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通过承担金融风险而获得收益，只有拥有足够的资本才有能力应付可能的损失，并确立市场信誉，因此充足的资本已经成为现代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根据对损失的预测能力，可将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损失分为预期损失（ExpectedLoss，EL）和非预期损失（UnexpectedLoss，UL）两大类。通常情况下，预期损失可以通过计提拨备的方法予以弥补，而非预期损失则需要通过持有一定量的资本予以抵御。从广义来讲，商业银行资本分为账面资本、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三种类型[7]，其中账面资本是指财务报表中的所有者权益，监管资本是指监管部门规定商业银行必须持有的与资产状况相对应的最低资本数量（JonesDandJMingo,1998）[8]，经济资本（EconomicCapital）则是指在一定置信水平下一定时间内弥补银行非预期损失所需要的资本水平（CareyM，2001）[9]。新资本协议较大幅度地丰富并改进了各类风险的监管资本计量方法，其中，高级计量方法下的监管资本更加符合经济资本的核心理念，但为了确保计量方法的多国适用性、公平性及可比性，新资本协议监管资本公式忽略个体化差异，同时未考虑组合风险分散化效应。由于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所遇到的最主要风险，其所需要的监管资本占比最大，因此相较于其他类风险监管资本计算方法调整所产生的影响，实施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的影响最大。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监管资本公式采用了渐进单风险因子模型（AsymptoticSingleRiskFactor，AS-RF）和默顿模型（MertonModel）的思想，认为商业银行为覆盖风险暴露的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所必须持有的总体经济资源，应等于该风险暴露的组合风险价值（Var）。在假设资产组合不变性的前提下①，风险暴露的条件预期损失可以表示为PD*LGD，其中违约概率（probabilityofdefault，PD）反映了系统风险因子处于一定保守水平时该风险暴露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违约可能性，违约损失率（lossgivendefault，LGD）为该风险暴露在经济衰退期发生违约时所可能产生的损失率[11]，则非预期损失为：K=[LGD×N[(1-R)-0.5×G(PD)+(R1-R)0.5×G(0.999)]-PD×LGD]×[1(1-1.5×b)×(1+(M-2.5)×b)]（1）其中：函数G（PD）代表采用以PD为参数的标准正态分布逆函数，作为违约门槛。函数G（0.999）代表采用置信区间为99.9%的标准正态分布逆函数，作为系统性因素的保守估值。LGD作为ASRF模型和预期损失的输入参数。1(1-1.5×b)×(1+(M-2.5)×b)为完整的成熟期调整。在统一的模型构建原则与思路下，结合不同风险暴露与系统风险因素相关性差异等特点，针对不同风险暴露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设置了差异化的资本计量公式，因此单笔风险暴露的监管资本需求将取决于其所归属的风险暴露类别以及自身风险参数水平。这也为寻找资本套利策略提供了突破口，因此需要商业银行深入解析监管资本要求（K）与各风险参数之间的相关性，探求监管资本变化规律。图1商业银行风险暴露组合风险价值示意图
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监管资本计量公式解析
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利用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有效期限（M）、违约风险暴露（EAD）等风险参数，较为全面地勾勒出单笔风险暴露所面临的风险，亦将其作为监管资本公式的重要输入变量，以确定所需的监管资本水平。
（一）监管资本要求与违约概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违约概率（PD）是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债务人不能按合同要求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或履行相关义务的可能性。在内部评级法中，PD由商业银行自行估测。在非零售内评体系中，PD是针对债务人自身风险的评估，多受到债务人财务情况、经营特点、系统性风险等因素的影响。在零售内评体系中，PD则是针对债项而言，除了受到债务人自身风险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抵质押品、保证、业务品种等债项因素的影响。从监管资本公式结构来看，PD对监管资本要求（K）的影响最为复杂，不仅仅来自于自身，还来自于资产相关性（R）、期限因子（b）等中间参数，且影响是非线性的，故较难得到K与PD之间清晰明了的数理解析关系。鉴于此，本文采用图形法分析K值与PD之间的相关关系求K与PD之间关系具有一定的共性。K（PD）是PD的非线性上凸函数，在[0,1]的PD取值空间内，K值存在极大值点，所对应的PD为PDK极大值。当PD小于PDK极大值时，K与PD呈正相关关系，即PD越大K越大，而当K大于PDK极大值时，K与PD呈负相关关系。以一般企业风险暴露为例，当LGD为45%，M为2.5年时，该PD接近30%时，K达到极大值0.1991，RW为248.83%，而大部分非违约零售客户违约概率在30%以下，即服从PD越大K越大的规律。值得注意的是，在PD低于PDK极大值时，K随PD变化弹性从富有弹性逐渐变化为缺乏弹性。资本要求K与违约概率PD值之间“先升后降”的相关关系，充分体现了内评法对资本、拨备等风险抵御措施的目标界定。当违约风险足够高（即PD大于PDK极大值）的时候，风险暴露所蕴含的风险基本可被预测由拨备所覆盖，体现为预期损失PD*LGD，相应地无法被预测的非预期损失会随PD的增加而减少，体现为监管资本要求（K）的逐步下降。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采用主标尺进行PD估测，即将PD∈[0,1]的取值区间划分为若干个风险级别，用各区间平均PD作为该级别所有债务人的PD值进行监管资本计算，由于PD较低时，K相对于PD的变化是富有弹性的，所以应尽可能细化低PD风险级别划分规则，减少因级别平均PD替代债务人真实PD而产生的资本耗费。同时，在非零售内评初级法下，合格保证的风险缓释作用表现为保证人PD替代债务人，即在满足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将债务视作合格保证人的债务，采用较低的保证人PD替代债务人PD计算监管资本需求，因此选择低风险的保证人是获取资本套利的有效途径。
