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绿色风险 风险评价 灰色层次分析法
1 研究背景
建筑活动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环境影响最大的活动之一，建筑在建设和使用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这样很大程度增加了环境负荷。而这些施工过程中的风险问题日益受到全球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施工企业也认识到想要可持续发展，必须正视和重视这些建筑施工中的风险，以赢得未来发展的机遇。因此正确识别风险、评价风险和采取相应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2 绿色风险理论
当今社会绿色、环保的潮流已经深入人心。在百度搜索中，其中“绿色”的搜索结果有19，300，000篇新闻网页；“风险”的搜索结果有47，400，000篇新闻网页，但是“绿色风险”的搜索结果就非常少，完全吻合这个名词的新闻网页不足20篇。因此，绿色风险的概念及内涵作为一个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名词并没有完全被世人所了解。李思堂是国内最早明确提出大型项目施工的绿色风险概念并阐述了其主要特征，并对建立绿色风险评价系统、指标体系以及绿色风险评价的步骤和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所以本文针对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管理过程中的绿色风险的分析与评价做深入研究。建设项目由于具有独有的自身特点，其施工过程中因考虑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所采取的施工方法定然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必然会对建设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风险，本文将这类风险定义为绿色风险。
3 灰色层次分析法
尽管风险管理研究理论已经相当完善，但是建设项目的绿色风险管理实践仍未深入，而绿色风险管理的理念和风险分析与评价方法的使用还未能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普及。对建设项目施工绿色风险进行风险分析与评价的方法很多，如：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AHP）、概率分析方法、蒙特卡洛模拟法（Monte Carlo Simulation）、灰色系统理论（Grey System Theory）等。项目施工的绿色风险是多层面的，考虑在进行风险分析与评价时，使用单一的评价方法存在不足之处，以及建设项目施工的绿色风险的不明确性，综合层次分析法和灰色理论的理论知识，本文建立了基于灰色层次分析法的项目施工绿色风险评价模型。通过综合分析与评价方法以提高项目施工绿色风险分析与评价的准确性。灰色层次分析法就是把层次分析法和灰色理论相结合，综合运用到建设项目的施工绿色风险评价中，将灰色系统理论和层次分析法两种分析模型在理论上和结构上综合运用来提高风险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3.1 灰色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建设项目绿色风险评价指针体系，就是对项目中的绿色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并将引起风险的复杂因素分解成较简单、容易被认识的基本单元，从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出因素间的本质联系。
4 实证分析
工程是嘉定区江桥某商品住宅北区2#标，建设项目是该小区的二期工程，包括3幢14层小高层住宅楼，商场2幢和一个地下车库，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建筑为框架结构，建筑总工期410天。为了符合当今全球建筑的绿色主题，工程决定采用绿色施工方法，主要从施工管理、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能源节约等方面的实施来达到绿色效果。施工单位取得该工程项目的住宅标段的施工，现从施工单位角度出发，在施工前利用灰色层次分析法对施工的绿色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价。
4.1 项目施工绿色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将建设项目所识别出的各种施工绿色风险罗列出来，并对其进行分类，现构建该项目的施工绿色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则该项目施工绿色风险因素属于各个评价灰类的总灰色评价系数X11=13.208。
即绿色施工方案风险对于各灰类的灰色评价权向量为：r11=（0.038，0.246，0.290，0.237，0.189）。
同理可以计算该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的其他二级指标的各个评价灰类的评价系数和属于各灰类的总评价系数。
并计算得出各绿色风险指标对于各灰类的灰色评价权向量。从而得出该项目的施工绿色风险所属指标对于各评价灰类的灰色评价矩阵Ri（i=1，2，…，5）。
③计算绿色风险总评价值。根据评分等级标准和评价灰类各评价灰类等级赋值向量为C=（1，2，3，4，5），则计算该商品住宅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综合评价值Z=3.52。
④结论。由灰色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该商品住宅建设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的综合评价值为3.52，按照评价标准则该项目绿色风险的等级处于一般风险与较高风险之间。该商品住宅建设项目比普通住宅建设项目的风险要稍高一点，由于该项目计划申请绿色施工示范工程，因此在施工方案中采取了大量绿色施工方法，而这些施工方法对项目风险等级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该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程度是可以接受的，综合评价结果也是在合理范围内。
5 研究展望
本文中所构建的评价模型是基础性的研究，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环境的绿色风险指标的细化部分还有待提高，风险评价体系与工程绿色施工相结合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工程项目施工绿色风险应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分析，同时绿色风险评价体系的实际应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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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菊凤.工程项目的风险评价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6.
【关键词】绿色保险 承保方式 费率厘定 再保险
2010年，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和唐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绿色保险与可持续发展（曹妃甸）”论坛在“渤海明珠”唐山市曹妃甸举行。本次论坛对建立“曹妃甸保险服务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发展绿色保险、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借助建立曹妃甸保险服务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契机，探讨绿色保险产品设计的相关问题。
一、绿色保险概述
绿色保险，又称为环境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因污染水、土地或空气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作为保险对象的保险。绿色保险制度起源于欧美工业化国家，已被发达国家普遍采用，是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绿色保险制度的建立，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绿色保险有利于预防环境损害发生
绿色保险通过解决环境纠纷、分散风险、有利于引进第三方即保险公司的监督机制，为潜在的环境侵权提供风险监控，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企业无视环保的现状，最终减少大规模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
（二）绿色保险有利于强化受害人的保障体系，及时有效补偿损失
在一些环境污染案件中，受害人只有通过漫长的诉讼程序才可以得到赔偿，或者经过了漫长的诉讼程序仍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不仅浪费了资金和精力，最重要的是过错了最佳的救助时机。绿色保险制度的建立，确定了由保险人承担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扩大了损害赔偿的范围，将个别的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填补了受害人因环境侵权而受到的损失，及时有效的维护了受害人的权益。
（三）绿色保险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
绿色保险制度的建立，不仅保障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最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发现环境的隐患，减少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低碳经济的发展。
（四）绿色保险有利于拓宽保险业的发展空间
在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后，我国保险业客观上需要新的业务增长点来调整险种结构。而绿色保险作为责任保险中的特殊险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能够扩宽我国保险业的发展空间。
二、保险公司经营中绿色保险产品设计的探讨
（一）绿色保险产品的承保方式的确立
责任保险的承保方式有两种：一是以索赔为基础的承保方式；二是以事故发生为基础的承保方式。前者指保险人仅对在保险期限内受害人向被保险人提出的有效索赔负赔偿责任，而不论导致该索赔案的事故是否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后者指保险人仅对在保险有效期内发生的责任事故而引起的索赔负责，而不论受害人是否在保险有效期内提出索赔。
环境污染责任事故的发生，既有立即显现的，比如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件，也有累积的环境污染事件，因而从何时起确认侵权责任有时难以判断，正因为如此，建议绿色保险产品采取以索赔为基础的承保方式。
（二）绿色保险产品的承保范围的确定
1.绿色保险产品的承保范围的确定原则
根据可保风险的要件，必须满足以下五点才构成可保风险：
（1）风险不是投机的；
（2）风险必须是偶然的；
（3）风险必须是意外的；
（4）风险必须是大量标的均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5）风险应有发生重大损失的可能性。
绿色保险如果能够包含所有的污染损害风险，这无疑是最理想的情况，然而这也是十分不现实的。实际上，即使像美国这样经济实力雄厚、绿色保险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它的绿色保险的责任范围也是严格限定的。总之，绿色保险承保范围的确定应该因地制宜。范围过宽或是过窄都不利于绿色保险的发展。责任范围过窄，企业就没有投保绿色保险的积极性。相反，从发达国家的实践以及目前我国的污染现状、保险业的发展水平来看，也不能因为要扩大绿色保险市场而急于扩大绿色保险的责任范围以吸引相关企业投保绿色保险。责任范围的扩大极有可能导致出险后保险公司无力赔偿。
2.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和累积性环境污染事件问题
从长远看，我国绿色保险制度的承保范围不应仅限于突发性污染事故，而应把经常性累积性排污造成的第三人受害的民事赔偿责任纳入责任保险的范围。但是由于绿色保险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经验较少，加上累积性环境责任保险对事故的认定、保险费率和赔偿数额的计算等都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可以考虑采取分步走的的策略，即先发展可以进行承保的突发性环境损害风险，在绿色保险发展相对成熟和健全的时候，再对累积性环境损害风险进行承保。
3.绿色保险产品的具体承保范围
通过对国内外绿色保险相关法律法规的总结归纳，绿色保险产品的承保范围具体包括以下部分：财产损失、人身损害、清理费用及其他。
财产损害是指由于侵权行为侵害了受害人的财产权或人身权而致其经济利益损失。对这种财产损害各国一般实行全额赔偿原则。人身损害包括人身健康伤害和精神损害。人身健康伤害指侵权行为对受害人的人身权、健康权等的侵害；精神损害是指侵权行为侵害了受害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而致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当这些方面受到侵害时，一般应当予以全额赔偿。清理费用表面上看
是污染企业自身的损失，但是如果不对污染物进行及时的清理，除了企业自身会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会对周围的居民造成环境侵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理费用应该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另外，有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当地居民具有较强的环保意识，当地保险公司具有较强的承保能力，将环境污染应急处理费用、生态环境恢复费用等也纳入了绿色保险产品的承保范围。
4.绿色保险产品的除外责任
一般的保险产品设计中都会涉及相应的除外责任。国际上绿色保险产品的除外责任一般包括：石棉、传染性疾病、合同责任、形式罚金和处罚、雇主责任、技术缺陷、敌对行为、被保险人的财产、故意行为等。
（三）绿色保险产品的保险费率的厘定
首先，由于不同的企业发生环境风险的系数等级不同，因此保险公司就需将不同企业自身影响环境风险系数大小的因素通通纳入考察的范围，包括企业的资产状况、业绩水平、技术能力、环保措施、环保力度、环境污染记录等。此外，国家的环保政策、法规等因素也会影响保险公司对保险费率的确定。因此，可以尝试按照企业的具体情况，评估他们造成污染的风险高低，将它们划为不同的级别，区别对待，可对划分为重点污染区域、一般污染区域、轻度污染区域的污染企业实行有差别的费率。
其次，绿色保险的保险费率可以浮动。具体的，被保险的企业没有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下一年度降低其保险费率。在此后的年度内，被保险公司仍然没有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继续降低其保险费率，直至最低标准。被保险公司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下一年度提高其保险费率。多次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或者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加大提高其保险费率的幅度。
（四）绿色保险产品的责任限额的确定
绿色保险制度实行责任限额赔偿的意义：首先，对于承保人来说，实行保险责任限额是绿色保险承保人有持续赔偿能力、能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其次，实行绿色保险责任限额，能警醒投保人注意环境保护、尽量避免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再次，对于环境污染事故的受害人来说，一方面能及时地得到赔偿，另一方面能促使环境污染事故受害人积极采取措施防止环境污染事故的损失继续扩大。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绿色保险制度，防范发生赔偿额过于巨大而导致保险公司的重大不利益，有必要设定绿色保险的最高赔偿限额。具体的，在保险公司和投保企业签订的绿色保险合同约定的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应承担的的赔偿责任在一次以上的，保险人对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以保险单中约定的最高责任限额为限。
（五）绿色保险产品索赔时效的确定
由于环境侵权事故既有突发性的，也有累积性的，其特殊性使得保险公司在承保该类风险时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不对绿色保险的索赔时效进行必要的限定的话，不利于绿色保险的发展。目前，发达国家在保险单中使用的“日落条款”，就是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自保险单失效之日起，最长三十年的期间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的最长期限，值得我们借鉴。也就是说，在此有效的期间内，发生的环境侵权索赔事件，保险人必须赔付；在此期限之外，保险人就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了。
（六）绿色保险的再保险
再保险是指保险人以其承担的保险责任的一部分或者全部为保险标的，向其他保险人转保，由此将单个保险人承担的保险风险在众多的保险人之间进行分散。再保险是保险人分散风险的途径。环境污染侵权损害一旦发生，其损害程度可能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保险公司的负担能力不够高，甚至可能会因为一个案件的理赔而破产。而再保险将会给绿色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强有力支持。通过再保险可以将单个保险人承担的风险在众多的保险人之间分散，从而保障保险人的偿付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因此，绿色保险制度中，再保险的运营必不可少。
三、结语
