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职业教育；职业学校；政策
职业教育是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21世纪初期，职业教育如何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服务，是决策者必须予以考虑的重要问题。2002年8月，中国政府颁布《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随后，教育部等七部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我国21世纪初职业教育的发展作了宏观规划。本文以上述职业教育政策为背景，以期梳理出21世纪中国职业教育政策的走向。
一、强调职业教育要适应、服务于社会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职业教育改革一直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根据经济发展规划进行“人才预测”，制定“人才发展规划”，职业教育则根据政府对人才的预测与规划主动地为经济的发展培养人才。但这种以供应为目标的“人才规划”，有其先天的不足。首先，人才预测的准确性不高，因为经济的增长率很难估计；其次，根据这种假设的人力需要所建立起的职业教育体系往往脱离经济发展的实际，一旦经济发展不能消化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就会造成严重的人力、物力浪费，加重社会的失业近况。近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存在的在校学生锐减、就业困难、社会认可程度低等问题都与这一政策导向不无关系。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福斯特教授认为，职业教育只能被动地反映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能在人才培养上跑在经济发展之前。英国伦敦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MarkBlaug）也认为：这种长期的人力规划的准确性是极差的，“它无法准确预测到2—3年之后经济发展对特定技术的要求，因此，职校的2—3年全日制培训只能教授一些通用技能；这种培训事实上也就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职业教育了。”他认为：“要求学校通过培训学生以为一些明确限定的职业作准备，这实际上是要求学校做不可能的事”。《决定》指出，21世纪初的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目标是：“力争在‘十五’期间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以市场需求和劳动力就业紧密结合，结构合理、灵活开放、特色鲜明、自主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明确地强调，职业教育要“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进步服务，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为推进西部开发服务。”第一次将职业教育的发展融入整个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之中，将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由过去的自我发展为主，变为以社会需求为主，这是中国职业教育在总结自己多年来的改革经验和对国际职业教育改革趋势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政策调整。以满足社会需求，服务于社会为出发点，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这样，才能使受训者适时就业，使受训者所学知识技能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职业培训与职业学校教育并重
发展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是中国政府调整单一教育结构的政策选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并“力争在五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扭转目前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的招生数与在校学生数的比例成为官方衡量一个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参数。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后，政府也开始强调多形式、多层次举办职业教育，但在实践中，中国的职业教育并未走出投入以政府为主、办学形式以学校为主、管理经营以教育部门为主的职教发展模式。为适应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需要，政府将教育投资的重点放在发展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方面，期望通过兴办职业学校和在普通学校课程中渗透职业教育内容来使学生掌握现代生产技术，促进经济的发展。但由于职业学校的学制长、办学成本高、受过良好学术教育又具有丰富专业经验的职校教师缺乏、教学设施设备落后、课堂教学与生产实际脱离等问题的存在，职业教育的发展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从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分析，在发展中国家单纯地发展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的变革，也没有取得成功。因此，《决定》突破传统的职业教育改革的模式，提出：“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实行灵活的办学模式和学习制度。”职业教育不仅要为初、高中毕业生，而且要为城乡新增劳动者、下岗人员、在职人员、农村劳动者及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将职业培训放在与职业学校教育同等的地位，是中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又一重大转变，也是战后经济发展成功国家和地区兴办职业教育的基本经验。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这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职业教育发展的选择上，采取正规与非正规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并将重点放在就业人员的在职培训而非在校学生的职业教育上。世界银行在《1991年有关职业教育培训的政策文件》中指出，相对于“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企业本位的职业培训”才是职业教育的主要模式。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在经济变革时期，重视在职人员的岗位培训与下岗人员。转业人员、农村劳动者、新增劳动者的就业培训，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三、寻求政府干预与市场介入的适度平衡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高考制度恢复，单一的中等教育结构与高等教育的培训能力之间产生了尖锐的供需矛盾，1978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报告》，提出要将部分普通高中改办为中等职业学校，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但在有限的教育投入背景下，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的策略上，采取了与普通教育截然不同的思路，即普通教育主要由政府举办，职业教育主要依靠社会举办。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发展职业教育，要充分调动企事业单位和业务部门的积极性，并鼓励集体、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办学”。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对这一政策作了更加明确的表述，即：“基础教育应以地方政府办学为主。”“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主要依靠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办学和社会各方面联合办学。”但事与愿违，由于中等职业学校师资水平低、学生起点低、教学质量低、高考升学率低，以及普通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等因素的制约，职业教育的市场化运作，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与迅速发展的普通高中相比，职业教育近年来呈现逐年下滑趋势。1996—2001年，全国职业中学招生人数分别为188．91万、211．22万、217．57万、194．14万、182．66万和185．02万。职业教育发展的危机，迫使政府反思过去的市场化政策，并对这一政策进行调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作出的。《决定》指出：“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形成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这一政策与1993年的《纲要》相比，在强调职业教育市场运作的同时，强化了政府举办职业教育的责任。《决定》明确指出：“发展职业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地方”，“市（地）级人民政府要统筹规划，促进本地行政区内职业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同时，继续强调要依靠企业、行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和支持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鼓励分办学校引入民办机制。中国政府对职业教育政策的调整，目的是在政府干预与市场介入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既发挥市场对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作用，又要强调政府对职业教育的主导作用。笔者认为，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需要更多的设备、场地和职业技术人员，没有政府的大量投入，仅靠市场运作，在经济尚不发达的发展大国，要实现职业教育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目标，是不现实的，因此，政府对职业教育政策的调整将会为危机中的职业教育带来一线曙光。
四、建立适应市场变化的职业教育体系
