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不竭的动力。人们不但要学会获取新知识，更要学会运用新知识以及创造新知识，这样才会获得可持续发展。国外大学教育以设立创新基地、改变教学形式、调整课程设置、创新经费补贴等方式鼓励创新，为广大学生创建了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MIT让本科生参与研究项目，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几年前欧洲共同体创办了一所“欧洲高等学校研究生院”，接纳欧洲共同体各国富有创造力的大学生到校深造，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工作。美国很多大学的教学方法很值得学习，如讨论、读书报告、小组工作、社会调查、实习、实验等，一般采用的是交互式教学模式。在教学中，教师不再唱独角戏，而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发挥创新思维能力、勇敢表现自己并提出各种问题，允许学生标新立异和个性化发展。盛行世界的“问题教学法”使得学生对知识和真理充满了好奇与追求，同时也活跃了课堂气氛。国外大学课程成绩并不是由考试一刀切决定的，而是由考试成绩、平时测验成绩、课后作业和论文完成情况、课上讨论和小组工作时学生的表现等构成。
另外，考试大多采用“带回家”的开卷形式，试卷内容重视考察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以生为本的体制，充分考虑了学生的兴趣，从而调动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也更好地为他们的前途考虑。在入学时不规定专业，而是在全校范围内广泛选课，在二年级时学生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兴趣自由选择自己的专业与课程。美国许多大学还开设了一系列关于创造能力培养和创新思维能力训练的课程，以提高其创新能力。纵观我国的教育情况，我国许多大学的教育一直“以知识为中心”，把知识与创新能力等同起来，把知识与书本、课堂等同起来，从而造成了“死读书”的情况。许多大学教师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不注重与学生互动，而且上课形式及考核形式单一，课程设置不灵活，没有给予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为此，我国的大学教育应以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扭转考试强等于能力强的局面，采用多种互动形式的教学模式，建立“发展型”的教学评价体系。另外，大学教育应成立创新教育基地和创新科研基金，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大学生搞科研创新活动。
二、基于能力本位的实践教育
能力本位教育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成为欧美教育界关注的焦点。基于能力本位的实践教育是构建以能力为导向的建立在非书本上的学习活动，着重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动手能力、创造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合作能力以及社交能力，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国外大学教育从课程层面、课外活动、专业实习等方面开展了实践教育。美国各大学增设了许多实践课程，如实验课、实习课、见习课等，推动了教育的实用性。MIT要求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斯坦福大学要求各学科每周至少开展一次面向工业界、企业的咨询与交流活动。不管是欧美还是日本的大学，他们都非常注重加强与企业、社会的联系，并有着长期的合作，鼓励学生走出去，要求学生到工厂或企业参与实习。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培养了大批面向社会的应用型人才，避免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脱钩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此外，国外大学都很注重开辟第二课堂，鼓励学生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不但丰富了校园生活，而且锻炼了大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激发了大学生的潜能。
国外的课外活动非常丰富，形式多样，如学术、娱乐、体育、宗教、公益等，常见的有模拟法庭、篮球联赛、俱乐部活动、沙龙、演讲比赛等，既增长了见识，又锻炼了能力。课外活动是实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综合素质教育的体现。我国的大学教育应设置以能力为导向的实践课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和能力选择自己的培训课程；改变“以知识为中心”的教学考核方式，增加以能力考核为基础的综合性评价方法；以校企合作的方式鼓励和安排学生去企业实习，将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中，同时也让学生更早地接触工作环境和社会，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并寻求与企业的多元化科研合作，深化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从而形成以项目为中心的多方向辐射能力培养机制；拓宽课外实践活动形式，建立综合性考核机制，提高学生课外活动的参与度。
三、注重校园文化建设
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历史的积淀、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的软实力，也是大学的精神核心所在。大学文化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是无法移植效仿的。大学校园文化凝聚了学校的特色和独有的风格，是大学走向世界并成为一流大学的内部驱动力，也是科技创新与思想发展的摇篮。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包括物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在物质文化建设方面，西方国家的大学校园多为历史悠久且各具特色，与校园文化相得益彰。同时，西方国家的大学校园与社区融为一体，不设大门和围墙，即被称为“无边际大学”，显示了文化的开放性。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国外大学的校园文化配套设施齐全，资源丰富，能完全满足学生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与渴望。哈佛大学之所以闻名于世，最令其骄傲的是拥有90多座图书馆，基本上每一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馆藏资源1500多万册，培养了3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耶鲁大学体育设施齐全，篮球场、足球场、游泳训练中心、皮划艇等体育设施给体育文化建设提供了可靠保障。此外，国外大学都积极倡导学术自由，充分给予学生平等、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论是在政治和上，还是在选课、选举上都享有绝对自由的权利。从国外大学的文化建设中窥知，要推动我国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需主要从以下方面下工夫：首先要加强校园文化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尤其是图书馆建设；其次要以人为本，大力倡导学术自由，充分尊重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最后要开展多样的社团活动，利用校园广播、报纸等媒介进行文化宣传。
四、完善的教育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科技的进步，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组织。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在《大学功用》一书中提出了新的大学理念，即巨型大学理念。对于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来说，需要有完善的制度或模式去管理。国外大学的管理模式主要分为五种：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式、教学人员管理模式、公司管理模式、董事会管理模式、混合管理模式。国外大学一般都拥有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学术与行政各司其职，互相促进。耶鲁大学采用董事会管理模式，它已被写入耶鲁大学，是耶鲁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有监督权、审核权、决定权等，负责制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这种管理方式高效、民主。学术与行政分权而治，相互配合。耶鲁的传统之一是采用教授治校，因而采用教授终身制的人事聘用制度。获得教授终身制的教授必须是国际领域最优秀的前三名，因而筛选要求非常严格，为了提高教授的积极性，而后采用了有期限的合同制。在财务运作方面，耶鲁大学采用董事会、校长、教务长三权分立的制度，使得操作各方相对独立，避免了钱权交易。另外，耶鲁大学强大的财力投入主要是来源于学费、项目资助、捐赠三部分，保证了各项职能的顺利进行。我国很多大学管理中的行政主导、“官本位”思想仍然比较严重，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之上，造成了学术与行政权力失衡以及校园学术不端和腐败的现象。因而要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改革，还校园一片学术净地。
五、大学教育国际化
关键词：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新教育社会学立场理论
教育社会学并没有让人眼热的，但有骄人的贡献，有充满活力的现在，活力后的纷争又预示着未来的发展。它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从诞生始，它就不处于边缘地位而成为教育学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标的“母学科”之一。1971年以来，这一领域闪烁着一群光彩夺目的星星，譬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鲁(Giroux)、瑞威（Renway）、赖塞尔（Lather）、麦克赖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1。当然还包括不久前刚逝去的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的研究凝聚着一个杰出社会科学家对教育问题与实践的关注与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划地为牢地限制在贴着教育学家标签的狭小圈子中。他们的研究使教育社会学——无论是登台唱大戏的各路理论流派，还是唱念坐打招式不同的论与认识论，皆成为吸引人的智力同时生长快速的领域。
鲍尔（StephenJ.Ball）在2000年出版的《教育社会学：重要论文集》（SociologyofEducation:Majormes）出口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任何教育社会学的努力都是困难的，相应作出的任何概括也是脆弱的。本文无力也无意步此后尘，仅从最吸引笔者的两点出发，即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在研究主体上，追问“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的凸现，以透析西方、准确地说是国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一、“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make）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向日葵——“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make）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Take）与建构（Make）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Take）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所关注的是化民主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艾坡（Apple,1996）将其表述为社会分层与所达成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出身——先赋地位（社会阶层、地位、性别、种族等）与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为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教育对既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学校教育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援助，使他们能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起点上开始其职业、文化与社会历程，因而学校被视为一个生产民主与公平的社会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与卡尔（W.Karle）的《欧洲教育体系的社会选择》，多尔·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国中等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从数字到理论》等5。
