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对外贸易贸易商品结构
1FDI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国际经济学观点
1.1替代论：贸易替代
俄林（Ohlin，B.G）等认为，在开放经济中，区际间因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将通过生产要素和商品的国际流动两条途径来缩小，直至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前者称为直接均等，后者称为间接均等。自由贸易代替要素流动，间接促进国际间生产要素价格趋于一致。当国际自由贸易出现阻碍时，国际贸易量就会减少，从而扩大了生产要素价格在国际间的差别，进而会促使要素的国际流动。这时资本流动将会替代商品流动，由此达到要素价格的直接均等。
蒙代尔（R.Mundell）认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两国的生产要素的绝对和相对量完全一致，资源实现了最合理的利用和最大限度的福利，并不存在引起要素流动的原因。如果满足要素均等化及两国有相同生产函数的条件，贸易与资本的流动有完全替代的关系。且资本流动越自由，替代国际贸易的作用就越大。资本跨国流动较之商品流动更能自由，更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本资源，并直接起着使各国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以蒙代尔等为代表的关于FDI对国际贸易的替论有效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个国家之间发生的直接投资。
1.2互补论：贸易创造
迪克西特（Dixit）、克鲁格曼（Krug?鄄man）等人认为，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资本交易和对外贸易都是不可能完全自由的，因而存在不完全的替代。不论是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还是国际间商品，都不能消除各国间要素和商品相对稀少的状态。
邓宁的OIL理论认为，企业可以根据所拥有的优势（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在商品出口、技术许可和对外直接投资三种方式中进行相应选择。因而根据这一理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并存的。
小岛清（KiyoshiKoiiman）认为，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少了商品的稀缺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但另外一方面，生产场所的开辟与建立，会创造新的贸易园地。他提出，国际贸易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的，而国际直接投资也应按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扩大两国间比较成本的差距，创造出一种新的比较成本格局，从而使得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在更大规模上进行，扩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总量。
玛库森（Markusen，1984）在蒙代尔研究的基础上，假定企业可以拥有与使用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即假定存在不同的生产技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证明了生产要素流动会增加贸易。
美国经济学家帕特瑞（P.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进行研究的结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使贸易和投资的关系也不同。帕特瑞将国际直接投资分成了三大类：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为了绕过东道国严厉的贸易壁垒或者是为了占领当地市场的需要，而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适应当地文化、风俗的要求，以实现在当地生产、销售。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通过在那些拥有一种或多种廉价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与土地这些流动性比较差的生产要素的国家进行的直接投资。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为了更好地配合母公司或总公司的出口贸易活动，提供各种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只有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容易成为贸易的替代。因此贸易替代的投资只是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高水平的贸易保护壁垒最有可能导致以逃避关税或占领本地市场为目标的直接投资的涌入。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则会增加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
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可分两种，即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现代国际经济学研究大多认为FDI与国际贸易之间更多是互补的关系。
2FDI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2.1FDI与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变化关系的实证分析
自从1998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大幅度攀升，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11547.4亿美元，相比1984年的535.5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5.8%。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606.3亿美元，相比1984年的18.02美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0.2%。
关于我国对外贸易总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建立贸易乘数模型如下：
T（t）=a+mCFDI(t-1)+sFDI(t)+u(t)
775.031.2361.232
R2=0.9381F=136.3374
X（t）=b+nCFDI(t-1)+qFDI(t)+v(t)
361.0940.634210.85758
R2=0.9517F=177.6354
M（t）=c+pCFDI(t-1)+rFDI(t)+w(t)
413.962250.6016370.374895
R2=0.9168F=99.1570
其中，T（t）、X（t）、M（t）分别代表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CFDI（t-1）为第t-1年末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FDI（t）为第t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a、b、c、m、n、p、s、q、r为待定参数；u(t)、v(t)、w(t)分别为随机误差项。通过回归分析可知，r2=0.9381、0.9517、0.9168，三条直线的拟合度较高，此模型可以用来很好地解释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关系。当FDI每增加1亿美元，我国对外贸易总量可增加1.232美元。FDI对我国贸易总量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2.2FDI与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关系的分析
这里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指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本国的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可体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我国外贸进出口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初级产品。从出口来看，随着FDI逐步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的外贸出口结构实现了由初级产品向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的转变。我国工业制品在出口中比重已由1990年的74.4%上升到2003年的91.3%。2002年，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电子技术产品出口545.33亿美元和79.17亿美元，分别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80.54%和11.69%，分别增长50.5%和2.3%。从进口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流入带进了大量的机器设备，特别是外资企业中加工贸易的比重较重，进口了大量的原材料，促使我国的进口结构由消费型转向生产型。自1997年来，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的进口比重逐年攀升，初级产品进口则逐年减少，进口商品结构得到改善(见附表）。
3FDI在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3.1FDI在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近20年的发展，2002年，中国已超过美国经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作为外资流入的主要载体的外商投资企业，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优化了外贸商品出口结构。但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增长的制约性因素。主要表现在：
（1）引进外资项目层次低。集中反映在技术层次、产业投资上。FDI虽然带来了中国市场需要的先进技术，但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外商手中，转移到中国的只不过是已进入“成本竞争”阶段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相对先进的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进入成本竞争阶段的高新技术产品（如电脑、手机等）在我国大量生产和出口，长远看有贸易恶化的倾向。近年来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从产业投向上来看，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具有一定出口优势的食品加工制造、纺织、玩具、自行车等行业，而技术密集型行业投资较小，仅占20%左右。
（2）产业间外商投资分布不均。第二产业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2002年，在累计吸收合同外资金额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1.90%、63.31%和34.78%。第一、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在总量中所占比重仍不乐观，三产业的不协调发展势必延缓我国工业化进程。
（3）外商投资地区分布不平衡。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不仅存在产业布局的不平衡，还存在区域布局的不平衡。东部地区吸引外资总量远超过中部与西部。2002年东、中、西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到86.7%、9.5%、3.8%，而且东部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这无疑会进一步拉开东部与中西部的发展水平，制约社会全面发展。
3.2对策建议
（1）完善环境，为外商投资提供更为优越的外部条件，提高其运作质量与效率，带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环境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目前，我国在硬件环境上已基本不构成FDI流入的瓶颈，而投资的软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与提高，首先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其次是保持吸引外商投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在国际投资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努力保持我国利用外资政策及相关法律的稳定性，对于引进FDI而言至关重要。再次，完善服务环境，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效率，树立为外企服务的思想观念，完善服务体系，依法加强管理。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WTO透明度关系
