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知识网络;知识管理;知识共享;知识获取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管理已成为知识经济的中心问题。知识管理的出发点是把知识视为最重要的资源,将最大限度地掌握和利用知识作为提高组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知识管理不仅涉及组织范围内的知识,还涉及组织外部以及与组织各种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的知识。在组织与其外部的其他组织、机构的联系中,组织不仅可以获取大量有用的知识,而且可以通过知识的共享与转移来提高其创造价值的能力。基于对知识的需求以及知识管理的需要,每个组织均需与外界组织建立联系,实现知识在不同组织间的共享,从而构成集知识创新、知识整合和知识共享等功能于一体的网络结构体系,即知识网络。
一、知识网络的内涵
从国内外有关知识网络的研究文献看,“知识网络”一词具有多种含义。
(一)数字信息网络。广义上指Internet网络,狭义上指依赖局域网或Internet网络这一传输工具进行信息传递、存储的有形网络,通过多个终端互联成为成员之间相互交流的手段,包括企业信息网络、图书信息网络等。其管理的对象是信息,注重内容管理,以IT网络为手段,注重对已有知识的利用。
(二)知识网络图。又称概念关系图或认知地图,是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诺瓦克和高温在奥苏伯尔的概念同化理论基础之上首次提出的,是一种由节点和连线组成的知识之间关系的结构表征,是一种表征、检查、修正和进一步完善个体知识结构的认知工具结合形成的联系。
(三)还有一种知识网络,是指组织运作时,人们的知识和洞见的相互作用机制。其网络性有两方面:一方面知识本身因某种关联(如因果关系、逻辑关系)而相互影响形成的网络;另一方面知识载体之间的网络关系,如以企业信息为主体聚集的广义综合知识网。
二、企业知识网络的特征
知识网络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人们能够通过单一语义入口获取和管理全球分布的知识,而无须知道知识的具置,非常便利知识的检索。这是知识管理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全球分布的相关知识可以智能地聚合,并通过后台推理与解释机制提供按需的知识服务,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之一是知识提供者提供元知识,统一的资源管理模型将有助于实现知识服务的动态聚合,可以真正实现按个性需求提供知识,非常有利于创新的实现。这是知识管理的根本价值所在。
(三)人或虚拟角色能在一个单一语义空间映射、重构和抽象的基础上共享知识和享用推理服务,其中的相互理解没有任何障碍。知识网络还会使知识共享更加普适,知识共享是知识管理其他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
三、企业知识网络体系
知识在企业中的流动存在着一个由知识的获取、生成、转移、利用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通过不断地学习、融合、整合,创造出新知识,为企业创造新价值。知识的流动是需要载体的,而这些以知识载体作为节点,相互之间可以进行知识交流和知识共享的体系就构成了知识网络。
(一)企业知识网络的层次结构。企业经过一定时间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一般会依据市场及自身的特点形成一定的业务流程,企业的知识、资金、产品均在这些业务流程中流动,并最终为企业创造价值。在企业知识管理的大框架之下,企业把其所有流程视为知识,因而包括知识的创造、传播、更新和应用等一切业务流程都与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为了便于研究企业知识网络这样一个抽象概念,突出知识主体的作用,本文将企业知识网络模型分为基于知识主体的个体、组织、产业集群三层模式结构。在个体知识网络中,个体知识主体为基本结点,包括知识专家和知识需求者,前者即拥有某一特定领域知识的个人,也可能是具有专家地位的个人。例如,企业家知识属于个体层次的知识范畴,也是最突出、层次最高的个体知识。后者是出于某种知识实践的需要,知识个体会对相关欠缺知识产生需求,成为识需求者。在组织知识网络中,网络化合作关系联结的组织和机构构成了网络的基本结点,具体表现为供应商、竞争者、合作机构、政府部门、专业的技术机构、中介机构等与核心企业相关的企业和机构等。根据组织在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可分为网络核心组织和网络从属组织。网络核心组织是积极引导知识共享活动的核心组织,所开展的各项知识管理活动贯穿整体组织知识网络的运作过程。在全球化分工体系的背景下,产业集群必然成为全球价值链上的一环,为吸取先进的技术和资源,本地组织和组织之外的跨国公司和其他机构形成广泛而复杂的网络联系,即组织知识网络,其知识关联类似于组织知识网络。
(二)企业知识网络流动分析。由于参与知识活动的主体有个体、团队(部门)和组织,根据参与创新活动主体的不同,可以将知识流动分为3种类型:个体之间的知识流动、团队之间的知识流动和组织之间的知识流动。其中,个体之间的知识流动和团队之间的知识流动都属于组织内部的知识流动或可成为内向型流动。组织之间的知识流动,包括处于平等地位的不同法人组织之间的知识流动和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母子公司之间的知识流动或称为外向型流动。
内向型流动和外向型流动特点不同,它们区别于以下主要方面:
1、参与主体不同。组织内部知识流动的参与者是组织内个人或团队,团队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
2、冲突的解决方式不同。组织内部不同个体之间、不同团队之间如果发生冲突,既可以相互协商解决,又可以由组织的管理者进行仲裁,并可以采用行政手段激励知识共享的实现。组织之间如果发生冲突,除相互协商解决外,只有通过法律或仲裁来解决,无法采用行政手段来激励知识共享的实现。
3、知识流动的难度不同。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在组织之间的流动难于知识在组织内部的流动,即外向型流动比内向型流动更加困难。知识流动的实质是促进知识资源的有效组合。创新是组织之间知识流动过程中相互作用的结果。知识流动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只有能够提供创新所需的新生产要素,并对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做出独特贡献的组织,才能参与知识流动。
四、知识网络对企业知识管理过程的支持
知识网络是企业开展知识活动的基本形态,而知识流动机制具体表现为两种形态:单个网络层次的知识学习机制和网络层次间的知识转化机制。企业知识管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获取知识、共享知识、应用知识和创新知识的循环过程。企业正是通过这个过程,不断提升其知识存量和创新能力。
(一)支持知识共享过程。知识的有效共享是知识网络系统的主要目的之征集与形成企业知识缺口的知识节点有关的知识,员工可以积极地对这部分知识进行搜集和提交。此外,知识网络系统准确地反映了人、存储知识的物理介质与企业业务流程的关联,使员工可以克服地域、时间的限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的共享。
(二)支持知识利用过程。知识利用主要是指利用知识获取和知识共享所获得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去解决问题的活动。知识网络系统主要由检索组件来完成对知识利用的支持。另外,分析组件和操作组件的相关功能也能提高知识利用的效率。知识网络系统的检索组件以企业的核心业务为依据组织检索界面,通过企业的核心业务将企业中所有知识载体都关联在一起,这种形式的知识网络符合员工的工作习惯,员工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取他们想要的且能够帮助他们的知识,对企业业务的实现起到重要作用,也使知识能真正得到利用。
(三)支持知识创新过程。知识网络系统通过各功能组件实现对知识创新的支持。首先,论坛组件提供不受地域、时间和人数限制的广泛的交流平台,有效激发了员工就某一领域知识的思维碰撞;其次,利用分析组件抽取论坛日志数据中有价值的创意,整合成新的知识节点,有利于知识的创新。
五、结语
基于知识网络的企业知识管理过程支持模型是在分析开展知识管理的企业知识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知识管理社会化模型的具体应用,清楚地体现出企业实施知识管理平台的转变。企业在内部进行知识识别、获取、共享和创新的基础上,突破企业边界。这样,企业知识管理的内涵和范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求企业必须围绕这一平台转变的内在需要从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知识管理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结构、外部关系知识化水平等方面适应这个转变,在某种程度上说企业需要围绕这一平台进行针对性的流程再造和机制设施完善。我们首先需要完成这样管理思想的转变,才谈得上展开基于知识网络的知识管理的规划与实施,开展相关知识管理项目。
主要参考文献:
[1]盛小平.基于知识网络的知识管理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4.6.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在制造业，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很快；在服务业，出现了许多完全基于知识的产业，如软件开发业、咨询业等。这些新兴产业具有知识密集型特点，已经成为当前新经济的增长点，并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推动着整个社会进步。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产业发展的现状、趋势和结构的变化，为评价和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对这些“知识型”的产业进行统计，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另一方面，由于知识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因而注重科学技术对经济作用的统计与量化分析也已成为当前科技统计和科技指标研究与实践的新的特点和趋势。知识型产业高度依赖于科学与技术，是以知识为主要输入而形成的产出。显然，知识型产业的统计为研究和分析科学技术对经济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手段。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知识型产业的统计已成为科技统计的重要内容。
在此，“知识型”产业是泛指那些知识密集度比较高的产业。“知识型产业统计”是指以知识型产业为统计对象的统计。出于不同的目的，可以对不同的知识型产业进行统计，目前主要有高技术产业统计、服务业统计、信息与通讯技术（ICT）统计、知识产业统计这4类，在此，知识型产业统计是对这些不同统计的总称。
知识型产业的统计最先是从高技术产业统计开始的。起初，OECD采用美国制定的标准对成员国的高技术产业进行了统计，至1984年，以11个成员国的数据为依据制定了高技术产业的分类标准，1994年对标准进行了修定，提出了我们称之为“四分类”的标准。服务业的统计在6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的服务业R&D统计是很笼统的。由于高技术的渗透作用，导致服务业中知识型产业的出现，原有的分类和统计已不能满足需要，服务业中知识型产业的统计已引起了注视，《弗拉斯卡蒂手册》第5版对服务业的分类进行了调整，知识型产业予以单列。知识产业的统计则打破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界线，把高技术和高中技术产业与服务业中的知识型产业集中在一起进行统计和分析。ICT统计则是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信息技术与通信为研究对象。
知识型产业统计在OECD及其成员国受到重视，并被广泛采用。1999年OECD秘书处的科技工业司为OECD科技政策委员会部长级会议准备了一份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组数据》的文件，该文件就是描述OECD科学技术状况和趋势的一组指标。该《指标》共分6部分，其中有3部分都采用了来自知识型产业统计的指标。第2部分《教育、研究开发和创新的资源分布》共有9个方面指标，其中3个方面是知识型产业方向的指标，第4部分《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重要性》的5个方面的指标都与ICT统计有关，第6部分《科技产出及经济表现》有7个方面的指标，其中有2个方面来自知识型产业的统计。上述6部分共有34方面的指标，而与知识型产业有关的有10项，占30%。
二、各类知识型产业的界定
各类知识型产业统计的主要区别是分类系统不同。
1.高技术产业
OECD所制定的高技术产业分类标准，已为部分国家所采用，我国也借用OECD的这一标准，确定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范围。关于OECD的高技术产业分类，在此只着重强调以下几点：
·这一分类只适用于制造业，这样就把一些属于服务业的知识型的产业如计算机软件、通信排除在高技术产业之外，因而具有局限性。
·这一分类是针对整个制造业的，共划分为“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和“低技术”4个产业组。在使用时，往往并不单独使用高技术产业一个类别的数据或高技术产业的某一项指标，而是把这4个类别及若干指标放在一起进行分析，以反映整个制造业产业结构也即知识密集程度的变化。
·以R&D投入强度作为判断技术密集度的唯一标准，其中既包括直接投入也包括间接投入。这些指标是：产业R&D直接支出与产值之比，产业R&D直接支出与增加值之比，R&D直接与间接支出之和与产值之比。然而，计算结果表明，考虑间接投入对分类影响不大。
·这一分类所确定的高技术产业，即使在OECD范围内，也并不都具有高的技术密集度。这种不一致性是由各国国情不同所决定的，这是按产业分类的固有缺点，难以克服。
·为克服按产业分类的不足，提出了按产品分类的方法。OECD制定的高技术产品目录主要用于外贸。
2.服务业
虽然服务业并不都是知识型产业，但经济发展的趋势表明，服务业的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份额越来越大，至1993年这一比例在OECD国家已达到45~68%，服务业R&D支出在企业部门R&D支出中的比例在部分国家也已达到15%~20%。服务业已经开始并正在取代、在部分国家已经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服务业已从使用技术的产业部门转变为生产技术的部门，如通信、计算机服务等。正因为如此，服务业的统计受到了重视。1993年OECD在R&D统计手册（即《弗拉斯卡蒂手册》第5版中，对科技统计中采用的企业部门的分类进行了修改，最重要的变化是服务业的分类比较详细，由原先的6类增加到11类，R&D投入强度高，即技术密集的行业予以单独分类。1997年，OECD在制定的《技术创新统计手册》修改版中，对技术创新的定义进行了修改，把对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统计也扩大到服务业。
OECD根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Rev.3）提出了一个目前在科技统计中采用的服务业的分类标准（表1）。表2是部分国家服务业R&D经费的分布情况，数据表明，服务业R&D主要分布在计算机及有关活动、通信、研究与开发、运输与仓储这4个行业。
表1服务业的范围与分类
名称ISICRev.3
批发、零售与车辆修理
饭店与餐馆
运输与仓储
通信
邮政
电信
金融媒介（包括保险业）
房地产、租赁和商业活动
计算机及有关活动
软件咨询和供应
其它计算机服务
研究与开发
其它商业活动
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活动等
50~52
55
60~63
64
641
642
65~67
70~74
72
722
72（不包括722）
73
70.+71+74
75~99
表2服务业R&D占企业部门R&D的比例
单位：%
研究与开发计算机及相关活动运输与仓储通信其它服务部门合计
挪威23.79.90.32.45.541.7
瑞士4.522.70.90.24.432.7
加拿大8.84.90.32.813.830.6
美国1.88.5——4.611.226.1
英国9.55.30.13.00.318.2
法国——2.62.7——1.46.8
意大利6.02.50.11.80.210.7
3.信息与通信技术（ICT）
信息和通信技术是知识型产业的核心，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信息和通信技术作为一个行业，不仅其产值、增加值增长很快，而且还能为企业开辟新的市场提高工作和生产的效率而提品和服务。根据国际数据协会（IDC）的定义，ICT由以下3部分组成：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16）02-0179-04
