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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复兴
论文正文：
中国经济复兴之路
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曙光
从1857年，美国爆发的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征的经济危机至今，资本主义引发的世界性危机从来没有间断，影响较大的包括19251933年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等，每一次危机都给世界经济发展造成重创。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经过多次自以为是的修正之后，不仅没能让世界摆脱危机的阴影，反而使危机的程度逐次加深。
实践证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旧秩序已不再适应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要求，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平衡各方利益、引领未来发展。谁能成为这种新格局中的领军者，就看谁能将全球经济拉进增长的轨道。
专业人士指出，不管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其实质都是发展方式的问题，如果这种经济模式得不到改变，经济危机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美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外债、减少财政赤字和增加就业;欧盟的任务是改变欧洲各国高福利、低生产、低税收的发展方式、进一步协调各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显然，主要发达国家在经济复苏的困境中自顾不暇，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任务要另选主角。此时，新兴经济体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迅速走进人们的视野。
从七国集团到G20
七国集团最初由美、日、英等七个工业化国家组成，俄罗斯加入后形成八国集团，目的是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的非正式对话机制。八国集团由发达国家掌控，完全从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讨论制定对其有利的世界经济活动规则。1999年底，随着中、印、巴等新兴工业国家和欧盟的加入，八国集团演变为20国集团(G20)。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加强，在集团中的话语权不断壮大，G20于2003年被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性称呼。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八国集团的国际影响力急剧下降，G20成为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
金砖国家的崛起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10年，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并更名为金砖国家。自2006年四国外长首次会晤开始，经过五年的发展,金砖国家初步形成以领导人会晤为主渠道，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外长、常驻多边组织使节会议为辅助，以智库、工商、银行等各领域合作为支撑的多层次合作架构。目前，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7%，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3%。
统计显示，2009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16%，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3%。根据2010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金砖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将大幅增加至13.1%，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将达到14.81%。金砖国家的兴起将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多元化，成为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的自然推动力，使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呈现新特点，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随着G20和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得到肯定。人们在对G20和金砖国家的关注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亮点中国。
负责任的大国
从冷战时的美国、俄罗斯，到后起直上的日本和声势浩大的欧盟，世界从来不缺少超级大国。遗憾的是，神话相继破灭。危难之时，竟没有一个国家勇挑重担，拯救世界于水火。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一蹶不振;日本经济在经历二战后的迅速增长不久，即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低迷;最大经济体美国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不仅没有担负起拯救世界的重任，反而恶意筹划危机转嫁;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下举步维艰曾经的超级大国形象正在一个个崩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在国际性组织中的声音越来越多，从G20峰会到金砖四国峰会，从博鳌论坛到达沃斯论坛，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逐渐清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旁观者，而是更多地参与进了全球经济格局变革当中，成为可以盘活全局的棋子。当世界主要经济体深陷危机无法自拔时，手握3万亿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了希望和信心的源头。
国际多家机构预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可以说，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已经得到认可。虽然这些言论居心未必正当，但从自身来讲，中国绝不会推卸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责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搞好中国经济的同时，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交往。但中国的发展绝不会走资本主义国家恃强凌弱的老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
