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传统武术;论文;科研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G85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 号:1007-3612(2009)06-00138-04
A Discussion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Wushu Scien tific Study Compared with Athletic Wushu
YING Juying
(Zhejiang Economic and Trade Polytechnic College, Hangzhou 3100 1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505 papers ontraditional Wushu and athletic Wushu retrieved from CNKI from 1998 to 2007 are a nalyzed and contrasted in respect of the annual tendency of change, fields of re search and types of research.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quantity of papers o n both traditional Wushu and athletic Wushu tends to be fluctuating and unbalanc ed.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Wushu is obviously lagged to the bas ic research. It points out that highlighting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achievingscientific skill and training is the key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Wus hu; Emphasis on the media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Wushu, seeking an appropriatecompetition system as well as descending traditional Wushu by school should befocuses of Wushu research.
Key words: traditional Wushu; paper; present situation of scientific stu dy; analysis
新世纪,“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成为时展的强音,在体育领域,更多的学者 将研究的视角锁定在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武术上,特别是受西方体育影响较小的传统武术。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以来,武术界一些学者就开始涉猎有关传统武术的问题,关于如何看待 传统武术,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对待传统武术,传统武术的路应该如何去走等一系列问题逐渐 成为武术科研的重点。众所周知,20世纪是以竞技体育为主的西方体育在整个世界蓬勃发展 的一个世纪,传统的中国武术虽然与西方竞技体育具有迥然相异的文化特色,但是,这并不 妨碍从其发展轨迹之中寻找一些可以借鉴之处。武术领域,受西方体育影响较深的竞技武术 的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系统的现代体育模式,本文将以竞技武术的科研 为参照物分析传统武术的科研现状,总结其成就和不足,从而寻找传统武术科研的方向与重 点。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在美国科学指标统计体系中,科技成果一般可分为三类:学术论文(以及专利)、用价值量表 达的成果和教育培训成果,其中学术论文(以及专利)为直接成果[1],据此,本文 对传统武 术和竞技武术的科研情况的比较主要以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本文主要选取了自1998年1月 到2007年12月10 a间有关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的文章。具体方法是应用计算机检索中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清华同方CNKI数据库) ,在检索项“题名”栏中分别先后输入检索词“传统武 术”和“竞技武术”,采用精确匹配方式,在选择查询范围时采用中图分类法――总目录、 教育与科学、综合体育,共检索出有关传统武术的论文348篇,有关竞技武术的论文242篇, 共计630篇。对检索出的文章全部下载,并进行初审,剔除不属于学术论文的文献以及重复 性研究,筛选出符合本研究标准的武术论文505篇。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分析对所收集的论文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进行分析:通过纵向的时间轴对比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 的科研情况,以分析传统武术科研的发展趋向;通过横向的研究领域、科研性质对比竞技武 术与传统武术的科研情况,分别将二者的研究进行了归类统计,旨在客观呈现当前二者的科 研状况。
1.2.2 数理统计 对收集的论文按不同标准分别进行分类,并进 行统计处理。
1.2.3 逻辑分析 对不同标准的统计结果进行分析论证。
2 结果与分析
2.1 近10 a来有关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研究的期刊论文数量及走势对比近10 a有关传统武术的学术论文共285篇,有关竞技武术的学术论文共240篇,具体数量分布 见表1,总体趋势见图1、图2。
从表1和图1、图2可以看出,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期刊论文基本逐步增加,从2004年开始急 剧增加,竞技武术的论文研究在2006年到达高峰,继而又快速回落。而传统武术研究则基本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也可以反映出当今武术科研的总体趋势,即:与社会大环境相适应, 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民族文化特色较浓的传统武术,半个世纪以来竞技武术一枝独秀的局面 将被打破,传统武术将再次取得武术发展的主导地位。为促使作为未来武术发展主流的传统 武术能够更好的发展,有必要对其目前的科研状况进行宏观分析,指出其成就与不足,从而 使更多的研究者整体把握其发展概况。
2.2 近10 a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期刊论文主要研究领域对比将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的论文按研究的主要侧重点进行分类,论文数量由高到低排列,具体 数量见表2、表3,主要分布见图3、图4。
由上可知,对两者的发展问题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这说明整个武术的发展相对西方 体育仍处在弱势地位,因此,武术发展一直是关心民族武术的学者们倍加关注的焦点。另外 ,对于竞技武术研究,技战术训练研究高居之最,而对传统武术这方面的研究相对十分薄弱 ,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是也是传统武术研究的重点。
2.3 近10 a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期刊论文科研性质对比分析按科研性质分类是各学科进行科研工作较为通用的一种分类方法,它便于明确研究课题的性 质,把握其研究成果的价值。按研究课题的性质,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关于基础研究 (basic research),我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刘大椿教授认为,“基础研究这种科学活动的主 要目的在于分析事物的性质、结构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事物所遵循的基本规律。 ”[2]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是指依据基础研究的成果,寻求解决实际 问题的方 法或途径的研究。[3]将所选武术论文按科研性质进行统计与分析,具体数量如表4 ,分布如图5、图6。
由以上可知,有关竞技武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对比较平衡,而传统武术的应用研 究明显滞后于基础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传统武术的实质性发展。
3 讨 论
3.1 武术科研的重心开始转向传统武术研究,其中关于文化与发展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由图1、图2中反映出来的传统武术研究逐年增多,竞技武术研究开始回落的趋势可知,传统 武术将逐步取代竞技武术在武术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逐渐成为武术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关于 传统武术的文化和发展研究。传统武术的发展研究成为焦点,是因为长期以来,传统武术一 直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况,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传统武术的文化研究成为热点,是因为社会 大环境的使然。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使中华民族一败再败,政治、经济、军事的落后使很多人 开始怀疑我们的文化。面对连续惨败的事实,处于极度自卑状态的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妄自菲 薄的心理,力图将中国发展的所有希望都寄托于西学。“西化”几乎成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 展的特征性标志。从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到的“砸烂孔家店”,再到改革开放后 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大发展,等等,西学的历史印迹无处不见,直到20世纪末,在很多 人心目中还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东方的圆”。
