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工作讨论会;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12-0093-04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我国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近代农村改造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笔者拟从乡村建设运动整体和历史事件两个角度，分别探讨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职业教育研究的不同视点，意在抛砖引玉，丰富职业教育史研究。
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研究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包括农村经济、县政建设、公民训练、乡村自卫、平民教育、合作运动等内容，渐及各项农村社会事业，与政府的农村复兴策略相呼应。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核心部分，乡村建设运动是广义的职业教育推广过程，以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学校机构、社会试验组织等为主体的乡村建设团体虽然从不同的方面入手，但以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为形式的职业教育贯穿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个历程。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平民教育的主体，职业教育的思想、理论、模式及特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逐渐生成。职业教育推动了乡村建设运动，也需要在自我反思的理智情境中推广，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可以丰富近代农村研究的视野。另外，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过程呈现出一些较为先进的职业教育成果。比如，除了创办专门的职业学校、民众培训班之外，在师范学校和小学还添办了各类民众培训班。在各类职业教育过程中，运用了巡回教学、流动教学、露天学校、小先生教学、生活导师制、巡回书库等灵活多样的教学途径和方法，并同时开发了书法教材、识字课本等教材。笔者认为，提炼并归纳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与实践，对当代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学方法、职业教育研究等均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同时也能为当代农民培训提供诸多的培训模式和发展路径。
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史料、专著和论文。
首先是代表性的史料。主要有乡村工作讨论会编辑的《乡村建设实验》（第一、二、三集），千家驹等人编著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
其次是专著，包括近代版和当代版。近代专著有：古M著的《乡村教育新论》，古M编著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陈兆庆著的《中国农村教育概论》，陈序经著的《乡村建设运动》。当代专著有：郑大华著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徐秀丽主编的《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李德芳著的《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王景新等人编著的《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当代编辑的专著还包括个人文集或全集，如《梁漱溟全集》、《晏阳初文集》等。
再次是论文。主要有祖秋红的《现代化视野下的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张蓉的《中国近代民众教育思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赵祥斌的《神圣与世俗之间：齐鲁大学乡村建设研究》（山东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何建华等人的《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3期），骆墨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3期）。
最后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众多试验区的乡村建设实践，叙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情况，并进行了性质评价。研究思路从宏观走向微观，研究内容较为全面，涉及了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其乡村建设思想、经济建设、政治制度改革、平民教育、合作建设等各项事业。但是，以往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的研究意在肯定或否定乡村建设运动，容易忽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发展模式;多数研究限于单个或几个主要的机构团体或乡村建设派别模式，忽视了其他团体或机构，研究内容往往重复、单调;有的研究对乡村教育运动中的职业教育推广工作未能从专业理论的高度去审视，未能突出职业教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共性与个性。
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团体，对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研究运用如下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教育研究方法，并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视角解读历史;运用个案研究法，选取尽可能多的乡村建设团体机构作为个案;运用比较法，在职业教育办学过程和特色方面进行比较;运用考古研究法，追踪溯源，实地考察，进行相关问题的考证研究。
在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方面，分为两大部分。首先，以学校式、社会式的职业教育作为维度，展示各类机构团体创办职业教育的情境。在政府机关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中央机关、省级机关、市级机关、县级机关为代表的政府机关，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民间团体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改进社、合作组织、慈善机关等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学校机构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大学、小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为载体的乡村建设机构，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社会试验组织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委员会、实验区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团体，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其次，从乡村建设运动中抽取案例，归纳职业教育的整体构建和个性特色，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例如，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要素，概括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教材开发、师资养成的特征以及社会效应，概括农民培训的模式。
在研究过程中，还将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选取实验区并以个案形式叙述实验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是进行研究的关键环节。归纳职业教育的实践模式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撑。另外，乡村建设运动涉及了众多的团体和人物，人物的职业身份、政治面貌、思想生成、社会背景以及党派因缘，牵连广泛，关系复杂，厘清团体机构及人物对职业教育推广的作用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困难之处即是创新之处，可以进行如下尝试：一是在选取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时，要考虑地域特色、办学规模、办学特色、办学人物等因素，除了大型的试验机关如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无锡教育学院等之外，还要选取一些鲜为人知的团体或学校，如河南遂平酷山职业学校、栖霞乡村师范学校等，以此丰富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二是从小事件看大道理，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发展过程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下，突出团体与政府的互动。三是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人物的职业教育思想与理论，确保个案的陈述充满逻辑性、实践性、动态性。四是将众多团体置于同一历史坐标系内，运用当代职业教育理论框架，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发展，确保所归纳的职业教育过程充满理论指导性与现实可操作性。五是强化乡村工作报告的诠释与解读，突出文本思想内涵的比较与分析。六是史料研读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二、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与职业教育
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是民国时期从事实地乡村建设事业的工作者组成的一个工作讨论团体，于1933年7月在山东邹平成立，同时召开第一次集会，后又分别于1934年、1935年在河北定县、江苏无锡集会。乡村工作讨论会检讨同人所从事的乡村工作;报告工作上的心得与困难;联络感情，研究切实互助方法;交换知识经验，互相切磋商量如何改进工作技能技术。尽管由于战争等原因，乡村工作讨论会未能继续下去，但其在民国农村建设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前途乃至民族命运，影响至深且巨。
在研究成果方面，除了前述所有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资料外，还包括以下专门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首先，近代报刊对第一次集会的研究，可见王伯平等人的《乡村工作讨论会纪略》（《乡村建设》，1933年第3卷第1期）。对第二次集会的研究，可见黄丽泉的《在定县参加第二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后》（《新农村》，1934年第17期）。对第三次集会的研究，可见俞振辉的《参加全国乡村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回来》（《泸农》，1935年第3卷第5/6期），西超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印象》（《中国农村》，1936年第2卷第1期），罗石民的《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报告》（《广东蚕声》，1936年第2卷第1期），叶蕖均的《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的经过》（《民教月刊》，1936年第1卷第3期），常文熙的《专载（一）参加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记》（《社会经济月报》，1935年第2卷第10期）。其次，近代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所涉及的开会通告，可见《民间》（1935年第2卷第8期），《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22/23期）。关于第三次集会的报道，可见《崇农》（1935年第4期），《民间》（1935年第2卷第12期），《中华教育界》（1935年第23卷第6期）。再次，当代的专门研究可见姜新的《无锡乡村工作讨论会评述》和《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评议》。
关于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关注甚多，成果颇丰，对乡村工作讨论会却略有提及，专门研究相对不足，未能深入挖掘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推动乡村建设和民族自救中的社会影响和理论建树。其二，所有的研究大多处于文本描述或评价层面，致使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处于静态层面，忽视了人物思想来源的继承性、动态性和批判性。其三，乡村工作讨论会由各个团体组成，以往的研究大多限于单个团体的研究，忽视了乡建运动主流和团体与支流之间的关系，导致乡建运动研究处于分散状态，未能突出共性与个性。其四，对乡村工作讨论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及国家政策实施的互动研究不够。
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集结了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做法和教训，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集大成式反思。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三次集会过程同时也是三次教育界大事，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集会过程和报告文本加以分析也是进行职业教育研究的契机。在三次集会以及所汇集的乡村工作报告中，职业教育是备受关注的时代主题，从三次集会过程以及乡村工作报告中探寻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不失为一种农业职业教育研究的新路径。第一，将所有参会团体置于同一历史坐标系内，可展现各团体及人物不同的农村职业教育思想、理论和出发点。第二，能够更加整体、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乡村建设运动，探讨农村职业教育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第三，乡村工作讨论会融入了人物的思想与理论，具备了一定的乡村建设理论支撑，归纳、提炼了乡村建设理论，为当代农村职业教育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可资借镜与参考的发展模式与路径。