（二）监管资本要求与违约损失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违约损失率（LGD）是指债务人（或债项）违约后所产生的损失比例，即违约损失率=1-违约回收率。在非零售内评初级法下，LGD由监管给定，高级债权LGD为45%，次级债权LGD为75%。在非零售和零售内评高级法下，LGD由商业银行自行估算，可考虑抵质押品、保证、经济环境、业务品种等因素。以非零售风险暴露监管资本（K）公式为例，计算K与LGD之间的一阶导数、二阶导数，并绘制K与LGD相关关系图①。dKdLGD=[N(11-R×G(PD)+11-R×G(0.999))-PD]×{}11-1.5×b×1+M-2.5×b>0（2）d2KdLGD2=0（3）从公式（2）、（3）和图3可知，各类型风险暴露的监管资本要求K相对于违约损失率LGD单调递增，即LGD越高，K值越大。对于同类型风险暴露，单位LGD变动带来相同绝对量的K值变动，但对于不同类型风险暴露，资本要求K与LGD的弹性略有差异。相比较而言，金融机构风险暴露K相对于LGD的弹性>一般企业风险暴露K相对于LGD的弹性>中小企业风险暴露K相对于LGD的弹性>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暴露K相对于LGD的弹性>其他零售风险暴露K相对于LGD的弹性>合格循环风险暴露K相对于LGD的弹性，即单位LGD变动给金融机构风险暴露K值所带来的影响高于给一般企业所带来的影响，该原理可以此类推。在很大程度上，PD是用来衡量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债务人自身风险的，LGD则是衡量以抵质押物为代表的“第二还款来源”风险的。与权重法相比，内评法更大范围的认同第二还款来源的风险缓释作用，而且在高级法和初级法下处理方式略有差异，总体来看，高级法下商业银行具有更大的灵活度，可认定的合格风险缓释品范围更广，且合格保证的缓释作用可体现在PD上亦可体现在LGD上。因此，在高级法下，合格风险缓释品所能提供的监管资本套利空间更大。
（三）监管资本要求与有效期限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债项期限（M）是较为重要的业务风险评估因素，通常情况下，业务期限越长所面临的业务风险和波动性越大，所需消耗的资本也有所提升。为了体现期限对业务风险的影响，在非零售风险暴露的监管资本要求（K）公式中引入有效期限（M）作为模型参数。在非零售内评初级法下，除回购交易类业务
（四）不同类型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要求的系统性差异
考虑到各风险参数、系统性风险、成熟期调整等对不同类型风险暴露业务风险所产生影响的差异性，信用风险内评法设定了差异化的监管资本（K）公式和相关性（R）公式，使得即使在相同风险参数情况下，不同类型单位风险暴露所消耗的监管资本各不相同底层平面最远的曲面代表金融机构风险暴露，第二远的曲面代表住房抵押贷款，第三远的曲面代表一般企业风险暴露，第四远的曲面代表中小企业风险暴露，第五远的曲面代表合格循环零售风险暴露，离底层平面最近的曲面代表其他零售风险暴露。
1.资产相关性（R）公式的差异性作为内评法监管（K）公式的重要中间变量，不同类型风险暴露的相关性（R）公式略有不同，以体现不同类型风险暴露与宏观经济之间差异化的相关性。首先，吸取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为了防范金融机构与宏观经济之间高相关性所潜在的巨大风险，部分缓解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窘境，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风险暴露设定了严格的、惩罚性的相关性计算公式，即以一般企业风险暴露资产相关性公式为基础，乘以1.25的惩罚性倍数，使得在相同风险参数情况下，金融机构风险暴露K高于其他各类风险暴露K。其次，由于中小企业单笔风险暴露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弱于一般企业，故以一般企业风险暴露相关性公式为基础，予以一定程度的规模优惠，且规模越小优惠幅度越大，使得在相同风险参数情况下，中小企业风险暴露K低于一般企业风险暴露K。再次，在相关性（R）公式中引入差异化的K-fac-tor，其中非零售风险暴露R公式中K-factor为50大于零售的35，K-factor越小，R随PD增加而递减的速度越慢。最后，区别对待不同类型零售风险暴露的相关性问题，给予资产高度分散的合格循环零售和其他零售风险暴露较低的R，而给予高度依赖于房地产市场和宏观经济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较高的R，以至于在LGD相等且PD较高的情况下，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资本要求甚至会超越一般企业风险暴露的。
2.监管资本（K）公式的差异性从监管资本（K）公式自身结构来看，仅区别对待非零售和零售风险暴露，即在非零售风险暴露中K公式考虑期限调整因子，在M∈[1,5]的取值空间内，期限调整因子为保守性调整，与违约概率（PD）、有效期限（M）相关，且M越大，期限调整因子越大，即有效期限越长保守性调整幅度越大。坚持“风险越高的业务所需监管资本越多”的核心原则，内评法监管公式不但给予不同类型风险暴露差异化的监管资本公式，以区别对待业务风险与监管资本需求之间的影响关系，而且不同类型风险暴露之间平均风险水平的绝对差异，也会对各类风险暴露的监管资本总需求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以非零售风险暴露为例，在通常情况下，银行风险暴露平均风险水平<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暴露平均风险水平<一般企业风险暴露平均风险水平<中小企业风险暴露平均风险水平，对于平均风险水平较高的风险暴露而言，较高的平均风险水平完全有可能会侵蚀掉监管资本公式给予的资本优惠。因此，在内部评法级下，下大力气加强风险管理，提升“识别风险、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的能力，降低业务总体风险水平，是获得监管资本套利的最根本途径。
三、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下监管资本套利策略建议
综上所述，由于在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下，监管部门制定了不同类型风险暴露差异化监管资本计算公式，将体现单笔风险暴露特点的风险参数作为参数输入模型，因此为商业银行保留了监管资本套利的可能。在资本日益稀缺的市场环境中，商业银行应在确保所持有监管资本能够抵御经营风险的情况下，采取较为灵活的策略方针，获得监管资本套利优惠不失为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重点可考虑以下措施。
（一）积极推进内评应用，推动监管资本管理目标与业务发展方向的协调统一
在内评法下，商业银行监管资本需求与资产结构、平均业务风险水平紧密相关，为了取得监管资本管理目标与业务发展方向的协调统一，商业银行应积极推进内评风险参数在信贷全流程的使用，以风险水平为重要参考因素，执行差异化的准入、授信审批、贷款定价、绩效考核、限额、信贷、贷后管理等政策，促进行内资源向“高风险收益，低资本消耗”的业务倾斜，通过提升优质客户占比、增加合格风险缓释品比例、减少中长期业务占比等方式，有效降低业务风险，获得监管资本的节约。
（二）优化资产结构，促进零售业务和中小企业业务发展
考虑到各类资产风险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差异，在相同风险参数水平下，监管部门给予资产分散度较高的零售业务、中小企业业务一定程度的资本优惠，而对系统性风险较高的金融机构业务予以本惩罚。鉴于此，商业银行在完善风险控制手段的前提下，要不断优化资产结构，降低金融机构业务占比，提升零售和中小企业业务占比，将开展零售和中小企业业务所获得的监管资本套利优惠切实转化为竞争优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权重法下银行业务被赋予较低的风险权重，这与内评法的资本惩罚有较大差别，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商业银行采用内评法计量其所开展银行业务的监管资本需求时，会较权重法计量结果出现一定程度的资本浪费。
（三）以组合管理模式积极推进微型和小型企业业务发展
依照内评法要求，若商业银行采用组合方式管理符合标准的微型和小型企业业务，可将其作为其他零售风险暴露计提监管资本，在相同风险参数情况下，此举可大幅节约资本。因此商业银行可通过开发微型和小型企业业务组合管理工具，制定组合管理政策，设置组合管理流程等方式，完善组合管理模式，积极推进微型和小型企业业务发展，在不断提升管理水平的同时，获得较大规模的监管资本套利。
（四）提升合格风险缓释品的覆盖比例
