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宋代；皇室；殿阁；藏书
宋代宫廷藏书(皇室藏书)，即专门为皇帝与皇室成员建造藏书机构和处所，是宋代官方藏书的重要方面。宋代的皇室藏书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分布于禁中的专门藏书处所与皇帝个人读书宴息的殿阁；二是继位的君主为收藏已故的前一朝皇帝的御制御书及所撰诗文、书画手迹而专门建造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档案馆性质的殿阁。在北宋建造的殿阁中，同时藏有数量可观的其他各类图书。对于宋代皇室前一方面的藏书机构、处所与藏书情况，笔者已有专文介绍。本文是对宋代宫廷中后一方面的藏书的考述，以对宋代皇室藏书有一个较全面了解。
一、龙图阁
龙图阁是真宗为存放太宗御书、御集而下令建造的殿阁，开创了宋代为前朝君主专门建阁收藏其御书、御制的制度。
关于龙图阁的建造时间，《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五及《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均称大中祥符中，误。《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四四“咸平二年(999)闰三月庚寅’’条纪事：“诏三馆写四部书二本来上，一置禁中之龙图阁，一置后苑之太清楼，以备观览。”李焘注云：“此据本《志》，《实录》但云写一本置禁中，不及龙图阁也。《东京记》云大中祥符初建龙图阁。据此则咸平初，阁已建矣。”《玉海》卷一六三“咸平龙图阁”：“祥符初建龙图阁，以藏太宗御书。”但注云：“阁初建无岁月，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始御是阁，见于《国史》。”后又谓：“按《会要》大中祥符所造，以奉太宗御书，然自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已尝御是阁。”反驳甚是。《长编》亦明确记载真宗于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幸龙图阁，召近臣观太宗御书及古今名画”。《玉海》卷二七“御书目录”所载同。事实上，《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五、《文献通考·职官考八》、《宋史．职官志二》所载与此三书其他章节所记，多自相矛盾。如《文献通考·职官考八》“龙图阁学士·直学士·待制”条既谓“宋朝大中祥符中建龙图阁”，又称“(龙图阁)直学士景德四年置”，“待制，景德元年置”。如龙图阁建于太中祥符初，何有先数年真宗召辅臣于龙图阁观书之事?又何有未建阁而先置龙图阁直学士、待制?故据《玉海》所引《国史》及《长编》所载咸平四年(1001)十一月真宗御龙图阁事，龙图阁当建成于咸平四年十一月前。
据《玉海》、《长编》所载，龙图阁建成后即藏以太宗御制御书。另《长编》卷五三“咸平五年十月己卯”条纪事亦载：“先是，上(真宗)于龙图阁藏太宗御书。己卯，召近臣观之。上手执目录以示近臣，谓曰：‘先帝圣文神笔，朕集缀既久，至于题记时事，片幅半纸及书在屏扇或微损者，悉加装褙，已三千七百五十卷矣。’”此亦进而说明龙图阁早在咸平间已建成，并在建成不久即收藏太宗御书、御制3750卷，还编有藏书目录。
尔后，龙图阁的藏书数量有了大幅增加。《长编》“景德二年(1005)四月戊戌”条纪事：“阁上藏太宗御书五千一百十五卷、轴，下设六阁：经典阁三千七百六十二卷，史传阁八百二十一卷，子书阁一万三百六十二卷，文集阁八千三十一卷，天文阁二千五百六十四卷，图画阁一千四百二十一轴、卷、册。上(真宗)曰：‘朕退朝之暇，无所用心，聚此图书以自娱耳。’”
宋太宗赵匡义和其兄赵匡胤一样，原是军伍出身，是后周禁军的一名中级军官，也是陈桥兵变的主要策划者。他比赵匡胤更重文教，更重视读书学习。他曾对近臣说：“他无所爱，但喜读书。”“辰巳间(午前八时)视事，既罢，即看书，深夜乃寝。五鼓(四时)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宋初他命大臣们所编的三部大书之一《太平总类》，足足有一千卷，太宗命令史馆每天进呈三卷，在一年中把它通读了一遍，是书因此改名为《太平御览》。太宗喜读书，也喜欢吟诗撰文，勤于著述。朝廷每有庆典及与臣下宴游欢娱，经常作诗赐予大臣，并命大臣们一起唱和。《宋史·艺文志》著录太宗著作有：《文明政化》10卷(子部儒家类)、《棋图》1卷(子部杂艺术类)、《太宗御集》120卷(集部)。又据《长编》卷二四载，太平兴国八年，太宗“撰《莲华心轮回文偈颂》十部二百五十卷，《回文图》十轴，示近臣”。另据《杨文公谈苑》记载：“太宗善飞白，其字大者方数尺，善书者皆伏其妙。又小草特工。”又说：“太宗善草、隶、行、八分、篆、飞白六体，皆极其妙，而草书尤奇绝。今上(真宗)悉赂求编次，凡三十余卷。”
龙图阁除了收藏上述太宗的御制、御书、诗文著作、书法墨迹外，还藏有其他各类图书与书画、瑞物等。景德二年龙图阁建立不久，所藏图书、书画总数达到29511卷(轴)。到了大中祥符三年(1010)十一月，“三馆秘阁所藏(图书)外，又于后苑及龙图阁并留正本各及三万余卷”。
龙图阁有藏书目录，见上引《长编》等所载。《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著录有《龙图阁瑞物宝目·六阁书籍图画目》一卷，当时有印本颁降各地。龙图阁还有藏书印记，大中祥符二年三月铸，曰“龙图阁御书记”。龙图阁所藏图书不但数量多，校勘亦精。真宗曾不无夸耀地说：“龙图阁书屡经雠校，最为精详。”“朕求书备至，故奇书秘籍无隐焉。”
从以上有关典籍所载龙图阁的规模、藏书数量、质量来看，龙图阁在北宋皇室藏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太清楼同为皇宫中规模最大的藏书处所。太清楼位于后苑，龙图阁位于禁中君主日常处理朝政处，是真宗退朝之暇读书、休息、“自娱”之处。而且，自真宗朝起，龙图阁也成为君臣观书、宴饮、举行文化集会之地。
景德元年(1004)十月，置龙图阁待制；四年，置龙图阁直学士；后又于大中祥符三年置龙图阁学士。皆为侍从官等荣誉性带职名(元丰改制后为贴职名)，不参与阁事，实际工作由内侍三人掌之。
二、天章阁
“天章阁在会庆殿西，龙图阁之北”，以收藏真宗御书、御制为主，真宗在世日就已建成。其建造过程《长编》卷九六有较详细的记载：
(天禧四年十一月戊午)上(真宗)御龙图阁，召近臣观圣制文论、歌诗。上曰：“朕听览之暇，以翰墨自娱，虽不足垂范，亦平生游心于此。”丁谓等言：“圣制广大，宜有宣布，请镂板以传不朽。”许之，遂宴于资政殿。庚申，内出圣制七百二十二卷示辅臣。壬戌，宰臣等言：“圣制已约分部帙，望令雕板摹印，颁赐馆阁，及道释经藏名山胜境。仍命内臣规度禁中严净之所，别创殿阁缄藏。”诏可。寻于龙图阁后修筑，命入内都知张景宗、副都知邓守恩管勾，是为天章阁。
透过《长编》这段委婉记述中君臣心照不宣的对话，可以清楚地看到，天章阁的建造完全是宋真宗直接授意，而宰执大臣们心领神会，投其所好。所以，天章阁也是宋代唯一由皇帝生前建造、命名，收藏本朝君主御制、御书的殿阁。在天章阁的筹建、建造过程中，真宗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与关心。就在天禧四年(1020)十一月决定建造天章阁以后数日，真宗“出御制文草及赐中宫诗手书等示宰相。命宰相都大管勾新修天章阁，张景言、邓守恩等提点之”。接着，又以“天章阁兴功”，分别于当年十二月乙巳与次年正月乙亥，宴辅臣、近臣于龙图阁、承明殿。天禧五年二月“癸酉，幸天章阁，观上梁，宴从臣，赐物有差”。由于真宗的亲自过问，天章阁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于天禧五年三月戊戌即竣工建成。真宗又迫不及待地于两天后“令两街僧道具威仪，教坊作乐，奉真宗御集、御书白玉清昭应宫安于阁”，并赐宴阁下。
真宗生前就授意臣下建造天章阁收藏自己的御制、御书与其他图书，固然与其好大喜功、标榜自己有关，但综观真宗一生，在政治上虽无建树，并为了使其父太宗篡夺帝位与自己的继承皇位合法化，符合天意，还亲自导演了天书下降的闹剧。不过其在位期间，进一步推行太祖、太宗开创的重文政策，重视图书业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于三馆之外，首创在禁中建造龙图阁，收藏太宗御制、制书、诗文墨迹和经史子集等其他各种图书，并扩大了太清楼的藏书，使龙图阁和太清楼成为与三馆有同等地位的皇室最大的藏书机构及处所。真宗本人亦重文好学，喜欢读书。他尝谓近臣日：“朕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测简编，素所耽玩。”对此，不少宋代史籍都有关于真宗读书、讲经读史的记述。如宋人江少虞所编《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引述有关真宗读书著述的记载就有整整一卷，达三十余条。甚至在他外出巡行途中，也撰述不辍。据《湘山野录》记载：“真宗西祀回，召臣僚赴后苑，宣示御制《太清楼聚书记》、《朝拜诸陵因幸西京记》、《西京内东门弹丸壁记》，皆新制也。笑谓近臣曰：‘虽不至精优，却尽是朕亲撰，不假手于人。’”而《青箱杂记》卷三记载说：
真宗听政之暇，唯务观书，每观毕一书，即有篇咏，使近臣赓和，故有御制《看尚书诗》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礼》三章，《看毛诗》三章，《看礼记》三章，《看孝经》三章。复有御制《读史记》三首，《读前汉书》三首，《读后汉书》三首，《读三国志》三首，《读晋书》三首，《读宋书》二首，《读陈书》二首，《读魏书》三首，《读北齐书》一首，《读后周书》三首，《读隋书》三首，《读唐书》三首，《读五代梁史》三首，《读五代后唐史》三首，《读五代晋史》二首，《读五代汉史》二首，《读五代周史》二首。可谓近代好文之主也。
另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一一记载，天禧五年(1021)二月，修天章阁功毕，四月时，阁中真宗著作计有：
辅臣集《御制》三百卷，凡《颂铭碑文》十八卷、《赞》八卷、《诗》三十七卷，赐中宫《歌诗手书》七卷，赐皇太子《歌诗箴述》五卷、《龙图阁歌诗》四卷、《西凉殿歌诗》一卷、《清景书事诗》二卷、《宜圣殿四园歌诗》三卷、《读经史诗》四卷、《维城集》三卷、《奉道诗》十卷、《岁时新咏》五卷、《歌》十五卷、《词》四卷、《乐章》一卷、《乐府集》三卷、《乐府新词》二卷、《论述》十卷、《序》八卷、《箴》七条各一卷、《记文》三卷、《祭文挽歌词》一卷、《书》十卷、《正说》十卷、《承华要略》二十卷、《静居集》三卷、《法音集》七卷、《玉宸集》五卷、《春秋要言》五卷、《试进士题目》一卷、《密表》、《密词》六十九卷；又有《玉京集》三十卷、《授时要录》二十四卷；又取至道元年四月讫大中祥符岁，中书、枢密院时政记、史馆日历、起居注善美之事，录为《圣政记》，凡一百五十卷。并命工镂板人以御书石本为九十编。
《宋史·艺文志》著录真宗著作有：《奉神述》1卷(史部传记类)，《正说》10卷、《承华要略》20卷(子部儒家类)，《汴水发愿文》1卷(子部道家类)，《授时要录》12卷(子部农家类)，《真宗御集2300卷、《目》10卷、《御集》150卷(集部)。
以上所引多种记载，说明真宗确实勤于著述，且都为本人亲撰。故《青箱杂记》称真宗“可谓近代好文之主也”，确不为过。
另外，真宗尤喜收藏图书，自谓“在东宫时，唯以聚书为急，其间亡逸者多方搜求，颇有所得”。而作为听政后偃息之处的玉宸殿，景德四年(1007)时，真宗收藏的图书，不包括小说他书，唯正经正史屡校定者就达八千余卷，“其后，群书增及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太宗御集、御书又七百五十三卷”。故天章阁是宋代各阁中仅次于龙图阁的另一重要的专藏皇帝御书、御制与其他图书的宫廷藏书处所。尤其是天章阁还藏有皇家的符瑞宝玩、太祖与太宗的御容画像，更使其具有特殊地位。
天禧五年，天章阁建成之次年二月，真宗就去世了。后仁宗与大臣们多次去天章阁观书，谒太祖、太宗御容，观瑞物。而在天章阁接见大臣，向大臣问御边大略、军政要事，成为对大臣们最高规格的待遇。如庆历三年(1043)九月，仁宗为支持范仲淹、富弼等推行新政，特“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对此，南宋人岳珂(1183－1234)有一段鲜为人注意的叙述：
及考典故，庆历三年九月三日召辅臣，天章阁朝拜太祖、太宗御容及观瑞物。熙宁五年九月辛亥，编排三司帐案所言太宗尹开封日，移牒三司，有御笔见存，诏送天章阁。元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书言录事孟述古编排诸房文字，得英宗藩邸转官六件文字，诏送天章阁。元丰八年六月十三日，诏延安郡王閤旌节择日移置天章阁。崇宁元年三月丁巳，自天章阁迁哲宗神御于景灵西宫宝庆殿，又更其殿曰重光。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诏天章阁崇奉祖宗神御，诸色人并不许抽差。夫西清列阁均以奉祖宗，而天章正居其次，太宗御笔当藏龙图，英皇告敕当附宝文，凡皆置之。于是阁神御之在禁中，自有钦先孝思殿，纵复为原庙，亦当在首阁。瑞物已藏龙图，而今天章亦有之。哲宗初嗣位，藏奉藩邸旌节，当是时已有三阁，而摘取其中一阁而特藏焉……前乎此对群臣率在龙图，自庆历而后多开天章。仁宗之问边事，神宗之议官制，皆在焉。
天章阁初未建官，仁宗天圣八年(1030)十月，始置待制；景祐四年(1037)三月，增置侍讲；庆历七年(1047)又置学士、直学士。
三、宝文阁
宝文阁在天章阁的西序，群玉殿、芯珠殿之北，旧日寿昌阁，仁宗庆历元年(1041)改为宝文阁。仁宗在位时，宝文阁已是禁中一重要的藏书处所。嘉祐间，曾因欧阳修奏，补写秘阁太宗御览书籍，“遂诏龙图、天章、宝文阁、太清楼管勾内臣，检所阙书录上，于门下省补写”。其地位已并列于龙图阁、天章阁、太清楼之间。仁宗听政之余，常在宝文阁挥毫泼墨并与皇室成员、近侍大臣诗文酬唱。如嘉祐七年(1062)十二月丙申，召辅臣、近侍、皇子、驸马等在龙图阁、天章阁观祖宗御书后，“又幸宝文阁，为飞白书，分赐从臣，下逮馆阁。作《观书诗》，韩琦等属和。遂宴群玉殿，传诏学士王珪撰诗序，刊石于阁”。而仅过了三天，“庚子，再会于天章阁观瑞物”。所以，宝文阁在仁宗生前就已有，但它不是为藏仁宗御制、御书而特地建造的，而是由旧寿昌阁改名而成。
史载，仁宗也是一位重文好学的皇帝。在听政、读书之余，仁宗作诗、撰文，著述颇丰。宋代自太宗朝起，“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常作诗赐之，累朝因以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赐诗尤多”。当然，这些赐诗不都是仁宗所作，但大部分赐诗当是仁宗亲作。
《宋史·艺文志》著录仁宗著作有：《明堂新曲谱》1卷、《景祐乐髓新经》1卷、《审乐要记》2卷(经部乐类)，《宝元天人祥异书》10卷(子部天文类)，《洪范政鉴》12卷(子部五行类)，《攻守图术》3卷、《神武秘略》10卷、《行军环珠》1部(卷亡)、《四路兽守约束》1部(卷亡)(子部兵书类)，《仁宗御集》100卷、《目录》3卷(集部)。
仁宗亦好书法。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记载：“仁宗万机之暇，无所翫好，唯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渑水燕谈》卷九亦谓：“仁宗天纵多能，尤精书学，凡宫殿门观，多帝飞白题榜，勋贤神道，率赐篆螭首。”
嘉祐八年(1063)四月，仁宗去世，英宗继位，即“以仁宗御书藏宝文阁，命翰林学士王珪撰记立石”。于是，宝文阁就正式成为专藏仁宗御制、御书、书法墨迹的皇室藏书机构。
英宗在位前后不到五年，在此期间，宝文阁未设官职。治平四年(1067)一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是年始置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并将英宗御制、御书附藏于宝文阁。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直到元符元年(1098)，十余年后，才确定建造收藏其御制、御书的殿阁，即显谟阁。在这之前，神宗御制、御书亦收藏在宝文阁。
四、显谟阁
