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意识形态；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引领
自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便将“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瞄准了中国。在我国不断扩大对外交往，积极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准备借此机会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进而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也关注到了西方的这个图谋，并积极准备迎接挑战。在西方世界挑战与我国政府应战的较量中，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很多新变化，这些新变化中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令人担忧的方而，为了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必须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先进的意识形态去引领多样化的意识形态。
一、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
1．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30年改革开放，使得我国不论在经济、军事还是科技方面，都堪称为世界大国，然而，我国的文化影响力也就是“软实力”却远远不能和世界大国的地位相匹配。对内，面临日益多样化的社会思潮的泛滥，我们缺乏一个统一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去引领它们；对外，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强势输入中国，我们缺乏像输出工业产品那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出中国的价值观。为了尽快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使得中国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发展任务，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上不断完善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变守为攻，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为此。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首次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当时还是与和谐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到了党的十七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赋予了新的定位。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启以来我国比较大的一次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活动，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借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侯惠勤的论断：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继邓小平在大陆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意识形态发展进行战略调整后，又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它标志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又一次新的飞跃。
2．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愈演愈烈。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由于一些政策上的疏漏和监管不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之际，大肆向我国输出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如近年来活跃在我国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与此同时，封建社会遗留的一些价值观念又死灰复燃，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新儒学”。这些社会思潮尽管各有各的思想，但共同的思想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在中国卷土重来的目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总结起来，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行动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他们的行动往往得到了海外财团的支持和鼓励，如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等，他们这些海外基金会往往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打着关心中国政治的旗号，支持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信徒们的活动。此外，这些基金会组织还常常打着资助留学生的旗号，影响中国海外留学的政治精英。其次，他们喜欢炒作中国热点问题，并借题发挥。如，发生在2008年的“3·l4”打、砸、抢事件，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信徒们在没有亲历现场，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前提下，竟通过亚洲自由电台向全世界诬蔑中国政府的言论。再次，他们斗争的手段是软硬兼施。内外结合，上下兼顾，三种力量合为一体，即加强体制外的反对派、体制内的自由派、独立的学术知识界三股力量的结合。在体制内搞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外搞自由主义，实现体制内外的结合。最后，他们的行动渗透性深，隐蔽性强。往往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如，他们通过热炒汉奸文人的作品，颠倒历史黑白，虚无中国历史。此外，他们通过各种文艺作品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宣扬小资情调，销蚀人民群众艰苦朴素奋斗意志。总之，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安全性，我们必须对此给予反击。
3．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观冲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尽管我们党一直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地方政府越来越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民众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昔日用血的代价构筑的坚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城，正遭受着商品经济发展的洗礼。一些普通民众甚至个别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信仰的逐渐淡化，致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在总结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之际，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他们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却否认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改革开放所取得成就的贡献，并认为，这30年的成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经济都会取得今天的成就。更有甚者夸大在经济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抛出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改革开放会取得更快、更好的成就。
此外，尽管剧变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但至今，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们仍然没有放弃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责难，针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各种理论，其实质就是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企图在全球推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概括一下，这些理论主要包括：以丹尼尔·贝尔为主要代表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这种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非理性的、缺乏科学性的，因此，它的存在是不合理的。苏联东欧剧变后，鼓吹普世价值的全球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兴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全球化这部快车道，在他们资本所到之处，竭力鼓吹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球价值，用各种方式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除此之外，曾因苏联、东欧将发生剧变的言论不幸被实践证明而名声远扬的弗兰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也比较有代表意义。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到20世纪末已经充分证明，只有以“自由、民主、博爱”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和政治体制才是最优秀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在西方历史中才能说明，而其他地域的历史可以忽略不计，西方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终点。这种理论的潜在内涵就是，非西方国家应该服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明模式，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放弃自身的文化，从而实现西方文化的世界性控制。埘这些充斥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所谓淡化论、中立论、虚假论，还有终结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他们的存在已经冲击到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加以积极应对。