中国复兴之路
21世纪初，我们的口号是和平崛起，但是对一些国家来说，似乎崛起这个词很具有挑衅的意味。于是，中国威胁论铺天盖地般袭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频受打压。其实仔细想来，1840年以前，中国稳坐世界第一大国的交椅已将近2000年。我们现在努力发展，只是想恢复一个大国应有的实力。智慧的中国领导人用伟大复兴取代了和平崛起，既显示了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决心，也使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们无的放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国人民持之以恒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今时不同往日，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同时，在国内，随着改革走进深水区;各种矛盾凸显，想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变得越来越难。如何使改革顺利推进，实现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一系列难题等待着中国政府去寻找答案。内忧与外患并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令世界其他国家羡慕不已，30年年均增长率达到9.8%，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仍然保持着8%以上的增长速度。但在高增长的华丽外衣下，不和谐的隐患也在悄然增长。
一些领域显示出经济过热的信号，CPI居高不下，流动性过剩得不到有效控制、房地产市场高烧不退，这些因素使得泡沫破裂的风险在不断积聚。除了经济过热隐藏的风险外，一些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不健全、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些不稳定因素的存在，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如何克服困难，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决策者们凝聚智慧不断探索。
宏观调控既要正确做事又要做正确的事
资本主义世界的多次危机证明，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代价过于沉重，政府的合理干预是经济平稳发展的保证。虽然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中国只能算是个小学生，但是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无疑是有力并且有效的。
从危机后的4万亿刺激计划，到目前的控制经济增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宏观调控的手段既顺时应势，又机动灵活。中国的宏观调控要想始终保持这种成功的状态，就要遵循一个理念：既要正确做事又要做正确的事。正确做事是指宏观调控的方法和手段，也就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要使用得当。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特点是相机抉择，即视经济运行情况而采取相应措施，间接地调整经济至平衡状态。其好处是渐进、平稳、灵活。相比而言，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和猛烈。
理论上讲，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凭借自动的传导机制实现经济平衡增长。但在中国，由于市场经济机制不健全、金融市场运行不规范，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引发新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货币政策也应该包含一些相机抉择的成分。
比如，针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应该采取有松有紧的货币政策，对于某些过热行业限制信贷额度，而对广大小企业适度宽松。宏观政策要做正确的事是指政府干预的领域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的微观经济行为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的领域，而对市场能够自发运行和实现有效自我调节的领域，政府应尽量退出。
以改革促发展
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宏观调控不是万能遥控器，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光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远远不够，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继续深化改革。部分学者提出，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整体推进。的确，改革开放30年来，依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我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改革的成果没有惠及全体国民，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其根源在于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因此，只有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扫清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的诸多障碍。从目前的情况来讲，中国改革的重点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包括资源税改革、财产税改革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等，目的是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民众，实现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的转变，同时尽可能地缩小收入差距;资源税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摘 要] 2011年8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接见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代表时，公开使用“经济外交”的概念，此后，中国的经济外交(1)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代。经济外交已经是我国和平与发展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已从“以经济促外交”进入“以外交促经济”的时代。