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处西陲的秦，所以能在群雄争霸的战国之世迅速崛起，并最终以所向披靡的武力扫灭山东六国，南平百越，北遏匈奴，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原因是很多的，而其不仅遵循当时国际间“得士则强，失士则亡”的律则，而且更打破血缘、地缘限制，广延四方贤士以为己用，则不能说是一重大原因。这正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二所说：“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绥，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皆诸人之力也。”
这些为秦“委国而听之不疑”的士人中，有的是建构起思想体系或有着非常深刻思想的学者和政治家。如商鞅于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在秦国实行变法，使秦国迅速走向强盛，改变了过去与诸侯交往中的被动局面，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一》）的强国。他是位有着一整套政治思想观念的法家人物。他依据其“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的历史体认，认为“先王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同上《六法》），“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同上《更法》），故当今之世，“反古者未必可法，循礼者未足多（肯定）也。”（同上）在列国都在谋求更化开新的背景下，他所提出的“不法古，不循今”（同上《开塞》）的口号，无疑是当时时代的最强音。商鞅是位悲剧性的人物，但他以进化、利益、力量为理论基础而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思想主张，如重耕战、尚君权、崇刑罚及“民弱国强”说，大多付诸实践。这是对战国史事稍有常识性了解的人，便耳熟能详的事实，无庸熬述了。
秦王赢政年幼初立，国事委于大臣，而吕不韦则被任为秦相。这位具有商人般精明的政治投资意识的相国，“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他在执政期间，注重武力，把秦统一六国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后来秦始皇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他还有感于秦只讲武道，不事文治的现实，一改过去文化封锁局面，搞了大量的文化引进，在他拥有的三千多门客中就有一大批各色各样的文化人。正是在他的主持和诸子百家人物积极参与下，编写而成荟萃了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诸家学说的《吕氏春秋》一书。吕不韦主持编写此书，既是为了给实际政治提供理论依据，找出治乱存亡之因，从中吸取教训或引行借鉴，更是欲“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同上）即藉此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积累。这就不仅使此书兼收并蓄诸家学说而又形成了其自身的理论体系，而且内中还有着许多极有意义的思想。如其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责公》）“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同上《恃君》）要求君主必须顺从民意，而若民意与君主私欲发生矛盾，君主则须弃私欲以从民意：“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事)。”（同上《行论》）与之同理，在公与私关系上，君主亦须贵公而抑私：“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同上《贵公》）尽管这样一些思想观念，同日益专横独裁并严格坚持一统天下的至高利益原则的秦王相 牾，但不仅在秦代，而且即便置诸于整个中国历史上，也都是闪烁着夺目光彩的。这怎么能说有秦一代是一个无思想的时代呢?（当然，秦未用《吕氏春秋》思想治国而造成了诸多的历史遗憾，这又是另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话题。）
二
秦国崇法，以力治而统一天下，但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诸子百家的思想传统对统一后的秦帝国也还是有着重大影响的。
就统治思想而言，法家理论固然居于主流，但秦廷也把所谓“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史记·太史公自序》）作为必须遵循的伦常规范和基本社会准则。《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的简文中吸纳了很多儒家思想，如主张“宽俗(容)忠信，和平毋怨”，“兹（慈）下勿陵，敬上勿犯”，提倡为人臣者忠、为人父者慈、为人子者孝等等。在秦始皇的诸多石刻中，更多次表达了要以渗透着儒学传统精神的良风美俗来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愿望，如公元前219年的泰山石刻云：“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同年所作的琅琊石刻曰：“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尊卑贵贱，下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敬忠，事业有常。……六亲相保，终无寇贼。”（俱见《史记·秦始皇本记》）秦始皇对孝道极为推重，并常以忠孝礼义观念教育子弟，以至始皇殁后，赵高伪造遗诏迫公子扶苏自杀，大将蒙恬疑其有诈，劝扶苏了解真象后再死不迟，而扶苏却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公子高请求殉葬说：“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胡亥篡位，尚有犹豫，谓：“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据《史记·李斯列传》）由此可见，秦代的统治思想虽以法家为主导，但受传统影响，儒家思想也还是居有一席之地，以至多少显示出一点儒法合流的倾向。当然，这并未成为秦朝统治思想的主流，但无论如何反映出至少一度时期，秦朝的统治思想有多元并存的局面。这又从一个侧面表明秦代是有思想的时代。
就用人而论，为秦效力者固然多为讲求功利的法家者流，但儒学之士及其他学派的人物也参与了秦的统一大业及统一后的秦朝政治。战国末年，士人们即已大多自主地选择了秦王，向他献计献策，助其完成统一大业，如大梁人尉缭明知“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但仍向秦王献计以图兼灭诸侯。（据《战国策·秦策》）秦甫统一天下，建立专制帝国，即有一批“诵法孔子”的儒生以博士身份参与朝廷最高决策的廷议，如淳于越即为其时的著名人物之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秦有博士七十人，其职掌是“通古今”和掌管《诗》、《书》及百家语，可见其中既有儒家，也有神仙家和术数家。即便是经历了“焚书”、“坑儒”之后，也并没有彻底拒绝儒学，没有完全排拒儒生和废除博士官职，如叔孙通还“以文学征待诏博士。”甚至陈涉起义时，秦二世还召集在威阳的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询问情况、商讨对策，叔孙通对策合帝意而获赐“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后来叔孙通投靠汉王刘邦时，还带着儒生一百余人。（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直到秦末，“诵法孔子”的儒生仍然在秦廷占有一定的地位。毫无疑问，这些出自于儒门或其他学派的士人，其自身的思想及由其传承着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然会对秦代的思想和政治产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影响。
秦政残暴，其运短祚，二世而亡。“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已”（《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秦始皇，尽管也任用士人，但他根本无法认同士阶层抗礼君上、批判政治的价值及其作为社会舆论和社会良知承当者的合法性。“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同上）是其最基本的理念，故“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史记·高祖本纪》）、“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同上《郦生列传》）便成为昭彰于史的秦代法令。在这种势态下，“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名种私学“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秦始皇本纪》）自然要激起秦始皇的雷霆震怒，而李斯提出的“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种之书”（同上）的建议，则很自然地被秦始皇欣然采纳，于是，“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李斯列传》）甚至演化出了“焚书”、“坑儒”的惨剧。
“焚书”、“坑儒”对思想文化的破坏力很大，对士人的精神、心灵影响也很深重。就典籍而言，“焚书”所毁者多为史部，儒家典籍亦受其难。经过秦火，秦之外的诸侯史记焚毁严重，官私悉烧，“为其有所刺讥也。”（《史记·六国年表》）儒门六经典籍多残为灰炭，其中，《礼记》大坏，至汉而难毕补缀之功；《易》托兹于筮卜，故不禁而全；《尚书》赖故秦博士伏生壁藏，然兵乱、流亡，终亡佚数十篇；《诗》以其讽诵，不独在竹简，故遭秦而全。不过，秦火虽烈，诸子百家之语却未受大损，王充《论衡·书解》曰：“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刘勰《文心雕龙·诸子》云：“烟燎之毒，不及诸子。”赵歧《孟子章句题辞》亦有秦不焚诸子之说。所以，我们可以说“焚书”是意在确立以法家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专制统治，而不能说其完全毁灭了文化，斫断了历史文化传统。明乎此，我们才能读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四所说：“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与之相类，“坑儒”当然是一暴行（所坑者尽管未必尽为儒者，内中实有不少方术之士），但文人学士对此事的描述亦多有夸张，汉代王充即已对此有所察觉，说：“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论衡·语增》）不过，虽有夸饰，“坑儒”毕竟是件公开而集中、专戾而严猛地对待士人的暴行。这暴行引致了士人对秦政的怨恨，孔鲋为代表的邹鲁诸儒怀抱礼器投奔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大军，参加革秦之命的行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后世依据道义与文化使命的士人，更将企图以专制权威压制士人言行、慑伏士人思想的秦始皇毫不客气地钉上了历史史耻辱柱。
