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贸企业建构内部控制体系的价值透析
（一）外贸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性
内部控制包括内部管理控制和内部会计控制两个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对外贸企业的作用和影响会不断拓展，对外贸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它在外贸企业管理和监督中主要有以下作用：企业管理者和决策者必须及时了解企业的会计信息，并及时通过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加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从而在激烈竞争中实现对企业的有效管理；对各部门进行分工和确定职责，各种手续、审批程序和检查监督手段等方面进行严格控制，可以有效保证企业的生产和经管活动顺利进行；企业通过内部控制对各项货币资金和财产进行有效地控制，预防贪污等不法行为的产生，从而保护企业财产的安全完整；通过制定办法、审核批准、监督检查等手段，内部控制可以有效地贯彻实施企业决策者制定的各项政策和制度；企业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资料的真实性，需要建立完备的内部控制体系，以此为审计监督工作提供良好的基础，从而提高生产、经营和管理效率，降低企业成本费用，提高外贸企业经济效益。
（二）外贸企业内部控制的结构分析
事前防范是外贸企业做好内部控制的前提条件。外贸企业必须建立包括《企业财务管理办法》、《资金计划管理办法》等与企业资金相关的一套严格的内控制度。企业对资金的管理需设置各司其职的职能部门，做到各部门与岗位职权的制衡和监督，并建立严格的资金审批方式、手续和责任。事中控制应采用账实盘点、库存限额与实物隔离等方法实现包括货币现金、银行存款、票据等方面的控制，从而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完整性和效益性。同时，事后监督也是外贸企业资金管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企业内审部门在重大经济活动之后都应按照程序严格审计，发现企业内部控制中的漏洞，同时，各职能部门在该项经济活动完成后对资金的变动情况及时回馈到管理部门，以检查资金与需求量是否保持一致，是否与预算相符合，产品的生产、销售与存货的控制是否根据计划进行合理安排等。
（三）外贸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特有问题
当前我国外贸企业的内部控制存在着很多问题，具体表现在外贸企业的内控意识相对薄弱，未认识到内控对外贸企业经营发展的重大影响，未建立完整的内控体系，有些企业即便是初步建立了该体系，执行不力导致内控形同虚设；外贸企业必须根据内部控制体系的需要设立专职岗位和职能机构，并明确各自的职责，但是我国大多数外贸企业没有按照以上要求进行设置，未实现职务的分离和程序控制，以致出现了缺位的后果；目前，我国大部分外贸企业没有对外贸过程中的业务流程①实施有效的控制,出现了业务人员包办全部流程、单证管理薄弱、国际结算方式控制不严等问题，不仅使双方贸易无法顺利进行，不能实现经营目标，甚至会导致对方有机可乘，利用该国苛刻的法律条款刻意制造贸易壁垒,或提出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给我国的外贸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另外，很多外贸企业风险控制的意识缺乏，风险管理水平滞后，企业面临的风险来自于进出口业务的各个环节，但因缺乏风险意识，风险信息不能有效捕捉，对风险的规避缺乏有效的措施，不可避免地给外贸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我国外贸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建构
（一）大力抓好外贸出口企业的环境建设
所有控制方法能够生存和运行的条件是内部控制的环境，同时，它也是内部控制组成的基础要素之一。外贸企业对内部控制建设的认识仍然尚浅，风险意识也很淡薄，并没有意识到它对外贸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内部控制是由人来执行的，因此，外贸企业员工的风险控制意识是内部控制成败的关键。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内部控制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以及决策者对风险的重视。企业决策者需要眼光长远，重视企业人文环境的培养，注意自身行为的信号传递，同时，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识别并防范风险，这些都是外贸企业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必不可少的。对于外贸企业来说，内部控制是一项巨大的控制体系，想要使企业的内部控制能够根据环境的改变相应地进行调节控制，有效地对风险作出反应，这需要全体员工的努力。当然，内部控制也离不开决策者宏观调控的作用。
（二）建立具有外贸出口企业特色的组织结构
完善的组织结构是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的基本保障。内部控制制度不仅要实用有效而且还需要考虑企业的行业特点。外贸企业是一种周转速度快，资产流动性大，大多数的业务流程是凭借项目或者合同为基础的，人员管理灵活的流通性企业。因此项目型的组织结构胜任于外贸企业。在项目型组织结构中，项目经理需要很好地控制资源，成员之间也可以进行有效地沟通，只有对客户高度的负责，重视客户的要求，才能够保障项目得以顺利实现。外贸企业还可以利用内部控制的特殊要求，设置单证管理、信息管理、信用管理、内部审计等专职工作，已达到不同职务的各自独立，科学地划定各部门的工作任务，将不同部门相互之间的合作和限制明确的标示出来。
（三）加强信用管理，重视合同签订
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国外的客户对外贸企业付款的条件有所放松，这样可以让出口商承担更多的风险。外贸出口企业为了避免钱货两空，会放弃一部分订单也严格地控制风险。无论是原有的信用记录良好的老客户，还是新客户，都要进行充分的信用状况调查，加强信用管理，重视合同的审批管理，对重大合同建立集体决策制度是外贸出口企业的重中之重。单证、业务、运输、法律、财务等部分负责人采用安全迅速的结汇方式来探讨合同的可行性。合同签订后，业务和财务跟踪收账来保障账款及时收回。现在，各企业可以利用出口信用保险来尽可能地避免收汇风险。
（四）完善外贸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
高效的信息传递渠道是内部控制职能发挥提供信息的最大保障。在外贸出口业务中，外贸企业通过管理信息系统把企业的财务信息和业务信息有效的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实现全方位的交叉管理，加强了业务的控制力度，保证了信息的通畅，给领导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同时也保证了企业各部门互相独立、相互牵制，各司其职，能够有效的控制内部实施，及时发现避免带来风险。
据我国商务部2008年5月的《2007年度中国文化产品及服务进出口状况年度报告》数据,2007年我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29.2亿美元,核心文化服务进出口为37.2亿美元。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6%,总量大概在6412亿元(约878亿美元),当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1738.3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12180.1亿美元)。2009年5月,商务部了《文化产品及服务进出口状况年度报告(2009)》,2008年中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大,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2.6%,达158.4亿美元。其中进口略有下降。在跨境文化服务贸易方面,2008年文化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29.5%,达到48.16亿美元。综合以上数据可见,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只占据文化产业整体相当小的部分;在我国国际贸易体系中,文化产品及服务的贸易额正逐年递增,但在进出口总额中仍显得微不足道。
另据联合国五大机构于2008年出版的《2008创意经济报告》显示,从1996年到2005年,中国创意产品出口额从184.28亿美元增长到613.6亿美元,2005年中国已经占据创意产品全球出口市场18.29%的份额,成为全球创意产品的第一生产国和出口国。然而,通过对具体出口行业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创意产业出口主要集中在文化产品制造,如工艺品加工、设计产品加工等,而核心的版权内容产品输出仍然不足,尤其是视听内容产品及版权贸易还相当匮乏。2000年到2005年,中国版权和许可证费出口额从8000万美元增加到1.57亿美元,增长96%;同期,中国的版权和许可证费进口额从12.81亿美元增长到53.21亿美元,增长315%。2005年中国的版权和许可证进、出口额之比为33.9:1,是典型的版权贸易逆差国。
2005年后至今,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逆差的状况依然不容乐观,以新闻出版总署自2005年起连续4年的《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数据为例: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核心文化产品的贸易额逆差逐年扩大(2005年14853.16万美元,2006年上升到17256.39万美元,2007年跃升到21477.73万美元,2008年更上升至25029.64万美元);版权进出口比例在2005-2007三年间有所降低(2005年7.18:1;2006年6.02:1;2007年4.28:1),但2008年却相反上升至6.91:1。
