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化;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制
要探讨文化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首先应该明确文化的内涵与经济作用,然后将结合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观点,论证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而文化又影响三大优势,最后得出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文化通过影响三大优势进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
一、文化的内涵与经济作用
(一)文化的内涵
现在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和内涵的解释大约有一百多种。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即人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部总和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人化的形式的特殊活动。这种概括,将那种仅仅同劳动生产相连的狭义文化扩展为涵盖人类创造物与人类自身活动的广义文化。按照对马克思文化哲学的理解,可以把文化结构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精神文化也称为观念文化,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也是本文所指的狭义文化,它包括语言和符号、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民族主义以及涵盖以上因素的企业文化等。
语言和符号在人类的交往活动中都起着沟通的作用,还是文化积淀和贮存的手段,反映、传授和创造文化。形体语言是沟通的另一种形式,在不同文化中,相同的手势或其他动作可能有不同含义。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的成员评价行为和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合意目标的标准。它决定人们赞赏什么,追求什么.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同时价值观念还体现在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产品之中。伦理道德通过教育和社会舆论等力量,使人们具有善与恶、荣誉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并逐渐形成一定的习惯和传统,以指导和控制人们的行为。风俗习惯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方向、方法和式样,规定语言和符号使用的对象和方法,是价值观念的具体化。是文化中真正能够持久的基质,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另外,民族主义往往会使一个民族自信自强,也形成了本国产品的一种最为坚实的保护屏障,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对外交流。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中人们的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习惯,包括企业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
(二)文化的经济作用
探讨文化的经济作用,将借用文化资本的概念。经济学家们传统地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制度资本等。1990 年,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从此文化资本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每个人,即使他没有接受任何正规教育所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但他一定习得了一系列的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一系列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等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资本。
袁晓婷,陈春花(2006)认为: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如图1所示。
1、间接影响
文化资本制约着人们对资源、技术、制度等要素的选择与合理配置,决定着人们需求的变化和观念的创新,影响企业家的创新和决策,还有它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推动着一个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均收入持续地增减。
2、直接影响
文化资本能够影响人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其中的互利交易。
二、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
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源于英国学者邓宁(John H. Dunning)于1981年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OIL模式。目前也有争议,为此,有必要对该理论进行述评。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简述
邓宁认为,企业的国际经营决策是由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组变量决定的。这三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跨国公司在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之间的选择。如果同时具备三类优势,企业就可以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组织国际生产。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利用三类优势的最佳方式。具体而言,三大优势含义如下。
(1)企业优势
企业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拥有但外国企业无法获得或拥有的有利经营条件、资产及其所有权。它又称为所有权优势、竞争优势或垄断优势。企业优势分为四类:第一,技术优势。主要包括专利、专用技术、管理经验、销售技巧、研究与开发能力等。第二,规模优势。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第三,人才优势。第四,金融和货币优势。
(2)内部化优势
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与经营活动,将其所有的资产内部化而拥有最大收益的优势。企业内部化的动机是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把中间产品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水平,防止技术外溢。
(3)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为外国企业在该国投资设厂提供的更有利的条件。它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区位优势决定着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和国际生产的类型。
(二)对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修正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吸收了过去出现的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精华,能够解释企业进行三种主要国际经营活动的原因,是迄今为止比较完备的跨国经营理论。但它无法解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为这些企业并不同时具备三大优势,也不具备发达国家企业的绝对优势,他们的很多投资为技术寻求型、资本寻求型、资源寻求型、产业结构转移型等。所以,有必要修正它。
1、三大优势可以相互替代
中国学者林叶1991年在《中国跨国公司论》一书中对邓宁的折衷理论进行了修正:发展中国家不同时具备三种优势仍可能发生对外投资,这是由三种优势相互替代产生的。当内部化优势(I)分别大于所有权优势(O)与区位优势(L)时,内部化优势就弥补了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劣势,就可能发生寻求最大程度地发挥内部化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同理,可以发生寻求区位优势或寻求所有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国家仍可能发生对外投资,这是某些领域的比较优势决定的。
2、企业优势应是相对优势
笔者以为,企业优势应是相对优势,不仅相对于东道国企业,也可相对于母国同类企业。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寻求技术、资本与资源等,甚至是被迫跟进国外市场。它们并非都具有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优势,但是一般都具有相对于本国同类企业的优势;否则,它们很难率先或跟进跨出国门。后来出现的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产业结构转移论等都与企业的相对优势有关。
因此,修正后的国际折衷理论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见,三大优势决定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那么,什么因素影响三大优势从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呢?
三、文化全面影响三大优势
以下将逐一分析文化全面影响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大优势。
(一)文化影响企业优势
文化对企业的人才、技术、产品、管理等优势都有影响。
1、文化影响着企业的人才的吸引、获得与培养
企业提倡“诚信、团队、合作、创新”的价值观,吸引人才效果显著。当一种企业文化使职工得到职业化训练,并形成其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对称结构时,企业内就会成长出一批优秀的人才。反之,有损企业的人才优势。比如,儒家文化中的群体意识、“唯上、唯君、唯父”、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等消极思想限制了人才的涌现与培养,从而削弱了对外投资的优势。
2、文化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保护与传导
僵化的企业文化不利于传导与创新技术。此外,在国际投资中,由于我国企业缺乏对自己的无形资产借助法律加以保护的意识,对自己的产品技术尚未采用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措施加以全方位保护,导致无形资产泄露、被外方人员盗走,造成一些很有优势的无形资产流失。
3、文化影响企业的产品优势
以变化、新奇、差异、个性等为特征的企业,定位于“领先使用者”细分市场,产品优势是“时尚”。相反,以稳定、有序、规范、无差错等官僚文化为主体文化的企业,其产品性质为“长寿型”,其产品优势是“质量――成本”,对应的细分市场是“从众者”和“保守者”。
4、文化对企业优势的其他影响
互利合作的文化使管理等都更有保障。一种凝聚力强大的企业文化可以提高企业在国际投资中的谈判权利,获得更多的利益。一个自由的、不受国家干预的文化中成长的企业,能更好的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时刻保持竞争力和活力。
(二)文化影响内部化优势
跨国公司内部的文化差异增加了管理成本从而削弱了内部化优势。
1、机制
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它对国际市场的替代,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创造出企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和交易体系,从而实现更高程度的节约或取得更大的效益。内部化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时才会有意义。内部化的收益一定时,其优势大小取决于其成本的高低。内部化的成本主要是企业扩张增加的管理成本,而国际企业的文化差异与摩擦是导致管理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胡浩(2004)认为对文化差异的测量一般是通过Kogut & Singh 设计的文化差异指数来度量的。一般认为文化差异较大时,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绩效水平会较差, 原因在于文化差异会造成交易效率的下降、敌意的产生或显著的不适、经常的文化冲突等等。
