经济制度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决定着独裁者将权力转化为预算收入的效率。他认为，对于不同独裁国家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独裁权力的创收效率，没有一个一致或普适的模型，只能逐一加以分析。[2](P114)
（六）温特罗布的理论的缺陷以及留下的理论空白
首先，它以不同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不同的独裁政体，这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例如，我们很难回答，为什么东方独裁者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同时又在偏好至高的权力，而西方的独裁者却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较不偏好权力。其实，不同独裁者的基本偏好是基本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其次，将政治组织等方面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或者说作为给定的变量，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其理论的作用。政治组织形式的变化、思想控制和灌输以及其他压迫机构的状况正是一个独裁政治理论需要着力加以解释的变量，不宜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第三，认为独裁制度是外生的、给定的，这就无法解释独裁政体的产生和转型，从而缩小了其理论的解释范围。第四，没有系统分析独裁政治下的子民、觊觎政权者的行为规律，这当然不能算是温特罗布的理论的失误，只能说还留有空白。一个完整的独裁政治的解释性理论应当填补这一空白。
四、评论：塔洛克和温特罗布都忽视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塔洛克和温特罗布的研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他们都夸大了独裁者的困境，在他们的模型中，世界上所有独裁者基本上都缺乏安全，其处境简直是很可怜。[2](P20)他们的理论和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主义时期、古代埃及和印度的独裁政治历史事实不符，因为古代“东方”的君主一般来说安全而“幸福”，只有像明代末年的崇祯皇帝那样的独裁统治者才是可怜的。为什么会出现理论与事实的这种矛盾呢？原因是他们忽视了古代东方世界的独裁者的另一重要和有力的武器：意识形态。
塔洛克明确地说，独裁者要努力让其周围的人们知道的观念不是他是个好人，而是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将胜利。这句话的后一半是对的，独裁者一定会展示其强大，让人们知道，他是难以战胜的，最好乖乖地服从其统治；但是前半句不太符合历史。事实上，独裁者不仅展示其力量之强大，而且还努力给其子民灌输一种观念，即他是个好人，关心子民的福利，只有他能够带给子民最大的幸福。在温特罗布的理论中，独裁者的全部策略就是两大类，即压迫和购买忠诚。他得到的忠诚是通过分发政治租金之类的行动“购买”来的，与意识形态灌输无关。其实，在能够实施思想独裁的情况下，如果独裁者支出一些资源，用于对子民的意识形态灌输，也是会导致忠诚供给的增加的。但是，温特罗布似乎没有把意识形态作为影响忠诚供给的一个因素，意识形态在其整个模型中似乎没有地位。
然而公民只是公民中的一部分，而独裁者给予另一部分公民的东西似乎只有压迫。
压迫和忠诚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都要耗费独裁者的资源，所以独裁者有一个“权衡”的问题；它们也不是相互独立的，压迫的程度影响着忠诚的提供。压迫增加时，公民若不忠诚于政府，其风险会增加，而相应的回报会减少。结果，在一个典型的公民看来，反对政府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而与独裁者或其代表做“交换”就更有吸引力一些。这种“替代效应”意味着，忠诚的供给与压迫程度是正比例的关系。然而，“收入效应”起着相反的作用。压迫增加时，或者要增加个人成为制裁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或者要增加制裁的范围，这会减少个人的财富，即使他或她是忠诚于政权的。只要公民在政治忠诚上所投入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压迫的增加就会减少独裁政权从公民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政权的反对派从其支持者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也同样会减少。
（三）独裁政治的一般模型
温特罗布先论述了四类具体独裁政府的政治压迫和忠诚的均衡模型，然后论述一个更加一般的独裁政府模型，前面四类具体模型可以从后面的一般模型中推导出来。而要理解他的理论，最好是从其一般模型开始。
独裁者的目标是使其效用最大化。他们的效用包括个人消费(C)和权力（π）：U=U（π，C）。独裁者获得和保持其权力π，需要花费预算(B)，使用它们的过程也就是将资源（简化的说法是金钱）转化为权力的过程。如果独裁者的金钱B无限多，那么其权力π将没有止境。但是，他的钱又是通过使用权力获得的。独裁者的权力和金钱所受到的限制必然是同时决定的：在某一均衡点E[*]上，独裁者拥有权力π[*]和预算B[*]。
（四）四类具体的独裁政府
独裁者会如何分配其预算B[*]呢？首先，独裁者要确定自己想要更多的权力呢，还是要更多的个人消费。这一步要确定其个人消费额。其次，独裁者要将(B-C)部分的预算资源分配到其获得和保持权力的两类手段上去，即分配到压迫和购买忠诚上去，他的最佳策略是，使得用于压迫和忠诚上的资源的边际产出（权力）率相等。
如果独裁者对个人消费的偏好强于对权力的偏好，那么，他可能满足于刚好能够维持统治的最小权力，而将省下的资源用于个人消费。这样，压迫和忠诚都少，该类独裁政府被温特罗布称为“廉价独裁”。真正慈善的独裁者，例如作者谈到的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流斯，以荣誉为至上原则，真心关心子民福利，他能够获得很多的忠诚，而压迫又低，这样的独裁政体被温特罗布称为timocracy，该词在柏拉图那里是“以荣誉至上为原则的政体”的意思，这里意译为“慈善独裁”。
如果独裁者对权力的偏好强于对个人消费的偏好，那么，他的花费较多的钱在压迫(R)和购买忠诚(L)上。又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那么，压迫价格就比较低，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这时的政府会有较严厉的压迫(R)，该独裁政府就是暴政。假如独裁者不仅如此，而且还能够创造或利用发达的、先进的或现代的政治组织形式，例如政党，那么，他花费较少的资源就能够购买到较多的忠诚，那么，这时的政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对于独裁政体的以上分类的标准是压迫(R)和忠诚(L)的组合情况，图示如下：
附图
图1独裁政体下的压迫和忠诚之均衡类型
（五）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独裁？
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别的独裁政治呢？首先，温特罗布用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即有的偏好更多的权力，这就容易导致极权主义，有的偏好更多的个人消费，这就容易导致“廉价独裁”……偏好成为一个外生变量。
其次，温特罗布引入政治组织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独裁者将其所获得的资源（例如金钱）转化为权力的效率。前面已谈过，如果独裁者掌握了群众性政党来进行动员，忠诚的购买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所能获得的忠诚或者支持就会更多，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忠诚增加使独裁政体向极权主义或慈善独裁发展。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压迫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压迫增加使独裁政体向暴政或极权主义发展。如果政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第三，温特罗布引入经济制度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决定着独裁者将权力转化为预算收入的效率。他认为，对于不同独裁国家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独裁权力的创收效率，没有一个一致或普适的模型，只能逐一加以分析。[2](P114)
（六）温特罗布的理论的缺陷以及留下的理论空白