一币两面，“补救”的社会学又有一美誉——“黑箱”的社会学，只关心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忽视——严格地说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过程。
建构（Make）及其后的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从自然主义视为当然、准确地说视为处起步。对教育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传统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来源——新马克思主义、互动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依照“敌人的敌人即为朋友”的简单分界，它们常被笼统地视为一类，并被冠以“新教育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会学（NSOE）的核心就在于坚持不断地建构（making）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务。“教育的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在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下被表述为事关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命题，被解释主义者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域：在时间滴滴哒哒的流逝中，学校这个黑匣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在扬（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识与控制”的问题7。教育机会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民主这样一些核心价值，其后又是所建构（make）出的“贫困”概念。在英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贫困”的内涵逐步由经济意义转变为文化意义，贫困者逐渐由物质上的赤贫者被建构为文化上的匮乏者——布迪厄所贡献出的文化资本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而优良合理的教育应该成为“补救”文化匮乏者的利器，教育机会均等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关注，学业失败者、学业能力欠佳者开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众的眼球，并被建构为一个教育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功效观出发，认定其为“教育浪费”；随着探究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步被转换为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关注兴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学业失败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诸如智力商数、学业能力等等；其后学业失败者的特征又与一组社会变量相关连，诸如家庭、阶级、族裔乃至性别，学业失败者与社会中弱势人群相勾连。此类研究后隐蔽着歧视、排斥甚至压迫——社会的等级秩序再制于学校对学生的分类过程中。
我们的疑问是“学业失败者”过去怎么不成为“问题”？是过去没有学业失败者吗？非也。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人才编码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各色人力进行分类、塑造，在强筛选、强分类的教育观下，教育的一个职能就是分层与淘汰，学业失败者自然在教育决策者、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或隐匿不现或视而不见。由此看来，“学业失败者”的产生与建构应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话：从隐匿到可见，从命名到定义，从描述到，都是社会建构——即建构（Making）的过程。
直到扬等知识社会学家开始追问：学校中的分类标准由谁制定？学校中的知识代表谁的利益？在何种利益角逐中，谁被界定为“学业失败者”——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课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从超越种种利益之上的Given（被赋予的、给定的）知识被还原为一种社会组织中的知识，课程这只旧时王孙燕不得不落入寻常百姓家，课程是“做”出来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建制”。扬与艾坡8用不同的语句指出：课程是经由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知识、所选择的知识、所分配的知识，所实施的知识。无论是正式的官方课程还是非正式的潜在课程，这些课程无论假借圣谕的权威，理直气壮地“替天言道”，还是假借科学的魅力，将自己转换为客观、中立、远离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纱，被迫承认其情境性。知识也罢、课程也罢，都是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种建构，甚至是复数利益群体之间相互角逐、相互妥协的社会建构。课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种天赋的（Take）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人为的（make）社会建构。当利益、权力这类社会控制凸现出来时，“更有成效地传授知识”被转换为“更公正、更合理地传授知识”这一事关社会公正的价值问题。
我们略为回溯一下二十余年间，建构（make）一派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核心兴趣是教育的传递过程：新马克思主义讨论着学校经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学校与教室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当为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应原则”与莫尔（Moore）的《符应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社会学》；互动理论与学校人种志研究则揭示着教师与学生的社会身份的建立过程，揭示着教室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选择；知识社会学则将学校中的知识与学科从教室中置换到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课程与教学都是社会的建构。知识社会学进而责难自由主义的知识观与教学观，认为知识内部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精确知识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为数字的知识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知识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间流传的知识；远离生活的知识即与个人生活距离较远的知识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教学中倡导个人化的，而合作学习得来的知识地位就较低，这就是知识的层级化（knowledgestratification）9。课程、课堂教学——看似中立的学校知识场已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文化实践中包含着权力斗争，教育中充满着不平等与压迫。吉鲁（HenryA.Giroux）等提出将文化学转换为政治学，弗莱雷（P.Freire）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学应该是“可能性的”学校社会学，教师应该勇敢地成为“解放者”与“转化型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鲁所说的“跨越边界”10。
同时，新教育社会学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间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谴责教育再制着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充任着压迫的社会体系。美国鲍尔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欧洲伯恩斯坦的《阶级、符号与控制》，布迪厄与帕森斯（Passeron）的《社会的再制：教育与文化》皆在讨论着教育，通过其空间与时间的组织，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对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语言的传递，有效地维持着阶级的边界，学校被视为传递社会控制的“隐性课程”。用阿图塞的术语，这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级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现，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学校中学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论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威尔斯（Willis）对英国劳工阶层子弟的研究：《学习成为劳动者》11。新教育社会学在美国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鲁和威克勒斯（Wexler），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相应，接受（Take）与建构（Make）取向之后也预示着教育社会学在方法论与研究技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接受（Take）后多为量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建构（Make）后多为质的研究与解释主义传统。塞拉（Searle）1999年说：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取向是乐观的，所强调的观念实体具有理论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独立于人类的关怀之外——尽管这个世界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相反，质的研究承担着双重责任——真实性（发现与再现行动者的意义）与建构性（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是社会世界的解释）。研究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关心就是理解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理解与共享社会世界之于他人的意义。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对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与持续参与上，这一立场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再科学化的观察者，无论进行多么细致的研究都无法代替对研究之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说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文化传递与建设性的活动”，它与人们亲密互动，密切地观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矛盾与细微的差异。它同样为二十余年间所活跃的不同理论与认识论所共铸：符号互动理论、人种志研究与现象学等，为获得更多的普适性与大众性，还将实证主义的逻辑性接纳其中——以回应对其“太软”或“太随意”的批评，同时也在接受与包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冲击。
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跑，到为止，新教育社会学在其活跃期所呈现出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会学将工作的基础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评上，而下一棒——女性主义研究的活跃将承继着批判的传统并开启新的方向。13
二、者是谁？
如果说在新马克思主义与新学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会学中充满着阶级、阶级再制与阶级抵抗这类术语，随着有性的（女性主义）与有色的（种族的）研究者的活跃，批判话语从宏大的、阶级这类“大词”（BigWords）转换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场等充满着微观学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谁”——立场（standpointtheories）开始活跃，并主导着80年代后的。