职业教育发展的困惑之一就是如何迅速适应急剧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使职业的更替频率急剧加快，旧职业的淘汰与新职业的产生，要求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具备充分的灵活性。如果职业教育无法迅速适应急剧变化的职业市场要求，无法培训出具有新技术的职业人才，不仅无法促进学生就业，反而会导致结构性失业。因此，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建立一个适应职业变化的职业教育体系，是21世纪中国职业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为了职业教育更好的适应市场需求，一方面，政府在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十分重视办学形式的开放、灵活和多样。《决定》提出，职业教育要为“初、高中毕业生和城乡新增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在职人员、农村劳动者及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另一方面，强调职业学校与企业的密切合作。《决定》指出：“企业要和职业学校加强合作，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开展‘订单’培训，并积极为职业学校提供兼职教师、实习场地和设备，也可在职业学校建立研究开发机构和试验中心。有条件的大型企业也可以单独举办或与高等学校联合举办职业技术学院”。学者鲍尔先生对当今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研究后认为：“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无力迅速适应急剧变化的技术要求，或无法培养出具有最新技术水平的人才”，而“制造业在80年代后期和整个90年代的发展趋势清楚地表明，私营部门参与未来劳动力的培训是当务之急”，因此，职业教育只有与企业密切合作，让企业更多地参与职业教育，才能及时地培养出企业所需的劳动力。
五、重视农村和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
中国现有农村劳动力近5亿，其中富余劳动力1．5亿，88％的农村劳动力为初中或初中以下。如何提高农村和西部地区劳动者的创业能力，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要求，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化，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难点。中国农村和西部，每年都有大批的学生初中毕业后不能升入高中，或高中毕业后不能升入大学，他们如果接受了一定的职业技术教育，掌握了现代农业科技，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和西部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改变自身的生活水平的生存状态，职业教育在此理应具有巨大市场需求。但遗憾的是，农村和西部职业教育的发展并不理想，近几年更是大规模的滑坡，相当多的职业学校由于经费紧张、生源匮乏、师资短缺而难于维持生计，濒于崩溃，一些职业学校迫于生计不得不向普通中学转轨，因此，振兴农村和西部职业教育是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决定》在农村与城市、西部和东部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的选择上，认为：“农村和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是今后一段时间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要根据现代农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继续推进农科教结合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三教统筹’”。在推进农村和西部职业教育振兴过程中，一是强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明确规定，“中央财政增强职业教育专项经费，重点用于补助农村和西部地区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培训、课程教材开发和多媒体教育资源建设以及骨干和示范职业学校建设。地方人民政府也要增加职业教育专项经费。”二是突破了农村和西部职业教育以初中或高中毕业生为对象，按照长学制进行系统专业训练的办学模式，把农民作为职业教育对象，将农民文化科技知识的培训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决定》提出：“建立县、乡、村三级实用性、开放型的农民文化科技教育培训体系，把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办成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培训与推广、劳动力培训和扶贫开发服务的基地。”“各级人民政府在安排使用农村科技开发经费、技术推广经费和扶贫资金时，要安排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和西部地区具有广阔的职业教育市场，职业教育在农村与西部发展的萎缩，根源在于职业教育没有依据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创业致富需求，盲目地依照城市职业教育模式，举办长学制、正规化的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这种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以学生为培养对象，实施系统的专业教育，忽视农村、农民的需求。农村和西部的职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农民而非在校学生；教育内容应以向农民推广农业科技为主；办学形式应以对农民的短期培训为主。农村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向农民传授新知识、新技术，帮助农民致富，这样才能激发农民学习的积极性。职业教育是实现农村教育、科技、文化融合发展的生长点和有效途径，也是提高农村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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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6—2002），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近年来，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70%以上，成绩喜人。我国职业教育的地位由上而下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逐渐向教育体系的主流位置挺进。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十提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2014年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也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指示。党和政府对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迫切要求职业教育快速发展。职业教育承担着培养生产、服务、管理一线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使命，具有人民性、职业性和社会性，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科技进步中，在提高劳动者素质、优化人才结构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发展职业教育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措施；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就业、消除贫困、维护社会公平、建设和谐社会的直接手段。当前，我国经济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高新技术迅速发展所带动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优化升级是我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特点。进一步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培训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未来中等职业教育培训的总体规模势必继续扩展。
二、中等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还是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依然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生源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上职业中学是很荣耀的事，职中学生择优而录。时过境迁，职业中学毕业生原有的特殊优势已不复存在。目前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着重学历轻技能的思想，由于社会对职业教育普遍存在的偏见，职业教育缺乏应有的吸引力，让孩子到技校、中专、职高去学一技之长，成了人们无奈的选择。因此，目前职业学校的生源比较紧张，总体素质也有所下降。二是办学基础还需完善。目前我国政府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财政支持力度日渐加大，中等职业教育原有的办学条件和基础大有改善。不过，随着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大，办学压力日益加重，办学投资力度与职校规模的发展速度相比，仍然显得有所滞后。三是师资力量亟需加强。职业教育为了适应社会需求，最近几年新上许多热门专业，并且出现了“无所不办，无所不能办，无所不敢办”的局面，事实上，却出现了对口专业教师缺乏，赶鸭子上架，东“聘”西“借”等问题，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专业不对口，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现象比较突出。
三、中等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对策
论文摘要：随着职业教育重要性的提升，我国在学习德国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上，展开了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从提出到现在大致经历了萌芽和雏形阶段，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演变，但研究还存在理性化程度不高、综合化有待加强、规范化明显不足、科学化急需提高等问题，成为今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努力方向。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教学论；教学论研究
伴随人类社会出现而产生的职业教育，在当今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现代化教育的重视和关注，进入了其自身发展的春天。职业教育特有的职业属性，是其与普通教育或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同之处，这要求人们在开展教育教学时要采用与之匹配的特殊教学目标、方法、内容、媒介等，即要求出现一门与之匹配的、特殊的职业教育教学论。可见，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迫切呼唤理论的指导，但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职业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我国职业教育研究中，从提出到现在不到20年。其理论研究不够充足，学科建设也仍未完成，还是一个充满新鲜活力且相对崭新的研究领域。现就近2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予以反思，并展望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未来。