从历史事件入手研究中国近代农业职业教育也是职业教育史研究的一个角度。从研究思路来看，首先，要从社会大背景上纵向梳理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成立经过以及三次集会召开的具体过程，并确定事件经过中的关键点。其次，要分析各份演辞与报告，追踪溯源。再次，要将人物思想、理论与集会过程相融合，力求在文本上立论并提炼出具有时代性的农业职业教育主题。从研究内容来看，可分为以下部分：第一，探讨乡村工作讨论会成立的社会背景，涉及中国农村、农业的近代变迁、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以及本会的发起经过。第二，叙述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召开，即邹平集会、定县集会、无锡集会。可以分别叙述集会过程，包括筹备情形，涉及开会通知、大会程序及工作报告条例;参会人员情况;开会经过;工作报告内容;集会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等。第三，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比较与分析。主要是三次集会的目标与宗旨;参会人员的数量、资格与来源;汇报内容的比较;涉及团体及机构的缘起与设立、工作经过、实验心得和未来计划;三次集会的议题分析与比较;重要人物的思想、理论的分析与比较等。第四，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反思与批判。时人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成立目的以及具体活动过程进行了现实的审视，具体包括江问渔、徐宝谦等人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反思;李紫翔、孙晓村、张志敏、千家驹、吴半农、孙冶方等人对邹平和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乃至农村建设运动所作的分析与批评。第五，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现实思考与启迪。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历史定位，包括新建农村实验区的扩大，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农业农村研究的加深以及技术的推广等;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社会理想受挫的原因，包括战争、经济、政府政策方面的因素等。
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抓住以下几个关键部分。第一，作为当时全国性的乡村建设协作团体，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及三次集会发生在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破产、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乡村建设与民族自救成为时代主题，三次集会以及所包容的农业职业教育无疑是顺应了时代的呼声，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第二，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复兴民族国家为前提，以创造中国新文化为目标，以振兴农村经济为中心，以普及农业职业教育为抓手。第三，在三次集会的各个环节融入人物的思想与理论，使人物的演辞与报告充满动态性、历史性、实践性;强化演辞与报告内容的诠释与解读，每份演辞与报告都是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成果，所有内容及发表之意见，均富有价值，既反映了当时客观的社会环境和当地发展情势，也是报告人等主观思想与理论的结晶，要突出文本在职业教育思想内涵方面的比较与分析。第四，乡村工作讨论会提炼了乡村建设在文化教育、农事经济、自治组织等方面的发展模式，涉及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及制度、机制建设等问题。第五，乡村工作讨论会呼唤民生政府，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将是一个永久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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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i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 Zhan-ping
（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China）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我国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近代农村改造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笔者拟从乡村建设运动整体和历史事件两个角度，分别探讨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职业教育研究的不同视点，意在抛砖引玉，丰富职业教育史研究。
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研究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包括农村经济、县政建设、公民训练、乡村自卫、平民教育、合作运动等内容，渐及各项农村社会事业，与政府的农村复兴策略相呼应。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核心部分，乡村建设运动是广义的职业教育推广过程，以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学校机构、社会试验组织等为主体的乡村建设团体虽然从不同的方面入手，但以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为形式的职业教育贯穿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个历程。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平民教育的主体，职业教育的思想、理论、模式及特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逐渐生成。职业教育推动了乡村建设运动，也需要在自我反思的理智情境中推广，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可以丰富近代农村研究的视野。另外，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过程呈现出一些较为先进的职业教育成果。比如，除了创办专门的职业学校、民众培训班之外，在师范学校和小学还添办了各类民众培训班。在各类职业教育过程中，运用了巡回教学、流动教学、露天学校、小先生教学、生活导师制、巡回书库等灵活多样的教学途径和方法，并同时开发了书法教材、识字课本等教材。笔者认为，提炼并归纳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与实践，对当代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学方法、职业教育研究等均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同时也能为当代农民培训提供诸多的培训模式和发展路径。
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史料、专著和论文。
首先是代表性的史料。主要有乡村工作讨论会编辑的《乡村建设实验》(第一、二、三集)，千家驹等人编著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
其次是专著，包括近代版和当代版。近代专著有：古楳著的《乡村教育新论》，古楳编著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陈兆庆著的《中国农村教育概论》，陈序经著的《乡村建设运动》。当代专著有：郑大华著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徐秀丽主编的《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李德芳著的《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王景新等人编著的《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当代编辑的专著还包括个人文集或全集，如《梁漱溟全集》、《晏阳初文集》等。
再次是论文。主要有祖秋红的《现代化视野下的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张蓉的《中国近代民众教育思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赵祥斌的《神圣与世俗之间：齐鲁大学乡村建设研究》(山东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何建华等人的《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3期)，骆墨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3期)。
最后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众多试验区的乡村建设实践，叙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情况，并进行了性质评价。研究思路从宏观走向微观，研究内容较为全面，涉及了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其乡村建设思想、经济建设、政治制度改革、平民教育、合作建设等各项事业。但是，以往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的研究意在肯定或否定乡村建设运动，容易忽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发展模式;多数研究限于单个或几个主要的机构团体或乡村建设派别模式，忽视了其他团体或机构，研究内容往往重复、单调;有的研究对乡村教育运动中的职业教育推广工作未能从专业理论的高度去审视，未能突出职业教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共性与个性。
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团体，对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研究运用如下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教育研究方法，并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视角解读历史;运用个案研究法，选取尽可能多的乡村建设团体机构作为个案;运用比较法，在职业教育办学过程和特色方面进行比较;运用考古研究法，追踪溯源，实地考察，进行相关问题的考证研究。
在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方面，分为两大部分。首先，以学校式、社会式的职业教育作为维度，展示各类机构团体创办职业教育的情境。在政府机关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中央机关、省级机关、市级机关、县级机关为代表的政府机关，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民间团体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改进社、合作组织、慈善机关等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学校机构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大学、小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为载体的乡村建设机构，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社会试验组织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委员会、实验区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团体，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其次，从乡村建设运动中抽取案例，归纳职业教育的整体构建和个性特色，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例如，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要素，概括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教材开发、师资养成的特征以及社会效应，概括农民培训的模式。
在研究过程中，还将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选取实验区并以个案形式叙述实验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是进行研究的关键环节。归纳职业教育的实践模式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撑。另外，乡村建设运动涉及了众多的团体和人物，人物的职业身份、政治面貌、思想生成、社会背景以及党派因缘，牵连广泛，关系复杂，厘清团体机构及人物对职业教育推广的作用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困难之处即是创新之处，可以进行如下尝试：一是在选取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时，要考虑地域特色、办学规模、办学特色、办学人物等因素，除了大型的试验机关如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无锡教育学院等之外，还要选取一些鲜为人知的团体或学校，如河南遂平嵖岈山职业学校、栖霞乡村师范学校等，以此丰富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二是从小事件看大道理，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发展过程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下，突出团体与政府的互动。三是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人物的职业教育思想与理论，确保个案的陈述充满逻辑性、实践性、动态性。四是将众多团体置于同一历史坐标系内，运用当代职业教育理论框架，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发展，确保所归纳的职业教育过程充满理论指导性与现实可操作性。五是强化乡村工作报告的诠释与解读，突出文本思想内涵的比较与分析。六是史料研读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二、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与职业教育
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是民国时期从事实地乡村建设事业的工作者组成的一个工作讨论团体，于1933年7月在山东邹平成立，同时召开第一次集会，后又分别于 1934年、1935年在河北定县、江苏无锡集会。乡村工作讨论会检讨同人所从事的乡村工作;报告工作上的心得与困难;联络感情，研究切实互助方法;交换知识经验，互相切磋商量如何改进工作技能技术。尽管由于战争等原因，乡村工作讨论会未能继续下去，但其在民国农村建设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前途乃至民族命运，影响至深且巨。
