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耕地、牧场退化和沙化趋势这种趋势没能有效遏制，部分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粮食及牧业生产成本高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我国荒漠化和土地沙化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范围上都呈现出上升和扩展的趋势。由于林业发展缓慢和森林植被减少，使林业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和减少水土流失等方面的生态防护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1.2粮食、林牧用地矛盾制约着一些地区林业的发展长期以来，由于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不足，山区农民的基本口粮和现金收入难以解决，导致过度毁林毁草开荒，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以林草换粮食，以至于出现大量陡坡耕地。这也是造成我国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的重要原因。
1.3农村林业产业、特色林业发展缓慢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林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木本粮草、干鲜果品、花卉等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新的经济曾涨点。但是，从总体发展看，林业产业、特色林业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干鲜果品虽然具有产量高、价格低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果品结构不合理，适合加工的果品少。目前的果品以苹果、梨、柑橘等鲜果为主，名优特新品种较少；适合加工的果品品种较少，而且加工技术落后。其次由于栽培技术落后等原因造成优质果率低，农药残留高。
1.4森林旅游业发展对农村发展的带动力不强森林旅游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和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利用森林资源开展旅游，对解决森工转产后的职工就业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森林路由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一是体制上的限制。国有经济垄断旅游业局面仍然没有打破。二是缺乏管理专业人才。农民对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缺乏服务和管理经验。三是缺乏资金。有些森林公园基本的旅游设施建设跟不上，旅游设施比较落后，卫生条件落差。四是行业管理机制不健全，多头管理、互相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森林公园体制上归城建部门管理，而森林资源的管理，如防火及病虫害防治等原由林业部门管理的业务无人管理，而森林资源的管理，如防火及病虫害防治等原因由林业部门管理的业务无人管理，结果由于体制上的问题，使林地成了无人管理的“飞地”。五是旅游项目、人文景观的开发建设落后，旅游产品档次低等等。
1.5薪炭林对满足农村能源需求的作用未充分发挥长期以来，薪材一直是广大农村重要的能源之一，但是近20年来，我国薪炭林发展速度一直缓慢，薪材供不应求，薪炭林在森林资源结构中所占比例很小。由于国家对农村生物能源建设扶持不够，加上山区农民经济困难，因此，农村烧材仍倚赖于森林植被，有些地方烧完了乔木烧灌木，烧完了灌木烧草根，导致生态日趋恶化，严重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燃料短缺，乱樵乱采严重，这是造成林才植被破、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面积扩大、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农民生活对薪炭林有着巨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现有的薪炭林资源无法满足如此巨大的需求，必然以牺牲其他森林资源为代价，对其他林种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由于薪材的缺乏，农作物秸秆和蓄粪不能还田，降低了土地的肥力，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
2农村林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亟待改善
2.1推广服务滞后，科技支撑的作用未能从分发挥尽管人们越来越重视科技对林业建设的支撑作用，但是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影响林业科技支撑作用的发挥。全国林业科研经费投入甚少，远不能适应林业建设的需要。很多成果难以大面积的推广，无法形成规模效益。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加上机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地方林业科技推广力量，科技推广人员不足，很多地方科技服务处于“线断、网破”状态，现存的力量多半也无力开展科技服务工作。林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主要是依靠“大户带小户”。多数新产品只是简单仿造，缺乏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产品。加上农民科技文化水平低等原因，林业科技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成果转化率低。
2.2产权制度不完善有些地方责任山是均分到户的，没有承包合同，没有明确的承包期限，仅拥有经营管理权和部分收益权，没有转让权和经营决策权。农民承包的林地没有稳定的物权保护，林农承包造林后没有包括继承权和抵押权在内的权益保护，没有安全感和稳定感。农民对自留山拥有经营权，可以长期使用，可以继承但不能转让，因而没有相应的处置权，使产权具有不完整性。
当前，我省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以及建设和谐广东的新阶段，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具备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反哺农村的条件和能力，在积极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基础上，我们要结合本省实际，提出进一步落实促进我省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增加对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财政投入
今年，我国政府增加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投资700亿元人民币，约占国家财政投资的1／3。我省以农田排灌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欠账”，要调整我省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业、农村财政投入，逐年提高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等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
催生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对专业合作组织及其所办加工、流通实体适当减免有关税费”，支持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鉴于目前我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缺乏政府有力的扶持和引导、很不规范的实际，建议加快我省地方法规的立法步伐，支持及规范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运作，确立经济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对这些组织所办的加工、流通实体减免有关税费，保障合作经济组织的权益。
提高农产品加工能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产品增值低关系很大。我省农业龙头企业虽较内地发展快，但农产品加工水平依然很低。因此，必须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通过经济杠杆调低农业深加工项目进入农业领域的投资成本，提高农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同时，培育带动千家万户的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深加工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加快供销社系统的改革与发展步伐，建立高效有序的产销体系，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加大农民培训力度，提高农村科技贡献率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科技文化素质呈明显的正相关。我省农村、农业科技支撑明显不足，劳动力素质偏低，据统计，2003年我省农村农业劳动力中只有10．4％的人受过专业培训。目前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仍有400多万富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无法适应产业技术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无法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为此，要强化政府行为，统一规划，加大财政经费投入，建立健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和科技推广体系，提高农民队伍素质。同时，要加大实用适用技术向农村转移、应用、推广的力度，加快以中心镇为重点的农村科技集成镇建设，大力提高科技对城镇建设的贡献率。开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适度规模经营是发达国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我省开展土地适度经营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加快步伐。其实现的途径，一是抽疏农村人口，用政府推力和市场拉力吸引农民到工业园区及城镇安居就业，转换农村人口户籍，转移农村劳动力，置换农村土地。二是调整、规范农村土地制度，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和不改变土地用途前提下，把土地承包权延长，长期稳定，吸引投资主体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规范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三是在税费、投资、用地等方面出台鼓励土地集中经营的政策。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探索推进农村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昨天结束的全省农村工作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会议透露，省政府决定今年起全省免征农业税。但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要巩固税费改革成果，必须实施综合配套的改革，如加大撤并镇、村、校力度，精简人员，减少行政开支；加大以工哺农的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补贴纳入公共财政框架，向农村地区提供农村义务教育、初级卫生保健、农村科技服务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保障等。目前，实施对农民减负的配套改革最重要的措施是探索推进农村免费九年义务教育，这是以工哺农最直接的体现，是增加农民收入立竿见影的重大举措，对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构建支持“三农”的长效机制罗必良（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重点是在“多予”上做“加法”应该说2004年的财政支农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支农政策的核心内容是补贴、减税。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加大国家财政对“三农”的倾斜。如果说去年财政支农的重点是在“少取”上做“减法”，那么今年的重点则是在“多予”上做“加法”：——2005年，继续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有条件的地方将进一步加大补贴力度。中央财政继续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中央和地方财政将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新增资金主要安排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2005年国家科技投入将不断提高用于农业科研的比重，有关重大科技项目和攻关计划要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投资的规模。——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增财政收入中设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各级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投入。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事业经费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70％。