中国体育的发展也走了同样的道路。在西方强势体育的冲击下,继承发展了几千年传统文化 的庞大民族传统体育体系逐渐分崩离析,源流有序、自成体系的上百个武术拳种逐渐付之东 流。从近代一直到今天,西方体育在中国已遍地开花,奥运会――一个包含极少数东方体育 项目的体育盛会,一直左右着中国体育的发展。它一方面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东方体育,使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被挤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不知所措地发展。[4]我们的全运会基本以奥运会为指 针运转, 除武术之外没有一个民族体育项目,即使武术也做了大规模的精简,进行了近似完全西化式 的发展。作为武术一小部分竞技武术也一直在为进入奥运会而四处奔波祷告,一再削足适履 。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定事物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得以发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奥运会之所以能最终发展成世界性体育盛会, 是因为内外因都具备了。传统的中国武术之所以在20世纪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不是因为它们 无深邃价值,而是因为没有促使其发展推广的外部条件。[5]当外部条件具备了, 自然能够得到长足发展。
当历史的车轮走到21世纪,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条件逐渐具备。20世纪 末,面对片面“西化”,强调“竞争”带来的种种弊端,很多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以自然、和 谐、统一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逐渐认识到:经济落后并不代表文化落后。正如于均 刚在其博士论文中所述:“现代普遍流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仅适合经济领域 ,不适合文化领域”[6]。西方的强大有其先进制度的原因,也有其到处烧杀抢掠 而奠定了 雄厚的经济物质基础的原因。我们不否认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模式,但是我们更应看到自 身固有的先进文化。“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蓬勃发展的一个世纪”已经成为国内外众多专家 的预言。进入21世纪以来,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传统武术的发展真的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条件。
从统计结果看,近年来关于传统武术的文化与发展问题的研究比重最多,占到整个传统武术 研究的60%。其中,关于传统武术发展的研究之所以高踞传统武术研究之最,正因为武术界 众多学者看到了传统武术的发展契机;这种契机正是因为东方文化的再次兴盛而致,所以有 关传统武术的文化研究仅次于发展研究,成为传统武术研究位居第二的研究热点。
3.2 传统武术的研究领域极不均衡,纯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偏多,技术研究、应用研究偏 少,这是目前关于传统武术研究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比较而言,竞技武术论文中,基础研究略高于应用研究,比例相对持平,而传统武术论文中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例约为4:1,应用研究比重相对较少。应用研究的相对匮乏会使基 础研究始终停留在“认识世界”阶段,而不能在“改造世界”中发挥实际作用。只有加强传 统武术的应用研究,才能真正解决传统武术的具体实践问题,缩短传统武术科研的实践周期 ,加速传统武术科研的价值转化,加快传统武术的发展进程。
竞技武术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系统的现代体育模式,从运动员体能锻炼、教练员素养 、技战术训练、规则竞赛、以及产业化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系统的现代体育理论模式,在这 种情况下,其技战术研究仍然高居之最,这说明竞技武术研究已经逐步细化到深层。而传统 武术的研究极不均衡,其技术战术的研究仅占7%,与竞技武术技战术训练的论文比重65%相 比相差近10倍,近60%的研究集中在文化发展研究上。“重文化研究,轻技术研究”成为当 前传统武术科研领域的普遍现象。
传统的武术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它蕴含着极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学者 的精辟论证已经将传统武术定位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另有些学者的研究仅限于低层 次的从文化到文化的文字游戏,这种转换式的重复研究可能是受当前评职称过分要求论文数 量的影响,甚至部分文章毫无根据地天马行空,漫无边际,使本来还比较清晰的传统武术云 雾缭绕,令读者不知所云。低水平重复研究对传统武术的发展极为不利,这不仅会增加读者 的阅读负担,而且给传统武术蒙上一层过于玄虚的外壳,使人们难以准确把握。
在研究武术文化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武术这个文化载体比较特殊,它毕竟是一门以 运动技术为表征的人体文化,其文化的发展传播绝不能脱离技术载体,只有逐步完善技术研 究,通过技术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完成文化传播。面对众多西方体育的普及,传统武术庞 大的技术体系有待于系统化、科学化,只有寻求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技术体系,加强应 用领域的研究,才能切实落实传统武术的发展。因此,文化热后,对传统武术研究在注重文 化研究的同时,更要落实到技术层面,传统武术技术才是传统武术得以推广的载体。
3.3 在巩固理论研究、文化研究的同时,加强技术研究、应用研究,为传统武术寻找切实 有效的途径,是今后武术科研的重点目前的传统武术科研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对已有的文化研究进行归纳梳理,去粗存精,去伪存 真,并逐步过渡到技术领域的研究。在怎样的文化框架下进行传统武术的技术传承和传播, 使传统武术在传播过程中真正发挥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实际作用,应该成为今后 研究的重点。例如,对于青少年应该选取怎样的技术才能真正起到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 精神的作用;对于中年人应该通过哪类传统武术的哪类运动形式进行锻炼,才能使其通过锻 炼体会人生,在武术的和谐中寓对抗,对抗中求和谐的技术中感悟人生过程;对于老年人应 该以哪些内容为主,以什么样的技术标准进行锻炼,才能真正起到健身养生、延年益寿的目 的。只有这些实质性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传统武术的发展才有实质性进展。
对于传统武术的文化价值、教育价值说得再天花乱坠,若没有人学,没有人练,那也是徒劳 。要使更多的人喜欢传统武术,首先要让人们充分了解传统武术。在进行了上述技术的改革 研究后,借助媒体的力量,进行大力宣传,对传统武术发展会起到最直接的催化作用。有研 究表明:从2001年到2005年间,CCTV5对中国武术的关注程度极低,其所占份额还不足其总 量的1%,5年来对全国武术锦标赛的转播为0,作为普及教育的“跟我学”栏目对武术的传 播次数也为0。[7]凄凉的数字让我们震惊。人的观念要靠一种信息不断地、反复 地刺激人 的大脑才得以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对中国武术的遗忘和搁置,对西方体育的呵护和 热衷,将必然导致西方体育的中国盛行和中国武术的大众遗忘。[8]加强对相关的 传统的中国武术赛事的直播、转播,加强对武术教育价值的宣传,以进一步配合传承民族文化,弘扬 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是当今媒体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特别是对于国家媒体和主流媒体。只 有让人们充分认识和了解武术,才真正使武术在当今的社会大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于比赛与规则方面的研究,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论文的比重为2%和19%,巨大的悬殊应该 与竞技武术特有的竞赛功能有关,但竞赛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在传统武术的开展中同样必不 可少。比赛是拉动发展的最好方法,没有比赛,传统武术很难得到广大民众的关注。其发展 自然会失去应有的生机和活力。目前,有关传统武术竞赛的实践已经展开,比如很多省市举 办的世界传统武术节,但是应该采用怎样的竞赛方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竞赛仍然 基本采用竞技武术的竞赛方法,采用竞技武术套路的旧版本竞赛规则。如果按照这样的举办 方法进行下去,那么,随着比赛的逐步正规,参赛者水平的提高,这种竞赛将与现在的竞技 武术套路比赛无异,将无所谓传统武术与现代竞技武术之分,而统统成为现代竞技武术。加 强传统武术的竞赛研究应该成为其发展研究的一个方向。
在学校开展传统武术教学是传统武术普及的必由之路。学校是体育的摇篮,是原始、次原始 体育形态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载体。欧美的各种球类活动和日本的柔道和韩国的 跆拳道,都是以学校教育为中介完成改造。传统武术历来追求的修德塑人的教育目标恰恰是 当今青少年学生所需。面对跆拳道在中国校园如火如荼地开展,传统武术诸多不可替代的价 值如何才能得以实现,众多基础研究成果的价值如何得以转化?寻求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切 实可行的推广模式,将特色的文化建设的全新理念注入当今武术发展规划,以科学的文化发 展观指导武术的实践发展,使武术的发展科学化、规范化,加强传统武术的应用研究,是真 正落实传统武术的发展的有效途径。
4 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统计结果及分析论证可知,武术科研的重心正在逐步转向传统武术研究,与社会大环 境相适应,关于文化与发展问题成为传统武术研究的热点,这是值得欣喜的。但是,传统武 术的研究领域极不均衡,纯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偏多,技术研究、应用研究偏少,从而导致 其研究成果难以完成科研价值的实践转化,这是目前关于传统武术研究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 。
针对目前传统武术科研存在的问题,加强技术领域的改革,研究适合传统武术的比赛模式, 以学校为中介完成传统武术的传承,并充分利用媒体对其进行有力的宣传,使人们更好地了 解传统武术,应该成为今后传统武术科研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沈新尹.引文计量与基础研究成果评价[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6, 17(1):5-7.
[2] 刘大椿.科学活动论 互补方法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3] 郑旗.体育科研方法[M].北京:人们体育出版社,2006:19.
[4] 邱丕相,杨建营.从历史与现状探析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J].体育学刊,2008 ,(2):89-84.
[5] 杨建营.对比奥运竞技体育谈中国武术体系的未来发展[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 5,(1):50-53,77.
