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的编辑约我写一个对于那群通常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工作的叙述。由于我本人也是其中的成员，也许我做不到不偏不倚。但是，我仍将努力符合编辑的要求，描述一下我们奥地利学派正在做的和想要做的事情。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领域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需要彻底变革。古典经济学家的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论点要么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要么只有在经过重大的修正和补充后才能成立。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观点一致。但是，关于缺陷的最终原因，两派观点有根本的分歧，并因而展开了关于方法的激烈争论。
历史学派相信古典经济学的错误的最终源泉是错误的研究方法，即几乎完全抽象—演绎的方法，而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仅仅——或者至少主要是——归纳的。为了完成经济学的必要的变革，我们必须改变研究方法；我们必须放弃抽象而是专注于收集经验材料——专心致志于历史和统计。
奥地利则相反，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仅仅是经济学的年轻时代的普通缺陷。政治经济学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而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它还要年轻，虽然它被过早地赋予了“古典”的名称，它其实只是个新生的胚胎科学。其它任何科学都没有一下子被全部发现，即使最伟大的天才也做不到；因此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全部被发现——甚至古典学派也没有做到——也就不奇怪了。他们的最大缺陷在于他们是先驱者；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后继者。我们比先驱者们多掌握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必采用不同的方法，为只需干得更好。历史学派主张理论应有尽可能多的经验材料的支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赋予收集工作异常的重要性并且希望完全摆脱抽象概括或者至少将其置于后台却是错误的。没有概括就没有科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是关于这个方法之争的（1），其中Menger的《社会科学方法论》（Untersuchungenu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对于所涉及的问题的处理最为深刻和全面。这里应当指出，Menger提倡的“精确”——我更愿意称之为“隔离”——方法，与“经验—实在”方法一样，绝不是纯粹思辩的或者非经验的，而是相反，全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但是，虽然方法之争是引起世人对奥地利学派关注的主要原因，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改革实证理论。他们就像在前线一手持犁一手持剑的农民一样，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和平又有成效的劳动受到历史学派的抨击的干扰，他们才几乎是被迫地花费部分时间和精力捍卫其立场并且解决强加于他们的方法问题。
那么，奥地利学派在实证理论领域中提出了什么新主张呢？
他们的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从价值论开始，其核心是著名的最终效用论。这个理论可以被浓缩为三个极其简单的命题。物品的价值是只有由拥有这些物品才能满足的需求的重要程度衡量的。哪个满足是取决于某个物品的可以非常简单而且准确地通过考察不拥有该物品时哪个愿望将得不到满足而确定。此外，显然，被物品决定的满足不是物品实际用于的满足，而是个人的全部财产能够购买的所有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为什么？因为，根据实际生活中非常简单而且确凿无疑的审慎考虑，我们总是把财产的损失对我们的境况造成的损失转移到最不敏感的地方。如果我们损失的是用于满足较重要的需求的财产，我们不会牺牲满足这个需求，而只是牺牲其它满足较小需求的财产来弥补损失了的财产。因此，损失就落到较小的效用上，或者说——由于我们自然会牺牲所有的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落到“最终效用”上。假设一个农民有三袋谷物：第一袋，A，是用于维持生计的；第二袋，B，是种子；第三袋，C，是增肥家禽的。假设第一袋A被烧毁了。该农民会因此挨饿吗？当然不会。那么他会不会不种地了呢？当然不会。他只需把他的损失转移到最无关紧要的地方。他会用C袋的谷物烤面包，不再增肥家禽。因此，真正取决于A袋烧毁与否的是可以替代它的最无关紧要的单位，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最终效用。
众所周知，奥地利的理论的这条基本原理一些其它经济学家也持有。德国经济学家Gossen在他的185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布了它，但当时它没有受到任何注意（2）。以后，同一条原理几乎同时在三个国家被三位互不相知而且不知道Gossen的经济学家——英国的Jevons（3），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Menger（4），和瑞士人Walras（5）——发现。一位美国的研究者J.B.Clark教授也非常接近了这个想法（6）。但是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运用这一基本思想于构造经济学理论。最终效用的想法是专家用于理解经济生活中的最复杂的现象并且解决经济学中最艰难问题的开门咒语。在我看来，奥地利学派的独到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方面。
万物都归于此：我们只需在现代国家的高度发达和多样的经济中的复杂现象中辨别出最终效用定律如何起作用就行了。这么做开始会很费力，但却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将依次遇到所有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将以最自然的形式出现，因而最容易解决。我将举几个最重要的情形为例——至少在不深入细节的前提下尽我所能——说明这一点。
最终效用定律的基础，如我们所见，是出于认真细致的考虑作出的物品的特定替代。那些最易于舍弃的物品随时会被用于填补更重要的地方的空缺。在有三袋谷物的农民的情形中，替代行为的因和果是很易于理解的。但是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情况则复杂得多，因为物品的替换在方方面面都超出了同种替换。
第一个复杂之处是交换造成的。如果我仅有的过冬外衣被盗，我当然不会受冻，听任我的健康受损，而是会用原本要花在其它地方的20元再买过冬外衣。当然，然后我会少买相当于20元的其它物品，而且我当然会少买我认为我最用不着的；也就是说其效用——与上个例子一样——最小的；总而言之，我会舍弃最终效用。因此，取决于我是否丢失过冬外衣的其实是最可放弃的满足，在给定的财产和收入条件下，我可能再有20美元时购买的满足；通过交换替代，损失以及取决于它的最终效用被转移到性质可能十分不同的其它满足上。（7）
如果我们仔细地深入考察这个复杂之处，我们就会遇到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给定的物品的市场价格以及各人根据各自的不同需要和偏好对这些物品作出的主观估价，与其财产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这里我只能简单地指出，对这个问题的完全的解决需要细致的研究，这个研究是奥地利学派最先开展的，而且下面我将给出他们得出的结论。根据他们的研究，物品的价格或者“客观价值”是买主和卖主根据最后效用定律作出的对于物品的不同的主观评价的结果，而且，价格与“最后买主”的评价十分接近。众所周知Jevons和Walras也得出了类似的价格定律。但是，他们的表述有严重的缺陷，而奥地利学派最先弥补了这些缺陷。奥地利学派最先找到了摆脱过去的理论——即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中的循环论证。无可置疑，一方面市场上的价格受到买主对物品的评估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同样无可置疑，在许多情况下买主的评估也受到市场状况的影响（例如，我的过冬外衣如果能在市场上用10元买到就比用20元才能买到时的最终效用要小）；那些认为供需定律需要更加精确的心理学说明的理论家（8）通常都陷入了循环推理。他们或多或少明确地用个人的评价说明价格，而且反过来，用价格说明个人评价。当然，这样的解决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奥地利学派最先通过上述细致的研究从根本上揭示了实质。（9）
物品的替代性的第二个有意思和困难的复杂之处是由于生产：也就是说只要有充足的时间，需要替代的物品可以被生产出来。正如上述情况中物品是被货币的使用替换的一样，它们也可以直接被生产资料的转化替代。但是，当然用于其它目的的生产资料就少了，而且和以前一样，生产的必然的减少将被转移到那些最易于放弃的被认为最没有价值的那类物品上去。
举Walras的例子（10）：如果一个国家发现需要武器捍卫其荣誉或，它就会用原本用于其它不那么重要的物品的铁生产武器。那么，生产武器给该国人民造成的后果就是他们损失了一些最不重要的器具；换句话说，损失落到生产武器所消耗的物质的最小效用或者最终效用上。
这一论点同样导致以某种形式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最重要的理论原理之一。这条原理就是，那些可以随意地不费力地复制的东西的价值趋向于生产成本。这条原理其实是最终效用定律在给定的实际条件下的特殊情形。“生产成本”不过是物品或者其替代品被生产出来所需的材料的总和。如上所述，物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替代品的最终效用决定的，因此，只要替代品可以被随意生产出来，产品的价值就必然与生产材料的最终效用和价值一致，或者如通常所说，与生产成本一致。
关于这种一致性的最终原因，奥地利学派有一个与过去的理论颇不相同的理论。过去的理论把成本当成原因——而且是终及原因——而把产品的价值当成结果来说明成本与价值间的关系；它假定，说明物品的价值这个科学问题只有用作为“价值的最终决定”的成本说明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相反，奥地利学派相信这只是全部说明的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成本等同于物品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当生产资料（燃料，机器，租金，劳动力）上涨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上涨；当生产资料的价值下降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下降。因此，显然必须首先说明生产资料的价值。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细致地贯彻说明时，它总是使我们看到，完成的产品的价值才是起因。这是因为，毫无疑问我们只有当生产资料能够带来有价值的产品时而且正是由于此我们才赋予生产资料较高的估价。因此，因果关系与过去的理论所说的正好相反。过去的理论把产品的价值作为结果加以说明，而把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原因，并且认为不必进一步说明。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发现：第一，生产资料的价值首先需要说明；第二，做出了这一说明而且理清了复杂的关系之网后，人们最终发现生产资料的价值才是结果，而产品的价值才是原因。
我清楚地知道这个论点许多读者初看上去会觉得很奇怪。我在这里无法阐述它甚至无法澄清常见的一些误解。我只提一点。在某些生产资料的真正因果关系出于某种理由显而易见时，过去的理论也承认这条原理；例如，就表现为地租的土地使用的价值而言，AdamSmith指出土地产品的价格并不取决于地租的价格而是相反。同样，没有人会认为铜价昂贵是由于铜矿公司股票价格高昂；而是铜矿及其股票的价值在铜昂贵时也高昂。正如不可能一条河里的水会向山上流而另一条河的水向下流一样，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中的因果关系也不会相反。定律对于一切生产资料都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在某些生产资料的情形中真正的因果关系很容易看出来，而在另一些情形中，由于情况复杂，很难看出来。在那些欺骗性的假象导致相反的说明的情形中也确立定律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之一。
