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形势酝酿产生了新安全观。中国新安全观自提出以来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理论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中国新安全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安全观，实现了我国国家安全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也成为了当今国际合作理论研究领域的新模式。
关键词：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新安全观
中国新安全观不仅是一种政治战略，更是一套完整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既是我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最新理论创新，也是当今国际安全理论研究领域的一种新思路、新路径和新观念。
一、实现了国家安全思想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历史是不断往前发展的，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做出相应的理论总结。建国之初我国百废俱兴，西方国家不断进行政治武力封锁，企图颠覆新中国的政权，因此，我国确立了军事武力为主，同时积极促进本国经济科技文化对外开放交流的国家安全思想和策略。改革开放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并一再强调各国应坚持平等尊重的合作原则。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虽然没有变，但各种发展态势继续深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趋势，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化，世界上各种力量在重新组合，但一些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传统安全思想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邓小平等老一辈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始终把国家的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时刻警惕西方长期和平演变的危险，但也要认识到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主旋律，和平、发展、合作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心声，主张以经济合作来最大限度减小国家间矛盾与冲突，积极扩大各领域共识。同志在多次会议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认为新安全观的实质不是单方面安全，而是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这是我国第一次向国际社会系统地提出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理论和指导思想，实现了国家安全思想和策略的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
进入21世纪，同志在继承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和战略政策基础上，结合最近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和对外开放经验，深刻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和平发展中的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发展是增进人民幸福，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因此，“世界各国应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安全威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①在此基础上，从客观存在的国际外交和国家安全现实出发，提出“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②和谐世界理论丰富发展了新安全观理论的内涵，为新安全观的与时俱进注入了新鲜血液。
十后，同志多次强调要积极倡导树立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注重强调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
二、国际合作理论研究中的新模式
现代国家安全理论大致有三种，现实主义安全理论，自由主义安全理论和建构主义安全理论。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长期占据着国家安全思想研究的主导地位，是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最广泛的应用方法。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流派较多，这些流派都是从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人性本恶论出发，普遍认为自私贪婪是人类的本性，认为国家之间是零和博弈，权力和实力是国际话语权的唯一保障，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要靠战争解决。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突出强调政治受到人性客观法则的支配，把权力作为判断国家利益的唯一标准，之后出现的新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修改和补充了现实主义安全观核心观点，认为国家追求的是安全而不仅仅是权力，竞争和冲突时不可避免的。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理论基点恰恰相反。自由主义国家安全理论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唤醒误入歧途者的良知，消除国家之间的误会，追求长期的和平与安全才是国家安全追求的目标。自由主义主张通过建立世界组织，通过国际法、国际道德、国际组织和公众舆论来保障国家安全。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可以协调，国际社会中制度的缺失是造成国家间冲突的主要原因，积极倡导建立通过集体力量威慑阻止内部个别国家出现侵略和被侵略可能性的集体安全体系，建立战略同盟，积极合作。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了新安全观的萌芽，为解决国家间冲突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但并没有脱离现实主义以军事实力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本质，没有从现实主义理论的本质中完全剥离，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
建构主义国家安全观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构主义主张用社会学的视角看待世界政治，强调规范、文化和认同。特别关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交流规则和秩序而不是经济结构。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的合作完全有可能，国家可以培养一种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而这种以和平友谊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政治文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之间的冲突。
长期以来，在国家安全领域，西方三大国际合作思想流派相继占据世界国家安全研究主流地位，各个时期各主要国家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政策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三大主流国家安全学术思潮的影响，但从实质上讲，无论是现实主义国家安全学说还是自由主义国家安全学说、建构主义国家安全学说都是建立在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利益基础之上的，都是为西方资产阶级强国剥削压迫其他发展中弱国精心编制的“道德外衣”、“正义外衣”，其目的就是在国家安全学术领域为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一套言之凿凿的理论学说，以便变本加厉的渗透影响世界广大弱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强迫发展中国家就范。新安全观是冷战之后妥善处理国际关系的伟大创举，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指导性和先进性，蕴含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为贵”的思想精华。是中国人民真正追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内在反映，其价值取向是谋求双方共同利益。新安全观不仅仅是国家安全的一种战略政策和方针，更是一种向往和平，反对资本主义强国掠夺压迫，呼吁各国互利共赢的无产阶级国家合作的理论宣言，是当今国际合作领域的最新范式，这是世界历史上无产阶级国家第一次提出的系统的、真正合理平等的、旨在维护各国真正互利共赢的和平国家安全观，对世界国家安全研究的影响重大而深远。（作者单位：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注解：
①.十六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995
②.十六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998
参考文献：
[1].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N].人民日报.2005.09.16
[2].树立开放思维，实现合作共赢[J].人民日报，2005.11.20
[3]李晓敏.中国的新安全观[J].和平与发展，2002（2）
[4]李英.当代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兼论中国普遍安全观的确立[J].理论界，2003（2）
自冷战结束以来守成大国美国为了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在安全合作领域，采取了联盟战略，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更是形成了围堵中国的第一和第二岛链；相反，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选择了不结盟政策。纵观国际关系史，大国的崛起以及崛起后所采取的诸多安全战略，大多都以联盟战略为主。如果从全球视角来看安全合作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采取了更加现实主义的联盟战略，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民族国家采取了不结盟政策。如果从地理空间上看，前者主要分部在西欧，北美地区，而后者主要分布在亚非拉地区。如果从大文化的视角看，前者属于西方主义的文化，以个人主义核心的文化群，而后者除了拉美地区[1]属于东方主义，以追求和谐与秩序的文化群。那么，为何两者选择的战略会如此的不同？她们是基于什么逻辑？值得思考和研究。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来探索现实主义特色的联盟思想以及具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不结盟政策。
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学院的2014年《复旦全球治理报告：增量与改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进与升级》中关于全球治理中安全观的重新解读对笔者影响较大，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最大的兴趣源泉之一。《报告》指出：“当前国际安全领域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新兴大国追求结伴和守成大国巩固结盟的并行现象”，这种现象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后尤为突出。接着《报告》又指出：“新兴大国结伴不结盟的现象，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新潮流。基于和平发展的结伴思想与基于军事对抗的结盟思想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安全观，前者认为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尽管存在可能性，但是其危害与结果对自身以及其他国家都是不可承受的。”[2]在这里，《报告》指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结伴”，这对当前新兴民族国家采取的不结盟政策进行了新的解读，而结伴与结盟本身就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来源。结伴体现了一种相处的艺术，有一种东方主义文化的和谐成分，也即共生的思想。
回顾学界关于联盟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国内外学者都是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角度去探讨联盟的起源，其中尤其以现实主义为主。如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在他的《联盟的起源》中探讨了联盟是何如产生的，也就是著名的“制衡说”[3]。对于“不结盟”的研究，大多是国内学者。如冷胜利的《中国为什么不结盟》一文，主要探讨为什么中国在当代选择了不结盟政策，他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政府工作报告外文部分、国防白皮书等资料，对中国的不结盟政策进行了一番梳理，他发现：每个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都是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意识形态。最后他指出，虽然中国采取了不结盟政策，但自从建国以来，与很多国家建立的伙伴关系，也为中国拓展了外交网络，但他又强调：伙伴关系并非是联盟关系。[4]
从上文可以看出，不管是对于联盟或不结盟的研究，都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但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各国政治、经济依存度的不断增加，传统的政治、军事因素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往往只能起到遏制的作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硬实力已经不再是大国之间敌对的重要依据。国际政治领域的权力核心开始出现向文化转移的倾向。所以文化的视角，是我们研究国际关系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文化自觉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老生常谈的话题，也即我们应该自觉地从中国文化视角去看待和研究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等。目前，国内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共生论”这一特殊的文化视角去研究国际关系领域的诸多问题，如全球治理、安全合作等。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主义的研究视角仍然是诸多影响国际关系主体问题变量中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从“国际共生论”的视角去探讨国家安全合作战略中的联盟与不结盟的思想根源以及形成动因。
1 相关概念界定以及理论假设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国际共生论”（International Co-existence）视角下的安全合作观：以结盟战略和不结盟战略为例。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偏好联盟战略？而另外一些国家会选择不结盟战略？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将国家的安全战略简化为：联盟和不结盟。[5]一般来说国家的对外安全战略有结盟外交，中立外交和不结盟，以及具有内向型的集体安全，伙伴安全等。本文认为一国决策者在作外交战略选择时受本国内生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具有文化理念的观念的影响。具体地来说，从文化的诸多影响中选取“共生”的思想来探讨其内涵与影响。
作为本文的核心概念“国际共生论”，它的含义是什么？这并不是一个西方语境下的概念，而是基于东方文化而衍生出的概念。目前，学界关于共生观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对“国际共生论”并没有做较为清晰的定义。首先，国际共生论，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最早关于此项研究的是复旦大学胡守钧教授，他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共生的概念，他在《社会共生论》一文指出：“共生关系是主体之间交换资源和分享资源的网络，每个主体既享有权利，又要承担义务。权利和义务存在于共生关系之中，并且一方的权利与另一方的义务对称。”[6]由此看出，共生首先是一种关系，有关系那么就有一定的互动，这表明共生关系也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其次，共生也是一种事实的存在，它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最后，共生关系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不存在一方压倒另一方的非对称关系。此后，金应忠教授由此概念作了进一步探讨，如他在《共生性国际体系与中国和平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共生，一词源于生物学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共生单元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如太极中阴阳相处之道那样，形成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关系。自从共生在20世纪50年代被引入到社会学领域后，其基本观点是强调国际体系是一个共生体系，本质问题是发展，着力点是如何实现均衡、平衡、和谐的发展，目标是如何建立互相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7]共生不仅是一组相对平等的关系，而且强调其对立统一的特性，共生的思想是告诉我们要承认矛盾的存在，而矛盾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原始动力。所以，国际共生论，也即国际社会共生论，就是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包括国家，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在当前国际体系下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达到动态，和谐的平衡状态。通俗地讲，就是处在共生思想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不追求对抗只求共存。
就安全合作观而言，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它是一个关于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概念，也即关于安全合作的相关理论，理念或思想。在国际社会中，对一国来说，安全永远是一种稀缺资源，而国际无政府又是“常态”，所以追求安全是每个国家制定对外战略的首要考量。安全观是一种观念，是一国决策者处理、制定对外安全战略的一种思想渊源，而安全战略是基于一定国际国内现状和安全观制定出的一系列政策，往往具有实际的参考意义。那么，国家安全观（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作为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近年来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对它的研究与争论日渐增多。简言之，国家安全观就是一个国家对国家安全的主观认识，对国家安全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基本问题的根本态度和观点。[8]
自国际关系学科在一战后兴起起来，安全研究就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主流范式研究的重点。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开始日益关注安全问题，并以独特的思维视角对一向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的安全研究发出挑战。对于现实主义思维下的国家安全，关注的主要是权力，威胁，利益，其解决方案主要是权力均势和霸权稳定，国家安全战略往往选取联盟来弥补自身战略资源的不足，这也同时导致了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一直处在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如美国一直以来的安全战略就是联盟；[9]与现实相比，自由主义显得更加温和，它主张人性善，强调行为体的多元化，重视国际合作，倡导国际机制，推崇相互依赖的国家间关系。在自由主义中关于安全的研究，主要代表是由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共同完成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他们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相互依赖是指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从安全概念的角度分析，他们的相互依赖概念实质是一种安全关系的出现。复合相互依赖把现实世界看作是一个更加友好与合作为特征的国家间关系为主的世界，特别重视跨国行为体及其跨国关系。[10]由此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上某种安排来降低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也即国际机制。如近代以来以英国学派为代表的国际社会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属于自由主义范畴；就建构主义而言，它的核心是强调国际政治是一种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强调规范，认同文化。建构主义学派把安全看做是一种社会构建，建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行为体只有不断参与国际互动，才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依赖中形成“集体认同”，就会对国际环境和战争危害程度产生共识以进一步推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增强彼此的信任感。[11]如果将国家看作一个行为体，那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均是国家这一行为体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源泉。
以上三种范式是基于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思想而形成的（其中建构主义和东方文化最为接近），而本文主要是基于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思想对安全合作观进行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讨。为了便于研究，本文根据研究的简约原则，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假设：国际社会共生是一个宏观层面的“体系观”，可以内化共生社会下的国际行为体的规范，形成认同，从而对国际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若一国的内生性文化与共生思想越相似，国家的决策者就会采用较为温和的安全合作战略，如伙伴关系，结伴战略；若一国的内生性文化与共生思想差异甚大，该国会采用具有对抗性的安全合作战略，如结盟战略。
为了验证此理论假设，限于篇幅，本文只选取中国作为案例，考察其二战后的外交战略的演变与思想，及其内生性文化。
案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安全合作战略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与大国的外交发展，经历了冷战时间的“结盟模式”，“不结盟模式”以及冷战后的“结伴模式”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特殊历史时期的“结盟模式”。结盟是一种古老的国家间关系的模式。在中国春秋时期的诸侯会盟就是这么一古老模式的肇始。结盟的载体是盟约，其表现为军事、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正逢美苏两大集团间“冷战”，复杂的国际形势迫使我们选择了与苏联结盟，也就是常说的“一边倒”外交策略。1949年初，伴随着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大规模援助和国共内战的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同美国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对抗时期。随后，被迫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进而发展成为盟国。1950年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标志着中苏进入“结盟”模式。然而，既然中苏是结盟关系，就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要承担同盟义务，二是如果盟友有民族私利会损害于己。由于苏联并没有完全抛弃大国主义，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能平等地对待中国，而中国则相对较弱，且较多有求于苏联，致使中国在处理中苏双边关系过程中，不得不在某些方面迁就苏联，放弃自己的正当要求。应当说，中苏结盟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中国的综合实力。