更大范围地认同合格抵质押品、保证等风险缓释品对业务风险的降低作用，是内部评级法的一项较大改进。为了充分挖掘内评法此项改进所带来的资本套利空间，商业银行应下大力气提高风险缓释品的监管合格率及有效覆盖率，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大力气。一要加强风险缓释工具的内部管理，努力缩小抵质押品的业务合格性与监管合格性之间的差距，最大可能地在业务层面和资本层面均发挥抵质押品的风险缓释作用。二要将风险缓释品合格性认定监管标准提炼成可操作的业务规则，并辅以详尽的制度和系统实施方案，提升监管合格的可执行性。三要加强培训宣导，引导一线业务人员在业务可行的情况下，优先选择满足监管合格性认定条件且缓释效率较高的风险缓释品，同时尽可能避免房地产及其他抵质押品价值与对应风险暴露价值的比例低于最低抵质押率的情况。四要加强对风险缓释品的合格性认定信息、风险缓释品与债项对应关系的收集及系统记录，防止出现因无法进行合格性认定、确认对应关系等原因，导致风险缓释品不能发挥监管资本节约的作用。
（五）设置合规且有效的合格风险缓释拆分规则
作者：程文琴 章复湘 张如 单位：二炮总医院感染控制科
感染控制科人员对上报信息进行管理（1）报卡数据消重：可在指定时间内筛选出姓名、性别相同（并可附加病种、出生日期条件）的卡片，经浏览确认后将重复卡片标记为重复卡，重复卡将不进入后续工作流程。（2）卡片浏览审核：选择指定日期，显示该时间段的传染病报告卡，其中包括该时间段医师填报的卡片及医师订正的卡片，双击筛选出记录，会打开传染病报卡浏览页面，通过查看详细信息确认完整、准确后完成审核。（3）报告卡打印：设置打印功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报告卡》形式对传染病报告卡进行打印。（4）数据导出：导出的传染病报告卡数据将被直接生成Excel文档，可按日打印直接作为传染病登记本保存。（5）统计分析：可对选定时间内传染病疫情进行种类、数量、发病率等数据的统计分析。（6）漏报查询：可选择时间段进行漏报查询，对门诊、住院患者诊断中含有传染病关键字，而没有上报传染病记录的患者信息自动查询，以达到发现漏报的功能。（7）关键字自定义及维护：用户可自定义传染病关键字，对模糊匹配的传染病进行数据维护。可随时对属于传染病范畴的需要监控的疾病名称进行维护修改，以应对国家疾病报告监测系统可能针对疫情形势对法定上报传染病种类进行调整。
一旦发现有疫情聚集趋势，即可采取有效预防控制措施，防止态势的扩大。降低了传染病漏报率、迟报率，提高了报告及时率系统会对医师填写的“诊断”进行收集和自动鉴别，发现疑似或符合传染病诊断时主动提示医师是否上报并进行上报。这种主动提示功能强化了医师报卡意识，降低了传染病漏报率和迟报率。提高了传染病报告卡填报质量系统通过与医院信息系统共享部分数据，保证了患者信息数据的准确性，并且通过设置必填项目，杜绝了手工报卡字迹不清、填写项目不全等现象，提高了传染病报告卡的填写质量。提供了疫情数据分析平台该系统的应用为医院疫情分析提供了数据分析平台，能将既定时间段内的传染病疫情种类、例数、累计数及科室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结果一目了然，计算机的高速、准确运算，省却了人工逐项计算的麻烦，避免了人工计算可能出现的错误，保证了疫情数据的准确性，为医院传染病疫情防控提供了有效信息。
提高了传染病信息管理工作效率以传染病电子报告卡取代原有的传染病纸质报告卡，取消感染控制科人工收卡环节，提高了报卡效率，增强了时效性。根据电子报告卡内容自动生成“传染病登记本”信息，减少感染控制科整理卡片和日常下科检查的工作量，并能对已报的卡片进行审查、修订和删除。医院传染病信息管理系统可实现数据集中管理，杜绝了手工报卡字迹不清、项目不全、传递过程中卡片丢失或重复报卡现象，降低了失误率，在减轻临床医师和感染控制科人员工作负担的同时，能使传染病信息报告工作更加方便快捷，信息报告质量更加准确无误，信息报告流程更加规范完善，能主动提示医师进行信息上报，增强医师上报意识，减少漏报和迟报的发生，最终使传染病信息报告及时率、准确率得到有效提高。避免了系统使用前由于宣传培训不够深入、报告制度不健全、诊断检查不合理等原因引起的漏报、迟报、重报现象，规范和完善了传染病的上报管理，为医院控制传染病疫情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进一步提高了医院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水平。目前传染病管理信息系统应用效果显著，但是如果能与国家疾病监测报告系统实现无缝对接，将使疫情管理信息化更加完善。目前疫情管理人员须将院内电子报告卡逐一向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进行重新录入，既增加了工作量，又可能因二次录入增加了漏报、错报和迟报的风险。如果国家疾病预防控制系统能建立开放接口，医院就能将审核后传染病信息报告数据打包上传，提高了传染病管理工作的效率［4］。
一、水利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依据
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基础制度。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200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基本原则，强调了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从完善行业信用记录、加快信贷征信体系建设、培育信用服务市场、完善法律法规等多个层面指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方向。
2005年8月，建设部提出了《关于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意见》，围绕着信用体系建设“一个指导思想，二者同步推进，三方协调配合，实现四个统一”的基本思路提出了加快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具体要求。
二、水利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中面临的问题
2004年9月，水利部了《关于建立水利施工企业监理单位信用档案的通知》，决定建立水利市场主体及相关执(从)业人员信用档案，部分水行政主管部门也陆续开展了水利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目前，水利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已初具规模，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
(一)信用的信息管理、评价等缺乏统一的标准
水利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起步时间不长，水利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的征集、披露和管理以及水利建筑市场信用等级评价标准、程序等均缺乏行业性的规范。建设部于2007年颁布了《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和《全国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水利部正在起草水利行业相关的办法和标准，目前尚未正式颁布实施，造成水利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信息收集、整理、评价等暂时没有统一的标准，给此项工作的全面开展和积极推进带来了一定困难。
(二)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
目前，全国水利行业缺乏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水利部、流域管理机构和各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的信用档案无法做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也无法形成“一处守信、处处得益，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的联动机制。