2、表现
刘宗明、石文慧(2006)总结了:“Hofstede提出的国家文化模型主要由权力化程度、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男性/ 女性主义和长/ 短期取向等维度构成的。企业层面的文化差异往往也都是国家文化在这些维度上差异的不同体现。根据Hofstede的研究结果,赵曙明等人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与中国等六个国家在上述五个维度上进行比较(赵曙明,张捷,2005),结论是中外企业文化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化类型、沟通方式、认同程度、等的差异都会影响内部化优势。彭新万(2003)指出: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面临的跨文化管理问题主要有:管理理念、价值判断、风俗习惯三者不同引起的问题。不同的文化环境要求不同的管理方式,在某一文化中适合的组织战略、结构和技术在另一文化中却可能导致失败。
(三)文化影响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涉及到东道国的整体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软硬要素。东道国文化的异同与优劣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一般而言,越接近本国文化、人文环境越好的国家越有利于作为投资的东道国,因为社会文化方面的交易费用较低。
1、东道国文化的异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
我们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越接近本国文化的东道国越有利。
孙焱林与胡松(2004)运用1997年的数据估计中国与其FDI的主要来源国(28个DECD国家和5个非OECD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Gravity模型。Gravity模型预测到中国的FDI中有80%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本文通过定量分析说明了中国之所以吸引的许多FDI,是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其拥有较大的文化和地理优势。中国和亚洲主要的FDI来源国(包括日本和几个新兴工业国(地区))有很多相同的文化关系,而且和这些来源国的地理距离很近。我们强调文化和地理对FDI的影响并不意味着FDI政策、市场规模和政治稳定性等因素对吸引FDI没有关系,事实上,后面列出的一些因素帮助东道国达到或是提高其吸引FDI的潜在值。”
2、东道国文化的优劣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
东道国优良的文化环境会增加外来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儒家文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巨大成功就是明证。儒家管理集治国、治家、治生、治身为一体,是体现“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完整体系,而其中又以治国为其最高成就。具有现代意义的儒家管理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成功,尤以新加坡、韩国等最为典型。相反,东道国的文化环境恶劣甚至敌对可能会导致严重错误。如伊朗革命后社会中长期积累的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憎恨情绪最终导致了新政府在革命成功后把大批外国石油公司所有权收归国有。
3、东道国文化的类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东道国文化的类型可以分为保守型与进取型,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差距大与权力差距小等,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从而影响区位分布。比如保守型为主流价值观念的国家,对外交流的欲望不会太强烈,所以不利于贸易投资的发展,而进取型相反。东道国文化的类型还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与开发地点。周凌霄(2006)对此有比较系统的分析。“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时应该把研发部门布置在文化环境有利于实现更高研发效率的国家。权力差距越小、不确定性规避越低、鼓励个人主义与男性主义的国家为最佳地点。”
三、小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文化全面影响了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从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所以,文化是全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图所示)。该结论的启示是一国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才能更好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机制“菱形图”
参考文献
[1]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陈丽琳著:《企业文化的新视野》,《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袁晓婷,陈春花:《文化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表现形式和影响研究》, 《科学学研究》, 2006年8月增刊。
[5]孙淑红,曾铮主编:《国际投资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
[6]王军,高国威,刘育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世界地理研究》,2003年第3期。
[7]胡浩:《论文化差异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8]刘宗明,石文慧:《企业跨国并购与文化整合》,《商场现代化》,2006年第24期。
[9]彭新万:《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面临的跨文化管理问题及对策》,2003年第6期。
[10]孙焱林,胡松:《文化和地理因素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10期。
[11]杨帆,郭秀芝,李明贵:《论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文化冲突》,《黑龙江财专学报》,1999年第3期。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理论；教学改革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间的贸易、交流日益频繁，这也对高素质的国际贸易人才需求量不断增加。而国际贸易理论是高校国贸专业的主要理论课程，同时是其他经管类专业学生认识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课程[1]。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的细化，国际贸易逐步呈微观化发展的新形势，且越发多元化。这给高校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及教学带来新的挑战。所以，为顺应全球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必须对国际贸易理论教学进行改革。
一、国际贸易理论教学内容的改革
1.主流理论方面应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增加到新的教学内容中，这是当前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前沿性课题。如此不但能更好的解释不同产业内部及之间的国际贸易行为，且可更深入、全面的解释相同产业内部不同企业的国际贸易差异。另外，为让国际贸易专业学生能更好的理解进出口贸易产生的经济效应，还应在教学内容中加入多个专题，系统探讨国际贸易给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等变量的影响机制。并且在保持既有的课程的内容体系基础上，增加基于微观层面分析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内容，完善学生的认识[2]。2.相关政策方面既有的国际贸易理论课程单单基于经济角度探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操作，还未全面基于政治层面分析，但在实际贸易中大多数贸易政策的确立是从政治层面考虑的。所以，为让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更符实际，必须增加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基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政治层面探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落实，让学生更好的了解新经济形势下一个国家制定进出口贸易政策的过程。另外，基于现阶段绿色贸易及各类技术性贸易壁垒产生的原因、存在的重要性等情况，在教学内容中还应扩大这些课题内容，有助于学生及时掌握新时期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动态。3.形势发展方面自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受到重创，正处于经济复苏阶段，而在此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发展优势和地位逐步提升，使得全球经济贸易的格局有了显著变化，但既有的课程内容体系还未能根据此种变化进行全面调整。为让学生更为及时、全面的认识和掌握现阶段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在新的课程体系必须新增金融危机发生、给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等内容，同时在内容中必须表现金融危机后时期的全球经济形势，特别是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动态或者变化。此外，在课程内容中应增加应用主流理论对新全球经济形势开展系统分析，如此不佳能让学生及时认识新时期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且可让学生更为深入了解内在逻辑关系，强化学生应用理论知识对现实问题分析的能力。
二、国际贸易理论教学方法改革
在新的全球经济形势下，为让学生更好认识理论知识和现实融合，不仅要调整和丰富课程内容，还应重视和推进教学方法改革。除采取传统讲授法之外，为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应采取多种教学方法。1.提问教学法为更好的引导学生思考新的理论知识，在实际教学中应进行必要的提问，基于全球经济新形势为前提，分析以往理论的不足，然后依照经济学逻辑设计和提出问题，系统分析传统理论在解释实际问题不深的原因，再将新的、前沿理论导出。提问教学法的优势就是可让学生更好的参与到理论形成的思考中，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且可让学生在思考中认识各类理论的内在逻辑、关联性，让学生更好建立知识架构，提升学习效率[3]。2.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能够让学生把理论知识更好的应用到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中，不但有助于学生更为深入的学习和理解理论知识，还可有效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探究思维。在开展案例教学中，必须做好这两点：一是选取合适的实际案例，须和理论知识相契合的案例开展教学，并要选择不同案例予以比较分析，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二是引导让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让学生能够对理论和案例进行独立思考。3.科研教学法理论课程学习就是让学生学会理论分析及应用理论解释国际贸易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在教学中应让学生接触更多的理论科研法。在应用该教学法中，为让学生更为顺利的参与理论科研，在选取科研项目时必须以现实经济为前提，难度要适中，如此可有效提升学生参与热情，同时也可在科研中更为全面的展现理论知识的现实诠释力。
三、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经济贸易形势也有了巨大变化，但关于国际贸易理论教学体系尚未全面深入改革，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为顺应高等教育改革和新经济形势，必须加快教学内容调整，创新教学方法，实现优质、高效的国际贸易理论教学。
参考文献：
[1]尚杨娇.新形势下国际贸易理论及实务教学改革分析[J].才智，2016，18:169.