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即被由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孤立，另一方面新中国更是迫切需要得到国际承认和支持，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政局。[12]虽然，在既定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结盟的方式维护和追求国家利益体现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但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和”“合”的思想，使得这种“结盟”显得不那么“现实”。如毛泽东当年曾设想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努力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合作，他甚至认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国家”。[13]
第二个阶段：“不结盟”模式的萌芽阶段。进入到1950年后，随着冷战的演变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解构。[14]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同盟出现了破裂。事实上，两者关系从195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主要是一方面因为中苏两国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存在重大分歧。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实力大增后，认为中国是他的“负资产”，进一步加深了中苏联盟的不对称性。[15]在外交实践中，苏联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而是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如50年代末期，在中国刚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时，苏联无情地撤走技术专家；此外在国际社会上也是以“大国对待小国”姿态与中国相处。由于苏联这种“膨胀”的外交姿态，以及其综合实力的增长，特别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大增，苏联最终也走上了霸权主义的道路。[16]这种情况下，到了20世纪60年代，为了维护国际尊严和国家利益，中国挣脱了中苏同盟的束缚，实行既反美又反苏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策略，坚决捍卫了独立自主的地位。
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也发生了“势”的变化。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在对苏策略上，美国逐渐从进攻性的遏制策略转为防守性的平衡策略。而此时的苏联，在“相对实力”上，占有较大的优势。这一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严峻，1970年初，尼克松的“破冰之旅”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最后于1973年发展了外交关系。虽然在当时，中美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但是中国牢牢抓住了来之不易的发展机会，试图减少中美双方的分歧，求同存异。在反思过去处理同大国关系的失误时，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结盟政策包括搞战略关系的政策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弊端。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7]这就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根本原则立场。至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靠边站”的外交策略被终结，不结盟政策正式确立。
第三个阶段：中国外交新时代--不结盟政策的确立和结伴策略的探索。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式进入改革开发时期。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在对新时代国际环境作出准确判断后，认为世界的主题不是战争，也不是革命，而是和平发展。1984年，邓小平在接待巴西总统菲格雷多（Figueiredo）时说道：“现在世界上问题比较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8]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外交实践来看，中国一改“选边站”的策略，而是实行一种“和睦相处”的策略，如中苏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1990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了持续近40年的冷战结束，世界也开始真正进入邓小平所畅想的“和平与发展”时期。[19]
从1978年至1990年代，中国实行了“真正的不结盟”外交策略。这在邓小平的多次公开发言中可以见到。[20]但是，不结盟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交“朋友”，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不结盟与结盟中间开始探索另一种符合中国思想的外交路径，即结伴的外交政策。顺应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在1990年代初期开始尝试实行伙伴关系战略。从1994年开始，中国逐步与一些大国建立了不同层面的伙伴关系。如1998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此后，中国分别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相继建立各个层面的伙伴关系网，一直延续至今，而且日后还将继续增加。进入21世纪后，中国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结伴而不结盟”的安全合作战略。
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总的来说，中国自1949年以来，基本上都试图与他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不追求对抗与冲突，符合“天下为公”的共生思想，中国内生文化中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和平相处的思想，这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从对外关系的历程上来看，中国经历了从结盟到结伴的演变。与西方国家的“利”、“私”不同，中国外交的内核是“和”、“义”、“同”，因此中国的结盟战略非常的短暂。正由于这种“温和不对抗”处事方法，中国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赢得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欢迎与承认，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2 小结：中美一定对抗吗？
本文提出的共生思想下的国际体系观，如果运用到安全合作领域，那就是一种结伴体系。中国自从冷战结束后，在共生的思想下，通过各种安全合作载体，建立了庞大的结伴体系。在安全观上，中国一直向国际社会灌输我们的“新安全观”。如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打破了传统安全观，即结盟的思维，各国不管大小，经济实力，都是平等对待，应对全球和地区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如反恐怖主义，反宗教极端主义，反分裂主义，各国奉行不结盟政策，不针对第三方等。除此以外，随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诸如“和谐世界”，“中国梦”等思想，无不反应中国在新的安全观――共生的思想下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合作。
关键词 英国学派 安全思想 探微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2005359
自1959年英国国际政治委员会成立以来，英国学派已经走了将近50年的岁月。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怀特(Martin Wight)、布尔(Hedley Bull)、文森特(John Vincent) 和布赞(Barry Buzan)等人秉承追踪国际社会的历史及其发展过程、揭示国际社会的性质(nature)与潜能(potentiality)的宗旨，坚持格劳秀斯式的思想传统，用传统的多元主义方法以及非完美主义的伦理观对世界政治做出了独到的阐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
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安全研究因其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与独特的魅力而备受瞩目。这一点对于英国学派学者来说也不例外，他们一直在国际安全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他们活跃于一些声名显赫的国际安全机构中，如皇家国际事务协会(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战略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以及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Copenhagen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等。其中，布尔曾经在国际战略研究协会中担任过十年的理事，而布赞则是闻名遐迩的哥本哈根学派领军人物。其次，英国学派的理论家们还参与了国际上围绕安全议题的主要争论，出版和发表过一系列颇具份量的著作与论文，如布尔的《军备竞赛控制》(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文森特的《军事能力与政治影响》(Military Power and Political Influence)、布赞的《人民、国家与恐惧》(People，States and Fear)等。[2]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四代英国学派学者代表人物的安全探索历程来对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进行评述。
一、四代英国学派代表学者的安全思想分析
英国学派学者的安全思想异常丰富，在他们看来，安全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价值之一，它只存在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内，植根于规范、规则和制度之中，由社会建构而非物质决定。[3]时代的变化、国际关系实践的变化以及研究侧重点的差别，使他们的安全思想迸发出不同的火花。
1.第一代学者巴特菲尔德与怀特的安全思想
作为英国学派的奠基者，巴特菲尔德和怀特对于安全议题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有两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一，在英国学派成立之初，巴特菲尔德就将与国际冲突相关问题的研究作为英国学派的研究目的之一；[4]第二，在他们共同担任主编出版的第一本英国学派著作《外交探索》(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中，就涉及许多有关安全议题领域的论述，如均势、集体安全与军事联盟、作为政策手段的战争、国际关系中的武力威胁等。[5]实际上，受基督教、二战和冷战的影响，他们二人的国际关系思维中也蕴含着深刻的安全思想。
巴特菲尔德从基督教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国际安全困境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是原罪的，这个原罪是自私的表现，而正是这种自私导致了当代政治生活的困境。由此出发，他提出了著名的“霍布斯恐惧”概念，并以此来解释国际冲突的悲剧性质。他认为，国际关系最接近“霍布斯恐惧”，扩大权势是所有人和所有国家的本能，这种本能导致了国家不断寻求填补权力真空、不断被猜忌，也最终导致了国际关系形成安全困境，这就是国际政治的规律，它是永恒的人类僵局。[6]但是，巴特菲尔德又不是绝对的宗教神学悲观主义者。在他眼中，基督教可以对那些为达到目的而追求过分使用武力的人们的权力意志加以压制，从而使其与上帝合作，服从天意。[7]为此，他进行了超越现实主义的尝试，希望借助人类理性和文明的进步来维持世界的存在与发展。[8]巴特菲尔德的以上思想在他对于冷战的态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他看来，冷战也是安全权力困境作用的结果，要想走出这个困境，有关大国中的一个应该为和平有所牺牲，实行缓和政策。为此，他向焦虑于苏联核武器威胁中的美国政府和宗教界人士发出呼吁，呼吁他们不必过度焦虑，要注意慎重行事。[9]怀特一开始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他支持成立国联，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其感到失望，他开始逐渐转向现实主义。他认为，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权力才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国际政治是“关于生存的理论”；国际关系是非道德的，道德在外交决策中只能起第二位的作用；战争是国际关系的中心特征，国联则是国际政治中的“假制度”，它不能维护和平。[10]这种思想一方面源于战争的无情现实，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他的基督教悲观主义情怀。与巴特菲尔德一样，怀特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同样把原罪学说看成是人类动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认为人性的罪恶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最终源泉。[11]然而，怀特也没有完全走向现实主义，他也强调国际政治活动应该受到共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制约。同时，他还把大国、战争、军事、外交等因素放在非权力政治的背景下考察，从合作而非冲突的角度来理解它们对于维持国际秩序所起的作用。[12]
2.第二、三代学者布尔和文森特的发展与突破
综合第一代学者的安全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共同的特征：其一，强调国际秩序的维持对于安全所起的作用；其二，坚持国家安全中心论的立场。布尔和文森特的思想在这些方面都各有发展。
布尔的国际秩序思想为国际安全研究做出了最基本的哲理规定，其不朽名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在该书中，布尔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从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所必须追求的一些主要的和基本的目标开始的。他认为，在这些目标中有三种情境特别重要：（1）努力保证人类生命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导致死亡或身体伤害的侵害；（2）努力确保信守诺言或履行业已达成的协议；（3）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财产所有权的稳定性，并且使之免受无休止和无限制的挑战。社会生活秩序正是一种追求上述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社会生活目标的人类行为格局。以此类推，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它的维持所应追求的基本目标，或者说国际安全的起码标准，应包括以下方面：（1）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2）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外部；（3）以和平为目标；（4）限制人身暴力行为；信守承诺；保护财产权。[13]布尔的国际秩序思想揭示了当今国际安全研究所要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
在文森特之前，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安全议题上基本上是坚持多元主义立场的，这种多元主义立场集中表现为：强调安全只有在一个坚持与不干涉的国际秩序中才能获得，注重国家安全，忽视个体安全，肯定的作用，反对人道主义干涉。[14]文森特对此做出了挑战，虽然他也承认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载体，承认原则对于维持安全所起的作用，但是文森特主要是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待的价值的，他认为：（1）尽管保护基本人权（如生存权）是国际社会的责任，但只有国家拥有履行这种责任的能力是不够的，为了保证国家拥有这种能力，国际社会必须坚持与不干涉原则。因此，他强调人权并不是对国家原则的挑战，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它的合法性。[15]（2）既然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它不仅拥有，而且在于它能够保证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当一国政府不能保证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时，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国际社会也就有着人道主义干涉的责任。[16]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安全问题上，文森特脱离了多元主义立场，比较看重个体的安全，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人道主义干涉，其安全思想的社会连带主义色彩比较浓厚。
3.新一代学者布赞在安全议题上的坚持与超越
作为英国学派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以及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重要流派哥本哈根学派的重量级人物，布赞努力在新时期继承和发展先哲们的思想，并有所创新。
首先，他坚定地支持发展英国学派安全研究的分析思路。在布赞之前，无论是巴特菲尔德、怀特抑或是布尔、文森特，他们都经历了冷战激烈对抗的岁月，其思维都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冷战的痕迹。因此，在冷战结束之后，如何在继承与发展他们的思想、使之在新时期继续发扬光大就成了英国学派所面临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此时，许多学者要么对英国学派的发展抱着消极和悲观的态度，要么由于没有很好的把握前辈们的相关思想，又难以推动这一学派向前发展。它表现在各个方面，在安全领域也不例外，以对冷战后的整体国际形势的分析为例：在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对峙结束之后，第三世界国家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以及层出不穷新的文化思想理念都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世界格局变化发展的步伐。对此，英国学派的许多学者仍以旧的思维模式来忧心忡忡的看待这些变化，认为它们会威胁国际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针对这种不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英国学派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的观点，布赞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上变化没有改变这样一个现实：战争减少、合作增加、国际法的作用变大了，世界变得更加接近格老秀斯式而非霍布斯式、国际社会这一概念也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的现实了。在此基础上，布赞认为，英国学派对于前辈们开拓的关于战争、均势、国际法等涉及到安全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新时期不能停止，而应继续深化。[17]布赞的这些论述为英国学派在新时期的安全研究铺平了道路。
其次，他在深刻把握英国学派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建构主义与奥斯陆“和平思想”的相关理念，努力对英国学派前辈们的安全思维进行再次超越。这集中的体现在他提出的“安全复合理论”上。[18]这种“安全复合理论”将研究视点聚焦在地区层次，注重研究各种行为体之间的观念因素对于安全所起的作用。[19]相对于传统安全研究而言，它有两大特点：第一，它的研究领域较广。传统安全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英国学派的先行者们也只是将安全的焦点集中在与人权上。布赞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人类集体安全主要受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五个领域的影响。在布赞眼中，这些领域并非孤立地起作用,而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在这里，他将这五个领域的安全视为特殊类型的互动,不再强调军事、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20]第二，它的研究方法跟以前也有所不同。传统安全研究只强调客观物质力量对于安全所起的决定作用，英国学派的前人虽然意识到了非物质因素――观念的作用，但他们也没有对此做出严格意义上的论述。“安全复合理论”弥补了它们的缺陷，它认为，安全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主体间性”的过程，行为主体之间和行为主体之内安全主体间认知的共享程度是理解行为类型的关键所在。[21]布赞的这一理论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英国学派的传统内核，为国际安全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思路。
二、英国学派安全思想的特征
经过几代学者的探索与反思，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有着如下一些特征：
1.重视安全的价值取向研究
与科学行为主义者完全排斥道德问题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不同，传统学派都致力于国际关系价值取向的研究，英国学派也不例外，它的安全思想更是如此。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点上，巴特菲尔德、怀特、布尔、文森特与布赞都无一例外地坚持这一立场，其安全思想无不充满着浓厚的对个人、国家和世界发展前途的深刻伦理关怀。尽管他们的价值取向在具体问题上有所区别，但在根本上还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同于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建立一个完美的道德社会的目标，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也有所区别，体现出鲜明的理性主义色彩。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关于安全价值取向的思考与他们各自对本学派的核心概念――国际社会的伦理取向研究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安全价值取向理解侧重点的差异与他们对国际关系的道德思考的差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安全思想价值取向的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分歧，从本质上看，也是其国际社会思想内部争论在另外一个领域中的延伸。
2.强调规则、制度对于安全维持的作用
英国学派的经典作家们非常重视对国际制度的研究，他们认为，良好的国际制度安排有助于遏制国际关系中的无序竞争和维护国际和平。在研究制度是如何维持安全的作用上，以布尔的成就最为出色，他从均势、国际法和外交等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一点。他认为，均势分为局部均势和整体均势，它们的存在可以防止地区大国随意吞并或支配小国、防止国际体系因为征服行为而演变成一个世界帝国，还可以为国际秩序赖以生存的其它制度的正常运转创造条件；国际法由一系列定义国家行为的法则组成，它的存在有助于使国际行为体的各项行为都做到有法可依，有助于动员约束国际社会行为体来遵守国际社会的规则，有助于为国家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从而有利于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外交是国家和其它政治实体之间通过官方代表并且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交往的行为，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谈判、斡旋、调解等外交机制来协调处理各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减少国际摩擦、促进国际和平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布尔看来，战争也是一种制度，它是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基本因素，在保持均势、维护秩序和实施国际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和平并非是最重要的目标，因为它受制于维护国家独立的需要，是国际体系中的状况。[22]
