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活动是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工具展开的,教学活动的具体过程、组织方式以及质量效益都和教学活动中使用的工具密切相关.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教育教学活动越来越受到新的信息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现代信息技术涌入到教育教学领域。化学教学也不例外，这种信息、技术的引入，为传统教学注入了一种活性催化剂，促进了教学技术体系的整体协调发展。
在课堂中如何科学、合理地使用多媒体，让学生更容易地掌握教材内容，首先应认真备好课，设计好教学过程,针对该节课的教学内容,要提什么问题，讲解分析的内容都编定。做成多媒体课件，还必须把握时机，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从而突破教学难点，提高教学效果
(1)利用多媒体，巧妙引入新课
万事开头难，一堂课也是这样的，如果教师能够在引课的时候吸引学生，那么这堂课就成功了一半。如果当我们感觉单纯凭借语言的描述很难一下子就抓住学生的注意力的时候，可以尝试利用多媒体手段，带领学生步入知识的海洋。在教学《奇妙的化学》这节课时，学生是第一次接触化学，。一上课就播放生活中常用的一些化学制品与化学变化的影片。让学生感受到化学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教师提出问题：设想没有了化学制品，你的生活会怎样?通过影片巧妙引入新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发思维，强化学习动力。
(2)运用多媒体帮助学生明确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指南，同时也是学习评价的依据。让学生在课前明确该节课的理论知识部分、观察部分及操作部分所达到的具体要求，这对于减少学生学习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及其重要的。因此，应用计算机多媒体在课前将教学目标展示给学生，能够帮助学生明确教学目的、重点、难点，了解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这样不仅提高了教学效率，而且也为学生进行自我检测提供了目标和依据。
(3)应用多媒体演示实验现象，提高实验的可视性…
实验是学生学习化学理论，掌握实验操作技能，培养严谨的科学素质必不可少的过程。特别是在课堂教学中，实验以其真实性、直观性，给学生第一手感性材料，任何模拟、说明、比喻、描述，都必须基于实验基础上，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内容。[下面我结合初中化学教材中《水的分解》一节课的教学过程谈谈多媒体教学法的应用。提问："水是由什麽组成的？"由学生回答："水是由水分子组成的。"提出："我们能不能把水分解呢？"在学生新旧知识产生矛盾，产生困惑之际，我使用了传统的教学媒体实验演示。在水电解器的玻璃管中注满水，接通直流电。观察两个电极和两支玻璃管内液面有什麽变化？用一根点燃的火柴接近液面下降较多的玻璃管尖嘴处，慢慢打开活塞，观察发生的现象？用一根带火星的木条接近液面下降较少的玻璃管尖嘴处，慢慢打开活塞，观察发生的现象？由于以往的教学都是教师在前面演示，只有一小部分学生能看得清楚，若让学生轮流到前面观察又很浪费时间，为了提高演示效果，便于全体学生观察，我改用化学投影仪来配合完成上述实验过程。学生在屏幕上看到了一个放大了几十倍的水电解器……。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达到预期的目的。有的实验时间长，不易马上见到实验效果，如铁生锈的实验，若在课堂上做演示实验时，需很长时间，不可取，如果改用多媒体计算机演示其实验过程，几分钟即可，这样变抽象的内容为直观现象，学生看得一清二楚，增强了演示效果。同时，活跃了课堂教学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这种新颖的方法，能刺激学生的感官，引起学生的注意，有助于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
(4)运用多媒体省时、省力提高了学习效率.
【关键词】教室文化;建设;班级管理;效率
我国古代很早就注意环境对人的。孟子讲求环境对人的陶冶。董仲舒认为人的品德，“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孟母三迁”的故事，一直被后人传为佳话。文化环境决定论也认为“人是一定文化环境的产物，同时，人也创造文化环境”。它重视人环境的建设，强调发挥育人环境的作用。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创造人。”今天，我们仍要想方设法为学生组织和创设良好的环境，控制和改变那些不良环境，要增加学生生活环境中的有教育意义的因素，消除那些干扰和阻碍教育的因素，使学生的、生活环境，有利于他们的全面的。
教室作为学生最主要的学习生活场所，其文化环境是以学生为主体创造出来的，而文化环境反过来又给学生以改造，决定和影响他们的成长发展。一个幽雅的、健康的环境，无不影响着学生个性的培养，心理素质的锻炼，道德习惯的形成，知识才能的增长，意识的强化。教室文化建设是班级管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我在任班主任期间，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教室文化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创造美好环境，培养良好性情
整洁、美观的环境，能振奋精神。教室的净化是一个班级精神风貌的外在表现。在教室净化最原始阶段，我向全班学生提出要做到“五无”，即地面无杂物、痰迹，墙面无污渍，桌椅无刻印，门窗无积尘，卫生无死角。学生每天打扫教室，培养学生爱护教室公物和主人翁精神，树立净化教室、保持教室卫生人人有责的思想。随着良好习惯的慢慢形成，我也注重了高品位教室文化的建设，逐渐融入了始于日本，后风糜全球企业界和管理界的——“5S”管理（整理——SELRI、整顿——SEITON、清扫——SEISO、清洁——SETKETSU、素养——SHITSUKE）。提出了“四化”目标，即日常管理制度化、行为语言规范化、学习用品摆放定位化、卫生打扫用具隐蔽化。“5S”管理活动的开展，造就了一个更为安全、舒适、明亮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使学生进一步养成了“文明守序，按规定行事”的习惯，从而提升了学生真、善、美的品质，培养学生认真做事的习惯，营造团队精神。
二、强调制度文化，人人参与制定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使人的道德达到完美与和谐的境地，那你就要创造环境与言语的和谐关系。”教室文化渗透各个角落，小则一句名言警句，大则一个班级规章制度的实施，如果我们都把它当作一种重要的管理手段，它都会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引导和控制，在管理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制度文化包括规章制度（如：班规、细则（如《学生考核细则》）、规范（《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道德规范、人际交往方式、文娱活动方式等，它是教室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建立协调一致、相互制约、有机发展的制度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工程。对教室制度文化坚持正确导向，着眼点是建立竞争机制，使学生活动(包括学习、工作和生活)经常处于竞争状态之中。对于制度文化既要强调宣传教育，也要认真加强制度建设，有关各项制度、细则的设计，公布前要经过班级全体学生的反复讨论一致认同后，方能执行，以达到共建的目的。
三、设计文化情境，创建文化氛围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要努力使学校的墙壁也说话。教室的墙壁也应尽可能体现出积极的精神和理想。把学生的优秀书画作品、摄影作品，制作成一幅幅壁挂，点缀着教室的四壁。这样既美化了教室环境，又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学生创作的热情，时时给学生以启迪。
“学习园地”的定期更换，利用同学们的创意，选择一个主题及一组色彩，设置了一系列专栏。每一期都能体现着各自的风格和追求。
针对学生在读书书目选择上存在的盲目性和不系统性，为了帮助学生培养读书兴趣，学会鉴别、学会选书，多读书，读好书，有系统地读书；也为了让学生学会读书的，有效率地读书，从而扭转学风浮躁现象，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可建立班“读书角”，学生自动拿出自己最爱的书籍，集中放在书架上，进行交换阅读。这样，既使学生尝到了读书的乐趣，提高了阅读能力，又激励了学生团结协作、奋发向上的学风，形成了独具个性化的教室文化一角。
利用各种座谈会，讨论优秀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和身边发生的人与事，充分发挥学生的自身素质，让他们各抒己见，并加以引导，促使他们看有所悟，学有所知，取长补短，提高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及自身素质。
四、开展多种活动，培养综合素质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认为主要有三种因素制约“效率空间”的形成，它们分别是农业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和继承制度等。这里就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空间”及相关问题，进行宏观的分析。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最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第一，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第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最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最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最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
