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8 13:37:18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金融类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权益性金融资产；归类；影响；监管
一、研究背景及其研究目的
财政部于2006年2月了新《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我国会计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在这一变革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成为最大的亮点。作为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应用的代表性领域，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会计核算体现了新企业会计准则理念的核心变化，并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增减和股票市价的涨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同的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会计核算方法不同，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新准则没有明确界定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划分标准。某项金融资产的具体分类，主要取决于企业管理层的风险管理、投资目的等因素，这为企业管理层对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归类留下了选择空间。
二、权益性金融资产的范畴
（一）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内涵
金融资产是金融工具的资产化形式，是对负债性金融工具或权益性金融工具投资的结果。本文所称的权益性金融资产，是指企业对股票及其他权益性金融工具投资而形成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归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个项下。其中，归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项下的权益性金融资产，主要是指企业准备在近期内出售以赚取差价而从二级市场购入的股票、基金等；归属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下的权益性金融资产，主要是指企业没有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的金融资产。
（二）权益性金融资产与长期股权投资的联系与区别
权益性金融资产的“镜像”是股票及其他权益性工具，与资产负债表上的“长期股权投资”同属于股权投资，且上市公司的部分权益性金融资产就源于股权分置改革后取得流通权的原非流通股。两者的会计核算方法有本质上的区别，最显著的区别是：不管是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期末的账面价值都按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报告，确认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长期股权投资在持有期间，根据表决权比例、对被投资单位的实质性影响等标准进行划分，分别采用成本法和权益法进行核算。
三、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归类影响分析
对某项资产的归类偏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项资产的归类对公司本身的影响。下面笔者通过比较分析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以及会计处理差异对公司会计指标、全面收益、所得税、股票价格等方面的影响，以对管理层的归类偏好做出判断。
（一）会计处理比较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同属于金融资产，都在活跃的市场上有报价，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它们的会计核算方法适用于独立的具体准则——《金融工具的确认与计量》，两者的会计核算有以下异同：
一是初始计量时，交易性金融资产将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交易费用作为初始成本入账。二是期末，两者都按期末公允价值调整账面价值，但交易性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的正常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交易性金融资产不计提减值准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下跌重大或属非暂时性时，需计提减值损失，减少账面价值；在计提减值后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又上升时，如果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属于对负债性金融工具投资，则冲减原计提的减值损失（不在分析范围），如果属于对权益性金融工具投资，增加资本公积。三是处置时，两者都须将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出，但交易性金融资产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转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从“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转出。
（二）会计处理差异的影响分析
1.对会计指标的影响
如果不考虑取得时所发生的交易费用，一项权益性金融资产被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与被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对不发生减值的持有期间的利润有差异，对减值期间及处置时的利润没有影响。当所持有的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上升时，金融资产不存在减值，如果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导致当期利润、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上升；如果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只会导致投资企业的净资产、每股净资产的增加，不影响利润指标。处置时，两种归类方法确认的投资收益总额都等于出售价格与初始投资成本的差额，且投资收益的大小都受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变动趋势的影响。在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会使出售当期的投资收益大幅增加，每股收益大幅上涨；反之，在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会使出售当期的投资收益大幅减少，每股收益大幅下跌。处置时两种归类方法所确认的投资收益的唯一差异来源于取得金融资产时对交易费用的处理差异。由于取得投资时的交易费用是一次性的支出，且金额一般不大，在本文的分析中忽略不计。
2.对全面收益的影响
（1）全面收益的含义：企业的全面收益是指“在报告期内，除与所有者之间的交易以外，由于其他一切原因所导致的净资产的变动”，包括公司的经营损益、持有资产的未实现和已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其中，公司的经营损益是指传统的会计利润；持有金融资产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是指在持有期间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上升和下降，也包括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的减值损失；持有金融资产的已实现利得和损失是指从取得至出售金融资产所确认的投资收益，包括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发生的交易费用、持有金融资产取得的应收股利、出售金融资产时收入超过账面价值的差额及转出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
（2）全面收益的计算
全面收益＝期末净资产－期初净资产－投资者投入＋向投资者的分配＝（期末的资产－期末的负债）－（期初的资产
－期初的负债）－投资者投入＋向投资者的分配
全面收益的计算基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的变动，体现了新准则的资产负债表观，有别于传统的收入、费用观的会计理念。交易性金融资产对取得投资时的交易费用作费用化的处理方法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交易费用作资本化的处理方法，只影响取得金融资产当期的全面收益，不影响以后各期的全面收益的大小。另外，利润表的损益最终会结转到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项下，如果不计所得税，则交易性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的处理方法也不影响全面收益。因此，采用全面收益评价公司的绩效，可减少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应以全面收益作为会计监管和市场监管的一个基础性指标。
3.对所得税的影响
（1）公允价值变动对当期和未来期间应交所得税的影响分析。税法规定：资产在持有期间公允价值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待处置时一并计算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因此,某项金融资产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不仅不影响当期应交所得税的大小，也不影响未来期间的应交所得税。因为不管是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时确认的损益都等于处置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后的差额加上原计入损益或资本公积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实际上等于处置收入扣除初始入账成本的差额，因此，不管归类为何种权益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对未来期间的所得税没有影响，即两种处理方法的递延所得税相同。