一、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基本历程
为追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历程与发展近况，用“职业教育教学论”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对1979年至2011年内所有文献进行模糊匹配的跨库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共检索到23篇文献，全部为期刊论文，没有硕士或博士论文。剔除其中重复刊登的论文，最终只有18篇文献。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归纳分析得到结果表明，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马庆发教授在《全球教育展望》上先后发表三篇关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文章，开启了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学科的研究之门，而从那时至今的近20年里，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萌芽阶段（20世纪90年代~20世纪末），以教学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引入与介绍和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提出等准备研究为主。这时期内发表的相关论文数为5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引入当时德国职业教育致力推广的引导探究教学法，提出培养学生学习能力是职业教育关键所在的新理念，倡导“行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教学论价值取向，并萌发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学科性质的初步研究和对现代教学论教学方式在职业教育中的迁移应用讨论等。
这个阶段的研究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国外职业教学论的介绍与引入是概述式的、零散化的、片面性的，缺乏具体化的实践工作和全面化的系统介绍；二是介绍与引入的过程中，缺乏对我国传统职业教育教学的改造性和针对性研究，如研究中关注的教学方法，其实是一种对方法的简单移植和直接运用，缺乏对方法本身及其应用的批判性反思和本土化思考；三是对职业教学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基本概念、学科结构、理论依据、目标与建构等内容没有涉及。
第二个阶段为雏形阶段（21世纪初以来），以不同角度的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构建和学科建设的初步试探性研究为主。这时期内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逐步增加，但核心论文共5篇。研究总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方向：首先是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研究，包括对专业教学论的学科特点、学科定位和学科前景的初探；其次是对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的多角度探索，这类研究占本阶段论文数量的五分之三，是开展得最多的研究，如隐性知识管理视野的职业教育教学论探索和整体性学习的职业教学论探索，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探析了职业教学论的概念特征、方法手段和发展前景等；最后是对德国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的整体性引入和介绍，包括对德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实现形式和发展前景的介绍，和对德国职业教育技术教学论六大理论模式的探析。
由于这个阶段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因时间的短暂和研究力度的不够，使研究还称不上全面与深入。研究的主要特征有：一是理论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多，但还不够深入完备，如我国学者提出职业教育的生活教学论、技术教学论、经济教学论等，都还停留在理论表层，没有展开细致而深入的应用及实践研究；二是进行了对职业教学论体系建设的初探，但是这些建设自成体系，还未达成统一共识，这使得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学科体系建设还处于一个混沌阶段；三是对国外职业教学论的介绍与引入系统化、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引入与介绍时不仅介绍学习职业教学论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教学法等，还介绍学习了其实现形式、反思启示、新视野等；四是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和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关系区分不够，且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偏重于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论研究。
二、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已发表的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的期刊文章从数量上看是繁荣的。以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的文章来看，从1980年到2011年发表的篇名含“职业教育教学”的文章有904篇，这个数量是可观的。但其中占绝对比例的是实践感悟、操作指导一类的文章以及讨论理论应用的文章。如含“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文章占39.8%，含“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文章占31.3%，含“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文章占24.2%，含“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文章占13.9%。这些文章几乎超过了整体的90%，可想而知，含有“职业教育教学论”“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等的文章是屈指可数。再回顾我国目前已经历的两个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阶段的研究特征，可以看到，这些现状都表现出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学科建设和理论充实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其主要问题如下：
（一）研究的理性化程度不高
在各类科学研究中，理性研究的程度一直是各类理论是否科学化的标准。然而，我国当前关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理性化程度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一是基本概念、结构等的界定不够明确。以我“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概念界定为例。虽然我国研究者在深受以德国为代表的职业教育理论流派的影响下，确认了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发展演变为“基于‘职业科学’或‘职业领域科学’学说衍生的‘职业教学论’或‘职业领域教学论’的概念思想”，但是我国还没有一个明确化和具体化的公认“职业教育教学论”概念业论述。二是从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其理论成果都是将德国等的职业教育思想和普通教学论的思想移植到职业教育得来的，使研究存在理论创新性和移植适应性的问题。三是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独立学科的学科地位还没有完全建立，这使得职业教育教学论还没有从根本上与普通教育教学论分别开来。虽然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者在教学理论的实践和摸索中，也进行了某些方面的论证和分析，但总的来说，作为理论基础，其坚实性尚不够。
（二）研究的综合化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其研究力量与普通教学论相比是绝对薄弱的。这种力量上的不足，严重制约了研究的综合化进程。一是研究方法上，多是对普通教学论理论知识的归纳上进行简单运用性研究，很少进行教育理论的思辨性研究与生发性研究。如根据普通教育的各种教学论理论在实践中的实践情况，将几种有效理论提取出来，直接运用到职业教育教学。二是研究内容上，过于片面而忽视了对学科体系建设的综合研究。如我国研究者已明确表明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并不等同于职业教育教学论，它只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我国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们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研究远远超过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内容综合性不够的最好证明。三是研究范围上，就当前的职业教育教学理论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的实践研究，而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基本问题，如本质属性、理念定位、地位和作用，以及相关因素等的元认识研究还不足够。
（三）研究的规范化明显不足
当前我国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主要是在学习普通教育教学理论与介绍各种国际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初步探索和讨论。研究多为方法移植和思想借鉴的风格，这使得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对象、问题、性质、范式甚至学科体系的建构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深入的解决。而开展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研究者根据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基础进行自定义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组织或研究机构，彼此间的研究合作度低下。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即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规范性不高，规范化程度明显不足。学术研究规范的核心是思维形态上的规范，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实现规范化程度提升首先要解决问题。
（四）研究的科学化急需提高
