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典基本上应参照德国民法典体系，借鉴其他国家民法典中的长处，反映我国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民法典的第一编应为总则。民事主体部分除自然人、法人外，应反映合伙发展的现实，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合伙的民事主体地位作出简要的规定。本编应对民事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民事责任减免的一般条件和民事责任的形式作简要的规定。这样规定既有概括性、应用性，又加强了民法典的科学性，民事主体和民事责任部分规定得好将是对传统民法典的突破。民法通则中关于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和侵权的民事责任部分应归入民法典债编有关部分。知识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已有单行法，并有其独特的性质，可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同时，应参照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在总则部分规定一条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发生的根据，其中包括写明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发生的根据之一。第二编应为物权。本编规定所有权和他物权（包括担保物权）。物权编所有权部分应对所有权的一般法律问题作出规定，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第三编应为债权。第四编应为亲属，即修改婚姻法，增加亲属关系的内容，成为民法典亲属编，或者将婚姻法改为婚姻家庭法，增加亲属关系的内容，不纳入民法典，作为民法的特别法。第五编应为继承权。第六编应为人身权。传统民法典中人身权的内容不多，没有单独成编，对人身权的民法保护过于薄弱。人身权的地位重要，与财产权性质不同，将人身权单列成编，充实人身权的内容，有利于提高人身权的地位，加强对人身权的保护。人身权编应包括通则和分则两部分。通则规定人身权的概念和原则。对人身权作定义式规定，具有抽象性、概括性，可以包含那些在民法典中虽未作具体列举的人身权方面的内容，从而为司法实践创立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丰富人身权。这样符合人身权逐步发展的趋势，例如随着环境保护的发展，可能创立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人身权。人身权编应明确规定男女平等，公民、法人和非法人单位平等原则。还可以规定提倡性指导性条文，以反映我国民法典对人身权的重视，增强人身权意识。分则部分应对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分别作出定义式规定，对侵犯各种人身权的行为作列举式规定，对侵犯各种人身权的民事责任也应尽可能分别作出具体规定。如果知识产权不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人身权篇对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权如署名权等，也应作列举式规定，以体现对人身权的全面保护。 .【注释】 董成美等：《法律调整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160页。 参看B•B拉普捷夫：《论苏维埃经济法》，载《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1959年第4期。引自陈汉章：《苏联经济法学派与民法学派五十年的争论及其经验教训》，载《中国法学》1985年第4期第62页。 B•B拉普捷夫主编：经济法（教科书），法律书籍出版社，198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2页，载《中国法学》1986年第1期第63页。 参看C•C阿列克谢耶夫著：《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与民法》，载《法学》杂志1983年第2期，《中国法学》1986年第2期第63页。 杨紫xuǎn＠①主编：《经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佟柔等主编：《民法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佟柔主编：《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若干民法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3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管欧：《法学绪论》，台湾，第44版增订本，蓝星扩字排版有限公司，第123页。 〔澳〕瑞安：《民法导论》，《外国民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12][13][16]〔美〕艾伦•沃森著，李静冰、姚新华译：《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第173、168、132页。 [14][19]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611、601页。 [15]王泽鉴：《台湾民法与市场经济》，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第63页。 &nb sp; [17]同注第168页。“土耳其几乎全盘照搬了瑞士民法典，不过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这部法典的优秀品质呢，还是由于土耳其的司法大臣曾在瑞士攻读过法律呢，对此尚有争论。” [18]沈达明、泽仁洁编著：《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对外贸易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页。
论文摘要：近两年来，几起受关注度很高的案件均不同程度的受到民意的影响，民意干涉刑事司法成了当下刑法领域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但是刑事司法必须和民意保持距离，否则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影响。所谓保持距离，并不是指刑法要完全抛弃民意，在刑事立法、执法阶段可以段考虑民意；但在刑事司法阶段则应该严格按照法律，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则，充分运用刑法解释学来灵活解释刑法，从而达到个案公平并且令民众接受的效果。 论文关键词：民意；刑事司法；刑法解释 一、最高院及地方法院下达考虑民意的意见 纵观近几年来所发生的几件众所周知的案件，“许霆”、“邓玉娇”、“孙伟铭”、“重庆打黑”、“李庄”、“药家鑫”纷纷成为人们广泛讨论的话题，人们无不通过各种途径表达着自己的感受。不仅如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曾在工作会议上强调，人民法院必须牢牢把握把握社情民意，把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作为人民法院谋划工作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各级人民法院要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畅通获取社情民意渠道，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于是乎，“司法考虑民意”的口号立刻贯彻到各级司法系统。于是打开各级地方法院的网站，便可以发现各级法院均纷纷响应号召，出台一系列的文件来与民意“沾亲带故”。如，舟山市人民法院出台了《重大案件社会效果评估指导意见》，该《意见》规定，对于当地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各界较为关注的刑事案件，特别是刑事审判理念与民意有一定冲突或刑事案件事实在法院审理中因证据问题发生重大变更的案件，以及影响面广，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等，法院在受理、审理、执行、信访过程中，应对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使案件审理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 二、民意左右的案件 司法应考虑民意，在我看来，最高院表达的意思主要是刑事判决要考虑民意，因为民意反响强烈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特殊的刑事案件，而近两年来发生的几起“著名”的刑事案件更是让“民意”渗透到刑事判决的每个部分。 湖北省巴东县的邓玉娇案，亿万网民刮起了长达月余的网络民意风暴，广大的法律工作者和媒体义仗义执言。著名刑法学泰斗马克昌教授也因为对案件的性质发表了自己在刑法学层面的看法，结果引来网民指责。试想，如果邓玉娇遇到的不是三个官员，而是三个普通的歹徒，还会引起社会如此的重视和关注吗？人们究竟是站在法律的角度还是站在“期待正义，痛恨腐败，痛恨强权”的角度在干涉司法？ 再看最近受关注度较高的“药家鑫”案，单从犯罪性质来看，这是一个在刑法上毫无争议的犯故意杀人罪应立即执行的案件，事后自首的认定也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可是由于有了人们对于药是富二代的猜测，由于有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在央视新闻中的一番言论，加之网络媒体的大肆渲染，人们开始疯狂的关注该案的每个细节。甚至西安市中院在庭审现场也向参加旁听的人员发放民意调查书，这种庭审现场是极为罕见的举动，更是将司法考虑民意这一观点发挥到淋漓尽致。 三、刑事司法应和民意保持距离(1) 贺卫方教授认为，法应该下与民意保持距离，上和权力保持距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法才可以成为沟通这两级的桥梁，才能够真正制约权力，取得民众的信赖。所以，由这么多实际案例表明刑事司法应与民意保持距离。所谓保持距离，并不是指刑法要抛弃民意，那样便成了僵化的法治。刑法应与民意保持距离，这个距离主要指的是刑事司法，我们可以在立法时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在执法的时候也可考虑民意。而一旦进入司法阶段，特别是刑事审判阶段，应该严格按照法律，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则，充分运用刑法解释学来灵活解释法律，而不是像邓玉娇案一样考虑法律之外的民意外进行判决。 （一）民意的概念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民意越来越多地走上司法领域以及政府决策的舞台。但给民意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却绝非易事。 从新闻学理论上讲。一种观点认为，民意通常表达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或一个有几十万人口的县区有70%以上公民赞成的一致意见。另一种观点认为，民意又称民心、公意，是社会上大多数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物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 从法律层面上讲，在一个追求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中，由执政党领导的政府在行使管 理社会的职能时应当充分考虑并且反映民意。任何一项社会事务的决策以及法律制度的出台都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体现社会公众的利益和呼声，因此笔者认为，民意是指一种民主基础上的社会多数人意志的理性表达，是反映民众最根本利益的追求。 （二）民意对刑事司法产生的消极影响 1、从民意自身的特点来看 （1）民意具有非专业性、非理性性。 民众通常是从个人的情感出发，而不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待具体的案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尽管在普遍的层面上可以肯定民意或人民意志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然而就一个具体案件而言，民意也许是相当情绪化和非理性的”。这点从成都孙伟铭一案中可窥得之，在该案中网络舆论几乎一边倒要求对孙伟铭以极刑进行严惩，但对于任何一个有过刑法学背景的人士而言，都知道认定犯罪不仅要考虑行为人所造成的客观违法后果，还要从责任论的角度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罪过。 （2）民意往往会形成一种舆论暴力，给主审法官带来巨大的压力。有时使法官不得不被民意所挟持，为了顺应民意，使审判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应有的法律公正，损害了司法的独立性。 2、从刑法理论来看 （1）考虑民意就是不仅要犯罪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本身承担刑事责任，而且还要犯罪人对自己行为以外的情况或事实—“民意”的大小承担刑事责任，将“民意”作为加重犯罪人的刑罚的重要依据，必然会造成罪刑不相适应，有悖于我国刑罚的目的，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威慑论的表现。 （2）作为刑罚权主体的国家，对犯罪人是否适用刑罚，以及适用何种严厉程度的刑罚既不取决于犯罪者的意志，也不取决于被害人和被害人亲属的意志(自诉案件除外)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的意志和观点。 （3）考察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只能从犯罪事实本身作为基础和出发点，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只是客观犯罪事实本身所固有的，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不是指犯罪事实以外的情况，如“民意的大小”。 （4）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民意是主观的内容，是社会大众主观反应的集合。而我们知道，刑法是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而新刑法已经从旧刑法的“向主观主义倾斜”转向“向客观主义倾斜”。之所有有如此转变，正是个人本位的法律观得到提倡、以权利为本位的观念深入人心、自由主义刑法观得到提倡的结果。而民意代表的仍然是过去那种“社会本位的法律观”、“义务本位的法律观”、“工具主义刑法观”。 （三）刑事司法与民意保持距离的具体措施 1、将民意纳入刑事立法 刑事司法阶段不考虑民意并不意味着立法阶段也不考虑，当我们制定法律或者修订法律的时候应该充分听取民众的意见，考虑民众的需求。例如最新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就有很多条文是考虑到民意从而增加罪名，如将危险驾驶及恶意欠薪规定为犯罪。再如对部分犯罪取消死刑，对年满75周岁的老年人犯罪的给予较轻处罚等。 2、进行正确且合理的刑法解释使得民众能接受判决 有反对意见批判说，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难做到在刑事立法阶段纳入民意，绝大多数的民众诉求不能得到实现，所以应在刑事司法阶段考虑民意，从而做到补充。然而不能因为立法时的一些缺陷就用司法的手段去补救，这好比拆东墙补西墙，这样下去，司法永远不会独立，法治永远不会健全。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我们可以发挥刑法解释的机能来达到合理解释的目的。我们知道，任何解释都必须符合刑法的目的。而为了使解释结论符合刑法的目的，解释着必须善于做出同时代的解释。刑法是国民意志的反映，因此，刑法解释必然受国民意志的拘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受制定刑法时国民意志的拘束，而是受解释刑法时国民意志的拘束。虽然刑法在制定时是国民意志的体现，但解释者的根本标准，是解释时的国民意志。例如，刑法制定于1997年，反映了当时的国民意志，但不一定反映了国民2007年时的意志。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当今社会的具体情况灵活解释法律，就可以避免像许霆案那样僵化教条的应用盗窃金融机构最低处无期徒刑的规定。 而在这个过程中，法官要想解释法律，就必须有一个比较专业化的视角。要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去钻研法律条文，研究眼前的案件，从而作出一个合乎法律理性且符合民意的判决。如今好多人都在批判法律的不完善，批判刑法的不健全，然而我们完全可以对现有的法律进行解释使之符合客观的实际。 3、建立司法职业化制度 又有反对意见批判说，在现阶段，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不能苛求法官运用刑法解 释学的知识做到个案公正，我认为，解决此问题同样不能简单的给这些素质不高学识不够的法官找些帮手——民众，让民意与法官一起审判案件从而做到司法公正。真正的做法是解决如今法官素质不够的问题，那便是建立司法职业化制度。 司法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容法律职业语言、法律职业知识、法律职业技术、法律职业信仰和法律伦理等方面为一体的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活动。它具有自身一系列的运行规则与体系，并且形成一个“封闭圈”，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是难于“登堂入室”的。作为司法活动支撑的法律思维方式不经过严格的、长期的法律训练更是难于习得。因此，在司法过程中，要保持对民意的高度警惕。诚然，我们距离司法职业化的的道路还很漫长，而职业化也肯定会触犯某些群体的利益。但是这条路却是我们必须要走的，具体来说应该通过严格司法官准入制度、建立司法官逐级遴选制度、加大司法官职业培训力度、健全司法官职业保障机制等方面来加强司法职业化水平。 4、合理限制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毫无疑问，在民意的扩散与渲染的过程中，新闻媒体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然而正是媒体所特有的放大功能以及片面追求眼球等负面作用才使得民意的力量发挥到极致，也使得当审法官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如英国法律规定：“对正在进行中的审判活动进行任何形式的误导或发表有失公正的言论都构成藐视法庭罪。英国法官可以毫不犹豫地对未决诉讼进行评论的传媒给予处罚。”美国虽标榜新闻自由，但法院如果认为传媒获得的有关案件审理的情报可能妨害司法公正，则可以采取事前限制，禁止传媒发表他们已获得的新闻。因此应合理规范欣慰媒体的这种监督作用，避免炒作。而合理的限制可以从道德限制与法律限制两方面着手考虑。所谓法律限制，就是指尽快出台《新闻法》对规制媒体的舆论监督至关重要。而所谓道德限制就是应当明确新闻界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不可随意利用民愤大肆炒作甚至沦为民意的泄愤工具。 最后借用肖扬院长曾经说的一句话，“司法裁判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和社会评判”，但突破了底线干涉了刑事裁判民意本身就难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更无资格检验和评判裁判的理性。所谓“国法人情”是以理性民意推进立法的完善，但不能以民意裁决践踏法律的尊严。所以刑事司法应该和民意保持距离。