在研究成果方面，除了前述所有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资料外，还包括以下专门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首先，近代报刊对第一次集会的研究，可见王伯平等人的《乡村工作讨论会纪略》(《乡村建设》，1933年第3卷第1期)。对第二次集会的研究，可见黄丽泉的《在定县参加第二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后》(《新农村》，1934年第17期)。对第三次集会的研究，可见俞振辉的《参加全国乡村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回来》(《泸农》，1935年第3卷第5/6期)，西超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印象》(《中国农村》，1936年第2卷第1期)，罗石民的《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报告》(《广东蚕声》，1936 年第2卷第1期)，叶蕖均的《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的经过》(《民教月刊》，1936年第1卷第3期)，常文熙的《专载(一)参加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记》(《社会经济月报》，1935年第2卷第10期)。其次，近代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所涉及的开会通告，可见《民间》(1935年第2卷第8 期)，《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22/23期)。关于第三次集会的报道，可见《崇农》(1935年第4期)，《民间》(1935年第2卷第12期)，《中华教育界》(1935年第23卷第6期)。再次，当代的专门研究可见姜新的《无锡乡村工作讨论会评述》和《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评议》。
关于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关注甚多，成果颇丰，对乡村工作讨论会却略有提及，专门研究相对不足，未能深入挖掘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推动乡村建设和民族自救中的社会影响和理论建树。其二，所有的研究大多处于文本描述或评价层面，致使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处于静态层面，忽视了人物思想来源的继承性、动态性和批判性。其三，乡村工作讨论会由各个团体组成，以往的研究大多限于单个团体的研究，忽视了乡建运动主流和团体与支流之间的关系，导致乡建运动研究处于分散状态，未能突出共性与个性。其四，对乡村工作讨论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及国家政策实施的互动研究不够。
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集结了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做法和教训，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集大成式反思。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三次集会过程同时也是三次教育界大事，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集会过程和报告文本加以分析也是进行职业教育研究的契机。在三次集会以及所汇集的乡村工作报告中，职业教育是备受关注的时代主题，从三次集会过程以及乡村工作报告中探寻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不失为一种农业职业教育研究的新路径。第一，将所有参会团体置于同一历史坐标系内，可展现各团体及人物不同的农村职业教育思想、理论和出发点。第二，能够更加整体、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乡村建设运动，探讨农村职业教育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第三，乡村工作讨论会融入了人物的思想与理论，具备了一定的乡村建设理论支撑，归纳、提炼了乡村建设理论，为当代农村职业教育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可资借镜与参考的发展模式与路径。
从历史事件入手研究中国近代农业职业教育也是职业教育史研究的一个角度。从研究思路来看，首先，要从社会大背景上纵向梳理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成立经过以及三次集会召开的具体过程，并确定事件经过中的关键点。其次，要分析各份演辞与报告，追踪溯源。再次，要将人物思想、理论与集会过程相融合，力求在文本上立论并提炼出具有时代性的农业职业教育主题。从研究内容来看，可分为以下部分：第一，探讨乡村工作讨论会成立的社会背景，涉及中国农村、农业的近代变迁、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以及本会的发起经过。第二，叙述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召开，即邹平集会、定县集会、无锡集会。可以分别叙述集会过程，包括筹备情形，涉及开会通知、大会程序及工作报告条例;参会人员情况;开会经过;工作报告内容;集会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等。第三，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比较与分析。主要是三次集会的目标与宗旨;参会人员的数量、资格与来源;汇报内容的比较;涉及团体及机构的缘起与设立、工作经过、实验心得和未来计划;三次集会的议题分析与比较;重要人物的思想、理论的分析与比较等。第四，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反思与批判。时人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成立目的以及具体活动过程进行了现实的审视，具体包括江问渔、徐宝谦等人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反思;李紫翔、孙晓村、张志敏、千家驹、吴半农、孙冶方等人对邹平和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乃至农村建设运动所作的分析与批评。第五，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现实思考与启迪。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历史定位，包括新建农村实验区的扩大，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农业农村研究的加深以及技术的推广等;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社会理想受挫的原因，包括战争、经济、政府政策方面的因素等。
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抓住以下几个关键部分。第一，作为当时全国性的乡村建设协作团体，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及三次集会发生在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破产、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乡村建设与民族自救成为时代主题，三次集会以及所包容的农业职业教育无疑是顺应了时代的呼声，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第二，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复兴民族国家为前提，以创造中国新文化为目标，以振兴农村经济为中心，以普及农业职业教育为抓手。第三，在三次集会的各个环节融入人物的思想与理论，使人物的演辞与报告充满动态性、历史性、实践性;强化演辞与报告内容的诠释与解读，每份演辞与报告都是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成果，所有内容及发表之意见，均富有价值，既反映了当时客观的社会环境和当地发展情势，也是报告人等主观思想与理论的结晶，要突出文本在职业教育思想内涵方面的比较与分析。第四，乡村工作讨论会提炼了乡村建设在文化教育、农事经济、自治组织等方面的发展模式，涉及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及制度、机制建设等问题。第五，乡村工作讨论会呼唤民生政府，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将是一个永久的课题。
《交通运输工程学报》是长安大学主办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交通运输工程学科评议组、西南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共同协办的权威性学术刊物（ISSN 16711637，CN 611369/U），主要刊载道路与铁道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交通信息工程与控制等领域的学术论文。《交通运输工程学报》为双月刊，大16开，160页，每期定价100元，全年共600元，国内邮发代号：52195，国外发行代号：BM1775。
《交通运输工程学报》（英文版）是长安大学主办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交通运输工程学科评议组、韩国道路工程师学会、西南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共同协办的权威性学术刊物（ISSN 20957564，CN611494/U），主要刊载道路与铁道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交通信息工程与控制等领域的英文学术论文。《交通运输工程学报》（英文版）为双月刊，大16开，80页，每期定价100元，全年共600元，国内邮发代号：52305。
《筑路机械与施工机械化》是长安大学主办的权威性技术刊物（ISSN 1000033X，CN 611119/U），主要刊载国内外筑养路机械设计制造、工艺材料、试验研究、应用技术、使用与维修经验，机械化施工技术与工艺，以及公路、桥梁、隧道施工和管理等方面的论文。《筑路机械与施工机械化》为月刊，大16开，80页，每期定价20元，全年共240元，国内邮发代号：5257，国外发行代号：M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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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瞿秋白 五卅时期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政治传播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始终重视政治传播的开展，并将政治传播作为发展组织、开展革命的重要手段。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渠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活动过程、影响受传播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1]p25。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为了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瞿秋白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撰写了大量通俗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党在五卅时期思想宣传事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瞿秋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途径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作为中共中央局委员的瞿秋白迅速投入斗争。他参加中央和江浙区委会议，商讨方针策略，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瞿秋白既亲临前线，又深入不同群体，借由不同的传播渠道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实践中指导工人运动，推动五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
第一，以党报党刊为宣传阵地。瞿秋白为了宣传党的主张，及时正确地报道全国民众反帝斗争的情况，批判帝国主义的造谣诬蔑。他支持党中央创办《热血日报》的决定，并担任主编。瞿秋白在《热血日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及时报道五卅工人运动的状况，引领工人群体进行斗争。他发表的社论，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动员和指导革命群众向敌人进行战斗的檄文，其立论的依据和论证的思想内容，既蕴涵党性原则，又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社论严格按照党的的精神，宣传口径与党中央的主张和政策相吻合，结集各阶层群众于共产党的旗帜下。《热血日报》能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成为党领导五卅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传播载体。
第二，与戴季陶论战。戴季陶是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作为中国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部L的他，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先后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等小册子，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瞿秋白先后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等文章，痛斥“戴季陶主义”的反动性，一针见血地指出“戴季陶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瞿秋白通过论战和批判，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打击了资产阶级新的进攻。
第三，深入工人群体。瞿秋白特别重视联系群众，了解工人的生活疾苦和真实思想，经常亲自找工人谈话，核对材料。为了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工作，他还经常深入工人生活区调查研究，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更好地为工人发声。
第四，发表演说。1925年12月，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作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开宗明义，指出这“是全国人都注意的问题。而且这不单是学理上的问题，是实际的问题”[2]p225。报告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揭露破坏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阐述当前斗争的重要意义。
二、瞿秋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内容
