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实际运用中所产生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的水体和空气污染问题，大规模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的森林与草原的生态破坏问题，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发展所引起的人类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等等，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同志指出：“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3]******同志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论断，深刻地阐明了科学技术工作的价值目标和善恶标准，是建构社会主义科技伦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1.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于人类的进步事业
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于人类。为全人类服务是科技伦理的核心内容。1946年，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宗旨规定，充分利用科学，促进和平和人类幸福，尤其要保证科学应用，要有利于解决当前的迫切问题。1949年，国际科学协会联合理事会通过的《科学家》中，对科学家的义务和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科学家的影响力，用最有益于人类的方法促进科学的发展，防止对科学的错误利用。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对它的运用则是必须做出价值评价。******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采访时郑重地指出：“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他还指出：“我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捍卫国家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4]“科学技术门类众多，服务对象广泛，但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要摆在首要的地位。”[5]这就为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维护人类的利益，为经济建设服务，施善于广大人民。在我国，科技工作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转变观念，改革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导向的作用，加强科技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联系，努力使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地为促进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科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科技工作只有把现代化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主战场，紧密结合社会经济的现实需要，为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服务，才能取得不竭的动力资源，也才能最终实现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2.弘扬创新精神，勇攀科技高峰
******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科学技术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尤其需要发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的精神，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崇尚科学，弘扬科学精神，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创新也是时代的需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在发生新的重大突破，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要
实现新世纪发展目标，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力追赶世界科技的先进潮流，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与时俱进，加紧推进科技的进步和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大胆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时代的呼唤，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新时期科技工作者应具备的道德品格。
实现科技创新，必须从世界科技发展和我国科技发展的实际出发。******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力争在有条件的领域实现突破，力争在基础科学上有所发现，在技术上有所发明，努力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6]他的关于我国科技发展前景的这一高瞻远瞩的论述鼓舞着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优良传统，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敢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勇攀科技高峰。
3.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不仅要运用科技手段从自然界中取得各种物质资料，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要有控制地利用自然，使自然界能够进行“再生产”，以维持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心大自然，就是关心人类的利益，呵护大自然，就是维护人类的生活权力。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当今，人类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但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痼疾。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1992年我国正式将环境保护确定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同年国务院批准制定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1994年，我国政府响应国际《21世纪议程》的号召，制定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纲领——《中国21世纪议程》，向世界表明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决策；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1996年第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发展规划纲要，将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确定为基本发展战略。1995年9月28日，******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他把建设和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看做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他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这里，******同志深刻揭示了可持续发展伦理意义，论述了以平等的原则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代际伦理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观念。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机会、利益均等的发展，在处理
人类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都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互相尊重，互不侵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代内平等原则，而且也包括代际间的平等原则。代际平等的道德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还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现代的发展不能对后代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如果我们目光短浅，仅顾一时一世的利益，无所顾忌地暴殄天物，即便有幸逃脱大自然的惩罚，但最终只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孽债。因此，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科技伦理的重要内容。“和谐”是我国古代“仁”、“爱”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古代，孔子讲“仁”，讲“泛爱众”，墨子讲“兼爱”。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这一传统的伦理思想引申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这一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在凸现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强调了道德主体对大自然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能动的和谐原则，要求我们在利用科技手段，对大自然进行开发的同时，也要通过发展科技对自然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通过科学普及提高认识能力和开发能力的同时，增强人的自我控制和理性思考能力；在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素质教育，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实践证明这是实现人—环境—社会同步发展的重要的思想道德保证。
4.发扬“四种精神”，加强科技职业道德建设