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证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第一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虽然因为过密而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用原有的方式生产和生活，重复其原居地的过密化形成历史，在新的地区开垦种植，又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形成新的过密化态势。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东南地区也人满为患，于是上山开垦梯田，下水围湖造田，已经将可以利用的土地开发殆尽。这时的过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相对的过密，而是一种广义的绝对的过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劳动力投入加大后，劳动报酬不是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出现了递减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多种生活资料的全面缺乏。
民国时期华北平原地区，在人口压力下，不仅畜牧业比重降低，而且种植业内部的物种也集中在少数几种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人们一般食物的物种上。含有丰富蛋白质的物种被单一的淀粉类作物所替代。因为淀粉类作物更能够果腹，更能够提供能量，从而支撑更多的人口。当人口压力持续增加时，维持农业生产的一些投入如肥料和饲料的投入也会因此而变得不足。因此，民国时期在华北平原地区，出现了原料、饲料和肥料的所谓“三料’’危机[2]。连简单的需求即煮饭的燃料都缺乏，已经到了一种极度过密的状况。
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美国中西部玉米带的彼此相距半英里的一个农庄，在华北平原则是整整一个村落。明末，由于张献忠屠川，造成清代早期大量的湖北湖南人口向四川转移，结果今天四川人口早已超过1亿；而欧洲人开始向北美移民，时间大致相同，但是直到今天，面积比四川大约18倍的美国，人口也只有2.7亿，其中许多人还是以后从别处陆续直接迁移而来的。
1.管理科学研究中关于人性假设的演变历程
在西方管理理论发展史中，出现了4种经典的人性假设，即“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假设。“经济人”假设理论认为，员工的工作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社会人”假设理论认为企业中的员工有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并获取归属感的强烈需要；“自我实现人”则更加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复杂人”假设理论则指出员工在不同情境下会产生不同的需要。除这四种经典人性假设之外，还出现了其他不同视角下的人性假设，例如“道德人”假设[2]、“文化人”假设[3]、“自我管理人”假设[4]。不难看出，管理科学领域对人性的假设和认识是不断进步的，尤其是“复杂人”假设更是突出了人们所追求目标的多样化和动态化。但以往对人性的不同假设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等假设都强调人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特定需求，而“复杂人”假设则把人的内心需要过于复杂化和神秘化，没有指出人内心深处的本质需要。
2.人性的本质解读：快乐人管理的核心是人，而对人性的认知改变也将为新的思想和理论诞生敲开尘封多年的管理智慧之门。
深入剖析以往的人性假设理论，不难发现，不管是以经济利益至上的“经济人”，追求和谐人际关系的“社会人”，还是追求自我价值提升的“自我实现人”以及不断变换追求目标的“复杂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那就是追求内心快乐，做一个内心快乐的人。从心理学角度看，人们从事的任何事情，追求的任何事物，其本质都是在追求人内心的快乐，正像弗洛伊德在其人格结构理论中指出的“本我”那样：每个人都会遵循快乐原则，做自己想做的事，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对于在特定社会状态下的酒店中工作的人们，他们一直努力追求的本质其实就是获得内心愉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幸福感。所以，可以将管理科学中的人性假设归结为：在企业中工作的个体所追求的一切都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和幸福感为准则，“快乐人”是人性的最终追求和对人性的本质解读（图1）。对酒店中的员工而言，其内心的本质追求都是获取快乐，即幸福。内心的快乐可以通过对财富的占有、归属感、自我发展、成就感等具体方面来实现。每个人都期望在为企业工作的同时换取自己所期望的快乐感。人性化的管理理念，就是在为员工带来直接经济回报外，带来更多的非经济回报，例如友情、成就感、自我发展等，最终使员工成为能够获取更多快乐的人。酒店往往凭借高效率高质量的服务来创造良好经济效益。但在酒店中工作的是人，每个人在内心都有对快乐的追求。也许有一些员工，例如刚毕业的大学生，出于对金钱的急切渴望，会放弃一时的身心快乐，在那些工资待遇较高的酒店不开心地工作。但这也不能说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人不追求快乐，只不过他们把自己的快乐暂时转移到对金钱的获取上。
二、佐证：酒店管理实践中效率与人性的失衡
在酒店管理实践中，有的企业过于注重科学，强调效率，进而采用经济利益至上的“制度化”、“刚性”管理模式，也就是一味地以经济效益、制度等硬性指标来衡量员工，衡量企业效益。例如，青岛某星级酒店采用制度化、科学化管理为基本出发点的“刚性”管理方式，直接促进了企业高效运作。而有的酒店则截然相反，以和谐的人际关系为准则，采用人性化的“柔性”管理模式，以企业内的和谐氛围来衡量企业的成败。其实酒店无论走向哪个极端，都可能导致酒店最终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刚提到的青岛某星级酒店以制度化管理而著名，一切以制度说话，员工之间只是职务和工作关系。虽然也多次取得了较好业绩，但是员工对管理者和酒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最终致使大量优秀人才外流，并且出现了基层员工在酒店外报复管理者的极端事件。这种结果其实是由该酒店过于强调效率，缺乏“人情味”造成的。当然，一味追求人性化也会导致难以规范管理的处境。尤其是在家族企业中，由于千丝万缕的亲情关系，常常导致制度失效，企业效率低下。
三、诉求：效率与人性追求在酒店内的合理均衡
在酒店管理实践中，酒店运营的高效和员工的快乐对酒店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以严格的制度化管理模式追求酒店高效率，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取得经济上的良好收益。但这种成功是以缺乏人情味的企业氛围为代价的，会使员工内心产生强烈的“打工仔”心理，会对酒店缺乏责任感，没有主人翁意识。从长远看，这并不是优秀的管理模式，酒店也难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一味无原则地追求和谐的人性化氛围，可能会直接导致工作效率低下，比制度化管理模式更难于获得成功。所以综合来看，科学的酒店管理应追求高效率和人性化达到合理均衡。这里说的均衡并不是追求中庸之道的绝对化平均。在实践中，大多数企业都是采用制度化与人性化管理相结合的刚柔并济管理策略，但具体的管理手段却各有不同。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属性和具体情况，在工业制造型企业中，技术和生产效率对企业发展起着更大作用，而在服务型企业中，员工的心情和服务态度则更直接影响工作效果。在制造型企业中，人的情感、态度对工作效率的影响相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比较小。所以制造型企业应更加强调硬指标，制度化管理成分多于人性化管理成分。而在服务型企业中，工作效率更多地依赖于人的情感和心情，这就需要关注人性的成分多一些。在管理实践中，酒店对效率和人性的同等关注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管理模式。由于酒店是典型的服务型企业，实际上更需要人性化管理成分多于制度化管理成分。具体来说，每个酒店又各有差异，酒店对效率和人性的追求是在动态变化的。前文提到的倾向于制度化管理模式的青岛某星级酒店几乎达到了人性化管理氛围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而有些家族式酒店则可能走向另外一个过于宽松的人际氛围。其实，每个酒店的企业发展阶段、员工的技术与心理成熟程度等这一系列因素都会有所不同，每个酒店在具体把握制度化和人性化管理的尺度时，都应考虑自己应该将管理风格与方式定位在何种位置。
四、实现路径：推进高效率与人性化的合理均衡
（一）破除制度万能论或人情万能论
