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立学校德育目标
1．将高远的志向作为德育培养的目标。
志向主要指的是一个人内心对某一事物或者目标的向往，并为这一向往而付诸努力的过程，能够突出展现学生对未来美好生活不断追求的一种积极昂扬的精神。高远的志向，不仅能够体现现代社会的内在层次性，同时还能够体现时代具有的前瞻性特征。因此在德育教育理论发展中，要将自强不息、不懈努力、奉献祖国等作为培养学生高远志向的主要内容，使得学生能够怀有远大抱负。
2．将高雅的情趣作为德育培养的目标。
情趣是一个人拥有的情调趣味，或者是这个人内在的情意、志趣，高雅的情趣和低俗的情趣对于一个人道德影响巨大。高雅的情趣是积极的、文明的、健康的，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科学性和文明性相得益彰，同时也与法律规范和道德要求相符合［2］。因此，在德育教育理论发展中，要明确地将培养学生高雅情趣作为办学目标之一，积极开办学校礼仪教育、文化艺术节、读书节、志愿服务活动等人文娱乐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健康审美观，增强学生对美的理解和欣赏能力，从而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创造美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养成高雅的情趣，拥有一颗美丽的心灵的同时，也能将未来的世界创造得更加美好。
（二）明确学校德育内容
学校德育内容的明确要求学校能够充分利用学校的物质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促进其在教育理论中的发展。
1．物质文化资源层面的利用。
物质文化主要指的是学校的建筑设计、空间设计、人文景观设计以及园林绿化情况等所展现的风格形态。一个学校的文化水平和文化样式主要通过物质文化资源呈现出来，因此可以说，物质文化资源是学校文化存在的基础。只有对学校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进行科学的规划和设计，才能够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凸显出学校本身及学生的自身道德价值取向。由此可见，学校德育的建设离不开物质文化资源的建设，学校应从各个场馆、校舍、广场、雕塑等文化建筑开始，丰富学校精神内涵，营造良好的学校文化氛围，使学校德育能够充分融于教育理论发展之中［3］。首先，在建设学校场馆及校舍等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将古典因素与现代元素结合起来的方式，展示学校浓郁的人文教学氛围，更新陈旧的配套设施，营造出新的教学精神风貌。通过建立学校博物馆、陈列馆、纪念园等能够展现学校发展历程的馆区、园区，充分凸显学校长久以来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有效促进学校文明的继续传承。同时，学校还可以在本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文化的优秀内涵，进一步丰富学校的文化底蕴。学校广场的建设也是有讲究的，可以在广场的适当位置设置一些与学校校训、校风等密切相关的雕塑，凸显学校文化主元素，营造良好的办学氛围。另外，还可以通过积极成立心理咨询室、网络实验室、自动录播室、演奏厅、体育馆、创作室等能够充实文化内涵的专用教室，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德育情操，为学生的德育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其次，还可以对校园内的植物种类、园林广场、道路建筑等命名，充分展现出学校办学的“生态文明”、“和谐开放”、“开拓创新”等价值追求，例如可以将学校的主要道路命名为“致远路”、“求实路”、“思源路”等，将学校的主要建筑物命名为“格物楼”、“育才楼”、“知行楼”等。另外还可以在学校办公楼、行政楼以及宿舍楼等楼梯间的墙面上张贴一些能够展现学校校训、学校精神的名人格言以及学校美术班学生的毕业创作作品等，同时也可以在教学楼的楼梯间墙面以及教室墙面上将一些能够体现学校优良学风的人生格言、励志格言等张贴上去，通过营造良好的办学氛围，时刻陶冶学生以及教师的情操，从无形中帮助学生塑造高尚的人格，树立高远的志向［4］。最后，学校可以通过提倡学生对校园环境进行自主设计，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将学校的德育办学理念很好地灌输到学生的思想理念中，形成学校与学生在道德精神层面上的统一和融合。
2．精神文化资源层面的利用。
精神文化资源层面主要包括学校发展历史文化的沉淀、学校校训以及学校先进的办学理念。首先，一个学校可以将其办学的理念浓缩在校训之中。校训能够很好地将一个学校的办学传统体现出来。校训不仅是一个学校文化与历史的积淀、人文精神的高度凝练，更是校园文化与教学理念的体现。校训作为校园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在制定校训时应该结合校园文化突出校园特色。以某高校的校训为例，“饮水思源，宁静致远”。［5］该校训主要蕴涵三重含义，自强不息、精忠爱国、勇于承担。这种校训不仅能够激励师生的爱国情怀，更他们让对未来怀一种积极宁静的心态去创造。这对于学校、对于师生都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其次，历史是学校的根，文化是学校的魂，学校应该传承历史，丰富文化。将学校的历史文化价值不断地挖掘出来，建设以校友名人榜、校史课等为重点的课程，打造具有校园文化特色的文化品牌，突出体现老校的文化韵味，扎根文化基础，进一步发挥出文化的励志、继承作用。另外，还可以通过建设校史陈列室，将校园风云史、传奇故事以及名人校友提词等呈现出来，同时还可设置贵宾接待室，接待一些外宾或是历史研究人员。再者，还可以修建一些名人墙砖，将对学校有贡献、捐助者、优秀师生以及杰出校友的名字刻在墙砖上，介绍其光荣事迹，表彰其精神，让师生以此为榜样。除此之外，还可以开设相关的校史教育课程。把校史中经典的故事、人物事迹提炼出来，编排整合，作为教育新生的入学课程，为新生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激励学生传承优秀的文化。最后，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理念是一个学校办学的核心和信念所在，体现了一个学校的办学方针及灵魂，是一个学校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以某高校的办学理念为例，“发展教育”，该教育理念总的来说，囊括了四个发展观。即以学生为中心的发展观、综合且可持续的发展观以及增长极限观。从理念的操作层面来讲，可以将学生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尝试发展、自觉发展以及超越发展阶段［6］。但就学生个体而言，“发展教育”的理念应该重点以学生为核心，让学生做到不断地挖掘自我、超越自我。从一个新的起点出发，去尝试、去发展、最后超越自我，从而实现学生的自主发展，创新发展，达到学校教书育人的目的。
二、学校德育在教学实践中的发展途径
（一）构建学校德育教育体系
首先，联合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三种力量，建立起开放的德育体系。在学校方面，要成立学校德育工作领导小组来统筹领导学校的德育工作，小组应当由校长担任组长，组员包括分管德育工作的副校长、德育处领导、团委领导和年级部主任等。在社会方面，学校应该充分利用政治资源、法律资源、科技资源、环保资源、军队资源等，促进各种社会资源协调发挥作用，如可以聘请法律专家担任学校的法制副校长等。在家庭方面，学校应该加强与家长的联系，通过学校开放日、家长会、家访等途径加强与家长的互动，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到对学生的德育教育中来。其次，将团委、学生会和社团联合会三股学生自治力量联合起来，建立起学生德育管理的自主体系。依靠团委、学生会和社团委员会的力量，充分发挥三者对学生事务的管理协调作用，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德育教育工作中来，通过自主策划、组织和实施一些大型活动，如读书会、人文沙龙、体育竞技、艺术展览、志愿服务、科技大赛、暑期实践等活动，将德育教育的理念融入日常学生活动中。此外，在学生自主组织的学生活动中，要注意发挥学校行政人员的管理协调作用和教师的指导作用，要鼓励家长和其他社会成员参与到活动中来，以形成全员参与德育教育的局面，将德育精神普及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促进德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构建学校德育办学模式
1．架构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平台。
学校德育教育要发挥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平台的作用，就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在教师管理层面上要建立起三级平台的管理架构。第一级平台以班主任为核心进行班级管理，第二级平台以年级部为核心进行年级管理，第三级平台以学校德育处为核心进行全校范围的管理。三级平台协调发挥作用，有利于促进学生进行自我德育管理。要尽量避免包办式德育教育，重视激发学生自我德育管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在学生管理层面上要建立起由团委、学生会、社团联合会联合管理的学生自我德育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以学校中学生自治的各个组织，如学生会、团委、学生社团、学生协会等为主力，立足于学生的利益，在学校的指导下和教师的协助下，进行德育教育工作的自我管理。教师管理和学生管理相结合，共同促进、共同进步，有利于学校德育教育的成功开展。
2．营造学校德育教育资源网络。
德育网络营造的关键在于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学校、家庭、社会等都是德育资源的重要来源。首先，在校内资源方面，要充分重视校训的作用，注重校训的内涵，将勇于承担、自强自立、精忠爱国等理念融入校训之中，通过校训感染学生；此外，编写相关读本，讲述校训精神、学校历史等等，作为学生德育课程的必读书目。选拔德育骨干对校训进行专题研究，开展校训解读课堂讲解研究成果也是发挥校训作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其次，在学校推进德育主题教育，可包含多个主题，如责任意识教育、法制知识教育、公民意识教育、感恩父母教育、爱护环境教育、公德意识教育等等。最后，将家庭和社会的德育资源与学校的德育资源相结合，建立起德育资源网络，让德育工作在家庭和社会中持续开展。
3．铸造学校德育教育特色品牌。
首先，要重视学校师生的心理健康，定期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心理辅导活动和心理知识培训活动。依靠学校负责心理教育的专职教师，建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打造有学校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其次，要重视学校师生的身体素质，规范体育锻炼活动和课间操活动，在体育锻炼活动中锻炼学生的纪律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他们的体质，打造有学校特色的阳光体育；最后，注重学校德育主题教育的针对性，增强其时效性，打造有学校特色的德育教育。
三、结束语
1.1国内学前教育理论具体内容研究