转贴于中国论（2）资产减值对当期和未来期间应交所得税的影响分析。交易性金融资产不需计提减值，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下跌严重或属非暂时性时，需将公允价值的下跌作为减值损失，计入损益表。税法规定：除应收账款按期末余额5%。计提的坏账准备允许税前扣除外，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在发生实质性损失前不允许税前扣除。税法对资产减值的处理与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处理相一致。因此，虽然新准则对这两种权益性金融资产是否计提减值的规定不同，但不同的归类不会带来所得税的差异。
（3）对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分析。新准则规定，所得税会计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根据会计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计算“暂时性差异”，确定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包含当期应交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两部分，由于不同归类不影响当期应交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因而也不影响所得税费用。
可见，虽然人为因素可以操纵计入损益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资产减值损失”的大小，但不能因此调节所得税。所得税是公司的一项重要费用支出，由于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归类不影响公司所得税，由此可排除公司借助改变权益性金融资产归类进行税收筹划的动机。
4.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新准则下，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不同归类对公司会计指标的影响有差异，但这种会计信息的差异只是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并未实质上改变公司的内在价值。如果资本市场是强有效的，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不同归类不影响公司的股票价格，但在资本市场有效性不强，人们识别、利用会计信息的能力不高，只能简单使用少数几个财务指标进行决策的情况下，这种由会计政策选择引起的会计指标的差异传导到资本市场，对公司的股票价格、关联公司的股票价格乃至整个股票市场可能产生深刻的影响。
有众多中外学者关于会计信息有用性的研究表明：会计信息有助于投资者预测公司收益、评估股票价值并做出买卖决策。有不少学者通过数据检验证明：每股净资产或每股收益的变化，对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产生影响。还有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每股收益对公司股票价格的解释能力大于每股净资产及其它财务指标的解释能力。如曹国华、赖苹2006年的研究《净资产、剩余收益与股票定价：会计信息的有用性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当期的每股净资产对股票价格的解释能力较弱，当期的每股收益对股票价格很有解释能力，未来的每股收益对预测股票价格没有太多帮助。
据此推测，在一定条件下，当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上升时，为了提高公司的营业利润、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以至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持股公司更倾向于将长期股权投资归类为权益性金融资产，或将权益性金融资产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而当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下降时，持股公司更倾向于将权益性投资归类为长期股权投资，或将权益性金融资产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但前提条件一是持股公司认同有关资本市场的会计信息有用性、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结论；二是会计利润指标、市场价值指标在评价经营者业绩时权重适当；三是持股公司对股票市场有合理的预期。显然，股票市场价格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受宏观政策、资金的充裕程度、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持股公司难以预测所持有的股票的价格走势，而其他的两个前提条件是否能满足还有待验证。由此推断，管理层不存在明显的借助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不同归类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动机。
关键词：权益性金融资产；归类；影响；监管
一、研究背景及其研究目的
财政部于2006年2月了新《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我国会计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在这一变革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成为最大的亮点。作为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应用的代表性领域，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会计核算体现了新企业会计准则理念的核心变化，并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增减和股票市价的涨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同的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会计核算方法不同，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新准则没有明确界定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划分标准。某项金融资产的具体分类，主要取决于企业管理层的风险管理、投资目的等因素，这为企业管理层对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归类留下了选择空间。
二、权益性金融资产的范畴
（一）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内涵
金融资产是金融工具的资产化形式，是对负债性金融工具或权益性金融工具投资的结果。本文所称的权益性金融资产，是指企业对股票及其他权益性金融工具投资而形成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归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个项下。其中，归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项下的权益性金融资产，主要是指企业准备在近期内出售以赚取差价而从二级市场购入的股票、基金等；归属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下的权益性金融资产，主要是指企业没有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的金融资产。
（二）权益性金融资产与长期股权投资的联系与区别
权益性金融资产的“镜像”是股票及其他权益性工具，与资产负债表上的“长期股权投资”同属于股权投资，且上市公司的部分权益性金融资产就源于股权分置改革后取得流通权的原非流通股。两者的会计核算方法有本质上的区别，最显著的区别是：不管是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期末的账面价值都按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报告，确认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长期股权投资在持有期间，根据表决权比例、对被投资单位的实质性影响等标准进行划分，分别采用成本法和权益法进行核算。
三、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归类影响分析
对某项资产的归类偏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项资产的归类对公司本身的影响。下面笔者通过比较分析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以及会计处理差异对公司会计指标、全面收益、所得税、股票价格等方面的影响，以对管理层的归类偏好做出判断。
（一）会计处理比较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同属于金融资产，都在活跃的市场上有报价，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它们的会计核算方法适用于独立的具体准则——《金融工具的确认与计量》，两者的会计核算有以下异同：
一是初始计量时，交易性金融资产将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交易费用作为初始成本入账。二是期末，两者都按期末公允价值调整账面价值，但交易性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的正常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交易性金融资产不计提减值准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下跌重大或属非暂时性时，需计提减值损失，减少账面价值；在计提减值后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又上升时，如果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属于对负债性金融工具投资，则冲减原计提的减值损失（不在分析范围），如果属于对权益性金融工具投资，增加资本公积。三是处置时，两者都须将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出，但交易性金融资产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转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从“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转出。
（二）会计处理差异的影响分析
1.对会计指标的影响
