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最准确的估计，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立论基础。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提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三：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上层建筑不完善。在认识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在发展生产方面，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生产关系方面，适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规律，调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上层建筑方面，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个历史性转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肓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特征。
工商行政管理在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为国家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服务。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市场主体行为及市场交易行为。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特征，积极探索加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新路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和一般特点，即：一是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二是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是市场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三是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四是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依法进行。另外，还具有时代的特征，如当代经济是知识经济等。但它又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具有身的特点：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在宏观调控基础上，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四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保护的是国家、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现阶段，我国的市场仍存在不足。主要有：
（1）所有制结构正处于调整之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上思想解放不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从现在起至二十一世纪中叶，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如何多样化、如何引导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思想上观念上还有待于进一步转变。
（2）市场不发育，体系不健全。在现阶段，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经济市场化程度低，自然经济意识和计划经济意识还根深蒂固。市场主体的条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市场不发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市场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大量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不少要进入市场的主体的条件及其行为又不符合进入市场的要求。
（3）法制不健全，法治观念淡薄。建立法治经济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现有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又由于“依法治国”方略开始实施时间不长，群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法治观念较淡薄，以及执法队伍素质不高，使执法水平较低，执法效益较差。
三、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是一项综合性的行政执法工作，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艰巨，对工商行政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主管市场监管执法的职能部门，在市场的迅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一是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改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主体的成分和结构。二是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营销网络的形成，拓宽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视野和范围。三是高科技、多媒体手段在商品流通领域的运用和现代经营方式的不断涌现，提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理性和科技含量。四是市场竞争的加剧，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加快，国内市场国际化程度和开放程度提高，加大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监管执法的难度。五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规范执法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现职能到位的紧迫感。
面对初级阶段历史性转变的新的形势和新任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实现战略转变。这一转变总的方向和目标是：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维护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观念，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监管对象。把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统一到监管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职能上来，站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在市场监管执法的对象上，要从有形市场的具体事务管理转向全面实施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退出、竞争、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在监管执法的方式方法上，要从传统的静态事后管理，转向现代化的动态的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系统化管理。在内部职能分工和机构设置上，要逐步弱化从所有制和条线出发的监管工作思路，从单一的相互独立的条线管理转向以市场主体行为为基础、综合运用各项职能的全方位监管。
四、如何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全省每一个工商行政管理干部都要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把初级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弄懂弄通，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弄懂弄通。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实践上的自觉，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实际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各项工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也是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最根本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工商行政管理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牢牢把握经济建设中心，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来分析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中面临的新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实现职能到位，促进经济发展。
2、积极推行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和环节。改革是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执法监管部门的目标，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现职能到位，强化执法力度，更好地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需要；是提高全系统干部队伍素质和依法行政水平的需要。在体制改革中，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格政策，严肃纪律，抓好几个重点：一是必须紧密联系党的基本路线，抓住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这个关键，大力加强各级工商局领导班子建设，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二要把队伍建设，特别基层工商所队伍建设列入全系统的基础工程。坚持以政治思想教育为重点，着力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以强化业务知识培训为途径，改善队伍的业务文化结构，提高执法水平。深刻认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础在基层，关键在基层，行风形象“窗口”在基层，改革的突破口在基层，要按照抓基层，在基层狠抓；抓基础，从基础抓起；抓重点，从重点突破的工作方法，抓好工商所党支部建设、监管模式改革等基层建设各项工作。三要积极稳妥地攻克市场管办脱钩、人员分流这两大改革难点。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政策，严明纪律，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两项工作，确保队伍稳定，确保社会稳定。四是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地方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关系、改革与自身建设的关系、改革与实现职能到位的关系。
一、和谐社会管理的要素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社会管理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环节。整体来看，社会管理是通过协调人力、物力、财力之间排列与组合，实现组织与团体既定目标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谐社会管理是以和谐为内在要求的社会管理方式。具体来看，和谐社会管理包括了两方面。和谐社会管理的核心在于和谐理念。与动物作为一种种属的存在相比较，作为一种组织化的方式存在物，人的存在与发展受到自身主观意识的影响，具有鲜明的目的性。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为此，人的存在与发展，受到自然界发展规律的支配，具有强烈的被动性。但是，作为有自觉精神与意识的存在物，人能够通过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对于其中规律的把握，实现自身的意志，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就是说，人们通过真善美这三个环节，能够实现对于世界与运动规律的把握，也能够实现对于自身发展的需要的认识，更能够在主观能动性的指导下，实现对于现实世界的改造，进而，推进人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为此，对于一个人类群体而言，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对于具体的、实践的人而言，具有什么样的理念，秉持什么样的观念，对于人类社会的具体实践具有重要引导作用。从社会管理实践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不同的人性假设，不同的社会管理理念，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管理实践和效果。在社会管理中，自觉坚持和谐理念，不断培育和谐理念，注重和谐理念，才能够推进社会管理实践的和谐方向发展，推进社会管理的和谐性。和谐社会管理的关键在于和谐方式。现实的、社会的人，总是处于一定组织之中。为此，现实的人是组织化的人。但是，建立什么样的组织形式，采用什么样社会管理方式，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具有深刻历史性。奴隶制社会所遵循的是“强制性”的社会管理，皮鞭与棍棒是实现社会管理所借助的手段。封建社会所采用的是地租形式的剥削方式。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发展。与机器化大生产相联系，采用的是“以物为中心”的社会管理模式，关注的是效率，采用的是“机器化”的社会管理方式。泰罗、法约尔等社会管理学学者所积极倡导的科学社会管理理论，是与组织理论相伴而生的。为此，他们的社会管理理论，也是组织理论的先驱。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管理应该以人为中心。“霍桑试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人本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了“柔性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终结》一书对此进行了深刻总结。“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一场影响深远的组织转型已经开始了。这种转型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即作为一个系统，社会管理不能使人们开放自己的心灵及放松自己的精神。这场革命正在试图将僵化的、静止的、独裁的、胁迫的官僚结构，转化为灵活的、逐渐演进的、民主的、合作的和自我社会管理的合作之网。”[1]从发展历程看，与社会生产实践息息相关，社会管理实践经历了从强制到柔性的发展过程。所谓和谐社会管理，就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下，通过和谐方式来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组织之间和谐，组织与社会之间和谐，最终促进组织良性和谐发展的社会管理。
二、和谐社会管理的效应
作为人类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管理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协调与组织过程。从整体过程看，社会管理关涉到了社会、组织、个人等三种基本要素。其中，组织是社会管理的载体，也是社会管理活动开展的中介。通过社会管理活动的开始，能够促进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社会、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和谐社会管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谐社会管理能够产生聚变。人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也是社会管理的对象。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是社会管理的基本维度。在人与人之间协调的基础上，促进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之间协调，推进人与组织、组织与社会、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发展，是和谐社会管理的实质所在。和谐社会管理通过资源的整合和重组，能够有效促进组织的良性运行与发展，促进组织的优化组合，产生组织的集聚，从而，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聚变效应，从而，产生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在化学中，金刚石与石墨都是由碳分子所构成的。但是，在物理意义上看，两者具有不同的硬度。这是由于碳分子的组合的方式不同，两者内部碳分子的结构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物质形态。从人类历史看，人类的努力“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有时由于许多特殊的生产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2]基于不同个体的合力，人们组合起来会形成一种“平行四边形”的结果。但是，“平行四边形”的具体情形，在于各个环节、各个层次之间的连接机制。为了不至于出现“零和游戏”，需要借助于这种和谐社会管理。而通过和谐社会管理，能够实现人们之间的和谐，各种资源之间的耦合，形成一种正效用，产生一种新的聚变效应。和谐社会管理能够激发创新。和谐社会管理是对人性的弘扬，也是对人性的发展。德国学者卡西尔认为：“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定义。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的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3]劳动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在人劳动过程中，通过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推进了生产力发展。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运行与发展的绩效。通过和谐社会管理，能够有效提高组织的活力，激发创新。“共同愿景最简单的说法是‘我们想要创造什么？’正如个人愿景是人们心中或脑海中所持有的意象或景象，共同愿景也是组织中人们所共同持有的意象或景象，它创造出众人是一体的感觉，并遍布到组织全面的活动，而使各种不同的活动融汇起来。……人们寻求共同愿景的理由之一，就是他们内心渴望归属于一项重要的任务、事业或使命。”“当人们真正共有愿景时，这个共同的愿望会紧紧将他们结合起来。”
三、和谐社会管理的基点
为了推进和谐社会管理，需要着眼于人、组织、环境这三个基本环节，通过不断强化其中关键环节，协调三者之间关系，提高社会管理的整体实效，促进社会管理向着更加和谐方向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人是组织的要素，也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为此，以人的现实性出发，才能构建和谐的社会管理。“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5]随着现代科技的推动，社会管理实践逐步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但是，人们逐步认识到，“以物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是对于人创造性本质的掩盖为前提的。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社会管理理念。学者汤姆·彼得斯在对传统的科学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进行评论的时候提出，“理性主义的那套方法把本应是生动活泼形式中的活生生的成分给抽象掉了。……在我们看来，老的理性是与泰罗的科学社会管理学派一脉相通的，他们已经不是一种有用的学说了。”[6]从“物”到“人”的社会管理理念的转换，是对人的重新“发现”，是社会管理思想的“回归”。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求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尊重人的选择，考虑人的独特性，着眼于人的成长，注重人的价值实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一种反对严密的分工和机械式的官僚体制的社会管理理论，从组织与社会管理中现实的个人存在与发展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一致性等发展出发，呼唤对于人的发展的关注。这对于传统的“科学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提出了挑战，也是对于“以人为本”社会管理理念的强调。加强组织建设。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7]在社会管理实践中，组织建设与发展，能够影响与制约社会管理发展的状况。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管理，需要加强以学习型为内涵的组织建设。因为，在一定意义上看，“学习”与“组织”是“同构”的。“掌握metanoia的意义，等于掌握‘学习’的更深层的意义，因为学习也包括心灵的根本转变或运作。然而学习在目前的用法上已经失去了它的核心意义。在日常用语中，学习已经变成吸收知识，或者是获得信息，然而这和真正的学习还有好大一段距离。真正的学习涉及人之所以为人此一意义的核心。透过学习，我们重新创造自我。透过学习，我们能够做到从未能做到的事情，重新认知这个世界及我们跟它的关系，以及扩展创造未来的能量。事实上你我心底都深深地渴望这种真正的学习。这就是学习型组织的真谛。对这样的组织而言，单是适应与生存是不能满足它的。组织为适应与生存而学习，虽然是基本而必要的，但必须与开创性的学习结合起来，才能让大家在组织内由工作中活出生命的意义。”[4]重视和谐文化。二战后，在美国产业发展，尤其是企业发展基础上，日本等后发现代化国家工业迅速崛起。对于其中秘诀，国际一些著名社会管理学家进行了研究。作为研究结果，人们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这就是说，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实体，也是社会的文化实体。推进企业发展，离不开企业社会管理。企业的良性运行，离不开良好的企业社会管理。但是，这种社会管理，不仅仅是从生产、技术、销售、市场、物流等方面物质社会管理，也不单纯是对于员工的社会管理，而是对于始终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其重要影响作用的文化社会管理，是对于企业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推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家彼得·德鲁克曾认为，“社会管理虽然是一门科学──一种系统化的并到处适用的知识──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8]从深层次看，文化对于组织与社会管理的意义，是深远的。著名学者米希尔·兰德曼认为，“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的和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支配动物行为的本能，是动物物种的自然特性。人的行为则是靠人自己曾获得的文化来支配。”[9]为了推进和谐社会管理，需要积极推进和谐文化建设。因此，在社会管理实践过程中，要注重推进组织文化建设，重视文化的力量，不断增强组织的思想道德基础，培养组织良好的行为规范，促进社会管理和谐发展。弘扬和谐精神。“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这景象让我觉得很好奇。《千禧夜》在北京演出了许多场，这种状况我还没见过。演出时，笑声多是含蓄，掌声也很礼貌，偶尔会有一两声叫好声从剧场的角落里零星地飘出来。我不曾想到过，一场演出，会因为有了许多台湾观众，剧场竟变得这样丰富。演员的表演，在这种强烈氛围的暗示下，收放更为自如；坐在剧场里观看的观众，也无端地多了些很特别的感觉，整个人好像都要融化在剧场里似的。许多来看戏的观众，会为她所喜爱的演员送上一束花，可这么献花，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目睹(类似的状况，像是在书本上见到的，在解放区演出歌剧《白毛女》，有个战士拿着枪要向黄世仁开枪)。那个献花的观众，我还有点印象。演出前，我看见她手里捧着一束花，一个人在北剧场的前厅徘徊，神情抑郁，落落寡欢；没想到，这么一个神情抑郁的观众，居然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来，以她自己的方式在戏剧里走了一遭；而更有趣的是，在献花的时候，她说的并不是“倪敏然”怎样怎样，而直接就是“曾立伟当选!”