0引言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具有高附加值、高知识含量和低能耗、低污染排放的显著特征而成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布局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其高初始投资和低成本复制的生产特性又决定了知识产权保护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学者对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机制和路径进行过系统研究，本文就尝试从理论和经验两个角度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1知识产权保护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路径理论分析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就是创新，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创新上面。Horii和Iwaisako(2007)基于美国的数据分析了激励制度对农业私人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私人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1]，而Hu和Mathews(2005)基于东亚五国的数据则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2]。虽然这两个经验研究的结果截然相反，但是仔细分析却并不矛盾，这是因为美国属于发达国家，而东亚五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两国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在制度完善程度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这就启示我们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与某些中间变量密切相关。余长林和王瑞芳(2009)通过理论和经验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越能促进该国的技术创新[3]，因此我们猜想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中间变量，其中的逻辑如下：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其本身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储备较少，因此难以实现创新，此时其主要是通过向发达国家学习和引进前沿技术来实现增长，此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阻碍技术的扩散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理论假设：假设1：经济发展水平会通过创新能力来影响知识产权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会有效激励创新，从而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聚式发展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其不仅可以降低集群内部企业的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而且能形成整体品牌效应，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降低创新的投资成本，提高企业的市场存活率，还可以加速创新信息的扩散，从而有利于整个创意产业集群的升级和发展。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集群发展水平较高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同时也需要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这样才能有效发挥集群的“增长极”功能。张杰、刘志彪(2007)通过理论分析指出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的创意集群中，企业间的模仿现象十分严重，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收益，最终导致创新的消失和集群的衰落[4]。孔伟杰(2010)进一步利用实证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其能够有效影响企业的空间分布[5]。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产业集聚是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又一重要中介变量。当某一地区的创意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加强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将显著提高，这其中的逻辑为在同样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下，集聚程度的提高会通过外部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的显著提高来更好地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由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理论假设：假设2：集聚程度会影响知识产权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当集聚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会通过外部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的显著提高来更好地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市场经济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外部保障，只有在一个有效的市场环境中，生活要素才会实现最优配置，社会需要也才能得到释放和满足，更重要的是，有效的竞争才能实现。在一个低效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竞争取胜的关键并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其与资源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典型的比如政府，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即使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也不会对创新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发挥有效作用。只有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竞争是较为公正的情况下，创新才能成为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此时知识产权保护的激励作用才能发挥出来，因此我们认为市场化的发展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由此得到本文的第三个理论假设：假设3：市场化的发展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才开始变得显著。
2知识产权保护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路径的经验分析
2.1模型选择与构建
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路径均与另一个中间变量密切相关，而且随着中间变量程度的变化，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甚至是方向都可能发生改变，也就是说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路径是非线性的，因此我们考虑在实证检验中使用门限回归模型对于本文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由于实证检验所使用的数据为2003~2013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因此本部分最终使用的模型为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与同样用来发现数据结构突变的邹检验不同，面板门掀回归模型的突变点并不是人为设定的，而是通过对数据的客观分析得出的，因此其更加科学和严谨。下面我们以单一门限回归模型为例对理论假设1进行分析，其他两个理论假设的验证过程依此类推。我们假设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存在单门限效应，且门限变量的值为γ，因变量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测度变量Y，Z为控制变量，X为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th为门限变量，δ、β1和β2分别为相应变量的系数，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β0为截距项，由此我们建立如下的单门限回归模型：在获取门限值后，我们还需要对门限值的显著性进行检验，以确定模型的估计是无偏稳健的，下面，我们就结合中国2003~2013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对本文的理论假说进行验证。
2.2数据与结果
根据前人的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需求方面，我们使用人均GDP来表示，既可以衡量人们的消费水平，也可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二是供给方面，我们主要使用每万人的大学生数量来测度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核心投入要素的人力资本；三是外部环境方面，我们主要使用城镇化水平，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外部的环境因素。因此我们主要选择经济发展水平GDP，人力资本水平HUM，城镇化率CITY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在门限变量方面，根据前文理论假设，我们主要选择经济发展水平GDP、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水平DIS和市场化程度MAR作为门限变量，并分别包含在三个不同的模型中，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既是控制变量，也是门限变量，说明其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是双方面的。我们首先使用Bootstrap方法对门限效应的模型进行选择，一般是在单门限、双重门线和三门限模型之间进行选择，对于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的模型1而言，其模型检验结果见表1前三行，以产业集聚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的模型2，其检验结果见表1中间三行，剩余三行为以市场化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的模型3的检验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模型1、模型2还是模型3，只有单一门限回归模型是显著的，其他均是不显著的，也就是说，三个门限变量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仅具有单一门限效应。表2进一步给出了各模型对应的门限值，可以看出，当人均GDP超过5.02万元人民币时，当文化创意产业本身的集聚水平超过1.16时，当市场化水平超过0.60时，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路径将会发生结构性变动，至于这种变动的程度和方向如何，我们还需要在使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其结果见表3。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无论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聚水平还是以市场化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城镇化的积极影响最明显，这说明城镇化是推进一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最有效手段，这显然与城镇居民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精神追求有关系；其次，与一般的理解不同，人力资本水平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只有在以市场化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的模型中，人力资本水平的估计系数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其影响程度也较低，这与我国的教育体制有密切关系，人力资本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创新能力和思想上，但是现在的教育体制对于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严重不足，这直接导致我国人力资本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最后，三个门限回归模型中对于门限变量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关系的估计结果与本文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因此初步验证了本文的三个假说。具体来说，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即人均GDP收入在5.02万元人民币之下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不仅不能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反而会显著阻碍该产业产值的提高，这显然是与不同收入水平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机制不同所造成的，当收入较低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主要是靠模仿实现的，此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限制这种模仿，从而抑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相反，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人们的精神需求更加高端更加多样化，单纯的模仿已经不能有效满足居民的需求，另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的新创意已经越来越少，此时模仿的空间大幅缩减，创意创新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动力，此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维护创新者的创新收益从而激发创新积极性，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当人均GDP达到临界值之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是有必要和有积极意义的；当门限变量为产业集聚水平时，表3的估计结果表明当产业集聚水平达到临界值（1.156）之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会显著提高，这与本文的理论假说2也是一致的，其逻辑在上文中已经论述，在此就不再赘述；当门限变量为市场化水平时，从表3的估计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只有当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达到临界值0.603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才是显著的，其逻辑我们在上文中也已经论述，在此不再赘述。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不仅存在门槛效应，还存在双重路径，即直接的促进路径和间接的突变路径，这在之前的文献中也没有人发现。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路径是非常复杂的，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两个角度探讨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聚水平和市场化水平等三个因素对于这种影响路径的作用机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更好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两个角度系统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聚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都具有单门限效应。首先，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不会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反而会对其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加深才会显著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其次，产业集聚水平虽然并不会改变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方向，但是当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却显著提高；最后，市场化程度是知识产权保护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只有当市场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能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否则其作用并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根据这些发现，我们提出如下能够促进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第一，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制定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一刀切，也不能一味冒进。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与创新能力的提高之间并不存在单纯的统一关系，两者之间发生作用还需要借助于其他重要变量，比如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搞清楚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能力提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理论逻辑是制定科学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基本依据，这也是本文的主要贡献所在。第二，在加快产业集聚的同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增长。产业集聚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依存关系，一方面，产业集聚可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效用，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优势产业集聚良性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地方政府在推进产业集聚的过程别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的建设，这也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三，继续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来发挥知识产权体系的有效功能。在改革开放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企业能否在竞争中获胜更多的是依靠其与政府的关系，而不是创新，这就导致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形同虚设，也使得社会整体的创新意识淡薄，创新能力低下，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继续不遗余力地推进市场化建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使企业能够通过正常的方式特别是创新来赢得竞争，这样知识产权保护才有存在的必要，其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作用才能得以有效发挥。
参考文献：
[1]RyoH,TatsuroI.EconomicGrowthWithImperfectProtection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J].JournalofEconomics，2007，(1).