绿色保险在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已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并成为各国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但这一途径在我国的运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许多问题或障碍。我们要在不断探索和总结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其它国家的成功经验，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保险模式。因此，我国保险公司科学合理的设计绿色保险产品，对我国建立绿色保险制度，并大力推行这项业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真正构建起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绿色保险制度，才能极大的提高环境损害赔偿纠纷解决的效率、促进环境、经济、社会、人类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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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金融；互动的基础；机理分析；障碍；建议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5-0204-03
一、绿色金融的理论和实践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逐步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环境保护和治理需要政府、社会、企业、个人的集体行动。金融业以其产品的灵活性、赢利性和风险的分担机制、风险的补偿机制，而具有通过杠杆和利益传导机制影响产业布局的独特功能。金融业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作用，决定其在环境保护和治理中将扮演非同寻常且责无旁贷的重要角色。面对复杂的经济和金融形势，我国金融业如何推进绿色金融模式和绿色金融业态的形成和发展，支持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是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重要问题。
所谓“绿色金融”就是指金融系统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导向，以信贷、保险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为手段，以促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环境质量为目的，从而作出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绿色信贷，是指银行业将资金和贷款机制引导到促进环保事业的机构和企业，同时对破坏环境、污染环境的企业和机构进行信贷控制，从而实现资金“绿色配置”的一种经营策略。
绿色保险，又称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指与环境污染责任相关的保险制度。绿色保险是对被保险人因发生意外的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对象的一种责任保险。
绿色证券，是指以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和环保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通过调控社会募集资金投向，遏制“双高”企业过度扩张，防范资本风险，并促进上市公司持续改进环境表现。
绿色风险投资，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着较大市场风险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高新技术开发领域，以期成功后取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
从内涵来看，绿色金融是基于金融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金融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如何使用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来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引导企业注重绿色生产，引导消费者注重绿色消费，促进绿色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绿色金融的积极作用已被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根据相关方面的资料查找，绿色金融的相关实践肇始于1976年的美国《资源保全与恢复法》。该法规要求业者就日后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和关闭估算费用等进行投保；在有关危险废物贮存、处理、处置的法规中，强制要求管理者应为在该设施的运行期间内、因危险废物的管理和操作所造成的对他人人身或者财产的损害购买保险。该法规还要求土地填埋设施的管理者、地面贮存和土地处理单位的管理者，为非突发或非事故性事件（如渗漏和对地下水的渐进性污染）购买保险。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超级基金法案》出台。该法案要求企业必须对其引起的环境污染负责，为此，美国银行业改变了传统的贷款程序以避免潜在的环境债务，制定了环境评估政策，在考虑项目的环境影响以后才做出决策。
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组织的金融自律组织（UNEP FI）正式推出《银行界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声明》。该声明得到非常积极的支持，100多个机构和团体在声明上签字。这一行动于1995年扩展到保险和再保险机构，并推出联合国环境署《保险业环境举措》，并定期召开会议，从实践和理论方面探讨适应环境保护的金融业发展战略。
印度于1992年制定了专门的环境保险法规《公共责任保险法》，要求“危险物质”的经营者都必须购买保险。为了明确环境责任保险的适用范围，印度环境部于1992年公布《适用公共责任保险法的化学物质名录和数量限值》，具体列举了5大类共182种“危险物质”的种类和各自的数量限值。
2002年1月俄罗斯公布了新的《环境保护法》，指出环境保护领域的经济调整方式包括“扶持旨在保护环境的产业、创新和其他活动（包括生态保险）”。
2003年，7个国家的10家主要银行宣布实行“赤道原则”，即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建立的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一个金融行业基准，以增加银行业的社会责任，改善环境与社会问题。
2004年1月，欧盟环境责任指令（Directive 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对欧盟环境民事责任制度进行了正式立法，也成为绿色金融制度正式引入欧盟的一个伏笔。
随后，英国、德国、法国、芬兰等国家进行了多种尝试和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
2007年12月，我国银监会、原环保总局和人民银行联合颁布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要求严格限制“两高企业的贷款”，并根据环保部门的通报，严格贷款审批、发放和监督管理。同时，强调了各商业银行要支持环保工作，控制对污染企业的信贷。
2008年2月，我国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推出两项新的环境经济政策――绿色保险、绿色证券，并推出绿色信贷指导目录，掀起了一场旨在保护环境的“绿色风暴”。
从国内外的实践看，绿色金融的实践取得了一定范围内的阶段性和局部性成果。但实事求是地看，作为环境经济政策一部分的绿色金融，在目前仍然处于探索和开发阶段，尚未得到金融业、生产企业和大众普遍认知的情况，大面积地推进还面临着不少制度性和技术性难题。
二、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互动的基础
一方面是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是我国仍然处于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污染隐患多，渐发、突发和意外的污染事故频率高的现实。因此，银行系统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及环境污染的治理，在投融资的决策过程中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的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融合进银行的日常业务中，成为银行系统实现管理模式、业务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另外，不断增长的公众环境意识导致了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使得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理变得非常昂贵，制造污染事故的企业往往需要面临高额赔偿。结果是，企业不仅非常重视采取改善生产流程等措施降低环境事故发生的概率，并且产生了通过购买保险来防范不可预见的污染责任风险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业与保险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已成为开辟新市场、提高利润率、实现银保双赢的重要途径。
绿色保险是一项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应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绿色保险制度。保险人基于自身风险控制，必然会积极参与风险与隐患排查。同时，保险以费率与安全环保管理水平挂钩的杠杆机制，能够强化责任主体的内在压力，鼓励参保企业降低污染排放数量和程度。而一旦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保险参与环境污染治理，既可以为污染受害者提供经济补偿，减少政府负担，也可转移和分散参保企业经营风险，在突发环境事故后提供污染治理的经济援助。
绿色信贷是指利用信贷手段促进节能减排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安排及实践。其主要内容包括：利用贷款种类、期限及额度等政策和手段支持环保和节能项目或企业；对违反环保和节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项目或企业采取停贷、缓贷、甚至收回贷款等信贷处罚措施；贷款人运用信贷手段，引导和督促借款人防范环境风险，履行社会责任，并以此降低信贷风险。它是国家通过规制性政策和监管性措施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企业自愿承担和履行社会环境责任的措施之一。
绿色信贷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资金问题。绿色信贷能够为低污染、低能耗的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既可以为研发提供间接的资金支持，也可以直接应用于被污染环境的治理，以此达到减少经济发展对环境破坏的目的；绿色保险的主要目的在于弥补企业由于环境损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对企业均具有通过环境风险管理获得收益的共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企业，绿色信贷与绿色保险协同互动，既能够规划美好未来，又能够了却后顾之忧。
由于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对企业均具有通过环境风险管理获得收益的共性特征，而且绿色信贷与绿色保险在服务对象、服务目的、标的风险等方面具有相同点，这就使得他们在项目产品的设计上有许多合作的基础。一方面，银行系统根据项目的风险程度和潜在影响对贷款项目的分类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保险公司所担忧的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另一方面，保险机构风险管理日趋专业化的发展，也会降低环境风险的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使得银行系统的资金投放较为安全。两者在业务经营上相互弥补、互相合作，可以将各自的交易成本尽量降到最小。从理论上讲，在这样一个良性循环中，银行、保险和企业都能够得到各自的利益，形成“三赢”的局面，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三、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互动的机理分析
（一）绿色保险促进绿色信贷的机理分析
1.绿色保险是保障绿色信贷安全的一道重要阀门。无论企业所采用的工艺风险程度高低、发生环境事故的概率大小，投保绿色保险的企业都比未投保的企业多了一道保障。而有没有这道保障，往往就决定了这个企业是否还能在发生事故后继续生存或者正常生产，也就决定了流入企业的信贷资金是否还有回收的可能。因此，基于保证信贷资金安全的目的，银行机构在授信时，应将企业是否投保绿色保险作为实施差别信贷政策的重要依据。
2.绿色保险对绿色信贷的发展起到“保驾护航”作用。新能源清洁技术开发是绿色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具有巨额且长期投资的特点，具有很强的风险不确定性，这样就弱化了其获得金融支持的能力。而绿色保险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坚强后盾。绿色保险使企业遇到损失时，能得到一定的补偿，刺激了企业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欲望，培育环保新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
3.绿色保险为绿色信贷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绿色保险可通过对企业各个环节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为绿色信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通过保单对涉污企业的防污义务进行明确要求，强化其守法意识。通过强有力的信息识别机制，过滤“两高一资”项目，规避企业违约风险，保全资产组合价值，提高金融资产的优化程度。
（二）绿色信贷促进绿色保险的机理分析
1.银行机构网点多，为绿色保险发展提供网络支持。保险机构可以利用银行机构分支网点多和金融人才的优势，向企业宣传绿色保险的意义，甚至与其合作绿色保险业务；另外通过银行机构反馈并掌握一些保险方面的相关信息，创新绿色保险产品，挖掘绿色保险市场，提供信息保障。
2.发挥信贷融资作用，为绿色保险发展提供良好环境。绿色信贷最简单、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就是银行信用贷款，绿色信贷要发挥筹融资主渠道的作用，积极为绿色保险发展作贡献。通过提高对低污染、低能耗企业的信贷支持，并同时减少对两高企业的信贷支持，引导资金形成资金洼地，推动资金流向污染少、资源利用率高度的行业，进一步为绿色保险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环境。
3.促进环保技术创新，间接支持绿色保险。绿色信贷投放是基于生态环境风险的考虑，在一票否决和节能减排硬约束的形势下，很多两高一资型企业在进行生产决策时，为了获得银行支持，就不得不考虑到生产过程中潜在的环境风险，对环保新技术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促使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从而达到间接支持绿色保险的目的。
四、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互动存在的障碍
虽然在理论上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风险之间通过一种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建立起一种协同互动的关系具有可行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宏观政策因素、银保系统因素和技术性因素等方面的障碍。主要表现在：
一是银行、保险分业经营和监管的模式势必制约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互动的稳定性。我国的金融体系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发展模式，银行、保险和证券有着各自独立的监管机构和独立的监管法律体系。经营商业银行则不能同时经营保险，经营保险也就不能涉足经营银行业务。这就制约了我国银行保险业务向着更高模式发展，而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长远发展战略考虑，金融的混业经营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金融的混业经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和客观要求，是把绿色金融落实到实处的基本条件。虽然政府介入是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政府介入也存在弊端。政府的行为可能不稳定，制定的政策也会“朝令夕改”，而且还有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风险，这样会使绿色金融的发展难以稳定，影响绿色信贷的资金安全性和绿色保险的经营稳定性。
二是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在金融市场方面的合作没有很好地衔接，产品设计和供应不匹配。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在服务对象、服务目的、标的风险等方面具有相同点，这就使得他们在项目产品的设计上有许多合作的基础。但在目前的金融市场中，银行机构和保险机构仍是各自为政，保险产品与信贷产品设计和供应上存在不匹配现状，使保险难以发挥其为信贷提供有效地风险保障的作用，这是制约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没有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目前在金融市场中，保险与银行的网络信息系统相互独立，银行不愿与保险公司分享高端客户，而保险公司也不愿意与银行分享风险信息优势，双方没有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以实现彼此间的“互动”发展。银行系统在现有的客户经济档案中没有收集客户的保险记录，也没有将申请贷款户是否参保作为审核发放贷款的重要参考因素。保险公司没有根据信贷产品设计保险品种，提高保险服务质量，发挥保险对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的积极作用。
五、促进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良性互动的相关建议