3.注意对现实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在人们印象中，英国学派学者的研究很少与国际关系实践的重大变化发生密切联系，[23]但英国学派在安全领域的研究却并非如此。在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安全思想总是与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他们对国际安全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的认识紧密相关。在最近几年，英国学派的发展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这一点以他们对9・11事件后国际反恐问题分析上的表现较为突出――英国学派的学者们强烈的批判了美国采取的单边主义政策、先发制人的战略以及军事为主的反恐措施。他们认为：（1）这种方法首先违反了国际社会的基本规则与制度，它只会招致更多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从而最终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威胁安全；（2）这种方法也无助于根本上解决反恐问题，因为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独特的经济、政治、思想与文化基础，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也就无法消灭恐怖主义；（3）在此基础上，他们对反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国际社会首先要通力合作，建立一系列有效的对抗恐怖主义的制度，同时还要加强对世界落后地区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建设，消除贫困、愚昧与落后，努力促进国际关系走向平等公正，消灭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他们认为惟有如此才能够在根本上解决好反恐问题，维护国际关系的和平与稳定。[24]这种分析坚持了以制度为主的立场，强调了国际合作对于安全所起的作用，突出了对落后地区的人文关怀，丰富和发展了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
三、结语
从整体上看，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与这一学派的核心概念――国际社会之间有着难分难解的联系，因为无论国际社会如何发展，也不管它的内涵如何改变，怎样维持其存在与发展始终是英国学派所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可以这样说，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与它的国际社会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发展演变的轨迹基本保持一致。在思想渊源上，英国的安全思想与国际社会思想一样，是在吸收了现实主义与革命主义的合理机理的同时，沿着理性主义中间道路前行的。这种思想一方面继承与发扬了英国学派学术传统的优点，为国际安全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容纳了这种传统的某些弊病，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基本思想流派。[25]尽管二者都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但是现实主义者更多的是以悲观的态度、从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以及战争和使用武力的角度来看待国际问题；与之相反，自由主义者则是过于乐观的夸大了经济相互依存和跨国性全球社会对于国际安全的影响，它们都走向了极端，无法完整的反映当今国际安全问题的真实面貌。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在分析思路上介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正好能够弥补它们的不足。在安全理念上，它吸收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因素，认为国际社会中既有冲突也有合作，既有国家也有个人，主张对产生于复杂形势下的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困境进行整体的和历史的分析。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无疑比单纯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视野要开阔的多、思维要灵活的多，自然也会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理论平台上准确的把握当今国际安全问题的实际。
当然，这种在理论上追求中间道路和兼容并包的思想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它试图协调各种思想传统之间的矛盾，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其思想的内在紧张性以及理论立场的模糊性与非连贯性。这还不是其最大的缺陷，最为严重的是，英国学派安全思想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概念。尽管英国学派接触安全问题的时间已经相当长，但无论是巴特菲尔德、怀特抑或是布尔、文森特都没有对“什么是安全”这个问题做过清晰的描述。在此之后，布赞曾经试图给安全做一个明确的阐释，但也没有获得完全成功。[26]这种理论内核的缺失，必然会影响它思想的广度与深度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后劲。除此之外，正如国际社会理论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价值取向那样，英国学派安全思想的西方优越感倾向也很严重，其主张如“人道主义干涉”等也会对国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这些都需要它的新一代学者加以协调和发展。
注释：
［1］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s a Research Program: an overview, and a proposal for reconvening，” BISA Conference, Manchester , December 1999;彭召昌：“英国学派对国际机制研究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4期，第1114页；石斌：“权力・秩序・正义――‘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伦理取向”，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第123页。
［2］ Samuel M. Makinda,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Comment on Alex J. Bellamy and Matt McDonald,”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0, No. 2, June, p.275288;朱宁：“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2126页。
［3］ 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9,转引自房乐宪：“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社会学派:理论及方法论特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3期，第1823页；Alex J. Bellamy and Matt McDonald, “Secur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wards an English School Discourse of Secur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9, No. 2, 2004, pp.307330.
［4］ See Adam Watson, “the British Committee for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eeds.ac.uk/polis/ englishschool/watson98.doc
［5］ 参见苗红妮：《国际社会理论与英国学派的发展》，北京：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05年6月，第3435页。
［6］ 参见周桂银：“基督教、历史与国际政治――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的国际关系思想”，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7页。
［7］ 郭树勇：“英国学派的研究方法及其演变”，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转引自省略/ news/view.asp?id=737；［美］肯尼斯・W・汤普森著，耿协峰译：《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5月，第520页。
［8］ 参见石斌：《权力・秩序・正义――“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伦理取向》，第123页。
［9］ 肯尼斯・W・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第520页。
［10］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04106页；SeánMolloy, “The Realist Logic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8(2), 2003,pp.8399;王俊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省略/news/view.asp?id=395
［11］ SeánMolloy, “The Realist Logic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8399.
［12］ 参见周桂银、党新凯：“权力政治、国家体系和国际关系思想传统――马丁怀特的国际关系思想”，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7688页。
［13］ 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317页；时殷弘：“国际安全的基本哲理范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177187页。
［14］ Alex J. Bellamy and Matt McDonald, “Secur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wards an English School Discourse of Security,” pp. 307330.
［15］ Ana GonzalezPelaez and Barry Buzan, “A Viable Project of Solidarism? The Neglected Contributions of John Vincents Basic Rights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3), 2003, pp. 321339.
［16］ 徐雅丽:《国际关系思想传统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6675页。
［17］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s a Research Program: an overview, and a proposal for reconvening,” BISA Conference, Manchester , December 1999; 刘鸣:“国际社会与国际体系概念的辨析及评价”，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2期，第5461页。
［18］ 朱宁：《译者序――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参见［英］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序言部分第133页。
［19］ 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第262266页。
［20］ 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第912页。
［21］ 参见高峻：“哥本哈根学派复合安全理论的修正和演进”，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0期，第8996页。
［22］ 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80183页。
［23］ 苗红妮：“英国学派外交思想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第1320页。
［24］ Samuel M .Makinda, “Security between Terrorism & CounterTerrorism: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erspective,”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PanEurope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erence in Den Haag(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911,September,2004; Tim Dunne , “Societ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3, 2003, pp.303320.
［25］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437页。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安全；国际关系
在传统意义上，安全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颠覆和攻击，使它客观上不受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全进行了理论探索。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视角的缺失使传统安全观解释力有限。在对传统安全观的批判中，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女性主义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军事和安全功能总被认为是男性的事务，女性在安全研究史上很少被提到。例如，现实主义代表作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thau）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虽然作者在谈到各国政治家时，曾分析过欧洲历史上4位著名的女王和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多利亚女王、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和俄罗斯的叶卡捷林娜二世，然而摩根索在分析这些女性活动时，是把她们当做女王或王后，即国家的代表而非女性。至于普通女性参与国际事务他并没有提及。
现实主义另一位代表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1]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将安全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安全的底线是生存”。[2](P20)据此，学术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极安全和积极安全。前者强调免于危险和威胁以求生存，后者则强调稳定。生存和稳定是安全的两个重要目标。
新现实主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后，把安全作为其关注的重点。但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同样是缺乏女性视角的。新现实主义安全观中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一样，把国家看作国际关系惟一的行为体，在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看来，国际关系的性质与领导的个人因素无关，它完全是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这难免给人留下社会性别同安全，乃至同整个国际关系毫无关联的印象。[3]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国际安全意旨处于安全困境中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只能以自助的方式，通过增加实力、扩充军备等维护本国安全。然而，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做法，会让别的国家感到不安全，于是它们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以防范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以至竞争和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一个国家都走不出这个安全困境。这里有三个条件：（1）至少有两个以上行为者才会产生“安全困境”；（2）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主权国家以上的权威机构；（3）安全依靠各国政府的互动。总之，在安全困境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而这会导致国际社会更大的不安全。[4]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安全观。
显然，无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其安全观主要是指的“军事安全”，一个国家只有在军事上更强大，才能保证“免于威胁”，保证“国家和领土的完整”。安全总是从是否存在战争可能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战争威胁。在这样一种国际体系里，安全往往是一种你输我赢或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且，这里的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的安全”。作为保护者，国家确立“外来”威胁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护内部人民的名义下，国家要求具有性别特征的公民做出牺牲：男人入伍上前线，妇女在后方从事社会化工作。如同国家的垄断权具有合法性一样，婚姻制度对合法生育和财产继承权具有垄断性，而且是以保护妇女的理由出现。妇女从婚姻中谋求安全，谋求得到丈夫的保护，使自己不受别的男人或一般男性的暴力行为伤害，使自己不在经济上因性别分工而产生不安全感。于是，男人与国家、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安全概念使男人和国家享有绝对权力，以对付别的男人和国家。
女性主义对安全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妇女大会在荷兰的海牙召开，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要求以一种新型的国际主义取代自我毁灭性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并造成巨大的破坏。会议通过的决议质疑了女性或者所有平民能够在战争中得到保护的传统观点，认为裁军才是确保未来持久安全的更加有效的途径。[3]
1985年，在加拿大的哈里发（Halifah）举行的国际妇女和平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妇女根据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直接威胁来理解安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主要关注核战争的爆发，第三世界国家的与会者则把缺乏安全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造成的结构性暴力联系起来。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以他人的不安全为代价，所谓的安全便形同虚设。在同年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各国代表也对安全做了类似的全方位定义，即它不仅意味着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消除战争、暴力和敌意，而且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安全由片面强调军事到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与之相适应，各女性主义流派对传统的安全观提出了批评和修正，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
二
女性主义认为，揭示性别关系的不平衡和将女性的经验添加进安全分析中能够帮助建构更加综合的安全定义。女性主义安全观包括：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
女性主义者质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安全的定义其实是反映男性经验的。他们批判在性别问题上的所谓中立，通过区分性别（gender）和性（sex），从而在安全观念中加进了女性视角。女性主义理论更注重从社会学分析方法中吸取营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各流派共享一个核心分析概念——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这些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被称为男性特质（masculinity）或女性特质（femininity），性是生理的，而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女性主义强调，所谓性别中立的全球政治实际上是普遍的男性经验和知识。性和性别的区分为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他们相信所有的性别关系都是社会关系，同时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也纠正和推翻了这样一种假设，即男人的一定经历可以被普遍地用来代表男人和女人的经历。在区分性和性别的基础上，女性主义新安全观认为，现行的安全概念只不过是男性经验的反映，是建立在男性基础上的军事与政治安全。
女性主义者还认为，在所有人的安全中女性的安全问题尤其突出，其理由是，女性在国际安全中特别脆弱，极易受到破坏和损伤，据妇女组织估计，从二战以来妇女和儿童构成了全球难民人口的80%，[5](P54-55)这是由军事冲突导致的。女性还是国内暴力的最主要的受害者。 因此，安全是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也只有所有人的安全都得到了保证，女性才有安全可言。
不仅如此，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女性的安全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国际安全中添加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人的声音，安全研究才能变得公正和全面。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认为：“我们必须使国际政治学界定位在行动的领域，这些领域远不是英雄主义的，绝非高度抽象的，与人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定理大不一样。这些领域比‘低级政治’还要低，如家务劳动、工厂、农场、偏僻的乡间区域，国际移民的动向等等，它们的背景可能很小、也可能比原来的要宽大。把这些小人物带入国际政治的舞台，对于那些眼睛只盯着重要行为体（如官方的决策者、战士、国务活动家、恐怖主义分子、国王和某些极端主义集团）的学者，无疑是一种震惊和撼动。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当我们最终能够令那些处于边缘的人发出声音时，我们确实是给自己安装了一种可以与西方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抗衡的麦克风。”[6](P639)
（二）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
女性主义的重要学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物质和经济力量决定女性的生活，安全的定义被扩大到了经济层面。他们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女性的不平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推翻资本主义体系是获得女性平等和保障女性经济安全的必要途径。撇开阶级的分析，女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在世界各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据联合国统计，妇女在家庭劳动、照顾儿童、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每年高达11万亿美元；虽然妇女代表过半数的全球人口和1/3的付酬劳动力，却只能得到世界收入的1/10，拥有世界财产不到1%。[7]由于生理特点或历史原因，几乎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女性所得到的报酬普遍少于男性，女性的失业率也比男性高出许多。这些证据说明，在所有社会中，妇女都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
女性主义者强调，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与抵御外来军事威胁同样重要。蒂克纳认为，如果说传统的安全观一直与军事力量以及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战争威胁有关的话，那么，这一传统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社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的武器，战争中不会有赢者，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依赖战争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已经显得不再有用。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而言，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
