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题】理论纵横
【关 键 词】理论图书馆……
1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与历史任务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应当是系统总结19～20世纪世界图书馆学的理论成果，在准确把握当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历史基础的同时，确定新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建设——理论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使命，而建立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为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建设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则是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理论图书馆学的基本任务一般可归纳为3个组成部分：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通过建立起上述两个系统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构筑图书馆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1.1 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
（1）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应具有如下理论功能：
①准确把握并系统阐述图书馆的哲学本质
对图书馆的名称与概念的准确把握是对其哲学本质理论把握的前提。关于图书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称谓，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关于图书馆的概念，各国也往往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认识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这些具有不同民族和历史文化特征的社会称谓和定义不仅直接反映了图书馆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实际状态，而且对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中图书馆的社会组织形态具有直接的社会影响。就图书馆的社会称谓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就有“院”、“馆”、“楼”、“阁”等一系列名目繁多、各具细微语义差别的社会称谓[1]。就图书馆的概念而言，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大体而言，世界各国对图书馆概念的定义基本上有3种不同的角度。其一是从图书馆的内容角度加以定义，指“为阅读、研究和参考而收集的一批书”；其二是从图书馆作为一种具有藏书和阅读功能的建筑和场所的角度加以定义；其三是从图书馆作为一个具有文献收藏和利用功能的社会机构的角度加以定义[2～7]。然而，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伴随社会的进步、图书馆的发展和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深化，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将关于图书馆概念的最终认识统一在分别从上述三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的统一之上。
根据以上对图书馆概念的认识，图书馆的哲学本质是：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记录、承载于一定物质载体和社会载体并传输于相应传通媒介的人类知识的集合。即图书馆的本质是其知识本质、技术本质与社会本质三者的统一。这三合一的统一体由作为精神层的知识本质、物质层的技术本质和社会层的社会本质三个层次结构而成。就是说，图书馆作为人类的文明成果，不仅有其精神内容，而且有其物质存在手段和物质存在形式，同时还有其社会存在手段和社会存在形式。即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且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在精神、物质、社会这三者关系中，图书馆精神层面的知识本质是图书馆本质即其内在规定性的哲学基础与核心要素，即图书馆本质的核心层；图书馆物质层面的技术本质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赖以物质性存在的技术手段，是人类知识的物质外壳，是人类精神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中间层；而图书馆社会层面的社会本质则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与技术本质的统一体赖以社会性存在的社会手段，是以信息技术为表现手段的人类知识的社会外壳，是人类精神、信息技术与具有相应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的现实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外层。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整体。吴慰慈教授所提出的图书馆中介性的本质，其深层意义即应是以这一由精神、物质和社会这三层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性综合性很强的哲学本质为基础的[8]。图书馆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其中介性这一本质特性，以信息和知识为内容，以信息技术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为手段，在人类历史上有效发挥着精神媒介、物质媒介和社会媒介的传通作用。
②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知识本质。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是：与具有一定历史文明特征的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相联系的人类知识的集合。这一知识集合是表现为人类知识的历史文明形态。
③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技术本质。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是：关于人类知识、信息的记录、存储、传输技术的社会应用形式即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形态。
④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社会本质。图书馆的社会本质是：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
⑤阐释构筑在上述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基础之上的社会属性（基本属性和一般属性）的社会功能。
⑥阐释图书馆社会功能的社会实践形态——社会职能。
⑦阐释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具体的社会实现形式。
⑧揭示通过上述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所反映出来的由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内在的社会生存依据、社会发展基础和社会发展动力所构成的关于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
⑨揭示图书馆在与其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时代背景这些外在因素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这些外部联系所构成的图书馆的社会运动规律。
⑩揭示通过上述内在规律与其社会规律的互动与融合所形成的关于图书馆本质与其事业发展的总规律[9～10]。
（2）在阐述图书馆事业发展总规律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阐述其社会运动规律的过程中，其理论关键是在准确把握图书馆本质的基础上，把握以下图书馆与相关社会要素的互动原理。
①图书馆与其知识本质的现实基础——人类知识的互动。
知识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和存在形式，是图书馆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对象，是图书馆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依据，其发展和发达程度是人类文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所达到的历史水平的历史标志。人类知识发展的直接结果对图书馆而言就是其本质和内涵的深化。而图书馆本质和内涵的深化反过来又为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构成了具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意义的重要一环。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的信息、知识资源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作为人类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系统的社会标志的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便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构成了人类社会信息化知识化进程的核心内容。图书馆与人类知识以及人类文明三者内在的统一与一致以及这种统一与一致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是准确把握21世纪图书馆本质与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依据。
②图书馆与其技术本质的现实基础——信息技术的互动。
图书馆是信息技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是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所揭示的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因此，图书馆与信息技术具有天然的和本质的内在联系。正因其如此，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信息技术的每一次变革与飞跃，无不引发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性剧变与进步。而图书馆作为信息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最主要的社会应用领域，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断促进信息技术向更高层次发展。当然，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同时交织着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发展的互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互动与同步发展的历史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信息技术的变革与飞跃所引发的历史效应决非图书馆的消亡，而恰恰相反，是人类社会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在新的技术背景下的迅速发展与历史深化。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正在给传统图书馆带来根本性冲击的今天，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规律意义重大。
③图书馆与其社会本质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和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在与其社会环境，具体而言，与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社会组织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特征的对人类知识资源进行整序、存储、传通和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所形成的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构成了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历史沿革。
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反映在社会表象上，相应表现为具有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三种性质不同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特质形态的结合与统一构成了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下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即图书馆的社会形态是其具有一定历史时代特征、民族文化特征和社会现实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统一。
在人类文化史上，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和各国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往往呈现为各具特色的社会形态。
以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形态。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人类客观知识得以空前活跃与便捷的方式生存与交流的虚拟空间。这一虚拟的知识空间，启动了人类客观知识虚拟化的历史进程，结束了人类客观知识只能固化在物质实体之上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知识形态——由单一的物质实体形态转变为实体形态与虚拟形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消长的互动形态。图书馆信息技术形态与知识形态的质变，必然引发其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和发达国家所十分重视并竞相实施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已经启动了这一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样，21世纪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其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趋向不仅仅是理论图书馆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世界图书馆界所十分关心和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的互动构成了图书馆与其生存环境——人类社会的互动原理。对这一原理的准确把握，是把握图书馆发展规律的理论前提。与人类文明相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与历史进步的方向相一致是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规律。