瞿秋白在他的文章中深刻分析五卅运动发展的形势，及时提出斗争任务和策略，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抨击用心险恶的阶级敌人。这些传播内容是他正确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中，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战斗性及指导意义。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敌友的问题。五卅运动发生后，很多人还分不清斗争的敌友，于是瞿秋白撰写社论《谁是敌谁是友？》指出，英、美、日等帝国主义都是中国人民的国外敌人，国内的敌人是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因此要对他们丢掉幻想。瞿秋白指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朋友只能是同样受压迫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农民以及受到列强压迫的其他弱小民族。
第二，指明工人运动的策略和方针。从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开始，瞿秋白就一再揭露和抨击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压迫剥削。同时，他根据日本资本家采取关厂抵制的政策，提出使工人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民族斗争，同当时正在兴起的反帝运动相汇合。瞿秋白以大量具体事实，彻底揭穿了帝国主义制造的种种谎言，指出五卅事件的政治实质和根本解决之道――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极大地帮助群众认清事件的真相，继续坚持斗争。瞿秋白在《热血日报》上发表社论，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明确五卅运动的斗争方向和目标，不断依据时局的变化情况指导群众斗争。
第三，宣传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领导权。瞿秋白在参加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具体阐明革命要由无产阶级而非资产阶级来领导的真正原因。他认为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同时处在最受压迫的地位，所以不但要改善这一群体本身的经济地位，而且要代表其他劳动阶级的利益。瞿秋白还分析了无产阶级具有的优点，例如有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观念，因而能够成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
三、瞿秋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成果
当时对于群众来说，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陌生的外来文化，瞿秋白十分重视将枯燥的理论观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群众基础。瞿秋白的传播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初步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明显带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革命的学说为己所用，因为时代迫切需要能够解释现实、引导普通大众的思想学说。瞿秋白非常重视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二，实现传播渠道的多样化，扩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群众基础。瞿秋白不仅在党报党刊发表社论、文章，还利用大学讲演等渠道，多方面传播马克思主义，努力扩大五卅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面。瞿秋白作为传播者，充分了解不同对象的关注点和需要，在传播活动中积极接受反馈。这些都为大众化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第三，注重传播的通俗化，顾及受众的文化差异。通俗化不是庸俗化，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前提下，将其转化为贴近群众的生活语言。五卅惨案爆发后，为了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瞿秋白积极深入工人群众，贴近工人生活，在报道工人运动时使用通俗白话即工人听得懂的语言。在编辑《热血日报》时，瞿秋白还巧妙地运用民间文学形式，比如孟姜女调《救国十二花名》，叙述五卅运动时期工人群众的抗争史，呼吁工人群众团结一心御敌。
参考文献：
【摘要题】文件理论
【关键词】文件运动规律/阶段性/螺旋式……
【正文】
文件（档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它与所有的客观事物一样，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规律阶段性、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变化的。其阶段性表现为文件（档案——下同）运动的周期性，其螺旋式表现为文件运动周期的连续性与循环性。在档案学研究中，其阶段性特点已为档案学家发现并概括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螺旋式特点则为档案学家们所忽略，近年来，国内档案学者有所研究，但主张为“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其认识仍未超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笔者认为，文件运动的阶段性和螺旋式正是文件运动微观与宏观的两个互补性规律，并就此略陈管见。
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的微观规律，既是世界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一般原理，也是各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个别结论
文件从现行——半现行——非现行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运动过程，通常称作文件生命周期，它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阶段性在文件运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最早发现文件运动周期性特点的是美国档案学家，最早形成理论成果的是英国档案学者，该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初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已相当成熟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国际化的加速，各国文件、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国际档案界对该理论的认识和运用也显现出求同存异的时代特性，即在不断增强和扩大共识之时，也很重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一特征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顺应了世界多元化发展潮流。
首先，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形成过程和运用范围来看，它实际上是国际档案界集体智慧的结晶。现代世界档案学史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践和理论源头来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文件中心和文件生命周期论述，正式提出则是由英国档案学者在1950年第一次国际档案大会上完成的，其后又经加拿大、阿根廷等国档案学家的丰富和发展，才不断完善起来。作为新的档案工作实践的科学总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清晰地揭示了“文件”转化为“档案”的阶段性质变的基本规律与特点，而且普遍适用和作用于各国档案工作实践。尽管各国国情不尽相同，对该理论认识和接受的程度也参差不齐，但是，只要建立了档案工作的国家大多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具体运用情况来看，各国又结合本国社会经济制度、历史文化背景与文档工作实际，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反映和表达，又表现出一定的实践与理论的个性。我国档案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很有典型意义，如20世纪的60年代初曾三从我国文档工作实践中发现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80年代陈兆＠①提出的“文件运动周期理论”，90年代何嘉荪提出的“文件运动规律”等。这些中国式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具有我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特色，而且丰富了世界档案学理论宝库，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国际化充实了新内容。
第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重大贡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虽然只是反映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规律的理论，但是，从半个多世纪档案工作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实绩来看，其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一是理论贡献，它对于深入研究和把握文件运动的周期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文件与档案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科学地指导文档工作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二是实践贡献，它对于科学合理地组织文档工作流程、切实有效地实行文档一体化管理、促进文件向档案健康有序的转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实践意义。三是创新性贡献，除包括上述两大贡献外，它还对进一步探索文件运动的基本特征，拓宽研究视野和提高认识层次，为发现文件运动的其他规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文件和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档案学界称它为20世纪档案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二、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作为文件运动整体性变化的宏观规律，既是文件运动周期性质变的扩展和深化，也是文件运动周期之间质变的内在逻辑联系
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角度来认识，文件运动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信息系统，它是根据利用者需要，通过人工干预使“文件”与“档案”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循环转化的一个信息流。其特点有时间的无限性、空间的转换性、内容的一致性、价值的互变性和动态的可控性等；其实质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文件运动中的具体表现，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体对文件和档案的需求愿望、利用目的及工作机制的发展变化。现作下述简要分析。
（一）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件运动周期内，“文件——档案”的转化呈线性运动状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科学性就是揭示了这一规律，同时其局限性也正在于此，所以，它无法对“档案——文件”的转化过程及其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档案——文件”的转化，作为档案利用中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首先在理论上正视和研究它的是何嘉荪、潘连根，他们称之为“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并试图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作其“回流”观的理论依据。然而，由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和研究者认识的局限性，何、潘两人仅勉为其难地作了一些形而上学的论证，并没有透视出该运动形式的实质。可见，就文件运动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只是揭示了其中一部分规律，并没有穷尽它的全部规律。尽管如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仍然启发我们：文件与档案之间在社会利用价值上存在着一定或明或暗的必然联系。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开文件运动规律秘密的钥匙。从文档工作实践和档案学基本理论来看，笔者认为，“文件——档案”转化规律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显性联系（明），“档案——文件”转化规律则反映了两者之间的隐性联系（暗）。前者已获得中外档案界的普遍认同，并已形成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后者则刚刚进入档案学者的研究视野，正所谓“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总是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和普遍联系中不断向前发展的，静止不变是相对的，运动变化是绝对的。“文件——档案——文件——档案”螺旋式发展的运动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文件运动的普遍联系性表现在其价值定位的纵、横两个方面。
从横向来看，文件运动中各种价值的定位，总是与利用者的价值取向、需求意愿和预设目标的定位密切相关的，即文件（档案）一定的价值形态与利用者一定的需求期望值是基本一致、相辅相成的。从纵向来看，“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转化，总是与其自身价值实现方式的定位紧密联系的，即一定的文件运动形态与其一定的价值时态是基本一致、相辅相成的。因此，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文件就是文件，档案就是档案，其价值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当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价值转化也就随之发生了。
2.文件运动的对立统一性表现在其价值转化的时、空两个方面。
