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文化意识开始觉醒,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身份,随之而来的“文化热”则强化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提倡文学寻根的一批作家,例如阿城非常强调文化的身份塑型功能,①他们重新估量传统文化的价值,催生了学术界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探讨。虽然寻根作家关于民族文化传统断裂的观点存在着学理缺陷,但此种反思行为无疑是想从文化上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这种对文化传统的批判性反思,推动了80年代文化理论的研究。诸如文学界的“原型批评”、思想界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固态结构”、“忧患意识”、“乐感文化”、“伦理学本体论”、“启蒙与救亡二重奏”等论题,都从不同角度介入了文化理论研究;此外还出现了系统地从文化史的角度来反思传统文化的著作,比如冯天瑜主编的《中华文化史》等。
80年代的文化自觉推动了文化理论研究,承担了探询文化身份的历史根源的责任。到了90年代,面对西方文化研究的深远影响和国内大众文化的汹汹来势,中国学术界适时调整研究视域、更新方法,深化了理论探讨。当中国学术界在80年代大量引进西方的学科化知识时,西方人文学术正发生着“文化论转向”。这场转向带来新的学术思维,致使关于当代文化表象的理论反思逐渐成为主流型的学术话语内涵,推动了文化研究的热潮。进入9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受到文化研究的冲击,突破了学科化知识的译介模式,开始引进文化学之类的跨学科知识,尤其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西马”的批判理论以及后现代大众文化理论等,这使得中国知识分子逐渐破解了追求学科知识自律性的“主体性”解放神话,而建构了以文化阐释为内涵的学科知识互涉的学术格局。90年代的文化理论研究从西方当论中获取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更多,因而它更加注重对当代社会处境下的文化生态予以观察和探讨,而不仅仅局限于考察文化身份的历史根源。90年代末,随着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伯明翰学派等理论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广泛,一些中青年学者,诸如陶东风、王岳川等人开始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考察中国的大众文化,铸就了文化理论的新视野。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众文化悄然兴起,这也是推动文化理论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90年代是一个精英主义消褪、世俗理性普及、商业伦理建构、文化产业登场的时代,大众文化在这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成长壮大。尽管曾有精英主义者提倡“人文精神”以对抗大众文化,但是大众文化的影响力和文化功能令人无法回避。大众文化将文化观念从经典典籍中释放出来,凸显了现实生活的文化意义,这是文化自觉的进一步表现。①人文学术界对大众文化加以考察,必然促使文化理论走向关注当代文化生态。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文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分子转型、技术化社会、媒体文化、大众文化、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新传统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身份危机、生态主义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诸种文化现象犹如一张症候谱系表,期待学者们去剖析、判断。新颖的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带来学术方法和文化观念的革命性变化,新型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构建出我们生活世界的新元素、新结构,这二者造就了21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理论创新的局面。纵观近30年来中国文化理论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这就是一部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历史。在我们日益觉醒的文化意识的推动下,中国学人最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当我们追随启蒙主义、现代性、全球化而走向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国力强盛时,我们遭遇了本土文化资源的合法化危机、民族文化身份的迷失以及技术霸权对人的异化,那么,我们怎样能够做到经济强大与文化自立的并举?就此而言,晚清以来的“体”、“用”之论,至今仍有思考的必要。
二 文化研究:新观念与新方法的传入
促使国内文化理论研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文化研究的译介及影响。由R.威廉斯、R.霍加特等学者开启的文化研究思潮,改变了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以一种民粹主义的态度研究当代大众文化。伯明翰学派崛起后,文化研究又与后结构主义的诸种理论结合,形成了以当代大众文化为对象、以现代社会学为元理论的一种“后学”思潮。文化研究将文化理解为“整体的人类生活方式”,因此该派学者强调对文化进行历史主义的或“文化唯物主义”的观察,将一种普遍联系的概念赋予文化和社会。这种学理倾向契合了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重新介入社会、链接历史和拆除学科边界的要求。9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被译介进入中国学界时,很快得到学者们的响应,出现了十余年的译介、接受并运用文化研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热潮。文化研究给予中国文化理论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带来了文化理论在思想资源、知识依据、学术视域、阐释技术等方面的革命性变化。
首先,文化研究以其对当代大众文化的理论跟踪引导中国文化理论与评论界走出“文献学”视域,形成当代关照。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反思,其视野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因而后来的文化学研究也主要以文化人类学或文献学为理论支撑,它的研究视域是指向历史而聚焦于文字典籍所传承的传统文化。文化研究的学术视域指向当代大众文化,因而该学术潮流必然引导中国文化理论的学术视域转向当下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近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诸如影视、广告、服饰、传媒、城市建筑、流行音乐、体育等大众文化现象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甚至将其列为文化理论与评论的主要对象。
其次,文化研究所运用的方法,即“批判性话语分析”,①系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阐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现代思潮的方法论综合的产物。它强调对文化现象进行“症候式”分析,通过细读揭示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的内涵。经历了有关后现代问题的讨论之后,我们逐步放弃了那种基于历史理性的宏大叙事,转而从对日常生活的种种症候的凝视中辨析出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表现。这种方法的运用使文化研究的日常生活关照获得了一种微观政治学的解码技术。
第三,文化研究提倡学科互涉的研究方法,它破坏了现代性的学科知识分工体制。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文学术的主流是自主性或主体性诉求,知识分子借此可以逃离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形成于质疑现代性的“后学”语境中的文化研究转向一种跨学科的知识视界,它的出场必然导致学科边界的破裂。当中国知识分子们因知识学科化的学术体制而渐失反思和批判功能的时候,文化研究对他们有着重振“介入”精神的意义。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大众文化文本所作的解读,常表现为社会学的视野、语言分析的解码技术和意识形态化的意义论的综合,显现了超学科的知识学倾向。文化研究从西方来到中国,全面改造了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方法与观念。尽管当前中国的文化研究仍未跳出“译介模式”,但异域思想文化的冲击还是为我们的文化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机制。
三 文化理论视域的扩展
文化研究进入中国之前,我们的文化史研究主要采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观念和文献学方法。当我们将文化学视域转向纷纭复杂的当代文化现象时,人文知识界便展现出一种学术创新的激情和路径。日常生活中的新型文化实践和西学新观念新方法的运用促使文化理论和文化评论界将理论视域从历史典籍或器物转向当代文本,以多重视角、多元理论进行当代文化符号的解码,不断地考察新现象、阐释新文本。由此便形成了一道新的视域扩展的学术景观———新型文化论题的涌现。
其一,对新型文化生活的研究形成了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城市文化、身体等论题。其中,大众文化是当前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学者主要是关注大众文化文本的隐喻意义以及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例如,陶东风关于广告的意识形态内涵的解读、②戴锦华从微观政治学角度对大众文化的隐喻性意义的诠释、③金元浦等人关于大众文化产业的意义革命的阐述。①对于与通俗文化、时尚等亚文化形态相关联的流行文化,国内学者主要是对各文化领域里的时尚现象进行评述。消费文化和城市文化是随着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形成而出现的,国内学术界对此多有争论,否定消费文化的观点不在少数,对城市文化的研究也尚欠深入。在身体问题上,有学者探索欲望化的身体隐含着的某种微观政治学意义上的抵抗功能,如李银河对“酷儿”(queer)理论的诠释、②汪民安从国家权力的宰制入手对SARS危机中的身体政治的评论。③
其二,对物质实体的文化内涵的分析,产生了日常生活和物质文化论题。近年来文化学界对服饰、器物、消费等日常生活实践的历史意义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显示出精英主义与大众文化的观念差异。物质文化论题主要是从礼仪、巫术、炫财、消费、象征等角度探讨器物的文化意义,但国内对此研究主要是介绍西方理论,较少自己的论述。
其三,对文化传播的探讨,形成了媒介文化、视觉文化、图像等论题。国内对媒介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一是新技术引发的媒介革命与公共空间、言论自由的关系;二是网络时代的文化转型及特征;三是传媒的技术性编码与隐含的意识形态的联系;四是媒介的文化霸权问题。对于视觉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影视艺术范围,尤其是关于电视节目的视觉化编码方式和关于“凝视”(gaze)的文化内涵。图像理论也多指向影视文化,但对于图像文化的属性和价值的探讨少有创新之作。
其四,对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的研究,形成了文化产业、文化资本论题。自2001年起,文化部等机构每年推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对国内文化产业的运作状况进行总结。孙民安的《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北京出版社2005)较为完整地阐述和评价了国内外各种文化产业理论。对于文化资本的创新性理论,还极为少见。