1.2 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
以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为基础构建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应考虑以下研究内容：
（1）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史
通过对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总结，结合对图书馆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把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与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建立起内在联系，构筑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历史基础。
（2）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基于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以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必须把其研究工作深入到关于图书馆的本质——人类知识的研究。这样就必须把哲学及其分支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作为其核心层次——哲学层次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对知识的研究，不仅关注人类个体认识和个体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的个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同时更十分关注作为社会群体的社会认识和社会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类整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这样，社会学与其分支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学、社会认识论必然是其第二个层次即与其核心层次相对应的社会知识层次的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的信息技术本质，图书馆学必然十分关注信息技术与社会特别是与图书馆之间互动关系与相互影响。这样，科学学、信息科学便构成了当代图书馆学科学技术层次的科学与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一社会本质，传播学和与之相关的知识交流学、文献交流学、情报学、档案学、知识社会学等，以及文化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分别从社会知识信息交流、社会经济、社会管理乃至社会文化诸方面为图书馆学提供了社会与文化理论层次的科学基础。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信息知识资源是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在这一形势下，越是高层次的社会竞争，越体现为对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组织管理与开发利用的科学水平上的竞争。因此，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便构成了当代社会管理的核心领域。与此同时，以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信息管理科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代社会管理学学科群的核心研究领域。从研究对象角度加以分析，21世纪的图书馆学显然是信息管理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11～13]。基于整体大学科群与小学科群乃至具体分支学科的关系，社会管理学和信息管理科学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层次和理论层次构成了21世纪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如上所述，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学与众多学科建立了各种复杂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些联系，图书馆学在当代人类科学体系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学科地位。图书馆学应在与上述各相关学科的交流与互动中，一方面及时吸收这些学科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理论营养，一方面用自己的学术思想促进这些学科不断向纵深发展，进而推动当代科学的整体发展。就是说，21世纪的理论图书馆学应该发展成为上述众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成果，形成21世纪综合性最强，最能代表本世纪科学整体发展趋势的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
（3）21世纪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
在继承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历史成果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当代历史高度和当代科学认识的历史水平上，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科学目标、学术规范等基本问题作纵深研究，对这些问题作出具有信息和知识社会时代特征的科学回答，以与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体系相统一相适应。
[关键词]新形势；党史；文化建设；困境与对策研究
党史文化的定义从社会角度可以分为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广义的党史文化，指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及领导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狭义的党史文化，仅只在自身建设及领导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党史文化是新形势下党的新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载体，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党的建设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在多文化思潮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的网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对党史文化建设也同样带来巨大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分析遇到的问题，探索应对的策略、方法，对于适应时代潮流，凝聚民族力量，实现民族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新时期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现实价值
（一）加强党史文化建设有利于重塑高尚的精神家园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最快的时期。经济和信息的日益全球化 ，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换代 ，使得多元思想文化更为便利地在社会传播 ，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理想迷茫、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意志涣散、腐化堕落等等。而最具感染人、说服人、教化人功能的文化产品良莠并存，特别是一些新兴媒体、影视作品，为了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将党的历史题材娱乐化、通俗化，有的甚至恶意撰改，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亵渎革命。而更是有一部分人，将荧幕搬进现实生活中，他们对党的历史传统不知不解，也更缺乏切身的感受与认同，比较容易被错误思潮侵蚀，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对多党执政、无政府主义言论赞赏有加，对西方式的民主和生活方式顶礼膜拜，对破坏祖国稳定、分裂祖国统一的言行道听途之，甚至公开支持和参与封建迷信活动。
如何让这部分人走出虚无与浮躁，如何筑牢全社会高尚的精神家园？中共党史正是一部最切合中国国情的育人教科书。而党的优良传统和光辉历史，就是最宝贵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教材。大力弘扬党史文化，用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时期所形成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用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身上的伟大品格和崇高风范，感召和激励人们积极向上、奋发有为、追求美好、抑恶扬善、爱祖国、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
（二）加强党史文化建设有利于党员干部把握政治方向
随着干部选拔任用的年轻化力度加大，一批60后、70后的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他们对中国革命史缺乏亲身感受。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缺乏系统学习，有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史缺乏系统了解，有的对党内生活和艰苦环境缺乏严格锻炼，这些都不利于他们完成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同志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国革命史，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同志在1999年1月11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的讲话上强调：“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两位领导人的讲话，表明加强党史学习、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可以让党员同志熟悉党的历史，夯实干部的理论基础，坚定干部的理想信念，强化干部的党性观念、宗旨观念、纪律观念，增强干部的党性修养，使广大党员干部能站在历史的高度理智地把握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二、 新形势下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不利因素分析
（一）党史文化弘扬的主旋律受到文化思潮多元并存的干扰
互联网无国界、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约束的优势，隐匿性、广泛性、开放性、交互性、实时性的特点，打破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信息难以逾越的地缘壁垒和政治壁垒，各种政治势力在网上建立自己的“社区”，并常常以评论公共事务来造势，吸引公众眼球。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着网络技术的制高点，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推行意识形态外攻战略，全方位地输出西式民主及价值观、企图实行思想政治渗透。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冲击，不少人会从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一些腐朽思想由新奇到欣赏，逐渐走向趋同，从而导致政治观念模糊、民族观念异化、爱国情感淡化、社会主义信念动摇。
（二）党史文化传播的主渠道受到网络技术开放性的考验
改革开放前，由于传播媒介单一、传播路径单向，国家很容易引导和监控舆论的导向，用单一的内容或声音塑造统一舆论，从而主导意识形态。现在，人们可以在网上直接、自由地获得各种思潮和各类学说，可以自己制作并、自行转载传播信息和言论。据《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也就是说，新的形势下，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通讯社，宣传部门对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控制和筛选越来越困难。而网络中的党史题材叙述，不仅仅有符合中国共产党价值取向的主流声音，而且有不同流派、不同思想立场、不同传播目的、不同学术背景的其他表达。网络传播渠道的多路径，为这些表达提供了有利的空间，导致主流话语、主流思想难以形成意见领袖。
（三）党史文化的育人效果受到网络参与无序化的消解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在改革开放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党史文化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弘扬主旋律的强大武器；而网络世界的多元化视角却对党史文化一元化特质提出了严峻挑战。网络中，公众可以采用虚拟的身份进行政治和文化参与，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恐怖组织甚至叛国集团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散布虚假信息、宣扬反动思想。网络以极强的解构性冲击着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对舆论的领导、从感性的层次上分解人们的信念，不少网民原有的政治认知发生混乱。它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上面说的话不一定是正确的，即使正确也未必是唯一正确的。党史文化建设所承载的教育、感化、解惑、引导、凝聚广大党员，进而求得党内和谐的功能和效果被削弱和消解。
三、 新时期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路径分析
（一）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党史文化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党史文化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共党史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的历史。党史文化由明确的政治目的、鲜明的政治导向、系统的政治理论、崇高的政治理想和坚定的政治路线等构成，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文化只有做到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党史研究才能在学科体系中找到制高点、才能在民族文化复兴中找到新定位，党史文化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将加强党史文化建设作为固本强基的政治使命，牢固树立开发党史文化就是开发党的政治优势、弘扬党史文化就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护党史文化就是保护党的优良传统、发展党史文化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念，真正把党史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摆到重要位置。