从时间上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信息的现行价值与历史价值从对立到统一，“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信息的历史价值和现行价值的再对立统一。从空间上看，“文件形成者——档案管理者”的转移是信息的文件价值与档案价值由对立而统一，“档案管理者——文件形成者”的转移则是信息的档案价值与文件价值的再对立统一。决定上述转化的内因是文件和档案之间具有信息来源一致性、信息内容等同性及其利用价值可互变性，其外因是文件和档案的信息价值都具有社会需求性和可实现性，而且仅当内、外两方面条件都充分具备时，“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价值转化才由可能变成现实。
3.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的基本形式及其特点。
（1）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呈现出文件生命周期连环结构的运动状态。如图所示：
附图
（2）分析上图，我们可以发现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的以下特点：a.从信息内容来看，具有转化关系的各期文件与档案之间均保持着信息内容的同一性，即此信息即彼信息；从信息存在来看，具有转化关系的各期文件与档案之间又都保持着时、空的独立性，即此文件（或档案）非彼文件（或档案）。这样就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不同的文件生命周期，为文件运动的持续进行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实践支撑。b.从信息利用价值的角度来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档案对前文件利用价值的扬弃，“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后文件对前档案利用价值的再扬弃。从社会职能的角度来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档案对前文件社会职能的否定，“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后文件对前档案社会职能的再否定。其中“档案”身兼二用：一为链接前、后文件利用价值和社会职能的路径；二作两次扬弃和否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梯，“后文件”的作用亦然。这样就使文件和档案遵循着自然形成规律、一个周期套着一个周期连续不断地螺旋式地向前发展，构成了文件运动的全部历史过程。
4.文件运动的基本规律、定律、判断和规则。
（1）基本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文件能直接转化为档案，档案也可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文件。
（2）定律：当文件的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且具有备以查考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时，现行文件就直接转化为档案。当档案能在现实社会活动中发挥现行文件作用时，档案可以并能够直接或间接转化为现行文件。
（3）判断：a.凡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的现行文件都可以直接转化为档案，凡档案都是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的前现行文件。b.凡具有备以查考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现行文件都必然直接转化为档案，凡档案都必是具有备以查考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前现行文件。c.凡能在现行社会活动中发挥现行文件作用的档案都可以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有效现行文件，凡能转化为有效现行文件的档案都必须具有现行文件价值。
（4）规则：a.文件能直接转化为档案且只能通过档案来作用于后文件，而档案则不能逆转为和反作用于前文件。b.档案可以转化为后文件且只能通过已转化的文件来作用于后档案，而文件则一般不宜反作用于前档案。
三、文件运动规律给予我们的新启示
（一）文件运动具有多样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
文件运动作为一个物质运动系统，在一定主观与客观、内部与外部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通过文件与档案、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总是在阶段性质变规律的基础上按照螺旋式发展规律不断向前运动的。这一现象正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在文件运动中的综合反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建立在“文件——档案”运动基础上的现行理论中才会有“档案——文件”运动的合法地位。
（二）文件运动是文件的周期运动和周期连续运动有机结合的历史过程。
“文件——档案”和“档案——文件”作为文件运动两种基本形式，充分反映了文件运动规律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从普遍性来说，“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文件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显性运动方式，也是文件运动的主流。从特殊性来说，“档案——文件”的转化是文件运动中个别存在的隐性运动方式，也是文件运动的支流，并常常为主流所遮蔽而令人“不识庐山真面目”。“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由于它们的客观存在，并在其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统一于一个共同的运动体内，因此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件运动的历史过程。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文件运动规律不仅要揭示“文件——档案”的微观运动规律，而且也要揭示“文件——档案——文件——档案”的宏观运动规律，只有这样，它才是符合文件运动实际的科学理论。
（三）文件与档案相互转化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文件、档案价值规律和社会需求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
文件与档案之所以能够相互转化，一方面是因为利用主体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客体价值的认知不断深化和需求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客体价值可互变规律为利用主体的认知和需求提供了客观依据，两者相互作用就推动了“文件——档案——文件——档案”的周期性、螺旋式的向前发展。
（四）文件运动规律为正确认识文件与档案的性质及其关系提供了理论根据。
从表象上看，文件和档案似乎为同一种事物，但文件运动规律清楚地说明：一是文、档在物质形式上是一种继承关系，在实质上是社会职能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有着不可混淆的界限。二是不同时期的文件、档案是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活动中根据利用主体的需要而形成的，它们在适用对象和具体作用上都有明确的分工，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把“档案——文件”的转化认为是“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一是缺乏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二是将会产生时间可以倒流、历史可以篡改、档案可以伪造的误导。
综上所述，深入探索文件运动规律，对于电子信息时代深入认识文件和档案的本质属性、科学构建文档管理模式及其理论体系，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黄存勋、倪道善等著：《文档一体化——网络时代的文件与档案管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何嘉荪、傅荣校著：《21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
3.邹吉辉：《文件生命周期的实质是文件利用价值转化过程》，《兰台内外》1999年第3期。
4.邹吉辉、何永斌：《档案本质属性再研究》，《上海档案》2002年第2期。
今年5月中旬，我随陈至立国务委员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希腊和在瑞士的国际奥委会总部，在这以前我曾两次去过希腊，都是为中国代表团参赛雅典奥运会工作。这次政府代表团规格较高，考察的视角大不一样，所见所闻感受颇深，回来后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怎样评价一届成功的奥运会；以何种理念和目标来准备、筹办奥运会；怎样才能完整全面地把握奥林匹克精神；北京奥运会将在体育、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留下何种遗产等。坦率地讲，对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想得很清楚。利用今天这个机会，与大家一同探讨，临时拎了一下，来不及仔细推敲，大致归纳分为四个方面。
1雅典奥运会的成功体现于理念设计的成功
大家都知道，在雅典奥运会开幕前，国际舆论甚至国际奥委会都十分担心希腊承办奥运会的能力。雅典奥运会因工程不断延期被一些漫画讽刺称为“最后一分钟工程奥运会”。雅典的反恐形势、安保能力、奥运会预算的追加等等，都成为人们普遍担忧的问题。甚至有人说雅典还能不能承办奥运会，如果不行赶快换地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雅典奥运会举办得非常出色、非常成功，博得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赞赏，我国国内各大媒体和北京奥组委考察团也都心悦诚服地佩服雅典奥运会的极大成功。会后，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对雅典奥运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雅典奥运会是一届独特、梦幻、史诗般的奥运会。雅典奥运会为何会从赛前的担忧怀疑到赛后获得如此高的评价，许多人并不理解。一般中国观众也都只是从媒体获知雅典奥运会的开、闭幕式盛况，场馆设施先进等，来感受雅典奥运会的成功。通过这次实地考察的种种见闻，使我对希腊成功举办奥运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在举办雅典奥运会前，希腊政府和雅典奥组委进行了长期细致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希腊人对该国举办奥运会的理念与主题更是处心积虑、筹划已久。
希腊既非经济强国也非体育大国，通过这次考察我们发现：希腊政府和雅典奥运会的组织者清醒地认识到，成功地举办奥运会首先要有一个理念，确定一个主题，达到一种目的。希腊人认为奥运会是一个完整的概念，筹备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单一方面的出色并不能说明奥运会的成功。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各项筹备工作的进展的确全面而又系统。他们在新建改造体育场馆、城市交通改造、运动队积极备战的同时，高度重视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和文化教育活动。希腊在获得奥运会举办权之后，除了建设必要的硬件设施以外，重点着手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提升国家形象、提高国民素质，在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及精神等领域做了长期大量的铺垫工作，比如，以“显示现代希腊的成就及未来发展潜力”、“培养未来传递奥林匹克生活的新一代”、“展示当代社会的奥林匹克理想”、“为运动员、观众和志愿者提供一次独特的奥运经历，为奥林匹克运动留下遗产”等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在全国大中小学学生、各级各类人员和广大民众中，广泛宣传奥运知识，宣讲奥运精神。另外，组委会在赛前赛中开展了各类各色的文化传播和教育活动，其形式和内容生动活泼，其声势一浪高过一浪。不仅注重国内、而且重视海外，比如在全球和每一个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进行火炬传递活动，并首次到达非洲和南美洲。在奥运会期间，各种特色的文化娱乐活动在奥运村、赛场及社区通宵达旦，人流络绎不绝，一踏上希腊土地，你就会强烈感受到向往和平、友谊，热烈欢快的奥运文化气息扑面而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都体现出希腊人对如何把握“成功举办奥运”概念的睿智和良苦用心。
希腊在雅典奥运会前高度重视提升软实力的这一做法并不太被人们所注意，虽然我曾两次去过雅典，但在这次考察之前我也知之甚少，加上一些中国媒体的价值取向，捕捉新闻的重点多在硬件建设、接待服务、饮食交通及运动队的金牌等方面，对这方面的报道也不充分，因而中国国内老百姓也就知道得更少了。
总之，希腊奥运会的成功表现在既重视硬实力（包括投资、场馆建设、信息通讯、城市交通、运动成绩等），更重视软实力，两者相得益彰。做事情重理性思维是希腊人的传统，从柏拉图开始直到今天。对于中国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综合国力的提高，国内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硬件上似乎没有什么怀疑，但如何借奥运做好文化、教育，提升国民素质，使整个民族在精神层面上有一个升华，真正体现出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通过举办一届奥运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谐发展，在这些方面，还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研究。
2希腊全力以赴打造奥运文化这张牌
希腊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别的国家无法相比，希腊人充分利用这一历史资源，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希腊政府和雅典奥组委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活动，来突出宣传古希腊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因而，雅典奥运会处处宣扬古希腊文化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融合，同时展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共存性。通过创意挖掘，运用爱琴海、橄榄枝、雕塑等希腊文化特有的符号，借助古希腊神话中的情节和形象，使希腊文明的历史厚重感再次展示在全世界面前，再次唤起人们对希腊文明的崇敬。希腊文化部长佩特拉利亚告诉我们，雅典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在艺术表现上构思新颖，不仅考虑到开幕式现场本国官员和老百姓的胃口，而且突出电视转播效果，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球媒体受众的审美和接受度，使奥运会开、闭幕式成为令人难忘的视觉盛宴。这些都是雅典奥运会的精彩之笔、成功之处。