其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危机的讨论,形成了全球化、文化霸权、文化身份、性别、知识分子等论题。全球化激发中国学者对于西方文化的霸权化、地方文化的生存、文化认同的危机等问题的思考,引起中国学者对文化同质化的警惕。程光泉主编的《全球化理论谱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的基本倾向是肯定全球化,而陈定家主编的《全球化与文化身份》(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的主导倾向是质疑全球化。全球化还引起了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论和新传统主义的民族精神论之间的对抗。对于文化霸权问题,中国学界通过展开关于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被“他者化”的历史反思,意识到全球化是一部西方文化“化全球”的历史、西方理性主义文明借这部历史完成了文化霸权。对于身份研究,国内较突出的研究成果是女性主义关于性别的自我认同的思考,也有许多学者从民族文化传统在转型期社会中消失导致中国人身份迷失问题入手思考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对于性别理论,中国学者认识到各种文化文本中都隐含着男权中心、女性的他者化、性别对抗等意识形态编码,也着手运用“性政治”概念对文化实践进行考察。比如2007年关于电影《色•戒》的评论,就充满了性政治的术语。
其六,关于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1986年F.杰姆逊将后现代论题带进中国。90年代出现了关于中国有否后现代文化的争论,继而转向用后现代主义来解释大众文化。大多数学者怀疑中国文化存在着所谓后现代取代现代性的问题。近年来有关后现代的讨论逐渐谈出了学界,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却有增无减。90年代之后,中国学人开始深刻反思中国的现代性工程,如:中国当代文化的后发现代性语境、①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即国家意志的总体化与地域文化差异性的对立②等。相关论题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可以期待出现重大成果。
文化论题的扩展突破了过去那种集中关注历史典籍、梳理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研究模式,转向一种以开阔的视域关注当下纷繁复杂的文化实践的新型理论范式,文化学界呈现出学术新气象,各种新的术语概念、评价准则和理论视域扑面而来。但是,这并非我们在文化的本体属性和价值功能等问题上的一种元理论创新,而是文化论题扩展的结果,即过去的了无情趣的生活现象进入了文化阐释和评价的范围。事实上我们关于这些论题的阐释、评价的理论依据大都来自于西方现代人文学术,极少有我们自己的创新。文化论题的扩展也说明当代文化理论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趋向于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突破了学科知识专业化的限制,也导致我们难以找到统一的元理论和通用的方法。
四 探索新的文化观念
文化理论的核心是文化观念,即关于文化的属性、功能、形态、存在方式等的基本认识,它最终决定着文化研究者的理论视域、阐释方法和价值准则。文化观念建立在特定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之上,它构成了关于文化现象的元叙事,也造就了文化学的理论话语。比如文化研究,其文化观念建立在文化是“人类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定义之上,所以现代社会学成为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而其知识依据则是大众文化理论,由此文化研究形成了它特有的那种理论话语。从康德的自然、人文二分到马修•阿诺德的“对美好与光明的追求”,从文化人类学家的功能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与超越理论,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到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主义,各种文化观念都提出了他们各自对文化属性的定义和独特的阐释技术。但中国学术界一直缺乏这种建立在独特的文化观念之上的创新型文化理论。20世纪晚期以来,人文学术界的现代性西学东渐运动给我们的理论创新构建了一种“译介模式”。这一模式使我们不断地从翻译西方当代学术中寻找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建立新的理论话语体系,然后以之作为元叙事去阐释和评价中国文化现象。出于现代性诉求,中国学界自然把西方当论当做学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但是,西方理论话语的普遍影响力有可能使我们在学术活动中失去文化身份自我确证的依据。1996年,曹顺庆先生不无忧虑地提出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③“失语症”点明了整个理论话语系统,包括阐释方式和价值准则的认同危机。
近几年来,人文学术知识分子开始尝试在各自的专业里提出超越西方思想的原创性理论,在文化观念上提出了一些颇富创意的观点。这是中国人文学术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
其一,出于对“译介模式”的不满,部分中国学者发出了有关文化理论创新的呼吁。例如,谭好哲主张把先进文化当做文化理论创新的原动力,①张光芒提出从对当代问题的研究入手建构原创性的文化理论。②
其二,文化史上的各种文化观念得到了梳理与评价。2006年,刘象愚先生发表《文化观念的演化》,③对中西思想史上代表性的文化观念进行了梳理和评价。该文关于现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介绍非常完整,不仅涉及文化进化论、文化传播论、文化历史学、功能学派、心理文化分析理论,而且将这些理论与文化研究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阐述。刘象愚先生并未在既有的理论之外提出新的文化观念,但其清晰系统的思想史梳理却为新型文化观念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2007年,林坚也做了与此相类似的梳理工作。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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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化学学报》2014年度最有影响力论文奖”揭晓
88.“《化学学报》2013年度最有影响力论文奖”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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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应用为导向的《化学文献检索及论文写作》教改探索
91.《结构化学》教学中设置课程论文的思考与尝试
92.有机化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改革的探索
93.我国成为化学论文大国
94.28届地质大会有关矿物岩石地球化学论文摘要选
95.强化化学本科毕业论文实验教学环节的几点探讨
96.化学十年:世界与中国——基于2001-2010年WoS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
97.校企合作指导应用化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的新模式的探讨
98.国内期刊近期发表的油田化学论文题录
内容提要:文化研究理论自从它兴起之日起就以其理论反思与批判性介入等特点备受关注，并日渐发展成为今日西方学术的主流。本文对文化研究这一批判性话语进行讨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本质以及文化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语境化问题。
世纪之交，文化研究正在成为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各类研讨会和国际学术会议所讨论的热门话题。关于这一理论的研究成果在其发源地欧美学术界已蔚为壮观。90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并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社会一文化批评的主要理论资源之一，不仅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文学观念及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而且对包括电视传媒、大众文化、跨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90年代中国人文学科(包括文学研究)之所以呈现许多新观点，文化研究理论与新的文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是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如何定义文化研究的问题，根据笔者所见资料主要有两种思路:其一是试图对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词做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厘定其主要理论概念①;其二是对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 )、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指涉上做概念上的澄清。然而，无论是在文化研究颇为盛行的西方理论界或是在文化研究初见端倪的中国都没有对文化研究的定位达成共识。因为，在确立某一学科地位时，传统上依据的条件是:明确的研究对象，系统的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研究发展史。西方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看来并不同时具备以上的条件，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学科分野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现论相似，文化研究以跨学科(超学科)概念为理论武器，广纳百家.为其所用。换言之，文化研究并不受制于某一学科或理论，它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多重意义的“复合批判话语”。澳洲文化研究学者西蒙·丢林说:“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断流行起来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不是与其他学科相似的学院式的学科，它既不拥有明确界定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楚划定的领域。在论及上述问题时，我国学者王宁做了如下论述:
除去其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外，文化研究还受惠于另几种文化哲学理论或方法论: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文化研究得以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对当代社会生活和大众文化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使文化研究者得以从语言的层面切入探讨文学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习俗以及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的语言层次分析;富科的知识考古学和史学理论则使论者们得以析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权力的主导作用.以及话语在知识与权力之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而文化唯物主义等人类学理论则使研究者得以探讨艺术的起源和文化资源的开发等问题。这几大理论源头汇集到一起就使得当代文化研究在西方蔚为大观。