但是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除了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之外，还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中国政府在实施经济外交时要配合政治外交、文化外交，以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良影响，切实达到中国与世界“共赢”的目标。 【论文关键词】 经济外交 以政促经 政经结合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曾指出“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当时的邓小平就已经认识到了市场经济强大的作用力，于是再三叮咛“韬光养晦”，加强经济建设。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就。2011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强调了通过经济外交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把政治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互信，同经济上的合作、交流结合起来，以政促经，政经结合，这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以及我国外交工作的总方针，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经济外交的涵义 一般认为“经济外交”包括两个实质性的内容:一是由国家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与行为;二是由国家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战略目标、或追求经济以外的利益，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与行为。 经济外交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第一，推动更多企业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合作，利用境外资源，扩大工程承包，拓展国际市场。第二，择优援建与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标志性项目。第三，充分发挥多边机制，积极推动高层互访和多边会晤。第四，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规模，提升出口产品的档次，积极开展服务贸易，努力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第五，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和区域合作，在国际经贸组织和多边机制中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二、中国的经济外交(1) 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是学术界开始引进并使用经济外交概念，是对经济外交进行介绍和研究的起步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期～2011年8月，政府内部一些高级官员频繁使用经济外交的概念，引起了某些部门内部比较激烈的争议。2011年8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接见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代表时，公开使用“经济外交”的概念，此后，中国的经济外交(1)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代，经济外交已经是我国和平与发展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中国的经济外交(1)风头正劲，而其着力点首先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并且中国已从“以经济促外交”进入“以外交促经济”的时代。 首先，经贸领域的携手，大大强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如胡主席的拉美之行，成功获得巴西、阿根廷、智利相继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是对经济外交工作的极大鼓舞。 其次，中国的经济外交(1)实现了政治诉求。经济外交的重要渠道如APEC峰会、东盟与中国10+1会谈等多边场合，是中国政治的平台，可以寻求到更大的区域合作依托。 再次，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能源、原材料进口多元化、分散战略风险。我们要积极推进走出去的外交战略。 由此可见，实行经济外交对中国而言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同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政治意义是推进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策；经济意义是推进了地区一体化。 三、未来经济外交的展望 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强的形势下，经济手段愈来愈多地被国家用来实现其政治战略目标。温家宝总理曾强调，必须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大势，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从外交上做的大战略和总方针等方面充分认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政促经，政经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指导原则，推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的新发展。由此可见，经济外交工作在我国的对外政策中地位重要，我们必须更好地发挥经济外交的作用。 保障我国的政治安全， 还必须意识到经济外交并不是万能的。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除了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之外，还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 中国政府在实施经济外交时要配合政治外交、文化外交，以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良影响，切实达到中国与世界“共赢”的目标。对现在的中国政府而言，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美德外交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