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核心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科技工作者的道德水平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保证。因此，努力提高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同志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求实创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7]。
爱国主义是一面光辉的旗帜，是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同志称赞钱学森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他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向钱学森同志学习，希望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自觉地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爱国主义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在处理个人与国家、民族利益关系时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衡量行为主体的政治尺度和道德尺度。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今天，讲爱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的领导，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融会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这是因为我国人民从切身体验中深深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与这个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科学家的事业与自己祖国和民族的兴衰休戚与共。只有在实现国家独立、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科技事业才能不断发展，只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科学家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施展才华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促进科技工作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自觉地把个人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求实是科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同志指出：“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8]科技工作者应率先垂范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反对一切虚假行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科技创新能力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面前，我们只有坚持创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始终掌握主动。******同志指出：“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因此，我们在科技领域，必须做到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时展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拼搏奉献是所有科技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探索科学真理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劳动，只有不畏艰险、勇于在崎岖的小路上辛勤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二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们，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所表现出的惊人毅力和勇气，成为新中国科技战线的一面旗帜，展现出科技工作者的时代风貌。在社会主义社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研究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以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具体体现。坚持为人民服务是科技道德建设的核心，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坚持为人类造福的宗旨，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才能创造出更高的社会价值。
团结协作是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也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具体体现。在科技工作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攻关。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科技工作中也要利用这种优势，集中集体智慧，去攻克科技难关，在一些重大科技项目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加强团结协作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摒弃落后生产方式所形成的陈旧观念，扫除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思想残余。要树立全局意识，识大体，顾大局；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精诚团结；要谦逊礼让，尽心竭力，忠于职守；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博采众长。总之，在科技工作中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就是要既注意发挥个人专长，又善于集中集体智慧，调整好各种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强大的合力，增强整体竞争实力。
5.社会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
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同志2001年8月7日在北戴河与部分国防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座谈会上和今年4月27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对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学风建设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同志深刻指出，社会科学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对于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见《人民日报》，2001年8月8日）这些重要论断，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科学的功能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对实践又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列宁
曾经指出：“先进的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为了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抓住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做出科学的理论的回答，以帮助人们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掌握和运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在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所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社会科学工作者也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为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包括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为维护和发展我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发挥作用。******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人民日报》，2002年7月17日）特别是当前，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时代变化的特点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研究，通过理论的创新，帮助人们提高认识能力，掌握应对各种变化的主动权。所有这些艰巨而光荣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肩上，这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面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和庄严的道德责任，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同志结合社会科学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风和职业道德建设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钻研；要认真读书，多思慎思，关注现实世界，注重学术积累；要厚积薄发，出精品，出上品；要加强团结，和谐合作，在学术研究中相互切磋，共同进步。（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2002年7月16日，他在考察中国社科院时再次强调指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坚持优良的学风。要坚持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坚持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见《人民日报》，2002年7月17日）所有这些都为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是社会科学界思想道德建设重要的指导方针。******同志特别强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指出，“三个代表”是衡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我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己任，为繁荣我国社会科学事业，为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纳米技术可能引起的主要伦理问题