各种教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向我们告示了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健全的。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一个初步发展阶段，造成这种现状的关键因素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科学研究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的课堂事实感知不够真实客观。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多是研究者在学习借鉴国际职业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移植建构的，缺乏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课堂的真实情境和真实材料的客观感知，这种理论具有主观性和假设性。二是没有形成严密的学科话语体系。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重要表述方式，是所有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三是还没有一个科学化的评价体制来评价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成果是否合理。
三、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未来展望
当前国际“职业教学论的研究越来越活跃，欧洲很多综合大学设立了相关研究机构或教席，一些大型企业也开始支持相关研究。目前国际职业教学论研究的重点是学习任务和学习环境的开发设计。”，而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现状表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研究领域是一个充满着新鲜活力的处女地！”“有志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科研人员应该及时跟进，有可能也必然会为之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们要仔细分析把握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努力方向，以保证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有效研究发展。
（一）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趋于成熟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工作，除继续开展具体的实践应用研究以外，其更大的关注点应置于满足学科发展研究，进行学科本体的建设。即要通过对教学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学科知识结构、认知实践理论等的学科理论知识的元认知进行充分研究，实现教育教学论学科体系的完善，最终获得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学科成长。且在学科成长的同时逐步趋于学科成熟，实现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结合。即在学习国际先进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同时，用中国式的研究方式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问题，从而实现教学理论的创新与本土化，彰显创新意识和民族意识。
（二）研究实现知识的经验积累到理论创新
职教教育教学论的学科化及其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取决它的科学化程度，因此，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科学性是接下来的教学论研究工作的核心。当前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归纳总结的方法对国内、国际的教育教学实践和教学思想进行经验性的积累和总结。这种积累和总结是简单、表象、粗糙的，主要表现为在研究中普通存在着对概念的表述和对知识理论的借鉴和运用简单而直接，常常是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为解决这种问题，要求我们在接下来的教学论研究中，加强科学指导下的经验积累，实现理论知识的沉淀，并在科学化的经验积累过程中去探索新的天地，以实现理论创新。
（三）研究队伍的壮大和专业化
随着人们对职业教育关注的增加，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迎来了发展壮大的春天，而与之匹配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也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这种学科发展趋势将吸引更多的职业教育研究工作者参与到教学论的研究中，从而使得教学论的研究队伍得到空前壮大，其专业化水平也将得到显著提升。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名称；概念；本质
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历史上，曾先后发生过三次大的名称之争，即“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之争、“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这场争论跨越整整一个多世纪，历时一百多年。今天，基于职业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对“什么是职业教育”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提出了越来越迫切的要求，职业教育名称问题再次成为职教界关注的学术话语。
一、“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
职业教育是一个舶来品，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耦合的产物。在我国，“职业教育”这一名称正式出现之前，曾有过多种多样的名称。例如实学、农工商学、艺学、专门学校等，但后来较集中地称“实业教育”。从制度层面上看，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将实业教育制度作为其必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一般认为实业教育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正式开端。
然而，就在《癸卯学制》颁布的当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就把实业教育称为职业教育。姚文栋在《添聘普通教习文》中写道：“论教育原理，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就目前文献资料看，这是“职业教育”这一名词的最早出现。之后相继有许多学者使用“职业教育”这一称呼，为中国职业教育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名称之争埋下了伏笔。
实业教育制度创立者所抱的是“教育救国”的梦想，但实业教育制度的实施并没有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事实上，在当时混乱的政局和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任何先进的教育也无法创造奇迹。但是，沉浸在“教育救国”迷梦中的近代先驱们，却寄希望一种更加完美的教育制度来改变“民生凋敝”的现实。他们把矛头纷纷指向实业教育所谓的“弊端”。1915年，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考察了美国教育，受到很大启发，回国后积极宣传提倡“美式”职业教育。1917年5月，黄炎培等48名教育界和实业界人士在上海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将“实业教育”正式改名为“职业教育”。从此。“职业教育”成为教育界多数人接受的通用名称，并一直沿用到1949年。
在当时这场名称的更迭中，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实业教育就是职业教育，两者无区别。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之一蒋维乔认为“我国实业教育就是职业教育，不必再采美国的分科制。”另一种意见认为，实业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同，黄炎培等即持这种观点。在当时强调两者之异的是主流观点，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以职业教育取代实业教育成为当时教育界多数人的共识，而要一事物取代另一事物，必定要强调它们的不同之处。然而，用现在的眼光看，我们却不得不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即当时的少数派的意见。因为既然今天把实业教育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正式开端，就意味着它们两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种教育类型。
这场争论留给今天的疑问是：既然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没有实质的区别，为什么会出现名称上的更迭?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蕴涵在当时的教育和文化思潮里面。我国的近代教育，先是学习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后又学习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继而又学习美国。实业教育制度就是取之日本，而日本则是借鉴德国。职业教育制度却是取之美国。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实际上是德日模式与美国模式之争。因此，发生在中国职业教育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名称之争的实质是对不同外来文化的取舍，是学习对象国之争。
二、“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之争
实业教育没有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令人无奈的是，在批判实业教育基础上建立起的“职业教育”以同样的结局而告终。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波澜壮阔的思潮，历经曲折，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过如前所述，职业教育的称谓却一直保持到了1949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名称之争。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朱德、李立三、马寅初、黄炎培等领导人建议将发展职业教育写入《共同纲领》，但当时却以职业教育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苏联没有这类教育等理由遭到否决。一届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只在正规教育之外写入“注重技术教育”的内容。之后，开始称技术教育，没有再沿用职业教育的名称。直到1958年，在刘少奇“两条腿走路”的思想指导下，开始创办农业中学、工业中学、手工业中学，把城市的这些技术中学称为职业中学。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类教育被强加上资产阶级双轨制的帽子，遭到批判。职业教育的称谓销声匿迹。