也许这正是最重要的。每个政治经济学家都知道生产成本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起多大的作用——在生产理论中不亚于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又不亚于在分配、租金、资本收益、国际贸易等等的理论中。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在说明经济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重要现象时都被迫直接或间接地诉诸生产成本。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用于说明其它现象的生产成本又在现象体系及其说明中处于什么地位呢？它是不是个所有其余的价值现象都围绕着它转动的固定的绝对的中心点？还是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虽然有种种矛盾的表象——是可变的、是被产品的价值决定的？
这个问题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意义就像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争对于天文学的意义一样。每个小孩子都知道太阳和地球在相互转动，但今天人们不必成为天文学家就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在产品的价值和生产资料的价值之间存在着同样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关系。但是，任何想理解这一关系以及依赖于该关系的无数现象的人都必须知道是产品的价值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还是相反。任何想成为经济学家的人都必须首先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几乎被普遍采纳的折衷行不通。在科学体系中我们不能一会儿说地球绕太阳转一会儿说太阳绕地球转。因此，任何人要是希望主张生产成本是“价值的最终决定因素”可以继续这么做；但是他会发现这么做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我们将公正地期望他试图说明源头，用他的原理完满一致地说明价值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的现象。也许，如果他认真对待这一任务，他会发现困难重重。如果他自己发现不了这些困难，他也必须至少考虑其它人在同一深度上遇到的困难——他们正是由于这些困难最终转而试图根据相反的原理说明价值现象。无论如何，经济学理论的这一部分今后将得到比从前多得多的细心和深刻的研究，除非我们的科学想接受长期以来十分经常加诸它的污蔑，即它是关于经济事物的喧嚣而不是真正的重要的科学。(11)
成本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其实只是一个更加一般得多的问题——在生产同一个于我们有用的效用中的互有因果关系的物品的价值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的一个具体形式。能够生产一件外衣的材料能够提供的效用显然等同于成品外衣将提供的效用。由此显而易见，通过同一个效用对我们的处境产生影响的一个或者一些物品必然在价值上也处于规则的固定不变的关系。这一规则的关系最早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用清晰和全面的形式表达；它以前只是在“生产成本”的名义下以非常不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过研究。然而，这个普遍的而且重要的命题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有意义的推论，却从来没有在关于成本问题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任何关注。很常见，几个物品同时结合在一起产生一个效用；例如，纸、笔和墨一起用于写字；针和线用于缝纫；农具、种子、土地和劳动力一起用于粮食生产。Menger把处于这些关系中的物品称为“互补物”（complementarygoods）。这就出现了一个既自然又困难的问题：这里的共同效用如何分配到各个互补要素上？什么定律决定每个要素的比例价值和价格？
这个问题的命运迄今一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旧的理论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般性问题，但却被迫逐个决定潜在地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具体问题。财产的分配的问题特别需要这样的决定。鉴于好几个生产要素——土地，资本，雇佣劳力，以及雇主本人的劳动——合作生产产品，因此各个要素应占价值的多少部分的问题显然是上述一般问题的特殊情形。
那么，这些具体问题是怎么决定的呢？每个要素都由其自身决定，与别的要素无关，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是这样的：如果要说明租金，那么租金就等于支付了生产费用之后给土地剩余的部分，这里的生产成本包括所有其它费用——资本，劳动力和经理人员的利润。这里所有其它因素的作用都被认为是固定的或者已知的，而且土地被当作根据产品数量变化的剩余量撇在一旁。如果随后在另一章里需要确定企业家的利润，那么人们又假定，把所有其它要素支付了以后的剩余就是他的收入。这时候土地的租金又与劳动、资本等等一样被视为固定的了，而企业家的利润则被认为是随着生产量上升或下降的可变量了。资本在第三章以完全一样的方式被研究。Ricardo说，资本家得到的是支付了工资后的剩余。似乎是为了嘲讽所有这些经典教条，最后，MrF.A.Walker先生说劳动者得到的是支付了所有其它要素之后的剩余——面面俱到了。
很容易看出这些陈述是循环论证，也很容易看出它们为什么如此。论者根本就没有以一般的形式表述问题。他们有几个未知量需要确定，他们没有去抓住问题的关键探究普遍原理并且运用原理可以把共同的经济后果分解为组成部分，而是回避基本问题——普遍原理的问题。他们把研究活动割裂开，并且在片面的研究中每次研究某个量时把其它量当成暂时已知的。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仅仅几页前或几页后他们又把已知的当未知把未知当已知。
古典学派之后是历史学派。如人们经常所见，他们采取可疑的傲慢态度，并且声称他们没能力解决的问题是不可解的。例如，他们认为一般而言不可能说一个雕像的价值有百分之多少来自雕塑者百分之多少来自大理石。
其实，只要正确地表述这个问题，即如果我们希望分离经济的而不是物理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就可解了。它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合乎理性的企业中都被农业或工业企业家解决了；而理论只要正确地仔细地反映现实就能够发现理论答案。最终效用理论在这方面最为直截了当。这是老调重弹。只要正确地观察每个组成部分的最终效用，或者说每个组成部分的存在或不存在会添加或减少什么效用，只要如此研究下去就自然而然地解决据说不可解的问题。奥地利学派最早作出这方面的努力。Menger和本文作者以TheoriederkomplementarenGuter（互补物品理论）为题讨论了这个问题；Wieser以TheoriederZurechnung（贡献理论）为题讨论了同一个问题。尤其是后者，以令人钦佩的方式表明了应如何提出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Menger在我看来则是兴高采烈地指出解决的方法（12）。
我曾称互补物品定律为成本定律的逆定律。前者澄清了从同时的起因——几个因素产生同一个效用时的同时合作——中产生的价值，而成本定律则说明了从时间和因果关系顺序——从接续的几个因素的因果依赖性——中产生的价值。“通过前者，由协作的要素的相互的价值关系组成的复杂的网的网眼——这么说吧，网眼的长度和宽度——就被澄清了；而通过后者我们澄清了网眼的深度；但是两个过程都符合无所不包的最终效用定律，两个定律都不过是对于特定问题的特定应用。”(13)
做了这些准备之后，奥地利学派最终处理分配问题。这里他们不过是把一般的理论定律应用于一系列特殊的问题，而这些一般定律是通过漫长的但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为人所知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都是生产的互补因素。它们的价格，或者说租金、工资和利率，都由那些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的定律和互补物品的定律的结合直接得出。奥地利学派关于这些问题的特定观点我这里就不叙述了。即使我想，我也做不到在这篇文章中对他们的结论给出任何恰当的陈述，更不必说展开了；我将仅限于给出对他们论述的问题以及——如果可能——他们的工作所赖的精神的简要叙述。因此，我将仅仅简要地指出，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全面的资本理论(14)，在其中他们构建了新的工资理论(15)，此外还重新解决了企业家利润(16)和租金(17)的问题。借助于最终效用理论，最后提到的那个问题得到了简单容易的解答，它证实了Ricardo的理论的实际结论并且在许多细节上都论证得更加细致了。
当然，决非最终效用定律的所有可能的应用都作出了。说它们刚刚开始更正确。这里我可以顺便提一下，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试图将该定律运用于金融领域（18），另一些人则运用于法学的某些困难又深刻的问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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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与进一步的研究有关的是，人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改进了科学必需的工具以澄清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如经常所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一个看上去极为平常简单的领域作出了极大的改进和更正，而关于这个领域，几个国家的文献——例如英国的文献——很少论及。我指的是经济品（economicgoods）的概念。Menger交给经济科学一个逻辑工具，这就是既简单又富有启发的物品替代（Guterordnungen）的概念（20），这个概念在所有未来的研究中都有用。本文作者特别致力于分析一个似乎最简单但却是最模糊和误用的概念：物品的用途（GebrauchderGuter）的概念（21）。
相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刚刚开始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讨论（22）。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经济生活的实际需求，更不意味着他们不想把他们的抽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事实正好相反。但是只有先建好房子才能布置房间，而只要我们仍忙于建立理论的框架，我们就不必投身于同样消耗时间的大量的实际问题。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有我们的观点，我们讲授它们，但我们目前所写的文章几乎全部都是关于理论问题的，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是基本问题，而且历史学派对他们的长期无视还必须得到弥补。
那么，说这许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一些人谈论关于商品、价值、成本、资本和其它问题对于经济科学本身有意味着什么呢？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由于我本人属于被讨论的这群人，我感到有些尴尬。因此，我必须限于陈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作为整体是什么样的人，正在试图做什么；而其它人可以判断他们是否成功。