显谟阁，专藏神宗御制、御书。宋神宗死后多年，一直未建阁收藏其御制、御书。据《长编》卷四三四记载，元祐四年(1089)十月戊申，在神宗去世五年半以后，受命编次神宗御集的翰林学士苏辙上奏称，神宗御制文集凡著录935篇，为90卷，目录5卷，请求建阁收藏。苏辙在奏疏中说：“臣窃见祖宗御集皆于西清建重屋，号龙图、天章阁、宝文阁，以藏其书，为不朽之训。又别刻板模印，遍赐贵近，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时由旧党太皇太后高氏听政的朝廷，对苏辙的奏请未予采纳，仅下诏将神宗“御集于宝文阁收藏”，“更不别建阁”。距苏辙奏请后九年，元符元年(1098)二月丙申，大臣邓洵仁再次奏请为神宗建阁，时已亲政的哲宗立即采纳了邓洵仁的意见，“诏令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每员各撰阁名五名以闻”。两个月后的四月丙申，正式“诏建阁藏神宗皇帝御集，以显谟为名”。
综上所述，由于神宗在位期间，支持王安石等新党推行新政，在旧党支持者太皇太后高氏听政期间，否定王安石的变法，涉及到对神宗在位时的政策、政绩的评价，联系《神宗实录》几经反复重修，对已形成制度、为前朝君主建造专藏御制、御书的殿阁，在其去世十几年后才建成，证明在建造殿阁时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宋史·神宗本纪一》称神宗“天性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这虽然是封建社会史家对君主常用的一般性赞誉，但《宋史·神宗本纪》结尾《赞》中，对其用王安石为相，推行变法大不以为然，而对其读书论经史却大加称颂，可见神宗继承了前朝各帝好学重文的传统。就如神宗在政治上虽然不采纳司马光的意见，但对其编修《资治通鉴》却十分支持，允许他借阅三馆所藏图书，还特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中皇室的藏书。并“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引者按：神宗当太子时居处)旧书二千四百卷”。这同时说明，神宗当太子时就喜欢收藏图书。《宋史·艺文志》集部著录《神宗御笔手诏》21卷、《(神宗)御集》160卷。
显谟阁建立后，久未设官。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显谟阁改名为“熙明阁”，置学士、直学士、待制，其序位在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下。崇宁元年(1102)，恢复原名。
五、徽猷阁
哲宗去世两年多后，徽宗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十六日，诏实录院编修哲宗御书。崇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书成，共100册，凡2057篇。大观元年(1107)二月、四月，又两次下诏重加编纂删定，成693篇，30册。赵士炜辑《中兴馆阁书目》著录有《哲宗御书》前后集27卷，《前集》政事18卷、文辞1卷，《后集》文辞1卷、政事7卷。《宋史·艺文志》集部著录《哲宗御制》前后集共27卷。
在哲宗御集编定之次年，大观二年(1108)二月十三日，徽宗下诏建阁以藏哲宗御制、御集，以“在《诗》有之‘君子有徽猷’，是为论德之美，而观道之成，于是乎在。其哲宗皇帝御集，建阁以徽猷为名”。如前龙图阁等例，置学士、直学士、待制。政和六年(1116)九月，增置直徽猷阁。
六、敷文阁
宋徽宗赵估是宋代最为昏庸的君主之一，但多才多艺，在诗词、书画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徽宗一生留下了数量十分可观的著作。《宋史·艺文志》著录有：《黄钟征角调》二卷(经部乐类)，《宣和殿记》一卷、《嵩山崇福记》一卷、《太清楼特宴记》一卷、《筠庄纵鹤宣和阁记》一卷、《宴延福宫承平殿记》一卷、《明堂记》一卷、《艮岳记》一卷(史部传记类)，《老子解》二卷、《天真示现记》三卷(子部道家类)，《徽宗御制崇观宸奎集》一卷、《(徽宗)宫词》一卷(集部)。
绍兴八年(1138)南宋定都临安后，加快了原作为行宫的皇宫建设，恢复北宋在禁中建阁收藏前朝君主御制、御书的制度。在此之前，多次下诏号召朝野臣民踊跃进献图书，收集到不少前朝的《实录》、《会要》、《国史》及其他图书，包括徽宗的御书笔札。如绍兴三年(1133)正月，访知“湖州管下故执政林摅家有道君皇帝(徽宗)御书”，“令本州守臣劝诱献纳”；当年五月一日，承奉郎林俨又上徽宗御书、御画、御笔札答共七轴。绍兴十年(1140)，徽宗的御制、御集编集完成。于是，是年五月十一日，“诏特建阁，以敷文为名，置学士以下官”。此后，对徽宗御书、御札又广加收集。绍兴二十四年(1154)，实录院重新编类徽宗御集，“凡百卷，上(高宗)自序之”。先“权奉安于天章阁”，后藏于敷文阁和秘阁。集中“凡诗百五十有五、词二百、赋一、序十有二、记十、碑四、策问九、文七、乐章三、挽词二十有七、杂文十有五、《诗解》九、《论语解》二、《道德经解》八、《南华真经解》八、《冲虚至德真经解》十有二、《广济经》十、《经录科仪》二、政事手札千五百五十、边机手札二百四十有四”，比前绍兴十年所编御集在内容和数量上都有了增加。
七、绍兴重建天章等阁
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几经流离颠沛，绍兴八年终定都临安。在此前后，着手建造皇宫及各司机构。为恢复在宫中建阁收藏前朝君主御书、御制的制度。绍兴六年(1136)三月丁酉，高宗“诏于皇城内修盖天章阁，以奉祖宗神御。后以亲征，未及行”。此后，恢复建造北宋诸阁之事也就搁置下来。原天章阁所藏各帝御容、瑞物由大臣专门护卫，凡高宗所幸处必择地安奉，恭称日“天章阁神御”。如绍兴元年(1130)十一月，“诏天章阁祖宗神御二十四位，权于临安府院奉安，朔望节序酌献供飨一分而已”。又如绍兴十年三月“壬寅，奉安徽宗皇帝、显恭皇后、显肃皇后神御于天章阁西之神御殿”。这里的天章阁都是指当时恭奉原北宋天章阁祖宗神御的临时殿阁。正式恢复建造天章诸阁是在绍兴二十四年。《要录》卷一六七载，绍兴二十四年九月“乙亥，诏建天章等六阁”。记载十分简单，也未列六阁具体阁名。而《咸淳临安志》卷二《行在所录二·宫阙二》祖宗诸阁所记较为具体：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龙图阁、真宗皇帝天章阁、仁宗皇帝宝文阁、神宗皇帝显谟阁、哲宗皇帝徽猷阁、徽宗皇帝敷文阁……祖宗诸阁皆以藏御制御书图籍宝瑞等，惟天章阁自东京时以奉列圣御容。中兴以来，驾所幸处必择地安奉，恭称日天章阁神御。绍兴二十四年十一月，始讨论制度，重建天章一阁，而诸阁所藏皆在其中，自龙图至(显)[敷]文之阁凡二十四字合为一扁。
据此，绍兴二十四年所建太宗龙图阁至徽宗(显)[敷]文阁在内北宋六阁，实为一阁，故阁之匾额“二十四字合为一扁”。由于天章阁恭奉祖宗神御的特殊地位，遂总称为天章阁。需要指出的是，六阁中虽然包括敷文阁，但敷文阁是徽宗死后高宗遵祖宗遗制，于绍兴十年五月十一日专门“诏特建阁，以敷文为名，置学土以下官”。而北宋建造过的另五阁，由于阁中的御书御制与原藏的大量图书多已不存，故五阁只是名义上的恢复重建。另，以上诸阁各帝与徽宗都是北宋东都时的“祖宗”，把敷文阁与天章等五阁建于一处，合为一匾，也就在情理之中。
南宋时，为徽宗建敷文阁后，自高宗以下至理宗所建各阁有：高宗焕章阁、孝宗华文阁、光宗宝谟阁、理宗显文阁、宁宗宝章阁，都建在天章阁内，然虽有阁名，实际却无专门的殿阁。“天章、龙图、宝文、显猷、徽猷、敷文、焕章、华文、宝谟九阁，实天章一阁”。且南宋五帝之阁，与北宋在东京所建诸帝之阁不同，仅收藏各帝御制、御书，很少收藏其他图书。限于篇幅，兹省略不述。
度宗去世(1274)后不到五年，元灭宋，故度宗及以后几个短命皇未建阁收藏其御制御书。
综上所述，自宋太宗去世，真宗建造龙图阁收藏太宗的御制御书、诗文墨迹起，建造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作为一项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后期度宗朝。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档案收藏管理史上前所未有，后世亦无的独创。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宋代最高统治者重视文教，高度重视图书典籍与档案材料的收藏。联系宋代官方、私家、书院、寺观等其他方面的藏书，充分证明宋代在中国古代藏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阶段。
[关键词]宋代；皇室；殿阁；藏书
宋代宫廷藏书(皇室藏书)，即专门为皇帝与皇室成员建造藏书机构和处所，是宋代官方藏书的重要方面。宋代的皇室藏书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分布于禁中的专门藏书处所与皇帝个人读书宴息的殿阁；二是继位的君主为收藏已故的前一朝皇帝的御制御书及所撰诗文、书画手迹而专门建造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档案馆性质的殿阁。在北宋建造的殿阁中，同时藏有数量可观的其他各类图书。对于宋代皇室前一方面的藏书机构、处所与藏书情况，笔者已有专文介绍。本文是对宋代宫廷中后一方面的藏书的考述，以对宋代皇室藏书有一个较全面了解。
一、龙图阁
龙图阁是真宗为存放太宗御书、御集而下令建造的殿阁，开创了宋代为前朝君主专门建阁收藏其御书、御制的制度。
关于龙图阁的建造时间，《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五及《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均称大中祥符中，误。《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四四“咸平二年(999)闰三月庚寅’’条纪事：“诏三馆写四部书二本来上，一置禁中之龙图阁，一置后苑之太清楼，以备观览。”李焘注云：“此据本《志》，《实录》但云写一本置禁中，不及龙图阁也。《东京记》云大中祥符初建龙图阁。据此则咸平初，阁已建矣。”《玉海》卷一六三“咸平龙图阁”：“祥符初建龙图阁，以藏太宗御书。”但注云：“阁初建无岁月，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始御是阁，见于《国史》。”后又谓：“按《会要》大中祥符所造，以奉太宗御书，然自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已尝御是阁。”反驳甚是。《长编》亦明确记载真宗于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幸龙图阁，召近臣观太宗御书及古今名画”。《玉海》卷二七“御书目录”所载同。事实上，《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五、《文献通考·职官考八》、《宋史．职官志二》所载与此三书其他章节所记，多自相矛盾。如《文献通考·职官考八》“龙图阁学士·直学士·待制”条既谓“宋朝大中祥符中建龙图阁”，又称“(龙图阁)直学士景德四年置”，“待制，景德元年置”。如龙图阁建于太中祥符初，何有先数年真宗召辅臣于龙图阁观书之事?又何有未建阁而先置龙图阁直学士、待制?故据《玉海》所引《国史》及《长编》所载咸平四年(1001)十一月真宗御龙图阁事，龙图阁当建成于咸平四年十一月前。
据《玉海》、《长编》所载，龙图阁建成后即藏以太宗御制御书。另《长编》卷五三“咸平五年十月己卯”条纪事亦载：“先是，上(真宗)于龙图阁藏太宗御书。己卯，召近臣观之。上手执目录以示近臣，谓曰：‘先帝圣文神笔，朕集缀既久，至于题记时事，片幅半纸及书在屏扇或微损者，悉加装褙，已三千七百五十卷矣。’”此亦进而说明龙图阁早在咸平间已建成，并在建成不久即收藏太宗御书、御制3 750卷，还编有藏书目录。
尔后，龙图阁的藏书数量有了大幅增加。《长编》“景德二年(1005)四月戊戌”条纪事：“阁上藏太宗御书五千一百十五卷、轴，下设六阁：经典阁三千七百六十二卷，史传阁八百二十一卷，子书阁一万三百六十二卷，文集阁八千三十一卷，天文阁二千五百六十四卷，图画阁一千四百二十一轴、卷、册。上(真宗)曰：‘朕退朝之暇，无所用心，聚此图书以自娱耳。’”
宋太宗赵匡义和其兄赵匡胤一样，原是军伍出身，是后周禁军的一名中级军官，也是陈桥兵变的主要策划者。他比赵匡胤更重文教，更重视读书学习。他曾对近臣说：“他无所爱，但喜读书。”“辰巳间(午前八时)视事，既罢，即看书，深夜乃寝。五鼓(四时)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宋初他命大臣们所编的三部大书之一《太平总类》，足足有一千卷，太宗命令史馆每天进呈三卷，在一年中把它通读了一遍，是书因此改名为《太平御览》。太宗喜读书，也喜欢吟诗撰文，勤于著述。朝廷每有庆典及与臣下宴游欢娱，经常作诗赐予大臣，并命大臣们一起唱和。《宋史·艺文志》著录太宗著作有：《文明政化》10卷(子部儒家类)、《棋图》1卷(子部杂艺术类)、《太宗御集》120卷(集部)。又据《长编》卷二四载，太平兴国八年，太宗“撰《莲华心轮回文偈颂》十部二百五十卷，《回文图》十轴，示近臣”。另据《杨文公谈苑》记载：“太宗善飞白，其字大者方数尺，善书者皆伏其妙。又小草特工。”又说：“太宗善草、隶、行、八分、篆、飞白六体，皆极其妙，而草书尤奇绝。今上(真宗)悉赂求编次，凡三十余卷。”
龙图阁除了收藏上述太宗的御制、御书、诗文著作、书法墨迹外，还藏有其他各类图书与书画、瑞物等。景德二年龙图阁建立不久，所藏图书、书画总数达到29 511卷(轴)。到了大中祥符三年(1010)十一月，“三馆秘阁所藏(图书)外，又于后苑及龙图阁并留正本各及三万余卷”。
龙图阁有藏书目录，见上引《长编》等所载。《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著录有《龙图阁瑞物宝目·六阁书籍图画目》一卷，当时有印本颁降各地。龙图阁还有藏书印记，大中祥符二年三月铸，曰“龙图阁御书记”。龙图阁所藏图书不但数量多，校勘亦精。真宗曾不无夸耀地说：“龙图阁书屡经雠校，最为精详。”“朕求书备至，故奇书秘籍无隐焉。”
从以上有关典籍所载龙图阁的规模、藏书数量、质量来看，龙图阁在北宋皇室藏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太清楼同为皇宫中规模最大的藏书处所。太清楼位于后苑，龙图阁位于禁中君主日常处理朝政处，是真宗退朝之暇读书、休息、“自娱”之处。而且，自真宗朝起，龙图阁也成为君臣观书、宴饮、举行文化集会之地。
景德元年(1004)十月，置龙图阁待制；四年，置龙图阁直学士；后又于大中祥符三年置龙图阁学士。皆为侍从官等荣誉性带职名(元丰改制后为贴职名)，不参与阁事，实际工作由内侍三人掌之。
二、天章阁
“天章阁在会庆殿西，龙图阁之北”，以收藏真宗御书、御制为主，真宗在世日就已建成。其建造过程《长编》卷九六有较详细的记载：
(天禧四年十一月戊午)上(真宗)御龙图阁，召近臣观圣制文论、歌诗。上曰：“朕听览之暇，以翰墨自娱，虽不足垂范，亦平生游心于此。”丁谓等言：“圣制广大，宜有宣布，请镂板以传不朽。”许之，遂宴于资政殿。庚申，内出圣制七百二十二卷示辅臣。壬戌，宰臣等言：“圣制已约分部帙，望令雕板摹印，颁赐馆阁，及道释经藏名山胜境。仍命内臣规度禁中严净之所，别创殿阁缄藏。”诏可。寻于龙图阁后修筑，命入内都知张景宗、副都知邓守恩管勾，是为天 章阁。
透过《长编》这段委婉记述中君臣心照不宣的对话，可以清楚地看到，天章阁的建造完全是宋真宗直接授意，而宰执大臣们心领神会，投其所好。所以，天章阁也是宋代唯一由皇帝生前建造、命名，收藏本朝君主御制、御书的殿阁。在天章阁的筹建、建造过程中，真宗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与关心。就在天禧四年(1020)十一月决定建造天章阁以后数日，真宗“出御制文草及赐中宫诗手书等示宰相。命宰相都大管勾新修天章阁，张景言、邓守恩等提点之”。接着，又以“天章阁兴功”，分别于当年十二月乙巳与次年正月乙亥，宴辅臣、近臣于龙图阁、承明殿。天禧五年二月“癸酉，幸天章阁，观上梁，宴从臣，赐物有差”。由于真宗的亲自过问，天章阁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于天禧五年三月戊戌即竣工建成。真宗又迫不及待地于两天后“令两街僧道具威仪，教坊作乐，奉真宗御集、御书白玉清昭应宫安于阁”，并赐宴阁下。
真宗生前就授意臣下建造天章阁收藏自己的御制、御书与其他图书，固然与其好大喜功、标榜自己有关，但综观真宗一生，在政治上虽无建树，并为了使其父太宗篡夺帝位与自己的继承皇位合法化，符合天意，还亲自导演了天书下降的闹剧。不过其在位期间，进一步推行太祖、太宗开创的重文政策，重视图书业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于三馆之外，首创在禁中建造龙图阁，收藏太宗御制、制书、诗文墨迹和经史子集等其他各种图书，并扩大了太清楼的藏书，使龙图阁和太清楼成为与三馆有同等地位的皇室最大的藏书机构及处所。真宗本人亦重文好学，喜欢读书。他尝谓近臣日：“朕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测简编，素所耽玩。”对此，不少宋代史籍都有关于真宗读书、讲经读史的记述。如宋人江少虞所编《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引述有关真宗读书著述的记载就有整整一卷，达三十余条。甚至在他外出巡行途中，也撰述不辍。据《湘山野录》记载：“真宗西祀回，召臣僚赴后苑，宣示御制《太清楼聚书记》、《朝拜诸陵因幸西京记》、《西京内东门弹丸壁记》，皆新制也。笑谓近臣曰：‘虽不至精优，却尽是朕亲撰，不假手于人。’”而《青箱杂记》卷三记载说：