这一场演出的状况，给了我许多新鲜的刺激，它让我回到剧场的社会角色这个起点，重新打量“社会论坛”这个话题。
一出戏，一出在舞台上演出的舞台剧，一般来说，它会有一个剧本。一个剧本，它不能多一句，也不能少一句，就算是完整的了。然后呢，是演出；要演出，就需要一个空间。有了空间，戏剧就有了表达的场所，观众有了可以聚集的地方，观众在观看时的态度与反应，就会积聚在这个空间里，逐渐形成一种氛围，再反馈给观众。这种种很具体、又很无形的东西，碰撞在一起，才是一出完整的戏剧。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社会论坛，它就不只是一个隐喻，因为它确实存在于社会地图的某一位置上；而理解了这么一种状况，再讲“戏剧与它赖以生长的社会之间有着微妙的关联”这句话，也就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它的具体所指。
一个戏剧创作者，对剧场在社会中角色的判断，多是他创作的动机与出发点。对某些创作者来说，他可能不太清楚自己的动机；但对赖声川来说，审查自己的动机，是他在进入剧场创作之前必须要考察清楚的。考察的结果，很简单：“戏剧是展现病的”；这种定位，使得台湾观众来剧场看赖声川的戏剧作品，在某些时候，就是来参与一个公共论坛。笼统地说，这个论坛的形成，是在集体即兴方法的引导下，呈现并反映了“台湾经验的精华生命力”；把这种浓缩的“台湾经验的精华生命力”释放开来，又有好几层的意味。
第一眼就可以看到的，赖声川的戏剧，像一个万花筒，折射出台湾社会的色彩斑斓的碎景。像《千禧夜》下半场曾立伟的竞选秀。倪敏然演的这一场戏，夸张、放纵，在舞台表演上，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牵制住他。怪不得赖声川总要提醒与倪敏然配戏的演员：他要是跑得太远了，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拽回来。这种状况，与现时台湾社会中政府官员在公众前的状态，应该有些许的神似吧?舞台上的狂躁，虽说有所变形，但它真是吃透并消化了台湾民主政治的混乱。我想，之所以会有观众从座位上站起来，跟着曾立伟呐喊助威，很可能是因为这种舞台状况，让她有点身不由己地就进入现实情境中了。这种调子，类似于谐谑版的时事新闻，在《千禧夜》里，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演出，更多的情况，赖声川并不着太多力气，更喜欢捎带在戏剧过程中。“相声系列”的其他三部以及以单口相声为表演形式的《台湾怪谭》，都在开场时，直截了当地拿当时最出名的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开涮”，让观众在看演出前先热热身。这种政治谐谑，放大一点，是对台湾现实的生活环境与状态的谐谑，像什么淡水河水像是可乐了、昏天黑地的KTV生活，等等。在现实社会的碎景之后，往深一层，在赖声川的戏剧里，有一种社会情绪的共鸣。当初创作《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赖声川自己都以为这出戏只会吸引少数知识分子和小剧场的固定观众，演出的剧场最初定在只有100个座位的台湾皇冠剧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出戏被收入到新象“第六届国际艺术节”，1985年3月1日，在能容纳700名观众的艺术馆首演。谁也没想到，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演出中，“观众几乎是三句一笑，五句一爆”；这出戏的巡演还没有结束，盗版录音带已经满天飞了。赖声川创作这部戏，本来是想以相声的表演形式，说明在台湾当时的社会里，相声已经没有了；他原以为不会有多少人会关心相声这一表演艺术的衰落，却不曾去想，因为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迅速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的不只是相声；他那时也没有预料到，在经济的迅速起步与政治的极度压抑的矛盾中，整个社会，都在等待着一个机会，给情绪的发泄找一个顺畅的渠道。就这样，《那一夜》在极特殊的社会状况里，必然而又很意外地“弹拨到无数观众的心弦”。到后来，1989年，赖声川又以集体即兴的方式创作的《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在这点上，就更为自觉。它关注的是在那个时代依然敏感的两岸关系，突出的是政治隔绝下人的交流。一方面是政府的弹压与限制，一方面是在限制底下涌动着“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的拳拳思乡情。这种思念与交流的渴望，在那个时代，已经饱满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任何的阻挡，也难挡“两岸猿声啼不住”。
对一般的戏剧创作者来说，到这一步，戏剧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已经很完整；对一般的戏剧来说，到这一步，它成为社会论坛的各种能量，也已经很充沛。但赖声川做戏剧，还继续往前走了一步，往深一层，他在挖掘与刺激社会潜意识。最典型的，是在《暗恋桃花源》中，那无处不在的“干扰”。《暗恋桃花源》(1986年)的灵感，来自赖声川有一次在台湾艺术馆看朋友排戏。下午彩排，晚上首演，可就在中间，还有两个小时要给幼稚园开毕业典礼。舞台上的彩排还没有结束，小朋友们都来了，钢琴啊，讲桌啊，都急着要往舞台上搬。本来，赖声川一直就在琢磨怎样在舞台上表达悲与喜乃是“一体之两面”；整个大环境的混乱无序，正好给他提供了描述的对象。于是，各自并不完整的悲剧“暗恋”与喜剧“桃花源”就这样出现在一个舞台上了。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干扰的刺激，《暗恋桃花源》这部戏不大可能在那个时候出现；舞台上没有干扰，这出戏就不可能有表演的张力与动力，戏剧根本无法往前走。这里的干扰，各种各样，有悲剧与喜剧的干扰，有演员和演员的干扰，还有导演和演员的干扰、旁观者与演员的干扰，等等；可就是这么多种干扰，这么乱，居然从这中间又钻出个秩序来。“暗恋”与“桃花源”两出戏同台演出之时，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经典时刻：剧场前台的服务人员，算准了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这一时刻回到剧场；演员李立群与顾宝明都亲眼见到过坐在第一排的观众，有人当场笑得从椅子上翻了下去。对于《暗恋桃花源》的演出在当时造成的“盛况”，赖声川觉得并不奇怪：这是与台湾人潜意识中的愿望是符合的。台湾的生活实在太乱了，这是台湾人共同的经历；然而身在其中，人们也能保持着一种乱中的秩序。这种乱，转变成剧场中的错误，就是把完全不搭调的东西放到一起；这些完全不搭调的东西，放到一起后，居然也生长出了它的秩序来。这出戏，统合了台湾观众生活中的许多乱象；它开掘的社会潜意识，综合了台湾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生态，甚至也反映了台北都市的百相。这种对社会潜意识的挖掘，再往深一步，表达在戏剧艺术中，是有意识地提炼一种美学上的追求。李立群独角演出《台湾怪谭》，在剧中就直截了当地说“在这样一个不搭调的时代里，讲这么个不搭调的故事，要给它寻找一个搭调的形式，好像不大可能”。艺术的形式，虽说像是笼括内容的无形的壳，但这个“无形”，又何尝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找到的呢?《暗恋桃花源》的基本形式，是两种不同方向的情感的碰撞，赖声川认为，“当情感激烈到一定程度，再用另一个方式来嘲讽这个激烈”，这样也许更能达到净化的目的。《台湾怪谭》，李立群一个人演两个小时，讲的是一个现代人人格分裂的故事；李立群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在他自己身上又不断地滋生出分裂的异调。这两种分裂，糅合在一个人身上，居然如一根针一样直刺人心，细若游丝，却铭心刻骨。在台湾复杂的现实状况里，积攒着各种各样的能量，只不过因为它混乱，也就没有人太在意这些能量。如果能给这些能量一种疏导，赖声川想，也许在台湾，能出“一种完全跟欧洲美学无关的美学”。
看台湾的评论说赖声川的戏剧，用的评语，有许多类似“文化震撼”之类的词；这种东西，虚得很，不身在其中，真是很难心领神会。就是这次《千禧夜》在京、沪巡回演出，虽然身在剧场，如果不亲身经历那一场的演出状况，也很难体会到这种感觉。赖声川的戏剧，以集体即兴的方式，提炼出了“台湾经验的精华生命力”；而要能体验到这种生命力，还需要一个感同身受的空间，需要对台湾社会现实的体察与敏感。台湾戏剧这些年的创举，是许多社会因素互为因果的刺激，跟他们的现实状况，时代的面貌以及社会的潜意识有许多勾连，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日本NHK电视台说，在别处(比如说北京)，“会被视为狂乱以及实验性”的剧场，但却“成功到已经成为台湾戏剧主流的地步”。
说到剧场与社会的关系，说到“社会论坛”，听起来挺让人振奋的，好像这么一做，古希腊的戏剧精神就可以在现代复活了。但说起社会，毕竟有点空晃晃的，让人很不安心；而无论是怎样的论坛，只要选择的是戏剧，它就要回到剧场，回到戏剧的演出空间里去。这么看现代戏剧，好像还是有点问题：在社会地形图上，那么大的社会，剧场在哪呀?那么小的剧场，又怎么装得下那么大的社会?在这时候再说“社会论坛”，它好像又重新回到隐喻的意义上。当然，也有人愿意在剧场里真的搭一个论坛，让大家来谈论问题。80年代末，刘静敏的“优剧场”在台湾演出《重审魏京生》，前半场演出结束之后，后半段直接就“开放辩论”，找了几位研究生来辩论海峡两岸的民主政治问题；演着演着，观众不干了，说他们演的不精彩；居然又有观众站起来维护这场演出。这么一来，它的第一场演出，就在观众的“参与与扭打”中草草收场。这样的“论坛”，好像交给网络比较合适，在剧场这么做，有点荒诞。
当然了，怎么做，怎么实现戏剧的功能，各人有个人的方式。对赖声川来说，即使创作动机非常明朗，但完成动机绝不会这么直来直去。在舞台上呈现的，可能是斑斓驳杂的社会状况；但呈现这么一个社会碎景，却不是戏剧的出发点与动力所在。简单地说，赖声川戏剧创作的原点，不过是那些在社会碎景中生活着的个人。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起点，也许与赖声川最早开始创作的境况有关。1983年，赖声川回到台湾时，那时的台湾剧场，一片荒芜，虽说每年的“实验剧展”勉强支撑着门面，但在1980年演出完《荷珠新配》以后，这个剧展也有点难以为继。台北的演出状况，基本上一团糟：剧本，没有；演员，有几个，但不固定；演出形式，不知道。在这样的状态里做戏剧，能做的，也许只能是通过集体即兴的方式，“把自己内在最关心的问题找到”。从自己出发，继而从自己身边的人、从社会中的人出发。因此，舞台上的人，绝不抽象，更不大写，看上去，一个个都如你我一样的平凡；这一个个平凡的个体，组合起来，可能是一个个普通的家庭，也可能是一种种普通的社会关系。他们是很普通，每个人，每种关系，每个家庭；可这些人，这些关系，这些家庭，一定处在一个社会与时代的交叉中。当他们出现在舞台上时，他们就已经纠缠在一定的时代与社会问题之中。把这一个人的问题摸索清楚了，其实也就是寻找到了表达社会与时代的一条脉络。
这个出发点，很容易被人忽视。这也难怪。赖声川的每一部戏，都有那么动力十足的结构，人们的目光，很容易就被戏剧结构带着走，很少会再去留心打量，这样的结构，构成的支点又是什么?或者呢，也可能因为赖声川戏剧，总有它超越平凡的一面，让人很难回到普通人的位置去思考它。这一点，也正是赖声川创作的精妙之处。的确，出发点是普通的人，但再普通的人生，也有它的精华所在；赖声川谈创作，那样强调集体即兴，并不是说给人听着有趣的，这种方法，的确是他创作的源泉，因为“即兴是最大的纪律，它把你的精华从你之中取出来”。多年来，透过与各种演员的集体即兴，赖声川的戏剧，就把一个人一生中的精华、一个家庭多年积累的精华，提炼出来，然后凝练为一个人，一个家庭，再把这许多个体组合在一个结构里。以这样的方式在剧场创作“社会论坛”，它的判断在于：所谓社会，不过是个体与家庭的组合，在每个个体与家庭背后，都隐藏着社会与时代的某种症结。每一个个体，也许对自己背后的东西并不自知，那么，所谓的论坛，理想的是，观众，来到剧场，看到的是自己生活的碎片；这碎片，经过变形、经过夸张，使得他对自己在现实状况中遭遇到的问题、对构成自己背景的那些东西，有一种更为明晰的判断。从赖声川回到台湾剧场算起，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初面对的种种荒芜状况已经不存在了，可集体即兴的创作方法，却不曾因为时代的漫长而荒废，这其中的内在原因，我想正是因为集体即兴的创作方式，一直在赋予赖声川一种源于生活的能量。
1.加入WTO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目前关于“入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入世”与政府农业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管理权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权和农产品流通管理权在商业行政主管部门，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管理权又在外贸行政主管部门。这种贸工农分割、产供销分离的运行机制显然不适应加入WTO后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需要，（注：田利琪、李清柳：《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农业政策的选择》，《经济论坛》2001年第15期。）现行农业管理体制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处于分散管理的状态，不适应农业国际化对农业进行灵活、有效的宏观调控的需要。（注：张开华：《WTO框架下农业结构战略调整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但也有学者指出，中国贸易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市场化，而WTO规则对贸易体制的规范化有一定的要求，对加快国内流通体制改革将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注：金丽馥、周德军、周爱春：《面向WTO的中国农产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001年第5期。）
第二，“入世”与我国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环境。加入WTO大大改善了我国农产品的贸易环境。在WTO框架下，我国进入了一个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可以享受无条件贸易最惠国待遇，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使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量增加，扩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注：张开华：《WTO框架下农业结构战略调整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可以灵活运用国际贸易规则及争端解决机制减少其它国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非关税限制措施等不公平待遇。（注：朱泽：《WTO与我国农业政策改革》，《调研世界》1999年第8期。）也有学者指出，中美协议中就含有对我国出口农产品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标准和美国国内法律中的特殊保障措施的内容，使我国农产品对美出口在较长时间内仍然受制于单边措施。如果类似条款也出现在与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协议中，就无法保证未来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能完全置于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框架之下，增加了贸易法律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注：曾令良、韩桢：《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与发展中国家—兼论入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与对策》，《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
第三，“入世”与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尽管有学者认为“入世”后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将丧失，（注：陈敏敏：《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农业保护》，《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5期。）但更多的学者却认为，不同的农产品情况不同。劳动力和机械替代较容易的农产品生产，中国不具有生产竞争优势；劳动力和机械替代较困难的农产品生产，即我们常说的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中国具有生产竞争优势；耕地密集型农产品生产，中国不具有竞争优势。具体来说，粮食、油菜、糖料和一些地区的棉花等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比较优势；畜产品、水果和蔬菜比较优势较明显。（注：黄季kūn＠①、马恒远：《中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国际比较和差别》，《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我国农民、农业加工企业和营销组织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国际市场所需农产品，更没有大型的农业跨国公司，自然就无法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注：余良军、于建东：《“入世”后行业走势及命运》，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页。）