学前教育理论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主体、客体以及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方式方法与手段。主体指的是那些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而处于学前教育年龄阶段的适龄学童，自不必说，甚至连学前教育的规律都可称之为客体。那研究最多的当属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方式方法手段了。在何时何地设计什么课程，才能更好的作用于客体，取得更加显著的效果，让客体更好的成长呢?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于慧慧、王中华以宏观的大视角解读了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的具体内容，坚持科学发展观，注意均衡发展，恰当增加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充分利用和扩大学前教育资源，是实现国内学前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3］。而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杨宁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中的动作和运动问题—四论进化、发展和儿童早期教育》与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张往颖、张世锋的《英国开展儿童户外游戏的理论与实践》两文中，则是以微观的小视角具体分析了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对儿童教育的内容，杨宁认为儿童早期的动作发展不仅是其智力发展的重要指标，更是发展的普遍特征;除了对主体对客体的作用方式方法的研究外，也有研究学前教育理论中客体的文章，例如西南大学教育学院的张利洪、李静在探讨了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要回答学前教育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经历了“规律说—现象说—现象及规律说—综合说”的转变过程。他们认为从科学哲学、教育学与学前教育学的关系来看，把学前教育问题定为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比较适宜的。
1.2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价值取向研究
所谓价值取向，是每一个主体对一件事物的带有主观色彩的判断，在学前教育理论上各位学者也是如此。有学者认为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有其独立存在的必然性，这一必然性源自学前教育的独立价值，即学前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不依附于其他层次和类型的教育而独立存在的价值。田涛与吴定初指出，国内当前学前教育实践中存在若干独立价值失落的现象，如超前的教育与强化训练，误读了基础，因而必须加强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也必须强化学前教育政策与制度的保障，来促使其独立价值的回归。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的朱家雄则更加准确的指出自己在学前教育理论中的价值取向，认为当前国内的学前教育应该由科学主义走向生态，科学主义取向的儿童发展理论是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基础，但如果陷于对科学主义的崇拜，将无法解释和适应学前教育的复杂性。康建琴与李志宇则从客观的角度分析了现阶段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层面在价值取向上冲突的原因，融合的方法。理论工作者不仅是理论的介绍者，更应该是理论的创造者、生成者;实践工作者不仅仅是理论的践行者，更应该是行动的研究者;管理工作者不仅仅是政策的传话者，更应该是政策的研究者、理论的解释者、地方课程建构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1.3国内学前教育理论评价标准研究
教育乃是国民的教育，是一种公益性的活动，因此公平性成为了教育的根本属性。在探讨教育公平这个话题上，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什么是教育公共，相对公平与绝对公平的区别与联系，如何实现教育公平，这些都是教育的评价标准上的问题，学前教育也是如此，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一直是教育的基本价值诉求。蔡东霞认为质量话语曾长期在学前教育质量评估中占重要地位，对国内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近年来人们对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评估提出了多方面质疑，认识到忽视差异、去背景性和去情景性的质量标准不仅不利于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更会使实践因盲目追求统一的质量指标而造成学前教育的不公平。学前教育应寻求建立更具适应性和包容性的质量评估体系，以最终实现学前教育领域的实质公平。总之，我们需要加以强调与权衡现阶段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质量与公平的问题，要坚固学前教育中的公平与质量，不只是为每一个儿童提供优质的、科学的、统一的环境，还必须努力的根据每个儿童的差异提供合适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有关学前教育公平的评价标准体系，来保证公平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2思考与展望
在古代认识论基础上形成的易简思维影响了我国古代诸多文史论著，尤其是经史著述。我国古代教育以经史教育为主体，决定了古代教育文献的易简特色。葛兆光教授认为:“很多知识、方法、理论，都要经过简化才能大众化，永久化，文化传播历来如此，这几乎是个规律。”从经史论著来看，真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如《大学》《中庸》《论语》等都表现出简约凝练的特点，反映出我国古代文论在易简思维影响下形成的独特性。
1．易简思维影响古代文论的整体意识我国古代思想家的文论注重思想的整体性，虽然很多经典著述的逻辑并不十分严密，但是思想家们大都追求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他们注重用简约的语言阐释复杂的道理，并形成完整的体系。作为古代重要教育文献的“四书”就是如此。《大学》首篇经文部分就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的大学教育纲领和路径，正是整体思维影响下表达方式简易的表现。《中庸》首章就提出了“中和”的理念，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把它描述成“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箴言，成为儒家学派的“正法眼藏”，也表达出至道至简的理念。《论语》中充分表达了这种理念。例如孔子评价学生:“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先进篇》)。简单的一个字精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点，也反映出孔子的思维特点。问“仁”，问“孝”，莫不是用“爱人”“无违”“色难”等简约的回答揭示出问题的关键。这些经典文论实现了言辞易简与道理升华的完美结合。
2．易简思维导致古代文论的多重意蕴文似看山不喜平。尽管我国古代文论大多不注重逻辑的推演，但是文章的文采和起承转合是很多著者非常关注的问题。以古代重要的史学论著《史记》为例，在《李将军列传》中有一段李广打猎的精彩记载:“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这一简洁明快而又节奏紧凑的论述中，李广见石以为虎的紧张心情充分表达出来，而且随着语言节奏的舒缓，读者的心情也舒缓起来。司马迁并没有因为长篇历史叙事作品而浪费笔墨，接续和进一步影响了我国古代文论易简的优良传统。从“五经”的著述中也能看出表达的变易性。《易》旨远辞文，言中事隐;《书》通乎尔雅，文意晓然;《诗》藻辞谲喻，温柔在诵;《礼》章条纤曲，执而后显;《春秋》辩理，一字见义。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认为:经书“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经学作品典雅简约却意蕴深厚，为后世章句注疏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也使得不同的读者结合自己的时代特点和人生阅历作出独特的解读，这种不同的诠释提供了经典重生的不同路径，为经典历久弥新提供了可能。
3．易简思维形成古代文论的兴观群怨我国古代文论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其中一个重要的奥秘在于充分地利用了比喻论证的方法。通过类比思维，形成了语言的意境之美。王靖宇认为:“中国的一个基本哲学观念是:真相只能暗示而不能直接表达。”比如《论语》中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篇》)。用一种自然事物来比喻君子之德，后世逐渐衍生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等自然物类比的诗句，通过自然事物的一些特点来“观物取象”，因象知义，运用对比联想来反映人世道理。这种比喻论证的表达方式给人亲切生动的感觉，使得古代经典喜闻乐见，而无逻辑著作苦涩繁琐之弊。孔子就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篇》)。这种“比兴”的方法成为古代教育文论的重要表达方式。
二、弘扬易简思维:转变教育研究表达方式
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和写作方式一直是我国古代经典文论的重要特点，适应了国人善于整体、综合思考问题的思维习惯，创造了生动、简约的古代文论体系。反观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在教育学领域，随着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变，学科分化进一步加剧，学科的理论色彩进一步加强，教育研究表达方式开始注重追求科学化、逻辑化，研究论文既复杂、抽象又繁琐，进一步加大了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所以，经常能听到教育实践工作者对教育理论苦涩繁杂的抱怨。基于寻求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立场，教育研究要结合国人特定的思维方式与阅读习惯，吸收古代文论的优良传统，建构适合国人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教育理论表达方式，找寻教育研究表达的中国方式，适应教育领域阅读者的习惯成为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使命。