[2]肖扬.实践案例在国际贸易教学中的运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178-179.
关键词：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
作者简介：张多来（1950-），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征难（1964-），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 衡阳 421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哲学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编号：12@ZH015）的子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0-0070-02
同志在十八报告中指出：“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帮助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健康成长成才。因此，高校要加强对此类课程的研究。
一、“形势与政策”课的特殊地位决定高校要加强对它的教育教学研究
1.高校要从这一门课的特殊性来看它的重要性
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指出高校本、专科都要开设“形势与政策”课。高校开设这门课，既要承担着向大学生及时介绍国内外发展形势以及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的任务，又要使这门课教学实施过程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因此，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是搞好这门课教学的基础和前提。这门课程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也不同于政治学的纯理论课；既不同于思想品德课，也不同于专业课。它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是政治性。这门课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大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及时疏导，解疑释惑，情感交流，从而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全面深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紧紧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增强信心，坚定信念。其次是思想性。这门课程的思想性是十分明显的，专题讲授过程中要有对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的清晰阐述，要有对事件的前因后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要有对相应政策的深入浅出的论证，从而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过程既要让学生钻研知识与学问，又要让学生掌握德行，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再次是动态性。由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相应发生变化。因此，教学内容也要相应调整，每个学期、不同专题，教学内容都是变化的。由于这门课的政治性、思想性、动态性的特点，决定高校要加强对这门课的研究。
2.高校要从课程性质和课程内容来看这门课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对“形势与政策”课有明确的规定，从课程性质说，它是我国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也是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2]形势是我们党和政府制定路线政策方针的根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和基本走向。从课程内容说，“形势与政策”课担负着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教育；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重大改革措施等国内形势与政策教育；当前国际形势、外交政策等国际形势与政策教育。通过教育让大学生提高认识，了解国情，了解民情，了解世情，认清形势，把握政策，融入社会，从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高对形势判断能力、分析能力和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缺乏教研的支撑就不能全面完成这门课的教学内容任务，不能很好实现教学目的。
3.高校要从社会需要和学生运用来看这门课的重要性
大学生读书的目的在于运用。学生踏入社会就会遇到许多实际问题和难题。如何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合作共事？首先是学会认清形势，把握政策，认真研读有关文件精神，吃透政策精神，坚持原则的坚定性，懂得策略方法的灵活性，既不违背上级文件精神又能灵活变通，具有协同创新能力。其次是顺应形势与政策，结合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定准方位，发展自我，不断提高个人自身素质和能力。再次是利用学校学过的有关知识，自觉运用，提高科学的判断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理解力，以超前的眼光、开放的视野及时准确地把握国际国内形势与政策。既要有远大理想，又要脚踏实地，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机遇与挑战，坚定理想与信念，不断创新，为民服务，报效祖国，实现大学生人生价值。
二、教学与科研协同发展需要高校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研究
1.高校要以教学带动教研
在教学方式上，将这门课列入学生培养计划，严格按教学计划开课。在时间安排上，做到四年不断线，前两年釆取理论讲授为主，辅之与实践相结合；在大三期间，以大学生专业的社会需求形势、大学专业学科发展前程和基本走向的形势为教学内容，开展专业形势与政策教育，如培养卓越工程师、卓越医师等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大四期间，以学生实习、就业、创业、考研为主，开展相关形势与政策教育。同时，还可充分利用“形势与政策”网络课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这样做使形势与政策教育四年不断线，常学常新。在教学中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去研究，通过教学带动教学研究。
2.高校要以教研促进教学
教学与教研，相互贯通。通过教学发现问题，要解答这些问题就要开展教育教学研究。通过研究加深理解，形成论文，然后把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中，以理服人，让事实说话，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以教研促进教学。这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也是教学—教研—再教学的过程。这几年，来南华大学（以下简称“我校”）参观考察的学校不断增多，既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促进兄弟院校之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研讨，外校来我校参观考察既是动力，更是压力和责任。
3.高校要以专题研究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湖南省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对“形势与政策”课十分重视，制订政策，下发文件。如省高校工委、省哲学规划办联合发文，提高研究级别和档次。近几年我校又获得教育部对“形势与政策”专项课题项目支持，教育部还把我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团队列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网站共建团队，作为该课程观察点学校之一。全国哲学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研究”（12@ZH015）又把我校列为该课题的子课题之一。这门课有校级、省部级、国家社科基金子课题。通过专题研究既取得了一些教学成果，又提高了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三、时展需要高校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1.高校要加强这门课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基本理论主要是科学认识和分析形势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它是分析各类国内外时事和热点问题的主要依据。