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买卖民事判决书的成因
（一）民事判决书的“纸上权利”兑现受阻
这原因是导致判决书被“买卖”或者转让的最原始的原因。从此角度观察，买卖判决书不外是当事人实现其特定“纸上权利”的行为选择与行为方式。我们知道判决书中确认的债权，对权利人而言抽象的表现为一种请求权，而请求权只是纸上的权利而已。它能否得到实现取决于多种因素，因此其请求权的实现便可能遭遇诸多的障碍。处于利益的考虑，权利人便将买卖判决书作为一种变通的选择。
（二）法院的民事强制执行不力
“执行难”是当下突出显现的问题，并且越来越普遍。生效判决得不到法院的强制执行，其中有地方保护、司法腐败或法院漠视当事人权利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因此，权利人出卖或转让判决书以实现自己的权益是一个当然选择。关于某些学者所称“出卖判决书作为一种对法院执行工作不满的另类抗议，是挑战法院的司法权威的方式”，笔者并不这样认为，篇幅所限此不赘述。
（三）当事人规避不利的投机心理
众所周知，通过正常程序实现判决书中确认的债权需要花费当事人的人力、财力与时间，并且程序过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当事人便通过出让判决书中的债权而换取相应的对价，可以实现一定的效益，从而实现自己判决书中的利益。这也是一个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在市场经济要求效率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的做法。
二、买卖民事判决书的合法性
探讨民事判决书买卖的合法性，必须弄清楚此买卖的标的到底是什么，不然就会产生关于“挑战司法权威”的质疑。其实，民事判决书就那么薄薄的几张纸，并不值得买卖，更何况中国的民事判决书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知识产权利益而言。买卖双方着眼的是判决书中确认的债权，其中的债权才是买卖的标的。从《合同法》角度看，第79 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1）根据合同的性质不得转让；（2）按照当事人的约定不得转让；（3） 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这一条款并没有规定判决书所确认的债权是不可以转让的。在私法领域有句法谚叫“法不禁止即自由”，所以转让判决书所确认的债权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该得到尊重，我们更不能说因为一个债权得到了司法判决的确认而获得了强制执行的效力便失去了其私法的性质，因此，合法的转让该债权当然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当然那些恶意的买卖或转让以侵害债务人利益的排除在外。
三、买受人申请执行权的产生基础
在确认了判决书买卖行为是合法的行为之后，买受人当然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判决书中所确认的债权：第一，便是通过私立手段实现，比如讨债方式；第二，便是通过像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第一种方式在此不谈，仅仅讨论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行性。正如文章开始提到的一般，买受人是否具备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依然没有确切的答案。笔者试图通过以下以下论述给出买受人申请执行权的产生基础。
一般认为，法律文书发生效力之后，该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由他人继受，该他人就有权向执行机构申请执行而成为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的变更是由于权利主体的变更而形成的。尽管目前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权利主体变更引起的申请执行人变更的情形没有作出规定，但是从理论上看申请执行人的变更是可能的。在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的变更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1）作为申请执行人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可以申请执行而成为申请执行人；（2）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合并、分立，继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执行而成为申请执行人。
显然，债权人是可以变更的，但是
以上的观点未免有些局限，仅仅将申请执行人的变更范围限定在法定继承的情形之下，当然对于法人的债权继受的情形用法定继承定义有失偏颇。笔者认为，通过买卖行为合法继受债权的当事人显然可以成为执行申请人。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买卖判决书应当是合法的行为，法律并不禁止。而判决书就是法院强制执行的执行名义，并不因为判决书在谁的手里而有所区别，因为执行权是司法权利，不是因当事人而产生的而是法院执行机构固有的权利。并且，从民法的角度来观察，继承人继受债权与通过买卖继受债权只是实现债权转移的方式不同而已，前者是事实行为而后者是法律行为，但是两者产生的权利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将申请执行人的范围扩大到买受人是合情合理的。
综上所述，一般人可以善意受让判决书中的债权，依据法理，受让人当然作为执行当事人变更范围。并且基于申请执行权是一种因法院审判而获得的期待权利，作为一种已决债权的程序性保障手段，其目的是使债权实现，因此是可以转让和继受的。所以判决书买受人便有了获得申请执行权的基础。
四、结论
一、买卖民事判决书的成因
（一）民事判决书的“纸上权利”兑现受阻
这原因是导致判决书被“买卖”或者转让的最原始的原因。从此角度观察，买卖判决书不外是当事人实现其特定“纸上权利”的行为选择与行为方式。我们知道判决书中确认的债权，对权利人而言抽象的表现为一种请求权，而请求权只是纸上的权利而已。它能否得到实现取决于多种因素，因此其请求权的实现便可能遭遇诸多的障碍。处于利益的考虑，权利人便将买卖判决书作为一种变通的选择。
（二）法院的民事强制执行不力
“执行难”是当下突出显现的问题，并且越来越普遍。生效判决得不到法院的强制执行，其中有地方保护、司法腐败或法院漠视当事人权利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因此，权利人出卖或转让判决书以实现自己的权益是一个当然选择。关于某些学者所称“出卖判决书作为一种对法院执行工作不满的另类抗议，是挑战法院的司法权威的方式”，笔者并不这样认为，篇幅所限此不赘述。
（三）当事人规避不利的投机心理
众所周知，通过正常程序实现判决书中确认的债权需要花费当事人的人力、财力与时间，并且程序过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当事人便通过出让判决书中的债权而换取相应的对价，可以实现一定的效益，从而实现自己判决书中的利益。这也是一个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在市场经济要求效率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的做法。
二、买卖民事判决书的合法性
探讨民事判决书买卖的合法性，必须弄清楚此买卖的标的到底是什么，不然就会产生关于“挑战司法权威”的质疑。其实，民事判决书就那么薄薄的几张纸，并不值得买卖，更何况中国的民事判决书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知识产权利益而言。买卖双方着眼的是判决书中确认的债权，其中的债权才是买卖的标的。从《合同法》角度看，第79 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1）根据合同的性质不得转让；（2）按照当事人的约定不得转让；（3） 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这一条款并没有规定判决书所确认的债权是不可以转让的。在私法领域有句法谚叫“法不禁止即自由”，所以转让判决书所确认的债权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该得到尊重，我们更不能说因为一个债权得到了司法判决的确认而获得了强制执行的效力便失去了其私法的性质，因此，合法的转让该债权当然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当然那些恶意的买卖或转让以侵害债务人利益的排除在外。
三、买受人申请执行权的产生基础
在确认了判决书买卖行为是合法的行为之后，买受人当然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判决书中所确认的债权：第一，便是通过私立手段实现，比如讨债方式；第二，便是通过像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第一种方式在此不谈，仅仅讨论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行性。正如文章开始提到的一般，买受人是否具备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依然没有确切的答案。笔者试图通过以下以下论述给出买受人申请执行权的产生基础。
一般认为，法律文书发生效力之后，该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由他人继受，该他人就有权向执行机构申请执行而成为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的变更是由于权利主体的变更而形成的。尽管目前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权利主体变更引起的申请执行人变更的情形没有作出规定，但是从理论上看申请执行人的变更是可能的。在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的变更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1）作为申请执行人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可以申请执行而成为申请执行人；（2）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合并、分立，继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执行而成为申请执行人。