过于迷信制度而一味追求高效率，或者过于相信人性化而不讲制度，这都是不可取的管理思想。制度不是万能的，但也是不可缺少的；人情也未必一定能塑造员工的忠诚和高效，但它确实是企业管理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在中国这样注重“人情味”的文化背景下，在酒店业中，一味依赖制度追求高效必然会造成优秀员工的流失；而一切错误都网开一面的做法则会使企业丧失原则，成为一盘散沙。所以必须在讲究人情味的基础上确立制度，对于违背原则的错误不能姑息。以制度管理员工的基本原则是让员工心服口服，心甘情愿地接受制度的制裁。这样人性化的制度化管理，不但能实现高效运作，还能体现人性化管理理念。
（二）自下而上创立制度，强化主人翁观念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管理演变、现行行政管理误区剖析、新时期行政管理科学化的走向等方面的理论分析，阐述了科学管理的新趋势，并深刻揭示新时期行政管理须注意的几个环节。
论文关键词：行政管理演变科学化走向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入展开，对日常行政的指挥、监督、控制成为强烈的必需，科学化管理的需求日益上升。实践证明管理者素质的高低，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务效率与质量。因此，对新时期行政管理科学化问题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行政管理的演变
管理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作为实践是历经无数人的努力，步步演变，才走向科学化的。从最初的经验管理发展到工业化时期的泰罗制和福特制管理，管理开始进入科学管理时期，泰罗在其《科学管理原理》中指出，科学管理是由组织、协调、合作、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富裕等多种要素结合而成的。这使人们对科学管理开始一窥堂奥，特别是现代行为科学的诞生，为管理注入了新的心理因素，而系统论的发展，为系统管理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此时，以梅奥为代表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管理不仅仅是为追求有序化、合理化，同时也追求人的需要的满足，而且谋求管理的整个系统功能的优化。这就是管理的科学化问题。
现代行政管理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趋势性变化。首先是从流行程序管理变为倡导目标管理。程序管理要求管理者对被管理者明确行动的目标，且交代每一个行动的操作步骤，而且标管理仅需对被管理者明确目标及其工作要求，具体步骤由被管理者、操作层次的人自行解决。当然，不同的被管理者应运用不同的管理方式，但在人力资源素质不断提高的今天，仍一味奉行程序性管理是过于落后了。
其次，是从单一管理发展为分层管理。系统论中的结构——层次——功能理论开始在管理中发挥作用。不同人员结构的系统5单位8要运用不同的管理模式，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其管理方法不能相同。高层次的管理者仅仅关注战略性决策，而日常程序性决策都授权于低层次管理者操办。不同的管理者其管理半径不一样，其控制力、监督能力也不一样。
再次，是从刚性管理发展为柔性管理。刚性管理强调硬性行政命令约束，管理思维是非此即彼，容不得权变。而柔性管理认为管理存在弹性，管理者往往根据不同的被管理者和不同的情境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从而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第四，从无风险管理发展为危机管理。传统的管理强调对被管理者的激励与约束的对称即所谓的奖惩机制的建立。通过表扬的手段、树立典型的效应来带动一批人前进，不谈忧患，不提危机，害怕被管理者受刺激过度，产生惧怕心理，影响工作及效率。危机管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有其独特、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如急中生智，置之死地而后生，都说明危机管理的独特功能。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危机管理似乎有演变为一种经常性管理模式的趋势。如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在管理中强调“最好的软件公司离真正破产永远只有!#个月。”正是有这种危机管理技能的运用，微软公司才会日益强盛。
不仅仅是管理模式在变，而且管理的指导思想也在变。如鲶鱼效应和木桶原理，学习型组织的理论的兴起等。鲶鱼效应是一指在一批沙丁鱼的远途运输中，如果掺入几只凶猛的鲶鱼，反而会使沙丁鱼的死亡率降低，这是因为有了逃生的竞争，使沙丁鱼游动频率增高，从而生存力增强。同样，在管理中，如果多引入一些不同类型的人才，则会使单位的生命力更加旺盛，这破除了传统的“一山难容二虎”的理念。木桶原理是指一只由几十块木板拼接而成的大木桶，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一块木板。这给管理上的启示是：面对被管理者的差异与管理环节问题的差异，其实是最薄弱的那一个环节，可能会导致管理上的麻烦与致命伤。因此，一名优秀管理者应从最薄弱环节改进入手，去提升整体的管理绩效。只有经常性检查，经常性抓落实，抓责任制的贯彻才会获得满意的管理效果。现代科学还告诉管理者，如何将自己所管理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已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传统的管理认为，被管理者一次充电，受益终生，知识、才能运用只须储备一次，便可应付全部的挑战。在信息、知识经济时代，这一管理理念落伍了。只有带领组织成为持续学习型的组织，摆脱单纯的模仿，且成员之间相互学习，一个单位、组织才会生机勃勃，不断发展，不断超越同行，取得成功。
二、现行行政管理的误区剖析
当前，一些人戏称流行的行政管理模式为“领导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一些管理人士并将其作为管理上的金科玉律。这其实是行政管理庸俗化的表现，是一认识误区，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管理将贻害无穷。
首先，将开会布置任务，理解为科学决策的替代，这首先是管理者的悲哀。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会海”连绵，管理者开了会就等于事情完成了，长此以往，落实工作成为顽症。而没有落实的政策一切都是空的，管理的效能无从体现。
其次，管理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仅仅是收费吗$把管理权限混同于单项财权行使、赚钱的所为，这是极端简单化的表现。的确，好的管理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但管理不是为了收费了事。这是管理导向的错误，会造成管理可有可无，机构形同虚设，人浮于事，最终断送了事业。
再次，协调就是喝醉，这是将管理极端庸俗化的表现。当然，协调是需要将方方面面的利益进行平衡，对各方倾向、意见进行妥协，但决不是一喝了事。
还有一种的管理误区就是多订制度，认为有了制度就有了管理。从而导致规章多如牛毛，有否贯彻执行则无人问津。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文山”现象，管理者须签阅大量的文件，哪有时间、精力去真正管理呢？其实，有了制度不等于就有管理，有了制度，只是为管理准备了一些基本前提、准备了一些条件，这只是管理的开始，实际上，被管理者是否自觉执行这些规章，这需要监控、需要调研，这都是管理题中之义。制订过多的规章等于没有规章，因此，规章过滥也会影响管理的效能。
三、新时期行政管理科学化的走向
1、决策的科学化。作出一项正确的决策，有赖于完全准确的信息，也需有一套动力机制去刺激决策付诸实施。传统的管理以领导者“拍头脑决策”为主，凭经验、凭主观决策，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导致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必须寻求决策的动力机制，健全为决策服务的信息系统。
2、办公的自动化。制度、决策的落实在于执行，它涉及到办公的启动，传达贯彻、督办决策的实施到位。传统管理这些环节都已齐备，但缺乏的是高科技手段。现代管理就是要借助于办公自动化技术，成倍地提高政务效率，建立督办网络体系，使事中、事毕都存在可测性与可控性，使决策者、管理者随时能得到确切、全面的信息反馈，以便实现全程动态管理。
3、管理的信息化。无论是决策，还是日常管理监督，都需要管理的信息化。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是决策的前提，反馈实施信息是管理的要求，总结反映、宣传信息是管理效能的体现。因此，信息化管理是走向科学化的必然要求。通过重视信息反馈，不断改进管理方式。在管理过程中注意管理效果的信息反馈，以便随时调整管理的目标和方式，达到优化。
4、监督的经常化。好的管理，必须伴随大量的、经常性的日常监督，否则，薄弱环节随之产生，突变因素随之潜伏，久而久之，随着问题的累积，可能使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因此，发挥群众监督，加强内控建设，充分利用社会监督，使问题、隐患没有藏身之处，是十分必要的。