要开展对不同时期形势与政策的研究，对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的分析和研究。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得深一点，讲起来就有力度，就有针对性，就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如的《论持久战》、《目前的形势与我们任务》，都是建立在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高度，从而正确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又如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南巡谈话》，为我们党拨乱反正，开启中国改革开放航程，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明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什么时侯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路线方针政策就符合实际，党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什么时侯对形势作出不正确判断，路线方针政策就不符合实际或偏离实际，就会出现“右”的或“左”的错误路线，导致事业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基本经验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事业发展就比较顺利，为此要认真学习，深入研究。
2.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政策问题研究
基本政策主要是国内和国际规定、规则等，国内方面包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际方面包括联合国、多边关系和国际格局的有关规定和规则。形势问题，从宏观上讲有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从内容上讲，有经济形势、政治形势、就业形势、农业形势、农村形势、工业形势等。每一项大的内容中都有基本政策问题，如外交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产业政策、分配政策、就业政策、体制改革政策、房产政策、环保政策、医保政策等等。这些基本政策要好好研究，研究清楚了，讲起课来就有说服力，就有理论深度，有分析高度，有说服力度，就能打动学生，启发学生，就会有人“愿意听、喜欢听、还想听”。
3.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问题研究
这门课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有：实事求是原则，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首要原则和方法；矛盾分析法，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三贴近”，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还有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实践方法等等。
4.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历史回顾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校就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课表，有计划有安排，有组织机构，有一支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有一定形式的教材。因为这门课教材编写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所以编写教材难度大，也就是说，教材编好了，部分专题内容又变了，特别是具体数字又变化了，跟不上形势变化。我校每年每学期都安排5个专题，坚持“短、平、快”，集体备课，教授牵头，专题组长负责，统一讲稿和课件。经过努力，我校“形势与政策”课2008年被评为湖南省省级精品课程，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2012年，这门课程又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并往省里推荐评奖。同时，学校又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责任教授岗位课程。应加倍努力，善于学习，勤于思考，认真总结，好好研究，弄清优势与不足。既往优势和成功经验要发扬光大，不足之处要加以弥补。
总之，高校要加强对这门课的教育教学研究。只有加强研究才能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只有加强研究才能深化教学，才能把它办成校园“焦点访谈”课、特色鲜明的课，深受学生喜欢的课。在十精神鼓舞下，以实现教育梦想托起“中国梦”，因为教育是托起“中国梦”的基石，“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辛勤耕耘。高校教师只有都来“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关注梦想，才能使青年大学生茁壮成长，才能托起真正的“中国梦”，只有通过实现更多“个人梦”，才能早日实现全国人民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产业技术的迅速更新，跨国公司的经营也处于动态调整中。而且，跨国并购作为以企业微观产权市场交易为载体的国际资源配置现象，必然与国际市场价格机制和企业内在战略管理机制同时相关。近10年来以横向、善意、强强联合为主导的跨国并购表明，保持持久的核心竞争优势，是实施跨国并购的重要战略驱动力。因此，跨国并购的分析重点逐步向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人文和技术整合能力、国际经营经验、组织学习能力、资源禀赋特征等内生变量转移。这些企业能力变量与其国际竞争优势密切相关，并随着企业国际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断内生变化，并与外部宏观和产业因素相互作用，对企业保持国际核心力发挥关键作用。就此角度而言，跨国并购便是在企业能力变量的动态调整过程中，有助于培育国际竞争优势的组织变革。下面将对国际上与企业能力理论相关的跨国并购研究最新进展、主要局限和发展方向进行综述评析。
1．国际化战略与组织形态论。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包括业务层和企业层两个方面。公司层国际化战略包括三个类型：国际本土化(multi―domestic strateSie8)、全球化(global strateSies)和跨国战略(Transnational StrateSy)。国际本土化就是将战略和业务决策权分散到各个国家的战略业务单元，由这些单元向本地市场提供本土化的产品。国际本土化注重每个国家内的竞争，认为每个国家的市场需求、行业结构、政策法律和社会意识都不相同。实施国际本土化战略能够对每个市场的需求特性做出更准确的反应。全球化战略则认为不同国家市场的产品更趋于标准化，应采取由母国总部集中控制的国际化战略，即不同国家的业务单元互相依靠，由总部进行一体化管理。跨国战略是国际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结合，试图实现全球化协调性和本土化的灵活性的统一。战略管理学认为企业层面国际战略的选择依据是目标战略资源的特性。Rug-mall和Verbeke定义了两种企业专属优势(Finn―SpecificAd-vantages，FSA)。一种是地域限制性的(10cation―bound)。顾名思义，这种资源优势局限于某一地区不可转移流动，如营销网络、品牌优势等；另一种是非地域限制性的(non―location―bound)如技术知识、管理能力等。这些优势不受地域限制，但在不同企业之间可能难以整合，或本国企业为保持垄断优势不愿扩散给合作者。若企业国际化是为了寻求东道国某种地域限制性资源，则倾向于国际本土化战略，赋予国外子公司较大的独立性，使其能灵活适应东道国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该地域限制性优势资源。反之，若企业具有并想保持自身某种非地域限制性优势，则会实施全球化战略，以保证本国母公司对分公司的控制力度。
近期另一些研究将系统论和组织形态学的异质同形(i-somorphism)范畴运用到跨国公司的国际组织结构中，并以此为分析跨国并购成因的切入点。异质同形是指任何组织无论基本功能和行为目标如何，都必须不断变更自身结构，内化各种外部制度要求，藉此合法生存地位，因而形成不同组织与周围制度环境的同构化趋势，即“异质同形”。从系统论角度看，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可视为相互关联的一系列组织的集合。Kostova和Zaheer，Rosenzweig和Singh，Davisetal等都指出，跨国公司子公司面临着内部与外部双重同形化的压力。前者是指要与其母公司的组织行为协调，后者则是指要与东道国相关利益群体相融，两种压力的重要性根源于企业选择的国际化战略。他们认为如果实施全球化战略，则主要受母公司的组织模式影响，如果是国际本土化，则与东道国制度的同形化更为重要。反之的相互作用将决定跨国企业的进入方式。更进一步，两种压力则会选择新建投资这种控股程度最高的方式；相反，如果满足外部同形化，则会通过并购发展海外分支。