[2]Mei-ChihH,JohnA.Mathews.NationalInnovativeCapacityinEastAsia[J].ResearchPolicy，2005，(9).
[3]余长林，王瑞芳.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只是线性关系吗[J].当代经济科学，2009，（3）.
[4]张杰，刘志彪.利行为、技术溢出介质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困境与突破[J].当代经济科学，2007，（3）.
关键词：产品造型设计;模具专业;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1-0232-02
一、课程设置与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模具产业是浙江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制造业的升级，整个行业已从传统的低端制造转为制造加工手段先进的高技术产业。黄岩模具协会会长说过：“用模具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往往是模具自身价值的几十倍、上百倍”。这种升级使得行业中的从业人员在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基础上向产品设计方向转变，使自身的技能适应产品设计、研发、模具制造等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职业技能要求。
为适应制造业发展趋势，促使高职模具专业所培养的学生能够适应这种升级，使自身的技能得到适应与运用，强化学生设计能力培养，基于模具专业成形加工的知识体系，结合产品造型形态、结构与模具成形加工的工艺性对机电类产品设计进行设计，以达到造型美观、具有模具成形加工工艺性优良的产品设计。降低制造成本、提高模具成形产品美感与质量，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设计创新性与艺术性，做到产品设计的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
传统的《产品造型设计》课程是基于工业设计专业知识结构基础上设置，对于缺少美术功底的模具专业学生，课程内容过于理论化，课程结构体系偏向艺术类，学生对课程内容难以理解与把握，很难将所学知识与专业应用结合起来。针对上述情况，结合模具类专业的知识结构对本课程进行教学改革，突出高职办学特点，强化综合能力培养。
二、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
1.课程内容体系构建原则。针对模具类专业的知识结构和特点，根据企业对模具人才技能的需求，对课程体系进行优化整合，针对模具成形工艺特点对产品造型设计的要求，有选择地设置课程内容，使课程内容与本专业知识与技能相结合，结合其在今后的工作中对产品造型设计能力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内容与讲授方式的设置，使其在把握产品造型发展趋势、产品造型能力、创造能力、创新能力、艺术审美能力与运用方面得以提升，能够把握产品造型设计方向，切实做到所学知识的“必须”与“够用”。
2.课程内容体系构建.对课程的核心知识点进行提炼，将模具成形工艺与产品造型课程知识点进行有机结合，融入造型设计所涉及的模具成形加工知识点，让学生们在学习产品造型课程的同时，兼顾考虑产品造型的成形方法、成形工艺，让产品造型设计更加符合模具成形工艺性，做到既懂设计又懂工艺，多课程知识点融入，对产品造型在模具专业中的应用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与把握。
以课程内容第一部分产品造型设计概论为例，该部分具体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造型设计概念、要素和造型设计基本发展趋势，在课程设计上将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与模具知识点穿插结合，将造型设计要素与模具成形工艺结合，汽车造型发展与金属成形、先进汽车模具制造技术结合。融入具体设计案例贯穿知识主线，配合项目任务加深对所学知识内容的全面深入理解。
三、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施
利用将产品设计知识与理论融入具体的模具成形产品设计案例的方式教学，通过具体产品设计案例，分析讲解其所涵盖的知识点，并构成在模具成形产品设计时所要用到的提升核心设计能力的完整知识体系，使那些不适于工科类学生知识背景并且难以理解的设计艺术类理论内容与具体案例结合，将产品设计造型与成形加工制造工艺相结合，基于模具类学生知识体系与专业背景对设计理论进行讲解，注重结构设计与成形工艺性的结合，设计出符合制造加工工艺的产品。注重理论的理解与实际运用，使学生切实合理地运用相关设计知识，具有进行独立的模具成形产品造型设计的相关技能。
根据所归纳的知识点与知识体系将产品设计所涉及的相关知识内容融入到具体模具成形产品的设计案例中，产品案例的选择具有广泛性与针对性，涵盖工业产品的各个门类，所使用案例产品必须时代性强、代表性强。同时考虑某些产品的更新换代较快，建立相关产品库，跟踪该类型产品的最新发展趋势，以更新融入案例。所融入的案例产品要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多种设计知识的分析性，可以从设计优劣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案例产品对比性强，设计创新性强，能够启发引导学生在开阔思路的同时接受所融入的相关知识点。
教学方式分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注重智力技能的训练。每个教学单元应该设置为：提出本单元所涉及的具体问题―讲授融入具体案例的相关知识―扩展讨论―总结归纳―思维训练―课业。构成完整的教学体系，在具体教学中突出互动性，对案例产品所涉及的相关知识内容分析讲授并进行讨论，让同学主动学习，开阔思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案例产品中所涵盖的知识点分析完成后，再从产品案例库中拿出其他产品案例让同学对比分析，分组讨论，分析其中设计理论与知识点的应用，同时在思维训练环节利用系统知识分析设计教师提出需要设计或改进的产品，提高学习知识点的质量。
在理论教学之后，注重相关技能的学习与训练，能够熟练运用专业产品造型设计软件（Rhino）进行计算机辅助造型设计，在进行造型训练中也是针对具体造型案例进行设计造型，在对比与工程类3D软件（如Pro/e、UG）的区别后，在工程类3D软件不擅长的复杂曲面造型领域，采用专业产品造型设计软件（Rhino）进行设计表达，做到软件之间的切换运用与互相补充。
四、结语
对模具专业《产品造型设计》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必须结合本专业学生知识结构体系特点，立足于模具行业对人才的职业技能要求，将产品造型设计课程内容与模具专业所涉及的知识进行整合、提炼，注重所学知识在模具成形加工、模具成形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利用案例进行知识点融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更好、更有兴趣地学习掌握产品造型的设计方法和设计造型理论，与岗位需求相结合，做到知识学习的学以致用。
[关键词]中小企业； 创新型； 融资； 知识产权
创新型企业是在制度、管理、知识、技术、文化等方面具有强大创新活力、具有本行业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优势、能够对市场环境变化作出灵敏反应的企业。创新型企业的高风险、高收益和信息不对称特征，成为制约中小企业融资发展的瓶颈，引起国内外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财务学对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的持续研究，在理论构建方面，从资金缺口理论、天使资本到R＆D融资理论、融资约束理论等构成融资理论不可或缺的部分；市场实践方面，中小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企业成长的关键在于通过融资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各国政府推出的创业基金、科技贷款、知识产权质押、知识产权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模式，从客观上反映了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供给及实现路径。
一、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的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运用数理统计和现代计量技术分析方法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研究内容集中于考察：融资约束理论、知识产权融资和融资风险管理。
(一)融资约束理论：企业融资行为及其运营后果
资金缺口理论阐释了中小企业融资的信贷约束。Macmillan(1931)提出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缺口问题，在信贷市场上是指贷方提供的资金少于借方需求，从而留下融资有效供给不足的缺口。资金缺口理论能够解释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Colombo,and Grilli(2007)对初创高新技术公司的资金缺口作出了新的探索，以意大利386家高新技术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可能影响银行贷款追索权的特征，得出了信贷市场不完善、融资存在层次结构的结论。
Mu rray Glickman等经济学家发现根据新古典主义理论应该进行投资的项目可能会受到金融市场的约束。而无法获得满足投资项目的全部资金。从1970年西方学者开始重视研究企业投资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Myers(1977)、FazzarI(1988)、Worthington(1995)、Cuminins，Hasset andIlinet(1 999)、Berger，Ofek，and Swary(1996)、Bernanke GertIer，and GiIchrist(1996)、Hovakimlan，and Titman(2003)等众多学者对融资约束进行了研究，成果丰富。融资约束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抑制尤其明显i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增长速度越慢；发达的金融业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困难；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融资约束成因的主流解释。
(二)知识产权融资：企业价值评估与融资实现路径
知识产权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核心资产，而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为解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难题，政府创造性地制定了知识产权融资相关政策，从而使知识产权融资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1.知识产权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
国外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知识产权资产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为知识产权融资奠定了理论基础。Bruce Berman(1999)运用潜藏价值的概念，说明企业从知识产权经济中获取利益，并验证了知识产权与企业增值之间的数量关系；Mann，and Sager(2007)研究了公司创立时的专利行为与后来的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了其间的6组正相关关系。MarkBlaxill，and Ralph Eckardt(2009)论证了知识产权“无与伦比的优势”，拥有恰当的知识产权和正确的管理战略，公司会产生溢价、增加市场份额、维持低成本、甚至直接产生收入；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优势，公司的产品会失去独特性，只能通过价格手段来竞争。Constance LutoIf-carrollet af(2009)阐述了通过高新技术联盟的方式，如何使创新借助知识产权的形式实现增值，并且形成企业的现金流。
2.知识产权融资实现的一个前提：价值评估
知识产权估价是知识产权从财产权利转化为特定融资方式表征之权利的技术前提，是知识产权融资的制度保障，也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置措施。虽然美国评估准则委员会(ASB)、欧盟评估师协会(TEGOVA)和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1VSC)都制定了评估准则，但由于知识产权价值存在无形-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知识产权的评估仍然存在技术性困难。因此近期的研究文献也大量集中于评估技术方法和模型创新的研究。