1．健康和安全问题。纳米技术对健康和安全的影响，是纳米伦理面对的首要问题。由于纳米粒子极其微小，可以说无孔不入，所以也很容易进入人体，有可能成为许多重大疾病如肺部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诱因，给人类健康和安全带来严重的损害。研究表明，吸入的纳米颗粒可能避开免疫系统的吞噬作用，蓄积在某些靶器官，也可跨越不同生物屏障，重新转运分布到身体的其他组织器官，产生系统的健康效应［10］。而且，环境中的纳米颗粒由于具有较大的表面积而极易吸附大气中的有毒污染物，如多环芳烃等，被纳米颗粒吸附的有毒污染物可进一步对人和其他生物体产生毒性效应，还可能波及整个生物圈。纳米粒子对健康和环境的潜在风险涉及安全伦理和环境伦理的问题。安全不仅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安全更是伦理学必须考量的最基本的要素，因为安全既是人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的基本权利。离开了安全，人的其他权利和自由、尊严等也将无从谈起;而且，保障研究人员和工人在工作场所的生命和健康安全，也是国家和企业的基本责任。
2．平等与公正问题。首先，纳米技术的潜在利益和风险使得其风险与利益的分配，也面临着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伦理问题。纳米技术可能为技术发明家、企业家带来丰厚的利益，但也可能为研究者、受试者、生产者甚至消费者带来直接的和间接的健康风险，为公众带来环境风险。面对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冲突，应该优先考虑谁的利益?承担高风险的人是否应得到较高的回报?“如何分配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好处、风险和代价，就成为了我们时代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11］。其次，纳米技术的应用也可能加剧原有的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众所周知，“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导致了迅速扩大的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分布严重不均的“数字鸿沟”问题，并且加剧了原有的经济不平等、机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成为当今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纳米技术的发展也可能产生类似数字鸿沟的“纳米鸿沟”问题。比如，纳米技术在医学上的应用，使得疾病的预防、早期诊断和治疗成为可能。研究表明，在不久的将来，用基因芯片、蛋白质芯片组装成的纳米机器人，有可能通过血管进入人体以诊断疾病、携带DNA去更换或修复有缺陷的基因片段，也可以将携带纳米药物的芯片送入人体内，在外部加以导向，使药物集中到患处，更理想地提高药物疗效［12］。但是，这些技术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往往比较昂贵，大部分人可能只好望而却步，仅能被少数人使用。如何使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公正地享受到纳米技术的成果并避免可能受到的损害，是纳米技术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伦理问题。第三，纳米技术还有可能带来代内与代际、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平等与公正问题，尤其是可能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加大。能够支付纳米技术研究与发展巨额费用的国家，可能优先发现和利用纳米技术的研究成果，在国际舞台上便优先掌握了“话语权”。当然，也不能排除发达国家将有污染的、甚至有毒的纳米研究项目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可能。诸如此类的问题会使国际间的不平等恶化。此外，还存在为了当代利益发展纳米技术而提前利用了过多的自然资源或给后代造成众多污染等代际不公正现象。
3．自主与尊严问题。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理性之人的尊严来自于它的自主性，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决定。“大自然中的无理性者，它们不依靠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所以它们至多具有作为工具或手段的价值，因此我们称之为‘物’。反之，有理性者，被称为‘人’，这是因为人在本性上就是目的自身而存在，不能把他只当做‘物’看待。人是一个可尊敬的对象，这就表明我们不能随便对待他。”［1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中强调，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需要遵循本宣言所阐述的伦理原则，要尊重人的尊严。这包括自尊、享受别人尊重和尊重他人三个方面。在纳米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中，许多方面涉及人的自主与尊严问题。例如，纳米技术与认知科学相互渗透与融合，可以揭示人脑的工作机制，利用纳米药物可以增强人的认知能力或治疗某些脑神经与认知方面的缺陷。但是，如果利用这些研究成果控制人的思维、干扰人的决定，则侵犯了人的自、漠视人的尊严。再者，如果将能够随时获取他人信息的纳米电子芯片等极微小的纳米器件，毫不被人察觉地嵌入他人衣服或皮肤里，则不仅窃取了他人的隐私，更贬损了他人的尊严。又如，纳米基因工程不仅能够治疗遗传病，而且能够改变生殖细胞基因以达到治疗或增强后代的目的。但是，不论父母的主观意愿是否善良，这种行为确实忽视了子女的自主与尊严。而诸如赛博格(Cyborg)、生命产品(Biofact)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模糊人与机器、生命体与人工产品之间的界限，使得我们关于人与自然的基本概念发生动摇，什么是人、什么是自然等问题将变得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
纳米伦理的特征与评估
纳米技术的中介性和不确定性特征不仅使纳米技术可能引起一系列的伦理问题，而且也使得这些伦理问题展现出共同的伦理特征:可能性、整合性和前瞻性。这使得即时性、跨学科性、预警性评估成为应对纳米伦理的关键。
1．可能性特征与即时评估。纳米技术可能引起的伦理问题包括两个部分，其中有些是现实的，比如纳米粒子对安全和健康造成的影响;有些还是潜在的、未来的甚至含有推测性特征，比如有关纳米机器人的自我复制问题，但这绝不等于说这种推测完全是无中生有。纳米伦理不仅关注现实的纳米伦理问题，也关注未来的和潜在的伦理问题，目的是在纳米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初期就参与到纳米技术的构建中。事实上，技术的发展并不是由技术本身或者技术专家们所能决定的。如果有怎样的技术就会有怎样的未来，那么，我们就有权利选择技术、选择和构建未来。因此，纳米伦理必须关注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性成为纳米伦理的一个重要特征。鉴于纳米技术发展的可能性、阶段性和动态性特征，对纳米技术应该采取即时评估的研究方法，以适时地、动态地评估纳米技术研究发展与应用各个阶段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在目前纳米技术的开发时期，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实验室和工作场所的安全伦理问题，包括工人对所从事的纳米技术风险的知情权问题，建立健全工人的健康保险制度的问题，以及工作场所的通风、检测和预警机制等制度问题。其次，在纳米药物和利用纳米技术进行的检测中，即时评估纳米粒子在人体的生物学效应和对人体整体的影响，以确保纳米用药和检测的安全。
随着科技实践的深化，伦理价值的悖论逐渐产生,这是作为“人为的”和“为人的”科技实践价值与人类对于真理不断追求之间形成的矛盾产物。“科学要解决‘是’的问题,探寻客观世界的真理与规律；而伦理学要解决‘应当’的问题,探讨事物的价值和善恶”[2]。因此，科技发展与伦理价值的关系问题在现代社会也日益凸显。
1.高科技的伦理风险。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高科技的风险和伦理危机日益凸显，人们的理论思维和伦理观念随之改变，科学界、学术界震感强烈。“伦理风险是指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方面由于正面或负面影响可能产生不确定事件或条件，尤指其产生的不确定的伦理负效应，诸如伦理关系失调、社会失序、机制失控、人们行为失范、心理失衡等等。一旦这种负效应产生，将会给人——自然——社会这一复杂系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科技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资源环境危机，消费主义扩张，人性的扭曲，科技造假等,尤其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的迅猛发展,更是带来一系列科技忧患，严重威胁了人类自身的安全。此外，从事科技活动的当事人，尤其是科技人才对于利益的不同考虑和追求，往往既可能为人类造福，也可能满足了某些人的邪恶需要，作为不可回避的蝴蝶效应，高科技的伦理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其一，客观伦理风险和主观伦理风险。由于高科技活动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局限性，高科技的伦理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可以在科技活动后根据高科技所产生的善恶、正负两重效应的客观结果来界定和衡量其伦理风险，具体可细分为“高正效应”与“高负效应”，“低正效应”与“低负效应”，“高正效应”与“低负效应”及“低正效应”与“高负效应”。因此，科技人才在面对许多根据客观结果来确定的伦理风险时，须在科技实践活动中权衡善恶利弊，对其风险和负效应进行判断、预测和道德选择，这就属于主观伦理风险，在面对无法避免的客观伦理风险时，每个科技工作者，乃至每个人都要在遵循客观规律和事实的基础上认知其对风险的承受力和应对力等，在某种意义上主观伦理风险既是客观伦理风险的诱因，也受到客观伦理风险的制约。其二，必然伦理风险和偶然伦理风险。高科技的必然伦理风险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系统伦理风险，关涉到高科技活动的主体、客体，以及科技成果的研发、制造和运用等各个环节，如基因工程技术虽然可以通过细胞复制来制造人们需要的器官，却威胁着人们的隐私和人类和平；网络技术虽然改变和塑造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却干涉到人们的私生活，造成一些人的道德冷漠和情感疏远；航天技术虽然不断开拓着地球外文明，却容易造成外太空污染或是流于军事竞演的异化境地；核技术的开放利用虽然增强了国家军事和国防力量，却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高科技的偶然伦理风险属于非系统的紊乱的伦理风险，一般由科技实践全过程中某些独特事件引发，微妙地影响着人-自然-社会整体系统中的某些环节。