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你拥有自尊，你更能尊重别人的自尊。老是爱欣赏自己脚步印的人，只会在原地兜圈了。玩弄别人感情，其实是自己情感受过伤害。你真诚地接纳自己，你更能真诚地接纳别人。
2、友谊，好比一瓶酒，封存的时间越长，价值则越高；而一旦启封，还够一个酒鬼滥饮一次……
3、蒙住自己的眼睛，并不等于世界就漆黑一团了；蒙住别人的眼睛，并不等于光明就属于自己的了。
4、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
5、不急于表现自己，也不急于纠正旁人，再听一听，再看一看，再琢磨琢磨。友谊编制的时候一针一线，小心而漫长；但只要抽出一根主线，友谊之墙就会坍塌，这跟主线就是——“信任”！
6、对事不对人；或对事无情，对人要有情；或做人第一，做事其次。看别人骄傲，其实是自己自卑。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7、想要有朋友，先要够朋友。说话的时候记得常用“我们”开头。不能用温情征服对方的人，用殴打也征服不了对方。
8、与人握手时，可多握一会儿。真诚是宝。友谊永远不能成为一种交易；相反，它需求最彻底的无利害观念。
9、只要肯开口赞美别人，你将会是最大的赢家。气质是关键。如果时尚学不好，宁愿纯朴。挑选朋友要慎重，更换朋友要更慎重。破裂的友谊虽然能恢复，但却再也达不到亲密无间的程度了。
10、可怕的还不是孤独和寂寞，而是你不得不同你不愿意交往的人打交道。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众人拾柴火焰高。
11、如果你看到一个帖子还值得一看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回复，因为你的回复会给人继续前进的勇气，会给人很大的激励，同时也会让人感激你！比如说这一帖。哈哈……
12、用手写的信函比较有亲切感，给人的感受也不一样。有形的东西越分越少，无形的东西越分越多！
13、兄弟不一定是朋友，但朋友往往是兄弟。不要把别人的好，视为理所当然。要知道感恩。因为有利可图才与你结为朋友的人，也会因为无利可图而与你绝交。
14、不要期望所有人都喜欢你，那是不可能的，让大多数人喜欢就是成功的表现。谄媚讨好别人，其实是缺乏自信。
15、最容易跌跤的地方不是高山而是平地。掉进深谷里的人，只有向上才能找到出口。要更多去探望处在危难中而不是正在走红的朋友。
16、礼貌是人类共处的金钥匙朋友是天，朋友是地，朋友多了顶天立地，朋友是风，朋友是雨，朋友多了呼风唤雨。朋友是财富，健康是本钱。
17、当然，自己要喜欢自己。但绝对不能自恋！喜欢纠正别人，其实是掩饰自己弱点。
18、一步登不上高山，但一步不慎，却能从悬崖上掉下来。我宁愿得到善意的争辩，不愿面对冰冷的沉默！
19、一个永远不欣赏别人的人，也就是一个永远也不被别人欣赏的人。不要害怕拒绝他人，如果自己的理由出于正当。
20、如果你在表演或者是讲演的时候，如果只要有一个人在听也要用心地继续下去，即使没有人喝采也要演，因为这是你成功的道路，是你成功的摇篮，你不要看他人成功，而是要你成功。
21、人必自敬，然后人敬之。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人，应当象“人”一样，永远向上而又双脚踏地。
22、坚持在背后说别人好话，别担心这好话传不到当事人耳朵里。谁若想在困厄时得到援助，就应在平日待人以宽。哪里没有相互间的和睦，哪里就没有生活的富裕。没有什么东西比围观者们更能提高你的保龄球的成绩了。所以，平常不要吝惜你的喝彩声。
23、要走好明天的路，必须记住昨天走过的路，思索今天正在走着的路。你要欣赏自己的价值，就得给世界增添价值。榕树上的“八哥”在讲，只讲不听，结果乱成一团。学会聆听。
24、长相不令人讨厌，如果长得不好，就让自己有才气；如果才气也没有，那就总是微笑。切勿：被他人帮了一把，很快就忘了；但被别人踩了一脚，却一直忘不了！
25、不随便拒绝人，也不随便答应人。不许愿，不吊人家胃口，不在无谓的事情上炫耀自己的实力。
26、给别人一个帮助你的机会，让他享受助人后的快乐，同时你享受被帮助的快乐！
27、宁肯与好人一起咽糟糠，不愿与坏人一起吃筵席。你真诚地自我肯定，你更有雅量肯定别人。一般不做自我辩护，但可以澄清一些观念、一些选择、一些是非。
28、把未出口的“不”改成：“这需要时间”、“我尽力”、“我不确定”、“当我决定后，会给你打电话”……
29、显示出对别人的欢乐不屑一顾的样子，那是侮辱了别人。你真诚地爱自己，你更能真诚地爱别人。
30、怀疑别人排斥，其实是不能接纳自己。只有把目光对准地平线的人才能找到自己的正确道路。在选择别人时，也要让别人要想选择自己，在考验别人时，也要让别人考验自己。
31、暗中劝戒你的朋友，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中称赞你的朋友。永远不与任何人包括对你最不友好的人纠缠。你搞你的人际纠纷，我忙我的业务工作。
32、不要“逼”客人看你的家庭相册。论断别人，其实是缺乏自我肯定。不必什么都用“我”做主语。
33、人好刚，我以柔胜之；人用术，我以诚感之；人使气，我以理屈之。 美好的东西时常是由于它是真诚的。
34、如果我们想法交朋友，就要先为别人做些事——那些需要花时间、体力、体贴、奉献才能做到的事。
35、有一种人总希望别人在耕种时身强力壮，收获时却染病死去。一个人虽然可以选择许多路，但不能同时走两条路。自我批评总能让人相信，自我表扬则不然。
36、“经验”很多时候是人们对“错误”的称呼。同事生病时，去探望他。很自然地坐在他病床上，回家再认真洗手。没有任何一个有钱人，可伟大到不需要朋友。
37、尊重传达室里的师傅及搞卫生的阿姨。先做人，后做事，只有做人到位，才能做事成功。没有弄清对方的底细，决不能掏出你的心来。
38、一个年轻时只顾自己的人，将会变成一个非常吝啬的人，老来便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守财奴。
39、一个人如果抛弃他忠实的朋友，就等于抛弃他最珍贵的生命。清清楚楚看昨天，扎扎实实抓今天，高高兴兴看明天。向昨天要经验，向今天要成果，向明天要动力。
40、为别人尽最大的力量，最后就是为自己尽最大的力量。对人不尊敬，首先就是对自己的不尊敬。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41、尊重不喜欢你的人。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里程碑，都刻着两个字“起点”。人际关系的天敌是“猜测”，破解密码是“真诚”！
42、永远不要以为任何你接触的人比你傻比你笨比你容易上套。与人打“的”时，请抢先坐在司机旁。
43、睁着双眼，不等于正视现实。为每一位上台唱歌的人鼓掌。自己开小车，不要特地停下来和一个骑自行车的同事打招呼。人家会以为你在炫耀。
44、第一次敢于嘲笑你自己的时候，你便成熟了。要想得到别人的友谊，自己就得先向别人表示友好。命运与时势紧紧相连。善于审时度势，努力发掘自己，就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45、不要把过去的事全让人知道。话多必失，人多的场合少说话。有人在你面前说某人坏话时，你只微笑。
46、友谊是两颗心真诚相待，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敲打。有时要明知故问：你的钻戒很贵吧！有时，即使想问也不能问，比如：你多大了？为人还是为己，是一个人挂在自己的名字下的一幅内心世界的写生画。
47、友谊往往是由一种两个人比一个人更容易实现的共同利益结成的，只有在相互满足时这种关系才是纯洁的。不要向朋友借钱。本人觉得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钱”这个东西失去了很好的朋友。
众怒难犯，专欲难成。
持身贵严，处世贵谦。
混迹尘中，高视物外。
居心要宽，持身要严。
要有梦想，即使遥远。
单者易折，众则难摧。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不贪最先，不恐独后。
玩人丧德，玩物丧志。
好心态才有好状态。
小胜凭智，大胜靠德。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财散人聚，财聚人散。
持心如衡，以理为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交浅言深，君子所戒。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关键词：海德格尔;语言观;存在;人说;诗人说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5-0006-04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是西方现代哲学史上一位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其思想的核心是对存在的本体论追问。正是存在之思指引他对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进行沉思，使解释学获得了语言的源始性空间。海德格尔的语言性经验首先要求这样一种区分，即：谁在说话？在海德格尔看来，既非神，也非人，而是语言——在诗意意义上的语言在说话。道说是语言的本性，语言以此方式聚集了在物之物化中栖留的天、地、人、神四元，世界因此实现。“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家中，思者与诗人是这一家园的看家人。”［1］(P201)海德格尔的这一著名论述呈现了语言的真实本性，是其语言哲学的核心与精髓。
一、语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才是人的主人，因为只有语言才能够使人成为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我们必须对语言进行深思，深入到语言之说中去，这样我们才能在语言之说而不是我们人之说中，取得居留之所。因为“语言之为语言如何成其本质？我们答曰：语言说。”［2］(P2)
（一） 命题的内涵
海德格尔认为，哲学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是“存在”问题。而作为“存在”的“存在”和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是有差异的，海德格尔力图通过他的“存在”之思突破形而上学语言遗产的单一和整全，“作为‘存在’的‘存在’是鉴于存在所固有的意义，即存在之真理（澄明）的意义来说的。”［2］(P91)对于存在来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所谓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3］(P15)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一命题，包含以下重要内涵：
首先，语言是存在的方式，也就是说，存在是通过语言被给予的，即“在”是被“说”出来的。存在不能自行显现，存在必须通过语言“给”出来，存在只能在语言中“存在”。正是通过语言的“命名”，通过语言之“说”，存在之“在”才得以显露。
其二，语言是存在的显现。语言使物、使存在、使世界向人敞开。语言凭借给存在物的初次命名，把存在物导向了语词和显现，语言凭借这种命名的能力使物进入存在而成存在物，命名首先把物带入语言，也就是带入可说、可思因而也可见、可识的世界。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命名在召唤。这种召唤把它所召唤的东西带到近旁。”［2］(P10)
其三，语言是存在的显现与人的言说的统一。存在在语言中显现，而这种显现往往要通过人的言说。这是由语言的本性所决定的。语言的本性就在于去“说”，而我们总要从说出的东西去领会“说”本身,于是产生了“存在者对存在的威胁”。在日常的“说”中，我们“说出的东西”可能使“存在”本身隐匿消失，沦入晦蔽。荷尔德林说：“人被赋予语言，那最危险的财富，人借语言创造、毁灭、沉沦，并且向永生之物返回，向主宰和母亲返回，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对此，海德格尔的解说是：“语言首先创造了一种危险的可能性。危险乃是存在者对存在的威胁。”“唯语言首先创造了存在之被威胁和存在之谜误的可敞开的处所，从而首先创造了存在之遗失的可能性，这就是——危险。”［3］(P38-39)
（二）语言何以成为“存在的家园”
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如何能导向语言？或者说语言何以能成为存在的家园？这确实是一个很费思量的问题。我想我们或许可以从语言的神性起源、语言命名和区分的能力以及语言道说的本质这几方面寻找答案。
1.语言的神性起源。第四福音书开篇就说：“一开始，就有语言，……万物都是有语言创造的，……生命存在于语言中，它是人类之光。”的确，我们在经验生活中能够感受到，语言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活力，是生命的能量，只有在语言中，我们才看见了世界。何以如此？我想首先就在于语言有其神性的本源。不仅如此，上帝创世，用的就是语言之“说”。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写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二天，神又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如此，上帝用语言之说完成了他创造世界和人类的“六日工程”。神的语言创世让一件开天辟地的工作完成得十分简单。语言由此获得了它本源性的意义。综合上帝的语言创世，语言不仅可以让混沌无序变得秩序井然，语言不仅可以创世和造物，语言还为物命名，使物得以物化和显现。
关键词：试论 《增广贤文》 文化价值
《增广贤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增广贤文》是一本新颖独特、从清末至解放前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启蒙读本，它在传统启蒙读物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全书共6290字，记录了许多反映生活哲理的格言，这些内容不仅儿童喜欢，就连成年人也乐于阅读，以致于其中许多格言至今仍广为流传，常被人们挂在嘴边，这正是传统文化的力量所在。旧时代有这样的一句口头禅：“读了《增广》会说话。”这是民间对《增广贤文》的评价。《增广贤文》曾被人们奉为“做人的准则，处世的法宝，交际的妙术，治家的秘诀”。
