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系统论思想尽管近代的系统方法是从20世纪40年展起来的，但一些朴素的系统思想却早在二三千年前就在东方出现了。中国古代存在着典型的有机整体观念，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形成了朴素的整体系统观。如在我国最早的著作《易经》和“洪范”中就提出了“八卦”(天、地、雷、火、风、泽、水、山)、“五行”(金、木、水、火、土)说。八卦说把世界看作为一个由基本要素组成的系统整体，以代表天地的乾坤二卦作为起始形成八卦，八卦重叠形成六十四卦，从而形成了概括天地间万事万物的世界体系。而且《易经》还把世界看作由基本矛盾关系所规定的层次系统整体，是一个动态的循环演化的系统整体。同样五行说也是将世界看作是由五种基本要素金木水火土组成的系统整体，这五种要素彼此相生相克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结构，从而构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所以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将最基本的物质元素看作是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而整个世界无非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整体系统，它们之间相生相克，使得整个世界不断循环演化，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系统整体。公元前五百多年，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对系统提出了精辟的看法，在其经典著作《老子》、《荀子》等著作中提出的“有无”“阴阳”学说用一些更抽象的范畴，如有与无、一与二、始与终、阴与阳等对立统一的关系来表达自然界的统一性。它们认为“道”是事物之本源，又是事物的法则。天、地、人都是道的产物，它们具有统一性。道是天、地、人的主体，也是天地人运动必须遵守的规律和行动法则，认为世界的起源于“无生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
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同样包含有丰富的系统观念。《黄帝内经》中人体被看作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进一步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养生规律是与外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故有“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相联系，提倡整体辨证施治的观点。
中医药学的这种观点受到国际上系统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系统科学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Prigaogine)曾说：“我们正是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限于自发组织世界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1］。
中医的诊断方法中依然蕴涵着大量的系统论思想，中医的诊断包括四诊和辨证，四诊除通过望、闻、问、切外，还包括参考病人的社会心理状况、体质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状况等信息，对病因、病位和病机做出明确判断。辨证是以一定的经验（包括理论）为基础的信息加工、分析和处理的过程，辨证既是对四诊资料的处理，又反作用于四诊技术的运用，同时还受治疗结果的反馈，并不断完善和更新。中医药学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种，药物治疗的方法是针对证候组方遣药，非药物治疗也同时针对证候或病因，选择针灸、推拿或心理、音乐等来治疗。其治疗思路整理如图1。
1.2演化论思想中国古代演化观主要表现在阴阳学说、五行说、太极图等学说之中。大多都是将万物的演化描述成为一个相生相克、连锁轮回的变化链条，其变化在一个闭合的回圈中进行，而始点最后又变成了终点。中医药学思维活动是动态的过程，通过人的机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动态描述，去反映出症状或生理现象的表现，如临床中获得的脉象、病人的面色、舌体形状。中医药理论认为人的复杂性在于它自身和环境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元气学说阐明了“形”与“气”相互转化的发展观，强调“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注重人的生命活动统一过程状态演化，如中医理论中健康概念实质上体现的是阴阳之间交互作用，形成自和的最佳状态，医疗的任务就是调整这种状态的非平衡或非最佳状态。中医学对生理过程的认识角度是从气化的结构和气化的活动这一“耗散”系统出发的。
2中医药学传统方法论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启发
2.1中医药整体认知论的科学思想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天人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之一是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相互影响，相至制约，因而人应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天人观在古代曾表现为“天命论”“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有不少秘化、不科学的内容。但在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浪费等社会问题日益加重的今天，注重天人和谐的中国古老天人观有助于在现代科学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
从实践角度看，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影响。日本哲学家和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依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要以“自然农法”取代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科学农法”，并亲身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功［2］。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受老子“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有机建筑”的理论，充分注意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人与自然有机协调的特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还影响到现代技术的发展，这就是强调技术程序应有益于人的身心愉悦和健康，强调技术的功能是解放人，现代的人体工程学、人－机系统工程学和技术美学研究，正是适应这种需求的体现［3］。
2.2中医药直觉、体验的方法论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思维模式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某种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特性——既有原则，又能进行灵活调整；不仅有科学思想，而且有驾驭科学的智慧。他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是直觉的领域——日语叫做‘勘’（がん），这就是一种敏感或机伶。”［4］老庄的思想在汤川秀树的物理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庄子的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的故事的启发，联想到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虽未分化，却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这就是“浑沌”。汤川秀树还受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句话的启发，提出了时空量子的空域概念。
中医药学思维中的直觉和理性总是互补存在，这种直觉赋予了科学家以新的顿悟使其有所创造。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所说：“量子力学迫使我们认识到，宇宙并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但这正是东方神秘主义体验世界的方式。”［5］卡普拉相当重视“体验”的作用，他通过中医和《易经》来体验事物的对立统一和动态平衡，通过《华严经》来体验事物的相互依赖和时空的相互渗透，通过中国哲学中道与气的学说体验“空”与“形”的关系，并将这些体验同现代物理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对基本粒子结构和关系、量子场论和宇宙自洽性的深刻理解。
西方思维模式的严密逻辑性决定了其强调“非此即彼”的刻板和局限性，这限制了创造力的有效发挥，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体验的模式认识成果恰恰能够启发和激励科学家的创造和想象力的发挥。
3中医药学协调思想为现代科学关于有机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李约瑟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成为“有机自然主义”［6］，因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主要是针对存在有机联系的事物加以整体的认识和体验，其典型的科学成果应该就是中医药学。这是传统科技体系中至今仍有现代价值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中医药学在不破坏生命有机体的内外联系的前提下，通过观察、体验和辨证施治，调节人体内在机能，达到内外平衡，抗病祛邪的治疗特点，以其举世公认的疗效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认识生命有机体方面独有的方法论意义。
管理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体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具备社会有机体特点的组织或群体。早期的管理科学理论重物不重人，西方的“泰罗制”实际上把工人看作从属于机器生产工具，用机械论观点看待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关系。现代管理科学中的Z型理论改变了这种倾向，开始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际的有机协调。提出Z型理论的美籍日本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主张经济组织中每个人和每个团体正好象人体中的器官，管理的机能主要不是控制而是协调，这种观点显然带有东方文化的特征。日本管理学家伊藤肇进一步指出，日本企业家能够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经典的影响应居首功［7］。
从分子到细胞再深入基因，希望能找到针对功能的遗传学早有定论：基因产物必须在细胞内环境中发挥功能，细胞必须与其他细胞相互作用，机体必须在多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基因表达及作为结果产生的表型常是通过个体基因型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而被修饰和改变［8］。最新文献也认为，很多人类常见病代表着我们的基因组与环境毕生相互作用的一种积累，预测基因在复杂疾病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令人气馁的任务［9］。由上可见，基因型与表型不总是一一对应。因此单纯以基因表达谱作为“证”的实质或作为“证”“病”的连结点似欠全面。
正如李政道教授指出的，“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10］。美国《科学》杂志19990402出版复杂系统专刊，其编辑部导言“超越还原论(BeyondReductionism)”就直截了当指出现代基因组学还原论方法的不足，指出:“还原论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主要是信息过载和过分简单化，从而可能需要把整合性提上议事日程(integrativeagenda)以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还原论方法”［11］。
中医药学中蕴涵着现代系统科学的基因，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医药学特色和优势的深入挖掘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科技发展呼唤中国传统科学观启迪的今天，中医药现代化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其科学内涵将会得到充分揭示和发展，中医药学一定能全面走向世界，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中医药学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古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中医药学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展示了现代科学一体化的新趋势。从以上的优势和特色可以看到中医药学不但具有极强的科学性，而且在许多方面提示和反映了现代人体科学、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以至现代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研究的前沿。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正在从分析的科学嬗变为整合科学，中医药学中所蕴涵的文化优势、思维优势将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伊·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2.