他们苦苦追求的是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复兴。旧的古典理论，虽然在当时很值得景仰，却只是一些相互间关系不明确的而且与人类科学的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的一些片段认识。我们的知识最多只能是修补，而且永远将是如此。但就古典理论而言这个特征尤为显著。先辈天才的洞察使他们发现了纷杂的经济现象中的一些规律，而且，虽然困难重重，他们也试图理解这些规律。而且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从表面深入到了原理中。但在某个深度之外，他们无一例外地迷失了方向。无疑，古典经济学家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所有的说明必须被追溯到哪一点——人们对其自身利益的关注，这种关注并没有受到利它动机的干扰，仍然是所有经济行动的最终的驱动力量。但是由于说明的中间项——人们在确定产品的价格、工资、租金等等时的实际行为应该与对效用的关注的基本动机正是通过这一中间项联系起来——的某个状况，这个中间项一直是错误的。这个状况是这样的。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只和物品打交道；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我们必须与物品还有我们——通过交换、合作等等方式——获得我们所使用的物品的人。当我们成功地表明我们的处境与物质产品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待我们的处境的态度要求我们如何对待这些物质产品时，与世隔绝的人的经济就得到说明了。而为了说明现代经济，显然需要两个过程：第一，和与世隔绝的人经济的情形一样，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利益与外在物品的关系；第二，我们必须试图理解当我们的利益与其它人的利益纠缠在一起时我们据以追求我们的利益的定律。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第二个过程不复杂——古典经济学家也不会。但是他们严重低估了第一个过程的困难。他们认为人与外部物品的关系没有什么需要说明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什么需要决定的。人们需要物品满足其欲望；人们想得到物品，并且根据他们的效用赋予其不同的使用价值。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家关于人与物品的关系所知道的和教导的。尽管交换价值从AdamSmith到Macvane先生的时代一直被广泛地讨论和说明，但人们通常不考虑使用价值，而且经常还说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无关。
但事实是人与物品的关系决不是这么简单和单一。最终效用的现论在生产成本、互补物品等方面的应用表明我们的境况与物品的关系可能有无穷的方面，而所有这些方面都对于我们是否用该物品交换其它物品有影响。古典理论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缺陷正在这里；它试图表明我们在与其它人的关系中如何追求我们的物质利益，但它却未能彻底地理解利益概念本身。自然这些说明的尝试都是不连贯的。说明的两个过程必须像机器的两个齿轮一样匹配。但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对第一个齿轮的形状和嵌齿应该是怎样一无所知，他们当然无法正确地构造第二个齿轮。因此，在一定的深度以外，他们的说明就都成为一些陈辞滥调了，而且这些说明在其推广中是错误的。
这就是理论的复兴的必然的出发点，而且由于Jevons及其追随者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努力，复兴已经开始了。对于一切复杂的经济学说明必然最终导致的经济学的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那部分，我们必须用真正的科学研究取代不够专业的只言片语。如果我们想正确地理解发达的经济秩序的全貌，我们必须细致地研究局部。这是一切科学都或迟或早达到的转折点。我们开始时毫无例外地总是考察最重要的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忽略细微的日常现象。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宏观世界的复杂和不解之谜在最小的显然也是最简单的要素上以更加奇特的方式发生——这时我们明白我们必须在对微观世界的研究中发现理解宏观想象的钥匙。物理学家最早研究天体的运动；今天他们却最多地致力于分子和原子理论，而且我们现在在自然科学中最寄希望于化学的细节带来通向对于整个科学的最终理解的重要进展。在有机世界中，最高度发达的最庞大的有机体一度引起人们的最大兴趣。今天，人们感兴趣的是最简单的微生物。我们研究细胞和阿米巴虫的结构，到处寻找细菌。我确信在经济学理论中也是如此。最终效用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它比众多的其它的早期的价值理论更加正确，而在于它标志着对经济现象科学中的那个关键的转折点的逼近。它表明了在表面上看来简单的人与外在物品的关系中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背后存在不变的定律，发现这些定律需要研究者付出心血；但在发现过程中，对人在与它人的经济关系中的行为的研究也就大部分完成了。屋里点亮的蜡烛照亮了屋外。
当然，对于许多自称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人来说，发现在他们一直辛勤耕耘的领域之外要增加一个新的领域——一个广阔的而且需要大量劳动的领域——可能会使他们感到吃惊、不便和不快。一直以来用“供应和需求”或者“成本”的陈词滥调说明价格现象多么方便啊！现在，突然间，这些支柱倒塌了，我们被迫大大深化基础，而这需要大量艰苦的劳动。
不论是否不便，我们的唯一选择是做那些前辈们忽略了的工作。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熟视无睹是情有可原的。在他们那个时代，一切都是新的和未被发现的，随便在哪里做科学研究都会带来丰硕的结果。但现在不同了。首先，我们是后来者而不是先驱者，我们没有先驱者的优势：要求更高了。如果我们不想继续落后于其它科学，我们也必须在我们的学科中引进我们现在还不具备的严格的规范。我们千万不可洋洋得意。当然，每门科学中随时都可能有错误和遗漏发生；但是我们的“体系”仍然充斥着陈腐的肤浅的错误，这类错误随处可见是一门科学处于原始阶段的确凿标志。我们的研究在触及实质之前就迷失在烟雾之中；我们的研究在遇到困难时立即变得空洞无物；最重要的问题甚至还没有被表述；我们毫不掩饰地循环论证；不仅在同一体系中，甚至在同一章节中，都有关于同一个问题的相互矛盾的理论；我们被混乱模糊的术语引向显而易见的错误和误解——这一切失误在我们的科学中频繁发生，几乎成了特征了。我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其它科学的遵守严格规范的代表人物怀着遗憾看待许多政治经济学的著名著作，并且否认政治经济学具有真正科学的性质。
这种状况必须而且应该改变。在过去40年间主宰了整个德国的历史学派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事。相反，由于它对“抽象”推理的盲目恐惧以及它的廉价的怀疑——它在经济学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宣称问题是“不可解的”而且发现科学定律的努力是毫无希望的——，它一直极大地阻挠了这方面的微薄努力。我并没有忽视他们在在提供经验数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未来将公正地表明他们如何出于片面的热情在一方面做了许多而在另一方面损害了许多。
但是古典学派和历史学派忽略了的奥地利学派今天正在努力完成。他们在战斗中并不孤立。在英国，自从Jevons以来，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同事和追随者正在进行他开创的与奥地利学派相似的研究；而全世界有很多的研究者由于受到Jevons和奥地利学派的激励，最近都接受了新思想。荷兰文的文献几乎完全是这类研究；它们在法国、丹麦和瑞典也开始为人接受。他们在意大利和美国的文献中逐日传播；甚至在历史学派的老巢德国，新思想一寸一寸地在与历史学派的抵抗斗争中夺取着阵地，现在已经占据了强大又有影响的地位。
难道这个有如此的吸引力的趋势只是个错误吗？难道它不是来源于经济学的需要并且满足了这个需要吗？这个需要长期被错误的方法压制，但最终人们依然感觉得到——这就是对真正的科学深度的需要。
NOTES:
1.Menger,Untersuchungenu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1883;DieIrrthumerdesHistorismusinderdeutschenNationaokonomie,1884;GrundzugeeinerClassificationder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inConrad''''sJahrbuhfurNationalokonomieundStatistik,N.F.,vol.xix,1889;Sax,DasWesenunddieAufgabederNationalokonomie,1884;Philippovich,UeberAufgabeundMethodederpolitischenOekonomie,1886;Bohm-Bawerk,GrundzugederTheoriedeswirschaftlichenGuterwerths,inConrad''''sJahrbuch,N.F.,vol.xiii,1886,pp.480,etseq.;reviewofBrentano''''sClassischeNationalokonomieintheGottingerGelehrtenAnzeigen,1-6,1889;reviewofSchmoller''''sLitteraturgeschichteinConrad''''sJahrbuch,N.F.,vol.xx,translatedin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vol.1,no.2,October1890.
2.EntwickelungderGosetzedesmenschlichenVerkehrs.
3.TheoryofPoliticalEconomy,1871,2nd,ed.,1879.
4.GrundsatzederVolkswirthschafslehre,1871.
5.Elementsd''''EconomiePolitiquePure,1874.
6."Philosophyofvalue"intheNewEnglander,July,1881.ProfessorClarkwasnotthenfamiliar,ashetellsme,withtheworksofJevonsandMenger.
7.Bohm-Bawerk,Grundzuge,pp.38and49;Wieser,DerNaturlicheWerth,1889,pp.46etseq.
8.AsforexampleinGermany,thehighestauthorityonthetheoryofprice,Hermann;cf.Bohm-Bawerk,Grundzuge,pp.516,527.
9.Austrianliteratureonthesubjectofprice;Menger,GrundsatzedeVolkswirtschaftslehre,p.142,etseq.,Bohm-Bawerk,GrunzugederTheoriedeswirschaftlichenGuterwerths,PartII,Conrad''''sJahrbuch,N.F.,vol.xiii,p.477etseq.,andonthepointtoucheduponinthetext,especially,p.516;Wieser,Der
naturlicheWerth,pp.37etseq.;Sax,GrundlegungdertheoretischenStaatswirtschaft,1887,pp.276etseq.,Zucherkandl,ZurTheoriedesPreises,1889.IwillnotlosethisopportunitytorefertotheexcellentaccountgivenbyDrJames
Bonar,someyearsago,oftheAustrialeconomistsandtheirviewsofvaluein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Oct.1888.
10.DerNaturlicheWerth,p.170
11.Austrianliteratureontherelationofcostandvalue;Menger,Grundsatze,pp.123etseq.;Weiser,UeberdenUrsprungunddieHauptgesetzedeswirtschaftlichenWerthes,1884,pp.139etseq.;DernaturlicheWerth,pp.164etseq.;Bohm-Bawerk,
Grundsuge,pp.61etseq.,534etseq.;PositiveTheoriedesKapitals,1889,pp.189etseq.,234etseq.
12.Menger,Grundstze,pp.138etseq.Bohm-Bawerk,Grundzuge,PartI,pp.56etseq.,PositiveTheorie,pp.178etseq.;Wieser,DernaturlicheWerth,pp.67etseq.
13.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201.
14.Bohm-Bawerk,KapitalundKapitalzins:I.GeschichteundKritikderKapitalisinstheorien,1884.[TranslatedintoEnglish,withaprefacebyW.Smart,1890]II.PositiveTheoriedesKapitales,1889;differingfromtheolderteachingofMenger''''sGrundsatze,pp.143etseq.