过去，人们对《增广贤文》评价这么高，现在学习研究《增广贤文》还有没有价值，还有没有现实意义？1985年，周谷城先生在为《传统蒙学丛书》所写的《序》中，曾充分肯定了蒙学读物对于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的研究价值。他说：“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的形式等方面，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的，仅仅在这一点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的价值。”我认为：《增广贤文》等中国传统蒙学读物独具特色，编写经验极其丰富，认真地进行研究并科学地加以总结，对当今儿童读物和社会普及性通俗读物的编写有着极其重要借鉴意义。现就《增广贤文》的文化价值问题作一些探讨。
首先是句式创新、灵活多变。
传统的蒙学读物为方便儿童阅读，一般采用韵文和短句式，如宋代出现的《三字经》、《百家姓》，明代出现的《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就是如此，这无疑对儿童的学习是有好处的。但这些读物多数存在着句式整齐单一刻板的问题，这就使蒙学读物模式化倾向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容的生动表达。《增广贤文》打破了三言四言五言一种句式贯穿始终的限制，采用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长句和短句交错的杂言句式排列，灵活多变，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只求对偶成句，不强求整齐划一。都押韵但换韵自由，视情况而定，不必如作诗般严谨，取其易于记诵即可，处处体现了自由活泼的特征。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从而突破了传统蒙学读物一种句式贯穿始终的基本格式，使语句更接近于口语，更易于为人们接受。可以说，这是《增广贤文》深入民间的原因之一。例如：“满招损，谦受益”，“言而无信，百事皆虚”，句式是三言四言，告诉我们要谦虚谨慎、诚实守信；“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句式是四言七言，但都表达了时间过得很快，使用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到的，告诉我们要珍惜时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黑发不知勤学早，转眼便是白头翁”，则是五言七言，告诉我们从小就要努力学习，不要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以免将来后悔莫及；“孝当竭力，非徒养身”，“鸦有反哺之孝，羊知跪乳之恩”，“早把甘旨勤奉养，夕阳光阴不多时”，则是四言六言七言，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和珍惜亲情。
其次是形式创新、格言警世。
《增广贤文》以格言的形式，荟萃成书，讲述了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介绍了待人接物的经验，宣讲了人生哲学，并希望能进一步治世育人、敦伦劝孝、美化风俗。它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实际上是一部格言集。从《增广贤文》所录格言的来源看，这些格言都经过千锤百炼，有着广泛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增广贤文》代表了许多人的思想，凝聚了前人的智慧，这与其他蒙学读物只代表作者一家之言有极大的不同，是本书价值的又一表现。书中那些精辟的语句绝非凭空而谈、信口雌黄，而是对中国人处世经验、智慧和原则的总结，因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其中一些谚语、俗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许多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内容，经过人世沧桑的千锤百炼，成为警世喻人的格言，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等；一些谚语、俗语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同自然斗争的经验，成为简明生动哲理式的科学知识，如“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自恨枝无叶，莫怨太阳深”、“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等。这就使得这本书如同今天的《格言警句大全》之类，雅俗共赏，切近实用。
其三，兼容百家，普及经典。
传统的蒙学读物，绝大多数是反映儒家的观点、代表儒家的思想，《增广贤文》则不是这样，书中虽然也有儒家的说教，但其主要反映的是道家的思想，这在蒙学读物中是很少见的，这也正是它的独特之处。书中强调了读书的重要、孝义的可贵：“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家中无才子，官从何处来”，“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这些观点，体现了正统的儒家精神，与全书所弥漫的道家思想有所不合。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庞杂，不同思想的人都可以从其中看到自己认可的格言，使《增广贤文》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增广贤文》绝大多数句子都来自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戏剧小说以及文人杂记，其思想观念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儒释道各家经典。从广义上来说，它是雅俗共赏的“经”的普及本，不需讲解就能读懂，通过读《增广贤文》同样能领会到经文的思想观念和人生智慧。有的格言警句来自经史诸子，如“知足常足，终身不辱”是从《老子》中的“知足不辱”化出；“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是《论语》中的句子；还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荀子》），“鹪鹩栖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止于满腹”（《庄子》）等。
有的格言出自历代著名的诗句，如“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是李白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变化而来”；还有“玉垒浮云变古今”（杜甫），“春蚕到死丝方尽”（李商隐），“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等。有的格言警句出自著名的小说、杂记，例如，“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喻世明言》第11卷作“着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栽柳柳成荫”；“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在《西游记》第5回出现过；“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见于《西游记》第37回；还有“狐眠败砌，兔走荒台，尽是当年歌舞地；露冷黄花，烟迷津渡，悉为旧日争战场”，简直就是《红楼梦》第一回中《好了歌注解》的改写本。有的格言警句来自民间通俗文学，例如“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即是出自于宋话本《碾玉观音》。
《增广贤文》还采用了一些蒙学读物中的句子，例如，“志从肥甘丧，心以淡泊明”，《菜根谭》原文作“志以澹泊明，节从肥甘丧”；“世上万般皆下品，思量唯有读书高”，这句在《神童诗》中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出自《名贤集》；“洒扫庭除，须内外整洁；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勿临渴而掘井，宜未雨而绸缪”则出自《治家格言》。正是因为出处不同，所以全书正如清代周希陶在《重订增广·序》中所说：“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恶善言，有勉戒言，有在家出家言，复有仕宦治世言，有隐逸出世言，士农工商，无一不备。”不拘一格，广泛采录，正是其特点所在。
其四，少用典故，通俗易懂。
以往的蒙学读物都存着用典过多、深奥难懂的问题。《增广贤文》在这些方面就有了突破，不仅用典少，而且不强求以骈句行文，这就使《增广贤文》有了一个不同于其他蒙学读物的新面貌。文中只有“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二句是明显用典。前一句讲的是唐朝王勃去南昌时，得到马当地方的风神相助，路途虽远，但一夜即到南昌，在滕王阁的聚会上写出了名篇《滕王阁序》。后一句说的是宋代一个书生十分潦倒，在饶州作官的范仲淹十分同情他，就叫随从拿出纸墨，陪同穷书生前往饶州城东荐福寺，拓欧阳询的碑帖，去京师售买，每本可获千钱。但途中遇雷雨，巨雷将石碑击得粉碎，穷书生只怨自己命运不佳。这两句的主要意思是：“时来”的时候，是天意在帮助，你就好好地珍惜；“运去”的时候，也是天意在为难，切莫乱强求。除以上两句外，《增广贤文》基本无须讲解就可明了。在“言必引经，文必四六”用典之风盛行的明代，作者敢于打破常规，不用典故，而采用接近现代白话文的写法，确实难能可贵，确实有胆量、有创建、有先见之明。难怪乎诸如“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人老心不老，人穷志不穷”、“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等等不藏典故、明白晓畅、易读易记的俗语谚语至今还流传在群众口头上，这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其五，内容广泛，论述精辟。
《增广贤文》最能征服人心的是它的内容。从表面上看，《增广贤文》似乎杂乱无章，但只要认真通读全书，不难发现有其内在的逻辑。全书重点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及人际关系，如“士者国之宝，儒为席上珍”、“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相见易得好，久住难为人”；二是命运，如“大家都是命，半点不由人”、“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三是如何处世，如“知己知彼，将心比心”、“责人之心责己，爱己之心爱人”；四是表达对读书的看法，如“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积金千两，不如明解经书”。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该书对人性的认识以“性本恶”为前提，以冷峻的目光洞察社会人生：亲情被金钱污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友情只是一句谎言，“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尊卑由金钱来决定，“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法律和正义为金钱所操纵，“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人性被利益扭曲，“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世故导致人心叵测，“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言善恶难辨，“入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增广贤文》把社会诸多方面的阴暗现象高度概括，冷冰冰地陈列在读者面前。在《增广贤文》描述的世界里，人是虚伪的，人们为了一己之私变化无常、嫌贫爱富、趋炎附势，从而使世界布满了陷阱和危机。书中说：“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限来时各自飞”。人们既然不能真诚相待，那么他们追求的必然是真情以外的东西，这就是金钱：“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这种恶劣的世俗现象，使作者发出感慨：“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茫茫四海人无数，哪个男儿是丈夫”。
其实，书中并不是一味崇拜金钱，也不是片面地反对金钱。作者是深知金钱的重要：“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人贫志短，马瘦毛长”，（上接第4页）“有钱堪出众，无衣懒出门”。财富的占有程度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怎样才能富有呢？书中有两种说法，一是“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二是“富从升合起，贫因不算来”。