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贝尔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风险社会：走向新的现代性》一书中就指出了生产力的过度发展给社会带来诸多黑暗面，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总是无法排除其干预活动之后“未知和意外的结果”。其三，高科技的伦理风险还可以包含个体伦理风险和群体伦理风险，由于在人-自然-社会的大循环中，各种物质和精神因素纵横交错、此消彼长地影响着人类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发展，因此对于高科技的伦理风险，高科技活动主体的伦理道德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2.全球化视野中的科学技术及其伦理悖论。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随着中外频繁的科技、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与对话，全球科技竞争加剧，人类不同群体间物质和精神的交流走出传统生活模式和日常基础消费等实用层面的围城，编织成一张密集、复杂的世界网络，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同国家、种族、宗教和地区的人们突破了地域和语言等限制，在精神世界发生越来越多的交流和碰撞，文化全球化现象引起了全人类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全球化视野下最为凸显的是科学技术与资源环境的悖论。科技总是在一定的“伦理场”中发挥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科技发展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使人类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力度加大，“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们没有能力在长江三峡建电站，到90年代，我们有能力建了，于是不久就在三峡建了电站；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类没有能力登上月球，到60年代，人类有能力登上月球了，于是就登上了月球；人类现在还没有能力登上火星，但正努力获得这种能力，一旦有了这种能力，就会登上火星……人们相信，人类的能力越强，在自然中的自由就越多。科技在不断增强我们的能力，现有的科技水平，就是我们征服自然之自由的暂时的限度。发展科技，扩大我们征服自然物的能力，就能不断扩大我们征服自然的自由，这种扩大自由的趋势是无限的”。但是，资源与能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日益恶化，生态的日趋失衡，使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愈加紧张，全球性的资源环境危机一点一点将人们带入空前危险的深渊。随着人类对大自然不断地挥霍，地球承载能力开始饱和，生态系统渐渐面临崩溃，稀有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气候变幻莫测……人类对自然和社会征服力的扩张愈发导致环境的恶化和伦理的隐退。另一方面，全球化视野下还凸显了科学技术在国家、民族和地区间，在文化磨合与碰撞中引发的伦理对抗和冲击，“在文化碰撞与磨合的过程中，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有时是非常尖锐的，特别是在一些闭塞与落后地区，在传统思想比较禁锢的地区，文化上的冲突表现得尤为激烈，有时甚至会引发一场战争。”“文明共生”必然伴随“文明冲突”，“文明冲突”也包含了“文明共生”，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事物总是包含着矛盾，又扮演着矛盾的一方，在曲折中发展与前进。因此，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发展的背景下，科技发展带来的物质进步或退化以及精神世界的交汇融合或对抗、独立不断彰显了个体对文化尊严的归属、认同与多元化文明共同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其深层次问题是人与人伦理关系的紧张以及对价值世界的关注和颠覆。
二、科学技术的伦理转向
为避免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风险和伦理风险，人们开始对科学技术进行新一轮反思。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指出了科学与人文统一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活动这一基本形式中，因此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力，相应地，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科技进步推动和影响了伦理道德的发展，而伦理道德也会对科技发展产生推动或阻碍作用，因而在征服自然和社会的同时，人类应当自觉肩负起保护自然和社会的责任，重视科技伦理，树立积极、正确的科技伦理原则与规范，进而推动科技与伦理的协调发展，并努力实现社会每个人的全面发展。
1.科学技术与人的伦理存在。科学技术想要与时代接轨，必须认真思考科学家的伦理道德问题，科学家伦理要为社会发展服务，也必须思考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因此，科技与伦理关系的最终归宿还是科学技术与人的伦理存在问题。首先，科学共同体应自觉承担道德责任。科技是一种社会建制，所有的科技从业者，尤其是科技人才，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分工协作的社会体系，这个小社会就是“科学家群体”，更确切地说是有相同范式的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的集合——科学共同体。科技人才的社会责任任重道远，宏观上理解，这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责任，涵盖了以学习、培训、进修、学术交流和各类科学实验为基础，对自身科学专业素养不断打磨和提升的本职责任；对公众进行科技教育,对社会各界人士产生影响,让他们了解科学的正负效应，使人们能够尽可能把科技成果应用于合情、合理、合法的，利于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和平事业的责任；积极主动进行利于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各项科学研究，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责任；使知识和技术合理分配，科技人才研究项目合理分配，从而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责任；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在工作中竭尽全力，学习和掌握国外先进技术同时，把祖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圆强国之梦，并为世界科技发展、和平努力贡献自己力量的义不容辞的责任等，“一句话，科学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等问题有了紧密联系时，科学家就不得不考虑科学的社会责任了”。另外，科学共同体的责任不仅是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的责任，还包括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整体的责任伦理问题。这种责任伦理既不是离开个人社会角色的宏观、抽象的伦理范畴，也不是仅仅研究个人职业道德和家庭职责的微观、具象的责任范畴；这种责任伦理既不能跨越全社会的普遍道德底线，又应有助于促进科技发展和科技目标的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道德责任的内在体现。在人们价值理念多元化和不断交融的今天，科技人才要时刻以伦理智慧引导科技理性，变被动责任为主动责任，慎重地从事科研工作，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伦理认知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努力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素养并言传身教，为社会提供良好示范，克服科技时代中人的分裂，让被遗忘的伦理价值回归。其次，科技伦理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人才继续不断地进行科技实践和科技创新，毋庸置疑，科技人才的科技创新会对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随之而来的科技人才科技创新的伦理困境和不确定性，也为人们敲响了警钟。有学者指出：“在创新的价值评估上，仅仅将分析视角放在创新主体的价值准则上也是不太全面的，它无助于深刻地认识这些创新的伦理问题。在宏观的层次上把对一般创新行为的整体性评估也包括进去，不失为一种全面审视创新的一个有意义的方法。”因此，我们需要把目光同样关注在科学家和科技人才之外的企业、政府和社会大众等方方面面，最终找到科技和道德能同时发挥最大优势作用的理想临界地带。再次，作为具备独特创造能力并能客观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技人才来说，在积极发挥个人智慧和集体智慧的同时，也要避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科技是人的产物，伦理是关于人与人的规范，科技伦理的兴起正是由于人们对自身的关注对科技伦理构成了威胁，科技伦理的发展也正是由于人们在科技实践中自发地进行趋利避害，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伦理原则，因此，在发展科技，建设科技伦理体系的过程中，要时刻避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并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行理性地审视和慎重地扬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为起点，对理性智慧过分推崇，并形成盲目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因此，科技实践在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和勇于创新的道路同时，其伦理的发展特点也应当是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兼顾人类自身与顺应科技、自然、社会等外部机制的运作规律的。我们应当具有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博怀，以更完善的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向更“善”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更宽广的胸怀和更全面的科技伦理道德，去发展科技，造福人类。
关键词：科技伦理；文化体制改革；科学技术；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229-02