女性主义者还把女性的经济安全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妇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济不安全。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贫穷的女性化”，许多全球性危机，如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和环境的恶化，对女性的生活和工作都打击很大。在发达国家，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她们同样是社会福利削减和失业的受害者。这种“贫穷的女性化”不仅在发达国家存在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8]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社会转型国家里，大量女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就业压力十分沉重，女性的经济地位急速下降。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耗能高、污染重、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些跨国公司里拿着最低工资为企业卖命的往往是女性廉价劳动力。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还为发达国家的家庭工作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每当经济衰退需要降低福利或裁员时，受害的往往首先是这些女性。 “贫穷的女性化”说明女性在经济事务上的普遍的不安全感，由此，经济安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寻求女性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利，尤其是通过参与和发展全球化中的经济事务来影响和选择女性自己的经济生活是女性主义学者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臭氧空洞、酸雨、核泄露、河流海洋的污染所形成的环境威胁日益严重，环境安全（environment security）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女性主义者从性别视角审视环境安全领域，在“环境”与“安全”问题上找到了两性价值的结合点。
女性主义者首先指出了环境安全领域存在的性别缺失。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领域，而事实上，在环境科学发展史上，女性具有出色的理论建树，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与男性一起为环境安全作出了贡献。环境安全领域的性别缺失，并非由于女性事实上的“缺席”，而是传统国际关系学已经将女性划归为“自然”领域，视男性为“文化”与“科学”，而“文化”与“科学”必须征服自然。造成全球性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男性主导的政治理论将女性排除出公共的政治领域，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将女性看成是被征服和改造的对象。
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妇女更易受到环境安全问题的侵害。在传统的安全理论中，大多数环境主义者并没有指出妇女在环境威胁中所面临的特殊困境，事实上妇女和自然界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文化、语言和历史中。根据林·纳而逊(Lin Nelson)的分析，环境恶化对女性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燃料木材短缺危机带来沉重压力。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妇女要到离家10公里以外的地方搬运木柴回家，以作为燃料。可是，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很少有人指出木柴燃料的减少是一个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却有人看到了石油燃料的减少所造成的威胁，原因正是，木柴燃料的消费者是普通的穷苦妇女，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她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自然得不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破坏对女性的生育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1984年，印度发生的农药事故不仅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更造成了妇女人工流产率的上升，因为她们担心毒物渗透会导致胎儿畸形。[9]
那么，女性主义者是如何重构环境安全概念的呢？贝蒂·里尔登（Betty Reardon）概括了反映女性价值的“全球安全”的四种图景，提出了女性主义的多元安全观，其中包括全球生态安全、为全球生态平衡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第一种是生得权图景（the birthing vision），这是一种建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综合景象，其实质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充足的食物；清洁的住房；尽责的父母或监护人；具备清洁水源、基本卫生设施、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条件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积极追求和平、公正、可持续和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世界社会。第二种是妇女作为平等伙伴的图景（women as equal partners）,这是一种平等世界的景象，这一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健康的社区，更强有力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第三种是超越暴力的图景（the transcendence of violence），这是一个非军事化和裁军的世界。第四种是综合的、真正的全球安全的图景，为全球生态平稳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9]里尔登的这一安全观表明，对环境问题的疏忽与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沉默具有直接的关系。女性主义安全观更加强调和侧重女性运动和环境的内在联系，强调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统治自然。建构包括女性视角的环境安全观，将有助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四）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与传统安全观强调“国家的安全”不同，女性主义者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从更广泛的人性出发来重新定义安全，于是，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被包含社会性别安全的“人类安全”观所超越。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观把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念引进国际关系，从而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安全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妇女2000年”特别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安全”是由“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概念演化到“以人为中心”的新安全观念。[10]女性主义学者驳斥传统国家安全定义，认为这样定义国家安全的结果只能导致坚持以权力来维护国家利益的旧思维。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安全包括所有人的安全，既有国防和国家安全，也有家庭和个人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者将研究视角的核心放在人的安全上。他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人的安全才是根本目标，所有国家安全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作为人的安全。
继“人类安全”概念出现之后，女性主义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女性人类安全”概念，女性主义学者将它视为人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家庭生活、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暴力都会在以“统治——服从”为特征的社会性别关系中得到体现，比如在战争中，80-90%的伤亡者是平民，其中妇女和儿童占绝大多数。从本质上看，形形色色的暴力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欺凌和压迫。她们主张，对女性的暴力侵害应当放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来理解，以多层次的观点定义安全。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要消除各种暴力行为，包括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暴力，认为它的实现要求尊重他人、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愿望，而不是将他们视做敌人，予以征服和压制。[3]
在实现人的安全方法上，女性主义者认为，仅仅把国家作为所有人的安全的提供者是不够的，女性主义质疑某些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中心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依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一些跨越国界和地区边界的类别划分而存在，指出现实主义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边界成为综合定义安全观的障碍，声称女性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观定义是超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也就是说，只有突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安全。显然，这种安全观包含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8]
女性主义者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并不是要把男性特质从安全观念中祛除，而是要说明，认为人性本恶、通过对他人的制约来谋求安全的观点是一种片面的安全观。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多元的，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既有利益的冲突，也有合作的基础。他们对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同等重要。正如蒂克纳所说，女性主义决不是要以自己的主张去取代传统看法，在国际关系学中吸收女性观点，最终是为了超越作为一个分析视角的社会性别，最终破除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僵化划分，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如何评价女性主义安全观对主流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许可以引用一位女权主义批评家塞丝亚·安罗的话：“我们不必等待某个‘女权主义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有新意的、更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每当一位妇女诉说政府对她的控制、她自己的期望和她的劳作时，这样一种理论便在不知不觉地创造中。在国际关系学里，揭露对女性的排斥、对她们的控制、对她们的劳动成果的剽窃，都是对一种新的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改造着、创造着人们关于国际政治的定义和假设。”[6](P639)女性主义安全观虽然还没有撼动主流国际关系安全观的地位，它甚至还没有引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足够重视，但是，它毕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女性主义提出了更加全面的、普遍的、以人为本的安全观，扩展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参考文献]
[1]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ious Symbol[J].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52,(67).
[2]Barry Buzan.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A]. in William Olson (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 1994.
[3]胡传荣.权力、安全、女性主义[J].国际观察,2005,(2).
[4]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Ann J ·Tickner.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eminist Perspective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6]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江洋,王义桅.全球化进程中的妇女问题[J].复旦学报,1998,(5).
[8]童立群，独特的视角，理论的进步[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安全；国际关系
在传统意义上，安全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颠覆和攻击，使它客观上不受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全进行了理论探索。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视角的缺失使传统安全观解释力有限。在对传统安全观的批判中，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女性主义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军事和安全功能总被认为是男性的事务，女性在安全研究史上很少被提到。例如，现实主义代表作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thau）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虽然作者在谈到各国政治家时，曾分析过欧洲历史上4位著名的女王和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多利亚女王、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和俄罗斯的叶卡捷林娜二世，然而摩根索在分析这些女性活动时，是把她们当做女王或王后，即国家的代表而非女性。至于普通女性参与国际事务他并没有提及。
现实主义另一位代表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1]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Buzan）将安全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安全的底线是生存”。[2](P20)据此，学术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极安全和积极安全。前者强调免于危险和威胁以求生存，后者则强调稳定。生存和稳定是安全的两个重要目标。
新现实主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后，把安全作为其关注的重点。但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同样是缺乏女性视角的。新现实主义安全观中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一样，把国家看作国际关系惟一的行为体，在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Waltz)看来，国际关系的性质与领导的个人因素无关，它完全是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这难免给人留下社会性别同安全，乃至同整个国际关系毫无关联的印象。[3]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Nye）提出：国际安全意旨处于安全困境中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只能以自助的方式，通过增加实力、扩充军备等维护本国安全。然而，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做法，会让别的国家感到不安全，于是它们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以防范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以至竞争和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一个国家都走不出这个安全困境。这里有三个条件：（1）至少有两个以上行为者才会产生“安全困境”；（2）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国家以上的权威机构；（3）安全依靠各国政府的互动。总之，在安全困境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而这会导致国际社会更大的不安全。[4]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安全观。
显然，无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其安全观主要是指的“军事安全”，一个国家只有在军事上更强大，才能保证“免于威胁”，保证“国家和领土的完整”。安全总是从是否存在战争可能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对于国家来说，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战争威胁。在这样一种国际体系里，安全往往是一种你输我赢或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且，这里的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的安全”。作为保护者，国家确立“外来”威胁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护内部人民的名义下，国家要求具有性别特征的公民做出牺牲：男人入伍上前线，妇女在后方从事社会化工作。如同国家的垄断权具有合法性一样，婚姻制度对合法生育和财产继承权具有垄断性，而且是以保护妇女的理由出现。妇女从婚姻中谋求安全，谋求得到丈夫的保护，使自己不受别的男人或一般男性的暴力行为伤害，使自己不在经济上因性别分工而产生不安全感。于是，男人与国家、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安全概念使男人和国家享有绝对权力，以对付别的男人和国家。
女性主义对安全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妇女大会在荷兰的海牙召开，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简·亚当斯（JaneAddams）要求以一种新型的国际主义取代自我毁灭性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并造成巨大的破坏。会议通过的决议质疑了女性或者所有平民能够在战争中得到保护的传统观点，认为裁军才是确保未来持久安全的更加有效的途径。[3]
1985年，在加拿大的哈里发（Halifah）举行的国际妇女和平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妇女根据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直接威胁来理解安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主要关注核战争的爆发，第三世界国家的与会者则把缺乏安全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造成的结构性暴力联系起来。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以他人的不安全为代价，所谓的安全便形同虚设。在同年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各国代表也对安全做了类似的全方位定义，即它不仅意味着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消除战争、暴力和敌意，而且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安全由片面强调军事到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与之相适应，各女性主义流派对传统的安全观提出了批评和修正，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
二
女性主义认为，揭示性别关系的不平衡和将女性的经验添加进安全分析中能够帮助建构更加综合的安全定义。女性主义安全观包括：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
女性主义者质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安全的定义其实是反映男性经验的。他们批判在性别问题上的所谓中立，通过区分性别（gender）和性（sex），从而在安全观念中加进了女性视角。女性主义理论更注重从社会学分析方法中吸取营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各流派共享一个核心分析概念——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这些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被称为男性特质（masculinity）或女性特质（femininity），性是生理的，而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女性主义强调，所谓性别中立的全球政治实际上是普遍的男性经验和知识。性和性别的区分为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他们相信所有的性别关系都是社会关系，同时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也纠正和了这样一种假设，即男人的一定经历可以被普遍地用来代表男人和女人的经历。在区分性和性别的基础上，女性主义新安全观认为，现行的安全概念只不过是男性经验的反映，是建立在男性基础上的军事与政治安全。
女性主义者还认为，在所有人的安全中女性的安全问题尤其突出，其理由是，女性在国际安全别脆弱，极易受到破坏和损伤，据妇女组织估计，从二战以来妇女和儿童构成了全球难民人口的80%，[5](P54-55)这是由军事冲突导致的。女性还是国内暴力的最主要的受害者。因此，安全是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也只有所有人的安全都得到了保证，女性才有安全可言。
不仅如此，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女性的安全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国际安全中添加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人的声音，安全研究才能变得公正和全面。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Sylvester）认为：“我们必须使国际政治学界定位在行动的领域，这些领域远不是英雄主义的，绝非高度抽象的，与人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定理大不一样。这些领域比‘低级政治’还要低，如家务劳动、工厂、农场、偏僻的乡间区域，国际移民的动向等等，它们的背景可能很小、也可能比原来的要宽大。把这些小人物带入国际政治的舞台，对于那些眼睛只盯着重要行为体（如官方的决策者、战士、国务活动家、恐怖主义分子、国王和某些极端主义集团）的学者，无疑是一种震惊和撼动。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当我们最终能够令那些处于边缘的人发出声音时，我们确实是给自己安装了一种可以与西方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抗衡的麦克风。”[6](P639)
（二）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
女性主义的重要学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物质和经济力量决定女性的生活，安全的定义被扩大到了经济层面。他们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女性的不平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资本主义体系是获得女性平等和保障女性经济安全的必要途径。撇开阶级的分析，女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在世界各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据联合国统计，妇女在家庭劳动、照顾儿童、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每年高达11万亿美元；虽然妇女代表过半数的全球人口和1/3的付酬劳动力，却只能得到世界收入的1/10，拥有世界财产不到1%。[7]由于生理特点或历史原因，几乎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女性所得到的报酬普遍少于男性，女性的失业率也比男性高出许多。这些证据说明，在所有社会中，妇女都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
女性主义者强调，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与抵御外来军事威胁同样重要。蒂克纳认为，如果说传统的安全观一直与军事力量以及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战争威胁有关的话，那么，这一传统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社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的武器，战争中不会有赢者，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依赖战争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已经显得不再有用。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而言，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