《增广贤文》有很多强调命运和报应的内容，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的，人应行善，才会有好的际遇。书中说：“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由于“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人们应该行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人有善愿，天必佑之”。那些做恶的，迟早会受到报应：“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书中的这些内容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它倡导行善做好事，则是值得肯定的。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增广贤文》也不例外。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必然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因此，我们在学习时，必须注意到它有不少反映封建伦理和道德观念甚至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宿命论色彩的内容，如“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等；有的内容以个人为中心，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思想，例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有的反映了在当时社会制度下小市民阶层得过且过、畏缩苟安的心理和避祸厌世的消极人生哲学，例如“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等；有的在当时社会不失为对社会现象的正确反映，但在今天来讲，却是我们应该摈弃的，例如安分守命、明哲保身、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等等即是。此外书中那些表达及时行乐思想的内容也是不可取的，如“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能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这些带有时代局限的糟粕，影响了全书价值的高品位。我们在阅读时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明察扬弃，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清·周希陶《重订增广·序》.岳麓书社，1987第一版。
2、《名贤集》。
关键词：试论 《增广贤文》 文化价值
《增广贤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增广贤文》是一本新颖独特、从清末至解放前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启蒙读本，它在传统启蒙读物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全书共6290字，记录了许多反映生活哲理的格言，这些内容不仅儿童喜欢，就连成年人也乐于阅读，以致于其中许多格言至今仍广为流传，常被人们挂在嘴边，这正是传统文化的力量所在。旧时代有这样的一句口头禅：“读了《增广》会说话。”这是民间对《增广贤文》的评价。《增广贤文》曾被人们奉为“做人的准则，处世的法宝，交际的妙术，治家的秘诀”。
过去，人们对《增广贤文》评价这么高，现在学习研究《增广贤文》还有没有价值，还有没有现实意义？1985年，周谷城先生在为《传统蒙学丛书》所写的《序》中，曾充分肯定了蒙学读物对于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的研究价值。他说：“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的形式等方面，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的，仅仅在这一点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的价值。”我认为：《增广贤文》等中国传统蒙学读物独具特色，编写经验极其丰富，认真地进行研究并科学地加以总结，对当今儿童读物和社会普及性通俗读物的编写有着极其重要借鉴意义。现就《增广贤文》的文化价值问题作一些探讨。
首先是句式创新、灵活多变。
传统的蒙学读物为方便儿童阅读，一般采用韵文和短句式，如宋代出现的《三字经》、《百家姓》，明代出现的《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就是如此，这无疑对儿童的学习是有好处的。但这些读物多数存在着句式整齐单一刻板的问题，这就使蒙学读物模式化倾向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容的生动表达。《增广贤文》打破了三言四言五言一种句式贯穿始终的限制，采用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长句和短句交错的杂言句式排列，灵活多变，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只求对偶成句，不强求整齐划一。都押韵但换韵自由，视情况而定，不必如作诗般严谨，取其易于记诵即可，处处体现了自由活泼的特征。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从而突破了传统蒙学读物一种句式贯穿始终的基本格式，使语句更接近于口语，更易于为人们接受。可以说，这是《增广贤文》深入民间的原因之一。例如：“满招损，谦受益”，“言而无信，百事皆虚”，句式是三言四言，告诉我们要谦虚谨慎、诚实守信；“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句式是四言七言，但都表达了时间过得很快，使用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到的，告诉我们要珍惜时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黑发不知勤学早，转眼便是白头翁”，则是五言七言，告诉我们从小就要努力学习，不要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以免将来后悔莫及；“孝当竭力，非徒养身”，“鸦有反哺之孝，羊知跪乳之恩”，“早把甘旨勤奉养，夕阳光阴不多时”，则是四言六言七言，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和珍惜亲情。
其次是形式创新、格言警世。
《增广贤文》以格言的形式，荟萃成书，讲述了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介绍了待人接物的经验，宣讲了人生哲学，并希望能进一步治世育人、敦伦劝孝、美化风俗。它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实际上是一部格言集。从《增广贤文》所录格言的来源看，这些格言都经过千锤百炼，有着广泛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增广贤文》代表了许多人的思想，凝聚了前人的智慧，这与其他蒙学读物只代表作者一家之言有极大的不同，是本书价值的又一表现。书中那些精辟的语句绝非凭空而谈、信口雌黄，而是对中国人处世经验、智慧和原则的总结，因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其中一些谚语、俗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许多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内容，经过人世沧桑的千锤百炼，成为警世喻人的格言，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等；一些谚语、俗语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同自然斗争的经验，成为简明生动哲理式的科学知识，如“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自恨枝无叶，莫怨太阳深”、“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等。这就使得这本书如同今天的《格言警句大全》之类，雅俗共赏，切近实用。
其三，兼容百家，普及经典。
传统的蒙学读物，绝大多数是反映儒家的观点、代表儒家的思想，《增广贤文》则不是这样，书中虽然也有儒家的说教，但其主要反映的是道家的思想，这在蒙学读物中是很少见的，这也正是它的独特之处。书中强调了读书的重要、孝义的可贵：“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家中无才子，官从何处来”，“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这些观点，体现了正统的儒家精神，与全书所弥漫的道家思想有所不合。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庞杂，不同思想的人都可以从其中看到自己认可的格言，使《增广贤文》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增广贤文》绝大多数句子都来自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戏剧小说以及文人杂记，其思想观念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儒释道各家经典。从广义上来说，它是雅俗共赏的“经”的普及本，不需讲解就能读懂，通过读《增广贤文》同样能领会到经文的思想观念和人生智慧。有的格言警句来自经史诸子，如“知足常足，终身不辱”是从《老子》中的“知足不辱”化出；“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是《论语》中的句子；还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荀子》），“鹪鹩栖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止于满腹”（《庄子》）等。
有的格言出自历代著名的诗句，如“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是李白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变化而来”；还有“玉垒浮云变古今”（杜甫），“春蚕到死丝方尽”（李商隐），“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等。有的格言警句出自著名的小说、杂记，例如，“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喻世明言》第11卷作“着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栽柳柳成荫”；“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在《西游记》第5回出现过；“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见于《西游记》第37回；还有“狐眠败砌，兔走荒台，尽是当年歌舞地；露冷黄花，烟迷津渡，悉为旧日争战场”，简直就是《红楼梦》第一回中《好了歌注解》的改写本。有的格言警句来自民间通俗文学，例如“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即是出自于宋话本《碾玉观音》。
《增广贤文》还采用了一些蒙学读物中的句子，例如，“志从肥甘丧，心以淡泊明”，《菜根谭》原文作“志以澹泊明，节从肥甘丧”；“世上万般皆下品，思量唯有读书高”，这句在《神童诗》中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出自《名贤集》；“洒扫庭除，须内外整洁；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勿临渴而掘井，宜未雨而绸缪”则出自《治家格言》。正是因为出处不同，所以全书正如清代周希陶在《重订增广·序》中所说：“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恶善言，有勉戒言，有在家出家言，复有仕宦治世言，有隐逸出世言，士农工商，无一不备。”不拘一格，广泛采录，正是其特点所在。
其四，少用典故，通俗易懂。
以往的蒙学读物都存着用典过多、深奥难懂的问题。《增广贤文》在这些方面就有了突破，不仅用典少，而且不强求以骈句行文，这就使《增广贤文》有了一个不同于其他蒙学读物的新面貌。文中只有“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二句是明显用典。前一句讲的是唐朝王勃去南昌时，得到马当地方的风神相助，路途虽远，但一夜即到南昌，在滕王阁的聚会上写出了名篇《滕王阁序》。后一句说的是宋代一个书生十分潦倒，在饶州作官的范仲淹十分同情他，就叫随从拿出纸墨，陪同穷书生前往饶州城东荐福寺，拓欧阳询的碑帖，去京师售买，每本可获千钱。但途中遇雷雨，巨雷将石碑击得粉碎，穷书生只怨自己命运不佳。这两句的主要意思是：“时来”的时候，是天意在帮助，你就好好地珍惜；“运去”的时候，也是天意在为难，切莫乱强求。除以上两句外，《增广贤文》基本无须讲解就可明了。在“言必引经，文必四六”用典之风盛行的明代，作者敢于打破常规，不用典故，而采用接近现代白话文的写法，确实难能可贵，确实有胆量、有创建、有先见之明。难怪乎诸如“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人老心不老，人穷志不穷”、“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等等不藏典故、明白晓畅、易读易记的俗语谚语至今还流传在群众口头上，这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其五，内容广泛，论述精辟。