［2］葛荣晋.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张相轮，凌继尧.科学技术之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5］灌耕.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我国的中医药学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飘摇之后，其独特的整体协调、辨证施治等思维方式和治则治法依然保持了不朽的魅力。任何一种理论形态、思维方式的生成都不是空穴来风，都会有其生成的土壤、阳光和水分。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传统是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东方古文化背景的土壤中形成的，也是东方文化中孕育出的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中医药学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特定时代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社会的变迁。随着科学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西方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映射出向东方回归的痕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医药学哲学思想有着深深的默契，后现代医学也与中医药学存在明显的暗合。可以说，后现代科学的脚步正是使中医药学感受到强烈共振的空谷足音，它预示着中医药学将在21世纪与后现代化邂逅。这些都说明，中医药学传统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的科学合理性和现实启发性，其优势必须保持。
1中医药传统科学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现代科学思想
1.1系统论思想尽管近代的系统方法是从20世纪40年展起来的，但一些朴素的系统思想却早在二三千年前就在东方出现了。中国古代存在着典型的有机整体观念，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形成了朴素的整体系统观。如在我国最早的著作《易经》和“洪范”中就提出了“八卦”(天、地、雷、火、风、泽、水、山)、“五行”(金、木、水、火、土)说。八卦说把世界看作为一个由基本要素组成的系统整体，以代表天地的乾坤二卦作为起始形成八卦，八卦重叠形成六十四卦，从而形成了概括天地间万事万物的世界体系。而且《易经》还把世界看作由基本矛盾关系所规定的层次系统整体，是一个动态的循环演化的系统整体。同样五行说也是将世界看作是由五种基本要素金木水火土组成的系统整体，这五种要素彼此相生相克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结构，从而构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所以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将最基本的物质元素看作是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而整个世界无非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整体系统，它们之间相生相克，使得整个世界不断循环演化，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系统整体。公元前五百多年，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对系统提出了精辟的看法，在其经典著作《老子》、《荀子》等著作中提出的“有无”“阴阳”学说用一些更抽象的范畴，如有与无、一与二、始与终、阴与阳等对立统一的关系来表达自然界的统一性。它们认为“道”是事物之本源，又是事物的法则。天、地、人都是道的产物，它们具有统一性。道是天、地、人的主体，也是天地人运动必须遵守的规律和行动法则，认为世界的起源于“无生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
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同样包含有丰富的系统观念。《黄帝内经》中人体被看作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进一步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养生规律是与外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故有“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相联系，提倡整体辨证施治的观点。
中医药学的这种观点受到国际上系统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系统科学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Prigaogine)曾说：“我们正是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限于自发组织世界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1］。
中医的诊断方法中依然蕴涵着大量的系统论思想，中医的诊断包括四诊和辨证，四诊除通过望、闻、问、切外，还包括参考病人的社会心理状况、体质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状况等信息，对病因、病位和病机做出明确判断。辨证是以一定的经验（包括理论）为基础的信息加工、分析和处理的过程，辨证既是对四诊资料的处理，又反作用于四诊技术的运用，同时还受治疗结果的反馈，并不断完善和更新。中医药学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种，药物治疗的方法是针对证候组方遣药，非药物治疗也同时针对证候或病因，选择针灸、推拿或心理、音乐等来治疗。其治疗思路整理如图1。
1.2演化论思想中国古代演化观主要表现在阴阳学说、五行说、太极图等学说之中。大多都是将万物的演化描述成为一个相生相克、连锁轮回的变化链条，其变化在一个闭合的回圈中进行，而始点最后又变成了终点。中医药学思维活动是动态的过程，通过人的机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动态描述，去反映出症状或生理现象的表现，如临床中获得的脉象、病人的面色、舌体形状。中医药理论认为人的复杂性在于它自身和环境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元气学说阐明了“形”与“气”相互转化的发展观，强调“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注重人的生命活动统一过程状态演化，如中医理论中健康概念实质上体现的是阴阳之间交互作用，形成自和的最佳状态，医疗的任务就是调整这种状态的非平衡或非最佳状态。中医学对生理过程的认识角度是从气化的结构和气化的活动这一“耗散”系统出发的。
2中医药学传统方法论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启发
2.1中医药整体认知论的科学思想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天人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之一是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相互影响，相至制约，因而人应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天人观在古代曾表现为“天命论”“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有不少秘化、不科学的内容。但在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浪费等社会问题日益加重的今天，注重天人和谐的中国古老天人观有助于在现代科学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
从实践角度看，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影响。日本哲学家和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依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要以“自然农法”取代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科学农法”，并亲身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功［2］。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受老子“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有机建筑”的理论，充分注意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人与自然有机协调的特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还影响到现代技术的发展，这就是强调技术程序应有益于人的身心愉悦和健康，强调技术的功能是解放人，现代的人体工程学、人－机系统工程学和技术美学研究，正是适应这种需求的体现［3］。
2.2中医药直觉、体验的方法论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思维模式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某种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特性——既有原则，又能进行灵活调整；不仅有科学思想，而且有驾驭科学的智慧。他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是直觉的领域——日语叫做‘勘’（がん），这就是一种敏感或机伶。”［4］老庄的思想在汤川秀树的物理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庄子的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的故事的启发，联想到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虽未分化，却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这就是“浑沌”。汤川秀树还受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句话的启发，提出了时空量子的空域概念。
中医药学思维中的直觉和理性总是互补存在，这种直觉赋予了科学家以新的顿悟使其有所创造。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所说：“量子力学迫使我们认识到，宇宙并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但这正是东方神秘主义体验世界的方式。”［5］卡普拉相当重视“体验”的作用，他通过中医和《易经》来体验事物的对立统一和动态平衡，通过《华严经》来体验事物的相互依赖和时空的相互渗透，通过中国哲学中道与气的学说体验“空”与“形”的关系，并将这些体验同现代物理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对基本粒子结构和关系、量子场论和宇宙自洽性的深刻理解。
西方思维模式的严密逻辑性决定了其强调“非此即彼”的刻板和局限性，这限制了创造力的有效发挥，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体验的模式认识成果恰恰能够启发和激励科学家的创造和想象力的发挥。
3中医药学协调思想为现代科学关于有机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李约瑟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成为“有机自然主义”［6］，因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主要是针对存在有机联系的事物加以整体的认识和体验，其典型的科学成果应该就是中医药学。这是传统科技体系中至今仍有现代价值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中医药学在不破坏生命有机体的内外联系的前提下，通过观察、体验和辨证施治，调节人体内在机能，达到内外平衡，抗病祛邪的治疗特点，以其举世公认的疗效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认识生命有机体方面独有的方法论意义。
管理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体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具备社会有机体特点的组织或群体。早期的管理科学理论重物不重人，西方的“泰罗制”实际上把工人看作从属于机器生产工具，用机械论观点看待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关系。现代管理科学中的Z型理论改变了这种倾向，开始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际的有机协调。提出Z型理论的美籍日本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主张经济组织中每个人和每个团体正好象人体中的器官，管理的机能主要不是控制而是协调，这种观点显然带有东方文化的特征。日本管理学家伊藤肇进一步指出，日本企业家能够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经典的影响应居首功［7］。
从分子到细胞再深入基因，希望能找到针对功能的遗传学早有定论：基因产物必须在细胞内环境中发挥功能，细胞必须与其他细胞相互作用，机体必须在多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基因表达及作为结果产生的表型常是通过个体基因型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而被修饰和改变［8］。最新文献也认为，很多人类常见病代表着我们的基因组与环境毕生相互作用的一种积累，预测基因在复杂疾病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令人气馁的任务［9］。由上可见，基因型与表型不总是一一对应。因此单纯以基因表达谱作为“证”的实质或作为“证”“病”的连结点似欠全面。
正如李政道教授指出的，“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10］。美国《科学》杂志19990402出版复杂系统专刊，其编辑部导言“超越还原论(BeyondReductionism)”就直截了当指出现代基因组学还原论方法的不足，指出:“还原论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主要是信息过载和过分简单化，从而可能需要把整合性提上议事日程(integrativeagenda)以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还原论方法”［11］。
中医药学中蕴涵着现代系统科学的基因，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医药学特色和优势的深入挖掘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科技发展呼唤中国传统科学观启迪的今天，中医药现代化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其科学内涵将会得到充分揭示和发展，中医药学一定能全面走向世界，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中医药学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古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中医药学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展示了现代科学一体化的新趋势。从以上的优势和特色可以看到中医药学不但具有极强的科学性，而且在许多方面提示和反映了现代人体科学、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以至现代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研究的前沿。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正在从分析的科学嬗变为整合科学，中医药学中所蕴涵的文化优势、思维优势将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伊·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2.
［2］葛荣晋.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张相轮，凌继尧.科学技术之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5］灌耕.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7］林德宏，张相轮.东方的智慧［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8］KlugWs,CummingsMR.ConceptsofGenetics,Columbus:CEMerrillpubl,1983：81.
［9］PeltonenI.,MekusickVA.Dissectinghumandiseaseinthepostgenornicera.Science2001,291：1224.