Harzing将上述系统论和公司层国际化战略的观点融合起来，通过对22个国家122家跨国公司的调查发现，如果跨国公司各地区差异较大，则会偏重采取国际本土化战略，通常将以并购方式发展海外分支，以灵活地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反之，如果强调企业全球经营的整体协调性，则会采取全球化战略，保持总部的权力集中度，此时采取新建的可能性更大。另如Brouthers和Brouthem通过考察136家进入欧洲的日资企业发现，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开辟欧洲市场时主要采取国际本土化战略。由于与当地文化差异较大，日资企业更青睐于收购，以便比新建投资更容易取得东道国合法地位。
2．企业组织能力论(Organizatioaal Capability，OC)。组织能力论沿用了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和演化理论的基本逻辑。与交易成本理论不同，组织能力论把企业视为一系列内嵌知识型资源的集合体，并通过企业的动态和复杂交错的组织过程转化为企业的特有技能。该理论认为市场失灵不是来自外部合作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是在传递和吸收隐形资源时各个企业内生的组织能力差异。组织能力论将判断企业内部化可行性的视角放在价值创造上，而不局限于节省交易费用，强调与其他企业合作即使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但如果能从中拓宽企业的能力边界，依然可能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Madhok沿用了组织能力论的“价值创造观”，并结合所有权优势资源特性，提出进入模式选择的新命题。他认为，是否通过并购实现市场内部化的决策及效果，既与并购双方优势资源的互补性和可吸收性等产业技术因素相关，也决定于收购企业吸收和利用各种隐性知识的组织能力。企业知识的隐含性越高，或者在国外要从事的业务的技术特性、市场环境极大地超出现有经验，则组织各种隐形知识的成本和风险都十分可观，此时通过合资模式获取这些外部资源比建立并购或新建子公司更合理，这不仅可以减少因组织能力缺陷造成的内部化成本，还可以避免新建投资因运作上的路径依赖导致的吸收新资源的刚性。
同样基于组织能力论，Hennart、Park和Morosini等人分别考察日本和意大利跨国公司在合资新建与并购之间的选择，都发现如果投资者研发越密集，对企业的组织能力要求越高，则合资比并购更受青睐，因为这样更容易在新企业中整体移植自己设计的管理系统；Brouthers和Brouthels对多地区样本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通常采取新建投资的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因为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力等隐性资源的优势并购后很难有效整合或扩散到其他合作者。他们还指出如果投资者对目标企业的部分互补性资源感兴趣，则只有这部分有价值的资源易于消化，即能够较容易地被剥离提取出来时才会采取收购行为，否则采取合资可能是更理想的选择。
3．动态能力与组织学习论(Dynamic Capabilities)。
Teece、Pissano、Shuen和Winter把企业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中，能够迅速适应制度惯例的变革、灵活调整经营模式、及时整合和重组内外部资源、补充资产技能，从而自我更新竞争优势的能力。自我更新的主要途径是企业组织不断学习知识和诀窍、适应制度惯例变革。本质上讲，组织学习能力反映了企业为适应外部社会生态环境变化，周而复始地积极积累经验所形成的长期生存方式。
并购与新建投资的基本差异是，企业通过购买其他企业的股权将其纳入自己的经营体系，因此比新建企业增加了双方在经营思想、管理模式和员工协作等方面的企业文化方面的整合风险。整合风险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出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社会文化差距。不少研究者发现社会文化差距对进入模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鉴于此，近年一些学者试图将组织学习能力与国际经验积累结合起来，分析与进入模式的内在联系。这一视角的研究刚刚兴起，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结论。早期观点认为，考虑到潜在整合难度，文化差异越大，实施合资或新建企业的可能性就比收购更高，而文化具有相似性的国家之间的收购会更为频繁。
然而Hamel、Vermeulen和Barkema；Beckman和Haun・sehild将动态能力与组织学习论引入进入方式的决策分析，得出了不同结论。他们认为，并购可以促进跨国企业向东道国合作者吸取和补充经营经验，还有助于获取竞争对手的更多信息；而新建投资只是在利用企业既有的知识和经营模式，比并购更容易形成认知学习惰性和日常运作的路径依赖，因此不利于企业增强动态能力。这一假说与不少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是吻合的。如Morosini等人对52家实施跨国并购的意大利的MNC发现并购双方所在地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与并购后的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他们认为具有学习性组织特征和动态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与文化差异较大的东道国企业合作，及时适应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制度规范，拓宽企业的管理经验、丰富经营模式、激发创新思维，挖掘出更高的潜在价值。
Barkemaetal等人、Vermeulen和Barkema延续这一思路，比较考察了跨国并购与新建投资在企业的绩效表现和存活率，证实当两地的文化意识差异大、并购后企业需要双重文化适应的情形下，由于新建投资企业存在组织惰性，灵活适应外部制度惯例的动态能力较差，因而生存持久性明显低于跨国并购的海外分支，从另一角度验证了基于拓宽知识边界、提高企业动态能力的跨国并购内在动机。
4．国际经营阶段论(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交易费用论认为，由于收购比新建企业简单，投资成本和风险也较小，故缺少跨国经营管理经验的企业更偏向于从购并方式开始拓展国际市场，而丰富的国际经营经验有助于高控制度的进入方式(独资新建)的成功实施。Brouthers和Brouthers、Barkema和Vermeulen均发现区域多样性，海外投资历史、母国出口所占营业额比重等国际经营经验指标，与实施新建投资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
Johanson和Vahlne也发现，跨国公司是否对外并购往往受制于与目标企业之间的“心理距离”。如果母国与东道国文化背景越大，两国的“心理距离”也越远，这会严重阻隔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市场的信息交流，直接增大并购后企业的整合风险。因此，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人文环境相似的国家为并购东道国，或先通过合资和新建子公司积累经验，再以渐进方式，进入文化背景较生疏的地区。
Huber、Cavusgil、Bambergel和Cui等学者将组织学习能力范畴引入交易费用的研究框架，发展出国际经营的动态阶段论。他们认为，管理者要善于洞察国际市场环境、把握时机，通过不断进行组织变革和经营创新，分阶段地推进国际化进程。随着自身经验和资源禀赋的积累，逐渐提高进入方式的控制程度。具体而言，企业在国际化起步阶段，应先全面搜集海外市场信息；在此基础上，如果观测到海外投资潜在收益可能性，可从出口和技术许可证等非股权模式开辟东道国市场；在对东道国有较深了解并有足够的市场基础上，再拓展并购、合资、战略联盟等形式的合作，最后通过独资兴建企业，将东道国的优势资源合理整合到跨国企业内部。
同样根据组织学习论，Kogut和Singh、Hennart和Park等人的研究却未发现国际经验与进入方式存在显著联系。这说明，文化差异的实际影响效果还需综合考虑母国市场降低文化不确定性的能力和母国企业的文化风险偏好程度及长期国际化路径选择。
Barkema和Vermeulen还发现产品多元化与新建投资的可能性呈非线性关系。他们认为尽管国际经验积累有助于产品多元化，但是过度分散的产品类型也有害于企业整体的信息管理。因此，产品极度多元化反而说明企业的经营认知能力较低，此时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并购投资的方式。
5．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perspective)。资源基础理论以Madhok提出的“价值创造观”为出发点，认为选择何种进入方式取决于本国企业核心资源与东道国目标资源的产业特征和相互关系。是否采取并购在于双方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否提高企业核心能力和创造更大价值。
Anand和Delios首先将企业的优势资源按照地域流动性进行分类，把知识技术诀窍、研发能力等无形资产视为上游资本，把产品营销网络、品牌优势等与市场竞争相关的资源视为下游资本。前者比较容易在国际上扩散，即不受地域限制被替代，而后者则流动性差即难以随投资的地域变化而转移。因此，他们支持Mitchell的观点，认为如果东道国在技术和R&D方面有相对优势，则跨国公司会倾向于收购当地企业以提高技术优势，相反，如果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下游资本方面处于劣势，需要在当地补充时，收购拥有这些下游资源的东道国企业将是明智的选择。Anand和Delios结合OIL的分析范式进一步指出，投资者是否通过跨国并购所要获取的东道国战略资源的性质不同，对自身核心资源的优势水平要求也不尽相同。如果目标资源是品牌、营销能力等下游资源，则只有其核心的技术知识等上游资源在行业内具有绝对优势，采取并购比新建企业更加便捷；如果跨国并购的动机在于拓展技术密集型等上游资源的垄断地域，则只要其核心资源在东道国具有相对优势，就可以通过并购实现。类似地，冯春丽和刘海云的模型分析也指出，对于东道国在技术上处于国际劣势地位的产业，跨国公司倾向于合资或独资，而在较高技术产业，跨国公司更倾向于股权合并。