雅典奥运会在全球赢得如此青睐并非偶然，对雅典奥运会的成功，不能就现象看现象，就体育看体育。奥林匹克精神仅仅从当今奥运会和体育本身来谈是不够的。实际上，雅典奥运会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起源有着天然的联系，从历史渊源来看，奥林匹克精神是古希腊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古希腊思想又是当今西方文明，或者说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理念的基石。有人说西方文明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希腊思想，二是罗马法律，三是日耳曼骑士精神，而其中希腊思想是基础。
为什么这么说，简单回顾一下近代史就可以发现，现代高新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什么生物技术、空间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等，这些变化是从哪里来的？准确地说，是从1640年英国工业革命之后集中发展起来的。从17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产生空前的发展，直到今天仍然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起主导地位？关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所起到的进步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那么生产力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伴随它的制度、法律、思想基础是什么？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说到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主旨就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以人文主义精神打破宗教神学的禁欲主义，提倡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大发展。那么这场中世纪以来，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开始继而席卷整个欧洲的、改变整个人类命运的文艺复兴到底复兴的是什么？复兴的就是大约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在社会制度上，公元前7世纪以来，雅典的城邦就出现了民主政治制度雏形，开创了民主政体的先河，后来成为今天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近代不少启蒙思想家，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洛克、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思想，以及英国大的制定、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的发表等都来源于古希腊思想，都可以从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民主思想、梭伦改革以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那里找到他们的影子。
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上审视，中国历史上缺少科学与民主，直到上世纪初，“五四”运动中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也还是舶来品。近代中国的落后乃至整个东方的落后，归结起来就是科学的落后，主要是自然科学的落后。可以说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与发明创造都来源于西方。那么西方的自然科学为何如此发达，仅仅是17世纪工业革命后三四百年发展起来的吗？错了，如果我们那样去认识问题，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近代西方的崛起是有其文化、思想传统的，可以说这个传统的源头就在古希腊。
希腊人很聪明，他们深知希腊办奥运会的价值绝非在场馆建设、城市建设和运动成绩上，而是在历史上、在精神层面上。他们非常清楚这种逻辑关系：即举办奥运会必然传播奥林匹克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植根于古希腊思想，古希腊思想是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的思想来源，启蒙运动人文主义思想是欧洲工业革命的思想武器，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解放、生产关系的变革，带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科学技术、高科技革命乃至今天的经济全球化。
从历史的高度追根溯源，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承与复兴就自然不能孤立地局限于体育的范畴，而应成为人文精神、人类思想史和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希腊虽然后来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衰落，直到今天也是欧盟的一个“穷国”，但雅典奥运会的主办者紧紧抓住了老祖宗来彰显民族文化，以“奥林匹克回家”的口号，唤起人们对古希腊是西方文明发祥地地位的认同。由于文化、艺术、宗教、哲学的历史原因，西方世界特别是讲拉丁语、斯拉夫语、希腊语的国家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对希腊有着一种寻根祭祖的感情，这是希腊成功举办奥运的重要原因之一。
3提升北京奥运会的综合效益
希腊经济不是十分发达，资源和能源匮乏，竞技体育水平平平。承办奥运会在硬件上比不了悉尼、亚特兰大、巴塞罗那，甚至不如汉城；在体育成绩上也没有一些大国的骄人战绩，但最终得到国际奥委会、国际社会及本国人民一致的高度赞誉。雅典奥运会如此成功，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自己的思考。
我国从1990年提出申办奥运会，经过11年的努力，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其中有沮丧有喜悦，最终如愿以偿，圆了国人百年期盼之梦。然而申办成功之后怎么办？举办奥运会不仅仅是争一个面子，外国人能办中国人也能办的问题，讲面子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中国人能办事也会办事，这是我们的能力。但是，举办奥运会这样一个重大的全球盛典，其意义远非局限于争面子、会办事就行，这是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带来重要而又深远影响的大事。我们如何在余下不多的三年时间里把北京奥运会办成一届不仅海内外炎黄子孙满意、国际社会认可，而且给子孙后代留下遗产的奥运会，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是需要用世界眼光来认真谋划的。对奥运会的成功与否，有一个自己评价和国际社会评价的问题，这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奥运会不仅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体育赛事，也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人类聚会和全球的文化庆典（共16天，约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接参与者和旅游者达几十万人）。自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以来，几乎每一个奥运会的东道国都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机会来提高国家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国际地位。雅典成功举办奥运会给希腊国民和民族带来的精神财富和综合效益，是难以用金钱计算的，希腊人直到今天，乃至将来都会长久为之骄傲。在历史上，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举办，对日本战后的经济复苏、韩国的工业化救国，以及两国融入国际社会、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自信心等方面，都起到了长远而又持久的作用。奥运会的竞赛组织、东道主参赛以及硬件建设等必不可少，十分重要，但除了奥运会期间16天的热闹，除了交通、通讯、场馆建设等硬件准备，除了运动健儿争夺金牌等之外，还应该把奥运文章做足，我们要在文化建设上给后人留下更长远更深刻的东西。
在传播奥林匹克精神的宣传教育方面，既要不失时机地展示中国的悠久历史，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又要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取代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人类的价值观是人类长期共同生活的产物，它在世代传承中积累和发展，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比如人们珍惜生命，追求自由、幸福、和平、公平、公正、人道、独立等，都是超越国界的，千百年来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正是在这一人类共同价值观念和理想中形成的。中华民族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中国人应努力追求这些伟大而美好的理想。各民族都不应过分去强调自己的“特殊国情”而拒绝接受人类共同的文明进步。价值观念还具有时代特征，它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历史的进步性，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它只有随着所处时代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前进，才有生机与活力。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今天，各民族既要继承自己的优秀传统，更要学习和吸纳其他民族的文明成果。中国积极申办奥运会并获得举办权，就是中国社会开放进步、实力增强的表现。因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设计，一些大型文化娱乐活动的组织，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国内外的一系列宣传活动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方面怎么融合、怎么把握，这些是需要严肃对待和认真推敲的。
4加强对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和北京奥运会的理论研究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对一个民族的科学发展来说是这样，对繁荣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和办好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不例外。我们要完成好筹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任务，也一刻不能没有理论的指导。毋庸置疑，雅典奥运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来的就是理论思维的高人之处。对我们来说，雅典尚且如此，北京就更加需要理论思维。
当前对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理论研究之所以成为热点，社会的关注和需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海内外不少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奥运会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体育自身的范畴，而体现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价值，从而引发了各学科专家的研究和探讨的热情，我们今天的会也是这个内容。对于奥运会的理论研究，应该是多视角全方位的，应该是开放的、国际的。作为知识分子、学者，在研究学术问题上应有批判性和独立性。只有保持思维的独立性才能形成学术个性和学术风格。现在在我们的一些科研院校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浮躁和功利的现象，在学术上缺乏严谨科学的态度，科研成果和论文水平不高，或是从怎样照顾好人际关系出发，对事物本身缺乏一种求实的态度，如果我们不注意解决这些问题，今后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今天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理论研讨，就很难起到理论先导的作用。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理论研究中，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奥林匹克文化是外来文化，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态度来对待这一舶来品？我们常常讲“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没错，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说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即只有与世界沟通，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汇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才能发展更新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致将自己的民族文化保持成博物馆的展品，也才能保护和坚持自己的民族文化性格，这个命题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二千七百年前，希腊人在奥林匹亚小镇上举行的一个体育集会成为今天风靡全球的奥林匹克运动，就是民族文化融入人类文明大发展的有力写照。
这次会上有人提到，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要积极借鉴和吸收别国的成功经验，而避免过多坚持不合时宜的“特色”，甚至误把糟粕当特色，人为地弄出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既让外国人看不明白，又让中国人蒙里懵懂。这个建议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文化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话题，各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再加上宗教色彩，就更难以说清楚了。但有一条应该是承认的，那就是人类的文明是由制造工具开始的，从钻木取火一直到航天飞机。而一切文明工具的制造又都是有着精神和文化上的背景和根源的，用一句哲学的语言叫做“意识的外化”或者“意识在物质上的表现”，马克思称之为“人化的自然”。我们不能设想，一位东方的诗人或哲人，坐在一只原始舢板上，嘲笑或藐视那些制造了在其身旁驶过的万吨巨轮、在其头顶上呼啸而过的喷气式飞机的人们没有文化。