（二）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遵循历史的发展和传播的规律
1、党史的革命性，决定了强化党和政府发展文化是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是通过长期的革命、建设实现的，这就决定了当时文化的首要显著特征――革命性。政府是社会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文化市场以及非政府文化单位、文化组织还在培育阶段，总体来说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仍不完善，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必须强化对文化的发展，增加投入精力，发展文化高度，提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度予以推进[1]。同时，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文化事业的发展，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从宏观方面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和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所以，组织引导和督促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整合丰富的党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产品，是政府不可推脱的责任。
2、党史的群众性，决定了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党的群众性，也决定了党史文化的群众性。这就要求我们恪守人民群众在党史文化建设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不仅要充分尊重他们创造者和享受者的身份，更要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同时，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也需要我们的充分引导，使他们可以吧自我表现、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充分应用于文化建设，充分发挥他们多样化性、个性化的文化想象力，挖掘他们独特的创造力和消费力等闪光点，展现他们真正的价值财富[2]。
3、党史的发展性，决定了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
党史文化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践的产物，是党的历史与先进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它必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吸取各个时代的精神以获得新的生命力。党史文化中的每一个符号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但是，党史文化应用于当前不仅仅因为它的历史价值，更在于它的现代价值。事实证明，党史文化的发展不仅仅顺应了历史进步的潮流，而且要获取新的时代精神，指导当前的社会实践，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3]。一方面，继承与弘扬优良传统与精神，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另一方面，不断吸收和融汇了时代元素，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文化品质：如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当前，面对网络时代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在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同时，还应自觉地凝聚和培育平等精神、竞争精神、法治精神、民主精神、诚信精神等更多新的文化品质。
（三）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准确把握党史文化丰富的内涵
党史文化是党的历史与先进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包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所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蕴涵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及丰富的革命精神。然而，却总有人把党史文化狭隘地理解为专题文化、节庆文化、应景文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同志指出，精神层面的党史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为灵魂，以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为核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题，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精髓，以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以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为本质特征的党史文化。以物质形态为载体的党史文化主要表现为：其一，建党90多年以来，党领导人民为完成“三件大事”，通过改革、革命和建设取得的重大物质成就；其二，党史遗址、相关档案文献和党史人员遗物等历史活动中党凝聚的物质文化实体。其三，传递党史文化的纸质媒介以及党史著作、资料汇编、人物传记、党史通俗读物和戏剧、小说、诗歌、影视作品等物质形式的党史文化[4]。只有准确、全面把握党史丰富的文化内涵，才能更好地应用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四）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用好管好互联网这个阵地
1、高度重视互联网在推进党史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互联网是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作为先进的传播技术，仍将经历一个很长的高速发展期，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力日渐扩张。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党史文化的前沿阵地，
充分发挥互联网“高速路”、“直通车”和“加油站”的功能，利用其信息容量大、传播速度快、沟通交互化、资源可共享的优势，推进党史文化向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
2、主动占领互联网阵地、传播主流声音。
网络不仅不能成为党史文化传播的盲区，而且必须占领、利用好，开辟成为党史文化宣传传播的前沿阵地，增强党史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一方面，在互联网上创建网站，出版电子刊物，形成宽领域、多层次的党史文化的“发声平台”，放大正面主流声音，为广大干部群众获取党史知识、学习党史、了解党史提供便利；另一方面，用正确的、正面的舆论及时覆盖歪曲历史事实、有损党和政府形象、破坏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等不良信息，努力营造积极正面、健康向上的党史网络文化氛围。
3、利用现代技术传播手段，丰富党史文化的表达和传播方式
党史文化是主流文化、正统文化，是严肃的、崇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史文化表现形式就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抽象的原则、教条式的说教、呆板的面孔、公式化的号召。党史文化要外化为形象生动的表达形式和先进的传播方式，要善于链接新兴文化产业，利用现代技术传播手段，创新开展以电子媒介为基础平台的新文化产业道路[5]。
四、结语
我国的文化领域，正在经历广泛而又深刻的变革，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主旋律引领多样化要求。网络的迅猛发展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在这种新形势下，探讨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完善我党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它顺应了信息化时展的需要，使党史文化建设得以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增添最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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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程标准是历史课程的灵魂，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历史课程的基础，是整个历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枢纽。2012年5月，澳大利亚的课程主管部门――澳大利亚统一课程评估与报告管理局颁布《澳大利亚课程纲要》，① 12月13日，经过多次反复研讨正式颁布了《澳大利亚历史课程标准（2012年版）》（《The Australian Curriculum History》以下简称《2012标准》）的课程内容和F-10不同学段的学习水平标准，②2013年正式在全国实施。2011年12月，我国修订版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2011标准》）也正式颁布，从2012年秋季开始全国实施。本文将聚焦澳大利亚《2012标准》与我国《2011标准》中的“能力”内容进行初步比较、分析，期望对我国历史教育教学有所启示。
何谓能力？国内《心理学》教材以及有关著作中对能力所下的定义或说明，各书在用词上虽有不同，但归纳起来，大致上都把它理解成：为完成活动提供条件的心理特征，或者是顺利完成生活并影响活动效率的心理特征。早在1987年，黄庚生在《关于能力概念的几点看法》③中提出，能力应该理解成“为顺利完成活动提供可能性的并影响活动效率的个别的个性心理特征”。目前心理学权威专家吴红耕、皮连生在《心理学中的能力、知识和技能概念的演变及其教学含义》④中指出，我国教育界流行的能力、知识和技能概念来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心理学和教育学，已经与当今心理学中这些概念的发展不相适应。
从国际来看，能力概念的变迁趋势是有迹可循的：70年代，能力是课程纲要中分解成的一系列的行为；80年代的能力概念逐渐被认知论所取代，从认知的角度将能力定义为个体在情境中对本身知识、技能、态度的运用，智力变成了能力的代名词；80年代后期开始，以职场工作为研究对象的劳动学指出能力并非静止不变，强调实作与后设认知，而非知识本身或对知识的精熟。综观国内外学界对能力概念的认识，我们不难总结发现，“能力”体现出来的特征在于：重视表现的结果，强调实践的意义，知识、技能与情意因素的综合表现。概言之，能力以需求为取向，必须符合社会发展和个人的需要、工作或挑战，是和专业的职位、社会角色、个人计划紧密相关；是可以从学习中获得的，可由经过教学的、社会的、或动机的刺激，在一定境遇条件下，能力是可教的、可学的；是涉及认知和非认知因素，情绪、态度、价值观和技能等多方位的整合化。因此，在教育意义上的能力概念是一个综合体，在此层面上会呈现其特定的关键性要求。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中关注能力一直是我国历史课程重要达成目标之一。新世纪之初，我国《2001标准》的“能力”要求：
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时空概念，掌握正确计算历史年代、识别和使用历史图表等基本技能，初步具备阅读、理解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并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形成用口头和书面语言，以及图表等形式陈述历史问题的表达能力。形成丰富的历史想象力和知识迁移能力，逐步了解一定的归纳、分析和判断的逻辑方法，初步形成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的能力。学习运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培养对历史的理解力。
在课程改革实施过程中，《2011标准》的“能力”要求修订为：
了解多种历史呈现方式，包括文献材料、图片、图表、实物、遗址、影像、口述以及历史文学作品等，提高历史的阅读能力和观察能力，形成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一定的历史情景想象。初步学会从多种渠道获取历史信息，了解以历史材料为依据来解释历史的重要性；初步形成重证据的历史意识和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逐步提高对历史的理解能力，初步学会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学会用口头、书面等方式陈述历史，提高表达与交流的能力。
澳大利亚《2012标准》共有83页，对能力的表述集中在第9～11页，占据几乎整整3页内容，对关键能力的具体解读则集中在《澳大利亚课程的关键能力》的409―504页，占据95页之多，《2012标准》提出历史课程应该具备七大“关键能力”：①
第一，读写（literacy）能力：当学生去丰富自己的知识、技能时，不管是在校内外的学习和交流或者是参与一些社交活动都能自信地使用语言时，这说明学生已经开始具有读写能力。读写能力涉及学生在听、读、看、说、写以及创作口头表达、出版书籍或者是创作可视化数字文本，并且借助或者是修改语言形式达到不同的目的。当学生们学着去构建自己的历史知识架构和去探索、思考、分析、质疑、讨论和交流历史的信息、概念和思想的时候，他们正在发展自己的读写能力。历史文本通常详细记录一系列的事件，以叙述、讨论概念和争论观点的方式来展现过去的事件。这些文本一直与地图学有着密切关系，例如插图、地图、制表、大记事等这些可以提供重要的史实信息，这些文本同时也受来自原始史料和二手史料的参考文献和引用所支持。学生对语言的理解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希望能更自如地运用语言发展自己的能力。这包括根据历史文本，例如：话题词汇、用来记录事件的过去式动词、复杂的句子来理解和使用语言的特点，并以此来建立持续的因果关系，和广泛使用副词去形容地方、人以及事件。
第二，算术（Numeracy）能力：当学生们增加了数学运算方面的知识和技巧，他们就能自信地在学校的其他的学科中和生活中广泛地运用这种计算的技能。这种算术能力，让学生认识和明白数学在世界中角色，同时也让学生有能力、有目的地去使用与数学有关的能力和技巧。当学生学习组织和解释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时，他们提高了算术能力。例如，学生分析数值数据以展现过去的事实，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连贯和改变。学生使用那些包含正负数的折线图、日历、日期使关于历史意义主题的信息重现和解释说明过去的事情。
第三，信息与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能力：当学生学会有效运用并正确地使用信息通讯技术在学习领域以及学校外的生活、生产或者是交流信息和观点、解决问题和合作工作，他们发展了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能力。信息与通讯技术让学生学习充分利用大多数的技术，并且调整新的做事方式，因为科技发展能减少他们以及他们在数字时代所承受的风险。学生在定位、处理、分析、讨论历史材料时发展了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技能，他们运用他们的ICT能力去接触电子信息资源，批判性地分析史证和历史趋向，对他们所学到的东西交流、呈现、再现，以及对他们的知识进行整合、讨论、辩论。