《增广贤文》最能征服人心的是它的内容。从表面上看，《增广贤文》似乎杂乱无章，但只要认真通读全书，不难发现有其内在的逻辑。全书重点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及人际关系，如“士者国之宝，儒为席上珍”、“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相见易得好，久住难为人”；二是命运，如“大家都是命，半点不由人”、“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三是如何处世，如“知己知彼，将心比心”、“责人之心责己，爱己之心爱人”；四是表达对读书的看法，如“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积金千两，不如明解经书”。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该书对人性的认识以“性本恶”为前提，以冷峻的目光洞察社会人生：亲情被金钱污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友情只是一句谎言，“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尊卑由金钱来决定，“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法律和正义为金钱所操纵，“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人性被利益扭曲，“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世故导致人心叵测，“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言善恶难辨，“入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增广贤文》把社会诸多方面的阴暗现象高度概括，冷冰冰地陈列在读者面前。在《增广贤文》描述的世界里，人是虚伪的，人们为了一己之私变化无常、嫌贫爱富、趋炎附势，从而使世界布满了陷阱和危机。书中说：“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限来时各自飞”。人们既然不能真诚相待，那么他们追求的必然是真情以外的东西，这就是金钱：“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这种恶劣的世俗现象，使作者发出感慨：“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茫茫四海人无数，哪个男儿是丈夫”。
其实，书中并不是一味崇拜金钱，也不是片面地反对金钱。作者是深知金钱的重要：“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人贫志短，马瘦毛长”，（上接第4页）“有钱堪出众，无衣懒出门”。财富的占有程度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怎样才能富有呢？书中有两种说法，一是“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二是“富从升合起，贫因不算来”。
《增广贤文》有很多强调命运和报应的内容，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的，人应行善，才会有好的际遇。书中说：“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由于“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人们应该行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人有善愿，天必佑之”。那些做恶的，迟早会受到报应：“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书中的这些内容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它倡导行善做好事，则是值得肯定的。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增广贤文》也不例外。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必然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因此，我们在学习时，必须注意到它有不少反映封建伦理和道德观念甚至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宿命论色彩的内容，如“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等；有的内容以个人为中心，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思想，例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有的反映了在当时社会制度下小市民阶层得过且过、畏缩苟安的心理和避祸厌世的消极人生哲学，例如“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等；有的在当时社会不失为对社会现象的正确反映，但在今天来讲，却是我们应该摈弃的，例如安分守命、明哲保身、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等等即是。此外书中那些表达及时行乐思想的内容也是不可取的，如“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能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这些带有时代局限的糟粕，影响了全书价值的高品位。我们在阅读时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明察扬弃，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清·周希陶《重订增广·序》.岳麓书社，1987第一版。
2、《名贤集》。
关键词：试论 《增广贤文》 文化价值
《增广贤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增广贤文》是一本新颖独特、从清末至解放前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启蒙读本，它在传统启蒙读物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全书共6290字，记录了许多反映生活哲理的格言，这些内容不仅儿童喜欢，就连成年人也乐于阅读，以致于其中许多格言至今仍广为流传，常被人们挂在嘴边，这正是传统文化的力量所在。旧时代有这样的一句口头禅：“读了《增广》会说话。”这是民间对《增广贤文》的评价。《增广贤文》曾被人们奉为“做人的准则，处世的法宝，交际的妙术，治家的秘诀”。
过去，人们对《增广贤文》评价这么高，现在学习研究《增广贤文》还有没有价值，还有没有现实意义？1985年，周谷城先生在为《传统蒙学丛书》所写的《序》中，曾充分肯定了蒙学读物对于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的研究价值。他说：“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的形式等方面，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的，仅仅在这一点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的价值。”我认为：《增广贤文》等中国传统蒙学读物独具特色，编写经验极其丰富，认真地进行研究并科学地加以总结，对当今儿童读物和社会普及性通俗读物的编写有着极其重要借鉴意义。现就《增广贤文》的文化价值问题作一些探讨。
首先是句式创新、灵活多变。
传统的蒙学读物为方便儿童阅读，一般采用韵文和短句式，如宋代出现的《三字经》、《百家姓》，明代出现的《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就是如此，这无疑对儿童的学习是有好处的。但这些读物多数存在着句式整齐单一刻板的问题，这就使蒙学读物模式化倾向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容的生动表达。《增广贤文》打破了三言四言五言一种句式贯穿始终的限制，采用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长句和短句交错的杂言句式排列，灵活多变，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只求对偶成句，不强求整齐划一。都押韵但换韵自由，视情况而定，不必如作诗般严谨，取其易于记诵即可，处处体现了自由活泼的特征。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从而突破了传统蒙学读物一种句式贯穿始终的基本格式，使语句更接近于口语，更易于为人们接受。可以说，这是《增广贤文》深入民间的原因之一。例如：“满招损，谦受益”，“言而无信，百事皆虚”，句式是三言四言，告诉我们要谦虚谨慎、诚实守信；“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句式是四言七言，但都表达了时间过得很快，使用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到的，告诉我们要珍惜时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黑发不知勤学早，转眼便是白头翁”，则是五言七言，告诉我们从小就要努力学习，不要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以免将来后悔莫及；“孝当竭力，非徒养身”，“鸦有反哺之孝，羊知跪乳之恩”，“早把甘旨勤奉养，夕阳光阴不多时”，则是四言六言七言，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和珍惜亲情。
其次是形式创新、格言警世。
《增广贤文》以格言的形式，荟萃成书，讲述了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介绍了待人接物的经验，宣讲了人生哲学，并希望能进一步治世育人、敦伦劝孝、美化风俗。它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实际上是一部格言集。从《增广贤文》所录格言的来源看，这些格言都经过千锤百炼，有着广泛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增广贤文》代表了许多人的思想，凝聚了前人的智慧，这与其他蒙学读物只代表作者一家之言有极大的不同，是本书价值的又一表现。书中那些精辟的语句绝非凭空而谈、信口雌黄，而是对中国人处世经验、智慧和原则的总结，因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其中一些谚语、俗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许多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内容，经过人世沧桑的千锤百炼，成为警世喻人的格言，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等；一些谚语、俗语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同自然斗争的经验，成为简明生动哲理式的科学知识，如“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自恨枝无叶，莫怨太阳深”、“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等。这就使得这本书如同今天的《格言警句大全》之类，雅俗共赏，切近实用。
其三，兼容百家，普及经典。
传统的蒙学读物，绝大多数是反映儒家的观点、代表儒家的思想，《增广贤文》则不是这样，书中虽然也有儒家的说教，但其主要反映的是道家的思想，这在蒙学读物中是很少见的，这也正是它的独特之处。书中强调了读书的重要、孝义的可贵：“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家中无才子，官从何处来”，“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这些观点，体现了正统的儒家精神，与全书所弥漫的道家思想有所不合。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庞杂，不同思想的人都可以从其中看到自己认可的格言，使《增广贤文》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增广贤文》绝大多数句子都来自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戏剧小说以及文人杂记，其思想观念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儒释道各家经典。从广义上来说，它是雅俗共赏的“经”的普及本，不需讲解就能读懂，通过读《增广贤文》同样能领会到经文的思想观念和人生智慧。有的格言警句来自经史诸子，如“知足常足，终身不辱”是从《老子》中的“知足不辱”化出；“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是《论语》中的句子；还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荀子》），“鹪鹩栖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止于满腹”（《庄子》）等。 有的格言出自历代著名的诗句，如“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是李白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变化而来”；还有“玉垒浮云变古今”（杜甫），“春蚕到死丝方尽”（李商隐），“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等。有的格言警句出自著名的小说、杂记，例如，“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喻世明言》第11卷作“着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栽柳柳成荫”；“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在《西游记》第5回出现过；“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见于《西游记》第37回；还有“狐眠败砌，兔走荒台，尽是当年歌舞地；露冷黄花，烟迷津渡，悉为旧日争战场”，简直就是《红楼梦》第一回中《好了歌注解》的改写本。有的格言警句来自民间通俗文学，例如“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即是出自于宋话本《碾玉观音》。