综上可见,我国目前仍处于文化产业全球分工链的低端位置,具有中国主流价值和现念的核心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中总量仍然很小。
二、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逆差的原因分析
1.对祖国传统文化重视不够
西方国家有现代民主,可是其宗教思想却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就保证了其文化的延续性。而我国,由于把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所受的屈辱及国家的落后都归罪于传统封建文化的积淀,于是,“倒掉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结果是韩国人申请了端午祭,我们才酸涩地觉得它是我们的财富;中国年轻人日益隆重地过起了西方情人节,我们才宣传起中国的七夕节;外国快餐在中国攻城掠地,我们才鼓吹起中式快餐的好处。可以看出,我们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了,还谈什么扩大文化产品的出口?反观其他国家,它们却非常重视保护自己的文化元素和文化产品。WTO多哈回合谈判中止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中,法国等国提出了“文化产品例外”原则,即文化产品不能实施贸易自由化,这与美国的意愿相左,从而导致此谈判破裂。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西方国家内部,尽管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但在维护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延续性上,西方国家仍然是态度鲜明、立场坚定的。
2.没有把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传播中华精神
中华文化元素是由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两部分构成。显性因素,如文学艺术、经史典籍、民族服饰、历史遗迹、节日风俗、书法篆刻,乃至于中国结、奥运吉祥物福娃,甚至一把纸扇、一撮茶叶,等等;而隐性因素是那种支撑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并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的精神、气质、品格和风骨。在对外文化贸易中,我们要求通过将显性的中华文化产品推向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向世界传播中华精神。显然,隐性因素更加重要,因为其一旦被外国人所接受,则会加速显性文化产品乃至于普通货物的对外贸易。
然而,由于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以及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结果出现了一种令人尴尬而又可怕的事情:花木兰是中国的,但美国却把它拍成了电影,除赚了3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更将花木兰变成了美国品牌;三国演义是中国的,但在网络游戏中,却被日本开发成游戏软件,成了日本品牌。
3.政府没有积极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有力措施
应当说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在思考如何促进中国的文化产品走出国门了。2004年7月文化部与商务部及海关总署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国产音像制品出口的通知》,2005年初文化部发出了《关于促进商业演出展览、文化产品出口的通知》等。但是这些政策都缺少实质性的支持,如税收问题、投资优惠等。特别是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风险都大大高于普通商品,生产的周期也大大长于普通商品,如何给予扶持,没有明确的、切实可行的措施。
三、积极推动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
1.借鉴他国经验,合理规划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格局
1929年后,美国控制电影产业的大财团通过收购企业和控制发行渠道,逐渐建成有效的全球制片发行体系,为好莱坞电影继续走向世界打造了坚实基础。通过跨国文化公司、占据市场份额90%以上的影视产品及影视音乐版权贸易等,美国文化和价值观走向全球,大大拓展了话语权。
韩国在金融风暴后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尤其注重文化创意产品的国际市场拓展。其基本战略路径是瞄准国际市场,将中国和日本等国为重点出口对象的东亚地区作为登陆世界市场舞台的台阶。通过针对亚洲、美洲等地区的区域差异开发针对性产品;挖掘品牌对韩国形象和韩国文化产业的市场效应;在文化出口地区建立“前沿据点”,通过前沿据点开展区域市场调查、研发和宣传;积极开展跨国合作,集中资金支持重点出口项目等具体措施,分地区、分阶段占领国外市场,有效地推动了韩国游戏等文化产业的发展。
现阶段的中国与当时的美、韩具体国情差异较大,不可盲目模仿。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是国家文化实力被世界承认的必由之路。可以说,目前中国内地的文化产业只是存量,而作为我国文化产业增量的外向型文化产业,发展力度明显不足。中国可借鉴国外成功模式,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以文化产业国际化战略,实现新时代的文化突围。
2.全方位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活动
例如参照世界文化论坛、全球文化论坛、国际文化和发展大会等全球性文化交流平台的运作方式,吸纳国际文化基金等国际性文化基金会的资金资助,并力争形成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中国注意力”的影响。为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争取中国文化话语权,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促进与文化相关的各项事业和产业快速发展,提升我国国家形象,增强整体竞争力,还应当积极打造更高规格、更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平台,从而形成定期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交流机制。
此外还需加快中国海外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等对外文化交流机构的投资建设,以此为载体推进汉语教育事业及中国文化传播;拓展交流合作领域,鼓励人民团体、民间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人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以淡化其政治色彩,简化程序,为民间力量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便捷通道。
3.积极培育有特色的跨国文化集团
深圳华强集团就是跨国文化集团的优秀代表之一,其在海外投资兴建文化科技主题公园,是国内文化产业出口非常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继在第四届深圳文博会上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科技主题公园输出到伊朗后,2009年5月18日签定投资的南非主题公园被誉为“中国迪斯尼”,这是中国向非洲出口的首个大型文化产业项目。这种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技术含量以及含有中国文化的主题公园,大量地输出到国外,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还能够积极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与此类似,国内市场稳定且发展潜力较大的企业可通过直接投资或注资海外文化企业、建立文化产品的国际营销网络等,以多元化渠道进入国际文化市场;中小文化企业则应根据自身实力,以合作出口、积极参与国际性文化展销等方式,适当寻求国际合作。同时还应利用金融危机背景下海外人才回流的有利时机,发挥其国际化背景的优势,尤其是借助高端投资人才的国际化操作经验,破除海外市场迷雾,为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助力。
4.投建海外文化产业基地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产业,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相对成熟的运作机制以及优秀创意人才集聚等等的前提下才会迸发出产业自身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海外投资成本大幅下降,为中国出海建立文化产业基地或产业集聚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实力弱小、经验不足、不熟悉国外投资环境等现实障碍,单独出海往往面临巨大的投资风险。因此,中小企业在有经济实力较强、国际贸易经验较足的大型企业带动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以合作参股方式在海外形成产业集聚,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投资方式。