经济的好坏决定“梦”的有无，或者更确切地说，决定“梦”的真实性和可能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梦”的性质。“梦想”具有的个人性是不容置疑 的，国家梦想建立在个人梦想之上，一个由失去梦想空间和梦想激情的人民所组成的民族是不会有国家梦想的。经济的基本单位也不可能是国家，经济理性是建立在个人的健全理性之上的，因而 ，合法的私有财产无论在什么国家都受到了(至少在法律上的)切实的保护。个人的梦想是有别的，正如个人的利益是相异的，而这种异质的、或者多少有些差别的梦想和利益的交融程度，就是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表征。“中国梦”要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理想，在各种文化交融激荡中取得在核心价值观统领下的多元共存文化氛围，在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冲撞中取得在核心利益统领下的多元利益 相生相济的格局。“中国梦”与“好经济”都既是个人的，又是民族的，它具有完全的人民性。“中国梦”是一种国家理想，它牵引着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梦”的实现在于坚守有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道路，坚定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中国精神，坚持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中国风度，坚信并依靠众志成城、愈挫愈勇的中国力量。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梦”落实为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人民幸福的三重要义，这三重要义进一步具体化为生产、生活、生态的健康与永续发展。“中国梦”有圆梦的路线图和日程表，在建党一百周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改革开放一百周 年，这些重大历史坐标中分别为民族、民主、民生问题树立了前进的路标和指示，因而，“中国梦”是一个不断铸梦一圆梦的过程，而梦想的终极，是一切人自由发展是其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的共产主义愿景。随着世界交往的扩和深入，“中国梦”也同样是一个“世界梦”，是世界和谐发展的有机组成和必要条件。民族的东西，也必定是世界的东西。“好经济”是一种群众期盼，与经 院经济学家的理论构思有着较大的差别。经院经济学家，或称经典经济学家，他们对“好经济”的解释尽管在投入产出、资源有效配置、利润最大化、边际效用等细节方面有着各自不同的期许 。但是，归根结蒂，对于经济的“客观性”的过度追求不得不使经济学为了“科学化”而丧失伦理境界。事实上，对道德和社会心理的量化正成为经济学的无奈选择，对一切科学的实质在于其能有 效地数学化的盲目崇拜导致了经济学不得不在“经济场”中蜕变成为一场语言(数字符码的)游戏。作为群众追求和向往的“好经济”，在民间反而获得了其本真的蕴意。民间“好经济”的希翼 寄托在经济正义、机会平等、秩序公正以及对人性向善的再确认(如果对于善的内心信仰和个人行为是一种善性确认的话，那么，经济生活与经济运行的伦理化，即经济学与人学的圆融，则是对善 性的再确认)。“好经济”关乎个人幸福与国家强盛、社会发展、生态文明之间的平衡，而落脚点在于人的可持续的幸福生活。在此意义上，“中国梦”的内核与“好经济”的“矢的”是一致的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在这个和谐的背景下，人(类的和个体的)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这是“好经济”的旨归，也是“中国梦”的灵魂。
二、“小人物”故事与“中国梦”
“中国梦”是一系列的“小人物”能够获得出彩机会的故事连续。而在市场经济时代，“好经济”是“小人物”活动的主要平台，现实的“小人物”奋斗史或多或少与经济生活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 。离开经济生活而探求人的体力和智力发展，思索民主、文明与进步的主题，都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中国梦”一旦离开了“小人物”在经济生活中争取积极权利的机会与获得消极权利 的机制，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迷梦。
(一)“小人物”的积极权利与“好经济”
以赛亚•伯林把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指的是不受别人阻止做出某种选择的自由，这种 自由的主要功能在于防止公共权力对个人自由的不必要干涉，从而保留个人行为的自由空间。因此它是被动的、消极的、防范性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指的是某人追求某些东西以实现自身而成为 “某人”的自由，是决定他的言行和作为方式的根基。这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旨在确证和实现自我行为的可能范围。这种可能性若不被外界的、盲目的、他者的力量役使，则“我”的行为是自 由的。积极权利与此相仿，是人们争取获得人生成功机会的过程中，是他所面临的可能范围和条件的总和。“好经济”为“小人物”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有效平台。
1．起点公平和程序公平。对“中国 梦”的向往和担6忧，来自现实生活权机制的存在，人生出彩的机会被压抑或者剥夺。对机会均等的呼声愈来愈烈，这与特权等级所指认的那种“仇富‘仇官”现象是不一样的。人们对官 商、富人的仇恨不是来自各自地位和生活享受的悬殊，而是来自制度的不平等以及特权秩序对“小人物”在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的积极权利的限制。“官二代”“富二代”与“穷二代”之间的裂 沟，有人认为在建立“私法秩序”的基础上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弥合。维克托尔•凡贝格认为，所谓私法秩序，“作为一种没有特权的、享有同等权利的个人的秩序，与一种特权秩序形成对照” 。它使人们从利益固化的体制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一个个享有公平就业、创业机会的个体。显然，在暴利或其他优势行业设置种种进入壁垒，而使人生创造能力的大小完全决定于身世和家庭的陈 旧体制是与“好经济”的前提相悖的，它阻止了“小人物”梦想的放飞。从“好经济”的角度来看，征收高额遗产税、打破地域隔离、行业垄断，使一切合法劳动、诚实经营都能获得相同的成功 机会是至关重要的。税收、户籍、国企、教育改革方面的持续深入，以及政企分开等改革深水区的清疮引脓，是为“小人物”提供出彩机会的制度前提。
2．环境与制度。在社会契约的某些历史点( 或段)上，权力的最终归属理所当然是人民群众。“民贵君轻”这个“常识性”的道理在古代等级社会曾经作为权术而出现。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民权才成为整个社会制度的首义。“ 小人物”在创办企业、经营产业的过程中，层出不穷的审批手续和花里胡哨的各种印章，是刻烙在人民心上的符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正在不断完善，然而，迄今为止还有很多不如 人意的地方。权力寻租、权力滥用、腐化堕落的印象一旦在群众中形成，那么，他们就会失去创造的愿望和激情。创业的文化和制度环境远远比自然环境更重要。“小人物”的积极权利不得受 到来自合宜制度之外的任何侵害，权力必须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样，政府官员对于经济发展所能做到的，就是“守夜人”的角色。更具体地讲，就是服务要满足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健康 运行的需要。在这一点上，既要靠政府官员个人品行修养的提高，更要靠健全的制度。“好经济”还必须允许和鼓励“小人物”在经济领域获得与其投入和智慧相适应的合理报酬。