关键词：传统文化；近代科学；关系；发展
中图分类号：N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190-02
中国古代的许多科技成就，如四大发明，对东西方社会及整个人类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其中无不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挑战的同时，与之又不断地融合，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不过从明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科技逐渐走向下滑。作为科学技术生长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进行反思。
一、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科学的区别
近代科学探求自然规律的方式跟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1][2]。其一，跟传统中国文化一样，近代科学采用归纳法求得这些规律。其二，近代科学另外有一套思维的方式，是用逻辑的方法来推演的，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没有的。
传统中国文化怎样进行归纳呢？那就是思考。比如有名的王阳明“格”竹子：坐在那儿，看着竹子，脑子不断思考，希望能够了解到这个竹子的“理”是什么。这跟西方的近代科学精神是不一样的。近代科学的精神，是要把归纳法跟推演法结合起来，为研究基本的现象，你需要做一些实验。从这些现象和实验中，在一个很广但很浅的领域里提炼出一些规律性东西。这些规律性理论跟这些现象之间的关系，又是归纳的，又是推演的。因此，传统中国文化跟近代科学从精神上最主要的分别就在于：传统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以思考来归纳天人之一切为理，但缺少了推演和实验。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近代科学的益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代创造的文化的综合，它反映和代表了我们祖先的思想和智慧[3][4]。由于它已被中国社会长期认同，因此它对科学的影响全方位、多层次，同时也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精神归纳起来主要有“自然” “天人合一” “会通”等。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精神的出发点就是要人们“如实的认识自然，不要附加主观想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汉代王充的“天道自然”观。它并非要人们在自然面前无所事事，主张按照自然本身的结构和特点去认识它，在不伤害自然的前提下向自然索取人类的生活资料，这些“自然”观，充满着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密切关联，要客观地认识自然，然后利用自然的规律为人类服务[5]。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特点，主要强调要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协调发展。世界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共同组成的矛盾统一体，两者辩证统一。人类如果能够恰当把握与自然的关系，就能不断取得改造自然的成果。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如果被破坏，那么遭受自然的报复也就难以避免。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人类曾一度滥用改变自然的能力，迫使资源枯竭，物种消失，这一切促使人类反思并选择理性发展道路，维护生态协调，使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发展。因此，“天人合一”对当代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明显的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汉族为主体，各族人民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创造的。在创造过程中并非故步自封，而是不断学习各种文化体系的优点和长处，加以消化吸收丰富提高自己，这也形成了中华民族宽容的气质。这即是“会通”精神的含义，这对科学的进步起着直接或间接作用。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科学发展方面的弊端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政治伦理为本位，最为强调人伦。历代文人学士的“格物致知”，无不限于伦常之中，科举考试则更偏重于“为圣贤立言”的道德文章，远离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当古希腊科学家逐渐从哲学分化出来，有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时，中国的科学则还游弋在伦常的海洋中。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伦理修养，忽视自然科学研究，这阻碍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学非常重视直接观察和实际应用，但缺乏必要的科学实验。如李时珍为写《本草纲目》深入樵夫、猎人中间收集民间的药方，主要是直接的考察和现有经验的归集，但缺乏相应的科学实验和理论升华。即使有科学理论，也多进行描述性叙述，缺少严密的理论推理和论证，如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内容多为记述形式，缺乏理论思考。
对经验的重视，是中国思想千古以来的传统。前人的经验和生活模式，便是后人生活的基础；前人的所言所行，便是后人立身处世的准则。人们习惯于从前人的言行中去寻找标准。《墨子・非命上》中说：“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可以看出其高度重视前人的经验和功利，轻视对知识的追求和探索。也正因为此，在代表西方演绎思维的《名理探》传入我国之后，数百年间，“习者盖寡”，影响甚微。“中国的经验长梦”虽然使其在一些实用型、技术型的学科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它后来就停步不前了。因为，科学一旦走进理论的殿堂，“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由于中国古代科学长期局限于经验材料的记录、整理，因此就只有量的积累，而无质的飞跃[6-11]。正如哲学史家罗斑所说，“东方的科学在它存在的许多世纪之中，甚而至于和希腊科学接触之后，都从来没有超出实用的目标，或对细微末节的好奇心，以提高到纯粹的思辩和决定原理的阶段。”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偏重于在宏观上把握世界，从总体上观察和描述自然界、社会及人生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又忽视了事物本身要素、结构、关系等方面的深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中还主张通过内心的情感体验来把握事物。这种思维方式把科学限定在人的自我体验的狭小范围，淡漠了对自然本身的深入探讨和验证。各个朝代都自诩中国是“天朝”大国唯我独尊。这种内省而不外求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对外部优秀科学文化的学习。
四、中国传统文化对未来科技发展的启示
在五千年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大潮的双重夹击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碰撞和融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方面，新时代的中国显然仍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思索、判断和选择。
一方面，现代科技的思想基础可以取法中国古代哲人的某些思想。李约瑟就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科学中保存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当代西方有一些自然科学家已经把目光转向包括《道德经》《论语》和《周易》在内的中国古代典籍上。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价值理论和思维方式在推动未来科技的发展中可能会重新获得其生命力。
另一方面，在时代转折的新历史时期，要使未来科技不断发展，中国文化需要不断地开陈创新。新时期的中国不仅要引进科技成果， 更重要的是要吸取和消化科学精神、科学规范、科学方法。要吸取现代科学的优点，去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增强科学意识，构建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12]。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才能在创新中得到真正发展[13][14]。
李约瑟、卡普拉、普里高津等人都特别强调中国系统思想的现代科学价值， 中国的学者也越来越强调中国传统系统论思想对于当代科学整体化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在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发展规律，指导现实科技工作；而且其本身特有的理念和方法等也可以直接推动科技前沿的探索。我们应该重视并发挥中华民族文化的优势， 大力加强优秀民族文化的教育，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升华， 促进传统哲学和科学思想的研究， 探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特殊规律， 在新的世纪中，实现中国科技的历史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吴禾.传统文化与近代科学的求理方式之比较[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2）：137-139.
[2]陈方正.谈科学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自然辨证法研究，2015（6）：3-8.
[3]王渝生. 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发展[J]. 传承，2012（9）： 82-85.
[4]杨长春.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J].琼州大学学报，2004（6）：74-75.
[5]余卓群.从科学发展观视觉看中华传统文化[J].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12（12）：16.
[6]李斌全，郑伟建. 论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科学的发展[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89（5）：50-52.
[7]孙岩.李约瑟难题与文化基因移植[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9-22.
[8]乌尼日，何华青. 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解读“李约瑟难题”[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83-85.
[9]孙小淳，储姗姗.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对科学起阻碍作用吗？[J].科学文化评论，2011（2）：97-116.
[10]余静.中国文化背景中的科技现代化[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45-48.
[11]宋会群.中国文化传统与科学发展的关系研究[J].韶P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42-50.
[12]赵宇善.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发展的辩证关系[J].彭城职业大学学报，2003（5）：103-105.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科技政策
【正文】
1.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以称之为是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1〕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楚看到未来，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新的角度反思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物”的现代化，更有其政治方面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能使我们清醒的分辨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稳定有节地向前发展。
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传统是从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在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特征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政治文化，在中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扰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然，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思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原因。
2.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规范（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内圣）自觉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涵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事与愿违，并没有完全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义利之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公私之辩”，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能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3〕 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耻于“利”，乐于奉献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奉献精神，才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并将“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这种奉献精神与人们的物质需要必然发生矛盾，当义利不能两全时，人们往往宁舍“利”而保“义”，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这里有了某种共识。
2.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
汉儒的自然本体“天人合一”与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都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位置，充满了对人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人才能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溶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 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6〕，因此，在中国， 对人世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而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即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2.4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这种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持现有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中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的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我国科技政策无论是在制定之时，还是在执行之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本身确实有许多落后的、僵化的、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一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糟粕”与“精华”的标准是什么？“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是以道德尺度来衡量，还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是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又不能摆脱西方政治文化一样。我们在严厉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亦同样无法回避这种自我相关，尽管这种自我相关有时是无意识。因此，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即融合又对立。其融合主要表现为：把政治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相统一，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在义利关系上，强调道德自律与奉献精神，耻于谈个人的名与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对立主要表现为：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3.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功能，我们研究“一·五”时期的科技政策，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治家在进行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即领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二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即领导者的决策也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虽然毛泽东终生都在与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具有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 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 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 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 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Lucian W.Pye and Sidney Verber de ，Political Culture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5.
