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险业声誉的重要性
稍稍有些博弈论常识的人都知道，保险市场最重要的资源不是物质资本，也不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源，而是声誉。因为单个投保人和保险人的博弈都是有限次的，而次数极其有限的博弈导致投保人不相信保险人能够守信，即可以在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后从保险人那里得到相应的赔付，因此，投保人的一般选择是不参加保险。在单独的有限次博弈中，保险人和投保人的彼此欺骗是惟一的“纳什均衡”、“非合作博弈”和“囚徒困境”是保险交易的常态。在这种状态下，保险市场将无法长期存在，保险市场的基本功能和衍生功能也就无从谈起。
为克服囚徒困境，达到合作博弈状态，保证保险的持续性，保险人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自己与单个投保人的有限次交易转变为与众多投保人的无限次交易，坚守信用的同时还必须要把自己与投保人交易过程中的守信状况以“强势信号”的形式散播出去，使与自己有限次交易的投保人也能够通过新闻媒体或民间传播渠道获得保险人会在交易中守信的信号，以坚定投保人群体购买保险的信心。而这种强势信号就是保险人的信用或者说是整个保险业的声誉。所谓“声誉是保险业的命脉”就在于此。
评价一个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现状、分析其未来前景；衡量一个国家保险业的功能是否正常发挥、保险固有的消极因素是否得到了有效抑制，最重要的依据不是保险公司的数目、保费总量、监管部门分支机构的多少、人员的配备情况，而首先应该是一个国家保险业的声誉。
二、保险业声誉与保险业的功能
谈到保险的功能和作用，人们一般强调的是保险所带来的正效应，无论基本职能中的经济补偿职能和分散风险的职能、派生职能中的积蓄基金、监督风险职能，还是保险对宏观、微观经济发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都是对保险功能的正面论述，而保险可能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却普遍被忽略。而在一个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保险的负面效应，或曰“保险的代价”是恰恰不容忽视的。
在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面对保险，低风险的人会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拒绝加入或退出保险市场，保险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变得非常脆弱。这似乎可以解释为当前占不小比例的普通百姓对保险的冷漠乃至歧视，以及中国保险市场的各项指标，特别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部分原因。在这样的市场上，保险应有的正效应得不到充分发挥，保险资源总量对应的总收益偏低，达不到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而更严重的问题是，低声誉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效应使得正常的、风险较低的投保人退出市场的同时，吸引着更多非正常的、风险高的投保人的加入，有些投保人甚至投保时就以骗赔为目的，因为在保险人信用状况较差时，同样的保费支出，只有高风险的投保人的期望收益才会大于他支付的保险成本。2002年大连空难中的纵火犯购买多份航意险保单和乘客不足30%的航意险投保率就是低声誉保险市场的显著特征。
保险所固有的负效应在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显得非常突出，比如，保险最主要的负效应之一——诱发道德风险的作用在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就更为严重。投保人因保险的存在而疏于对保险财产的管理，甚至故意破坏保险财产或谋杀被保险人以谋取保险金等保险欺诈行为对国民财富、社会经济和公民的人身安全都构成了威胁——大连空难的根本诱因就是保险欺诈。保险欺诈是世界保险市场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芬兰和美国，5%-15%的非寿险索赔具有欺诈性质，各国每年都有因为寿险金而谋杀被保险人的事件发生。而研究显示，保险欺诈的程度与保险市场的声誉有很大的负向相关关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良好的保险市场声誉抑制了保险欺诈等道德风险的发生，而保险欺诈案件则极大地损害着一个国家保险市场的形象和声誉。张某为谋取保险金而不惜将上百人的生命付之一炬，大连飞机纵火案既开创了世界航空业和保险业最丑恶的先例，也对中国保险业的声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在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保险诱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也远多于高声誉的保险市场。比如，因为医疗保险的存在，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医院和医生）可能会诱导被保险人购买更多的卫生服务和药品，而被保险人也会因为保险的存在同意甚至要求医生开出更多的药品，这既造成了有限医疗资源的浪费，也可能对被保险人造成医源性损害。在卫生经济学中，医疗保险对医疗需求的刺激作用以“保险因子”来衡量。而研究显示，医疗保险的保险因子也与保险市场的规范程度与市场声誉呈负向相关关系。低声誉的保险市场可能引致更大的资源浪费。
保险业最令人关注的负面效应是保险本身的问题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对保险业的监管比对其他产业严格的一个根本动机就在于防止保险业的危机对金融和经济安全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而早在1999年，张维迎教授就在留美经济学会“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保险业、养老金、基金是影响中国未来金融稳定的三个主要因素。他认为“中国保险业的道德风险主要发生在保险公司，这是保险业的真正危险所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保险公司普遍采取短期行为，他们只管眼下多收钱，很少考虑未来的支付；特别是许多公司为了提高所谓的竞争力，竟然提供给业务员高达40%的佣金。在这种过分的激励下，业务员为了拉客户，向投保者传递一些欺骗性的信息，甚至与投保人合谋，骗取赔偿，损害公司的利益。中国的保险业现在处于扩张期，保费收入总是大于理赔支付（人寿保险尤其如此），眼下不大可能出现支付危机。但一旦市场平稳之后，保险公司就可能发生支付危机。当然，这可能是10年以后的事情，但现在就应该注意这个潜在的金融危机的根源。”至今，张维迎此言仍具警示意义。
三、谁为保险业的声誉支付成本
尽管不能武断地把中国的保险市场界定为低声誉市场，但毋庸讳言，中国的保险市场具有低声誉保险市场的一些特征，现罗列如下：
多次社会调查显示公众对保险的认同率较低，保险投诉案件经常见诸报端；
一些保险公司为降低保险赔付率而无故拖延或寻找借口拒绝赔付，视对方情况，当赔者不赔，不当赔者滥赔；
一些保险公司有假数据、假账本、假报表、假保单、假收据等“五假”造假行为，账外账、小金库、截留保费等违法违规行为严重；
一些业务员或人在展业时虚假承诺、言而无信，误导甚至诱骗投保人购买保险，或诱导退掉高预定利率保单；
一些地方的保险公司之间恶性竞争，不惜通过降费率、提高手续费、任意加大返还比率、肆意提高赔款标准、违规支付无赔款优待或提供其他形式的回扣等方式进行掠夺性竞争；
保险公司和人之间关系不顺，业务员的流动性比较大，“孤儿保单”大量存在、“黑名单制度”缺失，对人的行为约束不利；
一些保险公司理赔人员与保险相互勾结，大量骗取赔款，“撕单”、“埋单”、“鸳鸯单”屡见不鲜；
一些保险公司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相勾结，将投保作为洗钱渠道，侵吞国有资产；
因垄断行为的存在，保险市场曾被政府部门定义为垄断性市场而受到大力整顿；
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进行保险诈骗的黑势力团伙，内外勾结，对正常的保险业务构成极大威胁……
声誉作为保险业最重要的公共资源，在中国的保险市场上已经遭到破坏。“哈定悲剧”仍在上演。
经济学认为，哈定悲剧是由市场失灵造成的，是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行动的非理性。对哈定悲剧的防止有两种办法，其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既包括为维护整体利益的公共权力机构（实际上就是在众多的资源使用者以外建立奖惩机制），也包括能够对公共资源行使所有权或处置权的私营机构；其二是道德约束。
道德约束固然重要，但它的建立和改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中心权力机构实际上早已存在，那就是政府，在保险业就是政府设立的保险监督管理部门。
可以说保险业良好的声誉对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人、经纪人、公估人、乃至监管部门和整个国家和社会都有好处。保险业声誉的破坏也将为以上各方带来坏处，但坏处的大小对于其中每个具体的机构和个体却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大家为保险业的声誉破坏支付的成本是不同的。谁为保险业声誉破坏支付最多的成本？按哈定悲剧的逻辑，保险业低声誉的最终责任者可以直接推到保险业的中心权力机构，监督管理部门将最终承担保险业声誉破坏的责任，因为监管部门存在的价值就在于矫正市场失灵（市场经济的法则是：市场能解决的事情交由市场，市场失灵的地方由政府管控）。声誉遭到破坏这样的哈定悲剧是市场本身难以解决的问题，政府承担责任理所应当，政府监管部门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在现实生活中，公众对保险业声誉的不满最终的指向对象也不是保险公司，而是保险业的监管部门。众口铄金，主要监督官在其他领域积淀了几十年的美誉也有可能被保险业的低声誉而毁坏；相反，如果保险业声誉能够迅速改善，他们的贡献也将被社会所认可并被铭记于一国保险业发展的史册上。
“守规矩”的保险公司和人是保险业声誉破坏的直接受损者，投保人、被保险人、乃至整个社会都在为保险业的低声誉付出代价，他们的利益需要得到保险业中心权力机构的保护。当然，保险业声誉的直接破坏者，比如不守规矩的保险公司和人，也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但短期内他们可能获得了更多的收益。虽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他们也是受害者，然而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放弃短期利益而争取长期收益的积极性，因为，若干年后他们可能已经不是公司的管理者或者已经改头换面，甚至不做人了，他们的短期行为源自产权制度和人事管理制度上的缺陷。
四、如何维护保险业的声誉
保险业声誉破坏的最大受害者自然应成为维护保险声誉的最主要力量，因此，维护保险业声誉最重要的是有效监管。校正哈定悲剧这样的市场失灵，出发点应是从制度层面激发保险公司和人及其他保险机构建立长期信誉的积极性。
当制度设计能够保证“建立长期信誉”可以给保险公司和人带来的期望收益的现值大于短期利益时，保险公司和人就有了建立长期信誉的积极性。为此，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在激励机制方面要深化保险公司的产权制度改革和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当前主要是在保险业资源重新配置基础上的产权制度改革、股份制改造加上国有公司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的改革；在约束机制方面，要加大对破坏保险声誉者的惩罚力度，增加其以破坏声誉为代价攫取短期利益的成本。
首先，重新配置保险业资源是中国保险业改革的第一要务。资源重组应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推进：在保险资源存量上，应退出一定量的国有资本组建政策性的保险公司，借加入WTO后财政支农政策和外贸保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机，把其他领域闲置出来的存量资本整合进政策性保险领域，让政策性保险的功能得到发挥，使农业保险、出口信用保险、房地产抵押贷款保险、存款保险制度的功能发挥出来，展现保险制度全面的社会功能，改变中国保险业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整体形象，从而使保险业的声誉得到决定性的扭转。而保险业增量资本的改革是另一个主要内容，以在海内外上市为契机推动商业保险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所有权结构的优化，明晰产权，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的改革，从而彻底改变政企合一、权责不明的现状，最终使公司的长期利益和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长期利益相一致，从而奠定从业者建立长期信誉的制度基础。