1.完善绿色金融的监管和执法体系，明确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履行环保的职责。首先，把绿色金融列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一是以生态文明和持续发展为宏观发展目标；二是把环境政策标准作为金融业的基本原则，发挥金融业的引导、支持和控制作用。其次，尽快出台法规政策，明确建立监管协调机制，跟进协调监管，防止出现监督空白。良好的金融法制环境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基本条件，要从法律的高度去规范、引导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维护绿色金融主体的产权，有效遏制骗贷、骗保行为，防止监管出现缺陷、漏洞和积聚金融风险。
2.开发不同的融资保险品种，拓展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互动的空间。保险机构可以设计保单质押贷款保险、抵押贷款保险等产品。农村生产经营者和农村信贷机构在签订贷款合同的同时由一方购买融资保险，将部分风险转移；保险机构承诺在借款方无力偿还贷款时，赔偿信贷机构的部分损失，并取得代位追偿权；当借款方有偿还能力之后，保险机构追回贷款，扣除支付的保险赔偿，并将余下款项归还给信贷机构。信贷机构可以将农户或农村经济组织的某些寿险保单、林权证或仓单作为质押物，或将农机器具及大型农业机械设备作为抵押物向农村银行类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根据风险与收益匹配的原则在信贷机构和保险机构之间进行保险费率的厘定，既要尽量不增加农村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又要能够维持保险机构的正常运作。
3.选择污染少、资源利用率高的企业作为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互动的新切入点。污染少、资源利用率高的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和对称性大大提高，有效降低了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中的“道德风险”。对于产业化经营主体来说，一般都积累了相当的资本，他们把保险的保费指出当作正常的生产成本支付。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对产品加工企业、产品流通企业提供保险，为其生产经营提供抵御风险保障。信贷机构可以向这些经济组织提供贷款。保险机构和信贷机构通过联合服务于具有较强实力的经济实体，既便于服务和管理、有利于控制风险，又能够获取集约化经营效益。
参考文献：
[1] 斯科特・卡兰，詹尼特・托马斯.环境经济学与环境管理：理论、政策和应用[M].李建民，姚从容，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 弗兰克・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M].吴爱明，李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循环经济； 绿色保险；体系；构建。
一、引 言。
20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最发达的时代，但也是地球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学术界、各国政府和组织开始认真反思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产生的矛盾， 积极寻求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和模式， 即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能切实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发展的可持续能力， 避免对后续发展构成威胁。在此背景下，循环经济理念应运而生。循环经济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一种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它要求按照生态规律组织整个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开放模式，转化为“资源——生产——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多种手段、多种知识、理论与方法的结合。保险手段作为重要的经济手段之一，在环境领域的应用空间十分巨大，它与环境科学直接结合的产物就是绿色保险。绿色保险又称环境责任保险，其在各个国家名称有所不同。如英国称之为环境责任损害保险和属地清除责任保险；在美国，环境责任损害保险又称为污染法律责任保险。
尽管各国定义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定义均表明，绿色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因玷污或污染水、土地、空气和海洋等环境资源，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绿色保险的意义在于：一是可以分散风险、避免企业因巨额赔偿而破产，提高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二是可以使得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使他们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取得合理的赔偿；三是绿色保险制度的确立能够促进环保监督机制，并把企业自身的环保意识纳入市场化轨道，从而有效控制环境污染。绿色保险因操作成本低、赔偿效率比较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受到许多国家政策制订者的青睐。
二、国内外绿色保险研究及发展现状。
（一）国外绿色保险研究及发展现状。
绿色保险制度在西方国家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瑞典、芬兰、英国、法国、意大利等都先后开展了绿色保险的业务实践与立法建设，并积累了不少的经验，绿色保险的内容也已涉及清洁空气权、安居权、清洁水权等环境权的各项权能。美国的绿色保险业务的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最早为国际保险业所承认的污染责任承担形式是美国的环境改造保险单，它所列的保险金额巨大，基本责任包括了人身伤害或死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损失及清理费用等。1988年，美国成立了专门的保险集团——环境保护保险公司。1989年，美国保险服务业在其综合普通责任保险单中加贴“有限污染责任扩展批单”，将污染责任扩展到被保险人的工作场所或操作过程之中。意大利在1990年以后因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由76家保险公司组成联合承保集团，承保因环境污染而引起的损害责任保险，其业务量在短期内就达到了整个责任保险业务总量的90%以上。此外，英国开办的核污染责任保险（1965年）和声震保险（1970年）也颇具影响力。目前，绿色保险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跨国立法趋势，如《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7条规定：载运2000吨以上散装货油的船舶所有人，必须进行保险或取得其他财务保证，以便承担其对油污损害应负的责任。《核能领域第三者责任公约》第10条规定：核设施的经营者应当按照主管机关规定的数额和类型，建立并保持保险或者其他财务保证，以便承担相关责任。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绿色保险制度和业务已经进入较成熟阶段，成为各国通过社会化途径和市场手段解决环境损害赔偿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它的建立与发展对于推动各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将发挥重要作用（李华友、冯东方，2008）。
（二）我国绿色保险研究及发展现状。
我国虽然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绿色保险，但主要集中在核事故责任及海洋环境责任领域。在核事故责任保险领域，80年代我国建设大亚湾核电站时，保险公司即开始依据国务院1986年3月《关于处理第三方核责任问题的批复》承保核事故责任险。在海洋绿色保险领域，我国于1980年加入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促成了我国海洋油污责任保险的建立，并通过立法对海洋石油勘探与开发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作业者，实行了强制责任保险。除此之外，我国其他领域的绿色保险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保险公司和环保部门联合在大连、沈阳、长春和吉林等地开展的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为此，2006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采取市场运作、政策引导、政府推动、立法强制等方式，发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2007年4月10日至13日，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保监会组成联合调查组，赴吉林、浙江就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调研，并于6月5日公布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调研报告》。可以认为，该调研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相关各方对绿色保险的态度：既肯定支持又出言谨慎。2008年2月，国家环境保部总局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两部门于2008年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易发生污染事故的石油化工企业和危险废物处置企业，特别是近年来发生重大污染事故的企业和行业开展了试点工作（蒋旭成、梁才，2008）。这一全新制度安排，是中国继绿色信贷推出之后的第二项环境经济政策，标志着中国已经正式启动绿色保险。
三、绿色保险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作用。
（一）增强了环境污染治理和监管的力量。
环境保护并不单纯是政府和环保部门的事情，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绿色保险的开展将能从客观上扩大环境污染治理的参与主体，加强对环境侵权人的监督，为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企业来说，保险公司与其签订绿色保险合同是附有条件的，保险合同会对投保人的防治污染设施和污染防治义务等做出明确要求，同时在对排污企业进行承保前，保险公司会对企业的资质、技术能力、业绩、风险状况等基本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确定排污企业的污染危险等级，并以此为依据做出保险费率的决定，即污染程度越高的企业缴费率越高，从而促使企业采取措施，降低环境污染带来的成本。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有加强防污工作的动力，如果保险公司在对投保人进行检查时发现有环境污染的隐患，可以向投保人提出消除隐患的合理建议，投保人应当及时采取相应的消除措施，否则由此引起的保险事故而造成的损失，保险机构不负赔偿责任。国际经验证明，一个成熟的绿色保险制度能在更大范围内调动市场力量，加强环境监管。
（二）减轻了企业经营负担和政府治理压力。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单个污染企业一般难以承担事故造成的全部损失。从企业角度来看，若投保相关的环境责任险种，就可以用少量确定性的保费支出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赔款等费用的支出，即在发生因环境污染造成第三方损失的保险责任事故时，企业可以将自己的损失赔偿转移给保险公司，从而保证企业生产经营的持续进行。与此同时，保险人为了降低赔付率，会督促投保人遵守环保政策法规，做好防灾防损工作，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减少污染事故的发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绿色保险还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和管理负担，这是因为绿色保险能够促使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在环境突发事件中发挥作用，由他们共同处理环境突发事件，能够在事件发生以前就做好评估和分级工作，在事件发生后，能够有序地进行现场勘查、预测评估等工作，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将有助于减轻政府在担当最后责任人时的负担，使政府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环境保护中。
（三）有效地维护了公众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稳定。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国群众环保意识正逐步提高，而环境污染纠纷的解决却更加复杂，同时治污的手段远远跟不上污染速度，因此，由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矛盾有进一步加剧之势。来自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以来，我国每年发生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件不断增加，因环境污染所引发的群众投诉多年居高不下，其中，群众信访事件更是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递增，环境污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因此，现实迫切要求建立有效的绿色保险制度，通过在责任保险中拓展新业务，增设各类环境保险险种，由保险人承担被保险人的经济赔偿责任，这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由环境纠纷引发的交易成本，及时对受害人进行赔付，而且还能有效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对经济社会的长治久安产生积极影响。
（四）充分地体现了循环经济中所蕴含的生态价值理念。
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是生态经济，所强调的是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多种组成要素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量，达到生态经济的最优目标。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物种，具有自然性和超自然性双重属性，自然性要求人类与其它物种保持一种平衡协调的关系，遵守自然界内在的平衡规律，而超自然性则要求人类在自我意识的指导下，通过社会实践达到自然性与超自然性之间的平衡，也就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这种自然性和超自然性决定了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必须维护“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实现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谋求生存发展方面的权力均等，绿色保险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可以帮助人类达到这一目标。绿色保险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当承担的环境赔偿或治理责任为保险标的，通过责任社会化的方式对生态权益受到的损害给予补偿，从而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绿色保险不仅能够及时有效地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而且更加注重对环境损害的防治，有利于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经济的健康发展（石莉姝，2008）。
四、现阶段我国绿色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保险经营技术不够成熟。
绿色保险涉及行业广泛、技术复杂，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业务营销、核保理赔、风险控制等方面聚集很大的经营风险。从产品的开发和费率确定来看，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和费率确定时，需要以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为基础。而我国绿色保险开办时间短、历史资料非常少， 因此只能借鉴国外的统计数据或者凭经验开发，这不仅给保险精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而且设计的产品与企业的避险需要也有偏差，难以满足其有效的需求；从业务营销的角度来看，绿色保险涉及法律、法规的内容比较多，条款的制定有其特殊性，而销售人员往往不具备相应的条款知识，在营销中夸大其词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严重地影响了保险营销的质量和效率，对绿色保险展业非常不利；此外，在核保理赔方面，理赔人员由于缺少相应的理赔标准，赔付尺度很难把握，相应的工作也难以顺利进行。种种迹象表明，由于我国保险业对于环境责任风险的研究滞后，数据积累缺乏，相关风险统计模型尚未建立，风险识别能力较弱，使得保险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存在不少隐患，无法有效控制风险。
（二）保险人的经营成本过高。
我国保险业在经营绿色保险业务中面临许多困难，这无疑会推高保险人在经营中的成本。主要表现为：一是风险识别和量化的技术难度大，每一个企业的生产地点、生产流程各不相同，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可能性和污染程度都不一样；而且环境污染事故对人和自然造成的危害通常具有潜伏性和累积性，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有专门通晓环保技术和知识的业务人员对不同标的进行实地勘察和评估。二是较之一般的责任险，环境污染责任险面临的风险更为特殊。因为随着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绿色保险中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等法律风险也相对增加，索赔金额大大超出了承保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这就需要再保险，而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三是环境污染致害的因素众多，赔付时进行责任认定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远高于其他险种，而这些额外费用支出依照保险法的规定应由保险公司承担（张雪梅、李鸿渐、韩光，2009）。由此可见，这些问题不仅加大了保险人的经营风险，而且也造成了经营成本过高，这对绿色保险业务的扩展非常不利。