第四，批判和创造思考（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能力：学生的批判和创造思考是在他们学习输出、评价知识，理清概念和观点，寻找可能性，考虑其他可用方案和解决问题时得到了发展。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在活动中是不可缺少的，这些活动要求学生能够思考得更加广泛和深入、使用技能、规范行为习惯、性情，例如要求学生在校内外的所有学习领域中发展推论、逻辑、随机应变、想象力和创造能力。批判性思维是历史探究过程的基础，因为历史探究要求人们具有质疑信息来源的能力，具有能根据不完整的文件解释历史的能力，具有能用证据来展开辩论的能力，还具有对从资源中提取的信息进行评估的能力。创造性思维在寻找新的解释来解释具有争议或者是还不是很被人们所了解的历史片段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五，个人和社会（Personal and Social Capability）能力：当学生能学会去理解他们自己和别人，能够经营他们自己的人际关系、生活、工作以及能更有效率地学习时，他们发展了他们的个人和社会能力。个人和社会能力是指涉及学生的一系列活动，包括认识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同情和理解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作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及在团队里有效率地工作和建设性地处理具有挑战性的局面。当学生了解了人类经历和发展了历史探究能力时，他们也在发展并发挥自己的个人和社会能力。这包括情感能力、反思性实践、欣赏别人的观点、交流技巧、团队精神、辩护能力并倾向于对团体或社会作出贡献。历史课程通过提供机会让学生参与思考而提升了个人和社会能力，例如：历史情感、可竞争性、观点性、原因和影响，持续性和变化。
第六，道德品行（Ethical Behaviour）能力：学生在他们识别和探究道德品行概念的本质、价值观、性格特征和原则时，以及知道推理如何能帮助一个人做出道德判断时就发展了道德品行的能力。道德品行包含学生能够建立一种强烈的个人但又基于社会的道德观，这可以帮助他们去理解语境、协调冲突、减少不确定性，以及能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影响。当学生批判性地探索过去人们的性格特征、行为和动机时，这些方面很有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标准和期望，以及社会态度的改变，他们对道德品行的理解能力得到了提高。学生承认审查证据的本质的确可以加深他们对道德品行问题的理解，学生们也探索了不同的价值观和原则对人类事物有着不同影响的方法。
第七，跨文化理解（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能力：学生在评价他们自己和其他的文化、语言、信仰时发展了跨文化理解能力。他们渐渐明白个人、团体以及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渐渐了解可变化的文化本质。这种跨文化理解能力包括学生从识别文化的异同点，与其他文化建立联系，培养对文化的互相尊重这些方面来学习、参与到其不同的文化中来。学生学习过去和现在的人们的观点、信仰和价值并从中了解到自己与他人历史的重要性。这包括学习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文化遗产的形成。学生意识到土著居民以及托雷斯岛民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性。他们有机会去了解来自欧洲、非洲、中东、亚太地区的移民所做出的贡献，还可以了解到当地、地区间和国际间具有历史性的利益以及与其他国家、文化群体交流时所面临的挑战。他们还可以了解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件和发展对不同社会和文化群体产生了影响；同时他们开始了解到文化相互依存，文化相互侵略和文化相互冲突的本质以及它们发生的原因与结果。他们把资源所扮演的不同的文化观点归诸为了发展对历史的理解。
因此，澳大利亚历史课程中培养的关键能力，是一种不管是在那个领域发展或者是用什么内容描述都可以被辨认的关键能力。他们也被认为是通过对内容的阐述给学生学习提供机会增加深度和内涵。关键能力在历史内容中已经被确认，教师会进一步找机会将依赖他们所选活动的典型教学体现出来。
“所谓的普通教育，也就是学会使用科学知识和表达思想的工具，只有在它培养了人们从事职业的能力时才能获得其充分的意义，也才能获得最强大的动力。……如果教育在培养和提高能力这个意义上越是普遍化，那么它的实际成效也就将越大”。①从以上中澳两国标准的“能力”要求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
其一，我国2011年课标的“能力”表述主要集中在阅读能力、观察能力、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历史的理解能力、表达与交流的能力、实践和创新能力。但为什么要确立这样的能力目标，各个能力要求具体都是什么内涵，这些在标准中无法找到，就会导致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流于形式主义，也无法给一线教师提供一个好的范例来操作，这恰恰反映了历史课程标准的标准规定与历史教学实践二者之间的不一致性或不匹配性。从这个角度上看，澳大利亚标准做得很到位，先是历史学科标准中明确集中提出要培养关键的七大能力目标，然后做了一一解读，甚至具体到各个不同学段和不同年级都展示出来，也很好地体现了能力认知理论的最新进展。
其二，义务教育与高中不同学段关于能力的要求与其对应课程标准中没有呈现比较好的衔接，不具有相应的学段能力的匹配性。比如2001年版要求为“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陈述历史问题的表达能力、形成丰富的历史想象力和知识迁移能力、得出结论的能力、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发现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2011年版要求“提高历史的阅读能力和观察能力、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提高对历史的理解能力、表达与交流的能力”。2004年《普通高中历史课程与标准（实验稿）》要求“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实践能力、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可以看出，前后两版的义务教育与高中历史（实验稿）标准中的能力要求表述存在差异，变化很大。澳大利亚标准则是不管那种年段，课程从F―10均要全力培养七大能力，细划分F-2、3―6、7―10三个学段不同的七大能力具体要求，也要求始终围绕确定的七大能力进行教学，突出了能力认知的关键性要求。
其三，从学生和课程深度视野来看，澳大利亚聚焦七大关键能力，其凸显出关注学习者的发展思想，突出课程的核心主旨。在面向未来的课程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应是人，而不是历史学科本身。传统历史课程规划重在追求完整性，遵循系统性，而忽视了人本身。以后的历史课程应该是关注怎样将学科的内容与被期待的人的发展合理地结合起来，将学习者置于社会发展所关注的中心点上，注重研究怎样才能使人成为学习者，学习者借助于历史学科学习应该发展成为怎样的合格的社会公民。澳大利亚横贯历史课程规划之中的“关键能力”紧紧围绕如何凸显学习者未来发展之需，从历史学习层面来看，七大“关键能力”能指引学生学习方向。
概言之，中澳两国历史课程标准中“能力”领域的深度有差异，且差异非常显著。澳大利亚的《2012标准》的“能力”领域的深度远远大于我国的《2011标准》，两国在“能力”领域的具体内容和认知要求分布上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当然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有所差异，课程标准之间存在差异也是很正常的情况，比较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出各自的优缺点，借此来客观地反映中澳两国历史课程课程标准中对能力认识和处理的现状，从中获得了一些认识，也希望这些认识对更好地完善我国的历史课程建设能有所帮助，相信讨论这一主题“必将从理论探讨迈向实践的收获”。
关键词：中国文学史；史学；史料；批评意识；历史感
历史学习有多方面益处，对历史本身的了解足以增进对于社会人生的认识，专业的史学训练尤其能为提高个体的综合素养提供帮助，例如对材料使用能力的训练，历史批评意识的培养，客观判断立场的建立等均是如此。然而由实际情况来看，非历史专业大学生目前所能接受的史学教育非常有限。中学阶段的史学教育通常以知识点识记为主，进入大学以后，以“中国革命史”为前身的“中国近代史”课程仍然着眼于形势教育与政治教育来进行，专业的史学训练基本与这一课程无缘。可以说，无论对于理工科抑或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非历史专业大学生，在史学修养方面都存在相当缺失。如要弥补这一缺失，开设与历史专业相关的全校性综合素质课、公选课自然是一种有效的手段，除此之外，利用本专业既有课程因势利导地施行史学教育或也不失一种值得尝试的方式。例如，就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而言，“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门具有相当空间以开展史学训练的课程。
一、“中国文学史”课程与史料处理训练
史料处理是史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它不仅有助于研究者获知史实真相，也是良好的思维锻炼手段，而这一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文学史的研究。在文学史教学过程中，教学者可以通过史料搜集、史料辨析与史料运用等训练来增进学习者的史学修养。
1. 在文学史学习中训练搜集史料。
搜集史料是史料处理的第一步，通过这一训练，学习者将学会怎样采集史料并得出结论。文学史课程中涉及许多既有的结论，如对某一文学现象的定性、对某一作家地位的认定等，如果仅仅照本宣科地向学习者输送
这些结论，不仅接受效果有限，也不利于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相反，如果能引导学习者自行收集基本史料来对一些简单的结论进行推导，不仅能提高学习兴趣，也能增强他们收集材料的能力，并养成以证据得出结论的习惯。例如，在建安时期，曹操对文人五言诗的发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为了强化对这一知识点的印象，可以要求学习者自行收集史料以对曹操在文人诗发展史中的地位作出判断。这一过程至少需要梳理曹操以前的文人五言诗创作情况、“三曹七子”五言诗的创作概况、曹操的家世生平等历史事实，而学习者也就必须接触到与此有关的一系列史料。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教材在书后的“研修书目”中提供了部分资料名单，包括《魏武帝魏文帝诗注》、《曹子建诗注》、《曹植集校注》、《王粲集》四种。而在此之外，还可向学习者提供《乐府诗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三国志注》、《三曹资料汇编》等魏晋史料作为扩展，并要求在这些史料中提取信息以对曹操的创作经历和地位作出判断。而在这一过程中，即可将一些使用史料的基本规则传达给学习者，如尽可能使用第一手史料，所选择史料应采用可靠的版本等，这些要求贯穿在史料搜集过程中，可以使学习者有直观的了解而不致流于纸上谈兵。在这种根据指定范围收集史料并作简单推导的基础上，还可以开展更为复杂的史料搜集训练，要求学习者对没有既定结论的文学史问题予以推导。例如，汉朝取代秦朝之后，开国君主的喜好影响了此后的文学走向，楚辞的流行与汉赋的出现均与此有关。但假如秦朝并未覆灭而是延续下去，秦朝的文学走向又将如何？学习者如果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对有关秦文化的先秦史料进行梳理。由于面对的是开放式的问题，没有预设的结论，史料收集范围也非
常灵活，学习者必须面对更为复杂的史料选择与整理过程。这不仅能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而且对他们的史料搜集能力也会有明显的提升效用。
2. 在文学史学习中训练辨析史料。
在学习者初步了解收集史料的方法之后，可以进一步向他们介绍史料辨析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例如在上述秦代文学走向的推导练习中，学习者通常会以一则文本或单个历史事件为例证进行预测或作出判定，则不妨以此为契机提出“孤证不信”原则，即史学研究认为某一事实仅由单独之人作单独之记载而无其他记载相佐证者，不可得出定论。而这一原则还可以在文学史课程的一些具体篇章中得到应用。例如《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存在性别特征混乱的情况，20世纪40年代曾有学者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的说法，即以屈原为楚王之男宠，这一说法得到闻一多、朱自清的赞同，至今犹有余响，学习者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也难免感到困惑。针对这一问题即可以向学习者指出，上述看法并非哗众取宠，但之所以不能被学术界采纳，不是因为有损屈原的形象，而是由于证据不足，仅仅根据《离骚》文本得出这一结论而无其他有力佐证，其结论故不能被严肃的学术界所接受。在“孤证不信”的基础上，又可以适时向学习者介绍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出土文物与流传文献相结合的方式来证明某些文学史论断。如在讲授《史记》部分时可以向学习者指出，清末殷墟甲骨文面世后，王国维通过考证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研究文章，证实《史记》所载三十代殷商帝王世系在甲骨文中都可以被发现，可见《史记》所载商代历史之可信，由此亦可以推知《史记》所载的前代历史都有据可查，确实是一部珍贵的信史。事实上“二重证据法”在文学史课程中的运用绝不仅限于《史记》而已，近年由于地下文物的出土，已经使文学史中的许多论断得到了印证或改写。例如屈原《离骚》后半部分求神问卜的情节设置已经由出土文物证明是楚国巫术仪式的如实写照，如此则可以澄清学习者面对这一情节时的疑惑。总之，适时引进近年考古发现对文学史论断的影响，无论从文学教育还是史学训练角度而言都是非常有益的措施。
同时，文学史教育中还可以穿插史料辨伪原则的学习。由于新材料的发现，文学史的一些原有结论被调整甚至被颠覆，而这些变更往往就涉及史料辨伪原则的运用。例如《二十四诗品》向来被认为是晚唐司空图所作，但自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两位学者提出怀疑之后，这一看法已经逐渐动摇，而在向学生介绍这一进展时，便可以结合陈的具体论据提出史学研究在处理史料时的重要原则：某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则其可信度甚低；若一则据称为较早时代的作品在很晚才为世人所知，此前从不被人提及，则其可信度较为薄弱。在辨析史料时，又有根据其语文表现判断真伪的处理原则。如“古诗十九首”是汉末文学的重要内容，在梳理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时必定不能绕过这一组诗歌所代表的发展阶段，而其出现年代一直众说纷纭。自2005年以来研究者木斋提出新的证据，认为“古诗十九首”实为曹植、曹丕等建安时期诗人所作，已经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而在向学生介绍其论据时便可以指出，木斋所使用的论证方法之一就是指出曹植等人从未提及“古诗十九首”的存在，而其诗歌在语词、句法方面与“古诗十九首”又有高度相似之处，而这种比较是为史学研究者所认可的。
二、“中国文学史”课程与历史批评意识培养
历史训练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学习者建立批评意识，使他们敢于怀疑和挑战既有的答案，具备独立地、批判地处理历史内容与解释的能力。而帮助学习者了解历史知识如何产生、其缺陷何在，乃是培养上述能力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中，也完全可以根据这种理念来设置教学内容。
从上述理念出发，教学者应当将对 “中国文学史”课程本身的反思融入教学过程之中。这种反思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首先，引导学习者认识到文学史结论的有限性，即史料由于数量的限制或是在内涵方面具有不确定性，由其生成的结论必定存在某些不足，不可能是颠扑不破的定论。事实上，文学史中很多的既有结论都是存疑的，从微观的作者考订到宏观的文学走向判断均是如此，学术研究在解释一些问题的时候又可能引发新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学习者必须对文学史中的结论保持清醒，认识到任何结论都只能代表一定程度的真实，对于研究者而言，也只能是以史料作为出发点，有多少史料作出多少结论，而不可能根据有限的材料作过分的阐释或推断。同时学习者也自然会认识到，我们对于文学史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新材料的发现与新思潮、新方法的出现都会影响既有结论，因此必须对文学史的结论保持开放的心态，为面对不同的结论做好准备。