《增广贤文》还采用了一些蒙学读物中的句子，例如，“志从肥甘丧，心以淡泊明”，《菜根谭》原文作“志以澹泊明，节从肥甘丧”；“世上万般皆下品，思量唯有读书高”，这句在《神童诗》中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出自《名贤集》；“洒扫庭除，须内外整洁；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勿临渴而掘井，宜未雨而绸缪”则出自《治家格言》。正是因为出处不同，所以全书正如清代周希陶在《重订增广·序》中所说：“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恶善言，有勉戒言，有在家出家言，复有仕宦治世言，有隐逸出世言，士农工商，无一不备。”不拘一格，广泛采录，正是其特点所在。
其四，少用典故，通俗易懂。
以往的蒙学读物都存着用典过多、深奥难懂的问题。《增广贤文》在这些方面就有了突破，不仅用典少，而且不强求以骈句行文，这就使《增广贤文》有了一个不同于其他蒙学读物的新面貌。文中只有“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二句是明显用典。前一句讲的是唐朝王勃去南昌时，得到马当地方的风神相助，路途虽远，但一夜即到南昌，在滕王阁的聚会上写出了名篇《滕王阁序》。后一句说的是宋代一个书生十分潦倒，在饶州作官的范仲淹十分同情他，就叫随从拿出纸墨，陪同穷书生前往饶州城东荐福寺，拓欧阳询的碑帖，去京师售买，每本可获千钱。但途中遇雷雨，巨雷将石碑击得粉碎，穷书生只怨自己命运不佳。这两句的主要意思是：“时来”的时候，是天意在帮助，你就好好地珍惜；“运去”的时候，也是天意在为难，切莫乱强求。除以上两句外，《增广贤文》基本无须讲解就可明了。在“言必引经，文必四六”用典之风盛行的明代，作者敢于打破常规，不用典故，而采用接近现代白话文的写法，确实难能可贵，确实有胆量、有创建、有先见之明。难怪乎诸如“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人老心不老，人穷志不穷”、“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等等不藏典故、明白晓畅、易读易记的俗语谚语至今还流传在群众口头上，这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其五，内容广泛，论述精辟。
《增广贤文》最能征服人心的是它的内容。从表面上看，《增广贤文》似乎杂乱无章，但只要认真通读全书，不难发现有其内在的逻辑。全书重点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及人际关系，如“士者国之宝，儒为席上珍”、“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相见易得好，久住难为人”；二是命运，如“大家都是命，半点不由人”、“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三是如何处世，如“知己知彼，将心比心”、“责人之心责己，爱己之心爱人”；四是表达对读书的看法，如“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积金千两，不如明解经书”。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该书对人性的认识以“性本恶”为前提，以冷峻的目光洞察社会人生：亲情被金钱污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友情只是一句谎言，“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尊卑由金钱来决定，“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法律和正义为金钱所操纵，“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人性被利益扭曲，“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世故导致人心叵测，“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言善恶难辨，“入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增广贤文》把社会诸多方面的阴暗现象高度概括，冷冰冰地陈列在读者面前。在《增广贤文》描述的世界里，人是虚伪的，人们为了一己之私变化无常、嫌贫爱富、趋炎附势，从而使世界布满了陷阱和危机。书中说：“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限来时各自飞”。人们既然不能真诚相待，那么他们追求的必然是真情以外的东西，这就是金钱：“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这种恶劣的世俗现象，使作者发出感慨：“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茫茫四海人无数，哪个男儿是丈夫”。
其实，书中并不是一味崇拜金钱，也不是片面地反对金钱。作者是深知金钱的重要：“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人贫志短，马瘦毛长”，（上接第4页）“有钱堪出众，无衣懒出门”。财富的占有程度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怎样才能富有呢？书中有两种说法，一是“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二是“富从升合起，贫因不算来”。
《增广贤文》有很多强调命运和报应的内容，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的，人应行善，才会有好的际遇。书中说：“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由于“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人们应该行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人有善愿，天必佑之”。那些做恶的，迟早会受到报应：“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书中的这些内容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它倡导行善做好事，则是值得肯定的。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增广贤文》也不例外。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必然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因此，我们在学习时，必须注意到它有不少反映封建伦理和道德观念甚至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宿命论色彩的内容，如“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等；有的内容以个人为中心，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思想，例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有的反映了在当时社会制度下小市民阶层得过且过、畏缩苟安的心理和避祸厌世的消极人生哲学，例如“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等；有的在当时社会不失为对社会现象的正确反映，但在今天来讲，却是我们应该摈弃的，例如安分守命、明哲保身、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等等即是。此外书中那些表达及时行乐思想的内容也是不可取的，如“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能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这些带有时代局限的糟粕，影响了全书价值的高品位。我们在阅读时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明察扬弃，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清·周希陶《重订增广·序》.岳麓书社，1987第一版。
2、《名贤集》。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 ――狄更斯《双城记》
1．第一座巴别塔
《旧约》的《创世纪》一章里讲了这么一个“巴别塔”的故事：“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这是巴别塔的第一次倒塌。
虽然巴比伦人的这次尝试失败了，但这是一次不朽的尝试，它的意义比人类登上月球的意义还要重大得多。
2．第二座巴别塔
人类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停止建造巴比伦塔，而是以一种更深沉，愚公移山般的精神，继续默默地建造新的巴比伦塔。
在第一次失败中，人类吸收了教训：语言不能混乱。所以，人类慢慢发展出一种概念式、分析式的语言――形而上学语言，这正是一种可以减少混乱的语言。
从柏拉图以降，又经过了几千年，西方哲人一代代地往巴比伦塔上添砖加瓦。
直到上世纪初，一位巨人横空出世了，他就是尼采。尼采把主体的意志推到了极致，尼采把形而上学推到了极致。
尼采爬上自己最终建好的巴比伦塔上高呼：“上帝死了！”
尼采代表“主体”站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位置，但出乎意料的是。人站得越高，却摔得越痛。正在最得意的时候，尼采从通天塔上掉了下来。掉下来后的尼采在临死前曾抱着马头痛哭，这与尼采的权力意志似乎有着某种矛盾，这是否意味着尼采舍弃了权力意志，回归到人间来了呢？这可能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这是巴比伦塔的第二次倒塌。
3．对尼采的批判――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对于尼采的反思，海德格尔进行得最彻底。
主体站得太高不行，那么主体站低点，又是什么局面？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正是这条道路的一次尝试。海德格尔甚至从自己的字典里删除了“主体”这个词，而代之以“此在”（或称缘在，Dasein）。相应于客体世界，就是“存在”。“此在”并不是是“存在”的掠夺者，“此在”是“存在”的看管者。
令人奇怪的是，人站得越低了，却反而拥抱了世界。海纳百川，因为它是最低的，最谦恭者成了最高贵者。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开创了重建巴比伦塔的一个新的可能，这个待会再说，先说第三座巴别塔。
4．第三座巴别塔
在自由主义方面，伯林提倡文化的多元，认同“相对主义”。施特劳斯对“相对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对“自然法”进行了回归，回归到柏拉图的“哲人王”理论。
在政治哲学方面，施特劳斯同样对施密特进行了批评，批评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不够彻底。仍然以“自然”为批判武器，施特劳斯提出伟大号召：回到古希腊，追求自然正当（美好生活）。
至此，施特劳斯建造了第三座巴别塔，这是一座打着“自然”旗号的巴别塔。
5．对“自然法”的批判――以伊拉克战争为例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其实已经否定了施特劳斯的“自然法”理论，只是没人注意到。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中说：“我空，所以法也是空的。”诚哉斯言！在海氏的存在主义里，主体已经消融在“存在”之中，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我空”。法是我理解的法，我都空了，法当然也跟着空了。所以，在海氏的存在主义里，施特劳斯的“自然法”理论已经消融。或者说，海德格尔以一种提前的方式批判了施特劳斯的“自然法”理论。但是，我们还要以一种更现实的目光对“自然法”进行批判。
李强先生认为，以施特劳斯为导师的“新保守主义”对这场伊拉克战争负有责任，这我是赞同的。如果“自由民主”是“自然”的，那么强迫伊拉克人民接受“自然”无疑也是自然的，正当的。诚然，我们也认为萨达姆是穷凶极恶的。但是，在萨达姆的利爪已经磨平，在和平手段尚未穷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以大规模杀伤武器为借口，以911恐怖袭击为招牌，以“输出自由”为名，对伊拉克国家进行了攻击。我认为，即使这场战争实质上有利于伊拉克人民，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这场战争的另一面。这场战争显露了美国某些政客“自负”的一面，这种“致命的自负”必将给国际社会和美国本身带来危害。
