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研究概述
民国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一个存在较为短暂的时期(38年)，在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中只是一瞬，但是，由于其恰恰处在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过渡期中，来自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汇与冲突尤为明显，这就决定了其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着西方文化留学背景的政府官员的支持，西方医学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入国内，政府也积极推动其成为社会医疗主流。中医药事业从起初的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被漏列，医疗行为被限制，发展到中医药被整个废除的境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局面。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整个中医药界奋起抗争，同时也顺应时展的要求，本着“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宗旨，积极实践，勇于创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中医的各项权益。他们积极探索创办中医药学校及函授的教育形式，创立具有中医特色的中医医院，努力开展学术上的中西医汇通，并围绕着上述内容著述立说。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以《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为主，以下简称《中医联目》）有4330余种，占到全部中医存目存世书籍的三分之一［1］。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对于当今中医药学术的发展无疑是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江苏籍中医医家群体在上述的历史事件中均有参与，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甚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形成的著作有573部［2］。这一群体又大多寓居在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的上海，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因此，对其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著作进行研究，可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现就以《中医联目》中所载的480余种各类著作为依据，对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作一概述。
医籍所涉及的种类
按照《中医联目》所划分的种类，去除重复项，在这些著作中，医经类20种，基础理论类12种，伤寒金匮类19种，诊法类11种，针灸推拿类15种，本草类25种，方书类43种，临证各科中包括临证综合类23种，温病类18种，瘟疫类5种，疟疾类6种，内科类12种，风痨臌膈类14类，其他疾病类18种，妇产科类18种，儿科类20种，外科类20种，伤科类1种，咽喉口齿类7种，养生类12种，医案医话医论类63种，医史类23种，综合性著作类24种。从医籍所涉及的种类来看，医家们的著作涵盖了中医药绝大部分的种类，有些尽管从种类上归属于大类，但从其内容上来看，已经超出某个传统种类的归属。如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既是对中医经典理论的阐释，更是不同于传统对经典医籍的注释，而是对经典医籍的现代诠释和发挥，与现代知识的结合更加紧密。再如恽氏的《生理新语》、《病理概论》和秦伯未的《生理学》、《病理学》等等，也已不是一个“基础理论”所能归属了的，更多的是对中医理论的现代认识与诠释。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医家们的著作时，既要注意其传统的一面，更要注意其有别于传统的内涵实质的一面，这些实质性的学术观点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医具有诸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
中西医之汇通早在西方医学于十九世纪传入我国即已开始。较系统论述中西医汇通的医家可谓唐容川及朱沛文，但大量开展中西医汇通之学术研究与实践者当属于民国时期的医家们。这其中，江苏籍医家的代表者有恽铁樵、丁福保、陆渊雷、时逸人、杨百诚、章次公、许半、蔡陆仙等等。
自从1917年余云岫之《灵素商兑》发表抨击中医理论的观点以来，中西医的论争便趋向公开和激化，中西医阵营中的各自维护者，纷纷发表言论或著书，对余氏的观点加以回应，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著作组成的论争性文献和著作。第一位以著书形式回应余氏观点和言论者当属恽铁樵氏。在其1922年出版的《群经见智录》中，恽氏以独特的领悟，对于中医最基本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剖析，他的“四时五脏”学说可谓揭示了中医理论的真谛，被后世所推崇。他对于中西医体系的优劣进行了较为公正的比较，驳斥了余氏对中医认识的错误方法和观点，从而拉开了中西医相互论争之幕。随后的如其弟子陆渊雷氏，在继承其师的汇通思想之后，提出“中医科学化”的主张并撰著了相应的著作。
江苏籍医家所撰著的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的著作所涉及的面较广，总结起来有论述中西医理论之立足点不同，而主张各取之长、互补其短以及融会贯通的。如恽氏《群经见智录》、《保赤新书》，许半龙之《中西医之比观》等。更多的医家在涉及中医各科内容时揉进西医学的认识，以图全面地在实践中促使中西医的汇通。代表者如恽氏的《生理新语》，其在自序中这样描述他的这本书：“本书既名新生理，自非中国古代五运六气、三百六十五穴道之旧生理，然亦非纯粹西国解剖学、显微镜、血轮细胞之新学说。若用简单概括的话评论我这部书，可以说得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将《内经》所说的证之于病能不得其解，求之于西学。那是轩岐医学、西洋医学和我自己的实地经验，三合而成。”［3］表明其是从新的视角来认识中医理论的。再如丁福保的《新内经》、《中外医通》，杨百诚的《医学新论》，章次公的《药物学》及《中西医学名词对照》等著作，也是将西医学知识与传统中医学知识相揉合、相比较。
与上述书中所反映出的中西医汇通思想有所不同的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思想。持这种主张的代表者有陆渊雷、时逸人等。陆氏在其《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以及《陆氏论医集》等著作中虽有欲以西医学知识融会贯通中医的想法，但其主要思想却是以为中医的疗效和验是可取的，理论却是多臆想和空泛无据的，主张以西医知识来解释中医理论。也就是其最终主张的“中医科学化”。陆氏的这一“新观点”在当时整个社会崇尚科学化的大背景下，很有号召力，特别是青年人，一时间响应和追随者遍及海内外，影响较大。其著作《伤寒论今释》和《金匮要略今释》就是不同于别人以《内经》的传统理论来诠释，而是用西医理论解释之，再用各家经验证实之的。陆氏的这一思想和做法，大有废医存药之嫌，故而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尽管如此，陆氏的一些思想还是有值得现代人借鉴和思考的地方。这类著作成为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规模化教育的教材类著作
民国初期，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将中医教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漏列，从而导致中医界的奋起抗争。积极抗争者如江苏籍的丁甘仁、余伯陶、谢观等，他们向北洋政府请愿，抗议这种对于中医的不公正待遇。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筹办中医学校，以期既成事实，劝逼当时的府承认中医教育的合法性。最终，尽管政府没有将中医教育列入整个教育体系之中，但也默许了中医办学校从事规模化教育的事实。