第四，“入世”与农民收入、城乡收入以及地区收入差距。在中国大多数传统农业区，农民从种植得到的收入仍然占60%以上。“入世”后，外国农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冲击会进一步加重国内主要农产品的“卖难”矛盾，引起流通渠道的混乱，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由于“入世”后增加进口的主要是小麦、玉米和豆油等，所以会对相应的主产地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带来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南方一些需要饲料的省区“入世”后可以直接从国际市场进口价格低廉的玉米，它们在这个过程中就成了受益者。（注：应育松：《“入世”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现代财经》2001年第6期。）农民之间，特别是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农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将增大。（注：雷海章：《WTO与中国农业应对策略》，《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据预测，“入世”后至2005年，全国农民实际收入将会下降2.4%左右，而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则会增加4.6%，城乡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加剧农村“贫困永久化”危机。（注：张玉和：《农业入世：想说“平等”不容易》，《江苏经济》2000年第11期。）但也有学者指出，“入世”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注：田利琪、李清柳：《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农业政策的选择》，《经济论坛》2001年第15期。）
第五，“入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入WTO后将加重农村的就业压力。（注：乔海曙、邓琼：《加入WTO后的中国农业：成本、收益分析及政策选择》，《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2期。）2000年，按劳动年龄人口计算，我国有5亿农村劳动力。如按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计算，则有6亿多劳动力，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大约有1亿人口，绝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有4亿至5亿。“入世”后，乡镇企业解决就业的能力大幅度下降，每年向外排斥300万到400万劳动力。农民进城就业又受到重重限制。外资进入能够促进金融等服务行业的就业，对低素质的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难以起到拉动作用。（注：何帆：《21世纪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温铁军专访》，《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6期。）但也有学者指出，“入世”能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注：应育松：《“入世”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现代财经》2001年第6期。）
第六，“入世”与我国的粮食安全。有学者担心“入世”可能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一方面，一些动植物病虫疫情有可能通过贸易渠道传播到我国，从而对我国农业生产构成潜在威胁。另一方面，在国际冲突仍然是一种潜在威胁的情况下，粮食进口需求的扩大，有可能对我国的粮食安全供给构成一定的威胁，其极端情形是少数处于垄断地位的出口大国对我国实行粮食禁运。（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特别是粮油产品总体上不具有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的冲击下生产将相对萎缩，粮食自给率可能下降，不利于保障粮食安全。（注：王兆阳：《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及应对措施》，《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粮食自给率较高，有65%左右的粮食由农民自产自销。尽管进口配额将有所扩大，粮食自给率不会有多大下降。（注：杨鹏飞、洪民荣等：《WTO法律规则与中国农业》，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83页。）而且，配额是进口机会，并不等于实际进口量。（注：徐景峰：《入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第七，“入世”与我国的农业结构调整。一般认为加入WTO有利于中国进口资源型特别是土地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进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注：卫龙宝：《加入WTO与中国农业发展政策的调整》，《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但也有学者指出，加入WTO也将对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关税降低和非关税措施取消后，对部分地区一些质量和单产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产品带来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农业结构调整其本质是农业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有效手段是市场机制，而我国目前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尽完善，尤其是现行农业管理体制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处于分散管理的状态，无法适应加入WTO后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需要，也不适应农业国际化对农业进行灵活、有效的宏观调控的需要，所以，从短期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入世”后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与创新。（注：张开华：《WTO框架下农业结构战略调整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
第八，“入世”与我国的农业保护。“入世”后，由于农产品关税只能减不能增，而我国因关税减让基期即1986-1988年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关税化后的关税等值为负值，无法使用贸易规则规定的关税化手段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同时，由于各种非关税措施将被禁用，我国不能再用传统保护手段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只能去学习和探索我们所不熟悉并且在某些方面尚不具备条件的“绿箱政策”来保护农产品贸易，从而使我国在农产品的贸易保护中处于不利地位。（注：：《加入WTO与农村市场化建设》，《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1期。）我国传统的农业保护理论、保护政策和保护做法将面临调整和修正的压力。（注：高滨淮：《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发展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与对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年第4期。）农业保护的空间大为缩小，保护成本急剧上升：市场准入的保护空间缩小、国内支持空间缩小、出口竞争的保护空间可能缩小。（注：乔海曙、邓琼：《加入WTO后的中国农业：成本、收益分析及政策选择》，《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2期。）
2.加入WTO对中国工业的影响
从国际经济的角度看，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是中国三次产业中竞争力最强的产业。（注：金碚：《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业》，《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5期。）按照有关协议，加入WTO后我国的产品关税将进一步下调，同时，我国工业产品也将进一步享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因此，加入WTO后，我国工业既存在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一般认为，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将获得进一步扩大市场的良好机遇，而技术密集型工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将会在短期内面临一些困难。（注：杨帆：《加入WTO对中国产业发展》，《财经科学》2000年第3期。）按照比较静态分析，中国工业品进出口贸易比较优势状况呈现出下列倾向：第一，进出口产品中具有较高比较优势的产业种类少，但它们在工业品出口中所占份额较大；较高比较劣势产业种类也少，并且出口比重也小。第二，中国多数工业行业基本均处于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处于比较优势的行业少于处于比较劣势的行业。且处于比较优势行业的出口比重较小，而处于比较劣势的行业出口比重较大。第三，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产品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与中国现阶段资源禀赋状况基本相适应。第四，大多数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或相对属于资源密集型工业产品在中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第五，某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有些产品已成为劣势，而在某些具有比较劣势产业中，有些产品则具有比较优势。第六，中国经济发展中某些工业产品比较优势强化与某些产品比较劣势强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注：潘文卿、张伟：《90年代中国工业产品外贸优势变化及入世后的战略选择》，《统计研究》2001年第12期。）以下是理论界关于“入世”对几大行业影响的研究：
第一，“入世”对纺织业的影响。纺织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加入WTO后仍然会具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能够保持较大的国际市场份额，面对相对宽松的出口环境，纺织业有可能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注：《经济管理》特约评论员：《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经济管理》2001年第3期。）但是，“入世”后竞争加剧，头5年还要受美国的配额所限制，因此该行业依然面对一段竞争激烈的日子。（注：丁元竹：《加入WTO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若干问题》，“入世”后我国必须削减纺织品进口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的限制，这样一来纺织业作为我国相对具有优势的行业将率先撤除保护伞，纳入自由化进程，我国纺织行业中缺乏竞争力的行业，如化纤、染整、产业用纺织品、纺机行业将受到冲击，面临严峻的考验。（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87-88页。）
第二，“入世”对汽车工业的影响。我国汽车工业有6个方面的劣势：一是生产规模狭小。二是劳动生产率低下。三是产品开发能力低。四是技术水平落后。五是市场占有率不高。六是汽车消费环境差。（注：袁木：《加入WTO后我国汽车工业面临的形势与对策》，《管理现代化》2001年第2期。）加入WTO以后，随着国内市场的全面开放，国际知名汽车跨国公司必将大举进入，这意味着依靠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的国内企业，将直接面对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形成严重的威胁和冲击。降低关税和取消配额许可证将会使更多的国外汽车整车和零部件进口，从而对国产汽车产品造成冲击；开放汽车服务贸易，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更加畅通；取消鼓励汽车产品国产化的优惠政策，部分国内汽车整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将可能被挤垮，造成部分职工失业，而另有不少企业因竞争力不济，面临生产经营困难；地方财政收入也面临挑战，并且对相关产业会造成冲击。（注：王文彬：《加入WTO，中国汽车业何去何从》，《改革》2002年第2期。）有学者指出，在进口汽车竞争态势下，大部分汽车整车生产企业必然会被挤垮，转而生产汽车零部件，实现与国内外厂家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注：严瑞珍：《中国加入WTO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河北学刊》2001年第4期。）也有学者认为，“入世”后，价格对国产轿车的冲击是有限的，但是，国产与进口轿车在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方面差距很大，中国汽车市场将会受到价格与品质因素的双重影响。（注：刘光卫：《WTO情势与我国汽车行业政策矛盾之解析》，《经济前沿》2001年第7期。）但“入世”也将给中国汽车工业带来有利影响，会加速汽车产业调整的步伐，进行重组合并，关掉一些产品质量不高的小厂，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使用；促进中国企业与国外汽车跨国公司的全面合作，有利于中国企业熟悉现今世界同行的国际规则，学习它们的经营理念和操作，也有利于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缩短我们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入世”后，总体上会造成轿车价格的下降，有利于扩大汽车消费，也有利于汽车进入家庭。（注：于良军、于建东：《“入世”后行业走势及命运》，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273页。）
第三，“入世”对石油工业的影响。从中国石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来看，无论是在企业规模、品种结构、产品质量、劳动生产率，还是在技术装备、工艺水平、管理水平、人员素质上，同国外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中国石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不强，虽然中国已是公认的石油大国，但并不是石油强国。（注：杨嵘：《中国石油产业竞争力的国际比较》，《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4期。）加入WTO后，在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垒之后，国外产品大量涌入将使这一产业受到很大的冲击，（注：曹建海：《加入WTO对我国工业的主要影响》，《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7期。）届时约有40%的石油产品将面临低成本的国外同类产品的冲击。（注：《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是加入WTO受冲击最大的领域之一》，中国国家企业网：）但“入世”还有许多对中国石油石化工业有利的方面，突出的一点就是“入世”将有利于推动体制改革，有利于促进企业全面转换经营机制。（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3.加入WTO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