(三)信用奖惩措施缺乏法规依据
从监管方面来看，对于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单位和企业如何处罚缺乏必要的法规依据，没有形成有效的诚信激励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市场不能有效发挥对市场各方信用状况的约束作用，使得建立市场信用体系的初衷无法实现。
(四)市场各方对信用的认知度较低
由于信用奖惩措施未有效落实，市场各方普遍忽视对信用体系建设的参与和重视，部分市场主体对信用体系建设的相关规定不清楚，没有形成知信用、守信用、用信用的良好氛围。
三、完善水利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全面建立水利建筑市场信用档案
根据水利行业特点，尽快制定水利建筑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和评价的统一标准，规范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水利建筑市场主体、行业组织和行业主管部门应根据职责分工，完整、准确、及时地提供、记录行业主体在水利建设活动中的信用信息，建立和完善信用档案。
(二)加快构建水利建筑市场信用信息公开共享平台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积极推进市场信用记录信息共享，在确保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加大信用信息的开放力度，实现信用信息依法公开。在科学划分信用等级的基础上，定期经过认证的水利建筑市场主体诚信信息，方便全社会了解各市场主体的诚信情况。
(三)积极培育信用服务市场
在水利工程建设的招标投标、日常监管、评级评优及企业资质认定等工作中，按照规定使用水利建筑市场主体信用记录，扩大信用评级、信用报告等信用信息的使用范围，培育和形成市场诚信的产品需求。
(四)逐步健全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机制
制定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相关规定，切实加大对失信市场主体的惩戒力度，依法实行经济处罚、降低或撤销资质、吊销证照等惩戒方式，限制其市场准入，对其生产和经营行为实行跟踪监督，并对失信者特别是进行商业贿赂的市场主体及时予以曝光。大力鼓励守信行为，在招标投标、评级评优等活动中优先选择信用良好的企业，给守信者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
关键词 信息工程监理 风险管理 需求管理
中图分类号：TP3 文献标识码：A
1信息工程监理概述
1.1 信息工程监理
信息产业部颁发的《信息工程监理暂时规定》中指出，信息工程监理是指依法设立且具备相应资质的信息工程监理方，受到建设方委托，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信息工程监理合同，对信息工程项目实施的监督管理。根据国内信息工程监理的实践情况，信息工程涵盖网络工程、软件工程、计算机工程、通信工程、结构化布线工程、系统集成工程以及有关计算机和信息化建设的工程及项目。
1.2 信息工程监理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技水平的进步，信息化将成为企业的发展趋势。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作化”的发展战略下，利用信息化走高科技、低消费、少污染、高效益的新型工业化路线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信息工程监理是随着信息工程的发展而出现的新事物，最早的信息工程监理来源于传统的建筑工程监理，随后结合信息工程自身的特点，加以改进，并逐步发展。
1.3 信息工程监理现状与问题
目前通过“三控两管一协调”的监理理论对信息工程进行监理，通过质量控制、进度控制、资金控制，合同管理与信息管理，以及组织协调对信息工程监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还存在一些问题。大多数建设方自身并不具备对信息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能力，这就使得建设方与承建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因此很难保证信息工程建设的质量与效果。
1.4 信息工程监理与软件工程
由于“软件危机”的产生，迫使人们研究改变软件开发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从此进入了软件工程时代。信息工程监理的目标与软件工程相似，都是为了更好地开发与维护软件。因此，信息工程监理可以参考软件工程的理论与方法，逐步系统化、条理化。
2基于软件工程方法的信息工程监理
2.1 基于软件工程方法的信息工程监理的内涵
借鉴软件工程的理论，尤其是其阶段的划分以及工具的使用，丰富了信息工程监理的理论与方法。在“三控两管一协调”的基础上增加了 “风险管理”与“需求管理”，使之成为“三控四管一协调”。 通过借鉴软件工程的方法，信息工程监理理论得到了丰富与完善。信息工程监理框架分为四部分，分别是监理对象、监理内容、监理阶段以及监理的支撑要素等。
2.2 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在“三控”中位于首位，是进度控制、资金控制的基础。只有先做好质量控制，才能保证项目的质量。然而目前的质量控制没有细分控制点，质量控制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因此，借鉴软件工程方法，通过审宋牡怠⑸蟛椴馐浴⑸蟛橛没手册、组织评审、招标监督等对信息工程进行质量控制。
2.3 进度控制
进度控制是对项目进度实施与项目进度变更所进行的管理控制工作。在信息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往往进度是最难控制的。借鉴软件工程中进度控制的理论与方法，对信息工程监理中的进度控制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进度控制主要任务是项目设计阶段的计划审核、项目施工阶段的进度检测与纠偏等。
3信息工程监理中的风险管理和需求管理
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通过前期识别风险，然后再将风险标识出来，进而进行风险预测，并采取措施规避风险。
需求管理。需求管理对于整个项目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前期工作。需求管理也会直接影响到质量控制、风险管理等。
4总结与展望
4.1 总结
本论文引入软件工程的思想，软件工程方法把整个软件生产过程大致分为需求分析阶段、设计阶段、实现阶段、确认阶段、支持阶段。信息工程监理借鉴软件工程的思想，分阶段的对信息工程进行监理，从而细化监理内容，更好地保障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
4.2 展望
信息工程涵盖范围极广，包含计算机工程、网络工程、通信工程、结构化布线工程、智能大厦工程、软件工程、系统集成工程以及有关计算机和信息化建设的工程。由于受时间、研究条件等的限制，本论文研究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论文的结论在信息工程的其他领域是否也具有可行性、能否推广是值得研究的。在分阶段对项目进行质量控制、进度控制、资金控制方面，没有十分科学的方法与行业规范，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此课题：一是可以选择信息工程涵盖的其它领域进行研究。二是可以更深入地研究分阶段的质量控制、进度控制、资金控制的方法与措施。三是可以将更多成熟的测试、评价等量化技术应用到信息工程监理中。
参考文献
[1] 肖维.浅析我国的信息化建设[M].科学出版社，2009.