中医规模化教育在与各种社会阻挠势力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服务于学校及函授教育的教材著作应运而生。这类著作从丁甘仁氏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编写的《脉学辑要》、《药性辑要》以及《医案讲义》等开始，到之后为陆续兴办的中医学校及函授学校自编的教材，所涉及的范围涵盖了当时中西医各个学科，可谓洋洋大观，形成了这个时期所独有的著作形式。如恽铁樵的《生理新语》、《伤寒论讲义》、《伤寒论研究》，秦伯未的《内经学讲义》、《内经类证》、《诊断学讲义》，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许半龙的《中国方剂学概要》、《中国外科学大纲》，张山雷的《古今医案平议三种》、《医学一得》、《籀谈医一得集》，顾鸣盛的《中西病理学讲义》、《中西内科学讲义》，杨百诚的《灵素气化新论》、《灵素生理新论》、《医学新论》，承淡安的《伤寒针方浅解》、《针灸学讲义三种》、《中国针灸治疗学》以及张赞臣的《中医诊断学纲要》等等，这些著作与其说是用于教学的教材，不如说是各个编著者对于中西医学科知识的研究成果。每一本教材著作均迸发着作者的思想火花。这些著作的编著以及在教学之中的使用，为传播知识、启迪后生、使中医药事业得以薪火相传作出了历史贡献。
方药类著作
《中医联目》中，江苏籍中医家的本草类著作为25种；方书类著作为43种。从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药学家们编写的这类著作的内容上不难看出，他们在此时所要研究的重点是放在古药古方今用上面，突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他们在忠实古代方药文献以及沿用传统文献整理方法的同时，尽量结合西医药的研究成果对古方药的临床功效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贯通，以期为当今医疗实践服务。因而此类著作极少有空泛的理论论述，切合实用是医家们编著这类书的主要目的。本草类代表作有恽铁樵的《论药集》，章次公的《药物学正编续编补编》，张山雷的《本草正义》；还有地方性本草研究的如赵黄的《祁州药志》、《蒙古本草药之原植物》、《蒙疆所产本草药材关于其原植物之考察》等；本草谱录类如赵黄的《中国新本草图志》以及陈存仁的《中国药物标本图影》等。方剂类著作除了上述的著作特点外，还有一个鲜明特色即是医家们以自己亲身临证体会或经名家实验的经验来阐述方剂，处处以临床实效为根本宗旨，这就使得这类书既可以被看作临证方书，也可作为中医教育教材。代表性的有丁甘仁的《丁甘人家传珍方》、《百病医方大全》，丁福保的《中国经验良方》，恽铁樵的《验方新按》，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时逸人的《中国处方学讲义》，秦伯未的《处方学》，张赞臣的《方药考论类编》等。
临证各科及医案类著作
江苏籍中医医家所编撰的临床著作，按照《中医联目》的分类，有临证综合、温病、瘟疫、疟痢、内、外、妇、儿、骨伤和五官等科。内容涵盖了所有临床学科，是内容最丰富的一类中医学著作。其中既有对前人临证学术经验的总结与阐述，更有作者本人结合自己亲身临证心得体会而得出的理法方药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的重要文献。代表者如张山雷的《中风诠》。是书从阐述历代医家对中风病名、病因、病机的认识及内外风混淆辗转变革的过程着手，反复申论《素问》气血上菀的本旨及其与中风的关系；结合西医学之神经学理论，讨论内风脑神经病之脉因证治，系统论述中风证治八法，创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再如恽铁樵的《温病明理》，在1928年初刊之后的8年当中，对于这本书中4卷所论的内容和观点进行临证检验，在得到进一步的肯定之后，于1936年另加1卷，再次出版了该书，并有了新的临证认识，如作者认为温病于十二经而言实为手经病以及认为古人以为的“温病下不厌早”之说值得商榷等。这种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另一个特点就是医家们能够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流行病来研究和著书。如对于肺结核病、性病、小儿痘疹惊疳等，体现了作为医生对于社会负责任的职业道德。医案类的著作，在《中医联目》中江苏籍医家撰著的有29种（这其中不包括医家们所撰著的医话医论类的著作，关于这类著作的内容已在其他评述点中介绍了）。这当中绝大多数是医家们自己的临证案例，如《孟河丁氏医案》、《药医案全集》、《陆氏医案集》、《曹颖甫医案》等；尚有集前人医案分类汇编的医案书籍，如《分类王孟英医案》、《医方经验汇编》等。这些医案著作是先辈医家们留给后人的第一手临证资料，也是后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和经验的重要文献。
医学卫生保健类著作
民国时期相对于前朝封建社会来说要更加开放。这种开放所带来的是西方较科学的社会公共卫生意识。加之西医强势的进入和社会对于医学卫生知识的需求，利用图书杂志报纸等形式宣传和普及医学卫生和中医养生等方面的知识，成为中西医界的共识。中医界人士除了利用所办的杂志报纸等传播医学知识外，还编写并出版了大量的医学普及类读物。其中之代表如丁福保的《怎样调理使你身体强壮》、《卫生格言》、《青年之摄生》，朱振声的《百病自疗丛书》、《家庭实用验方》、《家庭医药常识》、《育儿常识》、《万病治疗大全》，蔡陆仙的《民众医学指导丛书》，顾鸣盛的《长生不老之秘诀》，丁仲英的《康健论》，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因是子静坐法续编》以及谢利恒的《气功养生要诀》等。医家们还针对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医学普及教育，如肺结核、性病等。还有提倡健康生活观念的书籍，如朱振声、顾培玺编撰的介绍如何戒烟的指导性书籍等。这些著作的编写对于当时中西医药知识得以在广大民众中传播与普及、提高中医药在民众中的信任度等，均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综合性史学工具书类著作
民国时期的38年间，由于出版印刷业的兴盛，社会对于医药学类的图书著作的需求较旺，加之中医药界人士意识到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对中医药的学习与研究，于是，由出版界组织，或由个人发起，大量的中医药综合性著作以及史学工具书被编撰出版，形成了这一时期另一种著作形式。在《中医联目》中，仅江苏籍中医医家编撰的这类书就达40余种。综合性丛书合刻医书中除了上述的教材类和卫生普及类著作外，尚有陈存仁的《皇汉医学丛书》、顾培玺的《顾氏医苑》、蔡陆仙的《中国医药汇海》、陆士谔的《基本医书集成》以及张赞臣的《古本医学丛刊》等。医学史类的著作有二十余种，其中以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和谢利恒的《中国医学源流论》等通史类著作最具代表性。陈氏的《中国医学史》可谓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医学通史专著，先后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出版，在向国外介绍我中华医药方面作出了贡献。工具书类代表者有谢利恒主编的《中国医学大辞典》、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以及章巨膺编撰的《应用药物辞典》等。
小结
相对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来说，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的著作只是一小部分。通过对上述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著作的评述，我们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内容之丰富，时代特色之鲜明，是历代中医药著作中之罕见者。中医的学术思想在这一时期观上得到了一次嬗变。“即使在今人来看，当时医家关于中医药基础理论、中医药教育以及中医科学化的一些见解也还不失参考的价值或借鉴的意义。”［1］民国时期之于今天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过去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在古代，对于这一时期的文献研究明显不足，因而，重视和研究成书于这一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应该成为当今中医药研究者的共识，并通过研究和利用，为今日之中医药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1焦振廉.民国时期中医药著作概述［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05，6(3)：5.
