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证券类专业 课程体系 金融学 证券投资 学科体系
[作者简介]刘建和（1973- ），男，浙江绍兴人，浙江财经大学投资系主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证券市场和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工作。（浙江 杭州 310018）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0-0142-02
随着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断努力使其金融市场全球化，10年后A股市值已经超过12万亿美元。自从中国去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股市市值第二大的国家，中国两大证交所――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市值总和为4万亿美元左右。而据美国高盛公司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股市市值有可能超过美国。
一、提出问题
如此庞大的证券市场需要得到维持以及发展，必须依靠大量的证券人才才能得以实现。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证券市场的人才需求越来越呈现出复合型、高端型、高素质、具有创新和竞争意识多方面要求并进的特点。培育具有这些特点的人才，有必要对内地的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进行相应的专业化本土化改革。
林毅夫曾指出“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决定社会科学理论的贡献大小”。当前金融大学科的理论主要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历史长，制度设计比较完备，而内地金融市场发展时间短，制度建设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所以如何利用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对内地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进行安全分析，这是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因此，本文认为进行专业化本土化改革研究，就是要把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结合内地金融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专业化和本土化，使得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适应本地金融市场的要求。一方面，课程体系改革的目的是可以把金融证券理论与中国股市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可以用理论知识来指导实践、面向实务；另一方面，课程体系改革的结果是培养能够把金融证券理论与中国股市的实践结合起来的人才，这样才能面向金融类企业对于实务人员的需求，推动金融市场合理化发展。
二、金融证券类的课程体系设计
内地学术界对于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设立，虽然基本上沿袭海外金融体系的模式，但是受到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基础的特征的影响，金融学专业教育主要以银行管理为主体，与金融学理论以投资学和公司金融为主体存在一定的差异。正是如此，随着内地证券市场的发展，内地学术界对金融证券类课程的教学改革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这些成果主要可以归类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
宏观上，对于整个学科体系的建设诸多学者提出了不多的意见和建议。如“内地金融学内涵界定模糊，理论和学科建设滞后”“美国专业课程设置上比较灵活丰富，培养目标侧重于实用性”“我国金融学的教学有必要跟上时代步伐，增养适应市场需要的金融人才”。微观上，主要是对于学科体系中某门课程教学方法的研究。如“应发展实验金融学来推动资本市场的规范化”“案例讨论是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的关键环节”。还有个别学者从“分层化教学的角度提出对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改革”。
从这些前人的教学改革研究上，不难发现仍具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发展的方面。目前内地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设置与海外相比差距并不大，也具备了从金融学、金融市场学、金融经济学到投资学、金融工程、期权期货及衍生工具等一系列课程，也充分应用了多媒体教学手段和案例教学的方法。正是如此，笔者认为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症结在于专业化和本土化问题，并试图提出一种针对整个课程体系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三、目前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的不足
综上所述，金融证券类学科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来自于西方，如何利用西方的金融证券类理论体系对内地的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进行剖析，以使得内地的金融证券类人才的培养符合内地金融市场的需求，这是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面临的重点，但是现有高校的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更多地专注于理论体系的传授。专业化和本土化的提出，能够有效地解决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的实用性问题。总体来看，笔者发现现有的相关课程体系设计存在三个方面缺陷。
（一）论文教学走形式
虽然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培养方案中会设立一些关于文献研读或是论文写作方面的课程，但是这些课程的安排时间一般都是偏向于最后的一个和若干个教学学期。但是对于相关涉及的学生来说可能要求的学分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所以这方面的课程可能会由于选课人数不够或是其他原因而开设不了，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只能依靠自己去自学论文的撰写而缺乏一定的系统性教学。正如孙音在《探讨当前金融学研究方法及研究生教育存在的缺陷》一文中所认为的那样，甚至连金融专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缺乏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体而言，论文的教学并不符合专业化和本土化的要求。
（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在内地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金融学基础课程主要是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等。一方面，基础课程体系主要侧重于宏观研究，使得学生对内地金融业的运作机制理解不多；另一方面，课程体系设计偏重理论性的文字描述，相关数理知识类课程相对较少。同时数理经济学方面课程设置虽然比较重要，但实际这方面许多课程有可能设置为选修课且被学生认为难度过高而选择性忽略。
（三）教学内容有偏差
同时内地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在教学上缺乏专业化和本土化的案例实践。内地相当大部分的投资者在投资分析中以技术分析为主，因此证券分析课程中教学内容也往往偏向技术分析，对基本分析和价值投资的内容涉及较少。学生也以为A股并不适合基本分析和价值投资，对课程的学习重视程度不足。这种思路的偏差使得固定收益证券和投资学等课程中大量的价值评估内容被学生认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同时，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中大量使用海外的案例进行教学，最终导致理论的教学与内地金融市场尤其是A股的实践相脱节。
四、提高专业化和本土化的对策
正是如此，针对目前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的不足，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提高专业化和本土化方面来弥补。
（一）提高课程教学专业化
要提高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的专业化特别要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1.加强写作能力的培养。以普通高校的金融专业研究生教学培养方案为例。许多高校并未设置有关应用文（特别是研究生论文）的培养，即使是设置了例如像文献选读这样的课程，但是这些课仅是面对各自的相关专业方向。有相当部分金融证券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方向为券商、投资管理公司、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的投资管理部或投资银行部等相对专业的投资岗位。因此，本文建议在研究生期间第一学期或在本科生大三年级就开设一门应用文或毕业论文写作的必修课程，不仅系统地教授未来走上工作岗位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文书格式，而且详细为学生撰写论一个全方位的引导与讲解。