从今年的一号文件可以发现国家政策的总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表明中央正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转变财政分配、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的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财政反哺农民的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大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这表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大环境正在发生着三个深刻变化：——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到来，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将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中国将在规划制订、体制改革、工作部署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把农村的发展全面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将科学规划经济社会发展，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部署，把农村社会事业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统筹安排，把农民增收放在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中统筹考虑。——中国将努力消除妨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下大力气建立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下大力气建立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下大力气建立城乡经济社会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有效体制。用长效机制打造农业核心竞争力应该说，给农民一些看得见的实惠，让农民暂时增收，相对容易做到。但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竞争力，让农民持续增收，就必须实施制度创新。新的一号文件出现了大量的“试点”、“改革”、“制度”类字眼，并明确提出将立法让国家重大支农政策制度化、规范化，彰显中央正积极探索建立农业增效、农民
面对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农村经济管理也做出了相应的措施，使得这些问题得以解决和缓解，改善农村教育条件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统筹城乡发展，落实付出政策；发展现代农业，强化科技保障；加强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正是这些管理手段，采取了这些管理形式，使得农村经济发展得到了促进。
1改善农村教育条件，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农村基础教育条件有所改善，在农村建立起正规的中小学，推广义务教育，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使得适龄儿童都有学上，上得起学，在初等教育上跟得上，打下文化基础，为农村大学生提供资金支持，不会因为没钱上学而错过受教育的机会，这样对于农民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2统筹城乡发展，落实扶持政策切实落实
“三农”政策，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入新技术、新人才，把经济建设作为核心，促进农业增产、增收，拓宽销售渠道，打通城乡合作，积极帮助农村居民早日步入小康行列。
3发展现代农业，强化科技保障结合
科技的发展，将新技术引入农业生产中，改变农村现状，用科技实现高产，在良种培育、防虫防害等方面都有良好的效果，机械自动化等节省了劳动力，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引入新技术，用科技的力量推动新农村经济发展。
4加强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如此才能稳定、可循环，保证经济发展不占用下一代生活资源，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护环境，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在发展中要重视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效利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
5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
农村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在农村经济发展之初，没有完善的农业机制，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没有多渠道的信息资源，销售渠道少等问题难以解决，需要政府等部门的支持，加大农业投入，帮助农民建设新农村，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完善生产机制。
二农业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对于农村经济发展中长久存在的制约问题，农业经济管理都提出了相应有效的管理方法，对于农村实际需求做出了详细的分析，要采取积极的管理手段，确实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让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好制度的保证、提供理论的引导、解决其制约问题，令农村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
1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好了制度保证
在农业经济管理下，结合农村现有条件和经济情况，农村经济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制度，产生了切合实际的发展模式。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制度的保证。规范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行为，使得农业的发展满足农村经济的需要，农村经济的发展行为得到良好科学的规范，保证农村经济发展效果。优化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使得农业的发展具有合理的制度保证，采用优化的制度才能最大化的发展经济，保证农业生产的质量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使得农业的发展得到有效的管理，经济发展达到较高的水平，在农业经济的管理下，农村经济发展得到制度上的保证，农村经济发展有了高水平的发展。
2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在应用方面，农业经济管理也对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有了明确的引导，农村经济有目的性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农业经济管理明确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地位，明确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占有重要组成成分的农村经济，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重点发展，明确经济地位，更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3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解决了制约问题
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制约问题，然而农业经济管理为这些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从一定程度上解决或者缓解了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效。农业经济管理实现了农村发展方案的合理规划，为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科学有效的发展方法，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农村发展资源的有效性，合理有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节约人力物力，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和快速。
三结语
关键词：新农村商业保险重要作用措施
改革开放后，我国商业保险发展迅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我国农村商业保险发展速度却相对较慢。目前，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大力发展农村商业保险也就成为我国保险的发展重点。
商业保险在农村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发展农业保险，可以有效抵御农业风险，保证农民收入和正常的生产经营。2005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80%以上，农业保险赔款超过2亿元，同比增长90%。农业保险为广大农民群众抗御农业自然风险设立一条“保障线”，在保证农民收入和生产经营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通过保单质押贷款，解决农民小额信贷需求。人寿保险大都具有储蓄性质，通过保单抵押提供小额贷款，能够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急需。
发展农村商业保险，可以帮助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我国农村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解决好逐步发展的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等问题，使他们安度晚年，已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人寿保险，就可以减轻人口老龄化对国家财政的压力，消除个人和家庭的后顾之忧。
发展农村商业保险，可以有效防范化解被保险人因疾病、意外等因素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人体伤害，有利于保护农业生产力，较好地解决农民因病返贫、致贫问题，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农村由自然灾害引发的疾病，经常大面积发生。由于农村生活、生产条件差，各种疾病特别是一些地方病发病率较高，使本来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家庭重新回到贫困中去，对本来就很贫困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在经济上使这些家庭致贫，而且会造成家庭邻里、亲友不睦，严重影响邻里关系和子女的教育、就业，形成社会问题。而商业保险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在政府的补贴基础上，只需很少一部分资金投入就能解决后顾之忧。
2005年，全国健康保险业务的赔款与给付支出108亿元。中国人寿的“两康”产品自开办以来累计赔付约42亿元，深受农村群众的欢迎。2006年上半年，5家商业保险公司在8个省（区）的62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民合作医疗保险工作，涉及的参加农合农民1874万人，试点地区平均参保率为86%。发展农民工工伤保险、养老保险，有利于推进和完善农村保障制度。在商业保险公司的参与下，分类逐步建立广大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维护广大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有利于推进和完善农村保障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发展农村商业保险，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转移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也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拓宽了渠道。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农村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农村保险业务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必然大量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事农村寿险工作。以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为例，截止2005年底，农村寿险业务员已发展到3万多人，一方面为农民提供保障服务做了大量工作，为稳定农村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
在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可以利用其自身独特的行业优势，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包括农业保险、失地保险、养老、医疗、意外风险、子女教育等在内的多种保险保障，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保险市场的现状分析