而中国目前尚未出现较为成熟的海外文化产业集聚区,因此,也可借鉴类似经贸合作区、工业园的成功模式,直接在海外建立文化产业基地。充分利用国外较低的发展要素成本、丰富的文化资源,或是相对宽松的文化市场机制等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各种外部条件,推动各层次文化企业走出去,发展壮大我国的文化产业。
在我国，推行外贸制是当前外贸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之一，它是国有外贸企业在市场机制下求生存、谋发展的重要竞争手段。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社会分工理论、市场营销概念及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对我国推行外贸制的必然性及可行性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我们认为，对外贸制进行研究，还存在另外一条思路，即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委托形式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现象（asymmetricinformation）入手，对当前讨论较多的几种外贸制形式进行分析比较，寻找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并有利于克服因不对称信息所带来的内在缺陷的较优契约安排形式。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出发，主要以出口为例，对外贸制在我国的推广及优化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对外贸制的基本认识及研究思路
1.为了便于讨论，我们首先将已在国内外实践中出现的外贸形式归纳为三种：形式Ⅰ：直接（又称佣金）；形式Ⅱ：中国现行的出口形式（我们称其为中国式风险）；形式Ⅲ：间接（又称行纪）。其中形式Ⅰ（即直接）系指人（外贸企业）在权限内，以本人（生产企业）的名义同第三人（国外进口商）签订合同，办理进出口业务，并收取一定佣金，人对第三人不承担责任，也不享受权利；而形式Ⅲ（间接）也是国际通行的外贸的一种形式，它指间接人（行纪人）为本人（委托人）的利益和计算，但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国外进口商）签订合同，并收取一定佣金，同时对第三人承担合同中的义务，享受合同中的介入权；最后，形式Ⅱ（中国式风险）是中国现存外贸体制的产物，它的产生系以我国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为基础，并在非完全出于双方当事人（本人及人）自愿的背景下，由人（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订立进出口合同，以帮助生产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显而易见，这三种外贸形式在佣金分配、风险划分及约束法规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为便于后文分析，现将其作一比较并列于下表中：
三种外贸制形式的比较
比较项目风险收益
比较内容(人)(人)
形式
直接(Ⅰ)风险=0佣金>0(中等)
中国式风险(Ⅱ)风险>0相对较小
间接(Ⅲ)风险>>0佣金较高
比较项目约束法规人与本
比较内容人间关系(是
形式否自愿)
直接(Ⅰ)各国民法(或商法)一般自愿
中国式风险(Ⅱ)1991年《暂行规定》及并非完全自愿
《对外贸易法》第13条
间接(Ⅲ)各国民法(或商法)一般自愿
2.进而，我们对当前外贸制的改革与现状谈两个基本认识：（1）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必须以大力推行外贸制作为主要方向之一。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外贸经营的计划体制，大部分外贸业务由垄断的外贸专业公司经营，经营方式以收购制为主，但这种做法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与国际经济的接轨，其缺陷也越来越突出。对于这点，已有众多文章加以论述，这里不予展开。另一方面，经过试点企业的实践表明，外贸制适合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外贸垄断制解体后的形势，它有利于生产企业扩大对外贸易，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外贸制已被提上外贸体制改革的日程，尤其是1991年，对外经济贸易部门专门制定了《关于对外贸易制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1994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3条对外贸制也做了原则性规定。这都为外贸制在国内的真正实施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2）近几年的实践也表明，外贸制的推广目前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外贸是实现跨国交易的一种较为复杂的方式，它涉及到委托人、人、第三者三方的利益、权利及义务分配问题。因此它的顺利推行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而当前我国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不同程序的欠缺恰恰使外贸制这一新事物与旧的外贸经营方式之间的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导致了外贸制难以有效推广。据资料显示，近些年来，外贸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之比重一般在0～5％，很少超过10％，甚至普遍呈下降趋势。
3.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针对外贸制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原因与可能改革方向进行了大量理论探讨，其中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外贸制的形式选择问题。这些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在目前条件下，是否应立即从现行制形式（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或向间接（形式Ⅲ）转换；其二，假定转换条件不具备，则对于现有的形式Ⅱ，我们又应从哪些方面对其进行规范及改善。具体说来，目前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主要顺着以下两种研究思路展开：
思路Ⅰ：法律不规范论。这种思路主要从我国现行外贸制的外部法律环境出发，认为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法律的不规范性及相应造成的行为的不可操作性。首先，这一思路强调有关外贸制的立法相互不协调。根据《暂行规定》，我们当前应选择的形式为形式Ⅱ，而这种选择又缺乏民法基础，因为按照《民法》所给出的形式应为形式Ⅰ。这样就造成实际操作部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形式选择的矛盾性。其次，这一思路认为现存的外贸法规条例对行为涉及的三方（生产企业、外贸企业及外国客户）的责、权、利界定不尽合理。这种不足尤其体现于人的权、责比例不协调。外贸企业在现行外贸制下既不具备间接（形式Ⅲ）中的行纪人所享有的多种权利（如介入权等），又必须承担形式Ⅰ下所不需承担的较高风险。因此，持此类观点者建议可从以下两条道路择一而行：或由《暂行规定》所规定的外贸制向国际通行的间接（形式Ⅲ）过渡，或直接采用民法规定的，依据民法规定的直接（形式Ⅰ）来规范现行制，这样可使行政规范与法律基础相一致。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鉴于目前制形式的冲突，可考虑在修改的统一合同法中规定间接（行纪）合同，使民法规定的直接（形式Ⅰ）和合同法中规定的间接（形式Ⅲ）并行。同时为了避免冲突，对民法通则的制定细则，使外贸的各种形式均有法可依，防止与经济合同修改不一致。
思路Ⅱ：外部条件不具备论。这种思路认为，目前无论采用什么形式的制，其对外部条件都是有一定要求的。而具体到某一给定的外贸制形式，又必须在相应的外部条件下才能得到顺利推行。例如，对应于《民法》所规定的形式Ⅰ，我国目前的外部环境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不具备：一是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尚未取消，这形成了推行直接（形式Ⅰ）的主要障碍，因此加快放开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是推行外贸制的必要条件；二是市场条件及国有企业内部机制不具备。就市场条件而言，国内市场不成熟这一外部条件不利于人与委托人按国际规范的委托方式承担责任与义务；而作为委托主体的国有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由于现代企业制度未能得到充分实施，也会对制的推广造成相当困难。
以上两种思路分别从法律与外部环境的角度讨论了推行外贸制的现状、问题及改革方向，尤其是在外贸制的形式选择方面作出了具体分析，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认为，外贸制的顺利推行及具体形式的正确选择，除应具备必要的法律规范与外部环境外，还应具备高效率的内在激励机制，而后者涉及到委托制自身在信息拥有、风险安排等一系列因素上的内在结构。因此，关于外贸制形式选择的问题，我们建议还必须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去探讨，以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形式。
三、委托理论与外贸制
（一）不对称信息与委托一般理论。