一，非政府组织对于WTO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非政府组织的兴盛发展与其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多的参与是与全球化分不开的。全球化被视为是一种“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外化”，①——诸如环境污染的全球性的问题更多的需要在国际上得以解决，从而削弱了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对这些活动的控制能力。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承认，带来了更多的国际层面上的谈判与协商，这样也就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与此同时，WTO也在全球化进程中完成了对GATT的继承，并成功的过渡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完整的一套世界贸易规则体系。当然，非政府组织不可能放弃WTO这个展现其能力的大舞台。正如一位环境问题专家所指出的：“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是迄今为止最为常用来解决国家间有关环境问题争端的机制”。②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撇开了WTO就无法实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利益。
可以说，非政府组织对于WTO体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有利于强化WTO的决策能力。当WTO的机构面临一些诸如贸易与环境等非其所长的专业知识时，从非政府组织获取的可利用资料、信息将有利于拓宽WTO对有关问题的分析基础，从而降低WTO决策机构发现事实和推理分析过程中的错误，提高相关机构报告的质量。
其次，非政府组织是由一国或数国的公民或公民的联合发起的并谋求某种公共利益的独立于国家的具有私人性质的组织。③可以说，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某一个或几个地区公民（团体）的意见。在全球化的态势下，这一公民或团体的意见已经无法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于是，非政府组织便成为这一部分公民的代言人。而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对于缺乏透明度的WTO来说，无疑是加强其为公众所认知的最佳途径。
最后，WTO协议中的仅允许缔约国方提供信息的规定无疑造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垄断。④如何打破成员国方提供信息的垄断并创造竞争环境以寻求建立最佳的政策制定机制成为WTO亟需解决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介入提供了一种最佳方案：在WTO中，非政府组织可以扮演一个政府缔约方的情报提供竞争者的角色，这样就能利用其在某一专业领域的智力资源优势，发挥了非政府组织迅速发现问题并能及时做出反应的特长。从而在WTO体系内构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平行竞争机制，以期能更好的发挥各方面优势、集思广益，制定出最适宜的世界贸易政策。
二，现行WTO制度中有关非政府组织的规定。
WTO各缔约方早已认识到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意义，因此各方在达成《建立世界贸易组
织的协定》中，已经包含有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内容。该协定的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总理事会应做出适当安排，以便与在职责范围上与WTO有关的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与合作。”另外，在1996年6月18日，总理事会通过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安排的指导方针》（WT/L/162）①，建立了一整套WTO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框架。这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包括：1，遵循《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所确立的基本原则；2，各成员方认识到非政府组织能起到增进公众对WTO相关活动的认知程度的作用，因而各成员方愿意提高WTO的透明度并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3，为了达到更具透明度的目的，必须保证非政府组织获得更多有关WTO活动的信息，特别是比过去更快地取消对获取有关这些活动的文件限制。为此，秘书处将使相关资料（包括已经取消限制的文件）在互联网上公布；4，WTO秘书处应积极地采用各种方式，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直接联系；5,如果WTO各理事会或委员会的主席参加同非政府组织的讨论会或其他会议，他只应代表其本人。除非该理事会或委员会做出其他的特别决定；6，各成员方重申WTO是一个对其成员方的有关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定拘束力的政府间组织。因此，各成员方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可能直接参与WTO的工作或其会议。
自1996年以来，WTO秘书处和各成员方以各种方式积极地保持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而以上这些方针则起到了指导作用。WTO在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中进行了如下几种尝试：
第一，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部长级会议。在通过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安排的指导方针》后不久，WTO各成员方就非政府组织参加新加坡第一次部长级会议的程序达成了一致意见：1，非政府组织将被允许参加大会的全体会议；2，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必须符合《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必须证明他们的活动与WTO的工作是由联系的。②
1996年12月的新加坡会议是WTO历史上第一次由非政府组织参加的主要会议。总共有159个非政府组织登记并参加了会议，其中的108个非政府组织（235名个人）代表环境、发展、消费者、商业和农民等各方面利益。另外，设在新加坡大会会场的非政府组织中心为与会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提供了会议场所、电脑设施和会议的官方文件等便利措施。
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于1997年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共有128个非政府组织（362名个人）。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除了参加非正式的工作会议外，还参加了由秘书处主持的日常简报会——这是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一个特色，并被非政府组织视为一个WTO保证其透明度的真正的信号。③
多哈部长级会议期间，WTO秘书处安排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计划。这些计划将由感兴趣的成员方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其中正在考虑的有非政府组织参加一些活动包括：1，日常非政府组织简报会。秘书处会为已经登记的非政府组织举行一天一次或两次的有关大会会议进程的工作简报会。这些简报会将由一些想同非政府组织交流的成员方的部长或官员来主持；2，特定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简报会。有关一些特定问题的简报也将由总干事或秘书处官员集中向登记的非政府组织。相关问题的确定取决于大会的主持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趣所在；3，由秘书处组织的讨论会。WTO秘书处将就非政府组织感兴趣的问题组织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将在非政府组织中心举行，同时面向所有多哈会议的与会者开放。①
第二，为非政府组织举行讨论会。自1996年以来，秘书处为非政府组织安排了许多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往往针对一些有关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切身利益的特定问题，如其中的三个讨论会是关于贸易和环境问题、一个关于贸易和发展问题等等。这就反映了WTO认识到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实体，其本身的权利应受到重视。另一方面，这些讨论会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个同WTO成员方的代表讨论相关特定问题的机会。
第三，同非政府组织保持日常联系。WTO秘书处每天都会从全世界收到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的询问信函。同时，WTO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会定期与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议——这些会议既是独立的，也是作为秘书处组织非政府组织参加WTO活动的一部分。
第四，一些新的举措。在1998年7月的总理事会上，总干事通知各成员方，秘书处将采取一些新的步骤来增进同市民社会的对话。这些步骤有：从1998年秋开始，WTO秘书处将为非政府组织提供日常工作简报；在WTO官方网站上增加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相关内容。另外，秘书处还会将其每月收到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交的论文的目录汇编成册并散发给各成员方。②
值得注意的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其报告中也对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予以确认。在沸沸扬扬的海龟案中，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前后对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来文的态度明显不同。在本案中，专家小组认为：“…根据DSU第13条，专家小组掌握着寻找信息和选择信息来源的主动权。在任何场合，只允许争端当事双方和的三方直接向专家小组提供信息。在我们看来，接受从非政府组织途径来的未经征询的信息同DSU的现行规定是不符的。因此我们通知各当事方我们对于这些文件（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将不予考虑…”③
而在上诉机构的报告中，尽管肯定了专家小组评判非政府组织提出的报告的行为是在DSU第12条和第13条授予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但上诉机构着重指出了专家小组在有关是否应该接受未作要求而收到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的问题上对DSU相关条款所作的法律解释是错误的。上诉机构回顾了“荷尔蒙案”（WT/DS26），认为根据DSU第13条第2款，专家小组可以从任何相关途径寻找关于案件的信息，也可以咨询任何专家以得到他们关于案件特定方面问题的意见。在这里，上诉机构强调专家小组可以向“任何个人或团体”或“从任何来源”寻找“资料或技术信息”。同时上诉机构也强调了DSU第12条第2款，即“专家小组程序应有充分的灵活性以保证提供高水平报告，而又不会不适当的延误专家小组审案进程”。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指出了本案专家小组在解读“寻找（seek）"时，不必要的太过于注重正式性和技术性而以至于要求“任何个人或团体”首先必须得到专家小组的允许才能提交报告。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在本案的情况下，基于实用或其他相关的目的，‘经要求得到的资料’与‘未经要求得到的资料’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④因此，DSU授予专家小组寻找资料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专家小组可以禁止接受那些事先未经专家小组要求而提供的意见。
在本案中，上诉机构的报告直接肯定了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信息对于专家小组、上诉机构及当事方的法律上的意义，这就从侧面肯定了非政府组织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同时这也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在WTO体系中的活动范围得以拓宽。另外，本案对今后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涉及有非政府组织提供信息的案件也具有垂范作用。
