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泰国中文教学的历史和发展现状
泰国的每一届政府都实行不同的政策，使得泰国的汉语教学大起大伏。但在曲折的道路中形成了两种汉语教学类型：华人兴办的私立学校和政府办的公立学校。
（一）华人兴办的私立学校
从14世纪开始，中泰两国就有了往来，并随着华人的到来，出现了中文的教学，私塾为中文和汉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场所。后来随着大量的华人移居到泰国，直到1998年为止，私立学校的中文教学经历了5个时期，即：萌芽与初步发展时期、继续发展时期、衰落与复苏时期、再次遭受打击、第二次复苏和发展时期。
1.萌芽与初步发展初期
2.继续发展时期
1932年以后，虽然中文学校的规模达到了两百所，但在当年的6月泰国发生政变后，新的政府又重新制定了教育政策，规定：在这些中文学校中不能仅仅学习中文，每周还必须学习大量的泰语，并把中文作为外来语学习。由此可见，当时的中文教学是在艰难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着，所以称这一个时期为继续发展时期。
3.衰落与复苏时期
从1938年开始，华人开办的私立学校进入了衰落时期，原因是1938年开始是反华反共的銮披汶政府执政期。这个政府严厉打击华人，使得中文教育又一次受到了打击。在这一时期他们关闭了300所华文学校，让所有华人的小孩都要到泰文学校上课。1946年中泰签署了《中暹友好条约》，条约规定华人在国内享有设立学校的权利。从条约生效开始，一些曾经被关闭的学校又纷纷重新开启，另外又有一批华人学校新建起来。因此，从1946年开始，泰国的中文教育得以复苏。
4.再次受到打击时期
经历了衰落与复苏，本以为中文教育迎来了春天，但在1947年，銮披汶政府的再次执政使得中文教育再一次遭受打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旨在减少中文教育，这些政策使得中文教育举步维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泰国实行的是反共反华政策，不仅严格控制每所学校教授中文的教师数量，还对每周中文课的课时加以严格限制，到1958年，泰国的华文学校仅剩185所。
5.第二次复苏和发展时期
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中泰两国经贸关系日益加强，汉语人才的需求快速上升，因此，当时的政府取消了一些不合理和阻碍发展的措施，使得汉语教育出现了第二次复苏和发展。从1991年开始，泰国的华文学校已恢复到100多所，另外，各个高校还相继开始开设汉语专业。
（二）官办或半官办的华文教育
综上所述，自华人迁徙到泰国后，不仅成为泰国经济的主要推动者，还是推动泰国中文教育的主要力量，许多移民到泰国生活和工作的华人，也促成了中文学校在泰国的建立和发展。但是随着移民和华文学校的不断增多，泰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语言文化而不得不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中泰两国处于对立的情况，泰国政府对中文教育采取了一些比较严厉的政策，最后的结果是不仅使正规的中文学校一度在泰国消失，这也严重打击了泰国的中文教育。之后政府所采取的严厉政策，造成了泰国中文教育不能发挥其应有的风采。这种政策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中泰开放交流、合作、往来的情况下，汉语人才及其紧缺，泰国的中文教育也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也是因为有这些原因，泰国政府才又重新开始重视和鼓励中文教育的发展。
二、当今泰国教育体制外的中文教育面临的问题
为了满足中泰贸易的需求，现在在泰国各地出现了许多中文培训机构。这些机构没有固定的教学程序，也没有对学生成绩考核的规定；他们不像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那样规定每周中文课的课时、科目等，所以，这些机构在对学员进行中文培训的时候没有自己的原则和标准，主要从实践中获得经验，并探索出属于自己的教学体系，例如：OCA、MA_ED、OKLS等培训机构。
这些中文培训机构办学方式灵活，受到泰国人的喜爱，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第一，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的问题；第二，机构工作人员的问题；第三，资金问题。这三个问题在现在的泰国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这样使得大部分的学员没有得到系统有效地培训。
（一）教材的选择
现今，泰国教育部强调说：在中文教育中，所使用的教材可以来自中国大陆或台湾，可以选择简体字版本的或是繁体字版本的。教材教授的知识从简单到难、从少到多的生词和句型，以练习和记忆为主，但这样的教材存在的不足是容易让学习者产生厌烦情绪，当越来越多的东西需要记忆时，学习者就会觉得很难而放弃了学习，而由于培训机构没有任何条约来约束学习者一定要学完某一课程，所以大部分的学习者由于内容的加深而放弃了学习。
现在，泰国的各个中文培训机构所选择的教材都不一致，国家也没有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导致所使用的教材不是太简单，就是让学习者觉得很难。因为一些教材当中还包括了中国文化的相关内容，当中泰两种不一样的文化相碰撞时，使得泰国学习者很难理解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各种词汇，造成了学习上的阻碍。
（二）课时的设计
培训机构的课时主要是根据学习者的水平和需求来制定，例如：可以分成商务汉语、汉语会话、汉语写作、旅游汉语等模块来上课，每一个模块的平均课时是30-80小时，上课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包括老师亲自教授、看DVD和网络自学，教授的地点也根据学习者而定。
这些课时的设计虽然灵活多样，但要求学习者有很高的自觉性，在学习过程中还要有高度的注意力，如果不能做到，那么再灵活的方法也不能使学习者学好中文。
（三）教师的业务素质
教育机构进行中文培训效果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资金的投入、市场的需求、服务态度等，教师的业务素质也起到了决定作用。一个好的培训机构不仅选对使用的教材，制定有效地教学计划，还要具备的条件是有一批专业知识过硬的教师队伍。招聘一些专业知识扎实且有教学经验的教师是很难的，是由学校的经济因素决定的，能出高薪，自然能吸引哪些能力强的教师为自己的培训机构工作。所以，经济实力雄厚的培训机构不仅能招聘到好老师，还能多开设几种培训课程，收入自然随着增加，在市场中也较有竞争力。
综上所述，现在泰国各种中文培训机构面临着各种不同的苟待解决的问题，泰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这些问题，并找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法，更好地推进泰国的中文培训机构的生存和发展。
三、政府的促进策略
为解决教育体制外的中文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泰国教育部助理办公室和技能教育服务办公室召开了“支持中文教学教育策略”的会议，为了教育体制外的人们都响应教育部的政策而出台了相应的政策。这个政策让许多人们拥有应用各国语言的能力，并推进和提高了商业、旅游业、投资业和工业的效率。
第一，发展目标。技能教育服务办公室带头为促进中文教学而制定出的相关政策，不仅是为了增加国家的竞争力，也是教育部在对泰国的中文校外教育研究后做出的一些策略性的计划，其主要内容是：最终在全国各行业的劳动者中要有十万人学习中文或从事与中文有关的工作。
第二，执行的可行性。首先，政府有明确的政策扶持这项工作的开展；其次，具备了实施这项工作的硬件，如：工作人员、地点等；最后，每个府都有相应的预算支持。
中国体育的困惑与人文精神
“体育”一词产生于西方的工业社会。中世纪之后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体育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以科学－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体育。体育自身形成体系并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独立领域。我国的体育要远晚于西方体育。最初是一些西方传教士将体育带入中国。直到1905年，清政府的癸卯学制才第1次将体育列为学校教育的一门科目。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中体西用”的工具理性，我们对西方体育的引进更多地局限于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对于其文化渊源以及哲学根基却较少涉及。这也为后来的中国体育的发展定了调子，埋下了隐患。体育是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反思体育的人文精神需要将体育置于整个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去。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盛况空前的“人文精神问题”大讨论。不少学者针对我国人文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满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鲜明地提出了“人文精神危机”或“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热切地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重建”与“高扬”。人文精神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体育也概莫能外。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使得体育更为淋漓尽致地反映着社会的变革。中国体育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体育从解放前的“强国强种”“保家卫国”到解放后的“乒乓外交”“奥运争光”，它一直作为实现其他文化形态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一直没有回归体育的文化本位。面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中国体育自身的社会功能必将发生改变，它将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它将以美统真善，用美实现对人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推动体育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后工业社会体育的审美诉求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80年代，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形式单一，主要采用政府主导的模式提供社会公众所需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换言之，政府垄断着整个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其角色定位往往既是安排者又是生产者。随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引发了社会公众公共体育需求的规模化与多样化，政府仍只依靠自身力量来承担更为丰富多样的公共体育服务，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市场机制也被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作为公共服务随动系统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先前处于独家垄断地位的单一供给主体———政府，不得不面对私人部门(市场)和社会非营利组织的挑战。于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国家开始改革原来的政府主导型供给模式，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多元主体供给模式。相应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由政府一元供给走向了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机构相结合的多元化供给［2］。又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结构、制度环境、文化和历史发展等差异，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多元主体之间地位作用、协同关系与合作方式不同，可以归纳成“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有限市场型”和“有限政府型”等4种模式。形象地说，这些模式位于“市场力量－政府力量”强弱维度图的不同区位，产生背景不同，运行内容也有所差异，各自都具有一定的优点和不足。