（三）配套法律支持的缺失。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虽部分体现了绿色保险的相关规定，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一直缺乏针对绿色保险的系统规定。可以援引的条款散见于《民法通则》（1986）、《环境保护法》（1989）、《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水污染防治法》（1996）、《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83）等相关法律法规中（陶卫东，2009）。而这些法律法规对于过错责任只有原则框架，而关于归责原则、赔偿标准等内容及条款的解释不够系统和明确。从侵权法来看，欧美国家之所以绿色保险发达，是因为它们具有《产品责任法》、《资源保护和赔偿法》等完备的侵权责任法律体系。我国由于法律的缺失，造成对于具有侵权性质的行为无法实现法律的硬约束，因此，我国每年各级法院受理的环境侵权案件屈指可数，其中胜诉的更是少之又少，协调和执行也有一定的困难。
另外，国家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不够，如环境权、隐私权、知情权等，这都不利于国民风险意识的增强，使得绿色保险的需求受到影响。
（四）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
建立绿色保险，主要是通过众多企业的参保来化解少数企业的高额赔偿负担。但是，目前我国企业参保比例很少，绿色保险就很难形成规模，难以实现环境风险的分散和损失的分担。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现行的环保法律法规不健全，尤其是缺少污染赔偿方面的法律规定，再加上执法不严，很难对排污者形成足够的压力，使许多排污企业产生了侥幸心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考虑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一些排污企业虽然污染环境并造成了损失，却很少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据权威部门估算，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都会造成巨额的直接经济损失，而赔偿数额却很少，绝大部分经济损失并没有由排污企业来承担，最后都是由国家和社会来承担。因此，排污企业也就不会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和动力去投保绿色保险（汤伟，2009）。环保总局《关于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调研报告》也表明一些国有大中型化工企业对于国内绿色保险能否有效地分散环境污染风险还存在着疑问，一些企业对于绿色保险的具体操作过程还不太清楚，这些都影响了企业的投保热情。
（五）政府的政策支持不够。
绿色保险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它的开展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扶持。但长久以来我国政府对责任保险发展的态度一直没有明确，既没有对保险机构资金上的支持也没有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目前保险行业整体税务负担过重，营业税率高于交通、建筑、通讯等行业，保险业虽与银行业同样执行5%的税率，但是银行业的税收基础为利息收入，保险业则为保费收入，从保险经营原理看，保费收入的大部分是以赔款形式返还给投保人，这种按保费收入的5%收取营业税的做法，影响了保险公司自我积累能力，给我国保险业及绿色保险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障碍。而一些保险业发达的国家通常向保险公司收取很低的营业税，如日本、新加坡等国，每张保单仅仅收取1美元的营业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保险业的快速发展（王颖、何宏飞，2008）。所以离开政府的有力支持而仅仅依靠少数保险机构的力量，是很难使绿色保险在保险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并长久发展下去的。相比这些保险业发达国家，我国政府对绿色保险的政策支持无疑存在很大差距。
五、以循环经济为导向，积极构建绿色保险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色保险凭借其在转嫁环境风险，实现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理顺循环经济发展系统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作用，成为了发展循环经济必不可少的风险管理手段。因此，各有关部门应深入研究保险业与循环经济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全面构建绿色保险体系。
（一）建立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确定绿色保险的法律地位。
绿色保险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取决于一国相关制度的安排，必须与法律、政府政策有机结合。
在我国，绿色保险是新险种，扩大法定保险的问题必然涉及立法，需要不断完善我国的环境法体系，加强保险市场的市场规则立法，完善环境纠纷解决途径，为保险业的有序竞争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法律的引导，鼓励市场主体积极地进入绿色保险运动中去。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完善：一是将绿色保险制度写入法律。在《环境保护法》和《保险法》中明确规定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绿色保险制度，并在各单行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做出配套规定。二是加强执法监督，严格执法。特别是要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监查处罚工作，秉公执法，把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真正落到实处。三是对环境侵权受害人的保护方面，可以在我国用法律来规定公众参与环保的程序，调动起全民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同时在其不断发展完善的基础上，建立起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四是在健全环保法律法规体系的过程中，需充分考虑环境污染侵害的潜伏性和累积性，对绿色保险规定相对较长的索赔时效。
（二）区别对待，建立多层次绿色保险模式。
基于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可以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和任意责任保险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对不同的行业和企业规模实行“区别对待”，建立多层次的绿色保险模式。具体如下：一是对产生环境污染和危害最严重的行业中那些规模不大的企业，如石油、化工、印染、采矿、造纸、火力发电、核燃料生产、有毒危险废气物的处理等行业，可以实行纯强制责任保险。而国家对这一领域的支持亦是执行它的社会调控职能。二是对于污染严重、规模较大的企业，适用强制责任保险为主、任意责任保险为辅的模式。这些企业的技术和设备比较先进，具备一定的安全系数，资金又比较雄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己独立承担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并不对测出的最高限额承保，而只是承保其中一定比例数额，剩下的比例由企业自己决定是否投保。三是对一些污染较轻、危险程度不高的行业，建议采取任意责任保险的模式，由企业自行决定是否投保。这类企业一般不会造成太大的污染事故，即使发生了污染事故，考虑到程度较轻，企业也可以自己负担。对这类企业的承保机构，建议由普通的商业财产保险公司来承保。
（三）树立绿色保险理念，积极培育公众绿色保险意识。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文化是无形的约束，确立绿色保险理念，将直接影响到保险从业人员日常的工作态度，并形成习惯，久而久之凝聚为绿色保险文化。成功树立绿色保险理念的关键是保险机构能够自发地在业务经营中注重社会、环境价值。因此，保险业应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绿色保险理念的教育，使其准确把握保险业、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并没有对绿色保险进行专门的立法，相关的条款也大多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这就要求保险业要认真做好从业人员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工作，使他们尽快地掌握条款的内容，较为全面地认识绿色保险。此外，作为绿色保险产品的经营者，保险业应该与政府部门一起通过各种传媒渠道，面向社会公众和企业加强绿色保险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与企业的绿色保险意识，增强投保人的投保意愿，使投保人更加注重长期保障，主动参加绿色保险，向社会承担责任。同时，通过风险转嫁，使自身面临的环境责任风险降到最低，这也促使了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为绿色保险业务的开展提供广泛的市场资源。
（四）注重绿色保险营销，提高经营效益。
保险企业在营销活动中要注重谋求保险消费者利益、保险企业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协调，既要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实现企业利润目标，也要充分注意自然生态平衡。这可以通过制定具体的绿色营销组合策略来实现。一是积极创新绿色保险产品来改变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局面。根据我国环境侵权的现状分析，现阶段至少可以开办以下一些环境侵权责任保险险种：核事故风险责任险、海洋环境责任险、水污染责任险、声震污染险、辐射责任险、大气污染责任险及上述风险所产生的施救费用。此外，与绿色经济关系密切的农业、林业保险，也存在很大的产品创新空间。二是正确科学地厘定绿色保险费率，保险企业通过其定价机制，引导企业确立环境与生态有价的基本观点。一方面要通过价格倾斜、费率杠杆对那些低能耗、无污染的产品责任险给予优惠；另一方面，对能耗大、污染严重的企业，通过提高产品责任险的费率等惩罚性措施，提高其经营成本，从而抵制破坏环境的行为；三是积极搭建绿色保险的健康销售渠道，规范保险中介机构的销售行为，维护保险市场秩序的正常化。
（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提供有利支撑。
绿色保险作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环境经济手段之一，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和公益性。绿色保险不同于一般的保险，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赔偿责任问题复杂，保险公司经营此类保险的风险远远大于其他的商业风险，这就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比如税收支持、费用补贴、注入保险基金或设立专项基金等，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环保力量，使环境责任风险社会化。此外，法律缺位是我国绿色保险不能有效推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是一个大动作，需要有个过程，同时各地和各行业的发展也不均衡，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的方式作为过渡，即由各省政府、相关部委根据各地、各行业的实际情况，颁布规章，作为绿色保险强制实施的法律依据。应该说，在构建绿色保险体系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把绿色保险制度与企业经营和排污的环境影响评价及许可证制度挂钩，加强对环境事务的系统性管理，以为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提供强有力支撑。
（六）建立再保险制度，确保稳健经营。
在绿色保险的实践中，再保险制度已经被利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法国组织的再保险联盟，再保险联盟在分散危险、减轻责任以扩大承保能力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确保了环境保险业的稳健经营。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再保险通过“分保”，保证了原保险人的经营能力。再保险将原本由原保险人承担的保险危险在众多的保险人之间再行分散，保证了原保险人的财务状况，避免因危险过度集中而影响保险人的经营。另一方面，再保险为扩大保险人的承保能力提供了条件。再保险通过分散保险人所承担的危险，使得受偿付能力限制的原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有所减轻，并因此能承保更多业务，其承保能力事实上获得了提高。在我国绿色保险的发展初期，实行再保险制度能够为保险公司承保环境责任风险提供有力支持，从而保证了承保机构的积极参与（尹璇，2009）。与此同时，保险公司承保能力的提升，亦会对投保者的投保信心产生积极影响，从而调动环境保险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蒋旭成，梁才。 2008. “绿色保险”的国际经验与借鉴[j].广西金融研究 （8）。
李华友，冯东方。 2008. “绿色保险”的国际经验及发展趋势[j].环境经济 （ 9）。
石莉姝。2008.循环经济背景下的环境责任保险[j].中国保险（11）。
汤伟。 2009.论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d].大连海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陶卫东。 2009.论中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d].中国海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王颖，何宏飞。2008.我国环境污染与环境责任保险制度[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2）。
关键词：循环经济； 绿色保险；体系；构建。
一、引 言。
20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最发达的时代，但也是地球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学术界、各国政府和组织开始认真反思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产生的矛盾， 积极寻求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和模式， 即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能切实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发展的可持续能力， 避免对后续发展构成威胁。在此背景下，循环经济理念应运而生。循环经济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一种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它要求按照生态规律组织整个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开放模式，转化为“资源——生产——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多种手段、多种知识、理论与方法的结合。保险手段作为重要的经济手段之一，在环境领域的应用空间十分巨大，它与环境科学直接结合的产物就是绿色保险。绿色保险又称环境责任保险，其在各个国家名称有所不同。如英国称之为环境责任损害保险和属地清除责任保险；在美国，环境责任损害保险又称为污染法律责任保险。
尽管各国定义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定义均表明，绿色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因玷污或污染水、土地、空气和海洋等环境资源，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绿色保险的意义在于：一是可以分散风险、避免企业因巨额赔偿而破产，提高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二是可以使得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使他们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取得合理的赔偿；三是绿色保险制度的确立能够促进环保监督机制，并把企业自身的环保意识纳入市场化轨道，从而有效控制环境污染。绿色保险因操作成本低、赔偿效率比较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受到许多国家政策制订者的青睐。
二、国内外绿色保险研究及发展现状。
（一）国外绿色保险研究及发展现状。
绿色保险制度在西方国家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瑞典、芬兰、英国、法国、意大利等都先后开展了绿色保险的业务实践与立法建设，并积累了不少的经验，绿色保险的内容也已涉及清洁空气权、安居权、清洁水权等环境权的各项权能。美国的绿色保险业务的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最早为国际保险业所承认的污染责任承担形式是美国的环境改造保险单，它所列的保险金额巨大，基本责任包括了人身伤害或死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损失及清理费用等。1988年，美国成立了专门的保险集团——环境保护保险公司。1989年，美国保险服务业在其综合普通责任保险单中加贴“有限污染责任扩展批单”，将污染责任扩展到被保险人的工作场所或操作过程之中。意大利在1990年以后因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由76家保险公司组成联合承保集团，承保因环境污染而引起的损害责任保险，其业务量在短期内就达到了整个责任保险业务总量的90%以上。此外，英国开办的核污染责任保险（1965年）和声震保险（1970年）也颇具影响力。目前，绿色保险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跨国立法趋势，如《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7条规定：载运2000吨以上散装货油的船舶所有人，必须进行保险或取得其他财务保证，以便承担其对油污损害应负的责任。《核能领域第三者责任公约》第10条规定：核设施的经营者应当按照主管机关规定的数额和类型，建立并保持保险或者其他财务保证，以便承担相关责任。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绿色保险制度和业务已经进入较成熟阶段，成为各国通过社会化途径和市场手段解决环境损害赔偿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它的建立与发展对于推动各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将发挥重要作用（李华友、冯东方，2008）。