女性主义者还把女性的经济安全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妇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济不安全。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贫穷的女性化”，许多全球性危机，如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和环境的恶化，对女性的生活和工作都打击很大。在发达国家，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她们同样是社会福利削减和失业的受害者。这种“贫穷的女性化”不仅在发达国家存在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8]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社会转型国家里，大量女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就业压力十分沉重，女性的经济地位急速下降。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耗能高、污染重、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些跨国公司里拿着最低工资为企业卖命的往往是女性廉价劳动力。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还为发达国家的家庭工作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每当经济衰退需要降低福利或裁员时，受害的往往首先是这些女性。“贫穷的女性化”说明女性在经济事务上的普遍的不安全感，由此，经济安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寻求女性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利，尤其是通过参与和发展全球化中的经济事务来影响和选择女性自己的经济生活是女性主义学者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臭氧空洞、酸雨、核泄露、河流海洋的污染所形成的环境威胁日益严重，环境安全（environmentsecurity）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女性主义者从性别视角审视环境安全领域，在“环境”与“安全”问题上找到了两性价值的结合点。
女性主义者首先指出了环境安全领域存在的性别缺失。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领域，而事实上，在环境科学发展史上，女性具有出色的理论建树，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与男性一起为环境安全作出了贡献。环境安全领域的性别缺失，并非由于女性事实上的“缺席”，而是传统国际关系学已经将女性划归为“自然”领域，视男性为“文化”与“科学”，而“文化”与“科学”必须征服自然。造成全球性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男性主导的政治理论将女性排除出公共的政治领域，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将女性看成是被征服和改造的对象。
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妇女更易受到环境安全问题的侵害。在传统的安全理论中，大多数环境主义者并没有指出妇女在环境威胁中所面临的特殊困境，事实上妇女和自然界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文化、语言和历史中。根据林·纳而逊(LinNelson)的分析，环境恶化对女性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燃料木材短缺危机带来沉重压力。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妇女要到离家10公里以外的地方搬运木柴回家，以作为燃料。可是，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很少有人指出木柴燃料的减少是一个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却有人看到了石油燃料的减少所造成的威胁，原因正是，木柴燃料的消费者是普通的穷苦妇女，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她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自然得不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破坏对女性的生育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1984年，印度发生的农药事故不仅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更造成了妇女人工流产率的上升，因为她们担心毒物渗透会导致胎儿畸形。[9]那么，女性主义者是如何重构环境安全概念的呢？贝蒂·里尔登（BettyReardon）概括了反映女性价值的“全球安全”的四种图景，提出了女性主义的多元安全观，其中包括全球生态安全、为全球生态平衡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第一种是生得权图景（thebirthingvision），这是一种建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综合景象，其实质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充足的食物；清洁的住房；尽责的父母或监护人；具备清洁水源、基本卫生设施、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条件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积极追求和平、公正、可持续和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世界社会。第二种是妇女作为平等伙伴的图景（womenasequalpartners）,这是一种平等世界的景象，这一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健康的社区，更强有力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第三种是超越暴力的图景（thetranscendenceofviolence），这是一个非军事化和裁军的世界。第四种是综合的、真正的全球安全的图景，为全球生态平稳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9]里尔登的这一安全观表明，对环境问题的疏忽与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沉默具有直接的关系。女性主义安全观更加强调和侧重女性运动和环境的内在联系，强调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统治自然。建构包括女性视角的环境安全观，将有助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四）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与传统安全观强调“国家的安全”不同，女性主义者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从更广泛的人性出发来重新定义安全，于是，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被包含社会性别安全的“人类安全”观所超越。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观把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念引进国际关系，从而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安全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妇女2000年”特别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安全”是由“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概念演化到“以人为中心”的新安全观念。[10]女性主义学者驳斥传统国家安全定义，认为这样定义国家安全的结果只能导致坚持以权力来维护国家利益的旧思维。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安全包括所有人的安全，既有国防和国家安全，也有家庭和个人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者将研究视角的核心放在人的安全上。他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人的安全才是根本目标，所有国家安全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作为人的安全。
继“人类安全”概念出现之后，女性主义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女性人类安全”概念，女性主义学者将它视为人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家庭生活、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暴力都会在以“统治——服从”为特征的社会性别关系中得到体现，比如在战争中，80-90%的伤亡者是平民，其中妇女和儿童占绝大多数。从本质上看，形形的暴力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欺凌和压迫。她们主张，对女性的暴力侵害应当放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来理解，以多层次的观点定义安全。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要消除各种暴力行为，包括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暴力，认为它的实现要求尊重他人、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愿望，而不是将他们视做敌人，予以征服和压制。[3]
在实现人的安全方法上，女性主义者认为，仅仅把国家作为所有人的安全的提供者是不够的，女性主义质疑某些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中心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依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一些跨越国界和地区边界的类别划分而存在，指出现实主义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边界成为综合定义安全观的障碍，声称女性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观定义是超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也就是说，只有突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安全。显然，这种安全观包含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8]
女性主义者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并不是要把男性特质从安全观念中祛除，而是要说明，认为人性本恶、通过对他人的制约来谋求安全的观点是一种片面的安全观。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多元的，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既有利益的冲突，也有合作的基础。他们对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同等重要。正如蒂克纳所说，女性主义决不是要以自己的主张去取代传统看法，在国际关系学中吸收女性观点，最终是为了超越作为一个分析视角的社会性别，最终破除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僵化划分，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如何评价女性主义安全观对主流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许可以引用一位女权主义批评家塞丝亚·安罗的话：“我们不必等待某个‘女权主义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有新意的、更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每当一位妇女诉说政府对她的控制、她自己的期望和她的劳作时，这样一种理论便在不知不觉地创造中。在国际关系学里，揭露对女性的排斥、对她们的控制、对她们的劳动成果的剽窃，都是对一种新的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改造着、创造着人们关于国际政治的定义和假设。”[6](P639)女性主义安全观虽然还没有撼动主流国际关系安全观的地位，它甚至还没有引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足够重视，但是，它毕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女性主义提出了更加全面的、普遍的、以人为本的安全观，扩展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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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洋,王义桅.全球化进程中的妇女问题[J].复旦学报,1998,(5).
2012年11月10日，“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对外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东莞召开。会议由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和暨南大学主办，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华侨华人研究院承办。全国60多所高校的国际政治教学与研究单位100多位代表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大家围绕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对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一
此次会议特邀国防大学杨毅教授作了题为“创新战略思维，应对国际挑战”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当代中国的国际角色正在发生新一轮重大变化：首先，从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世界需要重新定义中国；其次，从国际体系中的配角走向主角，由于自身综合国力的增长导致国际影响力的增长；再次，从单项大国到综合性大国，目前我们不仅是经济大国、人口大国，而且我们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力量也在不断上升。
杨毅教授指出，由于当代中国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崛起受到制约。当代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总体改善，这是我们战略机遇期之所以还存在的根据。美国是当代中国整体安全环境的主要变量。周边安全环境多元性与复杂性并存，美国担心我们强大后强夺主导权，周边国家担心我们强大后欺负它们，这两股力量已经形成一股合力，这是我们周边安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以新的战略思维，运用综合战略资源来应对国际挑战。
首先，创新战略思维，改善外部环境。强化四种意识：即“独立自主意识”、“国际关系准则意识”、“国家利益意识”、“刚柔并济意识”，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新的形势，挑战很多，我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坚持“预防为主”、“前期介入”、“反向制衡”三项原则，争取战略主动。
其次，坚持“实力加合作”的总体安全思路。当今国际社会还没有摆脱丛林理论，中国要和平发展，要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包括军事实力，军事实力发展要低调加速、适度展示、谨慎使用。
再次，统筹兼顾，重点经略周边安全环境。搞好周边的思路是搞好四个方向的平衡统筹发展：固北、稳西、安东、拓南。北部方向就是要搞好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保在北部方向没有大的安全压力；西部安全环境很复杂，上海合作组织作为缓冲带，我们首先要稳定住，搞好建设；东部是我们的主要战略对手对我们进攻、防守、封锁的地方，东部有许多安全热点问题，需要安定住，克服美国、日本的挤压而走出去；海洋是重要的战略通道，南海我们要拓展，手法要稳妥，经济做先行、军事做后盾、外交做周旋，战实地、获实利。总的来讲，我们的四个方向要平衡，达到稳定发展。而我们周边战略思维应该发生一个根本变化，过去考虑地缘政治主要考虑如何防止外敌入侵，边界省份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前沿阵地，现在边界地区是拓展国家利益的辐射带，是向外合作的前沿。
第四，刚柔并济地处理重大安全议题。在处理重大安全议题上做到：维护核心利益，坚决斗争不退让；拓展重大利益，合作中谋长远；争取一般利益，灵活动作，不激化矛盾。主动塑造新的姿态，从“不惹事”、“别出事”到“做事谋事”。
第五，运筹好与周边大国的双边互动，谋求主动态势。在经营重大双边关系的互动中，贯彻稳住美国、拉住俄罗斯、和睦东盟、恩威日本、争取印度、稳定半岛的原则。摆脱美国的战略围困，塑造周边安全地缘战略形势的有利态势。
杨毅教授的主题演讲得到了与会学者的积极回应和热烈讨论。
二
在此次会议上，专家学者们分别围绕“中国崛起与中国和平发展”、“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与对外关系”、“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四个主要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关于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问题
对于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问题，学者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如何定位以及如何对待与美国的关系等方面。
首先，中国如何定位。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准超级大国，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更有信心了。超级大国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力量的概念而存在，现在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位，军事上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政治、文化方面有些欠缺；超级大国是政治文化和经济军事力量之和，中国目前硬实力够，但软实力不够；中国目前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苏联强大了必称霸的老路。
有学者认为，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崛起，很重要的是内部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现在没有外部力量能够压垮，而能够阻挡中国可持续和平崛起的是战争，所以在战争问题上要谨慎。也有学者认为，和平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唯一道路，这与发展国防现代化不矛盾，中国要以军事力量作后盾，以经济手段先行，以外交手段配合。
其次，如何看待美国。美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事关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有观点认为，美国处于长周期的衰退期，2030年中国GDP就可以赶上美国；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正在崛起，但美国并没有衰退；也有人认为，虽然中国GDP在10年、20年之后超过美国，但中国GDP的质量与美国、日本比还是差很多，中国基本上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西方的高技术产业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的人均GDP也还排在世界的90位左右，还是相当落后的。总体上，大家认为，中美之间应尽可能实现建立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
最后，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中国在软实力建构方面，要注意主观努力与客观效果的差距，信息时代信息量爆炸，关键是要使人们注意到你的信息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处于成长的烦恼、孤独的崛起阶段，中国和平崛起时期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即处理和平发展与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的关系，和平发展与少数极端民族主义的关系，中国如何定位与美国的关系，等等。
（二）关于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与对外关系问题
概括起来，围绕该议题，主要讨论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1.关于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问题。
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观点，即以外交周期30年作为一个衡量角度，认为中国到2039年的时候，有可能发生一场大的战争。有学者提出质问：霸权国与崛起国必有一战的论述，把GDP作为唯一依据是否合适？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作这样的判断，中国势必要改变防御性的安全战略，但目前并没有这样一种迹象。还有学者认为，用两个周期作为预测基础是否太少了？还有学者认为：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变动，不是一个外交周期的问题，而是一个外交环境变动的问题。大家期待这一观点能作进一步的论述。也有学者对此观点给予了应和，认为也有可能到2039年，中国可能实现了对美国地位的和平替代。
2.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
有学者提出如何概括中国的对外政策的问题，认为用和平发展完全概括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安全合作，作为一种更具体层面的概括，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的外交思维。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地位，和平共处这样一个原则是非常抽象的，也是一个最低层次的政策宣示，他认为还应该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表达。安全合作是一个更高的层次，更能体现中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基本导向。
3.关于中美关系问题。
有学者通过解读美国重返亚太或者说重新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分析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影响。认为美国并没有把中国看作敌人，而是把中国看作对手，因此是一个战胜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消灭的问题。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尽量延缓中国的崛起而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而战略路径选择是造势和造事。在很多事端上给中国制造很多的麻烦，造成一种不利的态势，这是一种间接战争的思路。美国会把军事作为最后的手段，主要还是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国造成牵绊。大多数学者对中美关系的前景都持相似观点。有学者就认为，中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在经贸领域，虽然美国在全球战略上是处于收缩态势，但是在亚太战略上却是处于扩张态势，中美还是一种竞争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安全问题处理的关键还是在于将国内问题处理好，这是解决中国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有学者提出，我们很多安全判断的假设，是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持续稳定平稳发展，但我们是否还要关注其他方面的可能性，当内政出现问题时，我们是否也要考虑准备应对另外一种可能出现的安全格局。还认为，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去，也坏不到哪去，竞争性合作将会是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的现实。
4.关于中俄关系问题。
有学者提出中俄关系存在一种错位，在俄格战争爆发，俄罗斯特别期待中国给予安全上的应和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及时地给予支持，而当现在中国周边海洋争端有求于俄罗斯时，俄也表示了冷漠。尽管气氛不好，但中俄的战略关系是值得重视的。美俄都在重返亚太，或者说是在重新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而对中国来说，有一个定位问题，究竟是把哪个方向作为自己安全战略的重点。往东发展，就意味着中国在安全上会与很多国家发生矛盾，而历史上，我们在多次与日本的角逐中并没有占上风，所以往西可能对我们是一种更有利的选择。在整体战略布局上，我们可能最终是往东的，但先西可能更稳妥些。
（三）关于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此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会议设置了“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议题。