【内容提要】
司法拍卖是以人民法院对有关财产合法有效的司法控制为前提，以换价为中介，以债权清偿（即执行）为目的的一种司法行为。长久以来委托拍卖一直是司法拍卖的实践操作模式，但这一模式却因各种丑闻的频繁爆出而广受社会公众的质疑和嘘声。面对民意，各地方法院也在有意识的寻求改革的突破口，追求一种更为合理有效的发展方式，并逐渐演变出了三种主流的司法拍卖模式，即保守的“上海模式”、创新的“重庆模式”以及激进的“浙江模式”。这三种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但却各有侧重，引发的争议甚至是冲突，也好似“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四面开花。有鉴于此，本文希望通过对委托拍卖和网络司法拍卖的应用的具体操作程序进行分析，对比出三种模式在程序操作上的优缺点，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出一种符合我国当下国情与司法环境的司法拍卖模式。
一、 委托拍卖与网络拍卖之现状
自浙江法院于20__年7月首次与淘宝网上联合推出网络司法拍卖以来，网络司法拍卖这个新鲜词汇瞬间就充斥着各类媒体的新闻版面，而根据一份网络调查报告显示，有94%的网友对浙江法院法院这次选择在淘宝上进行司法拍卖表示赞同，有88%的网友表示此举可以在全国范围推广，还有近64%的网友明确表示会考虑参与网络司法拍卖【1】。
与之相反的则是确立自20世纪90年代末《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委托拍卖制度，不断的被曝光出各种各样因人为因素而发生的大量违法违纪行为，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分管执行工作的原副院长张弢、执行庭原庭长乌小青案，都因涉嫌在司法拍卖中违规操作而落马。根据统计，全国民商事案件有近6成生效判决会进入执行程序，在进入执行程序的有可供执行财产案件中， 80%左右的财产是房产、地产、车辆等需要经过司法处置来实现变现的财产，而全国法院因司法拍卖而落马的法官而占法院系统违法违纪人数的70%。【2】
两相对比，司法拍卖改革似乎已经迫在眉睫，网络司法拍卖或许可以代替委托拍卖成为司法拍卖的一条新的康庄大道。然而委托拍卖真的就一定是毫无价值？网络司法拍卖就一定能取而代之？笔者以为即便目前的网络司法拍卖持续火爆，但这并不能说明网络司法拍卖就一定要全盘替换传统的委托拍卖，要理顺司法拍卖抉择之路就一定要从委托拍卖之起源开始看起。
二、委托司法拍卖之起源与问题之根源
事实上、作为饱受民众质疑和不满的传统司法拍卖运行模式的委托拍卖其实在设立之初就是为了解决法院执行机构的司法腐败并且规范涉讼财产变价过程而设立的。但为何当时被颇受期待的“防火墙”却成为了司法腐败的多发之地？
自1958年以来，随着拍卖行在中国大陆的消失，司法拍卖程序也随之销声匿迹，期间新中国仅在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法院的强制拍卖权，在确立了强制拍卖的合法“名分”的前提下并未涉及强制拍卖的性质和效力，导致各地法院仍然通过变卖这一方便且简便易行的方式来进行资产处置。【3】但是实际上变卖属于一种简便经济的变价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很好的实现涉诉财产应有的价值，在保护申请人以及被执行人利益的合法权益上略有欠缺，而且作为变卖的组织单位，人民法院在操作中也难免发生贪腐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1998年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首次明确了委托拍卖这一制度。
不可否认的是，最高院实际上是在缺乏相应的实践的基础上确立了委托拍卖的制度，因此由于该制度在初期的仓促试行，导致委托拍卖一直没有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框架，直到20__年制定《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之前，司法拍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各地法院乱象频生的重灾区，绝大数的财产变价过程缺乏有效的规制，出现了拍卖公司高收费高佣金、双向收费等一系列问题，这加剧了舆论以及民众对司法拍卖制度的批评和怀疑，委托拍卖以及站在第一线的拍卖公司成为了众矢之的。
虽然拍卖公司作为委托拍卖的直接操作者，其自身行业固有的问题是直接导致了司法拍卖目前的窘境的一个原因，但考虑到拍卖公司在我国发展时间还不长，行业规范也比较模糊，加之人民法院之前一直在适用变卖程序，对拍卖程序并不熟悉，短时间将两个诞生和发展都不成熟的制度融合在一起，期望达到限制司法权力滥用进而预防司法腐败的目的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通过委托拍卖行来进行拍卖也会产生一定的弊端，据商务部的“全国拍卖行业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显示：截止20__年底中国内地拍卖企业共有5860家，数量较20__年新增374家，而行业人数总数突破6万,过快的发展速度导致目前拍卖行业的经营状况中存在着五成盈利、三成持平、两成亏损的状况，生存境十分恶劣【4】。而从业务来源来看，根据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的《2013年上半年行业经营情况简历》指出，在相关的房产车辆等拍卖的主要业务中，法院委托拍卖仍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各种原因导致拍卖公司迫于生存的压力，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手段放在获取法院司法拍卖委托上（进入法院制定的名册，并获得更多的司法拍卖案件），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催生了大量的利益分配【5】以及其他形式的司法腐败的现象。
应当承认，委托拍卖的实质其实就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过程,即通过牺牲涉讼财产的部分价值，通过商业性的运作，缩小司法权力的涉及范围，来排除个别司法主体透过司法拍卖谋求不正当利益。这也就是说立法者的本意是期望通过司法拍卖的市场化运作竭力避免司法权力对司法拍卖的过度干涉，降低司法腐败几率，用以最终实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保持司法机关的纯洁性。然而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的民事强制法，关于强制执行的相关规定散见于《民事
诉讼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当中，并且这其中有关于司法拍卖的条文多是对司法拍卖的流程的规定，忽视了对司法拍卖的本质以及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规制，在委托拍卖施行以来，法院司法鉴定部门、拍卖公司、第三方产权交易所以及网络平台等先后介入司法拍卖，这必然导致司法拍卖参与各方的混乱，权利以及义务的不对等、不明确以至于形成了司法权在司法拍卖中基本不受约束的事实，实际上在很多时候，拍卖公司成为了司法机关在民众面前的挡箭牌。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传统司法拍卖在运行中暴露出来的众多问题不单单只是拍卖公司一方的问题，缺失的法律规范以及参与司法拍卖主体的复杂性，共同导致了目前的委托拍卖制度陷入了泥潭深渊。
三、 试比较分析目前存在的三种司法拍卖模式
值得庆幸的是，已经有不少地方法院注意到了司法拍卖背后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在不断尝试用各类地方化的改革来寻求突破。从当前的动向来看，网络化成为了最高人民法院以及众多地方法院改革考量的重要因素，经过数年的调整和演变，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三种主流模式：保守的“上海模式”、创新的“重庆模式”以及激进的“浙江模式”。
关于“上海模式”
早在20__年起上海市高院就启动了司法委托拍卖的改革，在上海全面推行新型拍卖模式，该模式虽然仍遵循传统的委托司法拍卖程序，但收回了各级法院自行委托拍卖机构进行拍卖的权力，各级法院将拟委托拍卖标的统一报上海高院立案庭后，由上海市高院统一进行处理，由此实现执行和委托拍卖“双权分离”。而在拍卖程序的运作上，一方面上海法院也对拍卖名册进行严格的准入管理，再提高资质要求的基础上，实行了不限定淘汰数量的淘汰制，以“一票否决制”的方式制约入围拍卖公司，将对在司法委托拍卖过程中有因操作违规败诉、被工商处罚、违法违纪等行为的在册拍卖公司及时予以退除，并由后备公司替补进来，被退除的拍卖公司甚至将影响年检。【6】，另一方面，上海成立了拍卖行业协会，并建立了公共资源拍卖中心，参与司法拍卖的拍卖公司可以通过该中心的网络平台实施网络拍卖，接受接受由12个单位【7】组成的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监管委员会监督。
关于“重庆模式”
作为唯一在内陆的四大直辖市之一，重庆市法院的选择相比他直辖市也更为独树一帜，司法拍卖由拍卖机构接受人民法院委托，而后拍卖机构与作为第三方的国有产权交易及鉴定机构的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建立合作关系，按照人民法院拍卖委托书要求及时启动并实施拍卖，承担招商宣传、主持拍卖会、出具拍卖成交报告或流标报告等职责。当涉讼资产进入产权交易所平台后，由产权交易所统一提供拍卖场地、拍卖信息，并代拍卖机构与竞买人签订竞买协议。【8】在重庆模式中，作为国企的产权交易所代替了拍卖行成为主导者，对此有学者表示这相当于在“法槌”与“拍卖槌”之间设置了一道“隔离带”，可以起到规范司法拍卖秩序和净化司法队伍的作用。【9】值得注意的是，与上海的公共资源拍卖中心由政府财政拨款支持不同，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是需要在佣金中抽取数额不菲的报酬的。
关于“浙江模式”
毫无疑问，近几年以来的司法拍卖改革，以浙江的选择最为大胆和激进且极富有冲击性。浙江法院放弃了人民法院自1998年以来沿用了14年的委托拍卖的形式，排除了拍卖公司以及第三方产权交易所等市场主体的参与，直接由法院的工作人员在淘宝网提供的网络平台上进行拍卖。据浙江法院介绍，与传统拍卖相比，网络司法拍卖具有五个方面的明显优势：扩大了竞拍范围，
创造了良好的竞拍环境，促使拍卖标的物交易价格最大化，真正实现了零佣金，杜绝了暗箱操作，提高了执行效率。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在2013年11月19日召开了新闻会【10】，从数据上印证了网拍的优势。
为了更好的了解三种模式操作的具体区别，我们通过图表来进行说明。
表一 ：三种模式在拍卖程序上的对比
上海模式
重庆模式
浙江模式
拍卖方式
委托拍卖
委托拍卖
网络淘宝拍卖
网络化支持平台
公共资源拍卖中心提供网络平台
第三方产权交易所
提供网络平台
淘宝网提供全国性的开放型网络平台
拍品前期宣传工作
由拍卖公司负责拍品的宣传介绍工作
由拍卖公司以及第三方产权交易所负责拍品的宣传介绍工作
法院自行进行拍照，摄像等工作，并撰写拍卖公告，拍卖介绍等信息
拍卖公告方式
公告于地方性报纸及人民法院资产网，公共资源拍卖中心辅助提供相关信息支持
公告于地方性报纸及人民法院资产网，第三方产权交易所辅助提供相关信息支持
公告于人民法院资产网及淘宝网站上，人民法院不进行额外招商工作
竞买资格
需法院及拍卖行进行资格审查
需法院及拍卖行进行资格审查
缴纳保证金即可参与竞买
拍卖地点
公共资源拍卖中心
第三方产权交易所
淘宝网
竞买过程
由拍卖行组织拍卖会，由拍卖师在中心网络平台进行拍卖，接受公共资源拍卖监管委员会监督
拍卖行在做好事前工作后在产权交易所通过产权交易所启用电子竞价方式进行竞拍，全程接受产权交易所监督
根据淘宝网的竞拍须知操作。【11】在保证金账户被冻结后参与竞拍，全程由程序系统控制
佣金收取情况
拍卖成功后由拍卖公司收取佣金。
拍卖成功后由拍卖公司及第三方产权交易中心共同收取佣金
通过淘宝网进行网络拍卖，无佣金
整体上来看“上海模式”以及“重庆模式”仍然使用了委托拍卖的形式，通过拍卖行来运行司法拍卖，但是相较改革前的司法拍卖，两种模式在监督机制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改进，引入了公共资源拍卖监管委员会或第三方产权交易所等机构加强监督，同时也逐步的实现了操作网络化，但是从运行过程来看，“上海模式”中的拍卖公司虽然接受统一管理，但自受到的影响并不大，而在“重庆模式”中的拍卖公司始终在产权交易机构的协助之下进行拍卖，这一点直接反馈在佣金的分配上，有别于“上海模式”的政府对公共资源拍卖中心财政支持，重庆的产权交易所需要抽取数额不菲的佣金，对此中拍协认为产权交易所类市场的形成和运转走的是一条非市场化道路，加剧了拍卖公司的生存压力的同时，也扭曲了市场化机制【12】。
与传统拍卖方式相比，“浙江模式”采用了网络化自动操作模式，拍卖竞价全程依靠设定好的系统程序自动化进行， 排除了拍卖公司、第三方产权交易中心等市场化主体作为“人”的参与，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司法权力对拍卖实施过程的干预，这使得“浙江模式”的公开公正上领先了其他两地模式一大步。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的委托拍卖中存在着司法拍卖现场出现控场行为、串标围标、关联交易,涉讼资产流标、贱卖等财产处置活动中等乱象,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财产权益,破坏了市场交易规则与司法廉洁，这些问题在适用淘宝网拍卖的“浙江模式”中得到了不
同程度的解决，在一些问题上甚至是彻底的解决。比较三种模式，舆论与大众的选择无疑是“浙江模式”，淘宝化的改革使社会公众能更加容易和方便的参与到司法拍卖中，伴随着的司法拍卖公开效果的提升，使得拍卖交易的结果更加的让群众放心，安心，这也是淘宝拍卖刚一面世就如此火爆的原因。
四、解读司法拍卖淘宝化之局限
乍看上去，“浙江模式”在实现网络化程度上明显高于其他两种模式，而自动化的操作方式在预防司法腐败，限制司法权力上也有着无与伦比的威力，而这也不能说网络就是全能的，即便是“浙江模式”我们也应看到，在目前的条件下运行这一模式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的。
其一，从法律规范来看，虽然最高院在新《民事诉讼法》第247条的规定【13】明确了法院作为强制拍卖程序的主体资格，确立了以拍卖为优先的原则，取消了委托拍卖的强制规定，但在此之后并没有给出相关网络拍卖的具体章程，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中给了省级单位以便宜行事的权力【14】，法律给了网络司法拍卖以可能，但却没有给淘宝网等商业网站以一个合法的介入身份，也没有相应的行政机关具体就网络司法拍卖来对淘宝网采取相应的规制和监督，这导致了淘宝拍卖目前的尴尬处境。并且在竞拍结束后，如果买受人在实际使用或占有标的物时发现了存在的隐性瑕疵，那么他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中，很难有可供操作的权利救济途径。
其二，从社会环境来看，网络司法拍卖不存在佣金问题，透明度也高，减少了暗箱操作，广受公众的好评，但社会公众的参与能力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被限制了，并且这种限制有时候会直接影响到拍卖品变现。由于参与淘宝拍卖需要一定的电脑操作能力，也需要具备网银和网站的操作经验【15】，这导致很多具有购买能力也具有购买意向的竞买人由于对电脑、网络等电子信息化时代出现的产物的陌生，而不能参与淘宝拍卖，进而影响拍卖实效。