其次是建立保险信用等级评价制度。借助社会信用评估力量，利用保险监管信息资料，准确分析投保人、保险人、中介入信用状况并将结果公之于众。根据评估结果和保险机构违规情况，建立保险业三级“黑名单”制度。第一级是保险公司、公司、经纪公司和公估公司的黑名单；第二级是针对保险机构内部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员工、人、经纪人、公估人的黑名单；第三级是针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黑名单。通过各家保险机构和保险监管部门的信息交换平台，记录并分享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保单信息和信用评价状况。将信用等级低于警戒标准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列入黑名单。建立保险业信息披露制度，保险监管部门、保险公司、、经纪、公估公司都要通过监管部门指定的渠道向公众披露指定信息，其中包括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的经营情况、保险资质情况、产品费率和收益情况等关键信息，以促进保险业信用信号的传播。
再次，完善保险监管体系。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保险企业内部监管是保险业监管的三维构架，但目前全国性的行业自律组织建立的时间不长，为数有限的地方性行业自律组织也大多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其维护保险业声誉的重要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因为缺少相关的法律，行业自律组织重要的监管职能多被政府监管所占据（即使是资格考试、发证这样的事务也由政府监管部门组织实施）。同时，保险企业的内部监管也未真正发挥作用，2001年保监会组织的财务大检查暴露出的问题也说明了这一点。监管主体缺位造成了一个怪圈：行业自律和企业内部监管功能没有发挥作用，必然要求政府监管部门“”其相应的职能，而这样的又使行业自律和企业内部监管的作用更加无法发挥。结果是，产品设计、分保安排、企业分支机构设立、高层管理者的选定、内部财务检查等等应该是由保险行业协会和保险企业自己做的事成了政府监管部门穷于应付的重担，而该由政府监管部门做好的事情，比如维护保险业声誉这样的大事却没有人力和精力去做了。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最后，应重视保险业整体声誉的培养。以“酒后驾车险”的开办为例，尽管从责任保险原理上，“酒后驾车险”不存在问题，但这样的险种推出和宣传的时机未必恰当。当前的情况是贫富分化仍在进行中、保险声誉欠佳、公众对保险理解不深、意识不强，这样的险种若仅从字面理解无疑会导致一些社会阶层的反感。政府监管部门的匆忙表态，无疑会将矛盾集中到一点，凸显保险的负面效应。而从保险业的声誉角度考虑，实际上有更好的选择，比如可以借鉴英、美、日、韩等保险市场比较完善国家的经验，由保监会或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建立“未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机动车辆第三方损害赔偿基金”，在肇事车辆违规未购买第三者责任保险且发生事故后，肇事者不具备经济赔偿能力的情况下，由基金给第三者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偿。基金来源于对未购买第三者责任险车辆的罚款和从各保险公司车险利润的课赋。两种方式对保险业声誉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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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把工伤保险的立足点放在预防上面，通过法律、规章制度等强化预防工作，强调把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职业康复相结合，甚至把预防工作放在首位，强调康复和重返工作岗位。到20世纪末，工伤社会保险不仅从人道主义出发，而且以保障公民人权为原则，形成了包括工伤预防、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三大环节在内的职业伤害社会保险体系。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早就形成了一套极为健全并且执行得很好的工伤保险制度，无论从立法原则、具体内容与精神理念上还是执法力度、管理细节与技术措施上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之处。
在工伤保险立法上，曾经长期存在有制度而没有法制的时代，大量的行政性红头文件取代了法律法规。从工伤保险法规本身来说，2003年4月7日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里面没有关于工伤事故与职业病预防的规定，存在着制度漏洞。我们很多人还习惯上把“工伤”理解为工作中的人身伤害这种不规范、不准确的片面看法，缺乏工伤保险方面的常识性知识。这些法规对当今涉及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威胁与生存危机问题避重就轻，因为工伤不但是一种职业伤害，而且还是一种负外部效应极强的社会风险和社会问题。回避现实生活中民众的生存问题，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并不是学术界的福音。
学术论文关于工伤保险研究的国际比较
我国目前对国外工伤保险的情况介绍与研究，从数量上看极为稀少，从地域与国别分布上看，涉及的国家与地区极为有限与集中，主要限于欧美等极少数几个国家，其中德国相对突出一些。对这几个国家以外的其他100多个国家工伤保险介绍完全是空白。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关于国外情况的介绍与分析比较起来，工伤保险的国外情况介绍与研究是最薄弱的、最落后、最为忽略的。这种极为落后的状况反映了对工伤保险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以及先进经验的极端漠视，而且对于发达国家完善的工伤保险制度经验的漠视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当今矿难频发及其引起的严重社会问题也许可以从这里窥见一些社会思想与文化矛盾根源。
从时间上看，我国对工伤保险的探讨起步非常晚，从实质上说，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并且有明显的时间分界点，特别是2003年是工伤保险研究的一个突出分水岭，即在2003年以前研究从文献数量上都非常稀少，在2003年以后有较为显著的增加。从内容上看，2003年以前在研究质量上处于极为低级的初始状态，在研究范围上比较狭窄，根本无系统性、整体性可言，这种状况在2003年以后有比较明显的改观。从时间变化过程来看，2003年以前变化不明显，或者说简直没什么变化，在2003年以后变化显著，而且这种变化的趋势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从学位论文方面来看，博士论文很少。在硕士论文方面，在数量上几乎没什么差别，数量都很少。从时间上看，都是2003年以后的毕业学位论文，说明这方面的研究时间非常晚。从内容上看，关于工伤保险法律制度、赔偿等方面的内容稍多，探讨的范围都很狭窄，研究水平基本上处于较低层次，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深度。从专业分布角度看，法学、社会保障专业稍多一点。在学校分布上，都比较零散，这方面研究没有非常突出的高校，其中武汉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稍多一点。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工伤保险研究的落后状况。
从文献主要内容来看，属于基础知识方面的内容占据的比例太大，而研究性、理论性方面的内容太少。在这部分文献数量比较少的制度性、理论性研究方面，没有像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研究那样具体明显的不平衡性特点，没有特别突出的方面，即没有出现畸轻畸重的现象。对国外工伤保险情况的介绍与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对于他们注重工伤事故预防，强调把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职业康复相结合等目前为我国极为缺失的方面介绍得极为不够。对于本国的工伤保险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特别是对于事故受害者的权益维护、储备金问题、风险防范、意识培育等基础性、迫切性问题几乎没有述及，不管这种现状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上的故意回避还是思想意识上的原初缺失，这种现状与工伤事故成为当前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亟待解决的迫切要求极不相称，远远落后于当今的社会现实，更谈不上为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先导性思想指导了。
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一、财务失败及成因分析
在财务管理理论中，财务失败（financialfailure）是指公司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的困难和危机。从财务预警的角度看，财务失败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财务失败是指公司盈利能力的实质性减弱，公司的偿付能力丧失，它涵盖了公司财务状况恶化的各个阶段，其表现形式包括：拖欠短期债务、拍卖变现短期甚至长期资产、无力支付债务利息甚至本金等。狭义的财务失败仅指公司丧失偿付能力的最严重状况，即公司的资产市场价值总额小于负债市场价值总额，也就是所谓的“资不抵债”，最终导致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发生破产。
财务失败的原因分析是进行财务预警的必要理论基础。从公司的风险或不确定性着手展开的财务失败研究认为，财务失败源于风险主体对风险控制的不力。风险的主体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和竞争者，其损失主要是指经济利益的减少和丧失。公司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财务失败主要研究公司财务风险的因素。当财务风险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如果不能及时采取化解措施或采取的措施有效性不够，公司就会陷入财务失败的困境。基于对财务风险的定义和计量，财务预警模型研究的一个方向是：以风险测量技术为基础，建立风险估计和监测模型。
从财务实际应用研究层面展开的财务失败研究认为，财务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内部管理能力和外部经营风险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最终都会体现到公司的财务状况上。对于公司财务状况的分析除了行业环境等方面的分析以外，最主要的分析内容之一是公司会计信息的分析。财务与会计理论认为，主要由公司的财务报表提供的会计信息综合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动情况。根据公司真实的会计信息可以研究公司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资产管理能力等，从而分析公司的安全状况，进而对公司的综合财务状况做出判断。因此，这一方向的财务预警研究的主要出发点是关于会计信息的财务分析，会计信息的财务分析方法包括比率分析、结构分析和比较分析等，而财务比率分析是其基本分析方法。这样，对各方面相关财务比率的单项和综合研究，也就成为公司财务预警模型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当然，财务预警的这一研究方向是建立在财务真实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由于公司内控制度不健全、外部监管或第三方鉴证不力等原因而导致会计信息失真，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财务预警将毫无价值。
二、财务预警理论与方法
从第一部分的论述可知，财务预警研究基于基础理论的不同，主要有两大方向：一类是以风险分析为基础，主要采用风险监测系统的方法。另一类是以财务分析理论为基础，从公司的资金存量和流量分析人手进行的多因素分析方法。目前应用比较成功和有相当研究基础的是后者——基于财务比率的多因素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又可以根据财务预警模型中选用的变量多少不同，分为单变量模式和多变量模式两种。
（一）单变量模式，是指运用单一变量，用个别财务比率来预测财务失败。从一般企业来看，主要的运用比率包括债务保障率（现金流量÷债务总额）、总资产收益率（净收益÷资产总额）、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资金安全率（资产变现率一资产负债率）等。按照单变量模式，公司发生财务失败是由长期因素而非短期因素造成的，因此，可以长期跟踪这些比率，注意这些比率的变化，借以预测公司的财务危机。但是这种模式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即个别比率只能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不能全面反映公司面临的各种风险，并且当这些比率彼此不完全一致甚至传递出相反的信号时，指标的警示作用就可能减弱甚至被抵消，因此，单变量模式的应用受到较大的限制。