在以往的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生产中，充满着学科的微观政治学，有人称之为“社会学系研究生的隐型课程”，隐型课程有两种，其一为弱形式，它界定与控制着“像一个社会学家”，即在具体的、主题、关怀与旨趣上对学生进行社会学专业化，也即布迪厄的“惯习”；其二为强形式，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再制既存的权力层级化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白的、男性的学者居重要的地位；而女性、少数民族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被排斥于知识生产领域之外14。许多人甚至认为女性研究仅是针对父权制的狂躁的报复而非合法的学术探讨。在此类学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会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赋予其独特的意识是不重要的。教育社会学内部同样有此吊跪：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不管身处于多么边缘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现实关怀，但一走入学科体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语言、问题、与思维，——准确地说，将自己处理成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虚假的、被异化的“人”来进行学术操作，热的问题关怀常被冷的学术技术所肢解。艾德兰·莫兰就说：社会学者尤其是的社会学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科学化的努力只会使研究者远离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教育学这样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可以高居（远居）于人之上（之外）吗？并保持所谓中立的立场吗？——这种理性主义的进步论调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不独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实践者亦被架空了。
鲍尔指出近些年来如日中天的管就是一种道德技术16，由于管理学的介入，办学如同办工厂，在市场竞争的逻辑牵引下，教师基本失去了对教学环境的控制，矮化为技工。不独教师被架空，更为严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学是一种道德技术或权力技术，管理学使学校更象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版本。它引入一对“天眼”，个人的一切都纤毫必显；它引入效率与规训，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为最节省、最经济的塑造。校长和教师都仅关注技术与能力，学校复杂、纵深的背景被简约为客观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化了。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学校中的知识即课程与教学日渐远离教师与学生的具体生活，自称其为客观知识，是与具体人不关联的、不容怀疑的外在知识，学生只需与掌握它们就可以了；其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视了，家庭与学校两个世界被认为是同质的。学生如同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学生文化、学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后的阶级文化都被忽视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结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义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权力化与庸俗的权威化了。刻板的技术简约主义使教育远离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贫困者，教育可以为社会中的高地位人群锦上添花，却不肯为弱势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远离种族主义、制度混乱、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这类真切的现实议题，或只顾大而空泛的“应然”理念，或一味钻入琐屑的细节之中。
立场理论从一种批判的理论更多地转换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声音，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开始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会学中被消匿的声音。有色人种、女人、同性恋、有障碍者开始重新划定其疆域，挑战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工具甚至研究传统。
首先，立场理论挑战着本质主义17。立场理论强调研究者的立场，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知识是外在的、等待着被发现的事实（outthere）。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后现代的研究域中，知识是建构出来的（make,nottake）。立场理论质疑认识上的特权主义，白男人在所生产的理论中凝冻着其自身的特权，他们凭借认识上的霸权、出版上的霸权，将建基于其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立场化、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
立场理论宣称其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研究者所身处立场的差异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会位置不同于既往生产知识特权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视野能够引导知识的生产与对社会实体的新解释。哈丁（Harding）从女性的生活引发出这样的疑问：“谁的科学？谁的知识？”，知识根植于不同的主观情境与社会情境，研究本身体现出社会的价值诉求与政治诉求18。知识总是落座在具体的社会情境，甚至是个人境遇的某种表达，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述才是真实的，也才是真诚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难以觉察、难以置信的诡秘。在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中，每个人的解释在其个人情境中都是真实的表述，本质主义的犯罪观被重新解释了——谁是谁非，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权力，某些特殊的话语能否转换为公众的意识；或许是特殊的话语之间彼此协商、沟通，并达成共同接受的一种解释。
女性主义研究者进而开始质疑本体论，并将新的本体主义感觉论带入教育社会学和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将特殊的性别与情感带入研究领域之中，女性主义开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义赋予学校性别的视角与框架，认为学校的场域极大地忽视着女性独特的经验，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评价上以及课程与知识上，教育都再制着男性与女性的区隔与对立，将女性定义为“非男性”——男人的指标成为人的常态指标，女性在此指标体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义批判的锋芒甚至直指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仍然是观念上的“父权制”。19女性主义正是从询问性别本质为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开始，扩展到询问社会身份本质，女性主义也开始消解着本质主义。
其次，立场理论还挑战着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女性主义活跃在文学、、大众文化、和社会科学话语中，女性主义挑战着这些学科的“科学集体无意识”，既包括研究过程本身——生产学术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题——研究者的悖论——寻找研究者的主观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会学研究如同“手工劳作”，而非现代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化与科层化的模式。女性主义从最根本上挑战着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发表了《与父权制协商：女性研究的挑战》，指出许多研究都是所谓“研究”（raperesearch）。女性在参与父权化的研究中被视为可以被任意剥削、任意闯入的客观对象，研究者为了自己的专业声誉与职业发展可以任意闯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却从不反省这样的研究过程对参与者有什么伤害22。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现出多元的认识论，她们还试图用协作的、参与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风格来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风格——个体主义、竞争主义与主客对立的研究风格。赖塞尔（Lather）称其为“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她们致力于让沉默的、受压迫的人发出声音来。相应，也有声音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或精神助产士（催生婆）来寄托对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的期许，每一次询问既是话语，更是新的实践23。
值得重视的是，立场理论并非一个整合的理论，在强调研究者立场这一策略下，各种立场的研究者之间也充满分歧与冲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有色人种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然而，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女性所共享的诸多经验超越了种族与阶级性、年龄与文化背景，因而，迥异的女性经验被笼统地归类于“女性经验”的框架之中，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个共同的“阶级”或享有一个“背景”。
再次，立场理论的实践还有效地挑战着教育社会学中的传统并重塑着教育社会学的未来。教育社会学中盛行着西方中心主义，欧洲尤其是来自安格鲁·萨克逊森的传统、与目的，确定着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教育社会学主流声音多来自法国、德国、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经济上的优势帮助它们攫取智识上的霸权。艾恩奇（Lynch）以爱尔兰为个案探讨高等教育中的平等问题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小国家要开启自己的理论传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艰难！24。
（一）西方主要国家的惩戒方式
1．言语责备。
2．隔离措施。
这是一种简单的社会隔离方式，以此促使学生反思其行为的越轨性。
3．剥夺某种特权。
这常表现在被剥夺的特权必须是学校正常教学活动之外的、与学生受教育权无直接联系的权利，如参加某种课外兴趣小组的权利、出外野游的权利等。
4．没收。
当学生的越轨行为与其特定的物品有关，这些物品的存在妨碍了学生本人或他人的学习、受教育或威胁到其健康与安全时，作为惩戒，教师可以没收这些物品。没收只是暂时的，教师应在对学生进行教育后将其归还给学生本人或家长。
5．留校。
指在放学后把学生扣留在学校里一段时间。这种惩戒方式一般由教师根据学生的越轨行为程度决定其时问长短和性质。留校通常不应超过半个小时，并应保证学生在校安全。
6．警告。
这是一种较严重的责备方式，属于全校范围内的惩戒批评方式，它可以是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的点名批评，或是在学校公告栏中张贴布告予以批评，常借助于学校整体舆论力量促使学生改变其不良行为。
7．记入学生档案
即把学生所犯错误记载下来，作为学生档案的一部分。在采用这种方式时必须严格按事实本身记录，并给予学生申辩机会；学生家长或年满18周岁的学生应有权查阅学生档案，了解有关记录是否客观、公正、合理。
8．停学和开除。
这是将学生排除于一定学校教育活动之外的惩戒手段，又可称为排除或拒绝入学。前者具有一定的期限，在英国为15天，美国为10天。开除则包括明确地开除学籍和无限期的永久性排除。两者在实施中要遵循相应的程序性限制，如告知、听证、申辩和申诉权利的保障。
二、中西方小学教育惩戒的比较分析
（一）我国与西方主要国家教育惩戒的差异
1．认识差异。
西方的家长和公众对学校惩戒孩子是认可的。他们认为若教师连惩戒学生的权力都没有，教师的尊严将荡然无存。在中国,公众对教育惩戒的认识尚存在偏差，一旦孩子向父母提到在学校受到了教师的惩戒，一些家长就会立即到校长那里投诉，有些家长还会在此时提出撤换教师、严厉处分教师或为孩子调换班级等不合理要求，如未得到满意答复就向上一级教育主管部门投诉。