有人说文化没有优劣之分，没有先进落后之分，这些尚不去争论，但文化总应该有时代和种类之分；有农业文明背景下的文化和工业文明背景下的文化之分；有理性思辨、实证文化与史官、王权文化之分，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承认，那就成了诡辩论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华民族更应有融汇百川、兼容万物的博怀，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应该以这种态度来研究我们的理论，来面对世界，来筹办好我们的奥运会。但现实中的传统意识很强，近些年来，有一些书刊弄不清楚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不去宣传中华文化中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而是宣扬封建思想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内容既迂腐又无知，甚至无知到历史常识都不懂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可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经济和物质的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的落后、思想的落后和思维的落后，更可怕的是已经落后了，却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落后！
2008年奥运会在我国举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发展机遇。2008年北京奥运会涉及到的众多领域是立体的，是前所未有的，为我们在体育战线的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既为体育社会科学工作者展示才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也期盼体育社会科学工作者有新的更大的作为。希望体育界的专家学者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用世界眼光，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对体育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理论研究和探讨，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提供更多更好的理论成果和理论支持。
摘要：邓中夏作为中共早期优秀领导人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具有超前思想并为之做出了卓越贡献。当前学术界对邓中夏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其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工农运动思想、文艺思想等方面，虽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诸如研究资料缺乏、对邓中夏思想内涵深度的研究不足、邓中夏思想与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思想之间的关联研究较少等问题。在今后研究中应探本溯源，深入挖掘邓中夏思想的内涵，着重探究邓中夏与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思想的异同和关联，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和社会思潮中正确评价邓中夏思想的地位、作用和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4-0007-05
Reviews of Present Researches on Deng Zhongxias Thoughts and Life
BAI Linchi1，2
（1.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yang 473000， China）
Key words： Deng Zhongxias Thought； New Democratic Perio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Abstract： Deng Zhongxia i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early stage. With advanced thought on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h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m. At present， studies on Deng Zhongxia thought in academic circles are mainly focused on his thought transformation course in youth， the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thought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Movement， thoughts on literature and arts and so on. Although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studies， there exist a number of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research dat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and depth of Deng Zhongxia thought， and few studie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ng Zhongxia thought and thoughts of other early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nnotation of Deng Zhongxia thought should be dug deeper in future researche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focus on exploring the differences and associations of Deng Zhongxia thought and thoughts of other early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ke accurate assessment of the status， impact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Deng Zhongxia thought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ethos.
邓中夏是中共早期优秀的实践家、理论家和革命家，他在学习探索与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动员工人运动、重视关怀农民阶级、创建和领导中共早期党团组织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对邓中夏的思想和事迹进行探索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者深化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从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开展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研究，促进了邓中夏思想研究的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现有邓中夏思想研究资料
当前邓中夏思想研究的相关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邓中夏本人公开发表的著作。邓中夏一生共发表理论文章、时政评论、诗歌等作品500多篇，并写有《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这些在其人生不同时期所发表的作品，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邓中夏的思想本质和思想变化，是开展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研究的重要文字材料；二是关于邓中夏思想和事迹的著作。目前共有相关著作七本，主要有姜平的《邓中夏的一生》，魏巍、钱小惠的《邓中夏传》，杨军的《邓中夏思想研究》等，其中学术研究价值较高的是《邓中夏的一生》和《邓中夏思想研究》。《邓中夏的一生》一书资料详实，文风严谨，作者持论中肯公允，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对邓中夏的生活轨迹和革命事迹进行了详细论述。杨军所著的《邓中夏思想研究》一书对邓中夏思想进行了相对详尽的梳理，较为详实的整理、挖掘了邓中夏的武装斗争、工农运动、文艺思想、青年教育等内容；三是关于邓中夏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目前共有学术论文100多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思想与生平研究的综述，早期思想转变历程，文艺思想，民主革命思想，工农运动和青年运动思想，外交思想，在高校、军队和国外等几个特定时期的思想和事迹。
二、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的研究内容
（一）邓中夏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
当前具有普遍性的观点认为，邓中夏青年时期经历了以下思想蜕变：即由封建文人向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1〕。曾天雄、李小辉、关海庭等都持此类观点。
（二）邓中夏的文艺思想
研究者认为，邓中夏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抛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无病，认识到了文学对社会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其中，廖美林认为：“邓中夏文学观的实质在于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及对社会革命的促进作用”。〔2〕华济时认为邓中夏强调文学“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地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3〕，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改造”〔3〕。胡荣祉也认为邓中夏的文学观“是要通过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象去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4〕，是要创作“能挑拨人们的心弦，激发人们的情绪，鼓励人们的兴趣，紧张人们的精神”〔4〕的作品。
（三）邓中夏的工运思想
工运思想是邓中夏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学术研究的重点。付延功的硕士论文《论邓中夏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徐大兵的学术论文《邓中夏关于工人阶级宣传教育的思想探讨》、夏霖的学术论文《邓中夏论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和杨军的专著《邓中夏思想研究》等都明确指出了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具体内容和历史贡献，客观如实地论述了邓中夏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中，付延功的《论邓中夏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一文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工人阶级进行全面分析、准确定位”、“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号召工人反抗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提出工人阶级要建立健全严密赤色工会组织”、“强调对工人阶级开展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主张要有正确的对敌策略和罢工战术才能取得胜利”、“阐明了工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辩证关系”、“注意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5〕七个方面论述了邓中夏对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贡献。同时，该文也指出“邓中夏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工人运动思想，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工人运动理论做了重大奠基”〔5〕。
总体来讲，学术界对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内容和历史贡献研究较多，对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
（四）邓中夏的民主革命思想
民主革命思想是邓中夏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邓中夏思想体系的逻辑生长点。邓中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能够依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发展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看待、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坚持武装斗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重视工农联盟、建立统一战线等问题上都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和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紧扣时代背景，把握了革命斗争的实质问题，给尚处于摸索阶段的革命斗争起到了思想领航的作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一，正确界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依靠力量、对象及动力。尹灵芝认为：“1924年前后，邓中夏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和是国民革命的敌人；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的任务以及前途决定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由无产阶级来掌握；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充分发动农民，加强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两个革命阶段。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邓中夏同志的这些论断都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它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6〕