三
余英时先生论断历史文化传统对始皇帝为核心的秦朝统治集团没有真实意义。这无论从理论上，或者是从历史事实上来论究，都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武断之论。
历史文化传统的存在并深植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客观事实。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不管其自身理论素养如何，不管其对历史文化传统采取怎样的认知方式或有着怎样的认识，也不管其居于社会生活的何种层面，都必然会被动的、自在的或主动的、自为的承受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后者会自觉地产生主动意识和行为，而前者亦会被动地形成盲从意识和行为，这两者合并起来，则自然使得历史文化传统对现实社会及处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人们有了有形或无形的巨大的支配性、规范性的影响力量。任何时代的人都无法摆 脱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秦始皇以至整个有秦一代的人们，何尝不是如此呢?余英时先生说历史文化统对秦人没有真实意义，这首先在理论上就说不通。
秦始皇没有留下多少风雅篇章，对士人既用又忌，心态颇堪玩味（这当然属另一论题了），但他又非仅仅只是依恃武力的铁血人物。他与其谋士们继承、发展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构建起帝王权威至高无上的王权理论，并以之作为统一的秦帝国的统治思想。这至少可以从下列三端予以阐析：
其一，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道”是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它作为理性的最高范畴（与“天”作为神性的最高体现有本质区别）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理论原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思想有异，但都高扬“道”的旗帜。他们不仅把能“知道”、“得道”、“修道”、“体道”、“备道”者视为最聪慧、最高尚的圣人，而且都认为只有有道者才能据有天下，故从不同角度鼓倡“圣者为王”之说。这样，“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道者得天下，失道者失天下”就成为普泛性的社会公理。
秦始皇是以武力一统天下的，这无疑是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他试图以严刑酷法来巩固其胜利成果，但他也深知是需要以深植人心的历史文化传统来论证其权力的合法性的，故其将武力征服天下的军事胜利称之为“体道行德”、“诛戮无道”。（《史记·秦始皇本纪》）建立起统一帝国而君临天下的秦始皇，“临察四方”，“听万事”、“理万物”，（同上）更以“体道”、“得道”的圣者自居，所以，在他的政治理念之中，其所行之法自然是圣法：“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强暴”；（同上）所做之事自然是圣事：“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同上）所行教化自然也是圣教：“宇县之中，承顺圣意”，“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治。”（同上）他把圣恩施及天下；“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哀众”、“振救黔首”；（同上）他更希望自己开创的圣制传之万世：“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只诵圣烈。”（同上）秦朝的一班大臣也纷纷盛赞秦始皇“原道至明”，（同上）将之视为圣道的实践者或人格楷模。
本来，先秦诸子发展历史文化传统，以“道”为最高理性，而将“圣人”作为“道”的人格化。现实政治生活中握有权柄的王，与“道”、“圣”并无直接的内在关联。而且，在观念上“道”是至高无上的，比现实的王更具权威，“道高于君”，士人也就应该“从道不从君”。依理想，最好的社会政治生活应该是圣者为王，从而实现“道”与“王”的合一。崇尚武力，并致力于刑名法术建设的秦始皇，对于这样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思想氛围并没有等闲视之，他也高倡仁义，举起作为历史文化传统之核心的“道”的旗帜，这表明他没有、也不可能自外于传统，相反地，他仍受到传统的深刻影响。只不过他又从专制帝王之学的立场上对这传统有了超越性的发展，这就是将士人理想的圣者作王变成了王者理所当然地为圣。既然王而为圣，专横暴戾的君主所行的“治统”居然同充溢着强烈的文化理想精神的“道统”合而为一了。
其二，中国历史久远，文化传统根基深厚，而有关“三皇”、“五帝”的种种说法则无疑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并非如“五四”时期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所认为的只是虚构的传说，应该说其本身投射着中国上古社会历史的印迹，并内蓄着富有理想色彩的思想文化传统。先秦诸子大多弘扬三皇五帝的宏业伟德，并主张以他们为榜样建功立业，如《吕氏春秋·贵公》谓：“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样一种有关三皇五帝的历史文化传统对秦朝统治者及参与秦廷政治的士人影响甚大。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方统一，就有过关于如何给君王奉上尊号的廷议：“廷尉李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秦始皇批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尽管确实存在着神话传说色彩，但有关三皇五帝的德行业迹也确已成为历史传统中的重要内容。先秦诸子对这所做的各种各样的论议，则不仅极大丰富了这传统的内涵，而且其本身又有着新的时代意义，就是说，诸子对三皇五帝的讨论，与其说是在重述历史，毋宁说是在借助对这历史文化传统的重新诠释，探讨着关系人类自我历史，理想与批判意识的重大课题。秦始皇与其朝士们如此着重地讨论着君王之尊号，始皇更钦定自号为“皇帝”，这反映出他们既没有、也不可能超逸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没有、也不可能绕开春秋以来的时代课题。号称“皇帝”，绝非简单的名号之事，而是标示着秦始皇对历史文化传统的既继承，又超越：一方面表明秦始皇承继了先秦“三皇”、“五帝”历史文化传统中“皇”与“帝”观念所蕴含着的政治文化价值理念，另方面又表明他对古代帝王的超越，即其德行功业高于古帝，应比古代帝王更加受人尊崇。
其三，阴阳、五行是起源甚早的两个哲学概念，至晚在春秋时期哲人们已很普遍关注五行与万物的关系及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战国之世，阴阳与五行更形成一体，以至产生了以研究天人关系，“序四时之大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为主要内容的阴阳五行家学派，生活于战国后期的齐人邹衍就是这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概论其学道：“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他由近及远以至上推到洪荒时代地描述历史并努力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提出“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说，以为历史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而在发展变化中有一个所谓的必然规律起着支配作用，这规律就是“德”，故而每一德（金、木、水、火、土）支配着一个朝代，而每个朝代又都据其德有特定的制度和政治，此即所谓治各有宜，亦即所谓“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汉书·严安传》引《邹子》）邹衍著作今已亡佚，但其人其学在当时甚为显赫。他综结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阴阳、五行观念而建构起来的五德终始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影响是十分广泛而又深刻的，战国后期的诸子百家几乎都受其影响，程度不同地参与了“五德终始”的再创造。由此可见，以古老的阴阳、五行观念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五德终始”说，也是先秦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一大重要内容。
秦始皇认同、信服这一传统，尤将邹衍之说尊奉为官方思想。当然，如同对待其它传统一样，他对邹衍思想也是既有继承、发展，又有修正乃至曲解。邹衍五德终始理论中的“大九洲”说，五德终始所主张的朝代在一定条件下应更替，这都是秦始皇深信不疑的，因为前者为秦的大一统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后者则为以秦代周的现实革命做了极有力的论证。当然，邹
衍“尚德”，其说之要旨“必止乎仁义节俭”，（《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秦始皇对这方面的思想就要予以修正了，他在五德始终说中新增神化秦祖宗的内容：“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封禅书》）尚水德的秦始皇，依水德更改礼仪制度，如把河(黄河)改名为德水等，又将水德同法家的重罚思想胶合在一起，倡言水主阴、阴主杀，于是，“刚毅肩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上书《秦始皇本纪》）
毫无疑问，首创大一统君主专制帝国的秦始皇，是从实用主义立场，以帝王之学的眼光来看待应对历史文化传统的。但即便如此，他也并未能脱离传统影响之范围，相反地，正是在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他的君权至上的思想。上述三例均说明了这一点，由此能说历史文化传统对其“没有真实意义”吗?不知读者诸君以为拙见当否?亦未审余英时先生慎思细察之后以为然否?