1．教育研究表达方式的易简是教育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手段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语言和世界的关系绝不是单纯符号和其所指称或代表的事物的关系，而是摹本与原型的关系”。［6］11但是，有时语言表述时会存在先哲所指出的“真相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现实困境，要求语言表述采用特殊的方式，我国先哲简约隐喻的表达方式值得借鉴与吸取。简约的文字使得作品容易记忆诵咏，从而达到虚心涵咏的效果，使读者能于日常言行中随意引经据典，阐发己意。这一特点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古典阐释路径，造就了浩如烟海的经典诠释著作，经典的常道在这种诠释中实现了变通损益和与时俱进。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存在的一个重要病症就是教育理论界总是高高在上，并试图建构一套事无巨细的理论体系来指导教育实践，以显示教育理论的科学化，但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膜反而更加凸显，这也成为关注教育发展的研究者不得不直面的问题。教育理论建构应该指向我国广阔、复杂的教育理论实践，为当代中国教育问题提供改进的凭资。教育实践的复杂也预示着不能提出包治百病的良方，而是要建构出有利于教育发展和个体成长的理论，给实践者足够的诠释融通的空间。同时，如果教育理论研究试图贴近生活，贴近实践，也应该找寻教育实践者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来阐述教育理论。看似严密的逻辑化理论体系容易成为自说自话的理论推演，进而变成理论工作者的悲哀。从我国先哲秉持的“大道至简”理念来看，越是经典的理论与观点，越能够通过简洁明快的语言来表达，也越能给读者以多元阐释的空间。这为创建经典的教育理论提供了反思的视角，提醒我们不再去追逐盛世宏典式的套餐巨著，而是建构包容开放的简约体系，撰写中国特色的简约之作。
（一）在改进教学组织形式中的启示
高校体育教学在以往的教学工作中，虽然有过突出表现，但对于现阶段的教学环境来讲，固有的教学组织形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新的高校学生，倘若坚持传统的教学方法，将会对高校体育的教学发展，造成严重的恶性循环。为此，本文认为，交往教学理论对高校体育教学的启示是非常大的，可尝试将该理论应用到教学组织形式当中。第一，交往教学理论比较强调师生交流与沟通，而固有的教学组织形式都是教师为主导，这就为交往教学理论的应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在日后的教学组织当中，可以首先播放相关的资料或者是阐述数据，之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要与学生互相讨论，之后决定训练方法。第二，在课堂教学当中，不乏有些学生会按照错误的方式去执行，此时的教师应抱有“创新”的态度与学生展开交流与讨论，应从知识上、技术水平上、训练方法上与学生探讨，让学生自己认识到训练的错误和动作的失误，之后积极按照正确的方法去训练，完成知识点的理解和动作要领的领悟，这要比强硬的规定和言辞过激的批判更加有效。所以，交往教学理论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启示在于，促进教学组织的优化和重构。
（二）在进行体育教学评价中的启示
体育教学评价是依据一定的体育教学目标及其有关的标准，对整个体育教学过程进行的调查，并评价其价值和优缺点，以求改进的过程。在实际的工作中，体育教学评价主要是划分为评价学生学习、评价教师教学两个部分。首先，交往教学理论对评价学生学习的启示在于，不再过分强调体育成绩的指标，而是从学生的实际训练强度、学习态度、个人能力等情况出发，为学生制定有效的教学方法，并非单纯的强硬训练。第二，交往教学理论对评价教师教学的启示在于，告别过去的纯成绩比拼，同时促使学生与教师的交流增多，帮助更多的高校体育教师放弃“高高在上”的地位，能够站在与学生相等的平台上对话，这对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和个人教学能力的领悟，都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从目前的教学评价来看，很多高校体育教师都在不断的努力，一方面会实行积极的教学手段，变相体罚等措施得到禁止；另一方面，高校体育教学的框架和实际成果，都得到了提升，总体上的教学趋势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我们在未来的体育教学中，应积极推行交往教学理论，与学生更好的沟通，从而实现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二、总结
与会的专家学者对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质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但在具体理解上又有不同视角。有学者认为，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是人自身通过对环境的改造和创造来达成与环境统一的活动。因而，实践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超越的。道德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必定具有超越性。教育的超越性其核心在于培养主体性的人。有学者认为，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质并不排斥教育必须从现实规定性出发。但具有超越性的道德教育不是以现实的规定性来束缚人、限制人，而是要使人树立发展的理想，善于把道德理想赋予现实。还有学者认为，在社会转型期，调节人际关系的手段有多种，道德是人们用以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显然它不能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其特殊性就是用人的精神性的满足特别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来协调人际关系。市场经济要求道德教育必须化外在道德要求为主体内在“自律”的追求，因此，当代道德教育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关于主体人格的培养。
在道德教育本质与现实关系方面，一些学者认为，道德作为人类一种精神活动，是对可能世界的把握，所反映的不是“实是”而是“应是”。它并不是人们现实生活的摹写，而是把这种现实行为放到可能的、应是的、理想的世界中加以审视，并且用理想的标准对现实行为作出善恶的评价。这种“应是”与“实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的道德活动并且推动人类向至善的方向前进。个体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超越。也有些学者提出道德教育现实与超越性本质的立足点是什么的问题。认为，道德的超越性必须建立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应该使超越性追求与现实性规范辩证统一。
道德教育在面向现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必须回答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当前社会转型道德的“应是”是什么。学者们认为，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制约是不容置疑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有文明的人际关系来强化和维持自身模式运行。市场经济必定要求社会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的道德规范体系。因此，当前的道德教育及其理论困惑正是这种体系改组转变的阵痛反映。有学者提出，道德问题必须放在社会环境中去考察，没有纯粹的道德。还有学者提出，德育的内容不是自身规定的，它首先取决于社会规定。当前市场经济尤其是转型期环境有很多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因素必须加以克服。在当今社会背景中，道德教育必须有自身特有的强有力的适应机制。
二、对传统道德教育的批判与继承
有学者提出，在建立当代道德教育体系的过程中，要以民族化为基础，强调民族性与世界性。道德传统是民族文化的积淀，其核心是群体价值观。民族性的道德传统又是在不断发展的，只有在原有的传统基础上不断更新，才能逐步建立当代道德教育的理论体系。离开了传统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存在的。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对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进行研究，不仅应该重视其内容，更要注意其方法。从总体来看，它与西方的理智主义道德教育倾向有明显的区别。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所走的是情理合一的道路。道德情感的陶冶与修炼在道德人格形成中既作为中介和动力又作为评价机制起着核心作用。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方法上，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思想都具有现代转型的社会价值。如果说跨世纪人才素质培养需要立足于民族和传统这块根基上的话，那么，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精华为这种外在要求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历史证明，道德教育如果忽视民族文化的根基——道德传统，那只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如果说上述观点主要是从传统教育思想中挖掘宝藏的话，那么另一种观点则侧重在对传统道德教育的“批判”。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基本上是消极的。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趋于保守和愚昧，压抑着人的主体精神。尽管传统的道德教育思想对当代道德教育体系的建立有一定影响，但其意义究竟有多大令人置疑，而且对传统的道德教育支离破碎的理解，在研究思路上往往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学者还通过对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分析，认为应该现实地、具体地看待传统，诸如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与儒家文化并非极度相关。还有学者认为，几千年来，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体系是依靠政治制度来维持的，与其说是道德毋宁说是一种社会约束机制。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传统道德教育，决不能在现代道德及其教育体系中简单位移传统道德教育。