1.1识神-主司意识思维活动“识神”原是佛教的概念，指轮回思想中接受世间因果报应的灵魂实体。道家借来表示思虑、意识等心理活动，故也称其为“思虑之神”，《医学衷中参西录》“：识神者，发于心，有思有虑，灵而不虚也。……盖用识神则落于后天，不能返虚入深，实有着迹象之弊。”它是以元神为基础产生的一种活动，产生后还可以扰乱元神。故道家养生，多排斥“识神”。现代医家多认为识神是在大脑中形成的可以控制生命体行为的意识体，也是大脑皮层神经电化学活动的体现。大脑具有加工各种生物信息的功能，且大脑功能与信息能量之间可以产生能量旋机，形成大脑思维，然后通过不断复制、演化、创造和提炼新的信息，使大脑内的信息快速膨胀，信息能量也随之增大，形成信息能量场，具有能量感应性。这种感应性不断增强，又产生在大脑中，最终与大脑机能一起合成了具有分辨功能和控制身体功能的意识体，这就是识神。
1.2欲神-一种本能性的欲望所谓“欲神”，泛指人源于其个体生物本能的一类欲求冲动及相应的行为，食、色、性及趋利避害是其主要体现，它与人类的生存和种族的延续紧密相关。从实质上说，此种行为在动物中多为生理性的，是在无意识下引发的，多数情况下，机体能清晰地意识到这类冲动的萌发，并借助意识作出相应调控，同时还伴有某些情绪体验。
2三神与心身关系层次
心身关系是中医心理学的理论核心，对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判断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追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我们不难发现，三神学说对中医学心身关系和心身结构的构建起到了奠基作用，也为心身疾病的辨治提供了重要的靶点，这主要体现在三神学说与心身关系层次紧密相关性上。
2.1从“身”到“心”关系层次-欲神这是一个低层次的身心关系，在这层关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多是躯体方面的。相关研究也表明，控制这类行为的调节中枢位于古皮层、旧皮层，也称边缘前脑。可以说本能性的欲求冲动多为这些系统的功能所控制。然而，传统理论多认为：“识神”可以诱发或抑制“欲神”。从生理原理来看，则是大脑皮层的感知及意识等活动所伴有的皮层神经电化学反应对皮层下较低层次中枢调控的结果。本质上，这种关系是皮质电化学反应对边缘系统功能的下行性作用，这是“身”与“身”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一些医学家则认为“欲神”亦可以沿着神经通路向上扰乱元神，影响大脑皮层的精神心理活动，但从侧重的要点来看，上行性有可能次于并弱于识神对欲神的把握。
2.2从“身”到“身”的关系层次-元神就解剖构造而言，元神与欲神位置接近，不仅包含低层次的内侧皮层（边缘系统）也囊括了脑干、下丘脑等局域结构的调控作用在内。且这些部分主要依赖自主神经系统和内分泌对内脏的功能进行调节。这些功能多是与生俱来的，其调控中枢为边缘系统。故多认为“元神”是一种神经电化学活动，属于“身”的范围，而且这种活动也受到大脑皮层的调节，即所谓“识神”主宰“元神”。因其解剖位置相近，且有的则是同一结构的不同功能，故欲神与识神之间多是紧密关联的。
2.3最高层次的身心关系-识神识神多被看成是大脑皮层神经电化学活动所产生的感知觉、思维、意识等高级精神心理活动，这些活动多是以皮层下较低层次的脑的活动（亦即元神）为物质基础，并接受了大量外界刺激后产生的。现代脑科学研究发现，意识、思维、感知觉等精神心理活动是以大脑皮层乃至全脑整体的神经活动为前提而彰显出来的；皮层下的结构对感受到的神经信息起到了向上传递和向下通达的作用，也可以使皮层始终处于觉醒状态。这些均是思维、意识产生的物质基础。相关研究也证实，大脑半球后部的皮层和神经电化学活动是直接引起感知觉和意识等心理现象的最终整合部位，而且上述的心理现象则是依靠其余地方的神经活动引起相应部位的大脑皮层的神经电化学活动的最终产物。由此可见“，识神”是心身关系的最高级层次，也是最为错综复杂的。由于意识、思维等精神心理活动是在大脑皮层及整个脑部神经电化学活动的基础上凸显，故“身”是“心”发生的基础，而“心”则赖“身”来表达。就这一层心神关系而言，大脑皮质及其活动即“身”是物质基础，意识、思维即“心”是“身”凸显的结果。但识神一旦突现，又会对“身”及低层次的心、身产生一定的影响。
1.流失严重，基层人才整体环境需要改善。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患者对医院的住院条件、检查设备、服务态度等方面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对医生的素质要求，也逐渐提高；但是，相对来说，基层乡镇的社区服务体系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是人员数量不够，后继乏人；二是质量不够，缺少骨干力量。从县级医院自身的发展来说，医务工作人员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工作压力大、医患矛盾紧张。同时，和同类型的医院相比，没有办法提供较优厚的薪酬来吸引高技能的人才，以湖北十堰市县级医院为例，新进员工在拿到医师资格证之前，工资还不到1000元。与之相对的，刚刚毕业的中医院校毕业生对工作后的待遇期望较高，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让很多毕业生的不愿意来到县级基层医院就业。人才的流失，也局限了县级基层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的提高。
2.误解重重，中医药事业同社会认知之间存在隔膜。从西医的引进开始，中医文化就一直屡屡受到冲击。自清末太医院被废止，中医就走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鲁迅先生曾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到中医的愚昧和落后，他自己本人也是为学习西方的医疗手段而求学日本，更有现代学者中南大学的张功耀教授提出应废止中医的论调，并由此引发了全国医疗界对中医科学性的一次大讨论，打假卫士方舟子在网络上攻击中医不可信。此外，县级中医院前来就诊的多是来自农民，很多人对中医治疗的效果也是半信半疑，缺乏中医治疗的意识。其实，作为一个绵延华夏五千年的重要遗产，中医自有其可取之处，以整体观来观察病症，寻求解决之道。中医不仅是一种医学知识，它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对自然、山川的一种哲学思考，讲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内心自身的和谐相处。在尊重非物质文化的现代社会，我们应当学会用科学、全面、理性的眼光去分析、研究、筛选出其中的合理成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3.欲盖弥彰，中药市场与需求矛盾突出。中医与中药的关系密不可分，中药市场的有序管理与否直接影响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广大患者的就医环境。伴随全球老龄化的趋势，人们日益看重中药的养生保健功能，对中药的需求越来越多。有数据显示，2007-2014年，很多中药材价格上涨了两倍以上，中药材价格上涨过快不利于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不利于中药产业的发展。患者服用中药消费成本提高，不利于中医药在基层的推广应用。