5、管理的法制化。依法管理是今后行政管理的大势所趋。伴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进程，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方面，我国制定了成千上万的涉及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及行政管理规章，这大大改变了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管理机关依据政策进行管理，而使行政管理具有很大随意性的弊端；另一方面，我国通过《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建立了比较健全的行政救济的法律制度。在这一基础上，我国于80年代末正式提出“依法行政”的口号和要求，管理开始走上法制化的轨道，这对新时期的行政管理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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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法治政府的社会背景支撑下，中国司法改革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司法改革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的理论热点之一，出现了贺卫方、张卫平、谭世贵、左卫民等一大批对司法改革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的专家学者。相关专著几百本，研究论文也达数万篇。构建中国司法管理学这样一门对中国司法改革及司法管理研究成果进行有效知识利用的新学科已经是一种必然趋势。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与有效利用知识角度来看，中国司法管理研究的学科化也是中国的社会现实需求与对研究成果进行有效知识管理的必然要求。这就从社会基础与管理的内在效率逻辑两个方面为中国司法管理研究的学科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中国司法管理研究学科化的社会基础
（一）社会基础——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并不完全是学者思想深度与智力程度所及即可成功的事情，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十分必要。这在科学与社会发展史上不乏先例：微积分虽有阿基米德的天才智慧而没有在古希腊进一步发展，布鲁诺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殉道，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众多中国法学精英竞相鼓吹司法要服从中国的“司法党化”谬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因坚持“司法独立”的观点而惨遭厄运足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司法管理学，特别是科学、独立的中国司法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同样需要一个适宜的社会环境：强烈的个体权利意识、自由竞争的市场基础、宽松民主的政治环境等等。离开了这些环境，在一个赤贫和专制的社会环境下，司法本身存在是否都显得无关紧要，遑论研究如何管理好司法以实现社会正义的司法管理学。
对于中国司法管理学产生与发展的环境基础，笔者的基本判断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阶段我国的历史条件、社会现实对如何研究管理好中国司法的学科——中国司法管理学有着强烈的需求，以市场经济、法治政治和和谐社会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社会环境允许并且需要中国司法管理学的良好发展,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司法运作则要求各个层面的司法管理充分、有效率地利用关于司法的知识，提高司法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所有这一切社会背景，都成为构建（及发展）中国司法管理学这样一门研究如何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实现司法正义学科强有力的外在动力。
（二）市场经济——权利意识的孵化器。经过包括在内的动荡与浩劫，人们发现，那种指望靠国家计划与政府包办的社会运行方式给人们带来的更多是贫困、绝望与低效率。从“计划经济”到最终确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提高了我国经济资源运用的合理性与经济的高效率，而且，个人财产权利的真正认可，个体利益的彰显和保护，交易机会的增加，使得人们对“单位”生老病死般的依赖逐渐打破，渐渐实现了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个体权利意识、个人主体意识在增强，本来也许只是致力解决温饱与效率问题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不经意间孵化了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度时代，恰恰成了中国公民“走向权利的时代”，这为保障权利、寻求权利救济、寻求司法正义打下了最为现实、扎实的基础。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对外开放，为经济全球化与个人权利标准“去国别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国际、国外权利保障方面信息的增多，使借口“具体国情”而弱化、限制权利的做法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权利标准国际化的趋势难以阻挡。
在权利社会中，个人是单个的个体与独立的主体，而不是单位的附庸，靠领导干预而获得对某种纠纷解决的正当性难以为人们承认，需要接近司法正义、进而获得更高质量的司法正义成了权利时代人们普遍的诉求，而研究如何管好司法、如何提高司法质量，“多快好省”（谭世贵、黄永峰，2002）地实现司法正义的中国司法管理学就应该成为保障权利、救济权利必不可少的学科，成了与人们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显学。
（三）法治政府与和谐社会——以司法正义为核心的社会运作。德沃金说过，“我们生活在法律当中并凭借法律生活”，而“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则是其王侯”。当法治社会或法治国家成为现实时，法律及司法的地位就应当如此。
经济改革开放引起人们对法律重要性的强调，特别是1999年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中国宪法以后，法治或“依法治国”正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而“依法治国”要求良法之治，要求依法治官、依法治权，要求“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有效监督”（谭世贵，2005）。这当中，司法正义始终是法治社会运作的核心价值与制度。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保障人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一系列具有现代意义的进步理念在我国的确立，面对世界进步潮流与全球化浪潮，在新的世纪我国应该构建具有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内涵的和谐社会，其基本价值取向可以用“人权”与“法治”进行概括。同样，管理公平、正义的分配（主要为司法审查）与救济（主要为对具体案件的公正裁判诉讼）的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加强。
因此，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市场经济、法治政治、和谐社会这一时代环境对中国司法管理学这门学科产生了强烈需求及推进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司法审查制约不科学、不合宪（法）的立法及行政行为，从源头上管理正义，以及在具体争议裁判过程中救济正义，实现整个社会的“正义最大化”，又使得中国司法管理学又能够在当今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发挥用武之地。这样，中国司法管理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二、有效率地管理知识：中国司法管理学科化研究的内在逻辑
（一）知识管理的核心——有效利用及创新知识。自1988年赛得勒（PhilipSadler）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以来，有关“知识社会”、“知识管理”的话语席卷全球。在知识经济中，管理的核心不再是对自然物的管理，而是对知识的管理。“对知识的管理也逐渐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管理就是对企业的知识资源进行开发和有效利用，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造价值的能力”（毛卫平、韩庆祥，2003）。
受知识经济影响，知识在社会当中的重要性凸现，社会知识化，形成“知识社会”。知识社会中，各种组织（不仅仅是企业，还包括这种公权力组织，如国家、司法机关等），必须注重知识管理，有效开发、利用知识。知识的传播及以新的知识培训组织成员，增强组织及其成员掌握、运用、生产、创新知识的能力，乃是知识管理的必然要求。或者说，知识经济的内在逻辑是要求处于社会之中的各种组织主体及成员有效率地利用知识。
知识经济、知识社会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忽视。在全球化背景下，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必将步入且正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处于通往知识经济道路上的中国，不仅要充分利用科技知识来富国富民，而且还应该充分、有效率地研究和吸取有关司法的政治管理、法院管理、诉讼相关因素管理（这些均为司法管理之研究范围，均属于司法管理范畴）方面的一切知识，打造具有权威性、公信力的法院（这正是法院在社会纠纷解决上应具有的“核心竞争力”），在提高司法公正度上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二）中国司法管理研究的学科化——管理中国司法管理研究成果的有效途径。作为知识管理的一种有效方法，通过学科化研究，将已经积累了的大量有关中国司法改革或中国司法管理的知识进行有效利用，避免分散、重复、研究成果得不到应有的传播及运用所带来的知识管理上的不经济与无效率，并通过建立科研机构、创办刊物、设立学科、培养人才等方法进一步创新、传播、运用中国司法管理知识，正是知识经济背景下有效率利用知识这一知识经济内在逻辑对于中国司法管理研究的必然要求。