（二）我国绿色保险研究及发展现状。
我国虽然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绿色保险，但主要集中在核事故责任及海洋环境责任领域。在核事故责任保险领域，80年代我国建设大亚湾核电站时，保险公司即开始依据国务院1986年3月《关于处理第三方核责任问题的批复》承保核事故责任险。在海洋绿色保险领域，我国于1980年加入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促成了我国海洋油污责任保险的建立，并通过立法对海洋石油勘探与开发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作业者，实行了强制责任保险。除此之外，我国其他领域的绿色保险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保险公司和环保部门联合在大连、沈阳、长春和吉林等地开展的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为此，2006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采取市场运作、政策引导、政府推动、立法强制等方式，发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2007年4月10日至13日，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保监会组成联合调查组，赴吉林、浙江就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调研，并于6月5日公布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调研报告》。可以认为，该调研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相关各方对绿色保险的态度：既肯定支持又出言谨慎。2008年2月，国家环境保部总局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两部门于2008年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易发生污染事故的石油化工企业和危险废物处置企业，特别是近年来发生重大污染事故的企业和行业开展了试点工作（蒋旭成、梁才，2008）。这一全新制度安排，是中国继绿色信贷推出之后的第二项环境经济政策，标志着中国已经正式启动绿色保险。
三、绿色保险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作用。
（一）增强了环境污染治理和监管的力量。
环境保护并不单纯是政府和环保部门的事情，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绿色保险的开展将能从客观上扩大环境污染治理的参与主体，加强对环境侵权人的监督，为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企业来说，保险公司与其签订绿色保险合同是附有条件的，保险合同会对投保人的防治污染设施和污染防治义务等做出明确要求，同时在对排污企业进行承保前，保险公司会对企业的资质、技术能力、业绩、风险状况等基本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确定排污企业的污染危险等级，并以此为依据做出保险费率的决定，即污染程度越高的企业缴费率越高，从而促使企业采取措施，降低环境污染带来的成本。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有加强防污工作的动力，如果保险公司在对投保人进行检查时发现有环境污染的隐患，可以向投保人提出消除隐患的合理建议，投保人应当及时采取相应的消除措施，否则由此引起的保险事故而造成的损失，保险机构不负赔偿责任。国际经验证明，一个成熟的绿色保险制度能在更大范围内调动市场力量，加强环境监管。
（二）减轻了企业经营负担和政府治理压力。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单个污染企业一般难以承担事故造成的全部损失。从企业角度来看，若投保相关的环境责任险种，就可以用少量确定性的保费支出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赔款等费用的支出，即在发生因环境污染造成第三方损失的保险责任事故时，企业可以将自己的损失赔偿转移给保险公司，从而保证企业生产经营的持续进行。与此同时，保险人为了降低赔付率，会督促投保人遵守环保政策法规，做好防灾防损工作，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减少污染事故的发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绿色保险还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和管理负担，这是因为绿色保险能够促使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在环境突发事件中发挥作用，由他们共同处理环境突发事件，能够在事件发生以前就做好评估和分级工作，在事件发生后，能够有序地进行现场勘查、预测评估等工作，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将有助于减轻政府在担当最后责任人时的负担，使政府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环境保护中。
（三）有效地维护了公众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稳定。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国群众环保意识正逐步提高，而环境污染纠纷的解决却更加复杂，同时治污的手段远远跟不上污染速度，因此，由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矛盾有进一步加剧之势。来自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以来，我国每年发生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件不断增加，因环境污染所引发的群众投诉多年居高不下，其中，群众信访事件更是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递增，环境污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因此，现实迫切要求建立有效的绿色保险制度，通过在责任保险中拓展新业务，增设各类环境保险险种，由保险人承担被保险人的经济赔偿责任，这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由环境纠纷引发的交易成本，及时对受害人进行赔付，而且还能有效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对经济社会的长治久安产生积极影响。
（四）充分地体现了循环经济中所蕴含的生态价值理念。
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是生态经济，所强调的是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多种组成要素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量，达到生态经济的最优目标。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物种，具有自然性和超自然性双重属性，自然性要求人类与其它物种保持一种平衡协调的关系，遵守自然界内在的平衡规律，而超自然性则要求人类在自我意识的指导下，通过社会实践达到自然性与超自然性之间的平衡，也就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这种自然性和超自然性决定了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必须维护“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实现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谋求生存发展方面的权力均等，绿色保险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可以帮助人类达到这一目标。绿色保险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当承担的环境赔偿或治理责任为保险标的，通过责任社会化的方式对生态权益受到的损害给予补偿，从而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绿色保险不仅能够及时有效地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而且更加注重对环境损害的防治，有利于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经济的健康发展（石莉姝，2008）。
四、现阶段我国绿色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保险经营技术不够成熟。
绿色保险涉及行业广泛、技术复杂，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业务营销、核保理赔、风险控制等方面聚集很大的经营风险。从产品的开发和费率确定来看，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和费率确定时，需要以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为基础。而我国绿色保险开办时间短、历史资料非常少， 因此只能借鉴国外的统计数据或者凭经验开发，这不仅给保险精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而且设计的产品与企业的避险需要也有偏差，难以满足其有效的需求；从业务营销的角度来看，绿色保险涉及法律、法规的内容比较多，条款的制定有其特殊性，而销售人员往往不具备相应的条款知识，在营销中夸大其词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严重地影响了保险营销的质量和效率，对绿色保险展业非常不利；此外，在核保理赔方面，理赔人员由于缺少相应的理赔标准，赔付尺度很难把握，相应的工作也难以顺利进行。种种迹象表明，由于我国保险业对于环境责任风险的研究滞后，数据积累缺乏，相关风险统计模型尚未建立，风险识别能力较弱，使得保险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存在不少隐患，无法有效控制风险。
（二）保险人的经营成本过高。
我国保险业在经营绿色保险业务中面临许多困难，这无疑会推高保险人在经营中的成本。主要表现为：一是风险识别和量化的技术难度大，每一个企业的生产地点、生产流程各不相同，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可能性和污染程度都不一样；而且环境污染事故对人和自然造成的危害通常具有潜伏性和累积性，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有专门通晓环保技术和知识的业务人员对不同标的进行实地勘察和评估。二是较之一般的责任险，环境污染责任险面临的风险更为特殊。因为随着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绿色保险中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等法律风险也相对增加，索赔金额大大超出了承保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这就需要再保险，而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三是环境污染致害的因素众多，赔付时进行责任认定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远高于其他险种，而这些额外费用支出依照保险法的规定应由保险公司承担（张雪梅、李鸿渐、韩光，2009）。由此可见，这些问题不仅加大了保险人的经营风险，而且也造成了经营成本过高，这对绿色保险业务的扩展非常不利。
（三）配套法律支持的缺失。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虽部分体现了绿色保险的相关规定，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一直缺乏针对绿色保险的系统规定。可以援引的条款散见于《民法通则》（1986）、《环境保护法》（1989）、《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水污染防治法》（1996）、《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83）等相关法律法规中（陶卫东，2009）。而这些法律法规对于过错责任只有原则框架，而关于归责原则、赔偿标准等内容及条款的解释不够系统和明确。从侵权法来看，欧美国家之所以绿色保险发达，是因为它们具有《产品责任法》、《资源保护和赔偿法》等完备的侵权责任法律体系。我国由于法律的缺失，造成对于具有侵权性质的行为无法实现法律的硬约束，因此，我国每年各级法院受理的环境侵权案件屈指可数，其中胜诉的更是少之又少，协调和执行也有一定的困难。
另外，国家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不够，如环境权、隐私权、知情权等，这都不利于国民风险意识的增强，使得绿色保险的需求受到影响。
（四）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
建立绿色保险，主要是通过众多企业的参保来化解少数企业的高额赔偿负担。但是，目前我国企业参保比例很少，绿色保险就很难形成规模，难以实现环境风险的分散和损失的分担。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现行的环保法律法规不健全，尤其是缺少污染赔偿方面的法律规定，再加上执法不严，很难对排污者形成足够的压力，使许多排污企业产生了侥幸心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考虑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一些排污企业虽然污染环境并造成了损失，却很少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据权威部门估算，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都会造成巨额的直接经济损失，而赔偿数额却很少，绝大部分经济损失并没有由排污企业来承担，最后都是由国家和社会来承担。因此，排污企业也就不会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和动力去投保绿色保险（汤伟，2009）。环保总局《关于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调研报告》也表明一些国有大中型化工企业对于国内绿色保险能否有效地分散环境污染风险还存在着疑问，一些企业对于绿色保险的具体操作过程还不太清楚，这些都影响了企业的投保热情。
（五）政府的政策支持不够。
绿色保险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它的开展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扶持。但长久以来我国政府对责任保险发展的态度一直没有明确，既没有对保险机构资金上的支持也没有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目前保险行业整体税务负担过重，营业税率高于交通、建筑、通讯等行业，保险业虽与银行业同样执行5%的税率，但是银行业的税收基础为利息收入，保险业则为保费收入，从保险经营原理看，保费收入的大部分是以赔款形式返还给投保人，这种按保费收入的5%收取营业税的做法，影响了保险公司自我积累能力，给我国保险业及绿色保险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障碍。而一些保险业发达的国家通常向保险公司收取很低的营业税，如日本、新加坡等国，每张保单仅仅收取1美元的营业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保险业的快速发展（王颖、何宏飞，2008）。所以离开政府的有力支持而仅仅依靠少数保险机构的力量，是很难使绿色保险在保险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并长久发展下去的。相比这些保险业发达国家，我国政府对绿色保险的政策支持无疑存在很大差距。
五、以循环经济为导向，积极构建绿色保险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色保险凭借其在转嫁环境风险，实现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理顺循环经济发展系统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作用，成为了发展循环经济必不可少的风险管理手段。因此，各有关部门应深入研究保险业与循环经济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全面构建绿色保险体系。
（一）建立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确定绿色保险的法律地位。
绿色保险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取决于一国相关制度的安排，必须与法律、政府政策有机结合。
在我国，绿色保险是新险种，扩大法定保险的问题必然涉及立法，需要不断完善我国的环境法体系，加强保险市场的市场规则立法，完善环境纠纷解决途径，为保险业的有序竞争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法律的引导，鼓励市场主体积极地进入绿色保险运动中去。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完善：一是将绿色保险制度写入法律。在《环境保护法》和《保险法》中明确规定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绿色保险制度，并在各单行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做出配套规定。二是加强执法监督，严格执法。特别是要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监查处罚工作，秉公执法，把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真正落到实处。三是对环境侵权受害人的保护方面，可以在我国用法律来规定公众参与环保的程序，调动起全民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同时在其不断发展完善的基础上，建立起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四是在健全环保法律法规体系的过程中，需充分考虑环境污染侵害的潜伏性和累积性，对绿色保险规定相对较长的索赔时效。