2.程序差异。
西方人的法律意识很强，做任何事都要问法律允许还是不允许。在学校对违纪学生的教育和处理也有其严格的程序。而我国的惩戒程序明显不够具体，教师不明白什么情况下自己有权训斥学生，什么情况下得交由上级处理。
3．惩戒差异。
西方国家对惩戒一般是允许的，而在我国，人们更多地尊重学生的个性、主体性和创造性，提倡通过关爱和兴趣来引导学生;通过赏识教育来激励学生。
（二）正确实施教育惩戒的具体措施
1.要制定操作性较强的教育惩戒细则
对学生的管教需要惩戒，但惩戒必须规范。虽然现行的《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义务教育法》等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都较笼统，没有将惩戒要求具体化。鉴于教育惩戒的重要性与敏感性，制定操作性较强的教育惩戒细则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来说，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制定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惩戒文本，明确在不同情形的违规行为中，学生应接受的惩戒类型以及惩戒主体、惩戒的具体方式等，使惩戒措施逐步具体化和规范化，也便于学校和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正确合法地行使其惩戒权。
2.“法律公开”，使学生走进法律
我国的传统文化崇尚师道尊严，少有“人权平等”“尊重”等概念，“儿童权利”更是无从谈起。儿童是弱势群体，要使他们不受伤害，最重要的是“法律公开”，让他们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知道自己有对侵权行为说“不”的权利。
3.对舆论给予正确的引导，使社会对教师惩戒权有一个公正的认识
舆论媒体导向要客观、公正。在对待教育惩戒问题上，舆论宣传要注意科学性和社会性，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真正为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服务。
4.应努力从制度上予以突破
如试行“小班型”策略，减轻由于学生人数过多给学校和教师带来的压力。现存的城市取向、重点校取向的择校现象使许多学校班级规模膨胀，班容量过大，这不仅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反而会给班级管理产生障碍。教师的精力是有限的，难以有足够的精力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个性特点去交流、指导、监控、实施管教。这常常让一线教师陷入两难的困境，无疑会加重教师的管教压力和负担，特别是班主任老师。因此应努力从制度上予以突破。
三、结语
关于国外特殊教育的起源，国外特殊教育学界有些争议。有的学者认为1445年是国外特殊教育的元年，这年朝鲜政府选拔10名聪慧的盲人安置在书云馆里学习阴阳风水术另一个不同观点则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外特殊教育始于19世纪末，1894年美国传教士霍尔女士对盲少女金凤来进行个别教育训练，并于1898年创办第一所女盲校。霍尔女士还派老师到中国学习聋教育方法，1909年创办韩国第一所聋校。韩国特殊教育最初在美国传教士的努力下，学习参照欧美和中国先进的特殊教育方法。日殖民时期日本对韩国实施殖民化教育，特殊教育也不例外。1913年朝鲜总统府在济生院设置盲哑部，教育盲人和聋人。济生院是国外第一个公立特殊教育机构，日殖民时期即使有公立特殊教育机构，国外残疾人也极少受益。根据记载1916年盲哑部学生共有62人，其中国外学生只有8人，但济生院盲哑部的师生，为国外特殊教育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1935年李昌浩牧师在平壤设立光明盲哑学校，是国外创办的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日殖民时期国外特殊教育学校屈指可数，残疾人受教育机会也十分渺茫，特殊教育在艰难中求发展。
21949年颁布的《教育法》首次要求地方政府设立特殊教育学校
二战后的韩国百业待兴，李承晚政府要建立民主社会制度，1948年颁布宪法，1949年颁布《教育法》。《教育法》中提出特殊教育学校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水平，还规定各道要设立一个以上特殊教育学校。但50年代由于朝鲜战争，只在济州岛和釜山增设公立特殊教育学校，到了60年代韩国虽然政局稳定，但政府把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第一大政策，教育的重点在初等教育和扫盲教育，特殊教育未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关心的话题。虽然《宪法》和《教育法》都赋予身心障碍者教育权利，但没有具体的措施及促进政策，韩国公共特殊教育发展缓慢。而民间宗教人士热衷于特殊教育，陆续创办私立特殊教育学校。仅60年代新增设的私立特殊教育学校有14所，而新增的公立特殊教育学校只有2所。可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私立特殊教育学校承担了韩国特殊教育的重担。
31977年颁布的《特殊教育振兴法》标志着韩国特殊教育进入国家化时代
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国力的增强，韩国政府开始关注特殊教育。以1971年在大邱市的普通学校设置特殊班为契机，韩国政府逐渐扩大公共特殊教育。而1977年颁布的《特殊教育振兴法》则可视为韩国特殊教育从民间力量为主转变为国家政府职责为主的重要标志。在特殊教育学界的大力推动下国外政府1977年12月颁布《特殊教育振兴法》，1978年颁布其施行令和施行规则。之后多次修订，其中1994年的修订最为全面。
3.1《特殊教育振兴法》强调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职责《特殊教育振兴法》全文共有16条，其宗旨是保障身心障碍者的教育权益。提出特殊教育的目的在于对特殊教育对象提供生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使之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特殊教育对象包括视觉障碍、听觉障碍、精神迟缓、肢体障碍、情绪障碍、言语障碍以及其他身心障碍者。在义务特殊教育方面对国公立和私立特殊教育学校有所区别，国公立特殊教育学校实施小学阶段义务教育，幼儿园、初中和高中阶段实施无偿教育*。而私立特殊教育学校仅对小学阶段实施无偿教育，这也成为《特殊教育振兴法》颁布后备受争议的一个条文。《特殊教育振兴法》中明确要求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振兴特殊教育。在施行令中具体规定，文教部设置特殊教育审议会，审议特殊教育振兴相关的重要政策，由文教部的副部长担任，由15－20名成员组成。施行规则还要求各市、道设置特殊教育对象鉴定委员会，主要负责鉴定身心障碍程度以及教育安置。除了颁布专门的特殊教育法律外，韩国政府出台专门政策振兴特殊教育。《特殊教育振兴法》出台后的十年国外特殊教育取得了三方面可喜的成果。
(1)出台国家层面的特殊教育振兴计划。第四次经济开发5年计划(1977－1981年)中专门提出强化特殊儿童教育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真正从国家层面拟定的特殊教育振兴计划。计划中提出在未设置特殊教育学校的市郡，新增设特殊教育学校或特殊班。为缓解私立特殊教育学校的运营困难，逐渐扩大政府财政补助。
(2)大力发展特殊班，扩大身心障碍学生公共教育机会。韩国政府主要通过大幅度增设普通学校特殊班，发展公共特殊教育。1971年韩国只有1个特殊班，到1976年增加至350个，1986年猛增至2260个。80年代随着特殊班数量的增多，60%以上的身心障碍儿童在特殊班接受公共特殊教育。
(3)修订《特殊教育振兴法》，促使国公立和私立特殊教育学校学生享有相同权益。根据《特殊教育振兴法》的规定，私立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只能享受小学阶段的无偿教育。民众和学者对此深感不满，要求修订相关内容。1987年对《特殊教育振兴法》中的义务教育相关条文进行修订，至此无论就读国公立特殊教育学校还是私立特殊教育学校都能接受无偿特殊教育。
3.2全面修订《特殊教育振兴法》强调“适当而均等”的特殊教育在《特殊教育振兴法》的推动下，韩国政府大幅度扩大了障碍学生的公共教育机会，但也出现特殊教育发展不均衡和质量不乐观的现象。中重度障碍儿童入学率不高，特殊教育学校和特殊班过于集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学前、高中和大学阶段特殊教育发展不理想。1994年全面修订的《特殊教育振兴法》以提供适当而均等的特殊教育为目的，促进特殊教育均衡发展，还首次提出个别化教育计划和融合教育的具体规定，使特殊教育从重数量向重质量发展。1994年的修订虽然延续《特殊教育振兴法》的名称，但其目的及具体内容发生较大变化。全面修订的《特殊教育振兴法》最大的亮点在于五个方面。
(1)特殊教育概念的变化。1977年的《特殊教育振兴法》中的特殊教育是狭义概念，认为特殊教育是“采用盲文、手势语和身体辅具进行的教育”。1994年重新定义特殊教育，强调特殊教育要采用适合特殊教育对象特性的课程、教育方法和教育媒体，实施学科教育、治疗教育、职业教育。
(2)义务特殊教育范围的扩大。义务特殊教育的范围从小学扩大到初中阶段，幼儿园和高中阶段实施无偿特殊教育。
(3)规定特殊教育对象的鉴定及安置流程。障碍类型在原有的视觉障碍、听觉障碍、精神迟缓、肢体障碍、情绪障碍、言语障碍等其他身心障碍基础上，增加学习障碍，并将自闭症纳入情绪障碍。但并不是具有上述障碍就是特殊教育对象，特殊教育对象是因这些障碍，被鉴定为需要特殊教育的人。修订法中规定特殊教育对象的鉴定及安置流程，高中以下的特殊教育对象由教育监根据审查委员会的审议进行鉴定，并指定适合的安置学校。教育安置综合考虑特殊教育对象的障碍程度、能力及居住地，并参考监护人的意见。
(4)特殊教育形式的多样化。1994年修订中提出多样化的特殊教育形式，包括巡回教育、融合教育*、个别化教育、治疗教育。首次在法律条文中提出融合教育概念，“特殊教育对象在普通学校就读或者特殊教育机构的在校生参与部分普通学校课程称为融合教育”。为了有效落实个别化教育，还要求为每个特殊教育对象拟定个别化教育计划。这是第一次以法律用语规定个别化教育计划的拟订和实施。
(5)保障特殊教育对象及监护人的权力。在修订法第25条专门规定特殊教育对象及监护人的权力。特殊教育对象及监护人对鉴定和教育安置有异议，可以向审查委员会提出再审申请，而审查委员会在接到申请30天内把重审结果通报申请人。1994年全面修订《特殊教育振兴法》后，韩国政府通过两次专门的“特殊教育5年发展计划”，提升特殊教育质量。韩国政府首先通过加强特教师资培养体系，提高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水平。为改善融合教育质量在普通学校教师培训中开设特殊教育相关课程，2007年该比率达到79.9%。除外还逐年增加特殊教育财政预算，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特殊教育财政预算1998年占教育预算1.9%，2007年计划提高到3%以上。实际完成情况各地区不均衡，如釜山增加到2.7%，仁川增加到4.4%。为解决学前特殊教育和高等特殊教育发展滞后的问题，1998年至2007年之间逐渐扩大身心障碍者早期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普通幼儿园特殊班数量从5个增加至1414个。招收身心障碍学生的大学也从1996年的20所增加到80所。
42007年颁布的《特殊教育法》开启“融合、生涯、支援”为核心的韩国特殊教育时代
进入21世纪随着韩国特殊教育理念和思想的革新，特别是身心障碍者及其监护人权益意识增强，颁布30年的《特殊教育振兴法》面临新的挑战。《特殊教育振兴法》主要涉及初、中等特殊教育，在障碍婴幼儿早期教育、障碍者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极少涉及。学者和家长认为《特殊教育振兴法》不够具体明确，不能有效保障身心障碍者的权益。2007年韩国政府废止《特殊教育振兴法》，颁布新的《特殊教育法》＊＊。《特殊教育法》把韩国特殊教育引向促进融合、关注生涯、提供支援的特殊教育时代。《特殊教育法》共有38条129项条文，比1994年多10条55项，条文更加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4.1重新定义“融合教育”概念1994年的《特殊教育振兴法》把特殊教育学校学生部分参与普通学校课程也纳入融合教育范畴，在《特殊教育法》中重新定义融合教育，提出融合教育是“不受障碍类型和程度限制，特殊教育对象在普通学校与同龄人一起接受满足个别教育需求的适当的教育。从此新定义下的融合教育迅速发展，成为韩国特殊教育主流。根据2012年特殊教育年度报告书，6707所普通学校设有14562个全日制融合班级，实施完全融合教育。1994年以前特殊班以分离式教育为主，1994年《特殊教育振兴法》修订之后逐渐转变为部分时间融合教育，2007年以后大部分特殊班采用部分时间融合教育。为了保证融合教育质量，在《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令中具体规定融合教育支援措施。有障碍学生的普通学校即使没有特殊班，学校也应为障碍学生拟定融合教育计划，本地区的特殊教育支援中心为普通学校融合教育提供巡回服务，要保证每个学生每学年150课时。4.2提出贯穿身心障碍者生涯的特殊教育体系《特殊教育法》共有6章，其中第四章主要阐述婴幼儿、初、中等特殊教育，第五章则重点阐述障碍者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这为韩国身心障碍者生涯教育体系奠定法律基础。身心障碍者义务特殊教育范围扩大到15年(3－17岁)，实施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特殊义务教育，对未满3岁障碍婴儿和特殊教育学校专攻科阶段学生提供免费教育。为促进身心障碍者的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特殊教育法》专门用6个条文规定相应内容，要求大学应设置特别支援委员会专门负责障碍大学生相关事宜，为障碍大学生提供人力支援和辅具支援。21世纪终身教育备受韩国民众的关注，为了促进身心障碍者终身教育，《特殊教育法》规定开设专门的障碍者终身教育课程，扩大障碍者终身教育机会。