1．1政府主导型模式
理论上，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体育服务一直被认为是政府的职责，不少国家均是采用这种模式供给公共体育服务。但是随着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演进发展，目前仍采用这种供给模式的国家已经不多，新加坡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新加坡是移民国家，具有多元文化与社会主体，同时缺乏自然资源，经济对外依赖程度高。这些特殊国情决定了必须由政府集权对公共体育服务进行权威性供给和生产，以保证公共体育服务在全国的普惠性和均等化。一方面，新加坡政府通过大力建造公共体育场地设施来实现公共体育服务的普惠性。1975年新加坡开始实施《体育设施蓝图计划》，如今公共体育设施已覆盖全国，形成了包括体育城、区域体育中心、市镇体育及康乐中心、社区操场在内的四级体育设施网络［3］，且体育运动开展种类多、普及程度高。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公共体育服务的均等化，政府规定在规划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政府组屋时，就要求每一片社区周围都必须建有相应的体育设施，规模大的组屋区还要有相应的体育场馆，且这些体育设施和场馆基本都是免费的，只是需要居民提前电话预约。同时，各个组屋社区还成立有各种运动社团，鼓励居民参与［4］。新加坡采用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供给公共体育服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可见，政府主导型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政府是公共体育服务生产和提供的主体，以权力为运作方式，强调政府的强力调控和垄断，表现为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的生产、提供和监管中均是强势支配力量，集资金提供者、生产安排者和具体的服务生产者于一身。这种模式要求政府拥有高度的权威与足够的资源实力来主导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且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市场与社会力量不强，市场化和社会化受到制约。由于政府主导型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上述特点和适用条件，带来了相应的优点和局限。首先，政府制定的具有统一性与计划性的各类导向政策，更有利于保障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普惠性与均等化，在供给公共体育服务时政府能承担一些耗资大、经营利润低的项目。但同时，市场和社会应有的价值没有得到利用，政府独家提供形式多样的公共体育服务，往往是政府的财政支出负担较重，会出现诸如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低下、有效供给不足等一系列制度性缺陷，也容易造成政府机构的膨胀、消费者被动接受等不足。也正是由于这些积弊的存在，早年实行政府主导型模式供给公共体育服务的一些西方国家，陆续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市场化改革［5］，产生了其他供给模式。
1．2市场主导型模式
市场主导型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主要发生在市场经济相对较为成熟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采用市场主导的方式来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体育服务，主要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市场化程度高，运用灵活多样的供给方式。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公共体育服务已形成以市场为主导，以竞争为核心的服务模式，诸如合同外包、特许经营、使用者付费、凭单制、公私合作等。美国许多州和地方政府通过平衡的地方财政运作和市场化的方法，投入体育场馆等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发行政府建设债券等，就是其中最主要的资本市场筹资方式［6］。二是公共体育服务及其相关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发育成熟，社会组织在公共体育服务提供中扮演着重要而积极的角色。美国是世界上社会组织最发达的国家，目前与体育相关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多达300余个，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相应分支组织则难以完全统计［7］。这些社会组织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它们不仅为社会公众提供多样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也为政府的公共体育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市场主导型模式的最大特征是市场成为公共体育服务生产和提供主体，在公共体育服务的生产、提供和监管中处于强势支配地位，政府仅起到宏观的辅助作用。市场主导型模式的适用条件要求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强调市场竞争机制、激励机制与价值规律的作用，重视自由竞争给公共体育服务带来的积极效应。其运作机制主要是发挥市场与社会组织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作用。在美国，市场主导型模式的产生背景是在传统的政府主导型供给中，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出现了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等一系列问题，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促使市场力量逐渐进入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弥补政府垄断供给带来的不足。在优缺点上，市场主导型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能充分利用市场与社会组织力量来提供社会公众所需的形式多样的公共体育服务，帮助解决政府部门提供相应服务时效率低、成本高的不足。但同时，这种模式也会存在过度市场化的问题，比如:企业不愿提供投入回报低的服务内容，还容易造成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总量不足、私营部门垄断、影响社会公平、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引发腐败等问题。也正是由于上述弊端，多数西方国家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改革上选择了适度的市场化，努力实现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制衡，于是出现了有限市场型模式和有限政府型模式。
1．3有限市场型模式
从如今公共体育服务不断深化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进程来看，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原来的政府主导型供给模式，有限市场型模式就成为其中一些国家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演进发展的主要选择。目前采用这种模式的主要区域是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德国是国家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在历史上由政府主导着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同时也注重政府和市场的紧密关系。近年来，德国公共服务机构的“去行政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不断走向公司化、市场化，允许私人企业参与投标或采取公私合作的PPP模式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目前，德国公共体育服务领域采取PPP模式已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国内公共体育场馆建造、公共体育服务提供等均是采用BOT、租赁、特许经营等PPP运作模式［8］。除了市场化趋势外，德国公共体育服务的社会化趋势也在不断提高。如今的德国，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存在着包括众多体育俱乐部与联盟在内的强有力的社会组织，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局面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包括公共体育服务在内的许多公共服务已经被从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转移到各类社会组织(第三部门或者非营利部门)［9］。但是，德国公共体育服务领域中的市场机构和社会组织很大程度上并不独立，而是与政府交织在一起。换言之，政府是在主导和制度安排的前提下依赖市场和社会，联合市场与社会力量共同来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有限市场型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多元供给主体中，市场相对政府的作用明显不足，市场仅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发挥有限力量。这种模式的产生背景前提往往是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市场和社会组织力量正不断壮大，但独立性不够，政府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仍坚持主导地位，只在有限的范围和程度上联合市场与社会组织共同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有限市场型公共体育服务模式相比政府主导型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应有价值，帮助减轻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巨大财政负担，提高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效率。但这种模式属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力量较弱的类型，市场与社会组织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应有的作用和价值远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1．4有限政府型模式