如果不考虑取得时所发生的交易费用，一项权益性金融资产被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与被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对不发生减值的持有期间的利润有差异，对减值期间及处置时的利润没有影响。当所持有的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上升时，金融资产不存在减值，如果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导致当期利润、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上升；如果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只会导致投资企业的净资产、每股净资产的增加，不影响利润指标。处置时，两种归类方法确认的投资收益总额都等于出售价格与初始投资成本的差额，且投资收益的大小都受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变动趋势的影响。在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会使出售当期的投资收益大幅增加，每股收益大幅上涨；反之，在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会使出售当期的投资收益大幅减少，每股收益大幅下跌。处置时两种归类方法所确认的投资收益的唯一差异来源于取得金融资产时对交易费用的处理差异。由于取得投资时的交易费用是一次性的支出，且金额一般不大，在本文的分析中忽略不计。
2.对全面收益的影响
（1）全面收益的含义：企业的全面收益是指“在报告期内，除与所有者之间的交易以外，由于其他一切原因所导致的净资产的变动”，包括公司的经营损益、持有资产的未实现和已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其中，公司的经营损益是指传统的会计利润；持有金融资产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是指在持有期间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上升和下降，也包括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的减值损失；持有金融资产的已实现利得和损失是指从取得至出售金融资产所确认的投资收益，包括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发生的交易费用、持有金融资产取得的应收股利、出售金融资产时收入超过账面价值的差额及转出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
（2）全面收益的计算
全面收益＝期末净资产－期初净资产－投资者投入＋向投资者的分配＝（期末的资产－期末的负债）－（期初的资产
－期初的负债）－投资者投入＋向投资者的分配
全面收益的计算基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的变动，体现了新准则的资产负债表观，有别于传统的收入、费用观的会计理念。交易性金融资产对取得投资时的交易费用作费用化的处理方法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交易费用作资本化的处理方法，只影响取得金融资产当期的全面收益，不影响以后各期的全面收益的大小。另外，利润表的损益最终会结转到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项下，如果不计所得税，则交易性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的处理方法也不影响全面收益。因此，采用全面收益评价公司的绩效，可减少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应以全面收益作为会计监管和市场监管的一个基础性指标。
3.对所得税的影响
（1）公允价值变动对当期和未来期间应交所得税的影响分析。税法规定：资产在持有期间公允价值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待处置时一并计算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因此,某项金融资产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不仅不影响当期应交所得税的大小，也不影响未来期间的应交所得税。因为不管是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时确认的损益都等于处置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后的差额加上原计入损益或资本公积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实际上等于处置收入扣除初始入账成本的差额，因此，不管归类为何种权益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对未来期间的所得税没有影响，即两种处理方法的递延所得税相同。（2）资产减值对当期和未来期间应交所得税的影响分析。交易性金融资产不需计提减值，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下跌严重或属非暂时性时，需将公允价值的下跌作为减值损失，计入损益表。税法规定：除应收账款按期末余额5%。计提的坏账准备允许税前扣除外，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在发生实质性损失前不允许税前扣除。税法对资产减值的处理与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处理相一致。因此，虽然新准则对这两种权益性金融资产是否计提减值的规定不同，但不同的归类不会带来所得税的差异。
（3）对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分析。新准则规定，所得税会计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根据会计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计算“暂时性差异”，确定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包含当期应交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两部分，由于不同归类不影响当期应交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因而也不影响所得税费用。
可见，虽然人为因素可以操纵计入损益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资产减值损失”的大小，但不能因此调节所得税。所得税是公司的一项重要费用支出，由于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归类不影响公司所得税，由此可排除公司借助改变权益性金融资产归类进行税收筹划的动机。
4.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新准则下，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不同归类对公司会计指标的影响有差异，但这种会计信息的差异只是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并未实质上改变公司的内在价值。如果资本市场是强有效的，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不同归类不影响公司的股票价格，但在资本市场有效性不强，人们识别、利用会计信息的能力不高，只能简单使用少数几个财务指标进行决策的情况下，这种由会计政策选择引起的会计指标的差异传导到资本市场，对公司的股票价格、关联公司的股票价格乃至整个股票市场可能产生深刻的影响。
有众多中外学者关于会计信息有用性的研究表明：会计信息有助于投资者预测公司收益、评估股票价值并做出买卖决策。有不少学者通过数据检验证明：每股净资产或每股收益的变化，对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产生影响。还有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每股收益对公司股票价格的解释能力大于每股净资产及其它财务指标的解释能力。如曹国华、赖苹2006年的研究《净资产、剩余收益与股票定价：会计信息的有用性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当期的每股净资产对股票价格的解释能力较弱，当期的每股收益对股票价格很有解释能力，未来的每股收益对预测股票价格没有太多帮助。
据此推测，在一定条件下，当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上升时，为了提高公司的营业利润、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以至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持股公司更倾向于将长期股权投资归类为权益性金融资产，或将权益性金融资产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而当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下降时，持股公司更倾向于将权益性投资归类为长期股权投资，或将权益性金融资产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但前提条件一是持股公司认同有关资本市场的会计信息有用性、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结论；二是会计利润指标、市场价值指标在评价经营者业绩时权重适当；三是持股公司对股票市场有合理的预期。显然，股票市场价格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受宏观政策、资金的充裕程度、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持股公司难以预测所持有的股票的价格走势，而其他的两个前提条件是否能满足还有待验证。由此推断，管理层不存在明显的借助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不同归类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动机。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一项权益性金融资产被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被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影响公司的会计指标，进而影响公司的股票价格，但不影响公司的全面收益、所得税。由于股市的不确定性，企业管理层在投资权益性金融资产时，不应存在明显的通过改变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具体归类影响股票价格的倾向。如果在监管中更强调全面收益指标的作用，可消除企业管理层通过改变对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归类而影响会计指标的动机。但权益性金融资产与长期股权投资相比，两者的会计核算方法有本质上的不同。一项股权投资被归类为金融资产与被归类为长期股权投资，对公司的业绩及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差异悬殊。因此，为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应对企业的股权投资归类的正确性进行监管。在监管时，应重点关注权益性金融资产与长期股权投资划分的正确性、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汝莹，符蓉.经济收益、会计收益与全面收益的比较分析.四川会计，2003年第5期.