Won，Sung，and GJ.Lobo(2000)从会计政策和财务报告角度研究无形资产的市场估价问题，提供了披露的无形资产、相关摊销费用和公司权益的市场价值之间关系的经验数据，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对报告的无形资产价值有积极的估价作用，而且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低于其他资产的评估价值。Chiu，and Chen(2007)利用企业吱付专利费用保证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行为，来判断专利价值及其寿命，从而站在知识产权许可角度运用层次分析法，设计出基于客观的专利价值评分体系的估值模型；Jeffrey(2007)介绍了名为nested logit的市场占有率模型，用于评估品牌消费产品的许可证持有人的价值；Sohn，KIm，and Moon(2007)则研究了结构方程模型在预测中小企业科技基金财务绩效中的运用，他们的成果可以运用于收益法等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Lai，and Che(2009)则从负面角度考察专利的价值，认为专利侵权诉讼赔偿是专利的法律价值，他们从美国地区法院检索的4289件专利侵权诉讼中提出65个有效样本，用17项指标对专利规模加以量化，通过反向传播神经网络建立专利估价模型，随后通过改变专利估价模型输出的z评分确定了专利综合评价程序。
3.知识产权融资的实现路径
知识产权融资如何实现?通过对大量成果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一条研究脉络，从政府政策支持，到融资特性(指内源融资还是外部融资)、知识产权的资产基础，构成知识产权融资的实现路径。Lofsten，and Lindelof(2003)从创业氛围考察成长型企业的融资特性，指出自筹资金是小企业的主要融资特征；Folta，and Janney(2004)在对新兴技术公司的研究中指出，由于新技术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使其融资成本较
高。，DouglasCumming(2005)分析了1982―2005年间澳大利亚的风险资金和私募基金在创业投资中的业绩表现，得出政府创业投资基金项目(1lF)不仅能给刚刚成立、在创业初期或者高科技企业解决融资困难，还能给投资提供管理建议。CoIombo，and Grilli(2005)以意大利的高科技企业为样本，得出在帮助企业扩大规模方面，外部融资与内源融资相比事实上并不具有更大的作用。Svensson R(2007)以瑞典中小企业和个人的专利数据为基础，指出外部融资对专利商业化及其商业化的速度有重要的影响，建议政府在制定贷款政策时，既要关注融资的项目，更要重点关注借款者(公司)的情况，贷款的偿还应取决于公司的盈利而非周转率；Minola，andGiorgino(2008)认识到意、美两国在高科技初创公司之间的融资差异，建立并使用模糊方法分析影响意大利公司财务结构的因素，得出企业家的形象、项目的性质、财务情况和市场特点是影响投资意愿的第一层次因素。
(三)融资风险管理：决策的重要事项
创新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资产的权属风险、估值风险和变现风险进一步加大了融资风险，因而风险管理备受关注。Boer(2002)指出融资环境的变化，导致对风险和价值评估更为复杂，融资分析工具也发生了变化；研发价值的定量评估、风险因素剖析、实物期权的应用都是变化导致的具体成果；Michel，Mark，Robert，and Sandeepshah(2007)评估了将一个基于期权的风险管理框架和相关的理论、方法应用于现实的连续信息技术投资问题的可行性，从而帮助人们认识投资风险管理对企业来说是有价值的。Gordon，Leob，and Tseng(2007)根据美国112个公司样本研究认为，企业风险管理和公司绩效的关系是建立在企业风险管理与环境的不确定性、行业竞争、企业规模、企业的复杂性以及董事会成员的监督5种因素的恰当性匹配基础上。Wong¨mpi ryarat(2007)以泰国中小企业发展银行(SME银行)最近转向帮助技术型创新企业，指出技术融资给SME银行带来严峻挑战，进而提出风险资本管理的模型，利用EVA主动检测银行提供风险资本的效率与风险回报；Klm，and Sohn(2010)以韩国的技术型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对银行信贷风险进行了研究，得出SVM模型与传播神经网络模型、后勤网络神经回归模型相比，在风险的技术评估环节和技术型中小企业贷款的投资决策中的精确性表现更优。Brown，Steen，and Foreman(2009)以澳大利亚生物技术公司为例，讨论了高科技公司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之间的关系，指出传统风险管理模式需要改变，董事会的责任应包含风险管理和监督；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应要求企业报告风险管理或创造单独的风险管理程序。
二、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的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一方面集中在中小企业融资理论创新和融资实践问题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西方融资理论的中国化应用和创新方面；龚凯颂(2009)就对我国企业融资理论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田晓霞(2004)则从规范与实证两个方面，对小企业融资需求、信贷配给及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的研究作了综述。本文仅就具有中国元素的中小企业融资和知识产权融资问题作一简要回顾和总结。
(一)中小企业融资：理论与实践问题
1.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理论研究
集群融资理论是国内学者在中小企业融资理论上的创新，由于创新型企业是典型的具有集群经济动力的企业类型，因此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涵盖了创新型企业因素。陈晓红，杨怀东(2008)将中小企业融资理论与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结合起来，从社会资本和信息传递的视角，深八剖析了中小企业集群提高中小企业融资能力的经济机理，提出了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基本模式框架，并针对中小企业集群融资体系建立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中小企业信用行为特征、中小企业集群融资模式、风险度量以及政府的作用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理论阐述，为发展中小企业集群融资体系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彭芳春(2008)通过文献研究表明中小企业集群融资具有理论依据，指出我国的融资有共性也有自身的特点，并从融资的微观基础、融资渠道、公共政策方面提出加快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建议。
2.关系型融资研究
虽然关系型融资的概念源于国外研究文献(Boot，2000)，但关系型融资的理论与实践均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早在2004年，彭文平就对关系型融资作了理论述评，分析了关系型融资的优势和对金融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以及在中国的特有运用前景。谢沛善，翁呜(2009)运用博弈论分析方法，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行为进行了研究，认为银行在与中小企业的重复博弈中减轻了逆向选择；吴群(2009)从机制创新角度，孙亚云(2008)在指出关系型融资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同时，也对其局限性加以分析。
3.再融资问题研究
再融资是中小企业创立以后，实现规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再融资能力较弱，创新型(科技型)企业再融资有其自身的特点。周运兰，蔡根女(2008)立足股权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再融资研究作了回顾，得出了中小公司股权再融资发行方式和长期负效应的结论，认为我国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应该多选择配股方式；谢沛善(2009)针对广西科技型企业高成长性、高风险性、高收益性的特点，分析指出存在的再融资规模小等七个问题，提出加强政府对科技型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的政策引导四项对策。虽然负债再融资是企业融资实践中的普遍现象，但相关的研究成果却不多。岳续华(2008)提及负债融资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梁杰，石旭男(2009)则基于我国249家上市科技型企业的财务数据，提出我国科技型上市公司调整负债率的三个最优区间。
(二)知识产权融资：理论与实践问题
国内研究自《担保法》提出知识产权财产权质押后，虽然实践中有些成功案例，但没有引起理论研究的广泛关注，直到对2008《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2009《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政策实施后，相关研究才开始受到关注并渐成热点。
1.知识产权融资理论与创新研究
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彭湘杰(2007)总结了国内外知识产权融资实践，分析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理论基础(担保物权理论的发展)、法律地位(物权法的实施、担保法的不断完善)，指出制约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发展的瓶颈，并提出登记制度、电子公示、集合财产担保、简化程序、多渠道融资等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发展的几个关键环节的论述。
融资创新研究视角。赵昌文，王晓东(2002)提出要通过微观的融资方式创新降低中小企业融资的高风险性和通过宏观的融资环境创新降低中小企业融资的高成本性。蒋志芬(2008)借鉴发达国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一些成功
经验，指出在借鉴国外经验时要建立符合我国中小企业特点的融资机制。发挥政府的作用进行金融创新。
知识产权融资方式问题。汤珊芬，程良友(2006)介绍了知识产权证券化定义、流程和特点，详细评述了它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制约因素及其融资的优点，并提出了在我国应由政府介入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主张；袁晓东，李晓桃(2008)提出开展专利质押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可尝试专利质押贷款证券化，而具有专利许可未来收益的企业也可以尝试专利许可应收款证券化。陆志明(2004)指出知识产权担保融资需要金融机构转换传统的经营观念，知识产权的担保价值并非完全仅仅是担保品的可转换性，而是基于知识产权担保品的未来现金流入；梁冰(2006)指出要构建现代担保物权以此来提升中小企业融资能力，认为能产生未来现金流入的知识产权能作为一项财产，利用知识产权作为担保物融资需要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提高意识并付诸实践。
2.知识产权融资的价值评估研究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是实现知识产权融资的技术前提和保障。2008年11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重新修订《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和《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对规范知识产权评估起到指导作用，同时也引起理论研究的兴趣。
评估方法与模型。张涛，杨晨(2007)提出通过建立知识产权价值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与定量评价模型对知识产权进行评估，即依据知识产权盈利价值与知识产权战略价值来评估知识产权，提出知识产权价值定量评价模型――用收益现值法评价知识产权盈利价值，实物期权法评价知识产权战略价值；宋伟，彭小宝等(2008)利用知识集成的产权化定量分析方法，即集成创新的TlSEC评估模型、模糊因素评估模型和集成创新区间价格模型来评估知识产权。
基于融资目的的知识产权评估研究。杨松堂(2007)对三种传统的评估方法在使用时应考虑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应做到“三个结合”，即评估专业人员与相关行业专家相结合、评估价格与权利质量相结合、文献检索与研究分析相结合。王岩(2008)论述了创业板体系中应该合理设制知识产权程序要件，指出，现实中对价值评估有很大的主观性，严格程序可以有效降低评估中的主观性i认为在资本市场上，知识产权及其他无形资产的价值估量以及相应的风险控制问题，更多应该是程序性而不是实体性的。
3.知识产权融资风险研究
融资风险是中小创新型企业融资决策考虑的重要因素，知识产权自身的特点决定其融资风险的独特性。
关于知识产权自身的风险。苏世彬，黄瑞华等(2006)就知识转移中的知识产权风险；桂黄宝(2007)就技术创新中的风险识别和控制问题；宋艳，银路{2007)就新兴技术的风险识别问题分别进行了研究。