在一些国家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改革中，市场化、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与社会力量在服务供给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催生出有限政府型供给模式。现今，英国的“公平福利型”公共体育服务模式就是这一类型。英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经历了从“福利国家”到私营化、合作化、民营化的服务模式，以公平为首要价值理念，追求公平福利，以国家为主体，实行对全民的普遍的基本保障。归纳而言，其有限政府型供给模式强调公平福利，市场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体育服务提供领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政府的有限力量集中于追求公共体育服务的公平福利。具体而言，2002年英国政府了《游戏计划》，提出建设“积极和成功体育国家发展战略”，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的建设作为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关键。2004年英国体育理事会又了《英国体育框架》，提出了每年使英国参与体育和积极休闲活动的人数增加1%的具体目标。可见，英国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坚持需求导向，即通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的建设，确保每个人都能有接近高质量体育的机会，满足个体的体育需求［10］。另一方面，近些年英国政府部门不直接介入体育管理，其体育和娱乐司等行政部门，通过与国家理事机构、青年体育基金会等众多合作伙伴充分合作，联合市场和体育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中的主要任务变为监督和协调［11］。并且英国的社会组织仅次于美国，相对规模居世界第2位，尤其是包括文体休闲在内的3个领域最为活跃［12］。有限政府型模式的最大特征是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多元供给主体中，政府相对市场仅仅发挥很少的作用，侧重于利用市场和非政府组织为社会公众提供所需的服务，政府作用仅限于弥补市场与社会力量的缺陷，承担公共体育服务普惠公平宗旨的有限责任。有限政府模式的产生背景要求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市场与社会力量比较成熟，且独立性强，同时政府部门担负公平普惠的最终责任，能起到应有的组织、协调和监管职能。有限政府型模式相比有限市场型模式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减轻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负担。但同时，在有限政府型模式运行中，随着市场与社会的力量逐渐增强，往往会产生一些市场化与社会化的问题与弊端，包括市场垄断的出现与服务提供效率的降低、服务质量监管成本巨大、公私合营交易成本增加等，更需要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普惠性与均衡化方面发挥政策制定、组织协调、评估监管等作用。这一点在英国的实例中能得到明显体现。此外，在公民社会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公共体育服务领域还存在社会自愿供给模式，包括个体自愿供给和社会组织之类的团体志愿供给，往往是供给者以慈善方式无偿地向社会公众提供某些公共体育服务。这种方式普遍存在于现代社会，但由于其运作机理是基础相对薄弱的自愿机制，所以，始终无法成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主流模式，而是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有益补充。
2国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的启示
近些年，不仅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持续对公共体育服务模式进行着结构性调整，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地探索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加快公共体育服务建设，打造适合国情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上，也可以从西方国家相关领域实践中获得一些启示。
2．1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中政府始终担负着最终责任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体育政府部门对自身在公共体育服务中重要性和最终责任的认识需要深化。各国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改革中选择适宜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实则是基于国情把政府和民间的力量最有效地结合起来以提供最好的公共体育服务。现代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存在多种模式，在任何类型的供给模式中，政府始终担负着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公平普惠的最终责任，无论市场和社会组织如何成长，政府作用不可能消失，差异只是政府在发挥何种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换言之，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主体责任，即确保公共体育服务被提供的责任具有不可替代性。分析比较上述各类供给模式还能看出，伴随着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市场化和社会化趋势，一些国家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市场与社会力量增强，政府负担会有不同程度的减轻，但责任并没有减少，相反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
2．2各类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不同
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领域，政府可以是生产者、组织者、协调者与监管者等多种角色定位。现今社会公众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不断多样化、高级化，促使传统的政府主导型供给模式日渐需要市场和社会组织不同程度的介入，帮助提高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水平与效率，因而产生了政府和市场社会力量协作方式不同、地位不同的多类供给模式。比较上述各类供给模式可以看出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定位各有侧重:在政府主导型模式中政府以主导角色出现，相比其他供给模式更强调生产职能;市场主导型模式中政府的生产职能最为弱化，在生产中仅起辅助作用;有限市场型模式与有限政府型模式中，政府的组织、协调和监管职能尤为重要。概括而言，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选择与调整过程中，掌握着大量公共体育资源的政府，作为公共体育服务的最终责任者，在服务供给过程中可以是主导的身份或参与的角色，生产或提供社会公众所需的各种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
2．3适宜和动态地选择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
不同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主要差别在于政府作用、市场作用和社会力量相对关系的差异。西方国家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的演进过程说明，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类型，只有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下，不同的历史阶段适应不同环境的具体模式。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力量的投入强度也不一样。而且，不同时期的公共体育服务模式并非是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任务和具体情况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甚至不同的公共体育服务模式之间的界限也在逐渐地模糊。为此，一方面，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选择应坚持适宜性原则，要根据国内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大环境，以及公共体育服务领域中政府部门、市场机构和社会组织的现实力量与相互关系，来确定适合的模式类型。另一方面，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选择应坚持动态性原则，这就意味着应以社会公众公共体育需求变化为导向，在社会公众基本公共体育需求不断多样化的背景下，逐渐实现政府主导型供给模式向多元主体供给模式变革。
3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
现阶段，我国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供求态势是:政府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与社会公众的公共体育需求之间矛盾和差距明显。在多元主体的力量与关系上，政府部门掌握着大量公共体育资源，处于主导地位，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还甚为薄弱，且独立性较差。在社会公众的公共体育需求上，目前以基本的同质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为主。因此，现阶段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应该坚持政府主导，先期调整目标旨在深化“一主多元”的供给格局，即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要发挥强势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的公共体育需求总量和内容，将从基本的同质需求不断扩大为多样化的异质需求，同时，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力量将逐渐壮大。彼时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应朝着有限市场型与有限政府型方向转变，打造多元供给主体的服务模式，甚至朝向市场主导型发展。
3．1初始阶段坚持政府主导型模式
公共体育服务初始阶段，即现阶段，社会公众的基本体育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应坚持政府主导型模式，借助政府的权威调节公共体育资源，实现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普及化和均等化。具体而言，这一阶段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改革的目标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普惠和均等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主要涉及体育场馆开放与全民健身服务两方面，仍应以政府主导型模式为主，关键任务是提升政府生产和提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效率与效果，使得政府所拥有的公共体育资源发挥最大化效用。
3．2中期阶段转向有限市场型模式
预计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时，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水平也进入了中级阶段，政府主导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将得以实现，应逐渐引入市场化，转向有限市场型模式，通过市场与社会组织增加公共体育供给的种类与数量，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体育需求。具体而言，这一阶段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改革的目标旨在培育市场机构与社会组织，使之成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重要参与主体，奠定多元供给主体的坚实基础。这一阶段将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格局，逐渐形成多元主体提供各类公共体育服务的局面。公共体育服务模式方面，由政府、市场机构和社会组织合作提供的效果会不断显现。
3．3后期阶段打造有限政府模式