不对称信息指的是交易的一方参与人拥有但另一方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近些年来，对交易中不对称信息存在的关注已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如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基本事实一样，不对称信息也是一种市场的常态。因此研究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交易的最佳契约安排具有相当实际的意义。
分析不对称信息是通过委托模型来实现的。信息经济学上的委托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法律上的委托，它是泛指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市场。其中：委托人——非知情者（uninformedplayer），处于信息劣势；人——知情者（informedplayer），处于信息优势。非知情者将不得不因为知情者的信息优势付出更大的交易代价。在这里，拟主要利用两种模型，来为我们分析中国现行外贸制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模型Ⅰ：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moralbazardwithhiddenaction）：签约后人所选择的行动以及人所面临的自然状态（为不受人控制的外生变量，如市场状况、交易背景等）是委托人所观察不到的，委托人只能观测到由人行动和自然状态所共同决定的交易结果。而委托人的目标是设计激励合同使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有利的行动。
模型Ⅱ：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selectionmodel）：逆向选择发生于签约前，委托人不知道人的状况、类型及人的私人信息。因此逆向选择模型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一种契约设计来获取人的私人信息。
（二）中国现行外贸制（形式Ⅱ）实践中的契约机制缺陷。
运用委托一般理论，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现行外贸制形式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起来，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问题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信息不对称的放大。在一般的条件下，外贸人拥有国际市场信息，以及自己业务能力、交易磋商的信息，而委托人则不完全拥有这些信息。而现行的外贸体制和制形式扩大了这种信息不对称倾向：（1）外贸制中存在着“一顶帽子大家戴”的情况，即由于外贸经营权没有放开，无外贸权的企业挂靠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使合同产生法律纠纷的隐患，同时使委托人认定外贸人的资格和真实业务能力存在障碍。同时使一些信誉良好的人退出市场，不愿做业务，因此这个市场上存在逆向选择问题，这也是外贸制推而不广的原因之一。（2）信息的拥有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几十年来的收购制使生产企业处于与国际市场隔离的状态，在推行制后，生产企业依然处于信息劣势，与国际市场仍处于半隔离状态。（3）现行外贸制中由于委托合同不规范，常以订单代替委托合同，关于人如实报告交易信息的人基本义务，没有在法律上确立下来。同时现行制缺乏补偿条款，使人唯恐交易成功后，委托人甩开人直接同外商签约，因此产生“互不信任”，从而产生机制缺陷下的信息封锁与保密，即会出现前述的道德风险问题。
2.风险分担缺陷。现行外贸制做法使外贸公司垫付资金，且产生所谓“拿1％的手续费，承担100％风险”的状况，而生产企业承担的风险接近于零。由于一些生产企业无外贸经营权，从而成为被动的风险中立者。但人承担全部风险，应意味着委托人只能得到固定收入，其余利润应由人所有。现行做法对费用的计算标准是采用硬性的收费标准，即合同标的0.5％—1％，且一般只能收取费。这种做法实际上使外贸人通过合同所获得的利益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必然导致合同产出与利益的不均衡分配。
3.激励机制的缺陷。根据生产博奕模型来分析，在不对称信息下，外贸制的合同应是一种奖惩合同，根据外贸人的业务水平、积极工作水平进行奖惩。现行外贸制下，由于委托合同不能使人选择委托人所希望的行动，同时由于佣金不合理，使外贸人在出现合同纠纷时消极应诉、索赔，从而产生外部效应。从这个角度说，现行外贸制契约设计中，委托人并没有把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建立在外贸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之上。而激励机制应是一个动态系统：一方面人的激励来自于委托人的利益让与，另一方面，外贸人的积极行动增大了合同产出增加的可能性，从而促进生产企业增加对外贸企业的激励。
（三）从委托理论看我国外贸制的形式选择。
如前所述，目前中国外贸制的发展有三种选择：一是改变现行外贸制形式，由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发展；二是从形式Ⅱ直接向间接（形式Ⅲ）发展；三是在现行制形式Ⅱ的框架下，完善法规，健全机制，疏通信息渠道，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以上三种选择在具体实施中都各有利弊，因此，任何关于外贸制改革的举措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在信息拥有因素及其对应的风险分布权衡利弊，据中国具体国情作出正确选择。以下将就其作出具体分析：
其一，三种制形式优劣比较。
对于直接（形式Ⅰ）来说，由于委托人可观测到人的选择同时也可观察到外生变量（即人所选择的自然状态），且委托人可参与交易磋商的全过程，因此委托合同可建立在人的工作努力程度之上，从而激励相容约束是多余的。委托人可设计强制合同，根据进出口合同及人的工作努力程度确定佣金的支付，因此人没有选择消极工作的余地。这种方式下，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最优合同要求人的收入应是相对固定的，不享受合同的其它利润，但同时也不承担风险。
行纪（形式Ⅲ）与中国现行外贸做法都是以人的名义对外签约，因此人履行委托义务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对委托人的道德风险。然而行纪由于规定了人的直接履约权和介入权及规范了指定价格交易及其余利润归人所有的权利，使人权利和风险都相应增大。由于行纪使人真正成为风险中立者，承担全部风险，且取得更大利益，因此行纪相应地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效率降低的缺陷，对人激励来自于人对自己潜在利益与风险的关注，出于这种内在动力的驱使，人如同为自己工作一样，不会选择消极工作。
以上分析表明形式Ⅰ与形式Ⅲ在克服信息不对称方面较形式Ⅱ而言有相对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照搬国际通行的形式Ⅰ、Ⅲ即可成为解决我国外贸制所遇到困难的一条坦途。这是因为，一方面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为形式的固有内在缺陷，无论在形式Ⅰ、Ⅱ、Ⅲ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在形式转换过程中必须对这一问题引起充分重视。例如：现行制下，人常常抱怨他们必须承担100％的风险，而要求尽快推行直接（形式Ⅰ）。事实上，按照米尔利斯阐述的原理，人所承担的风险大小应与其所占有的信息优劣程度成比例。因此可以认为外贸企业目前承担100％风险与其在过程中占有信息绝对优势是相协调的。这样，如果转向直接（形式Ⅰ），如何在降低人风险的同时也降低方在信息上的绝对优势则成为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以上分析的形式Ⅰ与形式Ⅲ均是在理想市场状态下才能较好地解决了保险与激励问题，而在现有中国市场条件下，由于非市场行为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必然会成为交易中不可回避的风险。因此推行国际规范只是努力方向，施行起来还须假以时日。
其二，完善中国现行外贸制：对信息不对称的克服。
如果目前从形式Ⅱ向形式Ⅰ、Ⅲ转换时机尚不成熟，我们应做的就是在现有形式Ⅱ的条件下，努力克服包括信息不对称在内的各种弊端与问题，在这里我们拟提出五个对策。
对策Ⅰ：外贸人资格的认定。对于现行外贸制的人来说，如果其通过某些渠道将自己的类型信息和能力信息传递给处于信息劣势的委托人，则可以实现事前交易的改进。实现信息传递的渠道是：（1）外贸企业传递其无形资产价值，如信誉、政府认证等。（2）委托合同中强调人的法人资格权，以及无法人资格权的违约内容。这样，无法人资格权的人则不会轻易从事此项业务，这也从间接传递了外贸人的真实背景。
对策Ⅱ：应该有效地实现对人的奖惩。按照米尔利斯—霍姆斯拉姆条件，信息不对称下，人的收入应有更大的波动性，因为人的行动不可完全观测，为了实现有效奖惩，可将另一些除人行动之外的其它可观测信息写入合同，如商品的国际市场可比成交价格，以及竞争对手签约价格等，这样委托人对人的激励不仅依赖于产出，还可依赖于此可观测变量。而且当此可观测变量包含有关人行动的信息时，即使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也可达到交易的最优实现。
对策Ⅲ：力图使委托合同标准化，制定共同的合同条件。比如人如实的交易报告义务，就应是合同的一项基本条款，也是人的基本义务。另外，可以制定补偿条款以解决人对委托人不信任而产生的信息封锁问题。从国际实践上看，对制定统一法规及合同标准是一种趋势。
对策Ⅳ：佣金设计应合理化，而不宜采取硬性规定，以实现对人的激励。以德国的贸易业务为例：德国所有行业的平均佣金率为5％，但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佣金率一般为18％，而大宗消费品则为2％。因此借鉴国外做法，我国对机电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尤其不应采取固定佣金形式。同时在中国目前现实下，佣金不仅包括费用，还应包括合同的一部分利益让与，这和人相应承担部分风险是相对应的，同时应以外销合同为基础签定委托合同，以实现对人的有效奖惩。