其三，从当下的科技发展程度来看，网络司法拍卖并不能等同于真正的公正，技术上并不能避免网络不良状态或网站瘫痪造成的竞拍环境崩裂，也不能完全保证网络拍卖全面推广后不遭受或抵御住黑客或病毒的攻击。而且网络本身所具备的虚拟性，导致参与交易的竞买人身份不明，一些原本不能参与竞拍的关联人员透过网络也能规避障碍，从中牟利。
其四，从经济发展来看，我国的拍卖行业毕竟起步较晚，从运行的初期就和司法拍卖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直至今日，来自法院等部门的委托拍卖，仍然占据很大的比重，如果短时间内进行政策变动，全面铺开网络拍卖制度，将对我国的拍卖行业造成沉重的打击，损失不可估量，而由此产生的二次反应，例如相关从业人员的失业等也将会为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其五，从执行效果来看，网络司法拍卖虽然实现了零佣金的突破，但实际上相关的工作被转嫁到了执行工作人员身上，在基层法院，由于青年法官的大量流失，中年法官的不堪重负，原本已经面临案多人少的困境，施行网络拍卖既不能发挥拍卖从业人员的的专业性，更是加重了执行人员的工作负担，从长期来看，现有的网拍模式是不利于法院执行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的。
五、寻求司法拍卖良性发展之途径
客观的来说，委托拍卖作为实行了十几年的“防火墙”的制度，其价值是不可否认的，而拍卖公司的存在也确实为法院分担了许多的工作压力，让法院从资产的具体处置程序中解放了出来，从而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审判执行工作中。另外虽然数额不菲的佣金让拍卖行业一直饱受诟病，但为了获取这不菲的佣金，拍卖公司也在促成拍品实现成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实际上在促进涉讼标的物的变现处置上，在促进执行工作效率的提高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网络拍卖的优势的确是显而易见的，零佣金的突破更是广受各方当事人的好评，站在司法公开的角度上也是赢得了许多社会公众的支持。
两种拍卖方式各有利弊又交相辉映，随后又衍生出的三种主流模式也是各有春秋互有交叉，如何取舍，实为头痛。为此基于新《民事诉讼法》传递出来的司法改革趋势以及目前三种模式运行现状，笔者形成了一个不成熟的思路：继续保留委托拍卖的做法，同时借鉴“上海模式”成立公共资源拍卖中心，管理、协助拍卖公司进行拍卖变现运作，全程接受公共资源拍卖监管委员会监督，若通过拍卖公司委托第一次拍卖流标的情况下，第二次拍卖程序就不再委托给拍卖公司，而是由法院接手转入网络拍卖程序【16】。这样一种运行模式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网络拍卖程序其实早就在各地有所发展，但是“浙江模式”中的淘宝拍卖在发展时间和程度上却略显稚嫩。作为一种新鲜尝试，这样的操作方式在理论界尚未达成共识，在实务上也是困惑多多。而公众之所以更愿意选择“淘宝模式”，很大程度上只是对人民法院选择淘宝网这类贴近群众生活的公开方式的支持，并不会却考虑“淘宝模式”是否是已经是一种成熟而有效的体制。笔者以为在短期内大规模推行“淘宝模式”并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当下还是应当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寻求一种中间体制作为过渡，并持续观察和对比三种模式的后续效果，才能最终选择出科学有效的司法拍卖程序。
第二、关于第一次拍卖程序为什么要使用“上海模式”进行委托拍卖，笔者以为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委托拍卖制度毕竟已经实行了十几年，相关制度已经趋于成熟，而“上海模式”更是在20__年起就已经起步，参与的拍卖公司都是经过了严格的选拔，且颇有声誉，它们多年参与司法拍卖工作，熟悉市场情况，洞悉客户底线，可以充分的发挥专业优势，并且拍卖活动统一在公共资源拍卖中心进行，也逐步实现网络化，全程接受监督，在实践操作中，上海法院相比浙江和重庆，在司法拍卖领域的腐败少有所闻，足可见该模式的科学有效。另一方面，拍卖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理性活动，传统拍卖中的拍卖师可以通过自己的感染力以及对现场拍卖会的语言控制，加深竞买人的参与热情，提高竞价过程的激烈程度【17】，从而使拍卖物被拍出更高的价值，更易于实现司法拍卖应有的效果，进而降低申请人的执行风险，保障各方当事人尤其是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就委托拍卖本身的好处来看，拍卖公司为了获取佣金，在拍品的宣传以及潜在客户的寻找上是非常积极和热情的，这对促成交易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且即便是第一次拍卖流标的情况下，这些宣传效果和潜在客户也并不会就此消失，在进入第二步网络拍卖程序时，这些先决条件将有效的减少法院工作人员在拍品的前期资料制作的负担，同时吸引有条件的潜在客户的参与，配合网拍先天所具备的优势，更有利于实现涉讼标的物的变现。
第四、从社会效果角度出发，司法拍卖的改革还需兼顾考虑我国的拍卖行业的良性发展。我国的拍卖行业和司法拍卖是在同样不成熟的情况下在同一个时间段仓促实现共同发展的，这直接导致拍卖行业的发展与司法拍卖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在拍卖中如果适用“重庆模式”，由第三方产权交易所参与拍卖监督拍卖并从中抽取佣金，虽然从变现效果上能够实现一定的成绩，但此举也必将会进一步挤压拍卖行业原本就已经狭小的生存空间。而如果在法院系统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更是会给拍卖行业及相关从业人员带来严重冲击，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在现有状况下人民法院势必不便迅速的完全的收回司法拍卖的权力。
一、文书的认证
认证是指一国的外交、领事机关及其授权机构在公证文书或其他官方文书上确认公证机关、主管当局、司法机关或者认证机关等的最后一个签名或印章属实的行为。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凡需至域外使用的文书一般都应办理认证。认证的程序是先由文书签发国的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的机关对文书上公证机关或其他机关的签名或印章进行认证，然后由文书使用国驻该国使领馆对文书签发国或外交部授权机关的签名或印章进行认证。认证的目的是为了证实一国出具的文书的真实性，从而使该文书为文书使用国所承认，不致因怀疑文书上签名或印章是否属实而影响文书在域外的使用。因此，认证制度在国际文书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际文书交往不可缺少的环节。④内国文书要在域外使用，必须经过文书使用国驻该国使领馆的认证，而其本国有关机关的认证并不是必须的。对于在南非国外作成的、而将在南非使用的证明文书通常直接由一个驻该外国的南非领事或外交官员或公证人对该文书进行签名。对于公证人的签名，除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津巴布韦、英国及北爱尔兰之外，公证人的签名还必须得到南非领馆的认证。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有大量文书需要到域外使用，认证无疑会增加外交领事机构的工作量，增添文书使用者的负担。因而，许多国家都认为应简化有关认证手续或免除认证。为此，海牙国际司法会议在1961年制定了《关于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ueConvenionbolisineRequiremenofLelizionforForeinPublicDocumens）。这是目前参加国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项海牙国际私法公约，在取消认证方面具有较大影响。①南非在1995年4月30日加入了该公约。根据该公约的规定，公约的使用范围为“已在一个缔约国领土内作成并需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使用的公文”。根据公约第一条，公文包括以下几种：1）与一国法院或法庭有关的机关或官员发出的文书，包括检察官、法院书记官或司法执行人员签发的文书；2）行政文书；3）公证文书；4）附加在以个人身份签署的文书上的官方证明，诸如记载某一文书注册或某日存在的事实的官方证明以及对签字的官方和公证证明。但公约并不适用于以下两类文书：1）由外交领事机构出具的文书；2）直接处理商务交易或关税事务的行政文书。公约第二条规定：“各缔约国因适用本公约并需要在本国境内出示的文件，应予免除认证手续”，即文书使用国的外交领事机构无需再对文书签发国的文书进行认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对文书认证的所有证明手续。为了在取消认证后仍能确保文书的真实性，公约规定了附加证明书制度，即由文书签发国按公约规定指定一个或若干个主管当局，按公约规定的格式在发往外国的文书上附加一个证明书，以证明签字印章的真实性、签署人在签署时具有适当资格等。南非加入该公约后，取消了对外国公文的认证要求，只要外国相关文件符合该公约有关“公文”的规定，并且文件签发国的相关机构已在该文件上附加了证明书，则该文件无需在经过南非使领馆的认证，即可在南非境内使用。
南非1995年第2号法律对于有权对文件加注证明书的机构的规定相当广泛。根据该规定，下列机构有权对在南非境内作成的文件附加证明书：1）任何地方法院法官或地方法院增补法官；2）南非高等法院的任何注册官员或助理注册官员；3）司法部长指定的任何人；及3）外交部长指定的任何人。
对于不属于《海牙认证公约》中所列举的“公文”范围以内的文件，包括来自于非该公约成员国的文件，要在南非有关诉讼程序中使用，必须按照南非《法院统一规则》第63条有关规定进行认证，即仍由南非使领馆认证。
二、域外送达
域外送达，是一国司法机关依据国际条约或本国法律规定或按照互惠原则将司法外文书和司法文书送交给居住在国外的诉讼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就整个国际私法协助而言，送达是实践中合作最为频繁的内容。②送达在司法协助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它对于法院确定管辖权、防止平行诉讼的出现以及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都有重要影响。
南非《民事送达程序互惠法》规定了在南非和指定的国家内民事互惠送达程序。该法既规定了来自指定国家的文书在南非的送达，也规定了在南非作成的文书在该指定的国家内的送达。但由于目前该法中指定的国家仅有纳米比亚一国，因此该法在文书送达方面的作用极其有限。此外，由于南非还没有加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1965年制定的《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海牙公约》（ueConveniononeServicebrodofJudicilndExrjudicilDocumensinCivilorCommercilMers），因而有关此类文书的送达应适用南非《法院统一规则》的规定。规则四第三条规定：“南非法院任何文书在国外的送达由下列人员进行：
）任何一个由下列人员委任的人：
1）南非外交团或领事团的首长，在南非外交团或领事团或国外贸易机构供职的公共事业单位的行政或专业部门的人员；
2）任何一个在该外国代表南非共和国进行文书送达程序的外国外交或领事官员；
3）驻南非共和国的该外国的任何外交或领事官员；或4）任何作为或代表该外国司法行政部门首长，根据该外国法律被授权进行此类送达的人员；或b）由）中1）、2）条款提到的任何人员，如果该外国法律他进行此类送达，或如果该外国没有法律禁止此类送达并且该国机构没有反对此类送达。“
规则四第四条规定，在澳大利亚、博茨瓦纳、芬兰、法国、香港、莱索托、马拉维、新西兰、西班牙、斯威士兰、英国及津巴布韦这些国家，此类送达也可由“律师、公证人员或其他得到一国或相关州授权进行法院文书送达的执业人员”。但是，要在南非提起一项针对不在南非的当事人的诉讼，还必须克服以下一些障碍：首先，规则五明确规定，除了在《民事送达程序互惠法》中规定的指定的国家内，除非得到南非法院的许可，不得通过向南非国外的当事人进行送达的方式在南非提讼。截止目前，《民事送达程序互惠法》指定的国家只有纳米比亚。为申请得到南非法院的许可以向南非国外的当事人进行送达，申请人必须说服南非法院，在终局的诉讼中他有极大的胜诉机会；其次，为作出此类申请，有必要通过拘捕被告或扣押被告在南非的财产以获得管辖权。财产可以是动产或不动产，甚至是知识产权。①南非《最高法院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了外国民事文书在南非的送达。外国民事文书要在南非送达，首先由该外国有关机构向南非司法部递交请求书，南非司法部长再将该请求转交给南非法院的登记员，然后登记员安排执行人员根据法院规则进行送达。对于不想通过外交途径对在南非的当事人进行送达的外国当事人，可以通过雇佣在南非的私人人的方式对南非当事人送达文书。在大部分英联邦国家，通过人进行送达并不违反当地的法律，其本国政府也不认为这种方式侵犯了其。②
三、域外取证
民商事案件的域外取证制度是国际民事司法协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指受理案件法院国的有关机构或人员为进行相关的国际民事诉讼程序而在法院国境外提取诉讼证据的行为。调查取证作为行使国家司法的一种表现，根据各国普遍实践，如无有关国家明示或默示的同意，其他国家是不能在该国领域内实施取证行为的，否则就侵犯了该国的。③南非《外国法院证据法》规定外国有关机构或人员要在南非直接取证，必须获得南非高等法院法官签发的命令后才能对证人进行询问。南非《最高法院法》规定了外国有关机构或人员也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在南非进行间接取证。根据该法第33条第1款的规定，在收到外国有关机构要求调查取证的请求书后，南非司法部长将该请求书转交给登记官员，登记官员再将其转交给法院法官以给予该请求书以效力。该条中所规定的请求书的目的是将外国法院的审理延伸为在南非由该外国委派的特派员审理，特派员获取的证据就成为外国法院证据的一部分。④1997年7月8日南非加入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1970年制定的《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海牙公约》ueConveniononekinofEvidenceinCivilorCommercilMers），该公约在1997年9月6日对南非发生效力，南非按照该公约的规定在有关缔约国内调查取证。在国外调查取证方面，除了该公约外，南非国内法也有相关的规定。根据南非《法院统一规则》的规则三十八第三条规定“在方便或为公正之目的所必要的情况下”，通常是在证人不愿或不能到南非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院可指令任命一位特派员调取证人证据。规则三十八第四条规定，在特派员是在南非调取证据的情况下，可用传票传唤证人。南非《外国法院证据法》规定了在南非可跨境传唤某些国家的证人。目前，这种互惠安排仅存在于某些南部非洲国家之间，如：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维、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和津巴布韦。
四、南非法院对外国判决、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一）南非法院对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是指一国法院依据本国立法或有关国际条约，承认外国法院的民商事判决在内国的域外效力，并在必要时依法予以强制执行。⑤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承认外国法院判决是指内国法院承认外国判决在其管辖权范围内的域外效力；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是指内国法院将强制该外国判决的债务人遵守该判决。法院可能会承认一外国判决而不执行它，但不可能执行一外国判决而不承认它。①南非《外国民事判决执行法》对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做了规定，但该法仅适用于南非政府公报中指定的国家所作出的判决。根据该法，外国判决要在南非得到承认和执行首先必须由南非地方法院的职员对该判决的裁决书副本进行登记，登记后，该判决就和该登记法院的民事判决一样具有同样的效力，可以象执行登记法院的民事判决一样得到执行。但该法对外国判决的执行规定了许多限制条件，此外，该法仅规定了南非地方法院对外国判决的登记，而无有关南非高等法院对外国法院判决的登记的规定。因此，南非高等法院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要根据南非的普通法进行。南非的地方法院只有对不超过100，000兰特（南非货币）的事项具有管辖权，这就意味着，所有超过100，000兰特的外国货币判决必须由南非高等法院依照普通法处理。再者，到目前为止，南非政府公报中指定的国家仅有纳米比亚一国，所以，《外国民事判决执行法》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规定几乎形同虚设。从实际的观点来看，根据南非普通法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是目前唯一可用的执行方法。②根据南非普通法，一项外国判决要得到南非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必须符合下列条件：③
1.外国判决是终局的。这就意味着该判决必须不能被作出该判决的外国法院改变。如果南非法院了解到针对外国判决的上诉正在进行，南非法院就可根据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执行该判决或在上诉结果作出之前中止外国判决的执行程序。