2004年6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颁布了《统一依据发生操作风险的业务部门或业务流程环节，将银行业务分为八类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以下简称新协议)。新协议将操作风险定义为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包含法律风险，但不包括策略风险和声誉风险。2007年5月14日，中国银监会颁布了《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指引》中明确指出，操作风险是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员工和信息科技系统，以及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包括法律风险，但不包括策略风险和声誉风险。同时在《指引》中还制定了相关条款，用于指导我国银行业机构提高识别、控制操作风险的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上述文件的颁布，表明银行业面临的操作风险已引起了业界的高度重视。特别是近几年国内一系列的操作风险大案、要案警示我们，国内银行业面临的操作风险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加强对操作风险的研究。但由于操作风险性质复杂、诱发因素多、覆盖范围广、与具体业务和机构组织架构密切相关等原因，单纯从定义出发还不足以使我们对其有更清晰的认识，为此，需要对操作风险进行适当的分类。
一、关于操作风险分类的几种观点
目前，国内外学者和机构对操作风险的分类有一些不同的见解。比如英国银行业协会(BBA)把操作风险分为四类0：人员因素导致的操作风险——雇员欺诈、越权行为、操作失误、违反用工法、劳动力中断、关键人员流失或缺乏；流程因素导致的操作风险——支付清算传输风险、文件合同风险、股价定价风险、内部外部报告风险、执行策略风险、管理变动、出售风险；系统因紊导致的操作风险——科技投资风险、系统开发和执行、系统功能、系统失败、系统安全；外部事件导致的操作风险——法律公共责任、犯罪、外部采购，供应商风险、外部开发风险、基础设施、政策调整、政治风险。其中，前三种操作风险为内部因素导致的操作风险，又称为操作性失误风险。第四种为外部因素导致的操作风险，又称为操作性杠杆风险。
国内学者巴曙松将操作性失误风险作了进一步的细分：(1)执行风险。即执行人员不能正确理解管理人员的意图或者有意错误操作等；(2)信息风险，即信息在机构内部或者机构内外之间的产生、接收、处理、储存、转移等环节出现故障；(3)关系风险，即因为产品和服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影响到客户与金融机构的关系；(4)法律风险，即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活动不符合所在地的法律和监管要求所导致的风险；(5)人员风险，即缺乏足够合格的员工、缺乏对员工表现的恰当评估等导致的风险；(6)系统事件风险，即电脑系统等出现故障可能导致的风险。
外国学者艾迪·凯德将操作风险分为四类：交易风险——结算、账户、传送、清算、合同等的错误；操作控制风险——违反内部规则和交易限制、偷盗、欺诈、洗钱、怠工、关键职员风险；系统性风险——系统设计错误、或者规划方法错误，通讯中断等；业务事件风险——税收、法律或监管的变化，政治、社会威胁和压力，自然灾害等系统风险。
瑞士银行的两位研究学者恩诺·库纳特和拉薇妮亚·斯塔布斯将操作风险称为“间接风险”，并将其分为六类：交易过程风险——产生于交易过程中从交易执行到最终结算等任一环节的错误、失败或不足；合规风险——由监管罚款或处罚、业务限制或终止、强制性纠错成本所带来的财务损失风险，这种风险可能源于未遵守适用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当地和国际惯例(包括道德标准)以及UBS的内部标准；法律风险——由不充分或不适当的合同安排或其他原因而导致的合同不履行而产生的财务损失风险；责任风险——因对企业的法定或公正性要求权而产生的财务损失风险；安全风险——由意外事件或犯罪而对信息或资产的机密性、完整性或可获得性所造成的损失风险，包括IT安全和有形安全；税收风险——因税务当局反对企业集团现有的税收措施而导致的财务损失风险。
荷兰银行将操作风险分为七类：内部诈骗——由于有意的欺诈、不当使用财产或规避条款、法律或公司政策而产生的损失，不包括分工、区别对待事件，以上至少包括一方存在内部人员；外部诈骗——第三方有意的欺诈、不当使用财产或规避条款、法律或公司政策而产生的损失，不包括恶意的损坏；工作实践和环境的安全性风险——不遵从雇佣、健康或安全法律和协议而支付受伤人员费用或由于区别对待从而产生的损失；客户、产品和商业实践风险——由于无意或忽视而造成未对客户(包括信托和恰当性的要求)履行应尽的专业职责而造成的损失，或由于产品本身或其设计而产生的损失；有形资产的损毁——由于自然灾害或其他事件造成的损失，其中包括敌意、蓄意或恐怖行为产生的损失；商业干扰和系统失败——商业干扰和系统失败造成的损失；执行、传递和处理管理风险——交易处理或信息传递和处理失败而带来的损失。
瑞士信贷集团的操作风险是由五大类组成：依据组织、政策／过程、技术、人员和外部而划分的。其中，组织风险源于管理层的更迭、项目管理、公司文化和沟通、责任、分派和持续经营计划；政策／过程风险源于薄弱的过程，如结算和支付、不遵守内部和外部政策规定、产品或客户交往上的失败；技术风险源于软硬件欠缺、其他技术上的失败，如网络或电信，以及违背信息技术安全等；人员风险源于失败的雇主、利益冲突，或其他内部欺诈行为；外部风险源于欺诈或外部机构对本公司的，以及机构及其代表缺乏人身安全。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操作风险分类十分重视并进行了广泛研究。为了使分类更具有操作性，巴塞尔委员会对操作风险按照两个维度进行了分类。
1，按照事件原因或者说是风险因素将操作风险分为七类：(1)内部欺诈——故意骗取、盗用财产或违反监管规章、法律或公司政策导致的损失，此类事件至少涉及内部一方，但不包括性别种族歧视事件；(2)外部欺诈——第三方故意骗取、盗用财产或逃避法律导致的损失；(3)就业政策和工作场所安全性风险——违反就业、健康或安全方面的法律或协议，个人工伤赔付或者因性别肿族歧视事件导致的损失；(4)客户、产品和业务操作风险——因疏忽未对特定客户履行分内义务(如信托责任和适当性要求)或产品性质或设计缺陷导致的损失；(5)实体资产的损坏——实体资产由于自然灾害或其他事件丢失或毁坏导致的损失；(6)业务中断和系统失败——业务中断或系统失败造成的损失；(7)执行、交割和流程管理风险——交易处理或流程管理失败和因交易对手及外部销售商关系导致的损失。
2，依据发生操作风险的业务部门或业务流程环节，将银行业务分为八类：(1)公司金融：兼并与收购，承销，私有化，证券化，研究，债务(政府、高收益)，股本，银团，首次公开发行上市，配股；(2)交易和销售：固定收入，股权，外汇，商品，信贷，融资，自营证券头寸，贷款和回购，经纪，债务，经纪人业务；(3)零售银行业务：零售贷款和存款，银行服务，信托和不动产，私人贷款和存款，投资咨询，商户／商业／公司卡，零售店品牌和零售业务；(4)商业银行业务：项目融资，不动产，出口与贸易融资，保理，租赁，贷款，担保，汇票；(5)支付与清算：支付和托收，资金转账，清算和结算；(6)服务：第三方账户托管，存托凭证，证券贷出，公司行为，发行和支付；(7)资产管理：集合，分散，零售，封闭式，开放式，私募基金；(8)零售经纪：执行指令等全套服务。
上述两个维度的分类共同构成了操作风险分类的7×8矩阵。从上述的各种分类可以看出，尽管不同机构、不同学者对操作风险的分类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基于本国或本机构的特点，从寻找操作风险的成因人手，着眼于方便操作风险管理，这也给我国银行操作风险的分类提供了思路。
二、我国金融机构操作风险分类应遵循的原则
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方兴未艾，而我国的商业银行正处于全面发展、积极参与的阶段，因此与国际银行界通行做法接轨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鉴于此，笔者认为，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分类要遵循三个原则：第一，要充分考虑国际通行的规则和口径，以加强国际间的比较与合作。第二，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能脱离中国的经济背景和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特点。第三，要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分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三、建议采用的操作风险分类