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发展面临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它们严重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和发展。总结一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理论解释的误读倾向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如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现象，把马克思主义范式化、西化、工具化、学院化、神圣化，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化。其次，时隐时现的世俗偏见制约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要么“喧嚣”，要么保持“沉默”，这两种时隐时现的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再次，精品力作的供需矛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品传播的弱化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一方面，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精品力作还不能满足时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物质生活领域的挑战和西方价值观念文化作品的冲击，使得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品的传播受到了削弱。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央已经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自2004年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以来，存在的问题得到了缓解和抑制，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需要
1．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七大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的历史定位，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并提出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工作要求。那么，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该如何使之发挥效用呢?为此，十七大报告作了具体的阐释，“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途径之一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当然这个教育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日常的时事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二是系统的思想理论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个途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真正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是双赢的。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会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经与人民群众真正结合，发挥出巨大的能量，更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我党多年来积累的重要工作经验，只有不断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民群众，社会主义事业才会不断取得进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会坚不可摧。
2．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抵制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攻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卷土重来，并能够威胁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社会各类物质利益的挑战和社会矛盾的挑战，给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了可以生存的土壤；另一方面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薄弱。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不能及时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时代所提出的课题。现实生活中物质利益的矛盾冲突如果不能及时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和回答，那么就会给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留下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他们往往揪住党工作中的具体失误，大肆渲染，质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质疑社会主义制度。其次，不能很好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教育解决人民群众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领域，要让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只有与人民群众实现真正结合才能发挥出巨大的效用，同时人民群众也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辨别形形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本质，才能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因此，要想抵御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3．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帮助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一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大肆流入我国文化市场，这些扰乱了我国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一时间关于意识形态淡化论流传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这向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而实际上“世界上有些竭力主张‘淡化意识形态’的人，本身就有很强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待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民族等问题的言行证明，他们根本不是只讲物质，不讲意识，而是在竭力强化他们所信奉的文化和意识，竭力削弱他们所不喜欢的文化和意识，好心的人们切不可掉进他们设置的陷阱。”如何帮助人民群众识别西方价值观念的虚伪性，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面前的重要任务。这个途径还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教育和帮助人民群众识别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虚伪性，辨别极力主张“淡化意识形态”的别有用心人设置的陷阱，坚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信念。
【论文关键词】意识形态；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引领
自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便将“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瞄准了中国。在我国不断扩大对外交往，积极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准备借此机会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进而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也关注到了西方的这个图谋，并积极准备迎接挑战。在西方世界挑战与我国政府应战的较量中，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很多新变化，这些新变化中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令人担忧的方而，为了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必须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先进的意识形态去引领多样化的意识形态。
一、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
1．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30年改革开放，使得我国不论在经济、军事还是科技方面，都堪称为世界大国，然而，我国的文化影响力也就是“软实力”却远远不能和世界大国的地位相匹配。对内，面临日益多样化的社会思潮的泛滥，我们缺乏一个统一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去引领它们；对外，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强势输入中国，我们缺乏像输出工业产品那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出中国的价值观。为了尽快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使得中国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发展任务，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上不断完善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变守为攻，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为此。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首次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当时还是与和谐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到了党的十七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赋予了新的定位。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启以来我国比较大的一次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活动，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借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侯惠勤的论断：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继邓小平在大陆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意识形态发展进行战略调整后，又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它标志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又一次新的飞跃。