三，评价。
总的来说，非政府组织在WTO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作用有所增强。正如WTO官方网站上所说的，“WTO自其成立以来的运作历程生动地表明了世界贸易体制从未像现在这样备受公众舆论的关注和审视”。①
然而，WTO各方对非政府组织的介入仍持怀疑态度。因此，非政府组织在WTO中的作用依然有限。有意思的是，持将非政府组织排除在WTO政策制定过程之外的观点的大多是成员国的政府官员（而非专家或学者）。他们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加入只会扭曲而不是改善WTO的决策机制。综合起来，现在反对者持有以下几种意见，下面我来一一评述：
第一，担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特殊集团的利益。即认为当一个政策决定机构允许游说集团介入后，将存在着某一特殊的利益集团施加不平衡影响的可能性。有一些分析家认为，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减缓决议制定的进程进而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②还有一些贸易专家认为许多非政府组织不赞成贸易自由化，因而担心它们的加入会阻挠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由于代表商业实体（通常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益的代表在WTO中已经存在。因此，纳入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会产生各种利益集团相互监督、相互牵制的效果。从而抵消WTO中现存利益集团的影响，进而只会是降低而不是增加有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政策的产生的可能性。
第二，担心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影响WTO作为一个多边政府机构的性质。这种观点认为WTO作为一个调整政府间关系的机构，只应保证成员国政府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起主导作用。而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一个或数个成员国国内公民的利益。这些公民的利益和他们所在国家的利益如何在WTO体系内得以调和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此，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冲击国家在WTO中的地位，会使WTO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③
然而，非政府组织在本质上就具有跨国性的特征，它也有独立参加某些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一点早已在联合国体系中得以确认。给予非政府组织在WTO中发言和观摩争端解决程序的机会，并不排除各成员国依然可以闭门议事。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一些涉及政治的经济问题愈发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得以解决。因此，WTO不需要以一个纯粹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机构的形式存在。可以预见，非政府组织的加入能够强化WTO作为一个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的地位。
第三，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具代表性。此观点认为很难确定非政府组织究竟代表的是哪些人或是多少人的利益。这样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怎样来保证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非政府组织应采用何种方式来保证它们的代表性和它们对其代表所负的责任？
我认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问题在WTO对其开放后将更易于解决。所以，不应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相应的，在国际领域内，对非政府组织地位的重视程度应取决于该组织过去在增进其所参与的国际机构和其所代表的公众之间的联系所作的贡献。
第四，还有一些人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WTO的可操作性问题，即担心控制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贸易体制内的活动的难度过大。另外有一些观察家认为非政府组织在WTO会议上的出现会使一些成员国由于担心受其国内的指责而不愿暴露其真实的想法。这样反而有违吸纳非政府组织加入WTO以增加透明度这一做法的初衷了。①
有关非政府组织在WTO中活动的具体操作的确还存在着问题。目前WTO可以参照其他国际性经济组织的做法，如世界银行早已建立起一套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它的会议和决策过程的程序。同样的，经合发展组织（OECD）近年来也拓展了与非政府组织接触的领域和范围。总之，要让非政府组织高效、更好的参与WTO的有关活动，实际中要克服的困难是有很多的，但过多地担心确实是不必要的。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众所周知，1999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WTO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由于会场外众多民众的示威游行而草草结束，预先拟发动的新一轮多边谈判也淹没在一片反全球化的口号声中。②
尽管西雅图会议以失败告终，尽管其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它给人们最大的警示就是：向WTO发出了其贸易政策制定过程和争端解决程序应更具透明度的讯号。WTO处于正在浮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核心，世界贸易体制的规则和程序正日益被视为协调好全球范围内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WTO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处于一种“幕后运作”的状态了。
其实早在战后酝酿成立“国际贸易组织”（ITO）时，创立者们已经清楚的预见到了非政府组织将扮演的重要角色。后来，GATT的第一任行政首长，EricWyndhamWhite先生，提出了一项非政府组织议程。他建议ITO：1，起草一份给与磋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名单；2，邀请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出席ITO大会并允许他们提出议案和自由发言；3，就ITO活动领域内的问题向非政府组织提出咨询；4，任命一个由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的顾问委员会。③这一方案可以看出ITO的创始者们对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充分认识。只可惜ITO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成立，而以临时协议的形式出现的各方妥协的产物——GATT对这一问题没有充分重视，从而失去了与非政府组织握手的良机。
与此同时，其他国际性组织却在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上走在了GATT的前面。最典型的当属联合国。1945年的《联合国》第71条规定了联合国处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原则，即经社理事会（ECOSOC）可以就与非政府组织有关并属于经社理事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征询非政府组织的意见。根据这一原则，经社理事会通过了第1296号决议及其附件——“理事会与非政府组织之咨询办法”，具体规定了非政府组织享有咨商地位的条件与程序，并为处理和协商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成立了专门的辅助机关——非政府组织委员会。④
取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按其活动性质与范围，以及经社理事会或其辅助机关对其所能提供协助的预期程度而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一般咨商地位；2，特别咨商地位；3，列入名册。上述三种咨商地位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咨商活动的范围与能力不同：这三类组织都可以参与经社理事会召集的国际会议的咨商活动；都可以向所出席的会议书面陈述意见；但都无表决权，原则上也都不参与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的工作；第一、二类组织可以派出全权代表，作为观察员参与经社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公开会议。但只有第一类组织可对经社理事会及其辅助机关的议程提出建议，并在会上发言。
WTO可以参照以上国际组织的做法，提出一套非政府组织参与其制定贸易政策和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以便具体操作。从而加强同市民社会的联系，提高WTO活动为公众所认知的程度，以更切实的贯彻WTO的宗旨和原则。
四，反思非政府组织对我国入世的启迪和意义。
中国领域内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还不多，也就是说，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在我国还处于一个刚起步的阶段。由于我国刚刚加入WTO，民主法治化的进程也正在加快，鼓励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发展对于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其一，建立和发展各种非政府组织将有利于充分反映我国领域内某些区域或某些行业的公民的利益，从而能够在国际层面上表达这些利益集团的想法，以减少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二，非政府组织可以为我国政府制定对外贸易政策和参与多边谈判提供信息和资料，从而奠定相关政策的民意基础；
其三，非政府组织可以监督我国各级政府的行为，使这些政府行为与WTO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进而避免出现我政府被诉的不利局面；
其四，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向我国政府提供有关别的成员国违背其WTO各项协议下对我国义务的证明资料，以便于我国政府及时或应诉，从而减少损失或不利影响。
①KarstenNowrot:LegalConsequenceofGlobalization:TheStatusof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underInternationalLaw,IndianaJournalofGlobalLegalStudies,1999(6),P583
②JeffreyL.Dunoff:TheMisguidedDebateoverNGOParticipationattheWTO,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1998(3),P439
③StephanHobb:GlobalChallengestoStatehood:TheIncreasinglyImportantRoleof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IndianaJournalofGlobalLegalStudies,1997(5),P276
④DanielC.Esty: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at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Cooperation,Competition,orExclusion,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1998(1),P135
①引自/index.htm/ngos(01/22/2002)
②同②
③参考/index.htm/ministerials(01/22/2002)
①参考/index.htm/ministerials/doha(01/22/2002)
②详细内容见/community/ngos(01/22/2002)
③see:UnitedStates-ImportProhibitionofCertainShrimpandShrimpProducts-reportofthePanel(WT/DS58/1,1996.10.14),section7.8,from
④see:UnitedStates-ImportProhibitionofCertainShrimpandShrimpProducts-reportoftheAppellateBody（WT/DS58/AB/R1998.10.12）,section107,from
①见/community/ngos(01/22/2002)
②P.M.Nichols:Realism,Liberalism,Values,and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1996(4),P862