二、县级中医医院管理以及当下中药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
1.重视人才，注重基层中医药队伍的建设和培养。早先时期，中医的培养模式一直是师徒授业，这种私人性质的培养模式限制了人才队伍的扩大，也满足不了现代化医疗环境建设的需求。首先应特别重视老中医专家的作用，以新带老，发扬原有的师承传统，使原有的中医历史不致失传。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专业的积累，特别是对中医这样一个传统行业。同时，加强同相关中医药学校的合作和培养，以实习基地、进修等方式进行联合培养，吸引优秀的年轻专业人才前来筑巢。其次，加强县级中医院中医药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加强乡村和社区医生的中医药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训，更好地发挥中医药在农村与社区医疗服务中的作用。为员工创造上升空间，建立良好的上升渠道，做到人尽其才、优才优用，发挥人才的最大价值。最后，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专业中医学院毕业生到基层县级卫生机构展开工作，加大对基层医生培养工作的经费投入，保证县级医师的工作待遇，形成相关的稳定配套政策，合理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和收入。
2.加强宣传，建立积极、健康、协调的中医文化。中医是一门十分复杂的自然科学。在形成初期，它吸收了天文、地理和数学等自然科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带有朴素的自然哲学的特点。由于其自身缺乏一定的参照物和行业标准，因此经常会遭受到他人的质疑。但我们应当看到其具备优势的一面，将其延续下去。在平时的工作中，鼓励医务工作人员加强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风。将政治思想工作同中医的文化内涵结合在一起，定期展开学习，通过对中医历史的了解，提高自身修养。借助多种自媒体途径，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向广大群众宣传养生保健知识，介绍中医的文化，弘扬中医尊重生命的入世情怀，提高中医事业在人们心中的可信度。
3.统筹协调，营造中医药发展的良好环境。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在2008年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曾提出“充分发挥包括民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服务中的作用。”由此可见，国家对中医事业发展的看重，希望借助中医的治疗手段为广大群众谋福利，实现医疗系统的深化改革。
【关键词】中医心理治疗情志相胜疗法
Abstract:ObjectiveToexploretheinformationofdiagnosisandtreatmentofpsychotherapyofTCM.MethodsTherecordof122casesreceivingpsychotherapyofTCMwereobtainedfromtheliteraturesatancienttimeandcurrentmagazines,and11aspectsincludingoccurringera,gender,age,course,causativefactors,TCMdiagnosis,TCBpsychotherapy,concomitanttreatmentstrategy,currentdiagnosis,currenttherapyclassificationandwhetherbreachingethicrules,wereevaluated.ResultsThecasesoccurredfromTangDynastytocurrenttime,withagesrangefrom0to50yearsoldandcoursesfrom1daytomorethan1year,58%ofwhichgotrelievedatthefirstdayoftreatment,and68%relievedwithin1month.The59patientonsetsresultedfromemotionalstimulation,especially“YOU(Anxiety)”and“SI(Thought)”occupying10.66%and11.48%respectively.ThediagnosisofthediseasesmainlyincludedpsychosomaticdiseasesexceptpsychiatricdiseasessuchasDian,Kuang,Depressedsyndrome,etc.,occupying55.74%.Themaximumofthementaldiseaseswasdepressedsyndrome,occupying1/5.ThemostlyappliedpsychotherapiesincludedEmotionInter-resistanceTherapy,(19.67%),SuggestiveExplanationTherapy(14.75%),IntenseemotionTherapy(12.30%),PersuasionandReleaseTherapy(9.84%),SmoothingemotionanddesireTherapy(8.20%),BehavioralInductionTherapy(9.02%),etc.,and31.9%ofcaseswereaccompaniedwithdrugoracupuncturetherapy.Thecurrentdiagnosisincludedneurosis(16.39%),stress-relateddisorder(10.66%)andhysteria(8.20%).Nearlyhalfofpsychotherapiesapplied(46.72%)wereconsistentwithsometheoriesofmodernpsychotherapy,suchasSupportiveTherapy,BehavioralTherapy,CognitiveTherapy,etc.,andsometherapiessuchasEmotionInter-resistanceTherapybelongedtouniquetreatmentsofTCM.Amongallcases,22cases(18%)mightbreachtheethicrules.ConclusionPsychotherapyofTCMisaneffectiveshort-termpsychotherapy,andismainlyappliedforsomementaldisordersincludingneurosis,stress-relateddisorder,hysteria,etc.,whichhasobviousChineseculturedistinctnessandisworthyofdevelopmentandextension.