预计2049年前后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进入高水平阶段，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更加独立壮大，将建立有限政府型模式，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主要作用表现为设计制度安排来规范多元主体的混合供给。其目标旨在深化和完善由政府部门、市场机构、社会组织作为共同提供者的格局，届时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内容会跟随社会公众公共体育需求的变化而更加丰富多样，多元供给主体之间协同合作得更为规范和顺畅。
【关键词】转型期；教育史研究；国际化；本土化
2012年10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主办，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承办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在长沙麓山宾馆隆重召开。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田正平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杜成宪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张国骥教授等众多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年会的研讨。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转型期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教育史研究的新成果与新问题”，参加本次大会的代表共345人，其中教师181人，研究生164人；收到论文236篇，其中16篇进行了主题报告讨论会。专家学者的主题发言或观点鲜明，或理论扎实，或慷慨激昂，或内敛沉稳，整个过程现场气氛活跃，会议进程的圆满成功。研讨内容总的来说，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史学的研讨
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作了题为《教育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新思考》的发言，认为在急剧变化的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教育史学的工作者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完成教育史学科的华丽转身，已成为眼下的当务之急。从教育史学学科发展、功能发挥、未来前景来看，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周教授明确提出，教育史学科体系包括三个部分，即教学体系、研究体系与服务体系，其各自体系的功能与任务分别是培育人才、学术积累、普及知识，并指出未来教育史学工作者与教育史学科建设的任务是加强三大体系建设，全面而充分的发挥教育史学科的功能和履行教育史学科的任务。
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一文以李弘祺的著作《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为例考察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方方面面，从学校的设立、考试选才的体制，到书院的兴盛、大众教育的开展，均有论及。并高度称赞李弘祺先生为中国教育史研究走向国际化、将国际上的中国教育史研究本土化架起了一座学术桥梁。刘教授认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主要包括研究内容的国际化与学术活动的国际化，并指出教育史学的研究要以国际化的视野和意识来选题、议题。
南京师范大学周采教授《论全球史视野下的教育史研究》一文提出开展教育史的研究可以通过全球史视野来推进，这是一个有别于旧的世界史的史学流派。随着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们对跨国的、全球的研究方法的持续关注，全球史在价值观、历史观、研究对象、历史分期等方面有许多新的观点，并对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提出了诸多挑战和启示。最后，周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以期更好得推进中国教育史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于述胜教授《切近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教育史研究》认为目前中国教育史研究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的特点，但是对人文价值研究的反映显得相对不足。因此，于教授以孔子之“学”的阐释为例，从四个方面详细解说了“学”的韵味：
1、“学”之一字，于孔子重莫大焉。从于教授引用的大量原始文献，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的精神世界中，有一个为他所特别看重、极其自信而又终身奉持的“学”。这个“学”到底是什么？紧随其后，于教授又全面解剖了何谓“学”？
2、“学”：学事乎？学道乎？明心乎？通过于教授向我们展现丰富的文献资料和详细的解释，孔子的“学”似可向我们进一步敞开了。
3、“学”：充满张力的乐境。于教授从“学”境中的时空张力和乐感韵律两个维度阐释了为“学”之境的极致。
4、“学”与“诲”：在境中言且引人入境。“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提出让世人永远记住了孔子，因为他最早道出了为师的真谛。
最后在余论中，于教授把孔子的“学”引申到了教育史的研究，这不失为一个创新的思想角度研究。
二、中国教育史的研讨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方晓东研究员在其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的提出与进展》中从宏观的视角向我们论述了中国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处于21世纪的我国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作者以总书记的“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为楔子，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是以终身教育思想为指导的现代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及各种形式的教育相互联系、相互衔接而构成的整体。
在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的特征之后，作者向我们抛出了关于建设现代教育体系的进展与问题，其取得的进展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即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教育体系的层次结构、正规学历的教育规模、普教与职教的发展、非学历教育的发展。但是面对国际竞争的加剧，我国教育体系仍存在诸多的问题，主要是：我国教育体系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教育体系还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多样化学习的的学习需求；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尚有沟通与衔接的障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教育均衡问题仍旧突出；教育体系的开放型有待提高。
为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的目标，作者从宏观的视野向我们论述了实现目标的七大战略任务，分别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教育的对外开放七个维度进行了论述。总之，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是需要全国人民为之共同努力奋斗的。
与上文方晓东研究员宏观的研究视角相反，陕西师范大学栗洪武教授则从微观的角度切入来研究中国的教育，即《学校教育高于生活的品质及其教育学意义》。本文以历史的脉络来追溯学校教育的意义，作者从教育的起源和教育的发展两个维度来论述学校教育高于生活的品质及其意义，然后作者指出了学校教育高于生活品质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教育活动的六大要素之中，即：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既然六个要素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和内容以及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特征，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整体把握教育活动，以期在教育实践上不会迷失道路。
教育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促进个体的社会化，那么关于“社会教育”与“社会的教育”的早期论争就形成了“社会教育”与“教育社会化”的缘由。沈阳师范大学王雷教授《转型期中国“社会教育”与“社会的教育”的论争及其破解》一文分析了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教育”缺失的原因及对策。作者首先从论争的源头：“社会教育”与“社会的教育”开始行文，在考察与分析了其他学者的观点之后，作者指出“社会教育”与“社会的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主张。“社会的教育”逐渐形成了教育社会学的一种流派，而“社会教育”则在实践层面上影响着我国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其次，作者又探讨了论争的特质，即“教育的社会功能”与“社会的教育功能”。再次，阐述了论争的形态：“社会即教育”与“教育即社会”。最后，作者指出全社会为什么关心教育即是论争尚未破解的难题。
三、外国教育史的研讨
华东师范大学王保星教授《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碎片化”与“整合”》一文指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中存在“碎片化”现象，并直接影响到了外国教育史学科基本目标的实现，其基本目标是：充分展示人类教育史的整体画卷，再现不同的文化面貌、不同的地域风情、不同的种族特色。并以再论全球史观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意义为副标题，希望可以凭借全球史观的理论与方法，整合并修正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碎片化”现象，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始努力与实践：第一，变革外国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叙事单元，树立全球性的教育史观。第二，回归教育历史的合作与交流本性，加强教育交流史的研究。第三，客观的评价不同文化与文明对人类教育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