〔2〕《论语·述而》。
〔3〕《孟子·告子上》。
〔4〕《左传·昭公十八年》。
〔5〕〔6〕〔17〕《论语·先进》。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8〕《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5页。
〔9〕《论语·学而》。
〔10〕《国语·郑语》。
〔11〕《尚书·秦誓》。
〔12〕《孟子·尽心》。
〔13〕《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32页。
〔15〕〔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科研与革命》，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51页。
〔16〕于光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红旗》第3期，1960年2月1日。
〔18〕《论语·里仁》。
科学不仅是生活现象与生活规律的理论归纳或演绎，也是生活现象与生活规律的形象描述与解说。语文教材中的科技内容可谓丰富多彩。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让文学形象具有科技的意义，也要让严密的科技理论演绎成实实在在的生活现象，以增强学生的科技意识与科技能力。教学《祝福》，我们既要让学生明白诸如“族权”“政权”的封建政权的腐朽及诸如“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的罪恶，同时也要让学生明白诸如“祭神”“捐门槛”的“伪科学”的害人不浅；不仅要从理论的高度分析课文所蕴含的科学哲理，也要引导学生联系目前生活实际以分析现实生活中“祥林搜”的存在现象。教学《南州六月荔枝丹》，我们既要引导学生准确解读荔枝的外形及内部构造，也要引导学生了解与明白现实中荔枝的生产与发展现状，以实物进行教学，从而使课堂教学充满生活的情趣。教授《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我们不仅要让学生理解“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这些科学概念，同时，也应让学生回到现实生活中，并使之明白“尊老爱幼”“民族气节”“忠孝节义”等是“文化传统”而非“传统文化”，而我们每年正月初一“放鞭炮”“贴春联”、五月初五“吃粽子”“赛龙舟”、八月十五“赏月”“吃月饼”等是“传统文化”而非“文化传统”。严密的科技理论与实在的现实生活结合，文本才可“鲜活”起来。
课文内容解读的生活化，不仅可使课本内容通俗化，易于让学生接受，增强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而且也可使语文与生活间的距离大大缩短，让学生明白学习语文就是学习生活，以增强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增强语文教学的生活性与实用性。尽管语文教材中的许多科技内容，由于条件限制，教者无法将它生活化，但我们必须明确的是，生活化了的语文课堂教学无疑给语文课堂教学增添了魅力，引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这对语文教学而言，也无疑是一条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途径。
二、生活内容书面化——构建科技的生活舞台
能力的形成不仅需要相关理论的建构，更需要现实实践。语文教学也不会例外。“学以致用”，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否则，便是对生命与知识的极大浪费。学习文学作品，必要时，要让学生根据课堂所学，结合生活实际，并以生活实际为出发点，运用生活逻辑，发挥合理想象，写出符合生活逻辑与科学逻辑的文学作品。如学了《骑桶者》而写作《骑云者》《站在火星上》《跨上飞碟》等，学了《沙之书》而写作《水之书》《云之书》《风之书》等，学了《祝福》而写作《祈祷》《膜拜》《崇拜》等。学了科技作品，要让学生结合现实生活，学写自己身边的事物或者自己生活中的事物。如学了《南州六月荔枝丹》而让学生写作《黄岩蜜橘》《仙居杨梅》《玉环文旦》《临海勾青》等，学了《景泰蓝的制作》而让学生写作《椒江燃香姜汁的做法》《台州泡虾的制作》《临海麦饼的做法》《三门食饼筒的制作》等，学了鲁迅的《拿来主义》及庞朴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而让学生写作《中国人过圣诞节的文化思考》《韩国“端午祭”与中国“端午节”的文化区别》《“乞巧节（七夕节）”的文化演变》《春节的文化内涵》等。
叶圣陶有言：“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乎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联系。”“阅读”与“写作”始终是语文教学的两条主线。语文教学的理想或者说是理想的语文教学应该是“阅读”与“写作”相辅相成，也就是说，以“阅读”促“写作”，以“写作”促“阅读”。用教学篇目的学习来指导学生的作文写作，进而再以其写作促使学生对文本的更深透的阅读，这无疑是实现“阅读”与“写作”相互促进的一条有利途径。让生活内容书面化，让所学能在实践中得以应用，使得“生活与科技”的教学内容在语文“阅读与写作”的教学中得到切实的落实，从而构建科技的生活舞台。
三、语文练习“科技生活化”与“生活科技化”——创设教学共赢局面
高考关涉千万考生的人生命运与前途，也在一定程度上关涉教师的教学前途，说得严重点，也可能关涉到教师自身的人生生计。语文教材中少不了科技文，高考语文试题的现代文阅读中，也有一块是科技文（也叫社科文）的阅读。科技文（社科文），内容范围广——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表达严密。科技文（社科文）的阅读训练，不仅可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语文与科技间的密切关系，还可使学生的科技意识与素养得以培养与提高。从实用的角度看，语文课堂教学的科技文（社科文）阅读训练必不可少。提高科技文（社科文）阅读的答题正确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教与学双方实现共赢的一个重要点，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以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提升学生的科技素养，这无疑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了。
利用科技文（社科文）的阅读训练以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提升学生的科技素养，实施科技教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选用的什么样的科技文阅读材料，而在于我们所选的科技文文本与现实生活有多大的联系。中学生知识层次有限，他们对艰深的科技文（社科文）阅读也许有一定的困难，但倘若我们所选择的文章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学生所感受到的也许更为强烈，而其学习自然也就有了乐趣。选择具有生活内容的科技文（社科文）抑或选择与学生生活较为贴近的科技文（社科文）文章作语文阅读训练文本，并配以适当的题目，这既能增强学生的科学素养，同时也会激发学生阅读科技文（社科文）的兴趣，寓教于生活，寓生活于教，学生高兴，教者自然也受益匪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选用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文（社科文）作为学生的语文阅读练习，是个让学生与教师双赢的方法，也是我们实现科技教育生 活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四、丰富课外活动——奠定语文科技教育的基础
中国现代主义式的技术强国理念得以确立起来,它的实践逻辑是:以竞争态势进入由技术、商业和军事霸权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复制资本主义的技术、资本和军事扩张的现代化途径,以便最终使中国在从向现代民族-国家转换中确立自身的地位。在技术强国的意识形态支配之下,一种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新型“科学话语系统”建立起来,并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术语不断建构着保守/创新、传统/现代、中国(东方)/西方、落后/进步等世界时空秩序。这种科学话语系统作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社会理想和历史建构的理论框架,其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无疑是将科学知识谱系看作世界秩序变革的基本要素,而将其对世界改造具有现实作用的现代技术创新置于科学知识的应用层面。但必须要指出,科学话语系统包含的世界秩序是以现代技术的去背景化操作力量或意志来构建。也就是说,中国现代主义思想的历史进程在于,先有技术强国理念,后有科学话语系统。在这种意义上讲,技术强国作为民族-国家秩序建构的力量或意志,应被看作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各种现代社会思潮产生的中心路线。因此与其说中国现代主义思想家们是通过科学话语系统构建当时中国社会和国家的理想秩序,毋宁说是技术强国理念通过科学话语系统获得了意识形态强化。第一,社会达尔文主义:技术变革的进化理论表达。西方进化论思想迎合了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需要,不仅为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等维新派所接受,而且也为孙中山、章太炎、严复等革命派所抱持。孙中山用“太极”代替西方哲学的“以太”概念,认为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展示了“太极-电子-元素-物质-地球-人-人性”的世界单向进化过程。他用进化论思想解释人类社会,说明了“神权-君权-民权”的世界政治发展趋势。这意味着中国为顺应这一世界潮流,必须要实现从变“器”到变“道”的技术-政治转换,此即民主共和的政治革命诉求。但只有严复以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为这种技术-政治转换提出了最为完整的现代化方案。严复曾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斯宾塞的《群学肆言》和斯密的《原富》等著作,其目的就是要告诫人们人类社会包含弱肉强食、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中国人必须要自强图存。在自强意义上,严复作为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仍然保留着劝慰的传统文化风格,但问题在于这种劝慰一旦诉诸对西方现代技术何以如此发达的解释,就要转向对科学主义的主题叙事:“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两者自呈。”[7](P1248)他从强调科学之用,转向科学公理、科学方法及其程式,以便打破宋代以来的程、朱、陆、王理学思维方法束缚。严复对实验和逻辑方法推崇备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便成为一种激进的文化与政治革命话语,其比较逻辑在于:西方现代技术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乃是因为科学公理或自然规律揭示用于人类社会秩序建构。对于中国来说,需要诉诸革命去革除那些不符合与支配现代科学(技术)的自然法则相一致的西方社会公理的一切政制和价值,然后通过发展技术、经济和军事能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并不是历史延续的自然进化结果,而应是按照去背景化的技术操作秩序进行平等地物竞天择的现代化创制。第二,科学主义:技术去背景化操作的科学话语。20世纪以来,鉴于从基础科学到技术应用的单向度关系,当时中国思想界逐步将科学推上了偶像的高台。郭颖颐将这称为“唯科学主义”或“科学主义”,包括“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科学主义”。[8](章1)所谓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科学话语,还不如说它更接近于西方资本主义技术的去背景化操作思想。吴稚晖作为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的最好典型,最初是以其“无政府”概念表现其观点:人人“自范于真理公道”而无“治人与被治者”。1907-1908年期间,他一直致力于倡导“促新理新机之发明,造成世人之幸福,使世界进化者也”,要求整个中国抛弃传统文化,以完善科学工业知识,取得“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1916-1918年期间,他通过人工造物效用讨论,推出了通过机器取得“大同”的乐观主义观点:“到了大同世界,凡是劳动,都归机器。”[9](号2)吴稚晖以牛顿力学为基础,坚信宇宙的机械本质,根据物质性假定和机械性预先假设,认为人与现代科学呈现出来的自然物并无不同,因此人类社会可以作为对象被纳入科学研究范围。与吴稚晖相似,陈独秀将科学或民主与进步力量相等同,必须要以西方民主与科学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以使技术发展能够在富国强兵中发挥有效作用。这一文化变革主张面对的一项重要政治事件在于:1914年2月8日,袁世凯了尊孔的总统文告。这一文告的意义并不在于关心儒家作为经典还是作为宗教加以信仰,而在于它代表了君主专制力量,因此实际上成了包括陈独秀、胡适等现代主义思想家发动新文化和新思想运动的重要政治线索,其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是以技术的去背景化思想消解传统文化,同时突出技术强国理念的科学话语权力。第三,技术精英治国论:技术强国理念的政治形态化。近代以来的技术强国理念,已经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话语系统,使复制资本主义技术的去背景化操作成为一种合理化意识形态:一是技术要素从特定情境中抽取出来,以科学话语形式得到广泛认同;二是将自然和社会作为改造对象简化为实用功能,以目的和结果形式得到激进和非激进赞扬。这种合理性意识形态进入中国当时现实中,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形式上以广泛实用性和高度有效性赋予科学话语体系和专业技能以自主的合法性,而且也使以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主的技术精英群体拥有在实践上推动世界技术化的“威权”地位。这种实践最初表现为科技术语审定、语言技术化,后逐步转向政治体制,从而导致1930年代的技术精英治国论盛行性。罗隆基发表的“专家政治”一文成为中国技术精英治国论宣言,提出“20世纪的政治,是专家政治”,[10](号2)一是工业革命带来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工业、交通和运输迅速发展,人口向工业地区集中,垄断兴起,这些问题使行政范围和职能扩大,因此正如铁路、电报、汽车、飞机和采矿等行业需要按照科技知识进行专业管理一样,在政治上无论采取何种意识形态,行政均需进入专门领域,以专门行政知识实行专家治理,否则再好的意识形态也只是空谈;二是专家治理的最佳途径是“专家知识的吏治制度”,如聘任考试制和任期制、分级及订薪制和官吏违法舞弊法、退职养老制和吏治职业化等。这种技术精英治国论观点,受到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广泛支持。胡适转向技术精英治国论观点并非来自经验,而是来自其理论逻辑:一是以科学主义支持自由民主的广泛内在价值时,其明显的意识形态指向是技术精英的自由主义;二是从科学主义转向技术精英治国论时,受杜威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原则支配,依靠技术的“效能”维护技术精英治国意义的独裁制度,从而宁愿放弃一般民主政治价值体认。中国技术精英治国论虽然仅仅局限于行政过程的科学化或技术化实现,但它在思想上毕竟与自由主义逻辑不相符合,因为前者要求确立高效的国家或政府威权地位,后者的基本诉求则是民主化。这种思想困境与其说是中国移植西方自由主义产生的“自由-专制”、“民主-独裁”、“主义-时事”或“自由民主-民族富强”之争,不如说是中国现代主义思想发展中从科学主义到技术精英治国论面对当时抗日战争的现实矛盾反映。