2．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愈演愈烈。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由于一些政策上的疏漏和监管不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之际，大肆向我国输出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如近年来活跃在我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与此同时，封建社会遗留的一些价值观念又死灰复燃，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新儒学”。这些社会思潮尽管各有各的思想，但共同的思想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在中国卷土重来的目的就是推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推翻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总结起来，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行动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他们的行动往往得到了海外财团的支持和鼓励，如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等，他们这些海外基金会往往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打着关心中国政治的旗号，支持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信徒们的活动。此外，这些基金会组织还常常打着资助留学生的旗号，影响中国海外留学的政治精英。其次，他们喜欢炒作中国热点问题，并借题发挥。如，发生在2008年的西藏“3·l4”打、砸、抢事件，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信徒们在没有亲历现场，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前提下，竟通过亚洲自由电台向全世界诬蔑中国政府的言论。再次，他们斗争的手段是软硬兼施。内外结合，上下兼顾，三种力量合为一体，即加强体制外的反对派、体制内的自由派、独立的学术知识界三股力量的结合。在体制内搞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外搞自由主义，实现体制内外的结合。最后，他们的行动渗透性深，隐蔽性强。往往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如，他们通过热炒汉奸文人的作品，颠倒历史黑白，虚无中国历史。此外，他们通过各种文艺作品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宣扬小资情调，销蚀人民群众艰苦朴素奋斗意志。总之，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安全性，我们必须对此给予反击。
3．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观冲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尽管我们党一直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地方政府越来越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民众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昔日用血的代价构筑的坚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城，正遭受着商品经济发展的洗礼。一些普通民众甚至个别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信仰的逐渐淡化，致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在总结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之际，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他们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却否认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改革开放所取得成就的贡献，并认为，这30年的成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经济都会取得今天的成就。更有甚者夸大在经济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抛出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改革开放会取得更快、更好的成就。
此外，尽管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但至今，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们仍然没有放弃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责难，针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各种理论，其实质就是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企图在全球推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概括一下，这些理论主要包括：以丹尼尔·贝尔为主要代表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这种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非理性的、缺乏科学性的，因此，它的存在是不合理的。苏联东欧剧变后，鼓吹普世价值的全球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兴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全球化这部快车道，在他们资本所到之处，竭力鼓吹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球价值，用各种方式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除此之外，曾因苏联、东欧将发生剧变的言论不幸被实践证明而名声远扬的弗兰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也比较有代表意义。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到20世纪末已经充分证明，只有以“自由、民主、博爱”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和政治体制才是最优秀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在西方历史中才能说明，而其他地域的历史可以忽略不计，西方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终点。这种理论的潜在内涵就是，非西方国家应该服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明模式，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放弃自身的文化主权，从而实现西方文化的世界性控制。埘这些充斥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所谓淡化论、中立论、虚假论，还有终结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他们的存在已经冲击到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加以积极应对。
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发展面临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它们严重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和发展。总结一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理论解释的误读倾向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如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现象，把马克思主义范式化、西化、工具化、学院化、神圣化，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化。其次，时隐时现的世俗偏见制约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要么“喧嚣”，要么保持“沉默”，这两种时隐时现的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再次，精品力作的供需矛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品传播的弱化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一方面，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精品力作还不能满足时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物质生活领域的挑战和西方价值观念文化作品的冲击，使得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品的传播受到了削弱。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央已经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自2004年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以来，存在的问题得到了缓解和抑制，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需要
1．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七大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的历史定位，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并提出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工作要求。那么，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该如何使之发挥效用呢?为此，十七大报告作了具体的阐释，“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途径之一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当然这个教育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日常的时事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二是系统的思想理论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个途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真正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是双赢的。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会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经与人民群众真正结合，发挥出巨大的能量，更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我党多年来积累的重要工作经验，只有不断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民群众，社会主义事业才会不断取得进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会坚不可摧。
2．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抵制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攻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卷土重来，并能够威胁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社会各类物质利益的挑战和社会矛盾的挑战，给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了可以生存的土壤；另一方面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薄弱。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不能及时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时代所提出的课题。现实生活中物质利益的矛盾冲突如果不能及时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和回答，那么就会给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留下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他们往往揪住党工作中的具体失误，大肆渲染，质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质疑社会主义制度。其次，不能很好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教育解决人民群众现实中遇到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领域，要让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只有与人民群众实现真正结合才能发挥出巨大的效用，同时人民群众也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辨别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本质，才能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因此，要想抵御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3．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帮助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一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大肆流入我国文化市场，这些扰乱了我国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一时间关于意识形态淡化论流传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这向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而实际上“世界上有些竭力主张‘淡化意识形态’的人，本身就有很强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待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民族等问题的言行证明，他们根本不是只讲物质，不讲意识，而是在竭力强化他们所信奉的文化和意识，竭力削弱他们所不喜欢的文化和意识，好心的人们切不可掉进他们设置的陷阱。”如何帮助人民群众识别西方价值观念的虚伪性，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面前的重要任务。这个途径还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教育和帮助人民群众识别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虚伪性，辨别极力主张“淡化意识形态”的别有用心人设置的陷阱，坚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信念。