【关键词】秦代篆书；风格特征；考古学；研究综述
一、关于篆书种类和风格特点的研究
近十余年来，对秦王朝官方文书篆书简介性的论著居多，对秦代的专著性研究几乎没有，对这一方面需要我们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
（一）小篆的种类和风格特征的研究。小篆应从其字体的主要特征来进行界定，而不该仅仅以分期为依据。近十余年来对秦刻石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刻石简介性的介绍，另外还包括对单个刻石的系统研究，其中，2009年《秦汉研究》咸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徐家骥的论文《峄山刻石》梳理。2008年2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秦代《峄山刻石》考析——兼论古代"奏下诏书"制度。都是对峄山刻石内容及特点的研究。2006年1期《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期刊导航>文史杂志》的黄任重《重刻泰山刻石》跋；2011年10期《走向世界》王春彦、仝晰纲等编著的《泰山刻石大观》是对《泰山刻石》碑刻重刻的总结。2010年任日新的《琅琊刻石及其保存始末》；2002年福建美术出版社文林堂编著的《泰山琅琊台刻石》，都是专门对此帖主要内容及其特点的研究。清代康有为《广艺舟双辑》云：“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秦会稽刻石》有其重要作用和伟大意义。2012年01期《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的论文秦《会稽刻石》考论；2011年西冷印社出版社的《秦会稽刻石考论》是对《会稽刻石》的简介、特点作用及意义的研究。2010年，《绍兴晚报》第4版发表了该报记者张兴刚先生采写的以《秦始皇会稽刻石碑的原址在哪？原碑刻是个啥模样？》为长题的长篇整版文章，对刻石原址等问题，报道了颠覆性的观点。以上是对小篆的单个研究。
（二）秦书八体的种类和风格特征的研究。秦代篆书，除小篆外，还规定了使用七种书体，合称八体书。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四是虫书，五是摹印，六是署书，七是殳书，八是隶书。历代文献偶有提及秦书八体，却仍欠缺具体。《大众文艺》2012年05期徐学标、于茂阳的《“秦书八体”辩谬》中也指出秦书八体这一谬误，明辨"秦书八体"这一错误概念，对于书法史研究中所出现的，"秦书八体"与秦代统一后，实行的书同文政策相矛盾，及秦出土资料与"秦书八体"之名不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便涣然冰释了，传统文献流传中长达一千七百年的"秦书八体"之谬终于得以宿弊一清。2011年辽宁美术出版社黄惇、金丹等编著的《中国书法史》中也提出许慎所说的秦八体并非严格的书体概念。
（三）秦陶文及金文的种类及风格特征的研究。秦代金文表现了自己时代的重要特点，刻于秦诏版、权量、虎符、泉币、印章和其他金器上的文字。陶文分为秦代陶器上的印陶铭文与刻画文字、秦葬瓦文和秦瓦当文。近十余年来研究金文、陶文的著作颇多，同时也得到了很大的研究成果，其中紫都、焦晓军编著的《秦汉书法名作鉴赏》主要对《始皇诏椭量》铭文和《始皇诏方升》铭文具体内容和字形特点的论述。2009年文物出版社袁仲一的《秦陶文新编》；2003年《秦文化论丛》第10辑三秦出版社姜彩凡的《秦文字瓦当述略》，及1999年傅嘉仪的《秦汉瓦当》主要围绕秦瓦当的特点及概述进行分析，使人们对秦瓦当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与学习。
二、关于秦代篆书比较方面的研究
2007年《江西省语言学会2007年年会论文集》姜玉梅的《秦简文字与小篆之比较》指出已出土的秦简材料有力证明了隶书的并非在秦代才有的，它早于小篆在社会上广泛通行并和小篆同出一源，因其有比小篆简单易书的特点，使得它在社会及文字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的变化影响到后世文字形体的发展变化。《秦汉研究》2010年00期庞任隆的《通过秦封泥和汉瓦当文字的对比窥探秦小篆研究传承的当代意义》以20世纪70年代后西安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先后出土的汉瓦当和秦代封泥为例，撷取部分精品，比较其异同。另外，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孙鹤的《秦简牍书研究》第一章的第三、四节“秦简牍书与秦小篆的关系”“秦简牍书与楚文字之比较
”，论证了秦系文字继承周金文的必然性，进一步澄清了篆隶关系，证明了秦简牍书与秦小篆同出一源，但在汉字演进过程中又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地位，分析了秦简牍书对汉隶的影响并论述了秦简牍书就是汉隶的前身。通过对秦简牍书的渊源的考察以及同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的文字比较，认为秦简牍书直接演化为汉代隶书，从而纠正了在文字演进的过程中“小篆演化为汉隶”的传统认识，并论证了书法笔势、书写材料以及字形结构的处理等书写因素对字体演变有着重要影响。除此之外还有《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04期孙鹤的《试论秦简牍书与秦小篆的关系》主要是从内容及特点上对秦简牍书与秦小篆对比研究，进而引申到隶书和小篆的关系，通过比较得出结论。
三、关于考古学方面的研究
近十余年来，考古学家秦始皇兵马俑坑、秦都咸阳遗址及秦墓葬中发现大量的秦代陶文、秦简牍、封泥、金文、陶文等，给秦篆研究工作者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极大地促进了秦代篆书的研究。
（一）关于出土陶文的研究。“秦代的陶文，从现今考古发掘得到的资料归纳大致有四种类别：第一是印陶铭文；第二是刻于瓦上的简单的刑徒墓志和其他文字；第三是秦瓦当铭文；第四是秦瓦量上的秦诏铭文。《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03期单晓伟的《秦陶文考释五则》主要是对出土陶文的考释；2000年科学出版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队的《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其中就有对陶文的研究。秦始皇陵遗址内出土陶文，其中最完整者具有地名、人名、职名。如“美阳工苍”、“好畤工伙”等。有研究者认为这些陶文其制造者是官方从各地征发来的陶工，以自由民身份服役，在秦始皇陵等工地设置临时窑场。文献记载秦始皇帝修建阿房宫及骊山墓使用七十万刑徒，而临潼县赵背户村发现的刑徒墓瓦文证实这批刑徒主要来自山东六国地区。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分析秦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灭亡原因。
（二）对出土砖瓦文字的研究。关于文字瓦当的起源，史学家说法不一。199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在凤翔县长青乡孙家南头堡子壕遗址进行了科学试掘，先后在秦代文化发现了一批文字瓦当，这批文字瓦当均为亲文字瓦当，考古工作者从而确定秦文字瓦当源于战国时代，这一论断已被公认是科学可信的。2000年考古与文物上周晓陆、路东之等编著的《秦文字瓦当的确认和研究》中说对秦文字瓦当的探寻从带有文字的瓦当被人们著录、研究开始，便被命名为“秦汉瓦当”，足见人们对秦文字瓦当的关注。2010年吉林文史出版社金开诚主编的《秦砖汉瓦》主要从对秦代砖瓦文字的内容和特点出发，结合出土文物，对秦砖瓦作了全面的分析。2009年文物出版社西林昭一编著的《新中国出土书迹》对秦瓦文的出处、内容及特点进行了介绍，虽然其书体看起来可以算是小篆，但是显得很稚嫩。
（三）对出土秦印和秦封泥的研究。近十余年来，关于对秦印和秦封泥的研究文献很少，2002年西泠印社出版社傅嘉仪的《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此书共录封泥四百三十二品，其中：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三百四十一品，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三十四品，附录五十七品，涉及官职、地理、姓名等。1995年以来西安北郊相家巷的几次大规模的秦封泥出土，2007年傅嘉仪上海书店出版社《秦封泥汇考》；2000年三秦出版社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的《秦封泥集》都是对其的内容的综述，使人们更好的认识印章及秦印风格。
【关键词】秦代篆书；风格特征；考古学；研究综述
一、关于篆书种类和风格特点的研究
近十余年来，对秦王朝官方文书篆书简介性的论著居多，对秦代的专著性研究几乎没有，对这一方面需要我们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