因此，有人把文化研究说成是无所不包的当代文化的研究，也有人把文化研究称为“文化社会学”或研究文化。詹姆逊指出，“社会学与文化研究也属志同道合的学科，关系十分密切，二者之间很难进行任何转换’。其他西方文化理论家的见解也不无启发。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理查·约翰逊把文化研究描绘成一种动态过程，即“一种能够产生出明达知识的炼金术，若对其进行理论上或学科上的规范则势必束缚了它的手脚”。另一位文化批评家约翰·费斯克把文化研究的文化概念理解为既不是美学意义上也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内涵，而是强调其政治倾向性。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研究的对象并不是“高尚的”文化艺术品，或是启人心智，提高其精神文明程度的文化“经典之作”，而是如威廉姆斯所说的，文化即“人在一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群中的某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关注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其中包括大众文化。在这里，大众文化尤为重要，纳尔逊说，“对大众文化不屑一顾的人将不会真正理解文化研究的宏图大业”。文化研究经典理论家霍尔评论说，文化研究的标新立异之处就在于它的文化政治倾向或政治文化特征，这是文化研究的核心。
就文化研究的发源地英国而言，文化研究理论均源自马克思主义学说，其政治旨趣与批判意识不言而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从事文化研究的人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信徒，而是说他们的理论装备均来自马克思主义，不管他们把自己标榜成正宗的马克思主义(crude marxism)、后马克思主义还是话语马克思主义(rhetorical marxism)—即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语辞和模式而并不完全认同其理论诉求。英国文化研究理论的杰出代表伯明翰学派“最初是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它与英国的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保持密切的思想联系……它将社会理论(特别是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于文学的历史研究(雷蒙德·威廉姆斯是核心人物)”订霍尔认为，文化领域是意识形态较量的场所，在这里，“合作”与“反抗”并存，“文化霸权”时消时涨，文化研究并不是内部统一、浑然一体的理论系统，这一理论依然是尚未完全展现其全貌的话语世界(an unfolding discourse)。它的变数随着历史、政治和社会发展而会显现出来。在其理论层面则充满着争论、分歧和变化。他指出:
文化研究拥有多种话语，以及诸多不同的历史，它是由多种形构组成的系统;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工作，它永远是一个由变化不定的形构组成的系统。它有许多轨迹，许多人都曾经并正在通过不同的执迹进入文化研究;它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与理论立场建构的，所有这些立场都处于争论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不是一种单纯的学科理论，它的目标不是去进行理论探索，试图重新建构宏大叙事或权威话语，而是去分析批判现实的文化生产和文化制度。这并不是说文化研究不关注理论建设或缺乏理论系统性，而是说理论建设只是作为实施文化批判实践的手段，理论建设本身并非最终目的。
综上所述，文化研究注重讨论各种文化实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即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中的权力运作对文化实践的影响与干涉作用，文化研究并非只是纯粹的、具体文化类别的理论探讨，它与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使命就是分析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环境中文化是如何表现自身和受制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它致力于对当代社会文化的“道德评价”或批判，直至诉诸激进政治行动的努力。文化研究远非一门缺乏价值评判或带有学究固态的理论;恰恰相反，它旨在促使社会和文化的重建与批判性的政治介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力求探寻和改变权力的构成和实施，在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其表现更加突出。文化研究在试图重新认识和改变“文化资本”不均分布的同时，也重视关于本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价值认同，质疑“共同拥有的文化身份”。总之，文化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性，其“文化”既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进行政治批评和改造的场所。
联系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实况，文化研究面临具体语境化的问题，即重新审视这一源于西方的批评理论在中国是否依然具有批判性。关于文化研究的理论能否跨越国界，打通政治上的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中西方理论家有着不尽一致的看法，陶东风指出
当一种文化研究的理论被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移植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时，它必须在新的文化空间里重新语境化。也就是说，它的研究方法、理论范型、价值取向，尤其是批判对象，必须根据新的社会文化语境而做出调整。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中，社会权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关系是不同的，社会成员所体验到支配性压迫也是不同的。
与此形成某种比较或反差的是戴维·伯奇在《论跨国/民族文化研究》一文中对同一问题的论述。他把文化研究与全球化联系起来，认为国与国的分界正在消失，“对曾全然属于英国社会内部问题的文化研究的先入之见，在他(霍尔)看来现已不可能了。他看到了新的不同的文化生产过程—文化政治—正在运作，超越了早先的疆界和学科划分，逐步为文化研究开拓新的可能性;人们关注的新问题‘再也不属于，或再也无法设定在任何单一的民族文化框架内了”然而，在谈及文化全球化同时，决不能忽略文化地方化，因为文化在全球的同质化不是事实。探索全球文化研究在理论层面也许是可能的，而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会制造混乱.因此，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改造或日文化研究的地方化重构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 文化理论 研究综述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和的发展史中的文化问题乃至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就2001年以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作一概括，以便对研究其他的文化理论有一定的借鉴。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研究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思想资源与背景，形成的过程特别是形成的标志，历来是学者们的焦点，笔者就2001年以来学者们的观点阐述如下：
首先，就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形成了种种观点。在各种观点中，共性的一面是，大都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思想资源是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如凌厚锋在《论文化观及中国文化转型》一文中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转型。从指导思想、方法论、文化主体和民族精神等方面给予中西之争以正确的解决，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1］詹永媛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基础》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观，既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又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其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实践及经验和九一八事变以来文化界关于建设新文化的思想是其思想来源。”［2］王东在《中华腾飞论》一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历史铺垫”一节中指出：“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3］牛君、温炳禄在《论梁漱溟、胡适的中西文化思想及其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一文中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在对近代以来长期的中西文化争论做了科学回答的前提下，在理论上借鉴了梁漱溟、胡适的中西文化思想的合理内核，同时，超越了二者的局限，并提供了对待文化的批判武器，而形成的完整的文化观。”［4］郭若平在《新民主主义文艺观的形成的思想资源――以“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论争为中心》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艺观的形成既是中国革命长期实践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思想上的体现，同时，它的形成还得益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艺界有关“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思想论争，这两大论争为新民主主义文艺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5］范玉双在《浅谈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一文中提到：“近代中国社会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孕育的土壤；马克思哲学世界化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产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大批‘文化’涌进边区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产生提供了帮助。”［6］鲍雪松、史文军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理论渊源》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形成的丰厚土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有益养料；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内在理论根源。”［7］另外，孙玉太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述论》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伴随着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伴随着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而形成。”［8］