关于知识产权融资的风险。张伯友(2009)认为企业经营风险和知识产权风险是影响融资的主要因素，提出将中小企业经营风险与各类知识产权风险分类别、分梯次地分解，由相应的机构或部门分别加以把握和控制，得出高风险的交易成本制约着交易的顺利实现，完善担保制度有利于分散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的结论；宋伟，胡海洋(2009)认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过高的风险和由高风险产生的高交易成本是制约发展的主要瓶颈，指出我国目前保证资产收购价格机制、联合担保机制、知识产权质押反担保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这些风险分散的实践尝试都有缺陷，建议我国应该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国家担保制度来有效分散风险，降低交易成本。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一)国外研究的主要特点
1.研究内容特点
(1)重视融资基础理论的研究，在继承和扬弃中持续发展 以静态融资结构理论为例，从David Durant(1952)早期资本结构理论，到MM理论(1958)、权衡理论(1960、1970年代)等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再到信号传递理论(1977)、新优序融资理论(1984)、委托理论(1986)等新资本结构理论流派和控制学派、市场学派(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融资理论研究的脚步并未停止，动态资本结构理论随后兴起。
(2)重视融资风险的研究
在研究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时。研究视野较为开阔，以融资风险的研究来支持融资决策的研究。除期权风险外，前述的Wong¨mpI ryarat(2007)和Klm，and Sohn(2010)关注的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风险，B rown，Steel，andForeman(2009)则更关注科技公司的风险管理。
2.研究方法特点
(1)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丰富
美国中小企业融资有“理论”(何剑，2005)，除会计学、财务学和计量经济学外，还涉及微观经济学、金融学、组织行为学、管理科学、贸易理论乃至经济地理等。例如在研究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融资规律时，就巧妙地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金融周期理论，把研究方向引导到融资约束上来，并形成资金缺口理论、天使资本、R＆D融资理论等阶段性理论成果。
(2)实证研究非常严谨
国外重视实证研究，同时实证研究很严谨，既构建了大量的融资模型，又能够对模型加以深刻的数据检验。本文提及的实证研究文献，大多数具有这样的特点。
(二)国内研究存在的差距
1.选题的动机：国内的研究更关注政策热点问题
我国学者对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的研究，对政策热点非常关注。以知识产权融资的研究为例，虽然知识产权已经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举足轻重，但在我国，直到物权法实施后，才为学界所重视，而且在研究的过程中，明显受到专利、版权、商标、农业知识产权、地理标志等行政管理体制分割的影响，缺乏整体的研究视角。事实上，由于相关的研究工作也是多个有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分别推动，因此研究的视野更受局限。
2.研究的侧重点：国内重应用型研究，轻基础理论研究
国内中小企业融资的研究，问题导向强烈，非常重视争取国家、企业有关的研究资金的支持，对个别问题和表象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而对融资的一般问题、内在规律的研究较为缺乏。仍以知识产权融资的研究为例，物权理论是知识产权融资的基础，而研究相关问题的往往是法学专家，财务学专家则缺乏研究动力。又如项目融资的研究成果，大量集中在个案研究层次，同样缺少基础理论的研究。
3.研究的内容：国内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风险研究不够深入
中小企业融资，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课题提出。表面原因是融资难，内在原因则是投融资风险过高，对创新型企业尤其如此。而我国目前对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风险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企业融资风险的层级，难以反映创新型中小企业自身的风险因素，解决对策的针对性不强。
(三)国内研究对策与展望
1.理论与方法的融合与统一
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研究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需要理论方面的思想家，模型构建者和数据、实务检验者的共同努力。
(1)融资理论创新
已经有较为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证明西方融资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存在很强的局限性。中外理论界也已经就转型期、新兴经济体等的经济问题开展专门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学界迫切需要对融资理论进行创新，以适应并服务于中国这样复杂的、庞大的经济体的发展。如何实现创新，是经济学、财务学家等面临的艰巨课题。
(2)融资模型的创新
回顾融资理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经济模型、管理模型的极大丰富史。每一个模型的创建，都是通过假设的研究来实现的，而实现每一个新的假设提出，都代表了融资理论在某个领域取得了新进展。要实现融资模型的创新，需要多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也需要边缘学科的不断发现；需要融资理论上的继承和扬弃，也需要深入的实践研究和探索。
(3)实务检验的发展
虽然理论创新是专家、学者追求的目标，但所有的理论，都要经得起实务的检验。我国不少财务学者把精力放在对融资理论和模型的数据检验上，这是非常好的起步与转变。但是，检验本身并不能直接实现理论的创新与进展。目前，中国的实证研究，有泛滥的趋势，虚假研究的例子也不鲜见。在中小创新型融资研究领域，实务检验要立足于“中小”和“创新”的基础上，研究融资问题；如果只是针对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泛泛的数据检验，难以实现有效的理论验证，更不用奢谈新的发现了。
2.研究内容的扩展与转变
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的研究，已经由融资结构等经典理论，向公司治理、业绩管理等方向发散。以知识产权融资为例，研究内容应朝如下方向转变：
一是知识产权融资如何适应全球化、和谐化的趋势；
二是知识产权体系不断扩大对融资的影响；
三是基于融资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理论；
关键词 知识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 知识型企业 优化
分类号 F270.7
如何提高企业组织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优化信息资源管理已经成为现代知识型企业增强自身竞争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最有效的途径。如何以知识管理理论为指导思想，在知识型企业内完成信息资源管理的升级改造工作呢?本文在分析对比研究知识管理理论和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归纳总结知识型企业传统的信息资源管理与企业快速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以知识管理为指导思想，从管理维度、人文维度、内容维度和技术维度4个方面，为知识型企业的信息资源管理提供了系统的立体化优化方案。
1 知识管理理论是对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延伸与拓展
1．1 知识管理和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
20世纪后期至今，知识管理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领域的一个热点。然而在学术界关于知识管理的定义还没有达成共识，笔者结合各家之言，认为知识管理就是对组织内的一切知识资源进行系统的有效管理，以期实现组织内知识积累、共享、创新和增值，提高企业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而开展的一系列知识活动。组织进行知识管理的总体目标，是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
学术界对信息资源管理也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本文引用程刚在《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信息资源管理保障体系研究》一文中的定义：信息资源管理是将信息及信息活动的各种要素(信息、人、设备、技术、政策、机构等)作为组织的重要资源，并围绕这一资源采用综合的管理手段，对其实施规划、开发、组织、集成和控制，以实现信息及有关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有效地满足组织的信息需求。
1．2 知识管理理论与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区别与联系
知识管理是在信息资源管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信息资源管理的延伸与发展，两者的区别与联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信息资源管理使数据转化为信息，知识管理使信息转化为知识，两者转化的对象不同。②信息资源管理是为组织的特定目标服务，知识管理是为了增强组织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服务，服务的目标不同。③信息资源管理局限于对信息资源的管理，作用于静态的文献、数据资料等内容；知识管理管理的是流动过程中的知识，作用于动态的知识流动过程。④信息资源管理所管理的对象信息通过搜集和整理能够不断提升信息总量；知识管理所管理的对象知识通过搜集、积累、共享与创新实现增值，不断提升知识总量和知识质量。⑤信息资源管理所管理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文献资料、电子档案、网络数据库等客观世界；知识管理所管理的知识不但来源于客观世界，更注重人脑内的隐性知识，部分知识来源于主观世界。
知识管理以人为本，整个知识的流动过程都需要人的参与，最终的知识内容服务于人。所以，知识管理是在信息资源管理基础上的一个管理理念与实践活动的质的飞跃。从理论角度看，没有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知识管理理论；知识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并丰富了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研究内容。
2 企业信息资源管理与知识型企业发展需求间的矛盾
2．1 知识型企业内涵及构成要素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知识型企业总结出不同的定义，综合各家观点，笔者把知识型企业定义为：在企业中，知识是核心资源，智力产品是主要产品，知识型员工是企业的主要成员，知识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主要管理思想和方法，管理者的任务就是要发展和管理企业中的知识，进行知识管理的结果就是为了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生产出最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产品。在知识型企业中，知识、知识工作者、知识管理、智力资本、智力产品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构成了知识型企业的6大核心要素。
2．2 传统企业信息资源管理与知识型企业需求间的矛盾
2．2．1 对管理对象需求的矛盾 根据美国哈佛大学信息系统专家理查德・诺兰提出的信息系统进化的阶段模型(即“诺兰模型”)来看，我国传统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相对来说仍处于数据集成较低层次的管理阶段。信息资源管理的对象是可以用规范化和系统化的语言进行传播，可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等清楚地表达，或者以文件、数据、档案、图片、影像、程序等显示的显性知识。知识型企业要求重视员工头脑中的隐性知识，因为隐含在企业员工头脑和行为中的隐含知识、个性化知识、潜在知识往往是企业智力资本中最核心的部分。隐性知识是知识型企业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内容保障了企业智力资本的独特性和竞争性。由此可见，传统的企业信息资源管理在管理内容方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2．2．2 对知识流动过程需求的矛盾在信息处理中，传统信息资源管理中的信息流程局限于采集检索分析等。知识型企业对于知识流动过程的需求是：搜集整理积累学习分享创新增值再积累再学习分享……。知识型企业知识流动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永不停息的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企业的知识总量不断增加，知识质量通过创新得到了质的飞跃。传统信息资源管理满足不了知识型企业的知识需求，一些学者称“知识管理始于信息资源管理”，通过知识管理，才能够解决冲突。