由上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没有争论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政治完全取代了学术。因此，这场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实质是意识形态之争。
三、“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之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伴随着职业教育的“复兴”，中国职业教育历史上出现了第三次大的名称之争，即“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之争，并形成了有名的赞同“职业教育”的北派和赞同“职业技术教育”的南派之分。两个名称都曾进入到官方文本，并进行了长期的较量。例如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提出国家兴办“职业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把普通高等教育以外所有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以及其他城乡劳动者的学校和培训机构，统称职业技术教育。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中采用“职业技术教育”名称。而1996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却采用“职业教育”名称，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官方地位。
1996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虽然对这场争论作了法律上的裁决，但却无法终止南北双方心理的对峙和对这场争论的刻骨铭心。当年“北派”的代表高奇教授是这样回顾那场争论的：
“‘体系研究’的课题是华东师大的黄克孝等同志搞的，他们提出，职业技术教育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职业教育……另一个是技术教育……我看了觉得不妥；中央教科所的同志也不赞同。我们认为和高等教育、普通教育相对应的这个教育类型就是职业教育……至于技术教育，它完全是另一码事……这场官司打得很凶，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要求为职业教育正名。后来一直打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那里，孙老也坚持叫职业教育。职教法出台时。就变成‘职业教育’了。”
黄炎培先生之子、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副理事长黄大能先生对职业教育“正名”之事也非常认真。他在文章中写到：
“那么，这个职业技术教育的名称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可以直率地讲，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对于职业两字的错误认识，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在计划经济中，社会不存在失业问题。所以前苏联也没有职业教育这个名称。解放初期，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就有了这方面的争论。最后，《共同纲领》中也就没有职业教育这个名称，似乎我们的国家将来不存在失业和就业问题，所以只需要职业技术教育而不需要职业教育。其二，当时有一个固执成见和狭隘推测，认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几十年来‘霸占’了职业教育这一领域，要冲破这种‘霸占’，个别教育界领导认为，若把职业教育改成职业技术教育，就能冲破这一垄断。所以不惜置职业道德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于不顾，硬塞进‘技术’两字，成为‘职业技术教育’。其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中，把‘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并列存在。于是有些人不顾逻辑上的不合理，把两个截然不同内涵的教育名称，合并成‘职业技术教育’。上述原因造成今天仍有不少单位和不少书刊的名称仍沿用‘职业技术教育’这一错误名称。即使国家已立了‘职业教育法’，统一了称谓，一时仍转变不过来。这看来似乎只是一个名称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实质上对职业教育含义是一个歪曲。无法正确下职业教育的定义，所以不解决这个问题，无法认为在我国已普遍统一了认识……我不能不再度提出统一正名问题……”
而对坚持“职业技术教育”名称的学者来说，对将“职业技术教育”“正名”为“职业教育”这一结果，也长久不能释怀。如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原国家教委职业技术教育司首任司长盂广平先生生前曾提到：
“我国的人才结构不合理，技术型人才比例太小。问题由来已久，至今未得到根本解决，技术教育的发展自然也不顺利。在‘职业技术教育’改称‘职业教育’之后带来更多的不顺利……”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严雪怡先生也认为将“职业技术教育”改名为“职业教育”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
就在几年前，原国家教委职教司司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杨金土先生还惋惜道：
“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影响最大并引起此后许多歧义的名称变动是1994年把“职业技术教育”改称为“职业教育”。当时我还没有退休，曾经为不改名而据理力争，可是没有成功。”
与前两次名称之争相比，这场名称之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纯粹”的名称之争，因为这次名称之争并没有带来职业教育制度或学校形式的任何变化。“职业技术教育”一词最先从何而来尚有待考证，但一般认为一是来源于苏联，另一是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职业教育称谓(Technical and Voeatioilal EdHeation)的中文译名。Technical and Voeational Education直译成中文，应该是“技术和职业教育”，为照顾中文习惯，才译成了“职业技术教育”。
这场争论虽然以法律这样庄严的形式而中止，但却并没有中止得像法律条文一样干净，而是留下了众多的遗迹。如虽然国家通过法律确定了“职业教育”这一术语的官方地位，但在学术界多是采用“职业技术教育”，如中国关于职业教育的最高研究机构叫“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最高的学术团体叫“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各类实施职业教育的学校不叫“职业学校(院)”而叫“职业技术学校(院)”——《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的文件中把“各类职业学校统一规范为‘XX职业技术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逐步统一规范为‘XX职业技术学院’”。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职业技术教育”这一名称出现的频率和“职业教育”不差上下，而且在同一文本中两者经常交替出现。面对如此众多的“遗迹”，关于职业教育名称的异议就一直从未中断过，而且一直在暗暗凝聚力量。在杨金土先生的倡议下，《职教通讯》杂志2007年第6期组织职教界学者对职业教育概念和名称问题又开始进行新的讨论，就是最好的例证。
四、结语：历史的启示
人们之所以研究历史，是因为它能使我们更聪明地解决实际问题。中国职业教育史上为什么会存在如此频繁而又如此难以结束的名称之争?这些争论对今天有什么启示?我们该如何解决争论遗留下的问题?职业教育名称之争如何才能真正地结束呢?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和回答正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回顾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意义。
1、语词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语词应用的混乱，同时也是概念的混乱。因此，在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什么是职业教育”这一本质问题认识的模糊。相反，关于职业教育的本质问题、概念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首先是一个语言学问题，是一个如何将VOCational edHoarion这样一个外来名称本土化或者中国化的问题，即如何按照汉语的语言逻辑规则，使“职业教育”的概念意义和它的词语意义相和谐、相统一。
2、职业教育的名称虽然频繁更迭，但我国的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历史事实”从诞生之日起却从未因此而中断过。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名称问题影响到对历史的书写与判断。例如，如果单从“职业学校”数目的增减去看“文革”时期的职业教育，就会得出“职业教育遭到严重破坏”的结论。而从“大职业教育”的角度来看，文革时期普遍实行“开门办学”，则会得出“文革时期的整个教育出现了泛职业化”的结论。如何看待这一重大的历史问题，需要我们具有“不为名称所蔽”的足够清醒的理智。
3、从第三次名称之争留下的众多“遗迹”来看，这场争论并没有因法律的仲裁而结束。事实上，职教法颁布后，在职业教育名称使用上形成了以下尴尬局面：官方文件和讲话都得用“职业教育”；学者写文章、讲课等都可随自己的主张来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行政与学术、法律与世俗的张力?我们该如何填充这充满张力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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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4032 中职校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王文 《职教通讯》 2013年第19期 5000字
19824033 庄泽宣在清华的职业指导探索及其借鉴意义 金兵 等 《职教论坛》 2013年第19期 10100字
19824034 张謇实业教育思想对我国实施“卓越计划”的启示 白玲 等 《职教通讯》 2013年第19期 6600字
19824035 钟道赞职业指导思想探微 牛金成 《职业技术教育》 2013年第19期 7000字
19824036 试析俄罗斯高等教育“立交桥”的构建 姚加惠 《高等教育研究》 2013年第7期 14500字
19824037 职业教育国家制度的比较研究 臧志军 《职教论坛》 2013年第19期 10100字
19824038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职业教育外部质量保障制度与政策体系 匡瑛 《职教通讯》 2013年第19期 6600字
19824039 德国“自主学习和能力导向”教学模式及其启示 师慧丽 等 《职业技术教育》 2013年第19期 8800字
19824040 美国先前学习成果与远程大学学分的转化路径探析 董衍美 《职业技术教育》 2013年第20期 6800字
19824041 提升全民终身技能的丹麦策略 张志欣 等 《职业技术教育》 2013年第21期 8400字
19824042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培训包应用研究――以“运输与物流”培训包为例 邹王君 《职业教育研究》 2013年第7期 10100字