其次，围绕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形成标志争论激烈。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标志说法不一，各持其据。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第一，即三阶段论；张艳国在《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酝酿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五四时期、陈独秀等的最初探索开始，中共成立后，瞿秋白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论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和深化。直到40年代初期，以《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为标志，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这种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并且多年来一直在学术领域占主导地位。”［9］第二，即两篇文章论；王东在《中华腾飞》一书的第一节“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历史铺垫”中指出：“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加上1945年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10］第三，即多篇文章论；刘辉在《近二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形成的标志除了的《新民主主义论》外还应加上等人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等文，这样来理解‘标志’问题可以较清楚地反映该思想体系的形成特征，真正体现中共高层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体智慧、思想共识和整体认识上的互补性特点。”［11］
二、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的研究
史学界长期流行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的提法，即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2001年以来学者们围绕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展开了新的探讨。
首先是四特征论。刘辉、黄兴涛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再认识》一文中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提法更加流行和被大多数人认可。［12］
其次是一致论。郭建宁在《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三特征与四特征是完全一致的，即作者的一致论，其依据有两个：第一，首次论，即首次提出了四特征的说法，只不过是后来沿用的这一思路，阐发这一精神的，在后来的报告中，没有沿用四特征的说法，而是改用三特征的表达，这是令人费解的。第二，包含论；即认为大众的就包含了民主、代表了民主、意味着民主，并且用的论述，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13］
最后是学术界其他的观点。侯且岸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论析》一文中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是创新的文化、民族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大众的民主的文化、建设中的文化。”［14］闫锋在《浅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质》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它不仅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基本特征，而且还应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二是内部呈现出各种文化思想错综复杂多元并存的特征；三是具有过渡性特征。”［15］
另外，周红在《浅析的文化观》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民族性、开放性；人民性、民主性；科学性、实践性。”［16］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的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也开始注意到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的研究，主要从科学内涵、理论创新和现代的价值意义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孙玉太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述论》一文中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科学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内涵、特征和作用，成为近代中国人会通中西文化最为珍贵的历史结晶，既高扬着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又灌注着强烈而理性的民族精神。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也为未来新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中共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深入思考的起点，直接孕育出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代表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思想。”［17］秦文志、刘静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现实指导意义》一文中指出：“第一，关于中国文化分期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把握先进文化思想与党的方针政策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二，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文化纲领的制定和贯彻，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三，关于中国先进文化的地位、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以及反对‘全盘西化’等问题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坚持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第四，关于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坚持文艺工作的正确服务方向，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18］
杜艳华在《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进步作用》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服务于时代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富强不可缺少的武器；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其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作用，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新民主主义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表明它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19］范玉双在《浅谈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关系密切，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提和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20］
另外，施碧霞、张玲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在当代中国农村的新发展》一文中指出了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对当代农村的新发展及其现实意义：民族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式成为农村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重要动力；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内容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品格成为农村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体现。 ［21］
总之，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全方位拓展，对构建社会主义的新价值体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大而现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注 释：
［1］凌厚锋.论文化观及中国文化转型.［J］.人大复印资料双月刊.思想研究，2007(2).
［2］詹永媛.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基础.［J］.广西社会科学，2003(9).
［3］［10］王东.《中华腾飞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牛君、温炳禄.论梁漱溟、胡适的中西文化思想及其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2(3).
［5］郭若平.新民主主义文艺观的形成的思想资源――以“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论争为中心.［J］.思想研究，2003(5).
［6］［20］范玉双.浅谈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J］.思想研究，2005(4).
［7］鲍雪松、史文军.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理论渊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8］［17］孙玉太.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述论.［J］.山东社会科学，2006(12).
［9］［11］刘辉.近二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1(12).
［12］刘辉、黄兴涛.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再认识.［J］.党的文献，2002(3).
［13］郭建宁.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J］.河北学刊，2003(5).
［14］侯且岸.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论析.［J］.教学与研究，2004(6).
［15］闫锋.浅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质.［J］.党史文苑，2006(12).
［16］周红.浅析的文化观.［J］.思想研究，2001(6).
［18］秦文志、刘静.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现实指导意义.［J］.探索，2006(5).