一、科技伦理建设对科技自身发展的规范和促进，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中国的文化实力
科技伦理建设的水平决定着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决定着科技成果的应用取向，也决定着科技进步的速度与质量。加强科技伦理建设，首先可以维护崇高的科学精神，科学作为最先进的生产力，其精神也必然地催生出高于时代的其他文化因素，在完善科学本身的同时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和价值标准，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次可以在技术层面最大限度地克服功利性，使技术的发明、创新和使用对自然负责，尊重和保护未来人类及未来世界的尊严和权利，使其符合自然规律和人类的最终目的[1]。最后在上述两个前提下，科技伦理必然成为科技发展与进步的助推剂和催化剂，在保证科技发展的合目的性的同时稳步提升速度和质量，使其最终造福于人类的千秋万代。
科技伦理对科技自身发展的规范和促进不言而喻，而科技进步对于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作用，也早已成为一种共识。需要指出的是，科技伦理建设对于文化实力提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对科技进步的促进这一中介变量来实现的。这是一个文化竞争日趋激烈、文化融合日趋加强、文化发展日趋提速的时代。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危机日益成为发展道路上不可不逾越、不可不面对的一道障碍。因此调动全社会、各学科的积极力量推动文化发展，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科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科技伦理作为科技文化系统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其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自然不容忽视。
二、科技伦理建设对社会道德的贡献和提升，有利于提高当代中国的文化魅力
科技伦理问题从本质上讲是道德问题，是社会道德和人类道德的结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本质隶属于文化的观念层，是一种文化现象和问题。科技伦理对社会道德的贡献和提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技伦理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使人类在利用其科技文明成果的同时顾及自然的承受能力，使人类清醒地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二是科技伦理维护传统的人际关系秩序，避免人类对科技成果的滥用损害人类传统的婚姻、家庭等伦理关系，避免破坏人类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平衡。三是科技伦理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尤其是网络时代科技伦理在维护个人隐私、网络安全、主体意识等方面作用重大。四是科技伦理对人类军事生命道德的制约与提升，避免高科技武器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人类生命的破坏和亵渎。五是科技伦理规范科研人员的行为，以道德的力量提升科技研究的价值标准。
道德魅力是文化魅力的集中体现。人的“超我”意识的存在是区别人与非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当代中国社会，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2]。道德是人类的精神领地，也是人类思想防线的最后一环。社会也是如此，一个社会的道德意识必然决定其发展的能力与潜力。当代中国对社会道德的呼唤已十分迫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立首先必须解决好道德建设的基本问题。科技伦理建设对社会道德的提升，必将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产生长远而深刻的积极作用。
三、科技伦理建设对文化创新的促进与推动，有利于增强当代中国的文化活力
科技伦理建设对文化创新的作用机制，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技伦理建设推动科技自身的进步与发展，科技的进步必然为文化创新提供更多、更好和更完善的器物、制度和观念保障，尤其是在器物层面，科技成果的不断革新为许多现代文化产业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尤其是现代传媒业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网络技术及工具的广泛应用。二是科技伦理维护科学精神，制造有利于提升人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的文化因素，为文化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多重网络社交模式的开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类对现代科学精神催生出的多元文化的思考。三是科技伦理对科技发展的价值引导也将渗透到文化创新领域，使文化创新真正有益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存在着文化僵化的风险与挑战，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非理性回归、对当代文化的自信缺失以及对外来文化的过度依赖等方面。缺乏文化自信的结果便是丧失文化创新的能力和欲望。消极的文化等待策略必将陷入文化虚无的危险境地，给未来发展埋下隐患。文化创新的重点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形式之于内涵的表征作用。科技伦理建设之于文化创新的意义，也正在于提升文化创新的内涵力及其形式的有效性，进而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使人民在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同时感受到社会主义的无限生机。
四、科技伦理建设对文化融合的促进与推动，有利于增强当代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首先，科技伦理建设所倡导的，是在科技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遵循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追求，即一种普世价值。因此科技伦理的建设过程，也是中国的科学文化与世界科学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性合作框架协议，都是基于这样的科学文化融合所达成的协调一致。其次，科技伦理建设所形成的一整套规则规范体系的广泛适用，也从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促进了科学文化的融合。最后，科技伦理内在性地要求在文化方面，科学家本着互相尊重的态度，尽量理解他人的文化而淡化自己原有的文化信条，以融合不同文化形态，达成共识。只有这样，才能在和谐研究的氛围中通力合作，圆满完成课题的研究[3]。
在世界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全球化融合都已成为大势所趋。融合的过程必然性地产生竞争，在文化领域发扬自主文化的独特魅力十分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对人类普世价值的维护与继承。科技伦理建设正是从这一方面为当代中国文化注入更多的普适性因子，以增强其吸引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五、科技伦理建设对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强化，有利于充分展现当代中国的文化魔力
科技伦理建设水映了一个民族的道德建设水平、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和国民的综合素质。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利用方式，反映出人类改造世界的方式，进而也能反映出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对人、自然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态度。人们之所以崇敬爱因斯坦，不仅是因为他的智慧与成功，而更大程度上是人们对其科学精神的崇尚。爱因斯坦把自己归为拥有消极和积极两种动机的科学家，消极的动机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积极的动机是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描绘出一幅简化和容易领悟的世界图景，渴望看到一种先定的和谐，这种渴望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4]。当科学家的世界里不见了自己，不见了金钱，那么科学便会因其而伟大，其也会因伟大而更加科学。这便是科技伦理建设所追求的科学王国的美丽图景，在这里一切都充满了魔力，因为伟大与科学的界限已经模糊，人类的发展将在自然的无意识过程中实现飞跃。
科技伦理建设的最终目标，便是实现正确价值观对科学技术的引导，使其健康发展。这与国家和民族精神的作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前者是后者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具体化、实践化。科技伦理建设本质上也是对崇高精神的追求并将其应用于科技实践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伦理建设作为国家和民族精神的一种具体手段，对客观的科学技术产生影响，科学技术作用于社会发展的物质结构，经过社会物质结构将这种影响渗透到社会的精神和文化层面，最终使科技伦理建设自身产生效果反馈，对国家和民族精神产生相应的影响。科技伦理建设对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强化过程固然长期而复杂，但却无时无刻不在身边发生着，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自然不可小窥。
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是绝不会长久的，所以文化的根本作用，在于确立一种稳固、高尚而又切合人民心理需求的信仰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目的也正在于此。一个信仰坚定的社会，却总能依靠团结的人民力量创造出发展的奇迹，这也便是文化魔力之精髓所在。回顾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两弹一星”的卓越科技成就，回顾老女排五连冠的传奇故事，无处不闪烁着信仰的光芒，无处不体现出文化的魔力。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缺失，归根结底是信仰的缺失，甚至是价值观的扭曲所导致的信仰歪曲。一个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建设，首要的是离不开一个信仰中国的确立，而科技伦理建设在其中也必然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黄顺基.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2011.