关键词：职业教育；学科自觉；职业教育理论；职业教育实践；
作者简介：唐锡海，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南宁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主任、教授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成绩斐然，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初步取得一定成效，但基于学科发展的职业教育科研成果比较薄弱，职业教育学科尚未展现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有针对性的诠释、指导和预测功能。在职业教育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促进职业教育学科自觉，构建职业教育学科基本框架，形成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学科体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一、职业教育学科自觉的缺乏与问题
(一)职业教育学科自觉的缺乏
对于学科自觉学界尚无共识，但关于文化自觉的诠释有助于教育学者解读学科自觉。“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发展的趋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对文化的自知之明即避免“文化回归”和“全盘西化”的过程。“五四”运动以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是阻碍中华文化自觉的最大障碍。教育理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文化自觉意识的缺乏表现为学科自觉意识的缺失。职业教育学科自觉意识的缺乏，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恪守不合时宜的传统理论，即固守20世纪20、30年代我国职业教育理论旨意；二是迷恋西方职业教育理论，用当今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理论取代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建构，即“全盘西化”。职业教育学科自觉意在唤醒学者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意识，使学者对自己所属学科有自知之明，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学术工作自我觉醒、自我反思和自我创建。学科自觉对职业教育学科发展和职业教育科研的意义，犹如文化自觉对社会文化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我国职业教育理论可有三方面来源：通过哲学演绎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相关成果的综合；移植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理论；对我国职业教育实践及其管理经验的归纳、概括和提炼。前两者属于演绎路径形成职业教育理论，第三个方面系归纳路径形成职业教育理论。无论遵循演绎逻辑还是归纳思路构建职业教育理论，其普遍有效性均悬而未决，它需要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检验。检验实践对理论有效性的标准，需要寻找理论要素与实践活动的逻辑联系，学科自觉的参与是寻找这种逻辑联系的前提。因此，学科自觉成了职业教育学科划界的问题，它成为解释我国有先进的职业教育实践智慧，却无有学科自觉意识的职业教育理论尴尬的原因；使学科面临试图摆脱职业教育改革实践缺乏理论指导，却无相应理论回应的窘境。职业教育学科自觉的缺乏既是凝练职业教育实践智慧需要，也是构建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呼唤。
学科自觉即独立的学科意识，表现为基于本学科学术活动的学术文化(规范)和组织的能动性。独立的学科意识即遵循学科生成逻辑和学科发展的历史理性，正视学科或学术活动领域，在同一个学术共同体内，形成进行学术活动的基本伦理规范和相关学术活动的基本准则。学科共同体在学术自觉支配下开展科学研究，自主管理与协调自己的活动。学科自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具有独立的学科建制与学术权利、学位点与相邻学科并列、学术平台、学术刊物；二是具有独立的学科逻辑及其内容体系；三是具有独立的主流学术圈及其规范。用这三方面标准衡量我国职业教育学学科体系表明，我国职业教育学科还不成熟，落后于其他学科的发展。职业教育学科建设的深度和广度表明，职业教育学科学术自觉程度较低，还不能按学科建设的严格原则和标准进行学科规划及其实施，由此导致职业教育学科的贫困。它表现在，职业教育学科缺乏相对明晰的基本范畴、概念、命题和研究方法，导致职业教育学术活动中“各说各的话”和“自言自语”现象盛行，职业教育学术活动要么依附于教育行政工作，要么沉溺于职业教育实践工作，使职业教育学科缺乏独立性。虽然职业教育学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并具建制雏形，但较成熟学科差距很大。职业教育的学科自觉任重道远。
(二)职业教育学科自觉的缺乏产生的问题
1.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理性水平低
理性的缺乏困扰着我国职业教育研究，导致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理性水平不高，集中体现为经验或常识性思维主导职业教育研究过程。由于经验或常识性思维主导研究过程，致使从常识和经验事实层面描述和分析职业教育现象或事实成为职业教育学科知识的主流，其理论仅停留于经验总结或工作手册性质的形态。研究者热衷于对职业教育热点问题过多关注，对热点问题的描述、经验总结和工作讨论性文章成为职业教育研究成果的主流形式。用经验思维替性思维的研究过程及其结果，弱化了职业教育学科的理论性。职业教育学作为职业教育科学的知识体系，应体现人们认识职业教育现象的智慧结构，具有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对职业教育实践具有解释、指导和预测作用。职业教育学不是职业教育工作手册或经验汇编，它承担着对职业教育现象的理性抽象使命，理性和抽象反映职业教育理论的方法和形态。职业教育实践为职业教育理论提供事实依据和实践智慧，但职业教育实践的总结和经验描述不是职业教育理论。职业教育理论按照一定的学术规范，遵循自身逻辑，形成知识体系，而不是基于职业教育实践的职业教育思想和观点简单集合。经验描述是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不是科学理论。成熟理论需经历由经验描述到经验分析的过程，不论职业教育的学科体系进展到何种程度，最初的研究也必定是从问题开始的经验水平的论述，经过问题研究的材料积累，才有可能从经验水平的概括总结上升到范畴水平的学科体系。[2]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智慧的日益丰富，呼唤职业教育学科超越简单的经验描述，使职业教育学科“是对教育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提炼，通过理性抽象的系统化而形成教育理论”[3]。
2.照搬国外职业教育理论
职业教育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毋庸置疑工业化历史较长国家的职业教育理论具有先进性。但应该看到，工业化国家职业教育理论的先进性是有条件的，满足这些条件，对他国职业教育才有指导意义。借鉴工业化国家的职业教育理论，用以解释和指导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无疑是明智之举。然而，国外的职教理论是根据本国国情提出的，有些理论只适用于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国情。很多职业教育研究者没有注意将国外的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国情联系起来，照搬国外理论，有的研究者没有充分理解国外职业教育理论适宜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实质，便大规模的运用到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实践中，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相互矛盾，致使很多改革实验只进行了一段时间就宣告失败。造成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是迷恋西方职业教育理论，这是职业教育学科自觉意识缺乏的表现。形成学科自觉，是避免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者照搬西方职业教育理论的根本。学科自觉意识的觉醒能够借鉴国外先进职业教育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实现职业教育理论创新。
3.以普通教育理论演绎职业教育理论
职业教育学科缺乏自觉，由普通教育理论演绎职业教育理论是职业教育研究存在的重要问题。对职业教育学科基本范畴缺乏学术共识，致使职业教育学科基本概念指称对象不明确，要么指称工作实践，要么处于常识经验，造成职业教育研究的事实或价值不确定。缺乏基本概念体系，就不能形成统一的学术话语体系，职业教育学难免沦为普通教育学的“殖民地”，普通教育理论成为它的宗主，陷入职业教育论著中盛行普通教育的“殖民话语”的尴尬，使职业教育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普通教育理论演绎的结果。众多职业教育理论依附普通教育原理展开，更有甚者直接“移植”、抄袭普通教育学的概念和学科体系。就连“职业教育学”的定义都是直接套用普通教育的定义，将“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演绎为“职业教育学是一门研究职业教育现象，探讨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新兴学科。”[4]对职业教育学科体系的分类，完全照搬普通教育的学科分类，在教育学二级学科名称前加“职业”二字便成了教育学的分支学科。职业教育学科成了普通教育学科的影子，受普通教育学科的实质性牵制。职业教育研究采用教育学一些观点、方法和相关原理是必要的，但人们对教育学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独立性的质疑，使之身处尴尬境地。“‘教育学’是一门次等学科，把其他‘真正’的学科共冶一炉，所以在其他严谨的学术同侪眼中，根本不屑一顾。在讨论学科问题的真正学术著作当中，你不会找到‘教育学’这一项目。”[5]教育学尚且处于质疑中，用它演绎职业教育学，势必造成职业教育学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独立性天生遭受质疑。完全用教育学观点认识职业教育，会导致片面的结论，影响其科学性、有效性和独立性。
二、职业教育实践呼唤职业教育学科自觉
职业教育实践构成职业教育学科奠基性、本源性基础，实践需要是职业教育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因，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需要是我国职业教育学学科自觉的最终动因。
(一)职业教育学科自觉是职业教育转换发展方式的需要
我国职业教育由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急需职业教育的理论引领。高等职业院校招生规模已经超过了普通高等院校招生规模，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随着时间推移，外延扩张暴露出若干问题，限制了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实现职业教育从外延扩张向内涵发展的转变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取向。职业教育的内涵发展以其资源合理配置和内部因素优化为动力，以结构调整和重组而获取质的发展。