尚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全盘否定或接受都是不妥的。在内容的选择上应考虑现实条件，即便是精华部分尚有现实的可行性以及方式、方法问题。不能因为西方有学者“关注”我国传统文化而“弊帚自珍”，也不能因为有人“否定”而“全盘抛弃”。应该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充分认识到现代社会并不完全排斥传统的道德内容，而且现代道德教育的花朵只会开在由传统道德教育这棵树根生长出的枝条上，关键是“改良”和“嫁接”。此外，有学者提出应该挖掘革命传统教育中的道德内容和方法，其中的合理性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三、对西方道德教育思想的借鉴
大多数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及其研究对我国当前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学者指出，道德和道德教育是历史性概念，作为历史的是可变与不变的统一。不变的是道德的永恒精神即自律精神，人类自律是超越自然性的自由。而具体的道德原则、规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是可变的。不同的民族有其不尽相同的道德价值体系。另外，就其可变而言，其变化发展又是有规律可循的，一定的道德价值、规范体系总是社会条件尤其是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的反映。我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既不可能跳越西方工业化所走过的道路，又应当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偏差。有些学者研究并阐发了西方道德教育的发展过程，认为20世纪以来西方的道德教育理论是发展变化的，它与社会背景、历史条件相对应。60年代以来，道德理论及其教育中的否定极权主义和相对主义与二战后人们认为道德是相对的有关。而60年代以后的主情道德教育又是与民主化运动、人本主义等密切相关的，出现的反对灌输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微观操作模式研究，也是与之一致的。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反对价值观念自由，“回归规范教育”的动向特别值得引起注意。
四、关于德育的现实操作与德育学科的理论建设
关于德育的现实操作，有学者提出建立全息大德育模式。从客体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教育本身和主体的受教育者生理、心理特点以及道德环境，全方位地构建大德育网络。由于道德教育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作为社会巨系统一部分的道德教育与社会各组成部分彼此关联。有学者借鉴罗尔斯社会正义理论，研究、阐释了社会至善与个体从善的关系，认为社会至善是个体从善的前提，互为条件。有学者提出建立一种规范教育模式，认为当前最大的失调是规范的失调，应该培养受教育者的规范意识、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还有学者主张建立主体参与式的德育模式以及强调社会性情感发展的道德教育模式等。
与会的专家学者对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质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但在具体理解上又有不同视角。有学者认为，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是人自身通过对环境的改造和创造来达成与环境统一的活动。因而，实践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超越的。道德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必定具有超越性。教育的超越性其核心在于培养主体性的人。有学者认为，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质并不排斥教育必须从现实规定性出发。但具有超越性的道德教育不是以现实的规定性来束缚人、限制人，而是要使人树立发展的理想，善于把道德理想赋予现实。还有学者认为，在社会转型期，调节人际关系的手段有多种，道德是人们用以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显然它不能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其特殊性就是用人的精神性的满足特别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来协调人际关系。市场经济要求道德教育必须化外在道德要求为主体内在“自律”的追求，因此，当代道德教育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关于主体人格的培养。
在道德教育本质与现实关系方面，一些学者认为，道德作为人类一种精神活动，是对可能世界的把握，所反映的不是“实是”而是“应是”。它并不是人们现实生活的摹写，而是把这种现实行为放到可能的、应是的、理想的世界中加以审视，并且用理想的标准对现实行为作出善恶的评价。这种“应是”与“实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的道德活动并且推动人类向至善的方向前进。个体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超越。也有些学者提出道德教育现实与超越性本质的立足点是什么的问题。认为，道德的超越性必须建立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应该使超越性追求与现实性规范辩证统一。
道德教育在面向现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必须回答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当前社会转型道德的“应是”是什么。学者们认为，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制约是不容置疑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有文明的人际关系来强化和维持自身模式运行。市场经济必定要求社会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的道德规范体系。因此，当前的道德教育及其理论困惑正是这种体系改组转变的阵痛反映。有学者提出，道德问题必须放在社会环境中去考察，没有纯粹的道德。还有学者提出，德育的内容不是自身规定的，它首先取决于社会规定。当前市场经济尤其是转型期环境有很多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因素必须加以克服。在当今社会背景中，道德教育必须有自身特有的强有力的适应机制。二、对传统道德教育的批判与继承
有学者提出，在建立当代道德教育体系的过程中，要以民族化为基础，强调民族性与世界性。道德传统是民族文化的积淀，其核心是群体价值观。民族性的道德传统又是在不断发展的，只有在原有的传统基础上不断更新，才能逐步建立当代道德教育的理论体系。离开了传统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存在的。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对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进行研究，不仅应该重视其内容，更要注意其方法。从总体来看，它与西方的理智主义道德教育倾向有明显的区别。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所走的是情理合一的道路。道德情感的陶冶与修炼在道德人格形成中既作为中介和动力又作为评价机制起着核心作用。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方法上，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思想都具有现代转型的社会价值。如果说跨世纪人才素质培养需要立足于民族和传统这块根基上的话，那么，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精华为这种外在要求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历史证明，道德教育如果忽视民族文化的根基——道德传统，那只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如果说上述观点主要是从传统教育思想中挖掘宝藏的话，那么另一种观点则侧重在对传统道德教育的“批判”。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基本上是消极的。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趋于保守和愚昧，压抑着人的主体精神。尽管传统的道德教育思想对当代道德教育体系的建立有一定影响，但其意义究竟有多大令人置疑，而且对传统的道德教育支离破碎的理解，在研究思路上往往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学者还通过对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分析，认为应该现实地、具体地看待传统，诸如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与儒家文化并非极度相关。还有学者认为，几千年来，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体系是依靠政治制度来维持的，与其说是道德毋宁说是一种社会约束机制。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传统道德教育，决不能在现代道德及其教育体系中简单位移传统道德教育。
尚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全盘否定或接受都是不妥的。在内容的选择上应考虑现实条件，即便是精华部分尚有现实的可行性以及方式、方法问题。不能因为西方有学者“关注”我国传统文化而“弊帚自珍”，也不能因为有人“否定”而“全盘抛弃”。应该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充分认识到现代社会并不完全排斥传统的道德内容，而且现代道德教育的花朵只会开在由传统道德教育这棵树根生长出的枝条上，关键是“改良”和“嫁接”。此外，有学者提出应该挖掘革命传统教育中的道德内容和方法，其中的合理性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三、对西方道德教育思想的借鉴
大多数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及其研究对我国当前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学者指出，道德和道德教育是历史性概念，作为历史的是可变与不变的统一。不变的是道德的永恒精神即自律精神，人类自律是超越自然性的自由。而具体的道德原则、规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是可变的。不同的民族有其不尽相同的道德价值体系。另外，就其可变而言，其变化发展又是有规律可循的，一定的道德价值、规范体系总是社会条件尤其是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的反映。我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既不可能跳越西方工业化所走过的道路，又应当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偏差。有些学者研究并阐发了西方道德教育的发展过程，认为20世纪以来西方的道德教育理论是发展变化的，它与社会背景、历史条件相对应。60年代以来，道德理论及其教育中的否定极权主义和相对主义与二战后人们认为道德是相对的有关。而60年代以后的主情道德教育又是与民主化运动、人本主义等密切相关的，出现的反对灌输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微观操作模式研究，也是与之一致的。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反对价值观念自由，“回归规范教育”的动向特别值得引起注意。