目前，中国的海外华人华侨估计有5000万人，还有3000万归国华侨侨眷，这是一个庞大的资源，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如何利用这个资源和平台来对中国和平崛起做出贡献，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有学者认为，首先，华侨华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当中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可以推广中国文化、传承中国文化和创新中国文化。其次，华侨华人在中国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中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第三，华侨华人在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塑造中国形象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第四，华侨华人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资金引入、中国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乃至政治发展中也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与华侨华人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涉及中国的海外利益问题。有学者从排华与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角度进行探讨，从19世纪的排华运动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发生了对华人的排挤，或者说对华人经济安全、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的冲击。怎么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如何解决海外华人的困境，学者们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可以建立机制化、系统化、常态化的应对机制。目前各国都有大量海外侨民，比如美国、日本、印度等都有自己保护侨民的机制或者政策，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政策办法，为我们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参考。
（四）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问题
这个议题的讨论，是由国务院学位办下发的文件《国务院学位办关于对一级学科简介和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的通知》引发的。按照文件对学科的设置，目前政治学下设8个方向，即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与中共党史、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公共事务治理、政府与政策。学科“危机”自然就从这里谈起。因为有很多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但是国际关系学科不列在其中，大家就感到这对学科和学科建设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另一种认为这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总体来说，与会学者有一个基本共识，认为这确实对国际关系学科是一个重大挑战。对此，大家从学科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分析原因：从学科内部来说，大家反思学科本身存在的问题，比如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名称问题，学科基本的学术史、方法论建设问题，教材建设问题，等等。另外，这个危机是从外部而来，教育部的学科设置，本科是国际政治，硕士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这种设置也容易造成混乱。这次的意见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冲击。
对于如何应对这种挑战，有两方面的意见。一方面是从内容上讲的，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固守阵地。就是坚持原本的设置，在此基础上完善学科建设，组织编写教材，总结学科的学术史、思想史，等等。二是扩大阵地。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学科都会遇到不同的危机，有人提出可以进行学科融合，将一些相关学科纳入进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增加社会影响，扩大话语权等。三是另立门户。有人提出可以转危为机，将学科独立。另一方面是从形式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认为研究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组织专家学者专门讨论学科的界定，达成共识，制定比较好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国际经济秩序；经济全球化管理；战略思考
中图分类号：DF96文献标识码：A
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各种国际经济体系与制度的总和，是使世界经济作为有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有规律地发展与变化的运行机制；其建立和变迁，取决于国际社会各类成员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实力对比。参见：陈安教授所著《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收辑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134页；其修订文本发表于《现代法学》2009年第2期，第3-18页。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主导和控制下建立起来的，首先体现的是美欧工业国家的利益和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迅速，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的经济不仅增长乏力，而且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等种种危机。 然而，国际经济秩序却没有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改革，发达国家继续掌控着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竭力维持国际经济旧秩序，发展中国家被严重地边缘化。
长期以来，陈安教授致力于国际经济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高度关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完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陈安教授于2008年八十大寿之际，出版大型学术专著《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共分五卷；其后又在2009年和2010年连续发表了《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等系列论文四篇（简称《四论》）《四论》指陈安教授的四篇系列论文：《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简称《一论》），发表于《现代法学》2009年第2期；《旗帜鲜明地确立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兼论与时俱进，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对外28字方针”》（简称《二论》），发表于《国际经济法学刊》2009年第16卷第3期；《三论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匹兹堡发韧之路”走向何方——G20南北合作新平台的待解之谜以及“守法”与“变法”等理念碰撞》（简称《三论》），发表于《国际经济法学刊》2009年第16卷第4期；《中国加入WTO十年的法理断想：简论WTO的法治、立法、执法、守法与变法》（简称《四论》），发表于《现代法学》2010年第6期。，从国际经济法学的角度，分析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特点，指出在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强权国家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与贫弱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矛盾，即南北矛盾。南北矛盾冲突的焦点和实质，是全球财富的国际再分配，而新、旧国际经济秩序的根本分野，则在于全球财富国际再分配之公平与否。参见：陈安教授所著《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载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我国应该旗帜鲜明地、积极地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变法图强”,“通过BRICSM类型的‘南南联合’群体”［1］， 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陈安教授一系列独特的战略思想和政策建议，喊出了与时俱进、变法图强的最强音，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一、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存在严重的缺陷
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基本上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体现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有关协定和组织管理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成为这些组织的“所有者”、操控者和经营者，享受着特殊的权利和利益［2］。 在过去的60多年中，国际经济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国际经济管理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西方国家主导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本质没有改变，体现为发达国家的“制度霸权”和“话语优势”，严重地忽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
发达国家“制度霸权”最明显也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人事权和决策权，美欧国家不仅始终控制着世界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职位，而且在决策程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以IMF为例，IMF实行加权投票表决制，投票权由两部分组成，每个成员国都有250票的基本投票权和一定份额的加权投票权。因为基本投票权各国都一样，在实际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加权投票权。最近几年，虽然IMF酝酿改革，希望增加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但是美国仍然占有约17%的投票权。按照IMF，重大议题表决需要85％以上的多数票才能通过，因此，美国具有绝对否决权。陈安教授将此等制度设计评价为“它使寥寥几个西方发达大国和强国加在一起，就可以操纵全球性重大经济事务的决策……，众多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决策体制下，往往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选择：一是被迫签字‘画押’，吞下苦果；另一是被迫退出困境，自行孤立。”［3］
除了拥有“制度霸权”以外，发达国家还拥有强势的话语体系，通过鼓吹和宣扬有利于自身的价值观念来维持现行国际经济秩序。2004年，在美国学界和政界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约瑟夫·奈发表了《软实力与美国外交政策》，他认为“软实力”的核心为一国文化的吸引力、价值观念和政策，并指出“当我们［美国］的政策在他人看来具有合法性时，我们的软实力就会得到加强”［4］，其实质即为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软实力是一种隐形力量，其作用是潜在的，但危害不可小视。陈安教授在其《一论》中，对这种西方主导的话语权进行了精彩的分析。
其实，这种价值观念的输出在西方早就存在，在美国战略界，如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提出了“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取决于一个占绝对优势的霸权国的存在［5］；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罗伯特·基欧汉提出了由美国操控的国际制度能降低合作成本、促进合作的观点［6］，等等。由于美国占据学术研究的中心，这些思想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非常大。这些思想的潜台词，就是让发展中国家“自愿”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借用陈安教授的话，就是让发展中国家自觉“守法”而不去“变法图强”。在国际经济领域，此类思想更是层出不穷，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等等。“它们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新的有益思考，却也造成了某些新的思想混乱。”参见：《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120页。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为例，它突出宣扬的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诺姆·乔姆斯基曾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是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的，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奉行的教条是自由化、私有化和政府作用最小化，“本质是为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服务”参见：《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121页。，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华盛顿共识”曾在拉美国家盛行，以阿根廷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自由化与市场开放，结果在国际游资和国内问题的双重打击下，金融崩溃，政府，社会动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国家制造的悲剧，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缄默了。”［7］
在鼓吹和推行所谓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同时，发达国家还不遗余力地攻击发展中国家的自我保护措施，将其贬斥为“经济民族主义乱序”。“‘经济民族主义乱序’论的实质和效应则在于以莫须有的‘罪名’，力图迫使国际弱势群体离开原定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奋斗目标。”参见：《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130页。其实，南方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北方发达国家试图以各种“迷惑人心的口号”冲破限制和掠夺财富时，完全有理由保护自己，这一点是理直气壮和合情合理的，在西方发达大国的强势话语影响之下，切不可自先气短、自乱阵脚。陈安教授明确指出，“全球弱势群体对此类含有精神鸦片或精神枷锁毒素的理论，亟宜全面深入剖析，不宜贸然全盘接受。”［1］79-80
国际贸易领域的情况完全与此类似。长期以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虽然在规范和稳定国际贸易秩序、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却严重忽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国际贸易规则主要是在发达国家的操纵下制定的，首先体现的必然是这些发达国家的利益。后来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关贸总协定增加了一些给予发展中国家差别待遇或优惠的条款。可是这些条款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是形同虚设，基本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世贸组织成立以来，主要受益者仍然是发达国家，那些看似平等的贸易条款所带来的利益仍然是不平等的。那么，多哈回合是不是真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说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答案仍然是“NO”。许多专家学者都怀疑多哈回合究竟是把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为谈判的实质内容，还是作为吸引发展中国家参与谈判的诱饵。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就曾经说过，“把多哈回合说成是‘发展回合’，只是一种乔装打扮而已。”［8］
面对拥有“制度霸权”和“话语优势”的发达国家，面对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弱势国家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是“韬光养晦”，去满足于“搭乘全球化的便车”实现一定程度的发展，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作为”，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平合理？陈安教授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中国人理应与时俱进，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理应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积极推手［1］80。
二、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不能适应新的国际经济形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国际经济形势，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已经成为当前世界走出危机、重振经济的当务之急与必然选择。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条件，主要表现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在不断增强，而发达国家却面临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当今国际经济格局最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迅速，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一些新兴经济国家出现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开始发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声音。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来看，发达国家虽然在经济总量上仍然占有显著优势，但其经济增长速度却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高盛公司曾经预测，“到2018 年‘金砖四国’和美国占全球GDP 的比例将同为25%；而到2050 年四国将一同跻身全球六大经济体之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各占50%。”［10］ 有些学者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名副其实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在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同时，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路径。”［10］
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增长乏力，而且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等种种危机。西方G7国家的债务持续走高，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1倍，比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出3到4倍。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1.美国2011年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近1.3万亿美元，累计债务高达14.8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国家的债务问题更加严重，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相继出现债务危机，不仅威胁着欧元区的经济稳定，而且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很多全球性问题仅靠西方国家早已不能解决，诸如国际能源安全、全球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等等。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G7首脑峰会转为G20峰会，就是对这种情况变化的调整，为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机会。最近G20戛纳峰会所关注的主要议题，如解决经济失衡、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全球货币体系、改进全球监管治理等，都涉及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改进。中国国家主席在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充分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继续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创造良好制度环境。”《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上的讲话》（资料来源：finance.省略/2011/11/04054211487860.shtml；访问日期：2011-11-23）。
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过程中，既得利益的大国与贫弱的国家之间，围绕国际经济制度设计和规则制定的斗争是非常复杂的，斗争的焦点是全球资源和财富的国际再分配。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全球资源和财富的国际再分配必然是不公平的。无论是分工还是交换，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这正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问题。“从根本上看，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充分发展，使世界范围内有效需求增长未能跟上生产力发展步伐。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源占有失衡，财富分配不公，发展机会不均，形成‘越不发展越落后，越落后就越难发展’的恶性循环，最终制约了世界经济持久稳定增长。”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上的讲话》（资料来源：news.省略/world/2011-11/04/c_122235131.htm；访问日期：2011-11-03）。
面对不合理的旧秩序及其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问题，思变求新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发达国家占据技术优势、制度优势和话语优势，向它们争取平等合理的发展机会，难度很大。面对当代国际社会“南弱北强”、实力悬殊的战略态势，面对国际强权国家集团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已经形成的“霸业”格局和“反变法”阻力，国际弱势群体要求“变法”图强，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1］66-67。只有不断争取，才会获得权益，而不是靠施舍。陈安教授通过分析南北关系，总结为螺旋式上升的“6C轨迹”或“6C律”表明，这一过程虽然是曲折的，但成果还是显著的。陈安教授对南北经济谈判过程与效果进行的系统分析，可参见：《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载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479-506页。 “6C轨迹”是指在南北合作曲折行进的过程中，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律规范的破旧立新、新旧更替，势必循着螺旋式上升，即Contradiction（矛盾）Conflict（冲突或交锋）Consultation（磋商）Compromise（妥协）Cooperation（合作）Coordination（协调）New Contradiction（新的矛盾），逐步实现［11］。 弱势国家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当然，机会总是与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国家也面临很多国内外的问题和挑战。首先，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很难撼动，“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时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12］。其次，发达国家的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在短期内很难解决，必将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这又不可避免地加大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债权安全与金融风险。美国的债务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而且是全球持有美债的债权人所担心的问题，必须警惕发达国家转嫁危机的风险。当然，还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等其他问题，危机带来机遇，但危机带来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与风险，我们也须时刻加以注意。