对策Ⅴ：政府不应局限在仅仅以行政手段强行推动制的实施。因为委托交易方式是通过市场内在要求来推动的。西方的现代商业制之所以盛行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和时间的共同作用，逐渐克服机制缺陷而成熟起来的。因此中国外贸制在目前过渡阶段，需要的是政府不断地创造和完善外部条件以向更有效的交易形式发展。具体说来，政府在推行制所起的主要作用应包括疏通信息渠道，进一步下放外贸经营权，建立外贸业务公司的审评机制，界定外贸人的法人资格权，以克服逆向选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借鉴韩国做法。《韩国对外贸易法》中明文规定了只有具有一定业务渠道的人才有从事进出口业的资格。
四、结论
本文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对我国外贸制的现状及改革思路作了具体分析。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认为，在现实国情制约下，如果立即在全国推行出口直接（形式Ⅰ）或间接（形式Ⅲ），则政府部门必须对这一过程必然出现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延伸引起充分重视，采取相应克服措施。目前较为可行的是，在现行外贸制（形式Ⅱ）框架下，通过完善激励机制及风险分担机制，大力发挥政府部门在疏通信息等方面的作用，使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责权利不平衡及相应的效率损失降到最小，从而推动我国外贸制的发展。
【参考文献】
EricRasmusen,(1994),GameandInformation,Cambridge:BlackwellPubisher.
Spence,A.M.,(1974),MarketSignaling,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
1.1设计理念《外贸英语函电》课程以工作过程为导向，遵循“课程设置紧贴贸易流程，教学内容紧贴岗位能力，教学情景紧贴工作环境”的课程开发原则，采用“仿真式”和“体验式”的教学模式，创设虚拟的外贸工作环境，通过现代的教学手段和多样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具备外贸函电的撰写能力和在仿真的商务环境下进行外贸业务流程的操作和商务谈判能力。
1.2设计思路《外贸英语函电》课程从具体的职业岗位群的能力需求和职业分析入手，按照分析岗位职业能力归纳核心能力研究实际工作过程提炼典型工作任务重构课程内容的流程来进行课程开发，把课堂学习和实践工作动态有机结合起来。课程整体设计思路如图：
1.2.1以职业能力为依据组织课程内容《外贸英语函电》课程内容的遴选紧密围绕典型的外贸业务活动来选取和组织，从职业工作出发，通过解构职业工作能力、提取典型工作任务来重构课程学习内容并安排教学顺序，共设计了六个能力项目和相应的子项目，具体项目内容如下，项目一：开发客户；项目二：磋商交易；项目三：达成交易；项目四：支付贷款；项目五：履行合同。
1.2.2以国际贸易流程为依托设计学习情景《外贸英语函电》以“国际贸易流程”为依托，坚持“工作过程、校企共建和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指导思想，通过“仿真式项目——实务、实训、实战”教学体系，创设虚拟外贸工作环境场景，采用“任务导向”和“情景体验”教学方法。实务：学习并掌握基本的贸易理论、专业术语和商务英语函电的写作；实训：课堂仿真模拟、外贸实训平台及校园数字化教学平台电子书包；实战：湖南HEG电子玻璃有限公司实地观摩外贸平台；利用外贸实训平台，设计仿真的贸易交易过程，将平时所学到的理论转化为技能，而且通过综合实训和赴湖南HEG观摩并操作外贸平台，更加系统地了解国际贸易惯例和操作规则，培养学生的外贸操作和实际处理问题的能力。
1.2.3以教学任务来选取教学方法《外贸英语函电》课程是一门融知识性、实践性为一体的英语技能训练课，每一堂课均有明确的学习任务，以学生为学习主体，任务导向、情景教学和案例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灵活运用于课堂教学。教师认真做好教学过程设计，以实现“教学做合一”，将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集成于学生的“能力实训过程”。
1.2.3.1任务导向教学法任务导向教学法（Task-oriented）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和“从做中学”的教学理念。教师根据课堂教学目标，通过设计一个具体任务，把学生带入特定的事件现场，再现任务情景。任务教学法的特点在于教学中为学生安排一定的教学任务，教师的教学目的和学生的活动都以教学任务为中心。
1.2.3.2情景教学法情景教学法的主要特点是教师根据一定的教学内容去设置合适的教学情境，让学生能够在模拟的教学情境中去感受教学内容，并在最真实的模仿训练中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真正地理解教学内容。
1.2.3.3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引导学生对特殊情景进行讨论的一种教学方法。如在学习关于申诉和索赔的内容时，教师先提供以下案例供学生讨论。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利用当前的国际贸易案例和经济类报刊杂志的国际贸易等真实的外贸情景，把抽象而枯燥的理论变为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操作技能，这样学生走向社会后就可以轻车熟路的投入到工作中去，以最快的速度适应社会的需求。
1.2.4以实践性为原则开拓教学资源学院的多功能语音室配备了交互式英语平台和外贸实训平台等特色软件，有效地辅助了教学，保证了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创建良好的网络教学环境，开发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充分利用电子书包与大学城空间共享案例、视频、练习文件、学习资源链接等，进行师生互动交流，保证互通信息和高效交流。
1.2.5多元化的学习评价方式《外贸英语函电》课程从根本上摒弃传统考试的弊端，以考核学生处理外贸业务环节的动手能力为主，综合笔试、口试、实践操作和过程考核等形式，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考试与评价体系。考核评价分为知识考核(占40%)、素质技能评价（40%）和学习过程综合评价（20%）三个方面，其中根据给定的情境撰写相应函电、填写相关单证、撰写合同，采用口头和笔头上的虚拟实训来进行综合评定。
2.课程设计突出的优势
2.1对准岗位设置课程内容，将教学内容项目化根据商务英语和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就业的岗位群，提取岗位能力、分解实际工作过程、分析典型工作任务以重构教学内容，以国际贸易流程为依托，以工作项目为引导，每个项目均设若干个子任务，分步骤地呈现在单元教学内容中，使学生对各项目的学习和训练目的更加明确，提高学习的兴趣和教学的直观性，有利于促进教师在实施课程教学时，形成“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
2.2以“实务、实训、实战”为教学体系，多种教学方法灵活运用于课堂教学充分利用企业协助建设的真实职业环境，开展案例教学和情景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本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按照“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构建外贸业务全程实践模块的“实务、实训、实战”的教学体系，即熟悉国际贸易中所包含的每个流程、依据国际贸易流程所设计的实训项目、赴湖南HEG电子玻璃有限公司实地观摩外贸平台和我院电子商务协会注册的外贸公司的运作，在教学过程当中贯穿了TAPS教学理念。
2.3以实践性、开放性、先进性为原则，创建科学的学习资源平台我院是国家信息化大学试点校园，这给《外贸函电》课程的多方位教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本课程充分利用了本校数字化校园的优势，运用了多媒体、电子书包、世界大学城空间等多种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建立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库，相关教学计划、课件、教案、校本教材、实训实验指导书等教学资料都已上网，师生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学习。此外，还建立了商务英语院级精品课程网站，语音室配有交互式英语平台等特色软件。
3.结束语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加快，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迅速上升，2007年达到了65%。而较高的外贸依存度既影响我国国内产业的发展，又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使得我国对外贸易摩擦加剧。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加工贸易比重过大，也有汇率变化方面的关系。只有做到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使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完善外汇制度，才能消除高依存度给我国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
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它是衡量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测算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的重要依据。