其次，引导学习者认识“中国文学史”课程本身固有的有限性。应当向学习者指出，在研究者由于自身学识缺陷导致的认识误差之外，无论是以点带面的“作家作品论”式讲授方式，还是注重宏观把握的“史论”式讲授方式均有其先天不足，前者缺乏对文学发展脉络的整体性描述，后者则失之于简单疏阔，而共同的特点都是不能面面俱到，必定有所缺失和遮蔽。换言之，授课方式与授课者的能力决定了本课程与其说反映了历史真实，不如说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实现历史叙事所赋予的真实，在历史真实与课程描述之中必然存在差距。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在文学史课程结束时设置专门的单元对文学史的缺失做一个总结和梳理，并组织学生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例如为什么文学史中提到的作品都是精品、那些文学史所忽视的庸劣之作对于文学发展有无意义，为什么文学史中提到的作者大多“政治正确”品行无亏、那些声誉不佳的作者是否可以就此忽略等。
对文学史结论有限性或是对文学史课程本身有限性的解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学习者的困惑，但这也必然能使他们真切感受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学习的复杂性，从而改变视课本为定律的惯性思维，学会不盲从和迷信权威，逐步建立起以史料为导向、对已知结论予以自觉审视的历史批评意识。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这种对文学史课程缺陷的客观认识以及批评意识的培养，还可以帮助学习者学会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外界，意识到不同视角导致不同结论的合理性，这也就为兼容并包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心理基础。
三、“中国文学史”课程与历史感养成
历史感的养成，是历史学习在了解操作方法与培养批评意识基础上的更高追求。
关于历史感，本文赞同这样的说法：“历史感即是将个体生命的历史与历史——现实的本体总过程直接无碍地结合起来而产生的深刻感受。从而，历史感便是具体地意识到自我历史的在场性的普遍规定。” [2]换言之，历史感是学习者通过对历史的学习与了解所形成的一种自觉意识，借助历史为当下和自我进行定位，从历史整体的角度来看待当下和自我，从而获得内心的客观与平静。历史感的养成来源于历史学习，其意义则绝不局限于知识学习的层面，而是自我精神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的历史感有助于造就健全、完善的人格结构。对于每一个生活于变动不居、内容空前复杂的现代社会的个体而言，这种修养都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历史感的养成，关键在于认识到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相通之处，从而使历史能够成为观察现实的参照物。因此在历史的学习中应当注意发掘古今的相近之处，不断沟通历史与当下的联系。但这种对相近之处的寻找又绝非简单比附，而应当是在表象之下发现令人信服的共性，发现古人与今人在面对类似处境时相似的态度和情感。事实上，以历史对照现实的合理性在于，虽然具体生活内容看似迥然有别，人们在面对特定处境时所具有的情感和所持的态度却并没有这样大的差异，文学由于是直接表现人类情感的载体，文学史的教育在展现中国人这种不变的情感方面也就具有特别的优势。
文学史学习中引发的古今共鸣感可能来自于某些具体问题。例如，宋代以来印刷技术的进步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新契机，然而前人对此未尝没有疑虑，苏轼、朱熹都对书籍的普及导致的 “束书不观”现象表示了警惕，明代的唐顺之更对文集泛滥的时代景观表达了尖锐讽刺。如果将这些担忧或反感与当代学人对网络兴起、信息爆炸的担忧相对照，将会得出非常有趣的结论。又如，明清小说中不少情节显示了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后的遭遇与心态，折射出的是商业因素发展对于社会传统的影响。如若将这种现象与今日“城镇化”进程相对照，也许有助于学习者更切实地感受中国面临的现代化问题。
文学史学习中引发的古今共鸣感也可能来自于对某些宏观走向的观察。例如，传统文学中的诗词曲及小说无不经历了由民间娱乐向案头艺术转变的过程，文学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被视为文学的边界不断扩展的历史，在这一背景下来看待当下的一些新兴艺术样式，当能形成更为开放和平允的视野。又如，通俗文学中人的自我意识的重新觉醒乃是元代以来文学史中的重要关注内容，捕捉这一发展趋势并发掘其背后动力，其实对学习者理解困扰当代人的传统社会格局转型问题也大有裨益。
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在文学史的教学中，教学者可以不断地引导学习者进行换位思考，以今人的现实经验对前人作“理解之同情”，又尝试从古人之视角对今人之遭遇作观察与分析。这种古今的不断转换，不仅有助于理解历史，也有助于理解现在。而这种转换所横亘的时间跨度越大，也就越易于引发对人类某些宿命的思考，甚至可能引导学习者在将视野投射到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时，尝试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所处的究竟是怎样的时代？我们自己的处境如何？该怎样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其实已经超越了单纯历史学习的范畴。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5.
【摘 要 题】理论纵横
【关 键 词】理论图书馆……
1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与历史任务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应当是系统总结19～20世纪世界图书馆学的理论成果，在准确把握当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历史基础的同时，确定新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建设——理论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使命，而建立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为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建设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则是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理论图书馆学的基本任务一般可归纳为3个组成部分：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通过建立起上述两个系统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构筑图书馆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1.1 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
（1）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应具有如下理论功能：
①准确把握并系统阐述图书馆的哲学本质
对图书馆的名称与概念的准确把握是对其哲学本质理论把握的前提。关于图书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称谓，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关于图书馆的概念，各国也往往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认识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这些具有不同民族和历史文化特征的社会称谓和定义不仅直接反映了图书馆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实际状态，而且对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中图书馆的社会组织形态具有直接的社会影响。就图书馆的社会称谓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就有“院”、“馆”、“楼”、“阁”等一系列名目繁多、各具细微语义差别的社会称谓[1]。就图书馆的概念而言，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大体而言，世界各国对图书馆概念的定义基本上有3种不同的角度。其一是从图书馆的内容角度加以定义，指“为阅读、研究和参考而收集的一批书”；其二是从图书馆作为一种具有藏书和阅读功能的建筑和场所的角度加以定义；其三是从图书馆作为一个具有文献收藏和利用功能的社会机构的角度加以定义[2～7]。然而，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伴随社会的进步、图书馆的发展和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深化，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将关于图书馆概念的最终认识统一在分别从上述三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的统一之上。
根据以上对图书馆概念的认识，图书馆的哲学本质是：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记录、承载于一定物质载体和社会载体并传输于相应传通媒介的人类知识的集合。即图书馆的本质是其知识本质、技术本质与社会本质三者的统一。这三合一的统一体由作为精神层的知识本质、物质层的技术本质和社会层的社会本质三个层次结构而成。就是说，图书馆作为人类的文明成果，不仅有其精神内容，而且有其物质存在手段和物质存在形式，同时还有其社会存在手段和社会存在形式。即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且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在精神、物质、社会这三者关系中，图书馆精神层面的知识本质是图书馆本质即其内在规定性的哲学基础与核心要素，即图书馆本质的核心层；图书馆物质层面的技术本质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赖以物质性存在的技术手段，是人类知识的物质外壳，是人类精神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中间层；而图书馆社会层面的社会本质则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与技术本质的统一体赖以社会性存在的社会手段，是以信息技术为表现手段的人类知识的社会外壳，是人类精神、信息技术与具有相应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的现实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外层。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整体。吴慰慈教授所提出的图书馆中介性的本质，其深层意义即应是以这一由精神、物质和社会这三层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性综合性很强的哲学本质为基础的[8]。图书馆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其中介性这一本质特性，以信息和知识为内容，以信息技术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为手段，在人类历史上有效发挥着精神媒介、物质媒介和社会媒介的传通作用。
②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知识本质。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是：与具有一定历史文明特征的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相联系的人类知识的集合。这一知识集合是表现为人类知识的历史文明形态。
③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技术本质。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是：关于人类知识、信息的记录、存储、传输技术的社会应用形式即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形态。
④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社会本质。图书馆的社会本质是：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
⑤阐释构筑在上述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基础之上的社会属性（基本属性和一般属性）的社会功能。
⑥阐释图书馆社会功能的社会实践形态——社会职能。
⑦阐释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具体的社会实现形式。
⑧揭示通过上述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所反映出来的由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内在的社会生存依据、社会发展基础和社会发展动力所构成的关于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
⑨揭示图书馆在与其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时代背景这些外在因素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这些外部联系所构成的图书馆的社会运动规律。
⑩揭示通过上述内在规律与其社会规律的互动与融合所形成的关于图书馆本质与其事业发展的总规律[9～10]。
（2）在阐述图书馆事业发展总规律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阐述其社会运动规律的过程中，其理论关键是在准确把握图书馆本质的基础上，把握以下图书馆与相关社会要素的互动原理。
①图书馆与其知识本质的现实基础——人类知识的互动。
知识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和存在形式，是图书馆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对象，是图书馆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依据，其发展和发达程度是人类文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所达到的历史水平的历史标志。人类知识发展的直接结果对图书馆而言就是其本质和内涵的深化。而图书馆本质和内涵的深化反过来又为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构成了具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意义的重要一环。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的信息、知识资源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作为人类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系统的社会标志的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便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构成了人类社会信息化知识化进程的核心内容。图书馆与人类知识以及人类文明三者内在的统一与一致以及这种统一与一致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是准确把握21世纪图书馆本质与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依据。