这种“自负”我们是似曾相识的，在中世纪加尔文的脸上，在柏拉图诉说“哲人王”的时候，在施特劳斯诉说“自然法”的时候，甚至在刘小枫先生的《刺猬的温顺》中。
我们先与柏拉图对话。我认为，民主的雅典宣判了苏格拉底的死刑，这个事件给柏拉图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所以柏拉图一直对“多数人”抱有戒心，并发展了一套“哲人王”的理论，并以苏格拉底之口说出，曲解了苏格拉底。在某种程度上，《理想国》的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而不是本真的苏格拉底。在我的印象中，苏格拉底是谦恭的。虽然他知道自己也许在城邦中是最聪明的，但他更知道，自己也就高明这么一点而已，所以他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再者，苏格拉底是平民化的，为了躲避家里的河东狮吼，为了寻求真理，四处找人说话。这样一个平实的老头，怎么可能自认为是高人一等的“哲人王”？第三，苏格拉底是真诚的，不会搞什么“微言大义”。苏格拉底是不怕死的，不用搞什么“微言大义”。他甚至放弃了逃跑的机会，临死还杀了一只鸡来鸣谢城邦。
与柏拉图对话完，再来与施特劳斯交流。我对施特劳斯的一点疑问是：“何谓自然？由谁来定义自然？人认识的自然是否是真正的自然？不同人的自然之间是否有对话的必要？不同的自然之间是否有交集？”施特劳斯先生与柏拉图的“自负”是一脉相承的。柏拉图宣扬“哲人王”理论，在隐约间，自己代表了哲人王。施特劳斯先生宣扬“自然法”，在隐约间，自己代表了自然，为自然立法。这种哲人式的“自负”还仅只是哲人的“自负”，但当这种“自负”落到实处的时候，这种“自负”就总是要带上一股血腥味，如柏拉图的称许斯巴达，如加尔文的烧死异见者，如美国的“输出自由论”。
施特劳斯先生的“自然法”理论致命的一个弱点是：哲人的“道德自许”。当柏拉图宣扬“哲人王”理论时，他自许为哲人王，并把人分为所谓“金、银、铜”几等；当施特劳斯宣扬“自然法”时，他自许自己懂得“自然”，高人一等，甚至为了自己“哲人王”的安危，更是挖掘出一套所谓“微言大义”，神秘兮兮的，其实说穿了也没什么东西，不就是说哲人应该明哲保身，要当温顺的刺猬罢了。
这里我想着重指出，研究哲学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善良的人，这两者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另外，如果有人在自然面前自许为代表，那必将遭到自然的嘲笑。“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这句有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倾向的话，在这里却发出了绝对主义式的置问。
当然，批评归批评，苏格拉底的死，我们不能忘记，“多数人的暴政”，我们不能忘记。但除了“微言大义”方式，我们还可以设想一条新的办法，即哲人去真诚地教育平民，以一传二，以二传四，如此指数阶的速度增长，平民也就大部分变成了哲人。哲人与平民的鸿沟被抹平后，就不存在“多数的暴政”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诉诸教育。我认为，哲人如果自以为是什么“哲人王”，搞起所谓“微言大义”，倒反而是更危险的，自己活得也不爽快，不本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第三座巴别塔也已经倒了。
6．缠上柏拉图了
刚才那两座巴别塔，我们对比一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尼采的形而上学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施特劳斯的“自然法”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道德自许”。这两座巴别塔，居然都与千年前的这位哲人有关。
这个现象实在十分有趣，我们能否从中悟出点什么呢？
7．在相对主义的废墟上建造新的巴别塔
为了对治“形而上学”，我们必须引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为了对治“道德自许”，我们必须引入“当前罪恶态”的思想。为了建造新的巴别塔，这两者够了吗？
7.1 当前罪恶态
所谓“当前罪恶态”，说的是，我们目前并不是慈悲的，也不是智慧的。我们是贪嗔的，我们是愚痴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是“哲人王”，我们也不是“自然”，我们只是人，有限的人。
“当前罪恶态”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可以不断向善良慈悲发展的。“当前罪恶态”诉说的是此在历史的某种当下状态，是一种真诚谦恭的姿态。“当前罪恶态”认识到自己的“罪恶”，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从此走向“救赎之路”。但这条路又是无比漫长的，甚至在此生是不可到达目标的。
“当前罪恶态”认为在世俗人间，没有“真善美”十分圆满的人。在这意义上，这个概念与基督教的“原罪”是十分类似的。佛教的《楞严经》里也写道：“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未学。唯除命终阴有遗付。”
但是“当前罪恶态”与基督教的“原罪”还有一点细微的区别是，基督教一般认为人只能永远是罪性的，而“当前罪恶态”认为，经过十分漫长的修行，我们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最圆满的人。所以，这个概念根本上是来自于佛法的。
“当前罪恶态”与“道德自许”的区别
“道德自许”者，正如我们上面说到的柏拉图，施特劳斯等哲人。另外，中国的士大夫也往往会有道德自期的问题，薛涌先生最近的文章也批评了许悼云先生的士大夫情节。相对于“道德自许”，“当前罪恶态”强调自己的罪恶性，强调自己的平民性。“道德自许”者的错误就在于他混淆了自己当前的状态和自己未来可能的状态，混淆了“所是”和“应是”，混淆了学问与实证。
“当前罪恶态”与“沉迷罪恶”的区别
相对于“沉迷罪恶”，“当前罪恶态”强调自己的可救赎性，而不是沉迷于罪恶之中，不知觉醒。我有时宣扬“素食”，经常会受到别人的笑话和攻击，有一种典型且自以为有力的攻击是：“我们一呼一吸，都在吃虫子。既然我们每天都在吃虫，所以我们免不了要吃肉。”作者的逻辑就是：我们现在是坏人，所以我们只能永远是坏人。确实，我们每天都在吃虫子，佛也说过一碗水里有八万四千虫。但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的罪恶，就认为我们只能永远处在罪恶之中。人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人是能进行自我反省的。
7.2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刚才对第二座尼采的巴别塔批判的时候，我们已经引入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是否可以用于建造新的巴别塔？
在张祥龙老师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一书里，海德格尔、龙树中道和中国天道，都成了某种超越语言的语言（或称“大言”）。海德格尔也曾说过：“这个本性应提供一种保证，使欧洲和西方的说与东亚的说以某种方式进入对话；在此对话中，从一个共同的本源中涌流出来的东西在歌唱着。”如果这个断言成立，那么人类又获得了一种新的共同的“语言”――“大言”，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又有了建造下一个巴比伦塔的契机？张祥龙老师在书后结语中说到：“读者是否能感受到，一个虽然还处在边缘的、但却有着巨大潜力的思想可能性正在到来？这指的是中西和东西思想进行微妙的和势必重塑双方的对话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正是建造新巴比伦塔的可能性。
是的，我们已经听到了这种声音。但似乎，存在主义还缺点什么呢？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还能为这种可能性做出点什么？
“存在主义”超越了善恶二元对立，“存在主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相对主义”的根源。在存在主义中，还有没有绝对价值？在存在主义中，善恶如何区分？这是一个大问题。
有人问陈嘉映：“你在哲学领域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如果用一个问题来概括，就是在不用一个绝对标准来衡量时，我们怎样才能不陷入相对主义”。
张祥龙老师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一书358页对此也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在当今这个‘后工业化’、‘后冷战’、‘后哲学’的时代，反形而上学是个赶滥了的时髦，而真正的难处在于不避开终极问题地消解掉形而上学、包括宗教形而上学的终极观，增进我们对于人生在世本身的领悟。”
存在主义，还有没有绝对价值？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为了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我们再看看张祥龙老师的书。
张祥龙对印度奥义书的“梵我合一”进行了如下的批评：“期望通过根本超越人的世间生存状态而在瑜伽”。张老师在引言中说得更详细：“然而，我们仍可以在这种体证中隐约地感受到一种新的二元区分，即一个由瑜伽修行功夫达到的更高级的超越世界和一个由日常经验和名相经验维持的世俗世界的区分。”由此对瑜伽超越世间的批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老师的一个看法：应该是更纯粹的“即入世而出世”。
到了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张祥龙老师的一点不足，问题就在这个“即入世而出世”上。张老师认为海德格尔思想和中国天道都达到了“即入世而出世”。但是，我们注意到，这里的“入世”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张老师这里的“入世”指的是哲思与生活的和谐存在。而在佛教意义上的“入世”，一般指的是到世俗中去济世利生。
以佛教意义上的“入世”来看，海德格尔做到了“即入世而出世”吗？中国天道达到“即入世而出世”了吗？这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海德格尔的生平是简单的，是学院式的，类似于康德的，在某种意义上是“逍遥”的。另外，海德格尔还有一个问题，他在纳粹时期的某些言行败坏了他作为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声誉。对于中国天道，尤其是老庄一系的天道，刘小枫也曾做过激烈的批评，他认为这是一种“逍遥”，而不是一种“拯救”。海德格尔和老庄充其量只是达到了“实证”，并没有达到佛教意义上的“入世”。当然，相对于其它哲学家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我们更欣赏海德格尔和老庄的“实证”。
那么，能不能找出一个思想既有存在主义的方法，又有“拯救”的概念呢？
这就是佛法，包含龙树中道的佛法。
张祥龙老师在龙树中道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对比中，忽略了一个事实，龙树菩萨阐述中道义的当机对象是小乘圣者和部分大乘圣者。而小乘有小乘的戒律，大乘也有大乘的六度四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慈悲”(虽然有大小之分)。正如罗素所说的，当知识和爱把他往天堂上牵引时，对苦难人民的同情又把他拉回了人间。正是因为“慈悲”，“出世”与“入世”才能达到完美的统一，才能真正做到“即入世而出世”。
泰戈尔在《故事诗 无上布施》里呼唤道：“我以佛陀的名义求你布施，喂！世人们，谁是醒了的？”
醒醒，读者朋友们！泰戈尔是在对我们说话。我们醒了吗？
大乘佛教告诉我们要发菩提心，要“悲智双运”，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海德格尔和老庄在智慧的道路上走了很远，但是他们的慈悲心都不够。在这个意义上，我敬仰德蕾莎修女更甚于海德格尔。
所以，“慈悲”正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所缺少的东西。由慈悲故能入世，由慈悲故能“即入世而出世”。
7.3 西方的慈悲
带着这个思路，我们回溯一下西方的近代思想史，看是否有西方哲人注意到“慈悲”的问题。
当尼采高呼：“上帝死了”的时候，在俄罗斯苍茫辽阔的地平线上，彳亍走来一位脸色苍白的思拷者，他带着休谟式怀疑的眼神一路问道：“如果上帝死了，那道德如何可能？”
好象是为了验证他的置问，二十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人性恶的一面得到了最极致的表露。
奥斯维幸之后，人类还有诗的存在吗？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现在，苍天确实已经死了，“甲子”又是哪一天呢？人们不禁要问。
二战以来，又一批新的伦理学家，神学家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伦理学家麦金太尔《After Virtue》这本书的书名道出了作者本人的追求。这个书名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我们处在美德之后，第二层次是我们应该追随美德。