（一）小篆的种类和风格特征的研究。小篆应从其字体的主要特征来进行界定，而不该仅仅以分期为依据。近十余年来对秦刻石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刻石简介性的介绍，另外还包括对单个刻石的系统研究，其中，2009年《秦汉研究》咸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徐家骥的论文《峄山刻石》梳理。2008年2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秦代《峄山刻石》考析——兼论古代"奏下诏书"制度。都是对峄山刻石内容及特点的研究。2006年1期《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期刊导航>文史杂志》的黄任重《重刻泰山刻石》跋；2011年10期《走向世界》王春彦、仝晰纲等编著的《泰山刻石大观》是对《泰山刻石》碑刻重刻的总结。2010年任日新的《琅琊刻石及其保存始末》；2002年福建美术出版社文林堂编著的《泰山琅琊台刻石》，都是专门对此帖主要内容及其特点的研究。清代康有为《广艺舟双辑》云：“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秦会稽刻石》有其重要作用和伟大意义。2012年01期《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的论文秦《会稽刻石》考论；2011年西冷印社出版社的《秦会稽刻石考论》是对《会稽刻石》的简介、特点作用及意义的研究。2010年，《绍兴晚报》第4版发表了该报记者张兴刚先生采写的以《秦始皇会稽刻石碑的原址在哪？原碑刻是个啥模样？》为长题的长篇整版文章，对刻石原址等问题，报道了颠覆性的观点。以上是对小篆的单个研究。
（二）秦书八体的种类和风格特征的研究。秦代篆书，除小篆外，还规定了使用七种书体，合称八体书。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四是虫书，五是摹印，六是署书，七是殳书，八是隶书。历代文献偶有提及秦书八体，却仍欠缺具体。《大众文艺》2012年05期徐学标、于茂阳的《“秦书八体”辩谬》中也指出秦书八体这一谬误，明辨"秦书八体"这一错误概念，对于书法史研究中所出现的，"秦书八体"与秦代统一后，实行的书同文政策相矛盾，及秦出土资料与"秦书八体"之名不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便涣然冰释了，传统文献流传中长达一千七百年的"秦书八体"之谬终于得以宿弊一清。2011年辽宁美术出版社黄??⒔鸬さ缺嘀?摹吨泄?榉ㄊ贰分幸蔡岢鲂砩魉?档那匕颂宀⒎茄细竦氖樘甯拍睢
（三）秦陶文及金文的种类及风格特征的研究。秦代金文表现了自己时代的重要特点，刻于秦诏版、权量、虎符、泉币、印章和其他金器上的文字。陶文分为秦代陶器上的印陶铭文与刻画文字、秦葬瓦文和秦瓦当文。近十余年来研究金文、陶文的著作颇多，同时也得到了很大的研究成果，其中紫都、焦晓军编著的《秦汉书法名作鉴赏》主要对《始皇诏椭量》铭文和《始皇诏方升》铭文具体内容和字形特点的论述。2009年文物出版社袁仲一的《秦陶文新编》；2003年《秦文化论丛》第10辑三秦出版社姜彩凡的《秦文字瓦当述略》，及1999年傅嘉仪的《秦汉瓦当》主要围绕秦瓦当的特点及概述进行分析，使人们对秦瓦当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与学习。
二、关于秦代篆书比较方面的研究
2007年《江西省语言学会2007年年会论文集》姜玉梅的《秦简文字与小篆之比较》指出已出土的秦简材料有力证明了隶书的并非在秦代才有的，它早于小篆在社会上广泛通行并和小篆同出一源，因其有比小篆简单易书的特点，使得它在社会及文字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的变化影响到后世文字形体的发展变化。《秦汉研究》2010年00期庞任隆的《通过秦封泥和汉瓦当文字的对比窥探秦小篆研究传承的当代意义》以20世纪70年代后西安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先后出土的汉瓦当和秦代封泥为例，撷取部分精品，比较其异同。另外，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孙鹤的《秦简牍书研究》第一章的第三、四节“秦简牍书与秦小篆的关系”“秦简牍书与楚文字之比较
”，论证了秦系文字继承周金文的必然性，进一步澄清了篆隶关系，证明了秦简牍书与秦小篆同出一源，但在汉字演进过程中又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地位，分析了秦简牍书对汉隶的影响并论述了秦简牍书就是汉隶的前身。通过对秦简牍书的渊源的考察以及同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的文字比较，认为秦简牍书直接演化为汉代隶书，从而纠正了在文字演进的过程中“小篆演化为汉隶”的传统认识，并论证了书法笔势、书写材料以及字形结构的处理等书写因素对字体演变有着重要影响。除此之外还有《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04期孙鹤的《试论秦简牍书与秦小篆的关系》主要是从内容及特点上对秦简牍书与秦小篆对比研究，进而引申到隶书和小篆的关系，通过比较得出结论。
三、关于考古学方面的研究
近十余年来，考古学家秦始皇兵马俑坑、秦都咸阳遗址及秦墓葬中发现大量的秦代陶文、秦简牍、封泥、金文、陶文等，给秦篆研究工作者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极大地促进了秦代篆书的研究。
（一）关于出土陶文的研究。“秦代的陶文，从现今考古发掘得到的资料归纳大致有四种类别：第一是印陶铭文；第二是刻于瓦上的简单的刑徒墓志和其他文字；第三是秦瓦当铭文；第四是秦瓦量上的秦诏铭文。《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03期单晓伟的《秦陶文考释五则》主要是对出土陶文的考释；2000年科学出版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队的《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其中就有对陶文的研究。秦始皇陵遗址内出土陶文，其中最完整者具有地名、人名、职名。如“美阳工苍”、“好?工伙”等。有研究者认为这些陶文其制造者是官方从各地征发来的陶工，以自由民身份服役，在秦始皇陵等工地设置临时窑场。文献记载秦始皇帝修建阿房宫及骊山墓使用七十万刑徒，而临潼县赵背户村发现的刑徒墓瓦文证实这批刑徒主要来自山东六国地区。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分析秦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灭亡原因。
（二）对出土砖瓦文字的研究。关于文字瓦当的起源，史学家说法不一。199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在凤翔县长青乡孙家南头堡子壕遗址进行了科学试掘，先后在秦代文化发现了一批文字瓦当，这批文字瓦当均为亲文字瓦当，考古工作者从而确定秦文字瓦当源于战国时代，这一论断已被公认是科学可信的。2000年考古与文物上周晓陆、路东之等编著的《秦文字瓦当的确认和研究》中说对秦文字瓦当的探寻从带有文字的瓦当被人们著录、研究开始，便被命名为“秦汉瓦当”，足见人们对秦文字瓦当的关注。2010年吉林文史出版社金开诚主编的《秦砖汉瓦》主要从对秦代砖瓦文字的内容和特点出发，结合出土文物，对秦砖瓦作了全面的分析。2009年文物出版社西林昭一编著的《新中国出土书迹》对秦瓦文的出处、内容及特点进行了介绍，虽然其书体看起来可以算是小篆，但是显得很稚嫩。
（三）对出土秦印和秦封泥的研究。近十余年来，关于对秦印和秦封泥的研究文献很少，2002年西泠印社出版社傅嘉仪的《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此书共录封泥四百三十二品，其中：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三百四十一品，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三十四品，附录五十七品，涉及官职、地理、姓名等。1995年以来西安北郊相家巷的几次大规模的秦封泥出土，2007年傅嘉仪上海书店出版社《秦封泥汇考》；2000年三秦出版社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的《秦封泥集》都是对其的内容的综述，使人们更好的认识印章及秦印风格。
【关键词】秦国音乐 春秋战国音乐 多元音乐文化 赋诗言志 女乐
李斯《谏逐客书》中“夫击翁、叩缶、弹筝、搏髀，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①，是学者论及秦国音乐时所必提及的。这种地域性与本土性的真秦声，在100多年后的西汉《汉书・杨恽传》中，仍见有“仰天拊缶而呼乌乌”②。除此之外，《诗经・秦风》中还有10首质朴、俚俗、不事雕琢的秦地歌谣。《列子・汤问》中的“薛谭学讴”一事，所呈现秦的声乐艺术表现以及民间声乐的教与学，也反映出秦国多样的艺术表现。而《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百里奚逝世后，秦人以停止平日里不间断的歌唱行为来表达对贤相的哀思，反映了秦人歌唱行为的全民性。
与此同时，秦国这片土地也拥有诸多乐器，可归为节奏乐器与旋律乐器两类。节奏性乐器有《谏逐客书》中所提及的瓮、缶、髀（人身乐器），以及《史记・商君列传》所记载的相；旋律性乐器有《谏逐客书》以及之后《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所提及的筝。“对于中国人而言，旋律乐器的地位一向高于节奏乐器”③，而偏多的节奏乐器，显现出在秦国节奏乐器的普遍性与重要性则高于旋律乐器，反映着秦国本土音乐的简朴与俚俗。