3．尊重劳动 、鼓励创造、保护收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批判，“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 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进入意识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典古代世界没落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它现在还非常有 力地统治着人的头脑”(P381)。“中国梦”作为一种未来愿景的勾画，本身寄寓着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眷恋，然而，它的现实化并不是精神的内在生成过程，需要有为之付出行动的群众 力量。因此，“中国梦”实现的依靠力量，源于亿万劳动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倘若对劳动缺乏应有的尊重，一味鼓吹经济投机，靠运气与嗜赌的人性劣根来为经济繁荣增添一些曲折感和激情，则 经济势必走向坏的方面，表面繁荣的经济局势与人的幸福感会成反比。“小人物”追求的目标是层级化、递进式的，然而，无论其人生定位于哪个坐标点，社会所需要提供的就是对合法劳动 、创造进取、财富积累和合理消费的保护与激励。“好经济”能够使“小人物”的一切创造欲望得到重视、创造才华得到涌流、创造成果得到尊重。人民在积极享受权利的同时，发展了自身的技 能，增进了自身的财富，提高了自身的价值，从而也实现了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天然合一。
(二)“小人物”的消极权利与“好经济”
“中国梦”与“好经济”的现实基础和实现力量具有一致性 ，那就是生产实践和劳动人民。“小人物”其实并不小，那种把人民群众看成是“群氓”的观念的荒谬是不需更多批驳的。世界文明的进步，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还是制度的，无一不是人民 群众的推动下取得的。然而，勤劳勇敢并非人的天性，禀赋差异也并非能够按照理想样式加以矫正。“消极权利”是人的基本的生存权和共享发展的权力，是人对于同胞所应该持有的宽厚和仁爱。 那种认为增进人的消极权利会造成懒惰无为的思想，这只是对自身的优越感抱着傲慢的态度而目空一切。奖勤罚懒、奖优罚劣是在人们遭受“大锅饭”的饥饿以后，自然而然形成的经验结论。 在一些人看来，“好经济”意味着纯粹的“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或者“按智分配”。那么，由于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资产积累的程度不同、智力天赋的厚薄差异，因此而造成的收入差距鸿 沟是理所当然的。这种“饱暖自知‘贫富由命”“贵贱自怜”的思想深深扎根于那些一贯坚持“客观真理”的人的心中，由此造成的社会人情淡漠、道德滑坡，使人不难联想到霍布斯所谓的 “人与人之间就像狼一样”的冷血世界。“消极权利”是个人不去努力争取也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这个基本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应该不断扩展。因为“中国梦”不是特权阶层和富人俱乐部的 诗意遐想，而是每一个守法公民的社会理想。“好经济”尽管如同前面所描述的那样，对个人的创造和财富给予尊重和激励，然而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就放弃了那些创造能力有限、禀赋相对较弱的 人民，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就忽视了社会底层人民过更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如果说“积极权利”的主要表征在于公平竞争机制的形成，那么，“消极权利”却不视竞争为“人的必然伴侣”，它 更加强调的是人的伦理关怀(尽管客观上它形成“积极权利”实现的条件，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但是，这种出发点会让人鄙视那些自恃的人的狡黠。这是一种康德似的“绝对命令”的情怀) 。
1．社会福利。那些城市治理的“专家”们对“高房价”“高物价”，城市新移民的“挤出”效应感到莫名的兴奋。经济不是成为圆梦的手段，在这里变成了破梦的矛刺。这样的经济 ，对于“小人物”而言，是最为地道的“坏经济”。教育产业化和卫生产业化的鼓吹者就是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而使“属丝‘小人物”的健康权、受教育权被“合理地”剥夺，从而固化他们所希 望的阶层分化。经济竟然成为“排挤‘掠夺”他人健康生活和正常发展的工具。不能不说这样的经济，无论其取得的产值多么令人瞩目，都是坏的。社会福利是一个综合体系，从本质 上说，福利本身应该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增进社会和谐而使用的手段。安居、卫生、教育如果不能成为人民的基本福利保障，那么，“中国梦”的现实感则会大打折扣。党的十预告 了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喜讯，而这正是“好经济”的预兆。
2．生态权利。没有哪一次综合性的政府报告和党的文件比党的十报告更加关注生态问题。之所以把生态问题提升到如此重要的地 位，不是因为人们过腻了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生活而希望“回到丛林去”，而是生态权利作为人的普遍的“消极权利”而遭到反复压缩。这里需要特别针对某个提出征收“呼吸税”的“专家”来 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的是那些掌握着资本的少数人，然而，“自然界的报复”(对象则是每一个人。这样一来，“坏经济”对于“小人物 ”的无限蹂躏则昭然若揭了：少数掌握资本权力的人，在攫取资本利润的同时，对大自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对于这种恶行的后果，他们只需要承担按人头所应该负担的责任。如果加上“ 呼吸税”，则进一步印证了坏经济损不足以济有余的本性。“中国梦”是一个美丽的梦，美丽中国这样朴素简练的词语饱含着人民对“好经济”的憧憬。除此之外，宪法和物权法所载明的财产所有 权、各种法律赋予人民的人身安全保障、免受经济侵害和消费自由的权力，都是公民的消极权利，它们不需要人民为此而积极争取，是保障“积极权利”的可能性根基。“好经济”营造的“消极 权利”场域，是人民“有梦”的前提条件，而“积极权利”的空间范围则决定了人民梦想的大小。“中国梦”不仅仅是“经济梦”，然而却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经济生活中，“好经济”使“中 国梦”既有华丽的表述系统，又有实在的内涵意蕴。
三、“中国梦”不是一种抽象的想象力