2．2．3 对参与对象需求的矛盾传统企业信息资源管理虽然离不开人的参与，但是文献、文档、网络等各种载体和信息技术系统是其主体，参与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的人员有限。知识型企业以人为本，在整个知识流动过程中，所有的管理者和各个生产销售部门的员工必须参与其中，他们是知识的需求者、使用者、分享者和创造者。因此，知识型企业中虽然设有专门的知识资源和技术设备管理人员，但是所有员工都参与知识搜集整理，所有员工都分享企业知识，这一点是传统企业信息资源管理所不具备的。
2．2．4 对服务质量需求的矛盾 传统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的内容范围比较窄，信息服务人员信息素质得不到全面锻炼。他们往往不能在企业发展战略层面理解信息服务的意义，甚至对于生产流程也不熟悉，处于被动服务状态。人的素质决定信息服务的质量，低层次的信息服务无法满足知识型企业的知识需求。
随着世界知识经济社会形态逐步发展和完善，知识型企业对知识的需求数量和质量产生了更高的标准。如果企业信息资源(知识资源)的管理水平不能与时俱进，根据“木桶理论”，企业信息资源管理就会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因此，知识型企业必须运用知识管理理论和方法，对传统信息资源管理进行全面而系统的优化。
3 知识管理对知识型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的优化
通过对知识管理与信息资源管理区别与联系的理
论分析，着眼于解决知识型企业信息资源管理与企业发展需求之间的基本矛盾，笔者构建了多维度知识管理对知识型企业信息资源管理优化模型，从而为解决问题提供直观、立体的思维路径，如图1所示：
3．1 管理维度的优化
3．1．1 战略优化基于知识管理的知识型企业信息资源管理项目的改造和升级，应当站在企业发展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充分理解和应用知识管理原理的基础上，在有目的的信息资源管理调查分析基础上，根据企业发展需求，制定合理的信息资源管理优化战略。战略层面的规划和指导，能够保障知识型企业信息资源管理工作受到各层级管理者和各部门员工的充分重视，从而促进企业内部知识流动、全员参与知识管理，使企业信息资源管理工作服务于企业整体发展战略。
3．1．2 制度优化 基于知识管理的信息资源管理制度，指在整个管理项目运作过程中，以各种制度规范作为约束企业成员的行为及协调各种关系的手段。它包括两个方面：①使知识型企业的信息资源管理项目运作的正规化；②使企业成员对项目的认同和自觉践行。
3．1．3 组织及人才优化 项目的完成离不开组织和人员的执行。建立合理的信息资源管理组织机构和人才梯队，才能够保障知识型企业的基于知识管理的信息资源管理优化工作的顺利实施和持续推进。在这个项目中，人才是关键。一些实施知识管理项目的企业设立了cK0(知识管理主管)，cK0是对企业总体发展战略有着深刻理解，熟悉企业生产流程，具有很强的组织和管理能力的人，是优秀的复合型管理人才。此外，参与信息资源管理项目的人员都要接受相应的培训，掌握知识管理的知识和企业信息资源管理优化方案、熟悉信息技术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这些人员同样需要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
3．2 人文维度的优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以知识管理为指导思想的知识型企业文化是信息资源管理项目优化成功的保障。知识型企业文化可以分为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个层次。
3．2．1 精神层面的知识型企业文化 精神层面的知识型企业文化的构成是指知识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对人本的尊重和理解、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平等、崇尚学习和交流、追求创新等。精神层面的文化构成了企业的道德水准、企业员工的生存哲学，是企业的精神所在。
3．2．2 物质层面的知识型企业文化 物质层面知识型企业文化的构成包括企业外观、企业标识、企业文体活动、文化传播网络等内容，企业员工可以在企业的日常工作中通过所见、所闻、所感潜移默化中接受知识型企业文化的精髓。物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能够为员工营造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条件，激发员工的主动性，使之产生归属感。
3．3 内容维度的优化
相对于传统的企业信息资源管理，以知识管理为指导思想的知识型企业信息资源管理，无论在管理的信息数量和信息质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3．3．1 信息数量增加 传统信息资源管理依据用户需求提供信息服务，工作内容限于数据转换，信息整理、信息加工和信息提供。以知识管理为主导思想的信息资源管理工作既要完成信息的搜集整理，又要使信息完成向知识的转化，形成组织内部知识数据库，建立与组织员工共享的信息系统；通过组织员工的学习和分享，形成知识增值，知识创新，所以知识数量在增多，知识广度在扩展。
3．3．2 信息质量发生质的飞跃 成功实施知识管理项目的企业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是因为通过知识流动，企业内部形成了知识增值和不断知识创新的机制，从而使企业保持独特的产品优势和渠道优势。企业知识的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质的飞跃，是信息资源管理优化的最高境界。
3．4 技术维度的优化
知识型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的优化需要知识管理技术作为工具。知识管理深化了组织对包括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等先进的信息技术的要求。在以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管理在信息技术的使用上有进一步的深化，在传统的企业信息资源管理注重对信息的搜集、检索和传递的基础上，知识管理更注重对知识的挖掘和创新，表现在信息向知识演进的处理上，涉及的新的应用技术有知识仓库、知识地图、网络技术、数据挖掘、关联分析等，其中数据仓库、数据挖掘、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获取信息中隐含的知识；大型数据库技术、新型检索技术、智能、搜索引擎以及网络技术、组件技术，保证了知识的充分共享。知识管理促使信息技术建立有效的知识管理系统，帮助知识从知者向未知者传递。
在4个维度的优化模型中，管理维度的优化是基础，为知识型企业的信息资源管理优化项目指明了方向，制定了执行路径，提供了制度保障，是项目实施的“硬环境”人文纬度的优化作用于人，形成了知识型企业的文化氛围，提供了项目实施的“软环境”；内容维度和技术维度的优化，是项目执行的具体工作内容，需要在“硬和软双环境”的指导及保障作用下，逐步完成。知识型企业信息资源管理4个纬度的优化结果，是帮助知识型企业转动起“知识之轮”，实现持续不断的知识创新。
关键词 知识基础；创新表现；三重螺旋
中图分类号 F204, G64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2-013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2.028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知识经济”成了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时尚名词。知识经济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影响，而知识经济中 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是创新，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 灵魂。但近年来，创新能力弱、核心技术依赖国外的问题突出，自主知识产权匮乏已成为我 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障碍，增强我国的创新能力非常紧迫。关于知识经济和创新的关系， 简单说知识经济是创新的基础，而创新是知识经济的一个表现，但知识经济和创新之间的关 系并不是简单的因果或线性关系。体现知识经济的重要指标是经济知识基础，而体现创新的 一个重要指标是创新表现。关于创新表现，前人做了大量研究；关于经济知识基础也有一些 专家做了相关研究。但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却非常少，而现实实践却表明，有必要弄清楚二 者间的内在联系以更好的指导实践。因此，研究经济知识基础与创新表现之间的关系，寻找 其中的作用机制，不仅对于提高我国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而且 对弥补以往研究不足，深化该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知识经济”一词最初来源于进化经济学家，自从1996年被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写入年 度报告后，就引起了各国政府、组织及学术机构的高度重视。关于知识经济中知识基础的测 度一直是一个难题［1］，因为在全球水平上，经济的结构信息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 的效应，而且现有的GDP和其他多数宏观经济指标基本上不适用于对它的测度。但OECD和一 些学者还是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如OECD提出用工业部门知识密度的相关指标对一国的 知识基础进行测量［2］；像技术和区域这样的创新系统指标的选择框架也被一些学 者所考虑［3-4］。我国学者如柳卸林、吴季松、孙敬水和蒋玉珉等人也在这方面进 行了一些研究，但主要是设计指标体系，并且这些指标和方法与OECD提出的较为类似［ 5-7］。
虽然OECD和国内外一些学者对知识基础测量的研究做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 创新系统对知识基础的分析对测量问题来说仍然是不够的［8］，因为在这些研究中 知识没有被作为一个社会协调的机制，而主要是一个公共或私有产品［9］。另外， 大部分对知识基础测量的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是国家创新系统，这种理论强调事物本身和制度 设置、安排是影响创新的关键因素，对边界模糊组织的创新解释能力较差，而以知识为基础 的新经济中边界模糊性组织越来越多；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研究焦点也过于重视机构的组织 和经济增长，而对知识本身的配置研究不够［10］。
基于此原因，Leydesdorff等借鉴官产学关系三重螺旋模型的交互动力机制和Storper的“三 位一体”理论提出了技术、组织和区域的三重螺旋模型来测度经济的知识基础。三重螺旋模 型认为大学、企业和政府的“交迭”（overlap）才是创新系统的核心单元，其三方联系是 推动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因素；在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各参与者互相作用，从 而推动创新螺旋上升［11］。“三位一体”理论认为技术、组织和地域相互缠绕、部 分重叠，由此产生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以关系密度出现，而且当关系的密度在区域内被彻 底的物化，就能发展出竞争优势［12］。之所以选择技术、组织和区域作为知识基础 分析的对象有如下原因：创新劳动的分工主要发生在国家或者区域水平上，知识主要在国家 或者区域水平上被积累［13,14］，推动和约束知识交换的知识基础结构相当一部分 也为地理区域所约束［15］；除地理分布外，技术水平对创新系统的增强也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毕竟知识的积累、系统的创新主要通过技术水平来体现［16］；除地理 分布、技术水平外，不同大小公司之间的劳动分工也被认为是影响知识基础的重要决定因素 ［12］。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模型认为地理设置、技术在不同部门的配置 、以及工业制度的组织结构形成三个相互独立的变异来源［16］，这三个来源在配置 中可以互相增强，以致系统水平的不确定性被减少，经济的知识基础就此形成。
根据这种思想，Leydesdorff等提出了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模型的经 济知识基础 测量方法，简称TH算法［9］。用或然熵测度技术、组织和区域三个维度的相互信息 ，三维之间的信息流导致负的Shannon熵，或减少系统水平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的局部 减少能被认为是系统自组织反应的结果。这种复杂的现象不是技术、组织和区域各子系统或 它们关系的结果，而是来自配置效应［17］。