真宗听政之暇，唯务观书，每观毕一书，即有篇咏，使近臣赓和，故有御制《看尚书诗》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礼》三章，《看毛诗》三章，《看礼记》三章，《看孝经》三章。复有御制《读史记》三首，《读前汉书》三首，《读后汉书》三首，《读三国志》三首，《读晋书》三首，《读宋书》二首，《读陈书》二首，《读魏书》三首，《读北齐书》一首，《读后周书》三首，《读隋书》三首，《读唐书》三首，《读五代梁史》三首，《读五代后唐史》三首，《读五代晋史》二首，《读五代汉史》二首，《读五代周史》二首。可谓近代好文之主也。
另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一一记载，天禧五年(1021)二月，修天章阁功毕，四月时，阁中真宗著作计有：
辅臣集《御制》三百卷，凡《颂铭碑文》十八卷、《赞》八卷、《诗》三十七卷，赐中宫《歌诗手书》七卷，赐皇太子《歌诗箴述》五卷、《龙图阁歌诗》四卷、《西凉殿歌诗》一卷、《清景书事诗》二卷、《宜圣殿四园歌诗》三卷、《读经史诗》四卷、《维城集》三卷、《奉道诗》十卷、《岁时新咏》五卷、《歌》十五卷、《词》四卷、《乐章》一卷、《乐府集》三卷、《乐府新词》二卷、《论述》十卷、《序》八卷、《箴》七条各一卷、《记文》三卷、《祭文挽歌词》一卷、《书》十卷、《正说》十卷、《承华要略》二十卷、《静居集》三卷、《法音集》七卷、《玉宸集》五卷、《春秋要言》五卷、《试进士题目》一卷、《密表》、《密词》六十九卷；又有《玉京集》三十卷、《授时要录》二十四卷；又取至道元年四月讫大中祥符岁，中书、枢密院时政记、史馆日历、起居注善美之事，录为《圣政记》，凡一百五十卷。并命工镂板人以御书石本为九十编。
《宋史·艺文志》著录真宗著作有：《奉神述》1卷(史部传记类)，《正说》10卷、《承华要略》20卷(子部儒家类)，《汴水发愿文》1卷(子部道家类)，《授时要录》12卷(子部农家类)，《真宗御集2300卷、《目》10卷、《御集》150卷(集部)。
以上所引多种记载，说明真宗确实勤于著述，且都为本人亲撰。故《青箱杂记》称真宗“可谓近代好文之主也”，确不为过。
另外，真宗尤喜收藏图书，自谓“在东宫时，唯以聚书为急，其间亡逸者多方搜求，颇有所得”。而作为听政后偃息之处的玉宸殿，景德四年(1007)时，真宗收藏的图书，不包括小说他书，唯正经正史屡校定者就达八千余卷，“其后，群书增及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太宗御集、御书又七百五十三卷”。故天章阁是宋代各阁中仅次于龙图阁的另一重要的专藏皇帝御书、御制与其他图书的宫廷藏书处所。尤其是天章阁还藏有皇家的符瑞宝玩、太祖与太宗的御容画像，更使其具有特殊地位。
天禧五年，天章阁建成之次年二月，真宗就去世了。后仁宗与大臣们多次去天章阁观书，谒太祖、太宗御容，观瑞物。而在天章阁接见大臣，向大臣问御边大略、军政要事，成为对大臣们最高规格的待遇。如庆历三年(1043)九月，仁宗为支持范仲淹、富弼等推行新政，特“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对此，南宋人岳珂(1183－1234)有一段鲜为人注意的叙述：
及考典故，庆历三年九月三日召辅臣，天章阁朝拜太祖、太宗御容及观瑞物。熙宁五年九月辛亥，编排三司帐案所言太宗尹开封日，移牒三司，有御笔见存，诏送天章阁。元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书言录事孟述古编排诸房文字，得英宗藩邸转官六件文字，诏送天章阁。元丰八年六月十三日，诏延安郡王閤旌节择日移置天章阁。崇宁元年三月丁巳，自天章阁迁哲宗神御于景灵西宫宝庆殿，又更其殿曰重光。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诏天章阁崇奉祖宗神御，诸色人并不许抽差。夫西清列阁均以奉祖宗，而天章正居其次，太宗御笔当藏龙图，英皇告敕当附宝文，凡皆置之。于是阁神御之在禁中，自有钦先孝思殿，纵复为原庙，亦当在首阁。瑞物已藏龙图，而今天章亦有之。哲宗初嗣位，藏奉藩邸旌节，当是时已有三阁，而摘取其中一阁而特藏焉……前乎此对群臣率在龙图，自庆历而后多开天章。仁宗之问边事，神宗之议官制，皆在焉。
天章阁初未建官，仁宗天圣八年(1030)十月，始置待制；景祐四年(1037)三月，增置侍讲；庆历七年(1047)又置学士、直学士。
三、宝文阁
宝文阁在天章阁的西序，群玉殿、芯珠殿之北，旧日寿昌阁，仁宗庆历元年(1041)改为宝文阁。仁宗在位时，宝文阁已是禁中一重要的藏书处所。嘉祐间，曾因欧阳修奏，补写秘阁太宗御览书籍，“遂诏龙图、天章、宝文阁、太清楼管勾内臣，检所阙书录上，于门下省补写”。其地位已并列于龙图阁、天章阁、太清楼之间。仁宗听政之余，常在宝文阁挥毫泼墨并与皇室成员、近侍大臣诗文酬唱。如嘉祐七年(1062)十二月丙申，召辅臣、近侍、皇子、驸马等在龙图阁、天章阁观祖宗御书后，“又幸宝文阁，为飞白书，分赐从臣，下逮馆阁。作《观书诗》，韩琦等属和。遂宴群玉殿， 传诏学士王珪撰诗序，刊石于阁”。而仅过了三天，“庚子，再会于天章阁观瑞物”。所以，宝文阁在仁宗生前就已有，但它不是为藏仁宗御制、御书而特地建造的，而是由旧寿昌阁改名而成。
史载，仁宗也是一位重文好学的皇帝。在听政、读书之余，仁宗作诗、撰文，著述颇丰。宋代自太宗朝起，“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常作诗赐之，累朝因以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赐诗尤多”。当然，这些赐诗不都是仁宗所作，但大部分赐诗当是仁宗亲作。
《宋史·艺文志》著录仁宗著作有：《明堂新曲谱》1卷、《景祐乐髓新经》1卷、《审乐要记》2卷(经部乐类)，《宝元天人祥异书》10卷(子部天文类)，《洪范政鉴》12卷(子部五行类)，《攻守图术》3卷、《神武秘略》10卷、《行军环珠》1部(卷亡)、《四路兽守约束》1部(卷亡)(子部兵书类)，《仁宗御集》100卷、《目录》3卷(集部)。
仁宗亦好书法。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记载：“仁宗万机之暇，无所翫好，唯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渑水燕谈》卷九亦谓：“仁宗天纵多能，尤精书学，凡宫殿门观，多帝飞白题榜，勋贤神道，率赐篆螭首。”
嘉祐八年(1063)四月，仁宗去世，英宗继位，即“以仁宗御书藏宝文阁，命翰林学士王珪撰记立石”。于是，宝文阁就正式成为专藏仁宗御制、御书、书法墨迹的皇室藏书机构。
英宗在位前后不到五年，在此期间，宝文阁未设官职。治平四年(1067)一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是年始置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并将英宗御制、御书附藏于宝文阁。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直到元符元年(1098)，十余年后，才确定建造收藏其御制、御书的殿阁，即显谟阁。在这之前，神宗御制、御书亦收藏在宝文阁。
四、显谟阁
显谟阁，专藏神宗御制、御书。宋神宗死后多年，一直未建阁收藏其御制、御书。据《长编》卷四三四记载，元祐四年(1089)十月戊申，在神宗去世五年半以后，受命编次神宗御集的翰林学士苏辙上奏称，神宗御制文集凡著录935篇，为90卷，目录5卷，请求建阁收藏。苏辙在奏疏中说：“臣窃见祖宗御集皆于西清建重屋，号龙图、天章阁、宝文阁，以藏其书，为不朽之训。又别刻板模印，遍赐贵近，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时由旧党太皇太后高氏听政的朝廷，对苏辙的奏请未予采纳，仅下诏将神宗“御集于宝文阁收藏”，“更不别建阁”。距苏辙奏请后九年，元符元年(1098)二月丙申，大臣邓洵仁再次奏请为神宗建阁，时已亲政的哲宗立即采纳了邓洵仁的意见，“诏令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每员各撰阁名五名以闻”。两个月后的四月丙申，正式“诏建阁藏神宗皇帝御集，以显谟为名”。
综上所述，由于神宗在位期间，支持王安石等新党推行新政，在旧党支持者太皇太后高氏听政期间，否定王安石的变法，涉及到对神宗在位时的政策、政绩的评价，联系《神宗实录》几经反复重修，对已形成制度、为前朝君主建造专藏御制、御书的殿阁，在其去世十几年后才建成，证明在建造殿阁时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宋史·神宗本纪一》称神宗“天性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这虽然是封建社会史家对君主常用的一般性赞誉，但《宋史·神宗本纪》结尾《赞》中，对其用王安石为相，推行变法大不以为然，而对其读书论经史却大加称颂，可见神宗继承了前朝各帝好学重文的传统。就如神宗在政治上虽然不采纳司马光的意见，但对其编修《资治通鉴》却十分支持，允许他借阅三馆所藏图书，还特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中皇室的藏书。并“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引者按：神宗当太子时居处)旧书二千四百卷”。这同时说明，神宗当太子时就喜欢收藏图书。《宋史·艺文志》集部著录《神宗御笔手诏》21卷、《(神宗)御集》160卷。
显谟阁建立后，久未设官。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显谟阁改名为“熙明阁”，置学士、直学士、待制，其序位在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下。崇宁元年(1102)，恢复原名。
五、徽猷阁
哲宗去世两年多后，徽宗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十六日，诏实录院编修哲宗御书。崇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书成，共100册，凡2057篇。大观元年(1107)二月、四月，又两次下诏重加编纂删定，成693篇，30册。赵士炜辑《中兴馆阁书目》著录有《哲宗御书》前后集27卷，《前集》政事18卷、文辞1卷，《后集》文辞1卷、政事7卷。《宋史·艺文志》集部著录《哲宗御制》前后集共27卷。
在哲宗御集编定之次年，大观二年(1108)二月十三日，徽宗下诏建阁以藏哲宗御制、御集，以“在《诗》有之‘君子有徽猷’，是为论德之美，而观道之成，于是乎在。其哲宗皇帝御集，建阁以徽猷为名”。如前龙图阁等例，置学士、直学士、待制。政和六年(1116)九月，增置直徽猷阁。
六、敷文阁
宋徽宗赵估是宋代最为昏庸的君主之一，但多才多艺，在诗词、书画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徽宗一生留下了数量十分可观的著作。《宋史·艺文志》著录有：《黄钟征角调》二卷(经部乐类)，《宣和殿记》一卷、《嵩山崇福记》一卷、《太清楼特宴记》一卷、《筠庄纵鹤宣和阁记》一卷、《宴延福宫承平殿记》一卷、《明堂记》一卷、《艮岳记》一卷(史部传记类)，《老子解》二卷、《天真示现记》三卷(子部道家类)，《徽宗御制崇观宸奎集》一卷、《(徽宗)宫词》一卷(集部)。
绍兴八年(1138)南宋定都临安后，加快了原作为行宫的皇宫建设，恢复北宋在禁中建阁收藏前朝君主御制、御书的制度。在此之前，多次下诏号召朝野臣民踊跃进献图书，收集到不少前朝的《实录》、《会要》、《国史》及其他图书，包括徽宗的御书笔札。如绍兴三年(1133)正月，访知“湖州管下故执政林摅家有道君皇帝(徽宗)御书”，“令本州守臣劝诱献纳”；当年五月一日，承奉郎林俨又上徽宗御书、御画、御笔札答共七轴。绍兴十年(1140)，徽宗的御制、御集编集完成。于是，是年五月十一日，“诏特建阁，以敷文为名，置学士以下官”。此后，对徽宗御书、御札又广加收集。绍兴二十四年(1154)，实录院重新编类徽宗御集，“凡百卷，上(高宗)自序之”。先“权奉安于天章阁”，后藏于敷文阁和秘阁。集中“凡诗百五十有五、词二百、赋一、序十有二、记十、碑四、策问九、文七、乐章三、挽词二十有七、杂文十有五、《诗解》九、《论语解》二、《道德经解》八、《南华真经解》八、《冲虚至德真经解》十有二、《广济经》十、《经录科仪》二、政事手札千五百五十、边机手札二百四十有四”，比前绍兴十年所编御集在内容和数量上都有了增加。
七、绍兴重建天章等阁
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几经流离颠沛，绍兴八年终定都临安。在此前后，着手建造皇宫及各司机构。为恢复在宫中建阁收藏前朝君主御书、御制的制度。绍兴六年(1136)三月丁酉，高宗“诏于皇城内修盖天章阁，以奉祖宗神御。后以亲征，未及行”。此后，恢复建造北宋诸阁之事也就搁 置下来。原天章阁所藏各帝御容、瑞物由大臣专门护卫，凡高宗所幸处必择地安奉，恭称日“天章阁神御”。如绍兴元年(1130)十一月，“诏天章阁祖宗神御二十四位，权于临安府院奉安，朔望节序酌献供飨一分而已”。又如绍兴十年三月“壬寅，奉安徽宗皇帝、显恭皇后、显肃皇后神御于天章阁西之神御殿”。这里的天章阁都是指当时恭奉原北宋天章阁祖宗神御的临时殿阁。正式恢复建造天章诸阁是在绍兴二十四年。《要录》卷一六七载，绍兴二十四年九月“乙亥，诏建天章等六阁”。记载十分简单，也未列六阁具体阁名。而《咸淳临安志》卷二《行在所录二·宫阙二》祖宗诸阁所记较为具体：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龙图阁、真宗皇帝天章阁、仁宗皇帝宝文阁、神宗皇帝显谟阁、哲宗皇帝徽猷阁、徽宗皇帝敷文阁……祖宗诸阁皆以藏御制御书图籍宝瑞等，惟天章阁自东京时以奉列圣御容。中兴以来，驾所幸处必择地安奉，恭称日天章阁神御。绍兴二十四年十一月，始讨论制度，重建天章一阁，而诸阁所藏皆在其中，自龙图至(显)[敷]文之阁凡二十四字合为一扁。
据此，绍兴二十四年所建太宗龙图阁至徽宗(显)[敷]文阁在内北宋六阁，实为一阁，故阁之匾额“二十四字合为一扁”。由于天章阁恭奉祖宗神御的特殊地位，遂总称为天章阁。需要指出的是，六阁中虽然包括敷文阁，但敷文阁是徽宗死后高宗遵祖宗遗制，于绍兴十年五月十一日专门“诏特建阁，以敷文为名，置学土以下官”。而北宋建造过的另五阁，由于阁中的御书御制与原藏的大量图书多已不存，故五阁只是名义上的恢复重建。另，以上诸阁各帝与徽宗都是北宋东都时的“祖宗”，把敷文阁与天章等五阁建于一处，合为一匾，也就在情理之中。
南宋时，为徽宗建敷文阁后，自高宗以下至理宗所建各阁有：高宗焕章阁、孝宗华文阁、光宗宝谟阁、理宗显文阁、宁宗宝章阁，都建在天章阁内，然虽有阁名，实际却无专门的殿阁。“天章、龙图、宝文、显猷、徽猷、敷文、焕章、华文、宝谟九阁，实天章一阁”。且南宋五帝之阁，与北宋在东京所建诸帝之阁不同，仅收藏各帝御制、御书，很少收藏其他图书。限于篇幅，兹省略不述。
度宗去世(1274)后不到五年，元灭宋，故度宗及以后几个短命皇帝都未建阁收藏其御制御书。
综上所述，自宋太宗去世，真宗建造龙图阁收藏太宗的御制御书、诗文墨迹起，建造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作为一项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后期度宗朝。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档案收藏管理史上前所未有，后世亦无的独创。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宋代最高统治者重视文教，高度重视图书典籍与档案材料的收藏。联系宋代官方、私家、书院、寺观等其他方面的藏书，充分证明宋代在中国古代藏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阶段。
[关键词]宋代；皇室；殿阁；藏书