心理学家舒曼(J．Schumann)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学习者的习得过程，提出了文化适应模型，认为外语学习是文化适应的一方面，文化适应是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的社会和心理结合［3］。于是，外语学习者为了尽快获得外语语言知识和技能，主动在文化上拉近与外国文化的距离。语言认知不可能脱离文化认知，外语教学与教育中不涉及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就无法对语言现象与含义进行解释。对于“文化”一词的解读多种多样，文化的具体表征也是丰富多彩。总体而言，人类所特有的、具有创意的事物和活动都可以成为文化。语言既承载文化，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认识文化、传承文化的重要媒介。由于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而具有民族性，因此学习一种语言必然要学习这一语言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研究取向以人的生活经验和历史文化背景为基础，强调人与环境的互动和交换过程。语言教学中要教文化这一观点在我国早已得到广泛的认可，文化认知与语言认知相互作用、相互推动，推动着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20世纪初叶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首次提出“多元文化”的观点，使得欧美西方社会在人文学科领域涌动出一股多元文化浪潮，颇具社会冲击力，最终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主流文化，完成包容多元文化到形成主流文化的嬗变。近年来，外语教育中文化认知的单一性也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外语学习者在外语认知过程中为了实现外语认知的最优化，竭力追求西方文化的认知，通过文化适应提升外语认知的质量。久而久之，西方文化在个体的文化图式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个体的本土文化在图式结构中被淡化，这种现象不利于个体文化分析能力的提高、思辨能力的增强与文化创新能力的培养，降低了外语教育的社会价值。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功用主义淡化文化交流。外语是一门功用性很强的学科，学生学习外语大多奉行“学以致用”的原则，出国、就业、考研、升职是外语学习的直接目的，人文精神的获得与人文素质的培养在外语教育中被置于次要地位;其次，从行为主义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个体为了提升二语再现能力，主动追求文化适应，凸显外语教育中注重语言现象、忽视人文素养的一面;第三，外语教育中缺乏多元文化的比较是最重要的原因。个体学习资源主要是教材、外语课堂、外语网络以及外语期刊等，这些资源实践的是西方文化的最大化呈现。外语教育中，当文化认知呈现一边倒的现象时，个体文化思辨的空间必然会受到限制，外语的教育功能也因此会受到影响。
二、外语教育中的多元文化认知
1．优化外语教育政策，实践多元文化框架下的外语教育文化的全球化使世界各国都意识到跨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日益深化的同时，不同文化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也显现出来，每个群体都意识到自身文化的保存和发展问题，多元文化互识、互利、互补成为外语认知与其它文化认知过程中保留自我文化身份、探索新文化创造空间的有效途径。许多国家将外语教育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并制定相关政策，直接指导、参与、规范本国外语教育，以实现外语教育促进国家安全、社会进步、文化传播以及人才培养职能。美国教育制定的《二十一世纪外语学习目标》将交际、文化、贯连、比较与社区作为外语教育面临的发展方向，以充分体现外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价值;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于1987年颁布的《国家语言政策》，以促进澳大利亚向多元化社会发展为目的，积极发展旨在培养有利于国家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提升本国国家竞争力的外语教育;在德国1964年通过的《联邦德国州教育事业一体化协议修订稿》(简称《汉堡协议》)中，外语教育同样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认为外语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欧洲文化交往的需要。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多以课程要求与课程标准的形式出现，强调语言认知方法与外语教学方法，但在教育层面上论述、规范外语教育的内容很少，不足以将外语教学提升至外语教育的高度。我国的外语教育须以我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框架，以培养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人才为目标，实践多元文化框架下的外语教育。因此，如何发展、优化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需求成为外语教育中的重要课题。
2．开展语言文化活动，在语言运用中丰富多元文化体验外语学习者在认知过程中以生物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情境为平台，在与事物及他人的交互中构成对客观世界的理解［4］。具身认知理论认为个体的认知离不开生活的、社会的体验，不管是什么样的经验，都源于各种感觉肌动能力的身体。感觉肌动能力不可能凭空产生，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通过互动、碰撞而产生。具身认知强调认知的生物性、心理性与文化性，即认知来源于我们共有的生物机体以及我们通过与环境接触而得来的身体和社会经验［5］。语言认知总是与文化认知相伴而行，语言与文化认知都是一种涉身认知，人的身体是语言文化认知的主体。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实施外语教育过程中，将文化活动作为课程的重要内容。例如在汉语课程中，教师组织学生开展除夕夜活动，并邀请中国学生一起参加，活动内容涉及与春节相关的诗歌朗诵、歌曲演唱、年夜饭制作、拜年语讨论等。学生亲身感受中国春节文化的内涵。以主题文化为依托，开展语言实践活动，实现了语言与文化的双重认知。开展语言文化活动需要人力、物力与时间的保证，然而尽可能多的开展语言文化活动使语言认知更具实践性、任务性、具身性，可以极大地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在文化活动中，学习者可以感受到主题文化的内涵和价值。笔者曾经组织学生开展平安夜的主题文化活动，内容包括基督出生故事演绎、歌曲演唱、诗歌朗诵等。通过活动，学生在语言认知的同时，感受到了圣诞的人文精神与宗教色彩，而不是简单的购物、送花、送卡片等时尚活动。开展语言文化活动，在语言运用中丰富多元文化体验使学习者深化了对文化的理解，为开展文化分析、文化讨论打下坚实的基础。
3．设计文化主题讨论，拓展文化思辨能力提升的空间由于语言文化活动受到人力、物力与时间的限制，学习者的多元文化体验也会在质与量上受到限制，且各种文化活动多具有虚拟性。设计文化主题讨论可以极大地推动学习者开展主题文化探索、思想互动、文化思辨。文化讨论的过程就是理解文化、发展思想、进行文化思辨的过程，个体在交流与互动中获得了思想教育。文化讨论在外语教育中可以起到极大作用。首先，文化讨论为外语教育提供了实践与空间的保证。学习者在实施讨论的前期阶段有时间广泛地通过文献检索、网络信息查询等方式涉猎主题文化，积累丰富的文化素材并对其进行综合梳理，合理组织语言表达，使讨论建立在理性的，而不是凌乱的、随意的、肤浅的基础上。其次，文化讨论提供了思想碰撞的机会。文化讨论不是简单的语言实践活动，而是交流思想、发展思维的平台。单个个体所积累的相关文化材料是有限的，文化思想也有可能是简单的、粗糙的，然而通过讨论，不同的个体会呈现不同的文化材料，提供不同的文化思维视角，展示不同的文化思想，这就给个体带来了拓展思维空间和纠正思想观念的机会。第三，多元文化讨论有利于个体构建科学合理的价值观。文化讨论的最后阶段离不开思想总结，广泛的文化涉猎、多方位的思想呈现与多角度的文化思考为学习者整理各种观点并形成自己的看法提供了基础，因此，文化讨论提供了群体教育与相互教育的机会。
4．重视教师职业发展，实现多元文化认知可持续性发展长期以来，行为主义理论一直主导着外语教师的职业发展。在行为主义理论中，教师的教学行为由外部刺激决定，外语教师被当作是一种语言的输出和输入的系统，因此“言语”能力成为评价外语老师的核心标准。建构主义认为语言认知与文化认知的发生建立在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的互动中。外语教师的文化素养、语言能力、思想观念直接影响外语教育的质量，外语教师的职业发展决定着外语教育的多元文化认知能否具有持续性，最终决定着外语教育的质量。教育性和学术性是大学教师最基本的特质，是大学教师职业生涯的核心。许多教师在职业发展中注重语言教学方法的研究，忽视外语教学的教育性，不能有效地开展跨文化教育。有些教师不认为自己是文化的协调者，觉得伴随于英语的某些文化准则与价值观是难以接受的，是和自身的文化身份相冲突的［6］。文化宽容是每个教师实施外语教育过程中必须具备的素质，研究表明，教师的多元文化认知越丰富，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越宽容。因此教师在职业发展中首先应该尽可能多的接触各种文化，这样就能够以和谐的心态帮助学生实施多元文化认知。其次，文化自信也是教师职业发展中必须重视的问题。文化自信心很强的教师善于认同自己的文化身份，并以此为出发点，指导学生进行文化分析、文化比较。本族文化在外语教学中可以作为与外族文化进行对比的工具，更深刻地揭示外族文化的主要特征，从而也加深对民族文化本质特征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可以对学习本民族文化产生心理调节的作用，培养学生对外族文化和外语学习积极的态度，从而调动学生学习外语和外族文化的积极性，增强学习动机［7］。最后，文化创新是外语教育的重要目标，外语教师必须具备文化创新意识。多元文化认知不是实现文化的简单融合或文化拼盘，而是在认知的基础上发展文化思辨的能力，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从而实现培养人、塑造人的目的。
三、总结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力学》；双语教学；教材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9-0181-02
一、引言
“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提高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和国际化水平。”这是国家领导人在2010年8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明确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具体包括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其目的是培养“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把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更明确为教育国际化。在《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的“聚焦战略主题，实现重大突破”包括“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增强上海教育的国际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而在重点任务中指出教育国际化的目标是“让学生具备国际交流、理解、合作、竞争能力”。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可以预期，国际化将成为今后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而在部分地区已经成为强烈的现实需求。
本文拟初步探讨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课程建设问题，特别是《理论力学》课程建设问题。《理论力学》包括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不仅是整个力学学科的基础，也是机械、航空、航天、车辆、动力、土木、水利等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技术基础课。力学教育是高等工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理论力学》课程对提高学生的素质起着关键作用。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对课程建设的新要求
高等教育国际化可以在合作办学、学科建设、交换学生等不同的方面展开。对于我们在教学第一线的广大教师而言，课程建设是一个可以积极参与的方面，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基础性环节。高等教育国际化对课程建设要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提高教学质量，直接服务于培养国际化的人才。课程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高等教育国际化对大学生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较好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而且要具有国际视野并能参与国际交流。课程建设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帮助学生满足这种新的要求。例如，加强和改进双语教学提高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在《理论力学》课程中，特别要强调所研究问题的工程背景，以及强调分析、求解问题的规范性，以使学生了解西方人的具体、程序化的思维方式。