显然，债权人是可以变更的，但是以上的观点未免有些局限，仅仅将申请执行人的变更范围限定在法定继承的情形之下，当然对于法人的债权继受的情形用法定继承定义有失偏颇。笔者认为，通过买卖行为合法继受债权的当事人显然可以成为执行申请人。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买卖判决书应当是合法的行为，法律并不禁止。而判决书就是法院强制执行的执行名义，并不因为判决书在谁的手里而有所区别，因为执行权是司法权利，不是因当事人而产生的而是法院执行机构固有的权利。并且，从民法的角度来观察，继承人继受债权与通过买卖继受债权只是实现债权转移的方式不同而已，前者是事实行为而后者是法律行为，但是两者产生的权利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将申请执行人的范围扩大到买受人是合情合理的。
综上所述，一般人可以善意受让判决书中的债权，依据法理，受让人当然作为执行当事人变更范围。并且基于申请执行权是一种因法院审判而获得的期待权利，作为一种已决债权的程序性保障手段，其目的是使债权实现，因此是可以转让和继受的。所以判决书买受人便有了获得申请执行权的基础。
四、结论
申请事项：
2、指令xx县人民法院重新审查或者贵院直接对申请人提出的执行异议重新进行审查并依法做出公正处理；
3、在重新审查完毕之前，指令xx县人民法院暂缓对争议房屋的一切执行措施。
事实与理由：
一、 基本事实
执行程序中申请人得知情况后，于2004年6月11日向xx县人民法院递交《执行异议书》，要求解除对房屋的查封停止对房屋的执行。xx县人民法院于8月 31日召开听证会，对申请人提出的异议进行审查，听证会只有申请执行人和申请人参加，作为卖房协议书另一方当事人的被执行人郭xx并未参加。
二、具体理由
（一）xx县人民法院查封所涉房屋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1、查封前xx县人民法院未按照规定查清房屋权属。
《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04]5号）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土地使用权、房屋实施查封或者进行实体处理前，应当向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查询该土地、房屋的权属”。该房屋尚未办理产权手续，xx县人民法院在未对该房屋产权做出核实的情况下就迳行查封，不符合法律规定。
2、查封不属于被申请人所有的所涉房屋，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和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的财物应限于被申请人有权处分的与案件有关的财产。本案中，无论从付款角度还是从登记角度来看，郭xx对所涉房屋均不拥有合法处分权利，因此xx县人民法院查封该房屋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立即解除查封：
（1）从付款角度来看。该房屋郭xx已向石桥镇供销社支付款项，xx县人民法院查封房屋的逻辑无非是郭xx付清房款，因此拥有对房屋的处分权。但本案的事实是，郭xx付清了房款，而申请人同样付清了房款，按照xx县人民法院的思维逻辑，郭xx因为付清房屋取得了对房屋的处分权，申请人付了款同样能够取得对房屋的处分权。在房屋处分权已从郭xx转移到申请人之后，xx县人民法院再行对该房屋进行查封，就侵害了申请人对房屋拥有的合法权利！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六）项“尚未办理产权证或者产权过户手续但已向买方交付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在申请人付清房屋转让款项的情况下，虽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但申请人对该房屋拥有不可置疑的合法权利！
（2）从登记角度来看。由于客观原因，房屋转让后申请人一直未能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如果从严格的不动产登记转移产权的角度来看，申请人没有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房屋产权暂时还未转移；但同样需要注意的事实是，郭xx也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那么他也未取得该房屋产权。在他未取得该房屋产权的情况下，法院把他作为被申请人从而查封该房屋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
综上所述，xx县人民法院查封申请人拥有合法权利的房屋，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属于典型的错误财产保全，依法应当立即予以解除；从而应当立即停止对该房屋的一切执行行为。
（二）法院将申请人在一、二审诉讼期间未对查封提出异议作为驳回执行异议的理由不能成立
xx县人民法院依原告申请做出财产保全裁定，分别送达原被告双方，因申请人并非案件当事人，因此法院未向申请人送达查封裁定书，申请人对该房屋被查封的事实并不知情，只是在执行阶段才得知该事实。
在此情况下，申请人未在一、二审诉讼期间提出异议，并非申请人过错；法院要求申请人必须在一、二审诉讼期间提出异议，一方面属于强人所难，因为申请人并不知情，另一方面并无法律依据。
退一万步说，即使申请人未在诉讼期间提出异议，也不因此丧失在执行程序提出执行异议的权利，该事实也不因此成为法院驳回执行异议的法定理由！
（三）xx县人民法院以房屋出售申请人与所谓“事实”不符驳回执行异议，不符合法律规定
1、法院审查提出的异议是否成立，只应对郭xx对所涉房屋是否拥有合法处分权从而进行的查封是否正确做出判断和处理。在申请人和协议相对人郭xx未因该协议书发生纠纷并诉至法院的情况下，xx县人民法院无权对协议的效力做出认定和处理，否则就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的最基本原理。
2、按照法院内部分工，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以及实体性的处理，应当属于审判机构的职责，而非执行 机构的职责，执行机构无权对合同事实和效力相关问题做出实体性的判断和处理。
3、该协议书涉及另方当事人郭xx的相关权益，在未通知郭xx以及在其不在场的情况下，就对该协议书效力予以否定，即进行实体认定和处理，非法剥夺了郭xx的陈述申辩、举证、反驳等诸多基本的民事诉讼权利。
4、在合同相对人未参加的情况下，申请执行人作为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无对合同效力提出质疑的主体资格，人民法院接受申请执行人的观点驳回执行异议，明显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合同法的规定。
5、在申请人及协议相对人郭xx均承认协议合法有效存在，并且有双方签订的《卖房协议书》和郭xx出具的收条的情况下，法院认定申请人提出郭xx将房屋出售给申请人与事实不符，申请人不明白法院依据何种事实、依据何种法律做出如此认定，也不明白法院认定的“事实”到底是何种事实，申请人提出的事实与其认定的“事实”有何不符！
（四）本案实体处理也存在不当
根据法律规定，虽然申请人无权对生效判决提出异议，但是申请人仍然就本案实体判决提出理由，供法院在审查时参考。本案实体判决的主要依据就是2002年4 月30日的《还款协议书》，本案的原告为李xx和窦xx、被告为郭yy和郭xx，而该协议书双方当事人为窦yy和郭yy，案件原被告双方均未在该还款协议书上签字，该协议书对原被告应无法律约束力。原告凭该协议，不具备主体资格，依法应当驳回；被告郭xx并非借款人，又未对协议书中“若出现意外，有（应为”由“）其子代为履行义务”的内容予以确认和认可，在双方既无约定有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判决郭xx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法律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进而查封郭xx原先占有使用的房屋并采取进一步执行程序，均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xx县人民法院对不属于查封裁定书载明的被申请人有权处分并且与案件无关的房屋进行查封，侵害了申请人作为该房屋合法权利人的合法民事权益，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执行异议审查过程中，越权对卖房协议书效力等实体问题进行审理，违反法院机构分工和民事诉讼及合同基本原理；此外，该案件实体处理也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因此，xx县人民法院驳回申请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一件本来与申请人无关的事情，却让申请人无数次奔波，至今未能得到满意解决！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 条、第130条和第133条规定向贵院提出申请，请贵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身体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进行执行监督，督促此事依法得到妥善解决，保护申请人合法民事权益，还申请人以公道、还社会以公正、还法律以尊严！
此致
xxx市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范xx
一、关于申请执行期限的法律性质
所谓申请执行期限，是指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拒绝履行义务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时间期限。民诉法第219条第1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从性质上讲，申请执行期限同民事诉讼中的上诉期一样是民事诉讼（执行可理解为广义上的民事诉讼行为）期间的一种。民诉法规定期间，目的在于保障诉讼主体及时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节省时间、人力、物力，使诉讼活动正常进行，使纠纷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规定申请执行期限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促使申请人及时申请执行以稳定民事法律关系，加快经济流转，防止出现权利上的沉睡者。
依据民事诉讼理论，申请执行期限属除斥期间范畴。①申请超过期限，发动不起执行程序，其已获权利就会成为自然权利，就只能依赖义务人的自觉履行来得以实现。