另一些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从内部化的可行性角度分析了资源特性与选择进入模式的关系。如Kim和Hwang，Delios和Beamish，陈浪南等，以及Brouthers和Brouthers等的研究发现，企业核心资源(主要是无形和知识性资产)的垄断
性和独占性越强，或特有资源的隐含性越高(如生产组织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等不易在不同的组织间转移扩散)，或特有技术决窍的比较优势愈明显，投资者越倾向于独资新建和控股收购等控制程度高的进入模式。因为市场交易会使这些专有的优势资源贬值，而通过并购实施内部化的整合成本和难度也较大。另外为了分担巨额研发经费和分散技术创新的风险，则以战略联盟或强强并购为宜。
二、研究缺陷和发展方向
尽管跨国并购决策理论的研究已得出不少具有突破性的实证结果，但还尚未形成如OIL分析范式这样逻辑紧密、成熟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缺陷。
第一，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差异。这一方面受实证检验样本对象、考察时期等方面局限性制约，也和分析因素不全面有关。如对于国际经营经验，同样基于组织学习论，Huber及Cavussil根据经营经验与进入方式控制程度的正相关关系推出国际经营阶段论，而Kogut和Sinsh等学者则未发现国际经营经验对进入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又如Brouthers和Brouthers发现投资规模越小，一般更倾向于采取新建方式，而Hennart和Reddy等学者则得出相反的结论，即目标企业规模越大，对其实施兼并的整合风险越高，此时采取合资经营的方式更为明智。Cho和Padmanabhan等学者则未发现投资规模与国际市场进入方式有显著关联。
第二，研究视角缺乏相互协调性。如组织能力论把文化差异和心理距离作为整合风险的标志，因此与实施并购为负相关关系。而持组织学习与动态能力观点的研究则认为文化差异可以拓展企业的知识边界、激励创新能力，提升企业潜在价值，因此文化差异反而采取并购较新建投资为宜。实际上对于同样的外部因素，对进入模式可行性的具体影响不仅取决于样本企业的组织能力和风险偏好，还与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导向有关。因此如何针对不同的样本特征、综合多种影响因素、选择恰当的分析视角还有待探索。
第三，研究对象比较片面。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以发达国家为投资母国的并购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起的跨国并购的动机和影响机制还仅有刘易斯・威尔斯和唐纳德・莱克劳等十分有限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为东道国的软环境的分析也十分欠缺，如政策与法制的开放度、文化包容性等，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能否成功“走出去”的重要决策因素。特别是近年来不少新兴市场和经济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国际化进程起步阶段即向发达国家实施并购，对此蛙跳现象，现有跨国并购理论尚不能作出充分解释。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以跨国公司为样本，这些结论是否适合于中小企业，以及如何加以修正都仍待研究。
第四，研究思路不完整。大多数实证研究采取因素分析法或回归模型法判断选择的决策因素，却忽视了结合事后绩效来全面分析跨国并购决策的实际有效性。实际上国际投资方式的选择是跨国企业发展中的动态连续性战略，是否选择跨国并购与其决策的有效性往往具有内生互动关系。大多以因素分析法或Iogit回归法判断选择的影响因素，实际上将绩效与战略决策隔绝了。因此应建立更精确的内生选择模型，如把并购与新建投资的事后绩效及存活率纳入模型。
第五，研究方法不充分。目前对于企业内在的营运能力、独特优势、国际经验等无形资源的度量仍不成熟健全，尚无准确度量的理想方法。这也有碍于精确研究企业层面的跨国并购动因。未来针对跨国并购选择动因的研究可以沿着两个方向深入。
其一，禀承折衷理论的三因素研究范式，针对跨国并购的新特征，丰富跨国并购在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方面的特有内涵。并结合企业一般并购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跨国并购如何能够实现国内并购无法获得的全球性协同效应。为此，在研究方法上，一是要拓展内生性计量模型，将并购决策、运作和绩效全面结合起来分析；二是充实样本对象，加强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小企业并购问题的考察；三是建立多维度有机结合的影响因素体系，不仅包括传统国际直接投资涉及的宏观产业因素，更需关注企业特定因素。如Dunning已开始关注外部资源对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意义，将战略联盟整合到OIL范式中，进而中将并购因素纳入OIL模型，这些都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
其二，结合企业能力理论的前沿进展，从企业资源、战略和内生能力角度重新构造和完善跨国并购的微观决策模型。在新经济时代对于企业本质的认识，不应仅仅局限于替代市场交易的内部化组织，而是从企业价值创造的角度出发，强调企业是创造、吸收、传递和更新隐形(特别是技术和知识)资源的社会性组织。本文所述的国际战略管理论、组织能力论、动态能力和组织学习论、资源基础论等正是以此为逻辑起点，从不同角度揭示管理要素、知识要素、实体要素三位一体的企业资源和能力体系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企业价值和核心竞争力的源泉。任何经营、管理、资产整合和组织变革等各种企业行为的根本目标都是获取保持核心竞争力的资源和能力。企业能力论和资源基础论学派已开始构建基于企业国际化核心竞争力和战略资源的跨国并购理论模型，这也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企业边界的合理确定。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全成本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2-0021-07 收稿日期：2010-08-17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文献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
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参考文献：
樊瑛,2007新新贸易理论及其进展[J].国际经贸探索(12):4-8.
鞠建东，林毅夫，王勇，2004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沦与实证――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J].经济学(季刊)(1):27-54.
拉卡托斯1986.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泽文出版社：67.
李建德2000经济制度演进大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0-11
林毅夫，李永军2003.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J].管理世界(7):21-28、66
铃木2008我们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N].经济观察报，05-05(37).
马建英2009.中国“气候”的深层悖论――以“内涵能源”概念的导入为例[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3):1-8
茹玉骢，金祥荣2008，台约实施制度与国际贸易文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119-127.
伊特韦尔，米尔盖特，纽曼1996.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769-770
俞海山2004国际贸易外部效应的表现、特点及消减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5-10.
章铮1998.边际使用者成本：资源产品定价与国际贸易[J].世界经济(11):44-46
张五常，2000，论新制度经济学[A].//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C].北京：商务印书馆：441.
张友国2009.中国贸易增长的能源环境代价[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J)16-30.
赵君丽，吴建环，2008.新新贸易理论评述[J].经济学动态(6):96-101.
Greif,A,1992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Lessons From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2(2):128-133.