但除了以上内容，秦国音乐再未有被学者论及。在秦国这片土地上，难道仅有真秦声这一种本土音乐声响？事实不然，经过考证，秦国除了本土音乐文化之外，还存在着来自各地的多元音乐文化。
秦对他国音乐文化抱有开放性态度。对多元音乐文化的汇集，可见于周王室雅乐、赋诗言志、器乐与舞蹈、女乐郑声、神仙音乐和音乐理论各方面。
在对周王室雅乐的移植取用方面，《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季札在鲁国听乐工歌《秦》时，有“此之谓夏声。……其周之旧乎”④之感，杜预对此句的注释是“秦本在西戎陇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故谓之夏声耳”⑤，都显示出自西周时期的秦仲开始，秦国便移植了“车马礼乐”，开始使用周王室雅乐。
出土乐器实物方面，综合王子初总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王子初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及方建军的《音乐考古与音乐史》，目前已经出土于秦国的礼乐乐器有甘肃礼县秦子、秦编钟、秦编磬；陕西宝鸡秦公、秦公钟；凤翔直柄钮钟、凤翔钮钟；陕西咸阳塔尔坡于；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编磬等。乐器形制方面，“以著名的西周晚期克与秦子、秦武公相比较，可以看出秦国早期编的形制，实际上是沿袭西周晚期的传统”⑥。音阶排列方面，针对秦公钟、秦编钟及秦编磬这3件目前无残缺、断裂，且做好测音工作的文物进行分析后，可知秦国雅乐呈现着无商音的四声音阶形式，佐证了其对周王室雅乐的移植。
其次，多元音乐文化也体现于赋诗言志方面。《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史记・晋世家》与《国语・晋语四》中，均记载了秦穆公与重耳赋诗一事，显示了作为诗书礼乐与中原文化代表之一的“赋诗”行为，早在春秋的穆公时期便已经被秦人所吸收。《左传・定公四年》中记载了另一位秦国国君――秦哀公，对申包胥赋诗一事。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⑦赋诗作为中原汉文化的代表，若没有较高的诗学修养则不能完成。而秦穆公与重耳对唱的5首诗，均不是出自《秦风》，也反映了其诗学素养。而秦君对赋诗言志文化的运用自如，体现了秦国以其特有的开放性，汇集着来自中原诸国的音乐文化。
秦国多元音乐文化之三，体现于器乐及舞蹈。《诗经・秦风・车邻》中有“既见君子，并坐鼓瑟”⑧与“既见君子，并坐鼓簧”⑨之说，可知秦国存在着瑟与笙这些旋律性的乐器。《风俗通义》中记载，百里奚为秦相时，其妻在堂上“搏髀援琴，抚弦而歌”⑩，可知有琴的乐器声响出现于秦。以上史料都显示出秦国对他国乐器的接纳。而《战国策・秦策》中记载的“冠舞以其剑”?，即为出使燕、赵、吴、楚四国的舞蹈音乐，也显示出秦国的舞蹈音乐丰富多彩。
秦国多元音乐文化之四，为朝堂与后宫之中的女乐郑声。《史记・秦本纪》中秦国“以女乐二八遗戎王”?，以留住犬戎的臣子由余，为己所用，使女乐成为邦国之间交往与斗争的政治工具。《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了秦国的医和为晋平公看病，认为“晋平公之疾恰在于过分沉溺于郑卫之音”，“沉溺这类‘新声’中的女乐声色而心志惑乱”?。而《史记・张仪列传》中则提及，秦惠文王也特别将“宫中善歌讴”?的女乐作为陪嫁送至楚国，以求与其他举措共同达到迷惑楚国国君的政治目的。《战国策・秦策》中则记载，为了瓦解天下谋士联合抗秦的盟约，秦臣唐睢带着女乐与金钱前去，最终成功。秦君得以向他国赠送女乐，正是因为秦本身就拥有女乐。秦穆公预见女乐会使戎王“必怠于政”，医和则明了耽于女乐的危害是“疾如蛊”，他们对女乐郑声的惑人性质如此了解，必然是由于宫中拥有女乐并时常演奏。《论衡・谴告篇》中提及“秦缪公（即秦穆公）好淫乐，华阳后为之不听郑、卫之音”?。由此可见，秦国虽然处于西方，随地可闻的是本土特色的真秦声，但由于与其他邦国间的频繁交往，以及郑卫之音在当时的无穷魅力，因此在王室贵族阶层，有女乐的存在与传入传出。
此外，秦后宫王族之婚姻，常有国际背景?，王室间的跨国婚姻是当时的时代风气。秦君的母后或妻妾中，有许多位来自于当时的各国。因此秦国宫廷中，有着强大的外戚活动?。如“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晋献公之女”?；又如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出身于楚国，她为秦昭王选定的夫人是楚夫人；而秦太子安国君的华阳夫人来自楚国?；夏姬是秦国储君安国君的姬妾，出身于韩国?；秦始皇母亲赵姬出身于赵国，为赵国邯郸有名的舞者。女乐，常作为陪嫁，随各国姬妾的嫁入来到秦宫廷，多元音乐文化由此在秦后宫中汇聚。
秦国的多元音乐文化，不仅体现在以上关注于人世的各个方面，甚至还包含了神仙音乐的元素。虽是富于神话传说色彩的记载，但对于考察音乐仍具有一定意义，因此为第五方面。如《西京赋》中记载的“昔者，大帝说秦缪公而觐之，飨以钧天广乐”。而根据《中华大字典》中的解释，“钧天广乐”是“天上之音乐”。又如《列仙传》中记载的弄玉与萧史成仙之事。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音乐记事，都显示了秦国音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
关键词：牛士颖；秦腔；陇上优伶志；审美标准
中图分类号：J8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4-0048-02
清代甘肃秦腔艺术已经十分成熟，据名角三元官回忆，康熙年间秦腔班社的“记夫子”即为前明饱学之士担任①，发展至咸同年间，陇上名角辈出，绝活不断，令甘肃戏迷大饱眼福。与此同时，以牛士颖为代表的甘肃秦腔研究者，也形成了自己对秦腔的审美标准。牛士颖（1882-1942），字锐卿，号芮青，系陇上名士，通渭望族。其人没有单独的秦腔理论著作，对秦腔的见解，散见于《陇上优伶志》一书。他对秦腔的审美标准足以代表甘肃戏曲的特质以及发展盛况。具体而言，《陇上优伶志》反映出的牛士颖对秦腔的审美标准，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分陕甘。“陇上梆子，亦称秦腔，但与陕西稍异。陕西秦腔以往称为南秦腔或关中梆子，吾甘秦腔称为西秦腔或陇南梆子。”②陕甘秦腔，历来有别。据此，则在士颖乃至晚清人们心中，陕甘秦腔是截然有别的，故人们按照表演风格的不同，称陕西秦腔为南秦腔，而称甘肃秦腔为西秦腔。这种审美意识贯穿于此书之始终。在“牛宝山”条下，作者再一次申述陕甘秦腔的差异，“陇上秦腔原称西秦腔，与陕西秦腔不尽相同。”③并且指出差异所在，“陇上秦腔用皋兰音韵，陕西秦腔用关中音韵。陇上秦腔注重传统，陕西秦腔颇多改革。至剧情、唱词，更多差异。”陕甘秦腔的差别，④在这里有一个明确的界定。首先，甘肃秦腔是以皋兰音系为标准的，而陕西秦腔是以关中方言为基础的。音系不同，则演唱时声、韵、调自然有异，甚至词汇亦有差别。笔者曾采访鸿盛社著名演员七龄童马筱云、郗派再传展学昌，其云黄致中、周正俗诸人仍袭兰州方言，并现场为笔者模拟，不仅声韵调不同，而且拖腔亦不相同，拖腔尤长。其次，体现在演出剧情、唱词的不同。戏谚云：“十戏九不同”，《陕西秦腔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三十三集，载有清乾隆三十八年手抄本《回府刺字》，《陇上优伶志》“桑旦”条下亦载有甘肃演法。相比之下，陕西该剧的演法比较粗糙，岳母在刺字时唱“祖先堂前与儿背后刺四字，忠孝报国忠孝心，将字刺在儿身后，（“夹白“起去”）免去为娘一重心。”而桑旦演出时，先问岳飞“为娘如此，我儿得毋害痛耶？”岳飞则答，“儿是娘心一块肉，娘刺字儿是不痛的。”岳母又问“当真不痛？果然不痛！”凄惨一笑，双泪涌出。可以看出，该剧甘肃与陕西虽剧名相似，然演出绝不雷同。天水鸿盛社所编列国大戏今已失传，但是据马筱云回忆，与陕西单演的却绝不相同。
第二，重视作派。《陇上优伶志》谓：“学梆子，首以作派为主，一举手一投足，皆须跟定锣鼓线索之板眼，不能任意出入。” ④陕甘秦腔虽然唱、念、做、打皆其基本功，但是各有侧重。概而言之，陕西秦腔重唱工，甘肃秦腔重功架做工，至今犹然。《秦腔纪闻》载刘丰收为“同光间金玉班之须生台柱……声似钢铃，喉如铁笛”，⑥二楼子“为玉盛班之须生台柱……白口清晰，一气呵成”。⑦所以嗓子不好，或没有一腔之妙的演员在陕西是很难在陕西获得殊荣的。《秦腔纪闻》载平定儿，本为二楼子之高足，但“惟嗓音不清，未能使人十分满足。”但对于学艺较迟，不善靠把的刘立杰，则赞曰“每字出口，如珠断索。”《陇上优伶志》载甘肃秦腔时对做工和功架描写的地方则十分多。名伶三元官在演靠把戏时，没有唱念，唯出场时搬朝天蹬，入场时“手中械凡做三势”⑧台下观众掌声雷动。三者，《拆书》伍之三尻子、《潞安州》陆澄之三杆子、《老君堂》程咬金之三斧子、《火焰驹》艾谦之三鞭子之类。可以看出，这些绝活在三元官时即深受甘肃观众喜欢。另外如三元官的眼工、福庆子的膝步，桑旦之八种步态，陈明德之使械等，俱为一时绝技，做派在甘肃戏迷中十分崇尚。
第三，重科班师承。“凡自投师者，谓之科班。纵其人戏不能佳，而一举一动皆有一定之规模，望而知为内行。而未经师授，半途入班者，无论如何难断脱白气。”⑨《陇上优伶志》所记演员，基本上都有师承，而且可以从中理出一条清晰的传承线。该书叙述的首位演员三元官（约1805―约1880年）虽没有明确说明师承，但是据《通渭县志》则柱官传艺于孝官，孝官传艺于元官，元官传艺于桑旦、黄毛子、福庆子、十娃子，福庆子传艺于陈明德。又王宝童传艺于牛宝山。魏香主教戏于高毛娃。当时戏为贱业，所以除了穷苦百姓出身的人，是不愿沦落为“戏子”的。福庆子小时候家里十分贫穷，他经常替别人放羊；高毛娃因为关中大饥，从陕西逃入甘肃；张长龙幼时家里十分贫穷，不能自给。由于唱戏的多为贫苦农民，戏曲也是一门卑贱的职业，所以一般民众虽然爱看戏，但是看不起戏子。但是入科班学艺者，幼有师承，苦练基本功，所以演出较未经名师传授，或半途下海者高出一筹。科班传承亦可保持一定时期内流派的稳定性，对于戏曲发展是有巨大推动作用的，所以士颖十分注重科班师承。