【关键词】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理论
文化 生成 发展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1C-
0133-02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现代西方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它对现代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文艺、哲学及大众文化领域都深受其影响。因此，把握好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意义及本质，成为我们探讨文化（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是精神分析学中的无意识理论，更是我们探讨文化生成问题的一个重要入口。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了怎样的社会文明观，而在这一社会文明观的影响下，精神分析的未来走向又是如何，这些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精神分析理论的提出及现实意义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了现代西方的人文科学、语言文学、宗教、文艺、哲学、伦理学等多方面，使得这些学科精神分析化。这源于弗洛伊德深受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哲学渊源是叔本华、尼采的学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病患者增多，到了18世纪末，精神病患者开始被社会承认与重视并得到了人文关怀与人道治疗，这为弗洛伊德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弗洛伊德是学医的，他对精神病的解释及治疗是独特的。在这样的哲学、社会、医学的融合背景下，弗洛伊德通过自己的深入反思和实践，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化见解。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病的治疗技术，二是潜意识的心理学说。其中，在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弗洛伊德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无意识”这个被传统心理学所忽视的领域上。在他看来，心理学就是有关“无意识”的科学，人的精神过程就是无意识过程，而意识部分内容只代表人格的外表方面，因而并不重要。同时，无意识领域是人类行为背后的内驱力。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本能特别是性本能才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这样一来，性的本能冲动就应该成为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而对精神病人的治疗，主要就是寻找隐藏在病人无意识深处的病原，将无意识“翻译”为有意识，揭示症状的真面目，从而使患者的症状消失。这样的研究，便形成了弗洛伊德自己的理论观点和体系。那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人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问题又有何关系呢？这正是接下来要谈的问题。
二、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化内涵
（一）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与文化
生成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从理论上揭示了人类心灵深处的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方面――无意识。对无意识领域的研究为全面认识人类文化、社会、道德、精神等各个方面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体系不仅关心人、研究人，还以人为目的，一句话，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就是研究“人的文化”，进而从“人的文化”折射出“社会的文化”。因为，人的精神疾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精神疾病的反映。弗洛伊德在创立精神分析学的早期，把人类的心理文化划分为三层，即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到了后期，弗洛伊德则把心理文化发展为人格文化学说。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即无意识，是本能和欲望，它不为社会、不为个人意志所允许，往往被压抑在人的心灵的最深处，也是人天生就具有的一种智慧，正如孔子的“明德”理念，即人的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美德和智慧，人要擦亮之使其发挥作用。弗洛伊德还进一步提出了性本能说，认为人的一切活动乃至文艺创作只是依赖于对人的本能欲望中最强烈并最容易冲动的“里比多”的摄取和表现。精神分析学所提出的“超我”，是指挥“自我”向“本我”施加压力的最高层次的人格，一旦这种“超我”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人类完全可以用自我之手加以毁灭。可见，“超我”是后天的产物，产生于自然，但又不属于自然的范畴。
事实上，“超我”是由家庭、社会、文化、历史形成的对人内心世界的压力，是在漫长的社会文明历史发展中，在个体的经验和心理积淀产生无意识，再由个体的无意识凝结成群体的无意识，从而最终形成超越个人力量的社会压力。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下，人有可能失去本真的自我，于是便出现今天的社会现象――在不同的人面前表现不同的自我。在文明的边缘，这种社会现象似乎也会成为一种大众的社会传统文化，并一步步地延续下来，成为一种文化模式、观念、习俗，成为人们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道德选择、信仰模式和思维方式，且深深地隐藏为人们的心理态势。可见，社会文化既是一种定势，是人们思维言行生活情趣的规范，也是一种“无意识”。因此，我们可以说，无意识总是蕴藏在人的心灵深处，并不为人所知晓，是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流露出的非自觉的意识。
（二）精神分析理论与社会文化观
最初，弗洛伊德对人的心理过程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后来他把研究目标指向人类社会历史文化上，并提出了有关的社会文化观点，这使得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与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实现融合，由此而来，一种无意识的心理体系便发展成为一种人性哲学、文化哲学。同时，弗洛伊德还指出：“文明只不过是意指人类对自然之防御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或累积而造成的结果、制度等的总和”。显然，文化（文明）不仅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含了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包含了社会的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正是由于自然界加给我们的那些危险，我们互相联合起来了，并创造了文明”。而文明产生的内在条件，则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精神特点或人性特点。
弗洛伊德还进一步指出，文化（文明）与本能是相反的，文明就是对本能的超越与压抑。文明还要求限制人们的攻击性本能，在这方面作出牺牲，因而在这样一种文明中，人类很难感到幸福。在弗洛伊德看来，资本主义文化抹杀了人类社会文化，因为它颠覆了人类社会文明。可见，弗洛伊德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独特的尖锐批评，同时，他还认为，建立文明社会，丰富文化生活，就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发展和幸福，而实际上当代社会的文明离人类的幸福期望还具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因而，弗洛伊德认为，要正确认识人的文化，正确对待人的各种本能，必须依靠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既要满足人的本能需求，又要善于引导和控制这些本能的作用，充分发挥社会文明的积极作用，以此来达到解决文明中的冲突。如我们社会所实行的一夫一妻、禁止等制度，其实就是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限定人的性本能的范围的表现，也是社会文明、家庭文明的重要内容。
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文化、文明的发展，并看到了文明与本能的联系和差异。但他把文明与本能分裂开来，认为文明就是对本能的否定、限制与压抑，这是不全面的。因为，本能总是以文明的形式表示出来，受文明的制约。同时，在文化（文明）的引导下，本能也会得到健康的发展。
（三）精神分析与文艺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发展虽然意味着本能的压抑，但这种压抑是可以得到补偿的。这就涉及精神分析理论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在弗洛伊德看来，文艺的功能就在于使读者和作者所受本能欲望的压抑都得到补偿或变相的满足。一切文艺作品都和梦一样，是欲望的化装，是一种弥补。实际生活上有缺陷，在想象中求弥补，于是才有文艺。这样，文艺创作整个过程无非就是始于自我并终于自我。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文艺观的基本观点是：文艺本身是在某些受压抑的迫切需要的推动下创造出来的，是某些无意识冲动的升华，是得不到满足而转入其他排遣途径的性能量的创造物。因此，文艺是被压抑的本能升华的结果，是无意识的象征表现，具有梦境的象征意义。而文艺作品则是一种下意识的愿望，它使人获得一种无意识的满足，从而使压抑的本能得到了一种健康的满足。可见，弗洛伊德的文艺观一方面是提倡无意识，另一方面是主张幻想，从而形成了新颖的文艺心理系统。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艺观并不是从社会生活而是从个人心灵中去寻找艺术创作的根源。它否认了现实生活对个人心理及文艺的影响，又把艺术完全局限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这种文艺观使文艺脱离了现实，走向虚无缥缈，最终对文艺是有害的。
三、精神分析的发展趋势
现代精神分析的特点基本上都是在弗洛伊德和荣格所建立的精神大厦的框架内，那么，精神分析的未来又该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是“适应性”的概念。“适应性”的概念对精神分析的整个框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适应的才是健康的”。因此，人们便发现，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不一定就是适应自己发展的东西，而适合自己的才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只有这样，人才获得一种真实的健康，而不是失去适应而进入一种“亚健康”状态。