职业教育实现内涵发展，提升教育质量，需要职业教育发展方式理论引导。示范性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率先探索内涵建设，需要现代职业教育理论诠释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开发、专业建设、教师队伍、实训基地等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为职业教育内涵发展提供知识和智力支持。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实践发展，尤其是国家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和职业教育示范工程实施，探索职业教育内涵发展，急需职业教育发展方式理论指导。然而，职业教育理论尤其是职业教育发展方式理论滞后于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无力指导职业教育改革实践，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步履维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进人了高速发展时期，但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是实践超越着理论研究，一直未能形成比较成熟的、能切实指导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体系，导致职业教育更多地靠政府政策的推动，在实践中时起时落，教学方向摇摆不定，至今未能形成鲜明的特色。”[6]职业教育理论在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需要指导时，却失语了，由于自身薄弱，即使解释也显得苍白无力。面对自身尴尬地位，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须反躬自省，使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跟上职业教育实践发展的时代步伐。
(二)职业教育学科自觉是挖掘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智慧的需要
职业教育改革积累的丰富经验(实践智慧)急需概括提炼，形成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实践经验既是科学抽象与理论思维的逻辑起点，也是科学抽象与理论思维的对象。实践是职业教育学产生和发展基础。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起伏跌宕，曲折艰辛，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既有自身的独立实践探索，也有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实践创新。在收获一系列改革成果的同时，更需要将这些宝贵的改革经验进一步概括和提炼，由此构建起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学科理论，为中国职业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地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同时也为世界职业教育发展做出理论贡献。
目前，亟待概括提炼的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智慧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我国独立的职业教育改革的实践智慧，它包括我国自主职业教育改革实践存在的前提条件，确保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实践得以进行的主要因素，指导该实践的已有理论要素和尚不清楚的理性因素及其与已有理论的关系；二是挖掘借鉴国际实践创新的先进经验及实践智慧，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本理论要素，这些理论要素应用的条件，我国的文化背景、教育制度、教育体系、教育政策、教育管理等与国外先进职教理论运用条件的异同等。这两方面都是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实践的分析批判的过程，实质是对感性直观的职业教育改革实践经验的概括提炼过程，已实现职业教育改革经验由实践活动混合向相对独立的职业教育观念的理性抽象的提升，此过程是实践智慧逐步成为理论元素的过程。
(三)职业教育学科自觉是借鉴吸收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的需要
如果说发现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智慧要处理职业教育实践世界与理论世界的关系，那么借鉴吸收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则要明确与职业教育理论相关学科的理论世界的关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一直为中国教育问题所借鉴，被视为中国教育变革的理论和方法后盾。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与职业教育密切的相关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得到长足的发展，其新成果为职业教育学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成为职业教育学科新生长点的基础，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拓展职业教育学科视野。同传统哲学社会学科相比，一些新学科近年运用于教育研究，为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径。
职业教育学是教育学二级学科，教育学的不断发展完善为它提供了养分。随着元教育学研究兴起，教育学科建设有很大进展，给职业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式，整体性反思和深入元理论逐渐取代职业教育研究零散非系统的思考，极大拓展了职业教育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受职业学科研究和国外相关研究启发，职业学纳入研究者视野，将职业作为职业教育逻辑起点，按逻辑演绎出职业教育学新架构，“职业教育以职业为基础并为职业服务，故职业是职业教育的起点，也是职业教育的终点。从内涵与外延两方面考虑，‘职业科学’这一概念的建立，有利于将其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的基准科学，从而能为职业教育(学)在我国获得与普通教育(学)同等的一级学科的地位，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7]。此外，与职业教育密切相关的技术学、技术哲学也被用来作为构建职业教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职业教育学科自觉的使命
(一)确立职业教育学科的源概念，形成独立的学科基本概念
概念准确是学科基础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条件。概念含混模糊，会导致对事物本质认识不清和随意性，容易造成空洞、抽象的议论和无休止争论。“如果条件不具备而急于建构学科的理论体系，则是舍本逐末，流于空谈，即使外观堂皇，终究是建在滩上的‘大厦’”。[8]由于概念含混不清，人们不在同一个范畴或框架内讨论问题，“各说各话”和“自言自语”现象盛行，降低了职业教育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职业教育学是由一套专门概念(范畴)、命题构建起来的话语方式和体系。现有的职业教育学概念大多数移植于普通教育学，存在不严密、不周全现象。职业教育学要想走向成熟，占有社会科学的一席之地，得到学界的尊重和认可，对现有基本概念梳理首当其冲，需根据新的范式重新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概念体系等。“原先的知识不是被拒绝，而是通过一种重新的排列而被改变。在这种重新排列中，新的知识领域被开启出来，迫使对于原先不加反思地接受的东西进行重新评价。”[9]如“职业”作为职业教育学科的源概念界定，对其科学解读是职业教育学科建设的奠基性工作，它直接影响学术界对职业教育学理论逻辑起点的把握，以及职业教育学科基本范畴的厘定以及该学科体系的构建。因此，既不能用常识性概念去反映职业教育规律，又要反对套用西方概念。我们应将确立、把握职业教育基本概念体系作为强化职业教育学科自觉的基本工作。
(二)明确职业教育学科定位，确立学科建制
学科的研究对象、概念、范畴、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内在建制是学科的核心和根本，“外在建制一方面是学科内在知识和精神规范的外在社会延伸和形式，另一方面更是促进学科内在建制成熟的条件，为学科内在建制的成熟提供了多种支持和保障”[10]。学科建设过程在于形成学科的内在建制与外在建制的互动机制。职业教育学科成熟过程是其内在建制和外在建制互动机制生成过程，职业教育学科外在建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推动其内在知识体系的发展和成熟，内在知识体系的发展和成熟进一步推动内在理论体系的建设，反过来又巩固和加强了职业教育学科的外在建制。学科研究只有建立专业研究机构，形成专门的研究力量、交流平台、学术期刊及其相关资源支持，才有学科的内在建制建设的优越条件，避免传统学科建设无序状况，促进学科的内在建制的有序发展。通过外在制度推动内在制度建设，使职业教育学科知识体系的成熟和服务实践的贡献赢得社会承认，并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形成由外到内良性互动，促进学科走向成熟。
(三)克服学术自由主义，凝练职业教育学科方向
我国职业教育研究各自为政的学术自由主义要么追求个体研究人员的私欲或兴趣行事，要么着眼于组织利益着力于获取资源，却忽视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工业文化、后工业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传统背景，它们对我国职业教育目的、价值、功能、参与主体、制度、内容、办学与人才培养模式等有着深刻影响。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使命在于孕育并传播先进工业文化，职业认同和职业素质共同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专业定向性旨意，这应该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科研不可拒斥的意识形态，它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灵魂，对职业教育学科结构产生深刻影响，这是不容自由选择的。
［关键词］人性论;职业教育;职业院校学生;价值观
“人性”作为研究人的先天禀赋与后天社会关系之间的范畴对于职业教育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人性论的研究重点是人的生成问题“。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形成人的问题”①，人性论对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应用价值。我国传统人性论思想丰富，传统人性论作为中国古代人学的典范，对人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教育实践探索，尤其是对人的本质及其教化办法进行了多层面的探究。职业院校学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我国传统人性论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对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还涉及得较少，这是今后进一步开展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应当加强的问题”②，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逆阻了我国传统人性论对他们的积极影响，该现象是一个亟须处理和应对的教育社会学问题。鉴于职业院校学生的价值观和信仰发生一定程度扭曲和变异的事实，向中国传统道德世界领域寻求资源已经成为可能和必要。笔者在阐述我国传统人性论内容与价值的基础上，研究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的影响，以提升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的积极效应。