根据上文所述，对我国的操作风险分类提出建议：基本上采纳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操作风险的分类思路，即基于一个二维矩阵方法来对操作风险事件进行分类。对于矩阵的第一维度，笔者认为“事件”维度是最具价值的选择。对于矩阵的第二个维度，可以从组织架构的角度人手，第二维度可称为“组织架构”维度，应选择“产品线”作为矩阵的第二个维度。由于新资本协议给出的风险损失事件类型是8类，产品线有7类，不能体现我国的特殊情况，建议在产品线和损失事件上各增加一类，分别冠以“其他产品线”、“其他损失事件”称谓，以收集我国商业银行具有的但不能归并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分类的银行业务和损失事件，待以后时机成熟时再加以命名。
增加“其他损失事件”、“其他产品线”后，从二维角度出发，就可以获得操作风险分类的8x9矩阵，即共72类操作风险事件。每一个分析单位是矩阵中的一个单元，它代表一类操作风险事件。现代操作风险管理既需要内部数据也需要外部数据。每一个单元中的数据代表一条产品线中一类事件的损失分布状况。我们通过研究每一类事件损失的原因和结果，可以识别各个类别及其相应控制的共同要素。
《金融博览》(月刊)创刊于2000年，是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中国金融出版社主办的金融类期刊。《金融博览》是金融从业人员拓宽金融知识、交流工作经验、述说职场感悟的文化园地。知识性、趣味性、资料性强是它突出的特点。从不同角度反映经济金融、社会生活、工作交流、心灵感受等方面的变化。刊物内容丰富、贴近实际、文章精练，体现阅读轻松的个性。设计美观、全彩色印刷，印装精美。
《财务与金融》是事业单位财会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唯一期刊，形式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多彩，事业单位财会方面的改革，以及实践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为重点，兼顾事业单位投资与理财等，是事业单位交流学术成果和工作经验的理想园地，也是提高业务知识和学习的良师益友。
《金融评论》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国内统一刊号：11-5865/F，国际标准刊号：1674-7690，2009年创刊，旨在通过优秀研究成果的发表推动经济与金融领域的理论探索，并为中国学者走向世界经济理论前沿提供平台。作为中央政府的思想库，中国社会科学院承担着跟踪社会与人文各领域最新动态，探索学科理论，深入研究现实问题并将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的任务。
方法技巧：
1、通过率想要提高的话，必须要将论文的质量进行提高选择一个更加吸引人的题目。
2、千万不要去选择冷门的主题，而且也不要选择一些过激的话题。
3、撰写者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思路，文章当中，每一段都要有存在的价值不要出现太多的白话。
注意事项：
1、在的过程当中要注意文章的质量必须要高原创度必须要高。
一、文献综述
根据对CNKI数据库中期刊论文以及学位论文的搜索，国内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相关性研究始见于2008年赵婧的《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研究》。截至2014年，该领域的研究论文共44篇。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主要围绕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与损失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展开。赵婧（2008）认为高管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这一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我国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存在，但效用不大，容易造成管理层短视行为，影响公司长远发展。高管薪酬在业绩上升时的边际增量大于业绩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量，即为薪酬粘性。郭凯（2009）认为公允价值收益会增加利润而掩饰主营业务的不足，有利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增加，使得个别持有公允价值收益比例较大的公司出现高管薪酬与实际业绩相背离的情况；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拖累企业业绩，但未因此影响到高管薪酬的增长。刘浩、杨尔稼等（2010）发现公允价值计量在增量意义上提高了会计业绩与高管薪酬契约的相关性，正的公允价值变动会带来更多的薪酬，而负的公允价值变动将不会带来薪酬的显著下降。徐经长、曾雪云（2010），韩金红（2011）经实证检验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公允价值收益对高管薪酬影响显著为正，而损失对高管薪酬没有显著影响。周辉与杨静（2012）也发现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与高管薪酬不相关。周林洁（2014）研究结果表明，公允价值变动与高管薪酬之间具有明显的薪酬粘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与高管薪酬正相关，公允价值变动为负时与高管薪酬没有显著相关性，上市公司高管可能通过操纵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来提高自身的收益。除此之外，其余研究也普遍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与高管薪酬没有显著相关性，高管薪酬粘性仍然存在。郑开焰、刘建伟（2013）以我国上市银行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银行利润表中的业绩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薪酬———业绩敏感度不存在增量效应，银行业没有像非金融行业那样表现出公允价值损益对薪酬契约的不对称性，也没有显示出以往研究中发现的薪酬粘性。除开展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及损失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外，学术界还开展了基于企业产权性质、高管不同职位等方面的研究。基于产权性质的研究，发现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高管薪酬存在差异影响；而基于不同职位的高管薪酬研究则从管理层内部不同职位出发来探讨公允价值的薪酬契约有用性，发现不同职位的管理人员，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其薪酬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除郑开焰、刘建伟（2013）专门选择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外，已有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相关性研究的样本选择基本都剔除了金融行业。金融行业（包括银行、保险、券商与信托）与其他行业在涉及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具体业务内容、相关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国家对高管薪酬约束机制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公允价值计量对金融行业高管薪酬的影响不同于其他行业。剔除金融行业这一特殊值，能体现其他行业的平均情况以及大体趋势，为衡量与评价其他行业高管薪酬整体情况提供了相对客观的依据与标准。但是，由于金融行业的重要地位和金融行业业务的特殊性，导致公允价值计量对其业绩影响更为重大，若不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也不能全面反映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针对金融类上市公司深入开展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研究假设与模型设计
（一）研究假设