四、关于德育的现实操作与德育学科的理论建设
关于德育的现实操作，有学者提出建立全息大德育模式。从客体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教育本身和主体的受教育者生理、心理特点以及道德环境，全方位地构建大德育网络。由于道德教育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作为社会巨系统一部分的道德教育与社会各组成部分彼此关联。有学者借鉴罗尔斯社会正义理论，研究、阐释了社会至善与个体从善的关系，认为社会至善是个体从善的前提，互为条件。有学者提出建立一种规范教育模式，认为当前最大的失调是规范的失调，应该培养受教育者的规范意识、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还有学者主张建立主体参与式的德育模式以及强调社会性情感发展的道德教育模式等。
在我国的体育教育上从上个世纪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很多的优秀的体育教学人才的出现为我国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跟很多的行业一样，都存在很多的不足，目前在体育教育专业中的学生，由于综合素质比较低，所以很难达到体育教育的目标，不能成为合格的体育教育人才，这也是目前我国体育教育专业的现状。成为一名合格的体育教师，需要具备理论和技术多方面的能力，掌握过硬的专业理论知识，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都是一个优秀的体育教育工作者不可缺少的素质和条件。
二、体育教育专业理论教学的模式
策略指导。对于体育专业的学生来讲，与普通的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体育专业的学生中，在神经系统的分布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特比是在灵活性及兴奋性上占据着比较高的比例，而在其他类型中占据的比重则比较低。体育专业的学生在了解自己专业的特点后，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能力，保证自己上升到高一个阶段，在此同时也不要放弃对文化课程的学习，要保证充分的劳逸结合，是自己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技能同时进步提高。开拓知识面。学生的知识面窄，统一造成学生在专业知识上的匮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专业知识课程的更新换代较慢，课程种类比较单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要做出积极的改进措施，要积极的引导学生，通过正确的引导和互动，能够为学生指出正确的方法和理念。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所有学生的学习过程都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到达教学目标的要求，在教学工作中，要指导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这是学生掌握知识的有效途径，不要将教学的重点单纯的停在理论知识的教育阶段，也要提高对实践能力的重视程度，要培养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能力相结合并综合运用的能力。同时也可以在实践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这样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是非常有效果的。
三、加强体育教育专业理论教学的主要途径
（一）创新教育理念
根据目前我国在体育教育中的现状分析，改变目前在体育专业教育的现状就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课程结构，同时改变现在的教育理念。要从整体的课程出发，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教学任务，同时按照大课程的教学理念，将教学工作与多媒体及多种教学资源进行整合，对学生的教学要注重在主要的知识点的讲解，保证学生在学习中能够理解、掌握并在实际中熟练运用。
（二）制定策略引导
制定策略引导主要是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和性格，制定不同的教学引导策略。在体育专业的学生与其他普通专业的学生相比，一定要保证学生可以有足够的营养摄入，保证学生具有良好的身体状况，这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基本条件及必备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学生的身体状况和生理特点制定合适的强度训练。
（三）实行多媒体教学
在教学工作中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辅导对于目前的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不但可以很好的提高教学工作的质量，同时还可以在教学工作中更形象的进行教学工作。在体育专业的教学工作中，采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工作也是非常必要的，对于体育教学而言，不但要保证教学方法的改进，同时也要保证教学手段的改进，要做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与时俱进，同时也可以多多的鼓励学生在进行学习的时候，多从网络中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的能力。
四、结语
关键词：教育理论教育研究教育批判教育实践多维综合
中国分类号：C4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2－0002－09
值新世纪之际，反思教育理论，洞见教育理论研究的明天，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每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思考着教育理论的未来形态及教育理论研究的走向。对世纪的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会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它应该关注什么？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下文展示的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
一、走向教育理论自身的批判
着眼于批判，于理论自身的反思与评判中增强理论研究的自我意识和活力。
（一）批判之必要
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所谓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既然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社会路向的偏离，那么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对旧有传统的批判。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改造，转型的过程便永远不会完成，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到来。教育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不能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已有的教育理论研究，正视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弊端，那么，教育理论自身就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自身也就少了一份更新的基础，少了重新建构的可能性。
从理论的一般发展逻辑上看，批判也是理论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比如，没有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哲学本身的发展就会大受制约。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范畴重新衡量和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还是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理论研究以很大影响，催生着新理论的萌生。
教育理论研究少批判之风，少反思之风，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它既没有文学的唇枪舌剑，也没有哲学的究根追底；既没有科学的反求诸己，也没有文化学、社会学的自我批判。它常常是以一种波澜不惊、四平八稳的形态向前运行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教育自身往往倾向于构成一种保守、封闭的体系，作为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研究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种保守、封闭的罗网，而无开放的胸怀，也就少自身的深刻反思与探究，拒斥彻底的批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批判对理论的研究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一是监督，通过透视教育理论研究的运行情况，提示着理论研究依循原有预定的路向前进，使理论发挥其自身应有的功能；二是规范，及时捕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研究过程、研究方式甚至理论成果的表达形式规范化；三是引导，通过对理论研究的评析，辨识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形态，使研究适时转型、变化；四是重构，“不破不立”，批判所担负的并不仅仅是解构的功能，而且也承担着重新去“结构”的角色，正是在批判之中，理论的新形态得以生成。教育理论研究中少了批判，多了“共鸣”；少了彼此间的对立，多了一团和气和自说自话，其后果是许多研究陷于低水平的重复，理论上一片沉寂，缺少新的生长点，同时研究缺少应有的规范。