[2] 宋振晖.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知识体系[M].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
[3] 白思俊.现代项目管理[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关键词] 政府监管 会计信息质量 博弈 公司
一、引言
面对愈演愈烈的会计信息失真及其严重的经济后果,世界各国都作出了积极回应,不仅在学术上加以探讨,而且在实践中加以治理,促进了监管改革和会计规范体系的进步。然而,监管制度建设与监管执行效果之间的始终存在着差距,接连不断的会计舞弊恶性事件对会计监管提出了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会计学的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真知灼见,形成丰硕的理论成果用于指导实践。从会计信息质量标准的界定到会计规范体系的完善,从会计信息失真原因的理论分析到舞弊动因模型的构建,从会计监管模式的选择到诚信教育体制的建立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随之而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构筑一个更有效的会计信息质量政府监管机制,从而更加规范会计信息的生产与披露。因此,本文基于博弈论角度对现行公司在政府监管下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重新审视,然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政策性的建议,这对于提高我国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政府监管部门与公司之间的博弈分析
政府监管下的会计信息质量博弈分析中,博弈双方(决策主体)是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都是风险规避者,有着各自的利益驱动,各自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无论是政府监管部门,还是公司,在进行违规操作、会计造假时,都会考虑“预期收益”与“败露成本”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察到“预期收益”远大于“败露成本”,即使违规、造假是有风险的,他们也会成为坚定的“风险偏好者”。下面我们基于博弈论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模型设计:
1.存在两个博弈方即公司和政府监管部门。公司有造假账和不造假账两种策略选择,监管部门有监管和不监管两种策略选择。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潜在策略选择,并且双方都有一致的理性来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2.假设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当发现公司造假账时,可采用没收额外所得、罚款等措施,同时要付出监管成本。公司不造假账时,如果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监管部门需要付出成本,但没有收益(这是职责内的事情)。
3.假设监管部门不实施监管,公司不造假账时,可获得灰色收益或闲暇收益。但在公司造假账时,而政府监管部门不监管时,可获得灰色收益或闲暇收益,但也有损失(如行政处分及声誉损失等)。
4.假定只要公司造假账,监管部门监管就能发现。
5.假设c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成本,监管部门不实施监管可获得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为r,r1表示公司不造假账时取得的正常收益。r2表示公司造假账时所取得的不正常收益,f表示公司造假账时被查处后受到的罚款,s表示公司造假时未被查处时给政府监管部门带来的损失(比如监管部门的声誉损失及经济处分等)。
6.假设θ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β表示公司造假账的概率,
л政府(θ,β)和л公司(θ,β)分别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的期望效用函数,
从而构造博弈局势如表1:
从表1中可见,政府监管部门有两个纯战略:监管、不监管;公司有两个纯战略:造假账和不造假账。我们假定为了激励公司不造假账时,监管部门对造假账公司的处罚足够大,使得r -s<-c + r2 +f成立,从而上述的博弈中没有纯战略纳什均衡。所以,我们只需考察这个博弈中是否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即可。由上述局势可得:
从上述效用函数推导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结论:
结论一:公司造假账概率(β)同监管成本(c)、监管部门不监管得到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r)成正相关,而与对公司的违规处罚(f)、公司违规而监管部门不监管时的损失(s)以及公司的违规时得到的不正当收益(r2)成负相关。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目标自然是降低公司不造假账的概率。从(1)式中可知,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越高,或者监管部门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越高,公司越倾向于造假账,因此我们应采取有力措施降低监管成本,降低监管部门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从而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公司造假账的概率与公司造假账时受到的处罚或监管部门不监管而公司违规时的损失以及公司违规时的不正当收益负相关,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公司违规时受到的处罚,加大监管部门不作为时的各种处分,从而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
结论二: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θ)与公司造假账的收益(r2)成正相关,而与公司受到的违规处罚(f)负相关。由(2)式可以看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与公司造假账的收益成正相关,即公司造假账时所得越多,公司越容易违规,越需要监管部门的监管。实施监管的概率与公司受到的违规处罚负相关,也就是说如果对公司的违规处罚较大,公司的期望收益降低,从而公司造假账的概率就变小,从而可以适当降低实施监管的概率。
三、基于博弈分析的政策建议
要治理我国目前较为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基于上述博弈论的分析,关键在于应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和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使得r-s<-c +re +f成立,从而使双方达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1.对于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的建议
(1)增加公司的造假账成本f,就是要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执法机制。我国《会计法》、《刑法》对会计造假者虽有给予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规定,但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监管、执法的主体和手段不够明确,处罚较宽松,唯有加大处罚力度,使“造假成本”远高于“造假收益”,使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才能有效地打击会计信息造假。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迫使公司在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过程中放弃造假的念头。
(2)呼吁专家学者们多开展会计监督理论研究,为会计监督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会计监督工作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会计监督理论研究,作为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特别是两大准则体系国际趋同之后,会计监督工作应如何应对,非常值得理论界研究探讨。这需要各位专家学者今后更多地对会计监督理论进行系统深人的研究,为会计监督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3)加强会计信息的外部审查和监督,完善会计信息质量监督体系。各企业领导人必须对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另外,各级政府部门要严格依法实施监督职能,最后要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建立和完善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制定合理审计收费,对那些不能公正执法、出具虚假审计报告、丧失独立性的机构和人员,要严格处理,从而提升注册会计师的信誉以及会计信息的可信度。