4.3为“特殊教育支援中心”的有效推行提供法律保障在第二次特殊教育发展综合计划(2003－2007年)中，曾规划推广特殊教育支援中心，支援安置在家庭、医院以及普通班级的特殊教育对象，但因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得到实质性发展。《特殊者教育法》中明确要求设置特殊教育支援中心，其主要任务是早期发现、诊断评估、信息管理、特殊教育研修、支援学习教学活动、支援特殊教育相关服务、巡回教育等。1994年《特殊教育振兴法》中提出治疗教育，在《特殊教育法》中转变为治疗支援，作为特殊教育相关服务的一种。从此治疗教育从教育活动转变为有专门治疗师提供的治疗支援。在之后颁布的施行令再次强调治疗支援包括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治疗、听力治疗、心理行为治疗等，治疗支援的提供者应获得“医疗技师法”或“资格基本法”规定的国家认可资格证。特殊教育对象需要治疗支援，但特殊教育学校和特殊教育支援中心无法提供时，教育长或教育监联系障碍福利机构提供治疗支援。2008年，韩国政府颁布第三次“特殊教育发展5年计划(2008－2012年)”，这是《特殊教育法》颁布后的第一个特殊教育发展计划。第三次特殊教育5年计划最大的成果是实现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义务特殊教育和障碍婴儿以及专科阶段学生的无偿特殊教育。正在进行中的第四次“特殊教育发展5年计划(2013－2017年)”，其宗旨是提供能够实现梦想和才能的适当特殊教育，促进障碍学生主动参与社会。根据韩国教育部颁布的2014年特殊教育年度报告书，2014年就读普通学校特殊班级和全日制普通班级的障碍学生共有61451人，其中就读全日制普通班级的障碍学生占25.5%，74.5%的障碍学生在特殊班级接受部分时间融合教育。2007年以后，有了法律保障特殊教育支援中心数量持续增长，到2013年韩国共有201个特殊教育支援中心，安排人员1432名［35］，包括特殊教育教师、康复教师、治疗师、辅助人员等。近几年韩国障碍者的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也有长足的发展，2014年高中毕业的障碍学生共有6991人，升学率为46．4%，其中66%的障碍学生升入专攻科，16%升入专科大学，还有18%升入本科大学［36］。为了支援障碍大学生顺利完成专业学习，投入39亿韩元用于辅助人员的聘用。2014年承担障碍者终身教育课程的机构(包括夜校、特殊教育支援中心、特殊教育学校等)共有209个，财政预算达到28亿韩元。
5结语
根据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IDSA)1998年的调查，在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注册名单中有49所院校提供工业设计的学士及研究生课程。
典型的工业设计专业主要设置在大学的艺术系，能授予美术或理学方面的学士学位，其中大多数得到美国全国艺术和设计院校协会(NASAD)的认证。平均每一个工业设计专业有100位本科生，其中22位女生、18位少数民族学生。这些本科生中每年大约有18位毕业。毕业生中有81%在毕业4年后仍在从事他们所选择的专业。典型的工业设计专业有4位全职教师和8位兼职教师，另外还有2位教辅人员，担任秘书和实验室指导工作。工业设计专业中，州立为26所，私立为23所。如果是州立的工业设计专业，本州学生的学费平均是每年2600美元，而私立的学费平均是每年14000美元.大约一半的工业设计专业设有研究生课程。在设有研究生课程的工业设计专业中，平均有20名在读研究生，其中有6位女生、3位少数民族学生和5位外国学生。
在49所经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注册的工业设计专业中，有15所还没有获得美国全国艺术和设计院校协会的认证。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已经决定，5年后将只承认获美国全国艺术和设计院校协会认证的工业设计专业。根据1996年的统计，全美有37个工业设计专业设在大学，6个设在学院，4个在艺术院校。这一格局变化不大。
根据专业在院校的学科隶属关系来划分，有23个工业设计专业设在艺术与设计课程中，其中9个设在设计学院，2个设在建筑学院，6个设在美术学院。有8个工业设计专业设在工学院。近40%的工业设计专业没有或几乎没有与艺术类学科联系在一起。由于美国的教育体制鼓励各专业发展各自的教学特色，因此每一个工业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都各不相同。尤其是在工业设计的专业课程与基础教育课程的比例上，各校的区别很大。高的达75/25，而低的仅为20/80。平均值为56/44。总体来看，专业课的比例有下降的趋势。
美国工业设计专业授予的学位种类繁多，从美术到文科、理科的学位均有，也有专门的工业设计学位。本科的学制一般为4年，也有3年、4.5年和5年制的。近年来，美国的工业设计教育发展很快，1998年在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认可的工业设计专业就读的本科生为4326人，其中女生为945人(占21.8%)。最小的工业设计专业有本科生13人，最大的有340人。
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对高层次工业设计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日趋扩大。1998年美国有27所院校设有工业设计研究生课程，包括各类硕士及博士学位课程。从1996年到1998年，在校研究生的总数从269人增加到了528人，几乎增加了一倍。人数最多的研究生课程有140位注册研究生。
美国最早开设的工业设计专业已有76年的历史，而最新的专业仅开办了7年。平均的历史为37年。在过去的40-50年间，大约有24300学生获得了与工业设计相关的学士学位。
二、美国工业设计的人才规格要求
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1998年就工业设计的人才规格向全美的设计公司、企业的设计部门等工业设计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单位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了解就业市场对工业设计教育的要求。调查的主要内容是要求用人单位就工业设计本科生应具有的专业资质和技能提出自己的见解。问卷列举了26个相关的项目，要求被调查人对这些项目在设计教育中的重要性作出评价。根据调查的结果，26个项目的重要性排序如下：
1、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2、2-D概念草图；
3、口头及书面的表达；
4、材料与生产工艺；
5、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
6、多学科交流；
7、概念模型制作；
8、企业实习；
9、设计理论；
10、数理知识；
11、平面设计；
12、工程技术；
13、认知与消费心理；
14、研究与信息处理；
15、市场营销实践；
16、艺术与设计史；
17、艺术与人文学；
18、计算机辅助工程设计；
19、人体测量及作业分析；
20、全尺寸模型制作；21、工作样机制作；
22、展示样机制作；
23、机械制图；
24、计算机生成图像；
25、快速原型；
26、视频/多媒体制作。
上列排序中前九项被认为是非常重要，最后两项为非必要，其余为重要。
其他推荐的项目有：工作态度、幽默感、多元文化意识、环境意识、色彩理论、雕塑、写生、时间管理、基础2-D和3-D设计、建筑与室内设计基础、信息设计、伦理学、人际交往、外语、表现技法等。
三、美国工业设计教育的特点
美国是最早实现工业设计职业化的国家，其工业设计教育也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美国工业设计教育的重点，一开始就放在产品设计上，而且有越来越专业化的趋势，例如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的主导专业是汽车设计，克兰布鲁克设计学院的主导专业是家具设计，而笔者曾访问进修过的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设计学院的工业设计则有重视通用设计（UniversalDesign）的传统。这种专业化的趋势是与美国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对设计人材要求的结果。近十余年来，计算机辅助设计在美国已逐渐普及，工业设计的程序与方法，工业设计的思维方式乃至工业设计的对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工业设计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为了应付时代的挑战，工业设计的教育体制及方法都有了重大的改革。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的设计教育委员会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每年均举行专门的研讨会，探讨设计教育改革的思路，交流各院校设计教育改革的经验。根据笔者在美国近一年考察访问的经历，美国工业设计教育有如下的特点，可供中国设计教育界的同仁借鉴。
1．强调工业设计的程序与方法
早在美国工业设计职业化的初期，美国不少设计事务所就制定了详尽的工业设计的程序与方法，以保证产品设计的商业成功。美国的设计教育也同样重视培养学生严谨的设计程序与方法。教师在设计课前制定了详细的设计指导书，对设计过程的每个阶段如选题、市场调研、成本分析、市场营销、产品设计都有明确的要求，尤其重视学生规范化的设计表达，设计表达不仅包括文字表达、视觉形象表达，也包括口头的设计表达。通过种这严谨的训练，使学生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质，并且对工业设计的内涵有较完整的理解，也有利于学生顺利进入就业市场。通过几年的专业学习，工业设计的学生通常可以积累一些完整的设计案例，成为他们求职的重要资料。
2．顺应社会需求，培养务实人材
美国工业设计的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企业要求工业设计的毕业生能尽快进入角色。为了适应社会的要求，学校的设计教育必须尽可能地与企业对设计师的具体要求衔接。除了在课程设置上满足企业需要外，学校还特别注意与企业的密切合作，不仅与企业共同开发产品，也鼓励学生到企业进行较长期的实习，了解企业工业设计的具体运作情况。学生的设计课题通常也来自企业。学校在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软硬件配置方面也尽量与企业接轨。
3．注意与相关学科的合作、培养设计师的协作精神
工业设计在企业中的运作通常需要与管理、市场、技术等方面密切合作，一个合格的工业设计师必须具有协作精神，善于与各方面的专家打交道。为了培养设计师的团队观念，设计院系的一些课题是由工业设计的学生与管理学院、工程学院的学生组织课题组，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知识，共同完成从消费者调查、市场分析、产品定位、产品开发设计、工程分析、市场营销的全过程。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培养了工业设计学生的协作精神，使他们更加全面理解了产品开发设的特点，确保产品能在商业上取得成功。而且也使管理及工程的学生对设计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有助于将来在企业中与设计师的合作。
4．重视计算机辅助设计
美国的设计院校十分重视计算机辅助设计，大都配备了先进的软硬件的设备。在重视学生2-D草图训练的基础上，各类设计基本上都在计算机上完成，教学管理也广泛使用计算机，如教师的教案，学生的作业均可在网上获得，E-mail成了师生交流的重要手段。不少学生还采用数字化投影仪，以多媒体来展示自己的作品。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CAID），在产品设计中要求实体建模，并且有产品的结构及装配关系。常用的软件有Form-z、Alias、Pro-E、MicroStation等，3DSMax由于是非参数化的表面建模，通常不用于工业产品设计。部分有条件的学校还开设了有关快速原型技术（RP）的课程。虚拟现实在设计教育中也有应用。
5．强调工业产品设计
在美国，工业设计就是产品设计的同义语，因此，工业设计专业强调以产品设计为重点，而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则另有特别设置的专业。在课程安排上是以产品设计为中心，同时也要求学生掌握机械、人机、材料等工程方面的知识。这样的明确专业方向设置是与美国工业设计成熟的职业化密切相关的。在美国有许多专业从事产品设计的公司，而许多大企业也设有专业的产品设计部门，从事专业产品设计的学生有广泛的就业市场。6．强调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到美国设计院校访问的人通常都会对学生的动手能力感受颇深。这种动手能力包括模型制作能力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能力。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具有良好的设施条件，如装备完善的模型车间、齐全的模型材料等，另一方面也与学校刻意培养有关。例如中国学生的建筑模型通常是外观模型，而美国学生的模型则有详细的内部结构。通过模型制作，可以使学生对材料特性、工艺结构等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作者：金泽 单位：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战后成长时期(1946—1957)［3］这一时期随着战争的结束，数百万在国外战斗的男女战士返回国内。电影和其它视听媒介在快速大规模的职业培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团体对利用新技术的狂热则更加高涨。除了提高学习质量的旧提法之外，他们提出了高效完成任务的新提法。他们在职业与学会中的出现，为加速变革步伐提供了巨大能量。DVI有了固定工作人员，学会的名称改为视听教学部(DepartmentofAudio-VisualInstruction缩写为DAVI)，建立了学会的工作制度及组织架构，重申了学会的宗旨:更好，更高效地学习。1946年，EdgarDale出版了《视听教学方法》(Audio-VisualMethodsinTeaching)，他的“锥形物体验”(ConeofExperience)不仅提供了对各种方法与媒介分类的框架，而且也提供了对媒介如何适合教育事业的一个理论解释。1952年，DAVI会议中加入了商业展览项目，参展商数字逐年增加，成为学会主要收入流。这期间学会注重领导团队的建设，专门组织会议商定未来的领袖，并为他们提供开发领导力技能的场所(TheOkobojiConference)。1953年，DAVI出版刊物的梦想变成现实，出版了创刊号《视听传播评论》(Audio-VisualCommunicationReview缩写为AVCR)，主编及顾问都是这一领域很有成就的杰出人物。