就有关中国司法改革/司法管理已经产生的研究成果而言，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制度构建，亦或具体的管理技术，对“中国司法改革”（这是中国司法管理的另一个面孔）的研究已经相当系统化，研究的对象、基本概念、方法、问题、体系、发展方向等等也逐渐清晰明朗，并在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群体，积累了大量的有关中国司法改革或中国司法管理的知识，已经到了非以学科化方法不足以进行有效知识管理的地步。研究分散、研究重复、研究成果得不到应有的传播及运用，都可能会成为阻碍有关中国司法管理研究成果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因素；而这种传播、运用与研究深化上的障碍，可能是“司法正义”的理念在中国大地上不能有效传播和现实司法中司法正义难以充分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社会的变更与科学的发展，总是不断拓展人们的认识领域和研究范围，不断为人们带来新的知识。对知识进行管理，使之系统化、体系化、学科化，使之走出学者的个人书斋得以广泛传播，使之运用到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校正、发展、丰富，成为“显学”，反过来又更好地指导实践，乃是一种知识被系统研究后得到有效管理而不至无从流传甚至于散失的良好的途径。中国司法管理的知识也应进入这种良性循环。换言之，通过对在中国司法改革中不断产生、形成与积累的有关中国司法改革和中国司法管理方面的知识进行学科化，并在学科化过程中整合、集中研究的人、财、物、信息等资源，避免重复研究造成资源浪费，使中国司法管理学成为一门全社会都感兴趣的“显学”，为“司法正义”的理念在中国的有效传播和现实司法中司法正义更有效率地在中国大地上得以实现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牢靠的方法支撑。知识管理不等于研究学科化，但学科化却是天然的知识管理技术。
1.内部效率和内部公平
内部公平指的是以公共部门人员作内容和需要的工作技能为依据，以决定薪酬收入水平的多少，表现的是薪酬体系内部的一致性。内部效率在公共部门薪酬管理中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公共部门工作人员个人的工作效率和部门运作的整体效率，内部效率反应了薪酬结构的管理、应用对公务员和部门整体所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如果实行一种薪酬管理制度后，公务员的工作效率提升，工作积极性得到增强，说明这种制度能够以特定的薪酬管理方式获得工作人员更多的产出，最终使得部门的整体运行效率提高，表明这种薪酬管理的内部效率较高。现今我国公共部门的薪酬架构由工龄工资、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四部分组成。然而，这种薪酬架构无法体现高层次人才无形的知识与技能价值，也无法体现一些特殊岗位的真实价值以及绩效价值。除此之外，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工龄工资以及特殊岗位的工作补贴也偏少，导致这些特殊用途人才的心理不平衡，同时，公共部门职位的终身制制度极大的影响了竞争机制的发挥，从而影响了公务员向上拼搏的积极性。
2.个人效率和个人公平
在公共部门中担任同等工作时，公务员获得的薪酬水平进行比较，以评价个人公平性。公共部门工作人员获取的薪酬水平与他们对部门的工作贡献相匹配时，个人间的公平性才得以实现。个人效率说明的是工作人员自身特点和优势对薪酬收入水平决定的影响。所以公共部门薪酬管理还应该尽可能反映公务员自身优势对薪酬收入的影晌。
二、公共部门薪酬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1.工资缺乏弹性，薪酬平均主义倾向严重
绩效考核是决定公务员的薪酬水平的重要机制，但是很多公共部门的绩效考核过程只是形式上的，其考核结果无法体现出相关工作人员的实际付出。绩效薪酬应该基于工作表现评估，所以毫无疑问应该是灵活的，但事实上薪酬的支付是根据级别确定的。例如，北京法院的绩效薪酬处长940元，副处长840元，科长740元，副科长640元。缺乏灵活性的不仅是绩效工资一项，新工资结构13项中唯一弹性的仅有检查考核奖，由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据年终每单位综合考核结果来确定评价的结果。但这一项在实际操作中的评估也是按照级别来确定的。工资非弹性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多么干燥，钱是一样的，过去的激励和动力消失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说，弹性化是现代灵活的工资制度的趋势，进一步改革应该关注解决激励问题。由于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绩效考核流于形式，所以在作为激励员工的薪酬部分也无法体现出与实际相符的合理薪酬标准和层次。公共部门的薪酬平均主义倾向较为严重，致使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能力差异没有在薪酬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同一组织中，出于同一能级内的薪酬细分缺位导致的平均主义，使得员工的积极性大打折扣。
2.地区间薪酬差距较大
区域经济发展在中国的失衡体现在不同地区生活成本和生活环境条件有很大的区别。因为目前的公务员工资制度的调控能力减弱，导致造成较大的区域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事实上，各个领域的公务员薪酬很不平衡，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东部和西部地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公务员的工资差距是非常大的。数据显示：2011年，北京市的平均月薪是4672元，是全国的最高水平。上海城市月平均工资为4331元，然而甘肃省城市只有2742元的平均工资水平。地区之间收入较大的差距显而易见。随着我国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调整，高度集中的薪酬管理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各个地方政府区别化的情况。调整工资水平要从地区的经济水平出发，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不能一视同仁，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公务员薪酬结构体系不合理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部门的工资是由级别水平来划分和测量。薪酬结构不合理首先体现在工资差异，没有设计合理的补偿标准，职务级差也不能很好的反映不同职务级别在职务上的差别。而且一个基层公务员的每上升一个等级水平，工资仅涨幅几十元。由于金字塔结构的影响，越往上层职位越少，这无疑会打击从事基层工作公务员的积极性。此外，在同一职务级别但不同类别的公务员从事的工作内容不同，但工资级别都是处在同一水平的，如果这些差异不能显示，势必削弱公务员的积极性。我国公共部门薪酬的调整过程中，事实上的决定权跳过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在公共部门工作人员手中。公共部门工作人员薪酬相关预算支出的审议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薪酬体系的优势没有显现出来，广大人民群众则缺少了自和参与权。以我国公共部门中的工作人员的薪酬水平来看，基本可以根据职位高低来划分。职位越高薪酬越高，而想要获得更高薪酬的唯一途径也就是提升职位。这样便将公共部门中管理方面人员的地位提到了一个不应出现的高度。对公务员的职业发展若是无法提供更适合的选择，那就不能满足公共部门工作人员职位分类管理的需求。由于制度的约束力较低，制度外薪酬的随意性较大，腐败化趋势明显，己经转变为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取利益的一种手段。
三、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1.实行灵活的薪酬体系模式
基于影响公平和效率的要素分析，公共部门薪酬管理应采用更为灵活的薪劑激励机制，构建公共部门员工导向和部门整体发展相和谐的薪酬体系，这样可以提高公务员的工作效率、工作积极性。首先，相对于公共部门外部而言，应尽可能保证公共部门员工的薪酬收入水平和市场上其它同类别的机构相持平或略高，以维持外部公平性和部门整体竞争力，市场导向的薪酬体系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公务员在进行自身工作岗位与同类别机构的相同工作岗位的薪酬水平对比时，不会感觉到不公平性，这样也就不会对效率造成负面影响。其次，就公共部门内部来讲，各个工作岗位的薪酬水平应具有一定比较差异，应实行以工作岗位类别和工作技能需求为导向的薪酬体系，这有利于内部效率的提升和更高薪酬水平公平性的实现。公共部门工资改革与调整，重点应放在减小差距上，以保证达到工资的透明化、统一化，实现公平公正。
2.实行柔性的薪酬福利机制
公共部门薪酬管理机制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经常受到部门规模、所处地理位置、所属行业、部门业务种类以及管理理念和管理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薪酬收入水平应根据部门工作性质特点、工作所创造价值、工作难度以及工作时环境的属性而相应制定，以体现薪酬管理中柔性化的特征。有效、合理、科学的薪酬管理机制应该综合考虑并评价多方面的影响因素的权重，这样能有效选择对部门影响最大的关联因素，制定合理的薪酬水平以发挥公务员的积极性，实现部门整体的高效运行，并最终同时实现公平和效率。