消费社会是生活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的社会,也是信息社会和高科技社会。消费主体的感官享受取代了理性反思,后现代文化消费体现为人们的追求和社会理想行为标准不再是工作或劳动本身,而是以消费为衡量尺度的生活方式。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思想却愈加平面化和浅薄。首先,文化的商品化和人的异化。后现代消费社会将文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文化不再依据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为读者所欣赏,而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文化已同其他商品一样,成为具有可销售性和可展示性的众多商品的一类。正如杰姆逊认为,“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
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化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金钱和消费的逻辑渗透到文化市场的各个角落,充满诱惑的广告就成为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主宰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动机,影视广告在编织生活美好图景的同时,也将人们带入心甘情愿的消费时尚和承诺梦想生活的超真实中,整个社会引诱消费者成为“上帝”而顺理成章使金钱和消费变作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演绎了整个社会浓厚的功利主义氛围和拜金逻辑。“消费社会导致了人的本质的歪曲、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以及文化文本和商品的相互占有。人成了商品消费和无休止的物欲追求的奴隶;在货币和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后面是身份、地位、人格、人的尊严和价值方面的等级化。”
消费文化的拜金主义倾向掩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费文化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其消费的物之间已经融合无间,这种认同表明个人已完全被物化。消费文化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文化认同的假象,以此掩盖现实中身份的真正缺失。其次,精神的平面化与感官愉悦。商品拜物教和消费至上的原则导致了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匮乏。
当消费而不是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金钱和商品及其附加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们生活的惟一意义时,价值的混乱就不可避免。极度生产以及资源耗费,强大的消费主义不断刺激消费的欲望,不但造成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也使人类在当代物质过剩中处于精神的贫乏状态。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整个社会文化转向享乐主义。各种娱乐节目、无厘头影片蜂拥而至,张扬着感官的愉悦与欲望,空洞无意义的内容大行其道,层出不穷的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搞噱头、娱乐至上。当“玩”和“乐”成为社会的文化思潮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衰落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的合法性危机。
再次,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后现代社会消解中心性和秩序性,倡导综合性、无主导的文化。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各类文化不断走向融合,体现了文化一体化世俗化的倾向。“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
传媒的迅速发展造成新的文化霸权,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众文化不断从价值层面驰入游戏层面,在虚无主义和低俗游戏中消费感性,并甘愿被传媒的一元话语所支配。
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转型
后现代文化消费甚嚣尘上,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片断化,精神领域的贫瘠化,文艺表现力的匮乏,视觉影像造成的冲击都使文学理论的原有价值不断遭遇解构和危机。文艺为了生存而沦为商品,逐渐丧失了批判和否定功能。“边缘”话语的非体系性、反本质性也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文化消费时代文学理论话语也经历着选择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文学理论的话语选择。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其研究范式业已发生变革。
文学理论不仅满足于基于当代文化发展的纯理论建构,已深入到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国内学者运用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文艺消费的研究进入文化消费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运用后现论和文本批评方法对媚俗、身体化、视觉化等消费倾向进行文化解读。文艺学视角的研究从某一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挖掘文化消费表象之下的社会文根源,并较多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精神,明显地表现出对当今文化消费现状的忧思与反省。关于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有学者提出实现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合法转变,在意识形态层面消解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集权意识,打破经院文化独尊局面。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进入大众传媒,发掘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价值资源。
实现单一的精英话语向精英、公众话语的渗透、融合、交流与互动。这些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和大众文化的思考展现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已走向自觉之路。其次,文学理论的理性探索。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反观自身的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文艺实践的动向和问题。在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下,原有的文艺体制运转曾失效,纯文学陷入尴尬的困境,文学理论批评界都在探索文学的出路问题。1993年开始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更将消费时代文学去向何方的讨论推向高峰。论争的实质在于,如何面对和评价文化消费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以及知识分子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钱中文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旨在弘扬人文精神、倡导人文关怀的初衷。这一文论始终立足于重建文学艺术的价值和精神,他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这是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施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
学者们还对消费社会中传统文学与美学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进行了批判,对消费和消费主义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它们‘不断地引发自然、社会和文化上的各种生态灾难’,造成了文学的‘单向性化’。在此情况下,文学应当有对于消费时代的‘切实的生态关怀’,应当实践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统一,为人类营造一个‘绿色的精神家园’”。这些争鸣都展现了文学理论工作者重建精神深度意义的情怀与努力,以及试图重塑社会启蒙者的身份追求与理论尝试。
再次,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理论界出现了诸多复杂的变化,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切实地感受到了文化消费的主导地位,在传媒的迅速发展下,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消泯界限。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导致消费主义理念渗透各个方面,表现为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加剧。文学理论在此阶段做出了各种理论话语探索,摆脱被边缘化的身份,以融入社会现实的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文学理论界开始广泛关注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学者们比较客观地评价大众文化,从单纯地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商业性转向探讨大众文化的走向、如何引导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在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流派不断引进的同时,如何摆脱盲目西化的困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文论失语症”一度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由此引出当代文论体系的建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理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表现了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以及学者们对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也显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古今、中西、体用等方面的文化冲突。随着90年代后期社会重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文学理论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学者们走出文学文本,文化批评成为展示他们积极应对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体现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实践化与当代性以及批评功能的增强。
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前景
后现代消费时代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文化价值失衡,以及欲望化、感官化、无深度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何为?文学理论话语如何发挥其积极的批判价值与意义?在文化荒漠化和媚俗化的洪流中,当代人如何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重新建构?如何进行文化精神的启蒙与重建?