2.完善课程体系的设置方向。内地的金融学科体系主要面向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两大专业为主，就业方向上以商业银行为主。随着内地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体系由以银行为基础将会逐步转变为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体系两条腿走路的模式。那么相关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有没有可能在内容上进一步向证券投资和公司金融为主体的微观金融学科靠拢？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对于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有必要在方向上进行调整，逐步从货币银行学方向向公司金融和金融工程方向进行转化和完善。比如，通过在大金融专业方向下设置各个小专业的做法有效实现从原有的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转变化以银行、证券、保险、金融工程等多学科的大金融专业为主。
（二）课程设置的本土化需求
金融证券类专业课在教学上有必要在更高层次上提供本土化的理论内容。
1.完善专业课程体系的层次化。比如在金融学专业基础理论课金融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上，金融工程专业方向作为必修课可以以数理经济的理论教学为主体，其他专业可以作为选修课以投资学和公司金融基础理论教学为主体；本科学生可以以说明分析为主讲述主要的教学内容，而对于研究生则可以量化推导为主讲述主要的教学内容；同时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分别从应用和数理推导的角度进行教学内容的再分层设置。而其他的专业课如投资学、金融工程学也是如此，都可以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置I、II和III等层次的进阶课程，进行分层次教学。
2.提高课程教学的本土化。刘建和、吴纯鑫在《金融证券类专业课本土化改革方法浅析》一文中把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从不同层次递进分为公司金融、投资学和金融工程等。笔者进一步认为可以在这三个层次之下分别进行本土化案例的培养和完善。比如，虽然贴现率的不确定使得贴现现金流模型（DCF法）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但是可以从特定行业出发应用DCF法，同时设定不同的贴现率进行敏感度分析。这样就可以从A股市场中选择相应的实例让学生利用DCF法的敏感度分析来对上市公司进行基于现金流的价值评估。
当然，笔者也不过从专业化和本土化等方面对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设计和教学进行了一些粗浅的分析，也希望相关专业人士能够对金融学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相应的探讨，共同推进内地金融证券类课程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为金融证券产业培养更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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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金融集聚演化机制实证研究》是张世晓博士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从事区域金融集聚理论与实践研究长期积累的重要学术成果。该学术专著创新性地运用复杂性科学系统论理论对区域金融集聚演化运行规律进行系统研究，是一种有益的创新探索，将对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起到推动作用，对相关领域研究学者产生启发。区域金融、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区域间金融、经济差异化都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区域金融集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配置的基本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区域金融系统，对区域经济增长乃至整个宏观经济都产生重要影响。区域金融集聚系统符合耗散结构特征可以运用耗散结构理论进行分析。该专著研究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分析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及区域间金融集聚、扩散动态演化，主要开展了一下一些方面的研究创新。
首先，是对区域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产业集聚和企业融资结构等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区域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产业集聚以及企业融资结构均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长期以来，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等宏、微观经济变量存在的影响方向、程度大多停留在假设阶段，或有着一定的争议。该课题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工作为该领域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因而受到广泛重视，其阶段性成果也被广泛引用。
其次，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分析区域金融集聚的系统特征，提出了描述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有序性特征的“金融熵”指标，并运用这一指标建立起了“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方向判别模型”，对于区域金融集聚系统的良性或非良性运行状态进行趋势判断。“金融熵”指标概念的提出是该专著核心理论创新之一，是系统论方法在金融集聚研究领域应用的重要创新成果，已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和引用。
再次，基于“金融熵”指标构建了金融集聚区域分布的“集散度”指标，并在这一指标基础上建立起了“金融集聚区域动态分布判别模型”，进行区域金融集聚与扩散、区域金融经济差异化与一体化演化趋势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演化机制。金融集聚区域分布“集散度”指标的提出是该专著的另一项重要理论创新概念，同样得到许多专家的重视和应用。
第四，选取中国主要金融集聚区域样本对区域及区域间金融集聚系统的演化趋势、动态分布状况和演化路径进行模型检验，并对其进行演化机制分析研究。这种理论创新的同时也结合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体现了该专著研究工作的严谨性、科学性，表明该研究工作内容的充实性，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值得研究工作者借鉴。
第五，对区域间基于金融集聚的竞争关系进行了模型和实证研究，认为区域间基于金融集聚的竞争过程将有利于优化区域金融环境。金融集聚竞争关系研究是对该研究主题内容的扩展与深化，同时，也是对现实金融集聚竞争关系现象的理论解释。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总量研究；结构分析
Abstract：By review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and based on finance functions theory and relative data of Jiangsu Province from 1980 to 2010，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significant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Jiangsu economic growth with diverse internal structure.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Key Words：financial development，economic growth，gross quantity analysis，structure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3-0016-04
一、研究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背景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多层次金融体系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加强金融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支持力度。在这样一个理论和现实背景下，本文尝试通过江苏省的实证数据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视角研究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及本文研究思路
（一）文献综述
从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论到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从默顿、博迪的金融功能论到白钦先等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理论研究基本形成共识，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对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各有不同的观点。相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验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二是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论证。对于相关性问题，主流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贝克和莱文，2002），这与金融发展理论得出的结论一致。在因果关系方面，由于研究对象和方法等方面的差异，主要有四种不同结论：其一，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两者之间是“供给驱动型”关系，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其二，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两者之间是“需求拉动型”关系，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前提条件。其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相互影响。其四，两者之间无因果关系，它们的相关仅是巧合或共同取决于第三个变量。