15.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assim,andpp.450-452.
16.Mataja,DerUnternehmergewinn,1884;Gross,DieLehrevomUnternehmergewinn,1884.
17.Menger,Grundsatze,pp.133etseq.;Wieser,DernaturlichteWerth,pp.112etseq.;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p.380etseq.
18.RobertMeyer,DiePrincipiendergerechtenBesteuerung,1884;Sax,Grundlegung,1887;Wieser,DernaturlicheWerth,pp.209etseq.
19.Mataja,DasRechtdesSchadenersatzes,1888;Seidler,"DieGeldstrafevomvolkswirtschaftlichenundsozialpolitischenGesichtspunkt"Conrad''''sJahrbuch,N.F.,vol.xx,1890.
20.Menger,Grundsatze,pp.8etseq.
纪宝成教授主编的《市场营销学教程》于1992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成为在该领域获得国家奖的第一本教科书；他领衔合著的《商品流通论》于1995年获得国内贸易部优秀教材一等奖；他主编的《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秩序研究》于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在年再度获得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他领衔的“市场营销专业系列教材建设”项目，于2005年获得中国教育界最高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此外，纪宝成教授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多种报刊杂志200余篇，累计400多万字。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纪宝成教授长期在教育管理岗位工作，近年来陆续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文集和专著，这些文集和专著是他长期以来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探讨，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不可多得的智慧美玉。2003年lo月，纪宝成教授的《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规划、体制与发展》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2004年3月，他的另一本文集《发展与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6年1月，《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纪宝成卷》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6年3月，由纪宝成教授主编的《中国大学学科专业设置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除了经济领域与教育管理领域，纪宝成教授还具有很高的国学素养，他先后在《南方周末》、《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的《重估国学的价值》、《接续文脉、重振国学》和《关于振兴国学的思考》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引发了人们关于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争论和思考。他结合MPA教育工作，发起并主持编写了供公共管理硕士(MPA)学员使用的研究型教材——《中国古代治国要论》，受到了MPA学员和专家学者的好评。
纪宝成教授同时还是一个诗人。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诗作不断，2002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词选《岁月诗痕》，收录了他自中学以来40多年间所写的诗词多首。
这些诗词既是他峥嵘岁月的记载，又是他豪迈性情的体现。
长期以来，纪宝成教授不仅在领导岗位上积极探索、无私奉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他也在理论园地善于思考、辛勤耕耘，在多个领域拥有丰硕的成果，卓然成家。
商品流通理论与经济学领域
近三十年来，纪宝成教授对商品流通理论和经济学的研究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我国商品流通理论、商业活动与市场机制、商品流通体制与运行的开拓性研究；二是将西方市场营销理论率先引入我国，并予以中国化的发展与创新；三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等宏观经济层面的研究，包括市场秩序、国有经济和国家经济安全等重要领域。
一)对商品流通理论及其运行体制的开拓性研究
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处于起步阶段，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还占主导地位。由于左倾思想的桎梏，人们普遍对商品流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等概念小心回避，甚至讳莫如深，但是纪宝成教授此时已经开始了独立的思考和积极的探索。
早在1981年，纪宝成教授就批驳了狭隘的商品流通渠道观念，他认为商品流通不单是商品由生产领域进人消费领域，实际上包含商品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的形态变化，是商品价值再分配和国民收人再分配；商品流通渠道问题也就决不只是简单的空间上的商晶流通路线问题，而首先是商品流通的社会组织形式问题、市场组织结构问题，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利益关系。o在此，纪宝成教授准确地看到了商品流通与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不能离开市场谈商品流通，这在还比较忌讳谈论市场作用的特定时期，这样的学术观点非常具有前瞻性。
而在1985年的文章《市场机制与经济改革》中，纪宝成教授更为深人地论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他认为要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就必须十分重视市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商品经济中，市场是呼唤出巨大生产力的法宝，是推动商品生产发展的强大力量；重新认识市场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正确发挥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转的功能，是推进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引入市场机制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点内容。②在中央尚未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这些理论观点无疑需要理论勇气。他还就发展商品经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特别呼吁推动价格体制改革，遵循价值规律，更充分地发挥自由价格的作用。
纪宝成教授还对当时的一些认识误区进行了批驳和厘清。
当时不少学者以及媒体将“买方市场”几乎等同于理想市场，纪宝成教授在其1985年的《“买方市场”质疑》一文中精辟地指出买方市场不是市场繁荣的代名词，也从来就不是理想的市场格局，自然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市场模式。毪十对一般认为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与社会主义无关的认识，纪宝成教授实事求是地深入分析和思考，认为我国当时出现的市场疲软，表面看是一种危及总量平衡的结构性疲软，但就成因而言，则是一种体制性、管理性的疲软，表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也有可能存在生产过剩性危机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只有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生产者，打破“诸侯经济”，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建立以市场实现为中心而不是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宏观调控体系，才可能治理商业生产者的盲动，实现总体基本平衡。氆历史也已经证明，生产相对过剩与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政治制度无关，而更多地与市场经济内在规律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会出现市场疲软和需求不足的局面，唯有科学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地搞好宏观调控，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1987年，纪宝成教授出版了其第一部学术专著《商业活动论》。这本书萌动于他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之际，针对商业经济理论教材专著匮乏的现实，根据改革开放的时展要求．纪宝成教授以商业活动为主线，对商业活动的社会经济功能、基本要素、运行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富有独到的见解，并融理论性、应用性于一炉，是当时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1993年，纪宝成教授与他人合著的商品流通理论专著《商品流通论——体制与运行》出版。该书明确提出了生产——流通——消费动态分析法，将商品流通作为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来研究，创新了研究视角与方法。该书认为过去重生产轻流通，本质上是轻视消费、忽视消费的经济表现，而忽视消费的生产不可能是健全的社会再生产。该书的出版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杜英斌认为这部学术著作具有开拓性，是现代商品流通理论建设的奠基之作，它将科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不仅具有理论深度和历史厚度，而且具有现实力度，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商品流通理论研究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周万钧认为该著作是当时众多研究商品流通论著中一部有深度、有特色、有新意的理论成果。其理论贡献一方面在于它一开始就把研究纳入科学的轨道上，始终如一地把商品流通过程确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客观经济过程，@从而破除了把商品流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为以后的商品流通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在于它深刻厘清了商品流通本质上是商品货币经济中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依存与竞争的动态的经济利益体系，从利益关系的视角把握商品流通，从而把握住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
今天，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是要知道这一历程是经过了漫长而又艰苦卓绝的探索，并非理所当然。回顾历史，表明我们唯有如纪宝成教授那样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秉承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唯书，不唯上，摆脱意识形态的窠臼，我们才能更好地进行理论创新，认清和把握现实，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
二)对西方市场营销学的弓l进与发展
纪宝成教授是引进西方市场营销学、并结合中国实际发展创新的先驱者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末，市场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计划经济体制尚未破除，商品总体上的供不应求使得市场营销的理念与方法远远没有进入大多数学者和企业的视野。
就在1989年，纪宝成教授主编出版了《市场营销学教程》，并于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成为在该领域获得国家奖的第一本教科书，引起了学界和企业界的极大关注。柳思维和施祖军等人认为该书无论在内容还是结构以及写作方法上都有创新，特别是对国内原有“市场学”的立论基础进行了新的突破，全书谋篇布局，别具一格，使人耳目一新。该书自始至终将研究焦点和视野对准企业的市场营销，但是又不仅仅分析企业，而是从卖主的角度研究市场经营问题，理性地研究企业处于市场上的动态行为，企业营销贯穿于全书的始终，是思考和分析问题的主线。同时，该书尽可能地摆脱西方营销模式的束缚，立足于中国的市场和企业，探索中国市场营销学的特色，努力走自己的路。‘p在1992年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营销学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现，市场营销学也开始广为人知。纪宝成教授没有满足已取得的成绩，针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的变化，于1995年和2001年分别对该书适时地进行了较大的修订，使其具有时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内容，与时俱进，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因此，纪宝成教授领衔的“市场营销专业系列教材建设”，于2005年荣获中国教育界最高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同时，纪宝成教授编著的《市场营销理论与方法》一书也在2001年出版。超级秘书网
纪宝成教授对我国市场营销学的研究贡献，不仅在于他是把西方市场营销学引入中国的先锋，而且在于他力图使之中国化的探索，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营销学体系。
三）对宏观经济领域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贡献
纪宝成教授对经济领域的研究视野日益开阔，从20世纪年代末开始对商品流通和市场机制的基本理论研究到年代对宏观层面的商品流通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再到最近几年对整个市场经济制度等更为宏观的经济问题研究，在学界和社会都引起了日益广泛的影响，提出的有关主张多次被国家相关决策部门采纳。我们结合时代的具体历史背景可以看出，纪宝成教授始终抓住了时展中的重大经济问题，既反映了其作为一个学者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敏锐感知和探索勇气，更充分反映了其作为一个学者所具有的对国家和时展的强烈责任感。