第四，重知书有德。戏曲敷演忠孝节义题材，起高台教化的功效，只有对历史及剧本十分熟悉，有高尚的德行方能对人物理解较深，在艺术上有较深的造诣。由于秦腔艺人多为贫家子弟，自幼学戏，没有学习的机会，所以他们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常常靠老师口传心授，耳闻目染来学戏。社会地位较低，牛士颖称张长龙幼时，“贫不自给，学为仆于富室，不成，入班学戏。”可见艺人的地位连仆人都不如，偶而有一二知书的艺人，戏曲评论家和观众则十分喜欢。三元官由于其知书，天水名士任士言、张霭堂“待之入友，不复以伶工目之”。王宝童“于汉唐历史诸说部皆能贯通”，所以牛士颖更其名为“宝童”，并且因为宝童知书而无自制服装为憾。韩鸭子“知诗文，通音律，品人论事，颇有见解”，所以牛毓卿与其促膝长谈。《陇上优伶志》中立传的秦腔艺人，大约分为三类，一为技艺特别高超者，如福庆子、赵二。一为知书者，如三元官，王宝童、韩鸭子。一为有德行者，桑旦、牛顺不恃宠而骄，陈明德对师傅执礼甚恭，高毛娃，牛宝山、张长龙事亲至孝，牛士颖称赞“非仅志其艺，且亦志其德。”“其事亲之孝，历久不渝，有非缙绅之士所能及者。”
牛士颖所提出的秦腔审美标准，是衡量陕甘秦腔差异的重要的标准，为秦腔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牛士颖《陇上优伶志》的记述，使我们得以了解昔日秦腔发展的盛况，为正确品评秦腔演员提供依据，是秦腔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一笔财富。
注释：
①《甘肃文化》，2004年第2期，第33页。
②《甘肃文化》，2004年第2期，第32页。
③《秦腔研究论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④《秦腔研究论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⑤《秦腔研究论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
⑥《甘肃文化》，2004年第2期，第32页。
⑦《甘肃文化》，2004年第2期，第32页。
⑧《通渭县志》编纂委员会《通渭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28页。
⑨《甘肃文化》，2004年第2期，第40页。
作者简介：
一 、关中民俗与秦腔情结
作为地方戏曲之一的秦腔，是以秦地的方言土语为语言基础而形成的。因此，秦腔与其他戏曲剧种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地域因素和人文特点造就的人与人之间精神气质的迥异形成的音乐唱腔和表现题材的不同，即美学风格的差异。”②清朝焦循认为秦腔“其曲文俚质”，“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③由此可以看出，秦腔的最大特点是自然畅快、深沉浑厚，慷慨激越。三秦大地上的农民之所以视秦腔如生命，是因为他们能从秦腔里寻找到慰藉心灵的良药，这就是血浓于水的秦腔情结。因而在秦地形成了“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调一碗粘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的民俗景观。
秦腔属于民俗文化中的精神民俗，它是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独特表现形式之一。秦腔明清之后在西北五省尤其是在关中风行，它的演出完全是民间自发的。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甚至认为:“听了秦腔，酒肉不香”。秦腔在关中这块土地上，有着神圣不可动摇的根基。“每每村里过红白丧喜之事，那必是要包一台秦腔的；生儿以秦腔迎接，送葬以秦腔致哀；似乎这个人生的世界，就是秦腔的舞台。”④关中三千多万秦人沉醉在秦腔中，把它当作超越苦难生活的“圣歌”，秦人在“吼秦腔”的酣畅淋漓的喊叫和宣泄中，使他们贫瘠艰苦的生活得以为继。
秦腔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陕西作家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陕西作家大都有秦腔情结，无论是建国后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还是新时期的实、路遥、贾平凹，都难以割断与秦腔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关中自古就发达的秦腔给了实沁入骨髓的文化熏染。1942年，实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南坡的一个小村子里，是个典型的关中“愣娃”。他说：“如以时间而论，秦腔是我平生所看到的所有剧种中的第一个剧种，如就选择论，几十年过去，新老剧种或多或少都见识过一些，最后归根性的选择还是秦腔，或者说秦腔在我的关于戏剧欣赏的选择里，是不可动摇的。”⑤实在创作之余，消遣的方式就是抽雪茄、吃泡馍、听秦腔、看球赛，他的小说《白鹿原》就是他听着秦腔写出来的。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承认对秦腔的着迷已难以中断，在他写《白鹿原》需要歇息时，便端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到前院，听那些百听不厌的堪称经典的秦腔名角演唱的唱段。“有一位评论家在谈及《白》的语言时，说他在文字里能读出秦腔的旋律和节奏。我不知此话是否当真，如果真有这样的效果，却是我当年听秦腔时完全没有料想得到的意外补益。”⑥
二、秦腔与实小说的现代转换
在前现代的中国传统社会中，长辈教育儿孙的内容，大多都来源于戏曲。戏曲甚至超过了正宗的历史典籍，成为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秦人的很多关于人生处世的教育都是通过秦腔来完成的。此外，秦腔不仅与八百里秦川浑厚莽阔的地理环境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了陕西作家的精神气质和审美需要，所以秦腔一直深受陕西作家的青睐。作为民俗文化一部分的秦腔在作家的成长中已经润物无声地进入他们的血脉。秦腔水融地渗透到实小说中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醇美和厚重。还有实小说中自觉的乡土意识，自尊和自强的文化精神，对关中儒家正统思想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是秦腔的馈赠。汪曾祺说：“中国戏曲与文学――小说，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戏曲和文学不是要离婚，而是要复婚。”⑦实小说和秦腔可以说是完成了文学和戏曲的“复婚”。在某种程度上，秦腔也影响了实的文化心态以及小说的美学风格。
中国戏曲的曲目，集中表现的是“仁”、“义”两字，以戏文建立和传承的“仁”、“义”，成为浸渍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集体无意识”。在这一点上，秦腔也不例外，秦腔的内容大多是忠孝节义。由此可见，秦腔在三秦大地填补甚至虚拟了“典籍历史”，很多人甚至在“比附”着秦腔中的人物生活。“秦中自古帝王都”，关中地区自古就有一套传统文化熏陶下的生活习俗，而且从宋代起明显地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儒家正统思想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走向没落，实利用小说《白鹿原》在追问，儒家文化有过那么辉煌的历史，怎么就不由分说地没落了。小说《白鹿原》是作家对时代、传统文化、现代性本身进程的合理性反思。这种反思体现在《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的塑造。
小说《白鹿原》中白嘉轩是一个以仁义为准则，勤俭持家的封建族长，他以体现儒家思想的乡约治理白鹿村。在小说的叙述中，白嘉轩并没有受过传统文化典籍的正式教育，却与程朱理学的关中大儒朱先生有一种精神上的默契，是因为儒家正统思想对关中民俗风情起到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而秦腔与关中民俗风情息息相通。小说中多次提到白嘉轩吼着秦腔欢快地干活，那么在关中秦腔文化氛围中，白嘉轩自觉形成了近乎先天的品格观念。小说中实对儒家文化的悼亡是通过朱先生、白嘉轩的人生遭际、精神困顿来表现的。小说中朱先生的穷途末路、白嘉轩的腰杆被砸断、气血蒙眼的宿命，都预示着儒家文化的衰落。
秦腔作为三秦大地与老百姓紧密相关的民俗文化，其热耳酸心、慷慨悲凉的美学风格渗入到实的生命中去，并进而影响了他的小说美学风格。小说《白鹿原》苍茫、凝重、悲壮的历史感，深沉的悲壮感，与关中地方浑厚深沉、慷慨激越、血泪交流的秦腔文化一脉相承。在小说《白鹿原》中，几乎所有人物的命运是悲壮的，行为是慷慨的，有秦腔的遗风。最有代表性的是黑娃一生的遭逢变故，白孝文命运的起伏沉降，读来都让人惊心动魄。作家充分发扬了秦腔慷慨激越、粗犷悲壮的风格，这一点也与秦腔崇尚情感的放纵、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具有深度的悲剧性情绪相一致。秦腔在实的作品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份额，作家利用秦腔表达了一种浓郁的文化眷恋和乡愁。