遵循国外研究思路，国内涌现出众多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多数认为金融发展能够带动我国经济增长（谈儒勇，1999；赵志君，2000），然而在金融发展内部结构方面却很难形成一致的结论。梁琪、滕建洲（2005）研究发现中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范学俊（2006）通过对中国季度数据分析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方面，通过对中国分地区的实证分析发现在中国东北、东部和西部三个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王纪全、张晓燕、刘胜全，2007），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袁云峰、曹旭华，2007），不同区域的金融控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应区别对待它们之间的影响（王晋兵，2007）。
（二）现有研究不足及本文研究思路
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从研究范围看，多是基于国家宏观层面，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国家范围的研究结论不具有普适性。国内已有学者关注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周立、王子明，2002；袁云峰、曹旭华，2007；王纪全等，2007），但他们的研究都是基于中国地区分布的特征，同样存在范围相对较大、缺乏针对性的不足。（2）研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时，一般只考虑银行的作用，未从社会融资总量角度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因此，本文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改进：（1）进一步缩小研究范围，把实证对象定位在江苏省，研究省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使研究更有针对性。（2）以金融功能论为理论基础，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导向为指引，从社会融资总量和融资内部结构两个方面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三、江苏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1980―2010年
（一）模型的构建及数据来源
1. 理论基础。根据金融功能论，金融发展的本质是金融功能的提升，其外在表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主体的总量提升，二是金融结构的优化。在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下使得金融效率得以提升。金融效率的提升将发挥社会资源配置作用，促进投资和储蓄的增长，使得经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最终结果是经济的增长，作用机制如下图所示：
图1：金融功能论理论原理示意图
2. 研究变量和样本数据来源。为了消除人口规模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人均GDP（RPGDP）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用金融相关率（FIR）作为度量金融发展的总量指标，金融相关率的定义为：FIR=（金融机构各项存款+金融机构各项贷款）/GDP。在金融结构指标选择方面，本文从社会融资总量衡量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社会融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金融中介市场和证券市场，即银行融资和证券市场融资两个方面。本文用Bank反映实际通过银行中介作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量，即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用Stock反映证券市场的筹资能力，即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总量（含发行、增发、公司债、配股等）。为了削弱数据的异方差，本文对各个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见表1）。
实证检验数据来自历年的《江苏省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公报（2010）及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网站统计数据，使用的计量软件是Eviews3.1。
（二）基于总量视角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1980―2010年
1. ADF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不平稳而产生的“伪回归”现象，首先对变量进行了ADF单位根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lnFIR与lnRPGDP都是非平稳的，但经过一阶差分后在5%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即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注：（1）检验类型中的c、t、k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项以及滞后阶数。（2）是否含有常数项和趋势项根据散点图的变化规律和趋势确定，滞后阶数k的选择以AIC和SC值最小为标准。（3） 表示相关变量的一阶差分。（4）Y表示通过平稳性检验，N表示未通过平稳性检验。（5）***表示1%显著水平下的平稳，**表示5%显著水平下的平稳，*表示10%显著水平下的平稳。（6）以上说明同样适合下文结构分析中的单位根检验。
2. 协整分析。为了找到金融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某个线性组合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本文对变量进行Engle-Granger协整分析。首先进行协整检验，得协整回归模型 ：
（53.18947）（15.30880）
其次对回归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ADF检验的临界值为-3.141016。对照AEG检验临界值表可知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从总量上看江苏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 误差修正模型（ECM）。由于受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因素的影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可能会出现短期失衡的现象，短期内变量间存在误差修正机制。本文用ECM模型来研究这种机制，最终ECM模型：
lnRPGDPt=0.175966-0.597005lnFIRt+0.012683ECMt-1
（15.81758） （-4.817956） （2.07E+14）
模型结果显示短期内江苏省经济金融系统存在误差修正机制，误差系数0.012683体现了各期经济增长对均衡水平偏离的修正，在（t-1）期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其均衡值时，做出了正向修正。
4. 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检验表明江苏省金融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检验。对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选择滞后2阶，检验结果如表3。
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都拒绝了原假设，表明lnRPGDP是lnFIR的Granger原因，lnFIR也是lnRPGDP的Granger原因。从总量上看，金融的增长量和经济的增长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双线关系，江苏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
（三）基于结构视角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1993―2010年
从金融发展的内部结构来看，金融支持经济融资除银行信贷外还包括证券市场融资。由于江苏资本市场自1993年才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金融发展表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为了更好地把握金融发展内部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下利用1993年以来的数据，使用lnBank、lnStock两个结构指标，分析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 ADF单位根检验。表4所示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除lnRPGDP在10%显著性水平下平稳外，其他指标都是非平稳的，但一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 协整分析。由于结构分析涉及三个变量，变量间可能存在多种稳定的线性组合，在进行协整分析时需要考虑它们的任意线性组合也是稳定的情况，此时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分析时存在不足，故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表6。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下存在一个协整方程：