传统主义的技术批判与文化建构
从技术强国理念的意识形态强化过程看,几乎均是基于西方科学话语系统的技术原则。如果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已经逐步转向这一原则的话,那么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到技术精英治国论,一路下来不过是要将这一原则复制到文化、政治、社会和生活等各个领域变革中。这种复制对传统文化秩序无疑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因此随着技术强国理念及其科学话语完善,也遭到传统主义对抗。这种对抗在晚清时期表现为坚执传统政制(人们至今还笼统地称此为“顽固派”或“保守派”),辛亥革命后逐步表现为退守社会生活方面的传统文化秩序(今天人们称之为“现代新儒家”)。传统主义的现代新儒家对西方现代技术给予了思想批判,同时又鉴于技术强国这一意识形态要求力图从传统道德话语对现代技术给予建构性阐释,由此来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第一,西方现代技术的文化批判。资本主义诞生后,现代主义以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天文学或科学革命表明的“空间同构”为基础,确立起了通过理性使历史逐渐克服野蛮的时间之矢。但西方思想家们却从二次世界大战中看到理性的异化,看到世俗化的科技文明不过是颠覆社会和道德的理智发现和发明。这种思想变化也在当时中国思想界获得反映。梁启超作为维新派思想家,在1898-1912年期间曾强烈主张接受西方科学和文化,但他后来赴欧洲考察,于一战结束后回国便转向了对现代主义的思想批判。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对机械论哲学及其“破坏性创造”进行了批判,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与梁启超相似,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指出中西文化差异从根本上说是作为生活动力的“精神”或“意欲”差异,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折中”。西方文化的“意欲向前”是一种现代技术文化隐喻,它包含两种倾向:一是对外在世界的理性计算导致科学发展;二是个人私利、权利的倾力追逐导致民主扩展。梁漱溟认为这两种倾向均源自“理智”运用,这种理智一方面发展了改造自然的技术方式,增加了知识和财富,另一方面也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因为它“常常分一个目的、手段”,“若处处持这种态度,那么就把时时的生活都化成手段”,这样“彻底的理智把直觉、情趣斩杀得干干净净”。[11](P133-134)按照这一看法,现在是西方文化占据主流的时代,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主流的时代。接受梁启超和梁漱溟的现代主义思想批判,张君劢于1923年2月14日在清华讲演,说明了中西文明传统的差异在于,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内心生活之修养”的“精神文明”,而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以人力支配自然”的“物质文明”。正是由此引起了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主义支持者的强烈反应,也吸引了陈独秀、胡适、吴稚晖、任鸿隽和唐钺等人的广泛参与。丁文江对张君劢把物质文明与科学等同起来表示不能认同,认为物质文明是科学的结果而非科学的原因,西方因战争引起的物质文明危机不能归咎于科学。这场“科玄”论战的焦点问题及其意识形态意义在于:一是西方现代技术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功能,就是表明中国落后于西方,从而在心理层面产生了一种以精神前提评判中西文明模式标准,因为人们意识到枪炮和机器制造只是一种具有开拓精神的文明的副产品而已;二是自洋务运动以来,当将中国古老文明与西方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哲学思考时,体用范畴的传统理论已经逐渐被抛弃,中国整个思想领域甚至大众舆论倾向于吸纳西方科学话语系统,坚持科学方法万能的一派总是被认为拥有人生和宇宙的钥匙,而坚持传统文化秩序的传统主义一派则总是被认为玄学家而不受欢迎;三是科学主义派针对传统主义派所提出的技术后果往往采用工具论将科学与其负面影响分离开来,将其负面后果归于应用而保留科学的纯洁,传统主义派则一般不排斥科学,但在技术负荷价值意义上对机械论哲学给予批判,并试图以传统文化秩序给予批判和矫正。在这种意义上,传统主义不得不从技术批判转向对技术创制的本土文化解释,即在中国文化意义上对西方现代技术在中国健康发展的合理性论证。第二,现代技术的传统文化建构。梁漱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毁传统文化秩序的西化浪潮中,重又举起儒家思想大旗,力图在不完全拒绝现代科学的情况下复兴一种“孔颜乐处”的人生态度。他认为,“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取收溶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种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11](P214)与梁漱溟坚持“新心学”(或“新陆王”)把中西文化看作一种“路向”的个性差异不同,冯友兰从“新理学”(称“新程朱”)体系出发推演出中西文化的共性差异。在他看来,文化的“理”是公共的,是各个民族或国家都有的“共相”,但具体到每个国家又表现为不同形态,即“殊相”。在他看来,中西文化均包含共同的“理世界”(如功利境界),只是发展阶段不同而已:中国文化是“生产家庭化底文化”,西方文化是“生产社会化文化”。这里一个严肃文化问题在于:如果不能避免学习西方生产社会化文化,那么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或殊相。中国文化的出路是吸取西方文化共相(工业化)而舍弃其偶然性(如私有的功利),然后将西方文化的工业化属性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如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结合起来,以避免全盘西化与全盘孔化的文化困境。冯友兰强调超越中西实际世界之上存在的基本道德是不变的“客观”或“理”,即中国传统的“五常”(仁义礼智信)、“至善”或“良知”。他指出“我们的良知,遇见事物自然而然知其至当处置之办法,我们只须顺我们的良知而行”,“所谓至当或‘天然之中’本是本然的有,不过我们良知能知之”,而“良知即我们知之智者,我们的知愈良,即我们的知愈智”。[12](P187,193)他将“仁”(良知)解释为“智”,以“理”的客观性取代“心”的主观性,借不变的、公共的、超越的“理”和“理世界”应对变化的、流动的、生动的实际世界,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变革以及社会变迁等。这种主张虽然与梁漱溟不同,但他以“理”论证知识、技术、工业、制度、道德、规范、标准等一切现实的合理性,赋予梁漱溟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命题以深刻的哲学解释。与梁漱溟和冯友兰相比,熊十力更加明确地对科学与哲学做了区分,以避免科学主义一派将“从实用出发”、“以实测为本”、“从各部分区探究”的科学方法变成哲学上的科学认识论和机械论,从而追求与理智认识(“量智”)相反的非理智认识所能达到的本体境界(“性智”)。他以“体用不二”方法表明,现象是本体的“功用”,“功用”是永恒变动、生生不息和“流行”不已,而本体就是“流行”。熊十力喜欢以“翕辟成变”为隐喻,说明本体以凝聚(翕)与开发(辟)两种动力势能处于永恒运动之中。他指出“惟有凝摄之一方面所谓翕势,乃使健以开发之辟势,有所依据、集中,以显其胜用”。[13](P67)这种“翕辟成变”既适合解释自然世界运动,也可用于说明人工世界。他指出“翕势方起,即有辟势与之俱起,健以开发乎沉坠之物,转翕而不为翕转,是故就辟之一方面而言,终未尝物化”。[13](P145)这就是说,当现代技术展现其强大力量时,必须要以“内圣”的道德价值防止“外王”的“有体无用”情形。在以上三位现代新儒家中,梁漱溟以西方机械论的理智和算账意识批判,来衬托儒家文化的“孔颜乐处”。与此不同,冯友兰无疑赋予西方现代技术(大机器)和机械论(功利意识)以合理性,以便成就“极高明而道中庸”。但冯友兰在追求“天地境界”方面,即以“内圣”之道作为根本,应对西方文化和哲学挑战,不仅与梁漱溟相同,而且与熊十力也完全一致。熊十力坚持以“体用不二”方法传承和发展儒家文化,以应对西方哲学(包括机械论)挑战。也就是说,可以从儒家文化中通过“内圣”开出“外王”,如科技和民主等,其意义在于将西方现代技术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借助技术强国途径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秩序。
马克思主义的适应性表达与统摄
[论文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技创新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自强不息与永攀高峰的精神、“重人伦”思想对现代科技创新起到积极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官轻民和重文轻技的思想、“中庸之道”、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又是与现代科技创新文化要求格格不入的。应通过机制建构与“文化形塑”，构建有利于我国科技创新的文化环境。
科技创新是基于创新主体的文化与价值取向而进行的一项合逻辑与合价值的实践活动。文化是科技创新的土壤，它潜移默化地对科技创新发挥着作用。这种作用涉及到从观念、方法、价值等等各个方面。一方面，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促进性的，亦可能是消极的、阻碍性的。另一方面，脱离实际的文化背景进行科技创新，或对科技创新进行理解与评价，既是不可能亦是毫无意义的。本文拟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技创新的影响。本文所指“中国文化”指的是中国传统精神形态，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等；还近代以前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释道合一的文化体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都是都是基于“重人伦”这一核心展开的。即“重人伦”这一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基本准则，进而影响到科技创新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重人伦”的思想对于科技创新活动而言只有积极影响，而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都可在“重人伦”思想那里找到根源。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有益于科技创新活动。这种凝聚力表现为文化心里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当代的科技创新，尤其是高科技创新，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需要各领域、各层级的科技创新主体共同协作完成。创新主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得创新主体有着共同的目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是与当代科技创新的趋势相适应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倡导自强不息，永攀高峰的精神。《易经》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代人观察到自然运行的规律，又将它作为激励人们的准则，即表现出“重人伦”的方面。科技创新活动总是充满着困难与曲折，这在根本上是由科技创新主体的历史性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决定的，同时也说明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的复杂。因此，对于科技创新主体而言，百折不挠、永不放弃、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精神就尤为重要了。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重人伦”思想是与当代科技创新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思想相适应的。特别是在当代，科技的广泛应用所引起的各种灾害日益引起人类的注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全球变暖等等问题都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而在本质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传统文化所倡导“重人伦”的思想同样要求科技创新主体要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因此，“重人伦”思想实际上是当代科技创新的应有之义。
第四，教育功能是作为文化的科技创新的基本功能之一。而中国传统文化一贯重视教化作用，这亦反映了传统文化“重人伦”的一面。科技创新的教育功能不仅仅在于它提供的科学知识或强大的工具，还在于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而传统文化历来将伦理道德教育置于第一位。在某种程度上说，科技创新的目的就在于扩展人类的视野，提高人类认识能力，即开化人类。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能够通过教化科技创新主体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要求科技创新主体始终将开化、解放人类作为自己的目标。