②图书馆与其技术本质的现实基础——信息技术的互动。
图书馆是信息技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是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所揭示的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因此，图书馆与信息技术具有天然的和本质的内在联系。正因其如此，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信息技术的每一次变革与飞跃，无不引发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性剧变与进步。而图书馆作为信息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最主要的社会应用领域，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断促进信息技 术向更高层次发展。当然，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同时交织着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发展的互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互动与同步发展的历史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信息技术的变革与飞跃所引发的历史效应决非图书馆的消亡，而恰恰相反，是人类社会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在新的技术背景下的迅速发展与历史深化。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正在给传统图书馆带来根本性冲击的今天，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规律意义重大。
③图书馆与其社会本质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和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在与其社会环境，具体而言，与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社会组织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特征的对人类知识资源进行整序、存储、传通和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所形成的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构成了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历史沿革。
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反映在社会表象上，相应表现为具有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三种性质不同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特质形态的结合与统一构成了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下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即图书馆的社会形态是其具有一定历史时代特征、民族文化特征和社会现实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统一。
在人类文化史上，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和各国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往往呈现为各具特色的社会形态。
以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形态。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人类客观知识得以空前活跃与便捷的方式生存与交流的虚拟空间。这一虚拟的知识空间，启动了人类客观知识虚拟化的历史进程，结束了人类客观知识只能固化在物质实体之上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知识形态——由单一的物质实体形态转变为实体形态与虚拟形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消长的互动形态。图书馆信息技术形态与知识形态的质变，必然引发其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和发达国家所十分重视并竞相实施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已经启动了这一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样，21世纪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其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趋向不仅仅是理论图书馆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世界图书馆界所十分关心和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的互动构成了图书馆与其生存环境——人类社会的互动原理。对这一原理的准确把握，是把握图书馆发展规律的理论前提。与人类文明相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与历史进步的方向相一致是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规律。
1.2 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
以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为基础构建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应考虑以下研究内容：
（1）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史
通过对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总结，结合对图书馆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把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与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建立起内在联系，构筑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历史基础。
（2）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基于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以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必须把其研究工作深入到关于图书馆的本质——人类知识的研究。这样就必须把哲学及其分支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作为其核心层次——哲学层次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对知识的研究，不仅关注人类个体认识和个体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的个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同时更十分关注作为社会群体的社会认识和社会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类整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这样，社会学与其分支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学、社会认识论必然是其第二个层次即与其核心层次相对应的社会知识层次的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的信息技术本质，图书馆学必然十分关注信息技术与社会特别是与图书馆之间互动关系与相互影响。这样，科学学、信息科学便构成了当代图书馆学科学技术层次的科学与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一社会本质，传播学和与之相关的知识交流学、文献交流学、情报学、档案学、知识社会学等，以及文化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分别从社会知识信息交流、社会经济、社会管理乃至社会文化诸方面为图书馆学提供了社会与文化理论层次的科学基础。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信息知识资源是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在这一形势下，越是高层次的社会竞争，越体现为对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组织管理与开发利用的科学水平上的竞争。因此，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便构成了当代社会管理的核心领域。与此同时，以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信息管理科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代社会管理学学科群的核心研究领域。从研究对象角度加以分析，21世纪的图书馆学显然是信息管理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11～13]。基于整体大学科群与小学科群乃至具体分支学科的关系，社会管理学和信息管理科学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层次和理论层次构成了21世纪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如上所述，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学与众多学科建立了各种复杂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些联系，图书馆学在当代人类科学体系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学科地位。图书馆学应在与上述各相关学科的交流与互动中，一方面及时吸收这些学科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理论营养，一方面用自己的学术思想促进这些学科不断向纵深发展，进而推动当代科学的整体发展。就是说，21世纪的理论图书馆学应该发展成为上述众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成果，形成21世纪综合性最强，最能代表本世纪科学整体发展趋势的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
（3）21世纪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
在继承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历史成果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当代历史高度和当代科学认识的历史水平上，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科学目标、学术规范等基本问题作纵深研究，对这些问题作出具有信息和知识社会时代特征的科学回答，以与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体系相统一相适应。
（4）21世纪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
一门学科的研究和深化，须依赖一套与之相应的科学方法。研究方法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一门学科研究方法的状况，既与这一学科的自身情况相关，也与这一学科与其相关学科的交流互动水平相关，同时又与相应历史时代人类科学思维 的总体水平相关。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当代人类科学整合性特征很强的综合性学科，不仅需要一整套系统的能够满足各不同层次研究需要的方法论体系，而且需要采用能够反映当代人类科学思维最高水准的科学手段，与此同时，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不断实现科学方法的创新。惟有如此，才能有效地完成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历史任务。因此，关于研究方法的研究是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14，15]。
（5）比较图书馆学研究
图书馆是一种世界性社会文化历史现象。图书馆的发展一方面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联系，受人类文明历史发展总规律的制约，一方面与特定地域和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相联系，受本地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制约。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图书馆事业的比较研究，无论对探讨人类图书馆事业的总规律还是对探讨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域图书馆发展的特殊规律都具有其他研究方法所无法取代的重要意义。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无论在社会现代化程度上还是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上，与发达国家均有较大差距。比较图书馆学研究对引进、理解、消化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有效开展前瞻性研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历史差距以适应国家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深化具有特殊的意义。
（6）对世界和中国图书馆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关注
信息时代的深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世界图书馆界面临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理论图书馆学有必要将实践中出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宏观性问题及时纳入理论思维的视野，在深化理论研究推进学科建设的同时对处于变革时代的中外图书馆事业提供理论支持。
2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研究思路