（0.01580） （0.01765）
结果表明影响江苏省经济增长的两个金融发展结构变量在样本期间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江苏省经济增长与银行信贷规模、证券市场筹资能力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协整结果符合经济理论。协整方程表明在长期均衡关系中，银行信贷投放在经济增长中的最终贡献为66.5%，而证券市场筹资的贡献度是6.87%，银行信贷规模的影响程度远大于证券市场筹资规模。
3. Granger因果分析。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江苏省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内部结构指标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结果如下：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nBank是lnRPGDP的Granger原因，江苏省银行信贷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供给驱动型”关系，信贷规模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而证券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微弱。Granger因果分析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协整分析的结论，表明在江苏省经济增长中银行信贷投放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实证结论的比较分析
1. 总量分析表明江苏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短期内存在误差修正机制，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这验证了金融功能论，金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通过资源配置、支付结算以及风险管理等功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作用，同时经济的发展状况也对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有着重要影响。
2. 结构分析从社会融资总量角度衡量主要融资来源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长期角度来看，银行信贷规模的投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银行信贷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江苏省证券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微弱的，这与江苏的股票市场起步晚、证券市场规模偏小、发展机制不健全有关，另外也与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有关。
3. 综合对比分析。总量研究和结构分析共同表明江苏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金融“助推器”的作用；结构分析表明金融在推进经济发展中存在内部结构的差异，证券市场发展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作用微弱，证券市场有待进一步发展，同时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显著，金融发展内部结构之间的协同作用不明显。
四、政策建议
（一）重视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挥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推动效应
总量和结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需要高度重视金融的发展，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不断发挥金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提高金融效率。
（二）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避免金融发展内部结构之间的马太效应
实证研究显示，金融市场内部主体间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差异显著，金融中介作用突出，证券市场的规模和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需要不断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建设、优化金融结构、扩大直接融资市场规模、构建多层次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使得金融中介市场、证券市场之间可以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实现协同发展。
（三）将金融、经济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实现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协同效应
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是双向的，在重视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不可忽视风险的存在。因此需要将金融、经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从系统角度考虑促进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金融体系。这既是宏观审慎管理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需要，也是更好地发挥金融的作用、实现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协同效应、推动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市场化 经济增长 灰色关联度 协整分析
一、引言
金融市场化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部门运行从主要由政府管制转变为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过程。它对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很可能成为决定实体经济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金融市场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探究金融市场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人们研究金融市场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改革在不断进行，金融改革的过程也是金融不断市场化的过程，而且金融市场化的程度在不断地加深。西部地区是典型的“金融高地”地区，而陕西省又是西部的中心省份之一，陕西省的金融市场化程度直接关系着地区的金融业发展。陕西省的金融市场化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途径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对于陕西省金融业的发展以及陕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对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大多数是对中国整体金融市场化状况的分析，且得出的结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均有在很大差异。少数已有的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也未曾独立从陕西省的角度出发去探求这一问题。鉴于此，本文在探讨金融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基础上，选取2000-2010年陕西省相关数据为样本，尝试运用协整分析与灰色关联度分析结合的方法，对陕西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陕西省地区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有一定的理论支撑与政策依据。
二、金融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
金融市场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金融市场化是一个充分挖掘和发挥金融体系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的过程。关于金融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本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考察了金融体系在资金聚集、分散风险、公司治理等各方面的功能。
（一）资金聚集功能
在资金聚集的功能上，金融体系通过提供各种金融产品，达到变小钱为大钱的效果。在这个资金的聚集和转移的过程中，资金的供需双方都实现了帕累托改进：资金的盈余方可以将多余的资金以一定的利息回报为条件借给资金短缺方，而资金短缺方可以用借来的资金从事生产和消费，这一交易使得双方的效用都得到了提高。这一过程还有助于资金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到了增进整个社会福利的作用。