（二）多变量模式，是指按照多变模式思路建立多元线形函数公式，运用多种财务比率进行加权，然后以汇总产生的总判别分来预测财务失败。这种模式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由美国学者奥特曼（Altman）于1968年提出的“Z记分模型”。这一模型主要适用于上市公司，计算步骤是首先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计算出一组反映公司财务危机程度的财务比率，然后根据这些比率对财务失败警示作用的大小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再将这些财务比率按照不同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得到一个公司的综合风险总判别分Z，最后将其与临界值进行对比，就可以得出公司是否存在财务失败及其严重程度。“Z记分模型”的具体判别函数为：
Z=0.012X1+0.014X2+0.033X3+0.006X4+0.999X5
式中：
X1=（营运资金÷资产总额）×100，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X1越大，说明企业资产的流动性越强，财务状况越理想。
X2=（留存收益÷资产总额）×100，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留存收益相当于我国企业财务报表中所有者权益项下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X2越大，说明企业筹资和再投资的功能越强。
X3=（税息前利润÷资产总额）×100，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X3越大，说明企业不考虑税收和财务杠杆因素时企业资产的获利能力越强。
X4=（普通股和优先股市场价值总额÷负债账面价值总额）×100，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X4越大，说明投资者对公司前景的判断越乐观，在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该指标尤其具有说服力。
X5=销售收入÷资产总额，反映企业营运能力的指标。X5越大，说明企业利用现有资产获取销售收入的能力越强。
根据对财务失败企业的统计分析，奥特曼得出一个经验性的临界值，即Z=3.0.如果企业的Z记分高于3.0，则表明企业财务状况良好，无破产可能。低于3.0，则存在财务失败的可能。如果低于1.8，则表明该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如果不及时采取强有力措施，将很难走出破产的困境。
“Z记分模型”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应用，其主要特点和优势在于它客观准确，简单易懂，所有数据均可直接根据财务报表得到，可操作性强，不仅有利于公司管理当局进行财务分析，及早发现潜在的财务危机，改善财务状况，而且可以用来作为投资者（或者潜在的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债权人（或潜在的债权人）进行信贷决策以及监管机关实施监管措施的参考依据。
三、建立我国保险公司财务预警模型的思考
虽然“Z记分模型”适用于上市公司，奥特曼当初得出的公式也是基于制造业公司的财务资料。但是，这一模型的应用已扩展到非制造企业及企业债券评级等领域。我们可以借鉴其基本原理构建我国保险公司财务预警模型。当然，保险公司具有不同于工商企业的业务特点，反映其财务状况的指标也不可能与工商企业相同。2001年1月，中国保监会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试行）。2003年3月，又对其进行了修订。在借鉴国外财务预警理论与实践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规定中的某些监管指标并加以改造来构建我国保险公司的财务预警模型。由于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的业务和财务特点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因此，应分别建立各自的财务预警模型。
（一）财产保险公司财务预警模型
Z=W1X1-W2X2+W3X3+W4X4+W5X5-W6X6-W7X7
其中，Z为判别分值，W1、W2……W7为各比率的权重，X1、X2……X7为相应的财务比率，笔者提出的这些比率分别为：
1.X1（速动比率）=速动资产÷认可负债×100％，反映财产保险公司的资产可以迅速变现来偿还负债的能力，这一指标的正常值范围为大于95％，指标值越大，表明保险公司短期偿债能力以及应付突发性保险责任事故的能力越强。
2.X2（认可资产负债率）=认可负债÷认可资产×100％，反映保险公司利用认可资产偿还认可负债的能力，这一指标的正常值为小于90％，该指标值越小，表明保险公司的偿债能力越强。
3.X3（资产认可率）=资产净认可价值÷资产账面价值×100％，反映保险公司资产的风险状况，这一指标的正常值为大于等于85％。
4.X4（自留保费增长率）=（本年自留保费-上年自留保费）÷上年自留保费×100％，反映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加上分保费收入减去分出保费后的自留保费的增长率。一般来说，保费收入的增长表明保险公司业务的发展，这样有利于保险公司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这一指标的正常值为-10％～60％。
5.X5（资产收益率）=净利润÷认可资产×100％，反映保险公司利用认可资产产生利润（包括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的能力，保险公司除了要保持保费收入的不断增长外，还应该提高承保业务和资金运用的收益水平。本指标实际上包含了承保利润和资金运用收益两个方面，利润率越高，表明保险公司运用现有资产的效益越好，保险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越强。
6.X6（自留保费规模率）=本年自留保费÷（实收资本金+公积金）×100％。《保险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四倍。该指标值越大，表明财险公司相对于其自有资本来说保费规模越大，因而其最终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越弱。计算该指标时，当公司所有者权益中“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时，应在“实收资本加公积金”项目中予以扣除。
7.X7（估计的当期准备金缺乏对盈余比率）=（估计所需的损失以及损失理算费用准备金-当年的损失及损失理算费用准备金）÷当年盈余，其中，估计所需的损失以及损失理算费用准备金=当年的保费收入×准备金对保费的平均比率。该指标的正常范围为小于或等于25％，超过盈余25％的准备金缺乏说明保险公司明显没有得到恰当的管理。
由于Z记分值越大，则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越强，因而模型中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成正比的速动比率、资产认可率、自留保费增长率、资产收益率为正权重，而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成反比的认可资产负债率、自留保费规模率、估计的当期准备金缺乏对盈余比率为负权重。在具体计算Z记分时，也要剔除非正常因素，比如对于刚开业的公司，自留保费增长率等指标就会出现异常。另外当保险公司自留保费增长率超过60％时，可能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问题，这时要结合自留保费规模率等指标进行综合分析。
（二）人寿保险公司财务预警模型
由于寿险公司大部分业务具有长期性和储蓄性等特点，因此选取的财务指标并不与财险公司完全相同。笔者提出的人寿保险公司财务预警模型为：
Z=WI‘YI-W2’Y2+W3‘Y3+W4’Y4-W5‘Y5+W6’Y6+W7Y7
其中，Z为判别分值，Wl‘、W2’……W7为各比率的权重，Y1、Y2……Y7相应的财务比率，分别为：
1.Y1（投资收益充足率）=资金运用净收益÷有效寿险和长期健康险业务准备金要求的投资收益×100％。其中资金运用净收益：投资收益+利息收入+买入返售证券收入+冲减短期投资成本的分红收入一利息支出一卖出回购证券支出一投资减值准备，但不包括独立账户中各项投资资产所产生的资金运用净收益。有效寿险和长期健康险业务准备金要求的投资收益=∑（不同评估利率的有效寿险和长期健康险的期末责任准备金X相应的评估利率），其中有效寿险和长期健康险的期末责任准备金按照认可负债表中寿险责任准备金和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的相同口径计算，不包括计为独立账户负债的那部分准备金。本指标的正常值为125％—900％。
2.Y2（认可资产负债率）=认可资产÷认可负债×100％。该指标与财险公司相同，指标正常值为小于90％。
3.Y3（资产认可率）=资产净认可价值÷资产账面价值×100％，该指标与财险公司相同，这一指标的正常值为大于等于85％。
4.Y4（保费收入增长率）=（本年保费收入-上年保费收入）÷上年保费收入×100％。本指标的正常值为-10％～50％。指标值过低，说明公司业务增长过慢，业务拓展能力不足。本指标值过高，说明公司业务增长太快，可能因责任准备金的相应增加而影响公司的偿付能力。
5.Y5（短期险两年赔付率）=[本年和上年的赔款支出（减摊回赔款支出）之和+本年和上年的分保赔款支出之和+本年和上年的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之和-本年和上年的迫偿款收入之和]÷（本年和上年的短期险自留保费之和-本年和上年的短期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提转差之和）×100％。本指标主要反映寿险公司短期险业务赔款支出状况。根据精算规定，短期险附加费用率为35％，因此，本指标的正常值为小于65％，否则短期险的承保利润有可能为负，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
6.Y6（净盈余变化率）=（当年净盈余—上年净盈余）÷上年净盈余。这一指标主要反映寿险公司净盈余的变化情况，也是衡量一个寿险公司财务状况在一年里改进或恶化的根本标准。本指标的正常值为-10％～50％，使用50％的上限是因为某些濒于倒闭的公司在无力偿付债务之前有盈余剧增的现象。这种剧增可能是财务不稳定的迹象，有可能涉及到所有权的变化，诸如业务转移等。
7.Y7（准备金变化率）=（当年准备金-上年准备金）／当年净保费收入-（上年准备金—前年准备金）／上年净保费收入。该指标的正常范围为-20％～20％，它主要考核寿险公司业务经营与准备金提取的稳定性。准备金突然变化，说明保险公司产品总量或结构发生变化，也可能是准备金计算方法改变。一般准备金突然减少，说明保险公司业务经营有较大变化，也可能说明该公司财务出现困难。
以上指标中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成正比的投资收益充足率、资产认可率、保费收入增长率、净盈余变化率、准备金变化率为正权重，而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成反比的认可资产负债率、短期险两年赔付率为负权重。在具体计算Z记分时，也要根据寿险公司成立时间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四、本文的局限性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构建我国保险公司财务预警体系是摆在我国保险业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也是保险监管机关实现偿付能力监管的重要环节。本文遵循财务预警理论提出了保险公司财务预警的初步模型。应该说，这一模型还不健全，尤其是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
1.模型中的指标是否具有线性关系，这是模型能否建立的一个关键。从奥特曼以及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这一线形关系在制造业以及部分非制造业公司是成立的，但就国内外保险业来说，尚无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结论。
关键词:监管模式偿付能力破产概率监管效率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保险业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偿付能力危机,90年代后期,日本保险业也出现大规模的倒闭现象。虽然近20余年,我国保险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外部经营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保险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巨额利差损的出现和保险业整体投资收益率的下降,严重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水平。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日益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保险偿付能力是指,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履行赔偿责任的能力。对这种履约能力的监管即构成偿付能力监管。
我国保险监管模式的演进
我国保险监管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的起步阶段。保险业经历了独家垄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到三足鼎立(中保/平安/太保),到以完全垄断为主、寡头竞争为辅的多元市场结构。这一时期,保险市场得到充分发展,市场的主体日趋增加,但存在市场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尤其是在分支机构的设立方面,因此保险监管在审批方面花费较多精力。