（二）区别对待，建立多层次绿色保险模式。
基于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可以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和任意责任保险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对不同的行业和企业规模实行“区别对待”，建立多层次的绿色保险模式。具体如下：一是对产生环境污染和危害最严重的行业中那些规模不大的企业，如石油、化工、印染、采矿、造纸、火力发电、核燃料生产、有毒危险废气物的处理等行业，可以实行纯强制责任保险。而国家对这一领域的支持亦是执行它的社会调控职能。二是对于污染严重、规模较大的企业，适用强制责任保险为主、任意责任保险为辅的模式。这些企业的技术和设备比较先进，具备一定的安全系数，资金又比较雄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己独立承担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并不对测出的最高限额承保，而只是承保其中一定比例数额，剩下的比例由企业自己决定是否投保。三是对一些污染较轻、危险程度不高的行业，建议采取任意责任保险的模式，由企业自行决定是否投保。这类企业一般不会造成太大的污染事故，即使发生了污染事故，考虑到程度较轻，企业也可以自己负担。对这类企业的承保机构，建议由普通的商业财产保险公司来承保。
（三）树立绿色保险理念，积极培育公众绿色保险意识。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文化是无形的约束，确立绿色保险理念，将直接影响到保险从业人员日常的工作态度，并形成习惯，久而久之凝聚为绿色保险文化。成功树立绿色保险理念的关键是保险机构能够自发地在业务经营中注重社会、环境价值。因此，保险业应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绿色保险理念的教育，使其准确把握保险业、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并没有对绿色保险进行专门的立法，相关的条款也大多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这就要求保险业要认真做好从业人员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工作，使他们尽快地掌握条款的内容，较为全面地认识绿色保险。此外，作为绿色保险产品的经营者，保险业应该与政府部门一起通过各种传媒渠道，面向社会公众和企业加强绿色保险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与企业的绿色保险意识，增强投保人的投保意愿，使投保人更加注重长期保障，主动参加绿色保险，向社会承担责任。同时，通过风险转嫁，使自身面临的环境责任风险降到最低，这也促使了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为绿色保险业务的开展提供广泛的市场资源。
（四）注重绿色保险营销，提高经营效益。
保险企业在营销活动中要注重谋求保险消费者利益、保险企业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协调，既要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实现企业利润目标，也要充分注意自然生态平衡。这可以通过制定具体的绿色营销组合策略来实现。一是积极创新绿色保险产品来改变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局面。根据我国环境侵权的现状分析，现阶段至少可以开办以下一些环境侵权责任保险险种：核事故风险责任险、海洋环境责任险、水污染责任险、声震污染险、辐射责任险、大气污染责任险及上述风险所产生的施救费用。此外，与绿色经济关系密切的农业、林业保险，也存在很大的产品创新空间。二是正确科学地厘定绿色保险费率，保险企业通过其定价机制，引导企业确立环境与生态有价的基本观点。一方面要通过价格倾斜、费率杠杆对那些低能耗、无污染的产品责任险给予优惠；另一方面，对能耗大、污染严重的企业，通过提高产品责任险的费率等惩罚性措施，提高其经营成本，从而抵制破坏环境的行为；三是积极搭建绿色保险的健康销售渠道，规范保险中介机构的销售行为，维护保险市场秩序的正常化。
（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提供有利支撑。
绿色保险作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环境经济手段之一，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和公益性。绿色保险不同于一般的保险，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赔偿责任问题复杂，保险公司经营此类保险的风险远远大于其他的商业风险，这就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比如税收支持、费用补贴、注入保险基金或设立专项基金等，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环保力量，使环境责任风险社会化。此外，法律缺位是我国绿色保险不能有效推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是一个大动作，需要有个过程，同时各地和各行业的发展也不均衡，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的方式作为过渡，即由各省政府、相关部委根据各地、各行业的实际情况，颁布规章，作为绿色保险强制实施的法律依据。应该说，在构建绿色保险体系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把绿色保险制度与企业经营和排污的环境影响评价及许可证制度挂钩，加强对环境事务的系统性管理，以为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提供强有力支撑。
（六）建立再保险制度，确保稳健经营。
在绿色保险的实践中，再保险制度已经被利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法国组织的再保险联盟，再保险联盟在分散危险、减轻责任以扩大承保能力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确保了环境保险业的稳健经营。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再保险通过“分保”，保证了原保险人的经营能力。再保险将原本由原保险人承担的保险危险在众多的保险人之间再行分散，保证了原保险人的财务状况，避免因危险过度集中而影响保险人的经营。另一方面，再保险为扩大保险人的承保能力提供了条件。再保险通过分散保险人所承担的危险，使得受偿付能力限制的原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有所减轻，并因此能承保更多业务，其承保能力事实上获得了提高。在我国绿色保险的发展初期，实行再保险制度能够为保险公司承保环境责任风险提供有力支持，从而保证了承保机构的积极参与（尹璇，2009）。与此同时，保险公司承保能力的提升，亦会对投保者的投保信心产生积极影响，从而调动环境保险业的蓬勃发展。
（任辉电子邮箱：xjrenhui@tom.com）参考文献：
蒋旭成，梁才。 2008. “绿色保险”的国际经验与借鉴[J].广西金融研究 （8）。
李华友，冯东方。 2008. “绿色保险”的国际经验及发展趋势[J].环境经济 （ 9）。
石莉姝。2008.循环经济背景下的环境责任保险[J].中国保险（11）。
汤伟。 2009.论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D].大连海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陶卫东。 2009.论中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D].中国海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王颖，何宏飞。2008.我国环境污染与环境责任保险制度[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2）。
[关键词]绿色采购；风险评价；绿色采购风险；模糊综合评价法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4-0100-02
1 引 言
我国“十二五”规划中就绿色发展进行了专篇阐述、凸显了绿色发展战略意义；党的十报告更提出了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理念。当前我国正处于调结构、促转型的关键时期，绿色环保是该时期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
然而，绿色采购对企业管理、风险防控等多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企业在实施过程中发现困难重重。而问题的症结在于企业对绿色采购实施风险缺乏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企业无法准确把握绿色采购实施的风险，最终选择观望或盲目实施。由此可见，企业绿色采购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了实际问题。
2 企业绿色采购中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 企业绿色采购实施风险分析
企业实施绿色采购所面临的风险主要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方面。
在内部，主要是企业自身的管理、技术、人员等风险因素。绿色采购是将环保理念融入企业采购活动，这意味着企业需要具有现代化绿色管理制度。企业采购管理水平、资源整合水平是否能够支持企业实施绿色采购，企业的绿色文化如何，这些都会制约绿色采购成功与否。企业绿色采购技术不成熟或不能对已有绿色技术进行良好的转化，盲目实施绿色采购只会对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绿色采购最终需要人员组织实施，人员在绿色采购、绿色设计等方面的能力也是实施风险的来源之一。
在外部，则包括供应商、销售市场、政府等多方面风险因素。首先企业实施绿色采购，就意味着需要给供应商进行整合。供应商能否提供符合绿色采购标准的产品、绿色供应商的绩效如何，这些都会影响绿色采购的顺利实施。其次是绿色消费市场是否成熟，绿色采购最终需要消费者进行认可。但当前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愿景强，有效的绿色采购行为弱，这势必会加大企业实施风险。最后政府的绿色采购法规、标准、税收等政策都可能会影响企业绿色采购实施。正是由于我国绿色采购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标准、激励机制、法律法规都在完善与落实中。
2.2 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在设计企业绿色采购实施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理论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任何指标体系的设计都是建立在相应的理论基础上，对绿色采购实施风险的评价就要求符合绿色采购、企业风险治理等理论。指标体系的设计要注重各指标之间的隶属关系和各自的独立性、合理性等情况。然而，评价结果最终是用于指导企业绿色采购工作的开展。因此指标体系不能一味追求理论性，要考虑其实际应用性。
二是全面性与代表性相结合的原则。在指标的选择过程中，为了能够尽量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绿色采购实施风险程度，需要保证对相关指标不遗漏、不重复。也就是说，指标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应尽可能全面、详尽。但由于现有研究资料较少和实际数据收集难度的问题，在操作过程中难于保证面面俱到。
三是稳定性与动态性相结合的原则。为了能够对各时期、各企业的实施风险有一个比较，指标体系整体应尽量要求稳定不变。但由于绿色采购还处于起步阶段，各个行业、企业的实际状况不同，因此不应过分强调它的稳定性。
2.3 设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上文对企业绿色采购实施风险分析和指标构建原则，企业绿色采购实施风险指标体系可以确定为三层。第一层为目标层，即企业绿色采购实施风险评价指标；第二层为一级指标层，包含5个一级指标（企业管理能力、绿色技术水平、企业合作关系、外部环境风险、企业绿色文化）；第三层为二级指标层，包含17个二级指标。二级指标如下所示：
①企业管理能力（X1）：企业创新能力（X11），企业风险管理能力（X12），企业绿色文化（X13），供应商绿色管理能力（X14）；
②绿色技术水平（X2）：绿色供应商可开发性（X21），供应商协同能力（X22），供应商合作关系（X23）；
③企业合作关系（X3）：政府政策支持力度（X31）、行业环保压力（X32），行业绿色技术成熟度（X33），消费者绿色认知程度（X34）；
④外部环境风险（X4）：采购信息技术水平（X41），企业绿色转换能力（X42），企业信息化技术水平（X43）；
⑤企业绿色文化（X5）：企业当前经济效益（X51）、绿色采购预期社会收益（X52），绿色采购预期经济收益（X53）。
3 企业绿色采购实施风险评价的步骤
3.1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权重计算
进行风险评价时，首先需要计算对各指标的权重，本文选用层次分析（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企业可从内外部挑选该领域的专家并组成专家委员会，由专家填写调查表并统计结果，构造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K。判断矩阵中的每个元素kij表示相应的两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区间。考虑到计算精度要求，采用指数标度中的e0/5-e2/5标度。相对于1-9标度，指数标度的一致性和权重拟合性都更好。kij的数值含义如表1所示。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各指标的权重，X=（X1，X2，X3，X4，X5）的权重集W=（ω1，ω2，ω3，ω4，ω5），Xi的权重集Wi=（ωi1，ωi2，…，ωim），m为Xi的分指标个数。
3.2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风险评价
对企业绿色采购实施风险的评价本身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评价过程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较多指标无法定量计算，同时评价结果也是一个模糊的价值判断。由于模糊综合评价法较其他评价方法更适合于模糊因数多、评价因数多的对象系统，在此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企业绿色采购实施风险进行评价。
3.2.1 构造模糊综合评价矩阵
在构建评价之前，需要明确本次评价对象，并分析对象的因素。
评价对象的因素集X={X1，X2，…，X5}，Xi={X1，X2，…，Xm}（m表示隶属于第i个一级指标的二级指标个数）。
设评价等级集合为V={V1，V1，…，Vp}，每一个等级对应一个模糊子集。在本文的综合评价中，对于每一个指标可设定五个级别评语，即“好”、“较好”、“一般”、“较差”、“差”。
在给指标体系各个指标的明确含义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请专家按照等级评分标准来对各项指标进行评价。一般来说，根据企业绿色采购实施风险评价的需要，由采购、供应商、顾客等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或专家评估小组。统计所有专家在各评价因素的不同等级评语的频数，即可得到各项指标的模糊综合评价矩阵。由于篇幅原因，这里以一级指标Xi为评价对象进行阐述。
综合评价结果是用目标层X的综合评价结果和评价等级量化向量相乘得到的，即v′=B・VT
最终评价结果v′是一个代数值，表示对企业绿色采购实施风险指标的最终评分。分值越高，说明企业在所有评价指标上的综合表现越佳，从而实施绿色采购风险低；反之分值越低，实施绿色采购风险高。
4 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前景
企业绿色采购实施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企业、宏观政策制定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其应用前景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企业把握实施绿色采购风险程度、适时开展绿色采购。通过风险评价，企业能够较为清楚地知道实施绿色采购所面临的风险程度。企业把握绿色采购实施风险程度，有利于避免盲目实施或对实施犹豫不决的处境，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二是有助于企业发现实施绿色采购影响因素、制定相应对策。在风险评价过程中，企业可以发现主要的影响因素、找出问题根源。确定影响因素是来自企业内部还是外部环境，并制订相应的绿色采购实施计划，积极推进绿色采购的就绪和实施。
三是有益于推进绿色采购发展，宏观政策制定。政府与相关研究机构可运用此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当前我国企业绿色采购实施风险所在，制定相应的建议和政策。在政策的规范与引导作用下，充分发挥各方力量，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进绿色采购的发展，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侯方淼.绿色采购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39-60.
[2]郭宝东.绿色采购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1（10）：69-71.
摘 要 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环境的快速恶化和能源的进一步枯竭，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势在必行！建筑业作为资源与能源消耗的重要产业，建筑中的节能减排，备受社会关注，而绿色建筑是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入建筑领域的结果，其发展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城镇化建设道路上的必然选择。但由于绿色建筑的特殊性，其建造比普通建筑具有更大的风险，而我国绿色建筑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对项目的风险评估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在绿色建筑的大课题之下，着重针对国外施工企业在中国的跨国项目中的风险评估进行探讨研究。在阐述绿色建筑与风险管理的相关概念，以及对比了国内外绿色建筑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发展态势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综述、专家商磋和数学建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评估对企业影响较大的重要风险因素。希望能激发更多对相关课题和领域的探索，又能够为跨国项目中的企业提供一些风险评估的相关参考。