(4)优化公司治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各企事业单位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会计法》,严格执行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规定,切实规范会计核算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其次各企事业单位高度重视内部控制建设,将其作为公司治理的关键环节,同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为进一步加强管理、防范经营风险和控制舞弊行为发挥重要的作用。
2.对于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的建议
(1)同样是增加公司的造假账成本f,使“造假成本”远高于“造假收益”,使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迫使公司在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过程中放弃造假的念头,同时加强对政府监管人员玩忽职守的处罚力度。
(2)健全政府监管部门的委托机制。在对公司的监管过程中,由于监管者拥有的信息是不完全的,监管者也可能判断失误,不能兑现它的承诺;此外监管行为是政府行为,监管者具有很强的政治动机,有追求其政治利益的冲动,不可能任何时候都公正。也就是说,监管行为作为一种行为,会存在道德风险,其行为并不必然与委托人(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一致,监管行为的实际结果并不一定与监管目标一致。监管权力作为一种公共权力,一方面在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的条件下,不可能消除利用监管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可能,难以避免监管腐败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监管者的付出与其所得的回报不对称,势必会打击监管者的积极性,从而弱化监管的实际效果。所以,从激励角度看,需要通过最优监管契约的设计,建立监督、考核监管者的体系,形成激励与监管相容的机制;并且,要制定更加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使监管者的个人努力更好地与监管目标结合在一起。
四、结束语
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一直是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公司会计信息失真,尤其是蓄意的造假行为已经成为社会的公害,所以应对其加强治理。然而治理虚假的会计信息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事情,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是一项涉及多个方面的系统工程。政府监管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是保证会计工作有序进行的必要手段,也是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必要保证。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知:只有利用有效的措施来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和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使得r-s<-c +re +f成立,才有可能使得政府监管部门与公司之间达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参考文献:
[1]郜进兴 林启云 吴溪: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十年回顾[j].会计研究.2009(01), 27-35
[2]徐贵丽: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博弈论观点的分析[j].英才高职论坛.2008(05), 42-44
[3]周延 徐迎德:基于博弈视角的银行监管制度设计[j].金融改革.2009(08), 27-32
[4]付小平:企业管理层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博弈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09(08), 53-54
【关键词】银行治理；风险信息披露；欧洲银行
一、风险信息披露的理论背景
金融风险信息的披露是提高市场效率的一个重要机制，另外巴Ⅱ中也强调了信息披露对市场约束的重要性。许多文献显示披露更多综合风险信息的银行具有更高的资本缓冲和更低的违约风险。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银行的风险披露被强调作为一种避免银行危机的有效工具。早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报告质量中银行的规模、杠杆率、基本风险、盈利能力以及资本充足率等因素的效应，并没有研究银行治理、管理、监督对风险报告质量的直接和联合影响的文献。然而理论、管理者壁垒、合法性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都说明了银行部门强大的管理和严格的监督以及银行治理水平都可以影响管理者披露风险信息的决定，
因此，本文应用这些理论进行了理论推导。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给出了银行的利益相关者、管理者、监督者、和其他相关的政策制定者推进市场效率和市场约束的方法，即应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治理机制加强银行的风险信息披露。
二、银行治理、管理、监督和风险信息披露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通过一连串理论来解释银行业中银行治理、监管、监督如何影响风险信息披露质量。在下文中，我们将从组织社会理论（即合法性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来解释银行业中风险信息披露问题。
1.银行准入限制
实行严格要求才能获得银行牌照，可能会阻止新的国内和外资银行进入国内银行业从而缓解当前和预期的银行业竞争（巴特等，2001）。因此，竞争越小，银行利用外部金融的成本更低。从而促使银行管理者加强风险信息披露的质量的激励减少。此外，在银行业运用组织社会理论，我们发现竞争强度的降低可能会进一步削弱银行管理层采用风险披露来支持本银行声誉的激励。
2.外部董事占比与第一大股东持有股比例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外部董事有专业知识，声望和使能够使他们公司与外部环境联系起来。此外，理论也认为外部董事在监督管理层行为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有更高比例的外部董事有可能产生有效监管以及增加企业的信息透明度。
公司披露的市场估值和业绩与股东获得财富相关联，大股东有较强的激励监督管理机构和管理层的效率。在银行业中，在第一大股东持强投票权是很容易影响银行经理所采取的战略决策和投资项目。因此，如果现任银行经理并没有切实履行职责，那么第一大股东可能会激活他现有影响力的投票权，并改变低效率的银行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较强投票权的第一大股东代表有效监控外从而迫使银行管理层提供更高质量的风险披露。
3.高管持股和政府持股占比
鉴于银行业内部和外部复杂度和高的信息不对称性，管理防御理论在解释银行高管风险披露决策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管理防御理论认为管理者可以有效地利用外部监控，集中股权可能对公司长期市值适得其反。因此，管理者更有可能通过减少披露最大化私人利益。审计委员会对提高财务报告质量、打击财务报造假、加强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方面相当重要。此外，主动审计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履行其治理和监督责任。另外，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06年）强调了审计委员会在银行的有关的信息披露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组织社会理论，银行监管，最大股东和政府的大股东都可能被看作是银行管理者信息披露决定的外部监管者。 因此，他们是最有可能在加强银行风险披露质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银行监管者作为外部监管者和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方能够更好地减轻银行高管减少风险披露水平的激励。
三、结论
研究表明拥有较高比例外部董事、较低的高管持股、集中的外部非国有股，以及活跃的审计委员会和符合规章制度促进银行竞争的操作（也就是说放松银行准入标准）的银行可以提供更高的操作风险披露质量的证据。同时发现银行监督者提高ORD质量的程度是与高管持股的交叉作用成正相关的，与银行外部非政府持股的集中度成负相关的，研究结果建议可以通过加强银行监管者的独立性和政府权力（比如说成立独立的专业的国家委员会或者任务小组来对支柱三的披露进行监督以及提供建议 ），或者通过雇佣外部董事以及提高审计委员会的活跃程度来提高ORD的质量，建议银行监管者应该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提高高管持股比例以及分散外部非政府投票权方面。同时结果支持银行和监管机构进行合作，从而进行更有效率的监管，也支持降低银行准入要求，以提供一个更加公平和透明的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1]Oliveira， J.， Rodrigues， L. L.， & Craig， R. （2011a）. Risk-related disclosure practices in the annual reports of Portuguese credit institutions： An expl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Banking Regulation， 12（2）， 100C118.