3.实行多样化的薪酬发放方式
由于公务员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尽相同，导致公务员对生活价值和工作目标的追求也不相同，有些公务员甚至更需要精神上的关怀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肯定。因此，可以对公务员实行多样化的薪酬发放方式，这里的薪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有形的主要有增加薪水、参加培训、获得升职、提供轻松的工作环境、带薪休假等;无形的主要包括团队信任、精神关怀，工作安全感，自我价值实现的肯定等。薪酬提供方式的多样化，可以使公务员在评判薪酬收入时，在综合各个方面的对比中，产生心理上的平衡，体验到公平性。此外，多样化的薪酬发放方式，还能从多个层次带来满足感，从而激励公务员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的提闻。
4.建立良性互动的包容性部门文化
集权与分权历来是我国国家建构过程中难以平衡的一对矛盾。“条块”矛盾能否妥善解决在一定意义上对国家稳定、社会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权力的配置而言，建国初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通过中央计划指令调拨的方式，在集中了有限资源发展生产的同时，遏制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造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迟缓；而分权改革在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同时，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中央政府的权威与控制力受到影响。为了保障政令畅通，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提高行政效率，实行垂直管理就成为惯性选择。然而，实践证明，垂直管理并非包治百病的仙丹。例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尽管早在近10年前就已经实行了垂直管理，然而问题依然层出不穷，近期就有“三鹿牌婴幼儿奶粉”、“齐二药”等事故的频频发生。就当代中国政府的垂直管理而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可见，随着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加强垂直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的产生
任何一种管理模式的产生都是基于一定的理论与现实土壤，垂直管理也不例外。伴随着国家的形成。垂直管理便开始出现。我国政府垂直管理的产生既有其理论依据，也有其现实依据。
(一)垂直管理产生的理论依据
1按行业划分进行垂直管理有助于行业组织内部的沟通。具体来讲，在一定地域内如省、市范围内。打破原有地区界限按照行业系统和隶属关系建立“上管下”的垂直管理模式，有助于同一行业内部之间进行沟通、组织、协调。从而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我国税务管理部门为例，垂直管理便于税务组织内部人员及时了解同行业各企业的经营和纳税情况，对经营活动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问题；同时有助于税务部门加强同企业主管部门的联系，从而使纳税方面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2“由上到下”的直线型垂直领导体制有助于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提高行政效率。直线型垂直领导体制使得垂直管理部门不受所在地政府管辖，有助于保证政令畅通、提高行政回应l生，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对贯彻执行中央政策以及行政执法过程的人为干扰，提高行政效率。以我国统计部门为例，由于统计数据在客观上是对各地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地方官员政绩起衡量作用的重要依据，因此易于受到地方政府的行政干扰，导致理应客观公正的统计数据成为“魔方数字”、“儿戏数字”。因此，为了防止地方政府对于统计工作的人为干扰，北京市从2006年年底前开始通过将乡镇统计科室从乡镇剥离，成立隶属于区县一级统计局的统计所，从而成为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统计垂直管理的地区。
(二)垂直管理产生的现实依据
1加强中央集权的有力手段。统一与秩序历来是我国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通过垂直管理实现权力的集中，有助于防止地方势力膨胀威胁中央权威。因此，垂直管理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开始实践了。早在秦汉时期，国家便通过对重要领域的直接管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监”作为中央派到郡的监察机构只对中央负责而不受地方管辖。汉代的“十三州刺史部”作为中央派出监察、控制地方的监察机构也仅受其上级派出单位直接领导。此外，“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务。有水池及渔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在所诸县均差吏更给之，置吏随事，不具县员。”可见，对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矿产物资进行垂直管理也是当时中央政府重要职责所在。垂直管理不仅是我国古代国家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同时对于当代中国政府的国家治理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普遍采用了纵向领导方式，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对上级的相应职能部门负责，一直延续到北京的部委。这一制度使中央部委实现对行政管理最大的控制，并促进了下级专门部门的发展”。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政府的分权改革在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条块”矛盾日益突出，中央政府集中控制力相对下降等问题。因此，随着1998年人民银行撤销省级分行，设立9家大区制分行，进行垂直化管理后，紧接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省级以下工商管理机关也纷纷被垂直管理了。2000年，省以下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局和药监局实行了垂直管理。后来，统计、国土、煤监，几乎所有重要的执法部门都逐渐实行垂直管理了。一时间垂直管理似乎成为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灵丹妙药。可见，垂直管理在我国国家建构过程中一直存在且扮演着重要角色。政治实践过程中，一旦我国中央政府集中控制力下降，垂直管理便成为惯性选择。
2控制分权的平衡器。垂直管理一定意义上具有控制分权超越底线的平衡器的作用。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从传统体制下的行政性分权逐渐朝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解放了地方生产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如何寻求政府间纵向权力的配置问题即集权与分权二者间平衡点成为核心问题之一。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其行为受经济理性的驱使，具有趋利性、非规范性的特点，行政性分权过程中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弱化最终导致了其对地方政府控制力的下降，地方政府权力扩大，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央权威。为了遏制行政性分权下过分膨胀的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后果，从而引发了地方重要行政、执法部门从地方政府组织序列中脱离出来，成为中央或省级部门的垂直部门，即中央政府通过将部门重要领域的权力“上收”，试图克服由于前期分权造成的中央集中控制力下降等问题，最终实现权力配置关系的动态平衡。《瞭望》新闻周刊载文指出，近10年来，相对于“块块”管理，“条条”管理即“垂直管理”有加强的趋势。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近年来日益升温的垂直管理是为了应对分权过度造成中央权威受影响而产生的，是为了平衡分权，加强中央集权的应急措施。
总之，垂直管理对于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维系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垂直管理通过对地方重要部门管理权的“上收”，有助于摆脱来自地方政府的掣肘，尤其对于海关、国税等肩负特殊职能的部门而言，有助于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对于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加强中央集中控制力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二、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的现状