自1992年国家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深层次利益矛盾亦目益突出，市场秩序_f．分混乱，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转型经济期如何构建有序的市场秩序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2003年纪宝成教授主编出版了重要著作《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秩序研究》，该书对新古典自由主义演进秩序观、理性建构主义和立宪自发演进观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建构演进市场秩序观”。将其内涵界定为“利益和谐、关系和谐、收益共享、竞争适度、交易有序、结构稳定的资源配置状态和利益关系体系”，②在理论上从“市场秩序的核心”、“市场秩序的制度基础”、“市场秩序的法律基础”、“市场秩序中介组织与市场秩序”、“政府与市场秩序”等六个方面对市场秩序的构建进行理论性研究；并运用上述理论对我国在转型期面临的市场秩序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剖析了各类市场秩序紊乱的根据，提出了治理对策。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李卓元研究员认为纪宝成教授的市场秩序和谐论和建构演进秩序论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不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丰富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而且在实践上有助于深化我国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高涤陈教授认为该书的出版弥补了以往市场理论研究的缺陷，填补了我国关于市场本身研究的理论空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该著作获得2004年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于2005年再获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于n冶方经济学奖。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浪潮，以及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入推进，纪宝成教授开始高度关注国家产业安全等重大问题。一段时间以来，国内企业对海外上市可谓趋之若骛。截至2005年底，中国海外企业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3700多亿美元，海外上市公司总数达到310多家，其中80％是我国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优质国有企业；而且计划两三年内海外上市的大中国有企业还有上百家。匾对如此盲目的大规模海外上市浪潮。纪宝成教授从国家产业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指出国内大量优质企业海外上市将导致国家资本市场的空心化与边缘化，削弱资本市场价格功能和稳定性，并产生巨额上市成本，变相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损害国家利益和产业安全。为此，纪宝成教授认为必须纠正错误观念，充分认识到大规模海外上市对国家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外部性问题；从国家利益和发展战略的高度对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进行分类管理，对带有垄断性、关涉国计民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海外上市进行必要的审核和管制；取消海外上市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海外上市企业有序回归。在“第十一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纪宝成教授指出必须对海外上市企业的回归进行整体规划，分阶段、有计划、有目标地回归。在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义上，纪宝成教授作为人大代表率先提出海外上市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应逐步回归A股的重要政策性建议，受到海内外各种媒体的广泛报道，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并受到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高度评价。
参考文献
1、论文标题，不超过20个汉字（三号，仿宋体，加粗，英文用TimesnewRoman）
2、学生姓名，班级，学号（五号，仿宋，数字用TimesnewRoman）
3、摘要100-200字左右（小四，仿宋）
4、关键词：3-5个（小四，仿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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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赏析：
对话经济学家黄群慧：从战略视角看中国发展新经济
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人员，被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理事长，多所大学兼职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助理、经济学部工作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级学术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和企业管理，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当今世界正在步入新一轮科技革命拓展期，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产业化进程加速推进，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层出不穷，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增长的新要素、新动力和新模式不断壮大，“新经济”浮出水面。
所谓“新经济”，其本质是由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动新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活动，这些活动表现为人类生产方式进步和经济结构变迁、新经济模式对旧经济模式的替代。在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产业结构分化、经济增长动能亟待转换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新经济既是积极应对新产业革命挑战的战略选择，也是我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资源配置的战略要求。
为了更理性地看待“新经济”、理解新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及其政策着力点，本刊“高端访谈”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研究员。
对“新经济”的基本认识
《新经济导刊》：“新经济”这个词本身并不新，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美国一直在提“新经济”。当时对“新经济”理解不同，甚至一种美好的观点认为新经济是在信息技术和全球化驱动下呈现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等特征的经济。但到2000年下半年以后，以互联网技术和金融主导的“新经济”泡沫最终破灭，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黄群慧：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互联网这种技术和制造业结合在一起。离开制造业，仅仅停留在科技发明和金融追逐而衍生出来的经济大多都会成为泡沫。如果说在上世纪末美国提“新经济”还为时过早，现在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信息技术成本大幅度降低、信息技术已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并广泛地应用改变着社会经济生活，现在提“新经济”则是水到渠成。
现在新经济已不再是主要指美国的经济现象，而是指世界范围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驱动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形态，其技术革命基础虽然还是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新一代通信等信息技术为主，但还包括智能机器人、增材制造、无人驾驶汽车等智能制造技术，以及以纳米、石墨烯等新材料技术，氢能、燃料电池等清洁能源技术，基因组、干细胞、合成生物等生物技术。新经济既表现为基于这些新技术产生的各类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还表现为传统产业与新技术融合发展。
《新经济导刊》：具体而言，新经济具备哪些方面的基本特征？
黄群慧：新经济具有以下四方面特征。
第一，以信息技术突破应用为主导形成的物理技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相互渗透的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构成了支持新经济发展的技术和产业基础。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驱动下，整个工业系统将逐步发生内涵丰富、多层次巨大变革。现在看来，这种变革表现为四个层：一是以高效能运算、超级宽带、激光粘结、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通用技术层面；二是在通用技术基础之上的以人工智能、数字制造、机器人、3D打印等为代表的制造技术层面；三是以柔性制造系统和可重构的生产系统为代表的各种集成技术系统层面；四是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层面，而信息物理融合系统正是德国工业4.0的目标和要求。与德国工业4.0相对应，美国提出的工业互联网，就是把互联网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形成一个以智能制造为核心，能够实现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服务化转型的工业生产体系。
第二，信息（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流动性日益增强，逐步成为独立的生产投入，成为新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人类的社会活动与信息（数据）的产生、采集、传输、分析和利用直接相关，但以前这些信息或数据独立性和流动性弱。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发展，现在信息（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独立流动性日益增强，可以独立出来作为新生产要素。信息（数据）不仅逐步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独立投入产出要素，而且还可以借助信息物理系统（CPS）等大幅度提升边际效率贡献。正是信息（数据）作为新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一方面拉动了信息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包括大数据、云技术、互联网、物联网、智能终端、APP等这些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带来的大量投资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供给要素的信息（数据）流动性和可获得性的大幅度提高，进一步引发大规模社会分工协作方式变化，协作的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协作方式变了，于是出现了共享经济、网络协同和众包合作等等，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第三，不断创新的社会分工形态和商业模式更适应了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进一步拓展了范围经济的优势，进而成为新经济的效率源泉。以数据为核心要素、“以云网”为基础设施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大大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企业组织生产协作的成本，促进生产组织和社会分工方式更倾向于社会化、网络化、平台化、扁平化、小微化，大规模定制生产和个性化定制生产日益成为主流制造范式，不仅适应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而且企业组织边界日益模糊，基于平台的共享经济和个体创新创业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从而促进了新经济的快速发展。从本质上说，新经济的发展实际是发挥了范围经济的作用，范围经济成为新经济的主要效率源泉。
第四，以智能制造为先导、一二三产业逐步融合，是新经济的产业体系特征。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三次产业边界日趋模糊，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现代产业体系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现代产业体系正沿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主线不断演进，现代产业体系的最终方向是智能化，并进一步也支持了整个社会向智能化方向转型。
新经济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新经济导刊》：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发展新经济意味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而对发达国家则是“再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对于我国工业化进程而言，为什么说新经济的发展是一次重大历史性机遇？
黄群慧：进入“十二五”以后，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构成新经济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我国产业从低端走向中高端奠定了技术经济基础和指明了发展方向，为我国科学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发展主动权提供了重要机遇。与以前积贫积弱国情不同，我国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制造基础，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具有了抓住新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条件。同时，我国具有规模超大、需求多样的国内市场，也为新经济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取得快速发展，增速远远超越其它发达国家，就得益于这样的市场优势。因此，面对新经济大潮，我国可以乘势而上，抢抓机遇，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实现跨越式发展。
近两年的经济运行实践也表明了这一点。我国正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通过抢抓新经济的发展机遇来实现向经济新常态的平稳过渡。
《新经济导刊》：但是，新经济的大潮对我国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把握新经济发展历史性机遇的同时，现实存在的挑战又是如何体现的？
黄群慧：一方面，我国发展新经济的整体基础要相对薄弱，我国虽然是经济大国，但不是一个经济强国。这主要表现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亟待转型升级，我国产业主要还处于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低端，我国能够在规模和技术水平方面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还较少，我国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劳动生产率还较低，在出口产品构成中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低，我国产品质量亟待提高等等。
另一方面，发展新经济，关键在于创新能力，而我国创新能力与发达工业国的差距巨大，这主要表现在：传统产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据统计，我国95%的高档数控系统、85%的集成电路依赖进口，高端传感器、工业应用软件基本被国外垄断。2015年，我国集成电路芯片进口总额达到2307亿美元，同比增长6%，远超原油成为第一大进口商品；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够，支撑产业升级的技术储备明显不足。
例如，我国虽然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机器人产品市场，但工业机器人所需的伺服电机、减速器等基本被欧美和日本企业垄断，国产核心部件在稳定性、寿命、精度、噪声控制等方面仍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创新资源协同运作不畅，技术创新链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断裂脱节问题；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15年全球具创新力企业50强”中，我国仅有3家公司入榜，而入选的美国企业达29家。