三、秦腔与《白鹿原》的互文关系
朱利安・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概念，他将文本称为“镶嵌物”。在实的小说《白鹿原》中，作家将老百姓熟悉的秦腔角色、情节、台词和曲调，嵌入到他们的经验世界，从秦腔这个虚幻的舞台延伸到小说中的现实生活中去。那么，在小说《白鹿原》中，秦腔被嵌入到小说文本中，实采用或明显或隐含的“戏中戏”叙事结构。显然，小说成为了秦腔文本的镜子，吸收和转化秦腔文本，二者相互参照，彼此牵连。
秦腔不仅是三秦大地重要的娱乐形式，而且，由于地域的偏狭、封闭和老百姓人生经验的匮乏，使得秦腔构成了关中子弟接触与想象外面世界的基本方式，甚至影响了他们的审美旨趣、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关中人在表述自我、评述人事和交际时，常常以秦腔媒介的方式进行。在小说开头提到白嘉轩新娶的媳妇卫老三家姑娘时，将她比作《五典坡》中苦命的三姑娘王宝钏。将白嘉轩第六房媳妇胡氏称为秦腔《游龟山》中美貌无双的渔女胡凤莲。在第十三章白灵和鹿兆海亲吻时描述白灵的感受：“她的身体难以自控地战栗不止，突然感到胸腔里发出一声轰响，就像在剧院里看着沉香挥斧劈开华山那一声巨响。” 由此可以看出，关中人在评价人事、倾诉情感上，都乐于以秦腔作为传达的媒介，借助秦腔来言说和交流。此外，小说中还提到了一些秦腔剧社的名称和有名戏班的名角，如第六章提到冷先生在三意社看秦腔名角宋得民的《滚钉板》，第二十六章鹿子霖每天早晨吃一碗羊肉泡，晚上到三意社去欣赏秦腔等。
在小说《白鹿原》中，实还处处用秦腔戏中的人物、情节来比附小说中人物的命运遭遇。实的“戏中戏”叙事结构在小说的重要章节应用自如。《白鹿原》第十六章贺家坊“忙罢会”日，在本戏《葫芦峪》之前加演的折子戏《走南阳》正演得红火时，白孝文被田小娥拽进了砖瓦窑。秦腔《走南阳》轻佻迷色的气氛正好与田小娥勾引白孝文的情景呼应。恰在这时，白家遭抢。麻子红得知白嘉轩晌午要来看戏，有意将原来的演出改成白嘉轩喜欢的杨家将戏《金沙滩》，遭受土匪抢劫、被打断腰杆的白嘉轩与《金沙滩》中老将杨继业有相似的心境，经过金沙滩一役，老将军的儿子死、失大半，秦腔《金沙滩》将白鹿村遭土匪抢劫后弥漫的悲怆气氛推到高潮。
除了秦腔《走南阳》、《金沙滩》之外，《辕门斩子》在推动小说情节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小说第十七章中，白嘉轩到村子东头，遭受重创后晕倒在田小娥的窗前。鹿子霖利用秦腔《辕门斩子》传达了险恶用心：“鹿子霖咬咬牙在心里说：就是叫你转不开身躲不来脸，一丁点掩瞒的余地都不留。看你下来怎么办？我非得把你逼上‘辕门’不结。”⑧族长白嘉轩就像《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一样，被逼上辕门斩子，他手执钢刷出演了一场秦腔《辕门斩子》。一个大义灭亲、恪守仁义的封建族长的形象也就呼之欲出。
秦腔作为西北五省最风靡的地方戏曲，在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贾平凹说：“文章所写的作为戏曲的秦腔，它的衰败是注定的――这是一种衰败中的挣扎，是生命透着凉气。”⑨贾平凹让小说《秦腔》成为戏曲秦腔的挽歌和绝唱。实也有感于秦腔的衰落，2007年写了短篇小说《李十三推磨》，表达了自己对李十三这样一位无欲无求沉醉于秦腔中的剧作家最大的尊敬。李十三是碗碗腔秦腔剧本的第一位作家，他的戏本中许多剧目，都曾被各大地方剧种演出过。实有感于李十三经济的困顿，竟然落魄到为吃一碗面需得去推石磨的地步，即使这样也不容于世上，竟然被嘉庆爷一吓一气吐血而死，这是旧社会文人的悲哀，也是秦腔的可悲之处。实通过李十三形象塑造传达了作家在现代语境下对秦腔命运的思考。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实小说中的关中民俗研究》（项目编号：10H150）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②何桑：《历轹进程中的秦腔艺术》，李培直，杨志烈：《秦腔探幽》，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③焦循，《花部农谭》，《陕西省戏剧志・西安市卷》，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④贾平凹：《秦腔》，《贾平凹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⑤实：《惹眼的〈秦之声〉》，《实・原下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21页。
⑥ 实：《寻找自己的句子》，《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第73页。
⑦汪曾祺：《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晚翠文谈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1页。
⑧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4页。
为了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亦便于考生学习和模仿，我将《六国论》按照考场作文形式，重新编排并分析如下：
六国论
六国破灭，……弊在赂秦。 赂秦而力亏，……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固不在战矣。 思厥先祖父，……而秦兵又至矣。
然则诸侯之地有限，……理固宜然。 “古人云：……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齐亦不免矣。 燕赵之君，……惜其用武而不终也。
且燕赵处秦……诚不得已。 向使三国各爱其他，……或未易量。
呜呼！……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悲夫！……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是又在六国下矣。
标题表明文章的中心内容（事件）和文体，有突出强调的作用。
开篇承题，明确“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这一中心论点。先否定后肯定的句式，有力地突出中心论点的同时，又满足了文采方面的要求。
继而对论点进行简要的分析与阐释，并以此总领全文。作者将六国的灭亡归为两类，一类是“赂秦”直接导致的灭亡――“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另一类是“赂秦”间接导致的灭亡――“不赂者以赂者丧”。最后又以“故曰‘弊在赂秦也’”加以总结和点扣，一遍遍地强化中心论点。
正文的论证部分严格按照总起段安排的顺序展开，先说“赂秦”者，再说“不赂者”。
“赂秦”一层论证，由一个数量上的对比展开：“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两组对比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这种巧妙的重复既强化了内容，又显得有文采，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最后得出的结论：“则秦国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同样采用对偶式重复强化，照应点扣中心论点“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之句。
“思厥先祖父……如弃草芥”，转而对比“祖父”开创基业之艰难与“子孙”舍弃土地之随意，从道德方面对这种败家子的行径加以谴责，增添了文章的感染力。而割让了“五城”“十城”，得到的却只是“一夕安寝”，又怎能不让人叹息呢？
“然则诸侯之地有限……理固宜然”，又抛开情感，进行理智而冷静的分析。祖先开创的国土是有限的，而秦国的欲望却是无穷的，割让土地就如同是饮鸩止渴，不仅不能保全自己，反而刺激了秦国的野心，让自己更快地走向灭亡。直到国土割让完毕，那国家也就自然而然地不存在了。“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照应“赂秦而力亏”，兼照应“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古人云……此言得之”，引用古语对“赂秦”一层论证加以小结，增强说理的生动性和形象性的同时，又增加了说服力，为文章增添了文采。
“不赂者”一层论证就灭国的不同内因分开阐述。先说齐国灭亡的原因是“与赢而不助五国”。“齐人未尝赂秦”是此段落中心句，指出本段内容主要是说齐国。“未尝赂秦”还有总领的意味，表明下文将要叙述的是“不赂者”。“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照应总起段落中“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之句。
“燕赵之君”亦是段落中心句，指出本段内容说“燕赵”。“守土”“不赂”的效果是“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对比之中再次突出“赂秦”的危害，最后燕国的灭亡也并非是战争所致，而是“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这也照应了“非兵不利，战不善”之句；“赵尝五战……连却之”，最终的灭亡因为“牧以谗诛”“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七战五胜战绩和最终的灭亡同样都紧扣中心论点“非兵不利，战不善”。“且燕赵……诚不得已”小结此层，指出燕赵灭亡的外因是“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再次照应总起段中的“盖失强援，不能独完”之句，点扣分论点“不赂者以赂者丧”。