垂直管理也称“垂直领导”，作为一种类别的国家行政机关，从上到下实行独立、统一领导的制度。实行垂直领导的国家行政机关，从中央到地方构成一个系统，不列入地方组织序列，只在遵守法律和政策方面接受地方政府的监督，业务上不受地方政府的指挥和干预。由于垂直管理在机构设置、领导体制方面具有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从而成为我国国家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一)当代中国政府的垂直管理
“国家和下级行政单位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个最复杂的问题。该制度在其分配正式权力方面是高度中央集权化的。中央机关也许会把某些职能和权力分配给下级，但保留了收回这些权力或干预其贯彻执行的权威；权力分散并不保证下级有永久或自主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垂直管理作为中国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有效手段，一定意义上正是通过中央保留了“收回”以及干预地方政府的权力，从而实现了集权与分权间的动态平衡，并为国家的秩序与稳定提供了有力的保证。然而，集权在为国家的秩序与稳定提供了有力保证的同时，却又以社会经济发展活力的缺失为代价。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便是对此的生动说明。因此，为了改变集权体制带来的弊端，我国1978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即是以权力“下放”为主要特征的变革。但是，以行政性分权为主要特征的改革在打破过去集权模式的同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央对地方政府集中控制力下降的局面。垂直管理作为中央政府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确保政令畅通的管理模式开始广泛运用于我国一些重要相关部门，如安全机关、海关、国家税务机关、外汇局、粮食局、煤矿安全监察局、地震局、气象局、测绘局、出入境检查检验机关、烟草局、邮政局、物资储备局、海事局、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电监会、工商、地税、土地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督、国家土地督察局、审计署驻各地特派办、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环保执法监督机构、统计局驻各省调查队等等，并存在逐渐加强的趋势。
(二)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的类型
当前我国的垂直管理部门众多，种类多样。就目前我国政府的垂直管理部门而言，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根据垂直领导部门的不同可以分为中央垂直管理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垂直管理。由中央部门直接领导的设在地方并从事地方性工作的部门即中央管理部门，主要包括安全机关、海关、国家税务机关、外汇局、粮食局等20多个部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领导的设在市(州、盟)、县(市、旗)的诸如工商、地税、土地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被称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垂直管理部门。
2根据垂直管理的权限范围可以将我国的垂直管理部门划分为全垂直管理、半垂直管理和边缘化管理。所谓全垂直管理，就是人、财、物全部实行垂直管理，有的组织关系也在上级管理部门，除了所在地之外，基本上和县级政府脱离了关系。这主要包括工商、税务、银行、电信等部门。半垂直管理即这些部门的人事管理归“条条”，经费保证则归地方。边缘化管理就是人、财权都在县里，但是在人事任用上要征求“条条”的意见，而条条的意见往往又是决定性的。
此外，除了越来越多的部门垂直管理机构，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省区的大区督察机构，这是基于特殊管理使命产生的来自不同中央部门的跨省区的大区机构。近年来在我国的许多中心城市如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已经聚集了众多的此类机构，如银监、证监、审计、环保、国土等大区机构。不可否认，垂直管理对于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增强行政回应性，平衡前期改革由于分权过度造成的中央控制力下降等方面均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垂直管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切实得到了加强，行政执法过程中面临的地方保护主义消极因素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然而，随着近年来被垂直管理的部门数量的不断增多，我国政府的垂直管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三、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我国随着被垂直管理的部门数量的增多，垂直管理部门暴露出的问题也逐渐增多。当前我国政府的垂直管理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临时性，这从根源上讲是由于我国政府的垂直管理部门在权力运行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具体表现在垂直管理部门组织内部缺乏激励制度，外部缺乏监督机制，从而加剧了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条块”矛盾，导致垂直管理乏力。
(一)垂直管理部门组织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考核制度
就内部组织而言，“垂直式组织是一种包含许多层次的金字塔结构，实行纵向管理，从下到上是信息传递，从上到下的决策输送，下情通过层层机构传至最高决策层，上情也是通过这层层机构下达到基层的执行部门，每个职员被定位在某一个以功能为核心的部门”。因此，构成了由上到下决策到执行的单向度特点，较之于其他部门组织，垂直管理机构更具有专业分工、逐级负责以及科层制的特点。然而，当代中国政府的垂直管理并非一种成熟的管理体制，更多的是为了免受地方政府干预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就垂直管理部门内部而言，缺乏有效的激励考核制度。在此情形下，垂直管理部门内部人员的升迁原则上主要取决于系统内部上级单位的评价，但是由于上级部门远离垂直管理部门，从而使得考核制度本身的可操作性令人怀疑，而监管更是由于鞭长莫及从而形同虚设。加之，垂直管理部门组织内部人员编制、人员流动的相对固定性，从而导致了组织内部人员工作缺乏动力，组织僵化、缺乏活力。
(二)垂直管理组织外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垂直管理体制下在人事、经费、编制等方面均由“条条”管理，因此，上级“条条”集行政管理、行政执法、行政监督于一身，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然而，我国政府对于垂直管理部门的机构设置、组织运作以及组织监管都是散见于有关各行业的组织法及地方法律、法规当中，并没有就垂直管理本身进行单独立法，导致垂直管理部门法律法规的提出、修改缺乏制度性、程序性、规范性。此外，垂直管理部门由于远离上级监管部门，分散在各个基层，因此无法完全摆脱地方政府的影响。加之所在地地方政府对其行为不具备监管权力，从而更容易滋生腐败行为。以案为例，1998年就任药监局局长后通过集中权力继而启动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实行省以下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垂直管理。随后通过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办法》(修订)，将原来的“生产”改为“上市销售”，同时更改药品审批程序，由原来从专家库中随机遴选专家参加评审改为内审，修订后的法案漏洞随即成为药监部门寻租腐败的通道。可见，政府改革过程中必须首先搞好与各项改革相关的各种法律、制度建设，否则改革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为各种不法行为提供了规避制裁的可乘之机。
(三)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条块”矛盾加剧，垂直管理乏力
我国实施垂直管理的目的在于缓解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条块”矛盾。然而，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垂直管理力度的加大，垂直管理部门剧增的同时，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条块”矛盾也随之增加。据粗略统计，全国各类垂直管理部门近三十种，并且有继续增加的趋势。仅以吉林省通化市的二道江区政府为例，根据该区政府网站显示，全区政府部门数量为21个，其中就存在国税、地税、工商、统计、公安、国土、运管等12个垂直管理部门。垂直管理部门的增多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国地方政府组织结构，损害了地方政府组织体系的完整性。结构的健全、体系的完整是保证组织功能发挥的必要条件，如果过多的职能部门被随意变为垂直管理、划归上级管辖，必将造成地方政府组织功能的残缺，从而最终影响其行政效能的发挥。此外，组织环境对于组织职能的发挥势必造成一定影响。垂直管理部门职能的正常发挥必然会与所在地地方政府产生关联，因此，试图通过垂直管理完全避免地方政府的干扰仅仅是一种理论设想。如果盲目将“一些对地方发展非常重要的行政部门纷纷‘垂直’，容易造成中央职能部门与地方的对口部门联成一线。各垂直部门注重对主管部门负责，有可能忽略当地发展实际，加剧‘政出多头、部门打架’等现象，降低行政效率，损害政府权威”。而中央政府将过多的权力“上收”，不仅会影响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对现有地方政府的稳定格局形成冲击，同时造成中央政府任务过多、不堪重负，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条块”矛盾。