2.外国法院必须对被告具有管辖权。这不能简单地根据该外国法判断，而要根据南非法律所认可的有关外国法院管辖权的原则来判断。例如，在下列情况下，南非法院就会认为外国法院具有管辖权：1）诉讼提起时，被告居住在外国法院管辖权范围之内；2）被告已接受外国法院管辖。如被告合同中订有接受该外国法院管辖的管辖权条款，或被告出现在该外国并对案件的实质问题进行抗辩。
3.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不能违反南非的公共政策或自然正义规则（rulesofnurljusice）。例如，外国法院必须给予被告听审的机会，被告必须得到诉讼程序的适当通知，审判庭应该公正等。外国法院作出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由于被认为违反了南非的公共政策而不能在南非法院得到执行。
4.4.外国法院判决不得同南非《商业保护法》相冲突。南非《商业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不经过南非工商部长的许可，任何与采矿、生产、进口、出口、冶炼、使用或销售等行为或交易有关的外国判决、命令、指令、仲裁裁决及请求书不得在南非执行，而不问该交易或行为是在南非国内还是国外，产品是输出还是输入南非。该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南非的商业贸易，但由于该法的商业贸易范围保护过宽，它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外国法院判决在南非的承认和执行，严重损害了外国当事人的利益。1995年8月，南非法院首次对该法进行了解释。①南非法院指出，《商业保护法》不适用于因合同或侵权行为引起的有关金钱的诉讼请求。后来南非法院又进一步指出，《商业保护法》中禁止执行产生于该法所涉及的行为或交易的惩罚性判决的规定仅适用于可以被广义地认为是有关产品责任的诉讼请求。《商业保护法》的规定为行政干预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不过在实践中南非工商部长很少拒绝对外国判决的执行给予许可。
根据南非普通法，外国法院判决不能被直接执行，但它构成一个可以由南非法院执行的诉因，换句话说，该外国判决的债权人可以通过在南非法院提起一项关于合同之债的普通诉讼的方式使该判决得以执行。视外国判决为合同之债，这是英美法系国家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常采用的一种做法。从19世纪中期开始，债务学说在英美等国家逐渐成为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理论依据，该学说认为，当具有合法管辖权的外国法院已判决一方当事人应当支付另一方当事人一定数额的金钱后，支付该笔款项就成为一种法律上的债务。该债务可以通过提起债务之诉讼，在法院地国强制执行。这种债务学说一直支配着英国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制度。南非法深受英国法普通法的影响，直到现在仍保留着这条普通法原则。超级秘书网
二）南非法院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南非1965年制定的《仲裁法》仅适用于在南非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不论其是否具有涉外因素。该法没有有关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定。南非在1976年加入了《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NewYorkConveniononReconiionndEnforcemenofForeinrbirlwrds，以下简称《纽约公约》），随后在1977年制定了《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法》以实施该公约。
《纽约公约》是目前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面影响最为广泛的公约，全世界共有一百多个国家参加。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外国仲裁裁决是指在被请求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国家之外的另一个国家领土内作成的裁决，或被请求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国家不认为该裁决是其内国裁决的裁决。《纽约公约》以排除方式规定了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即凡外国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时，被请求承认和执行裁决的国家的主管机关可以依据仲裁裁决执行义务人的请求和证明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裁决：仲裁协议无效、仲裁违反了正当程序、仲裁员超越权限、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不当、裁决不具有约束力或已被撤消、停止执行。如果被请求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家的主管机关认为按照该国法律，外国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的，也可以主动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的事项不能以仲裁方式处理、承认或执行裁决违反该国的公共政策。此外，《纽约公约》还规定，一国在参加该公约时可以作出“互惠”和“商事”保留声明。所谓“互惠”保留声明是指只承认和执行在缔约国领土内作成的仲裁裁决，“商事”保留声明是指只承认和执行属于契约或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争议作成的仲裁裁决。南非在加入《纽约公约》时未做任何保留，这就意味着外国仲裁裁决无论是否在缔约国领土内作成，也无论该裁决是否属于契约或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争议，均可在南非得到承认和执行。
2000年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使我国的司法救助制度大大向前迈进一步。按照《规定》，审判机关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通过对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减交、缓交、免交的救济措施，使其能正常地行使诉讼权利，最终保护自身实体权利，从而实现了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经济困难交不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的郑重承诺，体现了社会公平原则。但在审判实践中，司法救助仍存在一些有待补充和完善的问题。笔者，就现行民事司法救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办法谈下自已的浅见，恳请老师予以斧正。
关键词：民事司法救助问题对策
司法救助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审判机关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通过对当事人缓交、减交或免交诉讼费用的救济措施，减轻或者免除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的负担，保证其能够正常参加诉讼，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
一、我国现行司法救助制度
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一个经济上的“贫弱群体”，在法律诉讼中，这一“贫弱群体”常常因为经济上的“贫弱”，造成诉讼地位的“弱势”。有理，却没钱打官司，在各国建立起法律援助体系以前，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诉讼活动原本是不收费的。20世纪80年代根据法律规定收取诉讼费用后，人民法院也积极推行了一些司法救助措施，使一些经济困难的当事人一样可以平等地用诉讼手段保护自已的合法权利。但是由于这项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因此在执行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今，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好转和法律意识的提高，有理，却没钱打官司，这个问题日益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反映。
“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经济困难、交不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让那些确有冤情但正义难以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2000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肖扬院长在工作报告中郑重承诺。
2000年7月，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正式颁布实施。这一规定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司法救助制度从雏形走向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大步骤，对推进中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将起到积极作用[1]。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刘会生称，我们建立起的司法救助制度，与以往减、缓、免交诉讼费的措施，已经有着根本的不同：第一、从制度上确保了贫弱群众行使诉讼权利，排除了随意性；第二、形成了规范的操作程序，实践中能很好体现司法救助的全部内涵，体现了科学性；第三、填补了法制建设中的制度空白，具有开创性。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明确，凡是符合以下条件的，都可以申请减、免、缓交诉讼费：
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的；追索养老金、社会保险、劳动报酬而生活确实有困难的；当事人为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及其他人身伤害的受害人，追索医疗费用和物质赔偿，本人确实生活困难的；
当事人为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孤儿或者农村“五保户”的；
当事人为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的；
当事人为国家优抚对象，生活困难的；当事人正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领取失业救济金，无其他收入，生活有困难的；
当事人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生活困难，正在接受国家救济或者家庭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
当事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生活困难的；
当事人正在接受有关部门的司法援助；当事人为福利院、孤儿院、敬老院、优抚医院、精神病院、SOS儿童村等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和民政部门主管的社会福利企业的。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实施司法救助有两个必备的前提条件：一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必须是当事人能够举证说明或者侵害行为显而易见，有胜诉的希望或可能的；另一个是当事人经济上确有困难，难以承担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的，当事人必须提交足以证明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据材料，其中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司法救助的。
2002年以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下各级法院积极开展司法救助活动，使诉讼弱势群体有了法律强有力的支持，及时淡化了社会矛盾，调解了民间纠纷，维护了社会稳定，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五年来，全国法院一共开展司法救助近百万件，一共减免当事人诉讼费数十亿元，使许多老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下岗职工通过减免诉讼费，向法律讨了个说法，争得自身应有的合法权益，司法救助使人民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党的温暖，沐浴着法律的阳光。2003年以来，笔者所在的博爱县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对12类157件案件实行了缓、减、免交诉讼费，总金额达35万元[2]。
二、司法救助制度是一项对贫弱群体的法律救济制度。
现代司法理念认为，法治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和千百年来社会政治组织经验的体现，其最主要的内涵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法律的基本价值在于“平等”、“正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低下，在社会竞争中始终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例如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因失业或其不可抗力造成生活困难的人等，由于这些人经济利益的困难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能力的脆弱性，在实际生活中这些人的权利被长期忽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群体不是缩小，而是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特殊群体出现了对现代社会的认同危机，长此以往，这批权利集团被日益边缘化，对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出现逆反心理。并且他们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方式常常是非制度化的，突发性的，这种方式很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例如，据报载，某大城市一建筑工地的数十名农民工为讨要工资而绑架工头，扬言要同归于尽。另报载，一进城打工的农村孕妇因无钱就医，在分娩时难产，自已将腹部剖开，造成双胞胎婴儿一死一伤。因此贫弱群体的权利应当得到更加特殊的保护，实现真正的正义。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称：“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不平等，……作为社会制度或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必须从最少受惠者的角度来考虑补偿问题。”“补偿原则是指为真正对待所有人，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要求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法因素造成的倾斜，通过法律手段使之重新平等。”
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弱势群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类群：1、贫困群体，在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一般是指城市的“三无人员”（无依无靠无经济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人员）以及农村的“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或教的农村无依无靠的孤、寡、老、弱、残疾人员）。市场经济体制在带来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贫困群体，城镇的下岗失业人员、停产或半停产的企业职工以及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等等。据统计，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约有2000万人，贫困面约占全国人口的7%，再加上我国农村的8000万贫困人口，我国的贫困人口总体上达到1亿人左右。2、残疾人群体，根据全国残联提供的数据显示，在90年代末，我国的残疾人达到6100多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比例的4.5%。3、老年人群体，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32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0%，并且正以每年3.2%的速度急剧增长。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占9.6%。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老年人不再是收入水平最高、社会地位最高的群体，老年人往往被视为一种社会累赘，其中，独居的高龄老人、无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更是明显的弱势人群。此外，我国还有一些正在形成中的弱势群体，例如单亲家庭;犯罪及处于犯罪边缘的青少年;居无定所，无固定职业的城市流动人口等等。