其次，是精神分析的生物学趋势，即人的心理活动接近于动物习性。但是，把人“生物化”也是一种危险，如用克隆人去发动战争，这与今天美国研究的用机器人去发动战争一样，最终会毁灭人类的社会文明和物种文明。
最后，是东方哲学引导着精神分析的发展，或者说是精神分析被东方哲学生活化。东方哲学的起点是整体观，强调的是天人合一，而精神分析在方法上基本是分裂的、破坏性的，强调的是主客观分离。可见，现代精神分析中的一些系统观点，无不受东方思想的引导和影响。
总之，精神分析实现了两极化的发展，一极是分裂性的，一极是强调整体和综合，甚至是整合。但更大的希望在于精神分析与东方哲学的融合，可以说，精神分析的未来在东方。当然，这只代表笔者个人观点，也有人认为精神分析的未来在西方。但作为东方的一分子，我们更应该肩负起精神分析未来发展的重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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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3]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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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车文库.弗洛伊德主义评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6]杨一涛.对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一点新认识[J].外国文学研究，1997（2）
[7]王树洲.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J].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5（1）
[8]王光荣.弗洛伊德社会文化观述评[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
[9]张宁.精神分析学一个重要概念演变的文化意义[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10]余祖伟.精神分析理论与现代社会文化[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关键词：川端康成《千只鹤》；心理分析；弗洛伊德；美学意义
一、绪论
心理分析批评是指运用心理学的观念、理论、方法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研究、评述的一种批评流派，其理论主张从人物的精神心理活动的角度出发，从而对作品进行更深层意义上的理解和认识，在看清作家写作内涵的同时，深化出文学作品所蕴含的主题。川端康成的《千只鹤》作为一部“意识感”突出的文学作品，文本中对于人物心理层面上的刻画总是夹带着一种别具美感的内指性，使得整个作品在美学特征的观法下构成了一部心理冲突叠加而成的悲 R蚨在把握这部小说的时候，应重点的从心理分析批评角度，系统化的对各个人物的心理活动与意识想法进行分析，由此更好的理解《千只鹤》所提供的独特的审美角度。
二、心理分析批评简述
心理学这一学科自身源于西方哲学，早期上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都把“心”的探讨，视为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到了世纪末，受生物科学的影响，心理学才开始脱离哲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从隶属于哲学到开始被视为科学，心理学在内容上只涉及了人的精神或心理方面的问题。心理学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后，使文学研究的基本功能由对传统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和评价转向了对文学心理现象的描述。
心理学研究遵循客观性原则，主张客观如实地、不涉及个人主观趣味的描述，它抛开传统方法的价值评价，从丰富的文学心理的事实材料出发，运用心理学的概念术语把文学活动中心理现象的形式及发展明确具体地描述出来。
文学领域的心理分析批评包含着一系列理论假设。第一，艺术主体都是神经病患者；第二，艺术作品都是隐秘欲望的物化；第三，艺术文本皆可以像解释梦境一样地被解释；第四，“解释”就是穿越“显意”直达“隐意”。奥地利精神心理学家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作为这一理论的开创者，他主张“文学是被压抑的无意识欲望的升华”，提出了与此相关的系列文学研究方法。从“创作动力研究”到“作品内在心理学研究”；包括神话或原型研究、读者与作品关系研究以及三角结构的审美分析研究，心理分析批评的基本宗旨便是建立文本“显意”与“隐意”的总体语法结构上，以发掘文本“隐意”为批评的基本宗旨，从而在这一理论提供的视野中探索读者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反应动力。
（一） “人格理论”和无意识
弗洛伊德曾首次断言，支配我们的行动的不是意识，而是无意识。这个术语是指代人类心理的非理性部分，如隐藏的欲望、野心、恐惧、激情以及不合逻辑的思想等。在弗洛伊德这里，他从根本上将无意识规定为一个动力系统，它不只是对心理活动神秘性质的描述，而是一种具有精神价值的符号。而他在1923年发表的《自我与本我》中也详尽的论说了“人格心理结构”这一人类心理地形图：即人的内心世界是由最原始，由本能和组成的“本我”、受理性与常识调节的“自我”和理想化道德和良知象征的“超我”组成。“超我”引导“自我”抑制“本我”，这是人类心理图景构成的基本活动范式。而“本我”要想满足快乐，“自我”要延续生存，就必须升华无意识，从而转向文化世界的高尚境界寻求生命的救赎。
（二）梦的理论
“梦”在弗洛伊德看来，是一种伴随着语言活动的“拟语言”，拥有着“显意”和“隐意”两个层次，而心理分析的使命，便是透过“显意”去追寻“隐意”，穿越表层结构去追溯深层的无意识。其次，弗洛伊德把“隐意”化装的语法规则归纳为四条：凝缩、移置、再现和再度修饰。他总结，梦是一个像汉语文字一样的象征结构。构成人梦境的每个元素都是无意识心理的象征，其中“隐意”通过自由联想自我展开，而“显意”则成为“隐意”的隐喻。
三、结语
川端康成对《千只鹤》题诗曾曰：“春空千鹤若幻梦”，即指美的转瞬即逝性和难以捉摸的脆弱之感。而他笔下塑造的每个精致的人物也都在这场于“美“的追逐中奔劳，在不满中归于平顺，在遗憾中回归生活。从心理分析批评的角度去品评小说中刻画的人物，不仅是对这部文学作品想要传递的主旨进行认识感悟，同样的也能够在审美层面去认识到一切美的憧憬的虚无缥缈性。这种纯粹主题的追求或许就是川端康成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也是他成为一代大家，被众人景仰的根源。万事万物皆源于其本心，发掘好心之所念，想好心之所想，从而在文字中感悟“美”的主题，或许这就是每一个阅读《千只鹤》的读者所要做的。
参考文献：
[1]王一川.文学批评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一
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学科话语独立，显而易见，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不可能有话语的权力。因此，必须对学科定位，划准边界。
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理论作为文本同样也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宽泛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区别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概念的含混不清，必然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失语现象。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都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就断送了不同意识形态应有的话语权力，所谓的话语只能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诠释与注解，话语的独立性完全湮没了。不可否认，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那是具有特殊性和阶段性的。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言，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刻，要求文艺从属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合情合理的，国难当头，不知亡国恨的吟唱风花雪月，无疑是极不和谐的音调。此时，文学的宣传功能被转借和扩张，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论，《讲话》的历史地位也是无法否定的，即使在西方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现代主义在西方崛起且声势浩大，然而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主义的声浪仿佛在一夜之间无影无踪了，这种相似显然不是偶然的。
当然，《讲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本，在深层的意义上政治的范式在起着作用，准确地说，《讲话》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对文艺提出的政治要求。因此，它并不是文论话语，而是政治话语，或者说是特殊条件下政治话语对文论话语的合理要求。本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理应归还的文论话语，竟找不到了话语的权力。最后只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呜唱的合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首先不排除政治话语的强制性，其次，学科本身不成形，再者学科不成形就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又何来话语的权力呢?所以，中国文学理论在实现学科化的今天就必须强调科学化，严格区分各种文本的话语性质，自觉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使各种不同的语码回归自己的母体，以有效地防止不应有的话语掠夺。
许明在《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一文中说：“以政治替代学术的倾向虽然早已开始纠正，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纠正以后眼前是一片空白。许多人在不以政治为惟一标准的原则确立以后，却不会回到学术本身。直至90年代后期，我们仍摆脱不了这种发生在深层次的失语现象。”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学人们长期养成的对主流意识形态那集体无意识的诉求，又不适当地把文学和文论摆在同主流意识形态并驾齐驱的位置上，怎能不出现这种深层次的失语现象呢?文学理论话语应远离中心找准自己的位置，学人们不应有走向边缘的失落，文学也好，文学理论也好，不可能成为中心话语，文学理论虽是意识形态，无可否认，它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惟有找回自我，才能消除失语。话语掠夺是不正常的，配角充主角，躲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衣襟下，从深层次上说是失语，从表面上审视恐也否定不了其话语变态的事实。
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也是造成这种失语现象的重要原因。话语不独立，就使文论话语缺少起码的稳定性，于是就增加了转借的随机性和随意性，诚如钱中文在《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一文中所言：“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成了我们的文学理论，八十年代，美国人的文学理论中的种种概念，又成了我们文学理论中的常用语。这并不是说外国的不能用，因为它们确实具有使对象获得科学说明的能力，但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在文学研究中形成自己的话语?”②形不成自己的话语，我们就时时面临着使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文论殖民化问题，以及文论的复古问题，更避免不了其他意识形态的掠夺问题。所以，必须要建立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没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丧失了中国文论科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了根的浮萍，又何谈中国文论的自主性。
二