宋代宫廷藏书(皇室藏书)，即专门为皇帝与皇室成员建造藏书机构和处所，是宋代官方藏书的重要方面。宋代的皇室藏书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分布于禁中的专门藏书处所与皇帝个人读书宴息的殿阁；二是继位的君主为收藏已故的前一朝皇帝的御制御书及所撰诗文、书画手迹而专门建造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档案馆性质的殿阁。在北宋建造的殿阁中，同时藏有数量可观的其他各类图书。对于宋代皇室前一方面的藏书机构、处所与藏书情况，笔者已有专文介绍。本文是对宋代宫廷中后一方面的藏书的考述，以对宋代皇室藏书有一个较全面了解。
一、龙图阁
龙图阁是真宗为存放太宗御书、御集而下令建造的殿阁，开创了宋代为前朝君主专门建阁收藏其御书、御制的制度。
关于龙图阁的建造时间，《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五及《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均称大中祥符中，误。《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四四“咸平二年(999)闰三月庚寅’’条纪事：“诏三馆写四部书二本来上，一置禁中之龙图阁，一置后苑之太清楼，以备观览。”李焘注云：“此据本《志》，《实录》但云写一本置禁中，不及龙图阁也。《东京记》云大中祥符初建龙图阁。据此则咸平初，阁已建矣。”《玉海》卷一六三“咸平龙图阁”：“祥符初建龙图阁，以藏太宗御书。”但注云：“阁初建无岁月，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始御是阁，见于《国史》。”后又谓：“按《会要》大中祥符所造，以奉太宗御书，然自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已尝御是阁。”反驳甚是。《长编》亦明确记载真宗于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幸龙图阁，召近臣观太宗御书及古今名画”。《玉海》卷二七“御书目录”所载同。事实上，《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五、《文献通考·职官考八》、《宋史．职官志二》所载与此三书其他章节所记，多自相矛盾。如《文献通考·职官考八》“龙图阁学士·直学士·待制”条既谓“宋朝大中祥符中建龙图阁”，又称“(龙图阁)直学士景德四年置”，“待制，景德元年置”。如龙图阁建于太中祥符初，何有先数年真宗召辅臣于龙图阁观书之事?又何有未建阁而先置龙图阁直学士、待制?故据《玉海》所引《国史》及《长编》所载咸平四年(1001)十一月真宗御龙图阁事，龙图阁当建成于咸平四年十一月前。
据《玉海》、《长编》所载，龙图阁建成后即藏以太宗御制御书。另《长编》卷五三“咸平五年十月己卯”条纪事亦载：“先是，上(真宗)于龙图阁藏太宗御书。己卯，召近臣观之。上手执目录以示近臣，谓曰：‘先帝圣文神笔，朕集缀既久，至于题记时事，片幅半纸及书在屏扇或微损者，悉加装褙，已三千七百五十卷矣。’”此亦进而说明龙图阁早在咸平间已建成，并在建成不久即收藏太宗御书、御制3 750卷，还编有藏书目录。
尔后，龙图阁的藏书数量有了大幅增加。《长编》“景德二年(1005)四月戊戌”条纪事：“阁上藏太宗御书五千一百十五卷、轴，下设六阁：经典阁三千七百六十二卷，史传阁八百二十一卷，子书阁一万三百六十二卷，文集阁八千三十一卷，天文阁二千五百六十四卷，图画阁一千四百二十一轴、卷、册。上(真宗)曰：‘朕退朝之暇，无所用心，聚此图书以自娱耳。’”
宋太宗赵匡义和其兄赵匡胤一样，原是军伍出身，是后周禁军的一名中级军官，也是陈桥兵变的主要策划者。他比赵匡胤更重文教，更重视读书学习。他曾对近臣说：“他无所爱，但喜读书。”“辰巳间(午前八时)视事，既罢，即看书，深夜乃寝。五鼓(四时)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宋初他命大臣们所编的三部大书之一《太平总类》，足足有一千卷，太宗命令史馆每天进呈三卷，在一年中把它通读了一遍，是书因此改名为《太平御览》。太宗喜读书，也喜欢吟诗撰文，勤于著述。朝廷每有庆典及与臣下宴游欢娱，经常作诗赐予大臣，并命大臣们一起唱和。《宋史·艺文志》著录太宗著作有：《文明政化》10卷(子部儒家类)、《棋图》1卷(子部杂艺术类)、《太宗御集》120卷(集部)。又据《长编》卷二四载，太平兴国八年，太宗“撰《莲华心轮回文偈颂》十部二百五十卷，《回文图》十轴，示近臣”。另据《杨文公谈苑》记载：“太宗善飞白，其字大者方数尺，善书者皆伏其妙。又小草特工。”又说：“太宗善草、隶、行、八分、篆、飞白六体，皆极其妙，而草书尤奇绝。今上(真宗)悉赂求编次，凡三十余卷。”
龙图阁除了收藏上述太宗的御制、御书、诗文著作、书法墨迹外，还藏有其他各类图书与书画、瑞物等。景德二年龙图阁建立不久，所藏图书、书画总数达到29 511卷(轴)。到了大中祥符三年(1010)十一月，“三馆秘阁所藏(图书)外，又于后苑及龙图阁并留正本各及三万余卷”。
龙图阁有藏书目录，见上引《长编》等所载。《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著录有《龙图阁瑞物宝目·六阁书籍图画目》一卷，当时有印本颁降各地。龙图阁还有藏书印记，大中祥符二年三月铸，曰“龙图阁御书记”。龙图阁所藏图书不但数量多，校勘亦精。真宗曾不无夸耀地说：“龙图阁书屡经雠校，最为精详。”“朕求书备至，故奇书秘籍无隐焉。”
从以上有关典籍所载龙图阁的规模、藏书数量、质量来看，龙图阁在北宋皇室藏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太清楼同为皇宫中规模最大的藏书处所。太清楼位于后苑，龙图阁位于禁中君主日常处理朝政处，是真宗退朝之暇读书、休息、“自娱”之处。而且，自真宗朝起，龙图阁也成为君臣观书、宴饮、举行文化集会之地。
景德元年(1004)十月，置龙图阁待制；四年，置龙图阁直学士；后又于大中祥符三年置龙图阁学士。皆为侍从官等荣誉性带职名(元丰改制后为贴职名)，不参与阁事，实际工作由内侍三人掌之。
二、天章阁
“天章阁在会庆殿西，龙图阁之北”，以收藏真宗御书、御制为主，真宗在世日就已建成。其建造过程《长编》卷九六有较详细的记载：
(天禧四年十一月戊午)上(真宗)御龙图阁，召近臣观圣制文论、歌诗。上曰：“朕听览之暇，以翰墨自娱，虽不足垂范，亦平生游心于此。”丁谓等言：“圣制广大，宜有宣布，请镂板以传不朽。”许之，遂宴于资政殿。庚申，内出圣制七百二十二卷示辅臣。壬戌，宰臣等言：“圣制已约分部帙，望令雕板摹印，颁赐馆阁，及道释经藏名山胜境。仍命内臣规度禁中严净之所，别创殿阁缄藏。”诏可。寻于龙图阁后修筑，命入内都知张景宗、副都知邓守恩管勾，是为天 章阁。
透过《长编》这段委婉记述中君臣心照不宣的对话，可以清楚地看到，天章阁的建造完全是宋真宗直接授意，而宰执大臣们心领神会，投其所好。所以，天章阁也是宋代唯一由皇帝生前建造、命名，收藏本朝君主御制、御书的殿阁。在天章阁的筹建、建造过程中，真宗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与关心。就在天禧四年(1020)十一月决定建造天章阁以后数日，真宗“出御制文草及赐中宫诗手书等示宰相。命宰相都大管勾新修天章阁，张景言、邓守恩等提点之”。接着，又以“天章阁兴功”，分别于当年十二月乙巳与次年正月乙亥，宴辅臣、近臣于龙图阁、承明殿。天禧五年二月“癸酉，幸天章阁，观上梁，宴从臣，赐物有差”。由于真宗的亲自过问，天章阁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于天禧五年三月戊戌即竣工建成。真宗又迫不及待地于两天后“令两街僧道具威仪，教坊作乐，奉真宗御集、御书白玉清昭应宫安于阁”，并赐宴阁下。
真宗生前就授意臣下建造天章阁收藏自己的御制、御书与其他图书，固然与其好大喜功、标榜自己有关，但综观真宗一生，在政治上虽无建树，并为了使其父太宗篡夺帝位与自己的继承皇位合法化，符合天意，还亲自导演了天书下降的闹剧。不过其在位期间，进一步推行太祖、太宗开创的重文政策，重视图书业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于三馆之外，首创在禁中建造龙图阁，收藏太宗御制、制书、诗文墨迹和经史子集等其他各种图书，并扩大了太清楼的藏书，使龙图阁和太清楼成为与三馆有同等地位的皇室最大的藏书机构及处所。真宗本人亦重文好学，喜欢读书。他尝谓近臣日：“朕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测简编，素所耽玩。”对此，不少宋代史籍都有关于真宗读书、讲经读史的记述。如宋人江少虞所编《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引述有关真宗读书著述的记载就有整整一卷，达三十余条。甚至在他外出巡行途中，也撰述不辍。据《湘山野录》记载：“真宗西祀回，召臣僚赴后苑，宣示御制《太清楼聚书记》、《朝拜诸陵因幸西京记》、《西京内东门弹丸壁记》，皆新制也。笑谓近臣曰：‘虽不至精优，却尽是朕亲撰，不假手于人。’”而《青箱杂记》卷三记载说：
真宗听政之暇，唯务观书，每观毕一书，即有篇咏，使近臣赓和，故有御制《看尚书诗》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礼》三章，《看毛诗》三章，《看礼记》三章，《看孝经》三章。复有御制《读史记》三首，《读前汉书》三首，《读后汉书》三首，《读三国志》三首，《读晋书》三首，《读宋书》二首，《读陈书》二首，《读魏书》三首，《读北齐书》一首，《读后周书》三首，《读隋书》三首，《读唐书》三首，《读五代梁史》三首，《读五代后唐史》三首，《读五代晋史》二首，《读五代汉史》二首，《读五代周史》二首。可谓近代好文之主也。
另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一一记载，天禧五年(1021)二月，修天章阁功毕，四月时，阁中真宗著作计有：
辅臣集《御制》三百卷，凡《颂铭碑文》十八卷、《赞》八卷、《诗》三十七卷，赐中宫《歌诗手书》七卷，赐皇太子《歌诗箴述》五卷、《龙图阁歌诗》四卷、《西凉殿歌诗》一卷、《清景书事诗》二卷、《宜圣殿四园歌诗》三卷、《读经史诗》四卷、《维城集》三卷、《奉道诗》十卷、《岁时新咏》五卷、《歌》十五卷、《词》四卷、《乐章》一卷、《乐府集》三卷、《乐府新词》二卷、《论述》十卷、《序》八卷、《箴》七条各一卷、《记文》三卷、《祭文挽歌词》一卷、《书》十卷、《正说》十卷、《承华要略》二十卷、《静居集》三卷、《法音集》七卷、《玉宸集》五卷、《春秋要言》五卷、《试进士题目》一卷、《密表》、《密词》六十九卷；又有《玉京集》三十卷、《授时要录》二十四卷；又取至道元年四月讫大中祥符岁，中书、枢密院时政记、史馆日历、起居注善美之事，录为《圣政记》，凡一百五十卷。并命工镂板人以御书石本为九十编。
《宋史·艺文志》著录真宗著作有：《奉神述》1卷(史部传记类)，《正说》10卷、《承华要略》20卷(子部儒家类)，《汴水发愿文》1卷(子部道家类)，《授时要录》12卷(子部农家类)，《真宗御集2300卷、《目》10卷、《御集》150卷(集部)。
以上所引多种记载，说明真宗确实勤于著述，且都为本人亲撰。故《青箱杂记》称真宗“可谓近代好文之主也”，确不为过。
另外，真宗尤喜收藏图书，自谓“在东宫时，唯以聚书为急，其间亡逸者多方搜求，颇有所得”。而作为听政后偃息之处的玉宸殿，景德四年(1007)时，真宗收藏的图书，不包括小说他书，唯正经正史屡校定者就达八千余卷，“其后，群书增及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太宗御集、御书又七百五十三卷”。故天章阁是宋代各阁中仅次于龙图阁的另一重要的专藏皇帝御书、御制与其他图书的宫廷藏书处所。尤其是天章阁还藏有皇家的符瑞宝玩、太祖与太宗的御容画像，更使其具有特殊地位。
天禧五年，天章阁建成之次年二月，真宗就去世了。后仁宗与大臣们多次去天章阁观书，谒太祖、太宗御容，观瑞物。而在天章阁接见大臣，向大臣问御边大略、军政要事，成为对大臣们最高规格的待遇。如庆历三年(1043)九月，仁宗为支持范仲淹、富弼等推行新政，特“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对此，南宋人岳珂(1183－1234)有一段鲜为人注意的叙述：
及考典故，庆历三年九月三日召辅臣，天章阁朝拜太祖、太宗御容及观瑞物。熙宁五年九月辛亥，编排三司帐案所言太宗尹开封日，移牒三司，有御笔见存，诏送天章阁。元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书言录事孟述古编排诸房文字，得英宗藩邸转官六件文字，诏送天章阁。元丰八年六月十三日，诏延安郡王閤旌节择日移置天章阁。崇宁元年三月丁巳，自天章阁迁哲宗神御于景灵西宫宝庆殿，又更其殿曰重光。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诏天章阁崇奉祖宗神御，诸色人并不许抽差。夫西清列阁均以奉祖宗，而天章正居其次，太宗御笔当藏龙图，英皇告敕当附宝文，凡皆置之。于是阁神御之在禁中，自有钦先孝思殿，纵复为原庙，亦当在首阁。瑞物已藏龙图，而今天章亦有之。哲宗初嗣位，藏奉藩邸旌节，当是时已有三阁，而摘取其中一阁而特藏焉……前乎此对群臣率在龙图，自庆历而后多开天章。仁宗之问边事，神宗之议官制，皆在焉。
天章阁初未建官，仁宗天圣八年(1030)十月，始置待制；景祐四年(1037)三月，增置侍讲；庆历七年(1047)又置学士、直学士。
三、宝文阁
宝文阁在天章阁的西序，群玉殿、芯珠殿之北，旧日寿昌阁，仁宗庆历元年(1041)改为宝文阁。仁宗在位时，宝文阁已是禁中一重要的藏书处所。嘉祐间，曾因欧阳修奏，补写秘阁太宗御览书籍，“遂诏龙图、天章、宝文阁、太清楼管勾内臣，检所阙书录上，于门下省补写”。其地位已并列于龙图阁、天章阁、太清楼之间。仁宗听政之余，常在宝文阁挥毫泼墨并与皇室成员、近侍大臣诗文酬唱。如嘉祐七年(1062)十二月丙申，召辅臣、近侍、皇子、驸马等在龙图阁、天章阁观祖宗御书后，“又幸宝文阁，为飞白书，分赐从臣，下逮馆阁。作《观书诗》，韩琦等属和。遂宴群玉殿， 传诏学士王珪撰诗序，刊石于阁”。而仅过了三天，“庚子，再会于天章阁观瑞物”。所以，宝文阁在仁宗生前就已有，但它不是为藏仁宗御制、御书而特地建造的，而是由旧寿昌阁改名而成。
史载，仁宗也是一位重文好学的皇帝。在听政、读书之余，仁宗作诗、撰文，著述颇丰。宋代自太宗朝起，“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常作诗赐之，累朝因以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赐诗尤多”。当然，这些赐诗不都是仁宗所作，但大部分赐诗当是仁宗亲作。
《宋史·艺文志》著录仁宗著作有：《明堂新曲谱》1卷、《景祐乐髓新经》1卷、《审乐要记》2卷(经部乐类)，《宝元天人祥异书》10卷(子部天文类)，《洪范政鉴》12卷(子部五行类)，《攻守图术》3卷、《神武秘略》10卷、《行军环珠》1部(卷亡)、《四路兽守约束》1部(卷亡)(子部兵书类)，《仁宗御集》100卷、《目录》3卷(集部)。
仁宗亦好书法。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记载：“仁宗万机之暇，无所翫好，唯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渑水燕谈》卷九亦谓：“仁宗天纵多能，尤精书学，凡宫殿门观，多帝飞白题榜，勋贤神道，率赐篆螭首。”
嘉祐八年(1063)四月，仁宗去世，英宗继位，即“以仁宗御书藏宝文阁，命翰林学士王珪撰记立石”。于是，宝文阁就正式成为专藏仁宗御制、御书、书法墨迹的皇室藏书机构。
英宗在位前后不到五年，在此期间，宝文阁未设官职。治平四年(1067)一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是年始置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并将英宗御制、御书附藏于宝文阁。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直到元符元年(1098)，十余年后，才确定建造收藏其御制、御书的殿阁，即显谟阁。在这之前，神宗御制、御书亦收藏在宝文阁。
四、显谟阁
显谟阁，专藏神宗御制、御书。宋神宗死后多年，一直未建阁收藏其御制、御书。据《长编》卷四三四记载，元祐四年(1089)十月戊申，在神宗去世五年半以后，受命编次神宗御集的翰林学士苏辙上奏称，神宗御制文集凡著录935篇，为90卷，目录5卷，请求建阁收藏。苏辙在奏疏中说：“臣窃见祖宗御集皆于西清建重屋，号龙图、天章阁、宝文阁，以藏其书，为不朽之训。又别刻板模印，遍赐贵近，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时由旧党太皇太后高氏听政的朝廷，对苏辙的奏请未予采纳，仅下诏将神宗“御集于宝文阁收藏”，“更不别建阁”。距苏辙奏请后九年，元符元年(1098)二月丙申，大臣邓洵仁再次奏请为神宗建阁，时已亲政的哲宗立即采纳了邓洵仁的意见，“诏令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每员各撰阁名五名以闻”。两个月后的四月丙申，正式“诏建阁藏神宗皇帝御集，以显谟为名”。