③见前引JeffreyL.Dunoff:TheMisguidedDebateoverNGOParticipationattheWTO,P437-438
①见前引DanielC.Esty: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at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Cooperation,Competition,orExclusion，P142
②GaryHorlick:TheSpeedbumpatSeattl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2000(1),P168
新中国建立后，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1.建交前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当时特殊的国外环境，除了同北欧和瑞士等少数几个西方国家建交外，我与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并无外交关系。1957年两国有关机构签订过为期1年的民间贸易协定。中德之间以间接、民间和半官方形式的贸易往来并没有中断过。
2.建交后阶段
在中国加合国和国际威望不断提高的大环境下，1972年10月11日中德正式建交。两国国家关系的改善和一系列政府间有关协定的签署，为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机会。
3.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阶段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也是中德经贸关系发展的较快时期。首先是我国经济发展加快，为发展对德经贸关系提供了物质基础；
其次两国关系良好，国家领导人互访频繁，有利于经贸关系的发展；
第三中国在两德统一问题上，采取尊重德国人民的立场，受到德国各界的好评；
第四包括投资在内的其它经济合作有了巨大的发展；
第五中德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环保、教育、旅游等处于全方位的发展时期。
二、中德贸易关系的现状
1.2001年的中德贸易关系的主要情况是：
（1）2001年中德贸易首次突破200亿美元大关在德国和欧盟以及世界经济贸易增长放慢、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和以网络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走入低谷的情况下，2001年中德贸易的发展情况良好，达235.26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9.5%，高于我国外贸增幅12个百分点，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4.1%，增至4.6%.其中对德出口97.54亿美元，从德进口137.7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加5.1%和32.3%.在我国对欧盟5大伙伴国（德、英、荷、法、意）贸易中，中德贸易增幅最大。
（2）进口增幅远大于出口，贸易逆差进一步增加。去年我从德国的进口比上年增加32.3%，大于出口增幅27.2个百分点。我国对德贸易逆差由上年的11.31亿美元增至40.18亿美元，增幅达255.3%.德国是我与欧盟各国贸易中逆差最多的国家，也使德国成为我国除台湾省、韩国和俄罗斯以外第四大逆差国和地区。
（3）2001年我部分轻纺产品的出口下降，例如陶瓷产品出口下降17.7%，塑料及制品出口下降5.1%，纺织品出口下降4.5%等；
而食品、机械产品等出口的增幅较大。例如对德食品出口增加23.8%，运输设备出口增加21.7%，其中船舶出口增幅更高达47.1%.
（4）从进口商品看，2001年增幅较大的重要产品有塑料及橡胶制品（35.1%）、钢铁及制品（78.6%）、机电产品（29.3%）、运输设备（71.7%）、光学及精密仪器（53.0%）、家具（43.8%）等。
下降的商品有：包括动、植物食品、饮料和烟草在内的食品经济品进口下降近40%，木及其制品下降34.9%等。
三、中德贸易关系的特点
1.中德贸易在中国与欧盟贸易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我海关统计，2001年我国与欧盟贸易为766.27亿美元（出口409.04亿美元，进口357.23亿美元），其中中德贸易为235.26亿美元（出口97.54亿美元，进口137.72亿美元），占30.7%.如果单从进口看，比重更大，为38.6%，超过占第二位英国的1.28倍，大体上是法、意、荷3国之和。中德贸易在德国外贸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据德方统计，2001年中德贸易在德国外贸中排列第十一位。如果单从德方进口看，中国居第十位，排在爱尔兰和西班牙之前。
2.中德贸易我方是逆差国
引起我方出现逆差的原因，除了存在着限制的实际情况外，与双方出口商品结构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要使我方逆差出现较大的改变，首先要依托于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大力增加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其次要了解德国市场，在经营、管理、推销上下功夫。
3.发展中德贸易与欧盟的整体状况联系起来
在欧盟单一市场形成，统一外贸政策、法令、法规的情况下，发展中德贸易要与加强与欧盟合作联系起来。例如欧盟制定的反倾销规定，对我国的出口限制带有某些歧视性色彩等，对此采取应对措施是必要的。
4.机械设备进口是中德贸易的重中之重
德国是我国传统的机械设备进口国。从6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工业的技术装备和更新，开始转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德国是首选国家之一。有一个时期，我国每年从德国进口的90%以上是机械设备。目前这个比例有所下降，但也在80%左右。
5.对德出口产品中的技术含量在不断提高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对德出口的产品中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有很大增加。以2001年与1991年相比，10年间我国对德出口的包括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运输设备、光学和精密仪器产品成倍增加。2001年我国的这类产品占我国对德出口近一半，金额达48.35亿美元。
6.中德贸易中的技术贸易占有一定地位
在引进机器设备的同时引进相关技术这是中德贸易的一个特点，也是德国技术出口的一个特点。技术贸易是扩大中德贸易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在我国每年大约100亿美元的技术进口中，欧盟占了近一半，而其中德国又是最大的技术引进国。
四、德国的对华政策
首先，推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欧盟各国的对华政策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各国仍有不同。这里面有一个考虑的角度问题。有的国家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考虑的多些，有的国家可能对美国的关系和态度考虑的多些，这样得出的看法也就不完全一样。德国从本身利益和两国的友好关系出发，始终支持和推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德国不论那一个党派当政，这个对华政策的前提是没有分歧的；
其次，德国对华政策的着眼点在于加强双边经济贸易合作和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和影响。1993年德国科尔总理在考察亚洲4国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新亚洲政策。其重点之一在于全面估价中德关系的重要性，强调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和合作；
第三，由于两国关系较好，德国对华关系的开展是全方位的。不仅有经济和贸易合作，而且还包括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
第四，德国是欧盟制定对华政策的带头羊。上世纪90年代欧盟多次对华政策和战略的制定，大都受到德国的影响和推动。
五、对2002年中德贸易的估计和前景
1.对2002年中德贸易的估计
2002年中德贸易形势有严峻的一面，如世界及德国经济仍然疲软等；也有有利的一面，这就是今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较高速度发展，国内市场仍将比较活跃等。主要的估计是：
（1）从整体情况看，今年中德贸易的增幅将小于去年
2001年中德贸易的增幅为近20%，今年估计将在15%左右，绝对金额将再创历史新高。其原因在于去年引起中德贸易较大幅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从德国进口增幅较大，今年估计进口增幅小于去年；出口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德国经济呈恢复性增长状态、内需有所增加，而增幅将大于去年。
（2）中德贸易逆差将有所缩小
去年中德贸易我方逆差40亿美元，今年在我对德出口增幅扩大、进口增幅缩小的情况下，我方逆差可能有所减少。估计全年逆差在30亿美元左右。
（3）今年对德出口的增长点主要在机电产品
去年我国对德出口包括家用电器在内的机电产品已达48.35亿美元。今年超过55亿美元大关是有可能的。
（4）今年我从德国进口仍将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
去年的涨幅为30%以上，估计今年可保持在10-20%.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仍有较高的增长率，进口一定数量的我国所需要的资本货物是完全有必要的。
关键词：文化；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差异性；互补性
1文化及其特征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部总和。文化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人类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上；人类与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关系上，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等；文化还体现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等来表现，体现出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民族性情等。
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文化的两大特征。①文化的民族性。任何文化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生成并发展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差异文化。②文化的时代性。任何文化都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内容，时代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情趣，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正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创造的文化差异为文化和国际贸易的契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2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
自从国与国开展贸易以来，通过深入的研究，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贸易理论。其中，比较优势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建立在亚当斯密“绝对利益”学说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利益”学说。自从诞生之日起，“比较优势”始终是理论发展的线索。究其原因，“比较优势”，这四个字本身就蕴涵了深刻的理论内核，它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比较”，比较就是差异性，是独特性，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在某一层面进行的对比。有了差异性或独特性，客体之间才有可比之处。二是“优势”，其核心在于“优”字。它说明比较客体在该对比层面上的强势地位。正是因为国与国之间（比较主体）在可比内容（比较客体）上存在的我有你无，你有我优的差异，才使得交换成为必然，对外贸易得以产生。
3文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从国际贸易理论上看，由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推导出的文化差异性恰好在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间。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文化较为普遍地存在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和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