[2]Oliveira， J.， Rodrigues， L. L.， & Craig， R. （2011b）. Voluntary risk reporting to enhance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Evidence from Portuguese banks. Journal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Compliance， 19（3）， 271C289.
[3]Woods， M.， Dowd， K.， & Humphrey， C. （2009）. Market risk reporting by the world’s top banks： Evidence on the diversity of reporting practice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harmonization. Spanish Accounting Review， 11（2），9C42.
关键词：电力行业；电力监管；监管会计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202-01
1、引 言
长期以来，我国电力监管主要是从经济学和法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监管会计作为一项亟需监管理论指导的工作，却一直游离于监管学说之外。可以看到电力监管中的内容为：电力产业进入与退出的监管、价格监管、市场结构监管、财务与投资监管、市场秩序监管，这些监管在事实上都离不开基于会计的监管活动，但监管会计制度和电力市场的结合目前在我国一直缺乏研究，这使得电力监管在理论上与监管会计制度缺乏衔接，理论的缺乏也就导致了实践上的举步维艰。
电力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外电力监管的发展实践表明，电力监管机构在对电力企业进行监管的过程中，有效的监管会计制度是其关键一环。可以说，凡经济发达、电力监管制度完善的国家，其监管会计制度必然是有效的；凡电力市场秩序井然、会计信息被广泛应用的时期；其监管会计制度也必然是得力的。建立一套有序的、切合中国实际的电力监管会计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广阔前景。
2、电力行业与监管会计的关系
电力行业属于垄断性行业，垄断性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可以利用垄断权制定垄断高价以取得垄断利润，为了防止垄断性企业获取垄断利润，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电力行业实行电力监管。有效进行电力监管的基础是获得全面、真实的成本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我国电力企业目前主要执行一般企业通用的会计制度，按照该制度进行的会计活动不能提供符合电价监管需求的成本信息，不能满足电力监管机构对电力企业监管的需要。要想治理电力企业虚假的会计行为和不真实的会计信息，不仅要有传统意义上的会计监督，更要有与电力行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意义上的监管会计制度。电力行业监管会计制度是指以矫正和改善电力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问题为目的，监管机构对电力企业会计行为进行干预、管制和引导的准则和规范。
电力行业监管会计制度这一理念，是立足于电力行业和会计这两个领域来阐述监管问题的。这一理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层次的逻辑关系：一是电力行业和信息披露制度的“血缘”关系；二是信息披露制度和会计信息的天然联系。
电力行业中的信息包括发电成本、输配电成本、购售电价格、电量、供求关系、网损、输电网络阻塞状况和机组检修情况等各种信息。这些信息以及披露这些信息的制度深深地影响着电力行业的市场效率、监管成本和市场公平性。若电力市场中的信息披露不完全甚至有误，例如发电商获得了错误的电能需求信息，将无法合理地作出交易决策，最终发电商无法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而整个市场也无法获得最优化的资源配置效果。同时，源于对信息的缺失或不确定性，市场监管机构为了实现有效的监管也需要付出更多的监管成本，以收集必要的监管信息。如果电力行业的信息披露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使得售电方相比购电方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则售电方将能够借此抬高售电价格获利，这种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会造成电力市场中的不公平情况。可以说，信息在电力行业的运作和监管作用的发挥过程中处于中枢地位，这正是电力行业和信息披露制度的“血缘”关系。
在电力行业中，电力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主要由发电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电网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和电力交易环节信息披露制度三部分组成。发电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是基于发电厂的技术特点，解析其成本构成，内容包括：发电厂的基本信息、机组的技术信息和与成本相关的信息。该信息披露制度通常侧重于为监管机构对发电企业市场力的评判提供帮助，内容一般包括技术信息和会计信息两大类，其中会计信息主要包括公司会计核算、成本控制、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电网企业可分为输电企业和配电企业，监管机构对电网企业的监管主要是两方面：确保电网企业的成本真实，遏制不合理开支，控制电网运行成本；防止电网企业滥用权力，影响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所以电网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也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建立。其中成本信息包括电网企业相关会计数据，以及资产评估报告等，例如，电网企业上一年度的还贷费用、电网的折旧费用、电网的维护与检修成本、电网建设费用、人力资源开支与差旅费等。我国电力交易环节的信息披露制度是指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交易时进行信息披露所应遵循的制度，内容包括每个市场中发电厂(机组)的报价数据与中标结果，以及全部的市场交易信息，包括需求信息、各种约束条件等。很显然，无论是从发电企业的信息披露来看，还是从电网企业的信息披露来分析，以及电力交易环节的监审上，会计信息在整个信息披露制度中都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成本披露中，处处都凸现出会计信息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电力企业业务成本对象和项目、科目设置以及成本报表进行规定，并且覆盖与定价有关的资产、资本性支出等会计信息最终影响和决定了电力价格，这便是信息披露制度和会计信息之间难以割裂的天然联系。如果说电力监管的核心是信息监管的话，那么，信息监管的核心无疑是会计信息的监管。
3、构建监管会计制度在电力监管中的作用
电力行业监管会计制度在电力监管中的作用，大致归纳为以下方面：
3.1电力行业监管会计制度是电价监管的客观需要