Haberler.G.1930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Cost and Its use in theDefense ofFree Trade[J].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ly,32,
Krngman.P.Obstfeld M,2004.International Economics:Theory andPolicy[M].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pp.12
Melitz,M.J,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Aggregate IndustryProductivity and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J].Econometrica,71(6):1695-1725
North,D,19911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Performance[MJ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unn,N.2007.Relationship-Specificity,Incomplete Contracts,andthe Pattern of Trad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2(2):569-600
（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中国外交的认识一直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上所作的报告，其中较为深刻地阐述了对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并高度概括了我国的外交理念、战略及政策，“合作共赢”构成了其中的一个亮点和主题。结合党的十八大所倡导的合作共赢精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紧密联系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的相关教学内容，在教学传播中积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合作共赢理念。
关键词 ：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建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0．037
作者简介：黎海波（1975－），男，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外交与思想政治教育。
收稿日期：2015－03－17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上所作的报告，以“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题，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我国所奉行的外交理念、战略和政策。“合作共赢”构成了其中的一个亮点和主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专业课相比，具有鲜明的价值理性特征，它并不是以传授某种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目的，而是要在教学中宣传党的宗旨、方针和政策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中就明确指出，要抓好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三进”工作，就是要进教材、进课堂和进学生头脑。《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系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中也进一步强调，要把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作为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课堂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中国外交的认识一直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形势与政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都会涉及这内容。
结合党的十八大精神所倡导的合作共赢精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紧密联系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的相关教学内容，在教学传播中积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合作共赢理念。
1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传播中的理念建构
1．1 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国家之间的联系与依存也愈发纵深拓展。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于全球体系而独自存在。
总书记在很多场合都一再倡导，我们要珍惜与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和上合组织首脑峰会等具体外交实践中，还是在关于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非关系、中国东盟关系以及中国与周边关系的相关理念阐述中，“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一再被提及与强调。
对于我国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我们也不断地融入席卷而来的全球化巨浪之中。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快速飞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界限，全球的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之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迫切需要中国。党的十六大报告当中就已提出，我们要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公民必须具有全球意识以及参与世界竞争与合作的能力。因此，培养当今大学生的全球意识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时代变化与社会发展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与新理念。
“命运”涉及人类的历史经历、现实关联与未来追求；“共同体”则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互信与共建。当前的国际社会既具有丰富的多元性，又具有密切的共生性，是一个多元共生的“共同体”。基于国际社会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所建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开放共生的、包容共进的心态和意识。
1．2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传播中的理念建构
在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中，涉及培育“全球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较少，尤其是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一课程变为选修课后，这就更为制约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对于大学生全球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育。目前，《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五大组成部分之一。其基本任务以马列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等为指导，紧密结合国际和国内发展的形势，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相应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政策的教育等。但这一课程实际上所占课时量较少，而且在教学内容上仍是以国内形势与政策为主。针对目前的课程设置，可以考虑在《形势与政策》课程中适当增加一些全球问题、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方面的内容，特别是要与学生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等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这些全球问题的教学与探讨来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虽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一课程在第二章涉及了经济全球化与爱国主义问题，但其侧重点仍是基于历史传统与爱国主义关系的探讨。针对目前的课程设置，可以考虑在该课程中适当增加一些经济全球化与爱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内容，特别是要紧密结合国际社会的现实与学生的思想实际，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教学来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然，能加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则更好。
2 合作共赢精神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传播中的理念建构
2．1 社会信息化与合作共赢精神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结合二战之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基于当时世界面临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两大主题的重要论断。这一战略判断为我国实现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提供了重要依据。合作共赢则构成了当今促进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理念和方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以及社会信息化等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提升，世界经济的纽带把国家之间的合作利益紧密而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这就相应地推动了国际协调与合作机制的纵深发展。
当今的世界，既是一个差异化与多样性纷呈的世界，又是一个一体化和依赖化的世界。因此，倡导一种和平、合作、共赢与和谐的理念，既符合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又反映了世界社会发展的现实与趋势。
从社会信息化来看，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竞争已在逐步发生变化。合作远比零和竞争、末位淘汰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对整个社会文化和全球文化都产生着巨大影响。在信息技术的大力推动下，网络的高速发展既推动了全球文化的相互交流，促成文化的同质性，同时也带来更大的文化差异。尽管如此，社会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其本质仍要求我们共享合作，通过网络效应推动创新，从而促进人与人之间、组织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减少他们之间的激烈竞争与对立关系，特别是减少那种零和博弈和冲突关系。
因此，当今的世界既是互联一体的，又是异彩多样的。世界上的不同文明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都应相互尊重，从而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2．2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传播中的理念建构
针对目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一些表现，长期以来，我们拘泥于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划线，在过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也往往倾向于建构这种浓厚的意识形态斗争理念。合作共赢的基本内涵，就是要通过善意的合作，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从而共同参与、互相促进，达到共赢。只有承认世界差异化与多样性的现实，承认世界各种国家、民族与文明长期共存的现实，我们才能在竞争的比较中取长补短，在存异的求同中合作发展。
随着中国日益崛起，如何在可持续发展中赢得外部世界善意的注目，赢得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党的十八大亟需面对与解决的问题。
面对当今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以及我国不断崛起的现实与局势，我们的国际思维和外交战略也应相应地调适重构。对于国际与国内形势及其发展变化趋势的科学判断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重大战略决策与部署的重要依据。倡导合作共赢，推进伙伴战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正是当今我国在外交上所做出的符合时代潮流与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
党的十八大报告特意强调，对于发达国家，我们将切实改善和推进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妥善处理分歧与矛盾，不断拓宽与巩固合作领域，“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对于周边邻国，将扎实推动互惠式发展，更好地守望相助；对于发展中国家，将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扩展其代表性和发言权，“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对于国际社会，将不断提升自身的软实力，“夯实国家间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这些战略理念体现出鲜明而浓厚合作共赢的精神特征。
在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基于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日益崛起，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两个必然”的问题，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问题。同时这也涉及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以及我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又与如何面对和认识我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
改革开放，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的教学中，这都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影响。弱肉强食不是人类的长期共存之道，穷兵黩武也无法创造美好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探索过程中，中国逐步学会了用世界眼光来看待和思考自己的发展。我们必须明白，也必须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进行理念建构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为了广大人民的改革开放，是为了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以及全球的和谐而进行的改革开放。因此，更应强调的是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调整自我，主动适应世界竞争重点和方式的变化，通过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与和谐的道路，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而形成一种先进的、获得更为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
3 结语
总之，为了使得教学理念与内容更加合理，需要教师紧密结合党的十八精神，密切联系国内外形势，认真了解学生对于相关内容的反映与建议等来更好地优化教学，从而实现教学内容及相应理念的创新。
参考文献
1 李遵白．社会化网络时代的创新规律与政策设计思想的转变［J］.前沿，2009（6）
2 黎海波．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传播中的新理念——以“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为例［J］．石油教育，2010（1）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贴近实际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
一、贴近实际，把握教学内容的稳定性与动态性