1古籍中的避孕法
中医药古籍中可见很多避孕节育的方剂，古籍中称为断产、去胎方，断产、去胎合为一章，很多去胎方药就是断产避孕的方剂。中医古籍都是一脉相承，互相取长吸收，《小品方》《千金翼》《外台秘要》中就有几方相同，其一：“故蚕纸，方圆一尺，酒饮调服，终身不复怀孕”其二：“妊娠欲去胎，并断产。栝楼，桂心各二两，豉一升，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分服之。”其三：“附子二枚为末，以淳苦酒和涂右足，去之大良。”其中方一为只服一次的终身避孕药，方二既为流产药又为避孕药，是否与米非司酮有异曲同工之妙，方三为避孕外用药，简便实用。《千金方》中有“油煎水银，一日方息，空心，服如枣大一丸，永断不损入”，古代多有用水银避孕的方法，水银大毒，使用者容易有生命，现代已经不用。又有去胎方“大曲五升、清酒一升，煮二沸去渣，分五服，隔宿勿食，旦再服，其子如糜，令母肥盛，无疾苦。”方中说“其子如糜，令母肥盛”，这是去胎药酒方，而且说“令母肥盛，无疾苦”后代很多方剂都模仿此方作为避孕药用。《广济方》中有“栝楼根四两、肉桂五两、牛膝三两、瞿麦一两，水七升煎二升三合，去渣，温分三服，服后如人五里，又进一服，无忌。”此较之前栝楼、桂心方又多两味牛膝、瞿麦增强了活血行血之功。《小品方》中有赢人欲去胎方，“粉草、干姜、人参、生姜、川芎、肉桂、蟹爪、黄芩，水七升，煮取二升，分三服，忌海藻、菘菜、生葱。”对于粉草《本草纲目》说甘草中“令人惟以大径寸而结紧断纹者为佳，谓之粉草”。蟹爪，别录说有破胞堕胎之功。时珍谓其堕生胎、下死胎之效。《新修本草》说菘菜味甘，温，无毒。主通利肠胃，除胸中烦，解酒渴。《千金》中并有熊附稀胎方“四物汤，每服三钱，加芸薹子一撮，于经行后空心温服。又方，升麻葛根汤二两，入瞿麦、土牛膝、栝楼根、豆豉炒，各半两，分作八服，亦于经行后便服，一日二服，更加芸薹子一撮尤妙，则孕育颇疏矣。”其中芸薹子始载于《唐本草》，《本草纲目》记载所谓芸薹子就是当代的油菜籽。古方中多方用此物避孕，可见其稀胎之神效。宋代王惟一的《针灸资生经》云:“针石门则终身绝嗣，共道幽隐岂可侮哉”。《千金要方》中有避孕的灸法“妇人欲断产，灸右踝上一寸三壮”。此二为针灸避孕的典范，比之药物的避孕更加简单可行。《千金方》中也记载了很多的避孕方剂，录如下“下胎方：虻虫三个、蚕蜕七个、红花八钱、苏木三钱、芍药、川归、枳壳、斑蝥、青皮、桃仁、甘草、三棱、莪术、鬼箭大五”，方中皆为活血走行之利品，药性峻猛。“单方：溪螺狮，每一个月一个，捣碎盒中下”，“又方：万年青根，捣汁，冲酒服下。又：黄荆树根略捣，绵裹，入内，下。又：桃恼、鼓槌草、麝香三味，为末，绵裹，入中内，一夜下。欲断妊孕，白面一升，好酒五升，煎至二升，去渣，分三四服，经前晚、次早及五更时各一服，不妊。”其中黄荆根等两剂为外用阴中纳药断产避孕极有特色，首开阴道避孕用药之先河，早于现代医学之避孕药膜。白面方为药酒之类。又有“绝胎方，取银铺上灰尘三钱，绿豆三钱，鸡子十个，以尘、豆二物同水，用砂罐火内煎，鸡子后，经一、二日，食鸡子半个，或下午，或次日又食半个，永决，若全吃，恐经行要腹痛。”这里的银铺上灰尘不知其作用机理，现在已经没有银铺了，此方的作用到底如何恐怕也不能被实践证明了。以上是传统中医药古籍中所记载的方剂。
2现代传统医学避孕方法
2.1中医药单味药的研究
目前对于植物药避孕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单味药物的现代药理研究上。
众多药物中对于石榴皮、紫草、陈皮的研究文献稍多，杨丽平等[1]综述，石榴皮有抗病毒、抗生殖器疱疹病毒、抗菌作用，有凝集和体内抗生育作用。孙华文等[2]研究认为石榴皮中的鞣质、树脂、树胶、生物碱等，能凝集，破坏精浆蛋白，具较强抗家兔生育功能；能够刺激家兔阴道壁收缩增加阴道内压力；可以抑止淋球菌生长。他们进行了体外抑止人活力的研究，认为石榴皮对有强烈的凝集作用，破坏精浆蛋白，干扰生存的内环境，使能成为游离的，阻止向前运动。另一个研究较多的药物是紫草。动物实验发现，长期服用紫草提取物，能使垂体、卵巢和子宫的重量下降，但对组织并无损害作用，其抑制作用是可逆的。紫草对大、小白鼠为有效的抗生育剂，无论着床前或早孕期给药均能终止妊娠。紫草水提取物能终止小鼠和家兔的早期妊娠，对小鼠和家兔的平均抗早孕有效率分别为97.5%和71.4%，还能使胎盘的绒毛细胞大量坏死[3]。对于陈皮欧仕益[4]研究发现，橘皮苷能抑制精细胞的透明质酸酶活性，使在与卵细胞结合时不能水解卵泡上的透明质酸，阻止其进入卵细胞，达到避孕目的。桔皮苷不仅无毒、副作用，且在停止服用48h后可恢复怀孕。日服与阴道用药同样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橘皮苷还能调节雌激素水平，用于因雌激素不平衡引起的疼痛、炎症和肿胀。有人给94位患有发热潮红和其它绝经症状的妇女每天补充桔皮苷，1个月后53%的患者症状得到明显缓解。方玉复等[5]等通过试管内抑菌实验和临床观察均发现，25%浓度的陈皮对几种常见浅部真菌均有抑制作用，临床疗效与达克宁相当。
除了紫草、陈皮和石榴皮所见的避孕研究文章较多外，学者们还对以下几种药做了研究。
朱红梅等[6]实验研究岗松根抗生育作用，发现水提、醇提剂型的岗松根对鼠避孕率均达到70%以上，说明该药有一定避孕效果，随药物浓度增加而作用加强。小白鼠离体子宫实验证明其对子宫有较明显兴奋作用。周激文等[7]对昆明山海棠提取物TH5的抗生育活性进行了研究。5批Wister成年雄性大鼠灌服TH5(116mgkg)30天后的雄性抗生育有效率平均为97%。停服TH520天后的大鼠附睾尾部三项参数统计值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或P<0.01)，停服TH550天后，90%的受试大鼠恢复生育，其附睾尾部的三项参数值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TH5对大鼠体重、重量与大小等无影响。认为TH5具有发展为男用避孕药的良好前景。袁久荣[8]综述，国外的研究提示，如南南合作棉酚研究小组认为，每天口服棉酚15mg，持续用药12周，随后，每天口服棉酚7.5mg，持续用药40周，可作男性绝育术。认为应当将甲酸棉酚与棉酚、醋酸棉酚区别开来，酸法生产工艺应与苯胺法生产工艺制得的药品区别开来。并将研究重点集中在扩大甲酸棉酚全国临床应用的研究，“低血钾症”模型的研究等方面。王峥屹等[9]用白兔做茶皂素(一种农药增效剂)对壬苯醇醚杀精增效作用的实验研究，按照国际计划生育基金会体外杀精试验改良法,测定N29、茶皂素及其混合液对家兔20s、3min的最低杀精浓度。结果发现混合液中N29、茶皂素于20s、3min时的最低杀精浓度分别为(0.13±0.05)、(2.40±1.07)g/L和(0.05±0.01)、(1.27±0.38)g/L,均明显低于各自于20s、3min时的单独使用剂量(0.48±0.15)、(5.78±1.40)g/L和(0.34±0.08)、(1.71±0.18)g/L,P均<0.01。茶皂素对壬苯醇醚有杀精增效作用。金鹏飞等[10]对土贝母研究进展综述，认为将土贝母皂苷制成喷雾剂型避孕药值得考虑，土贝母总皂苷及其A、D成分具有较强的杀作用。其瞬间杀精的质量分数分别为0.04%、0.04%及0.03%。其杀精机理主要是破坏的生物膜系统,使的质膜、顶体及线粒体受损。作用后不活动的用生理盐水洗去药液后活动力未能恢复,表明其损伤作用是不可逆的[11]。土贝母还具有抗单纯疱疹病毒作用[12]研究还表明土贝母皂苷在浓度≤0.5%时对皮肤无刺激作用[13]。
2.2民族医药避孕的研究
除了传统的中医中药，各民族的民族医药对于避孕新方法的研究也有很大贡献。郑妍[14]用小鼠、大鼠及家兔为实验动物,观察云南民间流传的天然抗生育药物昆丽的抗生育作用，结果表明昆丽口服能获得76.6%-96.3%的妊娠抑制率，宫腔局部用药可获得100%的堕胎率，无论对妊娠期子宫或非妊娠期子宫，均有兴奋收缩作用。其特点是作用时间较PGE1强，不像催产素和麦角那样会引起强直收缩，与PGE1联用且有协同作用。子宫的收缩使宫内膜螺旋动脉受压，血液循环障碍,局部缺血坏死,使囊胚着床及生长发育所必须的内外环境遭到破坏，最终导致流产。昆丽局部用药后的子宫内膜变薄，腺体数量及分泌反应减少，另一方面，被昆丽作用后的胚胎不因死亡后立即排除，而是逐渐吸收，解剖后可见胚胎液化吸收的痕迹。可见昆丽对囊胚的直接毒性作用也是其抗生育作用的机制之一。该药对全身主要器官无毒副作用,不影响动物的再生育,亦无致畸作用。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抗生育药物。蛇藤是长期以来广西壮族民间作为女性避孕药(口服或垫睡)流行使用的药物，有报导说印度学者曾用与其同属的两种植物进行动物实验,证实其有口服避孕作用。苏青等人研究证实本品40g生药/kg剂量的水煎剂有抗生育,抗着床作用(P<0.01)，正丁醇提取醇层部位具有一定的抗生育作用(P<0.05),为抗生育的有效部位[15]。文明昌等[16]记载苗族单验方中有节制生育方；白杨树根、蓝映山红根各100～200g，在月经干净后水煎服，每天1剂，连服2～3天。当日服药，可致当月不孕；七叶一枝花10g，月经干后取根（干的为佳）磨酒内服，连服3次，能保当月避孕。荣树根、小茴香各15g，凌宵花根30g。在月经结束时，将药炖老母鸡，加少许米酒、盐服，每日1次，连服3个月，用于痛经不孕妇女。
中国-2.3药酒及针灸避孕的研究
根据《千金方》中避孕药酒的研究，后人延续进行研究进一步对多种避孕药酒进行了研究，张瑜等[17]研究由神曲、山查、麦芽等药物组成避孕药酒的避孕机理，发现给药组幼年小鼠的子宫重量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与给乙烯雌酚的每克体重的子宫重量比较有极显著差异，同时给予乙烯雌酚和药酒的两组每克体重的子宫重量与对照组相比有极显著差异，与阳性对照组差异不显著，说明避孕药酒无雌激素活性，也无抗雌激素活性。避孕药酒对妊娠和未妊娠子宫均有兴奋作用，使子宫肌张力增加，收缩强度增加，子宫收缩更有规律，且极量由浓度相当生药1.3×10的负二次方增至2.5×10的负二次方作用强度也随之增加，当剂量增至浓度相当于生药3.9时，兴奋子宫的程度不再增加，也不引起强直性收缩。服过避孕药酒的小鼠停药后能继续生育。张鸥等[18]对患者应用石门穴治疗月经不调和带下病效果很好,并未导致终身不孕的不良后果，认为针刺石门穴绝子是有条件性和特定的针刺方法的，可作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辅助措施,其机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国外植物药避孕的研究
国外对植物药抗生育的研究也较重视，RAOMVPHYTOTHERES研究叶下珠对雌性小鼠的避孕作用[19]发现苦味叶下珠（Phyllanchusamarus,PA）在给药期间，动物的动情周期发生变化，17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HSD）活性抗坏血酸降低影响体内激素水平，PA醇提物可能是通过影响雌激素水平，改变动物的动情周期，从而产生避孕作用。但其药效在停药后是可逆的。MOATTARF对伊朗不同地区作为避孕用的紫茉莉种子以不同溶剂的提取物进行了动物实验研究，表明醇提取物有最好的作用，口服给药时，期或前期周期受到抑制。既无毒性，也没有流产作用，不影响哺乳动物的生育能力[20]。
对于中药避孕不光要考虑避孕的效果，还要考虑防止性病传播，提高性生活质量的问题。可以将目光放在古方药的研究（包括断产药合去胎药）、现代中药药理研究有抗作用的药、一些中药导致不孕的比较少见的病例、以及治疗男女不孕不育的药物已找到药性相反的一些药物。对于药物的剂型要有所顾及。现代研究多是药物成分的药理避孕的研究，作为临床中医师应该积极研究古代方剂，从传统中医的角度认真研究避孕药新药的配伍应用。
参考文献
[1]杨丽平,杨永红.石榴皮的研究进展.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04，3(25):45-47.