我国弱势群体具有以下特点：1、身份的多重性，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使得个人可同时拥有多重的弱者身份，如某一个人可同时作为妇女、老人和残疾人而存在，但是，这种身份的取得往往源于法律的保护性规定;2、身份的不稳定性，弱者的身份因法律规定要件的满足而享有，因要件的缺失而丧失，并不为个人所终身享有，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3、身份的法定性，弱者身份的取得取决于于国家法律的明确规定;4、身份的社会性，之所以要对弱者的身份予以界定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弱者的保护，体现社会公平。
我国《宪法》第45条、48条规定了对特殊群体的利益保障，但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我国司法救助制度便是基于“平等”、“正义”、“人本”等现代司法理念依据《宪法》和相关法律制定的对贫弱群体的司法保护制度。
三、现行司法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最高院2000年7月28日公布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简称《规定》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我国的司法救助制度。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人民法院对社会弱势群体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对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维护社会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但由于这一制度刚刚确立，在各地的司法救助实践中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一）随意提高司法救助的门槛使部分需要救助的当事人得不到救助。诉讼费制度是法律规定的基本制度，诉讼费是国家的财政收入，现阶段审判机关收取诉讼费的重要目的是支付法院在审判过程中的各项开支，保证法院有充足的工作经费，维持法院工作的正常进行。因此，司法救助等于法院经费的减少。许多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经费本身就无法保障，为了保证法院工作的正常运转，许多法院不得不提高救助门槛，使许多应得到救助的当事人失去了被救助的机会。
（二）将司法救助当成“人情救助”造成国家财产的流失。有些地方拿司法救助当招牌，不能严格执行司法救助制度，变相送“人情”照顾“关系”，使不应得到救助的当事人得到了救助，严重歪曲、侵蚀了司法权威，败坏了法院的形象，干扰了法院的正常秩序。
（三）随意扩大司法救助的对象。有些法院在实行救助过程中将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也列为救助对象，认为①法人从其成立时起，就享有许多自然人相同的权利。②法人作为当事人的案件占受理案件数的相当比例，规定法人可以也实行司法救助，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③审判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定阶段针对特殊的案件，规定法人可以进行司法救助。我们认为司法救助是基于现代司法理念的人权保护和司法正义等提出的，显然把救助对象扩大到所有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缺乏理论依据。
（四）把司法救助变成为当事人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例如山东某法院在出台的《司法救助实施细则》中将为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登门办理立案手续，就地办案，诉讼中，被救助对象本人调取证据确有困难的经中申请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或由审判人员直接调查收集证据……”作为司法救助的内容，显然将司法救助制度当成一种万能的法宝，为当事人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我们知道，司法救助制度只是诉讼费制度的补充与完善，不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依据。
四、对规范司法救助的几点思考
司法领域的各项具体改革措施方兴未艾。各地法院对司法救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仍存在不同的想法和做法。下面笔者谈一下对司法救助制度改革完善的几点看法。
（一）要严格实行法无明文规定不救助，法有明文规定必须救助。
最高人民法院姜兴长副院长在一个谈话中指出：开展司法救助，是人民法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保障弱势群体基本人权的重要举措。要将司法救助制度落到实处，关键是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严格实行法无明文规定不救助，法有明文规定必须救助。从规定中我们可以将对司法救助的条件概括为：其一，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而且必须是当事人能够举证说明或者侵害行为是显而易见的，有胜诉的希望或可能的。其二，当事人经济上确有困难，难以承担部分或全部诉讼费用。《规定》中对司法救助的范围，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公民个人。即追索赡养费用、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养老金、社会保险金、劳动报酬等生活确有困难的公民个人。这是司法救助的主要方面。二是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和民政部门主管的社会福利企业。如福利院、敬老院、优抚医院、精神病院、SOS儿童村。这是司法救助的一个特殊的方面。只有符合上述条件和范围的当事人才能申请救助。在实践中不能突破规定的条件和范围实施救助[3]。
（二）简化司法救助审批，使应当得到救助的当事人即时得到救助。司法救助的对象主要是经济上的“贫弱群体”。有些法院要求当事人除递交司法救助申请外，还要提供足以证明确有困难的证明材料，如提供本人及家庭经济符合当地政府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的证明。需要提供县乡村或其他有关部门的相关证明，无疑又加重了当事人经济负担。审批程序复杂，先由立案庭承办人审查然后由庭长审查，最后由院长审批。让被救助的当事人在感知司法“人文关怀”的同时，又感到了司法程序的繁琐，因此应简化审批手续，让他们在得到关怀的同时，使他们树立起司法至上的一种感性的内心信仰，让他们感受司法的文明与进步。
（三）规范司法救助方式。实践中对诉讼费的缓、减、免方式五花八门。例如，有将缓交期限缓到第一次开庭前的、有缓一个月、二个月的，笔者认为，如果决定缓交诉讼费的，应将缓交期限确定在一个审级案件审结前。案件审结后，被救助的当事人承担或分担诉讼费的，如果被救助人经济状况无明显改善的可申请减交、或免交。诉讼费的缓、减、免一律采用决定形式。
（四）谨慎扩大司法救助当事人的范围。《规定》中作为司法救助的条件其中之一为“当事人经济确有困难”，但对经济生活困难，没有具体标准，什么是生活困难？什么样的情况才符合生活困难的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带有主观随意性，笔者认为，司法救助的对象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可将部分弱势群体分列其中，如规定将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下岗职工、进城务工的农民可视为生活困难的人，无需提供相关的证明，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扩大司法救助的对象。笔者反对将“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和民政部门主管的社会福利企业”以外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纳入司法救助的范围。确需救助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法院决定。
（五）建立健全司法救助监督机制。
建立司法救助公示制度，定期将决定司法救助的案件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对司法救助的案件审结后，再定期评查，从制度上杜绝“人情救助”。
（六）规定司法救助的撤销程序。对已经决定给予司法救助的案件，一旦发现被救助人经济状况好转或者存在谎报虚报财产、滥用诉讼等情形时即予以撤销司法救助决定，防止国家财产的流失。
（七）规定司法救助的告知程序。法院应当把司法救助作为一项诉讼权利告知当事人，以保证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在知情的前提下决定是否申请司法救助，保障自身合法权利的实现。
（八）将司法救助工作纳入流程管理。应明确立案、审理和执行各阶段法官在救助工作中的互相配合和分工负责。对于需要追补诉讼费用的，应在判决生效后直接移送执行庭予以执行。
（九）解决司法救助的经费保障问题。要尽快制定相关法规，确定和及时拨付相应的司法救助经费，并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为规范司法救助发展和解决司法救助困难提供根本保证。
注释
[1]董文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帮助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卷第76页
[2]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法律出版社第350页
[3]陈德祥《谈弱势群体司法救助的有关问题》中国法院网2003年9月21日
[4]张宝华《完善我国司法救助制度》2004年4月3日《人民法院报》第三版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帮助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卷
[2]《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法律出版社
[3]《谈弱势群体司法救助的有关问题》中国法院网
一、民事司法改革的背景与理念
芬兰的民事司法改革是在没有废止古老的《司法程序法典》的前提下于1993年12月1日实施的，并且改革的对象仅限于下级法院的诉讼程序。《司法程序法典》制定于1734年，原本都适用于瑞典和芬兰，但1948年在瑞典已被终止适用。尽管这次改革没有制定任何新的法典，但是1734年法典中的几章已被修订。在此之前也有过几次对法典的修订，如“自由心证”就在1948年被取消。然而，1734年法典的几章至今仍然有效。这些内容包括与剥夺法官资格有关的条款等。
1993年的改革旨在通过同步的程序改革提高诉讼当事人获得正确的、有根据的法院判决的机会。下级法院在加强装备处理复杂案件方面比起以前更为彻底，简单案件的处理也比以前快。改革所强调的价值理念是法律的正当程序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从以往对实质正义的强调到对资源合理配置的强调是当今世界各国民事司法理念的一个重要变化。这种改革理念认为，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应当在那些寻求或需要正义的人当中公正地分配这些资源；公正地分配司法资源必须考虑具体个案的难度、复杂性等特点，以确保个案能够获得适当的法院时间和注意力的分配。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本文所探讨的芬兰的民事司法改革都把这种理念贯彻到具体制度的设计上。
芬兰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诉讼程序进行的口头性、即时性以及集中化。而改革之前，芬兰的民事诉讼程序部分以口头方式、部分以书面方式进行，在当事人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将意见提交法院的过程中，如果出现新的主张或证据，案件往往被不断地延期。新的改革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使案件延期的可能性减少，通过一次总的开庭即决定所有的问题。案件审理时，不再允许当事人提出或宣读书面陈述，整个诉讼程序要求完全以口头方式进行。
二、民事司法改革的基本实践
1993年芬兰的民事司法改革广泛涉及民事司法体制、民事审判程序不同阶段的划分、诉讼进行方式、陪审团作用等方面的改革。
（一）民事司法体制的改革
芬兰的民事司法改革并不局限于民事程序制度的改革，而且也涉及民事法院体制的改革。改革以前，芬兰的民事第一审法院有两种，分别为：（1）市法院，这种法院在比较古老的市镇（即在1959年以前建置的市镇）运作；（2）地区法院，这种法院在新市镇的乡下地方运作。这样，在1993年12月1日以前，芬兰的民事法院等级体制自上而下表现为：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市法院、（旧制的）地区法院。而从1993年12月1日开始，原来的市法院和地区法院都被撤销，统一设立新的第一审法院，即地区法院。这样，新的民事法院等级体制自上而下就表现为：最高法院上诉法院（新制的）地区法院。
（二）民事陪审制度的改革
与新法院的构造相关的最重要的改革是陪审团的改革。尽管芬兰的陪审团的规模比英国的小，但是在民事诉讼中，芬兰采用陪审团审判比英国普遍。改革以前，在旧的地区法院中有一个由5至7名非法律专业的人士组成的陪审团，但市法院则没有。这些外行人士只能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投票反对法官。他们全体一致的投票可以否决法官的意见，但他们当中一位或两位的投票则不能产生这种效果。改革以前，在市法院根本没有陪审团。
改革以后，由于在城市和农村都设置同样的新制的地区法院，开庭时审判团通常由一名法官和三名陪审员组成。陪审团中的每一个成员有一个单独的与法官平等的投票权，因此非专业的陪审员可以否决或者以多数票的优势否决法官的决定。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的是，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芬兰的陪审团可参与决定的事项不仅包括事实问题也包括法律问题。
（三）新的初审阶段
改革以后，普通民事案件必须在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地区法院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初步审理。原告必须向法院提出书面的传唤被告的申请，并且在申请中载明请求的性质，揭示支持其请求的证据形式和来源等。但是，这个书面申请不能替代一般的证据使用，因为采用书面的证词是不允许的。无论如何，仍然要求原告把他所提供的证据和他提议传唤的证人姓名放入申请的封套。在那些可能以简易程序处理的案件，这种申请可以更简单一些。如果原告的申请被准许，被告应在限定的时间内答辩。
初步审理从对书面意见的审查开始，以和解、作出简易判决或者进入主要庭审程序的决定终结。初审程序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当事人达成一个折衷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在初步审理阶段，法官也可提出调解方案对争议双方进行调解。现在，芬兰法官的作用应当被理解为不限于充当裁判者，也包括充当调解者。
（四）主要庭审程序
初步审理阶段案件不能以和解或其他方式解决的，可以直接进入主要庭审程序，或者在初步审理后至迟不超过14天的时间内进入主要庭审程序。直接进入主要庭审程序的，仍由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主导初审的法官继续主持主要庭审程序。这意味着，在初步审理阶段已经向法院提交的审判材料，在主要庭审阶段不必再提交。
未直接进入主要庭审程序，而是在稍后的时间由法院开庭单独进行的案件，通常由主审法官与一个陪审团或两名另外的法官组成审判团进行审理。但是，当事人必须重新向法院提交全部相关的材料。
主审程序由开庭陈词、证据展示以及总结意见三部分构成。根据新的程序集中化的原则，主要庭审阶段一般不允许申请延期。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允许申请延期。在延期的情况下，审判往往被延长在45天或更长的时间以后，主审程序不得不重新举行。当然，这种中断是正常的，它不属于延期的情况。