Keywords: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TCM)；Psychotherapy；EmotionInter-resistance
中医心理治疗是中医的主要特色治疗之一，早在《内经》中就有许多心理治疗方面的记载，如《黄帝内经》五运行大论篇第六十七指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历代医家根据《内经》中的原则，创立了许多心理治疗技术，留下了众多的心理治疗医案，内容丰富，构思奇巧。为了解中医心理治疗案例中诊治的详细情况，现将收集到的历代中医心理治疗案例122例分析如下。
1对象和方法
搜集历代中医书籍和现代期刊中记录的中医心理治疗案例共122例，分别从案例年代、性别、年龄、疗程、致病因素、中医疾病诊断、中医心理治疗方法、合并治疗方案、现代诊断、现代治疗分类以及有无违背伦理学原则等11个方面进行统计调查，了解诊治情况。
其中，中医疾病诊断，根据案例记载的内容进行分析，按照《中医诊疗常规》［1］中相关疾病的诊断依据进行诊断；现代诊断按照《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2］进行诊断；有无违背伦理学原则，是依据现在的法律法规，以治疗的实施过程有无涉嫌违法、侵犯公民（包括患者、治疗师或他人）的权益为判定标准。中医心理治疗方法，参照全国医学院校心理学专业教材《中医心理学基础》［3］中的心理治疗分类进行分类。其中情志相胜疗法是指在中医阴阳五行学说及情志相胜等理论指导下，医生有意识地运用一种或多种情志刺激，以制约、消除患者的病态情志，从而治疗由情志所引起的某些心身疾病的心理疗法；劝说开导疗法是针对患者的病情及其心理状态采取语言交谈方式进行疏导，以消除其致病心因，纠正其不良情绪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顺情从欲疗法是顺从患者的意念、情绪，满足患者的心身需求，以释却患者心理病因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移情易性疗法是通过分散患者的注意力，或通过精神转移，改变患者内心关注的指向性，从而派遣情思，改变心志，以治疗由情志因素所引起疾病的一种心理疗法；暗示解惑疗法是指采用含蓄、间接的方式，对患者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以诱导患者“无形中”接受医生的治疗性意见，或通过语言等方式，剖析本质，以解除患者的疑惑，从而达到治疗由情志因素所引起疾病的一种心理疗法；修身养性疗法是指通过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发展多种兴趣爱好及增加交往活动等方式改善心身素质，陶冶性情促进身心平衡的治疗方法；激情疗法指有意识地加以诱发，以利用随激情而出现的某些可以预期的强烈机体或行为反应，从而改善躯体功能状态，达到治疗目的的疗法；习以惊平法是让患者习惯于接触某些刺激因素，提高其适应能力，使之不再对该刺激因素敏感，以治疗由情志因素所引起的病症的一种心理疗法；惩罚治疗指对患者施以责打、旋转、厌恶刺激等适当的惩罚，把症状和不愉快的体验联系起来，以矫正病态行为的方法；行为诱导疗法是指用各种方法对患者施以行为诱导，以矫正变态行为的方法；音乐疗法是使人处于特定的音乐环境，感受音乐的艺术意境，娱神悦性，宣通气血，以此来产生预防或治疗疾病的效应；导引吐纳是通过调身、调息、调心等一系列功法起到防病、治病、益智、延年的作用。
2结果与结论
2.1案例年代见表1。表1122例中医心理治疗案例年代分析（略）
在122例中，有13例年代不明。能识别年代的案例中，明清时期46例；近现代案例27例；唐代至元代为24例；唐代以前8例；民国时期4例。可见，明清时期是中医心理治疗比较盛行的时期，到民国又明显减少。建国后，中医心理治疗又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应用逐渐增多。
2.2性别构成见表2。表2122例中医心理治疗案例性别构成（略）
2.3年龄构成见表3。表3122例中医心理治疗案年龄构成（略0
0～3岁4例；3～14岁4例；14～30岁17例；30～50岁18例；＞50岁8例；另有71例不能识别患者的年龄。提示心理疾病各年龄组均有分布，但中青年最多，可能是与这个年龄组压力较大，心理疾病的患病率高有关。
2.4疗程见表4。表4122例中医心理治疗案例疗程分析（略）
有58例（47.54%）在治疗当天病情就获得缓解，1个月之内缓解的占68%。说明中医心理治疗是1种短程、有效的心理治疗，多数在1个月内使病情获得缓解。
2.5致病因素见表5。表5122例中医心理治疗案例致病因素分析（略0
共有59例发病与情志刺激有关，其中“忧”“思”致病为最多，分别为10.66%和11.48%。可见忧思是导致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2.6中医诊断见表6。表6122例中医心理治疗案例中医疾病诊断分析（略）
疾病的诊断多为癫狂、郁证等精神科疾病以外的内科杂症（心身疾病），占55.74%。在心理疾病中，以郁证为最多，约占总数的1/5（21.31%）
2.7心理治疗方法分类比较见表7。表7122例中医心理治疗案例治疗方法分析（略）
使用最多的方法就是情志相胜法（19.67%），其它依次是暗示解惑法（14.75%）、激情疗法（12.30%）、劝说开导法（9.84%）、顺情从欲法（8.20%）、行为诱导法（9.02%）等。
2.8合并治疗情况见表8。表8122例中医心理治疗案例合并治疗情况（略）
有近1/3（31.97%）的案例合并药物或针灸治疗，说明历代中医医家很重视心理疾病的综合治疗。
2.9现代诊断分类见表9。表9122例中医心理治疗案例现代诊断分类（略）
由表9可以看出，按现代诊断分类，诊断较多的是神经症、应激相关障碍和癔症，与现代心理治疗的适应证是一致的。还有一部分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也使用了中医心理治疗。