在Leydesdorff等的实证研究中，他们用邮政编码代表地理区位，公司大小代表组织， 部门编码作为技术。利用此方法，Leydesdorff、Wilfred Dolfsma和Gerben Van der Panne 对荷兰经济的知识基础进行了测量［9］，Leydesdorff、Fritsch对德国的知识基础 进行了测量［18］，Lengyel、Leydesdorff对匈牙利的知识基础进行了测量［10 ］。但得出的结论与直觉正好相反――中技术比高技术更有利于经济知识基础的建设，即 通过中等技术的知识扩散比高技术的知识创造对区域经济更重要，原因是中等技术制造业是 镶入区域的，而高技术产业是设置在国家或者国际水平上，更趋向于分解区域内的知识基础 ［9,18］。高?波等：基于省域的经济知识基础与创新表现实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12期
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模型相对以往测度经济知识基础的理论不仅在方 法论上进行 了创新，提出与原来思路完全不同的分析工具，而且该方法能够解释知识的配置和系统进化 的动力问题，但Leydesdorff等却没有在他们原来理论基础上对经济的知识基础与创新的表 现进行研究，而这个问题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因此，本文尝试从实 证角度研究经济的知识基础对创新表现是否具有显著效用。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假设是：H1：基于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模型的经济知识基础是否对我国 的创新表现有显著影响？
在Leydesdorff 等的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模型中，“企业规模”被作为组织螺旋 的一个。而组织也能从“企业所有制”的角度进行划分，另外，“企业所有制”不仅是 划分组织的重要指标，而且还是区分官产学关系的重要方面关于官产学关系三重 螺旋模型有三种典型的类型――集权式、放任式和交叠式。这三种模式是根据政府作用的强 弱进行划分的，而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比重是衡量政府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国有企业 占绝对比例的国家，其模式基本属于集权式。。“企业所有制”能代替“企业规模 ”作为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的一个螺旋吗？因此，我们的第二个假设是：H2：“企业所有制”类型能否作为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模型中组织 的螺旋？“企业所有制”类型对创新表现是否有显著的影响？
在Leydesdorff等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中技术比高技术更有利于经济知识基础的 积累。基于这个结论，我们是否能得出中低技术对区域创新表现的贡献更大呢？这个问题需 要进行实证检验。因此，我们的第三个假设是：H3：中技术对区域创新 表现的贡献是否比高技术更大？
2 模型设计和数据
2.1 模型设计
本文依据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的三重螺旋模型观点设计计量模型。主要思路是区域R& D及 其他因素投入，和知识基础共同决定区域创新的表现。因此计量模型中，因变量是区域创新 的表现，以往很多学者用授予专利数或发表的SCI论文数作为创新表现的变量，由于SCI 论文数与经济联系较远，不太适合，这里选择年授予专利数作为因变量。因为OECD的知识经 济指标体系中就把专利作为知识产出的首选指标。但该指标的缺点是只能反映数量，不能反 映质量。Leydesdorff et al.的研究中，“技术、组织和区域”的三重螺旋结构被作为区域 经济知识基础，因此，自变量应该包括技术、组织和区域因素。但是由于我们研究的是我国 各省市的截面数据，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地理的设置。
借鉴Leydesdorff et al.确定技术、组织变量的方法，我们用中、高技术企业数代表技术因 素，用大中小企业数来表示组织因素。模型中忽略低技术企业的原因除了低技术企业对知识 经济贡献小之外，还能防止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除了三重螺旋模型中技术、组织因素对知 识产出的影响之外，投入因素也是决定知识产出的重要因素，因此，研发投入也应该作为自 变量加入到模型中。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人员的投入、人员的知识水平等也会影响 知识的产出，但这些因素的数据不容易获得，为了不使回归模型产生遗漏变量问题，我们把 因变量的前一期数据作为自变量加入到模型中。另外，为了检验假设2，我们给出了一些关 于企业所有制的变量，这些变量是国有企业数、私有企业数和合资企业数。
为了能够把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的协同共生思想体现到模型中，笔者采用技术和 组织变量交叉的形式，虽然这样不能完全体现三重螺旋的协同共生思想，但也是本文的一个 尝试。
2.2 数据
本文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2009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高技术统计年 鉴》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2009年统计年鉴中工业的相关数据。
本文的地理区域为我国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一级的行政区域，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外，有 22个省、4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共计31个样本。
产业技术方面，我们利用OECD关于产业技术水平的规定，对我国工业进行分级，如表1所示 。其中，为了简化计算，中高技术和中低技术合并为中技术产业，并统计各省市高、中技术 的企业数。由于在我国相关年鉴中，第三产业的相关数据不完全，所以，未能把与知识基础 联系紧密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考虑在内，这是本研究的一个不足。除地理分布、产业结构外，不同大小公司之间的劳动分工也被认为是影响知识基础的重要因 素［12］。在统计年鉴中，我国关于大中小企业的划分如下表2所示。由于统计年鉴 中统计的企业都是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以上的企业，缺少500万元以下企业的统计，这样的 样本实际上减少了小型企业的数量，不利于对小型企业的分析。
3 计量分析结果和解释
通过计量统计分析，我们得出如下表3中的结果。其中，异方差的检验线性模型用BP test， 非线性模型用white test。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经检验是同方差的， 可以直接采用 OLS方法；而模型5、模型6经检验有异方差，所以，需要采用Robust方法。3.1 检验―1
首先，检验第一个问题――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的三重螺旋作为知识基础对我国创新表现 的影响是否显著。这个检验通过不带交叉项的模型1、2和带交叉项的模型 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5、6系数估计量显 著性的比较能够得出。在模型1、2中，自变量――中高技术企业系数估计量都不显著，只有 大中企业估计量统计意义显著，而在模型5、6中，绝大多数自变量系数的估计量统计意义非 常显著，而且像研发、中高技术企业、以及一些交叉项，其自变量经济意义也比较显著。可 见，以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存在的三重螺旋对我国创新表现的影响确实显著。
3.2 检验―2
这里我们对第二个假设进行检验，即组织的所有制类型是否能够代替组织大小成为技术、组 织和区域三重螺旋模型中的一个螺旋，组织的所有制类型对创新的影响是否显著。由一般经 济分析可知，大中型企业由于资金充足、人力资源雄厚，因此技术水平也较高，相反，中小 型企业的技术水平一般较低；而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中，对中高技术的偏好应该没有多少差异 。所以，一般经济分析是组织的大小比组织的所有制类型更适合三重螺旋模型。表3中，模 型1和模型2是没有三重螺旋思想的回归模型。比较这两个回归模型可知，在有所有制类型的 模型1中，中高技术产业、国企、私企和三资企业的系数估计量统计上都不显著；而在分企 业大小的模型2中，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系数估计量统计上非常显著，初步可以说明组织 的大小比组织的所有制类型更能够解释区域创新的表现。再看模型3和模型4，这两个模型是 尝试把组织所有制类型代替组织大小而建立的有三重螺旋思想的模型。由它们的统计显著性 可知，组织所有制类型不能代替组织大小作为三重螺旋的一个螺旋来解释经济的知识基础问 题。
虽然组织的所有制类型对创新表现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能代替组织大小作为三重螺旋的一个 螺旋，但它对区域创新的表现还是有间接影响的。通过官产学关系三重螺旋模型可以进行分 析，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企业、大学都由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创 新模式属于政府主导型。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确立起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 济改革的主要方向，国家或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越来越少，我国的创新模式也逐渐向重叠交互 的创新模式过渡。三重螺旋模型创新模式类型的最主要表现就是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占的比例 ，在政府主导型创新模式中，国有企业占绝对比例，而在重叠交互的创新模式中，国有企业 不再占很大比例，企业间的运作主要是靠市场手段，政府的作用也不再是直接干预，而是间 接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政府、企业和大学三者之间以平等、独立的身份联合参与创新 ，这样能够增加三者之间系统交互的质量和密度。所以，由国企占主导向多种所有制并存的 改革标志着创新模式也从政府主导向重叠模式的过渡，实质上将有利于增进系统交互的密度 和质量，它对知识基础的积累及创新的表现作用是间接的。关于组织所有制类型对知识基础 作用的实证，可以考虑应用时间序列或面板数据，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以后继续深入。
3.3 检验―3
关于假设3――高技术和中技术对区域创新表现的贡献是否有差异。这个问题的检验需要参 考模型2、模型5和模型6。在没有三重螺旋作用的模型2中，高技术的系数估计量要大于中技 术的估计量，尽管在统计意义上都不显著。这基本可以说明一般研究中得出的高技术产业对 区域创新表现的贡献更大和更有利于知识基础的积累和创新表现的结论是在没有考虑系统交 互协同作用下得出的结论。模型5中，高技术系数估计量统计意义不显著；模型6中，中技术 对区域创新表现的效应为0.539 3，高技术的效应为0.112 3（各交叉项的系数分别乘以大中 小 企业数的平均数，求和），所以，可以得出中技术比高技术对区域创新表现的贡献更大。总 结这两个分析可以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中技术比高技术更有利于区域知识基础的积累是 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在技术与组织、地理产生系统共生的系统自反应机制下，而在这种机制 作用较小的条件下，该结论不一定成立。得出这个结论的内在机制是――相对于区域的创新 扩散，高技术制造业更聚焦于国际生产和全球市场。
4 主要结论和局限
本文以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三重螺旋模型为理论基础，利用计量经济模型方法对我国经济 知识基础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技术、组织和区域关系的三重螺旋”作为经济知识基础，对我国各省市创新的表现 有显著影响。
第二，本文实证结果支持了相对组织所有制类型，组织大小才是组成“技术、组织和产业三 重螺旋模型”的一个螺旋，它更能与不同技术水平的产业相协同，对创新表现的影响更直接 。利用官产学关系三重螺旋模型分析可知，组织所有制类型对知识基础的影响是间接的，主 要通过促进创新向重叠模式的过渡来增进系统交互的密度和质量，以达到对经济知识基础的 推进。
第三，当技术与组织、地理产生系统共生的系统自组织机制作用发生时，中技术部门比高技 术部门对创新表现的影响更重要。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第一，计量经济模型设计中，利用中高技术和大中小企业类型的交 叉项不能完全反应三重螺旋的协同共生理念，这方面有待日后继续深入研究。第二，自变量 设计中，中高技术企业数量、大中小企业数量虽然能够反映知识基础的数量，但在反映知识 基础质量上有一定局限。第三，数据和样本问题。由于缺少各地市的相关数据，仅能提供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样本，样本数量少；另外统计年鉴数据不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以下的 小型企业，将给计量结果带来偏差。第四，回归方法可能忽略基于官产学关系和知识投入产 出关系过渡阶段带来的区域差异。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Foray D. The Economics of Knowledge［M］. Cambridge, MA: MIT Pr ess, 2004.