关于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学者们说法各异。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人认为是“金融监管不力”“、政策失误”“、过分乐观的估计风险”等造成了危机的来临；持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立场的人认为危机造成的前景并不乐观；还有一部分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场的学者，他们认为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尽管目前我们看到的金融危机是银行信用的货币危机，但是实质上这只是政府为了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而采取不当措施，最终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关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过度消费论。鲁比尼认为当代的人大多数都以过度消费的形式生活，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有20%的人有借款的方式维持着超前的消费，住房抵押贷款在美国为代表的国家不断攀升，以及日渐高涨的负债率和与之相反变化的储蓄率更是加深了潜在的危险，这种情况下，国家往往无法令房价保持合理水平，同样也无法令利息率下降，一旦贷款者无法偿还贷款或是支付利息的时候，就会爆发金融危机。一句话说，这种观点的持有者认为就是“透支消费”造成了危机的产生。（2）高储蓄率论。在一些东亚国家，“储蓄”大于投资，而与此相反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超前消费，这两种普遍情况造成了经济的严重失衡，且由于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势头日渐增大，全球的储蓄高于投资，进一步导致了长短期利率的脱节，出现房地产泡沫，诱发了金融危机。（3）结构失衡论。结构的失衡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平衡，国际资本大量涌入金融市场的老大，产生了巨大资产泡沫；二是金融经济、实体经济的失衡，加剧了风险，助力了危机的爆发。
二、金融危机的特征
金融危机是全球化问题，为了更加准确和真实的了解金融危机，本文从危机爆发的根源、范围、领域与危机后的各国的反应来总结金融危机的特征。
（一）爆发速度快，传播范围广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最先爆发于美国，然后不到几个月就迅速波及到全球重要经济发展地区。美国的建筑业、汽车业和制造业最先受到重创，导致它们许多上下游产业崩溃，从而进一步扩及危机的影响范围。此次金融危机，美元大幅贬值，也动摇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二）危机后国际救市速度快，规模大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都预测到了危机的来临，纷纷采取应对策略，共同采取行动，降低金融危机的损害。面对空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人们不仅看到了危机爆发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与破坏性，也看到了战胜危机，恢复经济发展的希望。
（三）金融危机的超周期性和超前性
传统金融危机的主要表现特征是周期性波动，从产生到高峰、低谷和消亡，再到下一次危机的爆发都显示出一定的周期化。而当代金融危机表现出超周期性和超前性,其周期变短和突发性加强,似乎脱离了经济周期的轨道。
三、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伴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一股金融巨浪席卷全球，中国经济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下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波及。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一）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我国是外贸交易大国，出口贸易作为中国经济腾飞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的带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金融危机下，我国出口严重受阻。首先，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的消费能力降低，直接减少了进口需求，大量的订单取消和延期，使得中国企业利益受损。其次，美元贬值的负面影响，导致人民币的升值，中国企业的原材料和人力成本提升，在国际竞争中不再存在价格优势，而且资金回收困难，流转不畅，导致一些中小企业甚至倒闭和破产。
（二）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就业形势
金融危机期间，我国企业受到全球经济大形势的影响，经济需求减缓，导致就业机会相应减少。人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极大不平衡，尤其是对体力劳动者和大学生就业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温州小商品批发进出口企业为例，进出口行业发展重创，导致订单大幅减少，企业不断裁员以避免过多成本，有的企业举步维艰。
（三）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消费的水平
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巨大的，导致国民的生活直接或间接都受到波及。人们面临着极大的担忧，极有工作压力，又面临着生活压力。物价水平随着危机的来袭不断的提高，但是人民的工资不增反降，收支不均，从而降低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根据国家官方数据显示,消费者预期指数、满意指数和信心指数齐齐下挫，创造近一年的新低[4]。消费制约效应造成了中国经济的低迷，尤其是对股市和楼市造成了强烈影响，很难短时间内回复元气。
四、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调整出口政策
针对下次危机的准备，我国应尽快调整进出口政策和路线，在保存原有市场份额的前提下，不断的扩张新的市场领域和转变出口产品类型。欧美市场已经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市场萎靡，我们应放眼全球。拉美国家、东南亚地区和中亚等地区迅猛发展,在我国新颁布的“一带一路”政策的支持下，这些市场将是我们经济新的增长点，值得中国外贸出口企业更加关注。同时，我们应加大对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和销售，不断向技术领先型和创新型企业转变，参与到全球高端竞争中。
（二）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构建
金融危机的产生周期在不断缩短，其破坏力也在不断增强，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世界经济正在融合为一个整体。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促使我们要不断为世界经济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通过加强国际间金融合作与协调，来加强对外部金融冲击的抵御能力。最近，中国正努力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基础建设和金融稳定。
（三）刺激国内消费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首先，我国政府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也可以有效的提高居民收入，同时也能增加就业机会。最后，通过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安定的基础上促进分配公平。在保障国内经济的前提下，有效的应对经济危机对我国带来的影响，并抓住发展机遇，促进经济腾飞。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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