第二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初步发展阶段。在1995年《保险法》颁布之后,一批股份制保险公司及中外合资保险公司相继成立,保险市场连年保持两位数增幅,但市场存在粗放经营问题,出现了大量违法违规行为,如:擅自开办新业务、擅自降低费率、抬高手续费,因此这一时期的监管以市场行为监管为主。
第三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规范化的阶段。1998年保监会成立之后,监管部门提出了“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监管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是与当时国内保险市场的背景相关的。由于连续降息,寿险公司普遍出现巨额“利差损”,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偿付能力,偿付能力监管由此提上日程;但是考虑到保险市场还存在大量违规现象,市场行为监管还不能完全放弃。
第四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走向开放的成熟的阶段。为适应保险市场扩大开放和保险业加快发展的需要,我国从2003年开始在继续坚持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前提下,逐步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过渡。市场行为和偿付能力双重监管具有较高的监管成本,并且,市场行为监管所可能引致的“寻租行为”都使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成为必然。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晰看到,我国保险的监管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说,经历了“审批还是监管”到实施“行为监管”,再到实施“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的制度变迁。
监管模式的制度特征比较
目前,国际保险业的自由化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伴随这一趋势许多国家都在放松对市场行为的监管,而转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风险资本的监控。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中最主要的两种模式,一般而言,监管模式的选择是与各国保险市场的成熟程度相匹配的,对于市场成熟度较高的国家,偿付能力监管能够体现出优于市场行为监管的几项制度特征:
从监管成本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成本较低。在对保险监管的模式进行取舍的时候,监管的成本和效率是最重要的权衡原则。与行为监管相比,偿付能力监管显然能够节约监管成本,因为它需要的监管人员及机构较少。
从监管效率上说,偿付能力监管对市场竞争的伤害较小。在行为监管中,保险公司的费率厘定、保单条款的设计等都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限定,不利于险种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损害了市场竞争的效率。而偿付能力监管一般是通过设立偿付能力指标体系进行监控,对于偿付能力指标符合监管规定范畴的公司,保监会并不干预其正常经营。
从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效果优于行为监管。众所周知,与保险消费者的利益最为密切的是,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承担赔偿和给付责任的能力,因此,监管机构通过对偿付能力的直接监管,抓住了保险经营的核心,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更为直接有效。
监管模式效率比较的模型分析
保险业有效监管的基点是:在保险公司的收益和风险之间进行平衡,维持保险业整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经营性。由于任何监管都是有成本的,保险监管必然会对保险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例如,限制保险公司对某些风险过大项目的承保,这使保险公司风险水平下降的同时也使相应的期望收益下降。
根据一般的保险公司破产概率模型
P=αδ(r)-βE(r)
P:表示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
α,β是相关参数,且α,β>0
E(r)是保险公司资产的期望收益
δ(r)是保险公司收益的标准差
当保险资产的期望收益E(r)上升,则破产概率P下降,另一方面,当保险资产的风险上升,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上升。保险监管结构可以对δ(r)的下限做出规定,即限定保险公司经营的最低风险额度。根据保险的一般破产概率公式,有效边界曲线如图1所示。
假定保险监管机构采用严厉的监管方式,这有利于使保险的经营风险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例如,与偿付能力监管方式相比较,市场行为监管方式是更为严格的监管,因为它对保险公司的各个方面从经营管理到费率厘定都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假定它由此导致更低的方差δ(r),市场行为监管的均衡点如图点L所示。考虑一种极限情况,如果监管设定的δ(r)接近极限值,则对应的保险公司的期望收益也急剧下降。这是因为过度的市场行为监管严重影响保险公司正常经营,导致保险公司利润的下降,从无限区界来看,没有利润的保险经营最终将破产,即偿付能力危机。而偿付能力监管则较为灵活,放松对保险公司具体环节的管制,因此对应更高的δ(r),均衡点为M。可以看出,偿付能力监管的均衡点M比市场行为监管的均衡点L具有更高期望收益E(r)水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中各有优劣的两种模式。对于市场成熟度较高,保险公司有自身风险管理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偿付能力监管优于市场行为监管:从监管成本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成本较低;从监管效率上说,偿付能力监管对市场竞争的伤害较小。
监管模式的选择是与各国保险市场的成熟程度相匹配的。在对保险监管的模式进行取舍的时候,监管的成本和效率是最重要的权衡原则。有效的保险监管是在控制保险偿付能力风险与提高保险公司竞争能力之间的平衡。具体地说,是在控制保险公司经营风险额度的基础上,提高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经营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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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一、保险标的的损失
在海上保险中，保险标的的损失分全部损失和部分损失。全部损失即全损又分为实际全损和推定全损。
(一)实际全损
何谓实际全损？《海商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后灭失，或者受到严重损坏完全失去原有形体、效用，或者不能再归保险人所拥有的，为实际全损。可见，实际全损包括三种情况：灭失；失去原有形体、效用；不能再归保险人所拥有。另应注意的是，根据《海商法》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船舶失踪也按实际全损处理，被保险人无需向保险人委付船舶。
我国《海商法》关于实际全损的规定与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下称MIA1906）基本相同，该法第57条规定，当保险标的完全灭失，或者损坏程度严重到不再是与原保险标的类似的事物，或者被保险人无可挽回地丧失了该保险标的者，构成实际全损。不同的是我国《海商法》未就实际全损与保险委付的关系作出明确规定，而依MIA1906实际全损也可导致委付，且“发生实际全损的，无须发送委付通知”。其实，根据《海商法》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可推知委付与实际全损无关。在实际全损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向保险人发出委付通知对保险人一般无实际意义。因为保险应依约赔偿，无权利转移可言，委付根本不可能成立。[2]这正如MIA1906第62条第7款的规定，被保险人得到损失消息时，如果向保险人发出委付通知，保险人已无获益可能的，则无需发出委付通知。
(二)推定全损
1、推定全损
《海商法》未对推定全损作定义，但规定了船舶和货物的推定全损。该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船舶发生保险事故后，认为实际全损已经不可避免，或者为避免发生实际全损所需支付的费用超过保险价值的，为推定全损。货物发生保险事故后，认为实际全损已经不可避免，或者为避免发生实际全损所需支付的费用与继续将货物运抵目的地的费用之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为推定全损。其实，海上保险的标的并不限于船舶和货物，因此，有必要对海上保险中的推定全损作一定义，而MIA1906第60条的规定可资借鉴，即除保险单另有明文规定外，保险标的因其全部损失看起来不可避免，或者为避免实际全损所需的费用将超过其本身价值的原因而被合理放弃的，构成推定全损。《海商法》修改建议稿[3]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其他保险标的被合理放弃，或者认为实际全损不可避免，或者为避免实际全损所需费用超过保险价值的，为推定全损。对于上述定义，笔者认为尚需推敲推定全损价值比较的基础和确定推定全损的时间点。
另MIA1906还对推定全损进行类型化，明确船舶、货物构成推定全损的具体情形，这种规定的好处在于能快速认定是否构成推定全损。笔者认为，为节约立法资源，可不具体规定推定全损的情形，而留由保险单作出约定，毕竟，是否构成推定全损更多的是事实问题。
2、确定推定全损的价值比较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保险标的“本身的价值”如何确定，我国《海商法》关于船舶和货物推定全损的规定，其价值比较的基础是保险价值，在修改建议稿中关于推定全损的一般定义，其价值比较的基础仍为保险价值。海上保险往往是定值保险，故这种确定方法具有容易对比确定、简便易行的优点。但也存在不准确、不合理的缺点。在MIA1906中，是以市场价格而非当事人约定的保险价值作为标准来判断是否构成推定全损。[4]关于船舶推定全损比较价值，MIA1906第60条第2款第2项规定，船舶受损的，因承保危险使船舶所受损坏严重到修理船损的费用将超过修理后船舶的价值的情况构成推定全损，本款规定是以船舶修理后的价值而非保险价值作为比较的基础。MIA1906第27条第4款的规定，除保险单另有规定外，就确定是否构成推定全损而言，保险单约定的价值并非终结性的。也就是说，在保险单中无其他约定的情况下，要在预计的修理费用和基于市场估价的修复价值之间进行比较，以决定是否构成推定全损。这也是合理的，[5]船舶修理后的价值当指船舶的市场价格，由于修理所需费用是估算的，修理后船舶的价值也是估算的，这往往会导致很大的分歧，并且颇费时间和金钱，因此几乎所有的船舶保单和运费保单中都规定了在确定是否构成推定全损时应当以保险价值为修理后的价值，实际上抛弃了以修理后船舶的价值为标准的做法。如协会船舶定期保险条款第19.1条规定，在确定船舶是否构成推定全损时，船舶的保险价值应作为船舶修理后的价值，不应考虑保险船舶或残骸的受损或解体价值。本条是关于确定推定全损成立的特别约定，改变了MIA1906第60条第2款第2项，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若修理费用（5万元）超过船舶修理后的价值（3万元），而未超过保险价值（6万元），依上述保险条款并不构成推定全损（依MIA1906的规定构成推定全损），被保险人不得索赔推定全损，按部分损失却可索赔高于船舶修理后价值的修理费用，显然对保险人不合理。反之，若修理费用（4万元）未超过船舶修理后的价值（5万元），而超过保险价值（3万元），依上述保险条款构成推定全损（依MIA1906不构成推定全损），若按推定全损索赔显然对被保险人不合理，被保险人当然会按选择部分索赔。对于此问题，具有一般立法作用的[6]挪威海上保险计划区分了不同情况选取不同的比较对象：如果修理后的船舶价值未超过保险价值的，应以保险价值为价值比较的基础；反之，应以修理后的船舶价值为比较的基础，以确定是否构成推定全损。
与我国《海商法》不同，MIA1906第60条第2款第3项规定，货物受损的，修理受损货物以及将货物续运到目的地的费用，将超过货物到达目的地时价值的构成推定全损，该规定是以货物到达目的地时的价值而不是以保险价值作为比较的基础。当推定全损的货物在目的地的价值远高于保险价值时，以保险价值为基础作出的推定全损显然是不科学的。故MIA1906关于货物推定全损的规定值得借鉴。
3、确定推定全损的时间点
确定推定全损的时间点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在判断是否构成推定全损时涉及在何时看来实际全损不可避免，或者在何时为避免实际全损所需费用将超过保险价值，因此确定推定全损的时间点至关重要。就此有三个可供选择的时间：保险事故发生时；委付保险标的时；接受委付时。保险事故的发生经常会持续一段时间，且保险事故发生后，损害有可能继续产生，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难于确定，故以该时间作为确定是否构成全损的时间并不妥当。保险人应于何时接受委付，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以保险人接受委付的时间作为确定推定全损的时间点并不现实，因为只有在被保险人认为存在推定全损时才会委付保险标的物，以保险人接受委付的时间点作为确定是否构成推定全损的时间在顺序上是颠倒的，也不适合。所以，应当以发出委付通知之时作为确定推定全损的时间点，以该时间点的事实情况作为相关价值比较的基础。在该时间点之前发生的费用显然不应计入需要的费用。