2.建设可等效互换课程，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其他工作奠定基础。课程建设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其他方面工作的基础。无论是与境外学校课程和学分的互认，还是发展留学生教育，都需要国内外的相关课程群能够等效互换。这里所谓课程群的等效互换是指，并非需要单门课程之间的等效互换，而是若干门同类课程的等效互换。例如，中国的《理论力学》课程不必与北美最接近的课程“Engineering Mechanics”等效，事实上，由于教学传统的不同，这两门课程教学内容有一定的差异，但《理论力学》及其后续课《高等动力学》整体上应该与北美“Engineering Mechanics”及其后续课“Intermediate Dynamics”等效[2]。
3.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提升国家的软实力。课程建设还要有助于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个双向的过程，在此背景下进行的课程建设，并不仅是单向地借鉴和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的教学经验，也要积极向世界展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包括课程建设成果。从长远看，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其高等教育对于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不能只局限于中国文学历史等传统领域，也要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等领域。通过课程建设产生的精品教材，应该有英文版本，并争取在国际主流出版社出版。
三、《理论力学》课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特殊建设机遇
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对课程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有些发展机遇是所有课程均等。例如，高等教育国际化意味着将加大从海外引进高水平人才的力度，同时为国内在岗教师提供出国研修的机会。这势必将进一步提升高校师资的素质，对于课程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些发展机遇与课程相关，不同课程得到的发展机遇不尽相同。比较而言，《理论力学》应该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潮流中受益较多的课程，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不同学科的课程从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受益程度有差别。受益较多的是那些与国情、历史、传统等无关的课程，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而相对受益较少的课程是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课程，如思想政治课。力学是门科学，对力学原理例如牛顿第二运动定律，不论何种文化背景的人，只有受过充分的教育，都有大致相同的理解。事实上，近代力学并非产生于中国，民国初期高校都是西方人用英语教材讲授力学课程，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有中文的力学类教材。高等教育国际化要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理论力学所属力学学科的性质决定了该课程在原则上是超越文化差别的国际工程语言的基础。因此，力学类课程包括《理论力学》将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比那些文化依赖课程以及意识形态相关的课程获得更多建设的机会。
《理论力学》的课程性质也决定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其建设的良好机遇。《理论力学》是技术基础课中比较基础的课程。该课程的绝大多数内容，完全不依赖各国制定的规范和标准。只有单位制可能略有差别，北美教材传统上都采用英制，而国内教材依照国标而采用国际单位制。不过，近年来，北美教材也注意了国际单位制的普及，有些多次再版的教材专门为国际学生出版了国际单位制版。这些使得在《理论力学》课程建设中可以更专注于科学内容的理解和表达，而不需要用很大精力协调外在的规定等。
《理论力学》课程建设能较大地受益于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还由于现有课程的水平较高，并且与西方同类课程风格迥异。国内理论力学教学界已经超越了最初主要采用英美教材，随后借鉴苏联教材的发展初级阶段，逐渐形成具有自己风格和特色的教学传统[3-5]。国内《理论力学》课程方面的优势包括（但不限于）教学理论体系比较完整、系统性强，起点与数学物理先修课配合较好，配套课件及其相应的素材库比较丰富，教材比较简明等。因此，能与欧美同类课程注重生活背景和工程应用、大量例题和习题的教学风格有强烈的反差而形成“必要的张力”，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进一步加强课程建设。
四、建设国际化课程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虽然高等教育国际化为《理论力学》课程建设提供了新的良好机遇，但要建设水平一流质量上乘的国际化课程，还需要教学第一线的广大教师踏实工作，并特别要解决下列问题。
1.国外教材的深入系统研究。加强国外工程力学和中级动力学教学教材的研究，这是建设国际化《理论力学》课程的基础。对于多数教师而言，国外教材研究比教学研究更具有可行性。因此教材研究具有参与的广泛性，应该先行。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对国外教学和教材的研究就在持续进行，但总体上仍“比较缺乏对国外优秀教材的深入研究”[6]。就理论力学课程而言，对国外教材的现有研究比较零散，不够深入系统。在教材研究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理解中外教材的差异。这种差异既包括内容、体系、概念、方法等实质性的内容方面，也包括讲解详略、例题习题组织、插图版式等教学风格方面，还包括一些约定和习惯等，如前面提到的单位制等。
2.更广阔视野下的双语教学。早在2001年，教育部就积极倡导开展双语教学。先后提出高等院校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教材和英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教高[2001]1号文《关于“十五”期间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和教高[2001]4号文《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特别是2007年启动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中还设立了“双语教学示范课程”项目。由于种种原因，《理论力学》课程的双语教学开展的比同属基础力学范畴的《材料力学》、《结构力学》等课程要少。开展双语教学的本意，是要借鉴国外先进教学理念，发展适当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和外语水平的提高，从而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交流能力。但是，或许是望文生义的误导，有时双语教学被狭义地理解成为以某种比例用外语（主要是英语）上课。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双语教学的具体目标应该是中外课程的等效互换性[7]。即在中国高校学习了《理论力学》课程群的学生，到外国高校应该能顺利的学习有关后续课程。至于课程具体有哪些环节、多大比例用外语讲授，并非是问题关键所在。
3.国际化优秀教材的建设。为满足双语教学的需要，同时也便于文化交流，比较可行的方式是由中外教师合作编写英文教材。教学体系总体遵循国内教学的传统，反映国内教学研究和改革的成果。内容必须达到我国高校教学基本要求，语言要规范，要有问题的引出、工程背景的描述、例题和习题借鉴以及参考国外优秀教材。起步阶段可以学习前苏联的做法，学习国内出版的优秀教材，例如《理论力学》教材[8]。从长远看，用英文编著的中国教材要争取国际著名出版社出版，即使不能成为发达国家学生的教材，也要争取成为教师的参考书，还要争取成为欠发达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学生教材或参考书。
五、结语
国际化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国际化对课程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直接服务于培养国际化人才、为高度教育国际化其他方面的工作奠定基础和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吸引力。《理论力学》这类与特定国家文化传统无关，也与各国的规范和标准无关，而且已经有较高水平的课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将获得更多建设的机会。建设国际化课程目前要开展的工作是系统深入地研究国外教材，以能与国外课程等效互换为目标开展双语教学和编著国际出版的优秀教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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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琪，王士敏.理论力学实验教学的探索与实践[C]//力学课程报告论坛2008论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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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场馆管理；学术梳理；动态分析；运营成本
一、外文文献来源
（1）从《2010年SCI收录体育期刊目录》和百度提供的《国外体育类核心期刊》选取12种英文期刊：《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The sport psychologist》《Quest》《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Sport， education and society》《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Journal of sport economics》《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通过查阅以上英文期刊近年来发表的论文，有9篇内容涉及体育场馆运营成本。
（2）国外出版的有关体育场馆管理方面的著作3部，内容涉及体育场馆运营成本。
（3）国内的学位论文和出版的专著2部，内容涉及美国等国外体育场馆的运营成本。
二、国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一是较早意识到体育场馆的环境成本问题。1993年丹麦的Soren Nagbol就在《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上撰文指出，哥本哈根新建的国家体育场改变了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受到了影响。以后，Judith Grant Long（2005），Jay Scherer and Michael P. Sam（2008），Sebastion Uhrich and Martin Benkenstein （2010）等均在各自的论文中提到体育场馆运营的环境成本问题。