“入世”后，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将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出口创造更多的机会；有利于打破国内的垄断局面，增强国内服务市场的竞争性，促使国内服务业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从而进一步推动本国服务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有利于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引入新的服务种类；有利于参与新一轮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也将危及一国的和国家经济安全；会对我国一些刚刚起步的新兴服务业带来不利影响。（注：傅京燕：《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年第1期。）加入WTO，国内服务企业将面临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竞争的压力，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会受到严重挤压，将丧失部分原有的市场份额；国内消费结构转换和一、二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第三产业增长的拉动效应将会减弱，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拉动效应可能转移出去，成为国外第三产业的扩张的机遇；服务贸易逆差将会进一步加重，从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人才的竞争和流失，将使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提高受到严重影响；此外，我们还面临体制不适应的严重挑战。（注：俞梅珍：《加入WTO与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一，“入世”对金融业的影响。从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角度看，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处于绝对的劣势。（注：方学芹、范爱军：《中国服务业的“入世”承诺和发展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1期。）首先，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所面临的风险急剧增大，主要原因就是外国银行从此可以经营人民币的各种业务。（注：左大培：《入世后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及对策》，《中国经贸导刊》2002年第2期。）我国的银行业因缺乏灵活经营的能力，业务限制在较狭隘的范围内，贷款主要集中在困难重重的国有企业，因而风险集中，增加市场竞争的难度，“入世”后会受到一定的压力。（注：邵望予：《浅论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国际商务研究》2001年第1期。）其次，在发达国家保险业已占金融业半壁江山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保险业总资产尚不足金融业的3%，发展极为落后。狭窄的投资渠道，单一的市场功能，远远落后于国际同行的服务品质和业务技巧，“入世”后将会使内资保险公司在市场份额、客户、险种、人才等方面受到外资保险公司的强力冲击。（注：方学芹、范爱军：《中国服务业的“入世”承诺和发展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1期。）再次，我国的证券市场发育不完善，“入世”后在短期内会削弱我国的证券公司同具有雄厚实力、丰富的市场操作经验和技能的外国同行的竞争力。（注：王胜强：《中国加入WTO正、负效应的重新阐释》，《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尽管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会在短期内对我国的金融业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看中的是它的长期效益。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具有引资效应、学习效应和扩大的鲶鱼效应，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将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化。（注：顾卫平：《金融市场：开放需要节奏》，《资本市场杂志》1999年第5期。）对保险业来说，外资的进入有利于形成保险市场的竞争格局，尤其是增强人们对市场经济下的风险防范的意识，转变传统的“福利”观念，对劳动用工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的建立和完善将起积极作用。“入世”有利于加快我国保险服务业的商业化和国际化步伐，也有利于新型保险服务的开发，提高保险服务水平、质量，改善经营管理，培养保险市场，也为保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入世”还将加快我国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为保险基金的合理使用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这对于保证就业压力加大后的社会稳定是有利的。（注：丁元竹：《加入WTO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若干问题》，
第二，“入世”对电信业的影响。加入WTO为中国电信业带来了机遇，我们可以利用GATS服务贸易中的跨国贸易方式，向周边的WTO成员国提供电信服务，开放市场也有利于和电信息息相关的市场经营主体企业的发展，将大大增加对中国电信网的使用，从而促进电信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可以方便地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经营和管理经验，促进网络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有利于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注：于良军、于建东：《“入世”后行业走势及命运》，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14页。）当然，电信业的开放也带来了残酷的竞争，垄断局面行将打破，使内资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注：方学芹、范爱军：《中国服务业的“入世”承诺和发展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1期。）将给本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业带来巨大压力，影响我国电信企业的有序发展，加剧我国电信业发展的不平衡态势，并影响国家和安全。（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142页。）
第三，“入世”对旅游业的影响。我国旅游资源在世界首屈一指，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国外服务业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的示范效应，对国内企业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技术、管理水平产生正效应。“入世”后国外游客增长，国内消费水平提高，游客需求增多，旅游面临大发展。（注：李江帆：《WTO：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影响与发展对策》，《当代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但同时，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速度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在一定时期，局部领域还有可能发生波动。旅游业的龙头企业——旅行社将首当其冲地承受最大当量的冲击；旅游饭店业将在结构、客源、人才等方面遭受一定冲击；旅游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可能导致我国风景名胜资源的流失；我国出境旅游可能将面临新的压力。（注：韩玉军、苗茜：《入世与中国的旅游业》，《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第3期。）
二、加入WTO对政府的影响
加入WTO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首先就是对政府的挑战。从WTO的23个协议，492页的文本看，仅有两项条款涉及到企业，其余大量条款均与政府有关，特别是政府的立法与决策。加入WTO受冲击最大的不是企业而是政府，因为以管制与审批为基本特征的管理模式，与“公开、公正、公平”的WTO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注：李光：《政府在入世后的战略转变》，《决策与信息》2002年第1期。）政府是加入WTO的最大应对者，突出的有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按照公平的贸易规则减少对贸易的行政干预，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二，要按照透明度的原则，增强贸易管理的透明度、公开性和可预见性；第三，要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取消对经济行为不公平的行政限制和干涉；第四，要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对本国和外国的企业、商品及服务给予平等待遇。所有这些，势必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运行体制、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注：徐绍史：《深化行政改革积极应对入世挑战》，《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1期。）
1.“入世”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现在仍然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待解决，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注：丁维顺：《“入世”与我国开放型外经贸管理体制的构建》，《厦门月刊》2001年第8期。）WTO规则的核心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市场经济原则。到目前为止，WTO的成员国中还有许多国家不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或认为我国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注：李光：《政府在入世后的战略转变》，《决策与信息》2002年第1期。）“入世”后，中国政府面对的一个新挑战，就是如何协调在国内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入世”协议的承诺和世贸组织规则清理和调整中国的政策环境、投资环境、市场竞争环境和法治环境，以及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新规则制定和原有规则修改之间的关系；协调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注：张燕生：《WTO背景下政府职能的确定及有效宏观调控体系的确立》，也有观点认为，“入世”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系。（注：桑百川：《入世—破解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难题》，《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第2期。）加入WTO后可以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和通行做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高经济运行的总体效率。（注：陈清泰：《中国加入WTO最难的是政府“入世”》，《学习时报》2002年4月15日。）世贸组织的规则实质上是市场经济规则在世界范围内的运用和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的基本要求是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加入世贸组织，将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将推动外贸、银行、保险、证券、商业等方面深化体制改革，以适应这些领域逐步开放的需要。（注：《正确认识加入WTO的利与弊》，中卫网：）
2.“入世”对现行体制结构的影响
现行体制结构的问题在于：一是体系的不完整与机构的过度膨胀并存；二是机构的设立缺少市场根据；三是缺乏统一协调，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现象仍较明显；四是机构运行缺乏应有的力度和效率。（注：白津夫：《加入WTO对政府的影响》，《参考文选》2001年第13期）由于政出多门，在利益协调中也易出现不和谐，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政策法规采取消极理解、变相实施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发展到与地方一些不法分子联合勾结，不执行中央的政令。这极易导致在“入世”后，由于地方政府实施经贸政策、法规与中央政府的政策、法规不统一，而使中央政府被提起申诉的可能性增加，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也严重破坏投资环境。（注：张汉林：《入世：宏观经济体制需调整》，《经济参考报》2001年8月1日。）现行体制结构与市场经济特别是国际市场规范距离太大，加入WTO将面临根本性的改造，（注：白津夫：《加入WTO对政府的影响》，《参考文选》2001年第13期。）建立符合“规范、统一、透明、高效和服务”要求的体制架构，（注：桑百川：《入世—破解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难题》，《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第2期。）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全球化与政府作用”课题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改革：中国的经验、问题与前景》，《新华文摘》2001年第8期。）
3.“入世”对政府管理职能的影响
从适应WTO规则的要求看，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到位，政府管理中的“错位”、“越位”、“缺位”问题十分突出，各级政府部门仍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而许多该管的事却没有管好、管住。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仍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注：王预震、李勇军：《WTO与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创新》，《行政论坛》2002年第3期。）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看，政府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仍大量存在，对企业的引导和服务则明显不足，在涉及国家投资、贷款、技改项目时，表现出对国有企业的偏爱。各地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不符合WTO确定的非歧视、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从政府和市场关系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问题普遍存在；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看，政府承担了大量本可由社会组织行使的职能。（注：沈荣华：《抓住入世契机加快推进我国行政改革—“加入WTO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综述》，《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2期。）因此，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虽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同时仍存在诸多问题，具体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政府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依然过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形成；二是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三是规范、监管市场秩序的力度不够；四是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化倾向，公共服务职能弱化，乃至体制性腐败加剧；五是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六是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全球化与政府作用”课题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改革：中国的经验、问题与前景》，《新华文摘》2001年第8期。）在现实经济运作过程中，存在着政府对市场的过度替代问题，一些应该由市场起作用的仍有政府包办，而一些应该由政府职能到位的却没有真正管起来。我们的政府行政方式现在还不是十分规范，存在许多与市场相悖的问题，不符合世界贸易规则要求。从总体上看，政府行为仍然没有摆脱一靠红头文件、二靠政策手段、三靠保护垄断这样一种行政支配的行为模式。（注：白津夫：《加入WTO对政府的影响》，《参考文选》2001年第13期。）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仍然具有浓厚的“部门行政”色彩，必然会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方式提出严峻的挑战。（注：宋世明、《胡奕军：》从“部门行政”到“公共行政”：“入世”后中国政府基本定位》，《体制改革》2002年第1期。）这无疑将会对我国各级政府的治理方式带来全方位的和多方面的影响，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形成强劲的冲击波。（注：梁仲明：《论加入WTO对我国政府治理方式的影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转变职能是政府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注：王玉琴：《跨进WTO大门：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农经研究通讯》2001年第11期。）加入WTO后，作为代表我国利益的政府一方面要创造条件，积极利用“入世”带来的机遇，同时要大力建立有效的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保护和监控措施，化解负传递给我国带来的冲击。因此，“入世”后我国政府的职能不是弱化，而是转化，由原来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职能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转化。（注：薛荣久：《入世与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国际贸易问题》2001年第9期。）