总之，偏好垂直管理者呼吁加强垂直管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地方政府的干预，而垂直管理对于防止地方政府干预所能起到的实际效果，由于当前我国政府垂直管理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这种影响与作用也仅仅具有临时性的特点，较之于制度化的权力制约机制而言，缺乏制度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加上我国地域广大，经济发展的非均质性决定了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当前的垂直管理模式类似于一刀切，忽视了地方特点，而不是因地制宜。因此，也就无法从根本上避免所在地地方政府权力的干扰，解决“条块”矛盾带来的一系列弊端，导致了垂直管理乏力。
四、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的路径选择
“小政府、大社会”是现代国家政府的发展趋势，政府除了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之外，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只是仲裁人与宏观调控者，对于中央政府而言，管理的事务过多、过细不仅造成自身公务繁重、不堪重负，同时降低了行政效率。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应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进行应对。
(一)微观上建立有效的垂直管理部门内部考核机制与外部保障机制
1应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垂直管理组织内部考核机制。垂直管理的理论假设是“权威的配置与各个等级相适应，即层次越高，权威越大。尽管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但在某些情况下，层次的增加仅仅是一些现象，并不代表权力的配置也相应变化”。以垂直管理部门为例，提高部门管理的层级并不必然带来管理绩效的提高。管理绩效主要取决于管理部门内部诸多因素的合理配置。垂直管理由上到下的直线型结构，仅仅在组织结构上凸显了上级对下级直接控制，并不必然导致垂直管理部门内部组织运转的高效率。因此，建立组织内部有效的激励制度对于垂直管理部门组织效率的提高同样重要。因而，寻求刺激垂直管理部门内部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内部人员考核系统，在当前我国政府的垂直管理过程中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可以将垂直管理部门内部的民主考评、网上公开评议、上级单位评议相结合，以三者的综合评定成绩作为对组织内部人员进行奖惩的最终依据，尽可能公平、公正地对垂直管理部门人员的工作进行绩效考核，从而提高部门组织效率。
2应加强垂直管理部门的法律化、制度化保障，建立多渠道的监督机制。我国的垂直管理部门大都具有独立性、封闭性的特点。从行业划分来看，大都属于强调业务敏感性与保密性，以及具有行政执法功能的部门。而这些履行重要职能的垂直管理部门，由于不受所在地地方政府的监管，仅受上级派出单位的管理，从而形成了当前我国政府垂直管理过程中“看得到的管不到，管得到的看不到”的尴尬局面。此外，由于长期以来专门性垂直管理法律、法规的“缺位”，我国政府的垂直管理更多地带有临时性、人为性、随意性的特点，成为徘徊在集权与分权之间，解决二者平衡问题的惯性选择和权宜之计。因此，加强垂直管理部门运行的外部保障机制是当前规范垂直管理部门的重要问题之一。首先，要制定垂直管理部门法，通过专门性法律法规将垂直管理部门内部的组织构成、人事任命与安排、考核体系以及具体运行机制法律化、制度化。其次，程序的合法性是保证法律结果公正性的必要前提。因此，要以专门性法律、法规的形式对我国政府垂直管理过程中，垂直管理部门的设立、监管、废除进行详细规定。再次，对于垂直管理的专门性法律法规的修改、变更、废除，也必须使之法律化、制度化，通过设定严格的法定程序避免垂直管理被随意使用、更改，通过制度建设从根本上避免类似案的发生。最后，建立全方位有效的监督体系。通过网络，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管体系。在进行法律监督、制度规范的同时，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建立社会监督、网络监督、人大监督等多渠道综合的监督体系。
(二)宏观上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我国政治权力结构内部张力的来源之一就是“条条”对“块块”的抑制力以及“块块”对“条条”的分离力㈣。“条块”矛盾始终是困扰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条块”矛盾，关键在于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界限，规范垂直管理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1通过制定相应的地方政府组织法律，将地方政府的组织管理权限制度化、法律化、清晰化。垂直管理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地方政府对于行政执法过程的干预，而地方政府几乎所有的行政执法机关都存在对中央权力干预的可能性，因此，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将二者的关系制度化、规范化。对于涉及国家安全与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如海关、海事、邮政、铁路、地质等部门必须由中央政府直接进行管理，中央政府必须在人、财、物等方面对这些部门进行直接管理，完全与地方脱钩，从而保证以上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由中央进行全局性统筹安排。对于地方政府具有优势的管理领域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通过委托、的方式交由地方政府进行管理。在环境行政管理上，美国是由州政府负责执行，联邦政府负责制定环境标准、审查州的实施计划。而在联邦德国，联邦环境部的主要职责是立法，执行则主要由各州承担。法国和意大利则是将执行权交由地方环保部门，环境部则通过设立派出机构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国外绝大多数国家，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在环境行政管理上均没有实行中央垂直的统一领导。目前仅有俄罗斯在环境行政管理上实行纵向的统一垂直管理，但垂直管理在多大程度上强化了该国的执法环境并不明确。可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权力界限，既能将中央政府从繁重的工作压力中解脱出来，以便集中精力进行政策制定和宏观调控，同时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此外，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实现权力划分，更能从根本上避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提高行政效率。
2垂直管理必须把握合理的度。通过制定法律对于垂直管理机构的产生方式、机构设置、绩效考核、机构监督、人事任命等诸多方面进行规定，从程序上保证垂直管理的合法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政府管理过程中具有垂直管理所无法替代的重要功能，诸如政策制定更能够因地制宜，更能有效地实现监督与管理。因此，不能将垂直管理的有效功能无限放大，不能将垂直管理模式滥用，应根据需要对确实需要垂直管理的部门进行垂直管理，将垂直管理制度化、法律化、合理化、程序化，从而克服以往垂直管理的随意性、人为性、临时性等弊病。此外，解决“条块”矛盾、寻找集权与分权间的平衡点，是我国国家建构过程中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处于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垂直管理是否可行、垂直管理的范围、限度等，一定程度上都将成为影响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力合理界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通过法律形式合理界定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范围，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问的关系。
总之，通过以上举措，使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通过在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互动机制以及组织外部建立全方位网络化的监督机制，从根本上实现垂直管理的合理化与合法化，从而最终实现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规范化，为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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