G20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平合理方向变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陈安教授通过对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和匹兹堡峰会前后的重要国际会议的分析，认为“‘匹兹堡发轫之路’之‘新’值得重视，就在于它强调和指定历时整整10年的G20南北对话机制，应当从非正式机制开始转轨成为正式的、常规的、主要的机制，从而很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南南联合自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新转折和新起点。”［13］ 但是，“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看，全球公众却同时理应继续保持清醒头脑和敏锐目光，预测‘匹兹堡发轫之路’今后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前景：时过境迁，强权发达国家之‘信誓旦旦’迅即转化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一纸空头支票”［13］1-29，而这个“空头支票”却有可能为发达国家换来大量的利益。
三、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的战略思考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事务中，我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越来越多。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不仅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而且体系中有些条款本身就是用来牵制或限制中国发展的。中国拥有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在世界上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全面准确地把握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动因和趋势，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经济全球化管理，不仅是维持并进一步开创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国际环境的需要，而且也是满足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需要。
“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五分之一。人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继续贫困，说明当今世界是不公平、不和谐的，也注定是不稳定的。”《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资料来源：news.省略/world/2008-09/26/content_10112612.htm；访问日期：2011-12-23）。物不平则鸣，人亦然。 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面对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既是全球弱势群体的一员，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积极参与和努力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应属当仁不让，责无旁贷。”［1］80
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流行也最为荒谬的说法，是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即中国享受了美国霸权提供的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带来的发展机遇，享受了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搭了美国的便车”［14］。因此，中国现在不是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而是要主动承担更多的义务，为现行国际体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帮助美国维持现状。事实上，中国不是“搭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便车”，而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陈安教授提出，面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大势所趋，“中国的自我战略定位理应一如既往，继续是旗帜鲜明的积极推动者之一，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者之一。不宜只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改良者’、南北矛盾的‘协调者’。”［1］80为此，必须处理好“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处理好“守法适法”与“变法图强”的关系。
首先，“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陈安教授明确提出应与时俱进，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并且批评了中国只应明哲保身、自顾自己发展、不顾外部是非的倾向。邓小平在提出“韬光养晦”的同时，一直坚持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坚持要“有所作为”。陈安教授也批评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已经式微，而中国应融入“蓬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观点源于美国学界，目的是“瓦解南南合作的坚定信心和不懈实践，从而步步为营，维护少数经济强权国家在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国际经济现有‘游戏规则’下的既得利益。”［1］67陈安教授的分析鞭辟入里，引人深思，事实也正是如此。“韬光养晦”不是目的，坚持“韬光养晦”是为了“有所作为”，决不能为了“韬光养晦”而“韬光养晦”，不能无原则地“软弱退让”，更不能掉进西方的“话语陷阱”，结果被洗脑而跟着西方的战略走。在奉行“强者为王”原则且竞争激烈的国际经济领域，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只有通过争取才会得到保障，而不是简单地去追随强者，靠施舍绝不会自主，更不会长久。
其次，“守法适法”与“变法图强”的关系。陈安教授认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必须力行法治，但是从法理角度看，在当代国际经济法的“立法”过程中，决策权力的国际分配存在着严重不公。强者拥有 “游戏规则”的制订权，必然造成全球财富的国际分配严重不公，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法是巩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促进变革旧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要求改变、改革现存的有关“立法”，就是要求“变法”［3］116。当然，“变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先“适应”和“守法”，在“适应”和“守法”的实践检验中，不断加深认识。熟悉游戏规则，使其“为我所用”，同时“又立足于国际弱势群体的共同权益，进行检验和判断，明辨其是非臧否，思考其变革方向。”［3］119当然，向强势国家争取“变法图强”，免不了道路曲折反复，“但势必与时俱进，前景光明。”［3］120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的增长，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重视来自中国的声音，希望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经济全球化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国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地位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总体来说是一件好事。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参与全球化管理意味着我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愈来愈大，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外交能力和水平的要求更加迫切。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呼唤中国的调整，这里的调整不仅仅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模式的更新，还包括观念的转变和角色的转换。
第一，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必须按照国际思维方式，研究制定科学的战略与策略，不断提高国际谈判艺术和经济外交能力。特别是在国际谈判中，不能过多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束缚，不宜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底线，否则会处于被动局面，甚至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二，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需要研究制定一个长期的、整体的、系统的和一致的国际行动方案和指导原则，并贯穿于国家有关部门的日常国际事务中。经济全球化提高了参与国际事务的透明度和关联度，给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交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使在研究制定双边的谈判和合作方案时，也需要考虑其对多边合作和区域合作的影响。目前我国的一举一动，与任何国家的谈判口径或合作行动，都将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第三，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需要大量国际化的专业人才和对有关专题的深入研究。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所实行的那种近乎封闭式的用人机制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国需要研究开放式的用人机制，既要加快培养体制内的相关人才，也要充分发挥现有专业人才的作用。根据国际合作的需要，从全国选拔最合适的专家学者，及时充实有关机构，把握机遇，争取主动。
同时，我们还要重视为国际组织培养输送管理人才，研究疏通国际组织与国内机构人才互动的机制，把参与国际组织工作作为我国培养国内熟悉国际规则、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管理人才的平台之一。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内专家和国际专家交互使用，方能相得益彰。
第四，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我国需要角色的转换——从过去强调熟悉和接受国际规则，开始转向修订、完善现有国际规则，并积极参与制定新的规则。现行规则往往具有发达国家的烙印，不完全是客观公正的国际规则。中国具有独特的经济体制，在世界上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只能由自己站出来，争取建立既适合于中国国情，又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四、和而不同，与时俱进：我们学习的楷模五卷本《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以下简称《五卷本》）是一部巨著，全书分五卷共310多万字，全面汇集了陈安教授30多年来潜心国际经济法学教学和研究的经历、思想和成果。该书对于我们了解当代国际经济法学的前沿理论和动态，回顾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理论的成长、实践和发展，展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实践意义。拜读《五卷本》与《四论》以后，深切地体会到陈安教授数十年磨一剑，在独树中华一帜，跻身国际前驱方面的许多独到之处。特别是在对待国外国际经济法学理论和流派的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志向三个方面，非常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第一，对待世界上各种国际经济法学的理论和流派，非常重视，但不迷信。陈安教授非常重视研究世界上有关国际经济法学的理论和流派，但是从不迷信。陈安教授研究和引进国际经济法学的现有成果只是一种手段，而博采众长、消化吸收、开拓创新、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学体系才是目的。陈安教授一贯主张，“在国际学术论坛上，中国人既要谦虚谨慎，认真学习和吸收有益的新知，切忌闭目塞听，妄自尊大；又要敢于对外来的种种‘权威’理论，根据国情和世情，深入探讨，独立思考，加以鉴别，乃至质疑，切忌妄自菲薄，盲目附和。”孔子《论语》中倡导的“和而不同”精神，在陈安教授的治学实践中随处可见。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陈安教授的教学研究工作密切联系中国和世界的实际，致力于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理论和法律支持。国际经济法学是规范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和政策问题的综合性和边缘性的学科，过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参与得不是很多，或者可以说很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越来越复杂，亟需深入研究并加以解决。陈安教授的研究成果涵盖了有关国际贸易和投资、双边协定和多边公约、相关国际组织和管理体制的多个方面，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处理国际经济法律问题，为保护我国有关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大量的战略思想和决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坚持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志向。关于中国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促进南南合作方面如何发挥作用，陈安教授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致力于为中国和全球弱势群体在国际经贸大政问题方面争取平等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五卷本》在探索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规律和路径方面，旁征博引，史论结合，提出了螺旋式上升的“6C轨迹”理论，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和认可。其中，《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一文，为促进南南合作、丰富第三世界思想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晚近十年来美国单边主义对抗WTO多边主义的三大回合》一文在美国杂志发表以后，被认为是“当前最受关注的、最引人入胜和最有创见的”文章；专门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国际组织“南方中心”，将其收辑为中心的专题出版物——《贸易发展与公平》专题议程的系列工作文件之一，以单行本的形式重新出版发行。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的发展，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如何才能继续维持并进一步开创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的国际环境，全面有效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经济全球化管理，正在成为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和借鉴陈安教授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对于我国更深入、更广泛和更有效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经济全球化管理，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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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兴大国；非洲；非西方理论；非线性理论；非传统理论
文章编号：1673-5161（2013）02-0106-15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码：A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首先，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正“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分化出来并快速成长，而它们的发展动力越来越依靠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加强而不是依赖于发达国家”。其次，这一发展还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趋于停滞的背景下。尽管如此，当前对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的探索却相当不足，仅有部分有关南南合作的讨论，且更多是由西方学术界和国际组织进行的。笔者认为，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完善和发展有着三重意义：它提供了来自新兴大国和非洲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洞察，促进了对国际关系现实的更加多元和更符合实际的观察和思考；它提供了有关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的替代性模式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有潜力改变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线性思维；它提供了来自于南南合作和应对非洲现代与后现代挑战的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洞察，为思考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上述三方面也对促进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有着重要启示，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特色外交的实践发展和理论总结的关键时期。
一、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
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使更多非西方国际关系事态的重要性得以提升，进而可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贡献新的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一方面，它有助于推动当前陷于停滞的国际关系理论思考；另一方面，它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的复杂和多元本质。这种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既包括贡献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素材，也包括提供非西方的理论视角。
如果说对冷战终结预测失败的反思使人们相信，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仅关注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西方国际社会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的话，那么，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使国际关系理论家更加意识到，非西方理论要素对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重要性。要使国际关系理论更加符合现实中的应有面目，提升其准确性和可预测性，就必须更多地将非西方理论要素引入其中，并反思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就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可贡献的国际关系理论素材而言，它们多来自日益受重视的新兴大国，人们不仅试图从印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其国际关系理论的启发，更希望从印度、中国、巴西、土耳其等新近历史上的外交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理论和观念，如印度的不结盟外交、巴西的团结外交、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等。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巴西，事实上都在探索自身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姑且可称作中国特色、印度、巴西特色或土耳其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与新兴大国有意识地培育自身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同，非洲明显尚未充分意识到为丰富国际关系理论而贡献“非洲元素”的重要性。换言之，在新兴大国已达到某种理论自觉时，非洲仍处于理论自发阶段。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有很多，它首先源于非洲自身的发展不足，同时也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非洲的不重视密切相关。迄今为止，一个非常重大的现象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于非洲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仍少有理论兴趣：“有关非洲的国际关系文献少得令人难以置信……非洲被从主流国际关系讨论排除在外，意味着少有非洲国际关系的文献有着明确的理论内涵。”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甚至认为，非洲不可能拥有国际关系理论，因为“建构一个有关马来西亚和哥斯达黎加的国际政治理论将是可笑的……国际政治的总体理论必须基于大国。”当然，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学者也接受了这一信条，他们与西方学者“串通一气地认为自身是其他地方塑造的话语的接受者。”
尽管如此，历史告诉人类，非西方世界的知识事实上在西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包括来自非洲及其他发展中世界的知识。非洲的确可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的素材，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非洲地区国际关系同时为前现代和后现代力量所主导，可为国际体系转型的未来提供重要启示。根据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高级顾问罗伯特·库珀的观点，当前国际体系存在三类国家，即：前现代国家（pre-modem states）、现代国家（modern states）和后现代国家（post-modern states）。在库珀看来，大多数非洲国家属于前现代国家，非洲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失败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些国家或推动了存在的合法性，或推动了对武装力量的控制。由于非洲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失败，使许多后现代的力量介入非洲政治的发展，并试图以此来解决其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尽管这本身充满问题并可能直接导致其失败，但至少就国际关系影响而言，如何处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力量的冲突与融合，非洲不仅能提供新素材，而且极可能走在大多数国家的前面。
其次，非洲地区主义的独特运作逻辑可为推动全球化进程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努力提供借鉴。非殖民化运动成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非洲地区一体化进程取得重要发展，但也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其地区主义的相互重叠和相互竞争。②在非洲53个国家中（2011年刚独立的南苏丹除外），有26个国家是2个地区一体化组织的成员，有20个国家是3个组织的成员，1个国家——刚果（金）甚至是4个组织的成员，只有6个国家只参加1个组织。尽管有诸多力量塑造这一局面，但非洲地区主义的运作逻辑仍有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特别是如何从内部理顺地区主义机制，如何平衡地区自主发展与外部干预以及如何处理发展一安全等方面的关系。