加入WTO意味着中国政府对自身行为要更加符合市场机制做出了承诺，通过引入外部规则与制度来规范和约束政府职能范围和行为方式。（注：陈清泰：《中国加入WTO最难的是政府“入世”》，《学习时报》2002年4月15日。）预示着我国未来的公共行政改革与发展将是由“内部推动力”和“外部推动力”两种动力机制共同发挥作用，一并牵引着我国公共行政的改革与发展。为21世纪中国公共行政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机制和力量源泉。（注：王和平：《WTO与我国公共行政》，《新东方》2001年第1期。）转变政府职能，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做到政企分开，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注：黄健：《“入世”后的政企关系—兼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群众》2002年第4期。）政府的经济行为必须符合WTO所确定的非歧视原则：领域要准入，国家保护的政策要取消，政策的透明度要增大，政府不再控制企业，而应当提供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注：《厉以宁谈入世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价格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1期。）有学者指出，加入WTO后，政府职能部门不是权利部门，而应该是服务部门。（注：张汉林：《入世：宏观经济体制需调整》，《经济参考报》2001年8月1日。）政府要调整自己的职能，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政府的主要作为是提供公共服务、建立市场秩序、建立信用制度、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正有效的执法机制。与此同时，政府必须以市场的方式经营自身以及国有资产，将低成本、高效率、公正作为政府行为的评价标准，倡导公众参与，提升政府的水平和能力。政府有所不为主要是指对资源配置不应有不当干预，对市场行为不应过度规制以及对微观经济不应施加直接影响。（注：孙潮：《WTO与政府行为》，《上海国资》2002年第2期。）也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一是要解决制约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利益障碍；二是要建立适应“入世”后开放经济下的宏观调控体系；三是政府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四是政府管理的重点是建立市场经济规则和秩序；五是在不损失效率的前提下解决好公平分配问题；六是如何解决好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外部性问题；七是如何加快实施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八是“入世”后，从提高中国综合实力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政府在发展科技教育事业中的功能定位和作用，需要重新研究和总结。（注：张燕生：《WTO背景下政府职能的确定及有效宏观调控体系的确立》，
有学者认为，“入世”将促进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注：罗进华、李松龄：《“入世”与我国专业化分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中国企业的运营成本与交易成本太高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的服务成本过高导致的。如何降低成本？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适应WTO的要求，对政府职能进行再造。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政府应着重以下几种能力的提高：其一，提高政府的谈判能力；其二，提高政府的法治能力；其三，提高政府的中介应用能力；其四，提高政府的整体能力，建立整体型政府。（注：辛向阳：《加入WTO与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加入WTO，政府官员要更新观念。有的政府官员自觉不自觉把自己的职务和责任看成是可以呼风唤雨的一种权力，一种地位的标志。这种强烈的“权力意识”不淡化，不改变，很难适应“入世”要求。（注：张霁星、顾世宽：《天津市行政管理学会举办“中国加入WTO与政府职能转变”研讨会》，《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1期。）WTO背景下的政府必须本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理念，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注：刘武俊：《WTO与“后立法时代”的中国立法》，《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12月28日。）因而，加入世贸组织也有助于促进我国各级政府更新理念、校正自身行为，规范市场游戏规则，提高行政水平和质量，有效推进各项改革的全面展开。（注：王胜强：《中国加入WTO正、负效应的重新阐释》，《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
加入WTO后，政府要遵循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原则，依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和中国政府作出的承诺修订与外贸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方式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向监督和服务，政府管理方式趋于透明、规范和法制化。（注：王健：《入世后政府管理方式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有学者将之归纳为，规则导向取代权力导向，服务式替代命令式。（注：黄建春：《论WTO与政府职能》，《温州论坛》2001年第6期。）
WTO对中国法治进程尤其是中国立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入世”首先是指法律“入世”，是中国国内法与规则及国际惯例的接轨。WTO为中国法律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契机。（注：刘武俊：《WTO与“后立法时代”的中国立法》，《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12月28日。）“入世”将促进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推动中国法律体系、司法制度及执法机制的现代化建设。将有利于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和逐步实行国际公务通行做法。（注：李忠伟：《加入WTO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与对策浅析》，《理论前沿》2002年第6期。）有利于我们建设一个有限权力的、遵循正当程序的、负责任的法治政府。（注：袁曙宏：《建设法治政府》，《群言》2002年第2期。）
有学者指出，一般认为政府对WTO患“不适应症”主要指对内政府主导经济，对外，特别是政府谈判体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我国在政府谈判体制上存在着“不谋于众”的倾向：(1)不能让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充分表达意见，使谈判协议最大限度地反映各方面利益。(2)不能充分调动自己国内的研究力量。研究归研究，决策归决策，二者没有适当的联系、沟通渠道，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强了谈判决策的非科学性和非理性化。(3)政策信息服务的透明度差甚至采取保密政策。目前，一个在新的背景下新的利益分割的谈判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出现，我国必须抓住时机，改革“不谋于众”的谈判体制，增强政府谈判实力，为国内企业奠定迎接挑战、公平竞争的良好基础。（注：王俊华：《WTO与政府谈判体制改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三、加入WTO对文化的影响
加入世贸组织，扩大文化市场的准入范围，允许国外文化资本和文化艺术产品、文化服务进入，会对我们产生巨大的挑战。
1.“入世”对价值观念的影响
加入WTO后，外部文化对我国文化产业必然形成冲击，但这是表象，它由此将影响到我们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继而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注：陈高桐：《加入WTO与我国文化及其产业面临的问题和对策》，《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外国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进入，从积极意义上讲，它对丰富人们多元化的文化生活，对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对学习和借鉴别国优秀文化都是有作用的。但也应看到，一些宣扬西方的个人主义、道德伦理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的涌入，对我们要把青少年培养成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有一定潜在的负面影响的。（注：文华：《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与对策》，《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8-9页。）我国是一个封建主义传统较为深厚的国家，封建主义糟粕很可能与“入世”后“西风东渐”的资本主义文化同流合污，衍生出一个中西劣质、腐朽文化的共生毒瘤和怪胎，其价值观甚而比单一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价值观都更恶劣和低下。（注：李忠伟：《加入WTO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与对策浅析》，《理论前沿》2002年第6期。）如何在理论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文化的普遍性和文化的特殊性，如何在实践上正确处理吸收西方文化和抵制文化殖民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在加入WTO之后将越来越突出。（注：贺晓光、乔淑梅：《加入WTO对我国文化发展的挑战》，《理论前沿》2001年第12期。）
2.“入世”对我国主流文化的影响
加入WTO使中国人感受到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在加快，这种全球化首先会对我国的主流文化产生影响。一是消费主义文化、商业性文化，通过大规模文化生产和现代传媒迅速传播；二是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通过各种出版物、传媒不断渗入。其次，会使我国文化的多样性、兼容性更为明显。这为我国文化建构提供了动力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也带来了文化建构的复杂性和某种隐含的文化危机，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再度抬头，主张尊孔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回潮、“买办性”文化的重新泛起和通俗文化的日趋商业化等。（注：俞启义：《全球化的文化内涵及对我国文化建构的影响》，《新东方》2001年第5期。）有学者认为我们缺少制度文化、诚信文化、法治文化、权力文化、管理文化、生态文化和创新文化，提出了加入WTO之后要进行文化改良。（注：包国庆：《WTO之后的文化改良》，《新经济》2002年第3期。）加入WTO不仅仅是对一种法律体系、经贸制度和政策系统的接受，同时也是对一种法律文化、经贸制度文化和政策价值的接受，一种对交往行为理念和文化的认同。它不仅为中国彻底摆脱和走出自近代以来闭关锁国、疏离世界体系重新复归它应有的文化位置奠定了一个全面开放的基础，而且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和提供了一种世界的可能。其对中华文明形态的未来发展将可能产生的作用难以估量。（注：胡惠林：《关于WTO与我国文化产业创新体系问题的思考》，《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3页。）加入WTO后，外国的文化产品要进入到我国文化产业中来，由于一些外国文化产品大量地运用了现代科技成果，在一定时期会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消费者在欣赏的同时，不仅了解了外国文化和艺术，而且其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久而久之也会对消费者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会在少数消费者思想上形成外国文化比本国文化更能体现人的个性和自我精神的心理。（注：文华：《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与对策》，《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3.“入世”给国内文化产业带来的影响
加入WTO可以使我们利用外来资金、技术、信息以及人才优势对目前国内狭小散乱的文化市场进行整合，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注：孟晓驷：《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版，《前言》第3页。）但目前，我国文化市场机制尚不健全，文化产业规模尚在形成过程中，一方面生产能力弱、资金匮乏、质量偏低，经营管理人才也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文化消费需求旺盛，增长很快，市场潜力很大。随着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我国文化市场从事文化经营和服务，会给国内文化经营单位带来巨大的压力。（注：文华：《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与对策》，《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因此，有学者认为，加入WTO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又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机遇方面，一是有利于促进对外开放，为文化产业提供广阔的市场与无限的商机；二是有利于借鉴和引进国外的高新技术，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技术含量；三是有利于重新整合我国的文化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四是有利于加强和完善我国文化产业的法律、法规建设。挑战方面，一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造成冲击；二是文化产业市场的准入对中国民族文化产业构成严重威胁；三是对我国文化经营单位的生存和竞争带来极大压力；四是对我国现行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业政策带来影响。（注：王慧芬：《加入WTO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和对策》，《中国文化报》2001年12月19日。）
作者主要介绍了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米德和库利关于“自我”的理论和库利的“初级群体”理论。作者认为，米德在认得互动之间插入了一个符号解释的因素，这是后来传播研究视角的理论依据；米德和库利关于“自我”的理论则对于人际传播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初级群体”理论在“二级传播”理论提出后，被重新发现，并在传播学界获得广泛的重视。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HerbertMead,1863-1931)和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Hortoncooley,1864-1929)在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卓越贡献，早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但他们对于后来被称之为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所作的深刻理论思考以及这些思考对日后传播研究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自从1982年5月，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韦尔伯·施拉姆来我国介绍了他认为的四位奠基者以来，国内绝大多数学者都沿袭了施拉姆的观点。其实，无论是拉斯韦尔，卢因，还是拉扎斯菲尔德或者霍夫兰，他们对传播问题的研究都侧重于某些对他们本学科有用的方面，“他们的终极目标，仍是在解答他们本学科的问题，而不是在建立传播理论。”[1]与上述四位学者不同，传播问题占据了米德和库利思想的中心，他们的全部理论都与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的哲学，社会学理论就建立在他们对人类社会消息传播思考的基础之上，由他们最初阐发，后经米德的学生赫伯特·布鲁诺总结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至今仍是传播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他们的许多思想对后世的传播研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姿势对话”和“符号互动”