首先，它以不同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不同的独裁政体，这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例如，我们很难回答，为什么东方独裁者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同时又在偏好至高的权力，而西方的独裁者却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较不偏好权力。其实，不同独裁者的基本偏好是基本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其次，将政治组织等方面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或者说作为给定的变量，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其理论的作用。政治组织形式的变化、思想控制和灌输以及其他压迫机构的状况正是一个独裁政治理论需要着力加以解释的变量，不宜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第三，认为独裁制度是外生的、给定的，这就无法解释独裁政体的产生和转型，从而缩小了其理论的解释范围。第四，没有系统分析独裁政治下的子民、觊觎政权者的行为规律，这当然不能算是温特罗布的理论的失误，只能说还留有空白。一个完整的独裁政治的解释性理论应当填补这一空白。
四、评论：塔洛克和温特罗布都忽视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关键词：国家理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
政府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以下简称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展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新领域。由于当前国家政治授权产生的问题与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是当前对权力监督的一个重要手段，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的两个“暂行规定”和2006年修订通过的新审计法为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尚处于探索阶段，尤其是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制尚未建立起来，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对象特殊,审计范围广泛,不同层面的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范围、工作对象差距很大，因此，探索和规范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责任审计是针对“个人”的责任审计，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直接涉及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的是非功过，关系到党政领导干部的升黜，因此，审计评价是经济责任审计诸环节的核心与关键问题。本文拟在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基础上，构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整体框架，并扼要探讨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具体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为进一步出台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细则或经济责任审计准则的制订、规范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一个参考依据。
一、相关研究评述
界定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是构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的基础。2006年修订的新审计法第25条规定:“审计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国家机关和依法属于审计机关监督的其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任职期间对本地区、本部门或者本单位的财政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负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这仅仅给出我国经济责任审计监督的总体内容，对构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提供了指导意义。现实中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十分复杂，想用一把尺子来界定其审计内容是很难做到的。吉林省审计学会课题组［1］在总结一些典型地方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他们将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范围分为四个层面、三个范畴和二个系统。四个层面主要由省部级、地厅级、县(区)局级、乡、科级四个层面的干部。三个范畴主要包括块块领导干部、条条领导干部、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二个系统包括党委系统和行政系统。并提出采用一般分类与特别分类两种办法来探讨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认为党政领导的经济责任审计的一般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1）审计党政领导干部所在地区、部门、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性。（2）审计党政领导干部在执政期间重大公共投资项目的效益。（3）审计、评价党政领导干部在执政期间主要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最后根据行政区党委，行政区政府领导、政府部门领导界定了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特别内容。在审计署2007—2008年立项课题研究报告（2009）中，以蔡春教授领衔的西南财经大学课题组［2］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将党政领导和企事业负责人的目标经济责任的内容分为治理责任、管理舞弊控制责任、经济权力控制责任、效益或绩效责任和环境保护责任，并根据各类目标经济责任，构建相应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将党政领导经济责任评价指标分为民主政治建设和绩效两个方面的评价。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主要包括权力范围、组织结构和问责体系、信息透明度、廉洁自律、申诉和执行机制、党风廉政内部监督制度落实、政务公开程度等指标；绩效方面包括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投入产出的“3E”、内部控制、资源利用等指标。青岛市审计局课题组［3］的《部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将政府部门分为经济运行管理部门和社会事务管理部门，在确定部门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的基础上，将部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分为经济决策权指标、经济管理监督权指标、经济执行权指标和履行廉政职责情况指标四大类。刘世林和牛玉韬［4］认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应与评价对象、评价责任、任职目标、评价范围挂钩，并构建了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给出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一级与二级指标为：（1）财政财务收支评价（主要包括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资金收入与支出、企业财务收支情况等）。（2）资产管理与购建评价（主要包括资产综合情况、长期资产管理情况、流动资产管理情况、固定资产购建情况等）。（3）经营业务管理绩效评价（主要包括综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环境情况、领导干部决策能力和水平等）。（4）个人及行政执法情况评价（主要包括组织性违法违纪情况、个体性违法违纪情况）。