农民的保险意识差距明显，对保险认同度低，风险防范仍处在原始状态。家庭养老、储蓄看病，遇到大难靠亲戚朋友帮助解困，这是广大农村目前保障状况的真实写照。农村由于受经济基础、文化素质、媒体辐射不到位以及保险企业宣传缺乏的影响，对保险知识知之甚少。
发展速度较快，规模小，区域差距较大，发展极不平衡。从区域来讲，南方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的保险密度和深度都远远大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同一地区、同等条件，农民的购买力不尽相同，差距也很大。
农户居住分散，网点不健全，展业困难，服务不到位，商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面小。由于多数农村经济不发达，农户居住较为分散。现在常年在外打工的人数多，流动大。这些因素都给商业保险的展业带来极大不便，增加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以河南省为例，城市每百人拥有4张寿险保单，而农村每百人还不到1张保单。其覆盖面很低。各家保险公司在发展战略上，重城轻乡、重效益轻责任、重眼前轻长远是造成农村保险市场竞争乏力的根本原因。
商业保险产品缺少个性，基本没有针对农民研发的险种，买难卖难，成为农村保险发展的瓶颈。在人身保险险种方面，近几年各家公司主要打城市牌、打富人战，忽略了农村广大农民的保障需求，没有开发针对农民的保费低廉、保障全面的产品。
重视程度偏低，政策扶持缺失，农村保险市场开发举步维艰。商业保险公司尽管在农业保险、农村人身保险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由于政策扶持不到位，赔钱经营，企业积极性不高。
发展农村商业保险的措施
政府应加强引导，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政府要进一步推行富民政策，使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长，为农民购买保险奠定物质基础。要高度关注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积极探索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如新农合医疗、农民工保险等等。对保险公司开办农村保险给予政策支持。比如在开办农民养老保险中采取国家补一点，家庭出一点，保险公司让一点，使其尽快开办起来。在农民医疗方面，政府既要鼓励保险公司的参与，又要在费用上给予补贴，使其在微利情况下健康经营。对农村业务员可以采取减免营业税的办法，维护其在农村销售人身保险的积极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兼顾保险公司经营效益和农民保障二者的利益，出台有关优惠政策，支持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农村保险市场的开发。
保险监管部门要发挥政府部门职能，优化农村保险的发展环境。要利用各种会议宣导和主动上门沟通的方法，避免地方有关部门干预保险经营。积极与工商物价部门联系，避免多头监管，重复检查现象的发生。制定发展农村保险的优惠政策和补偿体制。确保农村保险发展有一个宽松的环境。研究政策支持措施，为保险公司发展农村保险提供支撑。创新监管思路，促进对农村保险机构的审慎性监管和预警监管，及时扼制恶性竞争和有损农民利益的行为。做到关注而不干预，既有灵活性，又有市场监管的政策性。提高办事效率，为农村保险的发展开设绿色通道。监管部门要遵循农村社会发展规律，加大对保险公司开办农村保险的支持。要完善农村机构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时效，对农村网点机构要做到成熟一个，审批一个，开业一个，规范一个。建议对农村业务员实行资格授予制，使那些热爱农业保险，诚实守信，业绩良好的业务员得到展业资格，保证农村有一支稳定的、素质较高的销售队伍。
保险公司要处理好三种关系，确保农村保险市场健康有序快速发展。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保险公司把经营效益放在首位，还应服务、服从于国家，肩负起振兴经济的使命。因此要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要在对农民的服务中求生存，求发展，力争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就目前来讲，农村保险成本高，费用大，见效慢。从长远看，农村保险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市场潜力巨大。农村保险既是保险公司业务新的增长点，也是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处理好企业本身和国家大局的关系。当前国家正在研究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民急需养老、医疗和意外伤害的保险保障，这给保险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保险公司一定要站在大局谋划自身的发展规划，积极投入人力、物力参与农村保险市场的开发。一方面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为加快农民奔小康、建设和谐社会步伐积极开展工作；一方面抢抓机遇，建站设点、扩大队伍，为农村保险市场的开发和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保险公司要加大宣传力度，普及保险知识和理念，增强认同度，为农业保险业务的拓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商业保险的认知度仅为20%。因此，加大宣传力度势在必行。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民文化程度偏低，接受能力较差，在宣传中要针对农村农民的特点研究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宣传形式要多样化。农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必须采取多种形式长期不断地宣导。利用媒体，通过广播电视、村委喇叭等向群众灌输保险知识和理念。充分利用墙体广告，流动宣传车、诗歌比赛、运动会、保险知识竞赛等形式，使农民接受保险知识。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寓保险教育于娱乐之中，使农民认识保险，了解保险，主动购买保险。
宣传内容要通俗化。要把保险知识和保险理念编成故事、写成歌、绘成画，讲给农民听，教给农民唱，展览给农民看。突出重点，要彰显人身保险的保障功能，宣导理念，使其潜移默化于农民大脑里；理论和实例相结合，利用一些赔案，深入浅出地进行宣传。
宣传范围要广泛化。在农村进行保险宣传，范围一定要大，要有一定的覆盖面。重点人群要包括，农村干部和教师、中小学生、乡镇企业的老板和外出打工者。
保险公司要加快调研步伐，研发适销对路产品。调查研究要分别不同类型进行，量体设计地为不同经济地区、不同保障水平地区开发适合的产品。加快产品创新、产品改造。要加大险种开发力度，尽快开发出一批低保费，高保障，突出保障功能的人身保险产品；乡镇企业年金及农民养老保险产品；适合农民购买的一张保单保全家，一笔保费多保障等方面的产品；适合农民外出打工的高危人群人身意外险等等。条款要通俗化。要让农民一看就明白，做到投保简单，手续简便，理赔快捷方便，有利于农村业务员宣讲和推销。
加强农村保险的渠道构建，进行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创新。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信息分布和传递不平衡、不充分，来源渠道有限。保险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更可谓是新生事物，这给保险销售和服务带来很多困难。因此推进农村营销服务网点建设，加强营销人员培训和管理，不断探索适合农业保险发展的组织形式创新，也成为推动农村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比如可以充分运用银行、信用社、邮局、农机站、计生办等代办机构网点，不断丰富农村保险营销渠道。
“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村和谐”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要实现的目标，农村商业保险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认真研究农村保险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转变观念，积极创新，敢于实践，不断提高，不断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农村保险发展的产业政策、财政、金融措施、组织体系、调控手段，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应我国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的农村保险新体系。
参考文献：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城市零售企业现代流通网络
在新农村建设中大力发展连锁零售的必要性
（一）连锁化经营发展现状
连锁化经营是与传统的单店铺经营相对应的一种经营模式，是由若干家统一形象、统一标志的店铺，在总部的统一管理下，按照统一的经营理念组成网络化的多店铺经营系统，以共同经营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一种组织架构。一般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构建多店铺的经营系统，从而实施连锁化经营：即直接投资建设、运营的直营连锁；通过转让特许权招摹他人加盟的特许连锁；以及收编其他门店的合同加盟（自愿）连锁。连锁化经营自1859年在美国产生以来，至今已有140多年的历史，由于其显著的规模优势，今天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零售组织形式，倍受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流通产业的欢迎。连锁化经营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我国，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年，但发展十分迅速。2005年全国前30家连锁零售企业店铺总数16665个，实现销售额4910.4亿元，分别比2004年同期增长20.7%和30.9%，涌现出一批如百联、国美、大商等知名零售企业，无论是门店数量还是销售规模都有了显著的增长。但是与国际零售巨头相比，我国连锁零售企业的经济实力仍然不强，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二）我国城市连锁化零售企业已近饱和
在国内一、二线城市，零售企业的发展空间有限。目前世界上最大的50家跨国商业巨头纷纷进入我国市场，城市市场竞争激烈。以青岛市为例，世界零售巨头沃尔玛、家乐福、家世客、麦德隆、易初莲花等纷纷在此设立店面，国内零售企业国美、苏宁、大商等也纷纷抢滩登陆。2005年全市批发、零售等网点总数达到22.66万个，平均每万人拥有商业网点由2001年的175.4个提高到2005年的306个，四年猛增了74.5%。在我国许多城市，商业网点已到了相当密集的地步，发展空间已接近于饱和。
（三）我国农村连锁商业潜力巨大
在我国大部分农村，连锁商业几乎是个空白，商品流通和营销模式亟待提升。我国13亿人口中，农村人口有9亿，占总人口的73%，但农村社会消费零售额只占全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40%。因此相对于竞争激烈的城市，现代商业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为此200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下发了《关于开展“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试点的通知》，正式启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争取三年内使标准化农家店覆盖全国50%行政村和70%乡镇。
城市连锁零售企业向农村发展的意义
“三农”问题一直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为解决“三农”问题，中央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今后我国农村勾画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蓝图。而构建农村现代流通网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城市零售企业以“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为契机，“上山下乡”发展农村连锁，是一次历史性机遇，具有深远意义。
实施“蓝海战略”，培育核心竞争力，为我国零售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我国零售业发展的基本格局是内部竞争激烈，群雄割据，外部又面临着国际连锁的强烈冲击与挑战。因此，在跨国商业巨头进入我国城市争夺市场之时，我国大型零售企业一方面直面竞争，不断巩固和扩大城市市场，另一方面率先进军外来者陌生的农村市场发展连锁经营，可以跳出竞争激烈的“红海”，实施“蓝海战略”，培育并形成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与跨国巨头抗衡的实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降低农民采购支出，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捷径。城市零售企业“上山下乡”建立连锁店可以在“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方面发挥主渠道作用。连锁店以集中采购、低成本、规模化的经营模式，减少了流通环节，提高了流通效率，就整体而言，会使得流向农村的一些大众化的日用商品、农资产品的成本和销售价格大幅度降低，即使在农民收入既定的情况下，也意味着农民购买力的相对提高。据商务部对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问卷调查，传统夫妻店改造为连锁店以后，销售额一般增长2—8倍，物流成本平均下降5%-6%。湖南“步步高”连锁超市在湘潭楠竹山镇开业后，当地生活用品的价格下降了10%—15%。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是农产品卖难问题和卖价高低，连锁企业可以在农产品进城解决销路和降低损耗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据统计，目前在一些超市商品中15%为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近24%商品销售与农副产品有关，因此连锁企业可根据自身经营特点与当地农村生产的实际，通过收购农副土特产品纳入到超市销售，或者就地对其加工后，再纳入超市经营，这样不仅为农副产品打开了销路，而且还能构建“基地加工销售”的产业链，带动当地相关企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减少运输、存放损耗，推动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路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些积极性。初步统计，2005年全国1150家流通企业在777个县市进行了试点，新建和改造农家店7.1万个，吸纳了富余劳动力35万人，带动地方企业投入70个亿，使近1亿农民直接受益。例如山东“家家悦”超市一年采购当地农产品就达6个多亿。