建立中国文学理论独立的话语系统，不仅要防止话语掠夺，还要防止话语扩张。自我膨胀也会招至话语变态，当文学理论的建构没有了边界，即会出现出卖话语的尴尬，这就要求学人们首先要对概念和范畴进行科学的学理化界定，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科学游戏规则。例如对“典型”概念的界定就是文学理论明显的话语扩张，它超越了自身的游戏规则，已不是文学理论话语而是哲学话语。即“典型”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黑格尔的游戏规则，使我们陷入了哲学的范式而不能自拔，而且竟让我们痛苦地研究了一百年终不得要领。由于哲学范式的作祟，什么“类型说”、“阶级说”、“必然与偶然说”、“中介说”、“特殊说”等等，都是他说，不是我说。文学理论所操持的已不是自己的话语，都是他者的话语。哲学是宏观的，包罗万象的，它的抽象与空洞掩盖不了对具体问题界定的空泛。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文学典型是什么呢?哲学什么都说了，也什么都没有说。不进行哲学的还原，我们必然要走入数学化的哲学公式，失语就成了必然，起码也会造成语境混乱。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我们把文学最终界定在了“反映”上，反映——能动反映——审美反映。在“反映”这个语码前面无论加多少定语，还是哲学的话码，如此语境混乱，怎能使话语独立呢?难道文学就找不到自己的话语方式吗?宗白华先生在他的论著《意境》中有一句众人皆知的名言，“没有想像就没有艺术创造”。即艺术所以谓艺术，是一种想像性的创造。文学是语言艺术，同样也是一种想像性的创造。这是对文学恰如其分的定位。无庸讳言，文学是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科学地说，它不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合目的的想像性创造。诚然，理论是抽象的，但理论间的层次是不同的，因此，要建立中国文论独立的话语系统位置非常重要，尤其在各种学科交叉多元探索的今天，方位感的错离，话语的无度扩张，必然要带来话语系统的变态。
童庆炳先生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就文学理论的形态问题进行了基本的概括。他说：“文学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广延性极强的事物，决定了文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使文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价值学、文学信息学和文学文化学等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③从广义上说，这种概括是合理的，多元的探索对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也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多形态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狭义的文学基础理论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广义的形态应称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形态，对各种研究形态的把握，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话语扩张，我们不能使文学基础理论话语成为各种话语杂糅的大拼盘。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概念和范畴要进行学理性的定位。哲学的、美学的、政治的、道德的等等不属于文学理论的概念，不能进入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
防止话语扩张，要注意命题的科学性。就文学的起源问题而论，由一尊的劳动说到上世纪80年代的巫术说、摹仿说、心灵表现说、游戏说各有道理的肯定，以及围绕着劳动所展开的各种说，使劳动说本身发生了动摇，事实亦正是如此，把文学的起源归之为劳动不无牵强，劳动说和围绕着劳动见仁见智的各种说法，都脱离不了“劳动创造了人”的先验假设。劳动——人——文学所组成的派生式因果链条，使这一命题总给人一种立论的虚假性，假使文学起源的根本原因是劳动，那么导致文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讲，这一命题忽视了主体在文学创造活动中的支配地位。鲁迅在假设基础上的推论，普列汉诺夫对原始部落精心的现象描述，无一例外地忽视了主体的内在活动。外在的研究的确需要，但最终应回到主体本身，否则，我们无法走近文艺本体。尤其对于具体的创作活动，现有的发生命题似乎是一个毫不相干的命题。我们必须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直接原因的探索上。文学是人创造的，只有回归到人，才能搞清文学发生的直接原因。
转贴于
在现实的存在中，人与动物最显著的区别是：人做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存在，既是现实的，也是精神的，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标志。精神的张力场拥有无限的张力度，这种张力就与现实形成了一个悖论。简言之，现实是有限的，人类的精神需求是无限的，现实的有限性，常常使人类无限的精神需求陷入困境，于是人类那不满足的精神世界，就会对现实困境行使超越。联想、想像、幻想等都是为超越现实所采取的心理自救的途径。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对现实无奈的超越，儿童从安徒生的童话里所寻求的也是对现实无知的超越，金庸的武侠小说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也是满足了人们超越现实的愿望。当然，人类心理世界那强烈的超越现实困境的愿望是分层次的，有知与无知的，成熟与不成熟的。这里面也包蕴着一个背反，即对现实愈无知愈不成熟，他的超越愿望愈强烈显著。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神话只能产生在原始的不发达阶段，这是因为：“神话不过是通过人们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改造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④面对原始生产力低下的状况，神话便成了原始人类超越现实困境的形式。从逻辑上去认识“劳动创造了人”，只意味着劳动创造了创造文学艺术的主体，并没有创造文艺，换言之，文学艺术不是劳动创造的，而是人创造的。如果把文艺的起源归之为劳动，就等于取消了创造文艺的主体，不着边际的追溯扩张，只能导致科学意义上的痛苦。 三
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学人们增强学科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话语独立意识的自觉与否，将直接影响文论话语的科学化进程。学科话语系统的建构，要从该学科的特殊性入手，不能简单照搬，诚如“艺术概论”对“文学概论”的诉求，“文学概论”对“美学”的诉求等，都缺少基本的话语独立意识。于是就造成了“美学”对“文学概论”的掠夺，“文学概论”对“艺术概论”的掠夺，尤其“艺术概论”几乎成了“文学概论”翻版。造成这种学科话语的变态，有主流话语的强制问题，治学心态问题，学风问题，学科年轻不成熟问题等等，更有缺少学科独立意识的问题。我们狂热地诉求各种话语，却很难忍住寂寞，在科学化的轨道上通过学理性的研究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
建国以来，学人们对政治话语那带有集体无意识的心理诉求，常常使我们抛开自身应有的话语，围绕着政治话语，甚至操持着政治话语去研究文论问题，致使各种文学观念的论争都伴随着浓烈的火药味而游离出文学本身。这的确是缺少话语独立意识的悲哀。诚如上面所举：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主义突然湮没，而当大战结束，现代主义的声浪再发而不可收。这种自觉意识和我们伴随《讲话》走了半个世纪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去认识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我们在学科意识自觉上的差距。
学科话语的独立，不能只在自发的盲目状态中进行，必须要有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去制导。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故有命题的求证，却很少怀疑故有命题，在虚拟的正确前提驱使下，采用同化的心理机制去牵强地求证，谬误自然百出。再就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关系而言，我们用对立统一法则去套化，得出的结论仍是一个哲学公式的再书写，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形式有相对的独立性，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将内容与形式推至审美的统一，以减轻正常思维情况下的痛苦，斯大林的某些看法，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在马、恩的思维框架里不是对立统一，而是“同一”，“同一”的不可分割被人为地撕裂为二元对立，致使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痛苦不堪。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绕开这个二元对立的怪圈，从“同一”的角度去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呢?就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要素的划分而言，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内容与形式的归属区分，如果将诸要素统称为构成文学作品的因素，操作起来岂不更接近创作实际?要增强学科独立的自觉意识，就必须要修炼出科学的怀疑精神，世界上本没有绝对永恒的真理，更不需要人为地制造出非科学的“理念”，不断地求异和否定是科学历史的真谛，所以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历史，就是把这种荒缪思想逐渐消除的历史，就是以新的然而较少荒谬的荒谬思想来代替它的历史。”⑤无庸讳言，学科自觉的独立意识，离不开开拓创新否定原有“真理”的过程。
自觉的独立意识还体现为自觉地吸纳和转化。实现真正的吸纳和转化，首先要保持良好的学术心态，克服由急功近利所带来的浮躁心理。积极拓荒且精心耕耘，我们既需要治小学的严谨，也需要治今文经学的奔放，无论严谨和奔放，只有用学理性的丝线，才能放飞出科学的风筝。
广泛吸纳古今中外合理的东西，有意识的充实和完善我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必须要作到学习深入、消化得当。20世纪的后20年，西方大量的文论引进中国，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回顾来路，我们究竟消化掉多少呢?生吞活剥，浅尝辄止，非驴非马令人啼笑皆非者多。就“意识流”而言，无论中国文论界，批评界，电影理论界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消化不良问题。例如把意识流手法等同于意识流牵强附会，于是王蒙的作品被称为“意识流”作品。“意识流”的创作原则，不等于“意识流”具体的创造手法，借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和技巧，并不意味着照拓了“意识流”的原则。王蒙在20世纪80年代的无奈，说明了王蒙的清醒和理性上的自觉。电影理论界亦然，笼统地把“时空交错”界定为“意识流电影”的标志，只触其表，未得其核。于是《小花》、《天云山传奇》被誉为“意识流电影”的代表作。相对于《广岛之恋》等真正的“意识流电影”，我们实在有指鹿为马的悲哀。在电影的表述话语中，“意识流”必然会产生时空交错，但时空交错并不等于“意识流”。传统的叙述话语如“倒叙”、“插叙”等同样会产生时空交错，但它不是“意识流”，即使在电影里偶尔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只要没有跳出理性的规范，怎么可以称之为“意识流电影”呢?所以《小花》、《天云山传奇》根本不是“意识流电影”。
一
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学科话语独立，显而易见，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不可能有话语的权力。因此，必须对学科定位，划准边界。