综上所述，由于神宗在位期间，支持王安石等新党推行新政，在旧党支持者太皇太后高氏听政期间，否定王安石的变法，涉及到对神宗在位时的政策、政绩的评价，联系《神宗实录》几经反复重修，对已形成制度、为前朝君主建造专藏御制、御书的殿阁，在其去世十几年后才建成，证明在建造殿阁时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宋史·神宗本纪一》称神宗“天性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这虽然是封建社会史家对君主常用的一般性赞誉，但《宋史·神宗本纪》结尾《赞》中，对其用王安石为相，推行变法大不以为然，而对其读书论经史却大加称颂，可见神宗继承了前朝各帝好学重文的传统。就如神宗在政治上虽然不采纳司马光的意见，但对其编修《资治通鉴》却十分支持，允许他借阅三馆所藏图书，还特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中皇室的藏书。并“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引者按：神宗当太子时居处)旧书二千四百卷”。这同时说明，神宗当太子时就喜欢收藏图书。《宋史·艺文志》集部著录《神宗御笔手诏》21卷、《(神宗)御集》160卷。
显谟阁建立后，久未设官。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显谟阁改名为“熙明阁”，置学士、直学士、待制，其序位在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下。崇宁元年(1102)，恢复原名。
五、徽猷阁
哲宗去世两年多后，徽宗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十六日，诏实录院编修哲宗御书。崇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书成，共100册，凡2057篇。大观元年(1107)二月、四月，又两次下诏重加编纂删定，成693篇，30册。赵士炜辑《中兴馆阁书目》著录有《哲宗御书》前后集27卷，《前集》政事18卷、文辞1卷，《后集》文辞1卷、政事7卷。《宋史·艺文志》集部著录《哲宗御制》前后集共27卷。
在哲宗御集编定之次年，大观二年(1108)二月十三日，徽宗下诏建阁以藏哲宗御制、御集，以“在《诗》有之‘君子有徽猷’，是为论德之美，而观道之成，于是乎在。其哲宗皇帝御集，建阁以徽猷为名”。如前龙图阁等例，置学士、直学士、待制。政和六年(1116)九月，增置直徽猷阁。
六、敷文阁
宋徽宗赵估是宋代最为昏庸的君主之一，但多才多艺，在诗词、书画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徽宗一生留下了数量十分可观的著作。《宋史·艺文志》著录有：《黄钟征角调》二卷(经部乐类)，《宣和殿记》一卷、《嵩山崇福记》一卷、《太清楼特宴记》一卷、《筠庄纵鹤宣和阁记》一卷、《宴延福宫承平殿记》一卷、《明堂记》一卷、《艮岳记》一卷(史部传记类)，《老子解》二卷、《天真示现记》三卷(子部道家类)，《徽宗御制崇观宸奎集》一卷、《(徽宗)宫词》一卷(集部)。
绍兴八年(1138)南宋定都临安后，加快了原作为行宫的皇宫建设，恢复北宋在禁中建阁收藏前朝君主御制、御书的制度。在此之前，多次下诏号召朝野臣民踊跃进献图书，收集到不少前朝的《实录》、《会要》、《国史》及其他图书，包括徽宗的御书笔札。如绍兴三年(1133)正月，访知“湖州管下故执政林摅家有道君皇帝(徽宗)御书”，“令本州守臣劝诱献纳”；当年五月一日，承奉郎林俨又上徽宗御书、御画、御笔札答共七轴。绍兴十年(1140)，徽宗的御制、御集编集完成。于是，是年五月十一日，“诏特建阁，以敷文为名，置学士以下官”。此后，对徽宗御书、御札又广加收集。绍兴二十四年(1154)，实录院重新编类徽宗御集，“凡百卷，上(高宗)自序之”。先“权奉安于天章阁”，后藏于敷文阁和秘阁。集中“凡诗百五十有五、词二百、赋一、序十有二、记十、碑四、策问九、文七、乐章三、挽词二十有七、杂文十有五、《诗解》九、《论语解》二、《道德经解》八、《南华真经解》八、《冲虚至德真经解》十有二、《广济经》十、《经录科仪》二、政事手札千五百五十、边机手札二百四十有四”，比前绍兴十年所编御集在内容和数量上都有了增加。
七、绍兴重建天章等阁
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几经流离颠沛，绍兴八年终定都临安。在此前后，着手建造皇宫及各司机构。为恢复在宫中建阁收藏前朝君主御书、御制的制度。绍兴六年(1136)三月丁酉，高宗“诏于皇城内修盖天章阁，以奉祖宗神御。后以亲征，未及行”。此后，恢复建造北宋诸阁之事也就搁 置下来。原天章阁所藏各帝御容、瑞物由大臣专门护卫，凡高宗所幸处必择地安奉，恭称日“天章阁神御”。如绍兴元年(1130)十一月，“诏天章阁祖宗神御二十四位，权于临安府院奉安，朔望节序酌献供飨一分而已”。又如绍兴十年三月“壬寅，奉安徽宗皇帝、显恭皇后、显肃皇后神御于天章阁西之神御殿”。这里的天章阁都是指当时恭奉原北宋天章阁祖宗神御的临时殿阁。正式恢复建造天章诸阁是在绍兴二十四年。《要录》卷一六七载，绍兴二十四年九月“乙亥，诏建天章等六阁”。记载十分简单，也未列六阁具体阁名。而《咸淳临安志》卷二《行在所录二·宫阙二》祖宗诸阁所记较为具体：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龙图阁、真宗皇帝天章阁、仁宗皇帝宝文阁、神宗皇帝显谟阁、哲宗皇帝徽猷阁、徽宗皇帝敷文阁……祖宗诸阁皆以藏御制御书图籍宝瑞等，惟天章阁自东京时以奉列圣御容。中兴以来，驾所幸处必择地安奉，恭称日天章阁神御。绍兴二十四年十一月，始讨论制度，重建天章一阁，而诸阁所藏皆在其中，自龙图至(显)[敷]文之阁凡二十四字合为一扁。
据此，绍兴二十四年所建太宗龙图阁至徽宗(显)[敷]文阁在内北宋六阁，实为一阁，故阁之匾额“二十四字合为一扁”。由于天章阁恭奉祖宗神御的特殊地位，遂总称为天章阁。需要指出的是，六阁中虽然包括敷文阁，但敷文阁是徽宗死后高宗遵祖宗遗制，于绍兴十年五月十一日专门“诏特建阁，以敷文为名，置学土以下官”。而北宋建造过的另五阁，由于阁中的御书御制与原藏的大量图书多已不存，故五阁只是名义上的恢复重建。另，以上诸阁各帝与徽宗都是北宋东都时的“祖宗”，把敷文阁与天章等五阁建于一处，合为一匾，也就在情理之中。
南宋时，为徽宗建敷文阁后，自高宗以下至理宗所建各阁有：高宗焕章阁、孝宗华文阁、光宗宝谟阁、理宗显文阁、宁宗宝章阁，都建在天章阁内，然虽有阁名，实际却无专门的殿阁。“天章、龙图、宝文、显猷、徽猷、敷文、焕章、华文、宝谟九阁，实天章一阁”。且南宋五帝之阁，与北宋在东京所建诸帝之阁不同，仅收藏各帝御制、御书，很少收藏其他图书。限于篇幅，兹省略不述。
度宗去世(1274)后不到五年，元灭宋，故度宗及以后几个短命皇帝都未建阁收藏其御制御书。
综上所述，自宋太宗去世，真宗建造龙图阁收藏太宗的御制御书、诗文墨迹起，建造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作为一项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后期度宗朝。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档案收藏管理史上前所未有，后世亦无的独创。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宋代最高统治者重视文教，高度重视图书典籍与档案材料的收藏。联系宋代官方、私家、书院、寺观等其他方面的藏书，充分证明宋代在中国古代藏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阶段。
如今，人们吃年夜饭的场所也不再拘泥于家中。选一个心仪的餐厅，既可品尝新鲜的美昧，又可免除做饭之辛劳，因此受到很多家庭的欢迎。讲究的餐厅，每年的年夜饭菜品都有所不同，总能带来新的惊喜。BlZMODE提前走进多个热门餐厅，为你打探丙申猴年的年夜餐单。想预订一桌能获得全家人夸赞的年夜饭吗？那就往下看吧。
冬日欢聚大吃八方
天寒地冻，风雪归人，这顿年夜饭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氛围一家老小围坐在饭桌前共享佳肴，再来美酒三两杯助兴，闲话家常、谈天说地，定是一年之中最值得期待的日子
年夜饭是一年之中y得的亲友欢聚一堂的一顿饭，菜肴的丰盛程度自然可想而知鸡鸭鱼肉以各种烹饪方式呈现出各色大莱，其中鱼肉更是重中之重鱼象征着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因此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年夜餐单上
珍馐百味、八方齐聚，传统而极富风味的粤式盆菜是年夜饭极受欢迎的莱品层叠的美味，托起热闹的新年盆菜汁液交融，味道馥郁而香浓，象征合家团圆，满堂吉庆，味美之余期待明年盆满钵满
中国人对食材与味道极致的追求，很大程度体现在孜孜不倦地继承这场农耕文明时期的大狂欢――一年一度的尽情欢宴。汪曾祺“谈吃“的时候曾说过，“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一尝”，如今人们的饭桌上再也不是只有时令蔬菜或者当地食材了，天南海北、春夏秋冬不再是美食文化互通的障碍，北方的年夜饭可能会出现江南的竹香鸡，南方的年夜饭说不定也有一道地道的老北京点心。
汪老谈的不仅是吃，也是读书做学问，更是做人闯世道好男儿志在四方，在外闯荡了一年的游子，无论是衣锦还乡还是了无所获，都不值得伤怀或气馁，除夕之夜与家人一起，坐在八仙桌前大吃特吃，吃掉旧年的坏运气，吃来八方好运，下一年的旺气由此开启。
北京珠三角JW万豪酒店万豪轩中餐厅
北京珠三角JW万豪酒店共有3间不同风格的餐厅及1间酒廊，厨艺精湛的师傅们为宾客提供各式美食与美酒。其中万豪轩中餐厅以苏州园林的雅致装潢，辅以纯朴的深色木材和传统中国元素，手绘美景及江南苏绣做墙饰，典雅庄重、美轮美奂。10间设计优雅的包房以宋代词牌命名，其中最大包房可满足24位宾客用餐需求，是大家庭吃年夜饭的理想选择。迎春岁尾之际，屡获殊荣的中餐厅行政总厨曹锦明师傅结合粤菜及北方习俗，以精选特色上等食材为宾客准备了“合家团圆””如意吉祥”、
万豪轩中餐厅以苏州园林的雅致装潢，辅以纯朴的深色木材和传统中国元素，手绘美景及江南苏绣做墙饰，典雅庄重、美轮美奂。
“富贵满堂”三款取意美好的年夜饭套餐，价格5888元～9888元/桌。特色美味包括乌龙吐珠・粗粮烩辽参、龙马精神・上汤煸波士顿龙虾、年年有余・金牌麒麟老虎斑等菜肴。另外，为了营造宾客团聚其乐融融的团圆氛围，餐厅还特别以寓意吉祥的食材精心烹制六福临门精典菜式：生财就手・生菜猪手、吉星高照・菩提上素、满地金钱・黑松露煎带子、金鸡报晓・上汤云吞鸡、年年有余・金麒麟海石斑、一帆风顺・芝士牛油煸大虾，吉祥美味两相宜。
19492全鸭季
19492整体环境融汇现念与东方意境之精髓，各式自然元素的运用赋予建筑灵动的韵律。置于庭院内的独特全通透烤鸭房十分吸睛，阳光投射在红砖砌成的传统鸭炉上，透过玻璃仿若可以嗅到烤鸭醉人的香气。想要一顿别致而浪漫的年夜饭，这里是不错的去处。
全鸭季的年夜餐单以烤鸭为主，以传统的地道材料及香料，融合法式烹调手法，炮制出诱人的不油腻烤鸭菜色。全鸭季的烤鸭好吃，源于每一个环节的精益求精。鸭子选用英国樱桃谷与北京白鸭杂交品种，肉质嫩，香味浓郁。在烤制之前均经过了48小时的排酸步骤，以确保烤制出来的鸭子没有腥臊味。全鸭季烤鸭为挂炉烤鸭，木材选用来自陕西及山西的40年以上的枣木。鸭饼颜色亮白，韧性极佳，不易粘连或破损。鸭酱则以海鲜酱为主料，加入甜面酱、香料及十几种中草药秘制而成，为全鸭季行政总厨独创。
全鸭季的片鸭方式也很特别，每只在80片左右，分鸭皮、鸭肉、皮肉一体三种方式。片出的鸭皮分长短两种，长的方便卷皮，短的方便搭配空心烧饼。在片皮的过程中，厨师会将鸭皮与鸭肉之间的油脂剔除，使烤鸭入口时无油腻感。
全鸭季烤鸭为挂炉烤鸭，木材选用来自陕西及山西的40年以上的枣木。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幸运阁餐厅
年关将至，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幸运阁餐厅带来了全新的“开年之作”，献上多款贺年菜式，选料精，用料足，心意美，在新年伊始呈现一桌味觉满足，美意充盈的团圆饭。厨师长张锦东师傅运用传统的粤菜理念，把最新鲜食材组合在一起，通过自己的经验及对菜品的理解，进行很好的调味及加工。北京幸运阁传承了香港跑马地会所著名的幸运阁餐厅之优秀质素，作为经典粤菜餐厅，以鲍参翅肚、港式点心、老火炖汤、粤式小炒为主。配合雅致宁静的内部设计风格，雍容华贵的气质，最能呈现粤菜历久常香的精髓。餐厅设有多达13间装潢华丽的贵宾房，环境定会令你满意。这里严格的服饰要求，保证了会所高贵的气质，也成为展示会所文化的最佳亮点。
北京幸运阁传承了香港跑马地会所著名的幸运阁餐厅之优秀质素，作为经典粤菜餐厅，以鲍参翅肚、港式点心、老火炖汤、粤式小炒为主。
热油淋东星斑更是色香味俱全。象征着年年有余。
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玉餐厅
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共拥有6家餐厅及酒吧，包括巴罗洛意大利餐厅，玉中餐厅，香溢全天候餐厅，丽思卡尔顿酒吧，大堂吧和大卫杜夫会所。其中玉餐厅是极具特色的中餐厅，主用餐区格调明快、典雅，充满现代风格，7间包房各具特色，融合古典与现代之美。无瑕美玉代表美好和高贵，在新春之际与家人相聚于玉餐厅，品尝行政主厨古志辉先生倾情奉献的汇聚了新鲜食材、特色菜品的精品粤菜，绝对是一种享受。玉餐厅年夜饭每位人民币688元起，有丰富的菜品供选择。其中用干蚝、鱼丸制作而成的古法好市哈哈笑，寓意生意兴隆，开心到哈哈笑。热油淋东星斑更是色香味俱全，象征着年年有余。还有更多的特色粤菜和营养靓汤，就等你带家人去发现了。
额外优惠
中式新年礼篮净价人民币2588元起，2016年1月1日至2月22日购买5个及以上中式新年礼篮，即可获得酩悦香槟一瓶。至尊卡会员购买礼篮可享15%优惠。
北京华尔道夫酒店
紫金阁中餐厅
北京华尔道夫酒店拥有3个各具特色的餐厅――提供精美下午茶和美味鸡尾酒的羿庭、可容纳70人的酒店主餐厅荣尊1893以及别具一格的紫金阁中餐厅。今年的紫金阁年夜饭，秉承传统粤菜精髓，融合创新烹饪手法，兼顾滋补养生理念与唇齿留香口感，精心打造了五款欢聚飨宴。
紫金阁的大厨们别出心裁以菜寄意，款款吉祥宴席，开启新春鸿运。以价位最低的“福禄圆满宴”为例，宴席以”步步高升四彩碟”开启，“XO酱脆豆爆牛柳粒”“酱香焖红皮肘子”等主菜热气腾腾、酱色鲜美，寓意红红火火，“清蒸笋壳鱼”祈愿年年有余，更有“田园野菌炖竹笙”及“有机小米和娃娃菜”等时蔬，荤素搭配，营养健康。菜量适合四口之家，1588元的价格，性价比很高。如果是10人左右的大家庭，6888元的“阖家欢乐宴”绝对可以满足最挑剔的家人，囊括多款备受欢迎的紫金阁招牌菜品：“极品和牛茄辣烧”“香酥手剪BB猪”“龙虾海鲜汤霹雳泡饭”为新年的餐桌带去味蕾的无限惊喜，“黄油浓鸡汤生拆蟹肉烩花胶”汤醇浓厚，温润滋补，最后以“新疆红枣雪耳炖燕窝”收尾，嫩滑美味，营养丰富。
北京希尔顿逸林酒店随园中餐厅
北京希尔顿逸林酒店随园中餐厅集合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精髓，特邀厨艺深厚的粤厨，烹制正宗粤菜，制作时讲求色、香、味、型俱全，并精于海鲜烹饪：同时餐厅还料理各地驰名的中华美食，如川菜、北京菜等。随园中餐厅拥有162个座位，包括12间装修典雅的独立包房，给你和家人提供温馨的团聚时光。
辞旧迎新之际，随园中餐厅行政总厨郝峰先生和团队精心准备了寓意喜气盈门、吉祥丰瑞的两款团圆宴，每席可入座10位，分为3088元/桌和4088元/桌两个价位。年夜饭套餐里不能说应有尽有，但荤素鱼肉海鲜也一应俱全，A餐中的“四宝海皇鲍鱼奠”“卤味砧板大排”“晋府香酥鸭”，和B餐中的“过桥排骨～巴图鲁烤羊腿”“清蒸十八梅鱼”，是不是听得你食欲大增？带上你的家人，在这融合京粤菜品的饕餮盛宴与爆竹声中辞旧岁，迎新春。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金城阁中餐厅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碛6间餐厅及酒吧，提供多种美食选择。其中金城阁中餐厅的设计极具时尚感，其别致的装饰设计灵感来源于古老的珠宝和一系列的装饰茶壶，提供传承经典的中华名菜，配以极富现代感的摆盘。