[2]孙华文,周江桥,詹炳炎.新型阴道避孕药石榴皮的药理实验研究.生殖与避孕1994,14(5):350-353.
[3]马保华.如何掌握藏獒配种的最佳时刻.甘肃畜牧兽医,2002.162(1):481.
[4]欧仕益.橘皮苷的药理作用.中药材,2002.25(7):531～533.
[5]方玉复,魏玉平,于香安,等.1997.陈皮对浅部真菌的试管内抑菌实验及临床疗效观察.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11(5):275.
[6]朱红梅,钟鸣,韦玉伍,李萍.1995.岗松根抗生育作用的实验观察.医学理论与实践,8(4):145-148.
[7]周激文,张宪民,骆毅,潘汝能,刘黎闻,罗宁云,彭林,吴大刚.1997.昆明山海棠提取物TH5对雄性大鼠的抗生育活性.生殖医学杂志,6(3):174.
[8]袁久荣.1996.棉酚避孕研究的回顾、思考、展望.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3(9):16.
[9]王峥屹,郑又铭,郭凯.2004.茶皂素对壬苯醇醚杀精增效作用的实验研究.中华男科学,5(10):397-399.
[10]金鹏飞,郑春辉,裴月湖.2003.中药土贝母研究进展.沈阳药科大学学报,2(20):152-156.
[11]苗云三.1998.法定中药药理与临床.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司,67-69.
[12]傅章才,赵更生,房益蓝,等.1985.土贝母皂苷的药理学研究.陕西新医药,4:49.
[13]郑虎,董泽宪,佘靖.1999.中药现代研究与应用.第六卷.北京:学苑出版社,55055511.
[14]郑妍.1999.昆丽抗生育作用实验研究.时珍国医国药,10(10):729-730.
[15]苏青,黄瑞松,于德泉,张人九.1999.壮药蛇藤避孕的药效学实验研究.云南中医中药杂志,4(20)33-34.
[16]文明昌,文江波.2004.苗医苗药单验方应用浅析.中国民族医药杂志,11:227-229.
[17]张瑜,马裕袖,赵福民,王世忠,王保全.1994.避孕药酒抗生育作用机理的实验研究.河南中医,3(14):145-146.
[18]张鸥,韩红.2003.石门穴临床应用举隅.上海中医药杂志,1(37):44-45.
一、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特点
要发展民族医药，首先必须把政策落到实处，跳出思想的局限，独立自主地进行发展。至于为何要把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从现在的中医学范畴中提取出来独立发展，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和中医学的重大区别所决定的。
1、文化背景不同。根据其文化源流或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学科可分为若干类系：
(1)受佛教文化影响，特别是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结合青藏高原的疾病防治经验和药物资源，逐渐发展形成了藏医学、蒙医学。而傣医学则具有南传上座部小乘佛教文化的背景。
(2)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特别是受阿维森纳《医典》的影响，并结合自身的医学实践而发展出了维吾尔医药、回回医药、哈萨克医药等。
(3)受朝鲜古典医学影响，并融合中朝古代医学特点，发展出朝鲜族医药。
(4)受汉文化影响，但又具有地域和民族文化特色，从南方地区医疗实践中发展出苗、壮、瑶、彝、侗、土家、黎等医药知识体系。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所植根的文化背景而言，其与中医药并非源和流、主干和分支的关系，而是一个不同于中医药的多元的、复杂的、独立的文化体系。
2、理论体系不同。文化背景、哲学理念的不同，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理论体系的重大差异。中医学以天人相应和阴阳学说为哲理观，以脏腑、气血、经络为生理观，以四气五味为药理观，以四诊八纲为诊疗观，从而构成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它的理论核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天人相应”为一般规律的整体衡动观；二是以脏腑、经络、气血为构架的功能生理学；三是以阴阳为基础的矛盾平衡说；四是以四诊、八纲为内容的诊断学；五是以天然药物和方剂为主的治疗学。而蒙医基础理论主要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原则以及治疗方法等，对临床各科具有指导意义的一门学科。
蒙医学理论来源于临床实践，又反过来指导临床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它不仅仅是医疗经验的积累，而且具有从实践中升华出来的一套学术理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接受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吸收了印度医学、藏医学、中医学的部分基础理论，不断地得到了充实和提高。蒙药学是对蒙药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主要研究每味蒙药的来源、形态、产地、品种和真伪的鉴别、性味、功效以及采收、加工、炮制、贮藏等。蒙药学还总结出了一整套用药规律，应用于临床，而达到防病、治病和健身目的。方剂学是以蒙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为防病、治病而研究配制、药物应用的一门学科。内容包括蒙药的配置原则、配方规则、配方剂型、配制工艺、方剂功能、主治、用法与用量等。蒙医临床各科包括内科、外科、温病科、妇科、儿科、传统疗术科、骨伤科、五官科、皮肤科等。都以蒙医基础理论为指导，对疾病进行辩证分析、诊断和治疗的具有独具特色的学科。
二、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加强对民族医药学理论的整理、加工，继承发扬，形成疾病诊疗的理论支撑；少数民族群体疾病表达谱的建立，利于更好的防病、治病。另一方面，采用现代研究技术，加强民族医药的研究开发力度和深度。例如；对民族药材资源分布、生态环境、同功品种、易混品种以及种植加工、特性鉴别、质量标准等系列专项研究；对新开发的药品中活性成分的理化性质及药理毒理进行规范研究；对少数民族的单方或复方制剂进行作用机理的基础研究、剂型研究、制备工艺技术研究、质量标准研究、临床实验研究等等，为民族医药的开发提供科学严谨的数据，改变过去经验性的标准和手工作坊式的药品生产方式，推进资源转化，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大民族药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优势，从而推动学科的飞跃。
三、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应用前景
杨本雷主任医师为笔者师带徒指导老师，从事彝医药和中医药临床、科研和管理工作40年， 2014年被评为云南省首批“云岭名医”。杨本雷主任医师主持开展彝医药文献整理、理论研究、药材种植和新药、新制剂开发等多项研究工作，逐步完善彝医药体系，形成了有特色的彝医药学术思想。
1对彝医基础理论的认识总结
彝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藏医、蒙医一样，彝医有自己的理论，其理论论述散在于《宇宙人文论》和《西南彝志》等彝族古籍中。杨本雷主任医师根据彝族古籍中关于彝医药的相关描述，结合现代彝医药研究成果和临床实践经验积累，整理归纳了彝医基础理论的一些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清浊二气是万物的根本根据《宇宙人文论》和《西南彝志》等古籍的论述，天地形成于清浊二气，人体生命形成也基于自然界的清浊二气，这证明了彝医早已认识到人的生命与自然界息息相关，人与自然的相应和统一。另一方面，人的生命活动依赖清浊二气的运动。清浊二气各行其道、环行不息，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人的生、长、壮、老、死等变化是清浊二气变化的结果。
12哎哺是事物形成的基础与中医阴阳学说相似，彝医用哎哺来概括自然的一切事物，并将其分成两类，哎哺互根互用，哎为天、为父、为阳；哺为地、为母、为阴，可见哎哺是对立统一的。同样，人的形成也是源于哎哺。人体生命物质基础是哎与哺，生命的繁衍发展在于哎（男）与哺（女）的交合。
13五行是决定人体内部运动规律的物质元素彝医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宇宙万物和人体组织的五种元素，并用这五种元素的生克关系来阐述事物之间和人体内部的相互联系和变化规律。彝医用五行学说来解释人体脏腑器官的生理病理变化，但其五行学说与汉医不尽相同，如汉医认为肾主骨，肾为水则骨属水，彝医则认为骨属金。彝医认为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戍己为土，壬癸为水，这不仅是脏腑生成的规律，同时也反映了彝医认为肾主水，脾主土，心主火，肝肺主木的思想，脏腑所主决定了脏腑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
14气血与气路是生命活动的载体与通路人体的生命活动有赖于气血运行，气血循环营养全身。血的运动是通过人体的六条气血通路进行的。气血在这六条通路中不断循环，维持生命的正常活动。
15对病因与发病的认识疾病的发生一方面是由邪气所致，另一方面是由脏腑五行生克关系失调所致。前者为外因，后者为内因。外因有外邪（风、寒、暑、湿、热）、瘴疬之气、饮食、外伤及虫兽毒伤等，内因有五毒和人体病理产物等。彝医将一切致病因素统称为“毒邪”，因此病因学说又称为“毒邪学说”。在致病途径方面，彝医认为疾病从口鼻诸窍而入，在发病学上，强调先天正气在发病方面的关键作用。
16诊法与治法彝医最重要的诊断方法是问诊。彝医古籍记载多是一症一方，无确切病名，先描述症状，然后阐述治疗用药的组成和用法。这就说明了问诊是彝医诊断疾病的最重要的方法。在治法上，以祛外邪和调节脏腑平衡为总的治疗原则。在外邪的治疗中以祛风为第一要义，因为彝医认为风邪致病最广最急。在脏腑功能失调方面强调补其不足，泻其有余。
为便于记忆，杨本雷主任医师将彝医基础理论概括称为“一元、二气、六路、五行、毒邪” 理论体系[1]，一元即元气论，二气即清浊二气理论，六路指清浊二气循行的六条通路，五行即五行学说，毒邪即毒邪病因学说。
2对彝药理论的认识总结
杨本雷主任医师从彝药的起源和发展、彝药的命名和分类、彝药的性能、彝药的应用、彝药的采集加工和贮藏、彝药资源等方面对彝药理论进行了整理总结，明确了彝药和彝药学的含义，建立了彝药学框架和系统的药学理论，将彝药的性能归纳为二气、六味、归路、升降通涩、毒性、功能主治六方面，将常用彝药分为发表、清火、杀寒等15类。杨本雷主任医师对彝药理论总结整理的成果已收入《中国彝族药学》[2]中，不再详述。
3彝医药开发的指导思想
31继承创新相结合杨本雷主任医师认为，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目的是发展和创新；彝医药开发要继承彝医药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但更要强调创新；创新包括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技术创新和药物创新等；要注意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结合，方法创新和技术创新时要加大引入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技术手段在彝医药研究开发中的应用。
32重视民族民间用药经验和治疗方法的挖掘整理杨本雷主任医师认为，彝医药知识包含纸质文献和口碑文献两方面。在充分开发利用彝医药书面文献成果的同时，要下更大的力气去挖掘整理以口碑文献形式存在于民间的用药经验和治疗方法，这些是彝医药研究不竭的源泉之一。民间单方验方和治疗方法、用药经验中包含许多闪光点，从这些闪光点出发进行研究，往往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3]。
33疗效是硬道理杨本雷主任医师认为，任何一门传统医学，不管历史多悠久，理论多完备，要想在现代社会中立足发展，必须有确切的疗效。要针对现代医药疗效不好或无效，而彝医药治疗有效的病种，探索经得起重复检验的治疗方案或药物，作为证明彝医药存在价值的重要基石。因此，疗效是彝医药发展的硬道理，彝医药开发必须坚持疗效为本。
4对彝医药与其它传统医药关系的认识总结