一、科技伦理建设对科技自http://身发展的规范和促进，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中国的文化实力
科技伦理建设的水平决定着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决定着科技成果的应用取向，也决定着科技进步的速度与质量。加强科技伦理建设，首先可以维护崇高的科学精神，科学作为最先进的生产力，其精神也必然地催生出高于时代的其他文化因素，在完善科学本身的同时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和价值标准，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次可以在技术层面最大限度地克服功利性，使技术的发明、创新和使用对自然负责，尊重和保护未来人类及未来世界的尊严和权利，使其符合自然规律和人类的最终目的[1]。最后在上述两个前提下，科技伦理必然成为科技发展与进步的助推剂和催化剂，在保证科技发展的合目的性的同时稳步提升速度和质量，使其最终造福于人类的千秋万代。
科技伦理对科技自身发展的规范和促进不言而喻，而科技进步对于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作用，也早已成为一种共识。需要指出的是，科技伦理建设对于文化实力提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对科技进步的促进这一中介变量来实现的。这是一个文化竞争日趋激烈、文化融合日趋加强、文化发展日趋提速的时代。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危机日益成为发展道路上不可不逾越、不可不面对的一道障碍。因此调动全社会、各学科的积极力量推动文化发展，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科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科技伦理作为科技文化系统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其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自然不容忽视。
二、科技伦理建设对社会道德的贡献和提升，有利于提高当代中国的文化魅力
科技伦理问题从本质上讲是道德问题，是社会道德和人类道德的结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本质隶属于文化的观念层，是一种文化现象和问题。科技伦理对社会道德的贡献和提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技伦理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使人类在利用其科技文明成果的同时顾及自然的承受能力，使人类清醒地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二是科技伦理维护传统的人际关系秩序，避免人类对科技成果的滥用损害人类传统的婚姻、家庭等伦理关系，避免破坏人类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平衡。三是科技伦理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尤其是网络时代科技伦理在维护个人隐私、网络安全、主体意识等方面作用重大。四是科技伦理对人类军事生命道德的制约与提升，避免高科技武器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人类生命的破坏和亵渎。五是科技伦理规范科研人员的行为，以道德的力量提升科技研究的价值标准。
道德魅力是文化魅力的集中体现。人的“超我”意识的存在是区别人与非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当代中国社会，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2]。道德是人类的精神领地，也是人类思想防线的最后一环。社会也是如此，一个社会的道德意识必然决定其发展的能力与潜力。当代中国对社会道德的呼唤已十分迫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立首先必须解决好道德建设的基本问题。科技伦理建设对社会道德的提升，必将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产生长远而深刻的积极作用。
三、科技伦理建设对文化创新的促进与推动，有利于增强当代中国的文化活力
科技伦理建设对文化创新的作用机制，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技伦理建设推动科技自身的进步与发展，科技的进步必然为文化创新提供更多、更好和更完善的器物、制度和观念保障，尤其是在器物层面，科技成果的不断革新为许多现代文化产业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尤其是现代传媒业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网络技术及工具的广泛应用。二是科技伦理维护科学精神，制造有利于提升人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的文化因素，为文化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多重网络社交模式的开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类对现代科学精神催生出的多元文化的思考。三是科技伦理对科技发展的价值引导也将渗透到文化创新领域，使文化创新真正有益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存在着文化僵化的风险与挑战，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非理性回归、对当代文化的自信缺失以及对外来文化的过度依赖等方面。缺乏文化自信的结果便是丧失文化创新的能力和欲望。消极的文化等待策略必将陷入文化虚无的危险境地，给未来发展埋下隐患。文化创新的重点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形式之于内涵的表征作用。科技伦理建设之于文化创新的意义，也正在于提升文化创新的内涵力及其形式的有效性，进而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使人民在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同时感受到社会主义的无限生机。
四、科技伦理建设对文化融合的促进与推动，有利于增强当代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首先，科技伦理建设所倡导的，是在科技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遵循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追求，即一种普世价值。因此科技伦理的建设过程，也是中国的科学文化与世界科学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性合作框架协议，都是基于这样的科学文化融合所达成的协调一致。其次，科技伦理建设所形成的一整套规则规范体系的广泛适用，也从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促进了科学文化的融合。最后，科技伦理内在性地要求在文化方面，科学家本着互相尊重的态度，尽量理解他人的文化而淡化自己原有的文化信条，以融合不同文化形态，达成共识。只有这样，才能在和谐研究的氛围中通力合作，圆满完成课题的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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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全球化融合都已成为大势所趋。融合的过程必然性地产生竞争，在文化领域发扬自主文化的独特魅力十分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对人类普世价值的维护与继承。科技伦理建设正是从这一方面为当代中国文化注入更多的普适性因子，以增强其吸引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五、科技伦理建设对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强化，有利于充分展现当代中国的文化魔力
科技伦理建设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道德建设水平、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和国民的综合素质。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利用方式，反映出人类改造世界的方式，进而也能反映出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对人、自然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态度。人们之所以崇敬爱因斯坦，不仅是因为他的智慧与成功，而更大程度上是人们对其科学精神的崇尚。爱因斯坦把自己归为拥有消极和积极两种动机的科学家，消极的动机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积极的动机是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描绘出一幅简化和容易领悟的世界图景，渴望看到一种先定的和谐，这种渴望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4]。当科学家的世界里不见了自己，不见了金钱，那么科学便会因其而伟大，其也会因伟大而更加科学。这便是科技伦理建设所追求的科学王国的美丽图景，在这里一切都充满了魔力，因为伟大与科学的界限已经模糊，人类的发展将在自然的无意识过程中实现飞跃。
现代科技的过分张扬，形成了技术理性对自然、社会及人类本身的霸权统治，从而将现代人逼近生存的死胡同。正是在对现代科技发展观念进行解构的基础上，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将哲学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理性反思与应用伦理学对科技发展的规范性要求统一起来，力图建构一种新型的面向未来的新的科技伦理。
一方面，后现代科技伦理观主张科学技术发展应重拾其社会历史维度。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科学技术异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垄断是其主要原因。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产物，是在社会历史中逐渐发展、强大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技术理性的力量不断得到彰显，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人对科技依赖性的不断增强，技术的支配作用也越发强大，自然成为技术的资源库、材料库和能源库，其结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恶化。不仅如此，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连人也未能幸免，成为技术作用的对象和材料，人的价值遭到技术的忽略，其结果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冲突。人或社会历史维度的缺失导致了技术与人及社会的分离，使技术成为独立于人和社会之外的垄断力量。海德格尔曾经对此进行过深刻分析，他将技术称之为“座架”，并指出：座架不是什么技术因素，不是什么机械的东西，它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这种解蔽方式就是现代人的不可回避的生存方式。座架概念表明技术将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的意义剥离开来并导致对生存意义的遮蔽。这正是造成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根源所在。后现代科技伦理正是抓住这一关键之处，主张重拾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历史维度，强调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作为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成果的科技和人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自然具有其社会历史性。所以，科技不仅要关注人的存在方式，更应关心人的生存意义。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就是要从人的终极意义上的救赎与解放的维度，要求科技去思考如何更好的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将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作为科技发展的追求与原则。