秉承中华各地料理的精华，今年除夕金城阁中餐厅行政总厨范玖约捌渫哦咏南北菜系结合，创造出既有北方特色，又不失粤菜特色的一众菜肴，将引领你和家人享受一次富华优雅的美食之旅。范玖灾鞒是地道的北京人，曾任职于多家五星级酒店，有着20多年丰富的烹饪料理经验，在菜品创新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运用。由他的团队带来的年夜饭套餐，价格2499元～4999元/桌。特色美味包括杭椒美极爆三文鱼，XO酱爆鲜鱿，蜜椒汁煎小牛仔骨等。
香港万丽海景酒店万明海景酒店满福楼中餐厅
年近岁晚，送旧迎新，香港万丽海景酒店满福楼中餐厅的大厨们精心挑选优质食材，亲手制作贺年椰汁年糕及瑶柱萝卜糕，可以给挚爱亲朋送上最地道的粤式好滋味并寓意步步“糕”升。经典的瑶柱萝卜糕使用优质腊肠、瑶柱及虾米各种材料，浓郁的香气及细腻的鲜味完全渗入萝卜丝中，令萝卜糕口味鲜而不腻。贺年椰汁年糕是大厨们以黄金比例调配出来，糯米粉、浓滑椰浆及顶级纯蔗糖分量恰到好处，香甜软糯，令人难以抗拒。瑶柱萝卜糕、贺年椰汁年糕每款只售198港币一盒。
新春盆菜是屡获殊荣的满福楼推出的新春菜，恭贺大家猴年盆满钵满兆丰年。采用矜贵的鲍鱼、瑶柱甫、花胶、海参、蚝鼓、中虾、北菇、烧鹅、贵妃鸡及多款贺年滋补食材入馔，味道浓郁，绝对不输佛跳墙。盆菜每位600港币，最少四位起，还可外卖自取。
农历新年大家当然要聚首一堂，觥筹交错，共庆佳节。
农历新年大家当然要聚首一堂，觥筹交错，共庆佳节。只需提前与酒店确定聚会日期，满福楼可以安排8道特色菜品的盆菜套餐，配上各式珍馐美馔让大家在新一年财运兴旺，盆满钵满。盆菜套餐每位1088港币。年初二于满福楼享用晚宴并最少消费满12000港币，即可免费于海景客房欣赏璀璨的维多利亚港湾的绚烂烟花表演。
青岛威斯汀酒店中国元素餐厅
新年伊始之际，青岛威斯汀酒店中国元素餐厅推出全新菜单，这些经典菜品都是年夜宴席上的招牌菜。除了延续正宗经典鲁菜风格之外，融合川、苏、湘、粤等传统菜系，加上令人耳目一新创意时尚菜式，更有青岛老味道穿越儿时的记忆。无论是简单商务用餐，还是与家人朋友亲密聚餐，抑或是重要的传统宴请，中国元素餐厅令人耳目一新的菜式以及精致的中国风都可以在满足你的口腹之欲的同时，提升感官以及味蕾上的极致享受。
青岛威斯汀酒店中国元素餐厅此次全新升级的菜品将传统鲁菜经典再现，以菜品为媒介，巧妙运用中国绘画的写意技法和中国盆景的拼装技法，充分展示了中国烹饪的意境之美。精美的菜品不仅抒情地呈现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意趣，而且也灵动地活跃了生命律动的韵味和无穷的诗意空间，《礼记。礼运》有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咫尺天涯，味浓情更浓。招牌菜江雪话梅小排，眼前俨然一幅“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佳境美景。浓香排骨遇上话梅的清甜，感受诗意般的美味。还有炭烤牛肋肉带黑椒汁，精选进口牛肋排，采用秘制烧法用瓦罐炖制而成，里面加入高丽红参等二十余种名贵材料，煲卤200分钟以上抽取大骨再浸泡，待入味足时捞出，口感更加汁香浓糯。食物因为有爱，生活才更有味道。品味中国元素，平淡之间，味浓于此。
招牌菜江雪话梅小排，眼前俨然一幅“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佳境美景。
京兆尹
东望雍和官、南邻孔庙和国子监，这座两千多平方米的三进仿古建筑隐于二环的喧嚣之中。中式古典元素沉淀在各个细节中，同时却不失现代感。入口一面纯白色影壁，上书“京兆尹”。迈入窄门，穿过灰砖石板的长廊通道，一切如世外桃源般豁然开朗。如果你厌倦了年夜饭常规的大鱼大肉，京兆尹精致的素宴或许能让你眼前一亮。秉持着“乐和・蔬臻・慢食”理念，京兆尹提供本源、健康的蔬食料理，为年夜大餐提供了一个特别的选择。京兆尹特邀养生专家与主厨参究二十四节气养生食谱，不断研发各类蔬食料理，茶油美人米炒芦笋尖、黑椒珍菌派、金刚沙豆腐、菌香烧汁茄子、松茸土瓶蒸、树子紫甘榄炒苦瓜、香麻腐皮卷、高汤竹笙蛋等等，都是十分受欢迎的特色菜品。
今年，京兆尹将环保理念化为实际行动，提倡餐桌上的护生，民生日用回归本然，净化身心，感念天地滋养之情。在春节这一特别的时间，吃一顿有意义的年夜饭，不失为一种别样的意趣。
如果你厌倦了年夜饭常规的大鱼大肉，京兆尹精致的素宴或许能让你眼前―亮。额外优惠
凡于2月6日前预订京兆尹“大爱・吉祥年夜饭”599元/位、899元，位套餐，即可获享“吉祥如意兰”一株、“无限・音乐・下午茶”代金券一张、现场拍立得“大爱・古祥全家福”纪念照片一帧等多重感恩答谢。
提前预订并全额付款可享最高九折优惠。
自元旦起推出为期两个月的冬至特别套餐也相当丰盛，其中包括了鲜味汁竹蛏、生拆蟹肉官燕羹、仔姜米酒蒸鲜蟹钳以及鸿运年年有鱼煎年糕。
北京瑰丽酒店龙庭中餐厅
北京瑰丽酒店为欢度春节推出美味的亲朋好友欢聚盛宴与招牌美馔，喜迎猴年的到来。酒店两位颇具声望的烹饪大师岑永安与柴鑫为前来用餐的饕客们特别准备了精心烹制的豪华盛宴。亲朋好友可共聚龙庭尊享春节套餐。套餐中包括一系列诱人佳肴，如清炖海螺、蒸海青斑等，起价人民币600元/位。同时龙庭还主推盆菜，盆菜作为客家菜的菜式由来已久，一般也称为大盘菜，源于客家人传统的“发财大盘菜”。这种源于元朗围村的传统菜式，一盆可荟萃百菜百味，共冶一炉，是中国人在节日期间最为期待的挚爱传统美食。自元旦起推出为期两个月的冬至特别套餐也相当丰盛，其中包括了鲜味汁竹蛏、生拆蟹肉官燕奠、仔姜米酒蒸鲜蟹钳以及鸿运年年有鱼煎年糕，定价人民币1200元/位，还有人民币1500元/位的定价可搭配精选葡萄酒。
龙庭中餐厅主推港式传统及经典美馔，当然还有寓意长寿和年年高升的春节必备点心――年糕。餐厅可供应两种不同规格的春节特制礼篮，是馈赠亲朋好友和商业伙伴的佳品。经典年糕礼篮定价人民币288元，包括由餐厅点心大厨亲自制作的家常年糕一块及萝卜糕一块：豪华年糕礼篮则定价为人民币1588元，除年糕和萝卜糕之外还有老北京传统点心、红酒、马卡龙、高级茶叶，以及餐厅自制的曲奇饼。
翡翠酒家
春节，合家团聚即是最美的景色，和和美美的年夜饭更是锦上添花。粤菜掌门人翡翠酒家自创立以来广受追捧，凭借其正统的精致佳肴及舒适典雅的用餐环境，被推崇为食尚男女欢庆佳节的首选食府。翡翠酒家上海高岛屋店及上海梅龙镇店特别推出各式年夜饭套餐，甄选多道精致佳肴组成4人、6人及10人套餐，邀请宾客合家共庆团圆。此次年夜饭定制套餐由翡翠酒家精英厨师团队倾力打造，凭着丰富的烹制经验，精细挑选新鲜食材，烹制一系列蕴含丰富团圆寓意的佳品，从即日起亦开放预订。套餐价格从1298元到5998元不等，翡翠酒家年年爆满，预订需趁早。此外年关将至，翡翠酒家也为饕客们准备了多种精美年货，包括贺年年糕、盆菜及六福拼盘等。贺年年糕主要为马蹄糕78元/份、红枣糕78元/份、腊味萝卜糕118元/份、腊味芋头糕11 8元/份、双鱼年糕1 38元/份、五福临门198元/份等，寓意万事如意年年高。
粤菜掌门人翡翠酒家自创立以来广受追捧，凭借其正统的精致佳肴及舒适典雅的用餐环境，被推崇为食尚男女欢庆佳节的首选食府。
北京瑞古酒店拥有4个不同风格的餐厅以及咖啡厅、雪茄吧、葡萄酒廊等。
北京瑞吉酒店天宝阁中餐厅
北京瑞吉酒店拥有4个不同风格的餐厅以及咖啡厅、雪茄吧、葡萄酒廊等。春节期间，北京瑞吉酒店准备了蕴含美好寓意的传统精选节日珍馐。天宝阁中餐厅设有5间豪华包房，你和家人可在此享用传统的广东美食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特色菜品。主厨刘道明师傅为我们推荐了三款新春筵席套餐，分别是“喜庆满堂～福星高照”和“富贵迎宾”，价位则分别是688元，位、888元，位和1088元/位。菜品自然也是十分喜庆，极品佛跳墙送你百年好运，鲍汁瑶柱金菇焖伊面祝你富贵连绵……每一道佳肴都寄托着对新年的美好祝愿。除了精选套餐，刘师傅及他的厨师团队，还以粤菜佳肴为主，融合地方风味小吃，推出多款新春盆菜和寓意美满的特色零点菜肴，丰富团圆飨宴的选择。
北京四季酒店采逸轩中餐厅
采逸轩推出“暖炉飘香”零点菜单，冬季养生菜品如海底椰川贝炖水鸭、栗子北菇焖猪手、生炒腊味糯米饭等，令你感受冬日别样温暖。
北京四季酒店的Mio意大利餐厅和采逸轩中餐厅各具特色，其中采逸轩主打的菜品源于京津鲁粤，但却并非原样复制，而是处处流淌着四季品牌特别的气质，无论是食材的选择、厅室布置、饮品与食物的配搭还是菜式时令编排时的细心，都让人印象深刻。餐厅设有8个包间，其中包含两个vIP包房，尊享私密空间，奢华气派不言而喻。
今年春节，经验丰富的大厨精心奉上精湛的厨艺和最上乘的食材，从而展现粤菜的精髓和地方菜系的原汁原味，令味蕾彻底绽放。“贺新春福报平安阖家宴”每位880元起，6人起订，传统丰盛的年夜饭和别具匠心的金元宝点心，每道菜品皆寓意吉祥，为你送上猴年最温馨的祝福。此外，即日起至2月28日，采逸轩推出“暖炉飘香”零点菜单，冬季养生菜品如海底椰川贝炖水鸭、栗子北菇焖猪手、生炒腊味糯米饭等，令你感受冬日别样温暖，更有选用澳洲进口和牛肉及顶级黑松露烹制而成的松露和牛煲仔饭，及精美甜品老北京榀椁、奶黄柿子酥等丰盛佳肴，定会让你和家人留下难忘的冬日美食体验。
北京方恒假日酒店
聚味轩餐厅北京方恒假日酒店拥有风格迥异的中、西餐厅和酒廊，位于6楼的“圣保罗巴西烧烤餐厅”提供美味烤猪肉和沙朗牛排：“锦绣餐厅”汇聚寰宇美食，以名厨的即席精湛烹饪为你带来超凡的味觉和视觉盛筵：“聚味轩中餐厅”为喜好中餐的美食家奉上正宗的粤菜、川菜和老北京菜系。餐厅有紫荆厅、牡丹厅、杜鹃厅三种不同规格的私人包房，其中牡丹亭单桌可容纳26人。聚味轩中餐厅行政总厨王云利从事厨师行业已有20余年，对粤菜有着丰富的经验及独家见解。今年，他和团队精心设计了两款新春家宴，食材用料考究，寓意吉祥。秉承集百家之长，融合独创自我的理念，以及健康、养生、时尚的概念，为食客制作出美味的年夜佳肴。有寓意“黄金满屋”的港式金沙脆皮鸡、寓意“百福俱臻”的广式卤水精品拼、寓意“龙腾四海”的雪菜干蒸鲟龙鱼等精品美味佳肴，是你和家人在金猴迎春之时共享天伦之乐的上乘之选。“聚味轩中餐厅”为喜好中餐的美食家奉上正宗的粤菜、川菜和老北京菜系。
隐匿在太平洋百货南门外的1949-The Hidden City是一处充满艺术气息的安静院落。
关键词：王绂;雅集图;文艺风尚;文化品味
中图分类号：J205;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明代官场流行雅集唱和，其中正统初年杨士奇组织的杏园雅集最为出名。此次雅集中，三杨与翰林同僚们赋诗作序，宣扬隐于庙堂的生活观念，指出翰林负有歌咏盛世太平的责任。谢环绘图写影，表现三杨鉴赏古玩、丝竹清谈等雅集活动，再现“于于冠衣”的大夫形象，突出“备菁莪之仪”的翰林仪范，将瀛洲仙与玉堂仙合一，鼓吹“耆俊不在野而在朝”的气象。此次雅集意义重大，图像确定了以表现人物风貌为主的明代官场雅集图式，翰林唱和也奠定了明代官场雅集歌咏盛世的基调，并传为“故事”，被不断模仿。其实，成祖登基后，多次召集大臣游览皇家园林与北京名胜，举行雅集唱和。其中由胡俨发起，王绂绘图的《北京八景图咏》留下112首诗、一序一跋，规模宏大，集中讴歌成祖的丰功伟业，借北京八景渲染凡花野草“衣被云汉昭回之光”[1]54的盛世气象。同时，王绂还创作了一些表现官员雅集的图像，如《凤城饯咏图》、《斋宿听琴图》和《山亭文会图》。这些图像的表现风格与《杏园雅集图》非常不同，王绂一方面将画面焦点放在雅集现场上，一方面突出清雅的雅集环境，力图糅合元末绘画意境和宋元以来雅集图像主题。这种风格与趣味的不同既是王绂力图创立明代新雅集图式的结果，也是明代翰林文艺风尚变化的征兆。这一点历来不被重视，本文尝试介绍王绂的雅集图式，分析明初文艺风尚的发展趋向以及对雅集文艺的导向作用，并解析图文对主流风尚的表征与超越。
一、王绂的雅集图
王绂字孟端，号友石生，又号九龙山人，无锡人。永乐年间因善书被荐举，供事文渊阁，拜中书舍人。王绂也是明初著名画家，尤善墨竹，并为翰林们绘制了大量充满清润之气的墨竹精品。翰林也乐意题咏王绂墨竹，如金幼孜题杨士奇收藏的王绂竹石：“珊瑚出海底，低拂凤凰枝。苍雪落寒影，晴云含碧滋”，[2]592突出墨竹苍寒的清气和碧润的气质，正是杨士奇坚守贞洁、追求温雅的体现。王绂还善山水，师法吴镇、王蒙、倪瓒等元代四家，是明初继承元末山水画风的重要画家。王绂正是利用元末画风创作了明代初期的雅集图。根据题记可知，《斋宿听琴图》是表现曾日章、邹辑等永乐三年陪祀南郊前夕斋宿翰林院，夜间听琴、分韵赋诗的场景。[3]400《山亭文会图》表现永乐四年的一场中秋文会。《凤城饯咏图》表现御医赵友同①被派遣辅助夏原吉治理浙西水患，送行官员设饯别宴的场景。目前笔者未见《斋宿听琴图》，据《墨缘汇观录》描述：“水墨写虚堂烟月，翦烛鸣琴，共乐升平之景。其松竹坡石笔墨苍润秀逸”[4]166可知，图像与后两图相似。后两图主要表现文人雅集山间或水岸的场景。《山亭文会图》以亭子为中心，亭中人正在展卷、听泉，亭外人分别舟中濯足、携琴、策杖、临流，向亭中赶来。亭外草木丰茂，流泉潺潺，高阁入云，水榭映川，山屏壁立，主峰巍峨，营造既丰茂敦朴又宁静空灵的集会环境。《凤城饯咏图》表现三人亭中饮酒，河中一舟停泊，童子在船头准备酒食。亭外盘石高树，亭后两叠山峦，一湾流水，再现了宁静渡口的饯别宴场景。二图技法相似，山石先以枯淡墨皴写，后以浓墨点苔，再结合解索皴的稠密灵动、直皴的粗重简率和折带皴的尖峭险侧，点出了王绂的画风渊源，也暗示了雅集图的新变。
参照当时流传的《西园雅集图》和《香山九老图》可知，王绂雅集图的变化表现在图像侧重点和空间形态上：一、当时流行的西园雅集图、香山九老会图都将参与人置于画中，侧重表现人物的凤仪。而王绂的雅集图人数少，比例小，显然不是雅集人的真实相貌，仅仅为了指示某种活动。二、为了展示人物风貌，流行的雅集图都将人物活动放在几个独立空间中，同步展示雅集全景，地点也设在花园，空间相对封闭。而王绂将人物引向一个空间，不同活动通过人物动作暗示，主要展示雅集瞬间，地点均在开阔的草亭中，暗含观看周围风景的可能，说明王绂力图将环境与人物活动联系起来。如《山亭文会图》以亭子为中心，山石、主峰、山岚、河流明显趋向亭子。《凤城饯咏图》舟上仆人与亭子在一条横向线上，亭子与后方山峦在一条纵轴线上，将风景带入空亭。实际上，凤城饯咏和斋戒听琴都是翰林雅集，斋戒听琴的地点是南京翰林官署，环境严肃。王绂却没有刻画这种氛围，而将活动设在空亭中，营造轻松自由的环境。在风景的表现上，画家侧重个人性情的抒发，笔墨表现的目的在于营造丰茂磅礴的山林气象和“幽淡简远”的水边风韵。回溯雅集图历史可知，《华灯侍宴图》表现杨皇后的父兄侍奉宁宗晚宴场景，画家将热闹的宴会融入华灯初上，雨霁初晴的朦胧诗意中。明初翰林雅集与杨皇后雅集背景相似，王绂的雅集图思路也受到马远《华灯侍宴图》的影响。不同在于，王绂多将主要活动场所放在边角，风景比例大，风景与人物既有情感联系，也是象征关系。这种取意于宋，取貌于元的做法透露翰林文艺风尚变化的征兆。
二、明初翰林的文艺风尚
明代皇帝重视文臣，洪武二十一年解缙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读书中秘，常伺帝左右以备顾问。成祖又召解缙、杨士奇、胡广、曾ぁ⒔鹩鬃蔚绕呷巳牒擦郑参赞机务，辅助东宫。为了编辑《永乐大典》，纂修实录，成祖从全国召集善书人才，由此翰林院人才济济。翰林们除了完成朝廷大制作，还负有鸣盛太平的责任。留存于今的《明人应瑞图》绘有白鹿、瑞麟、嘉禾、黄河清等祥瑞现象，并配有曾さ男蚝透澄模极力粉饰太平，正是翰林鸣盛的明证。闲暇之际，翰林们经常谈文论艺，以解缙和杨士奇为代表。二人身为朝廷重臣，均将文艺放在关乎治化的高度，多次规劝皇帝为道德之文，并以身作表率，写诏敕，主持永乐大典、高庙实录、宣宗实录等大制作，为明代基业的巩固立下汗马功劳。但解缙生来英悟奇绝，胸宇旷略，无城府，与王、王汝玉、王达、高趣味相投，文章“雄劲奇古，新意叠出。叙事高处逼司马子长、韩退之。诗豪宕丰赡，似李杜。”并教育学者：“宁为有瑕玉，勿作无瑕石”，②疏狂豪宕之气溢于言表，也是元末务奇博文风的延续。又因助成祖立皇长子朱高炽为太子，得罪汉王高煦，很快被贬出朝廷。与解缙趣味相投的王、王汝玉也受牵连，纷纷离世，其文艺观念随之式微。其实，洪武年间太祖高皇帝已经指出文章以明道德、通世务，明白易直为本，反对深怪险僻之辞。经成祖治理，明朝进入繁盛时期，继位的仁宗为守成之主，更需要雍容的文章粉饰盛世气象，解缙的诗文不符合他的要求。仁宗在东宫中主要由杨士奇辅助，文艺兴趣的培养也主要来自杨士奇。杨士奇为人谨慎，早在永乐七年王汝玉在文华后殿谈为诗之法，仁宗询问为诗的高下优劣标准时，即乘机进言，劝谏仁宗要学圣学之大者，作诗是余事，诗之高下以道德高下为本。[5]148杨士奇还找到历史名臣欧阳修为榜样，赞扬欧文“雍容醇厚”，有三代气象，[5]148也积极学习欧文，形成“平正纡余，舂容典雅之音”。③这正是守成之君所追求的帝王气象。所以，在文艺风气的变化上，杨士奇抓住了明代文艺发展的方向，形成馆阁体。
翰林们也喜欢收藏、品题书画。杨士奇每次拜访姚广孝，均“肃容坐寿椿堂，焚香煮茗，出清玩，论文事，继以觞酌、谈笑为乐。”④解缙是明代书法家，求书者络绎不绝，也写了很多书法心得。但杨士奇和解缙对书画的理解有别，也出现了与诗文相似的对立。杨士奇的品题重在人品，希望学者求书法于“忠慧之上”。⑤解缙更加重视书画的审美感受，如题《扇中竹树》：“广寒夜拆双鸾去，竹实衔来孕箨龙。一夜风雷鳞甲动，坐看六合洒清风”，气势豪迈。又题《扇中竹树》：“广寒椎碎堕蛟室，龙影_入扶桑波”，⑥纵宕奇绝。其实，明初品题书画中与杨士奇或解缙品味相投的人比较多，如杨荣、姚广孝、王绂、王汝玉、王达。下面以他们对云林画、米氏云山和西园雅集图的欣赏为例理清二者的不同。