41彝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源头之一彝医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五千年，与其它传统医药一样，源起于劳动人民与疾病的斗争，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彝医药与中医药等传统医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中医药汲取了一部分彝医用药经验，如三七、茯苓、草乌等；另一方面，彝医清浊二气理论的形成和部分彝药的应用也受到了中医等传统医药的启发和影响，部分彝药是多民族医共用品种，有些品种其它民族医先使用，但与彝医的用法和功效上不尽相同，如灯盏细辛、牛蒡等。因此，从历史、文化和药物使用等综合看，彝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源头之一，而不是分支。
42彝医药与其它传统医药的主要区别彝医药与其它传统医药之间理论有一定相似性，部分用药品种相同，按摩、拔罐、割治等一些诊疗技术近似，但各民族医药又各具特色、各有千秋。杨本雷主任医师认为，彝医药与其他民族医药的区别主要有四方面：一是理论不同，彝医在彝医理论指导下开展工作；二是诊法和疗法不尽相同。诊断方面彝医以问诊、望诊为主，治疗方面彝医有许多独特的方法，如彝医水膏药疗法和仪式治病、火疗法等；三是用药品种大部分不同，彝医用药地域特征明显，大多数是在西南彝族地区生长的动植物。品种相同的多数药药用部位或功效用法不一致，如牛蒡，中医用种子清热解毒，彝医用根行气通便，四是主要传承应用区域不同。彝医主要传承应用于滇、川、黔、桂四省的彝族聚居区。
共有24个问题，主要包含学生对传统中医药文化及中医药学知识的认知途径、普及情况、态度即期望三个方面。2．1．1接触和了解中医药学的渠道在七个选项中，56%的学生选择了长辈、朋友的推荐和讲述。52%的学生选择了课本教材。学校的宣传教育仅占了12%。“其他”主要是学生补充的“自己所学的专业”“医生的解说”。可见学生接触、了解传统中医药文化的渠道，主要来源于社会和家庭。在学校中主要以课本知识传授的方式，但宣传教育的效果还不及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媒介。传统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不仅应该在全民族中普及，更应该在卫生类职业院校中加强宣传教育。尤其是现代社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生中的传播，主要专注于知识及技能的教育，而忽略了对学生从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引导［2］。2．1．2中医药学基础知识在学生中的普及情况包含10个问题。如第3题“你能听懂并领会中医药学的语言吗?”选项A是“能够”，共26人/次选择。选项B是“有的能，有的不能”，共135人/次选择。选项C是“不能”，共16人/次选择。第7题“你知道中医药学的四大经典著作吗?”选项A是“知道，并且都看过”，共21人/次选择。选项B是“知道一部分”，共133人/次选择。选项C是“不知道”，共24人/次选择。第11题“你知道涌泉穴、合谷穴、足三里穴的大置吗?”选项A是“知道，并且知道各个穴位的功效”，共68人/次选择。选项B是“知道，但是不理解”，共81人/次选择。选项C是“不知道”，共29人/次选择。根据此10个题的选项性质分为四类:①基本知晓，共有796人/次选择，占10个题目选项总值的44%。②一知半解，共有711人/次选择，占10个题目选项总值的39%。③完全不知，共有289人/次选择，占10个题目选项总值的16%。④其他，共28人/次，占10个题目选项总值的1%。由此可见，中医药学知识在学生中认知情况较好，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能够引起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存在着＜20%的学生没有接收到或拒绝学习中医药学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有39%的学生对中医药学知识还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也要求对卫生类职业院校学生中医药学知识的普及教育还需要持续、大力地投入，才能真正实现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传承。2．1．3学生对中医药学知识的态度及期望该部分有13个问题，是学生从中医药的优点、缺点，到对中医药学发展的期望、途径进行答卷。88%的学生认为在卫生类职业院校中开展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宣传教育很重要。因为76%的学生认为“中医药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很喜欢很热爱，觉得应该把它发扬光大”，在问及中医药文化存在的意义时，59%的学生认为是“传承文化”，57%的学生认为能够“修身养性”，48%选择了“拓宽知识面，提高人文素养”，36%选择了“增强民族凝聚力”，27%选择了“培养爱国热情”。具体到个人选择中医药治病救人时，56%的学生认为传统中医药的优点是“辨证论治，因人而异”，50%认为传统中医药善于慢慢调和、调养，44%认为“副作用小，用药安全”，36%认为“疗效是能去本且治根”，12%认为“治病有科学依据”。然而，还有16%的学生面对传统中医药文化，“想要去了解，但是课业负担重，没有接触传统中医药文化的途径和时间”，甚至有少数学生“不是很喜欢，但作为中国人，我们还是应该去了解”。而且57%的学生认为传统中医药“药味苦且用药不方便”。47%认为“市场管理不规范，容易上当受骗”，28%选择见效慢，以及治疗时间长等缺点。所以56%的学生选择在“病后调养”阶段使用中医药治疗，41%选择在“西医久治不愈或副作用大的情况下使用”。仅有38%选择慢性病时使用。40%的学生用于日常保健。因此，为提高中医药学知识的普及率，增强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宣传教育力度，43%的学生认为有效的方式是举行“中医专题讲座”。次之推选开展“中医义诊咨询”，进行“中医传统技术的演示”，如中医特有的拔罐、艾灸、针刺、推拿按摩等技能的演示，以及“出版通俗易懂的中医药类图书、影视作品”等。
2调查分析
综上所述，通过对173份调查问卷的分析，贵州省卫生类职业院校中学生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认知现状是绝大多数的学生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价值给予肯定，80%认为它在现代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表示希望传承和发展传统中医药文化。同时，大部分学生生病时使用过中医药治疗方法，如中医推拿按摩、针灸拔罐、刮痧、汤药食疗等，说明中医药在学生中是有着一定的人群基础和影响力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也比较常用或者留意中医药，57%的学生认识到中药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的药物”。69%的学生甚至能认识10味以上的中药，并且绝大部分学生希望能在校园或社区中设立中医药的文化宣传和医疗服务。由此可见，中医药学的重要性得到了卫生类职业院校学生的普遍认可，在部分学生中还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学校应积极地采取多种有效的措施促进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也是每一代华夏子民义不容辞、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然而，当问卷中问及学生是否有兴趣参加学校组织的中医药文化知识科普讲座时，58%的学生表示“很想参加，但是很少有这样的讲座”。又如“所在学校对传统中医药学文化的普及教育开展了哪些活动或宣传”，45%的学生选择了太极拳专项运动，34%的学生选择了医疗实践服务活动，其次是标语展板、专题讲座、杂志期刊、校园景观石等。说明学校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宣传教育途径和力度还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这也导致仍有部分学生对传统中医药文化存在误解，如36%的学生对中医阴阳五行学说不了解，甚至4%的学生认为有迷信的成分，不科学、不可靠。21%的学生认为中医药“讲不清治疗道理，不够直观，让人感到故弄玄虚”，以及疗程长、起效慢、煎煮麻烦、味道苦涩等。还有学生只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才想要去了解中医药，并没有认识到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才是学习的根本目的。
2．1影响传统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的原因
通过对卫生类职业院校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部分学生对中医药学存在某些误解，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对传统中医药学文化价值的重视不足，导致宣传教育的投入不足，力度虚弱，学生忽视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学习，或仅为片面了解。二是对中医药学知识的学习，存在着概念模糊不清、理论体系不全面，知识来源不规范，如56%的学生是从长辈、朋友的推荐和讲述中了解中医药学，52%的学生选择了课本教材，27%的学生从各类书籍中了解，25%的学生从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媒介上获取知识，12%的学生从学校的宣传教育中学习。三是随着西学东渐，西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人们在医疗实践中能够较容易地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其思维模式、诊疗方式也深入人心。尤其是我国医科院校的教育重心也是西医学。这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用西医学的思维模式来判释完全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发展的中医药学，甚至排斥中医药学，使中医药学处于被动分割、对比的位置，也使传统中医药文化的普及、宣传、继承处于被搁置的滞缓状态。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对传统中医药文化了解甚少，内涵理解模糊，脱离了中医药学形成、发展的中华文化基石。因此，在问卷中设置了“鉴于当今社会的发展，您认为中医和西医的发展情况应该如何”的问题。97%的学生认为当今社会让中医和西医“取长补短，两者都应该发展”。这也说明中医药学在学生群众中是有着一定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只要正确引导和着力培养，必然能够推动中医药学未来的蓬勃发展。
2．2调查启示