改善农村购物环境，提高文明程度，促进“新农村”建设，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我国农村乡镇商业流通组织落后，农村零售业缺乏主渠道，90%的县以下的市场由个体、私营经济占领，流通组织数量虽多但分散，进货渠道杂而乱，又加之一些个体和私营业主法制意识不强，致使农村市场流通秩序混乱、市场环境差，货品质量参差不齐，严重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大型连锁企业的进入，首先有助于杜绝假冒伪劣商品流入和销售，规范市场流通秩序，改善购物环境，为顾客构建更为舒适、自由的购物空间，享受现代商业文明；其次，将先进的业态和经营方式带入农村，对农村市场和乡镇企业具有示范效应，有助于推动农村市场的有序竞争，规范当地的商业秩序；再次，大型零售企业进入农村，新建或收编农家店，并对其进行改造，有助于改善村容村貌，带动农村精神文明；最后，大型企业的进入，还可以整合当地中小型企业，提升组织化程度，完善并优化农村现代流通体系，把农村真正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环境优美、文明进步的新农村，密切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系，消除横亘在城乡之间的“藩篱”，破解我国的“二元制”经济结构，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商务部长指出：城市连锁企业“上山下乡”的意义，用农民的话说，“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为他们系上了“安全带”，搭起了“方便桥”，编织了“实惠网”。试点企业不但取得了经济效益的稳步增长，同时还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在新农村建设中大力发展连锁零售的可行性
党和政府大力支持农村乡镇连锁经营的发展。总书记最近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以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要继续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支持城市流通企业经营网络向农村延伸。
2005年3月，商务部下发了《关于开展“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试点的通知》，正式启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其目标就是从2005年开始，用三年时间使标准化农家店覆盖全国50%行政村和70%乡镇。力争年内再建成10万家标准化农家店，东部地区试点县市比例由30%提高到70%，中西部地区由20%提高到60%，具备条件的地方采取“整县推进”的方式，争取到“十一五”期末，标准化农家店覆盖65%以上行政村和85%以上乡镇；2005年4月，商务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农产品连锁经营试点的通知》，在发展农产品连锁经营的目标和类型、支持试点的政策措施、试点企业申请条件及程序以及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出台资金支持政策，明确对试点企业配送中心贷款予以贴息扶持，中西部地区贴息率可不超过3％，东部地区贴息率可不超过2％，对在乡村新建和改造的农家店予以直接补助，每个乡级店补助2000元，每个村级店补助3000元，中西部地区每个农家店分别增加800元。2006年国家又提高了对农家店的扶持标准，每个乡级店补贴3000元，村级店补贴4000元，中西部地区分别再增加1000元，适当提高配送中心贷款贴息率，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同时，国家开发银行专门下发评审指导意见，对商务部推荐的重点企业及项目，向各分行下达支持计划，推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使用政策性贷款；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主动参与进来。
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为鼓励连锁零售业在新农村的发展也出台了一些支持性措施。如浙江省义乌市规定，从2005年起，凡市内连锁经营企业，在农村集镇每新设一个符合要求的连锁超市门店，财政给予5万元补助；新设立一个连锁便利店给予3万元补助。此外，在用电方面还提供优惠政策，对连锁企业配送中心附属的大型冷冻、冷藏设备，经电业部门确认后，按其用电设备单独计量，执行同业电价，而且还安排一定的仓储用地指标。对年度销售额6000万元以上、纳税额200万元以上、总部注册在义乌的连锁经营企业建设配送中心，可安排一万平方米以内的仓储用地指标，地价按照工业用地标准进行出让；北京3年共安排4300万元资金，对每个乡级店补贴3万元，每个村级店补贴1.5万元；天津对农家店每平方米补贴100元，每个配送中心补贴20万元；广西对每个农家店补贴1200元；湖南安排1000万元作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山东、浙江、安徽等省的地方政府将农村流通网络建设作为领导班子考核的指标；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南、广西、四川、湖北、河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地政府，还出台了土地出让金、农家店税费优惠等很实际的政策。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及各地政府的鼓励措施，给连锁零售企业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现实机遇。
农民收入不断增加，购买意愿逐渐增强。中央采取一系列惠农政策后，农民收入状况明显改善。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6.2%。农民人均纯收入如果在2005年的基础上继续按照5%的速度增长，“十一五”期末将达到4154元，由此产生的农村市场消费需求约2.2万亿元，加上农民对生资需求，支出总量将超过3万亿元。据商务部和中国农业大学对全国1万户农民家庭抽样调查显示，想要购买冰箱、电脑、洗衣机、摩托车、空调、手机的农民比例在20%以上。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钱的消费支出，将对国民经济新增2元的消费需求，农村家电普及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238万台（件）消费需求。农民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的不断提升，使得农村市场已经成为巨大的、现实意义上的市场，潜力巨大。
农村消费安全已成为重要问题，城市零售企业下乡是构建农村“绿色商业”的迫切需要。2004年安徽阜阳出现劣质奶粉事件，查获的55种不合格奶粉主要在农村销售。假化肥、假农药、假种子导致农民种粮绝收的情况也屡见报道，仅2004年有关部门查获的假冒伪劣农资就达22亿元。另据商务部调查，高达74.8%的农民曾买到过假冒伪劣商品。广大农民买真货的愿望非常强烈，对现代流通方式下乡进村热切期待。在农村发展现代连锁可以堵死假冒伪劣商品流入农村的渠道，从而构建农村绿色商业网络。
不断升级的农村消费趋势和落后的消费环境呼唤现代连锁零售企业。随着农村消费观念的升级，人们更加注重追求舒适的购物环境、优良的服务、优质的商品和低廉的价格，但农村商业“黑屋子、土台子、劣商品”的消费环境已不能满足不断提高的消费需求。城市零售商采用连锁化经营，开拓农村市场，可以借助总部强大的采购、管理、品牌、服务等优势，提高农村商业的现代化水平，改善消费环境，顺应新时期农村消费求真、求廉、求便、求全、求美的发展趋势。
供销社特有的经营网络为发展农村连锁经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过几十年努力开拓，供销社原有网点已遍布乡村每个角落。目前供销合作社有2.2万个基层社、1.4万个专业合作社、11.3万个综合服务社、240万职工。城市零售企业在农村发展连锁店，可以充分利用供销社已有的商业网络和人才基础，迅速实现连锁规模的低成本扩张。
较少的资金投入和风险可以为农村连锁店大幅度降低经营成本。发展农村连锁无论在店址选择还是内部装潢上要求均较低，可以大大降低资产投入。开架销售、电子化管理和各门店之间统一采购，可以减少人力物力支出、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压低商品进价，从而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益，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一批城市零售商在农村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实例。自商务部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以来，涌现出江苏“苏果”、河北“36524”便利店和山东“家家悦”等一批成功企业。目前，“苏果”有门店1500余家，其中60%以上的门店设在县城及农村，2005年实现销售额180亿元，其中52%以上的份额是在农村实现的。
新农村建设中连锁零售发展战略
（一）发展目标
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为契机，以供销合作社为依托，以农村集镇为网点，以工业品和农资下乡以及农副产品进城为主要任务，抢先占领农村市场，通过建设以地市城区店为龙头，县区店为枢纽，乡镇店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的四级现代流通连锁网络，实现城市零售企业转型和目标市场区域上的重大战略调整，形成城乡一体化规模优势，提高壮大企业竞争实力，抵抗外来商业资本的竞争，构建产供销相结合的，以经营业态多元化、连锁网络城乡化、物流配送现代化、企业管理科学化和服务内容系列化为特征的大型商贸集团，打造我国的“沃尔玛”。
（二）发展步骤与路径
按照“小超市（便利店）、大连锁”的原则，先本省，后邻近省份的先后顺序，实现由点到面、循序渐进、逐村建店、全面开花的“地毯式”布局，在地级市建立以大型直营购物广场（5千-1万平方米的综合超市）为主体，以专业店、社区店为两翼的地区总部；在县市通过购并或特许加盟建设中型超市（3-5千平方米）和专业店作为网络枢纽；在乡镇与供销社合作合资建设小型综合超市（1000平方米左右）和专业店作为网络接点；在每一个交通便利、千人以上的自然村通过收编、改造“夫妻店”为加盟便利店（不小于100平方米），作为“示范店”、“放心店”和销售、收购前沿。共同构建综合现代流通网络。其中建设的重点是乡、村两级超市和便利店，尤其是村级便利店，在建筑面积、店容店貌、商品陈列，售货方式、配送比例、信息系统、服务功能等方面要符合商务部的建设标准和规定，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将村级便民超市与村级综合服务站融为一体，既为农民提供货真价实的日用消费品，又向农民收购或代卖农副土特产品，也可用自产的农副产品换回所需的生活用品，并提供报刊、电信、文化、摄影录像、农业技术等必要的服务项目，将乡村便利店打造成为乡村综合服务中心。
（三）经营模式与特色
以超市、便利店为主体，专业店、社区店为两翼，采用多业态混合经营模式，实行统一采购、统一质检、统一配送、统一宣传、统一店面、统一培训、统一策划、统一服务，做到商品齐全，服务周到，价格低廉，环境优良，购物方便，保证质量。
（四）配送、物流及信息系统
在抓好网点建设、改造的同时，通过科学规划、建设现代化的物流中心和收购、加工和配送中心，延伸触角，打造双向流通的产业链条，形成以中心辐射周边的“两级1小时高效配送物流网”，用现代流通方式把乡镇网点和村级店联通起来，形成“地市龙头店配送中心或基层配送站村连锁店”的连锁配送模式和“总部配送中心乡村农家店”的信息沟通反馈体系，提高商品配送率和市场覆盖率。为加快配送体系的科学化、规范化、快捷化进程，为每一个村级店配备电话电脑设施，并接入统一的总部电子商务网，实现商流、物流、信息流的联网，提高沟通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商品收购、配送的信息化水平。
（五）运营模式
在发展店铺网络的基础上，开通统一电话呼叫中心和电子商务，建立一支送货上门的配送队伍和统一收购队伍，从而形成“店铺网、电话网、互联网、人力配送网和收购网”相互整合、全天候服务，形成“五网并行”的运营模式。
参考文献：
1.郭冬乐，宋则主编.中国商业理论前沿[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宋玉军.试析连锁超市向农村扩张的积极效应[J].商业时代，2006
3.孙德明.加快发展农村超市[J].商业时代，2004
费孝通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工业化新模式,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小城镇发展模式,认为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与“珠江模式”等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道路;经济圈(带)模式,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黄河三角洲开发区,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等。这些理论观点不仅启发了无数理论工作者,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决策咨询价值。