（1）在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文化商品一直是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众所周知，早在西汉时期，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从中国被运往地中海沿岸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文化产品更是铺天盖地。在追逐降低产品成本的竞赛已经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普遍地在商品中加入文化的因素，以获取新的超值。
（2）在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文化包含的附加值更高。例如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以及收藏和展览等，其贸易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还有旅游服务，作为一项集观光、餐饮、住宿以及游乐为一体的综合项目，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就是吸引国际消费者的重要条件。
4国际贸易中文化差异的思考及启示
每一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只有尊重并深入研究不同文化，才能更好地开拓国际贸易市场。
【论文摘要】 在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文化逐渐成为活跃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分析文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为充分利用本民族文化资源，创造国际贸易竞争力提供依据。 【论文关键词】 文化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差异性互补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通晓国际商务规则、掌握世界各民族文化特点，至关重要。文化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探源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创造国际贸易竞争力。 一、文化及其特征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部总和。文化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人类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上;人类与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关系上，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等；文化还体现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等来表现，体现出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民族性情等。 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文化的两大特征。1.文化的民族性。任何文化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生成并发展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差异文化。2.文化的时代性。任何文化都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内容，时代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情趣，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正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创造的文化差异为文化和国际贸易的契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二、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 自从国与国开展贸易以来，通过深入的研究，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贸易理论。其中，比较优势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建立在亚当斯密“绝对利益”学说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利益”学说。自从诞生之日起，“比较优势’始终是理论发展的线索。究其原因，“比较优势’，这四个字本身就蕴涵了深刻的理论内核，它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比较”，比较就是差异性，是独特性，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在某一层面进行的对比。有了差异性或独特性，客体之间才有可比之处。二是“优势’，其核心在于“优”字。它说明比较客体在该对比层面上的强势地位。正是因为国与国之间(比较主体)在可比内容(比较客体)上存在的我有你无，你有我优的差异，才使得交换成为必然，对外贸易得以产生。 三、文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1) 人类自从存在于地球上的那一刻起，就不断地通过劳动向前发展。由于种族和地域的不同，世界上各个民族创造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同时，各个民族又共同创造着人类共同的文化。人类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类的共享性。不可否认，没有交流的文化仍然可以自己向前发展，但是，有了交流的文化其发展速度会更为迅速，这就是文化交流的意义。通过交流，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才能在交流中，不断地取长补短，实现文化互补。文化交流不仅满足了不同文化群体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开发了新的和更多的文化需求。 从国际贸易理论上看，由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推导出的文化差异性恰好在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间。因为差异的存在，才有了交流、交换的需要。在强烈的文化差异下，人们产生了对异域文化的需求，即希望从外来文化中获取本民族文化中稀缺的元素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文化的时代性则体现在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交流中不断形成新的文化，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文化较为普遍地存在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和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1.在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文化商品一直是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众所周知，早在西汉时期，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从中国被运往地中海沿岸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文化产品更是铺天盖地。在追逐降低产品成本的竞赛已经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普遍地在商品中加入文化的因素，以获取新的超值。2.在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文化包含的附加值更高。例如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以及收藏和展览等，其贸易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还有旅游服务，作为一项集观光，餐饮，住宿以及游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项目，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就是吸引国际消费者的重要条件。 四、国际贸易中文化差异的思考及启示 每一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只有尊重并深入研究不同文化，才能更好地开拓国际贸易市场。 1.分析文化的差 异性，有利于跨国贸易中文化风险的控制。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合理地利用文化差异，会起到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2.发掘民族文化精髓，融合异邦文化，力创国际品牌。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品牌形象的树立需要追加许多内容，在质量优胜的基础上，它不仅需要命名得好、商标设计得精美，还需要品牌的服务、宣传等附加内容做得出色，而这些内容的开发、拓展和保护都离不开文化这一要素。企业要想创立知名品牌，必须走名优化道路，以民族文化为基点，营造品牌的独特文化氛围，打造出特色产品。同时，针对不同国际目标市场的不同文化需求，对产品进行重新定位，对品牌加入目的国文化风格，在保持产品特色的同时符合目标市场消费者的偏好，这样走出的一条有较深的文化底蕴做基石的品牌之路，才能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综上所述，文化同国际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基本物质需要得以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关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需要。人们从商品和服务中购买的主要是故事，情感，生活方式和心灵体验。因而，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都将加入更多的文化因素。这样，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如何发挥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开放的环境中，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才能提高中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
论文摘要：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发展强有力的推动助力，是国际贸易的支柱之一，它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际分工深化变革、提高国际产品竞争能力、改变国际贸易产品结构、并提升国际贸易效率和效益，切实促进国际贸易的向前发展。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技术创新 关系 一、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家贸易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其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来开展，尤其是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来研究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与地位。现代经济学认为，商品生产不仅取决于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即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经营管理能力)的数量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组合上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技术。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从“新要素禀赋理论”、“贸易技术论”、“市场结构论”、“动态比较优势论”等理论基础上不断获得突破，并日益彰显出“技术的重要性”——技术、特别是创新技术既可以节约经济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节约，此外还可以在给定要素条件下实现更大的产出以及实现生产的多样化，增加国际贸易的竞争力。 二、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技术创新改变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 技术创新促使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了技术进步，并间接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创新是推进产业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因。创造出新产品、新工艺的技术创新，逐渐地对社会现有的需求结构发生作用，需求结构的转移引致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升级。