本调研说明传统中医药文化的普及教育仍任重而道远，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将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和哺育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利用各种教育途径和方法，全面加强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宣传教育。传统中医药文化是继承和创新中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源泉。因此，普及和学习传统中医药文化，即获取学习中医药学的源头活水，对提高学生人文科学素质，深刻理解中医药文化，树立中医药理论思维，增强医者道德修养，拓展知识领域，具有重要作用。在问卷调查中，88%的学生认为在卫生类职业院校中开展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宣传教育很重要。因此，应该围绕着“全方位育人、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的教育管理措施，将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宣传教育，从设置教学课程渗透到班级文化栏宣传、校园景观宣传、社团学习活动小组、理论知识的竞赛、实践技能的操作运用等，还要从职业教育的层面提升到民族自豪感、爱国热情的培养和凝聚的层面上。同时，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而深远。但目前我国虽然已建立了各类中医药网站，但专门系统地从事中医药科普宣传的网站却很少，而且知名度很低、浏览量很小、缺乏权威性和通俗性，形式单一［3］。因此还应充分挖掘利用我们现有的网络及多媒体资源，对卫生类职业院校的学生进行中医药科普宣传教育，建立基于网络的中医药科普宣传平台，正确引导学生辨识、学习和使用规范的中医药学知识，扩大中医药文化的群众基础，提高公众对中医药学的认识和理解。加大对传统中医药文化普及的投入力度，拓展教育途径，创新教学方法，增加学生运用中医药知识开展实践的机会，同时也要加大对中医药学教师素质和技能的培训提升。调查中61%的学生认为应该“重点在学校基层教育中开设关于学习传统中医药文化的课程”，46%的学生推荐“教科书加入传统中医药文化知识”，35%的学生建议“由国家处理并采取措施”，此外还可以加大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以及在学校社团中开展有关重拾传统的活动等途径来拓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宣传教育。通过将中医药学理论的道法自然、博大精深，历代医家的高尚思想修养、医风医德、钻研精神等各方面知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并让学生亲身参与到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相关的实践活动中，在实践中深化知识理论，即将传统文化教育取得的良好效果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诸如参加义诊、帮扶济贫、送医送药、答疑解惑等，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在未走入社会前就具备了卫生类人才所需的各项品质。此外，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委在相关文件中明确要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积极采用中医药、中西医结合与民族医药的适宜技术，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特色和优势。”由此可见，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对于中医药参与社区卫生服务给予很大的支持。中医药进入社区，是由中医药具有的显著疗效和特色优势决定的，是开展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必然选择［4］。因此，职业院校学生学习中医药学知识，对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扩大就业选择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小结
一、中国传统医药的定义
传统医药是和现代医药相对而言一种的医疗系统，是指在人类与疾病的斗争中，为本国或本民族所广泛认同、世代相传的医疗知识的总称。世界范围内主要包括中医药学、印度医学(主要是阿育吠陀学——Ayu九，eda)、阿拉伯医学等。中国传统医学是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结晶，中华文化的瑰宝。我国的传统医药主要由中医药和民族医药构成。按照李致重先生的定义，“中医学是以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方法，研究证候及其变化规律而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L2o而中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药物。中医药具有系统成熟的理论，浩如烟海的医学典籍和两千多年的临床实践。在西医传人中国之前的中国人医疗体系中扮演着主要、重要的角色。现代医学从明朝逐渐传人中国，但是直到上世纪30年代后才慢慢在中国发展壮大，并逐渐占据了中国的主要医疗战线。中医和西医是两个有各自特点的不同的医疗体系。共同为人类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民族医药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包括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傣医药、壮医药、苗医药、瑶医药、彝医药、侗医药、土家族医药、回回医药、朝鲜族医药等等。少数民族医药植根于各自的文化土壤，在长期的防病治病的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诊疗方法等。例如藏医药治疗高原疾病，维吾尔医药治疗白癜风，蒙医治疗骨伤。各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医学创造与医学积累。在55个少数民族中，已整理出传统医药资料的有30多个民族。各个民族医药都不是中医药的某个分支，而是中医药的姐妹。至于民族医药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一个新创立的、统一的医学体系，而是多种民族医药成分聚合在一起的一个学术总称和工作定义，从其民族性、历史性、传承性而言，它们和中医学有着相似的哲学思维、医疗特点、用药经验和历史命运，都属于中国的传统医药。[3】
二、中国传统医药的特点在世界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沿，中医药学作为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直是世界医学的前沿，在中国的卫生保健、疾病预防等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华文化和中医药学在西方的传播，为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启蒙发展做出了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
1．中国传统医药历史悠久、发展不平衡
中国传统医药知识历史悠久，体系完整，理论成熟，资料丰富。民族医药的发展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不同，是不平衡的。有的建立了相当完整的医学体系。有的正在总结整理，梳理和提炼出系统的理论来。有的则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单方验方和医疗经验。有的甚至没有文献记载。
2．中国传统医学受现代医学冲击处于弱势地位
政府对传统医药学在人才培养、科研投入等方面与现代医学相比严重不足。据统计，1949年，全国有中医人员27．6万人，1972年下降至不足2l万人，1999年为33．7万人。50年间仅增加6．7万人，即增长了22．1％(按万人中中医人员数看，比50年代初期下降了一半还多。1949年，全国西医人员仅8．7万人，以后逐年增加，1999年达169．6万人。50年间增长了18倍。1999年全国有综合医院10793家，而中医院仅2449家(其中不包括医学院校附属的综合医院和牛医院数)，二者相差悬殊。【41在科研经费的投入上，中医的经费只有西医的10％。民族医药更是处于弱势。．
3．传统药学价值引起世界的重视，医学价值被忽略
随着化学药品开发难度的增大，在过去的lO多年中，越来越多的生物技术、制药业和健康保健行业投资转向于植物药。利用当地社区居民公知的传统知识，，加速了从植物药中提取新的化合物的进程，从而为投资机构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有人统计过，在119个从高等植物中提取的已批准上市的药物中，有74％是从传统医学的草药中发现的。口1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现代医学发达，所以一般药品的研究机构都采用还原论的方法，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从药物中提取有效成分，并申请专利进行保护。但是他们不了解也不理解甚至鄙视传统医学的理论，割裂了传统医药之间的依存关系。、
4．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医药市场，中药产业方兴未艾
尽管如此，由于中医药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传统医药之一，我国有丰富的药材资源，有浩瀚的中医药典籍，有全世界最强大的中医药人才队伍，有广大的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从心理上愿意接受中医药治疗的人民群众。所以目前中国的国内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医药市场。旧-据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信息中心统计，2005年我国实现中药工业总产值(现价)1169．67亿元，产品销售收入1086．25亿元，利润总额102．09亿元，在全国医药工业占比分别达到26．4％、25．8％和29．O％。2002—2005年，我国中药工业(含中成药工业和中药饮片工业)的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0．O％、18．5％和11．6％，呈逐年递增之势，发展态势平稳。中药行业集中度提高，技术平台建设不断加强L7J，。
5．民族医药在我国卫生事业中的地位
截至2005年底，全国有藏、蒙、维、傣、壮、朝、苗、瑶、回、彝、土家、布依、侗、哈萨克、羌等15种民族设有本民族医药的医院。全国民族医医院已由1995年的121所发展到195所。民族医医院无论门诊还是住院，其费用大约相当于中医医院的1／2，综合医院的1／3。1999年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开考以来，有3477入通过考试取得了民族医医师资格，其中执业医师1864人，执业助理医师1613人；藏医1303人，蒙医1557人，维医617人；全国民族医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总数达到4853人，比1995年增长了171％。县级以上民族医药科研机构从1995年的15所增加至2005年的35所。部分高校和企业也成立了民族医药研究机构，涵盖12种民族医药的科研人员近1500人。民族药企业从1995年的不足lO家发展到2005年的156家，其中90多家通过了GMP认证。民族医药成为一些地区，特别是一些民族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s】。至目前为止，全国的民族药企业约130家：主要包括藏、蒙、维、苗、傣、彝六类民族药，2003年销售约50亿元。综上所述，我国的传统医药处于相对弱势，但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三、我国应采取的保护措施笔者认为，基于我国传统医药知识的现状了解和前景预测，结合世界传统医药知识国家的态度，我国可以一边在实际中加大对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一边在国际上积极呼吁加强传统知识特殊体系的构建。但应以前者为战略重点。本文拟按照我国传统医药知识的分类讨论采取不同的保护方式。
1．数据库的建立要适可而止，不要精益求精