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中，为了有效对企业管理人员进行激励，高管薪酬一般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企业经营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研究企业经营业绩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时势必要涉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构成企业经营利润的其他盈余项目相比，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更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风险较大。当企业经营业绩上升时，更容易将其归功于管理层的努力，因而人们会认为提高管理层薪酬是合理的。由于高管薪酬除了与相关激励相结合外，还应该受到一定的约束，并且出于保证稳健性、规避风险的需要，对管理层行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根据相关政策指引，薪酬也应随经营业绩的下降而下降，才能体现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因此，提出以下两个假设：假设1：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与高管薪酬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假设2：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与高管薪酬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模型设计
现有研究认为，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规模、股权结构以及行业差异等。因此，为检验金融类上市公司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高管薪酬之间的相关性关系，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采用的研究变量（如表1）以及研究模型，用如下模型进行检验：
三、描述统计与回归分析
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2007年正式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对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适度引入，而2008年金融危机中金融类企业高管薪酬没有随着公司经营业绩的下降而下降，反而升高，有一定的特殊性。同时由于数据库中2009年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数据不全，故本文选取2010—2013年共4年间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A股金融类上市公司（包括上市银行、上市保险、上市券商与信托）作为研究样本，数据均取自CSMAR（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剔除下列异常值：高管薪酬数据缺失的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缺失或为零的公司、停牌的公司，共得到145个样本数据组成全样本。同时将其中63个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正、82个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负的样本分别组成两个子样本进行研究分析。表2是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的结果。对全样本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高管薪酬LN（COM）的均值为15.5997、标准差为0.743，表明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并不大。其他盈余均值为0.1809，最大值为0.85，最小值为-0.0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CFV的平均值为-0.0019，最大值为0.05，最小值为-0.05，与同样影响利润总额的其他盈余相比，则金额相对较小，说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利润中所占的比重小于其他盈余，对利润的贡献也较小。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Frist的最小值为22.44，最大值为97.51，均值为65.8357，标准差为18.7761，说明金融类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差异较大，股权集中度差异明显。公司规模SIZE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30.57和20.35，标准差29.0599，说明金融类上市公司公司规模之间也有较大的差异。资产负债率LEV平均值为0.7073，标准差为0.25682，说明金融类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但差异不大。独立董事所占比重Dir均值为0.35，说明公司独立董事的数量平均约占到三分之一。董事会规模Board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22和5，但标准差为3.67，说明在董事会规模上，金融类公司之间差异较大。表3显示的是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从表3看，对全样本分析，不区分CFV正负以及不考虑其他相关控制变量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CFV）与高管薪酬为负相关关系。其他盈余REA与高管薪酬正相关关系不显著，说明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受利润影响的程度较低。资产负债率LEV与高管薪酬LN（COM）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保持在安全的范围内，企业有足够的偿债能力时，资产负债率越高，高管薪酬就越高。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Dir、董事会规模Board均与LN（COM）呈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董事会规模越大，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独立性越强的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越高。CFV与REA之间呈负相关但并不显著，并且CFV与其他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也不显著。REA与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董事会规模Board显著正相关。此外，其他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较高的相关性。表4是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结论如下：（1）就全样本分析来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CFV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负时，其对高管薪酬LN（COM）的影响较为显著。D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公允价值损益CFV为正或为负对高管薪酬有显著影响。（2）对CFV<0与CFV>0这两个子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当CFV<0时，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的回归系数为-21.485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与高管薪酬是显著负相关的，当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越大，相应的高管薪酬就越低；而当CFV>0时，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估计系数为0.092，但在统计上不显著。纵观全样本与两个子样本，其他盈余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在统计上都是不显著的。从这一角度而言，与已往剔除掉金融行业之后得出的研究结果不同，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不存在薪酬粘性。（3）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控制变量对高管薪酬也有一定的影响。资产负债率与高管薪酬成显著正相关，同时，在CFV<0的情况下，LEV与高管薪酬呈显著正相关，即在安全范围内，在保证企业偿债能力的情况下，企业拥有越高的资产负债率，高管薪酬越高。