根据民诉法规定，申请执行期间是法定期间，法定期间都是不变期间，无论是当事人还是人民法院都不能缩短或延长，也不存在中止、中断。但根据民诉法第76条“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间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顺延期限，是否准许，有人民法院决定”的规定，当事人如果因为不可抗拒的事由或其他正当理由耽误申请执行的，可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申请人民法院顺延期限，至于理由是否正当，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如果理由正当，人民法院就应当准许顺眼期间，但这并不是申请执行期限的中止、中断，也不是申请执行期限的延长，而是顺延，顺延并不是延长期限，而是把耽误的期间补足。
二、目前申请执行期限及相关制度存在的不足
由于我国尚未制定单独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关于执行的规定，只是在91年民诉法执行篇中有短短的30条的规定，并随着执行工作的日益发展，法律规定量与质的不足日益显现。申请执行期限制度方面存在的不足，根据实践经验，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⒈不同当事人申请执行期限不统一。民诉法对不同的当事人规定了不同的两个申请执行期限，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不管当初立法者的原意如何，现在看规定两类长短不一的申请期限，其在法理与实践中的问题是明显的。（1）违背了民事诉讼主体权利平等原则。民诉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民事诉讼主体权利平等是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原则。民诉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民事诉讼主体权利平等是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原则。纵观整部民诉法，在诉讼期间的规定上，只有在申请执行期限上针对不同的当事人规定了两个不同的期限。其他诸如答辩期、上诉期、管辖异议期等期间制度上，对各类民事诉讼主体适用的期间都是一样的。不同当事人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应该说这样的规定有违民事诉讼主体权利平等的原则，而且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不同市场主体必须进行平等保护的要求背道而驰。（2）使当事人易因疏忽而丧失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由于两类申请期限的不同，实践中，作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人，在欲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申请执行时，它必须仔细的审视、充分的考虑、认真的区分对方是公民、还是法人或者他组织，以便来决定自己申请的时间，这在民事主体普遍法律知识稀少，法律意识淡薄的今天来说，对当事人的要求是苛刻的。当事人极易因疏忽而丧失申请执行的权利，使生效法律文书成为白条一张。显然，这也是有违立法者初衷的。
⒉申请执行期限规定的过短。如前所述申请执行期限是一个重要的诉讼期间，它既有程序上的意义，也关系到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当事人一旦错过此期间，，就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就会使整个诉讼变得毫无意义。相对于法律所要保护的重要利益，民诉法规定的六个月、一年的申请执行期限显得过短、过于急促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是容易侵害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对自己民事权益的处分权。如两个法人单位在生效法律文书的履行中达成了和解协议，且正在良好履行，但因到六个月的申请执行期限，它就必须要到法院来，交上各种执行费用，由法院来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定度，这样就干涉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对自己民事权益的处分权。二是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也不利于解决执行难。由于有六个月、一年的这种较短的强制性规定，申请人不管当时对方有无执行能力，自已有无对方可供执行的线索，它都要赶在期限内到法院申请扫行，这样就增加了当事人经济、时间上的负担，也造成了目前执行案件过多，执结率过低，已成为产生执行难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也有违目前所强调的执行中的当事人主义。三是当事人申请执行容易超过期限。由于申请执行期限规定的较短，且不存在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当事人很容易因人事变动、企业改制、公司合并等等原因而错过期限，显然这对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是不利的。
⒊移送执行案件的范围不明，移送时间未作规定。根据民诉法第216条第1款的规定，引起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的原因有二，一是当事人申请执行，二是审判员移送执行。但民诉法对移送执行案件的范围、移送执行的期限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者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9条对移送执行案件的范围虽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如第一款规定“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一般应当由当事人依法提出申请”。第二款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法律文书、民事制裁决定书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由审判庭移交执行机构执行”。但该条第一款规定的是“一般应当”而不是“应当”，对该条第二款规定的以外的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是否一律不属移送执行的范围，未作完全的排斥性规定。理论界对此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移送执行应包括“审判人员认为涉及国家、集体、公民重大利益的案件”②。有的认为应包括“审判人员认为其他确属应当移交执行的案件”③。由于移送执行未规定期限，移送执行的范围规定的又不明确，致使各地法院在执行实践中对此问题理解、掌握的并不一致，掌握的过松，则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的民事诉讼案件，都可以通过移送执行进入执行程序，使民诉法关于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变得可有可无；掌握的过严，则使本可以得到保护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有违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因此应对移送执行范围、期限做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以使其与申请执行制度协调统一。
⒋未确立申请执行期限的告知制度。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在诉讼程序上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执行期限，这就造成各地法院做法有所不同。有的法院是口头告知，有的法院是书面告知，有的法院甚至根本不告知。再者，办案人员在送达法律文书时，若告诉不清，当事人没有认清不申请执行的法律后果，则容易使当事人延误了申请执行期限。此外，由于法院形成移送执行的习惯，容易致使当事人误认为，只要法律文书生效了，法院就得负责执行兑现。因此，在民事诉讼程序上，没有确立申请执行告知制度，不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社会稳定。
⒌向被执行人送达限期履行通知书的做法不妥
现在法院在执行民事、经济案件的过程中，首先向被执行人送达限期履行通知书，然后在被执行人逾期未履行时强制执行。笔者认为这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⑴对人民法院据以执行的依据，法律已有明文规定 ，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判决、裁定或调解书中已经明确了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期限，如被执行人逾期未履行义务，即具有强制执行效力。⑵人民法院向被执行人送达限期履行通知书，重新确定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期限，实际上形成了新的确定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期限的法律文书，无形中使一个案件产生了两种执行根据。⑶人民法院重新限定被执行人的履行期限，是对原生效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的更改。这种做法既损害了原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强制性，也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又使被执行人产生一种错误认识，即虽然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中规定了履行期限，但逾期末履行也不会承担什么法律后果，法院会重新规定一个履行期限。
三、申请执行期限制度的完善
尽管目前有学者论述应取消申请执行期限制度④，但笔者认为以目前情况论不宜取消这一制度，而是应对其进行完善。我国目前正在起草《民事强制执行法》，建议在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时对申请执行期限制度作如下完善：