神学家蒂利希引入了“终极关怀”的概念。他认为我们有三种存在性的焦虑：1、对命运的死亡的焦虑；2、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3、对内疚和有罪感的焦虑。蒂利希提出的解决方法就是要拿出存在的勇气，具体来说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投入集体里面。第二种方法，象存在者一样肯定自我。但这两个办法都有点极端，最好的办法是投入宗教。上帝就是“存在本身”。终极关怀就是以一种极其认真，绝对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某一事物。（注意到，这里的“上帝”已经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应该说任何宗教都可以引用这种说法来说自己的“真主”。）
1993年汉斯昆主持的世界宗教会议提出《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开篇写道：“世界正处于苦难之中”，并历数了各种苦难的表现形式，说明全球伦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四项不可取消的规则：a.坚持一种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b.坚持一种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c.坚持一种宽容的文化和一种诚信的生活；d.坚持一种男女之间的权利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1996年汉斯昆主持的维也纳会议提交了《关于“寻求世界伦理标准”的结论与建议》（也称“维也纳宣言”），继续倡导使用宗教伦理来解决当代问题。
从这三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部分西方哲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人类必须重回德性，人类必须重新倾听耶路撒冷的呼唤，人类必须走向十字架的救赎。
这是西方语境里的“慈悲”。
7.4 新的巴别塔
行文至此，新巴别塔的材料我们都准备好了，就是“当前罪恶态”＋“海德格尔的实证存在主义”＋“慈悲”。
在西方的语境里，我们建造的巴别塔就是“基督信仰里的原罪＋海德格尔的实证存在主义＋基督信仰里的爱”。在实践上，我十分认同人道主义。人道主义落在实处就是人权宣言，我甚至认为人权是底线，人权是一种绝对价值。最近又看了一次《人权宣言》，我看出了人权宣言里面潜藏着的两个原则：“人人平等”和“基本自由”。奥威尔所置问的：“人人平等，但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在我们这个世界已经过时了吗？
在中国的语境里，我们建造的巴别塔就是佛法的“中道义”。佛法完美统摄了“当前罪恶态”，“海德格尔的实证存在主义”，“慈悲”这三个方面。“当前罪恶态”和“慈悲”不用说了，关于龙树菩萨的中道义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比较，大家可以参考张祥龙老师的书，这里我们不详述了。佛法的“实证”性更是明显，这里也不多说。
关于佛法的“即入世而出世”，龙树菩萨有个著名的偈子：“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中道义正是“缘起”和“性空”的圆融不二，也是“入世”与“出世”的圆融不二。《六祖坛经》里也有个偈颂：“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古大德有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
另外，中道义似乎超越了善恶的二元对立，那么修行者还要做善事吗？
这是当然的。马鸣菩萨的《大乘起信论》里面提到，大乘的六度是来自法性的，而小乘的戒律主要是为了止恶。如果说声闻乘的戒律还有一点强制的意思，那么菩萨的戒律就完全是来自于法性，勉强可以理解为孔子的“年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距”。所以，虽缘起性空，但是善已经融入在修行者的身上。
佛教的“慈悲”十分广大，佛法宣扬“众生平等”，这种平等甚至超越了人类之间的平等，而要人与动物也一律平等。有人看到这，可能又会有意见了：“人类都还不能平等，哪里还顾得上与动物平等，简直笑话。”但且慢取笑，我们先以沉重的心情来看一则消息：“新华网香港4月16日电，香港大学医学院16日表示，已完成非典型肺炎病毒的基因图谱排列，发现病毒来自动物，并且过去从未见过。”目前在全球肆虐的萨斯病（SARS），它是否起源于人类对动物的孽食？当然，这还有待进一步地查证。
8．结语
至此，新的巴别塔已经建成。最后，我要提醒读者们注意。我们新建的巴别塔是一座无塔之塔；我们共用的语言是超越语言的语言（大言）；另外，巴比伦通天塔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世间。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狄更斯《双城记》
1．第一座巴别塔
《旧约》的《创世纪》一章里讲了这么一个“巴别塔”的故事：“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这是巴别塔的第一次倒塌。
虽然巴比伦人的这次尝试失败了，但这是一次不朽的尝试，它的意义比人类登上月球的意义还要重大得多。
2．第二座巴别塔
人类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停止建造巴比伦塔，而是以一种更深沉，愚公移山般的精神，继续默默地建造新的巴比伦塔。
在第一次失败中，人类吸收了教训：语言不能混乱。所以，人类慢慢发展出一种概念式、分析式的语言――形而上学语言，这正是一种可以减少混乱的语言。
从柏拉图以降，又经过了几千年，西方哲人一代代地往巴比伦塔上添砖加瓦。
直到上世纪初，一位巨人横空出世了，他就是尼采。尼采把主体的意志推到了极致，尼采把形而上学推到了极致。
尼采爬上自己最终建好的巴比伦塔上高呼：“上帝死了！”
尼采代表“主体”站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位置，但出乎意料的是。人站得越高，却摔得越痛。正在最得意的时候，尼采从通天塔上掉了下来。掉下来后的尼采在临死前曾抱着马头痛哭，这与尼采的权力意志似乎有着某种矛盾，这是否意味着尼采舍弃了权力意志，回归到人间来了呢？这可能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这是巴比伦塔的第二次倒塌。
3．对尼采的批判――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对于尼采的反思，海德格尔进行得最彻底。
主体站得太高不行，那么主体站低点，又是什么局面？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正是这条道路的一次尝试。海德格尔甚至从自己的字典里删除了“主体”这个词，而代之以“此在”（或称缘在，Dasein）。相应于客体世界，就是“存在”。“此在”并不是是“存在”的掠夺者，“此在”是“存在”的看管者。
令人奇怪的是，人站得越低了，却反而拥抱了世界。海纳百川，因为它是最低的，最谦恭者成了最高贵者。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开创了重建巴比伦塔的一个新的可能，这个待会再说，先说第三座巴别塔。
4．第三座巴别塔
在自由主义方面，伯林提倡文化的多元，认同“相对主义”。施特劳斯对“相对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对“自然法”进行了回归，回归到柏拉图的“哲人王”理论。
在政治哲学方面，施特劳斯同样对施密特进行了批评，批评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不够彻底。仍然以“自然”为批判武器，施特劳斯提出伟大号召：回到古希腊，追求自然正当（美好生活）。
至此，施特劳斯建造了第三座巴别塔，这是一座打着“自然”旗号的巴别塔。
5．对“自然法”的批判――以伊拉克战争为例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其实已经否定了施特劳斯的“自然法”理论，只是没人注意到。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中说：“我空，所以法也是空的。”诚哉斯言！在海氏的存在主义里，主体已经消融在“存在”之中，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我空”。法是我理解的法，我都空了，法当然也跟着空了。所以，在海氏的存在主义里，施特劳斯的“自然法”理论已经消融。或者说，海德格尔以一种提前的方式批判了施特劳斯的“自然法”理论。但是，我们还要以一种更现实的目光对“自然法”进行批判。
李强先生认为，以施特劳斯为导师的“新保守主义”对这场伊拉克战争负有责任，这我是赞同的。如果“自由民主”是“自然”的，那么强迫伊拉克人民接受“自然”无疑也是自然的，正当的。诚然，我们也认为萨达姆是穷凶极恶的。但是，在萨达姆的利爪已经磨平，在和平手段尚未穷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以大规模杀伤武器为借口，以911恐怖袭击为招牌，以“输出自由”为名，对伊拉克国家进行了攻击。我认为，即使这场战争实质上有利于伊拉克人民，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这场战争的另一面。这场战争显露了美国某些政客“自负”的一面，这种“致命的自负”必将给国际社会和美国本身带来危害。
这种“自负”我们是似曾相识的，在中世纪加尔文的脸上，在柏拉图诉说“哲人王”的时候，在施特劳斯诉说“自然法”的时候，甚至在刘小枫先生的《刺猬的温顺》中。
我们先与柏拉图对话。我认为，民主的雅典宣判了苏格拉底的死刑，这个事件给柏拉图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所以柏拉图一直对“多数人”抱有戒心，并发展了一套“哲人王”的理论，并以苏格拉底之口说出，曲解了苏格拉底。在某种程度上，《理想国》的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而不是本真的苏格拉底。在我的印象中，苏格拉底是谦恭的。虽然他知道自己也许在城邦中是最聪明的，但他更知道，自己也就高明这么一点而已，所以他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再者，苏格拉底是平民化的，为了躲避家里的河东狮吼，为了寻求真理，四处找人说话。这样一个平实的老头，怎么可能自认为是高人一等的“哲人王”？第三，苏格拉底是真诚的，不会搞什么“微言大义”。苏格拉底是不怕死的，不用搞什么“微言大义”。他甚至放弃了逃跑的机会，临死还杀了一只鸡来鸣谢城邦。
与柏拉图对话完，再来与施特劳斯交流。我对施特劳斯的一点疑问是：“何谓自然？由谁来定义自然？人认识的自然是否是真正的自然？不同人的自然之间是否有对话的必要？不同的自然之间是否有交集？”施特劳斯先生与柏拉图的“自负”是一脉相承的。柏拉图宣扬“哲人王”理论，在隐约间，自己代表了哲人王。施特劳斯先生宣扬“自然法”，在隐约间，自己代表了自然，为自然立法。这种哲人式的“自负”还仅只是哲人的“自负”，但当这种“自负”落到实处的时候，这种“自负”就总是要带上一股血腥味，如柏拉图的称许斯巴达，如加尔文的烧死异见者，如美国的“输出自由论”。
施特劳斯先生的“自然法”理论致命的一个弱点是：哲人的“道德自许”。当柏拉图宣扬“哲人王”理论时，他自许为哲人王，并把人分为所谓“金、银、铜”几等；当施特劳斯宣扬“自然法”时，他自许自己懂得“自然”，高人一等，甚至为了自己“哲人王”的安危，更是挖掘出一套所谓“微言大义”，神秘兮兮的，其实说穿了也没什么东西，不就是说哲人应该明哲保身，要当温顺的刺猬罢了。
这里我想着重指出，研究哲学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善良的人，这两者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另外，如果有人在自然面前自许为代表，那必将遭到自然的嘲笑。“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这句有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倾向的话，在这里却发出了绝对主义式的置问。
当然，批评归批评，苏格拉底的死，我们不能忘记，“多数人的暴政”，我们不能忘记。但除了“微言大义”方式，我们还可以设想一条新的办法，即哲人去真诚地教育平民，以一传二，以二传四，如此指数阶的速度增长，平民也就大部分变成了哲人。哲人与平民的鸿沟被抹平后，就不存在“多数的暴政”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诉诸教育。我认为，哲人如果自以为是什么“哲人王”，搞起所谓“微言大义”，倒反而是更危险的，自己活得也不爽快，不本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第三座巴别塔也已经倒了。
6．缠上柏拉图了
刚才那两座巴别塔，我们对比一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尼采的形而上学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施特劳斯的“自然法”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道德自许”。这两座巴别塔，居然都与千年前的这位哲人有关。
这个现象实在十分有趣，我们能否从中悟出点什么呢？
7．在相对主义的废墟上建造新的巴别塔
为了对治“形而上学”，我们必须引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为了对治“道德自许”，我们必须引入“当前罪恶态”的思想。为了建造新的巴别塔，这两者够了吗？
7.1当前罪恶态
所谓“当前罪恶态”，说的是，我们目前并不是慈悲的，也不是智慧的。我们是贪嗔的，我们是愚痴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是“哲人王”，我们也不是“自然”，我们只是人，有限的人。