他们中的每个人的文章都是原创且对这一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些内容在90年代被大量引用。随着新的现代学校带来的现代技术，新的硬件与材料的使用，现代教室前后安装了电出口、固定的投影屏幕及百叶窗，对技术与教学法支持的问题出现了，正是这种职业的增长为DAVI新会员提供了新鲜血液。至50年后期，变革的步伐加快，电视快速成长代替了无线电，成为主要的室内娱乐媒体。至1956年，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家庭至少有一台电视，三个全国网络(CBS、NBC和ABC)以彩色图像播出。然而，DAVI在电视方面的作用变成了“消费者”。联邦帮助繁荣时期(1958—1970)［4］这一时期美国加强了教育技术推广使用的立法工作。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案(NDEA)规定，提供设备、材料、研究及大学奖学金等资金，以改善国家在数学、科学和现代外语方面的竞争力。法案中许多部分具体提到了无线电、电视、电影和视听媒体。1965年约翰逊总统(LyndonJohnson)的初级与中级教育法案，规定联邦资金大量输入公立教育，迎来了视听领域及DAVI快速发展的岁月。随着学校与大学购买了更多的AV设备与材料，他们需要专门的专业人员管理并推广其使用。为此，诞生了成千上万个工作，许多工作人员加入了DAVI协会。这一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教育技术研究工作。1954年，B．F．Skinner展示了他的第一个基于操作条件原理的教学机。1968年，B．F．Skinner描述了他的项目教学的观点———学习技术的应用，这样“教学技术”才广为人知。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技术开发项目(TDP)，该项目由美国教育办公室以NDEA第七款的名义提供经费。JamesD．Finn是主要研究者，在南加州大学进行，其它工作人员在NEA华盛顿总部工作，这一宏大项目主要是探索新技术的影响。开展了教学媒体学习工作(JIMS)，由C．JamesWallington领导的办公室实施。研究人员包括专业的和非专业人员，他们都能客观地在不同责任层面定义与工作有关的任务与职责。这些数据于1971年出版(FinalReport，JobsinInstructionalMediaStudy)，对于后来努力建立专业标准与定义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学会的名称确定为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另外，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即AnnaL．Hyer。1958年AnnaL．Hyer被任命为新的执行秘书，她拥有印弟安大学(IndianUniversity)视听教育博士学位。她是第一个指出教育媒体真正价值的人之一，她认为:教育媒介具有在系统层面改革组织结构的能力，教育技术的未来是建立在学校管理者领域基础上的，而不是教师。独立与分散时期(1971—1982)［5］这一时期，AECT组织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一个“雨伞”型组织，包含一些半自治的部门及自治的全国附属机构。
新的盒式磁带技术的出现，对AV中心制作室构成了挑战，电影资料馆的衰落，教育电影的销售也下降，威胁了一些制作与销售教育电影资料的公司的生存。学校AV管理工作岗位数下降，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设备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便于携带，越来越可靠。运送与支起设备不需要多少体力与技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经济因素，60年代联邦对教育媒体的大力支持之后，70年代初期全国大萧条导致联邦与州教育资金的强制削减。这些预算的减少迫使学校管理者做出艰难抉择，许多学校与学区AV岗位减掉了，削弱了协会的基础。1988年计算机时代的到来，激发了对专业标准的修订，接触信息成为关键概念，但学校图书管理员的作用再次扩展为包括三方面:信息专家，教师，教学顾问。这些作用的变化，尽管也许不可减免，但是合为一个岗位类别，即学校AV主任，它构成了AECT的核心组成。这一时期也对学会的期刊进行了改造，1980年，令人尊敬的《视听教学》(AudiovisualInstruction)被重新改为《教学创新者》(InstructionalInnovator)，它尽力反映教学技术运动的较大事件，这对潜在预订者的广大市场具有吸引力。为了吸引会员、不动产的保值增值与合理避税，筹集资金，1972年董事会建立了ECT基金。这一时期学会的最重要工作是对教育技术的定义进行了修订，用1972年定义代替1963年的定义，1977年又提出了新的教育技术定义，使得人们对教育技术的理解不断加深。计算机影响及缩小时期(1983—1999)［6］这一时期，在IMB及苹果个人计算机大量引入市场所掀起的个人计算机革命浪潮冲击下，教育技术界出现了一种趋势，即数字化所有的视听设备。1983年，新奥尔良大会决定与NAVA(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Indus-triesAssociation，Inc．缩写为ICIA)合作，参加NAVA的行业展INFOCOMM。LynGubser作为常务董事与TechNet公司合作，改革刊物《教学创新者》(InstructionInnovator)，打算刊登对政策决定者有兴趣的文章，让人们知道这是官方对技术问题的声音;改革出版项目，放弃过时的术语，试验新的工作内容;开展录像带生产与分销项目;恢复早些年扔掉的政府相关项目;改进与会员的交流，包括时事通讯ACCESS。在新主席KylePeck的领导下，重新定位与思考了总部办公室工作，决定搬出高租金的、从成立以来就是AECT的家———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D．C．)，继续出版《技术趋势》(TechTrend)。至20世纪末，AECT发生重大变化，唯一保持不变的是其宗旨，即通过使用当时最好的技术以帮助人们更高效地学习。
社会发展水平决定教育技术的发展方向社会发展水平主要是指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发展水平及当时意识形态状况。经济环境好，政府可以拿出更好的资金投入公共教育，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引入教育。技术发展水平决定了当时的可以用于教育的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意识形态决定了教育技术发展的方向。如: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从成立时起就履行“更好、更高效地学习”的使命，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极为密切，社会需求增大，政府投入增加，它就发展加快。反之，则迫使它改革组织结构、削减工作人员、控制财政支出。另外，它的领导机构董事会的管理理念也决定了其发展的方向，每当协会遇到危机时，董事会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使协会渡过难关。国家立法对教育技术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1958年，美国在前苏联发射卫星的刺激下，提出了国防教育法案(NDEA)，法案规定国家要提供设备、材料、研究及大学奖学金等资金，以改善国家在数学、科学和现代外语方面的竞争力。法案中许多部分具体提到了无线电、电视、电影和视听媒体。政府以法案的形式向公立教育投入大量资金，有力地推动了DAVI工作的发展。另一个法案是1965年约翰逊(LyndonJohnson)总统的初级与中级教育法案。这个法案尽管没有以教育媒体为重点，但却要求联邦在州教育部与地方学校层面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公立教育。随着这些联邦法律的实施，视听领域及DAVI得以快速发展。定义与标准的确定对教育技术学术研究意义重大定义与标准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从成立时起非常重视这一工作。1946年EdgarDale撰写并出版了对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有重要影响的书《视听教学方法》(Audio-VisualMethodsinTeaching)。1963年，协会确认“视听传播”(AudiovisualCommunication)的定义为这一领域的核心概念，定义为“视听传播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分支，主要关注控制学习过程的信息设计与使用”。编辑出版了教学技术术语标准辞典。1972年，AECT定义与术语委员会，在DonaldP．Ely主持下，公布了一个新定义，取代了1963年定义。1975年定义与术语委员会出了一本169页的书，《教育技术定义(1977)》，对教育技术又重新作了定义。ACTE的功能发挥充分一是为会员服务。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从成立时起就着眼于会员服务，通过会议、创办刊物等学术交流活动，凝聚会员的兴趣，吸引更多的会员进入这一领域，并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与其它协会合作或单独与展商合作，宣传先进技术并实现协会收入平衡。重视会员领导力培养，为协会领导机构培养后辈力量。二是开展学术研究。刊物是会员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于1953年出版创刊号《视听传播评论》(Audio-VisualCommunicationReview)。1956年，出版了另一本刊物《视听教学》(Audio-VisualInstruction)，这个名字用到了1980。从1980年开始，协会出版了至少两个刊物，一本是学术性季刊，另一本是基于实践的月刊。1971年出版了《最后的报告，教学媒体研究工作》(FinalReport，JobsinInstructionalMediaStudy)。1978年，协会开始创办一本新刊物《教学开发学报》(JournalofInstructionDevelopment缩写为JID)。1980年《视听教学》被重新改为《教学创新者》(InstructionInnovator)，以尽可能反映教学技术活动中的重大事件。
人们对教育技术的认识在发生不断的变化1923年，大发明家ThomasEdison重申一个早期的预言，电影(motionpicture)会代替书籍成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这一转变需要20年。可是他的预言没有实现。人们对这项工作充满热情，同时人们发现教学必须借助于生动的经验及丰富的图像展示，才能提高学习效率及效果。学校历来是新技术的追随者，对新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始终给予极大的热情。30年代DVI的工作重点是使用媒体进行教师培训，帮助他们整合课程中的资料。这项工作的发展演变成这一领域专业人员的出现，这些专业人员反过来成为DVI的主要支持者。新技术的出现有力地推动教学技术的改进，同时也淘汰了落后企业。1954年，开始关注如何利用电视进行教学，此前，关注较多的是无线电。尽管电视发展很快，而DAVI对电视的影响却停留在“消费者”的层面。1958年AnnaL．Hyer首次指出:“教育媒体具有在系统层面改革组织结构的能力，教育技术的未来是建立在学校管理者层面之上，而不是教师”。另外，技术进步也导致协会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从1923年成立至1973年，协会的组成中初等教育人员占有一定的比例。至1999年晚些时候，教授与研究生的组成为60%，而学校媒体专家(建筑、学区及区域)组成约为30%。以上事实再一次诠释了人们对教育技术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深入。教育技术对提高教学效果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的实践证明，教育技术在提高教学效果及效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二次大战后，大批将士从国外战场返回美国，他们需要接受培训，以谋求新的职业。教育技术在大规模培训方面大显身手，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DVI的发展奠定了很好基础。
“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一词 ，最早是在 1948年召开的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提出来的。1972 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则标志着环境教育在全球的正式兴起。1977 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召开了第一届政府间环境教育大会，使“环境教育”的共识不断趋于完善。1999年悉尼环境教育国际会议对环境教育的目标又做了进一步阐述，在全世界形成了环境教育的国际热潮。综观国外环境教育的蓬勃发展，可以看出他们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环境教育的目标注重系统化
国外的环境教育，尤其是学校的环境教育在实施教育目标方面已形成系统化。早在1989年，英国就发表了《5-16岁环境教育》文件，分小学和中学两个阶段对中小学生开展环境教育制定了具体的目标。在日本，环境教育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心环境问题，正确认识和理解人与人及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二是提高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力和判断力，掌握解决环境问题的技能；三是从保护环境的立场出发，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方式，形成对环境负责任的行为态度。日本各学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开展环境教育时进行了系统的分工： 第一阶段是亲近自然教育，教育对象是小学低年级学生； 第二阶段是了解自然教育，教育对象是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生；第三阶段是保护自然教育，教育对象是高中生。澳大利亚政府在把“环境保护”作为第一国策的基础上，高度重视学校的环境教育，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都将环境教育列为必修课程，环境教育的效果因系统化的实施得到了较好地保证。