技术创新不仅促进了工业的大力发展，同时推进了农业的进步，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和改变，国际分工随之深化，从而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说，全球产业的空间演化过程推动形成了种产业内创新型集群与运营型集群间的国际分工格局。例如，由于技术的不断创新与进步，使得工业零部件的生产日趋专业化，从而导致分工的专业化，从目前国际贸易的发展现状来看，国际上零部件生产已从少数发达国家逐步转向了部分发展国家中国家，国际分工日渐明确，而国际分工必然导致和形成国际贸易。此外，国际分工的发展逐渐超越了国家边界和产业边界，贯穿渗透到产业内层面、产品层面、产品工序层面的分工发展。 2.技术创新提高国际产品竞争能力 技术创新是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基础，而新的产品和工艺是出口的潜力发展的基础，换言之，一国只有进行充分有效的技术创新，才能保持相应的比较优势，进而将这种创新优势体现在相应产品的净出口增长上。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相对价格和产品的优势上，且这两者具有互补性，而在产品本身的技术优势所产生的竞争力自然无需赘述，但在国际贸易中产品优势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价格的优势作用则会凸显，那么，相对价格低的产品就具备了更强的市场竞争力，而相对价格的优势来源于生产国要素禀赋及使用效率。其中，技术创新是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节约成本的关键。技术创新的概念和内容是十分宽泛的，在生产领域中主要表现为生产技术和产品技术的改进与发展。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国际贸易的开展，产品输出国的创新优势会随着技术扩散、传播而逐渐消失，使其逐步失去相应产品的净出口地位，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样的规律会进一步激发产品输出国增加技术创新的能力。 3.技术创新改变国际贸易产品结构 如前所述，技术创新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革，一些新的部门开始兴起，一些传统部门走向衰落，从而导致了国际贸易产品结构的变化，尤值一提的是，工业制品在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明显增加。这其中，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比重日益上升，而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比重则相应下降。此外，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新产品不断问世，促使国际贸易产品结构不断细化与多样化，产品种类日益丰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高附加值与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激增。例如，在德意志银 行的最新中国策略研究报告中，预期中国高附加值出口在未来3至5年间以30%-40%的年增长率将强劲发展。中国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例如电信设备、软件服务等，自2005年来增幅达到30%-150%。同时，报告指出，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将在今后多年继续保持迅猛发展趋势。其次，近年来，国际服务贸易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服务业在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中发展迅速发展，并带动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速发展。我们可以由数据显示:1960-1970年世界服务出口总额翻了一番，1970-1980年又增长了5倍以上，到2000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已经达到14600亿美元。1990-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达7.0%，而且大多数年份，增长速度高于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最后，国际技术贸易勃兴。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成为核心力量，国际贸易的竞争实则为技术的竞争，因此，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成为贸易的重要对象，国际技术贸易额不断增加。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技术贸易额每年约为30亿美元，1965年至1995年，国际技术贸易的增长率为15.82%，大大高于同期国际商品贸易6.3%的增长率。2002年国际技术贸易额已达近万亿美元。 4.技术创新提升国际贸易效率和效益 技术创新，尤其是网络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改变国际贸易以往的交易方式，极大提高了国际贸易效率和效益。电子商务就是技术创新的产物，也是技术创新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典型例证。电子商务是指通过信息网络以电子数据信息流通的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并完成的各种商务活动，交易活动，金融活动和相关的综合服务活动。它涉及信息交换、销售、支付、运输等整个贸易过程。事实证明，电子商务的出现已经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发展强有力的推动助力，是国际贸易的支柱之一，它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际分工深化变革、提高国际产品竞争能力、改变国际贸易产品结构、并提升国际贸易效率和效益，切实促进国际贸易的向前发展。
摘要：对于贸易或称之为开放度和经济增长间关系之研究历来有之，虽然所付出努力不断，但都未能够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早期的研究虽然证实了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积极关系，但由于方法上的缺陷，结果不能令人信服。当前的研究方法克服了早期的方法缺陷，但却无法找到二者间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现有研究文献中存在的缺陷，从而为以后的研究指出一个更为明确、更为合理的方向：即使用微观经济论据而非宏观论据，对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而不仅仅是宏观考察二者间的结果。惟有如此，才更有助于我们找出更为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关键词：贸易；政策；经济增长
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否能促进一国经济更快增长？更多的贸易是否就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增长？对于诸如这类问题的探讨，很多经济学家都做出了努力并且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更为开放的外贸政策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罗伯特逊（D.H.Robertso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甚至得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学说。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心，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不外乎是为一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服务，即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及规律，从而政府能够根据需要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一国改变其对外贸易政策就一定能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需要更多的实证材料。经济理论固然有用，但很多基于经济理论文献所做出的预测与现实结果并不一致。提倡更为自由、开放的贸易理论有其合理成分，但倡导对国内某些产业进行保护使其免受国际竞争的理论也不无道理。本文通过介绍一些研究者对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目的不在于说明其特定的研究结果如何，而是试图找出其研究方法上所忽略的不该忽略的问题，基于此，为提出一套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献计献策以供大方之家商榷。
一、已有的实证研究概况
已有的关于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之讨论主要还是建立在其有力的实证研究结果之上的，尽管众多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进而所建议的对外贸易政策也不尽相同，但所用的研究方法却极其相似。都是通过考察不同国家宏观经济水平，利用标准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把各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和经济运行情况作为变量，从而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在研究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所采用的变量和计量经济学方法都在不断地改变、有所发展，但总的来看，这些文献的研究结果并不能为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积极的有说服力的建议。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其实那些方法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解决对贸易政策的制定问题。当我们问及其研究结果是否对贸易政策制定有实践作用时，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研究应该更注重于外贸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即通过研究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递机制而非停留在对其结果之间的关系上研究，会更有利于我们找出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早期的实证研究
对贸易政策和经济运行关系之研究，一种自然而然的方法似乎就是利用统计数据来考察贸易的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如果开放的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那么自然可以得出结论：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国家比那些设置更多国际贸易壁垒的国家经济增长要快，就能实现更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进行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有：Dollar（1992），Sachs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在研究过程中，考察贸易开放程度所采用的变量主要包括：关税保护水平、非关税壁垒的范围、外汇市场扭曲程度以及国家是否垄断对某些商品的出口；考察经济运行状况主要看GDP增长率。这些研究表明，在二战后的期间，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国家经济增长也相应地比较快。
开放的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它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它能够导致一国更高的贸易依存度（或叫贸易密集度）。然而，一国的贸易密集度除了受贸易政策所设置的贸易壁垒影响外，地理因素也是影响一国贸易密集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计算一国经济增长时把贸易（注意：不是贸易政策）作为主要因素考虑时，仅仅考察一国政府对贸易的干预程度将不是衡量贸易密集度的最好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后者（地理因素变量）也是应该在考虑范围之内的。在早期的研究中（包括Dollar（1992），Sachs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的研究），都是采用的贸易密集度作为变量而非贸易政策作为变量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自然就包含了非政策性的贸易壁垒。而基于自己的研究结果他们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国家会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收入水平。