云林画以清雅为主，多含隐忧，给人清泠寂寞的感觉。杨士奇题云林的《清溪亭子》：“寂寂堤上亭，蔼蔼阶前草。逸思乐此中，尘心自然扫。”⑦又题云林《摹董源画法》：“山连青黛树深蓝，家傍溪云草结庵。画史欲存招隐意，故将幽趣写江南”。⑧可见杨士奇把云林的画解读为隐于田间的恬淡乐趣，判断多于感受，似乎连云林的田间乐趣也没有引起他的情感共鸣。姚广孝是云林好友。云林殁后，姚广孝对着他的《墨竹图》不仅回忆起他们一起在开元寺和笠泽湖边游玩的情境，还继续听竹枝歌，怀念好友，怅惘之情，不言而喻。广孝虽贵为太子师，依然不忘云林式的空漠清泠，自题竹枝：“翠叶?拂水云，凌霜劲节不同群。荒村寥落无人处，谁谓茅庵有此君。”⑨王绂也非常喜爱云林，童年见倪瓒《梧竹草亭图》，四十年后对其“运意之妙”依然“耿耿于心目之间”，并为朋友绘制《忆梧竹草亭图》以慰丢失佳图之憾。王绂还有不少模仿云林的绘画，如《乔柯竹石图》、《秋亭远岫图》、《凤城饯咏图》。《秋亭远岫图》表现亭中一人眺望对岸远山。上有王汝玉、王达二位翰林的题诗。王达与王绂是同乡好友，王绂为他写过不少图像。王汝玉、王达与解缙、王、王洪号称“东南五才子”，个性疏狂，与王绂相类。他们对《秋亭远岫图》的品题流露出对“云林式”江南隐逸生活的欣赏和向往。王绂云：“溪水涵秋鹤影孤，草亭云冷树模糊。相看未遂还山约，宜复年来写画图。”王达云：“清霜入林枫叶赤，寂寂茅亭枕溪碧。千尺孤峰倚绛霄，俯仰乾坤秋一色。高怀本与山水同，闲踪得伴渔樵翁。纵谈不及世尘事，笑指天外南飞鸿。披图景象看如此，双目顿令清似水。欲凭粉墨蓬瀛，更拂溪藤寻画史。”王汝玉云：“不到草亭今十年，重来风景只依然。天恩倘赐悬车日，拟向溪头泊钓船。”⑩虽身在朝堂，他们都真切感受到图像的清泠与孤寂，并渴望回到这种隐逸情境中。显然他们的隐逸情怀并未随着地点和身份的变化而转化为隐逸观念，这也是疏狂高介性格使然。
米氏云山在元末明初非常流行，也是艺术家宣扬疏狂隐逸之风的表现。米氏云山在元代被高房山尚书继承，转化为安逸闲适的朝堂之乐，但是，元末闽人对云山的理解渗入清高疏狂之气。其中高画学米芾，出入商高间，创作了大量米氏山水，其名士好友王恭多有品题。同时，翰林解缙、王汝玉、王也与高投契，形成以闽人为中心的群体。如高题《云林书隐图》：“窗开象湖阴，帘卷龙峰顶。林静弦诵闲，波空棹歌冷。沧浪可洗心，白鸥待孤艇”，[6]552弥漫着明净清玄的思绪。王恭《书高漫士为陈拙修绘沧州别墅》也津津乐道葛巾拄杖萧散林间的闲适生活，自诩心灵澄澈，与“野鹤闲云”为伍。这种清泠疏狂的气韵当然不能与杨士奇严谨舒缓的文风合一。杨士奇虽然没有品题米氏云山，但他对宫廷画家谢环的规劝可知他力纠疏狂之气。谢环是宫廷画家，但崇拜米芾，画过一些米氏云山。吴宽和李杰均品题过谢环的米氏云山。吴宽题谢环《春山图》：“云中迭嶂翠模糊，深树茅堂隐若无。莫向昔人论画品，开窗聊对谢公图”，正是米氏云山的典型面貌。?谢环也崇拜米芾的赏玩生活，积极收藏，并将斋室命名为“米家船”。当时不少翰林都到过“米家船”，王直对米家船的描述可见一斑：“而所蓄晋唐以来法书名画皆在。燕闲之际，焚香而阅焉。俨乎天容之在上，王谢荆关辈之风神气韵亦恍然其相接也。庭循心独乐此，盖不知金玉之为贵，山海之藏之为富。因名其室曰：米家船。”?杨士奇也经常出入米家船，并将其改为“翰墨林”。这一举动引人深思。我们先看杨士奇对谢环收藏的印象和改名的原因：“所居深邃]爽，森列唐宋以来法书名画。造之者，如众宝在目，应接不暇……余以翰墨林易之。庭循达者也。凡世间奇绝珍秘之玩岂其长存？虽王逸少、顾长康之迹皆神品也，历数百年后即磨灭且尽，况其次者乎？独其行事因文字以传者，虽千岁之远犹一日也。昔苏文忠公记石氏画苑特著其为人，故吾于翰墨林取以为法焉。”[7]421谢环收藏书画在于自娱，并不看重书画的经济价值，杨士奇虽爱好清玩，却以书画经济价值衡量米家船的地位，显然太多市侩之心。杨士奇申说改名是为了特著其人，并在记中强调谢环“谦虚不倚”，“其中确然而外未尝一毫忤物”，可见目的在于树立谢环彬彬君子的形象。他还赞许谢环是达者。达者不以名利为务，却要通过文字记载行事，以图千年不变，显然是流芳百世的名利心作祟，恐怕也难当“达者”之实。杨士奇的“纠正”行为与杨荣、陈登等在鉴赏中注重考辩是一致的。他们对《西园雅集图》的考辩颇能说明这一点。杨荣和杨士奇见过多本《西园雅集图》，内容多有不同，于是杨荣云：“辨驳考究亦学者之所当务，姑以所闻所见识诸左方，俟博雅君子相与考焉。”?杨荣和杨士奇对西园雅集图的品题更注重人物的社会身份和盛世风采。杨士奇云：“而于以见晋卿之好贤重文，及诸君子之高风逸韵，萧散不，光华相映，如众星之联聚，如群玉之陈列，与夫从容太平之盛致，盖有旷数十世而不一见者，其可为盛也已。”[7]377在杨荣看来，西园雅集参与人是雍容典雅的蛟龙或瀛洲仙，女士均是盛装的婵娟，他们在休假之际，带着光润的玉、成对的古器，在园中丝竹清谈。园中修竹娟娟，林泉潺潺，兰荃馥郁，真乃清洁雅妍的盛会。最后感慨“奇哉西园集，图画今流传”，并非常艳羡地“愿以厕末编”。[8]37显然他们通过将西园诸君子想象为太平盛世的瀛洲仙，炫耀他们的尊贵地位，把自己同化其中，达到流芳百世的目的。这也正是他们开展杏园雅集，并绘图赋诗的主要目的。与此相对，闽中一卷《西园雅集图》经过闽中文人品题，依然保持清泠萧散的林下风韵，如高：“谈玄依道侣，结社得缁流。”牧隐：“阳崖洒雄笔，阴涧和幽弦……H然欲投簪，共拂秋霞瞑。”陈赓：“杯酌石上月，翰飞涧中泉。投情爱仙侣，悟空或谈玄。”并对繁华的消失充满感慨：“莫向繁华惊物换，大梁宫树也萧然。”?闽中文人因真切向往萧散清泠的林下生活，而感慨佳会不再，显然侧重雅集的生命体验，这也解缙的文艺趣味相当。
总之，明初的文艺风尚在成祖时确实存有以解缙为代表的疏狂清泠和以杨士奇为代表的和缓平易两种风格。随着国家稳定，杨士奇乘机将个人风采、社会地位解释为国家太平气象的象征，和缓平易的文艺风格成为服务社会的工具，占据文坛主导地位，而解缙等人相继离世，解缙的文风逐渐式微。
三、兼具文化品味和主体精神的雅集作品
历史上雅集文会图很多，以西园雅集图为奢，一般以长卷形式分段展示人物风采。元末玉山雅集虽是社会名流集会，张渥的玉山雅集图也坚持西园雅集图式。明初王绂的雅集图并未采用这一流行图式，转而取法《华灯侍宴图》和元末文人斋居山水图式。《华灯侍宴图》表现宁宗杨皇后的父亲杨次山与兄长退朝后侍候皇帝夜宴的场景。马远将侍宴的庄重场景融入到华灯初上，梅花含蕊，山岚弥漫的诗意氛围中。庭前助兴，又突出欢乐的晚宴气氛。王绂的雅集图多是翰林雅集，与《华灯侍宴图》有相似的背景，他也将场景融入到氛围中，显然取意于马远。但马远通过细致刻画房屋塑造稳定的宴会空间，诗意气氛主要是即兴情绪。王绂的饯别空间更突出象征含义。图中草亭、山峦、水中坡陀都是倪瓒常用的清雅符号，前景的亭子控制着这些符号，俨然读解人。显然，王绂的图像风格是元四家一脉，这也是明初翰林推崇的文艺品味。值得注意，翰林?并不将元四家风格解释为幽澹简远的林下逸气，而是闲适恬淡的林间生活象征。《凤城饯咏图》中翰林们将赵友同归家生活设想为林下之乐说明了这一思想。王汝玉云：“梦落沧浪旧钓游”，通过自己的旧经历，说明归去生活的潇洒闲适。王也通过旧业、老菱花、鸥鹭、故人等意象设想归家后的快乐生活，诗云：“旧业菱花老，秋风鸥鹭闲。故人能问讯，相见一开颜”，将以往的江南生活用表示过去与将来的时间词汇串联，突出经过时间沉淀后家乡所具有的亲切感和即将开始乡居生活的喜悦感。杨斌也通过“望江南”、“紫蟹银鱼”、“野桥篱落”等勾画赵友同归后生活。显然，这与云林清冷寂寞的林下之风不同，而与高房山尚书“气韵闲远”的云山图有异曲同工之妙。云林曾云：“房山高尚书，以清介绝俗之标，而和同光尘之内，盖千载人也。僦居余杭，暇日策杖携酒壶诗册，坐钱塘江滨，望越中诸山，冈峦之起伏，云烟之出没，若有得于中也。其政事文章之余，用以作画，亦以写其胸次之磊磊者欤！”[9]702翰林虽未作画，但参加类似的文艺活动，与高房山有会心之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翰林愿意回到林下，高得D云：“昼锦荣殊甚，归承宠渥优”。杨士奇也强调：“由来君命重，非为爱鲈鱼”。?归家对出行人是受宠得名的象征，对留京翰林是宦海思恋山林的表现。送行人还透漏出官场客居的惆怅，王绂强调“客里送君”，杨斌感慨自己宦游在外。所以，归家人的生活成为整个送行队伍的共同愿望。再看《凤城饯咏图》可知，画家刻意避开驿亭的伤感环境，把饯别放在草亭中，亭外山峦围合，风光明丽，俨然宁静的港湾，船头仆人和亭中仆人正走向亭中，突出饯别的瞬间，回到《华灯侍宴图》诗意而热烈气氛中。这里的宴乐还是翰林山林思绪的象征。
王绂的《斋宿听琴图》进一步将山林气息解读为盛世气象的象征。王绂将《斋宿听清图》的地点翰林院比作瀛洲，宣称聚会正当国运昌盛，文明昌化之际，翰林们华镫簪缨，济济一堂，在此歌咏盛世。于是王绂仿阎立本《瀛洲十八学士》，绘斋宿图，以流传久远。但根据图像著录信息可知，这幅图像风格清泠。琴音也从“舒徐安适，疏越和畅”的三代遗音变为“孤鹤宵唳，高崖泻泉”的清厉激烈之声（邹辑序）。这在翰林心中引起的思绪也颇为复杂，除了阳刚高亢的“按七德，谐九宫”（曾ぃ┑恼穹茏饔茫还有“曲罢残月洛，余辉转觚棱”?的淡淡寒意。可知，翰林们将听琴的感受放在振奋激扬的一端受到特定政治氛围的影响，是他们顺应国运，刻意阐释的结果。这一思路和杨士奇渴望通过杏园雅集图号召歌咏太平，表现象征国家仪范的“于于君子，羔羊大夫”翰林形象，并流传千古如出一辙。
雅集是翰林亲自参加的活动，情感触发主要来自当时的活动情境，即使在热闹的宴会中，依然流漏出细腻的私人化情感，超越图像的象征特性，突出翰林济国为民的志向和个性风采。凤城饯别中，翰林渲染萧瑟空阔的送别地，如“积水渺无际”，“官河水满正秋霜”。王洪更是一腔离情付诸流水，见落叶飞雁，孤帆斜日，唯有离歌一曲，萦绕江上，增缥缈空漠之情。不过，受到归家主题的制约，翰林特别强调归途所见江南意象，利用诗歌的视觉节奏与声音节奏的转化实现图像的想象延伸。李至刚诗云：“汀洲杜蘅歇，南浦西风生。美人鼓兰楫，路指江南行。南行向何许，东望吴淞去。吴淞秋水多，绿遍芙蓉渚。渚外九龙山，山边三泖湾。人家临水住，日暮采菱还。采菱歌易断，送子愁零乱。愁来可奈何，思满江南岸。江南不可思，动子情依依。”利用舟行，通过景物的不断更新，点出江浦发舟，舟到吴淞所见芙蓉渚、九龙山、三泖湾等地风光，形成自然的视觉节奏。到日暮时分，视觉节奏又被江南采菱的音乐韵律替换，而音乐声断恰恰阻止了韵律的延展，赵友同从归家的沉醉中惊醒，回到送别场景，自然流畅，构思巧妙。总之，诗人利用景物转化制造视觉的流动感，形成想象的韵律，与歌声实现通感，又巧妙抓住声音的逆转，将归家的喜悦与离别的伤心结合，丰富离别的情感层面，又突出别绪的焦点时分，别具一格。这种表现策略超越图像的象征含义，以私人化的体验回应隐居，抒写性灵，显示翰林独立于身份标榜外的社会责任与济国为民意志，正如解缙云：“丈夫誓许国，冥心浮轻航。矧兹念桑梓，泽灾势怀襄。白云迢递远，a首师坚章”。回看《凤城饯咏图》，中景和远景空明纯净，暗喻赵友同心境空明，一心济国为民的志向。斋宿听琴中，翰林也将听琴的感受转化为清晰的形象，“初如鸣冈凤，奕粘跎。又如幽泉，泠泠泻春冰。”（钱仲益）“秋鸿唳远空，猗兰芳葳蕤。”（邹辑）突出翰林阳刚儒雅的气质和清泠啸傲的个性风采，恰与“鸡鸣整朝冠，晨钟动高阁”（苏伯厚）的肃穆祭礼环境相应。《山亭文会图》虽然表现时间在秋季，但画家突出巍峨主峰，澄净峦气和茂密的山林，也是翰林高昂气质的反映。所以，当艺术活动触及翰林的内心志意时，他们就脱离权力话语的制约，焕发出独立超迈的个人气象和积极向上的主体精神。
总之，明初雅集是翰林参与的文化活动，在走向权力话语的过程中，出现了短暂的双重特性：功能性的文艺表征，即翰林置身其外，把文艺作品解读为文化观念;言志性的情感抒写，即翰林融入其中，弘扬超迈的主体精神和为国济民的士人志向。
四、结语
雅集是明代官场非常流行的文艺活动，在三杨确定杏园雅集基调和谢环定型雅集图式之前，王绂取意《华灯侍宴图》，创作了具有元末山水面貌的早期翰林雅集图，显示出明代雅集图发展的关键一环。这种混合风格是明初文艺发展的必然结果。成祖年间，文艺界存在以解缙为代表的雄才大略的才子翰林和以杨士奇为代表的谨慎雍容的老成翰林，他们一起被重用，但随着国家稳定，解缙等人在政治上相继得罪，先后离世，其求新疏宕的风格也不能适应国家文艺政策的发展，而杨士奇因帝王师身份对守成君主有意教诲，逐渐引导国家推崇雍容典雅的文风。王绂描绘的翰林雅集正是解缙和杨士奇同处翰林之际，清晰显示了文艺风向从解缙风到杨士奇风的诸多转变：一、对以云林画为代表的清泠之风的看法将解缙和杨士奇分属在疏狂跌宕和雍容迂缓两边，解缙更侧重生命体验的抒发，杨士奇却将隐居转化为观念。二、明初雅集受到杨士奇文艺风尚的影响明显。王绂受到翰林强调闲适宴乐的影响，以集会场景掌控山水风韵，将山水风格诠解为文艺品味，翰林利用诗歌将山水代表的林下清雅解释为朝堂君子闲适生活的表征，推进雅集政治化的步伐。三、翰林受到离别、听琴等具体情境的影响，触发内心情感，极力摹写文艺活动的情境，突破观念象征，引入高迈阳刚的个性气质和言志担当的公共意志，显示了成祖初期翰林独立自足的主体意识和卫国济民的担当精神，有别于三杨谨慎守成的消极作为。这些都说明身处过渡中的明初翰林在寻找合适的文艺风尚中徘徊于情感抒写和文化品味之间，显示了文艺风尚转变过程中的过渡特性。
注释：
①王鏊撰《姑苏志》卷54载，赵友同字彦如，长洲人，沈实温雅，有行谊。少
笃学，从宋镉巍：槲淠┤位亭县学训导，永乐初满考当迁，会姚广孝言其深
于医，遂授太医院御医。又有言其知水事者，诏从夏原吉治水浙西（1403-1405）。
其后大臣数荐其文学，及修永乐大典遂用为副总裁，又与修五经、四书、性理
大全书，书成当迁翰林，以母丧去，卒于家。（《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第27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59页。）
②杨士奇《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参议春雨解先生墓碣铭》，解缙《文毅集》附h，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6册，第841页。
③杨士奇《东里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卷首附阁臣评语，台湾
商务印书馆。
④赵琦美编《赵氏铁网珊瑚》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5册，第337页。
⑤郁逢达《书画题跋续记》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6册，第860页。
⑥解缙《扇中竹树》二首，清陈邦彦选编《历代题画诗》下册卷82，第277页。
⑦⑧汪`玉《珊瑚网》卷三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8册，第640、
652页。
⑨《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1册，第356页。
⑩《石渠宝笈》续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6卷，线装书局2011年，
第3259页。
?吴宽《家藏集》卷十七，《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第419
册，第384页。
?《翰墨林诗序》，王直《抑庵文后集》卷十五，《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津
阁四库全书》，册414册， 第748页。
?杨荣《文敏集》卷1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0册，第244页。
?李公麟《西园雅集图》水墨纸本，26. 5cm ×406cm。著录于《秘殿珠林石渠
宝笈合编》第 2 卷，第 1046 页。诗歌来自《西园雅集图》题跋。
?在雅集中，翰林们的看法基本上倾向杨士奇的文艺风尚，解缙的文艺风尚在翰
林突破文艺表征范式的时候，转化为高迈阳刚的个性气质和为国为民的担当精
神，与他们对云林品题中推崇的清泠疏狂的林下之风不同，这显示明初翰林对
云林风格的认同与转化。
?汪`玉《珊瑚网》卷3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8册，第692-693页。
凤城饯咏的诗均来自著录。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5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9册，第400-403
页。所有引用斋宿听琴的诗文均出此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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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俞剑华编.中国画论类编[M].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 .