最后，非洲国家在非殖民化后的独特发展历程也可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分析未来国内社会及其国际意义的新理论来源。由于其特殊的发展经历，非洲国家在取得非殖民化成功之后仍缺乏内部权威，导致其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一方面，统治者的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成为非洲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非洲政治和国际关系之中。两者结合，使得“私人外交政策”成为非洲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进而有必要研究“网络和混合行为体联盟在生产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作用”。这为分析未来国际体系转型、特别是国际体系单元的性质变化提供了具有高度前瞻性的启示，特别是在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关系规范、国家转型以及国际伦理等方面。
在提供新理论素材的同时，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更提供了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特别是考虑到有不少研究都质疑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适用性。
首先，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可纠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诸多偏见，特别是对非洲的悲观视角。基于其在过去近400余年间对国际体系的主导，西方已“成功地将对世界政治的一种特殊解释转化成为一种现实本身……并逐步被接受为共识。”但这一现状正在被打破，以便“向更为开放性的、不那么具有暴力冲突倾向的世界政治实践打开大门”，如东南亚国际关系学者指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地方性“修正”不仅会推动对特定地区的更好理解，也可贡献于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研究。类似努力也发生在拉丁美洲，“尽管主导性的美国话语被用于对国际问题的地区性分析。”就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而言，最大的修正是以一种对非洲的积极观念逐渐取代了传统上对非洲的消极甚至悲观观念。与西方强调非洲是“问题大陆”甚至是“绝望的大陆”不同，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合作不仅“把全球化重新传递到非洲”，帮助非洲获得更多选择权和新发展视角，也促使世界重新思考应当如何改变帮助非洲的方式。
其次，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也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解释话语或框架，可能“打破对国际关系概念的正统界定所强加的思维定式”。考虑到一些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概念并不适用于非洲，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对这些概念加以非洲式的再解读或重构。第一个需要重新解读和界定的概念是“冲突”。由于冲突在非洲大陆广泛存在，来自非洲的洞察似可为有关未来冲突的研究提供新视角。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却经常忽视这一重要的地方性视角，进而导致现有理论解释力的极度受限。第二个需要重新解读和重新界定的概念或许是“国家”。在非洲，“国家”只是名义上的“国家”。但现有研究“没有任何努力致力于确立和评估任何非洲经验的相关性”，进而折射了“明确或不明确地存在着的欧洲中心主义模式”。第三个需要重新解读和重新界定的概念是“自由主义”。的确，非洲研究案例都可为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视角提供重要洞察和批判，“非洲人对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的直接和间接批评，拓展了我们理解理论和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并为我们解释民族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还可解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现象和新特征。一方面，它对于塑造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有新的启发，涉及如何以更为包容性的概念化进程来反思当前的国家中心主义，并考察替代性的非国家、特别是次国家行为体，如民族、部落、地方政府、侨民、公司等；另一方面，它也使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区分显得武断，进而需要对国内与国际因素的互动作出新解释。换句话说，非洲几乎是在其他地方相关性的热点问题上的“放大镜”。
二、非线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
自启蒙运动以来，“进步”作为一种信念，逐渐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④这种“进步”观念，或日“人的理性能认识所有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观念，也逐渐主导国际关系研究，帮助塑造了线性逻辑的主导地位，如乔治·凯南所说，“可以肯定的是，好的办事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如同坏的办事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害的一样。”这种国际关系理论的线性逻辑在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面前正遭遇挑战，因为后者很大程度上证明了非线性逻辑的效力。
首先，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提供了有关发展的非线性逻辑。
非洲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对于如何帮助非洲实现发展的问题，却远未达成共识，尽管自20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富裕国家和国际发展组织围绕减贫首次达成共识。对西方所倡导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发展是一种信仰和神话：一方面，他们相信经验证明“一切民族逐步享有‘发展’成果”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真理；但事实上这不过是“特殊的普世主义”，是一个社会将自己所信仰的、历史地构建起来的价值推广到所有其他社会的不明智的尝试；另一方面，基于一种线性思维，西方国际社会也认为，遵循西方模式实现“发展”就是一种“进步”；但事实上这一“发展”可能带来重大破坏性影响，而其所谓的“进步”也不过是意识形态。正是基于这种线性模式，西方国际社会自认为对非洲的发展道路、方式和途径等拥有“合乎道德”的“说教”权力，并总试图将其发展模式复制到非洲，进而使得对非洲的发展援助附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条件便顺理成章。
为适应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新现实，西方再一次利用其线性逻辑，将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关系看作是一种等级制关系。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将新兴大国称作“发展型国家”，而将尚未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非洲国家称作“脆弱国家”或“失败国家”。这一努力事实上将前者描述为西方模式的“毕业生”，而将后者描述为经济、政治甚至道德上的“失败者”。于是，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再一次被纳入主流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之中，西方无需改变自身的信仰便可延续既有逻辑和模式。
但显然的是，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这一线性逻辑。一方面，新兴大国与非洲发展关系时大多基于平等互利的立场，坚持“不干涉内政”和对非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原则。正如非洲人所说，“中国朋友自远方来，教会我们开发、利用好这些财富，他们也可以同时受惠……并且，我们经济上的联系丝毫未影响我国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欧美国家如果能跟中国做得一样好的话，我们也愿意在经济方面与他们共赢”，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现在从态度上来说当然也挺友好，可不得不说他们到我们那儿纯粹是为了逐利。”另一方面，新兴大国采取乐观积极的态度对所有非洲国家一视同仁。尽管西方将非洲划分为可持续发展国家、冲突后重建国家和脆弱或失败国家等层次，但新兴大国往往不这样看待非洲，与此相反，几乎与所有非洲国家同等地发展关系，认识到并非所有非洲国家都是“脆弱的”，其中也有“发展型国家”；同时也认识到，并非仅有西方所认可的模式才能实现发展，各种制度和发展道路都可能有其优势。就这样，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提供了有关发展的非线性洞察，特别是对良治与发展的关系、“脆弱”国家能否走上发展道路等问题的回应。
其次，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提供了新型的资源政治经济学，动摇了现有的线性国际劳动分工。
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很大程度上尚未贡献于其自身发展。在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及其与非洲关系快速发展之前，非洲自然资源的开发更多地支持了西方的掠夺性发展。只有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得到全面发展之后，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才真正得以“盘活”并为其自身发展作出真实的贡献。有观点认为，“金砖四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已影响了能源和矿产等的全球供应和价格。如果有关资源政治经济学的日益增多的文献是重要的，如果中国和印度经济继续以每年8%～10%左右的速度增长，那么对这些稀有原材料的国际竞争乃至国家间冲突可能会大为加剧。这类冲突可能对非洲的“脆弱”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如赤道几内亚和加蓬。有些能源“新兵”正开始专注于在困难环境下的勘探和生产，如圣多美与普林西比。由于在非洲大裂谷与刚果的边境地带发现了石油，乌干达正在讨论有关石油“福佑”还是“诅咒”的问题，部分出于生态思考及战略上不稳定的阿尔伯特湖（Lake Albert）的原因。
但必须认识到，西方的批评显然忽视了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资源政治经济学的新内涵和新意义：一方面，新兴大国与非洲的资源交换基于平等交换原则，最为明显地体现为中国的“以资源换基础设施”的方式，从而完全避免了西方“以资源换金钱”模式可能导致的，更避免了西方早期“免费掠夺非洲资源”的手段。同时，基于平等交换的原则，使非洲无力开采的资源得以流动起来，并转化成为非洲发展所需要的其他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等；另一方面，自殖民主义时代起，西方通过各种手段事实上已将非洲国家固定在国际劳动分工的最底层，使非洲从根本上无法利用其资源来推动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永远处于提供和生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地位。更有甚者，在现行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线性逻辑下，非洲所提供和生产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将长期遭遇价格歧视，将令其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最底层地位被进一步固定。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大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加上平等交换原则，对既有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线性逻辑造成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是新兴大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水平将带动非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的同步提升；二是新兴大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提升了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破坏”了西方再生产既有线性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价格体系，进而产生这样的可能：未来提供和生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国家未必一定居于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最底端。这将是对当前的线性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一个根本性动摇。
最后，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也将动摇西方所建立的“民主-安全-发展”的线性逻辑。
尽管人们早已认识到，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远未取得共识。事实上，西方国家自冷战结束以来在这些目标之间捏造了另一种线性逻辑：发展的确是一个根本目标，但要实现真正的发展，必须为此创造有利条件。西方由此创造出发展的一条供应链：要实现发展便需要安全，要实现安全便需要民主：换句话说，西方捏造出“民主-安全-发展关联”（democmcy，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据此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首先实现了发展政策的安全化，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安全政策的民主化。于是，自冷战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发展学的一个重要发展动向便是“发展目标论”逐渐被替换成“发展条件论”。一开始，西方社会仍将发展目标作为追求方向，更多注重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型项目的投资和援助。随着20世纪六十年展主义的失败和名声扫地，西方社会逐渐从更广泛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来思考发展，进而逐渐将对非发展援助的重点转向为经济发展创造或改善条件，这便为附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创造了条件。到了九十年代，民主制度的扩散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被接受，发展主义方法得以修正并卷土重来。西方社会的对外援助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以发展目标为导向，而以发展条件为导向。如一位非洲学者所指出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是援助方最后的慰藉；最后的尝试则是要证明，如果政治制度是正确的，那么援助干预是能够产生效果的，也一定会产生效果……民主是最后的‘钥匙’。”
相比之下，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时始终坚持发展目标的核心地位，特别是在处理“发展一安全关联”的过程中注意避免在不自觉中滑向发展条件导向。新兴大国在自身发展时便坚持了发展目标的优先地位，并未接受西方的发展条件论，进而走上了一条与非洲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如前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所指出，“仅仅50年前，亚洲（日本除外）曾处在与我们类似的不发达和令人绝望的境地。‘饥荒的名字叫中国，苦难的名字叫印度’……韩国当时的发展水平甚至不及肯尼亚、科特迪瓦或者加纳。”现在，新兴大国在与非洲合作时，也始终坚持“增强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帮助受援国发展民族工业，创造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福祉。”这种发展导向的对外援助也获得受援国的广泛认可，特别是非洲国家，“中非关系正朝向发展伙伴的方向发展……中国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援助，有助于缓解供应瓶颈，提高（非洲国家的）竞争力。”显然，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合作极可能“破坏”西方所建构的“民主-安全-发展”线性逻辑，因此引起西方有关“破坏良治”、“支持”等批评也就不足为奇。
三、非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已制造出一种思考国际关系的正统或传统模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是种“美国的科学”，其内部可能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多种分支。在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理论，尽管内部也存在着重大的多样化，但往往仍被以“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等概括，进而也被置于低“美国的科学”一等的地位。随着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在前述的理论洞察之外，一些新的理论洞察可能动摇所谓“传统”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惯常思维，特别是南南合作理论和非传统安全理论等。
随着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整个南方国家内部的合作有了质的提升，其结果是“尽管传统的北方伙伴仍很重要，南南关系在欠发达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未来可能变得更为重要……”由此而来的，在更为直接和扎实的南南合作理念和经验基础上，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南南合作理论已成为可能。南南合作理论建构很大程度将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一种替代性的非传统或非主流的视角，因为诸如“意识形态、国家间或文化间互动的性质以及团结外交”等不为主流国际关系所关注的要素经常在南南合作中出现，往往体现出南方国家“强调了相互尊重和文化互惠”。
首先，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南南合作坚持一种“团结外交”（diplomacy of solidarity）精神。如前所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往往根据线性发展逻辑对南方国家予以分类，它不仅在西方与南方之间建构一种等级关系，也凸显了南方国家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从而动摇南南合作理论的建构：一方面，南南合作的前景成疑问，因其内部的重大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别是诸多脆弱国家乃至失败国家的存在；另一方面，如有成功案例的话，也会被西方视作“离经叛道”的结果，在道德上不正确，如同当前西方对中非关系的攻击所显示的。但新兴大国与非洲始终秉持“团结外交”精神，一方面视南方国家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南南合作的强大推动力；另一方面积极看待非洲的后发优势、与非洲实现共同发展。尽管原因很多，但进入21世纪后，非洲崛起很大程度上仍与新兴大国和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在快速发展的非洲国家中，既有如乍得、赤道几内亚和圣多美与普林西比这样的微型产油国，也有着被认为存在更多问题的如安哥拉和苏丹这样的非洲国家。这一客观事实再度证明“团结外交”的重要意义。
其次，在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南南合作拒绝西方的唯利是图，坚持平等互利精神，这也对当代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构成重大挑战。基于其与非洲交往的历史经验，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释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平等互利逻辑。因为在西方看来，到非洲的目的无外乎获取经济利益、自然资源或战略保证等，类似中国帮助苏丹建立完整的上中下游能源工业的举动不可理解，背后必然隐藏着别的“真实目的”。根据传统的国际关系模式，非洲丰富的石油资源为美国和欧洲创造的就业机会竞比它们能给非洲创造的还要多。虽然每年都有数以万亿计的美元投入非洲石油项目，其中却只有5%花在非洲，如尼日利亚虽日产石油200万桶，产油量居世界第七，但全国57%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产油区尼日尔三角洲地区更是有高达70%的人口如此。由于尼日利亚炼油厂几乎全线崩溃，就连本该物丰价廉的汽油都完全依赖进口且价格昂贵。新兴大国在获得非洲自然资源时不仅坚持平等交换，甚至回报以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援建，在西方国家眼里便成为一种“变相的贿赂”，因为依据他们的逻辑，不这样理解就无法理解。
最后，在国际规范和原则领域，新兴大国与非洲坚持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往往质疑一系列西方视为主流的“后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基于其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将西方后现代社会的诸多规范应用于指导国际关系，并将其建构成为“普世性”和“传统”的国际关系原则。这一努力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传统与非传统的混乱，产生了诸多的规范混乱和规范竞争，特别是个人道德规范与国家、全球治理的伦理规范之间的混乱和竞争，最为核心的体现是围绕人权与关系展开的一系列概念，如人道主义干涉、人类安全、良治等。尽管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经典现实主义还是经典自由主义，都支持国家间的政治道德区别于个人关系的道德③，但这一“传统”正被西方界定为“非传统”。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的确有诸多证据，但人类安全、人道主义干涉、保护的责任（R2P）等概念存在严重的“概念上的过度延伸”，因此需要倡导更为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已被证明有利于纠正这种误导，消除这一混乱。
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言，非洲面临着诸多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特别是如、武器、知识产权、人及金钱的非法交易等。他们认为，如同反恐战争一样，控制这些非法市场的斗争使政府在这些得益于全球化的灵活的、非国家的资源性网络面前处于弱势。由此而来的，对非洲的非传统安全需要“重新聚焦于那些被当作是对国土安全的威胁的次级群体、地区和冲突”，特别是认识到对“冲突预防”、“冲突后发展”和“冲突后重建”的投资已成为安全政策的有机和核心要素。这些努力的核心是控制和管理所谓的“供应链”，否则是物质性和虚拟性的全球化都将不可能。这些供应链既有正式的和合法的，也有非正式和非法的，特别是非洲拥有的是广泛的、枪支及其他小型武器、强迫移民、为恐怖主义团体提供的侨汇、滴血钻石等非正式和非法的供应链。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些非传统安全的应对强调的是安全化方法，甚至包括安全的私有化方法。
新兴大国在与非洲的合作过程中认识到，非洲所面临的大量非传统安全挑战很大程度上是不均衡的全球化和不合理的民主化所导致的：一方面，人们日益认识到，全球化可能加剧国内、地区及其相互间的不平衡发展，如地区冲突已将乌干达事实上分裂为两个国家，一个是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南部乌干达，另一个是过去20年来一直是战场的包括了整个基奥加湖（Lake Kyoga）的北方，另一方面，对西方所倡导的全球化、民主化、自由化等进程的反思也在增加，如世纪之交人道主义干涉所面临的问题日益增加，对这一问题的关键性反思和怀疑性反应也在持续增加。又如对西方学者倡导的“民主和平论”的批评和修正，集中于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与社会命题与可持续的安全环境的界定和确立的不可兼容性。
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时更多强调纠正全球化的不均衡和民主化的不稳定后果。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特别强调“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关系，或日“发展一安全关联”。如前所述，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时非常注重坚持发展目的的首要地位而不滑向“发展条件论”，强调发展有效性而非追求援助有效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兴大国往往致力于维持实现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的稳定，不追求激进变革，更强调政权稳定。这样，新兴大国向非洲展示了解决非传统安全的一种替代性方法，即在确保政权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发展逐渐解决既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并以发展解决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因为很大程度上，非洲国家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来源于其经济的不发达和欠发展。这一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合作极大地缓解甚至改善了非洲的发展状况，使得“非洲可能从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幸存下来，比世界其余地方少受伤害”，因此尽管“百万受挫的、无聊的和愤怒的非洲年轻人在贫民窟快速增长，同时还有长期的‘荷兰病’危险，”“甚至处于世界金融冲击当中，但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有机会重新建设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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