（二）分散风险功能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形形的风险，因此需要金融市场或者金融中介来转移和分散风险。具体来讲，金融体系能够起到分散纵向风险、横向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作用。其中，银行、共同基金和证券市场通过运用多样化投资策略来减少横向风险；纵向风险的分散则主要通过金融中介机构来实现，长期存在的金融中介机构能通过投资长期投资来分散某一时期的系统性风险，这种投资在繁荣的时期提供较低的回报，但在衰退的时期却能够提供相对较高的回报；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对流动性的要求小于单个客户对资产的要求，在同一时点需要贴现的客户总是占少数，银行可以通过自己持有的现金满足低流动性项目的资金需求，并且金融市场能够为金融资产提供交易平台，方便金融资产和金融产品之间的转换，这有助于增强流动性，从而消除了流动性风险。
（三） 加强公司治理功能
公司治理是我们理解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功能的核心。资金提供者对公司的监管能使资金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在股东和债权人的有效监督下，经理人会尽其所能最大化公司价值，而这有效地改善了资源配置，使得生产和创新活动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表现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但如果没有相应的金融工具，资金的流动和有效的配置就不能实现。换句话说，由于经理人和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经理人员拥有信息优势。经理人可能会偏离投资者的目标，或者隐瞒项目的实际收益，从中牟取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金融市场化则为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三、金融市场化与陕西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一）基于协整方法的实证分析
通过上述的理论分析，我们知道金融市场化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下面我们对金融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探讨金融市场化是否是新的经济增长来源。以往学者在实证研究中普遍认为资本与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因此在数据选取中，我们取经济增长变量GDP与固定资产投资变量K、就业人数变量L以及金融市场化变量F三个变量进行分析。其中金融市场化变量F是根据由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樊纲、王小鲁以及张立文编写出版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报告获得陕西省金融市场化指数2000-2009年，关于2010年指数是由我们根据樊纲等（2011）所构建中国各省区市场化指数的方法进行计算而得。考虑到变量数据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本文选取2000年到2010年作为研究时间。为了方便数据之间的比较，文中变量均以2000年为基期。本文研究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陕西统计年鉴》及陕西统计信息网各年度报表。由于多数变量有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可能变量与变量之间高度自相关，因此，本文在计量经济模型时选用对数模型。因此本文建立以GDP为因变量，为自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Ln（GDP）=a+bLn（K）+cLn（L）+dLn（F）+ e （其中a、b、c、d为系数，e为随机误差项）
1.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模型回归之前，根据计量经济学方法，如果要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必须保证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如果时间序列的统计特征随时间趋势变化，即非平稳，则可能存在“伪回归”，对计量回归分析的有效性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首先要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即平稳性检验。
本文通过计量软件Eviews6.0，分别对L、Y与P三个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相关的统计量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由表4-5可见，K、L、F与GDP均满足一阶平稳条件，故可以进行下一步协整关系检验。
2.协整检验
在协整关系检验中，Johansen协整检验更有方便分析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我们参考Johansen（1988，1991） 和Johansen & Juseliu（1990） 提出的基于VAR方法的协整系统检验，分析GDP与K、L、F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变量K、L、F和GDP进行Johansen多变量的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多变量（K、L与F）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注：*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
根据表3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变量K、L、F和GDP存在协整方程。
3.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协整检验结果，本文利用Ln（GDP）=a+bLn（K）+cLn（L）+dLn（F）+ e 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回归结果分析
R2 =0.963 修正R2 =0.955 DW=1.635 Prob（F-statistic）= 0.0000
注：*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10%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得出最后的回归方程为：
Ln（GDP）=0. 618ln（K） +0.895Ln（F）+1.583
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金融市场化程度与陕西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且相关性显著，金融市场化程度每提升一个单位，经济增长总量就会增加0. 895个单位，充分说明了金融市场化对陕西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推动作用。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在影响陕西经济增长的因素中，金融市场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因此金融市场化是陕西省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运用灰色关联度的分析方法是运用灰色系统理论的思想，根据序列曲线的走势和形状的相似度来判断序列之间的关系。序列曲线之间走势和形状的相似度越高，关联度也就越大，反之则关联度越小。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来检验金融市场化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影响。计算结果见下表5 ：
表5 相关变量之间灰色关联度结果
本文使用软件为灰色系统理论建模系统3.0。灰色关联度结果如上表6所示，第一列中R1为灰色绝对关联相关系数，R2为灰色相对关联相关系数，R3为灰色综合关联相关系数（其中本文采用=0.5）。不论是从灰色绝对关联相关系数角度、灰色相对关联相关系数角度还是从灰色综合关联相关系数角度来衡量，影响陕西经济增长因素排名顺序都为金融市场化、资本因素与劳动力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协整分析的结果。
四、结论建议
本文运用时间序列，选择衡量陕西省经济增长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就业人员和金融市场化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等式关系。为了验证金融市场化与陕西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复杂经济科学前沿方法灰色关联度和协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金融市场化程度与陕西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且相关性显著，金融市场化程度每提升1%，经济增长总量就会增加0. 895%。（2）影响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金融市场化程度以及资本投入变量，其中金融市场化对陕西省经济增长影响最大。
由此，我们建议，在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一方面要提高在陕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提高金融资产的质量，发展多元化的金融体系，使金融市场不断走向成熟和规范；另一方面要发展资本市场，提高陕西省企业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加大金融中介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支持。
参考文献：
[1]赵奇伟，张诚.金融深化、FDI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7-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第6期）.