二、环境教育的内容突出针对性
在内容上突出针对性，是当代世界发达国家开展环境教育的一个重要经验。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 第一，善于从个人成长的需要出发，提出对教育对象富有适应性的环境教育内容。美国教育学家克奈尔撰写的《与孩子共享自然》一书专门研究在游戏和活动中怎样开展环境教育。第二，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新的环境教育内容，针对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注重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教育。例如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后，发展低碳经济和过低碳生活成为全世界人们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在美国、德国等国家，许多学校就适时地开展了低碳教育，如在学校中普遍推行了旧课本的循环利用，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除此以外，国外在学校环境教育的方法和途径方面，也体现了针对性。针对不同阶段学生学习的特点，许多发达国家都广泛地采用现代化的手段来进行环境教育，通过营造各种在教室和书本上不可能展示的生态情景，从而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了环境教育工作的效果。
三、环境教育的途径趋向综合化
在教育途径上，通过结合网络世界、日常生活来实现综合化是当今国外环境教育发展的大趋势。首先是在学校内部，环境教育的途径已趋向综合化。各国的环境教育，最初主要是通过设置一些专门的课程来进行，现在普遍都注重把环境教育融入到学生的各门学科和日常生活之中。如瑞典在现行的义务教育阶段的16门课程的国家教学大纲中，有生物、物理、化学等9门课程明确规定了环境教育方面的内容要求。其次是许多国家改变了以前单纯依靠学校进行环境教育的做法，注重教育主体的综合化，要求政府、学校、家庭、社区共同担负起相应的教育职责，共同形成一个分工合作的教育网络。如在美国，环境教育的模式已从完全依靠学校慢慢演变为注重通过学校、家长以及社区，利用节假日时间，借助一些庆祝活动、文艺表演甚至宗教仪式等形式来完成。除此以外，环境教育已逐步从书本转向活动，从课堂转向现实生活。如在德国，孩子们的幼儿园都建设得像花园一样美丽，园内有沙地、水池、草坪和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并尽量保持环境的原生状态。孩子们从小在这里就享受到亲近自然的乐趣，同时也得到了良好的生态启蒙教育。这些途径形成了强大的合力，促进了环境教育的效果。
四、环境教育的方法凸显渗透性与实践性
在当代国外学校中日益受到重视的隐性课程，作为一种养成教育的有效形式，在环境教育的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注重课堂教育的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学校在开展环境教育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发挥隐性课程的渗透性作用，希望通过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来加强环境教育的效果。如英国的学校十分注重通过户外学习来培养学生的环境意识。早在 1979 年，英格兰的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就设立了 360 多个环境教育基地。学生在基地通过资料收集、调查研究、知识对比等实践活动，在增长了他们的环境知识的同时，还改变了他们的环境态度，也进一步提高了他们解决环境问题的技能。除此以外，国外的学校还注意利用各种课外、校外活动的机会，组织学生广泛开展形式变化多样、内容丰富有趣的环境教育活动，如围绕与环境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举办讲座、召开演讲会、报告会和展览会等，通过开展这些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来养成学生爱护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
五、环境教育的保障走向法制化
国外发达国家在保障环境教育的实施方面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借助完备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这也是当代国外环境教育发展的一个总趋势。世界上最早立法保障环境教育实施的国家是美国，美国从 1970 年开始就制定了《环境教育法》、《环境教育发展计划》、《环境教育和培训计划》等一系列环境教育法规和发展计划，为环境教育的有效实施提供了依据与保障。根据需要，美国政府在1990年又重新制定了新的《环境教育法》，对环境教育政策和措施做了更为详细的规定。根据该法令，联邦政府教育署还专门设置了环境教育司。日本、巴伐利亚和俄罗斯等国也都制定了相关行政法规来宣传环保和环境教育。在英、法、德等国家，学校还在制定的各种准则之中融入环境教育的有关内容，如《与学生有关的社会准则》、《与环境有关的社会准则》等，通过严格执行法规与准则，使环境教育的实施得到了有力的保障。
自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概念后，我国学界就开始对生态文明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总目标，并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以后，在全国形成了生态文明教育的热潮。在广泛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大力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如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国外环境教育的主要特点，学习借鉴他国的有益经验和成功做法，肯定有助于更好地开展我国的生态文明教育。
综观国外环境教育的发展，至少对我国的生态文明教育具有如下一些启示。
六、生态文明教育要注意全民性与层次性
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重视生态文明教育的关键一方面要体现全民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层次性。生态文明教育不应仅仅局限于学校的正规教育，而应成为全民终身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针对我国生态文明教育的现状，首先要注意教育对象的层次性，针对小学、中学、大学（含研究生） 的不同学生层次，在保证教育根本目标一致性的基础上，从整体上体现各层次的特殊性，做到各级学校生态文明教育目标的层次化。相应的，针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知识水平的公民，在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上也应注意层次性，确定不同层次的教育内容。同时，在进行全民教育的过程中，应根据不同层次的人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通过不断实现生态文明教育的全民化和层次化，让所有公民在成长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良好的生态文明教育，从而保障生态文明教育的全面推进。
七、生态文明教育要强调整体性
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营造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衔接的综合教育网络，使生态文明教育在空间上进一步扩大，是生态文明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措施。同样，我国的生态文明教育必须从“封闭”走向“开放”，通过建立以学校为主体，以家庭、社区和社会为补充的，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教育网络，来实现生态文明教育的综合效应，加强全方位育人的整体合力。同时，还要改变原有生态文明教育随意性、零散性的状况。正如北大校长周其凤指出的：我国的生态教育应突破知识条块分割，要覆盖到社会的产业结构和消费行为等各领域。避免学生出现在学校一个样，在家里另一个样，走入社会又是一个样的尴尬情形。
八、生态文明教育要注重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的结合
生态文明教育要强调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并举。一方面，生态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法律的强制执行是不能实现的，它必须建立在强烈的生态意识的基础之上，依靠公民的道德自律，即以生态伦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以生态伦理来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实现。另一方面，道德规范对公民行为的约束是有限的，单纯依靠道德规范来改变人们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不良行为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有效结合起来，才能制止公民对待生态环境的不当行为。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除了充分发挥党的各类大众传媒在生态文明宣传与舆论引导上的巨大影响力外，还要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法制建设。建议国家在搞好试点的基础上，先制定一些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地方性法规，以便于为全国性的生态文明教育法制建设提供经验。
日本的特殊教育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特殊教育的初步形成阶段(日本明治时期～昭和初期)。此阶段的代表事件就是1878年京都盲哑学院的设立。直到1941年，养护学校的叫法被逐渐推广，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自吞侵略苦果后，特殊教育也趋于停滞。第二阶段是“特殊需要教育”时代(1946年～2001年)。以1946年在大和田国民学校开设养护班级作为日本战后复兴的开始。并在1947年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规定盲、聋儿童实行义务教育，1979年养护学校义务化，直至1993年，学校教育法实施规则修订，“通级”指导被制度化。第三阶段是“特殊需要教育”向“特别支援教育”理念的转换阶段(2001年～至今)。2001年文部科学省提出用“特别支援教育”代替“特殊需要教育”，经过近六年的运行和修订，“特别支援教育”于2007年正式实施。日本的体育特殊教育的发展是伴随着日本特殊教育的推进而逐渐成长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日本体育特殊教育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对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日本体育特殊教育的飞速发展。第一是1964年日本承办的东京残奥会。它激发了日本对于残疾人体育发展的热情和好奇心，也引起了日本相关部门的重视，开始在特殊教育中开发和推广残疾人体育。第二则是1979年养护学校义务教育化。这一法规的实施，促使身心有障碍的儿童能够回归学校接受教育，从而也有机会参与体育，并获得体育特殊教育的机会。第三是1998年的长野冬季残奥会。它推进了残疾人体育向竞技体育范围的进一步拓展。经过长期的发展，日本体育特殊教育基本做到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良好衔接，普通高校体育特殊教育更加重视整个社会和学校教育的协同发展，而不是只针对个体的教育。对其现状进行研究将对我国体育特殊教育起到很好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2日本高校体育特殊教育实施现状
通过对日本18所高校的调查并参考日本平成21年学校特殊教育实施情况调查研究报告书(高校部分数据)获取分析数据。其中北海道、东北地区及九州、冲绳地区比例最高，其它地区比例相当，所调查82所高校基本覆盖了日本全境。所调查高校，综合性大学占52．4%，单科院校占42．7%，其它4．9%。本科生不足500名的学校占到了42%，500～1000名的学校占18%，1000～1500名的学校占17%，1500～2000名的学校占7%，2000～2500名的学校占5%，2500名以上的学校占7%。
2．1日本特殊体育教育基本情况分析
在全校范围内体育作为必修课的高校占43%，另外作为院系单独要求作为必修课的学校占6%，还有一类是体育综合课程必修的占11%。但也有25%的高校将体育课程作为选修课，而不做强制要求。在这些高校中，对于特殊群体学生的体育教学，38%的高校每年会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处理，也就是说会安排适合他们的、更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28%的高校是按学校多年常规进行统一管理和教学;15%的高校制定了相对细化的特殊教育体系，根据体系的划分进行区别对待;另外11%的高校则按照普通学生对待，不进行特殊安排。对于特殊群体学生的判定，不同高校判定的方法也不相同。对于特殊群体学生的认定依靠教师主观判断的占到了33%，根据校外医疗机关诊断的占21%，依据校医院进行判定的占17%，其它判定方式占16%。几乎所有被调查高校都未采用体力测定的方法来进行判定，也就是说主要还是依靠生理上的伤、病、残进行判定的，对于肥胖等体质较差的学生依旧划归到正常学生的范围。从图1特殊群体学生残障分类可知，涉及运动系统方面的人数最多，分别是35%和26%，运动系统原因是特殊群体学生不能参与正常体育教学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设置适合的体育特殊教育课程是面临的主要问题，其次则是学生的康复和保健。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授课的情况下，项目选择其实是比较广泛的，包括迷你网球、排球、飞碟高尔夫、棋类、瑜珈、冬季运动、轮滑、蹦床、计算机游戏等26个项目。