⒈统一申请执行期限。取消针对不同主体的两类长短不一的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对不同的民事诉讼主体规定统一的申请执行期限，是民事诉讼主体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⒉延长申请执行期限。建议根据二年诉讼时效制度将申请执行期限改为二年，这样既有利于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有得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也利于当事人掌握申请执行的期限。
⒊明确移送执行的案件范围，规定移送执行的期限。移送执行不失为保护当事人权益的一条重要渠道，现阶段有保留的必要，但应做进一步完善。建议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9条第2款规定的移送执行案件范围的基础上增加“审判庭认为涉及国家、集体、公民重大利益的案件，经院长批准可移送执行员执行”内容，除此以外的案件则规定一律由当事人申请执行。对移送执行期限可在申请执行期限的基础上适当延长，如可规定为三年，以使其能起到对申请执行的补充作用。
⒋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在诉讼程序上加以规范。为了当事人能正确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在诉讼程序上，应确立告知申请执行期限制度。它可以通过在判决书、调解书中写明告知，也可以在文书生效后签注时告知，其内容主要为，申请执行方式、期限及所承担的后果。后者做法应列为程序上的一个环节，予以送达。
⒌对向被执行人送达限期履行通知书的做法应明文规定予以制止。这样以维护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或调解书的严肃性和强制性，避免执行工作中出现这种重复劳动的现象，使被执行人能自觉履行义务，切实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注解：
①④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841页、804页。
而在实践执行程序中，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期限应从何时开始计算，是容易产生争议的问题。虽然有民事诉讼法的第二百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期限的计算，但仍然在实际申请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的争议。
针对申请执行期限的开始计算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申请执行人期限应从申请执行人一方收到法律文书之日起开始计算。申请执行人收到生效法律文书之日就是申请执行期限的起算之日。另一种观点认为，应以诉讼程序中最后一方当事人收到法律文书的时间为开始计算的日期，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大多数案件法律文书的送达都不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同时送达，而是有先后之分的，有的之间甚至相关很长时间，这样法律文书的生效日期应以最后一方当事人收到法律文书之日起开始计算，而申请执行的期限也应以最后一位当事人收到法律文书为准开始起算。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有些欠缺，《民事诉讼法》第215条明确规定，申请执行期限的起算以法律文书生效为前提，以当事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为依据，以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此规定中起算时间的前二项，即以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算和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应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算都很明确，但就法律文书生效的日期而无法确切判断，就样就应对法律文书生效的标准作出具体分析。在义务人不依据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给付时，结合申请执行人收到法律文书的日期，具体确定申请执行期限开始计算的时间。
1、申请执行生效一审民事判决书的起算时间
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民事判决书有提出上诉的权利，一审民事判决书因此而不立即发生法律效力，而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双方当事人中有一方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上诉的，那么当然地不存在对一审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的问题。但如果双方当事人在法定的期限内均未对一审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那么该一审民事判决书则发生法律效力，义务人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内未自动履行义务的，申请执行人就可依此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执行，而开始计算期限应分为二种：（1）被告逾期不履行义务时，原告已收到民事判决并表示不上诉或已丧失上诉权，申请执行的期限应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2）被告逾期不履行义务时，原告未收到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执行期限应以原告收到生效法律文书并明确表示不上诉或逾期未上诉时起算。
一、关于申请执行期限的法律性质
所谓申请执行期限，是指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拒绝履行义务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时间期限。民诉法第219条第1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从性质上讲，申请执行期限同民事诉讼中的上诉期一样是民事诉讼（执行可理解为广义上的民事诉讼行为）期间的一种。民诉法规定期间，目的在于保障诉讼主体及时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节省时间、人力、物力，使诉讼活动正常进行，使纠纷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规定申请执行期限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促使申请人及时申请执行以稳定民事法律关系，加快经济流转，防止出现权利上的沉睡者。
依据民事诉讼理论，申请执行期限属除斥期间范畴。①申请超过期限，发动不起执行程序，其已获权利就会成为自然权利，就只能依赖义务人的自觉履行来得以实现。
根据民诉法规定，申请执行期间是法定期间，法定期间都是不变期间，无论是当事人还是人民法院都不能缩短或延长，也不存在中止、中断。但根据民诉法第76条“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间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顺延期限，是否准许，有人民法院决定”的规定，当事人如果因为不可抗拒的事由或其他正当理由耽误申请执行的，可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申请人民法院顺延期限，至于理由是否正当，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如果理由正当，人民法院就应当准许顺眼期间，但这并不是申请执行期限的中止、中断，也不是申请执行期限的延长，而是顺延，顺延并不是延长期限，而是把耽误的期间补足。
二、目前申请执行期限及相关制度存在的不足
由于我国尚未制定单独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关于执行的规定，只是在91年民诉法执行篇中有短短的30条的规定，并随着执行工作的日益发展，法律规定量与质的不足日益显现。申请执行期限制度方面存在的不足，根据实践经验，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⒈不同当事人申请执行期限不统一。民诉法对不同的当事人规定了不同的两个申请执行期限，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不管当初立法者的原意如何，现在看规定两类长短不一的申请期限，其在法理与实践中的问题是明显的。（1）违背了民事诉讼主体权利平等原则。民诉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民事诉讼主体权利平等是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原则。民诉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民事诉讼主体权利平等是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原则。纵观整部民诉法，在诉讼期间的规定上，只有在申请执行期限上针对不同的当事人规定了两个不同的期限。其他诸如答辩期、上诉期、管辖异议期等期间制度上，对各类民事诉讼主体适用的期间都是一样的。不同当事人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应该说这样的规定有违民事诉讼主体权利平等的原则，而且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不同市场主体必须进行平等保护的要求背道而驰。（2）使当事人易因疏忽而丧失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由于两类申请期限的不同，实践中，作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人，在欲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申请执行时，它必须仔细的审视、充分的考虑、认真的区分对方是公民、还是法人或者他组织，以便来决定自己申请的时间，这在民事主体普遍法律知识稀少，法律意识淡薄的今天来说，对当事人的要求是苛刻的。当事人极易因疏忽而丧失申请执行的权利，使生效法律文书成为白条一张。显然，这也是有违立法者初衷的。