[2]陈邦强，傅蕴英，张宗益.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金融结构、政府行为、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间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经验（1978-2005年）的实证[J].金融研究，2007，（第10期）.
[3]许文彬.我国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07年数据[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第3期）.
[4]金山，汪前元.FDI、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检验[J].开放导报，2012，（第1期）.
[5]张富田.区域金融深化与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现代经济探讨，2013，（第4期）.
关键词：演化金融学 演化博弈 证券市场
一、演化金融学的起源及在证券市场上的研究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解释复杂的市场现象时遇到了困难，比如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羊群效应等。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演化的理论解释分析金融问题。演化金融学用生物进化理论来研究和阐释金融市场中各种价值判断和价值规律，借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来研究金融市场，其核心思想是进化、突变和复制。研究范围包括行为金融学、演化证券学、金融危机理论、金融制度演化、货币演化等。目前，演化金融学正逐渐成为金融研究的大方向，国外已有不少的学者进行了研究，但国内的研究仍然十分滞后。演化金融学作为分析金融问题的新方法，虽然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障碍，却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基于有效市场假说，Friedman（1953）意识到金融市场中也存在达尔文进化论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他意识到了演化思想在金融领域的重要性。随后，Fama（1965）认为通过市场机制，金融市场演化过程的最终结果是理性预期的策略生存下来，而非理性策略被淘汰，市场将在长期达到有效状态。但以上论证需在Eugene Fama（1970）的有效市场假说下才成立。由于证券市场并非完全有效，理性预期下的套利是有风险的。在长期里，非理易者亏损后会退出市场，但不断有新的非理易者涌入。Leonid和Ross（2006）分析了非理易者的动态演化过程，并得出非理易者在长期中可以生存且对市场价格持续造成影响。Blume、Easley（1992） 率先建立演化模型来分析金融市场，认为演化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市场上投资策略之间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之后，Blume、Easley（ 2003）又证明了演化过程的最终结果并不一定能达到有效市场。赵鹏举、刘玉敏（2011）提出了一个应用生灭过程研究非理易者和理易者共存的证券市场演化模型，证明了非理易者即使平均而言是亏损的，他们也未必在证券市场中消失，非理易者在市场中的生存与消亡取决于其初始财富、其进入市场的速率以及其交易的盈亏情况等多种因素。
演化金融学理论认为，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都是异质交易者且证券市场上存在学习机制，证券投资者具有学习适应能力，因此也有不少学者从交易者角度来进行研究。李备友（2011）在二分网络上研究发现，交易者之间不同的学习概率服从不同的分布，因此当交易者学习概率不同时，羊群效应的强弱不同。姚程（2012）进行了证券交易者的博弈研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得出，在市场规模有限的证券市场中，演化博弈结果既可能是理易者占优，也可能是过度自信的噪音交易者占优。演化金融学也可采用基于主体的计算模拟技术来建模，Blake，L（1995） 分析了圣达菲人工（ Santa Fe Artificial） 股票市场进行的实验，考察交易者通过学习是否可以达到理性预期均衡。
二、证券市场演化研究的现存问题
新古典金融学的基本假定有：理性人假定；金融市场完全竞争；金融市场信息有效。而这些假定与现实相悖，因此现实的金融证券市场中有许多现象是不能被解释的。基于此，演化金融学具有很现实的研究意义，但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一种科学只有成功的运用了数学以后，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由于演化金融学比起传统的金融学更加现实，它所探讨的金融市场更加的复杂、精确。演化金融学尚缺乏公理化的演绎分析体系，常用的计量分析工具对其进行检验困难，因此演化金融学尚不能完全成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演化金融学下一步发展需要转化为更加逻辑严密的定量分析，这样才能对证券市场进行更准确的模拟。
其次，真实证券市场价格变动，交易者的行为都更加的复杂，用常见的分布来模拟现实，或者不考虑理易者与非理易者的相互作用等虽然可以简化模型，却只能得到不精确的结果。借助演化金融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即基于主体的计算模拟技术来给这样的复杂系统建模，是演化金融学可采用的一种工具。但金融市场复杂和不确定性还需要基于主体的计算金融研究的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FAMA E. The Behavior of Stock Market Prices[J]. Journal of Business， 1965， 38： 34 - 105
[2] Blume， L.， Easley， D. Evolution and market behavior[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92， 58： 9-40
[3]Blake， L.Experiment in Evolutionary finance.Working paper August1995 revised： 1995
[4] Friedman， M.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M].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53
[5]赵鹏举，刘玉敏.基于生灭过程的证券市场演化模型[J].中国管理科学，2011；3：39-45