（五）言词主义
1993年改革引起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在主要庭审阶段，整个程序必须以口头方式进行。尽管证人的证言在初审阶段已经公开，但是仍要求证言应当由证人在主要庭审阶段亲自出庭提供。案件当事人在初步审理阶段没有提出的新证据或者新的事实不允许在主要庭审阶段提出。这是新的程序改革的一个支配原则。法庭因此被授予适用“排除”规则的权力。一个想在主审阶段变更诉讼理由的当事人，除非有特别的理由，一般是不允许的。当然，设置排除规则的目的在于排除主审阶段可能出现的一方当事人搞证据突袭。在法庭上，由法官亲自询问证人，但是，当事人通常也被赋予在法官之前或之后询问证人的权利。
整个包括初步审理阶段在内的诉讼程序制度可以被描述为一个过滤制度。该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案情清楚和已经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对案件尽快作出判决成为可能。只有情况复杂和不清楚的案件才必须走完整个制度设定的程序。这是芬兰的司法部门要求以合理的方式分配司法资源所期望的。
（六）上诉制度的改革
尽管上诉制度的改革尚未进行，但是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方案已被提了出来。改革上诉制度的两个提议分别是：（1）增加上诉法院以口头方式审理案件的数量。特别要求对一审判决主要依靠一个证人作出的案件，或者当事人提出口头审理要求的案件，都应当以口头方式进行审理。（2）在较小的民事与刑事案件中，引进提出上诉申请许可的必要条件。但是，在目前，只有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件才要求申请许可。
在芬兰，以上诉的方式寻求救济的可能性迄今已成为法律保护公民权益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上诉申请应当具备必要条件的建议必将面临来自芬兰律师界的否定性反应。已经有建议提出，这是一个正确的批判，特别是与先期的改革所产生的影响一并考虑的话，在赋予陪审员就事实和法律问题通过投票否决法官意见的权利的情况下，如果同时引进限制上诉权利的制度，将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
三、民事司法改革的实效与存在的问题
芬兰民事司法改革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它至少引起了刑事司法领域的一些相关改革。例如，诉讼进行的口头性、即时性和集中化的目标也被援用来指导刑事司法改革。具体表现在：（1）确立了刑事诉讼进行期间，合议庭的组成人员不能变更的规则。（2）主要庭审阶段，庭审以口头方式进行，警察局的预审调查记录不再被纳入审判卷宗内。（3）在某些案件中，刑事被害人在预审调查和审判期间将能够获得一个审判律师或支持者的帮助。如果被害人要求民事赔偿，这一权利主张应当在预备审理阶段确定，然后由检察官在法庭上提出这些要求。
在提高诉讼效率、促进司法的公正性方面，芬兰民事司法改革的立意无可厚非，但是按照上述的法律正当程序和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理念推行的改革，其在实践层面的落实，仍遭遇不少的困难，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法律共同体的消极反应制约了改革方案的实施
如果没有法官、律师和诉讼当事人的合作，新的民事司法改革将不可能取得成功。对大多数律师来说，新的改革措施最难做到的事情恐怕是口头性原则。因为，改革之前，在第一次法庭上的宣读之后，律师几乎都是以书面方式提出他们的意见的。诉讼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律顾问现在所要起草的文件（如传唤申请）也远比以前更加具体详细。这意味着在申请向法院提出之前就要对案件做彻底、充分的准备。改革以前，申请简明扼要以及缺乏具体主张极为普遍。原告可以在传票发出以后再来对案件的有关事项作出改进，有时甚至在第一次开庭审理后才做这些工作。
正如芬兰图尔库大学的诉讼法学者欧罗所指出的：“在没有对法典本身进行改革的情况下，如果与制度相关的人员对改革持接受的态度，在制度上作一些改进是有可能的。现行的法律允许通过规定新的规范来实施某些改革。但是，如果法律职业群体在实务上抵制改革，那么规定新的严格的规范也就是贯彻改革的惟一方式了。”
（二）改革方案本身的缺陷影响了改革理念的落实
尽管新的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目的在于加快民事诉讼的进度，但是，它实际上导致整个诉讼过程进展缓慢。如果案件比较简单的话，它无疑将会获得一个比以前快的判决。但是，新的“程序集中化”的原则可能使审理的进展比起以前更具分离性和更加冗长。例如，新的规则规定，如果主要庭审程序中延期审理持续的时间超过14天，庭审通常将会重头开始。如果延期超过45天，法院将会命令重新审理。新的审理意味着所有以前的证据必须被重新提出。尽管设定这一规则的目的在于防止过多延期审理的数量，但是其实施的结果却可能使整个程序的进行明显并不是非常快。
另一个明显的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存在于陪审制度。由于民事陪审制度改革以后，陪审员拥有了一个单独的投票权。这就使陪审团以占多数的投票否决法官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的可能性增加。这在芬兰已成为一个遭到异议的新问题。同时它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难题：如果希望外行的陪审员决定法律问题，那么他们有必要接受法律训练；如果陪审员接受了法律训练，他们将要停止当外行的陪审员。人们通常认为陪审员从来不会就法官提出的法律问题作否决的投票。然而，在最近一个声名狼藉的刑事案件中，尽管法官听取了被害人出庭陈述证词，而陪审团成员没有，但是陪审团成员最后以多数票否决了法官的意见，宣判被指控犯有罪的被告无罪。芬兰的民事陪审制度还产生了其他的一些问题。在那些以前没有陪审团的城市和乡镇，选拔合适的陪审员以服务法院审判工作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例如，赫尔辛基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困难，因为陪审员不能出席庭审或者被发现有道德上不适合担任陪审员的情况。许多陪审员已经被发现在警察局有过记录，甚至有一个在他被要求前来供职时，正在监狱里。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以下简称刑附民）诉讼制度的设置，旨在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合并审理，既保证刑事案件审理的紧凑与集中，又兼顾附带民事诉讼的简便与快捷，以避免人民法院分别裁判间的矛盾，提高诉讼的效率与效益。其设置并经司法实践证明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体现了“中国特色”。由于我国法律对此制度的规定条文甚少，且相关司法解释又有许多缺憾，致使刑附民诉讼与诉讼程序公正化之要求尚有差距，亟需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本文所提出的命题，旨在探索和寻求刑附民诉讼案件作出判决之后，如何保证刑事被害人因犯罪人的侵害所遭受的损失赔偿不能的情况下，获取救济的途径。 一、刑附民执行案件的现状分析 笔者不甚了解全国各地法院刑附民执行案件的基本现状，但在与外地法院分管执行工作领导的交流中，普遍反映刑附民案件执行到位率很低，“司法实践中，能够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的被害人极少”，⑴我院刑附民案件的执行亦是如此。据统计，2009年以来，我院执行庭共承办刑附民执行案件36件，执行标的达159.26万元。我院为维护法律尊严，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把此类执行案件作为攻尖目标，采取多种执行措施，穷尽一切之手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至目前，执行到位标的只有16.22万元，执行到位率仅有10％，大部分案件均以被执行人正在服刑，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而裁定中止执行或发放债权凭证。此举虽然是法律允许的做法，但实际上造成了刑附民案件执行的“法律白条“，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人民法院应有的司法公信力。 形成这种局面或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初层面地分析大致有：一是人民法院审理刑附民案件对民事部分的处理，一般考虑被告人的民事责任而坚持全面赔偿原则，很少考虑其赔偿能力；加之人民法院内部“审执分离”的制衡机制的施行，致使本来可以通过审判环节的某些措施实现被害人获赔的机遇和条件丧失。二是由于“重刑轻民”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及现行刑诉法制度立法上的缺陷，侦察机关在刑事案件侦察中，只注重犯罪人刑事责任部分的证据收集和处理（如追账），而忽视犯罪人因犯罪行为致使被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和物质损失可以获得赔偿条件的有效控制，当被害人（含其近亲属）或公诉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往往只是“讨了一个说法”；三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即犯罪人越来越趋于低龄化，许多犯罪人在经济上并不独立，而又无财产可供执行，在农村“越穷越熊”的人犯罪更无赔偿能力；加之人民法院在执行此类案件中必须坚持“罪责自负”的原则，只能执行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申请执行人（受害人）的实际赔偿不能到位。 上述分析既是客观原因，又客观现象。我院除免收刑附民案件申请执行人相关费用外，还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确保特困当事人的现实权益。如张金绪等申请执行黄清海刑附民赔偿一案，因张金绪失去丈夫后还要扶老携幼，家庭困难极重，执行中不得不反复做好被执行人黄清海亲属的工作，由其代为偿付；又如张义申请执行杜成山等刑附民赔偿一案，张义之母失子痛切，四处奔走，“进驻”法院强烈要赔偿执行到位，被执行（犯罪）人一无所有且在服刑，不得已法院领导商请其辩护律师退出费3000元以弥补损失方才安宁。再如肖新发申请执行邓献体刑附民赔偿一案，申请执行人肖新发为此四处上访，敲锣鸣鼓奔走呼叫，要求赔偿，在此情况下，该院从其财政拨付的业务经费中垫付5000元，才使其略得安慰。这些举措可谓用心良苦，真是“公正司法，一心为民”。但老百姓仍然怨声连天指责声声，法官只能洗耳恭听忍气吞声。事实证明，人民法院的慈悲之举并非长期有效之计。笔者设想：国家可以设置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设想建立这一制度已不是新鲜话题，许多学者专家出书撰文呼吁，国外继新西兰之后，英美法德等国均建立了类似制度。但由于我国的国情，这一制度尚在讨论之中，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担负审理和执行刑附民案件的人民法院，可否探索设立刑附民执行案件司法救济金制度？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二、设立刑附民执行案件救济金制度的必要性 设立刑附民执行案件救济金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客观要求。基于社会正义的考虑，减轻刑事被害人的痛苦和损失是社会应负的人道主义责任，社会帮助无端被犯罪侵害的人是正义的要求。法律规定被害人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根据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致其损害的事实作出赔偿的判决，这是法律公正与社会正义的体现。受害人的合 法权益能够获得赔偿，合法的权益能够得到实现，才是法律公正与社会正义的真正实现。前文所列举的客观现实无情地告诉人们，大多数被害人合法权益只是实现一张“法律白条”，便不断的在痛苦中呻吟与呐喊，人道主义的责任自然成为一种社会应负之责。犯罪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而使受害人获得赔偿，也不可能用劳动收获去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在我国犯罪人依法服刑劳动改造所创取的利益理所当然地被国家占有，从这个角度讲，实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也是应有之义。在国家补偿制度不能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探索设立刑附民执行案件司法救济金制度，无疑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客观要求。 设立刑附民执行案件司法救济金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刑附民执行案件中的申请执行（受害）人一般均为社会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要最大限度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对弱势阶层，无论是在法律适用，还是制度设计上应予充分保护。设立刑附民司法救济金制度，旨在通过人民法院在执行此类案件中转变执行理念，改进执行方式，摈弃“就案办案，孤立办案，机械办案”的传统做法，对那些穷尽执行措施后仍不能执行的案件，对于特困当事人的一种救济，这是“亲民、爱民、为民”的具体表现，也是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佳结合。 设立刑附民执行案件司法救济金制度，不仅有利于实现控制犯罪的价值目标，而且是保障人权的需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与巩固，法制建设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健全与完善，犯罪受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也将得到深入地研究与发展。在当前，人民法院探索设立刑附民司法救济金制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可以抑制或减少被害人转化为犯罪人。被害人转化为犯罪人，许多是在遭受不法侵害后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而对正义失去信心，走上犯罪道路。特别是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得不到赔偿，发生生活困难时，会对犯罪致害人及其家属和社会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或绝望心理，在“打的还打”、“以牙还牙”心理驱使下，极易施行报复等行为，直至成为犯罪人。第二，可以减少被害人的顾虑，积极报案，提高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有调查表明，受到犯罪侵害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犯罪现象，但只有部分被公安机关侦破起诉，或当事人自诉而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这主要是由于被害人不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在司法机关立案后持不合作态度，影响了刑事诉讼功能的发挥，从而影响到刑事诉讼所追求的控制犯罪价值目标的实现。被害人担心一旦犯罪人被判入狱，自己的损失将难于挽回，“公了还不如私了”，设立此类执行案件司法救济金制度可以消除被害人的顾虑，提高其报案主动性，增强其与国家司法机关的合作，实现控制犯罪的价值目标。第三，能够增加社会稳定因素。像危害公共安全罪（投毒、放火等）一旦发生，受害人数往往是非常多的，对其损失犯罪人也是无法赔偿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如果不进行救济（此类情况往往也是得到社会民政救济的）就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探索设定刑附民执行案件司法救济金制度可以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设立刑附民执行案件司法救济金制度的设想 1、资金来源。人民法院探索设立这一救济金制度，首先遇到的就是资金来源如何确立，既不可能从国家对人民法院预算内拨款中考虑，也不可能从其有限的诉讼费中列支，更不可能由人民法院组织社会捐资，就其执行刑附民案件的“执行环节”思考，一是可以考虑提存人民法院执行民事案件“执行暂存款”的利息（因为人民法院执行当事人的债权在帐上有一个合法的周转过程）。我院2009年为例，该院存入银行的执行暂存款的周转流量达2.2亿元，可获利息在10-20万元之间，此利息系当事人所有的财产变现或存款孽息，理应由当事人所得，但法律又没有规定，且实际亦不可能处分给若干个当事人，提存此孽息也无碍财政收入和人民法院的利益。二是可以考虑从人民法院对外委托拍卖标的物依法应由拍卖机构收取的佣金中提存适当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拍卖成交的，拍卖机构可以按照下列比例向买受人收取佣金：拍卖成交价200万元以下的，收取佣金的比例不得超过5％；超过2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3％；超过1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2％；超过5000万元至1亿元的部分，不得超过1％；超过1亿元的部分，不得超过0．