一、我国高外贸依存度的表现
近年来，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日益加深，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同时，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外贸依存度显著提高，据最新统计，2007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64.5%；而根据WTO和IMF的数据统计，全球外贸易依存度仅为45%左右，我国已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印度、巴西等经济大国[1]。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加速，另一方面也对我国的国内产业带来了诸多影响。
二、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原因分析
（一）国内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较低
一般认为，当一国GDP中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时，进出口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或简单加工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此类产品都将计入对外贸易总额中，这样以贸易计算的外贸依存度就比较高；而当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时，对外贸易获得利益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资本、技术及服务贸易等方式，而不是商品进出口，这样以贸易计算的外贸依存度就比较低。而我国国内产业结构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的比重偏低，这是造成我国外贸依存度高的原因之一。
（二）加工贸易比重大，战略资源产品严重依赖进口
在我国外贸商品结构中，加工贸易所占的比重过大，上升速度过快。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8319亿美元，占同期进出口总额的47%，几乎占到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2]。由于对外加工只收取少量的工缴费，没有过多的附加增值，国内采购、配套率亦较低，即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行组装之后再出口到国外。这一进一出加以汇总再除以当年的GDP，使得外贸依存度明显地虚高。此外，能源、矿产品等战略资源进口量连年增长也是导致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升高的原因之一。
（三）外汇汇率的影响
1980年——2003年，我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5%左右，而进出口总额增长明显高于GDP增长，而汇率却从1980年的1美元兑换1.53元人民币，下降到了2003年的1美元兑换8.26元人民币。若按1980年的汇率计算，2006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仅为13.49%，这一计算充分显示了汇率变动对外贸快速增长以及外贸依存度迅速走高的影响；而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不断升值，又使这两年的外贸依存度略微下降。这些事实都反映了汇率的变化是导致外贸依存度变化的直接因素之一。
三、高外贸依存度对我国经济的不良影响
外贸依存度的提高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反映了我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和世界竞争，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地位和世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风险和影响，过高的贸易依存度暴露出中国的贸易目的地过于集中的问题。一旦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也会受到波及。以美国为例，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和顺差来源国，我国产品对美出口占到我国出口贸易总额的19.4%，近两年来，中国对美国净出口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个百分点，因此，美国经济放缓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然而，自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出现了大幅回落，中国贸易顺差额从2007年11月起不断下降，2008年1月份的顺差额自2007年5月起首次低于200亿美元，许多中国出口企业手中的海外订单正在大幅减少。据分析，今年美国经济减速的可能性相当大，甚至有可能出现衰退。如果今年美国GDP增速回落至1%至4%之间，估计中国对美出口增幅可能回落至15%至22%区间。如果美国经济由于陷入衰退而需求大幅度萎缩，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四、调控高依存度的合理措施
（一）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是现代经济中最具增长潜力的领域。从当今世界经济大国的发展历程看，服务贸易比重的不断增加提高了一国GDP的数值，优化了其产业结构，同时也降低了外贸依存度[4]。为此，我国政府要加强政策协调和指导，加快服务贸易国际化进程，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特别是鼓励有优势的服务贸易出口，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使之成为未来我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
（二）重视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尽管加工贸易有各种缺陷，但它仍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方式。为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加工贸易健康协调发展，2006年9月15日，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了《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通知》，明确由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把更高技术水平和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同时，加工贸易的技术和管理溢出效应促进了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加工贸易逐步形成了产业和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国内配套能力不断增强、地域分布不断扩展的发展态势，呈现三个特点：一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二是加工贸易区域布局有所改善；三是产业链条不断延伸。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加工贸易的升级转型，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将越来越合理。
（三）完善人民币汇改，保持汇率合理稳定
人民币贬值曾是刺激我国外贸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造成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的主要因素。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和贸易盈余的增加，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为此，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消息一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攀升。08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幅达到6.13%。我国货币的升值，也就意味着他国货币的相应贬值，从而使得我国出口商品在他国市场上以外币表示的价格上涨，对扩大出口不利；而在本国市场上以本币表示的外国商品价格下降，对扩大进口有利。海关总署6月11日公布，今年1-5月我国累计贸易顺差为780.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8.6%，净减少73.2亿美元，其中出口增长连续降低，而进口幅度则连月大涨，这说明，汇率的适当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外贸依存度，减少贸易摩擦。
综上所述，为科学发展对外贸易，使我国国民经济在平衡中寻求增长，我国的对外依存度必须适中，否则势必带来一些副作用，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高国珍.高外贸依存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商业时代.学术评论.2006.11：66-67
[2]、张旭宏、庞锦.我国外贸依存度分析和政策建议[J].中国经贸导刊.2005.9：39-41.