二、 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亦包含这阻碍科技创新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看似繁杂，但是仔细审视之下便会发现“政治本位”思想始终隐藏在这些因素的背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科技创新的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通过分析我们将看到这些因素与“政治本位”思想的内在联系。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官轻民和重文轻技的思想。传统文化中重官轻民的思想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人们普遍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而科技创新在在古代曾被认为是“奇技淫巧”。上述的重官轻民和重文轻技容易导致将科技创新置于一种从属的地位。从而或有人根本不屑于从事科技创新事业，或有人将科技创新事业作为“做官”的进身之阶，无论如何，上述思想对于科技创新而言是危害极大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作为儒家的一条重要的伦理道德标准（亦即指导规范古代官员言行的金科玉律），对于处理人伦关系，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科技创新总是一种对原有传统的反思、批判的行为。科技创新内在地具有冒险，激进的特征。因此，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的思想是与科技创新的精神相背离的。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这亦是“政治本位”思想的延伸。中国传统上一贯强调“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关系。在奉行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环境里，科技创新主体日益滋生崇拜权威的思想，进而导致创新主体个人个性和创造性的泯灭。同时它还不利于科技创新人才的公平竞争与进取。
三、构建有利于我国科技创新的文化环境
首先，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就“为何要扬弃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而言，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文化的历史性所决定的。首先文化总是变动不居的。虽然文化在某一特定的地域与历史时期，保持着宏观的稳定形态，但是从整个历史长河，以及微观层次上，都可以观察到文化总是处于流变之中。而科技创新又受到文化的根本性影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创新本身的历史性是由于文化的历史性所决定的。始终处于一定文化情境中的创新主体规定者科技创新事业。锁业科学认识与科技创新的复杂性与曲折性总是与文化紧密相关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包含能够促进科技创新的因素。譬如强调“以人为本”，注重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等等。但同时亦包含着阻碍科技创新的因素，如政治本位，遵循守旧等方面。因此对于科技创新而言，扬弃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应科技创新之要求，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也是文化实现自我否定、不断演进、辨证发展的体现。
其次，要构建合理的与文化相适应的科技创新机制。科学技术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的构建性力量，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知识或能够让人类移山填海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既包括科技本身的系统化样式，还包括相应的科技创新机制。
科技创新机制包含两个基本维度，即组织和制度。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两大思潮的影响下，17世纪英国成为了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人对科学技术发生兴趣。但是对科技感兴趣只是科技创新体制化的条件之一。而近代科技创新体制化的标志就是以格雷山姆学院为代表的新型大学的诞生以及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英国皇家学会的诞生，其真正意义就在于它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官方认可的科技创新组织。这一方面表明科技创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所认可，另一方面，表明科技创新一个有共同目标并遵守一定规范的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在法国，科技创新的体制化进一步确立了，其标志便是法国科学院的建立。在19世纪，科技创新体制化在德国最终完成，其标志是1826年于吉森大学建立的现代化学实验室。从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新型大学的出现、科学学会的建立以及实验室制度的建立是科技创新体制化的基本表现。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科技创新组织也越来越丰富。
科技创新机制的制度维度指的是相应的科技政策与法规。这其中又包括课题申请机制，评议机制，奖励机制等等。各国通过科技政策与法规实现着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宏观管理，引导，激励着本国的科技创新。
在19世纪中叶，德国的产品以低质、仿冒闻名。而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德国的科学技术突发猛进。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当时德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和深入，一些有识之士倡导成立了国立研究所。因此帝国物理研究所（PTR），德国威廉皇室学会（KWG）等各类研究所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在德国政府缺乏资金支持科技发展的情况下，一批银行家、科学家等则成立相应的基金会。而现在，遍及德国的各类基金会已经成为资助科技创新的重要资源。第三，现行的匿名评议制度，其雏形亦是在德国形成。近年来，德国通过产权制度、专利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一系列法规以保护科技创新主体的利益，激励科技创新活动。并且在科技奖励方面，德国洪堡基金会与联邦科研部联合设立的两项科研奖——沃尔夫冈-保尔奖和索菲亚-克瓦雷夫斯卡奖以高额的奖金吸引着国内外的科技创新主体来到德国，投身于科技创新事业。有次可见，科技创新机制对于科技创新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再次，改革应试教育，倡导创新思维，提供有利于现代科技创新的良好教育基础。教育是科技创新的基础与前提。从创新主体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1810年，威廉-洪堡等人倡导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倡导教学自由，教育与研究相结合，且这一理念很快成为欧洲新型大学共同的理念。一定程度上说，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就是从柏林大学开始的。可见大学的功能之一就是进行研究，生产知识。另一方面，从上面的例子同样可以看到，大学的另外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教育。因此大学还是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基地。
在当代，应试教育已然不能适应科技创新的需要。基于知识的教育是与当代科技发展的大趋势相背离的。当代科技呈现出的一个基本态势就是学科的高度分化与高度融合。这一态势亦解释了当下知识爆炸的现象。在当代一个人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所有的知识都所有掌握。因此，倡导科技创新就必然要求对应试教育进行改革。
对应试教育的改革，首先在于改变教育观念，即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这一转向实际上标识的是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转向。在英文中，导师被称为“consultant”或“instructor”，前者还有“咨询师”之意，而后者则还有“指导者”之意。这表明，在西方高等教育中，教师不再以“教授者”的身份高高自上，而倾向于与学生进行平等的讨论。
教师与学生的这种身份转变，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意义上的教师的权威。它鼓励人们提出“异见”，挑战权威，而科技技术史的发展也表明许多科技创新就来自于这些“异见”，无论这些“异见”在最初提出之时有多么幼稚或离经叛道。由此可见，倡导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向实质上是倡导创新思维，倡导创新思维是改革应试教育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5C-0056-03
纵观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各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了社会经济、科学领域和人民生活的发展过程中，促进了各领域协调发展。美国的历史谈不上悠久，但世界各国移民带来了各国的传统文化，经过不断地碰撞融合、弃糟吸髓地渗透到美国的各领域，来自各国的文化精髓被广泛地应用于教育、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促进了美国成为近一个多世纪的超级大国。由此可见，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对各国社会经济、科技研究和人民生活等方面，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今天，更要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科技、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渗透到各层次的国民教育中，以促进我国未来各领域的和谐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文拟以柳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探讨如何在高职工科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一、在高职工科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必须加强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和创新。教育部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也强调：“大学阶段，以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为重点，培养学生的文化创新意识，增强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而高职工科学生，是担负着未来国家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即将从事生产、服务和基础管理的第一线工作，工作范围涉及国家建设的各领域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加强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势在必行。
当前，社会普遍认为“进高职院校就是为了学专门技能以便就业”，高职工科学生虽认同科学知识、专业技术是真学问，却忽视了社会科学、传统文化的学习，以致部分学生缺乏思想道德修养的培养。在这种观念下，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即使有着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却可能缺乏创新意识和社会适应能力，其职业发展会受到影响；甚至一些学生因急功近利，铤而走险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情。概括起来就是，高职教育存在“重技能培养、轻素养教育”的?^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在工科教学中，缺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渗透。学生不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往往存在以下问题：其一，不知道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去启迪专业学习与运用创新思维；其二，不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专业的关联性，缺少将传统文化的元素运用于学习和工作中的能力；其三，缺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外优秀文化成果融合并运用于建构新文化、新知识的能力；其四，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观淡薄；其五，个别学生缺失传统道德和民族自豪感，崇洋媚外和个人思想严重，等等。要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就要在高职工科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
二、在高职工科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45所高校共同签署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之大学校长责任共识》，彰显了在高等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感。作为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柳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了深入贯彻教育部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精神，开展了在学科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一系列工作。