以上研究对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局限性：（1）审计内容界定和审计评价指标框架的构建多采用归纳法对评价指标进行分类，没有运用演绎法，将审计评价指标框架构建在一个扎实的理论基础上。（2）各研究采用不同的分类标准构建审计评价指标框架，但由于主要采用的是归纳法，没能显示各类指标之间逻辑关系，同时各类指标也难免存在一定的重复交叉内容。本文拟以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为基础，着眼于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整体框架的构建及具体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但本文并不涉及具体的审计评价指标的构建。
二、以国家理论为基础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的构建
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包括规范的国家理论和实证的国家理论。所谓规范的国家理论，主要是对国家行为的矛盾性质进行思考，它有三个基本内容：一是从国家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任何其它组织和个人所无法替代的角度论证国家行为的合效性；二是从信息的缺失和国家行为的个人性来论证国家行为所包含的违背经济效率原则的性质；三是界定国家经济行为的边界；而实证国家理论主要是探索国家行为根据的理论，主要是关于国家的本质和对国家“悖论”的解释。由于规范国家理论可以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这里是以规范的国家理论来构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根据规范国家理论，国家在产权界定、保障私人权利、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具有任何其它组织和个人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具有合效的性质；但由于国家行为的强制性（即非市场自由交易）和关于国家行为成本和收益的可靠信息的缺乏以及国家行为的个人性可能导致国家行为对帕累托效率的偏离，具有违反效率的性质。国家经济行为的边界是国家组织比其它任何组织和个人具有优势的经济领域。图1是从规范国家理论的角度，给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整体框架。
在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实务中，六个审计评价模块可进行相应简化：（1）国家界定产权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很强的程序性，一般不能归结为党政领导的“个人责任”，因此，有关法律法规的制订一般不作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与评价的内容。（2）权利范围模块并入日常行政与执法和重大经济决策两个模块中，但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现代国家大多偏离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充当“守夜人”的国家模型，现代国家基本奉行凯恩斯的经济干预政策，不仅是公共物品的供应者，而且充当了私人物品的供应者和需求者，因此，重大经济决策审计评价不仅包括了提供公共物品经济决策，也包括了其它如大额非常规经济拨款、大额非日常采购等重大决策。总之，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可分为四个模块：（1）日常行政与执法，简称“日常行政”评价模块。（2）重大经济决策，简称“重大决策”评价模块。（3）遵纪守法与廉政建设，简称“遵纪廉政”评价模块。（4）工作业绩、经济目标完成情况与社会满意度等，简称“工作业绩”评价模块。
由于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具体指标在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党政部门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且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具体指标也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本文将着重于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整体框架的构建（如表1所示）。
在以上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几个模块中，重点和难点是重大决策中的重大经济决策和工作业绩的评价。重大经济决策的特点是：（1）重大经济决策责任一般可以直接问责到负责人。（2）重大经济决策的效果复杂，往往涉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很多效果无法进行定量分析。（3）重大经济决策的效果往往具有时滞性，甚至有的项目的短期和长期效果是矛盾的，党政领导重大经济决策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按照决策—执行—结果的顺序，主要是对三个方面的评价：重大决策的合规性评价、执行过程评价和结果的效益性评价，效益性评价是对重大经济决策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环境性评价，即通常说的“5E”评价。显然具体评价指标对于不同的重大经济决策也是不同的。由于公共投资项目是重大经济决策中最为复杂，审计评价最难的，所以这里给出公共投资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表2党政领导重大公共投资项目
决策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层次与具体指标
合规性立项程序合规性；可行性研究科学性；概预算合理性
决策执行过程项目内部控制及其执行情况（项目责任制、建设程序控制、现场控制）；概预算执行情况；项目进度；项目质量指标；项目安全指标
效益性经济效益（常规的财务指标如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财务净现值，财税贡献等）；环境效益（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等指标）；社会效益（增加就业，增加群众收入，促进公平等）
党政领导的工作业绩、经济目标完成情况和社会满意度的评价在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间的差异最大，变化最大，这方面的评价往往存在着指标设计争议大，数字不易获取，缺乏客观评价标准等困难，工作业绩评价指标如表3所示。
表3中社会和谐度评价的具体指标包括恩格尔系数、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就业率、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等；社会满意度评价的具体指标包括基尼系数和发生率等；干部管理水平评价指标包括：中层以上干部群众评议合格率、中层以上干部群众投诉升降率和高级技术人才流失率。
三、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
下文笔者将在扼要分析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特点及各评价模块间的逻辑关系基础上，总结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但完整具体的评价指标不是本文研究内容。
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目标是对党政领导在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评价，包括对“经济履行过程”和“经济履行结果”的评价。“日常行政”模块是对党政领导日程行政执法的经济履行过程的评价，包括对财政财务收支、行政执法、资产管理、内部控制、权力范围等内容的评价；“重大决策”模块是对重大经济决策程序合规性、决策执行管理与重大经济决策结果的效益性等三方面的评价；“遵纪廉政”是反映党政领导在日常行政和重大经济决策过程中的遵纪守法和廉政建设情况；“工作业绩”模块从履职结果上集中反映了以上三个模块的履职情况。由于不同类型、不同级别政府部门的工作业绩表现不同，所以该模块宜分不同类别、不同级别设置评价指标。各模块的逻辑关系如图2所示。
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与国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相比，具有的特点主要有：（1）由于党政领导从事的社会宏观经济、社会事务和行政事务管理工作，其工作结果大多不能进行定量分析，所以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设置应涵盖党政领导履职过程与履职结果，而对国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偏重于负责人对企业最终经济业绩的影响。（2）动态性。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党政领导的职责与目标经济责任在不断发展，因此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应是动态发展的，这点在“遵纪廉政”和“工作业绩”两个评价模块中表现更为突出。（3）差异性。区域党委、区域政府、政府部门之间；经济管理政府部门与社会事务管理政府部门之间；不同级别政府之间，其党政领导的经济责任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不同类型和级别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点在“工作业绩”评价模块表现最为突出。