5％。”上述规定实行累计计算，收取佣金的比 例只规定收取上限，上限以下都在人民法院自由确定（裁量）的范围内，如果在规定的范围内确定一个固定下降的比例委托拍卖机构，然后确定该下降的比例提存作为司法救济金，从道理上讲此为既不增加当事人的负担，也未减少拍卖机构的佣金，实际上是人民法院在对外委托拍卖过程中应予收取的“劳务费”。我院自2009年至2009年对外委托拍卖成交标的额达15324万元，均算每年就有5000多万元的拍卖成交额。如果按下降0.5%的比例以每年拍卖成交额5000万元计算，可以提存基金25万元。以上两种资金来源渠道，我院每年可提存10-40万元基金。 2、适用司法救济金的构成要件。一是犯罪人实施了触犯刑法的行为，公诉机关或受害人附带民事诉讼，且经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书确认了赔偿数额，并进入了执行程序的案件；二是被害人无法从犯罪人处或以其他方式获得赔偿，且经人民法院查实犯罪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三是申请执行人的生活出现严重困难且有证据证实的。“三要件”成为一体方可适用司法救金制度。 3、司法救济对象。在上述适用司法救济构成要件的前提下，司法救济对象仅限于自然人由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生命健康及财产的侵害，一般来讲，当事人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申请司法救济： （1）当事人为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孤儿或者农村“五保户”的； （2）当事人为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的； （3）当事人为国家规定的优抚对象，生活困难的； （4）当事人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领取失业救济金，无其他收入，生活困难的； （5）当事人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 （6）当事人为正在接受有关部门法律援助的。 4、适用司法救济金的提起与案件处理方式。符合司法救济条件的当事人提出救济申请，可考虑在执行立案三个月后递交书面申请和足以证明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对于当事人的司法救济金申请由执行案件承办人负责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经合议庭评议提出意见后，报庭长或主管院长审批，超过一定数额的应报院长审批。经审批刑附民执行案件的当事人获取司法救济金的案件，可裁定中止或发放债权凭证方式报结。当然，受害人获得司法济金并非可以减轻或免除被执行（犯罪）人的赔偿责任。待符合法定条件后，再恢复或继续执行。 5、司法救济金的管理。根据目前人民法院的管理体制，确定实施司法救济金制度，需报请地方相关权力部门批准，获批准后法院在银行设立专户，由法院财务部门进行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同时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监督，一切非经正常程序处分司法救济金的行为均应以违犯财纪律论处。
引 言近几年，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响应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掀起了一场审判方式改革的热潮，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已被列入工作日程，人民法院通过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使审判资源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上发挥更大的效率和效益， 对于提高办案质量，保证严肃执法起到了良好的积极的作用．举证，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 也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所应承担的义务。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该条第一款是规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第二款是规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人民法院证明责任的连接点，第三款是规定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本文将法院审核证据的责任称之为证明责任，因为审核证据只是行为， 证明事实才是目的，审核证据是现象，证明事实才是本质，审核证据包含在证明责任之中)．民事诉讼法对举证责任虽然只简约地规定了三款，但是其对目前正在进行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所起到的作用却是巨大的，而且引起了民诉法学界对选择民事诉讼模式的无限遐想，1 笔者是基层司法工作者，学识浅薄，无力下海弄潮，在本文随声附和地谈谈举证责任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两者相互作用关系，算是在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中凑凑热闹。一举证责任直接规制着民事诉讼的构造形态，是民事诉讼法的“实体法”，在民事审判过程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举证责任，就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民事诉讼法教科书中关于举证责任的界说大体上有行为责任说、双重含义说，义务说、危险负担说等。行为责任说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对自己提出的主张负有提供证据来证明其主张是真实的责任，该学说在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的八十年代较为流行，原因是：1、当时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属与当事人主义对立的职权主义，人民法院包揽了全部的调查取证．2、人民法院对于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现象采取否定态度，追求绝对真实。 “既要求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又要求人民法院全面客观地收集调查证据，将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以便揭示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这是我们的基点。”2 双重含义说指举证责任包含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即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3 在诉讼进行中，法律要求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实施提供证据行为和证明行为， 结果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实施举证行为或在其主张无法证实时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我们之所以能够接受结果责任，是因为：1、现行民事诉讼法修改了举证责任制度。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将原来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进行了修改，突出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2、立法者认识到了案件事实确有真伪不明的现象，然而人民法院对此种案件又不得拒绝审判，因此采取当事人举证责任，由当事人来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义务说认为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属性属于诉讼义务，4 因为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举证责任不仅含有实体上的败诉危险属性(内在动力)，更重要的还渗透着诉讼上的事实义务属性(外在动力)；诉讼上的真实义务较诸实体上的败诉危险，处于更高的理论层次，更贴近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不容置疑地属于诉讼义务的范畴。以上三种举证责任界说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不同历史时期举证责任的不同内涵，笔者认为，举证责任内涵的变化，同时体现出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变化，即从职权主义到弱化职权主义、强化当事人主义变化的整个过程，我国从过去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事审判方式也应当作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提高民事审判效率和效益，便有限的审判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和配置。很少有人去注意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之间的差别，在一般教科书中，往往认为举证责任即证明责任，或者举证责任又名证明责任。5 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个名称的差别，源于历史上移译过程中产生的讹。6 但是正是这种讹，不仅帮助我们认识到在民事诉讼中有两类不同性质的证明活动，而且也为这两类活 动提供了两个合适的名称。从实然法来看，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有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则是人民法院为作出裁判，有确认裁判所依 据的一切事实(证据)真实性，相关性、可采性(合法性)的责任。如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就是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第三款和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以上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等等条款，都应当视为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由此观之，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差别在于：举证责任的承担者是诉讼各方当事人，而证明责任的承担者则是人民法院；举证责任没有直接的法律后果，当事人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必须通过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才 能发生，而证明责任的负担则是一定有直接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完成证明责任，一定使一方当事人遭受败诉或部分败诉的后果；举证责任可以放弃以及在当事人之间转移，而证明责任既不能放弃也不能转移。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互相区别，是否还有联系呢?回答是肯定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表明了举证责任在特定的诉讼条件下，可能向证明责任转移，这个特定条件就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此时，这种难以自行收集的证据就会离开举证责任的范围，而成为证明责任的内容，人民法院对此种证据“应当调查收集”。民事诉讼法在这里实际上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提供了一个连接点，是有了这个连接点，举证责任才有向证明责任转移的可能．但是，即使在人民法院通过承担证明责任来调查收集当事人及其诉讼人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的情况下，当事人仍不能免除对举证责任的负担。人民法院的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延伸”，是一个代行为，这个代行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证明责任内，一旦完成，它将返回到当事 人的举证责任中去，因此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又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质证的证据当然包括人民法院代为收集的证据。笔者不惜笔墨阐明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意在折射出两种责任的承担者—— 当事人和人民法院(或行使审判权的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不同角色．我国过去实行职权主义民事诉讼，现行民事诉讼法颁布后，我们的法官还有相当多数沉浸在职权主义模式中，包揽全部调查取证活动；也有少数法官误解当事人举证责任，凡证据均是当事人负责收集递交，不管当事人能否客观上收集到，法官在所不问．笔者认为上述两种不良倾向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 中都可能发生，这实际上是法官在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之间的角色错位。当事人各方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各自承担举证责任是原则，在特定的诉讼条件下，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可以向法官的证明责任延伸是例外，这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有着积极的意义：7首先，使诉权和审判权在诉讼证据制度上的混淆得到了解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举证责任，民事审判方式实行当事人举证，法官听证，当事人行使诉权，法官行使审判权，当事人依照诉权要求举证，法官按审判权要求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的真实性，相关性，可采性进行审查，运用理性思维，综合当事人的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在民事审判的法庭辩论阶段，当事人各方也运用各自的证据进行证明，那么当事人的证明与法官的证明活动有何区别? 笔者认为，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1，当事人的证明活动由当事人的辩论权派生，是诉讼权利，可以行使亦可放弃，而法官的证明活动是审判权的必然要求，不得放弃；2、在可能的情况下，当事人举的证据至他自己能充分证明他的主张止；法官的证明活动是行使审判权的具体形式，不圃于任何当事人的证明活动，以最大限度再现真实为己任。3．当事人的证明属举证责任范畴，法官的证明活动属裁判范畴，然而法官是不得承担举证责任的．任何人均不得为自己的法官，这是一项公认的诉讼活动原则，人民法院不承担举证 责任正是此项原则在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方面的良好体现．如果人民法院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这不仅仅意味着违背了任何人均不得为自己的法官，更意味着人民法院可能会背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诉讼原则。 4、当事人的证明在特定诉讼条件下，可以向法官的证明活动转移，而且这种转移是单向可逆的，即当事人的证明可以向法宫的证明转移，当事人的证明通过法官的证明—旦完成之后，就立即返回到当事人的证明活动中，法官的证明却不能向当事人的证明转移。法官的证明总是有结果的，这种结果就是由当事人承担的胜诉或败诉后果。所以说，区分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也就解决了法官“包揽 取证”的问题，解决了当事人的诉权与法官审判权相混淆的问题．其次，有利于提高审判质量．包括审判效果、庭审质量。诉权行使和结果公正在内的审判质量，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得到了提高．因为当事人对案件最了解，对所需何种证据以及到何处去收集最清楚，对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而举证最积极，不仅保证了当事人举证权利的充分行使，加快了审判速度，提高审判效率，而且双方当事人彼此之间所举之证、反驳之证，从不同角度去认定和否定主张的事实，为防止先入为主、主观臆断、法官客观听证和采信证据、处理“公正”奠定了基础．第三，保障律师作用的正确发挥．