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理论作为文本同样也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宽泛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区别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概念的含混不清，必然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失语现象。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都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就断送了不同意识形态应有的话语权力，所谓的话语只能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诠释与注解，话语的独立性完全湮没了。不可否认，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那是具有特殊性和阶段性的。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言，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刻，要求文艺从属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合情合理的，国难当头，不知亡国恨的吟唱风花雪月，无疑是极不和谐的音调。此时，文学的宣传功能被转借和扩张，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论，《讲话》的历史地位也是无法否定的，即使在西方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现代主义在西方崛起且声势浩大，然而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主义的声浪仿佛在一夜之间无影无踪了，这种相似显然不是偶然的。
当然，《讲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本，在深层的意义上政治的范式在起着作用，准确地说，《讲话》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对文艺提出的政治要求。因此，它并不是文论话语，而是政治话语，或者说是特殊条件下政治话语对文论话语的合理要求。本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理应归还的文论话语，竟找不到了话语的权力。最后只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呜唱的合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首先不排除政治话语的强制性，其次，学科本身不成形，再者学科不成形就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又何来话语的权力呢?所以，中国文学理论在实现学科化的今天就必须强调科学化，严格区分各种文本的话语性质，自觉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使各种不同的语码回归自己的母体，以有效地防止不应有的话语掠夺。
许明在《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一文中说：“以政治替代学术的倾向虽然早已开始纠正，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纠正以后眼前是一片空白。许多人在不以政治为惟一标准的原则确立以后，却不会回到学术本身。直至90年代后期，我们仍摆脱不了这种发生在深层次的失语现象。”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学人们长期养成的对主流意识形态那集体无意识的诉求，又不适当地把文学和文论摆在同主流意识形态并驾齐驱的位置上，怎能不出现这种深层次的失语现象呢?文学理论话语应远离中心找准自己的位置，学人们不应有走向边缘的失落，文学也好，文学理论也好，不可能成为中心话语，文学理论虽是意识形态，无可否认，它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惟有找回自我，才能消除失语。话语掠夺是不正常的，配角充主角，躲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衣襟下，从深层次上说是失语，从表面上审视恐也否定不了其话语变态的事实。
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也是造成这种失语现象的重要原因。话语不独立，就使文论话语缺少起码的稳定性，于是就增加了转借的随机性和随意性，诚如钱中文在《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一文中所言：“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成了我们的文学理论，八十年代，美国人的文学理论中的种种概念，又成了我们文学理论中的常用语。这并不是说外国的不能用，因为它们确实具有使对象获得科学说明的能力，但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在文学研究中形成自己的话语?”②形不成自己的话语，我们就时时面临着使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文论殖民化问题，以及文论的复古问题，更避免不了其他意识形态的掠夺问题。所以，必须要建立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没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丧失了中国文论科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了根的浮萍，又何谈中国文论的自主性。
二
建立中国文学理论独立的话语系统，不仅要防止话语掠夺，还要防止话语扩张。自我膨胀也会招至话语变态，当文学理论的建构没有了边界，即会出现出卖话语的尴尬，这就要求学人们首先要对概念和范畴进行科学的学理化界定，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科学游戏规则。例如对“典型”概念的界定就是文学理论明显的话语扩张，它超越了自身的游戏规则，已不是文学理论话语而是哲学话语。即“典型”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黑格尔的游戏规则，使我们陷入了哲学的范式而不能自拔，而且竟让我们痛苦地研究了一百年终不得要领。由于哲学范式的作祟，什么“类型说”、“阶级说”、“必然与偶然说”、“中介说”、“特殊说”等等，都是他说，不是我说。文学理论所操持的已不是自己的话语，都是他者的话语。哲学是宏观的，包罗万象的，它的抽象与空洞掩盖不了对具体问题界定的空泛。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文学典型是什么呢?哲学什么都说了，也什么都没有说。不进行哲学的还原，我们必然要走入数学化的哲学公式，失语就成了必然，起码也会造成语境混乱。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我们把文学最终界定在了“反映”上，反映——能动反映——审美反映。在“反映”这个语码前面无论加多少定语，还是哲学的话码，如此语境混乱，怎能使话语独立呢?难道文学就找不到自己的话语方式吗?宗白华先生在他的论著《意境》中有一句众人皆知的名言，“没有想像就没有艺术创造”。即艺术所以谓艺术，是一种想像性的创造。文学是语言艺术，同样也是一种想像性的创造。这是对文学恰如其分的定位。无庸讳言，文学是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科学地说，它不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合目的的想像性创造。诚然，理论是抽象的，但理论间的层次是不同的，因此，要建立中国文论独立的话语系统位置非常重要，尤其在各种学科交叉多元探索的今天，方位感的错离，话语的无度扩张，必然要带来话语系统的变态。
童庆炳先生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就文学理论的形态问题进行了基本的概括。他说：“文学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广延性极强的事物，决定了文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使文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价值学、文学信息学和文学文化学等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③从广义上说，这种概括是合理的，多元的探索对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也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多形态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狭义的文学基础理论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广义的形态应称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形态，对各种研究形态的把握，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话语扩张，我们不能使文学基础理论话语成为各种话语杂糅的大拼盘。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概念和范畴要进行学理性的定位。哲学的、美学的、政治的、道德的等等不属于文学理论的概念，不能进入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
防止话语扩张，要注意命题的科学性。就文学的起源问题而论，由一尊的劳动说到上世纪80年代的巫术说、摹仿说、心灵表现说、游戏说各有道理的肯定，以及围绕着劳动所展开的各种说，使劳动说本身发生了动摇，事实亦正是如此，把文学的起源归之为劳动不无牵强，劳动说和围绕着劳动见仁见智的各种说法，都脱离不了“劳动创造了人”的先验假设。劳动——人——文学所组成的派生式因果链条，使这一命题总给人一种立论的虚假性，假使文学起源的根本原因是劳动，那么导致文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讲，这一命题忽视了主体在文学创造活动中的支配地位。鲁迅在假设基础上的推论，普列汉诺夫对原始部落精心的现象描述，无一例外地忽视了主体的内在活动。
外在的研究的确需要，但最终应回到主体本身，否则，我们无法走近文艺本体。尤其对于具体的创作活动，现有的发生命题似乎是一个毫不相干的命题。我们必须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直接原因的探索上。文学是人创造的，只有回归到人，才能搞清文学发生的直接原因。 在现实的存在中，人与动物最显著的区别是：人做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存在，既是现实的，也是精神的，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标志。精神的张力场拥有无限的张力度，这种张力就与现实形成了一个悖论。简言之，现实是有限的，人类的精神需求是无限的，现实的有限性，常常使人类无限的精神需求陷入困境，于是人类那不满足的精神世界，就会对现实困境行使超越。联想、想像、幻想等都是为超越现实所采取的心理自救的途径。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对现实无奈的超越，儿童从安徒生的童话里所寻求的也是对现实无知的超越，金庸的武侠小说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也是满足了人们超越现实的愿望。当然，人类心理世界那强烈的超越现实困境的愿望是分层次的，有知与无知的，成熟与不成熟的。这里面也包蕴着一个背反，即对现实愈无知愈不成熟，他的超越愿望愈强烈显著。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神话只能产生在原始的不发达阶段，这是因为：“神话不过是通过人们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改造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④面对原始生产力低下的状况，神话便成了原始人类超越现实困境的形式。从逻辑上去认识“劳动创造了人”，只意味着劳动创造了创造文学艺术的主体，并没有创造文艺，换言之，文学艺术不是劳动创造的，而是人创造的。如果把文艺的起源归之为劳动，就等于取消了创造文艺的主体，不着边际的追溯扩张，只能导致科学意义上的痛苦。 三
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学人们增强学科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话语独立意识的自觉与否，将直接影响文论话语的科学化进程。学科话语系统的建构，要从该学科的特殊性入手，不能简单照搬，诚如“艺术概论”对“文学概论”的诉求，“文学概论”对“美学”的诉求等，都缺少基本的话语独立意识。于是就造成了“美学”对“文学概论”的掠夺，“文学概论”对“艺术概论”的掠夺，尤其“艺术概论”几乎成了“文学概论”翻版。造成这种学科话语的变态，有主流话语的强制问题，治学心态问题，学风问题，学科年轻不成熟问题等等，更有缺少学科独立意识的问题。我们狂热地诉求各种话语，却很难忍住寂寞，在科学化的轨道上通过学理性的研究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
建国以来，学人们对政治话语那带有集体无意识的心理诉求，常常使我们抛开自身应有的话语，围绕着政治话语，甚至操持着政治话语去研究文论问题，致使各种文学观念的论争都伴随着浓烈的火药味而游离出文学本身。这的确是缺少话语独立意识的悲哀。诚如上面所举：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主义突然湮没，而当大战结束，现代主义的声浪再发而不可收。这种自觉意识和我们伴随《讲话》走了半个世纪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去认识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我们在学科意识自觉上的差距。