“向使三国……或未易量”是以假设的方式对论证部分进行总结照应，“三国”指韩、魏、楚，概括的是第一层论证――“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分别指齐、燕、赵，概括的是第二层论证――“不赂者以赂者丧”，通过这样几句话就将重新将前文零散的论证连缀成了一个整体。
行文至此，基本的论证已经完成，但文章并未就此打住，而是进一步分析原因，议论抒情，指出历史教训，并期望能够引起当世注意。
“呜呼！”一词引起的议论感情强烈，气势充沛，却又因建立在前文叙述论证的基础上而丝毫不显得突兀。“以赂秦之地……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以假设的形式表达扼腕痛惜之意。
“悲夫！”一词同样感情强烈，置于句首同样增添了文章的情感张力，“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是对文章的总结，“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是总结历史教训
“夫六国……又在六国下矣”对比古今优劣，对比之中表达出对时政的担忧和痛心。
关键词:学报;特色栏目;周秦文化与青铜器研究
中图分类号:G23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09)12-0101-01
高校学报是学术刊物,在对地方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经济和社会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注意突出重点,以大力度和高质量为追求的目标。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建于1979年,1998年公开发行。学报以“广集学术精品,建设特色栏目,争创一流刊物”为目标,立足周秦文化故地,注重基础理论探讨,密切关注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全面展现西北地区学术新成果。学报从创办之日,就设立了周秦文化、苏轼在周翔等研究栏目,参加了地方组织的学术讨论会。如“全国苏轼学术讨论会”、“张载学术讨论会”等。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方针实施,香港、澳门确定了归国的日期,海外华人寻根问祖的人日益增多,寻找炎帝遗迹,研究炎帝文化也成了既是现实需要,又是学术的必然的话题。湖南、湖北,先声夺人,打出炎帝之旗,宝鸡人当仁不让,据理力争,要守住炎帝故里的名誉。
可以说宝鸡可供学术研究的领域很宽广,文化底蕴很深厚。前有华夏始祖炎帝史迹遗留于此,后有周秦王朝和周秦文化发展、勃兴于斯。
宝鸡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的故里,炎帝在这里“教民稼穑”,发明医药,开创集中贸易,因尝百草时,误食毒草而亡。他的后代后稷是中华文明的农业的始祖。
宝鸡又是中国重要的两个王朝周、秦的发祥之地。这里留有许多历史遗址,如北首岭遗址、周公庙遗址、周原遗址、秦都雍城、秦王陵墓群,更有大量青铜器在此现世。周公姬旦在此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儒教文化的基础,以礼治国、以乐帮成了周王朝重要的文化特色。秦人在雍中兴,秣兵厉马,奖励耕战,推法家文化,逐渐东进,最终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周秦的文化底蕴博大深厚。周秦的青铜器既是佛器,又是祭器。周秦的宗庙都在周原一代,数量大、质量高。建国以前,就已出土青铜器数千件,建国以来全国43%的出土青铜器发现于宝鸡。大量遗址的发掘和出土青铜器为周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可靠的考古学证据,对研究商周历史断代、周代礼制及文化形成和发展、秦的勃兴、壮大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宝鸡,古称陈仓,是通往西北、西南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争文化十分丰富,周朝的姜子牙的佐政,以及《封神演义》的传奇,三国时期有诸葛亮的六出祁山、“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及五丈原上的诸葛亮庙,宋元之际的大散关保卫战,唐代凤翔作为临时首都反击叛乱等等。
宝鸡自古有重教兴学的优良传统,炎帝后稷的农业教化,周公的礼乐教化,东汉在此设坛讲学,宋代苏轼在凤翔的诗文教化,明代大思想家张载开办横渠书院。班昭、班古的好德教化等等,使宝鸡的教育史辉煌灿烂,异彩纷呈。
同志1997年视察宝鸡时,为宝鸡题词“青铜器之乡”。当代文化大家文怀沙先生谈到对宝鸡的文化研究时,认为应设一个“宝学”,深入进行探讨。多年来,为了充分展现宝鸡的文化魅力,学报在办刊过程中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宝鸡的学术研究。如参与宝鸡市与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先秦学研究联合召开的多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发表会议学术的综述和学术论文等。
宝鸡文理学院是宝鸡市辖区内唯一的一所本科高等学校,既承担着为宝鸡和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的任务,也承担着提升宝鸡文化和学术研究水平的任务。学院是为地方的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的发展而设立的,理应关注地方的历史文化研究和现实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既要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智力的支持,也要为政府的文化和宣传战略提供学术的帮助。近几年来,根据地方和学院学科建设的需要,宝鸡文理学院学报把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周秦文化和青铜器研究上,以求突出特色。学院成立了“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心”,作为省级教学科研基地来建设。同时又成了周秦文化研究所。学报为此专门开设了“周秦文化与青铜器研究”专栏,作为特色栏目来办,在人员、稿筹、版面等方面提供积极支持。
“周秦文化与青铜器研究”栏目创建后,由于极具特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社会反响强烈,吸引了国内大批专家、学者投稿,如张岱年先生、文怀沙先生、林剑鸣先生、张文立先生、魏英敏先生等。全国著名秦、汉史研究专家林剑鸣先生曾在我刊1988年第4期上发表学术论文《秦陵墓上石刻探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魏英敏在1988年第4期上发表《对传统文化的在认识》。同时,学院众多学者关于周秦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也引起极大社会反响,受到多家学术转摘机构的转载、复印。近几年来,随着教育部“名刊名栏”工程的建设,本院学报从2003年对周秦文化栏目进行加强与重建,还聘请了国内外著名学者,著名考古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李学勤先生为学术顾问,加大了对青铜器的研究。研究范围涉及周秦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周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分化与融合、时代特征与地区特征,周秦时期的社会思维模式、文化选择模式、人伦规范、社会心理类型、文学观念及审美形态,出土青铜器铭文考释等,共发表文章150余篇。2003年学报在眉县杨家村青铜器出土后积极组稿,重点推出了“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研究”,刊发了亲历考古发掘的研究人员和国内著名考古学专家李学勤、常金仓、彭曦等论文5篇,为学术界西周诸王世系研究提供了确凿证据和丰富资料。李学勤先生的两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此外,还刊发出土现场和出土青铜器、器物铭文的照片10余幅。自2004年1期开始,在每期封三上介绍一个宝鸡出土的国宝级青铜器,已先后推出了毛公鼎、墙盘、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三十多件,对出土的时间、地点、收藏情况、器皿的大小、重量、文字、研究情况尽可能地提供详实资料,对宝鸡最新考古成果进行介绍。这些研究,引起了新闻报刊的极大关注,如《新华文摘》杂志图文并茂予以转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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