形势与政策课程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方面：基本理论、基本形势和热点问题。基本理论包括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形势分析方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中国的国情等；基本形势指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行业形势中相对稳定、具有一定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内容；热点问题是学生社会普遍关注、学生特别关心的社会问题。这些构成决定了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同时具有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特点。一方面，形势与政策教育要体现科学的、完整的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相对稳定的，党和国家的政策是相对稳定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是相对稳定的；另一方面，形势又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不同时期呈现的问题、热点、焦点也不同。
正是因为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具有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特点，只有贴近实际，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政策的变化，专注社会热点，针对不同专业和层次的学生思想实际，不断更新教育内容，才能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状态，才能将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的稳定性和动态性把握好。
以专题“生态文明建设”为例。专题“生态文明建设”反映了世界发展的规律和必然趋势、我国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更契合学生的生活学习实际，贴近他们的衣食住行。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标志着一种新发展观的诞生。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对过去走过的发展道路重新进行评价和反思，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倡导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新的发展观成为全球共识。在国内，“绿色发展”被明确写入“十二五”规划并独立成篇，表明我国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十报告则明确指出了要建设美丽中国和五位一体的社会建设总体布局。专题“生态文明建设”更是贴近了学生生活的实际，从寝室的居住环境、水电等资源的利用、学校公共环境的建设与呵护整个学校所在城市武汉乃至于中国大环境的生态文明建设都与他们的生活休戚相关。专题“生态文明建设”既实现了政策性与知识性、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又做到了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统一。
二、贴近实际，突出教学过程的规范性与灵活性
形势与政策课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它的教学过程和其他课程一样要求严谨而规范，同时又具有灵活性的特点。教学过程的规范和严谨是指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必须和其它课程一样有大纲、有教材、有课时、有学分等，要按课程建设的规范要求建立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灵活性则指具体内容教学的需要和学生的特点，可以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只有贴近实际，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规范要求才能建立切实可行的教学管理制度并贯彻执行；只有贴近实际，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和掌握学生的需求，才能设定准确有效的教学目标、设计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和不断创新的教学手段，保证教学工作顺利进行。
1.贴近学生实际设定教学目标
首先，了解和掌握学生的主体特征。90后大学生的主体特征非常明显。他们热情、开放与沉默孤独并存，追求新鲜感，接受新事物能力强，责任感往往体现在关键时刻。同时大学生在成长阶段上正属于青年早期，呈现出体力高峰、智力高峰、社会需求高峰、创造高峰等高峰特质。他们的情绪波动极大、两极情绪表现突出，转瞬间或豪情万丈或意志消沉。
其次，学生对于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学习期望也较大。我院“关于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学如何做到‘三贴近’”的调查问卷中，“你希望通过‘形势与政策’课达到怎样的效果”一题中，33.5%的学生选择了A树立正确的“四观”、B及时获取国内外重大时事信息、C提高政治素养、D提高鉴别分析能力中的全部四项，45.2%的学生选择了其中的三项。这些都说明他们对于知识的渴望程度超乎寻常，对于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社会生活中被广泛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
具有极高的热情和求知欲。
另外，通过对初高中阶段政治课程教学内容的了解和学生的课前交流、以前的教学经验了解，学生对于形势与政策的理论一般有初步了解，也基本认同，但是没有从理论上深入认识和把握，同时由于生活阅历的局限，对于怎样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运用这些理论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缺乏清晰系统的认识。
同样以专题“生态文明建设”为例。学生认为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是必须的、必要的，但是大多数学生对于生态文明的认识尚停留在感性的层面，缺乏理性认识，而一般高职高专院校的各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中并没有相关课程专门介绍生态文明，因此对生态文明的基本理论进行简要介绍是非常必要的，这也决定了课堂教学目标中知识目标为掌握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和如何构建生态文明。同时，我们的教育不单纯是教给学生知识，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生活能力。在专题“生态文明建设”的教学中，教师必须通过有效地教学策略和课堂组织帮助学生去观察分析问题所在并尝试提出解决办法，同时通过课堂活动发展学生之间更多的人际联系，能力目标的设定应该紧紧围绕这些内容展开。而我们文化建设和教育的最终目标之于学生是将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而其中理想的确立必须确立在明确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和历史使命的前提之上，基于此，在专题“生态文明建设”的教学中必须将情感目标设定为培养节能环保意识、绿色消费观念、对国家社会发展的信心与责任感。
2.贴近课堂实际选择教学方式
提高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实效，必须结合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特点，积极探索新方式和新途径，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以课堂为主轴，特色活动为辅助。形势与政策应把课堂教学作为主要的教学形式，借助课堂教学进行理论系统讲授，如十会议精神必须通过专题理论讲授来完成。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课堂45分钟，采用专题讲授、案例教学等不同的教学方式，熟练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多媒体教学来有效完成课堂教学。作为辅助教学，安排丰富多样的特色活动，如邀请专家讲座、观看教学资料、实地考察等，这样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主角是学生。备课时，应以设计学生活动为主，教学中尽量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尽可能多地让学生有操作、实验的机会，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让教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而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理解学生、鼓励学生，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促进者。
以专题“”为例。专题“”是我院形势与政策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采取了小组学习的方式。首先由老师讲授基本理论，然后根据教学内容，如日本主张的原因及为什么错误、大学生为保卫领土可以做些什么等不同的项目小组并设定任务要求，给予一定的时间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充分分析讨论并拿出小组结论并展示。最后由教师经过对各种情况的分析、归纳，作系统总结。在小组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组学习营造了一种特殊的宽松的课堂氛围，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具体的小组学习进程中学生变成了课堂的主体，实现了从被动地学到主动地学的转变，学生在以小组为单位的讨论和作答中能真正地发挥主体效应。通过教师的讲授、学生自己的讨论分析作答、最后的归纳总结，达到了既有理论知识的传授，又有对学生实际能力的锻炼，同时又能增强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和责任意识。总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以基本理论、基本形势和热点问题为基本教育内容，与时俱进地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必须贴近实际、与实际相结合，才能把握好和体现出在自身内容体系、教育对象和教育方式上的特点和规律，才能真正吸引学生、抓住学生、调动学生，真实使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有实效。
参考文献：
[1]张松德.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创新与实践[J].云梦学刊，2006（06）.
关键词： 《形势与政策》课 教学内容 政策性 时效性在我国所有的高等学校，每学期都要对大学生进行关于当前形势与国家政策的教育，我们通常把这门课程称为《形势与政策》课，这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程之一。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加上国际社会风云变幻、纷繁复杂，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也要随着国内国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由此，从表面上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具有不确定性，不像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那样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尽管如此，经过多年的教学，笔者认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还是有它自身的规律可循，具有相对稳定性，即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一定要把握好政策性和时效性，这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的基本要求。
一、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的政策性和时效性的含义。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虽然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它必须具备政策性和时效性的特征，那么对于政策性和时效性怎么理解呢？
要理解政策性，先要理解“政策”的含义。所谓政策，就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由此可知，政策具有导向性和规范性的功能。国家机关、政党组织等所制定的政策都具有导向性和规范性的功能，在它的导向和规范下行动就具有政策性。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所制定的政策都具有导向性和规范性的功能，因而具有政策性。当然，这里指的是狭义的政策性。广义的政策性是指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基本政策所形成的导向性和规范性，甚至包括宪法和法律所形成的导向性和规范性。我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别重要的课程，它必须具有导向性和规范，因此，它的教学内容必须贯彻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及宪法和法律的精神，这就决定了它的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取舍，这就是《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的政策性。
一般而言，时效性是指信息的新旧程度、行情最新动态和进展。对于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来说，它的时效性一方面是指有关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最新情况，另一方面是指国际范围内发生的有关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最新情况，主要包括最新出现的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状况、经济格局发展变化状况和国家之间的军事关系及其变动状况。国内和国际的这些情况都必须是最新出现的。按照《形势与政策》课的开设周期来看，这个“最新”应该指的是半年之内发生的情况，最多不能超过一年。而且这些情况具有重要的关注度和参考价值，属于国内国际极其重要的重大事件、事情和问题。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的时效性是指，教学内容必须反映或者探究在近半年之内、最多一年之内发生的国内国际重大事件、事情和问题。
二、政策性和时效性在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期，大学教育必须把大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要成为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就必须有很高的思想政治素养，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的提升正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的重要使命。其中，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正是通过教会大学生懂政治、识大体和勤观察、会思考等本领，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使命。要懂政治、识大体，就必须领会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甚至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要勤观察、会思考，就必须敏锐观察国内国际重大事件、事情和问题，分析国内国际社会基本走向。这两者正体现了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的政策性和时效性。那么，政策性和时效性在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中的地位怎样，两者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政策性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的灵魂和根本。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教会大学生懂政治、识大体，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这就要求，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课程之一的《形势与政策》课必须担负起这个使命。因此，它的教学内容必须把握好政策的导向性和规范性，始终关注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以及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离开了这些基本方面，就不是《形势与政策》课了，而是讲故事或者听新闻了，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或者违背基本的原则，也就不能很好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些基本方面体现了教学内容的政策性，也决定了政策性成为《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的灵魂和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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