为了科学地组织研究力量，在进行学科理论整体建设的同时，及时回应现实的理论需要，有必要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宏观方面致力于学科理论建设的整体推进，微观方面致力于对具体的重大现实问题的重点突破。宏观研究和整体性学科建设为微观研究和对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的探讨提供学科建设方向上的把握和基础理论方面的支持。而微观研究和对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重点突破，则不断推动宏观研究和整体性学科建设持续走向深入。微观研究以宏观研究为指导为基础为依据，宏观研究以微观研究的突破为动力。没有以整体性学科建设为目标的宏观研究所提供的理论基础、科学依据和学科建设方向上的指导，一切以具体的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为对象的微观研究势必陷于就事论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盲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出能够经受住历史实践检验的科学结论。而以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为对象的微观研究决非对现有基础理论成果的简单照搬和机械套用，更非对其在实践层面的僵硬图解，而是以科学的批判精神对现有理论成果加以检验。在继承其学术成就的同时，对其学术局限加以诘难和挑战，以此推动基础理论和宏观研究的深化。在这种情况下，以具体的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为对象的微观研究，其最终的研究成果绝非仅限于微观层次应用性的实践层面，同时应导致宏观层次基础性理论层面的学科建设的整体突破。若达不到这种整体突破的学术效果，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从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入手，最终实现宏微观研究的统一，实现具体现实问题研究和学科整体建设两方面的全面性整体性突破。就是说，没有对以具体的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为对象的微观层次研究的突破，便无以实现以学科整体建设为目标的宏观层次研究的实质性进展。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深化应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基础与应用、具体与整体这两个层次研究的互动中不断加以实现。
总而言之，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建设从宏微观两方面同时进行。宏观研究重在对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整体框架的构建。这一整体性建设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对历史基础的总结和对历史起点与历史高度的确定；以时代的变迁和学术思想的深化为依据对理论图书馆学研究视角加以调整；为适应历史的发展和图书馆事业的变革不断对研究内容加以丰富与更新；充分发挥综合性学科的学科优势，致力于研究方法的创新，在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深化提供方法论保障的同时，丰富人类科学体系的科学方法体系，在促进图书馆学学科地位提高的同时，推进人类科学的整体发展。微观研究则在宏观研究整体思维的基础上，对当代图书馆社会实践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开展纵深层次的理论研究，通过此类问题的解决和突破带动和推进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建设不断走向深化。即宏观重在整合，微观重在突破。在整合的基础上不断实现突破，在突破的基点上不断实现新的整合，通过这一宏微观互动的发展模式，完成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历史任务[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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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杨文祥.论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建设方向、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见：中国图书馆学会编.21世纪图书馆：发展与变革.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12 吴慰慈，杨文祥.从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与过渡.图书馆，2001（1）
14 吴慰慈.开拓创新 再铸辉煌——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六届学术研究委员会成立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4）
关键词：历史教学 现代信息技术 有效整合
信息时代已经到来，以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必然影响到课堂教学。历史教师在实现有效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历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整合。
一、历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整合的必要性
历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整合是适应素质教育发展的需要，对提高教学效率，优化教学过程有着积极的作用。这有利于将教师从“教书匠”转变成教学的主导者。同时，也能使学生从被动地学习转向主动学习，即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使历史课堂教学变得轻松、愉快。
1.历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整合，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现代信息技术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可以让教师轻松地设计教学过程，可以和学生一起设计课堂过程，共同领略历史知识与现代信息技术有效整合的魅力。学生们的探索思维会让学生求知欲增强，有些学生甚至会在创新过程中超越了教师提供的思维空间。
历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整合会极大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学生可以直接阅读原始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学生可以根据本人的学习水平和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学习资源，量力而行。
历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整合，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多种能力，如筛选能力、归纳能力、比较能力等。通过对原始材料的阅读、分析、运用，会提高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学生可以通过网络与他人联系，进行学术讨论，共同完成某项作业，借鉴别人的学习方法。历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整合突破了传统历史教学受限于时间、人员、内容的局面，拓展了师生、生生之间交流的空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合作能力。
2.历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整合，必然促进历史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网上资源丰富了教师和学生的历史知识，具体分类有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军事史、考古学、史学理论、科技史、战争史、生活史、博物馆与文物、历史人物、参考资料、艺术史、地域文化、史学专家争鸣等，这些知识开阔了学生的视野。通过网站，我们不仅可以下载很多教学用的图片和课件，还可以看到一些教学理论、教学总结、试题集锦等内容。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历史教学，更有利于教师因材施教。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使每个学生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在掌握历史学科知识的同时，既培养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又可以提高教学效率。
近年来，在一些硬件建设比较好的学校中已经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进行网络教学，众多中青年骨干教师通过自己的学习和探索，已掌握了多种工具软件的使用技术，一方面，他们开始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学习发达国家有效的教学模式，如英特尔项目新模式。今年暑假期间，笔者参加了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办公室组织的英特尔未来教育核心课程项目培训，获益匪浅。如能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立足于校园网，尽量查找、利用互联网上历史学科和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学科的知识资源，会丰富学生的学习资源。同时，也能促进师生关系的融洽。传统教育模式中，教师一直占据课堂的中心地位，而历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整合更有利于学生真正成为教学的主体，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组织者、帮助者、合作者、答疑者。学生在掌握大量教学资源和材料的基础上，主动大胆提问，质疑现有的史学观点，考察教师的知识面和水平，面对学生的“车轮战”提问，教师无疑会在某些问题上卡壳，甚至只能说“我暂时解决不了某某同学提出的问题。”其实，这不是什么丑事情，正是教学相长的大好契机。这种培养学生的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角色大转变的趋势，这必然要求教师不仅应具有更加丰富而扎实的历史知识，而且还需要跨学科知识，更要领悟先进的教育理念，正确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这无疑是历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整合的双重意义，既锻炼了学生，又督促了教师。
此外，历史教师的教育观念的优化和计算机水平的提高，为其对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反思提供了可能，进而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益。历史教师学习新的教育教学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关注世界上最新的教学技术和教学观念，这必然促使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
二、促进历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整合的路径
如何促进历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整合呢？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围绕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进行设计，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新的教学模式主要是体现素质教育中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原则。结合高中学生身心发展、现代信息技术的特点和历史教学大纲的要求，在设计课件中要倾向于指导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学习方法、学习资源，体现教学目标，由学生自己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自主选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起引导、组织、督促、调控、评价作用，在不同范围内解答疑难问题，随时控制教学进度。让每个学生都可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本人的学习活动，让学生每个人建立自己的文件夹，文件夹主要内容有学习环节的时间，重点阅读的内容，自己赞同的学术观点，完成作业的方法等。学习环节可以多元化，比如反复阅读、边讨论边作业、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进行阶段流，不参与讨论直接进入作业环节等。在学生过程中教师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对阅读、讨论、作业进行个别或普遍的指导、帮助和评价。学生的文件夹共享后，就可以让学生相互学习和评价。
现代信息技术的一大优点是交互性。课件的制作要考虑到在学生能够达到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他们的个性。采用人机交互作用的方式，在总机平台上随时可以了解每个学生掌握的程度，根据其历史学习的实际水平，提供更佳的思路，自动提高或降低学生学习难度。
2.在操作演示过程中，要注意设置思考，使历史信息和思辩相结合
要注意让学生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进行探索性思考的结合。比如，一部中国近代史，有清晰的线索，既是一部列强侵华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屈辱史，更是一部中国人民的抗争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人民的探索史。
如设计历史网络教学软件等，都应特别注意教学内容的启发性，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思维空间，坚决避免网络上的“满堂灌”。要根据学生学习能力不尽相同的特点，提出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提供不同的学习资源，创设不同的问题情境，给学生提供不同的思维空间。所以在备课时，要设计出一些可以引导学生思考的问题，利用媒体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地思考，既可达到我们历史教学的目的，又能使学生在经过思维运作得到答案的同时，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也更有效地激发了对历史学科的学习兴趣。如在讲授鸦片战争时，既要让学生们认识到这是过去，同时今天我们国家还要禁毒反毒，怎么看待当时的禁烟与今天的禁毒？学生就会主动去分析其各自的时代背景、具体措施和意义，历史与现实就有了密切的联系，既达到了教学目的，又激发了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学习兴趣。
3.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指导学生自己制作演示文稿，并加以展示。这既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的能力和动力，提高学习水平和质量。如在讲《太平天国运动》时，有的学生家就是桂平市的和贵港市的，通过教师的引导，他们利用周末时间去收集太平天国的资料，通过采访获得了珍贵的口述史料，有实物资料（如建筑、文物等），学生用相机把实物拍摄下来，制作成演示文稿，与其他同学共享，极大表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真实感，学生们还关注了桂平原金田村现在的面貌，了解了太平天国运动发源地150多年来的历史变迁。各班成立了历史兴趣小组和课题研究小组，使每一个学生都有展示自己成果的机会，极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历史的积极性，也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要求。
三、促进历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整合的要求
1.历史教师要成为“杂家”
历史教师平时要努力充电，扎实掌握本学科知识，还要拓宽视野，了解跨学科知识，历史教师也要对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政治、英语等学科知识有所了解，这样学生才会认识到教师的博学，才会从内心里佩服教师。
2.要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特殊功能