⒉申请执行期限规定的过短。如前所述申请执行期限是一个重要的诉讼期间，它既有程序上的意义，也关系到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当事人一旦错过此期间，，就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就会使整个诉讼变得毫无意义。相对于法律所要保护的重要利益，民诉法规定的六个月、一年的申请执行期限显得过短、过于急促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是容易侵害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对自己民事权益的处分权。如两个法人单位在生效法律文书的履行中达成了和解协议，且正在良好履行，但因到六个月的申请执行期限，它就必须要到法院来，交上各种执行费用，由法院来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定度，这样就干涉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对自己民事权益的处分权。二是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也不利于解决执行难。由于有六个月、一年的这种较短的强制性规定，申请人不管当时对方有无执行能力，自已有无对方可供执行的线索，它都要赶在期限内到法院申请扫行，这样就增加了当事人经济、时间上的负担，也造成了目前执行案件过多，执结率过低，已成为产生执行难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也有违目前所强调的执行中的当事人主义。三是当事人申请执行容易超过期限。由于申请执行期限规定的较短，且不存在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当事人很容易因人事变动、企业改制、公司合并等等原因而错过期限，显然这对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是不利的。
⒊移送执行案件的范围不明，移送时间未作规定。根据民诉法第216条第1款的规定，引起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的原因有二，一是当事人申请执行，二是审判员移送执行。但民诉法对移送执行案件的范围、移送执行的期限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者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9条对移送执行案件的范围虽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如第一款规定“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一般应当由当事人依法提出申请”。第二款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法律文书、民事制裁决定书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由审判庭移交执行机构执行”。但该条第一款规定的是“一般应当”而不是“应当”，对该条第二款规定的以外的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是否一律不属移送执行的范围，未作完全的排斥性规定。理论界对此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移送执行应包括“审判人员认为涉及国家、集体、公民重大利益的案件”②。有的认为应包括“审判人员认为其他确属应当移交 执行的案件”③。由于移送执行未规定期限，移送执行的范围规定的又不明确，致使各地法院在执行实践中对此问题理解、掌握的并不一致，掌握的过松，则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的民事诉讼案件，都可以通过移送执行进入执行程序，使民诉法关于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变得可有可无；掌握的过严，则使本可以得到保护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有违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因此应对移送执行范围、期限做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以使其与申请执行制度协调统一。
⒋未确立申请执行期限的告知制度。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在诉讼程序上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执行期限，这就造成各地法院做法有所不同。有的法院是口头告知，有的法院是书面告知，有的法院甚至根本不告知。再者，办案人员在送达法律文书时，若告诉不清，当事人没有认清不申请执行的法律后果，则容易使当事人延误了申请执行期限。此外，由于法院形成移送执行的习惯，容易致使当事人误认为，只要法律文书生效了，法院就得负责执行兑现。因此，在民事诉讼程序上，没有确立申请执行告知制度，不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社会稳定。
⒌向被执行人送达限期履行通知书的做法不妥
现在法院在执行民事、经济案件的过程中，首先向被执行人送达限期履行通知书，然后在被执行人逾期未履行时强制执行。笔者认为这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⑴对人民法院据以执行的依据，法律已有明文规定 ，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判决、裁定或调解书中已经明确了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期限，如被执行人逾期未履行义务，即具有强制执行效力。⑵人民法院向被执行人送达限期履行通知书，重新确定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期限，实际上形成了新的确定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期限的法律文书，无形中使一个案件产生了两种执行根据。⑶人民法院重新限定被执行人的履行期限，是对原生效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的更改。这种做法既损害了原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强制性，也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又使被执行人产生一种错误认识，即虽然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中规定了履行期限，但逾期末履行也不会承担什么法律后果，法院会重新规定一个履行期限。
三、申请执行期限制度的完善
尽管目前有学者论述应取消申请执行期限制度④，但笔者认为以目前情况论不宜取消这一制度，而是应对其进行完善。我国目前正在起草《民事强制执行法》，建议在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时对申请执行期限制度作如下完善：
⒈统一申请执行期限。取消针对不同主体的两类长短不一的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对不同的民事诉讼主体规定统一的申请执行期限，是民事诉讼主体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⒉延长申请执行期限。建议根据二年诉讼时效制度将申请执行期限改为二年，这样既有利于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有得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也利于当事人掌握申请执行的期限。
⒊明确移送执行的案件范围，规定移送执行的期限。移送执行不失为保护当事人权益的一条重要渠道，现阶段有保留的必要，但应做进一步完善。建议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9条第2款规定的移送执行案件范围的基础上增加“审判庭认为涉及国家、集体、公民重大利益的案件，经院长批准可移送执行员执行”内容，除此以外的案件则规定一律由当事人申请执行。对移送执行期限可在申请执行期限的基础上适当延长，如可规定为三年，以使其能起到对申请执行的补充作用。
⒋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在诉讼程序上加以规范。为了当事人能正确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在诉讼程序上，应确立告知申请执行期限制度。它可以通过在判决书、调解书中写明告知，也可以在文书生效后签注时告知，其内容主要为，申请执行方式、期限及所承担的后果。后者做法应列为程序上的一个环节，予以送达。
⒌对向被执行人送达限期履行通知书的做法应明文规定予以制止。这样以维护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或调解书的严肃性和强制性，避免执行工作中出现这种重复劳动的现象，使被执行人能自觉履行义务，切实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注解：
①④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841页、804页。
一、剖析申请执行期限立法缺陷及其成因。
1、申请执行期限与诉讼时效法律规定发生冲突。《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而《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规定则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一般诉讼时效，它为二年，另一种是特殊诉讼时效，它随案件性质不同而决定，比如，身体受到伤害的为一年，技术进出口合同纠纷为四年。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当事人延误了申请执行期限，造成丧失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机会，但又存在着实体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保护期限的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当事人向法院，就会引讼时效中断，此时，当事人若向法院撤回，将会重新获得诉讼时效，比如技术进出口合同当事人又可引得四年诉讼时效，受法律保护期限明显延长了。恰恰相反，经过法院裁决确认的案件，却因申请执行期限限制，反而缩短了法律保护期限。显然《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对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确实限制了《民法通则》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时效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又不能重新，法院也不予受理，因为法院是不能依据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两个完全相同的裁决。这样，在债权保护问题上，申请执行期限和诉讼时效规定就发生冲突。究其实质原因是，在于《民事诉讼法》立法时没有引起立法者的足够注意，即没有从实体法诉讼时效这一立法原意出发而造成的。