学科话语的独立，不能只在自发的盲目状态中进行，必须要有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去制导。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故有命题的求证，却很少怀疑故有命题，在虚拟的正确前提驱使下，采用同化的心理机制去牵强地求证，谬误自然百出。再就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关系而言，我们用对立统一法则去套化，得出的结论仍是一个哲学公式的再书写，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形式有相对的独立性，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将内容与形式推至审美的统一，以减轻正常思维情况下的痛苦，斯大林的某些看法，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在马、恩的思维框架里不是对立统一，而是“同一”，“同一”的不可分割被人为地撕裂为二元对立，致使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痛苦不堪。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绕开这个二元对立的怪圈，从“同一”的角度去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呢?就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要素的划分而言，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内容与形式的归属区分，如果将诸要素统称为构成文学作品的因素，操作起来岂不更接近创作实际?要增强学科独立的自觉意识，就必须要修炼出科学的怀疑精神，世界上本没有绝对永恒的真理，更不需要人为地制造出非科学的“理念”，不断地求异和否定是科学历史的真谛，所以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历史，就是把这种荒缪思想逐渐消除的历史，就是以新的然而较少荒谬的荒谬思想来代替它的历史。”⑤无庸讳言，学科自觉的独立意识，离不开开拓创新否定原有“真理”的过程。
自觉的独立意识还体现为自觉地吸纳和转化。实现真正的吸纳和转化，首先要保持良好的学术心态，克服由急功近利所带来的浮躁心理。积极拓荒且精心耕耘，我们既需要治小学的严谨，也需要治今文经学的奔放，无论严谨和奔放，只有用学理性的丝线，才能放飞出科学的风筝。
广泛吸纳古今中外合理的东西，有意识的充实和完善我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必须要作到学习深入、消化得当。20世纪的后20年，西方大量的文论引进中国，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回顾来路，我们究竟消化掉多少呢?生吞活剥，浅尝辄止，非驴非马令人啼笑皆非者多。就“意识流”而言，无论中国文论界，批评界，电影理论界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消化不良问题。例如把意识流手法等同于意识流牵强附会，于是王蒙的作品被称为“意识流”作品。“意识流”的创作原则，不等于“意识流”具体的创造手法，借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和技巧，并不意味着照拓了“意识流”的原则。王蒙在20世纪80年代的无奈，说明了王蒙的清醒和理性上的自觉。电影理论界亦然，笼统地把“时空交错”界定为“意识流电影”的标志，只触其表，未得其核。于是《小花》、《天云山传奇》被誉为“意识流电影”的代表作。相对于《广岛之恋》等真正的“意识流电影”，我们实在有指鹿为马的悲哀。在电影的表述话语中，“意识流”必然会产生时空交错，但时空交错并不等于“意识流”。传统的叙述话语如“倒叙”、“插叙”等同样会产生时空交错，但它不是“意识流”，即使在电影里偶尔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只要没有跳出理性的规范，怎么可以称之为“意识流电影”呢?所以《小花》、《天云山传奇》根本不是“意识流电影”。
关键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个体心理学；分析心理学；新精神分析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奥国尤其是维也纳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的发病率日渐增高，精神分析作为治疗神经官能症的一种理论和技术，正是适应这一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一、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由意识和无意识组成，无意识现象可分为前意识和潜意识，前者指能够进入意识的经验，后者指不能或很难进入意识的经验，包括原始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特别是望。心理各成份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前意识居于潜意识和意识之间，扮演“稽查者”的角色，严防潜意识本能冲动进入意识；而潜意识则始终保持积极地活动，当“稽查者”放松戒备时，就通过伪装的方式窜入意识当中。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虽然不能被察觉，但却支配着人的一生，因此，精神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不是意识，而是无意识特别是潜意识现象，研究方法包括自由联想法、梦的解析法以及心理分析法。
弗洛伊德将人格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如果个体的自我足够强大，就容易使人格的三个子系统之间保持平衡，人格就能够正常、顺利地发展，反之个体则会产生焦虑，容易导致神经症或人格异常等。弗洛伊德认为，自我防御机制是个体在面对心理冲突、焦虑或挫折时，在无意识情况下所采用的非理性的、歪曲现实的应付方式，主要的自我防御机制有：退行、固着、否认、压抑、投射、认同、合理化及升华等。
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
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均属于潜意识心理学的范畴，但是，阿德勒不认同弗洛伊德对人性的以性冲动为主的欲力解释和以潜意识主导一切行为的观念，他的个体心理学主张：（1）人性不是盲目的，人的行为并非受制于盲目的欲力冲动，人性具有一定的自主倾向，人能决定自己的未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2）人在生活目标之下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求全求美的内在动力，即“追求卓越”，（3）人追求卓越的动力来源于“自卑与补偿”。（4）生活风格指个体约四、五岁时，在家庭环境、早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特定的行为模式，此后几乎一生不变。（5）社会兴趣指个体具有一种为他人、为社会的先天思想倾向，是在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个人潜能，早期的亲子关系是儿童形成成熟的社会兴趣的关键因素。社会兴趣是衡量个体健康的主要标准，其水平决定了个体的生活意义及对社会贡献的大小。
阿德勒个体心理学是本我心理学转向自我心理学、古典精神分析转向新精神分析的中介理论，对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三、荣格的分析心理学
弗洛伊德强调心理能量的本质，阿德勒强调心理能量的权利本质，二者都可归为荣格的心理能量动力学，即分析心理学，其核心理论是人格整体论。荣格认为人格由意识（自我）、个体潜意识（情结）和集体潜意识（原型）三个层面构成，意识居于人格结构的最顶层，能够被人所觉知，自我是意识的核心，由各种感觉、知觉、记忆、思维及情感组成。个体潜意识居于第二层，是比自我作用更大的潜意识的表层部分，主要由具有情绪色彩的情结所构成。集体潜意识居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是种族世世代代的活动方式和经验库存在人脑结构中的遗传痕迹，主要内容为本能和原型。荣格将两种人格态度类型（内倾和外倾）和四种人格功能类型（感觉型、直觉型、思维型和情感型）组合起来，提出八种性格类型。他认为人格发展是连续化、统合化、个别化的过程，个体的人格发展在30岁以后的成年期臻于成熟。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是对古典精神分析的进一步发展，突出了心理结构的整体论，扩大了潜意识的内涵和功能，建立了个体和种族历史经验的文化联系，开创了心理类型学和字词联想测验，这些对心理学、精神病学、宗教、历史、艺术和文学等都具有深远意义。
四、新精神分析学派
1929-1933年间，经济危机以及二战的残酷现实促使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日益增多，但这时患者的病因已主要不是性压抑，而是经济原因和文化背景所致，因此，当时从西欧移居到美国的一些精神病专家修改甚至抛弃了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和泛性论，把社会文化及人际关系等因素推到了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和治疗原则的首位。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妮、沙利文、卡丁纳、弗罗姆、埃里克森等。霍妮提出基本焦虑论，她认为神经症起源于儿童期异常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充满焦虑情绪的家庭环境。沙利文提出人际关系论，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格从来不能与复杂的人际关系相隔绝，人们生活在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并成为他自己”。卡丁纳非常关注“原始文化”和少数民族心理研究，提出了文化论，把新精神分析和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以文化相对论和人类学来解释个体人格的形成。弗罗姆认为，现代民主使人们获得了自由感，但是在人们意识到自己个体性的同时，也更加意识到很多自己不能控制的东西，痛苦地面对自己的无能为力，人们对这种无能为力通过两种方式来反应：要么逃出自由，要么崇尚“积极的自由”。埃里克森认为，自我的作用是建立人的自我认同感和控制外部环境，人格在一生中都在发展，可以分为八个阶段：信任-不信任（婴儿期）、自主-羞怯（学步期）、主动-内疚（儿童早期）、勤奋-自卑（小学期）、自我认同-角色混乱（青少年期）、亲密-孤独（成年早期）、繁殖-停滞（成年期）、自我完善-绝望（老年期）。
新精神分析学派虽然在理论侧度及具体内容上各有不同，但却存在着共同点：（1）强调自我的自主性及其整合与调节作用；（2）强调社会文化对人格的巨大影响；（3）强调个体的自尊心和乐观主义态度；（4）强调儿童早期经验的重要性。
五、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评价
尽管精神分析理论具有一定的非理性主义、心理主义以及神秘主义倾向，但是它仍然具有巨大的贡献：（1）精神分析开创了潜意识心理学研究的里程碑。弗洛伊德冲破理性主义的传统束缚，强调非理性因素对行为的影响，为潜意识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开辟了道路；新精神分析学派对潜意识研究提出了新视角，开拓出新领域，加深了研究层面。（2）精神分析开创了人格动力学与变态心理学新领域。传统心理学的探索方式是由外向内，而精神分析则是由内向外，从深层向表层的研究。（3）精神分析促进了自我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古典精神分析隶属于本我心理学范畴，而新精神分析学派则把主要目光指向自我心理学，当代自我心理学的理论权威埃里克森在他的人格发展渐成说基础上，把自我心理学进一步发展为毕生发展心理学。（4）精神分析奠定了现代医学模式的基础。传统医学模式赋予患者绝对客体的角色，主要依靠躯体治疗的方式。弗洛伊德认为引起疾病的主要原因是“精神创伤”，主张用精神分析法来挖掘被病人压抑到潜意识内的心理矛盾；新精神分析学者根据临床经验和研究成果，日益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对精神疾病的影响，把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更加具体化，进一步丰富了精神病学中心医学的理论和心理治疗的方法技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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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浩生.心理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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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一、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二、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三、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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