关键词 国外施工企业 绿色建筑 风险评估 层次分析法
一、前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在全球城市化发展的高速进程下，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全球性影响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类开始关注自身的生存环境状况，并进行深刻反思：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能源为特征的粗放式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忽视自然资源的限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高速的经济发展，遭到众多的质疑？在此背景下，“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低碳经济”等论点被相继提出。
中国能源整体消费状况显示，建筑业、工业、交通三大高能耗领域占碳排放总量的90%以上。其中建筑业几乎占到50%，远高于运输业和工业领域。据住建部预测，受我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2005到2020年的15年间，中国的城市建筑新增面积将达到150-200亿m2。[1]基于建筑业高能耗、高排放的特点，以及当前建筑业的发展前景，建造、推广绿色建筑成为当今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的必然要求。它能够缓解建筑业发展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矛盾，是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入建筑领域的结果。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纷纷登陆中国，带来成功的建造经验，促进绿色建筑领域的管理机制和体系完善，进一步增强和推动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依据我国的国情，必须对绿色建筑项目进行正确评估，当然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会遇到种种未能及时预见的阻碍，影响绿色建筑项目的顺利建造。本文意在对比国内外的绿色建筑发展情况，对国外企业在中国的绿色建筑项目的风险识别与评估提出一些看法建议，督促施工企业能够对中国的绿色建筑有更加准确的风险评估，并尽快转换角色，投入到中国城市建设的浪潮之中。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1.绿色建筑的相关研究。
国外对绿色建筑领域的探索和研究起步较早，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美籍意大利建筑师保罗・索勒瑞提出了“生态建筑学”的新理念；1969年美国风景建筑师麦克哈格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提出人、建筑、自然和社会应协调发展并探索了建造生态建筑的有效途径与设计方案，它标志着生态建筑理论的确立。
上世纪90年代之后，绿色建筑理论研究开始走入正轨。1993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第18次大会发表《芝加哥宣言》，号召全世界建筑师把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列入建筑师职业及其责任的核心内容；1999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的《北京》，明确要求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建筑师、工程师在新世纪中的工作准则。[2]目前，国外对绿色建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建筑的规划设计、成本节约、技术科研、市场推广等诸多方面。
我国对绿色建筑的研究起步较晚，绿色建筑的概念于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引入我国。1996年，我国在“九五”发展计划中正式将“绿色建筑体系”作为重点研究；建设部于2001年正式启动关于绿色建筑的研究；2002年底，国家科技部立项，清华大学、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等对绿色奥运建筑标准和评估体系进行研究，推出《绿色奥运建筑评估体系GOBAS（Green Olympic Building Assessment System）》；2004年设立的“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标志着我国真正地进入绿色建筑的推广阶段。
2006年3月，建设部《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同年10月，建设部和科技部共同颁布《绿色建筑技术导则》。此后，相继出台一系列规范，逐步完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体系。
目前，国内对绿色建筑的研究还停留在绿色建筑的内涵、相关政策和评价标准等问题上，相对于国外的研究方向，国内的绿色建筑研究还有相当多的领域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与完善。
2.风险管理的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企业风险管理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美国学者布莱克及蒙顿率先建立一个指标体系，对企业内部的包括互相不信任的行为、员工间的冲突行为等各种可能引起风险的行为进行研究。“风险管理”一词是在美国学者格拉尔的调查报告《风险管理，成本控制的新阶段》（1952年）中被首次提出。1955至1964年间，现代学术性和职业化的风险管理正式诞生，风险管理也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1984年，Tyebjee & Brun率先在定性阐述评价准则的基础上，运用问卷调查和因素分析法得出美国第一个风险投资项目评价模型。此后，许多学者通过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为建设项目成功识别、规避许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不安风险因素。
在风险管理方面，我国研究起步依然较国际晚，对于风险问题的研究是始于风险决策。80年代初，周士富教授首次在论文中提出使用“风险”一词。1987年，清华大学郭仲伟教授的《风险分析与决策》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风险管理研究的开始，其理论体系的确立，为后续学者、专家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风险管理日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研究。
二、绿色建筑风险管理概念
（一）绿色建筑
1.绿色建筑的定义与内涵。
《大且绿――走向21世纪的可持续性建筑》一书，将绿色建筑定义为：通过节约资源和关注使用者的健康，把对环境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建筑，其特点是有舒适和优美的环境。[3]我国颁布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 50378）则明确定义绿色建筑：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4]
“绿色”概念即3R 概念：①减少环境污染（Reducing environment pollution）；②减少资源消耗（Reducing resource use）；③减少能源消耗（Reducing energy source use）。绿色建筑区别于普通建筑的内涵，即保证建筑物的性能、质量、寿命、成本，兼顾建筑物本身的坚固、实用、美观要求的同时，又要求建筑物本身及其建造过程具有高资源利用率、低能耗、污染少等特点。这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建筑领域内的延伸，综合考虑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绿色建筑的基础思想是以人为本，极力提倡人、自然、建筑三者的和谐发展，为人们创造健康、舒适的生活空间。
2.绿色建筑的特点。
绿色建筑的概念贯穿全寿命周期，具有周期长、成本高、阶段工作复杂等特点。区别于一般建筑主要在施工以及使用阶段需考虑其社会影响，绿色建筑从项目的决策、规划设计，到施工、运营，再到项目的回收利用，这整个寿命周期都与人类、自然和社会有密切关系，不可避免地在建造中应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
绿色建筑的建造对绿色技术有较大依赖，必须有先进的绿色技术提供支撑，其最终的效益良莠不齐，也由权威的评价体系进行鉴定检验，区别于普通的建筑项目建造。可引入绿色专项咨询机构，由绿色专项咨询工程师负责绿色目标方面的监理实施。
绿色建筑收益主要来源于建筑后期使用中的成本节约，以及不可估量的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伯克利实验室的研究表明绿色设计可带来的财政收益――节省能源、促进就业以及国内生产力增益――在建筑物的有效生命期内（50年）大概每年每平方英尺可节省50至70美元，这将是兴建绿色建筑所需额外费用的10倍。[5]随着科技的进步，绿色建筑的建造成本正与普通建筑逐步拉近，绿色建筑的未来价值潜力无限。
（二）风险
风险是指发生某种损失的不确定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可能存在的经济损失种类不确定；二是这种损失是否存在是不确定的。
风险具有客观性、突发性、多变性和无形性等，总是客观存在于工程项目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其不确定性给风险的防范增加多重难度。风险一旦发生，所造成的损失又是事先难以准确估量的，不可轻易忽视。加之，绿色建筑在理论及其应用实践上，未形成成熟的建造体系。全生命周期来看，从前期的规划决策到最终的资源回收，环节越多，不可控因素也就越复杂，其风险相对普通建筑要大得多、难的多，风险识别评估环节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风险管理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和破坏，努力防范、减少、转移和分散风险，最终实现消除或减少风险的存在，顺利实现工程项目的目标。美国系统工程研究所把风险管理的过程主要分为：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计划、风险跟踪、风险控制、风险管理沟通。本文着重风险的分析评估方法。项目风险评价的方法一般分为定性、定量分析，较为常用的评价方法有：决策树法、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法、蒙特卡罗模拟法等等。
三、绿色建筑行业概况
（一）国外绿色建筑行业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发生以后，各国纷纷开始重视推动降低能源消耗的决策。在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的过程中，各国普遍采取的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制定节能的法律法规、制定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及推行经济激励政策。列举美、英、日三国关于发展绿色建筑的普遍做法。
1.美国。
美国大部分州目前执行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是《能源与环境设计先导（LEED，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由美国绿色建筑协会（USGBC）建立并推广至今。世界各国的各类建筑环保评估、绿色建筑评估以及建筑可持续性评估标准中LEED是目前被认为是最完善、最有影响力的评估标准。LEED强调建筑在整体、综合性能方面达到建筑的绿色化要求，很少设置硬性指标，各指标间可通过调整形成相互补充，它考虑各地的实际差异。[6]其评估体系大框架由五大方面构成：可持续建筑场址、水资源利用、建筑节能与大气、资源与材料、室内空气质量；将通过评估的建筑分为铂金级、金级、银级和认证级四个认证等级。由于采用的是第三方认证机制，增加了这一体系的信誉度和权威性。
美国除出台相关强制性的法律以外，也强调自愿性的项目。比如，美国在1998年启动的“能源之星”项目，激励节约能源方面做出的贡献。它作为一种节能的认证标识，包括建筑物的节能和运行管理两个方面。“能源之星”解决了消费者与开发商间的信息不对等，帮助消费者更好地认识绿色建筑。
2.英国。
英国作为较早发展绿色建筑的国家之一，其推广手段是以强制性为主。《建筑研究组织环境评价法（BREEAM，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作为全球首个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由英国建筑研究中心（BRE）于1990年提出。BREEAM采取“因地制宜、平衡效益”的核心理念，它是全球唯一兼具“国际化”和“本地化”特色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6]BREEAM涉及9个方面的内容：管理、健康和舒适、能源、交通、水、材料、土地利用含生态、垃圾、污染，由至少要有两位注册评估师对绿色建筑项目出具评估报告，并根据总体综合打分和评级（通过、良好、优秀、优异或杰出）。
3.日本。
2002年，日本国内由政府、企业和学者联合成立的“建筑物综合环境评价研究委员会”，创建亚洲第一部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建筑物综合环境性能评估体系（CASBEE，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System for Building Enviromental Efficiency）》。改评价体系以各种用途、规模的建筑物作为评价对象，试图评价建筑物在限定的环境性能下，通过措施降低环境负荷的效果。分为“建筑环境性能、质量”与“建筑环境负荷的减少”两个主要部分，采用5分评价制，满足最低要求评为1分，达到一般水平评为3分。
与“能源之星”相类似的，日本政府施行了环保积分政策。两者都是自愿性政策，不同之处在于：“能源之星”是针对节能产品与建筑的标识，而住宅环保积分是在民众修建改造环保住宅时获得，积分可用于兑换购买券，是一项激励民众消费的政策。
（二）国内绿色建筑行业发展
国内目前并没有形成像LEED这样完善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绿色建筑评估主要依据的是建设部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50378-2006。该标准用于评价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包括以下六大指标：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运营管理（住宅建筑）/全生命周期综合性能（公共建筑）。其中具体指标由控制项、一般项和优选项三部分构成，将绿色建筑划分为三个等级。
“绿色奥运建筑评估体系”，是我国学者首次提出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这套体系对绿色建筑进行全程监督管理，涉及项目招标、设计、施工、调试及运行管理等环节，并分别从环境、能源、水资源、材料、室内环境等方面进行详细评估。但这一体系仅针对奥运建筑进行评估，还不能推广至所有类型绿色建筑。
实际的运行中对法律标准解读因人而异，名为达标的绿色建筑实则不能完全达到绿色节能减排效益的建筑难免存在。绿色建筑不能够准确评估，缺少政策保障，在极大程度上增加了项目建设的风险。除此之外，有关政府和部门还未出台一些对开发商和消费者行之有效的激励政策。
（三）国内外行情对比
国内绿色建筑发展仍处在一个摸索前进的阶段，目前实行的法律法规从数量、涵盖范围看急缺广度，且完整性、系统性看更缺深度。这一国情给中国绿色建筑建造项目的实施带来不可忽视的风险，对于刚刚进军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来说，还不能够掌握中国的市场，一时难以实现由原本外国建造背景下的认知向中国市场大环境下的绿色建筑行情认识的大转弯。
由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尚未被提出，目前国内绿色建筑认证仍较多的采用美国的LEED认证体系。虽然国内绿色建筑起步较晚，但年均的认证建筑增长数量还是不容小觑的。据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USGBC）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4月，中国大陆通过美国认证注册的项目总数已达到个1638个，累计9622万平方米，去年增长数在除美国的海外国家之中位列第二。[7]
中国大陆与其他国家地区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绿色建筑市场蕴含的巨大潜力，而这一庞大的市场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促使世界各国的优秀绿色建筑建造企业来中国进行投资建设。再看时间上的纵向发展，近十多年中，中国大陆地区绿色建筑注册认证数呈现指数级增长的态势。绿色建筑在中国的行情不仅仅是前景展现，关键论证了其续航力十足。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扩大，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有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吸引到这一领域中来。
四、绿色建筑项目风险清单
绿色建筑除了一般项目所具有的普通风险因素以外，还有着特殊的绿色风险因素。本文主要是针对国外施工企业承包商的角度，探讨绿色建筑项目相关的风险因素评估方法。
（一）项目建设阶段风险因素
提出影响承包商在绿色建筑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重要风险。根据本文关于绿色建筑以及风险管理相关概念的阐述，以及对于国内外绿色建筑行业概况对比，针对国外施工企业的特殊条件，对一些可能被忽略的重要因素进行强调。
本文将着重分析承包商的风险与外部风险，按风险内容分成：政治法律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万欣、秦旋在其《基于实证研究的绿色建筑项目风险识别与评估》[8]一文中通过专家访谈，识别出影响我国绿色建筑项目的62项风险因素构建风险清单。通过数据处理与分析等手段得出风险重要性排名前15的关键因素。文中与承包商有关重要风险如：承包商管理能力差、缺乏有绿色施工经验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法律、法规不完善等等，不仅适用于普通绿色建筑项目中的承包商，也同样适用于外国的施工企业。这些因素与两者分别的关联性差异也不尽相同，将被纳入清单之中。
诸如“缺乏与设计单位沟通、配合”风险，虽对普通企业的影响不大，但国外施工企业的施工模式、管理模式不同于国内的企业，不能和各相关方顺利沟通、配合，将可能对绿色建筑的项目建设带来极大的负面风险。综合考虑将其纳入到风险清单。
绿色建筑具有周期长、成本高、阶段工作复杂等特点，对企业自身的资金储备与周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资金风险”列风险清单之中。同时增加“绿色建筑专项咨询工程师”相关的风险等未涉及的风险因素。