（1）逻辑统一原则。各评价模块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保持逻辑一致，应避免指标间的重复、脱节和冲突的现象。（2）过程与结果并重原则。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要涵盖党政领导履行经济过程和履职结果。（3）动态发展原则。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在评价指标的框架内，做到动态调整和不断发展。（4）一般指标和特殊指标相结合的原则。正如上文所述，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工作业绩”评价模块上，为了设置简化科学的评价指标，对“日常行政”、“重大决策”与“遵纪廉政”三个评价模块，可设置通用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至少可设置通用的二级评价指标，而对“工作业绩”模块，可分不同类别、不同级别设置特别的评价指标。
参考文献：
［1］吉林省审计学会课题组.谈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的界定［J］.审计月刊，2007，（4）.
［2］西南财经大学课题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R］.审计署立项课题研究报告（2007—2008），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3］青岛市审计局课题组.部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R］.审计署立项课题研究报告（2007—2008），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4］刘世林，牛玉韬.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和评价程序［J］.中国内部审计，2006，（12）.
与报纸的言论不同，电视述评的优长是在据事论理上不再象议论文那样通过文字媒介用“三段式”或叙述＋议论的手法立论分析，而是调动电视语言和蒙太奇结构，立体地、形象化地举事说理。在电视述评里，“述”不仅仅是叙述事情的过程和原委，还有展现事件本真、调动受众感官参与，暗含情感色彩的功用；“评”也不单单是以文字的形式用事实的理论的材料归纳或演绎，而是既可以直奔主题而去也可以启发点拔观众自己得出结论。然而，一种初具形态的电视节目样式在走向成熟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传播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对目前的电视经济述评只满足于以具象的趣味性迎合观众，“访多谈少”、“重述轻评”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有人甚至认为其“理性传播”的本性正在渐渐迷失。如此种种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电视经济述评究竟应该怎样加强报道力度来为理性思维服务？“理性”的光辉怎样才能得到充分的张扬并最大限度地被受众所接受？“具象”与“抽象”、“感性”与“理性”的关系如何处理？用丰富的电视语言讲述重要经济政策问题，阐明经济事实的意义，并且拍出情和味来，是电视经济述评节目走向成熟所迈出的有序的一步。
JNTV经济部近年来有意识在经济述评方面加大了创作力度，推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其中，《两本管理的启示》获全国优秀电视经济节目评论类一等奖、山东省精品工程奖，《再就业冲击旧观念》、《孪生兄弟缘何两种命运》、《更新择业观、培养新技能》在山东电视奖评选中夺得三个评论类节目一等奖。认真深入研究电视经济述评的写作特点和规律，使这一品种更好地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促使电视经济述评能够迅速为广大观众所接受、喜爱和参与，是我们电视工作者特别是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应当重视的课题。本文将结合经济述评的创作体会，就电视经济述评创作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电视经济述评的“述”、“议”重点。
先谈一谈新闻述评写作的几个重点。新闻述评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写作体裁，即材料和观点的结合，现象和本质的结合，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它围绕新闻事实，评述事件的意义和是非曲直。它采用夹叙夹议手法，既可以综合述评，又可一事一议，用来反映国内外重大的经济事件。它在报道经济新闻的同时，揭示经济新闻事实本身的逻辑力量，实现纪实与升华的交融，以引导舆论。在写法上，经济述评可以先提出一个观点，然后从几个侧面加以分析印证；也可以先交待各种矛盾，然后层层剖析，最后得出结论。经济生活瞬息万变，当事件初起或发生转折的时刻，评述者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及时地对一些经济事件加以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指明方向。
新闻述评克服了以往新闻作品就事论事，就理说理的浅薄和空泛，通过“述”和“评”的有机结合，达到了强化评论的客观性和强化报道的理性思辩的双重效果。因此，新闻述评的特性在于理附于事，事附于理，举事说理，相得益彰。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让信息在一个平面上简单重复，或把复杂的经济生活、经济现象简单化，会造成记者笔下对经济生活报道的单调与贫弱。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Reporting）和解释性报道（InteipketiveReporting）以新闻事件为核心向外延伸和幅射，日益为受众所接受和欢迎。它们与新闻述评的区别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本质区别仍然存在。调查性报道就是对大量表面现象掩盖之下的事实真相的揭示。报道不判断是非，只说明情况，让受众自己从中得出结论。解释性报道是把今天的事件置于昨天的背景之下，从而揭示出它对明天的含义。它主要回答为什么发生？事件产生什么影响？导致什么结果？解释性报道主观色彩甚少，能够用叙事的方式来说明问题的，尽可能不采用议论的方法。而新闻述评侧重于就事论理，揭示意义，需要融入记者的主观论点。随着电视事业的不断发展，外延交叉的多种节目样式的混杂，会通过电视人逐步摸索实践进行理清。
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都不能离开特定的媒介。电视经济述评是利用电视声画合一、视听结合的手段，对经济领域里重大而典型的新闻事件进行“表现＋论说”的一种新闻评论体裁。下这样一个定义，首先强调的是电视经济述评使用的是电视语言，它通过连续的图像画面诉诸视觉让观众感到直接形象，它通过声音（言语、音乐、音响）诉诸听觉，让观众身临其境。正是由于电视语言的这种特性，电视述评对经济事件进行述议的时候，“述”要体现视听语言的复合性，而不能象文字那样只是表达概念，用结构性的推理强化逻辑的力量；“议”出要体现电视集束语言的特点，不能仅仅用解说词和主持人去说理推理。
1、“述”的重点：表现
叙述是对事件原委的陈述术。在电视里叙述事件当然也要符合叙述的基本要素和要求，但必须记住要生动地表现，不要平白的陈述。所谓“表现”，即在述评中对经济事件或人物进行叙述时，要充分发挥电视画面、声音长于写实的特点，考虑到图像的组接性、连续性和运动性，声音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给观众以真实感和纪录感。
如电视评论片《再就业冲击旧观念》说的是几位下岗纺织女经过择业的茫然、失落和困惑，经过转变择业观，又重新确立自强、自信，走上再就业之路的事。在叙述女工A的时候，就用一组连续的镜头，摄取了她跑工厂、跑劳动局、跑熟人要求改换清洁工岗位，另找“体面”工作的画面。片中还大段录制了女工A和厂办主任、劳动局处长、熟人对话的同期声，把新旧两种观念、“要肚皮还是要脸皮”的冲突生动展现出来。又如电视评论片《两本管理的启示》，该片说的是山东水泥厂和济南锅炉厂学习邯郸钢铁厂“倒推成本核算法”，并与国有企业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优势结合起来的管理办法，促使企业扭亏为盈的典型经验。在叙述“山水”厂一工人上山采石放炮时，摄取了这样一段画面和对话：一工人在作业段面放炮后，将现场的旧包装袋、废纸箱一个个拣起来。记者问：“这还有什么用？”工人：“拿回去卖了就是钱。”记者：“这才值几个钱啊？”工人：“现在我们都背上成本指标了，给厂里省也是给自己省。”紧接着的画面声音是轰的一声炮响，段面矿石飞起，群山回荡炮声，久久不断。这就是直接感受。“表现”所形成的声画直观冲击力让观众看到了推行“两本”管理后，工人们的成本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强化。如果叙述不依据电视媒介的特性进行，不注重“表现”而是概括式的陈述，观众就不会对事实留下深刻印象，就会直接危害到述后议论的生发和结论的归纳。