关键词：农村工业化小城镇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圈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费孝通教授的一项突出的学术贡献,是关于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费孝通教授经常深入基层,“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考”,追踪中国城乡改革开放与建设的实践,总结与概括各地富有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他提出的新工业化模式、小城镇发展模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圈(带)发展模式概念及其论述,不仅启发了无数理论工作者,而且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对于广大实际工作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费孝通教授几十年如一日,经常深入基层实地考察,从沿海到边区频繁进行长时间、大跨度的系统调查。“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当我翻开费老当年亲笔签名送给我的一本本论著,内心充满了敬意与怀念。现特撰此文,希望理清费孝通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轮廓,作为对先生永久的纪念。
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发现从有限的责任田上大可腾出手来另找生财之道。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是乡镇工业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因素。费孝通教授指出,中国农民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是“逼上梁山”。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但也有人对农民办工业很不以为然,“有人说社队工业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不正之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各种帽子都有,问题提得很严重。”（注1）这种僵化与保守的观念,没有阻挡得了农民办工业的潮流。他旗帜鲜明,明确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费孝通教授说过:“中国的草根工业如今长成参天大树,实在是亿万农民长期艰苦奋斗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作为一名社会学工作者,有责任对他们的实践活动做点理论性的分析和总结,并在舆论上给予支持。”（注2）
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教授通过对苏南等地的调查,发现社队工业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他指出:“我们应当提倡‘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他形象地指出,资本主义是“大鱼吃小鱼”,而我们社会主义却是“大鱼帮小鱼”,社会主义模式里还有“小鱼帮大鱼”的一面,说得更完整些是个“大小相辅相促”的模式。（注3）他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注4）
1981年,费孝通教授在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注5）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费孝通教授以苏南发展乡镇工业为例,指出了我国农村工业化模式的意义。他说:“由于这些地方工业办得好,因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中国社会基层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个特点的重要意义,只要和西方早年工业化历史相对照就容易看得清楚了。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此相比,我国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工业化的道路,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注6）
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受到了强有力的行政推动。为什么当年从公社主任、镇长到县长,对办工业这样积极?费孝通教授指出:“没有经费搞建设,他怎能不办工业!”“甚至连学校也要办工业。学校添置设备,修理校舍,都要校长筹集经费,校长又到哪儿去要呢?”（注7）在苏南地区,村与乡镇领导增加行政、教育与福利经费的热情很高,因而对于乡镇企业的基层行政推动力十分强大。费孝通教授的观点,反映了苏南农村工业发展的实际与历史背景。苏南乡镇企业是由农民自己办起来的,当然也有它的不成熟性,例如,出现了分散化的现象。说“村村办厂,队队冒烟”,有些夸张,但相当多的乡镇企业没有集中到城镇确是实情,造成了产业升级困难、要素聚集规模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等问题。当年个体企业与联户企业的兴起,对农村的集体企业有冲击力,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去抑制,费孝通教授认为,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以前,乡镇集体企业兴起的时候,曾受到一些抑制,现在联户企业与个体企业起来了,乡镇集体企业可不能当了“婆婆”,忘了做“小媳妇”的时候。这一前一后的两次冲击,何其相似,里边一定有文章。因此与其去抑制,倒不如回过头来总结分析一下集体企业所存在的问题。（注8）他的这些想法很有道理,为了解决“二国营”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苏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了改制和“二次创业”,成效显著。当年农村社区集体企业,如今转变为股份制企业与私营企业,有些成为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企业。
费孝通教授主张发展农村特色工业。他认为,在基本上属于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发展社队工业,必须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去确定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业方向,才能保持稳定性。社队工业应当有原料和市场的主动权才能稳步发展。农村工业的原料与农副产品衔接起来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以地方特色拓宽国内与国际市场,这些无疑是社队工业选择发展方向应该遵循的普遍原则。苏南地区相对集中地发展了一些有特色的乡镇工业,从而以这些特色工业生产基地为依托,形成了常熟招商城、吴江盛泽丝绸市场等一级批发市场。
费孝通教授把社会系统思想引入了乡镇企业研究。他指出,成熟的乡镇企业应当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系统,一方面,它要从城市输入大量的人才、信息;另一方面,它又要输出产品,投入市场,在交换中实现产品的价值。企业是否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不仅要看人才、信息等外来资源条件,关键的一环还在于企业内部,取决于乡镇企业这一社会系统的结构合理性,即有效的、灵活的、科学的管理。不论在实践中观察还是在理论上分析,都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个高效率的社会系统总是开放性的,总是需要不断通过物流、能流和信息流的交换来保持其稳定发展,从而使其高度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并有目的和有效率地去影响周围的环境系统。一个封闭的系统是不可能对外界发生影响的,而只有通过信息的不断反馈与传递,才能逐步使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信息是农村社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指出,苏南农村经济与上海市联系较多,与常州、苏州、无锡、南通等市的联系次之。这就是说,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对苏南地区乡镇工业乃至整个地区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着中心的作用。
费孝通教授在新时期形成的经济发展观,核心是“志在富民”。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江村调查时就提出了“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看法。1957年,他在《重访江村》一文中指出,这个地区人多地少,不搞副业,农民是富裕不起来的。因此,他建议恢复发展农村副业和乡土工业,主张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希望促使农民尽快富起来。20世纪80年代,他又指出:“中国要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使老百姓富起来。”（注9）他指出,富则安,安则稳。富民思想是费孝通经济发展理论的中轴,他在江苏和其它地区的调查从未离开这个中轴。
小城镇发展模式
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这是费孝通教授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他曾说:“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然后由点及面,找典型、立模式,逐步勾画出比较全面的轮廓。”（注10）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教授调查的村子是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的开弦弓村,他称之为“江村”。江村调查是他已有的基础。
“江村”如何改变比较落后的面貌?从内部来看,应是发展工业;从外部来看,应是发展小城镇。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有一股外来的力,在制约着村子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这股力发自村子外边的镇。”（注11）1982年初,费孝通教授四访江村。以后,他将研究视野由村转向镇,把小城镇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他指出:“当年,有些地区的小集镇破烂不堪,凄凄凉凉,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而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注12）
1983年,他根据吴江调查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他说,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离土不离乡”与“离乡不背井”,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一阶段的主要形式,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离土又离乡”与“离乡又背井”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二阶段的主要形式,是加速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宋林飞,1998)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三大差别”,费孝通教授主张把它们和农民一起融合在小城镇里。
费孝通教授主张“做活人口这盘棋”,认为具体需要做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库,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资源。关于小城镇的“人口蓄水库”作用,费孝通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社队工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工人,县办和镇办工业的发展也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农民到小城镇里来了。据调查,这五六年来,小城镇的实际聚居人口与户口在册的人口相比,普遍增加了1/3。因此,人口普查所得的小城镇人口数与实际情形差得很远。这些农民工到了镇上与镇上工人一样干活,甚至那些条件差、最累、最重的活往往是由他们来承担,他们实际上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最新成员。”（注13）1984年,我曾根据费老的要求,带领学生在无锡县进行县城、乡镇、村集三级小城镇调查,发现该县小城镇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户籍人口的1/3。
关于向边区疏散人口的问题,费孝通教授指出,当前的边区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外流,另一方面却是手艺人滚滚而来。应当欢迎这些为当地居民服务的手艺人进来,设法使他们赚的钱留下来,投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得对他们采取开放政策,让他们落户。我很赞成他的这一观点。西部大开发应通过“东人西进”、“中人西移”与加速城市化进程,以人流、人气带动资金流、物流与资源开发,繁荣边区与强固边防。
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首先选择的是先进典型。吴江县地处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苏南,费孝通教授以吴江小城镇为调查点进行深入分析,触到了小城镇问题的塔尖。吴江县小城镇建设的今天有可能是其它地区发展的明天;现在在这里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将来在别的地方也会碰到。（注14）