2.10现代治疗分类见表10。表10122例中医心理治疗案例现代治疗分析（略）
由表10分析，有近一半（57例，46.72%）的案例所使用的心理治疗方法与现代心理治疗的某些理论相当一致，如支持治疗、行为治疗、认知治疗等，但比现代心理治疗要早许多年。还有一些属于中医独特的治疗方法，如情志相胜等，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值得挖掘。
2.11伦理学问题统计见表11。表11122例中医心理治疗案例伦理学问题统计（略）
有22例（18%）的案例中使用了有悖于伦理的方法，对患者施以痛打等，严重的甚至因治疗引来杀身之祸。
由上可知，中医心理治疗是一种有效的短程心理治疗，主要适用于神经症、应激相关障碍、癔症等精神障碍，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值得挖掘和推广。但有些治疗过程有悖于伦理学要求，应注意避免。
3讨论
尽管精神科临床中，药物治疗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对社会心理因素的关注将逐渐成为精神科工作的重点,心理治疗也将成为精神科治疗手段的主流之一，心理治疗的一些基本理念及思维方式也是临床医生不可或缺的［4］。现代心理治疗理论及操作技术大都产生于西方,而心理治疗的理论建构、价值取向和具体操作会受到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西方的心理治疗理论、概念、技术在应用于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咨询时往往会产生不相容性和矛盾［5］,所以研究和使用中国本土化的心理治疗理论及操作技术是必要的［6］。
中医学历来重视心理因素在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历代医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出来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是中医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短程心理治疗一般指不超过25次会谈的心理治疗［7］，它正逐渐成为最为流行的心理治疗形式［8］。本研究显示，中医心理治疗是一种疗效确切的短程心理治疗，经治疗后1个月之内缓解比例高达68%，而在治疗当天就有明显效果的达到47.54%，尽管当时的治疗师和记录者对于疗效的评价不一定准确和严格，但也至少说明中医心理治疗是一种短程、有效的心理治疗。如金代张子和著的《儒门事亲》载：名医张子和采用“思胜恐”的治疗方法来治疗恐惧症，取得了满意的疗效，这就相当于现代西方心理学的系统脱敏法，收效显著而迅速。
在中医心理治疗的适应证方面，本研究显示，多以神经症、应激相关障碍和癔症为主。值得一提的是，有8.21%的案例为精神分裂症的个案，当前精神分裂症的非药物治疗也是一个重要的治疗手段，对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和康复起到重要的作用。
情志相胜治疗是使用最多的一种中医心理治疗方法也是最具有中医特色的心理治疗方法。情志相胜心理治疗中，“情志”指人的怒、喜、思、悲、恐五种基本情绪，按照五行的属性分类，它们分别归属于木、火、土、金、水。五行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相胜关系，如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根据上述五行相胜的规律，情绪之间也可以互相制约，喜胜悲、悲胜怒、怒胜思、思胜恐、恐胜喜等。因此情志相胜心理治疗是有意识地使患者产生一种情绪去克服、缓解另一种情绪，是医学家在长期临床观察及实践中，用五行原理概括出来的对情绪相互之间最佳调节的一种假说［9］。例如，成书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续名医类案》中记载的一例“怒胜思”案例，及《儒门事亲》中记载有1例“喜胜悲”案例，这些案例的成功均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借鉴意义。
情志相胜心理治疗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理解，其原理主要是：解除情绪刺激多余的能量、改变情绪刺激的方向、改变在引起情绪的中介——认知(理性情绪疗法ABC理论)［9］，与当代被广泛认可的认知行为疗法有某些相通之处，值得我们在临床中不断实践和探索。
在治疗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最主要的是有些治疗方法有悖于伦理学原则，占18%，在现代的治疗中应当坚决避免。
另外，本研究是一个文献回顾性研究，年代跨度较大，每种心理治疗方法操作各异，缺乏对照组。所以，本研究结论有其局限性，还需要在更为严格的大规模前瞻性研究中加以证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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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俊冕．短程心理治疗的意义和方法［J］.上海精神医学，1999，（s1）55.
对调查问卷结果进行整理、分析，可以发现：调查对象共有526名，而526名（100.00%）学生均认为中医护理学专业的学习内容不够全面、教学方式不够理想。其中，有117名（22.24%）学生还希望学习中医饮食及情志护理知识，有231名（43.92%）学生希望学习养生保健知识，有97名（18.44%）学生希望学习中医美容知识，有81名（15.40%）学生希望学习经络腧穴知识。具体数据详见表1.