2、在民事诉讼体制中，未确立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这是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足。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在诉讼程序上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执行期限。这就造成各地法院做法有所不同，有的法院是口头告知，有的法院是书面告知，有的法院甚至根本不告知。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在诉讼程序上不加规范，容易使当事人延误了申请执行期限，产生该弊端的原因是：(1)、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淡薄是造成延误申请执行期限的根本原因。很大一部份当事人不懂得申请执行期限是法律期限，认为时已向法院主张权利，当然应由法院负责执行完成。其观点认为向法院就是为了兑现实体权利，而不是简单为了一份法律文书或讨个说法，况且时，就已主张要求法院执行兑现其合法权益。因此，当事人主观上容易形成无需申请执行的概念。(2)、多年来，由于法院形成移送执行的习惯，容易致使当事人误认为，只要法律文书生效了，法院就得负责执行兑现。(3)、当事人对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认识不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当事人容易理解为即使不申请执行，也会由审判员移送执行。(4)、办案人员在送达法律文书时，一般不告知当事人申请执行方面的法律规定或告诉不清，当事人没有认清不申请执行的法律后果。因此，在民事诉讼程序上，没有确立申请执行告知制度，不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社会稳定。
3、《民事诉讼法》对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没有严格区别规定，当事人容易混淆，法院也不易具体操作。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从该法条看，产生民事执行程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申请执行，另一种是移送执行，但无法辨别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区别情形。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7月18日对此作出了规定，即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一般应由当事人依法提出申请，发生法律效力的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法律文书，民事制裁决定书，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由审判庭移送执行机构执行。但该规定是法院内部的司法解释，很少当事人懂得有此规定，除此之外，《民事诉讼法》没有更具体的规定，显然不利于普法推广。因此，当事人往往容易理解为审判人员应当移送执行，当事人在超过法定申请期限时，却把责任推给审判人员，责怪其未予办理移送执行，引起当事人与法官之间产生纷争，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4、《民事诉讼法》对申请执行的形式未予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申请执行一般使用书面形式，有的当事人由于法制观念、文化知识水平限制，以口头形式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是否允许或认可，这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司法实践中习惯做法，大多数法院是责成当事人提供书面材料，少数法院有受理以口头形式申请执行的案件。由于申请形式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对于当事人超过申请执行期限而丧失申请执行权利的情况，法院难以掌握和认定。如果法院认可口头申请执行形式存在，那么当事人向法院时，就明确提出要求法院审判、并予以执行兑现其合法权益，这是否寓意着已向法院主张申请执行，能否认定主张则是申请执行主张的延伸，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因此，在法律上明确申请执行的形式，有其一定的司法意义。
5、未确立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律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限。在司法实践中，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客观上影响了当事人申请执行，造成申请执行期限的延误，这就需要法院确认申请执行时效发生中止情况，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只有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了，申请执行时效才继续计算。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暂缓立案，要求保留申请执行权，法院通常做法是予以登记备案，并发放暂缓执行立案通知书，这就产生申请执行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应重新计算。由于我国目前法律没有对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作出具体规定，法院登记备案、暂缓执行立案的做法，显然缺乏了法律依据，对于申请执行中止、中断的认定法院也难以操作。这就需要建立、健全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法律制度，才会进一步推动法院执行工作，改善法院执行工作被动状态。因此，推行上述制度，具有现实的意义，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放宽当事人合理的申请执行期限，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二、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1、确立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为了当事人能正确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在诉讼程序上，应确立告知申请执行期限制度，它可以通过在判决书、调解书中写明告知，也可以在文书生效后签注时告知，其内容主要为，申请执行方式、期限及所承担的法律后果。后者做法应列为程序上的一个环节，予以送达。实行上述做法有三个方面的益处。(1)、简化执行程序，提高执行工作效率。告知了当事人不自觉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相当于发出了执行通知书，它可以避免因执行通知规定的履行期限与法律文书所规定的期限不相符的弊端，又可避免诚心逃避执行的人员进行逃匿现象，还可以避免因执行通知书无法送达而影响强制执行措施的适用。(2)、避免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发生争执。当事人在告知后逾期不申请执行，视为放弃，可不予执行，就此结案，不至于发生超过期限而责怪法官情况，避免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发生冲突，确保司法严肃性。(3)、促进审判与执行工作关系的协调，提高法院整体工作效率。因此，在判决或调解文书中写明申请执行的期限、方式及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或者在签注生效文书时，书面告知申请执行期限、方式及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并予送达，这是确实、可行的。只有建立了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才可以为人民法院在开展执行工作中依法及时采取强制措施提供有力依据，避免当事人因延误申请期限而造成不应有损失的发生，充分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严格规范民事案件执行移送制度。民事案件移送执行，它是指审判人员在其制作的法律文书生效后，无需当事人申请而根据案件的性质和需要，依职权直接将生效法律文书交付执行组织机构，提请强制执行的行为。由于案件移送执行情况在《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具体规定，当事人无法辨别案件是否属于移送，这很大程度要看审判人员责任心强不强。因而，容易导致当事人与法官发生冲突，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就需要从程序法上建立、健全民事案件移送制度，严格区别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案件的范围，即具体规定了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由审判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移送执行。此外，还应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1)、在判决书或调解书尾部写明本案是否属于移送范围及提起执行的方式、期限和法律后果。(2)、审判人员在限期内做好移送执行工作。因此，笔者认为，在法律文书尾部完全可以推行改革，其内容可这样写明，“本案发生法律效力后，在履行期限届满时起十五日内，由本案的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xxx）向本院执行部门移送执行，即而发生执行法律程序”，这样可以达到进一步规范民事案件执行移送制度，以消除当事人对两者混淆和认识不清的情况。