当前电力企业执行的国家统一的企业会计准则，既不能准确反映确定电价应考虑的成本信息(如没有区分计价成本与非计价成本等)，也缺乏用于评估电力计价成本合理性的标准成本，因此，从电力监管目标出发，依照会计法的规定，需要制定专门用于电力监管的会计制度和财务规定，并对被监管单位执行会计制度进行动态监管。
3.2电力行业监管会计制度是维护电力市场秩序的必然要求
维护电力市场秩序，重点是要制定并实施电力市场规则，并对市场主体、市场运行等情况进行监管，而这些都需要电力监管会计制度发挥重要的作用。
3.3电力行业监管会计制度是履行其他电力监管的重要依据
实施电力行业监管会计制度可以对电力企业的会计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可以对电力企业财务状况进行有效的判断，从而达到对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和电力交易环节进行有效的监管。
参考文献：
[1]李宁，政府管制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研究――基于行动主体的视角，生产力研究，2008，(13)
【关键词】进化稳定策略;电信监管;进化博弈
一、引言
完全理性,往往是经典博弈论中的必要条件,在参与的过程中均通过获取最佳策略获取最大利益,但实际情况下的参与人往往是有限“理性”的,无法做到完全“理性”。近年来,进化博弈理论的重视程度加深,其将有限“理性”假设作为理论基础。[1]我们发现，进化博弈的模型可适用于多种领域。因此，我们通过采取动态分析这一方法,将对参与人行为有一定影响的各种因素纳入设计好的模型,根据系统论相关观点来对群体行为的演化趋势进行深入考察与研究。国内外众多学者在这一领域采取了一些有效研究，如在应用上，进化博弈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进化博弈在社会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另一种为进化博弈在企业管理领域的应用研究。[2、3]
二、进化博弈理论在电信监管方面的应用
进化博弈论广泛应用在生物学、社会及经济学。而目前涉及到电信企业及监管机构的博弈研究中，学者们依旧会默认博弈主体是完全理性的，这也是基础的假设前提。[4]并且，二者的研究一般认为是基于非合作性质的博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二者往往多是有限理性的，完全理性的存在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因此，从现实意义的角度来看，引入进化博弈研究理念来创新电信监管部门对电信企业的监管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进化博弈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构建关于电信企业与监管者行为的一般模型。在研究过程中,为保证客观性，先对参与主体、主体行动、信息情况和监管的实施情况进行一般性说明与假设。根据上文介绍,电信监管机构和电信企业主体不同策略下的成本、收益可以做出如下假设:我们将A(C)定义为电信监管机构监管的原始成本,这一成本始终是默认为存在的，且其值不随监管强度的大小而改变;在这一情况下，如果电信监管机构的实施情况为“强监控”,那么，电信企业主体一旦“逾越规则”就会被给予惩罚,此时，电信企业主体就会产生包括受到消费者和监管机构的批评与处罚等在内的企业负效用,我们将这一效用设为-μ。而此刻，作为监管方，由于监督有力，如罚款以及在公众中的威信提高等行为，因此监管方将会获得收益，我们将这一收益设为λ;相反，对于电信企业来说，如若企业主体能够合法经营,那么，该主体无负效用产生，此时将可以有较为稳定的收益，我们将其设为θ;另外，对于监管方而言，也会存在不负责的行为。如监管不力、等行为。在这种“弱监控”情景下，如若电信企业主体“逾越规则”,那么，电信监管方将产生包括受到消费者和上级的批评与处罚等在内的负效用，我们将其设为-χ。而此刻，企业主体因违规经营，会盈利从而得到利润，我们设为δ;相反，如若电信企业主体“诚信经营”,电信监管方就会因闲暇或节省监管成本的原因，获得正效用，我们设为ρ,电信企业仍将获得稳定收益θ。
（二）模型分析
博弈初始,根据经典博弈理论，我们假定电信监管方(1方)实施“强监控”策略的比例为x,如此实施“弱监控”策略的比例为1-x;对于电信企业群体(2方)而言，假设企业主体选择“遵守规则”策略的概率为y,那么，采用“逾越规则”策略的概率就为1-y。根据以上假定,对模型进行了适应性分析和稳定性分析,得到同一坐标平面内电信企业和电信监管机构两群体的复制动态趋势的相位图。根据相位图显示，存在四个鞍点,并没有进化稳定策略。然而，其均衡状态可以分析获得;当初始状态落在I区域时,该博弈收敛于平衡点x=1,y=0,即:(强监控,逾越规则)是电信监管方和电信企业主体两个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当初始状态落在Ⅱ区域时,该博弈收敛于平衡点x=1,y=1,即:(强监控,遵守规则)是电信监管方和电信企业主体两个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当初始状态落在Ⅲ区域时,该博弈收敛于平衡点x=0,y=1,即:(弱监控,遵守规则)是电信监管机构和电信企业主体两个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当初始状态落在Ⅳ区域时,该博弈收敛于平衡点x=0,y=0,即:(弱监控,逾越规则)是政府和核心企业两个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
（三）模型验证
随着通信业的高速发展,运营商通过实施资费套餐这一市场策略,通过捆绑月租费与使用费供用户选择。消费者并不清楚资费套餐的收费标准,经常掉进资费陷阱。分析发现这种问题属于第一种进化稳定策略情形,现实表现为电信监管机构执行监管的成本大于对电信企业主体违规经营的罚款,由于资费套餐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监管方必须有强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持,才能完全查出电信企业存在的问题,目前电信监管方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因此电信监管机构群体会选择弱监控策略。如何才能改变监管不力的情况,可以考虑不断加大对“违规经营”企业的处罚力度,建立合理的监督机制。此刻,由于企业“违规经营”所获得的收益小于其由此被查处时的负效用,电信企业群体就会选择采取“合法经营”策略,与模型的推理完全相符。
三、结论
通过建立电信企业主体与电信监管方之间的进化博弈模型,对其均衡结果进行分析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博弈两方初始阶段不同，均衡也不同，策略的选择与两方选择比例相关。所以，对于电信行业的监管一方而言,只有通过渐渐加大奖惩力度,才能有效防止企业主体逾越规则去经营的现象产生,从而更易推动多数电信企业遵守行业规则，合理赢取利润。
作者:徐 臻 刘逸哲 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参考文献
[1]孙庆文,陆柳.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演化博弈均衡的稳定性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3,(7):11-16.
[2]田厚平,郭亚军.一类基于进化博弈的多主多从Stackelberg对策算法[J].系统工程学报,2015,20(3):30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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