结果确实表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积极的关系，然而在运用这些研究结果来衡量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因忽略了开放度到底是受政策影响还是地理因素影响这一问题，我们不免对其结论持怀疑态度。研究过程使用的是贸易密集度，而结论使用的却是贸易政策开放度，其实混淆二者间关系而简单地将其划了等号。我们知道，实证研究方法受到两个关键因素的制约：内生性偏差和变量遗漏偏差。内生性偏差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贸易政策与经济运行有内在关联。早期研究的一般结论都是越开放就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因果律可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经济疲软的国家很可能更有设置贸易障碍的倾向，比如说提高关税以弥补国内税收不足。如果回归分析中所遗漏的变量恰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那么此时变量遗漏偏差就会发生。比如说一个拥有良好的经济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良好的经济组织机构和制度和贸易政策恰巧有关，但真正促进经济增长的是经济组织机构的质量本身。那么此时所观测到的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就会被误认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早期研究贸易和经济增长中所采用的标准最小平方回归分析法，由于存在着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那么所得到的关于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也就存在着偏差估计。以上的例子及其它读者可能想到的例子都充分说明了内生性和变量遗漏不是小小的技术谬误，而是改变研究结果的因素。在意识到这些不足之处后，文献研究又进一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引入变量估计来纠正内生性偏差，二是使用相关可控变量来解决变量遗漏偏差。随着方法的改进，后来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早期研究结果确实受到这些偏差影响，而纠正这些偏差的同时却发现开放度和经济增长间的积极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
（二）当前的实证研究
一国的贸易密集度既取决于贸易政策所导致的贸易壁垒，也取决于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如上所述，政策所导致的贸易壁垒既可能是受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内生性）影响，也可能是受其他因素（变量遗漏）影响。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比如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与海洋的接近程度、人口状况等，似乎既不受经济运行状况影响，也不受其他因素影响。FrankelandRomer(1999)将外生性特征——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作为变量纳入回归分析之中，研究贸易密集度。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利用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及贸易和经济运行情况间关系来推断政策性贸易壁垒的影响。FrankelandRomer发现，贸易中的地理因素确实会影响一国经济运行：贸易增长10%通常会带来收入增长约10%-20%。这种研究的结果与早期研究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同时说明利用地理因素做变量分析贸易密集度是正确的。这充分说明了贸易密集度除受政策影响外，还受其他因素影响。FrankelandRomer还声称：不同政策所导致的贸易差别不会象地理因素导致的贸易差别那样影响收入水平。RodriguezandRodrik(2001)的观点认为“即便以地理约束形式的无差别的贸易壁垒对一国经济是有害的，政策对市场失灵的干预程度和贸易管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即使政策和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在某个特定时期对一国收入有着相同的影响，但它们影响的方式也在不断改变。比如相对于二十年前来说，信息科技改变了“距离”在贸易中的角色；同样，关税对贸易的限制作用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本的流动的发展也不断改变。
当前的研究还将早期研究中所忽略的两组变量考虑进去，结果发现早期研究所得的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积极关系也是不成立的。第一组包括与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有关的变量。这里，地理被认为是长期发展的直接的决定因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国距离赤道的距离。EasterlyandLevine(2003)指出：“……与适度的气候相比，热带环境更有不利于生产的倾向，更多的疾病，存在着不能有效使用在适度气候区域发展起来的生产技术的影响因素”，以此来说明在实证分析中应该包括“距赤道的距离”这一因素。RodriguezandRodrik(2001)andIrwinandTervio(2002)在使用FrankelandRomer的理论模型分析时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结果发现贸易对收入的影响程度要大打折扣并且显得不再那么重要。其他的诸如一国在热带地区所占面积百分比等因素也不断地被纳入分析之中。结果都表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果不复存在了。第二组变量与一国组织机构的发展有关。将这些变量纳入回归分析的模型之中，同样存在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的代表人物有Acemoglu,Johnson,andRobinson(2001)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他们的有关文献，由于受到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赘述。但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他们的研究同样遭遇了“失败”，即没能找出贸易与经济增长间的确定的关系。
这些研究文献都试图从不同国家宏观经济水平的实证资料中找出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增长间的确切关系。但最后的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还需要用其它的数据集，变量，方法等做进一步研究。然而现有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一旦早期研究中的诸如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得到解决，就没有证据说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联系。结果似乎是令人失望的，毕竟这些研究都没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是我们从中了解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对于“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绝对的答案。二、宏观回归分析实证研究的局限性
即使研究人员能够找到象上面所述的一整套令人信服的方法来解决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使用宏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仍然存在着局限性。换言之，即使所使用的回归模型是接近完美的，分析中至少还存在以下两点缺陷：一是每个贸易-增长的回归模型都将贸易政策概括为一维指标，另一个就是所有的回归模型都不考虑贸易政策对政府依赖性。粗略地看一下贸易政策是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就能发现这些模型的结论是令人费解的。首先，贸易政策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比如贸易政策可以影响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从而影响企业定价及刺激企业不断创新、提高效率；贸易政策影响贸易量；贸易政策还会刺激不同部门不断扩张或收缩，不断扩张的生产部门由于产量的提高而可能产生积极的外部性，收缩的部门会重新分配无效率的资源。其次，贸易政策的手段或工具很多，包括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等进口限制和出口补贴、出口信贷等出口刺激。再次，某些政策通过特定渠道实施的部分效应可能也取决于经济环境的特征，国家的发达程度，金融部门的完善程度等都会影响到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说，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是特定经济环境下，一系列政策工具通过多种渠道共同作用的结果。考虑到其多样性的特征，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单靠典型的贸易-增长线性回归模型实际上不能揭示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的。故将一国贸易政策不同方面的综合作用结果简单的融合为一种变量——贸易开放度，是不科学的。另外这些分析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中，排除了国家的影响，即其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很显然这是一个很苛刻的假设前提，适合于一个贫困国家的政策可能不适合富裕国家。总之，经济环境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起着关键性作用。比如一些东亚国家采取的出口导向战略而拉丁美洲国家采取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将这两种不同的战略方式糅合在一种回归分析模型中？如果不考虑政策工具、政策实施的经济环境及作用机制而单纯地认为任何一种贸易保护措施都是有害的话，那么用于分析贸易-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似乎就是比较合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也就说明了对于“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绝对的答案。同时也向我们暗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不得不改变我们所询问的问题的类型以及所要寻找的答案的类型，因为我们相信上述所涉及的回归模型是不能揭示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的，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寻找其他的可能的方法。
三、使用微观经济数据，注重对传递机制的研究
至此，我们已经分析了现有的实证分析的做法及其局限性，并且发现其分析结果是不确定的、没有说服力的。没有确切答案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本身不重要，相反，我们很想知道自由贸易的“赞歌”真的能起作用吗？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如果实施得当的话，真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其实在现有的实证分析研究中，大多使用的都是宏观数据资料，注重于对结果而非传递机制的研究，因而其所得结论往往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并且这种只注重结果的研究严重地限制了现有贸易-经济增长文献中的政策关联性。所以对贸易-经济增长的研究就应该从注重结果转向注重传递机制，——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传递机制。
（一）使用的数据资料问题。现有的贸易-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大都使用各国宏观经济资料。总的来说，使用这种资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它们所能给予的信息是不够丰富的。进行生产和贸易的不是国家，而是一国的公司企业和消费者。因而衡量贸易对收入的影响时就不能不使用这些微观经济数据。使用的国家宏观经济数据背后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它具有“平均作用”。有的公司赢利，有的亏损；有的消费者得利，有的却遭受损失；有些产业在更为开放的自由贸易下能够兴旺而有些产业则不断萎缩，而宏观数据都将这些结果加以综合“平均化”了。且这种“平均化作用”不仅仅对一个国家，而是对所有的国家都是起作用的，因而其说服力是微弱的。