二、讨论
根据本文的调查显示，所有的学生均高度认可了中医护理课程，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认为现阶段的中医护理课程内容不够全面，教学的方式、手段不够新颖，因此，中医护理教学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本文下面将根据中医护理教学现状，对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1）大力扩展教学内容在《中医护理学》课本设计中，多增加养生保健、中医美容等学生比较感兴趣的学习单元，这样的做法有利于增加学生的护理学习兴趣，以便学生更为主动积极的投入到学习中。
（2）改变教学方式传统式教学方式是以课本、学生、教师三方面为主，老师将课本中的知识通过黑板的模式传授给学生，这样的教学模式势必会打击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学生也并不能更为全面的理解课本中的内容。因此，教学方式上的变更是势在必行的。例如：教师准备更为多样化的教学工具，像人体针灸模型、多媒体播音系统、按摩床等，教师在一边传授课本知识的同时，利用教学工具进行更深一步的讲解，如：护理操作性动作示范。这样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增强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还使得教学形式更为直观和形象。
（3）改善教学环境。高职院校应专门为护理系的学生建立实习基地，并与医院模式相结合，形成新型的院校联合的教学形式。学生在充分学习了理论基础知识之后，将其分配至实习基地，给予临床实习。这样的做法有利于全方面的提高学生的护理能力。
（4）转变教学观念。传统式的教学观念是“以教师为中心”，这种教学观念严重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因此，应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观念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应该多鼓励学生多参与到学习中来，而不是一味的灌输古板知识给学生，这样的做法也有利于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例如：在传授中医饮食护理的同时，教师可以围绕着学生常见病症进行讨论，并和学生一起制定出具体的饮食调护方法；在普及病症原理和中药知识的同时，可以引用书籍或电影中的病亡片段创设教学情境，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是因肺痨而死，这说明了中医中的“忧悲伤肺”原理，那么，若在林黛玉发病初期，该用哪种中药进行调理才更为有效呢？这种创设性问题的抛出，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整节课堂的活跃度。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医院门诊的特点是患者流量不稳定,由于患者到达时间和诊治患者所需时间的随机性,可控性小,因此,在合理安排诊室和医生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当诊室不足时,常出现患者等待时间延长,患者满意度下降,造成工作过于忙乱,易引起医患纠纷,对社会带来不良影响。通过对诊室排队系统的研究,科学、量化、准确地描述排队系统的概率规律性,同时对诊室和医生安排进行最优设计和最优运营提出科学有效的整改意见,为门诊工作的安排提供量化、科学的依据,以增加预见性,减少盲目性,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患者及家属的需要,同时有效地避免资源浪费,从源头上解决目前“看病贵、看病难”的社会问题。
1研究对象
选取医院门诊患者为研究对象,建立排队系统。以患者到达诊室登记等待为标志,进入诊室排队系统;排队等待的患者数及空间在理论上无限制;患者按照先到先服务的原则,排成一队,依次进入诊室治疗;患者离开诊室表示服务完成,离开排队系统。
2医院门诊排队系统的组成
与一般的排队系统相同,医院的门诊排队系统的基本结构由四个部分构成:来到过程(输入)、服务时间、服务窗口和排队规则。
2.1来到过程(输入)是指不同类型的患者按照各种规律来到医院患者的总体可以是无限的也可以是有限的;可以单个或成批到来;相继到达的间隔时间可以是确定的(预约门诊)或随机的;患者的到来可以是相互独立或有关联的;到来的过程可以是平稳的,也可是非平稳的。
2.2服务时间是指患者接收服务的时间规律患者接受服务的时间是随机的,其规律是通过概率分布描述,由于一般排队系统的服务时间往往服从负指数分布:即每位患者接受服务的时间是独立同分布的,其分布函数为:
B(t)=1-e-μt(t≥0)其中μ>0为一常数,代表单位时间的平均服务率,而1/μ则是平均服务时间。
2.3服务窗口即可开放多少诊室和医生来接纳患者服务窗口的主要属性是服务台的个数,门诊系统明显是多服务台且属于多服务台并联型
2.4排队规则确定到达的患者按照某种一定的次序接受医疗服务一般分为三类:损失制、等待制、混合制。
2.4.1损失制患者到达时,所有诊室和医生都没有空闲,该患者不愿等待,就随即从排队系统消失,一般是挂两个以上科室号的患者先到另一个科室去就诊了。
2.4.2等待制患者到达时,如果所有诊室和医生都没有空闲,他们就排队等待。等待服务的次序又有各种不同的规则:(1)先到先服务,如就诊、排队取药等;(2)后到先服务,如处理病情严重的患者;(3)优先权服务,如照顾老人、军属等。
2.4.3混合制既有等待又有损失的情况,如患者等待时考虑排队的队长、等待时间的长短等因素而决定去留。
队列的数目可是单列,也可是多列的(例如诊室中不只一名医生)。还有具体排队(如在候诊室)和抽象排队(如预约排队)。
3研究方法与内容
在排队论的基础上,利用计算机对医院门诊这一客观复杂的排队系统的结构和行为进行动态模拟,以获得反映其系统本质特征的数量指标,进而进行预测、分析和评价,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
同时,结合计算机叫号程序,我们可以有效提高医疗的就医秩序,减轻护理人员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为创造一个良好的医疗环境提供保证。
通过所编制的排队叫号计算机系统,分别记录诊室排队系统中患者到达的时间、排队等候的时间、诊疗服务的时间、当时诊室开放数等。计算排队系统队长、逗留时间、待候时间、忙期、服务强度及系统的瞬时状态等。
分别统计患者到达间隔和服务时间的经验分布,然后按照统计学方法进行检验,确定排队系统符合于哪一种理论分布。
根据排队系统的理论分布类型,运用相应的数学计算公式和方法对排队系统进行描述。
通过给定的条件建立相应数学计算模型进行计算,给出理想的门诊开放诊室数和所需配备的合理医护人员,为实际工作提供可靠的、科学的、有预见性的指导。
4讨论
到医院就诊排队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例如患者在诊室排队候诊、到药房排队配药、到输液室排队输液等,这里诊室护士站、收费窗口、输液护士站及其服务人员都是服务机构或服务台,这里的排队都是有形的,还有些排队是无形的。由于患者到达和医疗服务时间的随机性,患者来源数量在理论是无限的,而医疗资源是有限的,当医疗服务的现实需求超过提供该项服务的现有能力时,排队就会发生,因此排队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应用运筹学中的排队论,即随机服务系统理论,是通过数学方法定量地、科学地研究上述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在排队论中,患者和提供各种形式医疗服务的诊室和医护人员组成排队系统,通过排队论,我们可以系统地研究排队系统的各种参数并进行最优设计和最优运营。
5结语
排队模型所得数据只是为了管理的需要,提供决策支持的工具,关键是靠医院管理者来进行调整,而不是简单地根据计算结果来做管理。例如我们可以根据排队的现象和模型的结果,提出如下改进意见:根据医院的实力,投资扩建诊室,完善设施和配备,增加医护人员的数量,解决排队的现象,为患者排优解艰提高医生的诊疗技术水平,有效缩短平均诊疗时间及其波动程度,提高效率,缩短等候时间;规范诊疗行为,统一诊疗程序,避免因医师个人技术原因造成的不必要的等待等等。管理干预的手段是多样的,关键是不能进行拍脑袋的管理,而排队系统则是提供了管理干预的科学依据。
排队系统模型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医院管理中,如手术管理、输液管理、医疗服务、医技业务、分诊服务等等,相信在今后会有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长玮.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优化模型及其应用研究[D].重庆大学,2007.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摘要】中国传统医学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厦。它的精诚合一的医德观、以人为本的医道观、“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以及朴素的生命质量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并给当今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颇多借鉴。
【关键词】中国传统医学；医学伦理观；医学伦理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其间随着医疗活动的延伸，历代医家的诊疗实践和辛勤著述，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和预防、诊疗、康复、保健经验，而且形成了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厦。
1精诚合一的医德观
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许多先进的医德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文献当推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著述的《大医精诚》篇，文中“精”“诚”二字把中国传统医德原则规范概括到极致。