二是对体育场馆运营的各个环节均有较深入的研究，涉及体育场馆运营成本的所有研究内容。Eric C. Schwarz， Stacey A. Hall and Simon Shibli（2010）认为，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包括设施运营管理、设施服务管理和风险管理三部分。其中，设施运营管理包括设备和场地运营、保养和维护、更改管理、库存管理、能耗管理、垃圾管理及回收、环境管理等；设施服务管理包括安全、票务、停车、内务、特许、前台、业务管理等。John L. Crompton， Dennis R. Howard（2013）认为将纳税人的钱用到体育设施上的成本分为显性成本、隐性成本和外部成本。其中，显性成本是政府的实际支出，它包括活动成本、土地和基础设施成本以及经营和维修费用。隐性成本是纳税人看不到的花费，如预先决定的房地产税款、资本成本的战略性低估、置换成本、纳税人与受益人之间不公正的联结。外部成本是地方管辖权界限范围之外纳税人所承担的成本。
三是体育场馆运营成本内容的界定各国不一致。美国罗切斯特边界运动场的运营成本包括运动场的租金、管理费、保养和维护费、能源费、保险费、外部服务、折旧、停车、纯净水税、活动、办公与其他、职业费等。新西兰西太平洋体育场的运营成本包括活动运营支出、维护费、人员费、托管费、资产处置损失、审计费、运营租赁支出、其他运营支出等（ 陈元欣，2014）。
四是体育场馆运营成本降低的方法均很专业。美国的体育场馆大多引入专业体育经理公司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和场馆维护；少雇正式工，多雇临时工；场馆运营专家就场馆的节能、降耗、环保等与场馆建设者进行良好的沟通等（刘冬梅，2009）。
五是根2006年SSCI收录的国外会计学专业的期刊目录，查阅《The Accounting Review》《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等五种英文期刊2010至2016年发表的论文，尚未发现专门研究体育场馆运营成本和闲置成本问题的文章。
六是国外体育科学前沿主要集中在运动成绩、运动心理、儿童与青少年体育锻炼与健康、运动疲劳、运动恢复、运动生物力学、橄榄球运动损伤等领域（王琪等，2010）。因而，国外对体育场馆运营成本的研究也是附属性的，即论文主要论述如何加强体育场馆的管理，附带提到运营成本问题，国外对体育场馆运营成本的研究依然表现为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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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外陶行知研究；还原性视角；语境中建构；生成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4-0001-05
陶行知是近代以来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家，虽经历复杂的变迁，陶行知研究眼下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长期以来，陶行知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遗产，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而且也引起了不少海外学者的关注。
综观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尤以美日德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延续性和影响力。在兼具评介和功用价值的早期研究基础上，牧野笃、阿部洋、张国生等日本当代学者更加注重领悟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内在本质，将教育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贯穿其中，立论新颖，视角独特。陶行知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历来颇受学人重视，克伯屈、费正清、孔斐力、姚渝生等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为提升海外陶行知研究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德国也是陶行知研究的集结地。内克曼、克尔斯滕?赖希、丁伟祥、余蓓荷等研究者笔耕数年，成果显著，黄冬以其博士论文弥补了中德两国教育家比较研究的空白。分析海外博士论文的研究走向可以为我国博士论文的撰写提供新视角与新思路：选题角度更具主体的人本回归，研究思维凸显生成性的转向，间架内容与论述方式更加注重深层的文化挖掘。
一、早期的海外陶行知研究博士论文
海外最早研究陶行知的博士论文，是赵冕于194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为了民主中国的教育》。论文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做了比较研究，并列有专章引介陶行知的全民教育运动和生活教育理论，他称赞陶为“中国现代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1］文章以对中国民主教育和陶行知的评介为主要目的，代表了美国陶行知研究的初级阶段。如果联系到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背景，便可以体谅作者的意图，“介”的用意要大于“评”的用意。克伯屈在日记中也曾经提到过对这篇博士论文的看法：中国的民主教育“应当着眼于现在和未来”［2］。
20世纪50年代初，美籍华裔学者朱宕潜把陶行知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于1953年向哥伦比亚大学提交了题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共列八章，分四个时期进行探讨，作者以发展的理论和视角透视陶行知，特别提出了陶行知创办的暑期学校是中国教师教育制度史上的开端；平民教育运动是中国成人教育制度发展的真正起点；晓庄学校访问小学的田野考察实践，学校与公众和谐互助的关系都是中国教育的首创；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而言，陶行知的乡村活动与乡村改造更是把中国改造与教育发展的方向从城市重心转向乡村重心的重要因素等突破性论断。［3］朱宕潜的研究很明显将陶行知的个人影响，特别是其教育实践的价值纳入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个发展轨道历程中，看到了陶的教育改革对课程、教师专业发展和教育政策倾向的价值。
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柏拉图眼中的苏格拉底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4］对于赵冕和朱宕潜来说，一个是陶行知昔日的学生，一个是经常向陶请教的青年教师，加之两人都曾经踏着陶行知的足迹，践行陶的教育理想，他们对于陶行知的研究有着独特的内部视角，可以更加真切地反映陶行知。相比当前的研究来看，赵文和朱文重在对陶行知思想与实践内容的陈述和介绍，缺乏关键问题的分析，这是海外早期陶研博士论文的一个特点。但是不可否认，早期的博士论文对后来欧美陶行知研究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前中国研究所理事长斋藤秋男，从1951年开始出版发表《新中国教育之父――陶行知》起，几十年来历经中日两国政治风雨变幻和陶行知声名的起起落落，一直坚持不懈地研究陶行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说斋藤秋男的研究成果不是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出版，但是他开创了研究陶行知思想缘起的先河，提出“民族土壤”在杜威和陶行知改革思想之间起媒介链接作用的论断。斋藤秋男的研究，具有比较浓厚的理论色彩，确已形成一个“斋藤模式”［5］，影响着众多陶行知研究者。
二、新视野下的海外博士论文研究走向
受西方现代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等思潮的影响，海外的教育研究在选题角度、研究论证和结构思维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拟撷取当前美日德三国关于陶行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博士论文：美国罗林斯学院姚渝生教授的《教育救国：陶行知的教育激进主义》、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科牧野笃教授的《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展开和特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研究》、德国马堡大学黄冬教授的《陶行知（1891―1946）与阿道尔夫?莱希维恩（1898―1944）――两个改革教育家之比较》作为个案，冀求从中寻求新时期海外陶行知研究的发展方向，探索我国博士论文发展的新思路。
（一）还原性视角：选题角度的人本回归
在史学研究中，要求忠于史实，注重对象的还原性研究，尽量避免主观臆断定性。从这三篇博士论文的选题角度上看，研究者脱离了早期多以陶行知思想的有效性为重点的研究模式，转向了主体性研究，注重对陶行知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因素探讨。在相对一致的切入视角中又体现出不同作者在认识论上的差异。
第一，还原陶行知为主体的个人。作为美国当前陶行知研究的代表人物，姚渝生从选题角度上避开了陶行知思想和实践的专题专史研究，以“人”的全面而真实的角度探讨陶行知所寻求的自我认同和民族重建。姚渝生发现虽然近来陶行知研究越来越细致入微，但是“陶行知理论与实践的原貌比目前的众多解读更加复杂，寻求另一种思路发现真正的陶行知，极富有挑战性也是必须的。”［6］6一直以来，过多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人们对于真实陶行知的解读。黄冬在论文选题的方面，也多有“人本”的还原考虑。在著作的第一章中，他提到：“中国有关陶行知的专辑、年谱、生平简介、生活故事可谓汗牛充栋”［7］149，而作者的切入点则是要使陶行知的形象更赋予本真化，通过与德国教育家莱西维恩的比较，使德国的读者了解到真正的陶行知。
虽然囿于历史的局限，做到真正的还原绝非易事。然而，当前的研究者对于陶行知思想本源的探索实际上已经在此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种尊重研究对象本体特征及生活化的实践研究，为我们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视域。
第二，回归陶行知的思想本源。要谈到陶行知教育救国的实施动机，不得不探索影响陶行知思想和实践形成的因素，甚至有必要探寻陶行知思想形成的根本渊源。
于洋：还原性视角、语境中建构与生成性思维
姚渝生的研究论证表明，陶行知思想的根本来源是其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教育实践。陶行知在儒家、墨家思想、基督教思想、杜威哲学、无政府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兼容并包、择善而从地吸收并寻求资源启迪。他并不迷信某一种思想，其是否灵验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思想。牧野笃在肯定斋藤秋男对陶行知教育思想来源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的全新观点：其一，陶行知对于杜威的学习和改造实际是其自身理论建构的一部分。其二，陶行知思想的各个阶段变化不是孤立的独自转向，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汲取还是对杜威思想的接受改造，都是其自身民族意识生发的必然过程，运用教育争取民族解放也是其内心民族意识的反映。因此，陶行知不是回归到“民族土壤”中，而是“民族土壤”始终存在于他的思想中。姚渝生与牧野笃在探寻主体思想本源方面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姚渝生认为，陶行知的思想源自他对各种思想的接纳，从中甄别出有利于中国教育改革走向的部分。牧野笃则认为陶的各种选择是他内部民族情结交感而成的必然结果。黄冬从影响两位教育家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的诸多要素中，归纳出三点最具决定性的、共同的影响因素：贫寒出身和少年乡村生活经历，亲眼所见战争的磨难以及的迫害，都使他们能够理解农民的需求，反对强权暴力，追求民主自由。该文以社会史的视角探寻陶行知和莱西维恩的思想本源，有利于读者对人物的整体把握和理解，对读者的理解的关照体现了学术视野下移的研究方向。
（二）语境中建构：研究论证的多元阐释
哈贝马斯认为，世界是由语言交往开展的、作为交往活动的背景的、前反思的生活世界。在还原性视角的基础上构建差异语境的价值体系和认同，会生成研究论证的多元解释。分析当前海外博士论文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均注意展示教育人物的隐性心理因素，差异语境中的不同话语扭错使现实感更加突出。这样的多元阐释突破了显性的教育史实的表象，剔除了单一的对于人物定性的价值论调。