在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消费活动不再富于人性的、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而成为被异化了的活动。消费主义正在迅速地改变和塑造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追逐消费的同时,也掉进了消费制造的迷阵。因此,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逐渐被取代,并被全球化及其所倡导的消费主义理念所占据。文化消费以欲望满足为特征,本身具有虚幻性,导致人们生存意义迷失,从而瓦解了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使社会个体陷入认同虚无的文化焦虑。“当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身份焦虑的同时,只能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因此,文化寻根就成为现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个体就变成时刻追问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
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在当代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也同样面临着身份焦虑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某种困境,但也表现出文论界渴望突破难关、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文论话语的迫切与热情。时胜勋从身份的角度探索了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文艺学学科反思具体围绕历史路线和学理路线展开,文艺学学科理论反思否认有一成不变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对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也加以质疑,学科建设经验表现出流动性特征,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引发了文论身份的重组与重构,并为文论身份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域。朱立元提出“立足现代文论新传统”、“借鉴和吸收中西文论资源”、“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相结合”的文艺学建设与发展方向,陶东风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金元浦提出“文化研究”的文艺学构想,曹卫东提出“跨文化维度”的重建文艺学的构想,高小康提出“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的文艺学构想,陈晓明提出“理论无国界”即“历史化与批评化相结合”的文艺学构想,杜书瀛提出“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构想等。
后现代消费时代的文化特征
消费社会是生活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的社会，也是信息社会和高科技社会。消费主体的感官享受取代了理性反思，后现代文化消费体现为人们的追求和社会理想行为标准不再是工作或劳动本身，而是以消费为衡量尺度的生活方式。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思想却愈加平面化和浅薄。首先，文化的商品化和人的异化。后现代消费社会将文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文化不再依据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为读者所欣赏，而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文化已同其他商品一样，成为具有可销售性和可展示性的众多商品的一类。正如杰姆逊认为，“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
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化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金钱和消费的逻辑渗透到文化市场的各个角落，充满诱惑的广告就成为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主宰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动机，影视广告在编织生活美好图景的同时，也将人们带入心甘情愿的消费时尚和承诺梦想生活的超真实中，整个社会引诱消费者成为“上帝”而顺理成章使金钱和消费变作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演绎了整个社会浓厚的功利主义氛围和拜金逻辑。“消费社会导致了人的本质的歪曲、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以及文化文本和商品的相互占有。人成了商品消费和无休止的物欲追求的奴隶;在货币和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后面是身份、地位、人格、人的尊严和价值方面的等级化。”
消费文化的拜金主义倾向掩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费文化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其消费的物之间已经融合无间，这种认同表明个人已完全被物化。消费文化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文化认同的假象，以此掩盖现实中身份的真正缺失。其次，精神的平面化与感官愉悦。商品拜物教和消费至上的原则导致了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匮乏。
当消费而不是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金钱和商品及其附加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们生活的惟一意义时，价值的混乱就不可避免。极度生产以及资源耗费，强大的消费主义不断刺激消费的欲望，不但造成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也使人类在当代物质过剩中处于精神的贫乏状态。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整个社会文化转向享乐主义。各种娱乐节目、无厘头影片蜂拥而至，张扬着感官的愉悦与欲望，空洞无意义的内容大行其道，层出不穷的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搞噱头、娱乐至上。当“玩”和“乐”成为社会的文化思潮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衰落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的合法性危机。
再次，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后现代社会消解中心性和秩序性，倡导综合性、无主导的文化。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各类文化不断走向融合，体现了文化一体化世俗化的倾向。“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
传媒的迅速发展造成新的文化霸权，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众文化不断从价值层面驰入游戏层面，在虚无主义和低俗游戏中消费感性，并甘愿被传媒的一元话语所支配。
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转型
后现代文化消费甚嚣尘上，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片断化，精神领域的贫瘠化，文艺表现力的匮乏，视觉影像造成的冲击都使文学理论的原有价值不断遭遇解构和危机。文艺为了生存而沦为商品，逐渐丧失了批判和否定功能。“边缘”话语的非体系性、反本质性也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文化消费时代文学理论话语也经历着选择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文学理论的话语选择。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其研究范式业已发生变革。
文学理论不仅满足于基于当代文化发展的纯理论建构，已深入到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国内学者运用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文艺消费的研究进入文化消费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运用后现论和文本批评方法对媚俗、身体化、视觉化等消费倾向进行文化解读。文艺学视角的研究从某一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挖掘文化消费表象之下的社会文根源，并较多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精神，明显地表现出对当今文化消费现状的忧思与反省。关于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有学者提出实现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合法转变，在意识形态层面消解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集权意识，打破经院文化独尊局面。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进入大众传媒，发掘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价值资源。
实现单一的精英话语向精英、公众话语的渗透、融合、交流与互动。这些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和大众文化的思考展现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已走向自觉之路。其次，文学理论的理性探索。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反观自身的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文艺实践的动向和问题。在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下，原有的文艺体制运转曾失效，纯文学陷入尴尬的困境，文学理论批评界都在探索文学的出路问题。1993年开始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更将消费时代文学去向何方的讨论推向高峰。论争的实质在于，如何面对和评价文化消费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以及知识分子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钱中文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旨在弘扬人文精神、倡导人文关怀的初衷。这一文论始终立足于重建文学艺术的价值和精神，他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这是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施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
学者们还对消费社会中传统文学与美学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进行了批判，对消费和消费主义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它们‘不断地引发自然、社会和文化上的各种生态灾难’，造成了文学的‘单向性化’。在此情况下，文学应当有对于消费时代的‘切实的生态关怀’，应当实践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统一，为人类营造一个‘绿色的精神家园’”。这些争鸣都展现了文学理论工作者重建精神深度意义的情怀与努力，以及试图重塑社会启蒙者的身份追求与理论尝试。
再次，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理论界出现了诸多复杂的变化，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切实地感受到了文化消费的主导地位，在传媒的迅速发展下，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消泯界限。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导致消费主义理念渗透各个方面，表现为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加剧。文学理论在此阶段做出了各种理论话语探索，摆脱被边缘化的身份，以融入社会现实的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文学理论界开始广泛关注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学者们比较客观地评价大众文化，从单纯地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商业性转向探讨大众文化的走向、如何引导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在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流派不断引进的同时，如何摆脱盲目西化的困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文论失语症”一度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由此引出当代文论体系的建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理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表现了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以及学者们对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也显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古今、中西、体用等方面的文化冲突。随着90年代后期社会重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文学理论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学者们走出文学文本，文化批评成为展示他们积极应对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体现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实践化与当代性以及批评功能的增强。
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前景
后现代消费时代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文化价值失衡，以及欲望化、感官化、无深度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何为?文学理论话语如何发挥其积极的批判价值与意义?在文化荒漠化和媚俗化的洪流中，当代人如何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重新建构?如何进行文化精神的启蒙与重建?