4、海上保险所特有
推定全损的有关规定，实际上是要求保险人赔偿尚未发生的损失，为海上保险特有。[7]把握这一点有利于推定全损制度在审判实践中的适用。在原告蔡水俄为与被告蔡水全侵害船舶所有权纠纷一案中，[8]海事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所属船舶在被告修理期间因被告疏忽发生火灾，导致原告的船舶即使经修理，恢复至该传进厂修理前的适航状态，其修理费将超过该船舶的实际价值，为此，海事法院认为，该船已构成推定全损，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案涉船舶的实际价值，但该判决未明确被告履行赔偿责任后案涉船舶的归属。宣判后被告不服上诉至高级法院，高级法院经审理认为，[9]推定全损是海上保险法中的特殊制度，本案适用推定全损的规定，属法律适用错误。笔者同意高级法院的观点，毕竟推定全损是海上保险的特殊制度，在案涉船舶已投保的状态下可构成推定全损，但在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中，如果船舶的修复费用超过该船舶的实际价值，应判决被告赔偿该价值扣除船舶残值后的价款，本案显然不宜适用推定全损的规定。
5、与委付的关系
《海商法》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保险标的发生推定全损，被保险人要求保险人按照全部损失赔偿的，应当向保险人委付保险标的。可见，依我国现行法，推定全损是委付的发生原因（下述），而在推定全损的情况下，保险委付是保险人按照全部损失赔偿的前提。但反之是不成立的，因为是否委付保险标的物与能否构成推定全损并无关系。
二、委付的概念
(一)概念
1、概念
我国《海商法》对委付未作定义，MIA1906也未对委付作出定义。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海上保险之委付，指被保险人于发生第一百四十三条至第一百四十五条委付原因后，移转保险标的物的一切权利于保险人，而请求支付该保险标的物全部保险金额之行为。该定义值得借鉴，但该定义将委付的原因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三种情况，有过于狭小之嫌。另外，单从字面上分析，保险人在取得标的物权利的同时不负担相应义务，有失公平。因此，笔者认为，所谓委付是指发生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推定全损，被保险人将保险标的上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移给保险人，请求保险人按照实际全损赔偿的意思表示。
2、委付的主体
从《海商法》第二百四十九条、台湾地区海商法第一百四十二条、MIA1906第61条的规定可知，委付的主体为被保险人。应注意的是不能认为被保险人就是保险标的的所有权人或者必须是保险标的标的的所有权人，显然二者并不是同一概念。
3、委付的标的
从《海商法》关于船舶和货物的推定全损的规定可知，委付的标的肯定包括构成推定全损的船舶和货物，但我国法律对其他保险标的是否能成为保险委付的标的未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委付的标的主要是但不限于船舶和货物，运费及其他保险标的构成推定全损时，均可作为委付的标的，当然，责任保险是以对第三人的责任为保险标的，该保险标的应无构成实际全损的可能，因此，对第三人的责任不应是委付的标的。
4、委付的发生原因
关于委付的原因，根据总结有三种，即推定全损说、法定原因说和全损说（包括实际全损和推定全损）。[10]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至第一百四十五条直接、明确地规定了三种委付的原因，即船舶委付之原因：船舶被捕获时；船舶不能为修缮或修缮费用超过保险价额时；船舶行踪不明已逾两个月时；船舶被扣押已逾两个月仍未放行时(此处所称之扣押，不包括债权人声请法院所为之查封、假扣押及假处分)。货物委付之原因：船舶因遭难或其他事变不能航行已逾两个月而货物尚未交付于受货人、要保人或被保险人时；装运货物之船舶，行踪不明，已逾两个月时；货物因应由保险人负保险责任之损害，其恢复原状及继续或转运至目的地费用总额合并超过到达目的地的价值时。运费委付之原因：运费之委付，得于船舶或货物之委付时为之。据此，有人认为这是委付的法定原因，其实，台湾地区海商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至第一百四十五条只是规定了船舶、货物和运费的推定全损的具体情形，可见推定全损才是委付的真正原因。这也可从MIA1906的规定中可以得到印证，该法第60条规定了推定全损的概念后，对推定全损进行类型化，台湾地区海商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至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与之相似，也是对推定全损的具体情形进行类型化。至于实际全损，其实无所谓委付，保险人均应依约按全损赔偿，因此，全损说也其实也就是推定全损说。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委付的原因是且只能是推定全损。
(二)与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的区别
法律制度的运用以其概念明确为前提，为准确把握委付制度，有必要厘清其与代位求偿权的区别。
代位求偿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中被认为是债权的法定转移，即保险人根据合同对被保险人的损失予以赔偿后，如果第三方根据合同或法律须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保险人享有的对第三方的请求权（债权）立即自动转移给保险人。[11]《保险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保险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二条也有类似规定。较之于委付，笔者认为，二者存在如下区别：
第一、性质不同。广义上的代位权包括两种：一种是权利代位，另一种是物上代位权，权利代位即追偿权的代位，取得代位求偿权，[12]是债权的法定转移，而委付所要转移的是保险标的上的权利和义务，具有物权的特点，属物上代位的范畴。
第二、代位的条件不同。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以向被保险人实际支付赔款为前提，而保险人承受保险标的的权利和义务不以支付赔款为前提，仅需保险人接受委付。
第三、适用范围不同。保险人无论是对部分损失的赔偿还是对全部损失的赔偿均取得代位求偿权，而委付仅适用于推定全损。
第四、结果不同。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时，无须承担其他义务，而保险人在接受委付时，不仅取得标的物的权利，还应承担该标的物的其他义务。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所获赔偿不得超过其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而在委付的情况下，保险人可以获得大于其赔偿金额的利益。保险人支付了全损费用后，取得两个权利，一是保险标的上的利益，另一个是代位求偿权。[13]
第五、被保险人的义务不同。根据《保险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被保险人负有不得损害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并协助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法定义务，且被保险人不履行上述义务其赔偿金将被相应扣减，而在保险人接受委付后，法律并未对被保险人的义务作出规定。
三、委付的法律性质
关于委付的法律性质，存在不同的见解，有论者对此进行总结：委付是单方法律行为；委付是双方法律行为；委付是经法院判决生效的法律行为；委付是要约。[14]委付在德日的立法例中是被保险人实施的单方法律行为，在英美法和我国的立法例中则为被保险人为订立委付合同所发出的要约。[15]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及相关立法例，笔者认为，委付是一种特殊的要约。
如上述，《海商法》第十二章关于海上保险合同的规定参照了MIA1906，为探究委付的法律性质，有必要了解委付在英国法下的性质。在英国法下，委付被定性为要约。但应该注意的，英美法中要约的概念与大陆法中要约的概念是有区别的。传统的大陆法的观点认为，要约是一种意思表示而不是法律行为，也不是事实行为，而是一方当事人以缔结合同为目的，向对方当事人所作的意思表示。英美法学者一般认为，要约是当事人所作的一种允诺，因为合同本身就是以一项或数项允诺为内容的。[16]
何谓要约，我国《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内容具体确定；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以此规定衡诸委付，笔者认为委付是要约：委付的内容具体且确定，在发生推定全损时，被保险人若欲以全损索赔，就必须向保险人委付保险标的，要求按全损赔偿，关于如何作出意思表示，我国法律并无特殊规定，当理解为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根据MIA1906第62条第1款的规定，这种意思表示的载体是委付通知，这实际上就是按法律规定内容向保险人发出的订立委付合同的意思表示；《海商法》规定，委付一经保险人接受，不得撤回。[17]这表明被保险人向保险人发出委付保险标的的通知后，依法受该要约的约束。
笔者认为，委付作为要约其特殊性表现在：
首先，法律未为要约设定前提条件，而根据《海商法》的规定，委付必须以发生推定全损被保险人要求按照全部损失赔偿为前提。其次，要约的内容一般由要约人自主确定，而委付的内容是特定的，被保险人在作出意思表示时必须明确表示其愿意将保险标的上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移给保险人，请求保险人按照实际全损赔偿，被保险人对于法律的此项规定别无选择。再次，就一般的要约而言，要约可向多人发出，一个有效的要约原则上要求受要约人是特定的，承诺人是由要约人确定的，而根据《海商法》的规定，委付只能向保险人或经保险人授权的人作出，其受要约人不但是特定的，而且明确具体，被保险人只能向保险人提出委付，没有选择余地。最后，根据《海商法》第二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委付不得附带任何条件。以此类推，委付也不能负有期限。[18]而要约不但可以附带条件，也可以期限，如要约可以规定承诺的期限等。
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委付经承诺有效外，委付还可经判决有效。通常认为英国法律中委付成立取决于保险人承诺或法院判决，但实际并非如此。英国法律中没有保险标的权利和义务可依照法院判决转移的规定和判例，英国法院判决的只是被保险人能否索赔全损。[19]既然委付在我国的立法例下定性为特殊的要约行为，那么委付可经判决生效的规定并不足取。
四、委付的构成要件
一般认为，要约的有效条件包括：必须具有订立合同的意图；要约必须向要约人希望与之缔结合同的受要约人发出；要约的内容必须具体确定；要约必须送达受要约人。[20]根据要约有效的一般要件，并考虑到委付是一种特殊的要约，笔者认为一个有效的委付除应具备要约的一般要件外，也应遵循：
（一）、委付不得附带条件。这是委付生效的法定条件，根据我国《海商法》第二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委付不得附带任何条件。多数国家的立法也规定委付不得附带任何条件。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是“谋迅速解决当事人间法律关系”。[21]如果允许委付附带条件，必然使委付程序更加复杂，有违法律设立委付制度以迅速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初衷。
（二）委付应及于保险标的物的全部。在推定全损发生后，被保险人如果决定委付，就应将保险标的物的全部予以委付，不能一部分委付，一部分不委付。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委付应就保险标的物之全部为之。但保险单上仅有其中一种标的物发生委付原因时，得就该一种标的物为委付请求其保险金额，这可称简为“委付不可分”。
四、委付的法律后果
（一）委付的法律后果
如上述，委付是一种特殊的要约，保险人对是否接受委付有选择权。只有经保险人承诺，委付才发生法律效果。关于委付的法律后果存在两种立法例，一种是保险人接受委付的，被保险人对委付财产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转移给保险人，如我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条的规定。另一种是保险人接受委付后取得保险标的的权利，而不负担其义务。如MIA1906第63条第1款规定，如果委付有效，保险人有权接管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一切剩余利益，以及与其有关的所有财产利益。当然，无论是仅享有权利还是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负有义务，被保险人适用委付的目的是按全损获得赔偿，故保险人接受委付后必须对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额，在不足额保险的情况下，保险人应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支付全损保险赔偿。但无论如何，两种立法例对保险人接受委付取得保险标的的权利的认识是共同的，一般认为，这种权利包括保险标的的物上请求权，如上述，该物上请求权不同于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向第三人追偿所得如果大于对被保险人的赔付，多出部分仍归保险人而非被保险人。既然保险人可能因委付而取得更多的利益，作为一种利益平衡的手段，让保险人承担保险标的物上的义务符合公平原则，故笔者赞同我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条的规定。