从国际看，新经济正在重塑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竞争格局，发达工业国积极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利用其在新经济发展中的先发优势，不断强化其在全球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的高端位置，逐步形成对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替代和产业转型升级高端下压的“双端挤压”态势，不利于我国经济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发展新经济的政策着力点
《新经济导刊》：面对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和挑战，2015年我国推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对此，怎样从国家层面看待其价值？
黄群慧：这成为我国努力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大力发展新经济、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核心战略。“中国制造2025”战略旨在通过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手段、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发展、高端装备五大工程，以及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等10大领域来实现建设制造强国的目标，“互联网+”行动计划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创新创业、协同制造、电子商务等11个经济社会领域深度融合，以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如何通过更好地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是未来发展新经济的关键。
《新经济导刊》：那么，发展新经济的政策着力点主要有哪些？
黄群慧：一是加大力量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中国制造2025”战略是为新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源泉和装备基础，而“互联网+”计划则展示了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各种新经济形态的发展前景。两大战略中重合的部分是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既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所规划的制造业发展方向，也是“互联网+”行动的主战场。互联网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工业互联网，或者称为工业物联网、物理信息系统（CPS）。通过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可以实现工业的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和服务化制造，而这也正是未来制造业信息化发展的方向和制造强国的标志，无论是德国工业4.0，还是美国先进制造业振兴规划，以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都将此作为战略方向积极推进。因此，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不仅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制造强国建设的内在需要，也是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趋势，未来决定新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2016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投资明显放缓，尤其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3.1个百分点。这无疑不利于未来经济增长新动能培育和新经济的发展。新经济的发展的关键不是电子商务，而是制造业和互联网的深度融合，现在应该是制造业沿此方向升级的大好时机，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回落在一定程度表明在这方面推进力度不够。
二是完善技术创新生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发展新经济的核心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首先要注意修补制造业创新链，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科研事业单位体制机制约束，围绕行业需求整合现有创新载体和资源，构建新型制造业创新平台，开展行业前沿和竞争前共性关键技术、先进制造基础工艺等方面研发和产业化推进等方面工作，弥补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之间的创新链缺失。其次要注意构建制造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开放协同性。按照市场化原则，强化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各方面创新主体充分互动，促进信息、人才和资金在各类组织之间有效流动，形成开放合作的创新网络和形式多样的创新共同体。最后要注意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的“生态位”，提高中小企业制造创新能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从而为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创造更好的条件。
三是构建科学的政策机制，避免强选择性产业政策。发展新经济，要避免急功近利将工作重心放在大力扶持发展某些具体产业上，而应有长期战略视野，把工作重点放在完善培育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和基础性创新环境建设上，就具体包括促进人力资源培育，发展多种形式的应用型职业教育；实行普惠政策，广泛减轻企业负担，特别注重改善小微企业经营环境；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针对切实的前沿技术、新兴技术和中小企业的创新领域，而非市场本身能够较好解决的成熟技术或者具体产业，可以采用补贴、税收优惠、贴息等形式的扶持性政策。
1、转换方式，以环境经济学理论解决能耗高的问题 大家好！各位刚才谈的都是高论，我可能要讲一点怪论，高论谈不上。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转型了。因为以前环境经济学把它用做市场干预、政府管制的理论基础，但是环境经济学本身并不是主张或者要求市场干预、政府管制的。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宏观背景，我们大家都知道，经济体系是从计划经济已经转向市场经济，我们的经济结构有三次产业结构，第一次产业是在不断的弱化，第二次产业非常强劲，第三次产业正在稳定的推进。表明我们现在所处的工业化的阶段，所有的结构现在也是多元化的。工业化的进程现在从整体上是判断重工化阶段，这个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报上登着奥运会期间北京100多万民工要劝走，所以我们城市化进程波动性是比较大的。上个世纪20年我们基本上是一种劳动力密集的工业化进程，没有多少土地的扩张利用，只有老工业投入。现在我们所处的是资本密集度比较高的，我们现在要转向知识密集的工业化阶段，我们目前还没有到这个水平。 大家说我们能源消耗高，如果我们跟发达国家在同等发展水平的情况下相比，我们要远高于他们。按照“十一五”每年增加0.8个百分点，天津全市人口1050万，一年要增加一个天津出来，这样大的规模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我们看一下建筑面积，现在竣工面积每年都在十多个亿平方米，我们需要这样，大家觉得现在住房还不够，很多人还没有房住。我们钢铁的产量3亿5千万吨，比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加起来很多，因为什么？我们钢材生产出来是为了发展用的，我们要看到它有利的一面，不要光看到它污染环境。 转型确实要转，怎么转型？首先看环境经济学首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稀缺资源的效率配置。 2、环境资源是稀缺产品，将环境转换为经济资源 经济学理论就是要外部成本内部化，现实中间由于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并不考虑外部成本，我们就认为关系经济学是市场干预，政府管制。环境经济学是从公共物品转向私人物品，这里没有一个明确的产品界定，大家都来管，如果是自己的后院谁也不会来管你的。它的弊端在哪？主要是政府失策，政府失策造成的危害不会比市场失灵小，我们说环境资源它是稀缺的，它应该有产权界定，界定后就转变为私产资源，就不是公共的了。大家感觉到奇怪，为什么往大气排放污染物是往公共部分排放，美国有一个好的例子，可以有一个协定分配你可以排放多少，我可以排放，把公共资源转变为有产权界定的私人资源。如果老是公共产品，最后谁的产品都不是。 我们要把奢侈品转为必需品。我们从没有技术、没有能力，环境保护是一个奢侈品，这个不尽然，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环境中生存，它是我们生活必需品中间的部分，不仅是这样的，由于环境的保护有这么一种特性，一旦破坏以后没法儿再回过来，这会伤害到子孙后代，不光当代所必须，也是子孙后代所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必需品。从成本转向收益。一般认为环境污染是破坏环境，造成社会成本。企业治理污染是要投入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环境的物品和服务有非常大的市场潜力，保护了环境也避免了社会成本，这就是收益，环境保护产业所带来的就业是很大的社会收益。现在不管是污水控制还是大气污染控制都是非常巨大的市场需求。 从指令转向市场。环境污染传统观念就是外部成本，存在市场失灵，必须进行行政改革，其实不是这样的。传统观念认为破坏环境，将环境转换为经济资源，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统一的关系的。 3、先进国家转型运作的经验：通过市场竞争的手段降低减排成本 我们看一下英国的气候变化税。这个税是能源使用税，这个税就是外部成本内部化，它把环境当作资源，通过市场加以配置。它征收的气候变化税，或者能源使用费，并不是为了扩大税金，在征收气候变化税的同时，英国政府调低了所有公司的替雇员缴纳的社会保险金比率。 这就是把市场扭曲这一部分纠正过来，这样一来对环境保护是非常有作用的，这样企业跟政府谈判更简单，提出自己的环境保护的目标，政府给他80％的税收减免，使这个企业有一定的竞争力。 第二个例子我们看全球的气候保护，把公共物品转换成私人物品，在全球气候谈判中非常明确，大家认为有气候变化，会有灾难，那我们就减排，这就是达成一种协议，这个协议是有量在这的，第二它并不是一刀切，欧盟减排量是最高的，相对于1990
由邓小平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回过头看，30年前，当改革开始的时候，至少有两件事我们没有预料到： 第一，我们没有预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最初，改革领导人设想大约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即使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改革者仍然乐观地预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应该划上一个句号（所以有“三五八”改革规划）。但3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改革将终于何时。 第二，我们没有预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不少人抱有怀疑态度，甚至觉得有些“冒进”。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邓小平预期的还要快。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达到25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从1978年的第2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当初，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30年后，人民币汇率会成为国际经济问题；我们更想不到，到2007年的时候，世界市值最大的十大上市公司有5家是中国公司。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要理解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及其成就，我认为有五个转变最关键： 第一，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 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下，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完全依赖于计划官员想象中的“社会需要”。比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缺少的是轻工业产品，因为计划官员固执地认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工业，所以大量的资源都投向重工业。结果造成消费品的严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费品没有一件不靠票证才能买到。 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信号，也是激励人们做出最优选择的机制。价格由产品的社会价值和生产成本决定，反映的是供求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引入了市场，有了价格信号，需求诱发供给，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评价最高，资源就被引导到生产什么产品。价格不仅调节资源在不同产品之间的配置，而且调节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配置。记得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重要资源（比如钢铁原材料）基本都是由国家计划配给国有企业。后来，由于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出现——它们效率更高，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使这些本来归国有企业使用的资源，通过各种渠道转向它们，用来生产居民最需要的产品。逐渐地，短缺消失了，市场上的产品丰富起来。事实证明，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远比国家计划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价格机制是通过双轨制逐步引入的，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双轨制保证了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经济的剧烈振荡，由此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双轨制也缓解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一场剥夺既得利益的革命。 今天，价格信号不仅调节绝大部分产品市场，而且也调节要素市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所有要素市场中发展最充分的，市场工资已成为调节人力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如果没有劳动市场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就业，也就不会有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而后者正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门。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受政府管制最多，存在的问题也最多。如何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干预，让价格机制（利率、地价）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得死的资产变为活的资本，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政府还应该避免在劳动力市场上引入过多的政府干预，毁掉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 第二，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 现实世界中，任何资源配置都是由人做出的。企业也好，政府也好，本身只是一个组织形态，不会作任何决策，真正做决策的是人。不同的体制下，决策的主体不同。计划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队伍的兴起，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向企业