（一）加强全员培训，提升师资队伍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水平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由院领导牵头、基础部教师参与和邀请区内国学大师、专家，成立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指导小组，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系列重要讲话，端正思想，增强教师的使命感；邀请市党校、市文化馆的国学大师开展“国学”“柳州史”等讲座，开拓了教师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视野；各专业教学团队结合本专业教育的特点，尝试“基于高职教育渗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与实践”的课题研究，并根据各自的特长，撰写了《传统文化概论》《柳宗元》和《刘三姐》等专著10余部，各团队开设了名著赏析、传统诗词赏析等多门专业选修课；邀请市内优秀技艺大师参与专业教学，通过“传、帮、带”，增强了各教学团队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能力，各教学团队通过集体备课活动，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案例，渗透到专业学科的教学，以促进学生的创新思维发展、提高学生学习及未来工作的研究能力及创造力。
（二）完善教育环境，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多元互补功能
1.以特色活动为重点，确保传统文化教育精品化多元化。一是定期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举办川剧、京剧、话剧等传统艺术专场20余次，观看师生达2万余人。二是积极打造“道德讲堂”“名师讲学”“柳职大讲堂”“博雅文化讲堂”四大讲堂文化品牌，邀请国学大师、专家为本校师生开展国学讲座50余场。三是成立信仰学社及志愿者协会，联合柳州市内中小学进入社区、乡村举办古诗朗诵、勤俭节约等优秀美德活动。四是团委、学生会定期组织学生，开展“国学季风”主题教育活动，组织了“中华茶艺”、武术表演、中华书法等重点活动和常规活动，通过名著阅读沙龙、传统文化知识讲座、经典剧目展演、知识竞赛及壮乡传统文化寻访展示等途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紧密地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
2.打造国学活动平台，鼓励学生自觉接受、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每年都组织学生到文庙参加柳州市举办的一年一度祭孔大典，学生分别在大典中扮演司仪、礼生、舞生、武士、壮汉、乐生、花篮礼仪等角色，演绎“祭祀先师孔子，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建设更加美好的柳州”为主题的“乐、歌、舞、礼”，弘扬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及其赋予新时代的生命力。为弘扬中华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学生每学期开学初都会自发在校园内宣传“光盘行动”，引导全体师生节约粮食。另外，以环保与食品系牵头的各种关注低碳环保的活动，彰显了中国古人一直提倡的“天人合一”思想。
三、在高职工科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策略
柳州有着丰富的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在市政府极力打造“全国文明城市”的城市环境建设中，新建和修建了柳江明珠水上大舞台、百里柳江十里画廊、柳州园博园、工业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柳州体育馆、游泳馆、柳江喷泉、文庙、柳侯祠、白莲洞古人类遗址博物馆等一大批群众文化娱乐场所，并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这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校外氛围。在这样良好的校内外教育环境中，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渗透到高职工科教育中，关键在于培育学生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研究和解决现代科技的一些问题，从而将传统文化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促进思维方式的多样化，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因势渗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高职工科教育中，要充分利用一些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现代科技项目的研究的成功案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模具设计与制造、汽车检测与维修等工科基础课的机械设计课程教学中，通过举例世界级汽车设计大师乔治亚罗为中华汽车所设计的“尊驰”案例，让学生观看“尊驰”的设计、生产流程及效果图，分组充分讨论“尊驰”设计体现了哪些元素，学生积极找出优美的圆弧线条与翘起的尾翼、V字形底盘与中字形隔栅完美结合的感性视觉效果和唐装与咖啡、国画与歌剧等意识流的理性认知，深感大师设计的细腻人文情怀；再点出乔治亚罗设计的理念：如何将原创转化成品牌，这要扎根于你的文化，与文化能产生共鸣的产品才能成为经典品牌。这些案例，既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又能让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科技的影响，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结合，对现代科技的发展研究，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从而培育学生的民族自信心，提高学生自主学习传统文化和专业技术的积极性。
（二）渐进渗透，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高职工科教育中，可渐进地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培育学生以优秀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研究和解决究现代科技的一些问题。例如，在工科的计算机基础教学中举例：二进制是当前电子信息的数学基础，但长期以来关于莱布尼兹是否是看到伏羲八卦图之后才发明二进制的，在学术界有着激烈争论。直到2006年，比利时华人胡杨、李长铎经考证大量原始文献以及莱布尼兹本人信件后，写出《莱布尼兹：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验证了“二进制源于伏羲八卦图的思维启发”，引起各国学术界广泛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人文、科技和思维科学的成果资料，引入学科研究和教?W。又如，在高等数学教学中可以举例：中国古代数学体系从传统经验上，已发展到一步步的程序性算法；我国吴文俊院士应用传统数学的程序性算法，结合计算机高速运算，全面开展几何问题的机器证明，推动了机械化数学的发展，我国“银河”系列计算机的开发研制，也渗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思维。
（三）迁移渗透，驱动学生建构新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益于推进科技创新活动，这种创新活动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并迁移到现代问题的研究及建构的认知。例如，现代有数控车床、刨床、铣床、镗床等金属精加工机床，但却无法加工形状复杂的部件，而中国古代“失蜡法”有能铸造铜铁佛像或其他铸件的方法，现已由“失蜡法”发展起精密铸造业。又如，1988年我国建成的上海经贸大厦，由美国著名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吸取的就是中国传统塔的符号因素，“以中国塔的形象为起点，设计一个极具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的塔式建筑”。再如，柳州21座跨江大桥中的“风雨桥”“文惠桥”的设计，将我国侗、汉族的传统形式中的非精神的成分迁移到现代化的建筑，将传统符号与现代符号想象共融与结合，实现现代建筑设计中对传统符号的美感传承。这些例子通过课堂教学的师生互动讨论，有利于传统文化的迁移渗透，促进学生建构新知识、新技能。
（四）融合渗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已开始解决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灾害预报等重大自然史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课题。然而，西方“还原论”科学体系已面临无能为力的困惑。这必须推进科学复杂性、非线性研究以及对综合方法和整体论的创新认识；促进当前科学由简单性探索向复杂性研究的变革，而中国传统整体论科学渗透到现代科学复杂性的研究，已令世人瞩目。例如，英国《NATURE》期刊评价：“竺可桢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着重说明了研究气候变迁的途径（运用中国历代气候的记载，进行现代气候变化的研究）”。又如，对于大型工程设计的论证，我国学者已创造历史模型法，通过与运用物理模型法、数学模型法的论证与融合，从历史特大灾害记录，研究历史上的巨大自然变动幅度和灾害强度，从而使工程设计充分考虑防震、防洪的等级，避免工程造价的盲目增加（如长江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和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等）。这些案例的解说，能够促使学生增强民族自豪感，深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的重要性，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五）实践渗透，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3-0068-03
（一）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从纵向看是从“史前史”向“人类史”的转变，从横向看是从“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结束了长期与世隔绝的闭关自守状态，逐渐纳入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并开始了社会转型。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1]276这里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即文化。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世界各民族的需要、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行为，从而加速了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而且呈现出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各民族文化由狭隘地域性的民族历史性文化向开放的“世界历史”性文化亦即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现代文化是对“世界历史”的观念呈现，本身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1]87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文化任务就是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狭隘封闭的农业文化转变成“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现代文化。但是民族救亡的重任使文化现代化始终不能在和平的环境中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年时间，依然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还没有真正介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华民族从狭隘地域性的生存空间走出来，迈向了开放的“世界历史”的大舞台，逐渐树立起了开放的整体性“世界历史”文化观。
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历史”文化场域中，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指导，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价值取向，把中国与世界相联系，传统与现代性相对接，整合创新，形成的民族性、开放性、现代性的多元文化互动的文化成果。
（二）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邓小平理论之文化结构的生命源泉。邓小平创造性地吸收了传统文化关注民生的富民思想，注意功利、讲究实效的实用理性传统，革故鼎新、变法自强的思想，“和而不同“的思想，以及西方的重视科学技术的功效作用，强调个人生活幸福的工具理性精神、民主法治精神、竞争创新精神相结合，扬弃了其中重义轻利、因循守旧、人情本位、忽视法治的落后观念，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为指导，对中华民族传统的政治伦理文化与民主科学、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第一次整合。由于它以平民化的立场、大众化的情怀来阐释自己的文化理念，在全社会各阶层获得了普遍认可，所以，它形成了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浓郁的文化氛围，也以观念形态的精神力量激励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这样，民族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世界，不仅获得了理论创新的民族形式，更转化成了强大的精神源泉。