米德和库利是社会心理学的早期研究者，尽管库利并不曾将自己的研究与社会心理学联系起来。他们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人际互动上，库利的社会互动理论和米德的社会动作理论，为“符号互动论”提供了一些关键性思想。
在早期的心理学研究中人与人的互动与动物的互动一样，被认为是出自本能的，米德和他所参与的芝加哥学派的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超出了本能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提出，许多社会行为不仅包含了生物有机体间的互动，而且还包含了有意识的自我间的互动。在人的“刺激－反应”过程中，人对自己的姿势可能引起的反应有明确的意识。当一种姿势对其发出者和针对者有共同意义时，它就成了“有意义的姿势”，即符号。人类互动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在于：动物只能通过无意义的姿势，即记号进行互动，而人类既能通过记号又能通过符号进行互动，正是符号互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语言则是人类独有的一套十分精致的符号系统。米德的学生布鲁默用“符号互动”一词来总结老师的观点时指出：“‘符号互动’一词当然是指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独特特征。这种特征寓于这一事实之中，即人们不仅对彼此的行动做出反应，还理解或‘确定’彼此的行动，他们不是对别人的行动直接做出反应，而是根据他们赋予这些行动的意义做出反应。因此，人的互动是以使用符号，通过理解确定彼此行动的意义来作为媒介的。这种媒介等于在人类行动的刺激与反应之间了一个解释过程。”[2]
米德认为，记号只能诱导出某种确定的反应。换句话说，在一定条件下，记号刺激引出的反应是固定的，即某种刺激一旦出现，必有某种反应出现。而符号则不然。对符号的反应必须由参与这种符号互动的人的解释来确定。对那些把从老鼠或其它动物身上获得的某些发现，作为建立论点的唯一论据，并用这些论据去说明人类世界的行为主义者，米德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如果行为主义想对进一步理解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话，它就必须去考察符号行为的性质。
米德关于符号行为性质的一些考察对后来的传播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符号与它所表达的事物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对应关系。紧握双拳并不总是表示敌意或愤怒，也许是在鼓励加油。“cat”与“猫”之间也无必然的联系。他们之间的联系纯然是一种“约定俗成”。符号行为的这一性质决定了人的传播能力要大大高于其它动物，使得人类传播不只局限于此时此地得直接的感觉经验，而且可以传播时空距离很远的目标和行动。不仅如此，人类还可以创造出代表抽象的普遍概念的符号，从而把特定的经验客体看成仅仅是它们被划归其中的抽象概念的实例。因此，从“符号互动论”的观点看，人类生存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物质世界，而且是一个人造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的创造和维系依赖于人类通过符号进行传播的能力。来的传播研究者吸收了上述思想，对符号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他们甚至认为：“对传播中所使用的符号的研究，对运作于这些符号的规则的研究，以及对符号,规则使用者的研究，构成了传播研究的核心。”在这派学者看来，根本“不存在没有符号系统的传播”[3]今天的传播研究中，由于广泛吸收语言学，符号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人类符号行为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新进展。相比较而言，当年米德关于符号行为性质的某些观点可能显得浅显，但不管怎样，是米德提请世人注意这方面问题的，而他的研究为后世传播研究奠定了基础。
米德在研究中还指出，在符号互动中，刺激所引出的反应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人们并不是对符号本身直接做出反应，而是对符号背后所表示的意义做出反应，所以，这种反应必定要视参加符号互动的人对符号意义的共同理解而定。如果符号意义能够被参加互动的人共同理解，那么互动就会变得有规则或比较容易；反之，互动只能在低水平上继续下去，但在较高水平上将受到限制，甚至出现混乱或完全中断。如果我们把每个人都视为特殊的个体，他们都根据自己特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来参与传播关系，来使用和解释符号的话“百分之百的传通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跨文化传播中这个问题尤其突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符号的使用和解释往往不同，传播自然就变得困难。
提出符号行为的这一特点，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在方法论上，它意味着：人类传播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加以精确分析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传播研究中，与科学学派侧重于借助自然科学和行为科学理论对传播行为作精确分析不同，人文学派更多的运用哲学、文化学、语言学、逻辑学等理论对传播行为作定型研究。5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的研究，都开始关注人类传播行为的主观性、选择性、多变性和不可预测性。从“格伯纳的传播总模式”到纽科姆的“ABX模式”，我们或多或少都能够看出“符号互动论”思想的影响。[4]“符号互动论”在符号互动过程中插入了一个解释的因素这是后来传播研究视角转移的理论依据。在行为主义，尤其是本能心理学的影响下，早期传播研究注重对传播者的研究，因为当时的学者们大都认为，人是以普遍相同的方式感受刺激，所以传播者如何巧妙的设计刺激内容成了传播研究的关键。关于传播效果的“魔弹理论”便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提出的。“魔弹论”受到质疑后，传播研究开始对接受者给予较多的关注。因此产生了传播效果的各种“影响不一致理论”，如个人差异论、社会分化论等。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传播并不是传播者传递意义，而是接受者“引出意义的过程。引出的意义越接近传递意义，传播的效果越好。
关于“自我”的理论
“自我”是占据米德和库利思想的又一个关键性概念。当人们在自我决定社会还是社会决定自我问题上争论不休时，米德和库利坚持认为自我和社会是一个共同过程的两个部分，是同一事物的集合与分散的不同方面，两者关系密不可分。因此，社会研究不能不研究自我。反之，研究自我也不能不研究社会。米德和库利是在人际关系层面上来阐明关于“自我”的理论的，其中许多理论经过一些学者的发展，被传播研究，尤其是人际传播研究直接吸收和采用。
库利认为：“社会是各个精神自我的交织物。我想象你的思想，特别是你对我的思想的想象，和你所想象的我对你的思想的想象。我在你的思想面前表现我的想法，期望你会在我的思想面前表现你的想法，谁若不能或不愿做到这一点，那他就不懂得如何交往。”[5]正是人际间的交往，使所有个性成为有机的社会整体；反过来，在这种交往中，社会也内化为个性精神。
在库利的思想中，一个人的自我多少还带有某些先天成份，米德则认为，自我是人们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其中并无先天成份。人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主体的我（I）与客体的我（Me）之间的互动过程。
如同思维过程以一种内部对话方式构成一样，自我的基础是个人对其自身的自我定义或身份的潜在指定，这种潜在指定是通过他人对自身的行为所做出的反应。米德把自我概念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模仿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个人“扮演”其他一些人的角色，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上来看别人所期待他的是什么。儿童在这个阶段，逐渐使自己具有一种把自己置身于那些对他有意义的人的地位的能力，从而为符号运作能力和传播能力的进一步获得做必要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能够借助想象来扮演他人的角色，进而过渡到第二个阶段－“游戏阶段”。游戏的参与者不仅能扮演某一特定的他人角色，而且能够同时承担好几个其它角色，并把这些不同的角色组织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同时，参加游戏的人必须学会游戏的各种规则。儿童通过这一阶段，把自己与周围的人联系起来，从而开始步入最初的社会单位，并感到自己的个性和价值。这时的儿童，其符号运用能力进一步提高，他们开始了解到一些起码的互动或传播规则，并努力遵守这些规则。由此他们开始跨入人类传播的门坎。第三阶段显然是“游戏”的高级阶段，米德称之为“概念化的他人”（thegeneralizedother）阶段。它的特点是，“概念化的他人”不是和特定的人的期待相联系，而是由一般的期待和标准构成，即人们按照一般非人格的群体角色标准来控制他们的互相行为来计划和执行他们的互动行为计划。至此，自我溶入社会，社会体现自我，两者互为前提或条件，密不可分。
尽管米德和库利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有些分歧，但在下述观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人们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获得有关自我的概念，自我概念又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人际交往，两者相辅相成。这一思想在后来的传播研究，尤其是人际传播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西方不少传播学著作中都辟专章论述“自我概念”或“自我观”，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对人们选择做什么，选择怎样的行为，选择与谁传播，乃至传播到什么样的程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6]不得不承认这些观点和论述得益于米德和库利早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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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群体”理论
“初级群体”与“镜中之我”是库利学说中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在库利的理论中，人们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并从他人的反应中来获得自我概念，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们的自我概念也不断的延伸到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各种群体中去。他人对我是面镜子，我对他人也是面镜子。正是在这样的彼此映照过程中，我们与他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共同的东西。这一过程，在库利看来，是在“初级群体”中开始的。他说：“初级群体在我看来是那种以亲密的面对面的交往和联合为特点的群体。说它是初级的，有好几方面的意义，但最主要的是它们构成了人的社会性和理想的基础，亲密交往的结果，从心理上说，是个性融合到一个共同整体之中，这样，至少从许多方面来说人们的自我本身就是群体的共同生活和目的。也许最简单的描述这种整体性的方式，就是说‘我们’（we）。‘我们’包含着某种同感和彼此认同，因此‘我们’就是一种很自然的表达方式了。一个人生活在整体的情感之中，并在这种情感中找到他的意志的重要目标。”[7]从“镜中之我”的观点看，自我不过是由许多个他人组成的群体；从“初级群体”观点看，群众则不过是包含他人在内的自我，了解了这一思想，便很容易了解为什么传播在库利的理论中是一个如此关键的范畴了。他是这样为传播下定义的：“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手段－－即头脑中的所有信号，以及穿越空间传递它们和在时间中保存它们的手段。”[8]施拉姆对于库利从宏观社会着眼人类传播的思想给予了充分重视，他在《传播学概念》一书中引用了库利对传播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作了相应发挥。
库利把初级群体视为“人性的托儿所”，“在初级群体中，人性逐渐产生，人性不是人生出来就有的，人只有通过交往才能得到人性，而人性又可以在孤立中失去。”[9]几十年后，经验主义学者通过对“在被隔离的情况下长大的孩子”的研究，才开始不断重复库利的上述观点。[10]库利认为，最基本的初级群体包括家庭、儿童游戏群体、邻里或社区群体，正是在这类群体中，人们通过面对面的、直接而真诚的交往开始了解整体的最大利益，产生人类的合作和友谊，培养同情心和情感纽带。库利相信，初级群体中的人际关系是友谊关系而不是利用关系。这当中，人们优先考虑的是整体利益。尽管这种群体中也存在竞争、冲突和对立，但这些个人主义的冲动最终会被人们之间的同情和理解，会被保证群体团结的共同感情所缓和或控制。从这一思想出发，库利认为，更大的社会单位（如科层组织或大规模的社会机构），将依赖于初级群体中人际传播过程所形成的共同感情和观念。在他看来，“一种社会制度不过是公众精神的一种规定的和确立的状态在基本性质上与公众舆论没有什么不同。”[11]但构成社会制度基础的公众舆论和情感并不是每个人的意见和情感的简单相加。公众舆论是社会现实产生的新的层次，是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公众舆论是通过人际传播产生的，尽管人们将他们的个别部分贡献给整体的公众精神，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每一个人的观念又是由对他人的意见和情绪的知觉而塑造的。库利对现代民主社会的设想是，整个社会的公众精神应当和一个初级群体中的群体精神一样具有热情和同情心。当库利利用这一思想来观察现代传播媒介时，得出了一种理想主义的乐观结论：由于现代传播媒介的巨大进步，那种过去只在初级群体中具有的面对面的、直接而真诚的传播能扩展到整个社会，所以一个真正民主的美国社会的可能性成了现实。新的传播媒介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心理上的改造，增长了人类在社会整体中表现自我的人性力量，从而为人类进入更人道的社会和开创道德进步的时代铺开一条道路，“他们有可能使得社会的组织越来越依靠人们的才能、信息和同情，而不是去依靠权威、等级和惯例。它们意味着自由、远见和无限的可能性。”可当他亲眼看到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时，库利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疑虑之中。[12]但不管怎样，库利对于现代传播媒介作用的研究与思考是具有开拓和启发意义的
库利的“初级群体”理论一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如果说反应的话，起初对这一理论的反应大多是批评性的。直到40年代末，人们才突然“重新发现”。这一重新发现可以追溯到两组与传播效果研究密切相关的调查上。一组是1949年出版的《美国士兵》的作者塞缪尔·斯托弗等人的调查研究。另一组是被施拉姆视为“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调查。他们在调查的基础上对选举行为与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并写出来《人民的选择》、《选举》和《个人影响》等论著。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发现了初级群体的忠诚性的重大意义。他们都指出了大众传播的影响力是通过初级群体中的关系的影响尔得以发生的。这样，以“魔弹论”为代表的传播效果的直接影响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研究者在大量调查基础上发现，大众传播的信息是通过两个基本阶段传递的：第一，从媒介传到经常收看收听大众传播媒介、消息比较灵通的所谓“意见领袖”;第二，从这些“意见领袖”通过人际传播渠道传给那些不那么直接接触媒介、依靠他人得到信息的人。社会上许多人都是这样获取信息的。这一传播过程理论后来被称为“二级传播”理论。“二级传播”理论并不是在库利思想指导下提出的，但却促成了库利思想的重新发现。从此，库利的许多思想逐渐受到传播研究的重视。美国学者切特罗姆这样评价道：“库利是第一个为解释传播媒介如何改变行为和文化作出成功尝试的人。多年以后，经验主义学者们回到了库利关于基本团体（即初级群体，引者注）的主张上，他们发现，家庭、朋友、游戏伙伴及相同地位者的团体的社会内容，与一度广泛流行的现代媒介模式不相符，这种模式会直接而粗暴的干涉被动的个人。今天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尚未被很好的了解，而库利是第一个为探索它而付出辛勤努力的人。[13]
结语
一、米德和库利的主要理论都与人类传播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与人际传播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人类传播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其深度和广度要超过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学者。
二、从传播研究的发展情况看，米德和库利的许多理论贡献越来越引起西方传播作者的关注。一方面，米德和库利一些关键思想总结而来的“符号互动论”已经成为传播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流派；另一方面，米德和库利关于传播问题的论述已经被包括科学学派在内的许多传播学者所广泛引用；另外，后来的社会学家也在米德和库利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符号互动论”，其中许多分支理论，如“情境理论”、“标签理论”、“本土方法论”、“拟剧理论”等，又被传播研究广泛吸收，从而大大丰富了传播研究。
三、从研究方法看，米德和库利可以划入人文学派，尤其是库利，他们曾被后世经验主义学者嘲笑为“安乐椅上的社会学家”。然而正是他们的一些思想，被那些热衷于实地调查和实验研究学者们“重新发现”并津津乐道。这一事实本是对长期偏重于科学方法的传播研究无疑是个提醒，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不过是人类在追求真理道路上向前迈步的左右腿，彼此不可偏废。