2、“议”的重点：理性
议论是对事件是非曲直的论说术。在电视里议论除了要符合立论、论证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理性的表达应更具权威性并兼顾到电视说理的生动性。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具体辩证思维阶段研究的概念是与抽象思维阶段形式逻辑所研究的概念不相同的。形式逻辑的概念不仅仅对事物的本质属性加以反映，它舍弃了事物的具体性、个别性及发展变化，这种概念叫抽象概念。辩证逻辑研究的概念是建立在具体同一的基础上的，它结合研究概念的具体内容，包含着差异、矛盾、对立，是复杂多样的辩证统一体，这种概念就叫具体概念或辩证概念。我认为，理性的至上形态应该是这种辩证概念的抽取，这既是思维对万物认识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进化的结果，也是电视媒介价值判断和价值实现的特殊要求和个性所要求的一种理性表达形态。
《两本管理的启示》确立的论点是：党的政治优势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能够搞好搞活国有企业。本片在说理时，没有只讲政治优势的作用，也没有撇开政治优势片面褒扬“成本倒推法”，而是从国情、厂情出发，着眼于市场机制下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怎么做、怎么发挥好的问题。同时，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又应该怎样适应变化了的经营机制亦应给予分析。本片通过厂长、工人、党校教授、客户、家属、政府官员和主持人的访谈，展示了这种辩证概念的丰富性；又通过两家企业的融合总结了“人本成本”的辩证关系。可以说，正是论说的丰富性、辩证性才体现了大理性，也避免了主持人一味说教或画外音一味解说的枯燥单一性。关于评述中的理性，下面还要谈到。
二、构筑理性框架，激发受众的思考能力。
理论追求的是对事物高度抽象的概括。在电视述评中，事件往往是一瞬即逝的匆匆过客，而其理论的价值随着时间的延伸会更加明显。因此构筑理性框架，不但可以把记者的思维引向深刻，把记者的目光引向深邃，而且可以激发受众的思考能力，从而对人们的经济生活进行合理引导。
1、“寓虚于实”－－含而不露的思想性。
“虚”指观点，“实”即事实。“寓虚于实”这种说理方法并不直截了当地讲道理，而是寓道理、见解、思想于客观事实或典型论据的途述之中。电视述评的思想高度和教化意义不一定要通过理性的引伸和哲理的思辩来完成，只要选材得当，角度巧妙，以叙代议同样有“不著一词，入木三分”的效果。
《再就业冲击旧观念》一开始讲述了一名下岗女工要求辞掉在胜利石油大厦“伺候人”的活儿，接着记者在一家商城现场采访，另一位下岗职工时她一再向记者强调，只是临时帮忙；还有一位下岗职工则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还是脸皮比肚皮值钱。”－－公司经理的一句话点出了在旧观念的束缚下，下岗女工没有出路的主观原因。然后，该片转向一位在济南开美发厅的南方人进行采访的镜头，他说：“我们来济南，掏下水道的都有。”“只要能靠自己的劳动挣到钱，没有职业高低之分”两相对比，揭出下岗职工“等、靠、要”的旧观念与南方人“有活干就是再就业”的新观念之间的冲突。该片浸透着生活的质感，它以纪实的手法表现出中心议题：观念的转变是再就业工程中首冲的问题。可见，情节本身的思想性在节目中同样具有力量。
寓虚于实的特点是不直接从正面讲道理发议论，而是巧妙地寓论点于论据的具体叙述和对照之中，把思想、见解、论点包含在具体事实的客观叙述和描写之中，让受众自己运用逻辑的思维和记者一起共同得出应有的结论，领悟其中的思想和道理。
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这种做法：不在新闻稿中加进一点言论，不对我们所报道的事情作一些引伸，不在叙事过程中加进一些拔高的道理，似乎就不足以显示出思想性和指导性。殊不知，电视作为大众传媒，以家庭为主要收视场景的特点决定了生硬说教是不能奏效的。观众追求的是可视性，这就要求理性同时要用可视性的电视语言表达出来。因此，将论证过程隐含于事件的叙述过程中，让受众自己得出结论，必要时可以淡化主持人、记者的主观意见，使受众由被动受教育转到主动观察思考。
2、强化分析手段，实现由事到理的过渡。
用事实去参与理论，必须走过一座“桥”：从事实中抽象出理论观点，摆事实，还要讲道理。这就要用理论的目光从事实中找出“道理”来。
现在有许多述评节目，在分析手段的运用上显得粗糙和僵化。该升华主题提炼观点时，有些记者却力图用客观事实或采访之口来说话，弱化了新闻述评本身所具有的分析手段的力量，这是导致述评节目出现“以叙代议”现象的内在原因之一。记者迷恋对事物本身逻辑的追求，只会使电视述评成为一盘散沙，成为相关细节的堆砌，从而导致整个节目偏离主题，结构混乱，思路不清，甚至得出与事实不符的结论。
电视经济述评与一般电视经济新闻不同，它不象有的新闻那样靠把最重要、最新鲜的事实放在最前头交代，也不讲究用描写场面吸引受众，主要依靠精辟的分析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把事实性材料中所蕴含的道理清楚地表现出来。因此，电视述评需要对事实进行科学分析，并把它充分地深入浅出地揭示出来，以理服人。
六集系列理论专题片《人本成本－－企业成功之路》采用层层递进的方法，使论理层层深入。首先，它将济南轻工化学总厂当作手术台上的麻雀进行层层解剖，寻找它亏损的原因；然后通过山东水泥厂的管理实例，突出“好班子能带出好队伍”的主题思想。第三集的背景过渡到济南锅炉厂，这个厂注重调动工人主人翁意识的能动性，然后完成“人本是成本之本”的论述。第四集讲述山东水泥厂实行成本控制，使指标落实到企业各个岗位，各个职工，给人以“抓成本就是抓牛鼻子”的启示。第五集动用济南锅炉厂的实例说明“以人本降成本”的道理。最后把人本管理和成本管理结合起来，主题思想得到提炼，即“把人本管理融入成本管理中”，实现“低成本高效益”。从大的论证结构看，是演绎，但每集里又都有归纳，每集之间的逻辑关系十分严密，每集内部的脉络也十分清晰。除了编导的大逻辑意识，主持人的点评承转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需要“发言”时就发言，该长就长，当短则短。虽然主持人的话不是太多，虽然述多于评，但是评重于述，只要有份量，理性就会闪射出光辉。
电视经济述评的创作灵魂，就是要用理论的目光分析经济典型的事实，把新闻事实中所包含的“理论油”榨出来。
3、多方论证，增强电视经济述评的思辩性。
所谓多方论证就是指主持人、政府官员和专家、当事人等多方参与评论经济典型事实的特征。它既包括主持人的主体论证，也包括专家、官员、群众的客体论证。三者有机融合，相得益彰，共同完成述评任务。
在电视经济述评中，主持人的论证是起主导作用的，其功效是起到提示论题、开掘述评深度和归纳总结论点。《更新择业观，培养新技能》一开始采访了几个下岗职工，记者发现职工下岗后并非没有就业门路，而是他们想找一个“舒服”的岗位。接着画面便转换到演播室，由主持人对此进行了一番言辞犀利的评论：“不愿伺候人，不愿当个体户，不愿进私营企业，这一系列的‘不’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下岗职工还是在用旧的择业观面对新的选择，其结果只能是离再就业越来越远......”。这种点评不但容易引起受众的共鸣，同时还会引发他们深层次的思考。
述评中政府官员和专家的论证则成为决定述评高度的标尺。如记者采访山东省再就业办公室负责人时，这位官员说：“在济南这样一个大城市找一份工作是不难的，关键是下岗职工的观念没转变。找工作离家远不行，没公费医疗不行，工作脏累差不行，还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老脑筋。可现在是市场经济了，观念要变喽。”几句话便挖出了旧观念的根源，可谓片言居要、发聋震聩。
JNTV经济部近年来还尝试了在专题片结束前加一个5分钟的小话题节目，或在专题片前加一个阐释的话题引子。如在《资产重组1+1>2》的开篇便邀请了山东大学数学系教授、山东大学产权研究所所长用通俗而专业的话语、例子解释1+1>2的数论涵义和经济学上的“木桶理论”，既普及了经济学知识，也使论证更具指导性和权威性。
另外，当事人论证是论证必要、有益的补充。如《更新择业观，
培养新技能》纪录了一位劳工科长下岗后卖包子总躲着人，后来逐步转变观念的事，这位劳工科长说：“多数人都在重新寻找自身价值，我觉得只要观念转变了，适应市场了，你就能够走出这一步去。”现身说法给人的启示印象更深，效果更好。
三、调动电视手段，填充感性血肉。
美国CBS广播公司有一则关于电视新闻价值判断的名言叫做“可视的故事＋硬碰硬的新闻”，从相当程度以上体现出“可视性”是电视新闻价值判别和价值实现的特殊要求和个性所在。当今时代，受众对频道的转换日益频繁，用“可视性”唤起民众的注意力已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受众总是宁愿相信事实，通过自己的思考，对事实做出分析、判断，而不愿接受空洞的议论。同时，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如何做到“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更是电视人的一种追求。因此，在电视经济述评中为理性“骨骼”填充感性血肉，不但可以增强“可视性”，而且能够把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简单化、通俗化，从而使受众不仅接受事实，而且能够理解观点。
1、选择适当的切入点。
这个“点”指的是具体的，客观发生的经济新闻事件，或者是引发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选择适当的切入点能够以一种情景化、具象化的状态将观众引入相应的主题。