（二）批判之含义
这里我们要认识到批判绝不仅限于否定、批评，它是与分析、评判、甄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批判既有反思的意味，也有建构的功用。理论在着眼于自身批判的同时，也正是于深刻的自我反思中寻求着建构的路径。就此而言，批判至少意味着下列几个方面：
批判意味着距离：对这样的距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从批判的立场上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与批判对象的不一致，如果两者完全趋同了，也就没有了批判存留的必要与可能；第二，从批判所处的角度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中立与客观，站在一定的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被批判对象，角色的任意调整，都有可能使批判的立场颠倒或转换。正是由于这种距离，使得批判显得冷峻与不尽“人情”。就拿教育政策的批判来说，它几乎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领域，在这种批判中，教育研究者既要看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政策与教育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既体现了研究者自身的独立性，也体现了教育理论研究的独到价值。换句话说，教育理论研究之所以对教育政策、决策有所助益，正是在于你首先是一个研究者，你的立场、观点、角度是与决策者不同的，你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儿。没有认识到这点，你的研究也就在决策者心目中失去了光彩。
批判意味着究本溯源：批判不是在表面上看问题，不是认同和首肯所呈现的种种结论，而是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做前提上的探寻与思索，分析其前提存在的合理性及依据的确当性。它常常表现出一种穷追不舍的态度与精神，有一种“吹尽黄沙”的执着。正是这种追本溯源，使得研究更具理性，认识日趋合理。
批判意味着重新衡量和估价：批判常是与对历史的反思、对既有事物的重新甄别和评判结合在一起的。它对那些既定的标准进行再审视，为事物的分析提供新的坐标与标尺；为历史的演进进行“盘点”，对历史作出重新的梳理与评定。正是这种重新衡量和估价，使得批判常常与重新的建构结合在一起。正所谓“不破不立”。
批判意味着独立：批判应该有一种不强人从己，也不强己从人的洒脱，它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为特征，不盲从，不轻信。以批判为己任的研究者，有时嬉笑怒骂，有时坦诚直言，表现得特立独行。正是这种独立，使得教育理论研究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注意到自身的运行与发展。
批判意味着质疑和否定：批判既然总是与分析、评判、批评等结盟，也就常表现出对既有结论和认识的质疑与否定。质询某一认识是否合理，重新审视某一结论是否正确，这些最终达成的往往是否定。好在正如霍葆奎教授所言的：“只有一种观点的学术，是窒息了的学术；没有争论的学术，是死亡了的学术。”正是这种质疑和否定，才使得理论繁荣，认识日益趋向于真理。
（三）批判之指向
教育理论研究的批判可以指向许多方面，大凡其中诸多事物，如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群体，都可以置于批判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和打量。这里着重分析对研究前提、概念与命题的批判。之所以对这些内容进行批判，是由教育理论前提的不确定性、概念的歧义性和命题逻辑证明的非终极性等因素所决定的。
在教育学的每一具体理论中，都有其确定的理论前提，但每一前提不仅是解释某种理论的出发点，而且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理论的层次是无限的，不存在确定不变的终极前提。任何理论前提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它总是依靠某一或某些条件而存在的，因而需要寻根究底的考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教育理论与其前提的关系有着两重性：一方面前提是理论本身的一部分，是理论各环节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前提又不完全在教育理论之中；因此，对教育理论前提的批判反思，不能完全在教育学自身内部进行，否则就变成了用教育学自身理论说明前提，即用此前提说明此前提，用此推论说明此推论的循环论证。而就教育学中存在的若干概念、术语来讲，无一没有歧义。因为概念总是从教育实际经验中得出的，在实践领域甚至是理论领域，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操作情景来界定概念，选择概念某一方面的含义。这种以多样性为前提所进行的选择，就造成了教育上的概念、术语的多样的可能性。①此外，以概念为基础的命题的逻辑说明，也不存在同一的、终极的层次。在每一命题的逻辑论证中，每一说明层次当中都含有一个自身尚待说明的问题。教育理论自身的这些特征，要求在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向理论的根本点发问，在宏观的理论背景下对它进行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
对教育理论中的理论前提、概念术语、命题所作的反思，是在四个依次展开的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规范性的批判反思；二是对合规则性的批判反思；三是对真实性、可行性或者说合理性的批判反思；四是对有效性的批判反思。
第一种反思是考察、追究概念、术语、命题等“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不是”以及“针对什么或相对什么而言”等等，也就是要追究、考察规范和标准。
第二种反思是在确定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判定它们是否合乎逻辑等方面的规则。合乎规则的思维，是产生和形成正确命题、概念的条件之一。对于判定理论观念来说，合规则性是从形式上进行的判定，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要求。只有这些尚且不够，因为符合规则的思维也只是一种可能的思维，其真实性、可行性即合理性还需要从事实方面去追究。这就需要第三种反思──考察分析它在实践上真实程度如何，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真的这样；它是否可行，可行与不可行的条件和根据怎么样。由于“真实”就是能被实际从事的相应活动所实际地把握，“可行”就是能成为实际进行的活动，因此，真实性是可行性的前提，可行性是真实性的验证。
第四种对有效性的反思，就是考察、追究其“作用”、“影响”、“价值”或“意义”，分析其预期效果、潜在意义，质询如果这种思想观念成立且可行，意味着什么，会引起什么后果，产生什么连锁反应。
一般来说，对于教育学中的任何命题、概念等，都可以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反思。例如，对“课程是学生在学校情境中获得的全部经验”这一命题，就可以首先弄清什么是“经验”，什么是“学校情境”等；把“课程”归属于“经验”在逻辑上是否相悖；这种课程界说在实际中能否把握，运用它可否分析学校中的有关现象；它与教育学中其它相关概念关系如何；它在整个教育理论中居何地位，有何作用及意义等。
应该指出，在批判中既要反思旧的观念和做法，对研究传统进行梳理，同样也需要甄别新的认识和行为。新的并不见得是对的、好的，旧的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落后的、不好的。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学理上的原因，主要就是庸俗的进化观给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受其支配的“新”与“旧”的观念，总是觉得“新的总比旧的好”，“越彻底越好”这样一来，谈论旧的就被视为保守，批评新的就被视为顽固。
二、走向丰富的教育实践
着眼于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于理论与实践的两相融合中寻求教育理论的生长点。
（一）理论需要借助于实践才能得到发展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理论界一直论争不下的一个命题。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是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理论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理性，而实践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感性。理性与感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能透过事物的现象而深入本质，后者则囿于现象世界，囿于直观世界。任何事物、任何实践活动都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或形式，它们与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不是等同的，马克思也曾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但理论毕竟需要直面实践，在实践中体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理论归根结底是来于实践，又归根结底是要指导实践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理论是需要以实践为土壤的，正如迪尔登在《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讲的：“教育理论是一种独特努力的产物，这种努力是要去获得教育实践的理智而深沉的理解；这种理解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既有课程的，也有制度的；既有经验的，也有评价的。但是实践并不一定借助于理论来进行。赖尔在《心的概念》中指出，从历史的观点看，实践先于理论；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没有理论体系指导的理智的实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教育理论的性质决定了实践视野的重要
教育学从根本上讲，是应用的学问。
理论有两种基本的指向，一是解释或预测，二是规定或建议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与这两种指向相对应，可以将理论分成解释理论和实用（应用）理论。解释理论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实用理论则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也就是说，实用理论是关于如何进行改进的建议或规定，其主要功能在于指导实践。从教育理论的功能来看，教育理论主要在于指导教育实践，在于对教育实践提出处方或建议，因而主要归属为实用理论。当然这一结论并不排除教育理论中有解释理论的因素，但这些因素主要是从其他学科引进的，是给定的。比如说，在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理论中，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中引进的。教育学意义上的理论，则是针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和建议人们怎么做。