一、我国传统人性论的内容与价值
我国传统人性论是中国国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展现了中国古代哲人学者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传统人性论主要是围绕着“个人与社会关系”“人的理性世界与情感世界”“人的理论世界与行动世界”三个层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究，对当今中国职业教育、和谐社会建设、人的价值观构建等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1.我国传统人性论的主要内容。首先，关于价值理想追求。按照古代学者们的归纳与总结，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学说有性善论、性恶论、性中性论、性两性论、性三品论和性二元论等。阐述人性的结论有异，但其旨归都是对人的发展的设想和导向，通过道德教化与修养促使人们向着真善美的道德理想人格发展。其次，关于社会关系论。古代中国哲人与学者对人性的阐释还导向了社会关系问题，关注人如何应对几对社会关系矛盾问题的处理。相关成果集中表现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人的情感世界与理性世界、人的认知世界和行动世界的关系等，提出了一些思想和观点。例如，主张理性服从情感、知行合一与学以致用，这些观点至今还闪耀着哲学的光芒。最后，关于道德教育教化的阐释。中国古代哲人们提出了各自的人性教化论，在人性论基础上提出对人进行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从不同层面和侧面对人性的教育工作做出了不同的解说，肯定了道德教化对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巨大作用。2.我国传统人性论的当代价值。中国传统人性论的内涵十分丰富，对当代中国具有巨大的价值和启示。中国传统人性论非常重视道德教育教化的作用，借鉴它有助于提高国民的道德修为和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人性论提倡个人服从社会的社会本位思想，启示我们在全社会构建一种个体热爱集体的长效机制的切入点和实践方向；中国传统人性论重视对人的价值观的构建与教育，抓好公民价值观和信仰世界的建设工作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与践行。
二、我国传统人性论影响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取向的表现与原因
当代职业教育“在具体的教学实施中却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教育的终极性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总体性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的关系”③。中国传统人性论对当代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建设和人文教育实践有着重要意义，对职业教育的直接影响有待提升。1.当前我国职业院校学生的价值观现状。当前我国职业院校学生的价值观既表现出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职业的价值取向上，学生更加务实多样，很多人热衷于自主创业发展，不再依恋于大的国企单位；在政治的价值取向上，学生更加倾向于自由、民主、和谐、文明的政治发展态势，希望国家长治久安；在经济的价值取向上，学生更加注重要实惠普惠于人，不能一味讲究发展；在交往的价值取向上，职业院校学生更加注重浪漫的友谊交流，同时也讲究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与经营，以便积累自己发展的社会资本。同时，职业院校学生还存在一些消极的思想价值取向，比如在很多价值取向上往往都是从自身出发，而对国家和社会层面考虑不多，处于一种过分利己取向的发展态势。2.我国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取向影响的表现。中国传统人性论具有诸多特点，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提倡社会本位，个人服从集体；强调人的道德属性，提倡对人进行道德规范与教化以利于社会和个人；强调人的乐观性，主张人都是向往真善美的，提倡“人为”办法去管理人。中国传统人性论通过对职业教育内容、模式和目标的影响而间接发生教育社会学效应，主要表现为：首先，职业院校学生极端求实而忽视人文建设，表现出极端的功利性。职业院校学生就业求职的价值取向、政治的价值取向、生命的价值取向等均带有强烈的功利性，这是中国古代人性论实用主义影响在当代职业教育客体——职教生价值取向上的表现。其次，从职业院校对学生思想价值导向的教育模式来分析。职业院校普遍采用道德理论教育为主的模式，教师的说教角色特征明显。职业教育价值取向为功利主义的实用型，“任何教育如果只是为了传授技能，这种教育就是不自由、不道德的”④，教育学家杜威的评价对于当代职业教育主体和职业院校学生来说具有启发意义。最后，从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取向教育的目标来分析。职业教育因其面向职业岗位和社会价值诉求而具有满足学生、社会双方就业需求的属性，但“人在与外物的接触中，往往会沉溺于后者的诱惑而是非不分”⑤，职业院校学生便是面临此危机的群体，我国传统人性论可以适当地引导职业院校学生的人性回归而减弱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不利影响。3.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取向影响的原因探析。首先，当代青年的心理特点与个人追求制约了中国传统人性论对其思想价值取向的积极引导。职业院校学生对包括中国人性论在内的国学均难以发生兴趣，对于道德教化的问题存在排斥心理。其次，社会上各种不良现象在很大程度也制约了中国传统人性论对学生思想价值取向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道德失范现象与职业伦理失范现象等，给职业院校学生的思想价值取向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再次，学校道德教育的模式、方式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国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取向的正面影响。目前职业院校道德教育的话语叙事理论化浓厚，生活化不足，严重制约了中国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取向的积极影响。最后，国家对中国传统人性论重视不够，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取向的积极影响。我国目前从国家层面对中国传统人性论的宣传不多，对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论较为重视，这种不对等的态度也制约了中国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取向的积极影响。
三、提升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取向正效应的对策
当代高等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所有教育“越来越以经济和社会的功利需求为转移，亦步亦趋地充当社会和个人追逐利益的工具”⑥，针对此症结的解答思路必然指向教育的人性化回归。针对当今形势下我国职教学生各种思想价值取向存在的问题，应该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提升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的正效应，克服传统人性论的道德教育误区，推动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观和实践步入正轨。1.整合中西人性论。积极整合传统人性论与西方人性论，形成一种健全的人性论体系。加强理论建设，将中国传统人性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和西方人性论人学论结合，整理提炼归纳出一套适合当今中国梦和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中国特色人性理论体系，力求为当今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教育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指导。2.发挥职业教育主体——教师的引导作用。积极挖掘人性论的教育资源，努力让职业院校学生掌握和践行中国传统人性论的合理内核。利用思政课主渠道，将中国传统人性论纳入其内容体系。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将中国传统人性论的学习网络化。努力指导职业院校学生躬身践行中国传统人性论的教育资源，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做好。3.引导职业教育客体——职业院校学生的思想价值取向发生变化和转向。职业院校学生应该积极针对自己所处的问题，从中国传统人性论中挖掘有益的道德教育与学习资源，从价值观的重构、生活、学习和交友等方面，不断践行中国传统人性论的理念于职业教育学习和职业社会化过程中。4.强化职业教育院校人文环境建设。从校园文化建设、校本课程建设上着手，努力促进中国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的正面影响。职业院校学生所在学校应该充分利用校园空间及网络空间，大力宣传中国传统人性论的积极成分，创造一个中国传统人性论影响职业院校学生的良好校园氛围。再者，将中国传统人性论纳入校本课程建设规划和实践，让职业院校学生通过学习校本课程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提倡和宣传中国传统人性论的有益成分，以职业院校为基地面向全社会形成学习和躬行中国传统人性论的良好社会环境。中国传统人性论是中国人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的话题基本都是围绕人的个体与群体、人的情感世界与理性世界、人的知识世界和理论世界等进行思考和探究，这三个方面也正是我国当今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观教育的重点。目前最关键的是要建构起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群体发生影响的理论模式，并探索在职业教育实践过程中的应用模式和载体，扩大我国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的积极影响，从而促使他们的价值观全面、可持续发展。
作者:陈玉婷 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注释］
①郝文武.教育哲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18.
②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422.
③吴秋懿，王华志，郝俊.高职院校学生专业技能教育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相融性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1（12）：190.
④（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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