一个事实，究竟撷取哪一部分，要以能表现立论思想为转移，同一事实从不同角度叙述，往往显现不同的意义。因此要顺着说理的方向选择合理的叙事角度。为强化说理所配置的材料应分清主次并突出材料间的联系点。
在《抓大放小的启示》一片中，记者在抓大上，选择中国轻骑集团作为佐证。由于其发展速度在国内同行业领先，97年济南轻骑B股的发行又具有典型意义，且在实行银企业联手中，中国轻骑集团更受益匪浅。于是选择“轻骑”作为政府资助其低成本膨胀，走大集团、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路子的典型，此为“抓大”；在放小上，则选择全国闻名的股份制改造颇有成绩也颇有争议的山东省诸城市为典型，并就“放小”是不是实行私有化进行一番争论。很明显，上述两例事实都是经过编导深思熟虑才选取的，论证角度也是新颖的。
2、横向联系与比较，纵向牵连与把握。
任何事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有着相互间的粘连。展现事物间的关系有助于对事物的理解，把握事物的来龙去脉则需要纵向的历史背景资料，分析过去的事件有助于把握当前事件的深层涵义。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是进一步深化主题的需要。一般的报道使用背景材料侧重补充说明，而电视经济述评则是用来拨开云雾、指点迷津，它侧重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和为百姓解惑。
《伟大实践二十年》是JNTV经济部制作的大型政论片，它运用了横向联系和纵向把握。该片从尘封的报刊资料中寻找到二十年前关于真理问题标准大讨论的遗迹，人们的思想开始接受春风沐浴，社会经济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包括农村改革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国企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破题，对外开放搞活，第三产业篷勃发展，两手抓两手硬，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又很好地运用了横向联系比较，说明实践标准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最后，以展望明天来结尾。整体来看，该片把今天的事件置于昨天的背景之下，从而揭示出它对明天的含义，它很好地把握了报道的深度、广度和厚度，为主题的深化，内容的丰满提供了条件。
2、宏观角度作指导，微观事实为佐证。
以宏观角度对事实进行再认识，是经济述评提示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必要之路。当代经济领域不断发生着变化，对事件进行宏观上的观照，可以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总结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或经验。在介绍事物后概括时，融入记者的评论，然后又用微观事实佐证，使个案凸现。这种结构使得概述和例证相互结合，宏观与微观相互照应。如《伟大实践二十年》中介绍第三产业的发展时，选取济南市北园路专业批发市场和大型商场迅速崛起，形成“隆起带”的事实，说明了该市第三产业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进步。
3、数据证实
数据对于事件形象的抽象化传达，具有严谨、翔实的说明力。数字的威力，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并可勾勒出整体的面貌，使数字本身成为形象。如《再就业冲击旧观念》在叙述下岗职工就业不成时，提供了一个南方打工族占领济南市服务行业的数字：“据劳动部门统计，目前在济南就业的南方打工者保守的估计也有5万人，&127;而这个数字相当于济南市所有下岗职工的一半。”这个数字说明了济南下岗职工并非全因就业无门而待岗，与南方人相比，观念上存在巨大差距。因此，数字在述评中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它是使微观和感性走向宏观和理性的桥梁。
四、感性与理性互相交融，激活电视经济述评的生命力。
打个比方。一个建筑要有材料，有结构，整个建筑还要有设计。观点和材料隔绝了，就象工厂的车间和原料离得很远，甚至中间隔了一道墙一样。这个比方形象地说明了叙评结合的重要性。成功的述评应包含三种语言成分－－客观叙述、带倾向性叙述和议论。在叙述中逐渐出现主观色彩，到最后提出鲜明的观点，或先提出观点，再夹叙夹议，这是述评的大致轮廓。
1、评与述有机结合，事与理水乳相融。
有述有评，评述结合；叙事论理，事理交融，这是电视述评的显著特点。只述不评，或只评不述，或评述脱节，将评与述写成两个互不相干的部分，形成两张皮，这样不可能取得好的传播效果。如何处理述与评的关系，使两者有机结合？最重要的一点，记者应该深入地分析事实，找出其中蕴含的“理”，再采取以具体材料入手，以虚带实，就实论虚的写法，用观点统帅材料，又从具体的材料中引申发挥，边述边评，讲清道理。
《抓大放小的启示》从济南入手，首先点出国有企业面临的难题：缺钱，而国家该把钱投给谁呢？这又是难以抉择的问题。“满把全抓等于一把不抓”，这句形象的话亮出了记者的观点。“从平均用力到重点突破”切入到主题上来，即要“抓大”。当小鸭集团从银行那里得到一笔宝贵的发展资金时，主持人的话评论得当：“银企联手是济南市在组建企业集团后，遇到资金困难时采取的一个措施。通过这种方式，银行为优势企业输送了一批新鲜血液，从而使得一些大企业集团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了主动权。”其实，这就是一事一议。
在电视述评中，事和理要互为补充，互为支撑。主观评述失去了客观事实只能是无本之木，客观事实失去了主观因素的加入只能是一盘散沙，很难体现出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2、寻找传受双方的情感相通点。
电视经济述评怎样才能具有雄辩的、令人心悦诚服的说服力和论辩力？经济述评的深奥内涵如何转化为通俗、生动的语言？如何让经济节目更贴近受众，让受众主动思考并接受观点？王夫之说：“是与非奚准乎？理也、事也、情也。”
随着传媒的日益大众化，新闻事件是否具有人情味，贴近性已成为新闻价值判断的一项重要指标。关注老百姓的身边事，从受众容易产生共鸣的细节入手阐释重大社会问题，这种手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传播者所认同。《再就业冲击旧观念》一片就通过鲜活的事例，表现下岗女工寻找职业的急迫感以及对新职业的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变化，显示了她们挣脱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旧观念的羁绊，走向新生活、创造新生活的喜悦。该片整个过程贯彻着一种人文精神，并给人以最大的关怀。受众跟随编导思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以感性体验到理性认识的跨越。
不管是调动电视手段来增强可看性，还是寻找传受双方的情感相通点，以激发受众的收视兴趣和思考能力，最终追求的都是节目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或者说舆论引导的有效性。
3、系统思维方式：
苏若舟先生在《新闻采编与思维法》一书中建议深度报道从整体出发，“先综合后分析，最后归到综合上来。”这种方法的显著特点是以综合控制分析，使每一个分析的结果又反馈到综合之中，分析与综合彼此渗透，同步协调。
摘要：总部经济现象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总部经济活动必须依靠企业集团总部的入住来实现。企业集团在选择总部入住何地时，客观存在着选择的依据和标准。然而，人们还没有认真系统地研究这些企业集团总部入住的条件和标准问题，以及综合评价问题。本文应用综合评价方法对企业总部入住条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套评价企业总部入住的综合条件的指标和评价方法，并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方法对于企业集团在选择总部入住条件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关键词：企业总部入驻条件综合评价统计分析中图分类号：q210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总部经济，一个崭新的名词，丰富了我们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是日益深化的对内对外开放格局催生出的一个新经济范畴。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总部经济已成为许多国家(地区)所追求的新的经济形态。人们现在普遍认为，“总部经济”即是指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总部入驻，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集群布局，设立研发中心和销售中心，生产加工基地则安排在营运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或外地，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显然，总部经济活动的实现，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企业总部的进入。