另一方能，后现代科技伦理观主张以“提升人的生存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科技发展的合法性根据。承认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是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反思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前提。科技的异化并不能否定科技本身。技术是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对技术的否定就是对人自身的否定。因此，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强调彰显伦理对科技发展的引导和规范作用，目的就是努力寻找科技发展的合理性形式，重新赋予科技存在的合法性根据。未来科技的发展应该告别过去单纯追求技术的任意扩张和垄断的发展理念，将提升人的生存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作为衡量科技发展是否合理的价值标准。后现代科技伦理观正是秉承这一使命，努力研究和发掘新的伦理形式，强调将自然的价值、技术价值、人的生存价值等诸多价值因素纳入科技发展之中，用伦理的力量校正科技异化，限制技术理性的扩张，通过对科技发展的伦理考评促进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促进科技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二、后现代科技伦理观的时代价值
论文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科学伦理；历史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延续时问最长的一个学派”一，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谱系和敏锐甚至激进的批判基调呈现在世人面前，吸引和汇聚了一大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和解读，并由此形成了一道异彩纷呈、错落有致的理论景观。然而，就科学伦理学研究而言，从迄今可查的文献来看，以往关于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主要代表人物的科学伦理思想的人头式总体评述居多，但专门从科学伦理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并且对整个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进行总体把握和深入挖掘的著作并不多见。而陈爱华教授历经八载、几易其稿而最终出炉的新作《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以下简称《历史逻辑》)，正是对这一巨大学术空白的填补。
陈爱华教授长期致力于科学伦理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此书之前已经陆续出版了《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生长》和《科学与人文的契合——科学伦理精神历史生成》两部科学伦理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同时，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等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具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和丰富的写作经验。与前两部专著相比，《历史逻辑》这部46万多字的专著．在秉承其“论从史出”一贯风格的基础上，立足于科学伦理学，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科学伦理观的思想来源、内涵、历史演进及其伦理价值作了有力的透视，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地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清晰地剖析在读者面前，为我们透彻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中的三次批判的理论高峰、三次批判理论指向的转折和三大科学伦理理论的建构以及其理论特质、理论局限性和当代价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历史向度。该书立意新颖，气势恢弘，观点鲜明，内涵丰富，层次清晰，论述翔实，整体来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史论结合。著者在阐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并没有拘泥于一般学术史著作的历史叙述写作样式，而是在解读与此发展历程、思想来源相关的文本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力求将史与论、微观与宏观、流派脉络与思想逻辑、思想家著述与时代状况等要素融会贯通起来，通过比较完整的史料梳理，阐释和分析该学派在批判理论视阈中从对理性的伦理批判，到科学社会功能的伦理批判，再到自然观的伦理批判的科学伦理思想层层演进的理论逻辑及其伦理价值，生动地刻画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生长流变的历史图像和内在逻辑。这一点在该书的第三篇《批判的理性伦理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该篇中，在论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生成之时，著者是在传统理性观和批判理性观的历史对比中，从揭示批判理性观的伦理问题式与历史上黑格尔的理性伦理观和辩证法、韦伯的理性观、卢卡奇的物化论和科学伦理观以及同时代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哲学家的思想如海德格尔在《世界图象的时代》、《科学与沉思》、《技术的追问》中具有科学伦理意蕴的问题和理论之间的多重渊源关系出发，来展开论述该学派是如何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和如何确立反实证主义伦理观的。在著者深厚的学术功底的支持下，史论结合的写作手法不仅使读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源流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使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论述同时拥有了历史的厚度和理论的高度两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也为后面两篇《批判的科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应该说，正是这种以史立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使该书的历史和逻辑线索清晰可见且相得益彰，理论创新有根有据而不显突兀，从而有别于一般的流派史学论著。
第二，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全新研究范式的建构相结合。在该书中，著者对马克思有关的经典著作如三部手稿《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科学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然伦理观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资料性的简单评述和引用阶段，而是在深刻透视和洞悉这些作为解读构架而存在的哲学文化视域的前提下，以此构建的特定历史语境为历史支援性背景，再以驾驭型的哲学话语真正进入言说者语境，由此试图准确把握论说对象的深层“问题式”，将之融入到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论述之中。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伦理学的“对接”和嫁接工作，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该书“出入文本”的特色，毫不夸张地说，著者对经典文本的精耕细作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具有原创意义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主题下，著者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实际上表明该书中隐含着一条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对比线索。事实上，著者在该书中不仅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比和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视阈中的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异质性，而且在总结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得失时，也是结合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进行的。如著者在论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哲学倾向与理论局限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伦理观的理论前提是基于一种批判理性与人文主义结合的伦理悬设，而不是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依据客观历史的自身发展，结果导致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呈现出只注重伦理的批判或理性的批判的特质，没有充分意识到扬弃和消除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的最终根据并不是在于是否确立了批判理性的权威，而是制约和决定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发展的更高的历史规律，从而造成了他们批判的伦理观的不足之处和与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相异之处。由此可见，著者将经典文本解读与自身体系建构相结合，在这两个重要的理论前提上搭建了一个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研究的基础性科学平台，将经典文本转换成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不仅使该书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的分析和论述超越了就史论史的做法。而且使文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得到思想的拓展，富有科学性与创见性。
第三，学理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对来自域外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研究，只有能够出入其中而义能够超出其外，才能真正理解文化他者并与之展开积极的创造性对话；对于任何形式的哲学和伦理学研究而言，只有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才不至于将自己的研究沦为“空中楼阁”式的砌筑。否则，研究者很容易沉迷于异域他乡的文化和自己“头脑中的制作”而无法自醒，成为异域文化和理论创作的精神。在该书的《批判的科技——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这两篇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著者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一面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一面急切地借此研究解构“科学中立说”和寻求消除科学技术对人、自然与社会等多方面的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的现实焦虑和历史使命感。正如著者在该书导言部分所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后工业社会的科学伦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科学伦理问题，但是环境的伦理问题、生态的伦理问题、科学技术成果的和平利用的伦理问题、生物医学的伦理问题、信息与网络的伦理问题等等，已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科学伦理问题或研究的伦理热点问题。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是以发达工业社会(当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背景，从社会批判的理论视角对科学发展对社会的统治方式、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对自然的负效应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与批判，因而，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分析当代高新技术发展条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就是探索批判理论科学伦理思想历史逻辑的当代价值。”另外，著者在结论部分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对于协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和反思科学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具有重大的伦理价值，但其沿袭卢卡奇注重价值判断的传统，将对科学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事实及后果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引导出人们走出异化的怪圈，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大的失误。