［2］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coreboard［R］. Paris: OECD,200 3.
［3］Braczyk H J, Cooke P, Heidenreich M. (Eds.).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M］. London/Bristol PA: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1998.
［4］Carlsson B. Innovation Systems: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from A Schum pete rian Perspective［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 tional Joseph A. Schumpeter Society, Milan, 10-12 June 2004.
［5］柳卸林.中国知识经济发展阶段的指标分析［J］.中国软科学,1998,(12): 9-11.［Liu
Xielin. The Index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ese Knowledge Economy ［ J］. Chinese Soft Science, 1998, (12): 9-11.］
［6］吴季松.知识经济［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Wu Jisong. Knowledge Econ omy ［M］. Beijing: S & T Press, 1998.］
［7］孙敬水,蒋玉珉.知识经济的测度方法及分析比较［J］.统计研究, 1999,(7): 21-26.
［Sun Jingshui, Jiang Yumin. The Measure Method and Comparison Analysis of Knowl edge Economy ［J］. Statistic Research, 1999,(7): 21-26.］
［8］David P A, Foray 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y of the Knowledge Society ［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02, 54 (171):9-23.
［9］Leydesdorff L, Dolfsma W, Panne G V. Measuring the Knowledge Base of an Eco nomy in Terms of Triplehelix Relations among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T erritory' ［J］. Research Policy, 2006, 35:181-199.
［10］Lengyel B, Leydesdorff L. Measuring the Knowledge Base in Hungar y: Triple Helix Dynamics in a Transition Economy［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 nual Conference of the Hungarian Association of Economics, 19 December, 2007.
［11］Etzkowitz H, Leydesdorff L. The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 rnment Relations: A Laboratory for Knowledge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J］. E ASST Review, 1995, 14 (1): 14-19.
［12］Storper M. The Regional World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J］.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7.
［13］Lundvall B. A.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M］. London: Pinter, 1992. ［14］Nelson R R.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5］Marshall A.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 London: Macmillan, 1920.
［16］Fritsch M. Cooper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R&D Activitie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 28:829-846.
［17］Jakulin A, Bratko I. Quantifying and Visualizing Attribute Interactions: A n Approach Based on Entropy［R/OL］.省略/abs/cs.AI/0308002, 2004.
［18］Leydesdorff L, Fritsch M. Measuring the Knowledge Base of Regional Innovat ion Systems in Germany in terms of a Triple Helix Dynamics［J］. Research Policy , 2004, 35:1538-1553.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vincial Economic Knowl edge Base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GAO Bo1 NIU Panqiang2,3 DONG Yifeng4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2. School of Media & Design, Shanghai Jiaoton 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3.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 nt,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2, China; 4. Department of Ec onomy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Jinan Shandong 25 0014,China)
Abstract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measure economic knowledge ba setheory, the triple helix model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location relatio nshipis not only innovative in the aspect of methodology, but also brings fortha means of analys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idea. This model can exp lain the pr oblem of the motive power of knowledge configuration and system evolution whichis v ery significant to the government’s policymaking, while Leydesdorff didn't st udythe economic knowledge base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 s
[关键词]大中型工业企业 知识产权竞争力 内涵 构成要素
知识经济时代，以专利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并逐渐成为决定组织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大中型工业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是知识产权创造及运用的主力军，在知识产权开发、运用、管理和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现有对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内涵的研究，一是文献较少，樊燕甫（2010）讨论了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的含义，夏钰（2011）探析了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的内涵；二是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学界多以资源基础论、能力论为视角，探讨知识产权能力、知识产权竞争优势等含义及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的形成机理，从资源、能力等要素整合的角度系统论述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内涵及构成要素的研究不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界定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并分析知识产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以期为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提供参考。
一、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的界定
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国内学者吴玉桐，梁静国（2007）认为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可以通过知识产权数量和知识产权质量来衡量。樊燕甫（2010）认为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企业在知识产权的产出、保护、运用、管理等层面上通过角逐或比较而体现出来的综合能力。夏钰（2011）认为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是企业在竞争环境中，以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知识产权资产为手段，通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有效利用企业的知识产权资产，推进自主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进而形成对市场的掌控权以及持续的科技经济竞争力。可见，学者对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关注知识产权数量、质量到研究企业知识产权能力再到整合企业知识产权资源、能力等要素的过程。
根据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认定标准及企业规模大、产品产量多、运行质量高、技术领先的特征，本文将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界定为以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为特征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在竞争性市场环境下，以知识产权制度为保障，以知识产权资本化、市场化为目的，开发创造潜在知识产权，运营知识产权资产形成高附加值的产品与服务，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成果，形成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一组动态能力体系。
二、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构成要素分析
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作为多项能力的集合体，它是由企业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资源，开发创造潜在的知识产权和运用、保护知识产权资产的能力以及企业知识产权活动的外在环境支持要素构成的。企业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创造促进了自主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知识产权的运营将静态的知识产权资源资本化、市场化，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工作可以减少企业知识产权的流失从而保障技术创新活动的有效性，在这个过程中也离不开政府和金融机构等外在环境要素的支持。
1.知识产权资源要素
知识产权产出能力是显示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各要素组合的综合效果，是对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最直接的评价。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资源要素不仅包括知识产权产出量，还包括知识产权产出效率。知识产权作为重要的经营资源，不仅要有量的积累，更需要质的提高。据统计，2010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专利年申请数达到了198890件，数量可观，但是从质量上看，发明专利年申请数只有72523件，仅占专利年申请数的36.46%，有效发明专利数也只有113074件，竞争力不强。
2.知识产权能力要素
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能力要素包括知识产权投入能力、运用能力和保护能力。
知识产权投入是企业进行知识产权活动的物质基础和保证，主要包括R&D经费支出在内的财力投入和科技活动人员数在内的人力资源投入。知识产权投入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企业知识产权的产出量和产出效率。因此，知识产权投入能力是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构建的保证。
知识产权运用能力是指大中型工业企业将自主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实现知识产权的商品化、资本化，给企业争夺市场份额和获取利益的能力。它反映了企业对其可支配的知识产权资源要素进行优化配置的成效。
知识产权保护既是激励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的‘催化剂’，又是维护创新健康发展的‘保护神’。保护知识产权，不仅需要提高公众意识、完善制度建设，营造法治环境，更需要解决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需求。在立法保护方面，主要是通过《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合理保障企业的知识产权活动。在知识产权执法保护方面，体现在司法机关知识产权司法案件年结案率、知识产权局专利纠纷案件结案数量、工商局商标查处侵权假冒案件数以及民众是否具有知识产权意识等方面。
3.知识产权环境要素
知识产权环境表明企业之外的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等外部环境对企业开展自主知识产权活动的影响。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政府优惠的政策和更加健全的信贷政策、投融资政策，使企业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资金和民间资本参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银行的融资风险，提高金融机构和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樊燕甫.河北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评价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秦皇岛：燕山大学，2010
[2]夏钰.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内涵探析[J].价值工程，2011，30(32):113-114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