在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消费活动不再富于人性的、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而成为被异化了的活动。消费主义正在迅速地改变和塑造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追逐消费的同时，也掉进了消费制造的迷阵。因此，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逐渐被取代，并被全球化及其所倡导的消费主义理念所占据。文化消费以欲望满足为特征，本身具有虚幻性，导致人们生存意义迷失，从而瓦解了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使社会个体陷入认同虚无的文化焦虑。“当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身份焦虑的同时，只能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因此，文化寻根就成为现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个体就变成时刻追问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
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在当代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也同样面临着身份焦虑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某种困境，但也表现出文论界渴望突破难关、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文论话语的迫切与热情。时胜勋从身份的角度探索了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文艺学学科反思具体围绕历史路线和学理路线展开，文艺学学科理论反思否认有一成不变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对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也加以质疑，学科建设经验表现出流动性特征，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引发了文论身份的重组与重构，并为文论身份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域。朱立元提出“立足现代文论新传统”、“借鉴和吸收中西文论资源”、“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相结合”的文艺学建设与发展方向，陶东风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金元浦提出“文化研究”的文艺学构想，曹卫东提出“跨文化维度”的重建文艺学的构想，高小康提出“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的文艺学构想，陈晓明提出“理论无国界”即“历史化与批评化相结合”的文艺学构想，杜书瀛提出“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构想等。
理论工作者们应审时度势，一方面不因消费时代的流行浪潮以及商品化、欲望化冲击而茫然失措，另一方面则应深入分析文化消费背后的运作模式，展开当代文艺思潮与文化理论批判，进行真诚地反思、分析与批判，指出当代文学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从而拓展文学理论的话语，发扬理论工作者见识敏锐，与时俱进的一贯风格，将颓废、充满欲望、无深度的文艺状况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承担起建构时代精神价值的重任。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考虑如何建构更加活跃、富有人性和创造性的文学理论，从而改变文学理论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近20多年来。文学理论不断拓展边界，逾越文学的领域，和人类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相交叉。甚至文学批评的对象，也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与非文学。如今，文学理论界对西化和苏化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开始注重文学理论的本土思想资源，从而开始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文论。从根本上说，文化认同是当代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这种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首先要穿越物化的屏障，重建意义的深度模式。当前文学理论如能融合或吸收优秀的西方理论，努力寻找并阐释本土理论的文化价值与意义，运用充沛的理论资源，以历史、实践和当代为基础，成功地建构起自己的理论话语时，主体、自我的文化身份才能真正实现重建与新生。
[关键词] 对比研究 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 对比研究途径
一、了解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的“大众文化”概念，指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学界的精英文化成为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人们对其定义提出各类解读：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罗森贝格认为大众文化通过大众化媒体的传播和表现来克服大众文化的不足之处：“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和孤独感以及生存的危机感。”因为受众众多，以文学、影视、报刊、网络等为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理论影响巨大，因为较之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狭小受众群体，大众文化无疑在大众意识、舆论领域发挥无可替代的精神引领作用。
然而，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文化产品纷繁复杂、良莠不齐，尤其网络这种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流于可控性缺失，大众文化的发展进程更多的不可确定性。站在意识领域前沿的新闻工作者、文学文化精英等作为大众文化的先锋和发言人，需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自我建构具有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理论框架，并自觉将正确的大众文化理论观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有着精深了解的外语工作者，也可利用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对比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
二、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成熟性决定其可借鉴性
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为代表的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称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但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东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范式。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反体制性（anti-institution）和批判性（critical），尤其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尖锐彻底的批判，认为工业社会背景下大众受到工业文化彻底的欺骗。显然中国学者不能以拿来主义评价中国的大众文化，但工业化这一全球性主题确可成为东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目标。东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可以以西方的法兰克福大众文化理论为坐标，观照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大众文化产品是否验证或冲突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也可突破西方中心的研究模式，把本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在自身充实的前提下向外辐射，即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也可在大众文化理论方面实现适当输出。对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与西方进行对比研究，探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之路，可发挥先进文化对思想意识的导向作用，为未来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途径
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首先对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梳理并对比，然后通过列举中国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产品来作为与理论相结合的实际范例，通过把理论和文化产品进行对照，以理论来检验实际并得出结论，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来进行分析和解构，文化产品可采用文化范畴内的文学和电影等模式，搜集畅销小说和最受观众欢迎的影视作品来总结大众文化的审美模板。同样对代表西方国家最高文化成果的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和好莱坞电影节电影大奖（Hollywood Awards Gala）作品进行汇总分析，以总结西方大众文化的审美模板，最后将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分析论证。可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进行，包括横向和纵向对比，如：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对比，找出相异之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产生的理论语境与中国大众文化理论产生语境相对比，找出相异之处；西方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相对比，找出相同之处以发现对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理论的适用性；西方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对比后的异同，在进行多组对比研究之后，分别找出各组对比中对于推动中国大众文化可以起到指导作用的独到之处。
文化的体现大多以语言为媒介实现，以对比分析为主要途径，可以探讨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异同并挖掘其结论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的启发性。
基金项目
横向课题：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比较研究
主持人：辽宁医学院外语部 马丽娣
资助单位：锦州日报社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根基和发展现状，[J].徐辉，张贞，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四期.
[2] 大众文化比较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学派及中国大众文化的异同分析，[J].王慧博， 《理论界》2006年第三期.
[3] 大众文化教程，陶东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一传统文学思想研究与当代文论建构
传统文学思想与当代文论建设的关系在理论界是一个常论常新的问题。无论是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学者还是致力于当代文论建构的学者都要对这个基本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在这个基本问题的视域之下，一系列的相关问题都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如何认识自己的传统？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展开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为中国文学思想研究定位？与几年前理论界热烈讨论的“理论焦虑”现象相比，此次会议出现了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正在试图以具体的研究成果为理论建设夯实根基，在中国文学思想研究领域发出更加坚实有力的声音。这些研究成果当中既有对理论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和反思，也有具体的个案研究；既有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清理，又有开掘理论研究新视角的探索，正如主持分会场讨论的程正民教授谈到的感受：过去谈的“多元”更多的是理论上的描述和要求，今天的“多元”则有了丰富的实践成果。