“当前罪恶态”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可以不断向善良慈悲发展的。“当前罪恶态”诉说的是此在历史的某种当下状态，是一种真诚谦恭的姿态。“当前罪恶态”认识到自己的“罪恶”，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从此走向“救赎之路”。但这条路又是无比漫长的，甚至在此生是不可到达目标的。
“当前罪恶态”认为在世俗人间，没有“真善美”十分圆满的人。在这意义上，这个概念与基督教的“原罪”是十分类似的。佛教的《楞严经》里也写道：“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未学。唯除命终阴有遗付。”
但是“当前罪恶态”与基督教的“原罪”还有一点细微的区别是，基督教一般认为人只能永远是罪性的，而“当前罪恶态”认为，经过十分漫长的修行，我们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最圆满的人。所以，这个概念根本上是来自于佛法的。
“当前罪恶态”与“道德自许”的区别
“道德自许”者，正如我们上面说到的柏拉图，施特劳斯等哲人。另外，中国的士大夫也往往会有道德自期的问题，薛涌先生最近的文章也批评了许悼云先生的士大夫情节。相对于“道德自许”，“当前罪恶态”强调自己的罪恶性，强调自己的平民性。“道德自许”者的错误就在于他混淆了自己当前的状态和自己未来可能的状态，混淆了“所是”和“应是”，混淆了学问与实证。
“当前罪恶态”与“沉迷罪恶”的区别
相对于“沉迷罪恶”，“当前罪恶态”强调自己的可救赎性，而不是沉迷于罪恶之中，不知觉醒。我有时宣扬“素食”，经常会受到别人的笑话和攻击，有一种典型且自以为有力的攻击是：“我们一呼一吸，都在吃虫子。既然我们每天都在吃虫，所以我们免不了要吃肉。”作者的逻辑就是：我们现在是坏人，所以我们只能永远是坏人。确实，我们每天都在吃虫子，佛也说过一碗水里有八万四千虫。但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的罪恶，就认为我们只能永远处在罪恶之中。人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人是能进行自我反省的。
7.2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刚才对第二座尼采的巴别塔批判的时候，我们已经引入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是否可以用于建造新的巴别塔？
在张祥龙老师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一书里，海德格尔、龙树中道和中国天道，都成了某种超越语言的语言（或称“大言”）。海德格尔也曾说过：“这个本性应提供一种保证，使欧洲和西方的说与东亚的说以某种方式进入对话；在此对话中，从一个共同的本源中涌流出来的东西在歌唱着。”如果这个断言成立，那么人类又获得了一种新的共同的“语言”――“大言”，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又有了建造下一个巴比伦塔的契机？张祥龙老师在书后结语中说到：“读者是否能感受到，一个虽然还处在边缘的、但却有着巨大潜力的思想可能性正在到来？这指的是中西和东西思想进行微妙的和势必重塑双方的对话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正是建造新巴比伦塔的可能性。
是的，我们已经听到了这种声音。但似乎，存在主义还缺点什么呢？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还能为这种可能性做出点什么？
“存在主义”超越了善恶二元对立，“存在主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相对主义”的根源。在存在主义中，还有没有绝对价值？在存在主义中，善恶如何区分？这是一个大问题。
有人问陈嘉映：“你在哲学领域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如果用一个问题来概括，就是在不用一个绝对标准来衡量时，我们怎样才能不陷入相对主义”。
张祥龙老师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一书358页对此也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在当今这个‘后工业化’、‘后冷战’、‘后哲学’的时代，反形而上学是个赶滥了的时髦，而真正的难处在于不避开终极问题地消解掉形而上学、包括宗教形而上学的终极观，增进我们对于人生在世本身的领悟。”
存在主义，还有没有绝对价值？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为了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我们再看看张祥龙老师的书。
张祥龙对印度奥义书的“梵我合一”进行了如下的批评：“期望通过根本超越人的世间生存状态而在瑜伽”。张老师在引言中说得更详细：“然而，我们仍可以在这种体证中隐约地感受到一种新的二元区分，即一个由瑜伽修行功夫达到的更高级的超越世界和一个由日常经验和名相经验维持的世俗世界的区分。”由此对瑜伽超越世间的批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老师的一个看法：应该是更纯粹的“即入世而出世”。
到了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张祥龙老师的一点不足，问题就在这个“即入世而出世”上。张老师认为海德格尔思想和中国天道都达到了“即入世而出世”。但是，我们注意到，这里的“入世”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张老师这里的“入世”指的是哲思与生活的和谐存在。而在佛教意义上的“入世”，一般指的是到世俗中去济世利生。
以佛教意义上的“入世”来看，海德格尔做到了“即入世而出世”吗？中国天道达到“即入世而出世”了吗？这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海德格尔的生平是简单的，是学院式的，类似于康德的，在某种意义上是“逍遥”的。另外，海德格尔还有一个问题，他在纳粹时期的某些言行败坏了他作为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声誉。对于中国天道，尤其是老庄一系的天道，刘小枫也曾做过激烈的批评，他认为这是一种“逍遥”，而不是一种“拯救”。海德格尔和老庄充其量只是达到了“实证”，并没有达到佛教意义上的“入世”。当然，相对于其它哲学家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我们更欣赏海德格尔和老庄的“实证”。
那么，能不能找出一个思想既有存在主义的方法，又有“拯救”的概念呢？
这就是佛法，包含龙树中道的佛法。
张祥龙老师在龙树中道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对比中，忽略了一个事实，龙树菩萨阐述中道义的当机对象是小乘圣者和部分大乘圣者。而小乘有小乘的戒律，大乘也有大乘的六度四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慈悲”(虽然有大小之分)。正如罗素所说的，当知识和爱把他往天堂上牵引时，对苦难人民的同情又把他拉回了人间。正是因为“慈悲”，“出世”与“入世”才能达到完美的统一，才能真正做到“即入世而出世”。
泰戈尔在《故事诗无上布施》里呼唤道：“我以佛陀的名义求你布施，喂！世人们，谁是醒了的？”
醒醒，读者朋友们！泰戈尔是在对我们说话。我们醒了吗？
大乘佛教告诉我们要发菩提心，要“悲智双运”，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海德格尔和老庄在智慧的道路上走了很远，但是他们的慈悲心都不够。在这个意义上，我敬仰德蕾莎修女更甚于海德格尔。
所以，“慈悲”正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所缺少的东西。由慈悲故能入世，由慈悲故能“即入世而出世”。
7.3西方的慈悲
带着这个思路，我们回溯一下西方的近代思想史，看是否有西方哲人注意到“慈悲”的问题。
当尼采高呼：“上帝死了”的时候，在俄罗斯苍茫辽阔的地平线上，彳亍走来一位脸色苍白的思拷者，他带着休谟式怀疑的眼神一路问道：“如果上帝死了，那道德如何可能？”
好象是为了验证他的置问，二十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人性恶的一面得到了最极致的表露。
奥斯维幸之后，人类还有诗的存在吗？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现在，苍天确实已经死了，“甲子”又是哪一天呢？人们不禁要问。
二战以来，又一批新的伦理学家，神学家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伦理学家麦金太尔《AfterVirtue》这本书的书名道出了作者本人的追求。这个书名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我们处在美德之后，第二层次是我们应该追随美德。
神学家蒂利希引入了“终极关怀”的概念。他认为我们有三种存在性的焦虑：1、对命运的死亡的焦虑；2、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3、对内疚和有罪感的焦虑。蒂利希提出的解决方法就是要拿出存在的勇气，具体来说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投入集体里面。第二种方法，象存在者一样肯定自我。但这两个办法都有点极端，最好的办法是投入宗教。上帝就是“存在本身”。终极关怀就是以一种极其认真，绝对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某一事物。（注意到，这里的“上帝”已经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应该说任何宗教都可以引用这种说法来说自己的“真主”。）
1993年汉斯•昆主持的世界宗教会议提出《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开篇写道：“世界正处于苦难之中”，并历数了各种苦难的表现形式，说明全球伦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四项不可取消的规则：a.坚持一种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b.坚持一种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c.坚持一种宽容的文化和一种诚信的生活；d.坚持一种男女之间的权利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1996年汉斯•昆主持的维也纳会议提交了《关于“寻求世界伦理标准”的结论与建议》（也称“维也纳宣言”），继续倡导使用宗教伦理来解决当代问题。
从这三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部分西方哲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人类必须重回德性，人类必须重新倾听耶路撒冷的呼唤，人类必须走向十字架的救赎。
这是西方语境里的“慈悲”。
7.4新的巴别塔
行文至此，新巴别塔的材料我们都准备好了，就是“当前罪恶态”＋“海德格尔的实证存在主义”＋“慈悲”。
在西方的语境里，我们建造的巴别塔就是“基督信仰里的原罪＋海德格尔的实证存在主义＋基督信仰里的爱”。在实践上，我十分认同人道主义。人道主义落在实处就是人权宣言，我甚至认为人权是底线，人权是一种绝对价值。最近又看了一次《人权宣言》，我看出了人权宣言里面潜藏着的两个原则：“人人平等”和“基本自由”。奥威尔所置问的：“人人平等，但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在我们这个世界已经过时了吗？
在中国的语境里，我们建造的巴别塔就是佛法的“中道义”。佛法完美统摄了“当前罪恶态”，“海德格尔的实证存在主义”，“慈悲”这三个方面。“当前罪恶态”和“慈悲”不用说了，关于龙树菩萨的中道义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比较，大家可以参考张祥龙老师的书，这里我们不详述了。佛法的“实证”性更是明显，这里也不多说。
关于佛法的“即入世而出世”，龙树菩萨有个著名的偈子：“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中道义正是“缘起”和“性空”的圆融不二，也是“入世”与“出世”的圆融不二。《六祖坛经》里也有个偈颂：“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古大德有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
另外，中道义似乎超越了善恶的二元对立，那么修行者还要做善事吗？
这是当然的。马鸣菩萨的《大乘起信论》里面提到，大乘的六度是来自法性的，而小乘的戒律主要是为了止恶。如果说声闻乘的戒律还有一点强制的意思，那么菩萨的戒律就完全是来自于法性，勉强可以理解为孔子的“年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距”。所以，虽缘起性空，但是善已经融入在修行者的身上。
佛教的“慈悲”十分广大，佛法宣扬“众生平等”，这种平等甚至超越了人类之间的平等，而要人与动物也一律平等。有人看到这，可能又会有意见了：“人类都还不能平等，哪里还顾得上与动物平等，简直笑话。”但且慢取笑，我们先以沉重的心情来看一则消息：“新华网香港4月16日电，香港大学医学院16日表示，已完成非典型肺炎病毒的基因图谱排列，发现病毒来自动物，并且过去从未见过。”目前在全球肆虐的萨斯病（SARS），它是否起源于人类对动物的孽食？当然，这还有待进一步地查证。
8．结语
至此，新的巴别塔已经建成。最后，我要提醒读者们注意。我们新建的巴别塔是一座无塔之塔；我们共用的语言是超越语言的语言（大言）；另外，巴比伦通天塔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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