3、确立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执行，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申请，但是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是不变期间，还是可变期间，以及是否存在中止、中断情形。有的法院习惯视申请执行期限为不变期间，这样做法，不利于解决民事纠纷，反而可能转化和扩大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事实上，存在着这样情况，一些被执行人在法律文书生效后申请执行期限内，主动与权利人协商达成还款计划，并且主动履行了部分义务，而到法定期限后则不再依协议或文书履行义务。此外还有，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情况等等，权利人向法院请求延长申请执行期限，且法院许可并予以登记备案。这些都涉及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问题，必须通过建立、健全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法律制度加以解决。即在申请执行期限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当事人不能行使申请执行权利时，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权利人因提起申请执行，或双方协商同意延长履行期限，发生申请执行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重新计算。
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修改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与其它法律规定相一致原则。坚持这一原则必须考虑《民事诉讼法》的申请执行时效规定与《民法通则》的诉讼时效规定相一致原则，不能使两者相抵触，尽量避免发生法律冲突，这是修改的根本出发点。
2、充分有效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原则。首先，要避免权利人在合法的诉讼时效保护期限内，而丧失申请执行权利的情况存在，即解决申请执行期限与诉讼时效冲突问题。其次，要建立、健全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法律制度。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3、法律规定相对具体化、操作性要强的原则。即在立法修改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的方式、期限，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情形，以及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使当事人有个明确具体的法律可以遵循，法院操作起来也较为容易。这样，才不会使当事人由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原因而丧失申请执行的机会，从而，使法律更加严密性。
4、前法优于后法、实体法优于程序法的原则。对于《民事诉讼法》申请执行期限的修改，应从《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规定的立法原意出发，避免与实体法产生冲突。因为实体法是调整实体法律关系的法规，而程序法是从程序上保障实体法贯彻实施的法规，两者相比较而言，前者是根本，后者是保障。因此，在修改时，应优先考虑《民法通则》的立法原意，并坚持前法优于后法、实体法优于程序法这一原则。
四、《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修改。
在遵循上述几个基本原则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可作如下修改：
（第一款）权利人申请执行，应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
（第二款）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限届满时重新起算的诉讼时效内申请执行，逾期视为放弃。
（第三款）权利人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执行时效继续计算。
一、剖析申请执行期限立法缺陷及其成因。
1、申请执行期限与诉讼时效法律规定发生冲突。《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而《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规定则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一般诉讼时效，它为二年，另一种是特殊诉讼时效，它随案件性质不同而决定，比如，身体受到伤害的为一年，技术进出口合同纠纷为四年。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当事人延误了申请执行期限，造成丧失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机会，但又存在着实体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保护期限的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当事人向法院，就会引讼时效中断，此时，当事人若向法院撤回，将会重新获得诉讼时效，比如技术进出口合同当事人又可引得四年诉讼时效，受法律保护期限明显延长了。恰恰相反，经过法院裁决确认的案件，却因申请执行期限限制，反而缩短了法律保护期限。显然《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对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确实限制了《民法通则》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时效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又不能重新，法院也不予受理，因为法院是不能依据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两个完全相同的裁决。这样，在债权保护问题上，申请执行期限和诉讼时效规定就发生冲突。究其实质原因是，在于《民事诉讼法》立法时没有引起立法者的足够注意，即没有从实体法诉讼时效这一立法原意出发而造成的。
2、在民事诉讼体制中，未确立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这是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足。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在诉讼程序上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执行期限。这就造成各地法院做法有所不同，有的法院是口头告知，有的法院是书面告知，有的法院甚至根本不告知。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在诉讼程序上不加规范，容易使当事人延误了申请执行期限，产生该弊端的原因是：（1）、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淡薄是造成延误申请执行期限的根本原因。很大一部份当事人不懂得申请执行期限是法律期限，认为时已向法院主张权利，当然应由法院负责执行完成。其观点认为向法院就是为了兑现实体权利，而不是简单为了一份法律文书或讨个说法，况且时，就已主张要求法院执行兑现其合法权益。因此，当事人主观上容易形成无需申请执行的概念。（2）、多年来，由于法院形成移送执行的习惯，容易致使当事人误认为，只要法律文书生效了，法院就得负责执行兑现。（3）、当事人对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认识不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当事人容易理解为即使不申请执行，也会由审判员移送执行。（4）、办案人员在送达法律文书时，一般不告知当事人申请执行方面的法律规定或告诉不清，当事人没有认清不申请执行的法律后果。因此，在民事诉讼程序上，没有确立申请执行告知制度，不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社会稳定。
3、《民事诉讼法》对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没有严格区别规定，当事人容易混淆，法院也不易具体操作。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从该法条看，产生民事执行程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申请执行，另一种是移送执行，但无法辨别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区别情形。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7月18日对此作出了规定，即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一般应由当事人依法提出申请，发生法律效力的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法律文书，民事制裁决定书，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由审判庭移送执行机构执行。但该规定是法院内部的司法解释，很少当事人懂得有此规定，除此之外，《民事诉讼法》没有更具体的规定，显然不利于普法推广。因此，当事人往往容易理解为审判人员应当移送执行，当事人在超过法定申请期限时，却把责任推给审判人员，责怪其未予办理移送执行，引起当事人与法官之间产生纷争，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4、《民事诉讼法》对申请执行的形式未予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申请执行一般使用书面形式，有的当事人由于法制观念、文化知识水平限制，以口头形式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是否允许或认可，这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司法实践中习惯做法，大多数法院是责成当事人提供书面材料，少数法院有受理以口头形式申请执行的案件。由于申请形式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对于当事人超过申请执行期限而丧失申请执行权利的情况，法院难以掌握和认定。如果法院认可口头申请执行形式存在，那么当事人向法院时，就明确提出要求法院审判、并予以执行兑现其合法权益，这是否寓意着已向法院主张申请执行，能否认定主张则是申请执行主张的延伸，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因此，在法律上明确申请执行的形式，有其一定的司法意义。