摘要：随着中国的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国外资本不断进入了中国。近些年来，在金融服务业领域，FDI的数额更是逐年递增。相较于实体行业FDI和进出口呈现相互替代的作用机制，大量文献表明金融业FDI和金融服务贸易之间呈现相互互补的作用形式。本文通过建立FDI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实证模型，通过数据分析证明了随着FDI的增加，金融服务业进口额却不断增加。并且，FDI的不断增长可能导致了中国金融服务业逆差的不断加大。最后，本文提出些许建议，旨在利用好并引导好金融业FDI，让其为中国金融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FDI；金融服务贸易；实证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最活跃的领域，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且金融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比较重要部分，对一国的发展乃至经济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作为金融行业，它必然是国家经济体系的主线，也是国民经济中最敏感的部分，它能够超前和敏感地感受和反映其他行业的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因而各国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都十分重视。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外的学者对服务贸易国际直接投资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Helpman、Krugman（1985）等人发现金融部门FDI理论与金融服务贸易理论出现了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趋势。Li（2003）等的研究表明，FDI对创造和生产金融服务发挥重要作用，FDI与金融服务贸易不是像传统贸易一样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国内研究FDI与金融服务贸易关系领域的不多，很多事集中在服务领域。姚站琪（2006）通过计量分析得出：金融服务贸易与金融服务投资具有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方慧、李建萍（2008）通过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得出，金融业FDI与我国金融服务的贸易额、出口额和进口额之间呈正相关关系，金融业FDI扩大了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逆差。
基于以上成果，本文采用计量分析，论证我国金融业FDI与金融服务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二、中国金融业FDI对于金融服务贸易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收集和变量选择
本文选取了1997-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所用软件为eviews3.0。利用软件对上述假设进行论证。
研究过程中采用4个变量，分别是：
（1）年度金融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FDI
（2）金融服务贸易进口额YI
（3）金融服务贸易净进口额YM
（4）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YE
为了消除数据中的异方差，分别对这三类数据取对数，分别记作LFDI，LYI，LYM，LYE这并不改变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二）模型建立及结果
本文利用eviews30软件对模型进行统计检验、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分析、协整分析以检验我国金融利用FDI量与金融进出口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以得出相关模型。
此处设定模型如下：
1.FDI对金融服务贸易进口额的影响：
2.FDI对金融服务贸易净进口额的影响：
3.FDI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影响：
1.单位根检验
对于时间序列有必要先进行单位根检验，以保证Granger检验和模型的可行性。
基于ADF（Augment Dickey-Fuller）方法对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为这三个序列都是二阶单整的I（2）。
2.协整分析
本文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
首先，检验FDI和进口额之间的协整关系
对各变量之间进行协整回归可得到；
由表5可以看出YI方程的残差通过了单位根检验，表明其时间序列平稳，进而可以说明LYI与L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其次，同理可检验FDI和净进口额之间的协整关系，结果如下。
LYM=37053+08432LFDI+μ
最后，同理检验FDI和出口额之间的协整关系
LYE=18116+07739LFDI+μ
三、结论
从上面实证分析可知，金融业FDI与金融服务进出口贸易和进出口差额存在有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内联系却是不显著的，FDI增加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有长期的推动作用。从实证结论可以得出结论：金融业FDI与金融服务进出口贸易具有协整关系，FDI增加1%，会引起金融服务进口贸易增加083%和出口贸易增加077%。并且金融业FDI与金融服务进出口贸易差额也具有协整关系，FDI增加1%，会引起金融服务进出口贸易差额增加084%。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金融业FDI对我国金融贸易的发展是具有促进作用的。然而，在引进金融业FDI时，也应该注意FDI加剧了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逆差缺口。（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1]Helpman，E.Krugman，P.J.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MIT：Cambridge，MA.1985.