自然风险的适用范围较广，包括绿色建筑项目与其他的普通建筑项目。因此，这类风险在本文中将不予讨论，突出针对外企与绿色建筑项目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为主。
（二）项目风险清单的制定
提出风险清单，将以此进行风险评价模型的构建，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评估。本文综合三种类型共13个风险因素建立评价模型。三大类型为：管理技术风险因素、政策法律风险因素和经济市场风险因素。
管理技术风险包含有7个风险因素：绿色施工技术和现场管理能力有限、成本估计偏差、工期风险、安全风险、缺少绿色建筑专项咨询工程师等经验人员、对业主的绿色要求理解偏差、与设计单位/分包商/监理单位协调不到位。
政策法律风险包含3个风险因素：法律法规不完善、政策变化、缺乏绿色建筑保障制度。
经济市场风险包含3个风险因素：外汇风险、企业资金风险、建材、设备价格风险。
五、绿色建筑开发项目的风险评价模型
（一）层次分析法概述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最早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运筹学家匹茨堡大学教授萨蒂提出的。先后被应用于多方面研究领域，成为现今重要的决策分析方法之一。层次分析法将与决策有较大关联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具体层次，属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一种决策方法，广泛运用于多目标、多准则、多要素、多层次的非结构化的复杂决策的问题。
层次分析法基本原理。层次分析法把研究问题所含的要素进行分组，每一组为一个层次，按照：最高层（目标层）、若干中间层（准则层）、最低层（措施层）的次序排列起来。
最关键的步骤是构造判断矩阵，即针对上一层次中的某元素而言，评定该层次中各有关元素相对重要性程度的判断，矩阵形式为：
根据“1～9比率标度方法”（如表5-1），对各个元素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进行赋值，完善判断矩阵。一般而言，表中赋值是根据数据资料、专家意见和分析者的认识，三者加以平衡后给出的。
表5-1 判断矩阵标度及其含义
标度 含义
1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3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因素稍微重要
5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因素明显重要
7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因素强烈重要
9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因素极端重要
2、4、6、8 上述两相邻判断的中值，如2属于同样重要和稍微重要之间
倒数 因素i与j比较判为bij，则因素j比i比较判为bji=1/bij
层次单排序可归结为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和特征根问题，即对判断矩阵Ak，计算满足
（5.1）
的特征向量和特征根。
（5.2）
层次单排序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本层次与上层次中的某元素有联系的各元素重要性次序的权重值。这一求解过程可借助YAAHP软件进行辅助计算以减少计算量。
对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检查各因素的权重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1）由上述求得的特征根求CI：
（5.3）
在上述（5.3）式中，当CI=0时，判断矩阵具有完全一致性；反之，CI愈大，就表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就越差。
（2）引入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值，对于1～9阶判断矩阵，RI值见表5-2。
表5-2 矩阵随机一致性指标RI值
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RI 0 0 0.58 0.9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1.52 1.54 1.56 1.58 1.59
（3）当阶数大于2时，求随机一致性比率CR，当
（5.4）
则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否则需调整判断矩阵。
最后进行多层次的排序，利用同一层次中所有层次单排序的结果，计算出针对上一层次而言的本层次所有元素的重要性权重值。
传统的层次分析法中，还有层次总排序，是针对具体的方案层而言的，即判断各方案在这些措施层面下的效益总和，从而进一步进行方案的优选决策。本次的模型构建，没有涉及具体的方案选择，故不需要用到层次总排序，具体的排序方法不再赘述。
（二）绿色建筑项目风险评价模型
1.建立层次分析模型并构造判断矩阵。
以评估国外施工企业在中国绿色建筑项目风险为决策目标，前文列出的风险因素清单建立准则层与措施层。层次结构模型如图5.1。
图5.1 层次结构模型示意图
分别对三个准则层要素建立判断矩阵。
2.专家确定风险因素相对重要程度标度。
考虑到问卷调查法的调查结果具有较好的普遍性，对于调查对象的身份及其权威性难以把控。为避免各种偏差数据影响到最终调查结果的准确性，故在此处改用专家的方式，缩小调查对象人群分布，提高权威性。
通过对数位专家的，综合多方意见，获得影响绿色建筑各风险因素相对重要程度的标度，如表5-3、表5-4、表5-5和表5-6。
表5-3 措施层风险因素相对重要程度标度表1
管理技术类 技术管理 成本 工期 安全 经验人员 业主要求 单位协调
技术管理 1 4 9 8 3 5 7
成本 1/4 1 6 5 1/3 2 3
工期 1/9 1/6 1 1/2 1/8 1/6 1/4
安全 1/8 1/5 2 1 1/7 1/5 1/3
经验人员 1/3 3 8 7 1 4 5
业主要求 1/5 1/2 6 5 1/4 1 3
单位协调 1/7 1/3 4 3 1/5 1/3 1
表5-4 措施层风险因素相对重要程度标度表2
政策法律类 法律法规 政策变化 保障制度
法律法规 1 3 7
政策变化 1/3 1 5
保障制度 1/7 1/5 1
表5-5 措施层风险因素相对重要程度标度表3
经济市场类 外汇 资金 建材设备
外汇 1 1/5 4
资金 5 1 8
建材设备 1/4 1/8 1
表5-6 准则层要素相对重要程度标度表
管理与技术风险 政策与法律风险 经济与市场风险
管理与技术风险 1 7 6
政策与法律风险 1/7 1 1/2
经济与市场风险 1/6 2 1
3.层次单排序。
（1）计算表5-3的特征向量和特征根，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特征向量 （5.5）
特征根 （5.6）
（5.7）
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即管理技术类风险下各因素的权重为：
风险因素 技术管理 成本 工期 安全 经验人员 业主要求 单位协调
权重 0.401 0.135 0.022 0.031 0.250 0.103 0.058
（2）计算表5-4的特征向量和特征根，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特征向量 （5.8）
特征根 （5.9）
（5.10）
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即管理技术类风险下各因素的权重为：
风险因素 法律法规 政策变化 保障制度
权重 0.649 0.279 0.072
（3）计算表5-5的特征向量和特征根，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特征向量 （5.11）
特征根 （5.12）
（5.13）
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即经济市场类风险下各因素的权重为：
风险因素 外汇 资金 建材设备
权重 0.199 0.733 0.068
（4）计算表5-6的特征向量和特征根，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特征向量 （5.14）
特征根 （5.15）
（5.16）
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即准则层各因素的权重为：
风险要素 管理与技术风险 政策与法律风险 经济与市场风险
权重 0.758 0.091 0.151
4.多层次排序。
综合准则层与措施层的权重，进行多层次间的排序，计算最终权重，获得总风险排名如表5-7。
表5-7 风险因素总排名
名次 风险因素 分类 权重 名次 风险因素 分类 权重
1 技术管理 管理技术 0.304 2 经验人员 管理技术 0.190
3 资金 经济市场 0.111 4 成本 管理技术 0.103
5 业主要求 管理技术 0.078 6 法律法规 政策法律 0.059
7 单位协调 管理技术 0.044 8 外汇 经济市场 0.030
9 政策变化 政策法律 0.025 10 安全 管理技术 0.023
11 工期 管理技术 0.017 12 建材设备 经济市场 0.010
13 保障制度 政策法律 0.007
由表5-7可知，企业自身“绿色施工技术和现场管理能力有限”、“缺少绿色建筑专项咨询工程师等经验人员”、及“资金风险”三个风险因素分别位列风险因素排名的前三位。政策法律方面，“法律法规不完善”这一风险排在第六位。由此可见，与绿色建筑相关的技术与经验人员对绿色建筑项目的影响较大，如建材、设备价格和保障制度这类外部因素则相对影响较小。因而，国外企业在中国绿色建筑项目中应更多地重视绿色施工技术方面的风险，及时制定规避风险的相关措施。
六、风险防范的对策建议
一般项目的风险管理应对措施主要有：风险规避、风险防范、风险转移和风险自留四种方法，而这些方法同样适用于绿色建筑项目的风险管理。
（一）管理技术风险的对策建议
企业在管理与技术上的风险是众多风险之中相对重要的风险类型。对这一类型的风险防范要求企业应重视与绿色建筑相关经验人员的聘用和专业培养，提升企业整体业务水平。或是可以采用风险转移的方式，在具体的绿色建筑项目中，与有资质的绿色建筑专项咨询公司协作，指导项目中与绿色施工技术相关的建造工艺。企业还应注意对工程质量的标准、工程款结算的方式和时间、工程量清单等的核实进度，对施工成本应进行详细认真的核算，避免陷于被动。
（二）政策法律风险的对策建议
外国企业刚接触中国绿色建筑项目时，就应对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绿色建筑的评价体系，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总体上把握。在合同签订与管理过程中，应注意核实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绿色建筑项目建设周期较长，企业应关注政府政策决策的变化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
（三）经济市场风险的对策建议
由于工程项目风险中存在着不少不可控风险，可通过合理利用一些金融工具，即通过增加承担项目风险的相关利益人，实现降低工程项目中单位个体风险的目的来分解风险、降低风险；在资金储备等方面，应充分考虑各种市场价格等因素的波动，提前预留出必要备用的资金，从容应对突如其来的风险与损失。
七、结论
1.通过对绿色建筑发展的研究背景及意义，说明绿色建筑发展的重要性和研究的必要性。针对国内外绿色建筑发展与行情的对比，总结出我国绿色建筑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与研究。
2.结合绿色建筑特色，通过层次分析法的应用，将影响国外施工企业在中国绿色建筑项目中的风险因素进行分层次的权重赋值，计算其最终权重，得出影响外国企业在中国绿色建筑项目中的三项关键影响因素：“绿色施工技术和现场管理能力有限”、“缺少绿色建筑专项咨询工程师等经验人员”和“企业资金风险”。
3.在风险因素评估的基础上，对风险的防范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希望企业在绿色建筑项目中重视风险的规避，保障绿色建筑项目的顺利建造。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2009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 国外绿色建筑发展概况[N].中国建设报，2006.3.29（1）.
[3] 戴维・纪森著.大且绿（走向21世纪的可持续性建筑）.林耕，刘宪，姚小琴译.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5.
[4] 建设部.GB/T 50378-2006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5] 美国重推绿色建筑.中国房地产报，2006.11.30.
[6] 谢福泉，黄丽华.国外绿色建筑发展经验及启示[J].绿色科技，2013.1：261-263.
[7] Jacob Kriss. 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Releases Ranking of Top 10 Countries for LEED Outside the U.S.[EB/OL]. USGBC：1 May 2014.
（一）财务“绿化”是我国环境现状的迫切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污水废气的肆意排放，环境污染的日益恶化，使得环保工作的开展越来越难。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财务应在环境开发、利用、平衡以及提高环境质量等方面发挥其积极协调作用。
（二）绿色财务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环境对企业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企业必须承担一定的环保责任。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既要考虑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也要兼顾到环境资源和社会效益等要求，从而探索实现途径，制定长远发展目标。
（三）绿色财务使企业得到政府的鼓励与支持
日益加剧的环境恶化问题，使更多的人深刻认识到要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打破传统经济模式建立新的经济模式，而绿色财务能使新的经济模式获得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有关部门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专门的环境保护法律以及环境保护行政法规，以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企业要想持续经营下去，就必须获得政府的承认，而绿色财务正是实现该目标的有效途径，它是企业对政府工作的积极响应，企业再通过采取相关措施，使其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同时又能保护生态平衡，因此能够得到政府方面的鼓励和支持。
（四）绿色财务是正确衡量国民生产总值与计算企业生产成本的基础
将环境资源列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防止虚夸的税收虚增了国家财政收入。计算企业生产成本时，将自然成本纳入其中，能有效防止企业短视行为，保护社会环境资源。
二、绿色财务的供给分析
（一）政府角度
主要表现在：（1）支持与监管力度不够。实施绿色财务的企业很可能遭遇筹资困境：贷款受限，风险大、利率高，政府补贴少。不实施绿色财务的企业在接受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时，受到的处罚也只是行政处罚，这给这类企业带来了片面追求高利润的机会，忽略了破坏环境的惩罚成本。（2）绿色财务的理论与实务跟不上。绿色财务理论是对传统财务理论的挑战和发展，由于绿色财务的概念提出较晚，其理论与实务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还需要较长时间。同时，生态环境资源产权的难以界定必将导致企业对产权模糊的公共环境资源进行保护的成效不理想。加之环境效益较难计量，若想将环境效益的计量方式统一量化到可衡量经济效益的货币计量方式上，现阶段不仅较难实现而且较为繁琐。
（二）企业角度
主要表现在：（1）传统财务的旧观念阻碍财务“绿化”的发展。长期以来形成的环保意识淡薄的观念和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陈旧意识成为企业实施绿色财务的强大阻力。（2）绿色财务的实施增加了企业成本，但相应的环境效益较难弥补相应的企业成本。特别地，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在可预见的期限内，其经济利益具有不确定性甚至面临减少的势头，如果实施绿色财务，那么企业很有可能将环境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必将削弱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执法惩处力度小也使得经营者不重视绿色投资。绿色融资也较为困难，实施绿色财务体系困难重重。（3）绿色财务由生物学、环境学和财务学等多门学科交叉形成，绿色财务的实施需要企业财务人员掌握比较全面的知识，他们不但要熟悉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还要对环境学、生物学等方面有深入研究。
三、绿色财务变迁路径———基于制度需求与供给分析
（一）制度需求变迁路径
主要表现在：（1）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社会公众特别是企业财务人员要充分认识到绿色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切实增强资源环境意识，同时政府也要加强对绿色财务的实施和宣传力度，使公众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对自身、企业以及社会的重要性，促使绿色财务进一步完善。（2）优化企业行为。企业要清醒认识到自身的发展与环境的发展紧密相连，切实做到以下四点：一是承担起社会责任。企业应将社会责任目标加入到财务目标中，可设立一套专门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财务指标体系，如资源利用率、环境贡献率等；二是强化环境风险管理意识。在绿色财务环境下，企业不仅要处理日常经营风险、财务风险，还要面对环境风险及社会责任风险，企业一定要正视这些风险，树立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管理，获得更高的风险投资收益；三是建立以IS014000认证为目标的绿色管理体系。企业如果取得该认证，就相当于拿到了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即企业的绿色管理质量得到了国际的认可，从而企业产品就能够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四是培养企业“绿色”理念。和谐的生态价值观是“绿色”理念的核心，全社会都应对其广泛宣传。企业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企业的“绿色”宣言，树立企业的“绿色”文化，制定企业的“绿色”战略，将“绿色”意识和理念深入到企业内部，形成共同观念。
（二）供给主导型变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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