2．2日本高校体育特殊教育模式调查与分析
只有6所学校没有开设针对特殊群体学生的体育课程，大部分高校都设置了专门体育课程。其中9所高校采用的是一对一的教学模式，这无疑是最具有针对性的方式，但也对教学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有18所高校则根据学生情况开设了不同的体育课程。23所高校则开设相应课程，让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上课，其中3所高校另外安排了专业护理人员。另外，有4所高校在原有体育课程教学中，增加助教或专业护理人员帮助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参与正常体育教学。还有17所高校针对特殊群体学生的实际，在他们不能很好完成体育教学的情况下，增加参观、观看或调查等教学形式，以加深他们对体育的理解。在选择第一、第二选项的高校中，有76%的高校是由体育特殊教育的专职教师进行教学;12%的高校由一定比例的专职和兼职老师共同进行教学;8%的高校由兼职老师承担教学工作;其它情况占4%。
2．3日本高校体育特殊教育实施情况调查与分析
调查问卷采用李斯特5级评价量表，表示为:5很符合、4较符合、3一般符合、2不够符合、1不符合。平均值越接近5，说明所提问题越符合实际情况。反之，越接近1，则越不符合实际情况。日本高校对于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授课的认可度很高(平均值达到了3．24)，并且能够根据学生情况进行不同的教学评价，并配置了相关的针对特殊群体学生需求的附属设施，让特殊群体学生能在比较良好的氛围里进行学习(平均值达到了3．32)，而学生对体育课比较积极的态度和兴趣。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资金短缺、医疗保障不完善、特殊体育教学设施、教具不齐全等问题。全纳体育这一教育理念在日本高校已经得到广泛认同，许多高校将特殊群体学生置于正常体育教育之中，因此，“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上课，教学效果理想”的平均值达到了3．30。同时，“将协助特殊群体学生进行体育学习，作为普通学生体育课程的组成部分”的平均值达到了3．57，充分体现了全纳体育教育是对全体学生的教育理念。但在实际教学中也表现出“特殊群体学生的针对性教学具体实施时比较困难”、“满足特殊群体学生的不同需求比较困难”等矛盾。
3日本高校体育特殊教育对我国高校体育特殊教育改革的启示
3．1转变体育特殊教育理念，构建体育特殊教育理论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召开包含92个国家及25个国际组织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specialneedseducation”，着重将有障碍孩子的教育作为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旨在推进“Inclusiveeducation”(全纳教育)的教育理念，创造没有“特殊孩子”的社会，最终通过了“萨拉曼卡宣言”。也正是在这次会议后，“Inclusiveeduca-tion”的教育理念对日本传统特殊教育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越来越多的日本高校开始反思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日本许多高校也尝试将全纳教育融入到体育教育之中，现在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授课已得到广泛认同，其意义也已凸显。针对全纳体育教育，在适应性教育(adaptiveed-ucation)的大背景下，日本高校也加大了适应性体育(adaptivesports)的推广和创新力度，开发即能满足全纳体育教育需要，又能适合特殊学生不同需求的课程体系。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日本社会特殊教育发展的现状，又提出用“特别支援教育”代替“特殊需要教育”的理念，为了适应这一变革，日本体育界又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正是在不断顺应世界特殊教育理念发展并充分依据本国国情的前提下，日本高校体育特殊教育才能不断变革、创新和发展。目前，我国体育特殊教育在先进教育理念的引进、推广和践行方面，无论是与国内特殊教育的发展而言，还是与国外体育特殊教育的发展而言都相对滞后。如果没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作为支撑，没有完善的教育理论作为指导，就很难发现目前体育特殊教育中存在的不足，那么打破旧的桎梏从而进行改革创新也就难以进行。
3．2全面认识全纳体育教育
萨拉曼卡宣言指出:克服歧视态度的最有效办法，是让普通学校逐步全纳化，营造一个宽容的社会氛围，建设一个全纳的社会环境，逐步实现全民教育。全纳教育的核心是忠实地把教育看作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因此，其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有着重要意义。首先，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通过一视同仁地为所有学生提供教育，使他们相互理解和信任，逐步改变社会对于特殊群体的态度，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没有歧视的社会;其次，全纳教育要求学校制定出适合学生特点的教学方法，让所有学生各有所用，通过教育在身心两方面受益。最后，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教育、社会资源，让教育效能最大化。在这种大背景下，日本文部科学省指出，21世纪的特殊教育应该符合每一位残障学生的需求。全纳体育教育就是针对不同的残障(身体残障、智力残障、身体能力有缺陷等)学生，都有适合其参与的体育项目、器材、场地和规则。而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特殊教育越来越重视，教育环境也不断发展和改善，残障学生进入大学的比例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到2007年，达到国家录取分数线残疾考生被普通高校录取比例为95%，有近2万名残疾人在普通高校就读。我们也面临着残障学生教育诸多问题，而体育所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正确地认识全纳教育，并最终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全纳体育教育理念、思想和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特殊教育，从而进一步认识体育特殊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全纳教育融合了当今对于残障概念更广泛的理解。按照全纳教育思想，有些学生不能胜任体育教学，我们不能将这个问题归咎于特殊学生本身，而是应从教育体制、体育教学模式、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师资培训、硬件等因素考虑我们自身存在的缺陷，为特殊群体学生扫除障碍，满足他们学习的需求。全纳教育自90年代被正式提出，就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研究热潮，北欧一些国家更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进行了相关的尝试，全纳体育教育是全纳教育的有益补充，我们的体育特殊教育必须抓住机遇，创造条件，跟上世界发展的车轮。
3．3需要构建完整的“体育特殊教学体系”
从对日本高校的调查可以看出，体育特殊教育的开展是单一部门无法完成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可以说，“体育特殊教学体系”主要由学校内部环境、特殊体育教学系统、社会外部环境三部分构成。体育特殊教育不是仅集中于学校，集中于课堂实践，它包括学校、社会、家庭的协同配合，也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家政策、教育体制、师资培训、教育系统及其所服务的社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资金和资源的管理问题。但对目前体育特殊教育面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构建合理地“体育特殊教学系统”，这是全面推行体育特殊教育的基础和必经途径。“体育特殊教学系统”的建立就是要力求改变目前体育特殊教育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隔离”的现状，努力做到教育的“融合”。从而最大程度满足全体学生的体育教育需求。“体育特殊教学系统”与普通体育教学系统的主要区别应该体现在四个方面:课程统整、差异教学、教学辅助设计和全纳设计。“体育特殊教学系统”的构建强调的学习是学生积极参与并理解其实际经验的过程，也就是说要让学生学会自己理解并发现事物的本质。主要包括课程目标及课程结构调整。我们从上面的调查可以看出，日本高校体育课程内容的设置是比较丰富的，并能根据普通学生和特殊群体学生的不同需求设置和安排相应的内容，从而保证全体学生的需求。新的教学系统应该融入“全纳体育教育”理念，将更加注重双方学生一种“态度”的培养，即“协作、平等、公正”的态度，把“共同发展”的理念充分体现出来。“体育特殊教学系统”的课程结构主要包括人格教育、认知教育、情意教育。差异教学是实现全纳体育教育的必然要求，我们即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但也不能忽视学生的共性，差异教学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正视残障)，满足不同学生体育学习的需要，促进每个学生身心最大限度的发展。通过评价差异、教学内容差异、教学方法、手段、方式的差异、教学实施的差异，从而能够主动适应学生身心动态的变化，做到教育资源的共享，创造公平的教育机会，营造积极的情感氛围，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并客观评价学习效果。而要实现差异教学，就离不开相应的教学辅助设计，常规的体育教学很难满足和适应特殊学生的要求，这就要求在教学实施、教材、教学设施、教具等多方面进行重新设计，做到“因材施教”。
根据对日本体育特殊教育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高校在体育特殊教育中也存在体育教具、教学设施、教材、资金不足等问题，但相比较我们的体育特殊教育，日本在教学辅助的开发、研制上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比如盲人学生专用体育教材、为听力障碍学生开发的体育多媒体视频、为特殊学生学习或康复治疗而改进或设计的体育教具、为行动不便学生提供网上教学等，特别教室、无障碍设施等在许多高校也作为常规化设施而存在，保障了特殊学生参与各种活动。在这方面国内体育特殊教育基本还是空白。教学辅助设计主要涉及两个方面:(1)教学辅助技术。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辅助技术在为特殊学生提供便利学习的同时，增加了获取知识和技能的途径;教学辅助器具主要针对特殊学生个体差异，设计出符合他们身体特点的教学器具，比如针对盲人学生设计的带响声的乒乓球和特制乒乓球台，改变体积和重量的排球等等，使他们最大程度参与体育教学;第三部分是教学设施方面，设计更利于特殊学生出行和参与体育活动的场地、辅助器材等。(2)辅助治疗技术。体育特殊教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帮助特殊学生康复或治疗，而不仅仅是承担教学任务。因此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实施等设计上都要尽可能体现这一点，让他们能更健康地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全纳设计是为了适应全纳体育教学所提出的教学构想，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教学方案，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和场合下，用最少的人力、物力满足全体学生的体育教学需求，这并非意味着针对全体学生提供单一的教学方案，相反，它强调采用多种方式满足差异学生的需求。它通过创建适应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灵活性教学目标、教学策略，教学资源和教学评价提供具有深远发展空间的蓝图。例如，葡萄牙正在开发一套灵活的全纳性课程，来代替原有的、严格的、内容过多的课程。这个新课程不是基于课程内容的细节，而是基于三个领域基本能力的发展需要:成为自我管理的学生所需要的能力;正确态度和社会技能的培养;个性发展和对人生质量的探求。根据这三个原则，规定了一个核心课程，在这个框架里，学校可以自由地计划自己的教学项目，组织教学时间和使用教学方法。
4结论与建议
1)日本高校普遍开设了体育特殊教育课程，从体育师资、教学设施及教学辅助设施、项目选择上都较充分地考虑到特殊群体学生的需求;全纳体育教育已被广泛接受，并能将全纳体育教育的理念运用到体育特殊教育实际，保证了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的共同发展。
2)日本体育特殊教育给我们的启示是:首先，我们要重视目前面临的体育特殊教育问题;其次，我们对全纳体育教育的理解和接受都处于萌芽阶段，需要全面认识和学习;最后，体育特殊教育不仅仅是体育教学，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体育特殊教育系统，才能真正实现全纳体育教育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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