1通过启发引导学生发现规律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对文言文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多阅读浅显易懂的文言文，同时借助注释和相关文言文翻译的工具书，对文章中的字词句进行理解，从而读懂文章的内容。同时还要整理文言文中的文言实词、文言虚句、文言句式的意义及其用法。因此，在文言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自己自主动的去摸索，还要找出并掌握其中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提升高中文言文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例如在教学《滕王阁序》中，对“目吴会于云间”中的“目”分析其在此的用法，同时让学生在回忆之前所学的《鸿门宴》中的“数目项王”中的“目”的用法，通过比较看得出来“目”字后面都是用的名词（n），从而得出“在一个句子中若是有连个n连用，那么其中的一个n或用为v（动词）。接着让学生举一反三，《滕王阁序》中“襟三江而带五湖”中的“襟”、“湖”，《师说》中的“吾师道也”中的“师”等。又如比较《滕王阁序》“雄州雾列，俊采星弛”、《归去来兮辞》“园日涉以成趣”、《逍遥游》“水击三千里”中的“雾、星、日、水”等从中就可以找出“n在v前面并不一定就是主语”的规律。通过这样的教学，逐渐培养和提升学生对文言文中n的使用规律。又如：《劝学》中的“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就是将n放在能愿v后面从而活用为v；《寡人之于国也》中“树之以桑”中将n放在“之、而”前面使其活用为v等。
通过这样的比较、启发、引导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充分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且还使课堂的气氛活跃，也提升了教学的效率。
2导入式的文言文教学提升学生的兴趣
对文言文传统的教学方式总是按部就班，首先是介绍作者、背景，接着就是逐字逐句的翻译，最后进行分析和总结。这种枯燥、沉闷的教学方式让学少变得疲惫，同时课堂也是“一潭死水”；因此我们要打破这种教学模式，根据学生所熟悉的内容导入教学。这样，既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调动了学生的想象思维。例如《鸿门宴》的教学中，首先我讲了一个传说导入该堂课：纪晓岚的一首祝寿诗“这个婆娘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生的儿子都是贼，偷得蟠桃敬母亲”。然后，我结合了《黄河九曲写事要有点波澜》中的知识点，再让学生对“宴会中”的那部分进行了通读，并分析文章的动人之处。最后再进行总结。类似这种切入时式的文言文教学，让学生在上课一开始就投入到质疑的氛围中，同时还调动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3放开学生的思维让他们大胆去创新
为了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我在文言文的教学中始终坚持让学生自主学习，借助工具书、注释等，翻译内容，理解全文。
3.1阅读全文
新课标的要求：阅读文言文和古诗词，并背诵经典的名篇。因此，阅读是学好文言文的基础、关键。文言文的教学过程中让学生翻来覆去的阅读，积极的调动自己的大脑思维，借助相关字词句的预感来回忆之前所学知识，从而更好的认识、分析、理解、感悟全文。针对不理解的地方可以问教师或者是借助工具书等。
3.2不断的积累
语文教材无非就是例子，学生要凭借着这些例子举一反三。对于学生来讲，该篇课文中的字词句等就是例子，学生只有不断的积累名言绝句，并掌握它们的用法和意义，才能做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巩固性的积累不仅能帮助学生对所学知识更好的吸收，还能提升思维的灵活性和散发性。时常让他们抄袭部分课外的文言文语段进行熟读、背诵，以便于帮助他们解决课堂上的新问题，完成知识的迁移。
3.3归纳和总结
针对学生的知识面相对来讲是比较狭窄的，加之部分的实虚词句等在文章中体现得不够充分，那么，这就需要学生进行归纳总结，有助于其他文章的学习。例如教学这篇《寡人之于国也》，本篇文章有4处用到了介词“于”，根据学生的归纳、查阅工具书之后，对“于”字的有四种用法：表示对象；地点、时间；被动；比较。又如让同学们总结被动句型，借助《廉颇蔺相如列传》这篇文章中的“而君幸于赵王”、“徒见欺”、“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这几句被动句，学生的总结：“于”、“为……所”、“见”、“见……于”以及用主动进行表示，如“帝感其诚”。这些都是表示的被动。
武昌起义之时，两年前就已经下野的袁世凯正在河南彰德（今安阳）洹水北岸自己的别墅里过着隐退生活。袁世凯不时在院内散散步，或者跟来访的文人饮酒唱和，借此打发稍显落寞的时光。袁世凯曾特意安排《东方杂志》发表了他一张披蓑垂钓的照片，表情祥和，与姜太公有几分相似。其实，离袁世凯卧室不远的地方有个小房间，便是电报处。
辛亥年农历八月二十（1911年10月11日）是袁世凯52岁生日，宴会上，一条关于武昌起义的电文送到他手里，袁下令立即停止寿宴，只留下一句话：“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
到1911年，总兵力不过13.18万人的清朝新军，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就占了7.45万人，成为新军的绝对主力。对朝廷来说，没有袁世凯，帝国便无法自保，但摄政王载沣也知道，孙中山只是远在天边的凶险，袁世凯才是近在眼前的暗礁；对袁世凯来说，没有军权就没有获得权力的资本，但权力同时意味着危险，在各种利益盘根错节的官场上，他的权力也可能随时致他于死地。
辛亥年中秋节三天后，阮忠枢曾抵达彰德洹上村，带来了内阁总理大臣奕的亲笔信。但对于湖广总督的任命，袁世凯以足疾未愈为名婉拒。摄政王载沣又派出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部下，时任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亲赴洹上，再请袁出山。袁提出6项条件：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4.解除；5.须委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须与袁世凯以十分充足的军费。此六条缺一不可。
武昌起义爆发，荫昌平叛无力，已到生死攸关的清廷别无选择。辛亥年九月初六（10月27日），清廷召回荫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事宜。九月十一（11月1日），袁世凯又被授予内阁总理大臣，载沣同时被解除摄政监国职务。
九月二十三（11月13日），袁世凯乘坐专列从湖北前线返回北京。他取代奕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北京的秩序开始恢复，戏园开了夜戏，前门大街的夜市也热闹起来。但袁世凯深知，迅速剿灭革命军没有什么好处，他懂得在清廷与革命军之间平衡和博弈，只有保持革命军对清廷的压力，自己在朝廷的地位才不可撼动。他一方面借南方势力挟持清廷，一方面借口清廷不甘退让挟持南方。
袁世凯议和过程中的变幻莫测，迫使革命党人祭出杀手锏――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知此事后出离愤怒，命令冯国璋、段祺瑞等40余人联名电请内阁代表，竭力要求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如以少数人的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
孙中山表态袁若能迫使皇帝退位，便让出临时大总统。这让袁世凯心情平复下来，他透露说朝廷对优待办法不满，于是谈判就在这最后一个环节搁浅。
一部分不愿意议和的革命党人决定刺杀袁世凯。辛亥年十一月二十八（2012年1月16日），袁世凯的车队准备从王府井大街拐到东华门大街，然后从东华门进入紫禁城，代表内阁议会要求隆裕太后尽早退位。在王府井大街和东华门大街的拐角，刺客投来三枚炸弹，袁世凯的卫队长被炸死了，他自己安然无恙，只是说“炸弹离我很近”。
这次暗杀帮了袁世凯大忙，本来朝廷已经疑心他跟革命党勾结，刺杀行动无疑为他洗脱了名声。而袁世凯借养伤之名，又将国政高高挂起，自己懒得出马，让幕僚们轮番逼宫。
孙中山的话已经说到前面，逼清廷退位已经成为袁世凯唯一的选择。末代皇帝溥仪曾回忆说，袁世凯曾经耐心地向隆裕太后回顾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隆裕太后没有读过法兰西革命史，不知道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故事。经袁世凯这么一讲，她完全吓昏了。”溥仪回忆那一天隆裕太后的哭泣像宫廷院落里的风一样幽咽和持久，让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袁世凯觉得火候快到了，又密令段祺瑞联合北洋军将领通电奏请内阁赞成共和，反对帝制。辛亥年腊月初八，20多天前还在反对共和的段祺瑞等人再次致电内阁，指责溥伟、载泽等人阻挠共和，明确提出“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支撑帝国的最后一根支柱北洋军倒下了。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隆裕宣布退位的时候袁世凯没有去，他在石大人胡同的外交大楼等来了退位诏书，袁世凯就这样接管了国家最高权力。这天晚上，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剪掉了辫子，期待着成为共和政府的大总统。但对于什么是共和？袁世凯似乎并没有答案。
1912年，从美国回来的顾维钧出任袁世凯的内阁秘书，他曾回忆过与袁世凯的一次谈话。
袁世凯问：“共和的含义是什么？”
顾维钧回答：“共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国家。”
袁世凯说：“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
顾维钧答：“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定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
袁世凯又问：“那需要多少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
顾维钧答：“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
两人的谈话就此结束，顾维钧后来感慨到：“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倾向，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辛亥年 辛亥事从1910年10月开始，在中国东北流行的鼠疫卷走了6万余人的性命，到1911年4月底，鼠疫终于被全部消灭，垂死的帝国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冷静和组织力。疫情之后最大的挑战来自对尸体的处置，鼠疫病毒在东北的严寒天气依然能生存几月，唯有火葬才能消灭病菌，这是一次对帝国臣民观念莫大的挑战。
1月25日，中国第一部专门刑法典颁布。
5月，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宣布将民办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激起民变，引发保路运动。
6月，上海的公共租界建立中国最早的电影审查制度。
1911年夏，多年的貌合神离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日本再次会面，康有为称“相见如梦寐”。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媒体进行跟踪报道的革命。北京《国风日报》获知起义消息后立即出版号外，遭致警察干涉，禁止刊登与武昌有关的任何消息。第二天，《国风日报》在头版开了整版天窗，只印了一行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警察无奈，央求报馆该登什么登什么吧，不是谣言就行。
诈马宴之“诈马”究竟是指什么？分歧意见大致可分为“马说”和“非马说”两种，也可以称之为“汉语说”和“非汉语说”。“非马说”的代表是韩儒林先生，他的《元代诈马宴新探》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该文否定明初以来谈“诈马”者多将马牵扯进来的说法，认为“诈马”一词用汉语无法解释，而只应是一个外来语。他以“诈马宴”又叫“质孙宴”，而质孙服衣料均由使用波斯语的回回自西域贩运而来为依据，提出“诈马”一词来源于波斯语“jāmah”，指衣服、外衣。也就是说，“诈马”与“质孙”都指衣服——一指衣服的华丽，一指衣服的颜色。（注：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简称《新探》），《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收入氏著：《穹庐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5—291页。） 1989年，纳古单夫先生发表《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对韩儒林师“诈马”研究之补正》，认为“诈马”是蒙古语，音juma，是名词，指“把牛羊等牲畜宰杀后，用热水煺掉全毛去掉内脏的整畜，称之为诈马”；当用于庆典、祭祀、婚礼时加工烤制或煮制上席并举行隆重宴席，即汉语的“诈马宴”。（注：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对韩儒林师“诈马”研究之补正》（简称《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这两篇文章论证的基点有两点是一致的：一是都否定“诈马”一词与马有任何关系；二是都认为“诈马”一词不是汉语，而是一个外来语。因此，笔者将其称之为“非马说”或“非汉语说”。
被《新探》一文所否定的“马说”，主要来自明清人的著述。如明初人王祎《上京大宴诗序》云：“故凡预宴者同冠服，异鞍马，穷极华丽，振耀仪采而后就列，世因称曰奓马宴，又曰济逊（只孙）宴。奓马者，俗言其马饰之矜衒也。济逊者，译言其服色之其一也。”（注：王祎：《王忠文集》卷6《上京大宴诗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云：“北方有诈马筵席，最具筵之盛也。诸王公贵戚子弟，竞以衣马华侈相高。”（注：叶子奇：《草木子》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8页。） 清乾隆皇帝则认为“诈马”或指赛马，或指掌马食之人。日人箭内亘接过乾隆的说法，认为“诈马”应该就是乾隆《诈马》诗序中所描述的“蒙古旧俗”——赛马，并将诈马宴与质孙宴分开，认为“只孙宴只是泛指穿着只孙服参加的宴会，而诈马宴则是专指在上都举行的、有宿卫大臣与近侍表演赛马仪式的宴会”。（注：转引自《新探》一文。） 上述说法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诈马”与马有联系，故笔者将其称之为“马说”；又因他们均未明言“诈马”不是汉语，笔者且将其归为“汉语说”。
总之，“马说”是以马来解释“诈马”，“非马说”则以否定马来立论，并认为它是一个外来语。
那么，“诈马宴”究竟是“离不开那个‘马’字”，还是与马毫无关系？究竟是汉语，还是一个外来语？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且以《新探》一文为例，先来看看“非马说”对“马说”是如何否定的，其说法是否有道理。
对于王祎、叶子奇的说法，《新探》评断说：“二人都没有亲见诈马宴，只是根据他人的记述，望文生义地作解释，把马牵扯进去了。”对于乾隆，则不仅指责他“前后矛盾”，且批评他“指‘只孙’为‘马之毛色’”是“荒唐”的；认为箭内亘一文，虽然“对只孙宴作了正确的解释，但当讨论到诈马宴时，却也被‘马’字以及乾隆皇帝的说法迷惑住了”。《新探》一文对此所下断语是：对诈马宴之“诈马”一词的解释，凡是与“马”字联系起来就是错误的，这个词“在蒙古语中并无任何赛马或饮宴之类的意思，在汉语中更不得其解。”因此作者以质孙服为线索，在元代通行的第三种语言——波斯语中找到了根据，即波斯语jāmah，其语义为“外衣”、“衣服”，故下结论说：“‘诈马’一词应来源于波斯语jāmah——衣。”“质孙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预宴者必须穿戴御赐的质孙服，且以衣服的华丽相炫耀，因此人们把它称为‘诈马宴’（衣宴），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质孙’（颜色）和‘诈马’（衣服）指的本是同一件东西。”
《新探》作者是元史大家，且通晓多种文字，以其他民族语言来解释元代事物，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不过，笔者还是有如下疑惑。
蒙古族是马背民族，马是他们与生俱来、不可须臾相离的伙伴。《新探》一开始即引述元人王恽的话：“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这三者可以说是分别代表了蒙古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的生活内容。前两项不用说都是离不开马的，第三项宴飨难道会与马没有关系吗？即以《新探》一文所引录的周伯琦、王祎等人的诗文来看，诈马宴作为蒙古宫廷贵族最隆重的盛宴，在活动内容上，除官员皆须穿皇帝颁赐的质孙服外，马也是盛宴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请看下面的记载：“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只孙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采仗，列队驰入禁中”；（注：周伯琦：《诈马行并序》，引自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858页。） “千官万骑到山椒，个个金鞍雉尾高。下马一齐催入宴，玉阑干外换宫袍。”下小注云：“每年六月三日诈马筵席，所以喻其盛事也。千官以雉尾饰马入宴”；（注：杨允孚：《滦京杂咏》，引自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第1962页。）“故凡预宴者同冠服，异鞍马，穷极华丽，振耀仪采而后就列，世因称曰奓马宴，又曰济逊宴”。（注：王祎：《王忠文集》卷6《上京大宴诗序》。） 这些文献记载都说明：质孙宴即诈马宴的大会上，与会人员不仅要服质孙之衣，也要骑着盛装的马匹入场。也就是说，诈马宴上，毫无疑问是有马的。当然，在这些记载中，未看到有赛马的记述，乾隆以赛马来解释“诈马”，显然有些想当然。不过，话又说回来，否定了赛马，并不意味着同时也否定马与诈马宴的联系。因为参会的这些马们，并不只具有比赛奔驰速度这一项功能，当驮载着主人参与盛会时，它们还承担着其他的功能和作用。笔者认为，王祎、叶子奇的两段话已经道出了这些马匹参会的目的：“饰之矜衒”，“竞以衣马华侈相高”。这话也就是说，当穿着质孙服的达官显宦们盛装入宴时，他们的马也被打扮起来，让这些盛装的马来出风头，看看谁的马装饰得最漂亮，最华丽。这些盛装的马们无疑是盛宴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们为宴会添加了不少的风采。
再者，就语词结构来说，“诈马”这个双音节词，可以看作是固定结构，也可以看作是偏正结构。如果是前者，像葡萄、玻璃、质孙这一类词，那当然应该在汉语或其他语言中寻找发这种音的名词来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偏正结构的词呢？“马”是中心词，“诈”是修饰“马”的，那么，“诈马”这个词就不是“在汉语中更不得其解”，或“无论用蒙古语和汉语都是解释不通的”了。
笔者的这些疑惑在校点《全元文》郑泳的文章时被解开了。郑泳（1321—1396）字仲潜，婺州浦江（今属浙江）人，是元明时累世而居的义门郑氏之一员。少从宋濂游学四方，及壮，以才识受知于丞相脱脱，辟为三公府掾，随脱脱平徐州，征高邮，转温州路总管府经历。后弃官归乡，奉亲理家，购屋半轩，讲经论史，学者称为半轩先生。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卒，年七十六。有《半轩文集》。 郑泳曾随脱脱赴上京亲临诈马宴，应脱脱之请写有《诈马赋》一文。文中铺张渲染了作者身预诈马宴盛会时所见到的盛大场景，既丰富又细腻。全文1130字，依次记录和描述了作文的缘起，诈马宴的会场环境，排列在平坡上的盛装马匹，官员所服质孙之衣的特点，角觝、射箭等竞技活动以及百戏杂陈、奏乐宴饮的热闹场面。这篇赋可以看作是现存有关元代诈马宴的最详尽、最珍贵的文献资料之一。其中描述棕王殿（即棕毛殿）“覆以栟榈之皮”、絙以黄绒之施”、“下系铁杙”以固定、“周回廉隅，满望平芜”的建筑形式，描写只孙之衣“惟织纹之暗起”的织造特点，“三朝三易，一日一色”、“必具名而请奏”、“始蒙恩而有锡”的颁奏和穿着规定，“饮未阑”而“举圣训之音旨，陈嘉谟与嘉猷”（即宣读成吉思皇帝的大札撒）的会场程序等等，都是珍贵的史料，可以作为史书及元人诗文记载诈马宴的有力佐证。
而笔者认为此赋最为重要的文献价值，是其中对“诈马”的描写，它完全可以帮助解决有关“诈马”一词解释上的分歧。
赋中有两段描写涉及“诈马”。赋首云：“皇上清暑上京，岁以季夏六月大会亲王，宴于棕王之殿三日。百官五品之上赐只孙之衣，皆乘诈马入宴。富盛之极，为数万亿，林林戢戢，若山拥而云集。”（注：郑泳：《诈马赋》，《义门郑氏奕叶文集》卷2，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410册。）“皆乘诈马入宴”一句，笔者认为，这是对“诈马”应该落实在“马”字上的一个最好的解释。既然“诈马”是“乘”的，那它就既不是穿的“衣”，也不是吃的食品，而应是蒙古人不可须臾相离的马，这是毫无疑问的。
另一段是专门描写“诈马”的，文云：
前数里之左右兮，有两山之对峙；矧诈马之聚此兮，易葱芊之绮丽。额镜贴而曜明兮，尾银铺而插雉；雉丛身而袅兮，铃和鸾而合清徽。镫钻铁而金嵌兮，鞍砌玉而珠比；辔靶，亦皆重（不清，疑为“宝”字）。
前四句是指殿前数里地的草坡上排列着马群，它们被盛装打扮，因而原本葱郁的草地变得绮丽耀眼。后八句是具体写马的装饰：它们的额头上贴了金片而闪着亮光，马尾上插着雉羽，长长的雉羽苗条摇曳，马颈上的鸾铃叮咚作响，马镫、马鞍分别被嵌上金片和饰以珠玉，而缰绳、革套也缀上宝物。总之，这些马被装扮得非常漂亮华贵，这正是前引元明人所说的“盛饰名马”、“饰马入宴”、“个个金鞍雉尾高”、“振耀仪采而后就列”、“饰之矜衒”等说法的最好注脚。而“易葱芊之绮丽”的“诈马”，如果释为“衣服”或“食品”，显然都是讲不通的。因此，“诈马”只能是指马，指盛装的马。
诈马宴作为元代每年在上京举行的重大盛会，元人文集中多见诗咏。特别在顺帝时期，直接以“诈马”为题及以“上京纪行”、“滦京”、“上都”为组诗而咏到“诈马”的诗篇相当多，且多为数人唱和，这是元中后期馆阁诗人的一个重要题材。笔者试举数例，以帮助读者对“诈马”一词的理解。贡师泰《上京大宴和樊时中侍御》一诗有句云：“平沙班诈马，别殿燕棕毛；凤簇珍珠帽，龙盘锦绣袍。”（注：引自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第1429页。） 《上都诈马大宴五首》之一云：“紫云扶日上璇题，万骑来朝队仗齐。织翠辔长攒孔雀，镂金鞍重嵌文犀。”（注：引自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第1417页。）程文《和伯防观诈马》之一云：“龙盘虎踞抱重冈，宫殿岧峣禁籞长。今日天门呈诈马，高牙大纛是侯王。”（注：引自《诗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4册，第2841页。）廼贤《失剌斡耳朵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之一云：“诏下天门御墨题，龙冈开宴百官齐。路通禁籞联文石，幔隔香尘镇水犀。象辇时从黄道出，龙驹牵向赤墀嘶。绣衣珠帽佳公子，千骑扬镳过柳堤。”之二有句云：“珊瑚小带佩豪曹，压辔铃铛雉尾高。”（注：廼贤：《金台集》卷2《元人十种诗》，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328页。）宋褧《诈马宴》一诗有句云：“宝马珠衣乐事深，只宜晴景不宜阴。”（注：宋褧：《燕石集》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以上诸诗“平沙班诈马”、“天门呈诈马”、“重冈”、“龙冈”云云，即郑赋中的“前数里之左右兮，有两山之对峙；矧诈马之聚此兮，易葱芊之绮丽”。“宝马珠衣”云云，则是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盛宴上只孙衣和盛装马这两个最主要的特点。其他诗句也可明显看出是咏马的镂金织翠，盛装打扮。除此之外，还有一首应该提出的是袁桷的《装马曲》。诗虽不以“诈马”为名，但从诗句来看，“双龙冈”、“棕殿”写的是上京诈马宴的会场环境，“法曲初献”、“万瓮葡萄”、“驼峰熊掌”及“宝训传宣”，分咏奏乐宴饮和宣示祖训，可证这是一首咏上京诈马宴的诗。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诗的前半部，其所咏主要内容为盛装的马：“綵丝络头百宝装，腥血入缨火齐光。锡铃交驱八风转，东西夹翼双龙冈。伏日翠裘不知重，珠帽齐肩颤金凤。绛阙葱笼旭日初，逐电回飙斗光动。宝刀羽箭鸣玲珑，雁翅却立朝重瞳。”（注：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5《装马曲》，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四部丛刊初编本。）袁桷至治元年（1321）四月随皇帝赴上京，八月还大都，同行的有王士熙、陈景仁等人。袁氏百余天得诗62首，此为其中之一，收入“开平第三集”。“装马”者，即将马装饰打扮得漂亮华丽，与“诈马”同义。上面几首诗的作者，均曾赴上都亲临诈马宴，所咏为其亲眼所见，与《诈马赋》一样，应该是可信的。
明白了“诈马”所指的含义，再来分析它的语词结构。“诈马”这个双音节词，应该是偏正结构，“马”是中心词，“诈”是修饰“马”的。“诈”作为修饰语在元曲中多见，可释为“漂亮、俊俏、整齐”，其引申义有“体面、矜夸”等义。（注：分别见《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885页；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89页；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册，第361页。）根据这个义项，“诈马”可以解释为“装饰漂亮华丽的马”；或简言之为“盛装的马”。揆之《诈马赋》中“额镜贴而曜明兮”等八句的描写和上引诗句，这样的解释应该是比较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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