一、1973年以来日元汇率走势
1973年日元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后，日元兑美元汇率总的来说呈现升值态势，但中间时常出现较大的反复。1973年初约为1美元=266日元，1978年末急剧升值到1美元=195日元，1980年初贬值到约1美元=250日元，1982年底短暂升值后，又逐渐贬值到1985年初的约1美元=258日元。1985年9月广场协议和1986年2月卢浮宫协议后，日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急剧升值了约33%，1987年4月末1美元=140日元。1987年到1995年，日元汇率一直呈现升值的态势，1995年4月为1美元=79日元，创出了日元兑美元汇率的最高记录。1995年中期开始，日元汇率由升转跌，1998年6月跌至1美元=145日元。1999年日元又升值到1美元=102日元，2000年和2001年略微贬值，2003年5月日元汇率为1美元：115日元。
1973年以来，日元汇率总的变动趋势是震荡升值。综合分析，购买力平价、利率、预期等常规因素以及政府政策是决定汇率走势的重要原因。而在这次日元长期升值过程中，尤其是1985年以来，日元明显升值过程中，美日两国的汇率政策是导致日元升值的最重要因素，购买力平价、利率等常规因素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由于美国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美日两个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之间又存在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而且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更大一些，这样就使得美国货币政策能够对日元汇率发挥比较大的影响。
二、1973年以来日本对外贸易实绩
根据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日元兑美元汇率的长期大幅度升值，会提高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价格，导致对日本商品的需求减少，日本出口增长将会下降。日元升值还会导致外国商品在日本市场的价格下降，日本进口将相应增加。出口下降和进口增长使日本的贸易顺差减少，从而可以改善日美两国之间的严重贸易不平衡问题。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日本对外贸易发展的实绩证明，上述理论所预测的情况没有出现。1973年至今，日本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仍然维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进口增长却不像出口增长得那样快，这一现象与国际贸易理论所阐明的本币升值抑制出口、增加进口的基本原理相悖。
1973年至2002年底的30年中，日本的对外贸易增长了10.06倍，大多数年份均为顺差，只在两次石油危机的5年中为逆差（1973、1974、1975、1979和1980年），自1981年以来则均为顺差。特别是自广场协议以来的17年中，所有年份的贸易顺差额都在500亿美元以上，有6年顺差额超过1000亿美元。而美国的对外贸易则持续出现逆差，大多数年份的逆差额都超过了1000亿美元。30年中，日本的出口增长了10.98倍，在1982、1996、1998、2001和2002年出现过负增长；进口贸易增长了9.16倍，不仅在总体上慢于出口的速度增长，而且在1975、1982、1983、1985、1986、1992、1997、1998、2001和2002年共10年间出现了负增长。另外，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2003年前4个月日本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出口额同比增长4.7%，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影响，进口同比增加了5.4%.
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1970年日本出口机械仪器占整个出口的比率为46.3%，1990年为75%，1998年为73.6%；化工产品分别占6.4%，5.5%和7.0%；金属制品分别占19.7%，6.8%和6.3%；纺织品分别占12.5%，2.5%和1.9%.机械、精密仪器等高技术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和欧洲；钢铁、塑料、机床等主要出口到亚洲新兴工业化的国家。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1973年以来，原油等能源占进口总额的比率下降，机械、汽车、服装等制成品进口增加。日本进口制成品1970年占整个进口的比率为30.3%，1990年提高到50.3%，1998年提高到62.1%；矿物性燃料分别占20.7%，24.2%和15.3%；原材料分别占35.4%，12.1%和7.8%；食品分别占13.6%，13.4和14.8%.