企业集团选择总部地点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但应当考虑的基本因素或者一般条件，我们认为主要有：1、基础设施；2、市场需求因素；3、经济发展水平；4、第三产业发达程度；5、人文社会底蕴；6、政策与政府绩效。为此。我们企图将影响总部入住的基本因素进行定量化描述并进行横向对比分析。1、总部入住条件的评价指标设置根据总部入住条件的定性分析和综合评价理论，结合我国的统计实际，我们提出评价总部入住条件的指标体系有如下构成。1)反映基础设施的指标。反映基础实施的指标很多，我们认为如下几个指标能够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反映一个地区的基础实施完备和现代化程度的情况。这些指标为：（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2）区域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3）区域商品房销售额（万元）；（4）房屋平均价格（元）；（5）国民财产密度（国民财产万元/平方公里）；根据实际统计分析表明，很多区县都没有国民财产资料，因此，我们在实际应用时没有采用国民财产密度指标。2)市场需求因素。根据分析研究，结合我国统计实际的资料情况，我们认为，反映一个地区的市场需求或者市场容量的情况，可以使用如下几个指标进行评价。（1）社会商品销售总额（万元）；（2）社会商品消费密度（商品销售万元/平方公里）；3)经济发展水平。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是非常多的，经过分析研究，我们认为如下指标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水平和状态是明确的、经济的。并且与我国现存的统计方法制度相衔接。（1）人均gdp（元）；（2）投资密度（投资额万元/平方公里）；（3）经济密度（gdp万元/平方公里）；（4）税收总额（万元）。4)第三产业发达程度。反映第三产业发达程度的指标中比较具有综合性的指标有如下两个，我们作为评价第三产业发达程度的评价指标。（1)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2）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5)人文社会底蕴。在反映一个地区人文社会底蕴的指标中，比较具有综合性和可行性的指标我们选择了三个指标。即：（1）人口总数（万人）；（2）人口密度（万人/平方公里）；（3）人文指数(分)。人文指数是我们进行定性分析后给出的主观评价指数。这个指数数值是位于0－10之间的分值。由专家比较分析后给出。6)政策与政府绩效。在反映地区政策状况和综合绩效的指标中，我们选择了三个具有综合性、可行性的指标如下：（1）财政收入（万元）；（2）刑事案件发案比率（件/万人）；（3）服务指数（分）。服务指数与人文指数一样，是我们进行定性分析后给出的主观评价指数。这个指数数值是位于0－10之间的分值。由专家比较分析后给出。上述18个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总部入住时，应当重点考虑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实际统计资料的限制，我们在应用中实际上只是使用了其中的16个指标，即：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2）区域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3）区域商品房销售额（万元）；4）房屋平均价格（元）；5）社会商品销售总额（万元）；6）社会商品消费密度7）人均gdp（元）；8）投资密度（投资额万元/平方公里）；9）经济密度（gdp万元/平方公里）；10）人口总数（万人）；11）人口密度（万人/平方公里）；12）人文指数(分)。13）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14）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15）财政收入（万元）；16）服务指数（分）。上述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个指标，在评价中的作用都是正指标。因此，可以简化评价分析方法和提高直观分析判断的可行性。2、总部入住条件的评价方法选择1）、权数的确定根据重庆市渝中区及其他区市县的统计资料的定量分析研究，结合定性分析方法，我们认为，总部入住条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各个指标权数由如下构成(见表9－1)：表1总部入住条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数序号指标yj指标x权数f11、基础设施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5.0022）区域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2.7833）区域商品房销售额（万元）；3.0644）房屋平均价格（元）；5.5652、市场需求因素；5）社会商品销售总额（万元）；6.6766）社会商品消费密度8.3373、经济发展水平7）人均gdp（元）；6.9488）投资密度（投资额万元/平方公里）；7.5099）经济密度（gdp万元/平方公里）；8.33104、人文社会底蕴；10）人口总数（万人）；4.721111）人口密度（万人/平方公里）；5.001212）人文指数(分)。6.67135、第三产业发达程度13）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8.061414）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7.78156、政策与政府绩效15）财政收入（万元）；7.221616）服务指数（分）。6.392）、修正因子为了对于一些特殊情况给予特殊的考虑，我们制定了有关的修正因子，根据修正因子在评价分析中的作用，我们取其评价修正因子的数值在0-1之间，其基本内容如下(见表9－2)：表2修正因子数值分布表序号修正因子数值k意义1政策控制发展0一票否决2政策扶持1<k<1根据情况设置可高可低3政策规定发展1指定建设地区注：修正因子也可以大于，但一般不大于1。3）、评价方法（1）评价方法的确定由综合评价方法及其应用研究情况可知，综合评价方法中的综合指标的计算方法主要有：综合计分法、综合指数法、标准化处理方法、功效系数法等等。根据本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使用综合指数法为好。综合指数法也叫直接综合法，是指直接将经过同度量处理后的指标数值用简均法或加权平均法进行综合，形成一个总值，再按照总值的高低排出各单位的位次，从而进行综合比较和评价。平均的方法一般有算术平均和几何平均两种。本处采用算术平均方法。（2）评价标准的选择在应用综合指数法时，首先应当消除各个指标的不同量纲的影响，本方法中是采用相对化处理方法来消除量纲的。因此，应当制定出比较的基础指标。我们认为，用所考察区县的相同指标的平均数作为基础指标x具有可行性、科学性和统一性。如果需要进行长期分析和动态监测，可以使用前三年的平均数作为标准。本处使用的评价标准采用相同指标的平均数进行。（3）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根据上述分析，综合指数的计算公式为：a、分层评价值y基础设施得分：；市场需求因素得分：；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人文社会底蕴得分：第三产业发达程度得分：政策和政府绩效得分：b、整体评价值i；其中：（4）修正因子的应用根据上述评价的综合得分值，我们还应当充分考虑特殊条件下的评价因素。为此，我们选择了修正因子k,进行修正。修正方法为：4）、评价分析对于上述制定的总部入住条件评价指标及其方法，我们在搜集整理了所考察的区市县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可以在计算机上实现其所有分层指标、总评指标的计算。通过计算后的结果，我们可以进行如下分析：（1）评价结果排序。根据计算结果，对于考察的区市县的分层得分和总评得分进行排队，以指出各个考察区市县的分层和总评分值的位次。以确定总部入住的条件优越程度。（2）评价分析。反映取得的成就，指出存在的问题，找出差距，指明努力方向，为各级党政提供决策依据。3、实证分析根据上述评价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我们以重庆市及其主城区为样本进行了分析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已经被当地政府采用。现将分析结论剑术如下：1）重庆是主城区总部入住条件综合评价分析根据我们设计的总部入住条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16个评价指标，我们搜集整理了2002年有关的统计资料（见表9－3、9－4）。对于统计资料的分析研究发现，重庆渝中区在总部入住条件上显然优于主城区其它几个区县。在所考察的主城区9个区的16项指标中。渝中区处于第一位的指标有12个指标（见表9－4），即：人均gdp、社零总额、财政收入、商品房价格、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人口密度、商品消费密度、投资密度、经济密度、服务指数、人文指数；渝北区有3项指标处于第一位，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区域商品房销售面积、区域商品房销售额；巴南区有一项指标处于第一位，即人口总数。