（三）教育理论总体上是落后于教育实践的
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实践工作者大多是借助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理论来观照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形成自身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参照体系。迄今为止，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学校教育活动等缺乏基本的了解，更缺乏深入的探究与说明，以至于支配教师实践行为的不是理论，而是积习已久的教育上的惯。
第二，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作出预测与评判。描述、解释、评判、预测，是任何一种理论对相应的实践行为应该发挥的四种作用，也是理论功能的有效体现方式。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状况来看，教育理论由于自身解释功能的降低以及对实践行为的“规避”，使得
自身无法对实践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对实践的评判也常常显得缺乏应有的针对性。
第三，用超乎教育现象的理想化认识来指导实践。由于这种理想是在摆脱对教育现实的真切感受的状态下提出的，因而指导意义有限。这样还会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久而久之，实践界会对理论生厌，说不定哪天还会“揭竿而起”。教育学不是玄学，不是闭门造车的学问，这点是每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记取的。
第四，用简单化了的推论来认识、界定复杂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行为，在它的内部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它的外部所形成的方方面面彼此羁绊的联系，是简单的眼光所无法打量与把握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对教育内部的复杂系统知之甚少，研究者大多是用从理论到理论的推论和演绎在认识着教育，为实践工作者提供着这样或那样的学问。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隔绝已久的理论与实践的壁垒。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体现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因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应该以“对话”作为沟通性前提方式。对话的目的是增进两个群体的相互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结成研究共同体，共同面对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形形问题。
（四）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形成多样化的理论形态
虽然有人指出：“什么样的理论能够向教育实践提供最多的帮助，这是一个真问题；而教育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帮助，这只是个假问题。”但是，的确存在着一些对实践缺乏效用、缺乏指导意义的教育理论。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相对说来得当的选择，就是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
其一，把握实践问题，分析实践问题。实践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它的生机活力和多样态的存在方式，使得它与抽象的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如果理论是停滞不前的，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与活力的，那么，
它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无法适应实践的挑战与要求。理论的抽象与一般意义，不应成为远离实践的借口，只有在分析实践中存在的多种多样问题的过程中，理论才能“活化”，从静态的语言表述转化为动态的生成。
其二，转变研究方式，实施“田野作业”。时下教育理论研究有一种趋向，那就是尚清谈，尚书斋式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有着一定的效用，能够在理论形态和思维深处澄清一些问题，但是，若大多数理论工作者均以此为业，以此为乐，终其一生都是在与书本打交道，那么，研究的结论要指向实践就有了一定的难度，解决实践问题就成了一句空话。“到现场去”，感受现场，体验课堂，体会学校的实际生活，通过定性的或定量的研究方法，汇总、提升实践形态中的各种资料，大概才不至于使理论工作者一味地陷于“无现场”的玄思状态。
其三，解构研究话语，形成新话语方式。许多理论工作者不愿深入课堂，深入学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实践工作者不理解他们的理论，“层次”太低。这种想法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也许就会得出另外一个不同的结论：理论工作者尚没有找到一个与实践工作者对话的机制，他们是使用一种与实践工作者不同的话语方式在交流与活动着，从而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沟通就成了“鸡同鸭讲”、自说自话的游戏。实际上，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在其职业生活中，由于成长经历以及生活环境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是教育自身发展所必需的途径。从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角度讲，以批判的姿态分析自身的观念、偏见、行为以及话语方式，是理论研究本身应有的使命与责任。
其四，与中小学教师合作，构成研究共同体。直面实践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如理论工作者将自身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去，验证自身的理论；如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一道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共同合作去解决问题。无论何种方式，理论工作者都应以一种合作者而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指导者的角色出现，他应注意倾听中小学教师的意见与建议，与他们共同分析所面临的困境，寻找解决困境的方式与方法。这种研究共同体不仅给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提供着一些新的信息和经历，而且为他们提供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实践问题在得到解释、解决，理论问题在得到生成、提升。
卡尔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中谈到：“显然，教育实践并不是能够按一种完全无思维的或机械的方式完成的机器人式的行为。相反，教育实践是一种有意识地作出的有目的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常常只能根据缄默的、最多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阐述的思维图式来理解，实践者用这种思维图式来认识他们的经验。……从事教育实践总是必须先有一种理论图式，这种理论图式同时又是构成这种实践的要素和理解其他人的教育实践的手段。”实践的丰富多样性，同样需要理论的丰富多样。我们期待着这种理论多样性的到来！
三、走向多维度的综合
着眼于综合，于分析的基础上探寻综合这一教育理论发展的机制。
（一）综合是教育的总体特征
任何一个现象或事物，都有其不同的活动方式和特性，也正是由于这些千姿百态的活动方式和特性的存在，世界才显得丰富多彩。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除了具备一般的社会活动的特征之外，还有着自身的一些独到的表现样式，构成自身独特的特征。
其一，教育是一种多维度的活动。从时间维度来讲，它是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三个时间点上构建一个连续体，试图让过去在今天能够得以延续，让今天成为未来发展的基础，让未来有过去和今天的烙印；从空间维度来讲，它是在社区、国家、世界这样三个范围大小不一的空间上构建一座桥梁，试图让受教育者认识到自身的位置，认识到三者间的有机构成等；从个人成长发展来看，横向上涉及人生活空间、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的各个方面，纵向上与人的成长发展史和未来发展密切相关。
其二，教育是一种多种因素构成的结构性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涉及的因素众多，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教育环境等无不在其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它们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于教育活动中，而是常常构成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性联系，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联结方式。因而，单因素地看待问题，分析教育中的种种现象。常常会失却它的整体性，从而使得对其的分析处于一种“失真”的境地。
其三，教育是一种富有情境化、个性化色彩的活动。教育与其他活动方式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教育自身的情境化。它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表现方式，在此时此地适用的行为，在彼时彼地就不见得适用；事先精心策划的行为，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并不见得能够“畅通无阻”。对这样一种活动的分析与研究，需要从具体的情境出发，着眼于特殊的场景，从整体上进行探讨。