（二）传递机制。当问及是否贸易能够使一个国家更加富裕时，似乎就需要贸易和收入的宏观数据来说明，然而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很多经济文献只研究了结果而回避了对传递机制的研究。经济学家们或许能够用他们的所谓经济模型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一个真正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模型应该首先能够回答以下问题。1、该模型应包括哪些变量，不同的变量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所使用的变量是否都是使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所必要的？2、哪些变量是外生变量，哪些不是？3、贸易是通过那些渠道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因为贸易和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很多方式相互作用的，单维贸易指数的简单线型回归分析并不能适合所有的情况。4、那些是动态变量？即要找到一个模型来说明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又牵涉到两个相关问题。首先，贸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特定关系的变化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需要有不同的政策措施相配套。这其实就是如上所述的政策作用对国家的依赖性。其次，即使不存在着这种依赖性，一些能够用来解释贸易-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如运输费用和信息科技等基础项目，他们的作用是如何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简言之，这样的模型要求我们去思考“为什么”贸易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如果能够作到这些，就基本上避免现有的研究方法的弊端，这就要求我们选择适当的模型加强对传递机制的研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要根据不同情形制定或选择不同的贸易政策。
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模型，对上述问题就难以回答。按照上面的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合适的模型，首先一个优势就是能够让我们找出贸易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当计量经济学与某一经济行为模型联系更为密切时，我们能够通过反复检测来验证模型的实用性，并对模型加以重新审视。这种反复的过程同时让我们不断地寻求更为合理的能够有实证数据支持的模型。
如果贸易-经济增长的研究能够向这一方向发展，那么这些研究就应包括：1、注重对企业等微观主题研究，调查是否从国外引进更为激烈的竞争能够使得国内市场更具有竞争性，从而更加有效配置资源和提高实际收入水平。2、是否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能够促使国内企业提高生产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3、研究国际贸易的外溢效应。货物贸易可能会连带知识、科技转移，知识的积累又会促进经济增长。4、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通过观察模仿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可能实现知识转移，知识的积累会促进经济增长。5、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有利于一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以上所列都是一些不完整的例证而已，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全球化会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感兴趣。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同，其相关的政策意义也就不同。比如对于南非国家来说，FDI的就业效果带动的经济增长较明显而通过货物贸易连带的知识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极其有限。那么此时政策制定就更倾向于鼓励FDI发展。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会因经济环境和政策工具的不同而变化，所以对其所能给予的答案也只能是在限定的范围内更加具体而非泛泛的解释。但这毕竟能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可靠的指导作用。
四、贸易政策的性质在不断改变
无论是使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法还是本文所提倡的特殊方法，都要权衡贸易政策在其中的作用。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莫过于关税和配额了，它们被各个国家广泛采用以实施各自的发展和工业化战略。所以将其纳入回归分析之中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贸易政策也不例外。因此，当我们再对贸易-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时，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极其权衡似乎显得不在那么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双边的、区域性的以及多边的贸易协定大大约束了它们的实施效果，例如出口补贴就是WTO所不允许的。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得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作用不断降低。了解贸易政策的性质的变化，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以往的对贸易-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读者们不免要问，在传统贸易政策工具作用越来越微弱的今天，什么样的贸易政策变得更重要？我想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促进出口和吸引外资了。随着新的贸易政策工具的作用越来越强，随之而来的两个方面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第一，将这些新的贸易政策工具纳入我们的分析之中固然重要，但也具有挑战性。重要是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比如税收优惠吸引的外商投资是否就能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挑战性是因为对这些新工具的权衡是存在难度的。第二，关税和配额往往因部门不同而不同，即具有“部门特性”，其实这种特性在新的贸易政策工具上体现的更为明显，它们的使用范围可能相对更为狭窄，因而不适宜用于贸易-经济增长的宏观分析。当我们放眼未来，对贸易-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下一轮浪潮就需要首先解决这些新的贸易政策工具所带来的问题。
五、结论
贸易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可惜的是很长时间的研究也未能给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答案。早期的研究证实了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由于方法上的缺陷，结果不能令人信服。当前的研究方法克服了早期的方法缺陷，但却无法找到二者间的联系。简单的线性回归理论分析无法说明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重要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微妙，且相互作用要依赖特定的机制和取决于特定环境。更多地使用微观经济论据而非宏观论据，对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建立特定的模型，而不是仅仅考察宏观结果，惟有向这一方向发展，才更有助于我们找出更加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只能在更狭窄的范围内使用，并且对于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只能依具体情况而对某一方面给出特定的答案。因为我坚信，事实上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参考文献：
1.Edwards,S.(1993),“Openness,tradeliberalization,andgrowthindevelopingcountrie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XXXI(3),1358-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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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all,R.andC.Jones(1999),“Whydosomecountriesproducesomuchmoreoutputperworkerthanother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14,1,83-116.
5.Rodriguez,F.andD.Rodrik(2001),“Tradepolicyandeconomicgrowth:Askeptic’sguidetocross-nationalevidence,”inBernanke,B.andK.Rogoff(eds.),NBERMacroeconomicsAnnual2000,MITPress,Cambridge,MA,2001.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 关系 [论文摘要]比较英国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时间资本的流动状况，引入变量，来找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之间的联系。 如果对贸易和金融的控制由于某个共同原因同涨同落，那么两者之间的联系则很难说清。分别在两个不同地域研究这两个作为研究案例的国家的贸易和金融之间的联系，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在一战以前都对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采取显而易见的放任主义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贸易摩擦增多。另一种解释是两国都正是地使用经济计量经济学工具，接下来的证明中我们也将采用这种方法。 作者首先研究英美与和其贸易更加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流和资本流与其他贸易国家的不同。显然，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流和资本流都很大。如果与其它国家的资本流动一样，这是因为在计算中计入了发展水平、殖民地地位、货币政策、违约和社会制度。尽管以前的研究都没有建立贸易和金融模型，但是这些研究都表明这些因素在这两个国家对贸易和资本流的决定都起重要作用。 一、经验统计 作者又依据已存的一些理论假设，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论，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理论和预期得到的贸易和金融在数据上的正相关的关系。下面列举了一些可能的理论：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 Flow/GDP)it = a + b ln(Trade Flow/GDP)it + c Xit + 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 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那些研究信息与信用有贸易外溢到投资的理论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分析中所发现的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差异。由于英国商人和借款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相互关系及信用，外溢现象在一战前更为显著，而由于美国是新兴的霸权国家，缺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充当领袖的记录，这一关系在两次战争间的美国较为薄弱。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在两次战争间私人投资的贸易-金融参数较小。 最终作者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有关贸易与金融之间的联系的解释说明应着眼于在各个时期都有效，并加入其他外生变量如政治，帝国，组织机构，运输成本及其它可以更好的说明这一理论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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