姚渝生通过类比论证，驳斥了以往美国学者将陶定位于“杜威式的教育改革家”［8］和“马克思主义者”［9］的说法，在他看来陶行知的改革更加激进。首先，陶行知不是渐进的改良，而是要用“教育救国”的手段革命性地打碎社会秩序，建立一个平等互助的无阶级的社会，他在追求民族重建方面远比杜威的思想要坚决得多。其次，作者认为陶行知和中国传统及新教育都形成了一种张力和矛盾，这种张力和矛盾也促成了他力求彻底改革的激进主义。再次，20世纪30年代以后，虽然中国的社会矛盾和世界格局都发生变化，但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创造性的教育家的自我认同。［10］牧野笃批判过去日本教育学深受历史发展法则的蛊惑，没有充分认识到强烈个性支撑的历史普遍性的特点。他在论文中建构了生活教育思想与陶行知主体融结合的理论框架，认为陶行知始终执着地坚持“作为一个中国人”［11］的自我价值，积极主动地参与历史，也主动地接受历史的制约。陶行知将这个政治课题主体化为“抗战救国”的教育课题，是对开辟人类普遍性的“近代化”的摸索。黄冬认为陶行知是“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民主斗士”和爱国的“改革教育家”，［7］151在政治立场上，陶行知属于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既不依附于也不依附于共产党，而是试图立足于两大政治势力之间。这股“第三势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政权肆虐地压制民主，而日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这与姚渝生的论点是相悖的。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说强调，通过对传统进行诠释，沟通传统与现代的联系，使传统成为现代的一部分。也正如克罗齐所讲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可以通过主观解读的。当前海外的陶行知研究者们在把握相对确定的史实基础上，从不同的语境下生发，通过主观论证浸润研究对象，研究论证的结构、内容和语言均体现了特定的时代性，呈现出多元化阐释的倾向。
（三）生成性思维：结构上重关系而非实体
本质主义思维蕴藏的是“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世界观，它试图消融差异，导向权威主义。生成性思维提倡的则是“一切将成”的生活世界观，［12］主张突破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研究思维模式。体现在文章的框架结构上，则表现为不以单一的一种政策、理念为主体作用于客体，客体也并非单一的受动于主体的引导或者反作用于主体。当前海外的教育研究抛弃以往的线性研究，也没有在固有的实体存在和价值地位等附加产物的分析方面驻足。他们运用生成性思维建立关系网的结构模式，在整体的文章架构上注重分析思想与实践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既关照到了横向空间的关系，又将纵向的历史史实贯穿其中。
姚文既注重美国国内的先行研究，又与中国的陶行知研究进行横向比较。作者撷取了三部美国陶研群体的论著，发现前人研究结论变更的现实，并总结出这种变更与具体历史语境的关联性。姚渝生发现，孔斐力的研究体现了“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模式；巴雷?基南关注到了多种力量在晓庄实验过程中对陶行知思想发展的影响，但依旧认为陶行知是“杜威式的教育改革家”；受“反欧中心论”的影响，布朗则认为陶行知观念和行为的源泉是根植于自身，对中西文化的接受持模糊态度。姚渝生还发现以往中国学者的研究存在“阶级标准的简单化”［6］6的倾向，而当前中国的陶行知研究开始步入全新的阶段。综合中美两国的陶行知研究，姚渝生找到了研究突破的有利条件，“陶行知在中国的复兴中出现的大批新材料以及美国学者近期对中国激进主义的新研究都使陶研的新思路成为可能”［13］。牧野笃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日本现实的教育问题相联系：当前的日本学生生存在偏差值教育的竞争体制中，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却愈发丧失，而陶行知在遭受西方文化冲击后施行的改革方案，有利于当代日本教育问题的解决。因此，他专门分析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建立同日本教育问题的比照。黄冬的研究主要结合中德两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类比陶行知和莱西维恩标新立异的教改举措，揭示了两位教育家在文化、政治生活和教育工作方面的共同之处。莱希维恩创立的“帮手制”、“意图教学法”与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教学做合一”不谋而合。
无论是谈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还是对历史史实的论证与考察，当前海外博士论文在史与论的融合方面相得益彰。行文中并没有刻意的历史渲染痕迹，也没有理论的生涩雕琢硬套。在史实的呈现中有理论模型的建构，在理性解释中又有历史的印证。
三、对我国博士论文的启示
早期的海外博士论文需要兼顾传播的效用，以思想的价值挖掘作为打通推广引介的途径，当前的研究则自主地采用还原视角，在多元论证中体现生成思维。两种切入方式可谓殊途同归，但后者的研究方式更加注重研究主体和读者的双重“人本”旨归，力图还原，同时又不排除对于文本的个性化解读。在我国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吸取国外博士论文选题、结构和研究思维的长处，可以拓宽研究视野，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第一，由实体性思维向生成性思维转变。在学术研究中，实体性解读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对于人物的引介和思想的分析研究，既能够深入体现研究对象的内涵和本质，又可以通过对其价值意义的探讨引发更多的启发性联想，并运用到实践的指导中，产生有效而实用的研究结果。实体性解读有着一定的标准化模式，这种固定的模式固然稳妥，但当研究愈发深入时，研究者可能会出现“以论带史”的倾向，即为服务于理论而反求历史，历史被碎片化，这样的研究过程和结论是为研究者的既定研究目的服务的，会失去研究对象本体的原貌。正如福柯所言：“在目的论的单线框架下，为了强调其本质特征，最终涵义或它们初始的和最终的价值，许多史实被故意简约掉了，”［14］这种偏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追求不变的本质是一种虚妄，生成性思维体现了当前学术研究的多元视角，“对唯一知识观的怀疑，实际上也是对传统的因果决定论的线性思维逻辑的怀疑”［15］。我们的研究不在于提供一幅完美的图景，而是在勾画的过程中寻找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
第二，注重回归主体性研究及影响因素探究的层面。海外研究的重心正逐渐移向对象主体，移向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移向主体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近年来国际学术思想的一大研究趋势。在我国的博士论文中多将形成因素的分析作为人物介绍的宏观背景，此确实为完成人物思想的传承完整性考虑，然而真正目的却是服务于功用的价值。研究模式易模式化、单一化，忽视研究对象的“人本”价值。只有确立研究对象的主体性意识，回到人物思想形成过程的本真探讨，才是对人物、对历史真切的把握。否则一旦将研究对象“英雄化”的定性，一切价值与成就就会变成“神像”式的膜拜，并不能真正深入人心，更不利于教育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实现。这也正是当前学术视野下移的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不仅要关注平民教育，也要将对待精英的视野下移到生活的层面，去探寻精英真实的、朴素的本源因素。
第三，诚然，海外博士论文在选题角度、视野范围、理论分析和方法论方面体现出相当的水平，但客观地来讲，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资料不够翔实、史实考证还有所欠缺等。当然，应该考虑到海外的研究者群体在资料搜集方面，是有种种困难和不便利因素的，但他们在理论分析、模型建构、研究方法方面却要比国内研究略胜一筹。研究问题也更为具体深入，研究者不再满足于过去一般性的评介，而是试图从理论的高度加以阐发。而国内的研究者则需要发挥对国内资源的最大利用，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理论分析的视野，做更加深入、多元的研究。正如社会学家卢曼提到的“自我指涉”概念，我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只要研究和观察自己，也要不断反思自己研究的方法论，同时还要“观察‘他者’如何观察，这种对观察的观察，可以系统看到自己观察的盲点”。［16］
参考文献
［1］Chao, P.Educ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D］.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46.5.
［2］《克伯屈日记》,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3］Chu Donchean.Patterns of Education for the Developing Nations:Tao’s Work in China,1917-1946［M］. Kaochang Print. Co., 1966.［4］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92.
［5］周洪宇.陶行知研究在海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2.
［6］Yao Yusheng.National Salcation Through Education:Tao Xingzhi’s Educational Radicalism［D］.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9.
［7］Dong Huang.Tao Xingzhi(1891-1946) und Adolf Reichwein(1898-1944)：Zwei Reformpdagogen im Vergleich［M］. Hamburg:Verlag Dr.Kovaˇc,1999.
［8］Keenan, B.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81-110.
［9］Brown, H.“American Progressivism in Chinese Education:The Case of Tao Xingzhi”［M］// Ruth Hayloe an&d Marianne Bastid(eds).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dustrialized World: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New York:Sharpe.Inc.,1987:120-138.
［10］Yao Yusheng.A Model for Village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Tao Xingzhi’s Workstudy Union Movement(1932-1937)［C］//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为生活而教育――陶行知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杭州师范大学,20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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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文阁.生成性思维：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6):48.
［13］Yao Yusheng.Rediscovering Tao Xingzhi as a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volutionary.［J］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02,27(2).
［14］参见Foucault, M.Nietzsche,Genealogy,History,The Foucault Reader［M］.New York：Pantheon house,1984.转引自: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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