其四，教育是一种动态发展、生成的活动。它在变化中逐渐生成，需要根据教育演进历程加以调整，是以事物间的不断转化为典型体现方式的，“这里不仅有形态的、结构的转化，而且有物质与精神间、不同主体间、实践阶段与水平间、人所在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社会与个体间等多方面、多形态、多时态、多事态、多主体的多重多次转化。”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对这样一个事物，不能沿着把局部要素从整体中孤立出来，研究其性质，再把它们“相加”，得出对整体的认识这样的道路前进。对复杂的事物，不能通过将其还原为简单事物的方法来认识，而是应该研究复杂事物本身，在整体的关联中认识教育。
（二）综合的种类
综合的种类多种多样，这里仅从实践与理论形态的典型体现样式──学科的角度加以粗略地介绍和分析。
1．实践样式的综合。
在当今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形形的教育教学模式与做法。对这些模式与做法，教育理论界长期的态度是或不理不睬，或冷嘲热讽，极少投入理论热情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与探讨。这样一来，一些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行为，就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听之任之的状态；没有了理论工作者的分析与探讨，这些行为常常显得表面与感性，不能很好地提升出来，成为一种“有根有据”的东西。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存在，在教育界存在着这样一个怪诞的现象：一方面是实践中一些新样式在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中有着较大的市场，深深影响着广大教师的实践行为；另一方面是这些样式没有理论舞台，甚至在理论工作者看来是一种不值得分析与探讨的行为。实践中的“热火朝天”与理论界的“隔岸观火”形成鲜明的对比。
的确，就实践本身来说，势必会出现一些新的表现样式，尤其在社会变革、教育转型的今天。但是，由于实践工作者自身的局限，这些样式难免会流于感性与直观，借助于感性的、缺少理论支撑的手段来传播。如果理论工作者能够与实践工作者结成研究共同体，两者以一种互补的姿态进行对话与交往，提升出来的经验与做法或许会更具说服力与实践意义。布鲁纳并不是一个实践工作者，但他对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理科教学中的发现学习进行的概括，使得发现学习摆脱了一般的现象层面，成为一个为世界范围教育工作者共享的行为样式；布卢姆的掌握学习，前西德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等无一不是如此。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实践工作者行为为后人所采纳。
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需要理论工作者的综合，实践工作者因视野所限不能去做的事情，恰恰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形形的模式与做法，也需要综合评判。
2．学科间的综合。
我国的教育学大体走过了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这样一个历程，也就是从刚传人的大教育学形态，到20年代以后教育学一分为多；从1949年重新采用教育学形态，再到70年代末以后大教育学瓦解，成为众多不同的形态。时至今日，教育理论的分化已为既定事实，先前的教育理论已分化为课程论、教学论、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几十门不同的学科。这正如日本《教育大事典》中有关“教育学”的条目所讲的：“现在有关教育学的研究已分得很细，所以进行笼统的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已经很少。如果说到某人在进行教育学的研究，就必须问一问他是在研究教育学的哪个专业领域或哪个更加细小的分支。但……非常专门化了的研究恐怕也要犯视野狭小的毛病。为此，有必要对教育学的专业分化有个整体观，对诸多专业领域作综合治理。”教育理论的这种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教育理论分化了，先前的一些整体性的研究内容被各个分支学科“蚕食”了，这是不是如同剥笋一样，剥到最后，教育学自身也不存在了呢？并非如此。任何一门科学，其发展既离不开分析，也离不开综合。分析在思维中把事物加以分解，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综合则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体。分析与综合是同一方法中不可分割的环节，两者是统一在一起的。对此。恩格斯曾有这样的论述：分析与综合“是必然地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并未能与分支学科的发展同步，未能及时汇综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进一步抽象，为教育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范畴与命题，或为已有的范畴与命题提供新的依据，这恐怕也是众多的教育学书籍“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根源所在。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而是反映出一些教育学研究者把教育学这门学科看得太简单了，他们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剪贴教育学，不仅无益于教育学的建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为教育学掘墓。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综合是必要的，没有了综合，作为教育学基础学科的教育学就不存在，分支学科的发展各自提出自己的研究规范和概念体系，也就失去了分支学科间相互对话、吸取的根基，这些学科也就不成其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了。其次我们还应认识到，综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付出的辛劳甚至要较分析为多，因为它要求研究者在占有众多分支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抽象出共同性、普遍性的东西来。没有对分支学科的熟话以及分支学科间联系的洞察，综合就难以进行。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综合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教育理论工作者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些本领：第一，对教育自身要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第二，注意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不要漠视其他学科的成果；第三，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做到学科领域间的融汇贯通。对学科间的汇总，非不能也，是难为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育理论研究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领域，它比其他学科领域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更高。
在21世纪，可以预期，中国教育理论研究除了上述发展走向外，还会存在其他走向，如走向教育自身独有的领域，即教育理论研究不在教育的兜圈子，直指教育自身的问题；不停留在“抄”与“搬”的水平上，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不附庸于社会意识形态，走向理论的自立等。这里限于篇幅，恕不—一介绍。重新审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在正确把握发展走向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实践，相信会使中国教育理论日益成熟并走向真正的繁荣！
注释：
①[美]爱因斯坦著，许基民译。在谈到概念的确定时，爱因斯坦曾指出：“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的概念，从逻辑观点来看，完全和因果性概念一样，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爱因斯坦文集［M］．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②人类学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有助于加强我们对研究传统的认识。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贵族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或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英文为refinedculture。与此相对应的所谓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平民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可称之为高文化与低文化（hingandlowculture），接近于我们所说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或者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两种传统运行轨迹不同，表现样式不同，实际的内涵也有着不小的差距。一般说来，大传统常常是以小传统为媒介传播到民间的，因此，它就不可能完全保留其本来面目，而是经过了民间的筛选和转述。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取舍，也有引申、修订、加工甚至再创造。反思大传统，甄别小传统，探讨大小传统如何转化、运作、相互关联，也应成为批判的主要内容。
③具体内容可参见：郑金洲．教育理论研究的缺失──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理论的反思[N]．上海：教育发展研究，1999（10）。
参考文献
[1][德]霍埃著，兰金仁译，批评的循环[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沈剑平，论教育理论的结构，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5][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翟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6][英]卡尔著，郭元祥等译，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7]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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