费孝通教授相信:“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渐接近整体的”。“这个方法我至今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是也已经看到它的不足。”（注15）他对这种方法的不足,曾作过以下阐述:“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雷德菲尔德(Redfild)教授也主张微型分析,但是他后来也感到研究一个文化较高的农民社区,应当注意到这个社区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城镇的联系。这就对我过去的方法指出了不足之处了。对中国农村的调查不能限于农村,因为在经济上它是城乡网络的基础,离开了上层的结构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在意识形态上,更受到经济文化中心洗练过用来维持一定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所控制。这里存在着一个立体的上下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但是怎样在微型分析的基础上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当时我并没有真正解决。”（注16）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研究中使用类型比较法时,努力克服这种方法的不足,而以敏锐与远大的眼光,从个别微观社区展望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
费孝通教授主张联系小城镇建设的实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小城镇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观察范围逐步扩大,比较方法的逐步深入和观点的逐步提高。我们对小城镇这个研究对象,从模糊的一般印象里分出了类别,又从它的发展路子中分出了模式,更从各模式本身的变动中观察到它们共同的发展方向。”（注17）他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反映了他经世致用的拳拳报国之心。他说:“对于当前小城镇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一些大家在认识上比较一致的建议供决策机构参考,起到咨询作用。”（注18）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1983年,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注19）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把费孝通教授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即要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发展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促使他进入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
1984年,费孝通教授首先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指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路子。苏、锡、常、通都位于长江下游,都是由于乡镇工业的兴起而进入工业化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苏南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反而更有精力、更加努力地发展社队企业。（注20）他曾对苏南一位领导说:“你是做‘模式’的,我是写‘模式’的。”“苏南模式”最初的含义,是指苏南地区农民办工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农村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后,苏南经济增长快速,是我国率先发展的地区之一。对于苏南等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称之为异军突起。同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在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因此,总结苏南发展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是必要的。
费孝通教授提出“苏南模式”在我国具有普遍意义。当时,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怎样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就大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地去开辟种种生财之道,农民常称它为‘找活路’。各地农民处境不同,条件有别,所找到的活路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发展模式”。费孝通教授对苏南的调查总结了四条:无农不稳,即没有农业,经济站不稳;无工不富,即没有工业富不起来;无商不活,即没有商业经济活不起来;无才不兴,即没有教育和科学文化就不能继续前进。(费孝通,1998)实际上,这就是“苏南模式”。实践证明,他的这一主张与苏南20世纪80年代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是一致的。
“温州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又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1986年,费孝通教授在温州调查时发现,“在外流动的手艺工人已达22万,其中经商的约10万。这是构成‘温州模式’的骨干。”(费孝通,1992)温州农民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如木匠、裁缝、修鞋、弹棉花等。这些人省吃俭用,把在外地挣得的钱寄回家乡积累起来,成了后来在温州一带发展家庭工厂的启动资金,然后通过广大的运销网络出售家庭作坊的产品。“温州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注21）“温州模式”的重要特色之一,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比重大。费孝通教授用“个体所有制”、“家庭所有制”界定了温州模式的特征,而区别于苏南模式的“社区所有制”。他认为:“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新生事物似乎都不能和传统模式相脱节,而且常常是脱胚于传统模式的。”（注22）
“珠江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珠江三角洲借助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普遍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香港的工业扩散到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不仅两头在外,而且可以说是主体也部分在外,利润主要部分也是要吸收到外在的中心里去的。（注23）
费孝通教授还提出了其它一些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他到淮阴、盐城、徐州等地区都做过调查,十分关心苏北的发展。1986年,他在苏北地区的一次调查就达20多天。他指出,苏北乡镇工业发展得迟,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因此很想搞清楚专业户对发展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他在淮阴总结了“耿车模式”,认为这是一条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采取简单加工的方式来发展家庭工副业的路子。他还对“耿车模式”的创新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要有现代技术,二是能人多一些,三是建设商品市场,四是对外开放。显然,这些建议都是正确的,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在河南民权县庭院经济发展中发现两条“龙”:一是果农专业以农户为单位种葡萄,乡镇企业榨汁发酵,县里的国营酒厂最终制成果酒;另一条龙是纺织品抽纱,一根针,一根线,不用油,不用电,老人小孩都能干。初成品分散在千家万户,县工艺品厂集中收去修整、漂白、包装出口。这种利用千家万户的劳动力,让他们不出院不出村就能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路子,他称之为“民权模式”。（注24）徐州的农民组成建筑队,到外地承包工程。大庆油田的厂房建筑,多年来几乎全是由苏北农村的建筑队承包的,依靠这种劳务输出挣回的钱,成了苏北农村工业化的启动资金。林县也有“10万大军出太行”。这种专业性劳务输出的富民路子,费孝通教授也把它看作是一种模式。福清县由侨胞投资兴办各种企业,甚至成为开发工业小区的发展方式。这些用现代设备和先进技术建立起来的企业,和国际市场密切相连,奠定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前途,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出了一条新路。费孝通教授称之为“侨乡模式”。
费孝通教授研究经济发展模式,是注意防止简单化、样板化倾向的。他通过对苏南模式的再认识,认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应是避免强制不同条件的农村仿效一个样板。费孝通教授以发展的观点,分别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初步认识进行过反思。1992年,他通过实地调查对苏南模式提出再认识,提出“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主张。并对珠江模式有了新的认识,他指出:“发展的速度快,原有的模式变化较大,新的特点正在突出,以致过去的概念已有部分过了时。”费孝通教授还指出:“过去似乎太着重了各个模式的‘特色’,也就是它们的个性,而相对地轻视了各种模式之间交相作用、相互学习而趋同的一面。”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珠江模式”,都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如果一成不变地看待这些“模式”,就会远离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我们是要防止简单化的倾向,但不应因此拒绝使用“模式”概念。“模式”也不是“样板”,并不要求其它地区简单地去模仿与照搬照抄。我认为,费孝通教授研究经济发展模式,是为了倡导人们关注与总结各地发展经济的实践,学习与推广各地经济发展的经验,因而,是十分有益的。经济圈发展模式
1984年以后,费孝通教授走出江苏,分两路穿梭进行:一路是走沿海各省,一路是走边区。沿海的一路从浙江、福建、广东到香港,可以说是从江苏向南延伸的。边区这一路从内蒙古西走宁夏和甘肃,1991年又走进大西南的山区。(费孝通,1992)从研究方法而言,费孝通教授从两个方向推进:一是横向扩展,即从对江苏省本身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发展到全国性的比较研究;二是纵深发展,即从农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以至整个城乡关系的综合研究。
“区域发展”、“经济区域”概念的使用与实际分析,是费孝通教授小城镇研究的深化与延伸。费孝通教授指出,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我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方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点,具有相同地理条件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些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
费孝通教授首先关注上海经济区与南京经济区的建设。他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将江苏分成苏南、苏中、苏北三个经济区域,把长江以南的苏、锡、常三市和地处长江之北的南通市并提作为苏南区域,这是从它们经济发展上的共同性来说的,这四市可以列入上海经济区;在苏南、苏北之间划一个苏中区,把扬州市的沿江一部分和镇江、南京两市合成一块,甚至包括南通市的西部及北部在内,属于南京经济区。这种划分不同于近几年江苏经济发展规划中的提法,但对于打破行政区划理解经济区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联结南京、镇江、扬州3个城市的一片狭长的三角地区,被人们称为长江下游的银三角。费孝通教授也看好这一地区,认为南京对宁、镇、扬所组成的城市体系与上海对苏、锡、常、通组成的城市体系一样,应当对自己所处地区的乡镇工业产生较强的影响力,犹如两个相对独立的星系,各自产生辐射,照亮星点周围的太空。我曾陪同他考察过扬中,老人家对“散点式的规模经济”十分有兴趣。乡镇企业把工业犹如撒沙般地扩散到乡间,直至进入农户的家庭,使在整个乡镇范围内的居民都得到实惠。对此,他概括为一句话:“要使千家万户富起来。”
费孝通教授建议开发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他认为,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整体,从一系列改革中得到适当的重视与扶持,不仅自身能迅速强盛,而且具有强大的能量,可以拉动广大腹地的发展。费孝通教授对上海浦东开放寄予厚望,他指出:“如果上海浦东仍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甚至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上海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注25）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
近几年来,沪苏浙理论界与政府日益重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15年前费孝通教授的倡议无疑是其先声。费孝通教授认为,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这也许是更可取的一条路子。基于这一思路,他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的经济带的发展设想。