1973年以来，日本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实绩和进出口结构的优化表明，日元升值在抑制出口、增加进口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
三、日元汇率波动与对外贸易变动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统计资料，选取1973年到2001年的汇率波动数据和对外贸易数据，对汇率波动和对外贸易变动之间的关系作一个回归分析。
首先，假定汇率变动与贸易差额（出口值减进口值）的变动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令日元汇率同上年相比波动的百分比为自变量X，其中升值取正值，贬值取负值；贸易差额同上年相比变动的百分比为因变量Y1，贸易差额增加取正值，减少取负值。则两者之间关系如下：
Y1=A+BX
根据选取的数据资料，使用最小二乘回归估计法，可求得下面的回归方程：
Y1=0.1561+2.0297X
这一结果说明，日元汇率每升值1%，日本对外贸易顺差就增长2.0297%；日元每贬值1%，日本对外贸易顺差就减少2.0297%.日元汇率升值或贬值同贸易差额的增加或减少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当日元升值时，贸易顺差额也增加，日元贬值时，贸易顺差额减少，这和国际贸易理论的预测刚好相反。
其次，假定汇率变动和出口增长之间存在线性关系，X不变，Y2代表出口额同上年相比变动的百分比。则使用相同的方法，得到的方程为：Y2=0.0997+0.1329X
这一结果说明，日元每升值或贬值1%，出口就增长或下降0.1329%.日元升值或贬值同出口的增长或下降之间也存在不应出现的正相关关系，即日元升值后，出口本应下降但实际上却增长了，日元贬值后，出口本应增长但实际上却下降了，这个结果和国际贸易理论预测的也刚好相反。
最后，假定汇率变动和进口增长之间存在线性关系，X不变，Y3代表出口额同上年相比变动的百分比，得到的方程为：
Y3=-0.1174-1.8374X
这一结果说明，日元每升值或贬值1%，进口就下降或增长1.8374%，日元升值或贬值同进口的增长或下降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即日元升值后，进口本应增长但实际上却下降了，日元贬值后，进口本应下降但实际上却增长了，而且进口变动的幅度大于汇率变动的幅度，这个结果和国际贸易理论预测的也刚好相反。
由于上述回归分析的结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预测相悖，这里已没有必要对回归方程的各个变量及总的解释能力进行检验。上述分析的结果表明，1973年以来，日元升值基本没有起到抑制出口、增加进口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四、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特殊性和贸易政策的调整
本文认为，日本政府采取的有效应对措施，是日元长期升值条件下日本对外贸易依然保持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日本政府在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
1.继续大力推行产业政策以促进出口。从二战后到70年代，日本经济处于追赶欧美发达国家阶段，与“贸易立国”战略密不可分的产业政策，是日本经济追赶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的过程中，日本没有放弃一贯实行的产业政策，即使在90年代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条件下也是如此。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
界、科技界、财界以及经济学界就日本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前景和出路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逐步形成了“科技立国”的新战略。一方面对钢铁、有色金属、造船、石油化学、纤维和造纸等消耗能源较多的产业进行设备更新和产品换代；另一方面将电子、能源、生命科学、新材料、宇宙和海洋开发等作为重点扶持的产业，大力推动这类产业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现在看来取得了很大成效。如今，日本在汽车发动机用精密陶瓷、火箭和飞机用碳素纤维、生产用机器人、办公自动化机器和新材料；生物工程技术产业如医药、农业、食品、能源；信息产业产品如游戏软件、半导体和大规模集成电路以及视听产品等领域，仍然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出口额也稳步增长。比如，日本多年来一直是生产机器人的最大出口国，日本在这一行业的优势甚至于超过美国。
2.加速日元国际化，抵消日元升值的不利影响。日元国际化的进程早在60年代就开始了，其主要标志是1964年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8条款成员国”，开始承担日元自由兑换的义务。70年代以后，以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地位的危机为主要背景，日元国际化进程得到发展。1978年放宽了对外汇的管制，1980年实行了新的外汇管理条例，1981年修订《新银行法》。1984年5月，日本公布了《关于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前景》，所谓金融自由化指开放日本国内金融市场和欧洲日元市场并使利率自由化，日元国际化是指在国际交易中广泛地使用日元，让日元成为完全可以自由兑换的国际储备货币。此后，为了促进日元国际化，日本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扩大对外提供日元贷款、在贸易中更广泛地使用日元作为结算和支付货币、吸收欧洲日元贷款和放宽发行欧洲日元债券条件等。上述措施使日元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比如从1975年到1985年，日元在世界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从0.5%上升到7.6%，日本出口贸易中日元结算比例在1997年达到了36%，这就意味着日本36%的出口贸易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1998年4月1日，日本实行了新的外汇法和外贸法，公司和个人可以自由在海外日资银行开设美元账户，存储美元，在国内可以使用美元购物。如今，日元已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日元汇率波动对其对外贸易的影响大大减轻。
3.大力发展互补型对外投资。日元升值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开始不断增加。1970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仅为9亿美元，1973年超过了30亿美元，此后逐年增加，1981年达到约90亿美元，1984年突破100亿美元。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更是急剧增加，1986年到1988年3年时间对外投资累计1028亿美元，超过了战后1951——1985年35年累计对外投资总额的837亿美元。1989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441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368亿美元和英国的352亿美元，首次跃居世界第一位，200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累计325亿美元（以平均汇率折算）。从投资结构看，日本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投资额最多的电气、汽车、化学、钢铁和有色金属等行业，占其对外制造业投资的64%.日本对外投资中服务业一直未占据主导地位，主要限于金融保险、商业服务和不动产。从投资地区构成看，日本对外投资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依次为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和法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另外对开曼群岛和巴拿马的投资也比较高。日本对外投资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与对外贸易的互补性强。比如日本向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绕开NAF-TA和EU的贸易壁垒，对东亚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换句话说，日本将其一部分出口能力转移到其他东亚国家，通过利用这些国家廉价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而形成生产能力，再向欧美国家出口。所以，从全球的角度看，日本的出口能力大大超过国际贸易统计的数额。而且，日本对东亚国家的投资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使这些国家对日本资本密集性资本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日本出口增长得以保持。
4.推行战略性进口保护政策。从统计资料看，日本关税和直接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并不高于同类发达国家，但日本市场的保护程度却非常高，主要体现在间接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和产业政策、商品标准、政府采购等方面。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利用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进口。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统计，从80年代初期到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前，日本向GATT通报的，要实施的技术壁垒数量是508件，同期美国为500件，欧盟国家为226件，澳大利亚为54件。1995年到2001年，日本通报要实施的技术壁垒数量为265件，同期美国为215件，欧盟为191件，澳大利亚为106件。所以，日本是世界上采取技术贸易壁垒最多的国家，这些措施对减少进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保护的领域看，主要集中在农产品、药品、生物技术产品、纺织品和服装、皮革等。就农业领域看，日本二战以来一直对农业采取高保护政策，为此已经与美国发生了数次贸易摩擦，和中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争端也开始出现。另外，日本还在进口通关手续、政府采购、动植物的检验和检疫及产品标准方面以及服务贸易领域为进口设置了重重障碍。由于日本的战略性进口贸易保护政策实施已久，美国与其进行了数次谈判但收效并不明显，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借鉴的。
5.其他原因。
首先，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特殊性。就进口结构来看，日本的进口需求主要取决于生产领域而非消费领域，日本因为资源贫乏而人口众多，只好选择了加工贸易立国的发展道路，而且确立了所有的工业品实行国产，进口只限于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的基本方针。这种满足生产需要的进口体系与美国那种满足最终消费需要的进口体系截然不同，前者主要取决于生产领域的技术构成，而对国内外产品价格的差异缺乏敏感的反应。所以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并未导致进口规模相应扩大。从出口结构看，日本的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以稳定的质量和节约能源、环保等非价格因素为主要竞争手段，出口品在国外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大。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这也与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符：按照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洋务运动，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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