论文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科学伦理；历史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延续时问最长的一个学派”一，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谱系和敏锐甚至激进的批判基调呈现在世人面前，吸引和汇聚了一大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和解读，并由此形成了一道异彩纷呈、错落有致的理论景观。然而，就科学伦理学研究而言，从迄今可查的文献来看，以往关于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主要代表人物的科学伦理思想的人头式总体评述居多，但专门从科学伦理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并且对整个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进行总体把握和深入挖掘的著作并不多见。而陈爱华教授历经八载、几易其稿而最终出炉的新作《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以下简称《历史逻辑》)，正是对这一巨大学术空白的填补。
陈爱华教授长期致力于科学伦理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此书之前已经陆续出版了《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生长》和《科学与人文的契合——科学伦理精神历史生成》两部科学伦理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同时，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等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具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和丰富的写作经验。与前两部专著相比，《历史逻辑》这部46万多字的专著．在秉承其“论从史出”一贯风格的基础上，立足于科学伦理学，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科学伦理观的思想来源、内涵、历史演进及其伦理价值作了有力的透视，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地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清晰地剖析在读者面前，为我们透彻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中的三次批判的理论高峰、三次批判理论指向的转折和三大科学伦理理论的建构以及其理论特质、理论局限性和当代价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历史向度。该书立意新颖，气势恢弘，观点鲜明，内涵丰富，层次清晰，论述翔实，整体来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史论结合。著者在阐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并没有拘泥于一般学术史著作的历史叙述写作样式，而是在解读与此发展历程、思想来源相关的文本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力求将史与论、微观与宏观、流派脉络与思想逻辑、思想家著述与时代状况等要素融会贯通起来，通过比较完整的史料梳理，阐释和分析该学派在批判理论视阈中从对理性的伦理批判，到科学社会功能的伦理批判，再到自然观的伦理批判的科学伦理思想层层演进的理论逻辑及其伦理价值，生动地刻画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生长流变的历史图像和内在逻辑。这一点在该书的第三篇《批判的理性伦理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该篇中，在论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生成之时，著者是在传统理性观和批判理性观的历史对比中，从揭示批判理性观的伦理问题式与历史上黑格尔的理性伦理观和辩证法、韦伯的理性观、卢卡奇的物化论和科学伦理观以及同时代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哲学家的思想如海德格尔在《世界图象的时代》、《科学与沉思》、《技术的追问》中具有科学伦理意蕴的问题和理论之间的多重渊源关系出发，来展开论述该学派是如何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和如何确立反实证主义伦理观的。在著者深厚的学术功底的支持下，史论结合的写作手法不仅使读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源流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使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论述同时拥有了历史的厚度和理论的高度两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也为后面两篇《批判的科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应该说，正是这种以史立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使该书的历史和逻辑线索清晰可见且相得益彰，理论创新有根有据而不显突兀，从而有别于一般的流派史学论著。
第二，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全新研究范式的建构相结合。在该书中，著者对马克思有关的经典著作如三部手稿《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科学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然伦理观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资料性的简单评述和引用阶段，而是在深刻透视和洞悉这些作为解读构架而存在的哲学文化视域的前提下，以此构建的特定历史语境为历史支援性背景，再以驾驭型的哲学话语真正进入言说者语境，由此试图准确把握论说对象的深层“问题式”，将之融入到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论述之中。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伦理学的“对接”和嫁接工作，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该书“出入文本”的特色，毫不夸张地说，著者对经典文本的精耕细作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具有原创意义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主题下，著者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实际上表明该书中隐含着一条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对比线索。事实上，著者在该书中不仅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比和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视阈中的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异质性，而且在总结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得失时，也是结合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进行的。如著者在论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哲学倾向与理论局限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伦理观的理论前提是基于一种批判理性与人文主义结合的伦理悬设，而不是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依据客观历史的自身发展，结果导致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呈现出只注重伦理的批判或理性的批判的特质，没有充分意识到扬弃和消除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的最终根据并不是在于是否确立了批判理性的权威，而是制约和决定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发展的更高的历史规律，从而造成了他们批判的伦理观的不足之处和与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相异之处。由此可见，著者将经典文本解读与自身体系建构相结合，在这两个重要的理论前提上搭建了一个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研究的基础性科学平台，将经典文本转换成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不仅使该书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的分析和论述超越了就史论史的做法。而且使文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得到思想的拓展，富有科学性与创见性。
第三，学理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对来自域外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研究，只有能够出入其中而义能够超出其外，才能真正理解文化他者并与之展开积极的创造性对话；对于任何形式的哲学和伦理学研究而言，只有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才不至于将自己的研究沦为“空中楼阁”式的砌筑。否则，研究者很容易沉迷于异域他乡的文化和自己“头脑中的制作”而无法自醒，成为异域文化和理论创作的精神。在该书的《批判的科技——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这两篇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著者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一面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一面急切地借此研究解构“科学中立说”和寻求消除科学技术对人、自然与社会等多方面的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的现实焦虑和历史使命感。正如著者在该书导言部分所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后工业社会的科学伦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科学伦理问题，但是环境的伦理问题、生态的伦理问题、科学技术成果的和平利用的伦理问题、生物医学的伦理问题、信息与网络的伦理问题等等，已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科学伦理问题或研究的伦理热点问题。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是以发达工业社会(当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背景，从社会批判的理论视角对科学发展对社会的统治方式、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对自然的负效应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与批判，因而，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分析当代高新技术发展条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就是探索批判理论科学伦理思想历史逻辑的当代价值。”另外，著者在结论部分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对于协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和反思科学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具有重大的伦理价值，但其沿袭卢卡奇注重价值判断的传统，将对科学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事实及后果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引导出人们走出异化的怪圈，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大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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