在过去传统的民审判方式中，由于不区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律师的诉讼活动，主要是靠查阅法院“包揽取证”的卷宗，往往出现律师与法官讼争的现象，影响了律师诉讼作用的正确发挥。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我们必须厘清当事人举证责任与法官的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实行当事人举证，把律师诉讼行为的主要基点引导和规范到积极为被人举证查证上，变过去同法官“对峙”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相互举证、质证及讼争，发挥了律师诉讼人的正确作用。二我们在对举证责任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再立足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现实，来审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依据，目标及举证责任在审判活动中的价值体现。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学界对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属性、转换及选择之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研讨氛围异常浓厚．但是理论上的众说纷纭和混乱不清业已导致审判业务中无所适从，具体到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来看就是缺乏理论指导，8 审判方式改革只得按照法院领导和上级法院的要求，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错了重来．笔者认为，在没有统一的权威理论指导之前，我们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只能从民事诉讼活动自身构成要素出发，摸索改革的方向。众所周知，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的诉讼活动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构成民事诉讼的两大组成都分。证据是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从这个视角来考察，我们可以将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的诉讼行为视为举证行为，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可以视为证明行为，那么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主线也就可以视为如何正确规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人民 法院的证明责任。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依据是什么?对此，司法界和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改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之误，是革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之弊，因此不必拘泥于民事诉讼法的个别规定，该执行的须执行，该突破的要突破，9 笔者作为司法工作者，对此不敢苟同。如果我们的审判方式改革将民事诉讼法典都改了，那么民事诉讼法典的权威何在?全国人大的权威何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只能是改掉那些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 定的旧习惯，旧做法，中心环节就是改掉过去人民法院包揽取证的旧做法，正确界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真正贯彻实施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的生命力所在，没有证据就没有诉讼。然而离开法律规定去给当事人分配举证责任，不但有悖程序正义，而且也是违法的，因此民审判方式改革只能依据民事诉讼法进行。对人民法院来说，审判式改革，不如说改良或改。民事审判式改革的目是什么?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作出不同的归纳。从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来看，我们认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应当是实现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提高审判效率和质量，树立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和司法审判的权威性。过去我们一些法官由于包揽取证，在庭前就掌握了案情，庭审中不由自主地按照自己的思路指挥法庭调查、辩论活动。当事人被动受审，而遭受法官取证“突袭”的当 事人则对人民法院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改革审判方式的目的，就是要纠正法官“主动管理”的错误心态，分清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法官的证明责任，让当事人在公正的程序中举证，质证，法官综合各方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由于当事人各方在整个庭审过程中经受了公正，平等、民主的待遇，因此不管实体结果如何，出于诉讼程序正义的无可挑剔，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和司法审判的权威自然会在其心目中塑造起来．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只能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进行，同时我国现阶段民事诉讼模式也只能是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高度兼容的混合式诉讼模式10 (即现代职权主义)， 这种诉讼模式在民事审判中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法官的证明责任的联系中也得到了印证。前面谈到，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特定的诉讼条件下可以暂时向法官的证明责任转移， 即法官为完成证明责任得依职权代为当事人举证。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民事诉讼模式中还带有职权主义色彩，法官在诉讼中，对诉讼的中心环节——举证还有着较强的干预。在明确了我国现阶段民事诉讼模式属混合式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再来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如何处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人民法院包揽取证显然是与审判方式改革背道而驰的，但是将收集证据的责任一概推给当事人，也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不出证据，不是必然要承担败诉后果，而要看举不出证据的原因。11 最高人民法院于98年7月6日公布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定》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向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转移的连接点进行了例 举：“l、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 行收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和该证据线索的；2、 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3、当事人双方提出的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经过庭审质证无法认定其效力的；4、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上述证据经人民法院调查，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可以看出，《规定》对连接点的例举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的例举相比较有了一些变化，但仍保留了“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这一弹性条款，更进一步说明了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必须保留职权主义，不能照搬当事人主义，而应兼采两者之长。 《规定》第二十一条至第三十条对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的规则进行了详细地规范，使人民法院的证明活动高效有序运作．从法理上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然而，现代民事诉讼目的论具有多重性，那么我国应如何确定民事诉讼目的呢?首先，民事案件事实审理应当追求客观真实仍是最高理念；其次，基于当事人的程序保障、诉讼的促进、诉讼经济等因素的考虑，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必须兼顾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同时赋予当事人自由、平等地追求此二利益的机会。12 在我国民事诉讼目的论中，发现和保护真实是我们的传统做法，但是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的保护却很不足。笔者认为，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保护当事人的在诉讼中的程序利益，重要的切口在落实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划清其与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的界限，充分调动并保护当事人的举证积极性。而且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有它独立存在的自由与公正的内在价值。举证责任是包含有风险负担的诉讼义务，同时也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它的自由价值体现在：l、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不受人民法院的压抑，当事人的举证权利小而言之是诉讼权利，大而言之可上升至受司法保障的宪法权利，对当事人的举证，人民法院不得拒绝审判。2、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进行证明时不受诉讼外干扰。人民法院的证明活动属审判权范畴，不应受行政权等外界压力干扰，举证责任的公正价值体现在：l、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是 平等地参加，人民法院保持超脱中立位置，除非当事 人找到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连接点并申请时，人民法院不代为取证。2、当事人的举证是在庭审公开的情况下进行，人民法院不搞暗箱操作，事前禁止单方接触。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正确处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有利于降低审判成本，也许有人提出审判成本降低了，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增加了，因此整个诉讼成本总量还是没有变。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界限不清，那么当事人为了把本应由自己负担的举证责任向人民法院转移，并在诉讼外进行大量非公开的投入，而且这种投入是个不可估测的变量，也许是吞噬金钱的黑洞．如果将当事人这些投入算进来，那么 贯彻实行举证责任制度的诉讼成本总量会大大下降，况且，在诉讼中正确处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有利于人民法院利用有限的审判资源，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解决更多的民事争议，这就是举证责任在审判过程中效益价值。结束语有人会提出，本文所称的“证明责任”实际上就是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审查核实证据”。本文认为，之所以弃“审查核实”而取“证明责任”，是 因为在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中，人民法院承担的不仅仅是“审查核实证据”，而是更多，一定程度上讲，审判权的最终实现，要取决于证明责任的圆满完成，有证据，方有“审查核实”的对象，所以人民法院必须收集当事人提供的 证据，在特定条件下，人民法院还代为当事人提供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的证据，人民 法院的代为举证将通过质证程序回到当事人那里去(风险后果由当事人负担)，最终再回复到证明责任中来，等等，民事诉讼法的“审查核实”却不足以描述这些，“证明责任”恰好可以较为圆满地说明它们，更何况“证明责任”包容了“审查核实”。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立法的缺陷，现行民事诉讼法缺乏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举证时限和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这使得目前人民法院的某些证明活动陷入非理操作，如要求当事人庭前交换证据，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须知》，限时要求当事人举证等，我们期待着民事诉讼 法修改时能够完善这些内容。 （于1998年秋）注释： (1)何文燕教授主张在确定我国民诉模式改革目标时，应以现行的职权主义民诉模式为基础，兼采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两种模式之长建立一种高度兼容的民诉模式，即现代职权主义模式。谢安山、王伯山、宋纯新等同志主张建立以当事人主义为基础吸收职权主义的优点，实现兼收并蓄的新型审判方式；张卫平教授主张我国应选择大陆型的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引自《法学研究》98年第3期， 李浩： 《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2)参见周道鸾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P124， 法律出版社。(8)参见梁书文等主编： 《民事诉讼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P195，人民法院出版社。(4)参见汤维建：《论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载《法学研究》92年第3期。 (6)参见巫宇甦主编： 《证据学》P92，群众出版社。(6)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均从英文burden of proof翻译而来，由于译名的差别产生了两个名称。 参见刘海东等《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载《法学》 93年第3期，(7)参见王柏山，宋纯新主编： 《辩论式审判方式操作实务》P105，人民法院出版社。(8)张卫平教授认为，民事诉讼法学领域一直比较冷清，平静，在学术界还没有留神的情况下，人们便大胆地实施和推进了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但是学术界不甘心这种被动局面，迅速地投入了民事审判改革研究领域，从而形成了民诉理论的热点研究。参见张卫平： 《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与选择之根据》，载《现代法学》96年第6期。(9)参见田平安：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探略》， 载《现代法学》96年第4期。(10)见注释(1)．(11)参见戴建志： 《来自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的思考》载《人民司法》94年第9期。(12)江伟： 《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 载《现代法学》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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