5、未确立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律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限。在司法实践中，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客观上影响了当事人申请执行，造成申请执行期限的延误，这就需要法院确认申请执行时效发生中止情况，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只有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了，申请执行时效才继续计算。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暂缓立案，要求保留申请执行权，法院通常做法是予以登记备案， 并发放暂缓执行立案通知书，这就产生申请执行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应重新计算。由于我国目前法律没有对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作出具体规定，法院登记备案、暂缓执行立案的做法，显然缺乏了法律依据，对于申请执行中止、中断的认定法院也难以操作。这就需要建立、健全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法律制度，才会进一步推动法院执行工作，改善法院执行工作被动状态。因此，推行上述制度，具有现实的意义，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放宽当事人合理的申请执行期限，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二、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1、确立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为了当事人能正确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在诉讼程序上，应确立告知申请执行期限制度，它可以通过在判决书、调解书中写明告知，也可以在文书生效后签注时告知，其内容主要为，申请执行方式、期限及所承担的法律后果。后者做法应列为程序上的一个环节，予以送达。实行上述做法有三个方面的益处。（1）、简化执行程序，提高执行工作效率。告知了当事人不自觉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相当于发出了执行通知书，它可以避免因执行通知规定的履行期限与法律文书所规定的期限不相符的弊端，又可避免诚心逃避执行的人员进行逃匿现象，还可以避免因执行通知书无法送达而影响强制执行措施的适用。（2）、避免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发生争执。当事人在告知后逾期不申请执行，视为放弃，可不予执行，就此结案，不至于发生超过期限而责怪法官情况，避免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发生冲突，确保司法严肃性。（3）、促进审判与执行工作关系的协调，提高法院整体工作效率。因此，在判决或调解文书中写明申请执行的期限、方式及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或者在签注生效文书时，书面告知申请执行期限、方式及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并予送达，这是确实、可行的。只有建立了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才可以为人民法院在开展执行工作中依法及时采取强制措施提供有力依据，避免当事人因延误申请期限而造成不应有损失的发生，充分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严格规范民事案件执行移送制度。民事案件移送执行，它是指审判人员在其制作的法律文书生效后，无需当事人申请而根据案件的性质和需要，依职权直接将生效法律文书交付执行组织机构，提请强制执行的行为。由于案件移送执行情况在《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具体规定，当事人无法辨别案件是否属于移送，这很大程度要看审判人员责任心强不强。因而，容易导致当事人与法官发生冲突，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就需要从程序法上建立、健全民事案件移送制度，严格区别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案件的范围，即具体规定了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由审判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移送执行。此外，还应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1）、在判决书或调解书尾部写明本案是否属于移送范围及提起执行的方式、期限和法律后果。（2）、审判人员在限期内做好移送执行工作。因此，笔者认为，在法律文书尾部完全可以推行改革，其内容可这样写明，“本案发生法律效力后，在履行期限届满时起十五日内，由本案的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___）向本院执行部门移送执行，即而发生执行法律程序”，这样可以达到进一步规范民事案件执行移送制度，以消除当事人对两者混淆和认识不清的情况。
3、确立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执行，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申请，但是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是不变期间，还是可变期间，以及是否存在中止、中断情形。有的法院习惯视申请执行期限为不变期间，这样做法，不利于解决民事纠纷，反而可能转化和扩大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事实上，存在着这样情况，一些被执行人在法律文书生效后申请执行期限内，主动与权利人协商达成还款计划，并且主动履行了部分义务，而到法定期限后则不再依协议或文书履行义务。此外还有，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情况等等，权利人向法院请求延长申请执行期限，且法院许可并予以登记备案。这些都涉及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问题，必须通过建立、健全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法律制度加以解决。即在申请执行期限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当事人不能行使申请执行权利时，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权利人因提起申请执行，或双方协商同意延长履行期限，发生申请执行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重新计算。
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修改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与其它法律规定相一致原则。坚持这一原则必须考虑《民事诉讼法》的申请执行时效规定与《民法通则》的诉讼时效规定相一致原则，不能使两者相抵触，尽量避免发生法律冲突，这是修改的根本出发点。
2、充分有效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原则。首先，要避免权利人在合法的诉讼时效保护期限内，而丧失申请执行权利的情况存在，即解决申请执行期限与诉讼时效冲突问题。其次，要建立、健全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法律制度。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3、法律规定相对具体化、操作性要强的原则。即在立法修改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的方式、期限，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情形，以及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使当事人有个明确具体的法律可以遵循，法院操作起来也较为容易。这样，才不会使当事人由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原因而丧失申请执行的机会，从而，使法律更加严密性。
4、前法优于后法、实体法优于程序法的原则。对于《民事诉讼法》申请执行期限的修改，应从《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规定的立法原意出发，避免与实体法产生冲突。因为实体法是调整实体法律关系的法规，而程序法是从程序上保障实体法贯彻实施的法规，两者相比较而言，前者是根本，后者是保障。因此，在修改时，应优先考虑《民法通则》的立法原意，并坚持前法优于后法、实体法优于程序法这一原则。
四、《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修改。
在遵循上述几个基本原则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可作如下修改：
（第一款）权利人申请执行，应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
（第二款）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限届满时重新起算的诉讼时效内申请执行，逾期视为放弃。
（第三款）权利人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执行时效继续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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