对于委付的法律后果，MIA1906第63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从委付船舶时起，船舶保险人有权得到正在赚取和在引起损失的事故发生后船舶收取的任何运费，减去在引起损失发生的事故后为获得该运费所支付的费用；如果船舶装载的是船舶所有人的货物，保险人有权收取在引起损失发生的事故后运输货物的合理报酬。
（二）需要明确的问题
1、多次委付
保险人拒绝委付后，被保险人能否再次向保险人委付的，即能否多次委付？对此法律并无明文规定，笔者认为应准许被保险人多次委付。根据MIA1906第62条第5款的规定，保险人对于委付的接受可以明示，也可以以行动默示。保险人在收到委付通知后仅保持沉默，不构成对委付的接受。可见，保险人可以明示或作为的默示作出承诺。法律设立委付制度的目的在于迅速解决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为此，应允许被保险人多次向保险委付保险标的物，因为保险人收到委付通知后保持沉默并不会产生法律效果，被保险人的再次委付并不损害保险人的利益，而被保险人的再次委付却产生了迅速解决双方法律关系的机会，符合立法的目的。
2、错误接受委付
有观点认为，保险人一旦接受委付，便不得撤回，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还委付的财产。即使后来发现保险标的的损失不是由于其承保的危险造成的，或者推定全损不成立，或者被保险人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或者被保险人没有交清保险费等，被保险人仍有权要求保险人按全损赔偿。[22]另有观点认为，基于错误而发出和接受委付通知的行为都是无效的。本身无效的委付通知不能仅因保险人接受了委付而成为权利的基础，在委付的要约和承诺方面的共同错误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与任何其他合同中是一样的，正是因为错误会导致委付通知无效，因而同样也会导致对该通知的接受无效。
笔者认为，既然委付是要约，保险人接受委付，双方之间成立委付合同。对错误接受委付如何处理在《海商法》、《保险法》未作特殊规定时，应适用合同的一般规则。委付合同可因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而无效，也可因《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原因而可变更和撤销。
【注释】
[1]据笔者了解，迄今为止，在福建省，保险公司接受委付的只有“盖山”轮（1989年）。
[2]参见邢海宝《保险委付研究》，载《中国海商法协会通讯》2001年第2期。
[3]参见司玉琢、胡正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建议稿条文、参考立法例、说明》，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616页。
[4]SeeD.RHIDIANTHOMASandcontributors:《THEMODERNLAWOFMARINEINSURANCE》(VolumeTwo),LLP2002,p118.
[5]参见杨良宜、汪鹏南著《英国海上保险条款详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8页。
[6]参见郭萍《挪威1996年海上保险方案》，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3期。
[7]参见司玉琢主编《海商法学习问答》，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50页。
[8]厦门海事法院（2002）厦海法事初字第036号民事判决书。
[9]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闽经终字第040号函。
[10]参见张桂红《海上保险中的委付问题研究》，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4期。
[11]参见司玉琢主编《海商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380页。
[12]参见温世扬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01页。
[13]参见杨良宜、汪鹏南著《英国海上保险条款详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43页。
[14]参见张桂红《海上保险中的委付问题研究》，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4期。
[15]参见张湘兰、张学辉《海上必须委付行为法律性质新探》，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
[16]参见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204页。
[17]根据《合同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要约虽可撤回，但撤回要约应在承诺之前，既然保险人已接受委付，即作出承诺，此时不存在撤回要约，而是根据该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在保险人接受委付后委付不得撤销，故这里的撤回显然应为撤销。
[18]参见杨仁寿著《海商法论》，三民书局，1985年11月版，第406页。
[19]参见蒋溢峰《海上保险法中委付制度新探》，载《世界海运》2001年第6期。
[20]参见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207-211页。
在保险市场上，由于缺乏保险这个特定行业的专业知识，投保人很难理解保险条款，不知道自己的需求，不知道自己存在什么风险，不知道购买何种保险可以更好的规避风险，也不知道哪家公司服务好，所以不能对保险产品进行有效的选择。特别是在我国，保险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其发展和管理规范还不是很完善，存在很大的缺陷，很容易引起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纠纷，从而降低保险公司的信誉，进而影响保险行业的发展。而保险经纪公司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人员优势，对投保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为其选择合适的保险产品，满足其需求。同时对于保险公司而言，保险经纪公司的出现，使保险人从开展售后服务、宣传公司形象、检验客户提供资料的真实性等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内部管理和市场开发,从而促进其工作效率的提高。推进我国保险行业的迅速发展，并加以完善。
保险经纪公司是保险市场上沟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重要桥梁，保险经纪行业的发展直接影响着保险行业的发展。在欧美，保险经纪已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而我国的保险经纪行业发展历史短，经验缺乏，且由于各种原因，运营尚不规范。近年来我国保险经纪公司虽有发展,但发展规模小且效益不理想,大部分经纪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自第一家保险经纪公司成立之后，2000年全国保险经纪公司实现的保费收入为3亿元，约占全国保费收入的0.16%，实现佣金收入3000万元；2001年，实现保险费收入8亿元，占当年保险费总收入的0.5%，实现佣金收入4200万元；2003年，通过经纪公司实现的保险费为49.6亿元，占全国保险费收入的1.27%，实现佣金收入4.43亿元；2004年，通过保险经纪公司实现的保险费为74.18亿元，占全国保险费收入的1.72%，实现佣金收入7亿多元；2006年，保险经纪机构共实现营业收入14.28亿元；2007年保险经纪公司实现保费收入190.58亿元，占全国总保费收入的2.71％；到2008年，保险经纪公司实现保费收入269.70亿元，占全国总保费收入的2.76%。虽然保险经纪的保费所占份额不断提高，但是与欧美保险经纪行业的60％-70％相比，差距之大显而易见。从世界保险市场上来看，保险经纪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我国的保险经纪行业发展仍有很大的空间。
由于我国的保险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保险经纪行业更是处于初级的起步阶段，再加上宣传不够，公众对保险经纪行业的认知认可程度不高，甚至误解甚深，有时把它与违法的传销混为一谈。所以不论是保险公司还是保险客户对保险经纪公司的接纳程度都十分有限：一些保险公司把其看成是抢生意抢客户的竞争对手，更无从谈起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司形成战略合作；公众也简单的把保险经纪公司看作是商，并没有认同的它的专业服务功能。其实这些错误的认识不仅仅是因为保险行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更大程度上也与保险经纪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例如，一些保险经纪人为了完成业绩指标，骗取公众投保；为了获取更多地利润，在经营中“重发展、轻管理，重佣金、轻服务”，从而造成了保险经纪业低水平低质量的发展。此外，保险经纪人公司缺乏受过足够训练并且有经验的员工，在保险经纪人员专业素质不足的情况下为投保人服务,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就推委责任，不同程度地损害了投保人和保险人的利益。而且我国初生的保险经纪公司几乎是在没有任何操练和演习的状态下进入保险市场的,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还来不及探索出适合中国保险市场现阶段需求的一套完善的经营技能和管理经验,所以各种专业技术力量还相当薄弱，从而严重制约了保险经纪市场的发展。从监管方面来看，社会和监管部门的支持力度不够，市场监管缺乏力度，法律滞后，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监管体制来规范保险经纪行业的竞争和发展。针对我国保险经纪行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思考：
1.加强保险经纪公司的专业化管理。一是专业人才，保险经纪公司应立足于自身培养、在薪酬待遇、工作环境、企业文化等方面综合考虑，而不仅仅是从卖出多少份保险来评定。充分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从而实现以专业素质去赢得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二是诚信服务,应加强内部自律,通过诚信优质的服务来提升自己的职业形象,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
2.加强宣传，开展广泛合作。保险经纪公司应当注重媒体的宣传效应,同媒体保持密切的接触和良好的关系,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全面加大保险经纪宣传力度和广度。让保险产品的需求者彻底了解保险经纪人在整个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保险经纪公司也要加强和保险公司的合作，发挥其对保险公司的展业和检验的替代作用，赢得双赢。
3.完善市场监管和社会监督体制，强化对保险经纪人的规范管理。从法律管理角度规范保险经纪人，保障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合格性，设立严格的进入行业的标准，提高整体行业的素质，从而规范保险经纪市场的正规型。与此同时，还要发挥社会监督的重要功能，建立保险经纪机构资信评级制度，并将资信评选结果公示于众，实现信息的完全对称化，让公众有选择经纪人的根据，从而逐渐淘汰非专业化的保险经纪公司。
4.不断的进行保险经纪业务的创新,提供专业化服务。创新是一个行业取得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我国的保险经纪行业还处于初级阶段，服务的种类比较少，虽然吸收了很多发达国家保险经纪业务的模式，但是要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不断的服务产品创新，才能及时地满足市场多方面的风险管理需求，同时通过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减少保险交易成本，提供保险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实现我国保险经纪行业的更快发展。