作为公司治理变量的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First的估计相关系数为-0.003，且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说明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则对高管薪酬约束效果越明显，高管薪酬越低。用董事会规模Board作为公司治理变量，其估计回归系数为0.063，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说明董事会规模越大，公司治理机制越完善，则高管薪酬越高。通过表4的回归结果，证明假设1并不成立，而假设2是成立的。说明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与高管薪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越高，高管薪酬越低，而公允价值收益越高则并不意味着高管薪酬越高。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并不是完全依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其他盈余制定，但高管薪酬随着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的发生而减少。表明现有金融类上市公司薪酬制定机制中，公司业绩对高管薪酬有一定的约束作用。金融类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主要来自于对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金融资产的交易，出于合理薪酬制定机制的考虑，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一般来源于其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并非真实产生的损益，因此，依据该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上升而增加高管薪酬显然是不合适的。同时，金融类上市公司受政府控制程度越高，其薪酬受会计指标的影响就越小，因此，高管薪酬不会出现随着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增加而增加。但由于薪酬约束机制，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表明管理层经营业绩的下滑会使高管薪酬数额减少。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金融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之论文题目：中国上市公司效绩评价体系的探讨
二、金融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之课题研究的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止XX年底，我国上市公司已达到1174家，总股本超过5050亿，其中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328亿，市价总值高达5.55万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8%，约有股民68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40%,资本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据统计，截止 XX年底，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10547亿元，实现利润1519亿元，分别占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32%和63%，国有上市公司已成为我国各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在国有资产质量上，上市公司已成为优良资产的富区，同时上市公司也成为中国人投资的主要领域。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上市公司不仅会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而且会显示出更重要的作用。但也不 可否认，在我国上市公司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上市公司整体业绩下滑，竞争力下降，据资料反映，XX年我国上市公司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为 0.1369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1.0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53%,比上年同期下降22.55%,有151家公司亏损,亏损面为 12.67%，较上年又进一步扩大;二是部分上市公司内部违规现象严重，据了解，XX年有100家上市公司因各种违规问题而受到证监委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查处;一些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严重失真，虚增业绩，大肆圈钱，极大地打击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心;三是二级市场投机行为盛行，一些机构操纵股价，牟取高利，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秩序。为了解决我国上市公司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就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有效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和社会的监督职能，加快建立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机制，全面净化证券市场的环境。要实现这一目标，有效的手段之一是建立上市公司的效绩评价体系。
【关键词】高职院校 金融类专业 校企合作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三五”期间，将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国家相关政策指引的出台，都意在鼓励和推动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发展与探索，从而真正实现职业院校与就业岗位对接，突出职业办学的特色与理念。
一、高职院校金融类专业校企合作的意义
1. 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意义
高等职业院校是以技能型人才为培养目标，注重实践能力与实际操作，而高职院校与经营相关实际业务的企业有一定的脱离。同时高职院校教师往往也缺乏相关岗位的实践经验，在实操性较强的实训类课程中能力欠缺，从而无法突出高职院校学生实操能力的优势，使高职院校毕业生处境尴尬，就业困难。因此只有践行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才能实现高职院校的办学目标与特色，真正发挥高职学生的优势，保证学生的就业。
2. 高职院校金融类专业校企合作的意义
对于高职院校金融类专业而言，该专业在高职院校中属于相对小众的群体，因为该类专业的学习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这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同时该类专业与会计、电梯等专业相比实务性较弱，因此对于该类专业的办学来说有一定难度。同时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十分注重财务安全与保密性，因此金融机构很难为教师提供企业实践岗位，也就很难实现人才培养与岗位的对接，再者由于相关制度的严格限制，许多金融机构的实际业务是无法带到企业外为学生进行模拟实训的，因此高职院校更急需突破重重困境将企业引入教学，培养区别于本科院校具有高职特色的金融类人才。
对于金融企业而言，企业可以更高效、低成本地选择它所需要的员工；可以在高校推广企业的文化品位和企业的知名度以及利用学生在高校中推广金融产品；可以获得高校的人才、技术、科研、培训等多方面的支持，有利于解决企业管理、金融产品营销、员工培训等问题。
二、高职院校金融类专业实现校企合作困境
1. 院校与企业间中介桥梁缺失