四、综上所述，施拉姆将米德和库利之后的四位学者视为“传播学的奠基者”多少有些欠公允。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一）传播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时，其研究重点在大众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的效果问题上，施拉姆提到的四位学者还是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或政治学学者，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当时传播学的影响似乎要来的更直接、更具体些。（二）传播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比较注重实地的调查、内容分析和实验研究等科学方法到了施拉姆着手做“集大成”的工作时，传播学中的科学学派、行为主义仍占据上风，起码拉斯韦尔等四位学者在传播效果研究中采用的时实验、调查等科学方法。（三）从施拉姆本人看，他对自然科学相对要陌生的多，面对传播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普遍流行的学术氛围，他不得不对这一学派的学者及其研究情况给予特别的关注。
[1]①李金铨《大众传播理论》，〔台〕三民书局，15页
[2]①见〔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商务印书馆1990年译本，178页、138～147页
[3]②齐瑞《关于人类传播》，载《传播研究文选》1985年英文版，3～9页，转引自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
[4]①参阅《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译本，26～34页
[5]②库利《生活和学者》，纽约1927年英文版，201页，转引自《社会学思想名家》
[6]①T·k·Camble、CommunicationWorks，NewYork，RandomHouse，1984，32～33
[7]②库利《社会组织》，纽约1929年英文版，23页、313页，转引自《社会学理论》
[8]①见〔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译本，106页、106～109页、110页
[9]②库利《社会组织》，纽约1962年英文版，30页，转引自《社会学思想名家》
[10]③同61页①
[11]④同63页②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科研管理是对各项科学研究的管理与服务，它所涉学科众多，文、史、哲、管、法都有所涉及。可以说，科研管理是对于“知识”的管理。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是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一环，它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因此，对于科学研究的管理与服务工作的科研管理，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新形势新时期，社会科学研究事业高速发展，其重要性日益突显，这对科研管理工作相关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它既要求在思想政治素质上与党的各项规章制度相一致，也要求对所涉及专业知识有尽可能更多的了解。因此，科研管理工作者应当时刻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时事政治学习，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精准掌握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特别是与科研管理工作相关的政策法律更应熟记在心，同时，在科研管理工作中要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时刻保持敏锐的政治警觉性，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2.牢固树立爱岗敬业的精神
作为科研管理人员，一定要热爱这项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有强烈的事业心，才能有崇高的敬业精神，才能确立高度负责的立岗敬业的职业精神。科研管理工作是科研工作的服务者、协助者，是科研工作主体的后勤服务部门。如果说，创新性是科研工作要求的话，那么，服务性就是对科研管理工作的要求。但是，这种服务性要求科研管理工作的崇高与奉献，可以说，每一项科研工作，都少不了科研管理工作者的默默付出，但科研成果所为作者带来的各种名与利，却统统与科研管理工作这一幕后英雄无缘。可以说，科研管理工作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这样的工作性质，决定了科研管理工作必须要有爱岗敬业的崇高精神，必须要有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耐得住寂寞与清贫，看淡名与利，只求奉献，不重索取。同时，科研管理工作者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尊重、理解科研人员，要树立服务观念，坚持求真务实、严谨科学的工作作风，尽一切可能，积极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科研热情，使之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多出精品。在当前形势下，积极利用国家繁荣发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大好形势，顺势而为，积极主动为科研工作者争取横向委托课题、部级课题以及各项联合资助课题等，全方位为科研工作提供综合服务。
3.锻炼统筹能力，努力提高科研管理组织能力
新形势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繁荣发展，使得科研管理工作的内容也日渐繁多，要求科研管理人员必须提高统筹能力，正确处理常规工作与紧急任务的关系，在把握总体工作的基础上，抓住重点，主次分明。这就要求科研管理人员除了必须掌握的管理技能和知识外，还应该熟悉一些具体的科研管理组织业务，如各级各类课题的申报，包括课题申报的制度、程序以及填报要求；在科研成果管理中，要把握成果的相关鉴定评估要求，熟知各类经费的使用原则与监管制度等，掌握成果评奖的原则以及奖励办法等。特别是针对科研立项，科研管理人员要掌握国内外科研研究动态及已有成果的发表情况，掌握各种与科研课题有关的信息，在宏观上为课题承担者提供客观的引导与相关的科研建议。
4.要有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
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创新，与之相关的管理本身也需要不断创新。实践证明，科研管理工作墨守成规不可行，要随着不断发展的科研工作新态势，不断探索新的管理方式，制定新的管理制度和服务范围。也就是说，与科研主体的内容创新不同，科研管理工作需要的是管理的创新。科研管理在我国起步比较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科研管理的相关工作还没有实现信息化、自动化管理，各种文字、信息处理等，便凭手工操作，致使效率低下，造成了人、财、物、时间等方面的浪费，更为重要的是，手工操作使得各种信息处理不及时、不全面，造成了时效性与全面性的缺失。新形势下，科研管理工作日益信息化、自动化，科学研究工作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力量，这对科研管理工作提出了更为重要的要求。适应这种新变化，科研管理人员必须改变传统观念，重新认识科研管理工作的“管理就是服务”的管理理念，求主动、求全面，告别过去那种呆板落后的被动式管理，转变为自动化、信息化背景下的主动、灵活、高效的现代管理方式。科研事关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生存和发展大局，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进行内涵建设的关键环节。因此，科研管理工作要有新举措和新思路，科研管理人员要不断增强创新意识，在工作中探索新方法，研究新思路，不仅需要完成改革性的工作，还需要完成很多建设性的工作。
5.不断更新知识，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
在本文的论述中，所谓科研管理，主要是指对科研工作，包括科研计划、课题研究、成果转化等各种科研工作的管理。科研管理是对科研工作的管理与服务，困此，它是对于“知识”的管理，这就要求科研管理工作必须本身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结构素养和一定的管理技能。也就是说，科研管理人员除了具备其所管理服务的相关科研工作的基本知识素养和广博的知识结构外，还应该具有一定的先进的管理能力，掌握先进的管理手段。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信息高度发达，新的发明和知识门类层出不穷，跨学科研究、新学科的开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互渗与影响，使得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展现在科研管理工作者面前。要对变化了的科研工作进行管理与服务，科研管理人员只是停留在之前所具有的知识结构注定要无所事从，因此，必须要与时俱进，同科研工作者一样，更新知识结构，不断地吸纳新的知识，扩展知识结构，同时，学习新的与科研管理工作相关的知识门类，如统计学、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等可辅助科研管理工作的学科门类的知识，从整体上提高科研管理工作的综合素质，这是现代化科研管理工作适应新的科研工作的必然要求。
6.掌握国家有关政策，提高信息收集分析能力
科研管理工作要想做到全面系统，对于信息的收集与分析能力必不可少。具体而言，第一，熟练掌握情报学方法，善于在各种会议、法制法规、广播、报刊以及网络等媒体信息中收集与科研工作有关的信息，并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归纳、分析，将与科研工作有关的知识信息及时反馈给科研人员，以有利于其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二，注重知识积累，及时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科研管理人员要及时对自身所辖属的科研基本知识和学科发展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并熟悉国家对于相关学科知识的政策法规，注重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的掌握，并从中归纳出有用的信息，以及时反馈给科研人员。因此，科研管理人员要时刻、密切关注、追踪国家科研领域的方针政策，并与之保持高度的一致，同时还要进行相关的业务学习，以便知识更新，跟上社会科学研究的步伐。第三，科研管理人员要具有理解和贯彻执行政策的能力。科研管理最终要落实于执行力上。执行力的达成，需要正确理解国家政策为前提。因此，对于国家政策的把握与理解能力，是决定一个科研管理人员，特别是决策性的管理人员是否合格的标准。要成为一个能够正确理解政策，并能够认真执行的科研管理人员，就必须认真学习、领会、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要学习与科研工作密切相关的，如有关科技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相关政策。只有对政策及有关法规条文及时了解，才能迅速地对科研管理工作的相关问题做出有效的反应，才能更好地明确科研管理方向，更好地为科研工作服务，把好关，才能在竞争中稳步发展，逐步壮大，立于不败之地。
7.实现科研管理现代化
一
无疑，一般的社会交换不能简单地套用于教育与社会各种要素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学校作为社会结构定的实体性要素，学校教育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活动，其本身的地位与性质使之在参与社会交换的过程中具有了特殊的形式与涵义。首先，教育的社会功能规定了这一社会交换活动的主要取向。一般而言，教育具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多种功能。从政治上说，教育能够培养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热情，可以提高人们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所需要的政治行为能力，它可以为国家输送必要的政治人才，并使人们对一定的政治领导及政治格局形成认同。另外，教育还能够通过其内在的选择促成一定的政治结构等。从经济上说，教育可以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从文化上说，教育对于文化的传递和保存、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以及文化的净化和创新等，都有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教育对于技术的发展，法制的完善，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人口及生态环境的保护等，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的功能。从微观上看，教育对于社区建设和发展，更是可以发挥文化辐射、辅助经济发展、完善社区环境等作用。这样，我们便可以由此而大致地认清教育的社会交换活动的基本取向。显然，正是由于教育本身在上述各个方面的服务，它才能够得到必要的“回报”，即投入。其次，教育本身的不同类型、和目标也是教育参与这种广义的社会交换活动的内在依据。对此，我们可以依照不同的标准作下面简单大致的划分。第一是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显然，这样两种不同的教育活动决定了学校在社会交换中的不同对象。第二是以社会服务为主的公益性教育和受教育者个人收益率较高的教育。①前者指的是诸如文、史、哲、师范等类别和专业的教育，其中受教育者个人收益率较低；面后者指的是诸如医学、、工商管理等类别和专业的教育，这些教育在一些市场经济体制的西方国家中，可以为受教育者个人带来较高的个人收益。而这样一种差异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参与社会交换的不同尺度。第三是基础理论学科与实际学科的教育。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不仅要培养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才，而且还要培养基础理论的人员。前者通常更为强调工艺性和操作性，而后者一般来说更为注重抽象的纯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把握。具有不同侧重的学科教育，在满足和适应社会需求时，也必然具有不同的对象与取向。除上述之外，还有的学者从生产性和消费性的角度对教育进行分类。
二
根据上述教育社会功能的规定，以及教育本身在类型、内容和目标上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教育与社会之间的资源交换活动，至少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类型。
首先是垂直的交换类型。它具体指的是学校教育在履行某些主要涉及到整个社会或地区的功能和教育内容时，与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交换活动。例如，国家的义务教育，以社会服务为主的公益性教育，以及某些基础理论教育，都属于这一类型。由于这些教育并非完全是为社会中某一些特定的专门组织或阶层服务的，而主要是为经济阶级，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因而，理应由理论给予投资。一个国家的政府或地区的政府，为了实施这些教育，理所当然地应该从各个方面进行投入。其次是平行的交换类型。这主要指的是学校教育与某些和自己处于同一社会层级的亚群体或组织的交换活动。为简便起见，我们权且把家庭这一社会单位和个人与学校的交换活动也放在此种类型中。当然，它主要涉及的是某些特殊性的教育内容。例如，各种非义务教育，各种具有较高个人收益率的教育，以及某些以特定对象为面向的实际应用学科的教育。由于通过这些教育而直接获益的是这样一些特定的地区、社会群体与组织及个人，而且它们也不属于国家普及教育的范围，不属于无偿教育的领域，所以，理应由这些直接受益的地区、社会群体、组织或个人给予回报。也就是说，它们必须为这些教育活动提供必要的投入，而不应仍然由国家和中央政府承担。否则，在教育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便必定会出现紊乱，以致于出现各种弊端。
再次是间接的交换类型。这主要指的是教育通过其维护和建设某些社会公共规范及一般性社会秩序、制度等的功能，进而与社会各个要素之间发生的交换活动。换言之，教育活动有益于社会中某些必要的公共规范，如社会道德，以及某些一般性的社会秩序，文化氛围，社会风气等，而社会中的各个要素，包括政府、各种亚文化群体、家庭及个人，则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些道德规范、社会秩序、文化环境、社会风气等受到不同程度的益处。由于这种间接的社会交换是通过一种共有价值的媒介而实现的，因而，这一共有价值的覆盖面的大小往往决定了这些教育的受益者，以致于了它的交换对象。这一在同质性较大，价值一元化的社会中比较好办。而是异质性较大，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则要求有不同类型的教育，从而依照不同的共有价值的媒介，由不同的受益者对特定的教育予以回报和投资。显然，在这种间接的交换活动中，政府、社会组织与群体及个人，作为不同程度的受益者，都应该成为教育的投资者，对教育承担相应的义务。
最后，是直接的交换类型，它可以是与政府的，也可以是与社会群体、单位和个人的。但主要特征之一是，它属于一种社会结构中实体性要素与实体性要素之间的交换活动。有必要说明的是，教育与社会之间的资源交换并不是彻底的或市场意义上的交换，而是一种不完全性的社会交换。因为，教育这种综合性的活，追求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所以，教育的各种功能，教育的不同内容、目标，以及教育的各种价值，往往同时渗透和包含在同一教育活动中，体现在同一个教育对象上，这样，势必造成教育与社会各个要素之间在互动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显得格外复杂，以致于很难进行某种核算。而且，在某些由国家直接举办和实施的教育活动中，学校与政府的关系更多地是以权力和行政为基础，而不便完全理解为一种社会交换活动。当然，教育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在其与社会的互动中，交换的资源内容也是与其他社会交换有所不同的。