【摘要】保险经纪业务在国外发达国家已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而在我国仍然是一个新兴行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很大的问题和挑战。本文通过对我国保险经纪行业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结合近几年来保险经纪行业所取得的经营成果，提出问题和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保险经纪人专业化管理市场和社会监督服务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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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倬妮.保险经纪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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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诚信问题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人们对于保险的不信任。而人们对于保险不信任首先是从人们接触保险开始的。从保险公司的业务流程来看,主要是保险人的展业、签定保险合同后的保单有效期以及理赔期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又以展业和理赔最容易产生不诚信现象。
(一)保险人的展业期
保险人尤其是个人人的展业是人们接触保险产品的第一步。通过展业这一阶段,保险人向客户介绍保险公司的产品和各种保险服务,并尽力去促成保险产品的交易。由于个人人的工作业绩与个人的佣金有着紧密的正相关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诚信现象容易产生。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1.保险人的专业素质不高。
保险合同条款涉及许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术语,一般人很难看明白,而我国的保险人只是经过短短的几个星期的培训之后,就上岗进行展业,他们往往对合同条款不是很熟悉,因此也很难向客户解释清楚,严重的会引起客户的误解,这在保险合同纠纷中也很常见。
2.某些人的道德素质不高。
在展业的过程中,存在着误导客户的行为,有的过分扩大保险产品的功能;有的承诺不能实现的投资回报;有的只讲收益,对风险避而不谈;有的人为了获得更多的佣金,在推销保险产品时没有从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出发,而是推销一些不适合消费者的产品,并且在推销过程中,隐瞒保险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比如保险合同的除外责任等,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甚至受益人;
3.有的保险人存在着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填写不属实资料的情形。
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后,需要填写投保书,投保书里的内容需要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根据事实来填写,同时这也是保险公司决定是否承担保险责任的依据。如果保险公司的核保部门通过审核发现此保户不符合承保的条件,从而不给予承保,那么人的努力将会白费,而人也将拿不到佣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就会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隐瞒一些对于保险公司来说非常重要的事实或引导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填写虚假的资料。在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后,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就会产生保险公司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之间的各种纠纷。
(二)保单有效期
对于寿险产品来说,它的有效期大多超过一年,有的长达数十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生活比如家庭住址等方面往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而这些方面可能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若保险人联系不到他们,因此会出现因为不能按时交纳保险费使得保单无效等情况。同时由于保险人的淘汰率比较高,一旦经手的人被淘汰,这些保单就会成为孤儿保单,即使有新的人来接手,他们也会因佣金的关系不把精力放在这些保单上,而是去开拓新的保险客户资源。
(三)理赔期
理赔是保险公司在接到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的通知后,对自身应该承担的保险责任的范围以及如何进行赔偿的过程。理赔是最容易产生双方纠纷的环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往往希望保险公司能够多赔偿;保险公司从自身角度出发,希望能够尽量少赔偿,于是就有了赔与不赔,多赔还是少赔的问题。另外保险公司一般都会促使理赔部门尽量减少理赔的支出,这样产生的一个消极影响就是本应该得到赔偿的可能不赔,本该多得到赔偿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没有能够得到充足的赔偿,从而使得保险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保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益的作用。此外,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索赔过程中对索赔的流程以及需要准备的材料不是很熟悉,因此索赔程序比较麻烦,再加上保险公司的理赔花费时间长,服务质量也不是很高,使得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产生索赔难的认识。
二、加强保险业诚信建设的对策
(一)加强对保险人的管理
第一,要提高保险人的专业以及业务水平,使人具备扎实的保险基础知识,能够为客户提供专业的保险服务咨询。因此为了提高他们的专业以及业务水平,必须提高人的上岗持证率。只有人的持证率的提高,才能进一步促使他们的专业和业务水平的上升。
第二,要提高保险人的职业道德素质。为了提高保险人的职业道德素质,保险公司在引进人的时候,应严把质量关,应把那些业务能力强、思想素质高的人吸纳进公司来。
第三,明确保险人的社会地位。目前我国的保险销售模式,决定了保险人尤其是个人人的地位。他们与保险公司签定的是委托合同,因此不是保险公司的正式员工,因而不能享有和正式员工一样的福利待遇,这也就造成了很多保险人对工作的不敬业,以致为了获得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损害公司利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险公司对保险人应该进行分流管理。将那些职业道德素质差、业务能力弱的人淘汰;将那些职业道德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保险人吸纳到保险公司里,使之成为保险公司的正式员工;剩下的人使之成为保险公司的员工。
第四,构建保险人信用数据库,进而加强保险人的信用机制建设。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可以通过进入这个数据库,了解各个人的信用情况,从而选择自己可以值得信赖的保险人。同时要将那些不合格的人实行黑名单制,在数据库中充分的显现出来,真正做到信息的共享和透明。
(二)加强保险公司的理赔制度建设
理赔将意味保险公司现金的支出,这是保险公司都不想看到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保险公司首先要正视理赔的意义和重要性。理赔在一方面意味着保险公司现金的流出,尤其是遇到巨灾理赔时,但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应该意识到在理赔的同时,这也是检验公司是否能够履行承诺的重要环节。如果理赔处理的恰当、及时和合理,可以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公司更加信任,他们不仅会继续和公司合作,而且会给公司带来更多的潜在客户资源,无形之中给公司做了广告宣传。其次,保险公司要提高理赔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把理赔程序简单化、通俗化,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再觉得索赔难。
(三)大力加强保险诚信文化培育并积极倡导诚信理念
保险行业协会等组织应继续大力加强保险诚信教育,普及信用知识,使保险人、保险人等市场行为人充分认识到诚信对它们的重要性。并使诚信文化建设逐渐成为保险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强化保监会的信用监管职能
保监会应充分发挥其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通过监管,加强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使保险行为主体有法可依,能够自觉的去实现诚信行为;同时对守信者要给予奖励,对失信者加大它们的失信成本,以保障保险市场的有序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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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对于保险服务而言，最为引人关注的是理赔问题。在众多保户心中，对保险存在“投保容易，理赔难”的印象，严重影响了保险业的健康发展。笔者拟从保险公司、客户、保险监管部门、保险行业协会、外部环境等角度入手，逐一分析不同因素对保险理赔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对应的解决措施，以期望对保险理论与实践有所裨益。
一、导致保险理赔困难的原因分析
1保险公司角度
多数保险公司经营指导思想存在问题。当前，保险公司普遍存在重视业务发展，忽视客户服务的倾向。保险公司各级机构为超额完成上级公司下达的任务，会千方百计做大业务规模，抢占市场。对于理赔等客户服务工作由于和机构利益关系不是很大，各级机构对此重视不够，使理赔等客户服务工作流于形式。"保险公司业务前期管理的诸多环节存在问题。理赔作为业务环节的最后一个关口，业务前期埋下的隐患都会在这里暴漏出来。影响理赔的业务前期相关环节的问题包括：
条款制定中的问题。众多的保险产品满足了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对保险业务的蓬勃发展功不可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部分保险产品在条款设计上尚存在一定的缺陷，为理赔工作带来一些争议。例如某公司产品的责任免除条款中有“被保险人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犯罪行为”一款，既可以理解为被保险人的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也可以理解为仅指被保险人的犯罪行为。
展业过程中的问题。目前，各大保险公司大都通过雇用保险人和保险兼业机构销售保险。销售人员在销售产品的时候往往没有动力去向潜在的消费者披漏对于自己不利的信息，因为这样会影响他们的销售利益。在这种销售机制下，加上对保险人职业道德教育、恶意承揽约束力不够；兼业机构人员签单不规范等原因，使消费者处于交易的不利地位。
核保环节中的问题。当前，在有业务就有一切的指导思想下，部分核保人员缺乏责任心，核保把关不严，导致进门容易出门难的现象较为普遍。由此引发理赔纠纷问题自属正常，当然有些保险公司缺少科学的核保技术和评点手册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核保质量。
保险公司理赔人员业务水平良莠不齐。保险公司理赔专业人才缺乏。现有的理赔人员，大多数不具备专业的理赔知识和能力，办事效率低下，每当出现复杂赔案时，往往难以做出准确判断。另外在少数保险理赔人员身上仍然存在“官僚”作风，最终只能造成保户对“保险”望而却步，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声誉。
2客户角度
从客户角度来看，由于缺乏必要的保险知识，也会让客户感觉理赔困难。
客户不了解理赔流程，认为发生事故应该马上理赔。尤其是赔案中并存着诸多的道德风险，使得保险公司在处理赔案时不得不小心谨慎，要求被保险人一方提供详尽的单证、材料，客观上造成理赔时间较长。
有些客户的心里就是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就要对损失进行全额赔付。其实，保险公司的赔付标准和具体的赔款计算方法都有具体的规定，这些内容会写入赔款计算书，所以客户可以索要，以核对赔款金额的合理性；如果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不属于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保户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缺少必要的索赔单证等情形下，保险公司作出拒赔决定合理合法，客户就不能纠缠不清，一味要求保险公司赔付。
客户投保环节不谨慎，签约时草率、对条款理解不透彻，为日后理赔埋下隐患；对理赔程序及事项事先不太明了，或存在误解，也极容易在出险理赔时产生争议，引发赔偿纠纷。
3保险监管角度
保险监管部门存在重发展、轻管理的监管理念。由于当前国家发展保险业的思路是做大做强保险业，这种思想在具体贯彻执行过程中，做大保险业的思想被片面的强调了，以为发展保险业首先要做大保险业，或者做大保险业就是做强保险业。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保险监管机构重视对市场主体进入市场门槛的把关，却忽略了保险公司进入门槛以后的日常经营过程的监管，尤其是忽略了对保险投诉的监管。