目前高职院校内部几乎没有设立专门部门作为中介，为各专业与企业的合作牵线铺路。专业与企业的合作单靠系部个体力量，大部分是动用系部教师私人关系联系企业，难度较大且能力有限。金融类专业试图开展校企合作必须要“跑市场”，而“跑市场”联系到的机构可靠性难以保证。然而可利用的私人关系毕竟有限，大多合作碍于人情，可持续性较差。金融机构方面，现在金融机构迫于业绩的压力都想寻求新的市场作为突破点，而学校就成为他们的目标之一，许多金融机构都试图与高校建立联系，然而由于没有接洽的人员，同时院校也没有主管的部门，因此也错失掉一些机会。
2. 校企合作缺乏成熟系统模式
目前，高职院校都倡导校企合作，然而学校却并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具体系统的规范校企合作的模式，因此金融类专业进行校企合作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由于合作模式的不健全，造成合作中有许多漏洞，而金融机构讲求效益，注重短期利益，一旦合作不能在短期内为他们创造效益，合作很难继续维系。
3.金融机构就业岗位与高职院校学生无法对接
金融机构与企业合作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企业挑选新晋人才，然而目前金融机构就业门槛较高，像商业银行招聘的学历起点就是本科。招聘金融专业高职学生的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证券公司营业部、保险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的销售岗位，而这些岗位人员流动性大，且金融专业女生相对较多，女生在择业上对销售岗位有一定的抵触性，因此通过这种途径进行校企合作阻碍较大。
4.金融行业政策法规制约
金融行业由于其特殊性及重要性，政策法规对该行业的制约条款诸多，许多金融机构的业务无法拿到企业外供学生实践，而像商业银行柜面业务这类直接接触现金的业务，金融机构也不会准许学生进入企业实习接触。因此，金融专业相关授课内容的实习实训开展困难。
三、基于利益双赢原则建立校企合作新模式
合作只有双方都能从中获益才是良性合作模式，合作也才会更长久。因此，在校企合作中，学校在关注自己的合作诉求之外，更要重视企业的利益诉求。金融机构与高职院校合作的目的无外乎两种，一是开拓市场，二是人才招聘。
若是基于第一种目的开展合作，这类金融机构一般接纳不了高职毕业生，或者非在职人员无法进入企业实习，那么第一种模式就是不错的选择。作为院校应该为系部提供一些支持政策，系部能力有限，要想深度开展校企合作，院校层面的支持必不可少。因此院校可以在相关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利用学校的优势为金融机构做一些宣传与营销，也可以允许金融机构针对校园的金融需求开展业务，这样既可以满足学校师生的金融需求，也会大大提高企业的校企合作积极性，学院对于企业的需求也更易满足。
若是第二种合作目的，那么该类金融机构在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可以参与到学校的人才培养中来，企业从业人员可以作为外聘专家定期到学校为学生授课，特别是一些实训课，可以直接接纳学生去企业实践学习，使学生近距离了解该行业，同时也使学校培养的学生更符合企业要求。在学生大三的集中实习阶段，金融机构可批量接纳学生的企业实习，最终在实习生中挑选合适毕业生签约就职。甚至可以发展更深度的合作模式，开展企业与院校的“订单班”合作，学校按企业要求进行授课培养，毕业后直接录用就职。
[关键词] 新升本金融类院校；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方法；人才培养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职业教育学会“十二五”规划课题，课题编号：GG0666。
【中图分类号】 O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9-057-2
高等数学作为高等院校非数学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基础课，它对后续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以及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数学素养的培养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的一部分专科院校升为普通本科院校。这些新升本院校尤其是新升本金融类院校学生的数学基础大部分较薄弱、水平差异也较大，再加上传统的授课方式与授课手段，导致目前新升本金融类院校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效果不容乐观。结合新升本院校学生特点，找到适合的教学方法，提高高等数学教学质量是目前新升本院校的数学教育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
一、 新升本金融类院校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现状
（一）学生的数学基础相对较差，个体差异明显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逐年扩招，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逐年递增。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绩好、综合素质高的学生大多进入了“985”院校、 “211”院校或综合实力较强、办学条件好的普通本科院校，而新升本金融类院校所招收学生的平均综合素质明显比扩招前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要差些，特别是数学、英语这两门课程的基础普遍薄弱。但就这些学生的数学基础而言，一方面落后重本院校学生较多，另一方面个体之间差异也比重本院校学生明显，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在新升本金融类本科院校生源中，个别优秀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学习能力并不一本院校的学生的弱，有一部分学生偏科现象较为严重，还有一部分学生是靠死记硬背或临场超水平发挥考上的，这些都是导致新升本金融类院校学生数学基础个体差异较大的主要因素.新升本金融类院校学生的数学基础普遍较差，个体差异还比较明显，这些都给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二）部分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动力不足
新升本金融类本科院校学生学习目的不够明确，学习动力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1.一小部分学生是由于高考失利而带着抵触情绪升入高校的，或者是对学校名气不满意，或者所学专业不理想，所以积极性不高；2.一小部分学生在远离家长有了自由后将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学习以外的事情上，觉得大学四年能混个毕业证就可；3.部分学生还习惯高中教师的授课方式、授课节奏，希望同一问题能反复演练，对高校课堂教学的节奏、方式很不适应，觉得高等数学太难学了，从而失去了信心和继续学习的动力；4.部分文科生数学逻辑思维能力较差，在对这门课程久学不懂、不通的情况下失去了继续学习的勇气。
（三）教学模式传统化，教与学的矛盾突出
新升本院校办学主要目标是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应用型人才，同时也要兼顾能够进行深入理论研究和高新技术开发的研究型人才的培养，而这两类人才对数学技术开发的研究型人才的培养，而这两类人才对数学知识的需求是明显不同的.新升本金融类院校高等数学的教学的授课内容和教学要求都是统一的，这就造成基础较差的学生觉得授课内容多、程度较深而“消化不了”，容易失去学习信心和动力；而基础较好的学生却觉得内容简单、课堂内容不够饱满而“吃不饱”，容易出现抱怨的情绪。同时，高等数学教材大多重视定理、结论的推导证明、轻实践应用，使得教与学的矛盾更加突出。高等数学课程在的授课内容多，课时有限的情况下，教师的课堂教学基本是教师的“一言堂”，基本是为了完成授课任务而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授课，很难顾及学生的学习情况，长期积累下来导致高等数学课程课堂效果很不理想。
（四）学生自学能力较差
由于大部分学生从小就上各种类型的辅导班，已经习惯了有问题等着教师讲解这种学习方式，懒于思考，久而久之学生的自学能力普遍较差。进入大学后，缺乏了辅导班的学习环境，又缺乏自学能力，逐渐对学习失去了热情。
（五）现有本科教材内容多、难度大
目前，本科高校使用的教材一般从“十一五”规划教材、21 世纪精品教材、国家级获奖教材和教育部推荐的教材中选取。可以选择的教材很多，但多数教材都接近本科数学专业的教材，教材内容过大，抽象性、理论性比较强。教材特点是重视定理的推导证明，轻实践应用。这些教材适合“研究型院校”的学生，而对新升本的“教学型院校”学生来说，内容多、难度大，与后继专业课程脱节严重，容易造成学生“学不会，用不了”的尴尬局面。
二、提高新升本金融类院校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效果的教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