它向社会所提供的是各种人才、知识、等精神文化产品和地位性资源，而它所得到“回报”则是必要的办学条件，包括各种权力、经费和支持等。
因此，学校教育在从事其活动时，所获得的资源应该是多渠道的。其中，不仅有来自中央及各级政府的，而且还应该有来自社会上各种群体、阶层及个人的。这们，才有利于形成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缓解教育资源的短缺。
三
应该说，以上关于与之间资源交换活动及类型的论述只是一种上的抽象。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它的实现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里，仅就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的不同作一个简要的比较分析。从以往各种有关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的规定和表述来看，它们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基本上是通过一种从属的关系和思路去规定和分析这种联系和互动。在此，人们使用或看到的常常只是这样一些概念和术语，即一方面是“规定”、“约束”、“决定”、“”等，另一方面则是“适应”、“服务”、“实现”、“符合”等。例如，在谈到教育与的关系时，总是强调政治制约和决定了教育的基本目标、教育、办学方式，影响了教育机制、制度和经费等，而教育只是为政治服务；就教育与的关系而言，则是强调经济制度、生产力水平对教育的规定和影响，而教育必须适应一定的经济制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等。尽管人们也充分肯定了教育本身的相对独立性，但这种相对独立性多半只是就教育本身的内在而言，或者体现为在这种从属关系之中的反作用。如果按前面的类型划分来看，它们仅仅表现为一种垂直的互动关系，而缺乏平行的相互联系。
第二，通常只是表现为在社会结构中的实体性因素与某些制度性或规范性因素的关系。也可以说，只是注重于某种间接的互动，而缺乏必要的直接性互动关系。显然，学校是以一种实体性因素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它具有自己本身的实体性地位、实体性构成和实体性力量等因素，包含了一定的人员、空间和构件等。而在讨论与此联系的各个对象时，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是某些制度性和规范性因素，如道德、法制等。它们本身往往并不具有特定的实体属性，或者说，只是社会学中表示社会结构中诸成分之间相互关系的“突生因素”②，尽管它们对于社会结构的形成和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学校毕竟不属于同一系列的结构要素。虽然它们与学校教育具有不可忽视的联系，但并不能形成真正实体性意义上的互动关系。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在计划体制中也存在着学校与其他社会实体性要素之间的直接联系，但是，从客观上讲，它们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互动，因为彼此间并没有真正形成在资源上的直接转换与流动。
第三，功能性关系是人们的着重点和中心。这也就是说，人们在分析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时，仅仅关注了彼此间的功能关系，即教育对它们有什么作用，它们对教育又有什么作用。这一角度诚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又是不够的。在于：这种功能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它们之所以发生和继续下去的条件是什么？这样一些特征是与社会的计划体制相联系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严格的计划体制中，这样的规定是合理的。因为，在严格的计划体制和中央集权的社会背景中，资源几乎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社会中的各个要素，包括学校本身，并不拥有独立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中的资源转换、流动或交换活动，都是通过政府的枢纽而实现的，或者说是按照政府指令性计划而发生的。可以这样看，社会中的各个要素直接地与政府发生资源的转换关系，它们向政府提供必要的资源，而政府则根据计划和需要，向它们分配各自所需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全由政府提供教育资源是合理的，而且是应当的。尽管社会中的其他要素也从教育中获益，但是，它们对学校教育所承担的义务，或所应给予的回报，都已经通过各种利税等形式上交给政府，而由政府代替它们给教育以回报。而学校也就无法再向它们要求更多的支付，只能从事一种无偿的服务。这也就形成了在计划体制下教育资源的投入主体单一化的现象，即由政府承担教育的全部费用，提供全部必要的条件。这样一种教育与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交换形式或途径，从理论上讲是有优点的。因为它便于宏观的了解和调控，更有效地使用有限的教育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而且，它也有利于集中各种资源进行重点学校和学科的建设，并形成较强的教育动员能力。但是，这样一些优点的实现又是有条件的。首先，它要求社会文化的相对同质性或较大的同质性，这样，才能够比较有效地形成和保证间接换的可能。其次，它要求以详尽、迅速的信息和反馈为条件，从而使其宏观调控具有客观准确的依据。否则，不仅不能避免资源的浪费，反而会由于宏观调控不当而造成更大的浪费，形成教育对社会“有效供给”的不足。另外，资源转换和流动在距离上的长短，也常常是影响资源效益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过多的间接交换也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的损耗，以致于在实际上减少教育资源的投入。
四
尽管教育不可能完全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变为一种“市场教育”，但作为一种第三产业，其服务的功能，以及其中某些部分的进入市场都是必要的。从这种变化看，单纯的垂直与间接式交换类型是不够的，而必须辅之以适当的平行式或直接的交换。
这种交换类型的调整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第一，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过去那种基本上依附在国家行政机器上，本身毫无自的社会单位，已给变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自身的资源拥有相当大的管理权、使用权和处置权的，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部门，地方及地方财政也获得了愈来愈多的自。这样，在改变了过去计划体制下与政府或中央财政的资源关系的条件下，地方和各部门、社会单位也就不应该再继续照样无偿地享受仍然由政府或中央财政投资的各项社会及福利事业的好处，而必须实行“谁受益谁投资”的办法。同理，在享受某些教育，并从教育中得到各种服务和利益的同时，也必须对教育给予“回报”。由此，形成一种正常的资源交换关系。如果还是象过去那样，依旧由各级政府或中央财政承担教育的全部投资，必然形成在教育与社会各要素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紊乱和倒错，以致于造成国家教育投入上的窘境与教育资源的短缺。第二，社会教育的分化与差异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教育举办主体和委托主体的多元化，也使得这种交换类型的调整成为必要。一方面，除政府办学之外，各种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个人，都可以依法举办各种教育，这样，必然使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改变过去计划体制下国家统办教育的单一性而显得更为复杂。另一方面，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和各地区、各部门的差异性，也必然形成对教育的不同要求和委托。对于后者，也许有人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由国家统一征收教育税的方式，形成政府对教育的独家投入。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现代社会通过分化而且日趋扩大的异质性，必然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地区和亚文化群体。出于自身的利益，对教育形成不同的要求与期望。这样，作为社会资源间接交换的重要媒介—一共有价值，或者是处在一种比较抽象模糊的状态，或者是由于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而难于形成，以致于各个地区、群体和集团在利益取向不明确，或不能获得自己特定利益的情况下，不愿意加入这种与教育的资源交换，从而不能真正形成全民关心教育、全社会办教育的局面。例如，在教育税附加的征收中，便常常出现某些和部门不愿承担的现象。
顺便说一句，过份注重教育与各种社会要素之间的间接换，也常常影响教育资源的效益。因为在这种关系中，互动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第三者而实现的。这样，很容易造成彼此间在结合上的松散和在责任上的懈怠，从而降低教育投资的效益。当然，由这种平行的或直接的交换类型调节的仅仅是一部分教育本身的资源。简单地说，它主要是指那些非义务性的教育，某些对受教育对象而言收益率较高的教育，以及各种具有特定服务对象的带有技能性或职业性的教育。而义务教育，以整个社会为服务对象的公益性教育，以及基础理论和某些特殊专业和学科的教育等，仍然需要通过垂直和间接的方式，由各级政府加以调整。因此，社会中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部门和单位，除了为教育的某些公益事业（包括各种义务教育，基础理论教育，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秩序等），以上交税利的方式，通过政府与教育发生统一的间接性资源交换之外，还必须根据自身从教育其他方面的受益，与教育发生个别的直接和平行的资源交换。这里，应特别提到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由于这两类教育大部分是直接与劳动力市场和人才需求相联系，而且也属于非义务教育的领域，因而，它们的经费等主要应通过平行或直接的资源交换，由社会、企业和个人提供，少数重点由国家投资和扶持。
应该看到，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教育，主要是高等教育的运行已经开始逐步地与市场接轨。例如，高校向社会和个人提供的各种服务等资源不再是一概免费赠送，而实际上实行了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科研成果实行了专利和技术转让制；高校与企业的各种合作也实行了委托或分成的办法；除完成指令性的招生计划外，可以招收委托代培生，以及一定数量的计划外全额或差额自费生，同时也开始收取一定比例的学费，等等。总之，通过教育而受益的企业和个人已经开始负担起一部分应由其负担的教育费用。但是，从整个教育经费的投资来源和投资结构上看，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在投资来源上，通过社会服务和学杂费而用于教育的投入，不到整个教育投资的10％③。其次，在投资结构上，我国目前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的比例也极不合理。其中大学生的人均数大大高于中小学生。这一方面说明在我国教育体制中，真正进入与社会平行和直接的资源交换的部分还非常之少，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本来正是需要更多地从社会中获得经费和支持的高等学校，反而吃掉了国家投资的大部分。相比之下，日本1982年的这一比例为1：1．1：1．4；曾经在60年代起在高等学校实行学费赠予制的英国，1982年的这一比例也只是1：1．14：7．6④。最为直观的表现是：除外资、三资企业或集体性质的经营性单位，无论是中央所属的机构和企业，还是地方的各级单位与部门，尽管它们在资源上已经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单位，但仍然可以象过去计划体制下那样，获得由国家耗费大量财力培养的各种人才。（据说，有些地区和部门在大学生调出时，还要收一笔费用。）我们不知道这些用人的地区、部门和企业是否已经向各级财政上交了足够的税利，从而合法地取得了无偿获得由国家花钱培养的各种人才的权利，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拥有的这种权利是否与他们对教育所尽的义务相平衡。假如他们的确是上交了足够的税利或提供了必要的费用，那么，根据权利和义务相等的理由，那些在一定时期中不需要或未能得到国家培养的人才的地方、部门和企业，当然可以拒绝交纳与上述获得人才的部门同样数量的税利。因为他们没有享受到同样的权利和益处，自然可以少尽一些义务。这样，势必引起相当的混乱。可以说，我国目前教育和社会的互动或资源交换中，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不太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只得不断地向政府伸手，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并通过各种手段“化缘”，或是以其他方式大搞“创收”。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加剧了知识贬值、人才贬值的现象。无疑，这正是我国目前教育机制和运行机制不适应日益深化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的现象之一。
有必要说明的是，上述教育与社会之间平行的和直接的资源交换的发生，是以供需双方的一致为前提的。换言之，社会的需求与教育的供给是基本吻合的。如果不能一致和吻合，交换是不可能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倡和实行教育与社会的资源交换，必然会反过来促进教育与社会的联系，使学校的学科与专业设置更符合社会的要求，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投入和支持，由此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这也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注：
①参见曲恒昌：《市场经济与我国高教经费筹集的原则与途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版）1994年第2期，第71页。
②参见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第3－4页。
社会管理在我们国家包含着若干复杂的价值判断，例如在政治学体系中社会管理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就是在社会系统中进行合理的权力分配，进行适当的利益平衡。而用社会学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管理则是要实现国家对社会过程的有效统治、国家对社会关系的有效处理，国家对社会角色的有效分配等。在行政管理学中，社会管理的基本价值则是强化行政对社会的干预和控制，强化政府行政职能在行政管理中的体现等。也许社会管理的诸种价值判断和理念是可取的，但是我们认为在现代法治国家社会管理的理念必须回归到法治中来。我们允许学术上有关社会管理理念的多元化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够容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同样赋予社会管理理念不确定的元素。也就是说我们应当用行政法强化社会管理的理念，通过提炼和强化使社会管理理念与行政法治理念相融合，使现代行政法治理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理念。
2以行政执法重塑社会管理的意识
从概念上来讲，社会管理是一个涵盖内容较大的系统，在某种层次上讲还包含了文化的因素，其中所包含的事项众多，需要管理的内容比较繁杂。但是对于社会管理的意识来讲，从内涵的角度来讲，却有着与之较大的差别，相对来讲范围较窄。社会管理意识是一种主观上的认知行为，是一种意识领域的执行思维，主要表现在社会公职人员以及行政主体在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认知。社会管理的过程具有公众性，公职人员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严格按照国家所赋予的权利来参与社会管理，但是很多时候恰恰出现了相反的现象，破坏了这种和谐，过多的将自己的情感片面的带入工作中，为我国社会管理的意识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种行为的出现，对于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大大的降低了参与的积极性，制约了社会公众权利实现的职能，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公权对私权压制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以行政法意识构造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树立一种科学的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用行政法意识来统摄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对我国行政法意识中的陈旧部分进行更新甚至创新。这样便使行政法意识与社会管理意识予以统一。
3以行政执法设计和实现社会管理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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