《女性主义经济学》由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路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季刊，每年4期，但期数并不固定。杂志比较固定的栏目有“原创论文”、“书评”、“信息公告”（会议、获奖、论文要求、研究计划公告），还有一些不定期的栏目，如“对话”等。该杂志有印刷版与电子版。其主编为戴安娜・斯特拉斯曼，副主编共25位，其中美国17位，英国5位，加拿大1位，荷兰1位，印度1位，主要来自各大高校和研究所。其享有盛誉的编委会共41名成员，集合了很多经济学家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包括阿玛蒂亚・森(Amatya Sen)和其他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具体构成为：美国23位，挪威2位，意大利1位，西班牙1位，加纳1位，巴西1位，英国2位，阿根廷/墨西哥1位，澳大利亚1位，瑞典2位，加拿大2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位，荷兰1位，马来西亚1位，智利1位。其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会在杂志的办刊方向、栏目设计、议题选择以及文章筛选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杂志的学术质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为一本国际性的权威学术杂志，所投稿件的语言可为英语、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如果以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提交的论文被编辑部录用，还需提供一份论文的英文翻译稿。其所有文章都实行同行评审，论文录用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论文要在充分阅读、研究大量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完成；语言宜清晰简练，通俗易懂，必须适应杂志宽泛的国际读者群；论文要以创新的方式跨越学科之间的边界，其观点要对女性主义经济学有重要贡献。[1]《女性主义经济学》因其公认的高质量和内容、以及主题方面的重要性曾荣获美国1997年度“最佳新期刊奖”。[3]2005年，《女性主义经济学》在最优秀的妇女研究期刊中排名第二位，依照汤普森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在175个经济学期刊中，它排名第二十位。其排名高于有着长久历史的著名经济学杂志，如《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世界发展》和《经济学杂志》，它也仅比美国的经济学会的旗舰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低5位。[4]目前，这本杂志在世界五千多个图书馆和机构可以看到，有大约600个个人订户，且半数以上的读者和机构订户生活在美国之外。[5]
作为一本具有创新性的女性主义学术杂志，《女性主义经济学》欢迎各种不同的学术声音，鼓励批判性的学术交流，其研究注重将女性主义者在理论、历史和方法论方面的成果延伸到经济学和经济研究领域，并吸取人类学、文化研究、批判种族理论、地理学、历史学、法律、文学、哲学、政治学、后殖民研究、公共卫生、心理学、科学与社会研究、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成果和视角，[5]对经济学学科尤其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模型、主题、方法提出质疑和挑战，对经济学知识产生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进行深入分析，考查经济学知识被建构和合法化的过程，考查经济当中性别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对诸多不同领域（包括那些并不直接与性别相关的领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体现了跨学科的女性主义研究向经济学领域的渗透和发展。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具有强烈的现实人文关怀，其目标不只是为了产出和发展更多具有阐释力和创新性的理论，而是致力于改善所有孩子、妇女和男人的生活境况。[1]因此，《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的另一个集中关注是：对那些影响孩子、女人和男人生活的各种经济问题进行女性主义的探讨。总之，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扩大和丰富了经济学话语，并吸引了许多专业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
《女性主义经济学》探讨的主题非常广泛，主要集中在家庭、劳动力市场、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论探讨、女性与全球化、妇女与财产、性别和老龄化、经济学教学改革、经济学界中的联盟和性别、女经济学家的地位、性倾向等许多方面。家庭问题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也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庭研究的主要内容：一是对贝克尔和舒尔茨等人的“新家庭经济学”以及博弈论进行了批判，对贝克尔“新家庭经济学”的有用成分如揭示了家庭关系的父权制基础、妇女的依附地位和家庭中的利他主义行为，予以利用并形成政策以提高妇女的地位；提出女性主义的新的替代性分析方法，如“协作性冲突分析法”(cooperativeconflicts approach) ，它吸收了博弈论中合作交易的某些思想，如合作会使交易双方获益，对合作收益的分配取决于交易各方的“威胁”或“退出”。研究认为，在婚姻和家庭内部“威胁”或“退出”有助于提高女性的协商能力，儿童、外部共同体（community）、文化等因素影响着家庭交易的结局以及婚姻/家庭内的个体行为。“协商和性别关系：在家庭内外”一文指出，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替代性模型为分析性别关系以及性别不对称是如何被建构和被挑战的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但它们忽视了家庭内部性别动态的一些重要方面：什么因素（尤其是定性因素）影响了协商能力？社会标准和社会认知在协商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妇女是否比男性较少为自利动机所推动，这会影响协商结果吗？文章认为，绝大多数针对协商的讨论几乎没有谈到家庭之外的性别关系，以及家庭内外协商能力的联系。指出了它们的复杂性质以及在决定家庭内部动力学结果方面的重要性，并将协商方法从家庭扩展到市场、外部共同体以及国家这些相互衔接的领域。[6]二是对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家务/无酬家务劳动、家庭政策/计划、工资/家庭工作和福利政策、儿童看护问题进行性别分析和思考，如“家庭计划的性别分析：超越女性主义和人口控制争论（1996，2）”、“1870-1930年美国的家庭服务业和经济增长（1996，1）”、“丈夫、妻子和家务劳动：斯坦福和东京大学的毕业生比较（1998，3）”、“工资工作、家庭工作和福利政策（1995，2）”、“对荷兰无酬工作重新分配的设想（1996，3）”、“基于帮助工作父母的一项福利改革（1995，2）”、“对帮助工作父母计划的思考（1995，2）”、“关于帮助工作双亲的计划：一些可能性和问题（1995，2）”、“照护劳动的悖论（1995，1）”、“美国和法国政府对有孩家庭的支持（1997，1）”、“欧洲照护制度比较（2004，1）”。另外，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如工资差距、职业分割(occupationalsegregation) 以及职场性别歧视等也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近年来，杂志还加大了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相关现象的关注。关于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的探讨，也有不少的研究。例如，“经济学研究需要跨越方法的边界（1997，2）” 、“将性别引入市场（1996，1）”、“将公正引入性别分析（2000，2）”、“焦点群体：对性别省思方法的贡献（1997，2）”、“第一世界/第三方标准：经济学生产边界的女性主义批评（1997年，3）”、 “女性主义思考能使经济学更加客观吗？（1995，1）”。
《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自创刊以来就一直注意集中讨论某一议题，如1995年第2期的儿童看护问题研究、1997年关于性倾向问题的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与思考等，或在一期杂志中集中几篇文章对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进行介绍与评价，如1998年第3期，就以简短传记、访谈和论文的方式对著名的经济学家、IAFFE创始人之一的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进行介绍，对其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进行了评述。近年来，尤其是2005年以来，《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地区的转型经济现象和热点经济问题的探讨逐步深入，开始以系列论文或专刊的方式予以关注和讨论。在转型经济研究方面：1989年中欧、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瓦解和苏联解体后，这一地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大多数国家经历了失业增加、工作条件更为恶劣、养老金减少、健康和孩子照护方面的公共开支削减的状况，转向市场经济对男人和妇女的福利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变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妇女。系列论文“中欧、东欧的性别与变化”，旨在探讨与这些过渡相关的多种问题，如这一地区转型经济如何改变了妇女和家庭的经济地位，以及经济制度在塑造性别角色方面的作用，等等。已经刊发的文章有“解释偷税漏税中的性别差异――以阿尔巴尼亚蒂朗岛为例”、“转型经济中的女企业家――以立陶宛和乌克兰为例”、“妇女与其伴侣之间的经济关系：重新统一后的东西德比较”。另外，作为一个正处在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中，经济充满活力，经济成就世界广为注目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制度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女性同经济之间的关联也成为女性主义经济学关注的焦点， 2007年《女性主义经济学》出版了以“性别、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 为主题的专刊（3-4期合刊），集合了12篇文章，内容涉及中国农村的土地管理及所涉及的性别问题；计划生育和土地政策执行过程、效果的性别偏差及其影响；农村妇女参与市场工作的工资不平等、参与市场工作是否提高其家庭地位；中国农村的性别流动和劳动力过剩；转型中国卫生保健政策改革的性别公平；宿舍劳动体制产生的性别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中国妇女劳动权益的法律思考；中国消费文化的性别化发展、中国的“美丽经济”等。其二，以专刊的方式专题讨论一些妇女问题。如2005年专刊（第2期）主题为“性别与老龄化”（8篇），2006年专刊（第1期）主题为“妇女和财产” （10篇文章）。2008年，《女性主义经济学》计划出版三个专刊：“无酬工作、时间使用、贫困和公共政策”、“艾滋病、性与经济发展”以及“不平等、发展与增长”。 “不平等、发展与增长”专刊，主要针对的是：过去几十年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市场自由化的日益增长，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扩大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持续的工资差距与经济迅速增长同时发生，另一方面，在一些工业化国家，性别工资差距改革与日益增长的阶级、种族和人种不平等相关联。尽管民族国家尝试通过形形的政策（劳动市场、社会、货币、财政和工业政策）规避不平等，但市场自由化已经削弱了在减少不平等方面的成就。《女性主义经济学》编辑部认为，尽管女性主义研究已经得出宏观经济具有性别化影响，然而，理解社会群体之间与性别、阶级、种族、宏观经济包括就业、输出、增长和发展相关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进一步证据是必要的。将性别融入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努力发展更多的性别平等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需要对这些批判性问题的更为详细的关注。该专刊将提供一个分析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以及转型国家的不平等、再分配和增长的论坛。研究主题包括全球化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以及通过阶级和种族与不平等的联系；性别不平等（福利、收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经济对无酬劳动的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性别；福利不平等的评估（健康、教育）；再分配政策、发展和增长；平等的就业机会政策、家庭友好政策、社会安全网络和宏观经济政策；社会保险和性别不平等；区域和全球对不平等的反应；等等。
当然，《女性主义经济学》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有限。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作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呈现自身，但事实仅仅关注男性的生活和利益，忽视、低估或歪曲妇女的生活和利益，存在严重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作为一个开放的研究和讨论平台，《女性主义经济学》在创办后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从研究主题和内容、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式和性别偏见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判和挑战，冲击了主流经济学的根基，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就其研究成果以及相邻学科的学者对其日益增长的兴趣和投入来看，《女性主义经济学》是欣欣向荣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自说自话现象，其理论贡献对这个日益保守的主流经济学专业核心影响有限。其二，美国/欧美中心主义倾向。事实上，《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非常用心地避免这种倾向，如其编辑政策：鼓励世界各国学者就女性主义经济观点展开对话和争论，尤其欢迎来自南方国家以及关心经济问题的非经济学家的论文；论文要适应更加宽泛的国际读者，而非仅仅某个特定国家的读者。在实践层面上，它对来自非西方国家的论文给予了比较强有力的支持，也确实发表了相当数量的非美国论文；另外，它还要求作者对论文中所有具有北美特性的术语进行解释（如Medicair or K-12），以使其内容能在不同学科、文化、阶级和国家间获得理解并进行讨论。但是，无论从杂志的主编、副主编以及编委会和发表文章的作者构成，还是从研究兴趣、研究议题来看，尽管趋势是在改变，但其美国/欧美中心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来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论文很少，与第三世界学者不能形成有效和成规模的学术对话和交流。其三，对性别分析过度重视，在引入民族、种族、阶级等视角综合研究方面相对不足，进而影响到对社会关系的深层次研究。
[参考文献]
[1]Feminist Economics.tandf.co.uk/journals/titles/13545701.asp - 26k - 网页快照
[2]IAFFE. 省略/ - 12k - 网页快照
[3]Feminist Economics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en.省略/wiki/Feminist_economics - 46k - 网页快照
[4] Byb.J. Almond.Feminist Economics Rises in Journal Rankings [EB/OL].