由于中医药知识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强势地位，从《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到《伤寒论》、《本草纲目》等著作，总结记录了中医学的辉煌成就。历代中医药科学家迄今开发出12万种中医药配方，其中3万多种配方被详细记载。同样，民族医药在传承方面也有一些著作流传。截止2007年年底，我国已经出版了《中国民族药志》、《朝医学》等100多部民族医药著作。其中羌、侗、毛南等少数民族的医药文献发掘整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国还组织进行了《中华本草》藏、蒙、维、傣4种民族药卷的编纂工作，收录藏药396种、蒙药422种、维吾尔药423种、傣药400种o[93这部分的传统知识按照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就处于公有领域。在讨论过多次的著名的姜黄案中，美国专利和商标局(USPTO)授予申请人提出的“姜黄在伤121愈合中的应用”专利(专利号为5401504)。该专利获授权后，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CSm)要求美国专利和商标局重新审查该专利。CSIR指出，姜黄被用于愈合伤口和治疗皮疹已经有数千年了，因此其医药用途并不是新的，并要求美国专利和商标局复审这一专利。CSIR的主张得到了有关传统知识的书面证据，包括一份古代梵文文本和1953年印度医学协会出版的一份文献。尽管专利权人反对，但USPTO支持了CSIR的异议并撤销了该专利。这个案例的影响巨大。姜黄案的本质是第三世界国家利用知识产权制度的一次胜利，获胜的原因在于有文献支持使审查员认定该发明属于现有技术。在中国有专利审查员在审查实践中遇到过一件外国专利申请，其中涉及一种含有松叶提取物、竹叶提取物和梅实提取物的生发剂“用于治疗头皮瘙痒”促进毛发再生。然而通过对经过整理并重新出版的中医药文献汇编的检索发现，早在约1300多年前中国唐代医圣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要方》(公元652年)中就有松叶和竹叶用于生发、梅实用于治疗头痒、头疮的记载。申请人面对记述详细，成书年代清楚的古代中医药文献，最终撤回了其专利申请。该审查员同时注意到“由于缺乏对相关文献的了解”，美国和欧洲先后对该申请授予了专利权。【loJ以上两个案例都是涉及处于公有领域中的传统知识被“不正确”地授予了专利。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发掘、整理传统医药知识，建立相关数据库，可以有效地防止各国审查员“不正确”地授予传统知识专利。在涉及传统医药和现代药物专利申请的审查中，丰富翔实的传统医药文献都是判断申请新颖性、评价创造性所不可或缺的资料库。我国实际已经建立的多个关于传统医药的数据库对此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例如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实验室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中心建立了“中国中医药信息网”和“中医药期刊文献数据库”、“中医药报刊文献数据库”等。然而“文献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阻止传统医药知识被“盗用”的同时，也把传统医药知识“主动地”挡在了专利制度的门外。尽管为数不少的传统医药知识的公开仅仅停留在文字记载的基础上“而从未被商业使用过”。笔者认为这是我国目前建立数据库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版权保护的是表达的形式而非思想。因此对传统药物研究机构而言，数据库就像浩瀚的中药资料库，用起来方便快捷而且免费。例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院学者MichaelmeCulloeh等在权威主流医学期刊《美国公共卫生杂志)2002年92卷第10期发表了有关中草药与干扰索治疗乙型肝炎随机对照试验的meta分析，meCuUoch及其同事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英文医学期刊发表的有关中医药的随机对照试验报道极少。而中文医学期刊中则可提供大量的相关研究报告检索到的345篇相关文献，其中346篇来自中医药文献数据库。【11I西方国家制药企业基于西医还原论的传统，研究我国传统医药的路径主要是从药物中提取“有效部位”或“单体”，这些提取物因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而可以申请专利进行保护。我国的数据库成为是他们筛选最佳药物的方便之门。相对我国制药企业，传统药物中复方是我们研究的强项，但是数据库却成为阻碍我们研发的复方申请专利的“陷阱”，因为数据库的公开使复方丧失“新颖性”或“创造性”的几率大大增加。提取物是否是我国制药产业发展的新方向目前有不同意见，但现实是我国企业长于复方研究短于提取物研究，国外制药企业恰恰相反。这样的力量对比是我们制定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的。而另一个重要事实就是：新药不等于好药，我国传统复方是经历了千百年的筛选而保留下来的精品。我们的政策应该保护她。而不是扼杀她。因此笔者认为，数据库的建立要适可而止，不要精益求精。这对保护我国传统医药产业利大于弊。
2．利用CBD规则，修改国内立法，保护被利用的传统医药知识
南非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CSIR)因受到南非的布西曼族(桑人)以咀嚼名为Hoodia的仙人掌类消除饥饿和口渴的传统知识的启发，在1995年从Hoodia中分离出活性物质，并且获得了Hoodia抑制食欲的成分(P57)的专利。1997年他们将P57许可给英国生物技术公司。1998年，美国辉瑞制药公司以高达3200万美元的使用费从英国生物技术公司手中得到了开发和销售P57的权利，打算将其开发成减肥药和治疗肥胖症的药品，其预计的市场价值超过60亿英镑。这种利用传统医药知识进行创新所获得的技术方案是可以被“正确地”授予专利的。即使桑人提供出“hood—ia消除饥饿”的书面记载，也不能主张其提取的P57专利无效。因为按照现行的专利法规则，分离出的P57是一种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活性物质，可以合法地获得授权。2002年3月，CSIR和桑人达成谅解，其中被认为是与Hoodia植物相关的传统知识的保管人的桑人将会分享以后的所有专利提成费。尽管桑人在该案中可能只得到最终销售额中的极少份额，但是潜在的巨大市场意味着所涉及的金额仍然会是相当大的。该案成为传统知识拥有国民族对他人利用传统知识开发获益后要求获益分享的一个典型案例。传统医药知识具有极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中国制药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同样面临着传统医药知识被无偿利用的情况。如韩国等多家公司采用高科技仪器对贵州省苗族著名的感冒良药“观音草”进行分析研究，试图解析出其有效的分子式组成，然后注册药物专利为其所用。因此我国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形势非常急迫。在战略上，我国应该联合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谈判，呼吁建立保护传统知识的国际机制。在战术上，利用CBD(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相关规则，修改我国《专利法》等法律条文，建立知情同意、利益分享制度。维护自己的利益。(1)基于CBD的相关规则，加快国内立法CBD公约第15、16、18、19条，明确了遗传资源的取得；技术的取得和转让；技术和科学合作；生物技术的处理和惠益分配等原则。知情同意原则是指各国对其拥有的自然资源享有，能否采集遗传资源的决定权属于各国政府，采集遗传资源应当经资源提供国的事先知情同意。这一原则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得到了确认，也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目前已经有190多个国家加入CBD。在这一有利形势下，我国应加快国内立法，如制定《保护生物多样性法》、《传统知识保护法》等法律效力较高的法律法规，对传统医药知识全面系统地进行保护。中国地大物博，基层组织在财政投入、人员配备方面都不太可能有效防止发生在本地的“生物剽窃”行为，所以，行之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是赋予海关检查出关的植物动物来源是否经过所属地知情同意的职权。(2)修改《专利法》，要求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实施知情同意原则并要求提供材料来源地证明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实施知情同意原则并要求专利申请人提供材料来源地证明，是防止传统医药被不正当利用并进行利益分享的有效途径之一，发展中国家大力提倡并采用该保护方法，我国正在进行《专利法》的第三次修改，应该在专利申请中增加此项要求。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就知情同意和公开生物资源来源地的要求有所规定，包括：印度《专利第二次修改法案(2002)》规定：申请人必须公开任何代替说明而交存的生物材料的出处和地理起源，并在第25部分(反对授予专利)规定：如果“完整的发明物说明没有公开或没有正确提及发明所用生物材料的出处或地理起源”，就允许对该专利提出反对。《生物多样性议案》规定，当地人有关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可通过对该知识予以注册进行保护，获取这些资源和知识之前应该获得(印度)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局的批准，以确保公平分享使用生物资源及相关知识带来的收益。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局在批准获取该资源和知识时，将规定确保收益的公平分享条款和条件。南非《保护和促进本土知识》的法律草案规定：所有印刷出版物以及在与向公众传送的信息内，凡涉及到可确认的本土知识的，都应当以适当的方式指明其来源，否则将受到罚款。安第斯组织(《安第斯第486号决定》在第26款)和哥斯达黎加(《第7788号生物多样性法律》第80款)除了要求专利申请人提供原产地证明书，还要求提供事先知情同意的证明书，如果不能提供这些信息，将会导致不能申请专利或撤销专利。欧盟在有关生物技术发明法律保护的《指令98／44))第27条叙述条款规定：专利申请应当在适当时包括有关生物材料地理起源的信息(如果知道的话)。但这完全是自愿的，因为它不会影响到专利申请或被批准专利权利的有效性。2002年4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CBD—cop)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准备“关于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有关的公开要求问题的技术研究报告”，2003年在第三十次联盟大会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批准了向生物多样性公约提交的技术报告，CBD—COP第七次会议审议了该报告，并再次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就知识产权制度中要求公开遗传资源来源的相关问题进行审查
3．处于秘密状态的传统医药知识，由政府组织整理，建立保密的数据库进行保护
无论是中医药还是民族医药，都有一部分是依靠口传心授而流传下来，并作为传承人的商业秘密进行保护。商业秘密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保护传统知识的方式。因为权利入是明确的，保护客体也未公开。这部分秘密的传统知识收集应本着自愿、有偿原则。关键的问题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部分属于群体的传统医药知识后继乏人，无人愿意继承、使用，使这部分传统医药知识濒于灭绝。这个问题很急迫。解决该问题投入时间长，短期见效慢i公益目的强，所以，公权力的适当介入可能是必须的。最佳的选择是由政府支付费用，领导组织专人进行收集整理。如果采用整理后出版，获得著作权保护，可以说得不偿失。因为我们都知道，著作权只保护表达形式，而出版后的资料，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可以免费地研究开发。所以对这部分传统医药知识在收集整理后，笔者认为目前最适合的办法就是用保密的数据库保护。收集整理人负有保密义务，如果泄密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任何企业或个人要开发，必须经过知情同意和预先协商合作条件，包括利益分享的细节，用合同约束双方的权利义务。而分享的利益应专款专用，专门用于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从制度层面，该解决方案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确定一个群体的传统秘密知识权利人。传统知识代代相传，每个传承人其实并不是该知识的所有人。但我们可以确认该社区或群体作为传承人，并赋予其行使所有权人权利的权利。至于社区或群体应该怎么划分，划分的原则，怎样确定代表人以及代表人的权利义务等细节问题，建议由各地方政府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由地方性法规或者部门规章进行规范。此外，传统医药特别是民族医药的开发中，利用商标和地理标志进行保护是很好的措施。如贵州的从江瑶浴药已申请了证明商标，其开发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从江县技术监督管理局甚至着手制修订了《从江瑶浴服务规范》等企业标准，并对其进行了登记备案。对从江瑶浴服务规范的术语、定义、服务规范、产品要求、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和包装等都予以严格限定。这种务实的做法值得借鉴。