（一）考镜源流，彰显传统理论资源
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在《〈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一文中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认为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他指出，研究者们关注中国文学的“情”的传统，却忽略了中华古文论中“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刘勰所提出的从“物感”论到“情观”论，恰好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因此，研究者应对刘勰的“物以情观”的理论以更多的关注。南开大学的卢盛江教授在《蜂腰论》一文中认为“蜂腰”应以《文镜秘府论》的解释为准，蜂腰为什么是病犯，是考虑到句中节奏点。永明诗人提出蜂腰，诗作又犯蜂腰，是因为声律追求自身有矛盾，一些病犯规则从理论的提出到创作中实际运用有一个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圣元教授在《唐宋类书“文部”的文献文体学价值》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类书尤其是唐宋类书最丰富、最集中、最系统地把中国古代文体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具有“综罗文体资料文献”的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杜书瀛教授在《关于“评点”》一文中认为，“评点”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典型形态和主要样式之一；通过对评点源流、理论形态特征、组成因素的清理和分析，他认为“评点”这种批评方式最切合中国人把握对象、感受对象的心理特点和思维方式。北京师范大学李壮鹰教授在论文《“选官”与“选佛”》中探讨了士林与禅林的风习的交相影响，并重点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唐后士人在贡举中形成的文人集团的组织形式是受了禅家“选佛”机制的启发，二是唐代的“秀句”、“格”、“式”等诗论著作形式也是士人选官与禅僧选佛交相影响的结果。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在《论高启诗歌审美观念的转变》一文中对高启的诗学观念进行了考察，认为入明之后，其诗学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张格、意、趣的兼顾，表现在创作上则是台阁诗与咏怀诗的兼顾。但由于明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从而使其诗学理想与创作实践同归于失落。首都师范大学吴相洲教授在《“绮靡”解》中认为：陆机《文赋》中所说“绮靡”是指诗歌声律而言；“诗缘情而绮靡”实际上承袭了儒家对诗歌的一贯看法；后世学人对“绮靡”的种种指责其实是一种误会。北京师范大学姚爱斌副教授在《王夫之〈诗•小雅•采薇〉评语的症候式解读》当中认为王夫之在评语中提出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的观点，不但与诗意不合，也有悖其本人的诗歌情景观。忻州师范学院刘淮南教授认为《文心雕龙•原道篇》在文学理论基础的建构和文化血脉的承接方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北京语言大学郭鹏教授在《论“邵康节体”》一文中探讨了“邵康节体”作为一种特色化诗体从开始确立到流传的过程，辨析了包括《沧浪诗话》在内的宋人诗评中所谓“邵康节体”的本来含义。安庆师范学院方锡球教授认为明代中后期，唐诗学研究出现大量论争，最著者乃是“唐无五古”、“唐人七律第一”、“李杜优劣”等争议。在这些论争中，包含艺术理想范型与诗歌高潮、范型与诗歌衰落的关系，关涉“诗变”问题。
（二）理论话语资源的重新审视香港教育学院的陈国球教授在《“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以陈世骧之说为例》一文中集中探析陈世骧的中国文学史论，对“抒情传统”的提出背景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的清理和辨析。值得关注的是，本篇论文以翔实的资料展现出陈世骧站在中西比较的角度来阐明自己观点的文化立场，已经表现出那一代学人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时，重新审视自身文化传统的自我意识和努力。他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陈世骧“抒情传统”的论断在解释中国文学和文化时，仍有不小的理论阐释空间。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试图激活传统文论中的“感兴”传统，为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当代文学研究拓展阐释空间。他认为无论是“典型”还是“意境”这些来自古典传统的批评术语，都要回到“感兴”。他提出要把感兴和修辞论结合起来，即：感兴修辞，以弥补中国现代文论术语缺乏的困境。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教授在《从道器角度观察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知识建构》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仅应注重其具体的理论学说，范畴命题，以及演变发展的通史，更应注重背后的精神价值的开掘与承传。要使中国古代文论走出以古释古的范围，与当代文学活动相融汇，变为当代文论发展与延伸的精神资源，这种创造性的精神阐释与承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p#分页标题#e#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的吴子林副编审以历史主义的精神透视、辨析了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两个诗学命题，提出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孔子诗学思想的最高旨趣；孔子的诗学思想与其说是“实用”的或“功利主义”的，毋宁说是重视自我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中国社科院彭亚非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可以说是一种哲思文化，正是中国哲思文化与智慧文化特有的终极追问意识，影响了乃至决定了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特有本性。这一特有本性与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文构示意性叙事形式的结合，便形成了中国文学理念中相应的感知、意会的诗歌接受与阐释传统。中国传媒大学张晶教授则从中国文论及艺术理论中发掘中国美学中的生命感及空间感。以此来重新观照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物色”范畴以及“气化”思想，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特征打开了一个新鲜的视角。北京师范大学程正民教授认为，中国的文论研究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通过国际交流，通过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在世界文论的大背景和大格局中突显中国文艺思想的独特价值、地位影响。他着重介绍了巴赫金“外位性”理论对于文学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西南大学代迅教授认为中国的文论研究要摆脱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观念，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民族国家的跨文化资源，中国文论在异域的传播并富于建设性地融入西方文论体系，在世界主义文论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辽宁大学的高楠教授认为，文学理论的品格在于向着文学生成，因此他提醒研究者要始终着眼于从文学经验的维度出发来进行理论的阐发和开拓。北京师范大学毛峰教授则借鉴了传播学的理论资源来探讨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的黄卓越教授在《批评史、文论史及其它》中指出，在目前所称的“文论史”的概念中，应当关注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批评史”概念的独特性，这源于批评史的概念在提出时所注入的特定内涵。由此可见，文论史的概念不仅不能全部囊括批评史的意义，而且二者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着某种裂隙与紧张。通过对文论史概念的批判性反思，“理论之后”的趋势正在逐渐形成。因此黄卓越教授将批评史、文论史两个概念的区分作为重新理解学科史范式及其转换的重要命题。
（三）方法论的阐释与反思
作为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探索而提出的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对“文化诗学”这一理论方法的来源和走向进行了梳理和阐发。在《论“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一文中，李春青教授指出：“中国文化诗学”虽然借用了来自西方的“诗学”和“文化诗学”概念，但它的含义却是指面对中国独特的文学现象而产生的独特阐释理念与方法。它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从“诗言志”到“知人论世”，再到“文变染乎世情”，形成了中国式的古典阐释学传统。追溯中国式的古典阐释学传统，并使这种传统活跃在现当代的理论阐释系统之中，这一点成为“文化诗学”这一极具方法论意义的命题的要旨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叶舒宪教授提出“诗学”的概念应该重新进行清理，即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探讨其阐释背景和理论规定性。叶舒宪教授提醒学者们要谨慎使用西方的理论概念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现象做概念化的图解。他提出了四重证据的研究方法。第一重证据是四库全书等传世文献；王国维把地下挖掘出来的甲骨即甲骨文叫做第二重证据；第三重是联合国命名的口传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四重是地下新发现的考古学物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方喜教授也认为，“文化诗学”的概念需要澄清，但他强调这个概念不必跟西方文论中的“文化诗学”对应起来，因为这个提法不仅在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存在，而且应该有它独特的理论内涵。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胡继华教授认为，方法论蕴含着学术伦理，体现出建构意识，同时与中国古典文化精神有着隐秘的关联，支配着对西方文化的取舍立场。
除了方法论的探讨之外，还有一批卓有成效的个案研究。山东师范大学李衍柱教授谈到了审美视野观照下的的《大秦帝国》并论述了杂文学观、纯文学观、大文学观的互动与转换。北京师范大学陈太胜教授在《叶公超的现代诗学与新旧诗之争》一文指出，叶公超以“音组”为基础提出了关于新诗格律的基本主张。新诗能够与中国古诗相媲美的不是它的吟唱性，而是基于“说话的语调”为基础的对现代生活的切入与表现。北京师范大学李怡教授试图用“民国机制”来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框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唐晓敏教授探讨了从韩愈到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台北市立教育大学梁淑媛教授对台湾鸾堂劝化赋及其内容进行了分析；台湾政治大学的侯雅文教授以李梦阳诗学为例，讨论了和同文化与中国古典诗学之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唐宏峰讨论了晚清小说中的风景描写问题。此外，山西大学郑伟《郑玄、郑樵〈诗学〉比较论》、北京舞蹈学院吴海清《魏晋南北朝文体建构活动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彭民权《话语建构与政治言说中的文学——论〈淮南子〉对〈庄子〉的接受》等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二海外汉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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