重视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注重文化系统内部各文化要素之间的互动互渗。他是从系统性、结构性的视角来解读文化的，着力于在开放的“世界文化”场域中对文化意识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超越，所以，的文化理念是文化精神层面的理念。他把文化从因素构成上理解成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多元互动体，从内容上看成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统一体，从物质形式上看成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结合体，从内在精神上理解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主要体现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民族精神概念，并系统阐释了它的功能意义，较完整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他深刻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2]559应当指出的是，并不是孤立地解读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伦理精神，而是把它放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舞台和大熔炉之中，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是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在碰撞中对话，在冲突中融合，在批判中吸收，在扬弃中提升。的民族精神体系是传统精神、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体。对“井冈山精神”、“长城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的重新诠释，就是要寻找传统文化精神在革命战争岁月中的延续机制，并把它与时代精神相对接，形成源远流长的一脉传承的精神结构体。所阐释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救灾精神”、“64字创业精神”和“6种精神”是民族的时代精神，那就是科学求真、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64字创业精神”是对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集中阐释。他在1993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劳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些都应该成为新时期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所要倡导和发扬的创业精神。”[3]301它们统一于爱国主义这一基本思想之中，是以科学性为基础，以伦理性为动力，以开放性为条件，以创新性为特质的时代精神。总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历史传统精神，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革命精神和以创新为特质的时代精神，是所考察阐述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三大历史形态。其中，历史传统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历史源头，革命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民族精神的崭新形态，其所高扬的共产主义信仰、人民本位的价值伦理观正是传统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精神的革命化体现；而时代精神则张扬、肯定了传统、革命精神的政治伦理情怀，以之为底色，以科学性、创新性、开放性来保证理想信念道德等人文精神的实现。可见，族群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奉献牺牲的道德情怀，统领于爱国主义这一历史主题，它是传统、革命和时代精神共同的价值本体。而勤劳自强、艰苦奋斗、科学求真与开放创新，不过是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主体品质和能力而已，是民族精神的外在功用。中华民族精神是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主体性精神的有机统一体，具有体用统一、知行合一的特点。对民族精神的概括，鲜明地体现了他对多元文化的批判继承，整合创新的精神旨趣。
也非常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他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世界的思想，就是对中华民族古代和谐思想的批判继承。早在西周时期，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4]470的宇宙生成论思想。老子亦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5]196其中，“三”即“和”。可见，“和”乃万物生成的根本法则。我们的老祖先把“和”诠释成天人和、人我和、人人和、身心和。强调人和天地万物的同根性，主张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人类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反对过度开发，造成天人相违的不和谐困境。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方面，主张“和为贵”，[6]176 “仁者爱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7]95要求“待人如己”，爱天下所有的人和物，建设“天下归仁”、“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在达到和谐世界的方法途径上，推崇“和而不同”， [6]131 “执两用中” [8]21的人道主义和“中庸”方法，反对强人所难和走极端，这些对于今人锤炼和谐思维，养成和谐人格，建构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都是珍贵的本土文化资源。的和谐社会（世界）思想无疑是传统和谐思想的当代创新。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是中华和谐文化，优秀传统和谐文化是其本土文化资源。当然，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文化创新，不是全盘接受传统文化，而是以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文化为指导，以西方的民主文化为借鉴的整合创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扬弃了传统和谐文化之轻视个人的整体主义理念，吸收了西方文化之尊重个人的人本思想，用马克思的“真实”的集体主义[1]119整合中西新旧文化思想所形成的开放包容的现代文化结构。所以说支撑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结构是经过批判反思、价值和逻辑双重整合之后的多元一体的精神体系。这里的传统文化是内隐着马克思主义主导型文化理念，包含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合理性因素的传统文化，是经过现代性阐释之后的传统文化，它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结构的民族性之基。
（三）
邓小平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他认为经济一体化促使人类形成了整体性的世界联系，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性，使对外开放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开放的世界整体性格局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学习西方先进的肯定性文明成果，把西方先进文化植入传统文化的土壤，实现传统与现代性的成功对接，是传统文化重生的根本途径。因此可以说，西方先进的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共通性的现代性根基，缺失了它，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能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邓小平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是全方位的，包括科技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明；态度是明确的，体现了历史认知与价值评判的统一，走出了近代以来历史与价值背反的文化误区；评判是辩证的，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民主法治以及效率、竞争意识的肯定性吸收，同时就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轻科技的道德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对轻法治重人情的人治模式的否定，对苟安顺从的奴隶意识的批判；他对西方科技理性至上所造成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腐朽文化的批判性否定，又意味着对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合理因素的肯定。
对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精神的高扬，对民主法治精神的肯定，对西方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吸收，是在文化精神高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理念上的融合。他的中西文化观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2000年8月6日，他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获得者时的谈话中说：“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运用于社会时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水体和空气的污染，大规模的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森林和草原的生态破坏。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有的国家利用高技术成果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谋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互联网可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大量有用的信息，但也存在大量垃圾和虚假信息。如何区别网上哪些信息是真实的？哪些信息是被歪曲的？科学技术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在21世纪，科技伦理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 [2]104 “科技伦理”问题的提出，是对“科学万能”的西方主导性文化理念的批判反思，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局限性，看到了人文精神对科学技术的引导作用。“科技伦理”还是对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文化理念的时代肯定。 （下转第72页）（上接第69页）的西方文化理念同样是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人本性的文化思想指导下，实现了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对话之后而整合成的多元文化互依互渗的整体性文化理念。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观是以工业化为中心、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单线条发展模式，其优势是促进了经济的急剧增长，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其缺陷是导致了贫富严重分化和社会不公，人的精神家园的缺失，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背反，是西方传统发展观在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最大缺憾。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注重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人的价值的全面充分实现，这无疑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超越，同样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以重均平、轻效率的伦理中心主义文化理念的批判超越。但它又充分肯定保留了西方现代科技理性至上文化理念主导下的幸福、正义、自由文化价值的合理性。由此可见，西方先进文化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结构的现代性之基。
（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文化结构中始终居于统帅地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思想根源，多元互动的“世界文化”理念构成其文化基础。以人的劳动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发展史与人的发展史相统一的整体性历史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唯物史观指导，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属物性和属人性的双重理解，的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的提出，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都是马克思整体性历史观指导下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理念也启迪了邓小平追求人民幸福的价值观的成型，也直接导引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的新论断，更成就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人本文化精神的自觉。而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相统一、批判性与重构性相统一、历史规律性与历史能动性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针。当然，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现代阐释而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吸纳了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体现了多元文化互依互渗的整体性文化概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徐元浩.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5]陈永栽，黄炳辉.老子章句解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宋]朱熹集注・论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