费孝通教授曾提出“港珠经济一体化”的观点,建议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这表明费孝通教授的经济区域理论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认为,围绕香港这个中心的三个环形地带,已到广东的邻省。“1998年底我曾从广西的南宁,经玉林、梧州北上,从恭城入南岭山脉,穿过湖南、粤北回到广州。这个地区正处在上述工业扩散区的,看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化,使我感觉到这里正在形成一个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这个经济中心服务的农副产品的供应地带,将发生独具一格的发展模式。”（注26）近年来,张德江同志推动的“泛珠三角”经济合作模式,无疑与费老的主张不谋而合。
费孝通教授曾提出建设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意见以及建立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问题。他主张,黄河三角洲的地域范围应当包括河口与稍微靠里一点的潍坊、淄博。
世界有“南非问题”,中国有“东西问题”。费孝通教授主张“东西合作,互惠互利”。他提出了关于西北黄土高原、西南溶岩地区扶贫开发的具体建议。这两套有关开发西部的设想,是费孝通教授在经济区研究方面的延伸。他认为,在农业传统悠久的中部地区,从农业到发展工业之间要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可能就是发展庭院经济,为广大农民切实增加收入,早日脱贫致富,积累资金,自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加快中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需要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我曾多次跟随费孝通教授在江苏吴江、无锡、扬中等地调查,受到许多教益。为庆贺费老九十大寿,我曾发表了《费孝通小城镇研究方法与理论》一文。此后,费老仍不辞辛劳,继续进行实地调查。弘扬他始终注重实地调查的“求学之道”、“志在富民”与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注释：
注1、9、11：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127、128页。
注2、4、6、7、8、10、12、13、14、17、18、19、20、21、22、25、26：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7、55、49、26、109～110、2、8、32、4、576、8、539、55、282、541～542、594、576页。
注3：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注5：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注15、16、23、24：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35、93～95、296页。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费孝通:《旧燕归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8.费孝通:《行行重行行续集》,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
[关键词]农村保险；跨越式发展；市场开拓；产品创新
一、农村保险市场现状分析
(一)农村保险市场所经历的四个发展时期
1.20世纪80年代农村保险业务的启蒙期。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虽然建立了部分乡镇保险服务机构，但遵循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都是在地方政策的统筹决策下开展业务，保费收入主要是政策划拨式的经营收费方法，保险独家经营，险种单一，企业缺少活力，业务发展缓慢，规模不大，但也为农村保险业务的发展起到了启蒙作用。
2.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保险孕育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和延伸，保险经营也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保险经营企业主体开始逐渐增多，业务发展也开始精细化，产品呈现多样化。此时的农民对保险的认识已逐步形成粗浅意识，部分农民已开始涉足并购买保险，这一时期被称为农村保险业务的孕育期。
3.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村保险的复苏期。1996年以来，国有保险公司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实现与国际保险业的接轨，实行了产、寿险分设经营，并把保险业发展推向市场化运作。这一时期，受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以及行政干预手段的削弱和保险市场主体增多的影响，竞争也由平和转向激烈化。保险业也由城市业务竞争发展到农村业务开发的抢夺战。同业间的竞争有效激活了农村保险市场，农民对保险知识的了解也更加明晰。这也促使农村保险开始复苏起来，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之为农村保险业务的复苏期。
4.2000年以来农村保险的快速成长期。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竞争态势的加剧，特别是推行“大营销”发展战略，有力的推动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进程，使我国的保险业更具世界性的竞争魅力和竞争实力，竞争也由国内保险竞争转向同国际保险的抗衡。而此时的保险业，城市保险竞争如火如荼。为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许多保险经营企业开始纷纷由城市转向农村业务开发。大面积的入驻农村又大幅度地灌输许多农村保险经营理念，这使一部分农民从感受保险到接受保险和热情购买保险。
(二)农村保险已逐步成为农业地区业务发展的主战场
对于广大农业地区，绝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发展的立足点应该在巩固提高城市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大力开发农村业务，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实践也证明，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新的业务增长点。
1.通过市场份额比较可以看出农村潜力巨大。以中国人寿商丘市分公司为例，2006年8月份，商丘分公司在有5家市场竞争主体的情况下，市场占有份额为78.5%，其中城市寿险期交业务市场占有份额已达89.7%。
2.通过增幅比较可以看出农村市场发展很快，城市增幅趋缓。城市期交业务近三年的增长幅度为：2003年5246万元；2004年5299万元，增幅1%；2005年5568万元，增幅5%；2006年8月相比增幅为4%。农村业务近3年的增长幅度分别为：2003年1892万元；2004年2271万元，增幅20%；2005年2952万元，增幅30%；2006年8月相比增幅为35%。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城市占有绝对份额，但发展速度缓慢，再实现大的突破难度较大。所以，新的增长点应该瞄准农村市场，让农村逐步成为业务发展的主战场。
(三)制约农村保险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1.落后的传统观念影响了农村保险的发展速度。一方面，以我国独特的家庭家族为核心，养儿防老，风险自预的观念由来已久，由于保险宣传不到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这种根深蒂固的老观念还没得到彻底消除。另一方面，有些偏远地区文化落后，闭观自守，导致一些农民对天灾人祸仍持“宿命论”观点，还没有真正接受到转移风险的新观念。
2.营销网点偏少制约了农村保险的发展速度。农村保险虽然涉足时间较长，但由于重视程度不够，使营销队伍发展缓慢，现有网点很难覆盖广大农村，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农民客户感到收保费有人问，出了险情无人管，这种服务不到位的现状，严重影响了保险信誉，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速度。
3.同业之间的无序竞争为农村保险设置了不应有的障碍。近几年，随着保险主体的逐渐增多，农村市场竞争也愈演愈烈。个别员工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出现了急功近利、误导客户的行为。加上新设置的小民营股份公司，仓促上阵，人员素质差，故意夸大产品功能，扰乱了农村市场，此举严重挫伤了农民投保的积极性，为农村业务的发展设置了不应有的障碍。
二、实现农村业务跨越式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
1.农民逐步走向富裕之路，初步具备购买保险的能力。当前农民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多数农民正向小康迈进。到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达3325元。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不仅能够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且大多数农民都有了不同余额的存款。农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就要考虑保障投资、子女上学、养老医疗和抵御风险等与保险有关的问题，相当多的农民具备了购买商业保险的经济能力，可以说农村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保险准客户群体。
2.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为保险市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民在经济收入、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文化领域、消费需求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差别正在缩小，农民越来越意识到保险对自身生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受气候条件和生产环境影响较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弱。疾病也是中国农村居民致贫或返贫的主要原因，而保险可以作为农民转移风险和降低风险危害的“减震器”。购买保险是抵御风险不可替代的选择，特别是农民渴望得到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所以，保险理应成为农村建设小康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护身符”。
3.保险机构已经具备了大力开发农村市场的基本能力。当前，国内外各家保险公司在积极开发大中城市业务的同时，对广大农村市场都在进行逐步渗透。国内多数公司已在农村启动保险业务，一些保险公司已具备了机构网络遍布城乡、人力资源分布各地的有利条件，在开拓农村市场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全新的经营理念先行开拓农村市场，做大、做强、做优中国农村保险业。
三、实现农村业务跨越式发展的举措
1.发展完善农村营销网络体系。首先，设立一个稳固的营销网络体系，着力建立一支业务素质高，开拓能力强，并且具有农村特色的营销铁军。每个县设立一个农村营销部，根据地理位置每三个乡设一个营销分部，每一个乡设一个营销处，逐步达到每个村至少有一名营销员，这样既方便管理，又能扩大覆盖面，更有利于绝对占有农村市场。其次，通过设立规范化的营销服务网络，使保险服务延伸到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真正把保险进农村，保险进农户落到实处。其三，苦练内功，提高员工素质，坚持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教育员工熟知保险内容，笃守职业道德，坚持客户第一，忠于保险事业。
2.加大保险宣传力度。宣传工作首先解决农民参保的思想观念问题，农村普遍存在怕老无所养、怕病无所医、怕天灾人祸、怕因学致贫。因此要教育引导农民通过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投资理财保险等，解除后顾之忧，转移风险隐患，达到稳定生活，逐步富裕的目的。
3.设计适销对路的保险产品。设计适销对路的保险产品是实现农村业务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内容。开办农村保险业务，既要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使业务富有弹性和灵活性，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又要充分考虑农村的经济现状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原则上要先开发低保费、低保障、责任宽，农民易于接受的险种。要改变过去险种单一，针对性不强，风险责任小，与农民需求差距较大的实际，除了对原有险种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外，应重点开发设计一些收费低、保额低、责任宽、保大病的适销对路的新险种，满足农民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解决一人得大病，全家致贫、返贫的问题。如针对农民更多地关心子女的教育和婚嫁大事，把投资重点转向子女身上的实际，积极开发适应少年儿童群体的险种；针对农民家庭主要劳动力群体，最需要风险保障的特别需求，积极开发农民意外伤害及附加住院医疗保险、健康险等险种。险种设计要坚持从农民的购买能力和心理需求等方面来考虑，做到手续简便，交费灵活。在展业模式上，积极寻找切入点，应按照医疗、教育、养老的顺序宣传，走以短险为突破口，以短带长、以长促短，大力发展农村个人业务，实现以直销带营销，以营销促直销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发展障碍；策略措施
一、广东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发展的状况