第二，清晰认识到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与现实可能。邓中夏1921年就著文主张“建立工、农、商、学、兵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7〕，邓中夏对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的分析，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把握后作出的，因而是比较深刻、全面而准确的，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状况。
邓中夏是较早重视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他较早地把工、农、兵视作革命的主力，谭双泉认为：“邓中夏武装斗争的观点开始于1923年底和1924年初，应当说是我党最早重视革命武装的领导人之一”。〔7〕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邓中夏就吸取教训，将武装斗争作为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后的工农革命运动中，他将武装斗争作为一项重要的革命策略加以坚持和发扬，为工、农运动保驾护航。
第三，准确点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属于工人阶级。“1924年11月，邓中夏在进一步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驳了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两个幼稚’的谬论”〔6〕。他坚信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认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强调了工农联盟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邓中夏的这些认识和判断是在“细致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把握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流而得出的英明论断”〔8〕，这些论断是“比较系统，而不是零星散乱的；是既有理论的深刻阐述，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这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特别是同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6〕。
第四，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观点。邓中夏认为中国革命“是由‘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阶段组成的。他们之间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准备，以‘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预备条件’；社会革命是国民革命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参加奋斗之故’”〔9〕。
（五）邓中夏在高校、军队、国外等几个特定时期的思想和事迹
1.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期间（1917～1923年）和在上海大学期间（1923～1925年）的思想和事迹
北京大学是邓中夏实现思想转变、进行青年运动、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场所。受等先进共产主义分子的感召以及“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民主氛围的影响，邓中夏的思想在北京大学期间发生了转变。关海庭、郭钢认为：“北大自由民主的空气帮助邓中夏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北大面向社会的学风又帮助他找到了人民群众这个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人民的关系，而当这些转变初步完成之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一开始传播就能迅速加以接受，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最终转变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0〕在上海大学期间，邓中夏思想逐渐成熟，在此期间他依托上海大学的优势平台，通过整顿教师队伍、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和章程、改进教学方法等一系列措施，为培养党的真正优秀的学者和革命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最终将上海大学办成了享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和‘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11〕美誉的学校。
2.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期间（1930～1931年）的思想和事迹
目前，学界对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的研究既有共识也存在争议，研究者一致认为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时对军队政治和军事素养的提升、深入实际把革命理论与群众相结合和深入推进群众路线的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不能因其错误而抹杀了他在湘鄂西工作的成绩”〔12〕。争议在于邓中夏在此期间是否执行了“立三路线”，对“立三路线”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参与，由此而延伸出以下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邓中夏在主客观上都执行了“立三路线”。刘宏认为，邓中夏“在到达湘鄂西苏区时，对当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是缺乏正确认识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的，对湘鄂西苏区的实际情况也了解甚微，加之接受的又是‘左’倾中央所布置的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务，所以，他在红二军团执行的中心任务和进军方向以及是否坚持洪湖根据地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12〕。
第二，邓中夏在客观上执行了“立三路线”，但主观上不存在接受“立三路线”的思想基础。柯有华、张修全认为：“他错误地执行了李立三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把红二军团开出根据地攻打中心城市，使洪湖苏区受到了破坏，红二军团遭到了重大损失”。〔13〕，但同时，柯有华、张修全也指出要客观看待邓中夏对待“立三路线”的态度，因为“在湘鄂西，邓中夏无疑执行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这是事实。但他在执行中央冒险主义路线时尽量避免大的损失，并且有些地方，从实际出发，抵制和克服立三路线的影响，由此可见，他对于立三路线的认识也正是一个由不警惕到警惕，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13〕。
第三，邓中夏在湘鄂西期间积极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并抵制“立三路线”。姜平、霄霞等以时间为线索分析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的革命活动以及邓中夏对“立三路线”的态度，姜平指出，“邓中夏是1930年9月10日到达湘鄂西苏区的，而他到来之前，湘鄂西苏区和红二军团已经受到柳克明等同志强制推行的‘立三路线’的严重影响”〔14〕。霄霞指出，“1930年9月1日，受中央的委派，邓中夏从上海出发前往红二军团所在地洪湖。9月12日，邓中夏到达洪湖红军后方驻地，一天四道命令，令红二军团撤回洪湖，这标志着三中全会的路线在红二军团开始贯彻执行。因此，1930年9月12日，是红二军团停止执行‘立三路线’和全面贯彻三中全会中央路线的转折点”〔15〕。
3.邓中夏在苏俄期间（1928～1930年）的思想和事迹
在苏俄期间是邓中夏走出国门、开阔眼界、了解各国工人运动情况、学习外国经验、创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的重要时段，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完整勾勒邓中夏的人生历程，真实了解邓中夏的性格，体会邓中夏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勇敢的斗争精神。王文珍《邓中夏在逆境中》一文和姜平《邓中夏的一生》一书都论述了邓中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维护党的独立自主和团结统一，同王明、米夫集团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邓中夏的一生》一书还对邓中夏在苏俄期间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的情况进行了论述，介绍了邓中夏在此期间为中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所做的辛勤努力与积极贡献。总体来讲，当前对邓中夏在苏俄期间活动和思想状况的专题研究还比较缺乏，今后应进一步加强。
4.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1925～1926年）的思想和事迹
研究者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能够合理运用策略、准确分析和把握问题的实质，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三步构想”策略，做到了斗争步骤清晰、斗争目标明确、反应及时有效，彰显了其高超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尤其是“邓中夏自始至终都把‘收回香港’作为省港罢工的最高政治斗争目标，所以省港大罢工既是对五卅运动的有力支援，也是我党在没有掌握政权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收回香港的最初尝试”〔16〕。江敏锐撰文《邓中夏与省港大罢工》，从“体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建立统一战线的方法与实践”、“邓中夏对宣传武器的掌握”、“从全局出发制定的斗争策略”〔17〕四个方面对邓中夏在省港罢工期间的活动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三、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研究的问题和展望
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在繁荣发展、逐渐深入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研究资料的欠缺。1928～1930年间邓中夏在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会议的相关资料不足；记录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的实践活动和思想观点的文字资料也较少。二是对邓中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内涵、发展历程和方法路径，邓中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思想与时代背景的关系，邓中夏民主革命思想内容对思想的贡献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深度挖掘存在不足。
今后对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第一，强化邓中夏思想的深度研究，探究邓中夏思想的深层次内涵。作为早期兼具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杰出共产党人代表，邓中夏在工运思想、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和超越当时一般认识水平的鲜明观点。但是，现有研究对邓中夏上述思想和观点的产生根源、时代背景、创新点和理论内涵等方面的深层次探讨相对欠缺，今后在研究中要继续深度挖掘，追本溯源，深入理解邓中夏其人、其事、其思，探讨其贡献和历史地位。第二，加强邓中夏思想与同时期其他领导人思想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邓中夏生活的年代人才辈出，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其中的优秀分子，邓中夏的思想绝对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其他优秀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思想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研究邓中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和演变的原因，邓中夏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关联，邓中夏民主革命思想对党的决策的影响等问题时，必须将邓中夏的思想与其他领导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比较，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相关问题和观点。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更透彻地理解邓中夏思想，把握其思想内容和思想变化，对其做出正确评价。第三，要拓宽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视野，将邓中夏思想纳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研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都是一定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中的个体，个人思想认识和观点的变化，必然受到当时历史环境和社会大思潮的影响。因此，进行邓中夏研究时不能只囿于思想本身的考量，在整理和发掘邓中夏文章、事迹中蕴涵的思想观点时，应跳出原有的研究窠臼，拓宽研究视野，采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也即列宁所述的“在分析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8〕的原则，把邓中夏的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辩证看待邓中夏思想的贡献与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描述问题，做到“了解之同情”〔19〕，从而正确评价邓中夏思想的地位、作用、特点及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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