如对中学历史教材涉及的地图进行分析和综合，是传统教学手段体现不出来的。这时，我们可以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课堂教学环节的设计，以点、线、面的方式将地图的演示出来，并进行颜色搭配，声音处理，客观上强化了地图的作用。
3.突出重点
演示文稿中要体现教学的重点，要体现出如何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现代信息技术要围绕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设计方案，突出重点、详略得当，不可堆砌文字和图片，文稿花哨或者过多的声音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当然也不可面面俱到，平铺直叙，要体现教学过程安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做到突出重点。
4.加强教师团队合作
新的教学模式必然会打破过去教师各自为战的旧模式，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合作加强，师生的合作也加强了，同样也会促进校际合作，所以教师之间要增强团队合作精神，相互帮助，共同进步。
5.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于历史教学
我们给现代信息技术在历史教学中的定位是辅助作用。现代信息技术让表现效果强烈、声像结合、动态展示、色彩丰富等效果成为现实，无疑弥补了传统教学中的许多不足。但需要注意的是，现代信息技术仅仅是弥补了传统模式的不足，尚不能完全取而代之，以我们现有的考试政策、教育水平和教学条件，还必须重视教材，我们是在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来丰富教材，因此，我们所开展的历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整合，并不是寻求一种替代教材的全新“模式”，而是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来开展有效的历史教学。
综上所述，历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整合，必然会提高历史教学效果。当然，这种有效整合没有终点，可以无限地去探究。今后，我还会继续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与同仁们共同探索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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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阿哥”式的历史教学模式通过信息传递，对抗式讨论法，历史情境或场景的模拟，活跃历史课堂的同时进行有效历史教学，培养现代社会“小燕子”类型的初中生历史思维和历史意识，构建了教师乐教与学生乐学的纽带。
关键词：“五阿哥” “小燕子” 教学模式
在越来越强调以学生为本，并且趋向于强烈的人文关怀现代教育观念的影响下，历史教学实践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五阿哥”式的历史教学模式有利于解放教育思想，促进教育教学稳定、健康而有序的发展，展现多元文化的教育观。
一、“五阿哥”式历史教学模式
“五阿哥”式的教学模式是一种通过全面剖析“小燕子”类的初中生的心理特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各种教学方法相互借鉴，比较、竞争，具有科学性、针对性、适用性的特点，并且通过不断精细化，实用化和丰富的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历史意识的教学模式体系。
二、“五阿哥”式历史教学的实践操作手段
（一）信息传递教学模式变革
传统的信息传递教学模式是指教师灌输现成历史理论和结论，让学生机械地、被动地接受某种历史解释。“五阿哥”式的信息传递教学模式是：教师事先对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进行组织，指导学生掌握系统历史基础知识，基本历史学习技能和技巧，从而提高认识能力。教师作为一个教育者和组织者，要以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出发点，落实历史教学的方向，目标，安排历史教学的内容，控制历史教学的活动进程，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积极的学习态度，灵活的学习方法。
教师要认真钻研通史、专题史等不同知识体系的内在联系，使学生形成强烈的历史意识。在把握好历史教学内容的难与易，深与浅的同时，让学生独立地进行发现问题，收集与处理信息，分析与论证等探索活动。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运用生动的教学语言，注意引发学生的猜测、质疑等心理活动，以启发性讲授方式为主要手段，传递历史信息，充分展现历史教学的问题性，参与性，开放性。
（二）对抗式讨论法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讨论前设计一个学生感兴趣的历史主题，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两大组，讨论之前每个学生按题意写成小论文或辩论稿交给老师审核，教师进行批示与修改后，进行分组讨论，互相补充完善本方观点。正方和反方各推举四名代表，在班上进行辩论，其程序：各自陈述意见―自由争论―归纳总结。最后由老师进行裁判并具体分析双方辩论得失。
这种讨论法的竞争机制，趣味盎然，可激发学习动机，为了驳倒对方，将促使学生积极吸纳前人研究成果，并对自己未知的事物进行探索，使学习不断深入。对抗式讨论法，讲求学生相互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着重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强调把典型教学内容清晰地、重点地展示给学生，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教师通过讨论进行观察，及时有效地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诊断和反馈。
（三）感知历史的过程――历史情境或场景模拟法
“在教学的任何一个阶段上对新的事物和现象的感知过程，都意味着研究的客体在学生意识中的反映和关于这些客体的正确的表象和概念的形成”[1]学生学习历史的的过程是从感觉和知觉开始的，历史教学中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都是间接性的，为了让学生尽可能的对历史过程进行正确的联想和想象，教师需要借助特殊且形象教学手段，将历史情境、场景以及历史人物的活动进行“复现”“再造”“模拟”“角色扮演”。可通过“原始的文字材料、真实的实物材料、形象的图像材料、动感的音像材料等，能使学生感知到“鲜活”的历史。”[2]实际上就是创设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是情景复现的“设计者”和“表现者”，通过学生学习认知活动与情感活动的相互作用，激发学生想象力和表现力，引导学生在历史场景的角色扮演中，知识的迁移和转化中，感受和体验中进行思考和判断。
三、“五阿哥”式历史教学模式体系的功能
（一）活跃历史课堂的同时进行有效历史教学
“五阿哥”式历史教学的显著特征是强调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和主动学习的精神，历史的主体不再是时事造出来的英雄，而是名不见经传的“芸芸众生”，“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触手可及的与社会现实和个人密切相关的生活往事，学生通过了解人类共同情感和面对共同问题，把历史学习作为完善自我的内在需求，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上，充满激情和诗意。学生的灵感，悟性和冲动在这个时候被调动起来了，培养“小燕子”类的中学生探索历史，热爱历史的心境，使得历史课堂独具特色，旋律和内涵，通过活跃的历史课堂达到非凡的教学效果。
（二）培养现代社会“小燕子”类的初中生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
我国自古就“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五阿哥”式历史教学同样强调“小燕子”类中学生的知与行的结合，符合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也是时代必然。这种教学模式摒弃了“死记硬背”，采取讨论、辩论、演讲、写作，角色扮演等多种形式，将所学历史知识及有关理论、观点和方法，用于对历史和社会的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正确处理史与论，古与今，材料与观点的关系，加强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的能力，逐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小燕子”类初中生不失灵性的状态下，培养他们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
（三）构建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纽带
“五阿哥”历史教学模式，使学生在享受学习的过程中学习历史，得到满足及快乐的同时激发、助长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可充分挖掘教材的人性美，让学生感受生活美，培养审美情趣。“激发学生在认知层面的‘流畅力’‘开放性’‘变通力’‘独创力’‘精进力’上的增进，培养学生在情意层面的‘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与‘挑战性’。”[3]渗透着娱乐精神的历史教学活动中，教师也能享受到快乐、充实与成就感。历史所展示的是一幅感人而又多彩的生命画卷，“五阿哥”式历史教学在课堂学习中将历史的真实活力展现出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会受到更加令人震撼的心灵冲击，教师可以走近学生心灵，在充满爱的环境下学习历史。沟通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心灵桥梁。
“五阿哥”式历史教学模式体系符合新课改培养目标，对“小燕子”类初中生的历史学习颇具针对性，有利于贯彻落实新教育理念，促进历史教学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甫全,王本陆.现代教学论学程[M].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47
这种现状能否改变？我个人的回答比较悲观。因为在崇拜GDP和货币数量，重视感官享受与现实利益，忽视文化发展和人的精神品位的当下，过去长期被视为传统“显学”的历史学科早已风光不再，单凭历史文献学自身的努力不可能改变被边缘化的局面，而且现代学术的发展已经开拓了相当多的学术领域和门类，这一趋势并没有衰减，在学术领域不断拓展和扩张、知识分类处于漂移的状态下，传统学科的裂变、领地被蚕食、在知识结构中位置重组、甚至被边缘化也毫不足奇。即便没有发生学术研究领域的重大变化和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也不意味着中国历史文献学今后不需自身的努力和改进，就可以维持现在的状态和规模。以下，对一个每天都与历史文献打交道，但基本是历史文献学门外汉的我，想借张舜徽先生曾经强调的“读无字书”为题，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从历史文献学的外侧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将来进行思考，下面的粗浅想法一部分超出了自己的学术训练，一部分是外行的隔靴搔痒，诸多不妥和错舛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有字书：“汉字帝国主义”
在讨论历史文献学理论的论著中，有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历史文献学处理的对象是王朝时期的文字记录，即自有甲骨文以来的各种材料记录的文字资料。这里所说的王朝，其下限虽为清朝，但除少数文献以外，清末以来的文字资料大多通俗易懂，通常在历史文献学研究整理的视线之外。
中国在约3500年间积累起来的文字资料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数量庞大。但几千年积累的总量实际上不如20世纪的后50年，甚至不如21世纪最初的10年之多。能留下的王朝时代的文字资料主要是各个时代的精英制作、整理的。留存至今的文字资料又多是经过人为筛选与处理，以及战火、自然灾害、风雨岁月淘汰过的。在人为的筛选过程中，文字资料基本纳入了经史子集这一传统分类框架中，经典受到特别关注。这些文字资料的内容当然包罗万象，但我们可以视其为社会精英的文化成果。
迄今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主要建立在由各个时代的精英俯视社会群氓以及仰视远古圣贤姿势下制作出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过去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与文献整理中，汉字、古代汉语资料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元朝、清朝，我们也基本忽视了处于王朝和政权中枢位置的皇帝、大臣们的蒙古和满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在地理上位居边陲、历史上与中原王朝一直有极为复杂的战和、经济交易、文化交流关系的边疆地区民族的语言文字资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的研究整理似与中国历史文献学无缘，主要被归类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中。另外，汉译佛教在整个宗教史、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我们研究、整理的仍然是汉字资料，挑战梵文（Sanskrit）转换成古汉语过程的高难度研究或为仅见。在考虑过去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特征时，也许可以说，“汉字帝国主义”这一隐形的庞然大物实际上画地为牢，影响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整理的展开。
二、“六经皆史”与“日常性”结构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期这数十年，随着电讯技术、信息处理与传递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以及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地区，普通的个人已不再受“君子德风，小民德草”这类身份与社会功能的认识局限而被忽视，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
互联网，尤其“博客”这种信息生产与传递形式的普及，一直被行政系统、法律制度以及经济成本等因素制约的文字、音声、影像等的发表，出版的大门在理论上已面向所有人敞开。无论社会、政治地位如何，无论受教育水准如何，在不超越道德伦理底线、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可以通过高速通信网络几乎零成本地发表自己创作／制作的文字、音声、影像作品。在这种被称为“总体表现”的时代，过去难以进入历史文献视野的极为个别的、普通的、具有隐秘的私人性，亦即过去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信息，如最近颇遭物议的《烟草局长日记》，自作自唱、自我表演的《私奔之歌》视频等，无论信息的主体主动还是受动，在一瞬之间通过互联网为数亿人共有，数十年默默无闻的邻家妇女苏珊也因互联网等媒体之力，一夜之间成为红遍全球的明星，这些“普通人”的相关信息无疑将成为后世研究我们这一时代的重要文献。一个由48位核心成员组成的日本美少女音乐团队的领导，既不经老板、经纪人指定，也不由48个成员互选，而是经由互联网，通过设置在东京、首尔、香港、台北等地众多会场的几百万爱好者的互动与现场投票决定，这一形式可能意味着俯视群氓与仰视神圣的时代一去不返，注重自己、关注邻人的平民视线愈来愈重要，地球开始真正成为我们每一个小小个体所共有的地球。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当然也不能不注意到这种社会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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