1.1为医要“精”，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早在《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历代名医也纷纷从“精”“博”去要求自己。东汉华佗“游学徐土，精通数经”［1］。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医术的高明源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医要“多闻博识”。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为医医术要“精”。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言：“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明代医家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浅。”
1.2为医要“诚”，诚对病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告戒医家：“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行医之体要“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在病人家中“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灵醁兼陈，看有若无。”宋代《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提出，医者要赤诚济世，“凡病家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为医要“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反是者，为生灵之巨寇”。元代医家曾世荣在《活幼心书·为医先去贪嗔》也说：“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
1.3为医要“诚”，还要诚对同道作为一个医生，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要求：“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宋代佚名《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中指出：“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仍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批评褒己贬人的庸医：“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专一夸已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陈实功在《外科正宗》提出要尊重同道：“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
2以人为本的医道观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中国传统医学在阐述治未病思想的同时，对医生作出了明确要求。《黄帝内经》中医分三等，名曰上工、中工、粗工。《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灵枢·逆顺》说：“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葛洪指出：“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2］。”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载：“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治病救人并不是做医生的根本目的，医生的根本职责应该是真正以人为本，促进健康，防病比治病更为重要。正如著名法国医史学家西格里斯在《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一书中所说：“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其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
3“三才”统一的整体观
中国传统医学历来注重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人的疾病与健康，使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优势和特色。
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和思维方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中国传统医学就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整体观。《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举痛论》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灵枢·岁露论》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要从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人体生命运动变化的规律，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灵枢·逆顺肥瘦论》说：“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是着眼于个体，还要考虑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心理因素等方面的作用。《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本神》指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此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素问·疏五过论》说：“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等等。到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又提出“医国-医人-医病”的整体医学模式。《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国”指的是社会因素，“医人”指的是心理因素，“医病”指的是生物因素，这种“医国-医人-医病”的医学模式就是从社会、心理、生物整体的角度来诊治疾病，非常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3］。
相应地，中国传统医学从整体上进行辨证论治。“辨证”的范畴涉及到自然、生物、社会、精神情志等多个方面。“论治”法则也多样化，张仲景认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4］，说早病防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主张“治病必求于本”，言治病求本；治病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即三因制宜；还有调理阴阳、调理脏腑、调理气血、扶正祛邪等法则。中国传统医学这种在整体中辨证，因人、因地、因时论治，在“三才”统一整体中把握个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特色，凸现出人文主义传统和精神，较为贴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4朴素的生命质量观
生命质量论是以人的生存质量或生活质量来衡量其社会存在价值和医学目的的一种伦理观［5］。但是，中国传统医学伦理中的生命质量观一般从自然素质和生理功能的角度出发，关注优生优育，思考生命质量，带有朴素的色彩。
早在隋唐时期，医家们从人的生命质量出发，重视母胎健康。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主张“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娠，故去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胎》中说，妊娠三月，“要居住简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弹琴瑟，调心情，和性情，节嗜欲，庶事清净，生子皆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惠，无疾”。到宋代，医家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注意人口质量问题。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言：“盖医术之难，医妇人尤难，医产中数症，则又险又难”。主张婚育不宜过早，“合男女必当其年”；提倡婚前检查，“凡欲求子，当先察夫妇有无劳伤痼疾而依方调治，使内外和平”；强调有节，择时受孕，节欲保精；注重验胎，胎养胎教，对劣胎“宜下之”“以免其祸”。至明代，一些医家从摄生的角度谈及优生优育。万全的《广嗣纪要·寡欲篇》说：“求子之道，男子贵清心寡欲，所以养其精；女子贵平心定意，所以养其血。”张景岳在《类经·脏象类》中也说：“凡寡欲而得之男女，贵而寿，多欲而得之男女，浊而夭。”由此看来，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生命质量观形成由来已久，有些朴素的色彩，但是仍不失其科学性。
综而观之，中国传统医学在医德理论与实践、疾病和健康的认知等诸多方面形成的医学伦理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深刻地体现了医学的人道主义特质。当今，医学发展要走向整体综合的道路，并实现全面的关怀、对人的关注，提升医道中人性的温度和人道的精神，使医学不仅仅是科学，而且是人学［6］。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在医学这一发展进程中可供颇多借鉴。
【参考文献】
［1］杨士孝注.二十六史医家传记新注［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56.
［2］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6,240,326.
［3］杨鑫辉.中国传统心理治疗的科学性［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7,5（2）:123.
［4］范永升.金匮要略［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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