media.rice.edu/media/NewsBot.asp?MODE=VIEW&ID=9250& - 18k - 网页快照 - 类似网页
本文的标题叫“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要付诸实用”，可能有人看了这个题目觉得困惑，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运用得非常深入、广泛，老少皆知。例如，私营企业搞公私合营、进而全部企业搞成国营、农村搞合作化公社化、批资本主义脑袋、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句话：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全部生产资料和产品都归无产阶级的代表支配，剥夺者被剥夺，还不都是运用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吗？是啊，马克思是主张全部生产资料和产品归无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可是事实结果是只能归无产阶级的代表所有，这些无产阶级的代表能否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是只代表代表们自己的利益，人们不能依据国家意识所标榜的东西来判断，这本来是马克思所应该想到的。象上世纪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里的无产阶级根据自身几十年的生活体验，觉得自己的代表代表不了自己的利益，换个资产阶级人物来管理管理国家也可以试试。不行还可以轮换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波兰的瓦文萨当了几年大总统，多数人不满意，那就自动禅让，还回格旦斯克造船厂车间里当他的工人。Revolusion，革命就是轮换，轮换就是革命，换换总比不换好。
上面这种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运用，那是把马克思经济理论当作武器、当作维护集团党派自身利益的法宝来使用，这种付诸实用，历史证明许多国家的大众不欣赏，本文也不谈。
最近看到许兴亚、于金富的网文：“‘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论坛’会议综述”（[1]），里面介绍了一部分先生是这样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
在国内学者编著的许多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教科书中，往往在开头引述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原理，而在后面的论述中，却并不见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具体运用。所谓“实用主义化”，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中，“穿靴戴帽”、“南辕北辙”或“两张皮”等等“架空”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也就是有不少教学单位和研究生，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应用看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以至于“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许多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名义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实际运用的却大都是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或者开篇就声明，“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若干卷，但在正文中对此并无具体体现。有更多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其实，何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就是他们的导师，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多面手？看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的领导机构理事名单（[2]），其中不乏编著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高手。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非常关心“经济”，只要有“经济”，就是叫他编著一部“关公战秦琼”的大作，他也会轻车熟路、一挥而就。——这种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运用方式，也不是本文要讲的付诸实用方面的问题。
本文打算大题目小做，讲些具体细节例子，说明德国民间经济学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不应该停留在高谈阔论，应该付诸实用，指导点具体的经济活动，以至造福劳动者。
例子1。马克思的垫付资本理论要付诸实用
马克思讲资本运动，是从垫付资本开始的。垫付资本分两部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是用来购买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资料的，而可变资本是用来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我们实际是怎么运用的？有些政绩工程，什么资本也不用垫付，负债上马，以权力信誉作担保，先让业主垫支。业主接到工程不敢怠慢，但只肯垫付不变资本，农民工的工资，对不起，要等工程款到账后才能支付。一年一度年关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又见诸报端。从经济理论上讲，这是没有按照马克思的垫付资本理论进行操作。也许有人会说，马克思的垫付资本理论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能照抄照搬，应该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经过如此这般一发展，就变成万物生长靠太阳，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农民工就只有依靠太阳的光芒进行光合作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权了。
例子2。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等于生活费用的原理要付诸实用
劳动力价值等于劳动者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中包括吃、穿、住、行、娱乐、受教育、繁衍后代等等方面。我们几十年是怎么操作的？低工资，吃穿都不够，住房要等分配，有的劳动者等到退休也没有分到房子，有的住房面积远不到位，只能到那里去讨要了；科学技术人员的工资里不包括买书的费用，要看书上图书馆借阅。现在搞改革，什么书报费、副食补贴、房贴，贴贴贴。这么改下去、贴下去，不就改到跟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情况一样了吗，不就证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等于生活资料价值原理的真理性吗，这就叫客观经济规律。现在受教育费用一高再高，劳动者的最低工资够得着吗？
例子3。利润率的计算公式是怎样的？
媒体和统计报告常常提到利润率这一经济指标。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剩余价值是相对于可变资本而言的，利润是相对于垫付总资本而言的，利润率应该等于利润除以垫付总资本。通常提到的利润率应该指这样的利润率。马克思的利润、利润率、垫付资本等等概念，不是自己拍脑袋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大英图书馆收集大量资料得到的，是符合生产实际的。在实际应用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利润率定义，如：销售收入利润率、成本利润率、产值利润率、资金利润率、工资利润率等等。欧美主流经济学那里不使用“垫付资本”这个概念，而是采用“资本”、“投资”这类模糊概念。“劳力和知识都是资产”（张五常：《卖桔者言》，[3]），按照这样的定义，劳动者的劳动力一下子变成了“人力资本”，人人都成了拥有“资本”的资本家。而“投资”通常又仅指固定资产的投资，不包括流动资本的投资。于是，有的管理类教科书中就把利润率定义为利润与固定资本的比值，而把纳税后的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称为总资产的投资所得率。我不知道我国的国家统计局是怎么计算利润率的。这么多互不一致、出入很大的利润率定义，仅仅简单地报告一个“利润率”多少多少，叫人家怎么作横向经济比较？这么多不同的利润率相互之间的换算公式又是怎样的呢？
例子4。马克思经济理论应该用来指导国家作宏观经济调控
现在国家用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依据，说白了，就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就是J.M.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国民经济那一套。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分配到经济管理部门，人家不欢迎，说他们只会搞公私合营、大批判云云；什么经济模型、动态分析、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利率调整，汇率管理，……一概茫然。现在好了，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去学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等，有人说得更刺耳：这是缴械投降。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本来让你去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叫你能够批判它，结果倒好，赔了夫人又折兵，一个个变成理性经济人，齐飒飒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就出现前面许兴亚先生文章中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一百多年间没有多大发展，形式上老一套，不看就知道您想说什么。其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是可以变变形式，以适应国民经济管理的需要的。光讲无产阶级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又没有具体可操作的管理方法，还不等于零，还不让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方法钻空子？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相当严密的，本身就有许多计算公式。例如，产品价值W＝C+V+M，垫付资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利润率＝利润÷垫付资本，成本＝……。如果把这些文字公式变换成数学公式，就可以进行运算，就可以构建数学模型，就可以作动态分析，作经济预测，一句话，可以用于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有人担心这样一来会使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走上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相重合的道路，甚至有人认为是凯恩斯发展了马克思的国家管制国民经济理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的，是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因而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主观想象的基础上的，其许多经济预测都经不住实践的检验。非常著名的凯恩斯“乘数原理”就十分荒谬可笑，我已有另文阐述，这里不再重复。实践表明，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所作的经济预测，与依据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所作的经济预测不同，但符合国民经济现实。
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对一国国民经济趋势的跟踪过程、随动过程、动态过程，不可能有一劳永逸、从此“着陆”了、高枕无忧了、不用费心调控了的时候。
肯定有人要说：如果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改变形式，列出许多公式、数学模型，甚至经济数据的核算、统计也都参照马克思的公式表示，那就是把神圣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庸俗化、简单化”，甚至扣上违背“原则”之类大帽子。“有的专家还指出：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精神，一定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前提下，更好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以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整个理论经济学的繁荣发展。”（[1]）怎么“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由谁来区分？几十年来就没有区分好，这是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当然，肯定也有人会说一直区分得很好，没有问题。我就搞不懂，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什么就不怕你说“庸俗化”，你越说它是“庸俗经济学”，它越来劲，什么“市场经济学”、“垄断经济学”、“混合经济学”、“数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比较经济学”、“消费经济学”、“供应经济学”、“经营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增长经济学”、“短缺经济学”、“过剩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人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住宅经济学”、“地域经济学”、“技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新凯恩斯经济学”、“转让经济学”、“歧视经济学”，……好了，气都快喘不过来了。有个国家的某个政党，人家骂它是“蠢驴”，它干脆拿草驴作党徽党旗，因为驴子勤勤恳恳为人类干活，能够得到大众拥护。要是老虎屁股摸不得，选民肯定不投他的票；老拿“原则”当紧箍咒，不利于社会科学的进步，也不利于自然科学的进步。
愿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能够得到创新、发展、运用于经济学的各个领域。
参考资料
[1]许兴亚、于金富：“‘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论坛’会议综述”，*年8月，
/com/mkszyjjx/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七届领导机构成员名单，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 台湾 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 现代 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 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 政治 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 （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 历史 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 哲学 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
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 法律 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 历史 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性行为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 计算 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 经济 发展 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 企业 、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 教育 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从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性行为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 科学 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 历史 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 中国 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文化大
革命”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性行为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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