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历史就是中医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但随着西医药的发展并在世界范围传播,中医药传承与发展受到极大地影响和冲击,中医药理论、中医医疗模式、中医药灵验秘方及相关成果、中医药人才等面临严重挑战,特别是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中医教育、科研、医疗模式、宏观管理等关键因素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
1 忽视传统文化教育,失去了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药形成和发展的灵魂和血脉,是中医药传承的根本。中医药理论是经历代医家的实践探索,系统总结而形成的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完整医学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脱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谈中医药继承好比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教育是基础。目前,全国有30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和50多所中等中医药学校[1],为国家培养约27万中医人才[2],为传承与发展中医药发挥了先导和基地作用。但是,近些年来中医院校教育受西医教育思想、模式的影响,基础教育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培育,教育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据了解,目前中医药院校的办学思想、教学总体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手段改革,越来越趋同于西医院校,削减传统文化课程的比重,弱化中医经典内容学习,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等已成为一种趋势。院校教育普遍重视外语、计算机、植物化学、解剖等课程的教学。基础课程设置理化知识与西医理论比例越来越大,古汉语、中医传统理论(中医经典著作)等越来越少,要求越来越低,并且将中医、中药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割裂了水乳交融的中医药学。中医院校这种不重视传统文化的改革实践,违背了中医药教育的自身规律,培养不出热爱中医事业、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中医人才,其结果只能造成中医药院校毕业的学生不能用中医的思维方式诊治疾病,看不懂《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著作,望、闻、问、切等中医临床硬工夫更无从谈起。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中医药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中医院校教育严重西化。
2 研究思路和方法背离了中医药科研的发展方向
中医学是我国原创性医学,历经数千年临床实践的验证,其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科学。中医药历来重视通过科学的方法探索理论发展的未知领域,解决临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高临床疗效,完善和发展理论体系。近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医药理论反而受到质疑、创新性成果越来越少。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医药科研思路违背了自身发展规律。
近代科学在确立其主导和统治地位过程中,方法论起着关键性作用。中医学与西医学最根本的区别,是各自文化背景所导致的思维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了各自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医讲整体观、辨证论治,西医讲病因、病理、病位；中药讲性味归经,西药讲杀毒灭菌。中医药科研应按中医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思维方式,确定正确的研究方向、发展目标和研究方法。中医科研必须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归纳辨证论治的方法、思路,应以研究药性,以及药性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为切入点。然而,目前中医药科研淡化了中医理论整体思维方式,确立了以线性、分析还原论为指导思想,按现代医学的生理、生化、病理等实验室量化指标来研究中医药“实质”、“本质”和“有效成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实施“微观探索”、“指标检测”、“客观实证”,试图从实验室里发展中医理论、开发中药新药,甚至把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作为中医药研究的突破口,这种完全按照西医科研路子开展中医科研违背了中医药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2001－200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中医、中药项目中,纯中医药类研究课题也不多,有些项目应属于中西医结合研究课题。加强和正确引领中医药科研,是中医药传承与发展关键环节和重要支撑,只有把握中医药发展的根本,确立正确的思想和方法,才能不断创造和完善符合整体医学的科研成果和理论体系,才能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活水源头。
3 医疗模式和标准西化,削弱了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中医诊断治疗的模式和标准,以整体论的思维为主导,根据患者的症状,用辨证论治的方法来诊疗疾病。一个处方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一种疾病也可以用不同的处方来治疗,都能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是中医治病的重要特征。如蒲辅周曾用中医的方法治疗乙脑,在治愈的167人中,用了98组中药处方[3]。可见,中医的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以及医疗模式不同于西医,两个医学体系应有不同的诊疗模式和标准,在实践中应“求异存同”,而不应“求同存异”,这样才能突出各自的优势与特色。
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必须认同和建立不同模式和标准。如中医的半里半表病及中医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用西医理论是无法解释和解决的。然而,我国现行的中医医疗模式、标准以西医相应的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为主导；中医医院的管理模式也按西医医院的管理方式来实施。如西医院是分科管理,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分科越来越细。北京某大医院共分了37个科室,各科室只负责自己的那一部分,没有一个科室对患者全面负责,通常情况是一个患者看一次病要跑几个科室。而中医历来只分内外妇儿,大夫都是全科医生,每个大夫都对患者全面负责。但目前我国的中医院也同样按照西医院的分科方法,科室越分越细,全科医生越来越少,医药分离、针灸与中医分开等。这种按西医医疗模式和管理方法来从事中医临床实践和管理,丧失了中医药的整体优势与特色,阻碍了中医药自己的标准化战略的发展,导致了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越来越少,中医药必然会日渐萎缩。
4 有关政策法规导向制约了中医药的发展
国家的法律法规是中医药发展的基本依据和保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应该着眼有利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然而,我国现行的一些政策法规没有充分考虑中医药发展的实际,有些甚至不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可以说现行法规政策的有某些条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
中医医生历来重视使用自制的丸、散、膏、丹为患者治病,且医药不分家,但这些传统做法和经验,如按现行的“药品管理法”相关条款规定,是不合法的。另外,中医药是在治疗传染病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如东汉建安年间伤寒病大流行,张仲景提出了“伤寒论”,有效制止了伤寒传播。明代永乐年间多次大疫,吴又可提出的“温疫论”和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论,对有效防止传染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医理论就是在治疗传染病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然而,我国现行的《传染病法》规定,传染病只能在传染病医院治疗,但传染病医院基本没有中医。2003年有关部门确定sars是ⅰ类传染病后,北京的中医就无法介入sars治疗。后经多方面努力,中医才在防治sars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间中医是振兴中医药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纵观我国中医药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民间中医药发展的历史。历史上闻名于世的医学家,如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无一不是来自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成名于民间。当代的中医名家吕炳奎、董建华、方药中、焦树德等也无一不是来自民间[4]。有许多民间中医具有一技之长、掌握特技疗法,他们的治疗方法不但具有中医特色,而且效果好、费用低,民间中医的研究成果只要加以重视和整理提高,有很多成果可成为中医的特色疗法。但按现行的《医师法》规定,许多民间中医无法取得合法的行医资格。
如何解决中医药传承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大课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和更多的学科专业共同参与和努力。我们认为应成立专门中医药发展的工作机构,从抓顶层设计入手,合理制定一套长远的中医药发展规划；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的政策法规,为中医药传承与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营造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氛围；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研究,不断创造和发展中医药原创性成果；逐步建立中医药自己的标准体系,合理搭建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平台。我们相信,只要各方面积极配合、共同努力,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是有前途的。
【参考文献】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教育机构基本情况[eb/ol]. satcm.gov.cn/lanmu/jiaoyu/index.htm,2006-12-12.
[2] 郑恩元.中医是成熟的科学[j].科技中国,2006,2(2)：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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