中间业务的发展是现代金融发展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对金融需求的不断推动，广东农信社在做好农村金融服务工作，推助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同时，积极探索新的服务方式，倡导新的服务理念，大力拓展业务新领域，中间业务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尽管如此，但是相对国际国内同业而言仍然存在许多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间业务发展缓慢，规模小、效益低。近年来，虽然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不断发展，市场不断扩大，但一直处于缓慢增长状态，发展不快．中间业务规模偏小，收入增长与业务增长不成比例，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仍然偏低。2002年，广东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收入占其净利息收入的0．2％，明显低于国内商业银行3％一10％的水平，与国外商业银行40％一50％的水平相比．差距更大。
(二)已开办中间业务品种少、层次低、功能不完善。近年来，虽然农村信用社在中间业务拓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业务品种不断增加，但总体而言．其业务品种仍然较少，且主要停留在汇兑、结算、代收代付、保管箱等几个简单、易操作、劳动力成本高、收益相对较低的品种上，而担保类、承诺类、交易类、基金托管类和咨询顾问类等高知识含量、高收益水平的中间业务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由于其业务品种少、层次低，使得农村信用社的服务功能残缺，难以满足客户多方面的服务需求。
(三)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各地农村信用社在资产质量、人员素质、经营管理、电子化建设等方面的差别，使得各地农村信用社在中间业务的发展上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规模大、效益好、人员素质高、经营规范，开办新业务容易获得审批，中间业务不但品种较多，而且科技含量高，规模也较大。如珠江三角洲经济比较发达的广州、深圳、东莞、顺德、南海等联社开办了银行卡、外汇自营、银政联网、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票据贴现、债券投资及银行间拆借、网上银行等业务，而且业务交易量较大，收入占主营收入的比重也较高。相对而言，欠发达地区的农信社只能开办一些科技含量低、管理要求较简单、规模较少的业务，如银税联网、代收代付、政府财政支出、保管箱业务等。
二、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发展的内部障碍。
1、组织管理体系不健全。农村信用社实行多级法人管理的体制，使得信用社难以形成整体合力和行业优势，农村信用社各自为政，难以自上而下研究、申请开办中间业务品种。
2、对中间业务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农村信用社经营理念存在偏差，普遍认为传统的银行存贷款业务才是农村信用社的主要业务，因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传统的存贷款上，重视存贷款业务的开拓。却没有认识到开办中间业务的重要性，把中间业务视为“副业”，当作应付存款竞争、拉拢客户和稳定存款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将它视为一个独立的创利手段和农村信用社的主要业务看待。农村信用社这种对中间业务思想认识上的不足和市场定位的偏差，无形之中阻碍了其中间业务的发展。
3、缺乏开办中间业务的专业人才及科技支撑。
中间业务涉及领域广，知识面宽，需要掌握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知识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农村信用社员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电子化水平不高，信息渠道不畅，既缺乏高效的信息管理系统与配套设备，又缺乏熟悉银行业务及计算机、国际金融、投资、证券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不要说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相比，就是与国内商业银行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难以满足中间业务发展的要求。
(二)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发展的外部障碍。
1、监管当局对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的市场准入过严。由于历史原因，农村信用社在人员素质、资产质量、经营管理上与国内商业银行存在较大差距，潜在金融风险相对较大，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监管当局在业务监管上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限制较多，对农村信用社新业务开办控制较严，造成农村信用社开办新业务申办过程环节多、审批复杂。最近虽然监管当局在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的市场准入上有所放开，但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准入条件仍然较严。如开办商业汇票承兑业务，从县到市到大区行，层层审查，最终还是大多数地区未获批准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信社开办新业务的积极性。
2、我国现行金融体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发展。《商业银行法》按照“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我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业务和证券业务。金融监管部门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初衷，是为了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但是它却客观上限制了农村信用社、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涉足某些业务领域，阻碍了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的发展。
3、宏观政策法规不完善，市场环境不规范。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针对中间业务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中间业务实行统一的管理和规范。而至目前，我国却一直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包括农村信用社在内的金融机构中间业务进行规范，仅有一些规定散见于监管当局的内部性文件之中，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法规体系。这一方面使金融机构在开展中间业务时因缺乏法律上的支持而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则使金融机构所开展的中间业务有可能遭到金融监管部门的禁止而前功尽弃。比如，在业务操作上，许多中间业务品种没有统一的操作方法，各银行机构根据自身的需要，有时甚至绕开政策法规；在开展业务的手段上，各银行机构为了吸引客户，会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如随意确定收费标准、少收费、无偿服务等。同业间竞争的不规范，加上目前银行业对中间业务不具有定价权以及客户对中间业务合理收费接受程度较低，导致中间业务普遍成本高、收益小、风险大，农村信用社和各商业银行都缺乏发展中间业务的利益驱动，既阻碍了中间业务的发展，也影响了金融业的整体收益。
三、推动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发展的策略
(一)信用社应转变经营观念，加强业务管理，为中间业务的发展莫定坚实的内部基础。
1、彻底转变经营观念，摆正发展中间业务的位置。一是要高度认识中间业务的地位和作用。中间业务既是银行的服务费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巩固和发展庞大客户群的主要手段之一。农村信用社要正确理解中间业务与资产、负债业务的辩证关系，改变中间业务是“副业”的看法和做法，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和思路，将中间业务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像抓存款抓信贷资产质量一样去抓中间业务的发展，并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地制定出中间业务发展的战略规划和阶段性目标，有效地发挥中间业务在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中的作用。二是要强化员工服务意识，提高服务素质和服务技能，转变服务态度和服务作风，真正树立农村信用社大服务的业务观念。三是要加强中间业务的内外宣传工作，扩大中间业务的社会影响，提高社会对中间业务的认知程度，为中间业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让中间业务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真正作为金融商品进入市场，实现中间业务服务的价值。
2、健全机构，加强领导，规范业务工作流程。
中间业务范围广、跨度大，管理较为复杂，因此需要建立专门的机构组织、推动、协调和管理中间业务。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制订中间业务发展规划，明确战略目标，提出政策导向；负责与社会各职能部门的联系；负责中间业务品种的宣传介绍和推销；负责中间业务的协调与管理，包括制定有关的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业务指导、统计考核；负责总结中间业务开展的经验，调查运行中的问题，研究对策；负责选拔培养中问业务的专门人才等等。重点是不断开拓新的经营领域，发展新的业务品种，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以取得良好的经营效益；调动和提高各基层单位发展中间业务的积极性，形成高度重视中间业务，大力发展中间业务的良好氛围。
3、加快电子化建设，尤其是计算机网络建设，为中间业务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高科技手段是中间业务创新和发展的关键，是中间业务竞争的核心。信用社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充分挖掘现有设备的潜力，发挥其最大的效率，并积极依托中国银联、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等各种网络，提升服务的范围和内涵。同时，要借助电子化及网络等高科技手段，进一步开发服务项目，增加服务功能，提高科技含量和服务质量，进一步创新网上银行业务，形成自身的独特优势和品牌效应，提高自身竞争能力，进一步完善创新电子转帐、支付、清算系统，提高汇兑、结算等业务的服务效率，巩固已有的市场份额。
4、加快人才培养，提高人员素质，为中间业务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现代金融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金融人才是农村信用社发展中间业务的根本。因此，农村信用社应注意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加大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优化人才结构，不断壮大中间业务专业人员队伍。一是要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培训，提高现有员工的业务素质，以适应业务的需要。二是从现有从业人员中选拔一批年富力强，具有相当水平的人员进行培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学习中间业务知识以及外语、计算机、经济理论及公关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为开拓中间业务莫定基础。三是面向社会和大专院校，以及国内外其他金融机构，引进一批具有较深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中高级金融人才，从事中间业务管理，从而提高整个中间业务队伍素质。
5、加快中间业务产品创新和开发力度。不断地推出中间业务新品种是取得中间业务市场竞争优势的法宝。农村信用社产品开发上应坚持市场有需求、信用社有能力、业务有效益的原则，要善于发展和挖掘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经济主体和社会公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广泛了解社会对中间业务的需求，研究细分中间业务市场，有针对性地开展业务。要充分考虑自身在机构网络、技术管理、人才信息等方面的条件，选择那些适合市场需求、发展潜力较大、风险小、成本低、收益高的中间业务品种，集中力量抓好研究开发工作。同时应对中间业务新产品开发进行统一规划，以避免重复开发。
(二)监管当局应切实转变监管观念，完善政策法规，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为信用社中间业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转变监管观念，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监管当局应当坚持稳妥审慎与提高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在观念上注重为农村信用社的加速发展提供健康和宽松的监管环境，并从经营观念、发展战略、业务开展、产品创新等多方面指导、推动和规范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的发展。
2、完善法规，为中间业务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建议出台一批完整的中间业务法规、管理制度，合理调整收费标准以及中间业务发展规划来规范中间业务的经营行为，使包括农村信用社在内的商业性银行机构做到中间业务收费有据，避免中间业务高成本、高风险投入，低收益或无收益，使中间业务的开展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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