通过上述分析表明，重庆渝中区在总部入住条件上比其他8个区具有绝对优势。表4重庆市主城区总部入住条件综合评价表地区综合评价指数名次渝中区339.33511重庆市231.0922九龙坡94.00193沙坪坝85.909834江北区80.425855南岸区78.214626渝北区67.953117大渡口63.822468北碚区47.419819巴南区42.917310由上表可知，渝中区在主城区中吸引总部入住的条件的综合水平处于绝对优势，处于全市的第一位，与其它区县的综合水平相比，高出许多。重庆市处于第二位，也具有相当高的综合水平。除巴南区和北碚区的综合分值较低（60分以下，是不宜考虑区域）外，其它几个区县都具有较高的综合评价水平值。特别是80分以上的几个区县，即九龙坡区、沙坪坝区、江北区，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这些区县在一定时期内如果运作得好，也将会成为总部入住的选择的优势区域。2）渝中区总部入住条件分层评价分析根据指标体系的分层分析表明，重庆渝中区在所考察的6个层次上比其他8个区具有绝对优势（见表9－5）。但是在全重庆市的份额上还应当继续努力。高于全市水平的指标有三个即：市场需求指数、经济发展指数、第三产业发达程度指数。低于全市水平的指标有：基础设施指数、人文底蕴指数、政策与政府绩效指数。表9－5重庆市主城区总部入住条件分层评价指标分析表地区基础设施指数市场需求指数经济发展指数人文底蕴指数第三产业发达程度指数政策与政府绩效指数渝中区14.324871.17779116.402739.4988929.554647.977225大渡口5.0702583.21025318.749978.01924913.587975.762848江北区9.6215584.45982913.891179.84342412.999965.546282沙坪坝11.115123.61504311.927379.62647315.325977.033878九龙坡10.519945.14368513.922438.76149112.646387.599475南岸区9.0092453.46824212.748139.34639312.598117.112783北碚区4.3788511.1582085.7848286.22342711.929185.915951渝北区12.088960.8387324.5265866.84804111.478676.253364巴南区4.8488540.8675353.7449116.0374448.8891435.876665重庆市66.5224241.060683.30186643.2951713.4899763.42153注：表中分值为正指标，即越大总部入住条件越好。作者简介：陈正伟，男，重庆工商大学统计学系主任，高级统计师、副教授，1955年10生。所学专业，应用数学。研究特长：统计学、数量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社会兼职：重庆市统计学会副会长、重庆市政府顾问团专家。地址：重庆市南岸区五公里邮政编码：400067单位：重庆工商大学统计学系电子信箱：czw020211@参考资料：1、《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系列丛书》中国统计出版社，李强等编著；2、《总部经济潮涌北京》－中国信息报，2003年9月16日；3、《发展总部经济阔步走向国际》－产经网－中国贸易报，2003年8月12日；4、《重庆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重庆出版社陈正伟等2003年12月；（完）
边际分析理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主要理论，其主要包含了边际效应的有关理论和边际报酬理论。经济学运用边际效用的方法分析产品的价值，产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其内在价值。商品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属于商品的价值范畴，产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决定价值，这里的效用是指产品的边际效用，是消费最后一个产品时产生的效用，而不是最高效用或是平均效用。边际理论是分析经济学问题的核心理论，企业可以根据产品的边际效用确定产品的供求数量以及相对应的劳动力规模，以此来确定企业生产的最佳水平。合理分析边际效用对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边际分析理论可以运用到物流成本管理上。运用边际理论分析物流成本，首先要把物流成本的数学概念引进来，使用数学模型对物流成本建模好处在于模型建立之后，在知道一个经济变量后就会了解其它变量的大体情况。另外，根据数学图形还能知道其它经济变量的发展趋势。在常用的数学模型中，除了一次函数之外，其他大多都成曲线的形状，所以在这些数学模型中都会存在关于变量的变化率的问题，当自变量增大，因变量会因此而增大或者减小。当在整个数学图形中的某一点处，因变量由增大变为减小或者是由减小变为增大，这个点就是数学模型的极大值或极小值点，也就是要分析的边际点，在现实问题中，这些点往往是最佳的消费或生产点，这就是经济问题的边际分析方法。
2物流成本评价指标的选取
由于物流活动由多个环节组成，需要多方面分析物流系统的各个要素环节。要分析评价各个要素环节的物流成本，需要借助数学模型来选取物流成本评价指标。笔者把宁夏华横物流公司的物流作业管理、成本控制情况和成本核算作为该物流公司的成本评价关键点。首先是物流作业管理。华横物流公司物流作业的各个环节对物流成本的高低起到了直接决定的作用。在物流成本分析的过程中，物流作业中的原料采购、仓库保管、产品运输到装卸各个流程都会对整体物流成本产生影响，所以加强对物流作业的管理会对物流成本降低产生影响。其次是物流成本的控制情况。将会计的核算理论运用到物流成本的控制过程，控制物流成本首先要从原料采购这个源头环节进行，将华横物流公司的采购成本列成报表进行分析和统计，可对物流成本得出一个基本性的结果，其中运输成本会在整个物流成本中占有较大比重，所以控制好运输成本是整个环节的重中之重。在管理运输成本时，首先可以在多个运输方式的情况下，提高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效率，争取做到无缝连接。其次对于货物的运输方式，根据货物特点选择最佳运输途径，对货物进行合理的摆放和装卸，提高运输的效益。最后要根据运输线路的特点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建立最优的运输路线。最后是物流成本的核算。物流成本的效率高低最终要靠物流成本核算得出结果，是物流成本管理的基础，数据的核算对成本的管理起到重要的作用。华横物流公司可以根据自身各物流作业流程的成本，进行物流成本核算，力争实现最优的物流成本管理。
3物流成本评价模型构建
物流运输量同整个物流行业的价格和利润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当物流运输量增长较大时，价格可能会降低到一定程度，这时利润将达不到相应的最大值。所以在运输量与价格之间要适当选取一个对比关系，使企业能够实现最大的利润。在构建数学模型时，边际报酬理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价格和运输量对总利润起不到重要作用，总利润同边际报酬的关系体现在边际报酬对总报酬的作用上，当边际报酬和边际成本同时取0时，可得到利润的最大值和总成本的最小值，对此数学模型的构建，需要考虑二阶导数的结果，从而确保存在相应的极值条件。
4案例分析
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我国物流行业也受着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接受着因经济发展带来的调整，本节以宁夏华横物流公司为例，对物流成本的优化进行分析，对深入了解物流成本的基本构成因素和优化的模型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在物流的仓储环节方面，对物流行业的原材料及其产品的存储时间和存储空间提出了要求。存储时间越长，占用存储空间越大时，物流成本会越高。两者同物流成本成正比例关系。在对华横物流公司的物流环节要素进行分析时发现，该公司对仓储的时间和空间没有一个准确的测度，首先是产品的仓储时间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备案管理，增大了企业的物流成本，其次是企业对物流仓储的空间缺乏管理。针对不同的货物准备不同特点的仓库，是改善该公司物流成本的重要保障措施，良好的仓储空间和时间是公司物流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针对宁夏华横物流公司的具体物流数据进行组合分析时，需要对其进行非线性的组合规划。在构建相应的模型时需要对其情况作出具体分析，针对该公司的物流运输主要是公路和铁路运输，该公司所在的宁夏本地的物流量远远小于其他地区物流运输量的现实状况，需要对其作出相应的假设，首先是宁夏是其商品的生产地和消费地，商品的流向是向外的单向流动，而运输方式只考虑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不考虑其他运输方式。作出这些假设后，可以将其物流行业数据代入到上述最优数学模型中。
5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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