保险监管透明度低。由于保险监管透明度低，对各大保险公司理赔服务监管无实质性标准，难以控制保险理赔服务质量。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保险产品审批情况不对外公布，社会公众难以了解他们准备购买的保险产品是否合法；第二，对保险公司的举报投诉电话不对外公布，社会公众难以比较保险公司服务水平的优劣状况；第三，对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和处罚情况不对外公布，经营不善的或违规操作的公司可以继续在市场中生存下去，不知情的公众也依然去购买其产品，无形中损害了业绩优良、守法经营的公司的利益，也侵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第四，没有正规的信息披露渠道，社会公众无法及时、完整地从权威、中立的机构或媒体获得关于公司、产品和市场情况的重要信息，只能听信保险公司和业务人员的一面之词，助长了误导之风。
4保险行业协会角度
一般社会公众对保险认识不多，对保险行业协会来说自然也没有深入的了解，保险行业协会也并未向一般社会公众提供相关的服务；保险市场各个主体都忙于贯彻“做大做强”的指导思想，无暇顾及彼此之间达成的行业公约或承诺等，因为没有相应的奖惩机制，保险行业协会对此无能为力，这使得保险监管部门赋予保险行业协会的“促进保险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有利于维护保险行业利益和市场秩序、有利于协会自身发展为目标，积极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真正成为加强行业自律、维护公平竞争的监督体系……”等诸多职责无法很好地实现。因此，由于保险行业协会的行业自律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在保险公司理赔服务质量问题上，保险行业协会达成的行业公约或承诺显得苍白无力。
5外部环境角度
保险行业理赔难的言论泛滥。在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只要一遇到保险理赔纠纷，就认为是保险公司的过错，社会舆论中“投保容易理赔难”的言论流传甚广，不能不说有这方面的原因。!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这一问题制约了我国保险业的进一步的发展，亟待对相关法律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由于相关制度不健全，理赔涉及的很多机构、部门，如医院、公安部门等都没有法律规定的义务和责任为保险理赔提供证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理赔调查取证的难度，拖延了理赔时间。
由于《保险法》没有对保险人“及时”理赔的时限作具体规定。所以对于保险事故的理赔及时与否，没有公正的衡量标准和监督标准。保险人一方无论怎么拖延时间，也都可以用“没有达成协议”等理由应付保户，而且不受任何法规方面的监督、惩处，这使得极少数保险公司在理赔时的确存在钻法律空子的现象。
社会监督有待加强。社会监督是指社会上报刊舆论、审计单位、资信评级机构等对保险业的监督，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正在逐步加强，如果能够有效利用这种力量，对解决保险理赔难问题十分有益。目前，我国在利用保险评级机构、新闻媒体、独立审计等机构发挥监督作用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对保险公司的影响甚微，没有起到应有的督促作用。
二、解决保险理赔难题的对策
理赔难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同样，解决它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彻底解决理赔难的问题，除了保险公司自身应当克服其不足之处，还需要保险监管部门、保险行业协会、广大客户以致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1保险公司应采取的措施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讲，要解决理赔难题，就是要以客户为导向，提高理赔质量。理赔工作真正做好的标准是公正理赔，对于不该赔的情况用恰当的方式让客户给与体谅，对于该赔得采用简捷的手续让客户感到服务的周到，做到“主动、迅速、准确、合理”，以“优质的服务，一流的效率”赢得保户的信任。具体而言，当前为提高理赔服务质量，保险公司要抓好如下几个环节：
树立以客户为导向的经营管理观念。在保险公司整个经营过程中，牢固树立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并具体落实到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要以客户为中心来构建客户服务体系，不断改善和优化客户服务，树立诚心可靠的良好企业形象。
完善保险经营前期各环节的管理来解决理赔难的问题。首先，革除现有保险条款的弊端，在保持保险条款的严谨性和法律上的可操作性的前提下尽可能让保险条款通俗化。其次，加强展业管理，提高人的从业标准，提升人素质，建立执业诚信档案，完善对人的监管。再次，加强核保管理，严把“进口”关，最大限度地减少无效合同的产生，防范保险欺诈和或犯罪，把可能出现的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建立科学的理赔机制，提高理赔人员的素质。借鉴发达国家的理赔经验，让保险专业律师和其他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士介入保险公司的理赔。加强现有理赔人员的素质培训，制定出一套详尽的理赔工作考核办法，加强对理赔人员在业务、服务等方面的教育和监督，同时可按不同职级给予专业津贴，以激励理赔人员不断提升自己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
健全保险公司内控制度。保险公司要健全严格的理赔服务规程，实行经理负责制和个人岗位责任制，将保户接受服务的满意度纳入到考核指标中，做到职责分明、平衡制约、考核有据、奖优罚劣；加强对结案率和未决赔款的考核力度，并将其与岗位目标考核内容挂钩，以评定优劣。
2客户应注意的问题
从客户的角度出发，要避免自己在出险索赔时遇到理赔难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了解保险理赔流程。公司的保险条款中即由关于理赔流程的说明，客户可以通过阅读保险条款了解，当然也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客户服务柜台或者热线电话详细咨询理赔的流程。在申请理赔时，可以向保险理赔人员了解保险理赔的具体步骤以及办理进度等情况。
正确地看待保险。树立正确的投保意识，正确看待保险的保障功能，实事求是对待保险索赔，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广大保户要进一步提高保险意识，树立正确的投保意识，避免侥幸心理和投机行为，在订立合同时讲求诚信原则，向保险公司提供全部实质性重要事实，并信守合同订立的约定与承诺。
注意投保环节的问题。客户在投保时应注意选择一家实力较强的保险公司，这样可以在客户服务方面有保障；选择一名从业时间长、无不良记录的保险人，并根据个人情况正确选择保险产品；注意仔细阅读自己所投保险的条款，特别注意对其中的保险责任、如实告知及理赔申请等条款的了解，并核实是否与业务员的讲解一致，避免以后发生纠纷。
客户在理赔环节要注意的事项。一旦出险，客户要自己或委托业务人员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并在业务人员的协助下尽快收集好相关单证，办理相关手续。在办理理赔案件过程中，经常与理赔人员保持联系，如果需要客户提供相关信息时，客户应该及时进行反馈。另外，保险客户要不断增强法律维权意识，按照程序处理和解决双方就合同履行所产生的分歧或纠纷。
3保险监管部门应采取的措施
转变监管理念。保险监管不仅要结合我国保险业实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发展道路，更要认识到保险最基本的“稳定器”、“助推器”作用，所以保险监管要紧紧围绕促进我国保险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一主题，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宏观调控、行业规划、政策引导、制定规章、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上来，其中要加强对保险投诉的监管，督促保险公司提升理赔服务质量，促进保险业的跨越式发展。
提高保险监管的透明度。当前，只有保险监管部门有能力和资源对公众进行全面的信息，因此应当及早解决监管透明度低的问题。比如公布各大保险公司产品审批和情况，让社会公众了解市场上的产品的合法性；对外公布保险公司的举报投诉电话，让社会公众真实反馈自己接受服务水平的优劣；对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和处罚情况对外公布，经营不善的或违规操作的公司给予处理，或让其退出市场；指定中立的信息披露渠道，让社会公众及时、完整地从这些机构或媒体获得关于公司、产品和市场情况的重要信息，改变保户只能听取保险公司和业务人员一面之词的现状。
4保险行业协会方面
加强保险行业协会自身建设。面对保险市场中众多的市场主体，保险行业协会的实力明显单薄，如不加强自身建设，很难保证其职能的发挥。今后要改善人才结构、提高人员素质；明确和完善协会职责。此外，还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推进保险协会信息化、网络化建设等等。通过加强自身建设，让各保险监管部门、社会公众、保险公司等经营机构充分认识到保险行业协会存在的意义。
协调与保险市场主体和保险监管部门的关系，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功能。保险行业协会是介于政府和保险企业之间的社会中介组织，其成员大部分是保险公司或保险中介机构，所以应充分的与保险市场各行为主体和保险监管部门沟通，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机制，一方面，可以代表协会会员向政府反映保险监管的意见和情况；另一方面，行业协会还可以通过监管部门牵头，制定行业公约督促会员共同遵守和相互监督，维护市场秩序，协调相互关系，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的行业自律功能。
5外部环境的培育
加强法制建设，加大执法检查和司法监督力度。加快对保险理赔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保险法虽然作过一次修改，但并不能满足保险理赔发展的需要。法律工作者应加快对保险理赔相关法律法规的研讨和修订工作，加强对保险业发达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对一些有益的立法精神、立法理念加以借鉴和吸收，准确预测随着保险业快速发展可能遇到的保险理赔法律问题。执法检查和司法监督是防范和化解理赔风险的有力武器。然而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导致赔款逐年上升，助长了保险欺诈行为的蔓延，严重损害了保险业的行业形象，恶化了保险理赔难的现状，导致理赔难言论泛滥。因此，应加大司法监督和执法检查力度，以解决理赔难问题。
加快保险中介机构的培育和发展。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保险中介机构将会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保险活动中来，其中犹以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的发展更为迫切。首先，应大力发展保险经纪人制度，因为其代表投保人利益，帮助投保人选择其需要的保险产品、保险公司，同保险公司洽谈合同细则并代办相关手续。保险合同条款“晦涩难懂”的用语，往往因保险经纪人的参与而别有效过滤，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保险纠纷的发生。其次，根据我国保险业的发展状况和借鉴国外保险公司的成熟经验，我国应该大力发展保险公估业，由没有利益关系的公估人负责查勘、定损工作，能够更好地体现保险公司合同平等的特点，使理赔过程公开、透明，能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争议和纠纷。
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当前，我们社会监督已经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对行为主体的影响正在逐步增强，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利用这种力量，能有效解决保险理赔难的问题。比如通过报刊舆论披露保险公司理赔中存在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保险公司的企业形象，从而影响到其市场份额，也会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力和必要的干预；或者通过独立的资信评估机构采用一定的评估标准对保险公司的资信状况进行评级，这种结果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社会影响很大，它可以直接影响到保险客户选择哪家保险公司，而且也为监管机构提供监管依据。
参考文献：
1周道许，中国保险业发展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2孙大俊，张永珠,保险“理赔难”的原因及解决对策(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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