[2]Li，D，Moshirian F，Sim A.TheDeterminants of Intra-IndustryTrade in Insurance Services[J].Journal of Risk & Insurance，2003，70（2）：269-287.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研究、实证检验和创新对策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均实现了快速发展。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国金融部门尚无发生过大危机或系统性风险，但国内金融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却相当严峻。由此可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二者之间因果关系分析与内在作用机制研究，以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实证研究，对于丰富金融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分析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金融发展的政策选择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更进一步说，该领域的研究对正处于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国经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课题关键问题及难点：
本课题关键问题如下：
① 从理论上分析并揭示内生增长模型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
② 结合现实国情，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演进路径和联系纽带。
③ 运用高等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趋势因果关系进行全面实证检验。
④ 紧密结合实证结果解释，提出创新政策建议。
本课题研究工作量巨大，难点众多，极富挑战性，主要包括：
① 需要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综合运用金融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高等计量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对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出极高要求。
② 涉及众多指标，需要数以百计的大量数据，数据搜集和处理工作量巨大。
③ 运用的计量实证方法超出本科教学要求，需要自学并灵活运用，任务重、难度大。
三、调研报告（或文献综述）：
与国外卷帙浩繁的研究文献相比，国内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为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现状作一视野广博的综述和分析，我们将根据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不同，分三大类来阐述。
1、 对中国作整体研究
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谈儒勇（1999）和史永东（1999）。谈儒勇选取了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分别采用了M3与名义GDP的比值计算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以及存款货币银行相对重要性指标（BANK）来反映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DEPTH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BANK则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而史永东等（1999）对我国1978～1999年的数据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后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双向因果关系。
此后，国内有许多学者如谈儒勇（2000），宾国强（1999），沈坤荣等等，依据金融深化的理论，以货币化进程或利率——储蓄——增长的循环入手研究了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他们使用的计量模型中采用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M2/GDP或者真实利率作为解释变量，对经济现实给出了较好的解释。然而，由于货币化程度和利率并不能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货币化并不是金融发展的全部内涵，所以这些分析的显著性从某种程度上被降低了。近年来，韩廷春（2002）直接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引入金融发展的因素，并以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和R&D水平越高，非国有经济投资额占总投资额比例越大，则投资效率越高，从而经济增长越快。王志强和孙刚（2003）利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中国金融总体发展的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3个方面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2、 对中国各区域作比较研究
近年来，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已有的研究在实证方法、模型构建和时间序列区间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缺陷。例如，张军洲（1995）认为区域的金融结构差异、差异互补和相互关联构成一国的区域金融体系，从而明确界定了区域金融研究范畴。但在研究方法上，张军洲更多的运用了理论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明显不足。殷德生等（2000）以区域金融结构、区域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资源配置等视角强调了金融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但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区域金融测度方法和指标。周好文，钟永红（2004）通过利用多变量VAR系统的研究表明：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在各地区间的因果关系不一致，这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有直接关系。张海波，吴陶（2005）通过建立Panel Data计量经济模型得出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因此各地区应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该固定影响平行数据模型没有进行深入的可靠性检验。
3、 对特定省或市作案例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具有代表性的是刘仁伍（2003）利用海南省1988～1999年的金融数据和大量案例，再现了海南金融发展历程，总结了海南金融结构畸形和金融发展缓慢的制度性原因。另外，张兵，胡俊伟（2003）以江苏省为例，运用金融发展的两个指标即货币化程度（M2/GDP）和证券化程度（S/GDP），得出江苏省的货币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证券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郑瑶，毛珍珍（2005）通过对浙江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研究，确认浙江的金融发展确实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也发现在浙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金融深化水平不高、质量较差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妨碍了金融因素对浙江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发挥。
四、方案论证：
本人将在充分学习和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力图通过自己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以新的视角进行理论归纳和实证检验，得出新的结论，观点和建议。因此，毕业论文将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框架下，综合运用金融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高等计量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等方法，揭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演进路径和联系纽带，两者改革开放以来的均衡关系和因果关系，并在实证解释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创新政策建议。无论是理论框架，计量方法，实证结论还是政策建议，本人都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所不同，体现了较强的创新性，鲜明的实效性和定量的可靠性。
全文主要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对国内外大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献进行详细回顾与综述，并对重要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同时还对研究该领域采用的计量，实证方法作概述和比较。本章构成全文的基础与起点。第二章，从理论上详细说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揭示在理想条件下两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第三章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演进历程和现状进行分析，重点考察中国的经济金融化进程，中国的金融监管现状，定性描述我国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的联系纽带。第四章笔者将构建反映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全貌的指标体系，搜集大量数据运用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数量相关关系和趋势因果关系进行全面检验。第五章，对计量实证得出的四组八个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的VAR协整方程和八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进行综合经济解释，同时与江苏省的实证结果展开对比分析，揭示其在作用力度和因果关系上的异同。第六章，在前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将以优化结构，突破难点，扩大开放的角度提出进一步深化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促进金融发展及向经济较快平稳增长传导的创新对策。在全文的最后一章，笔者将给出主要结论，本文的创新之处和研究展望。
五、进度安排：
1-2周，选题，写开题报告
3-8周，收集资料及完成详细大纲
9-12周，完成论文初稿
13-14周，修改论文，定稿
15-16周，准备论文答辩和参加论文答辩
六、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七、教研组意见（或开题审查小组意见）：
关键词：金融效率；微观金融效率；宏观金融效率；金融发展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08）10-0011-03
效率作为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之一，历来受到诸多经济学家的重视。其中，鉴于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对金融效率的研究自然成为研究效率问题的核心。通过对前人关于金融效率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其研究的重点在于金融效率的起源和内涵、金融效率层次的划分、金融效率实证分析等几个方面。鉴于此，本文从这几个角度出发，对金融效率的研究理论进行文献综述。
一、金融效率的起源及其内涵
（一）金融效率理论的起源
金融效率理论是随着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而逐步深入的。金融发展理论经过短短30年的演进，出现了三个有代表性的理论：第一是1973年的麦金农――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第二是二十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第三是二十世纪90年代末由白钦先等中国学者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深化论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受到抑制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其观点是必须推行金融自由化战略来打破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恶性循环。它没有将金融效率纳入其研究视野，因此是不完全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约束论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提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自由化不一定是实现金融深化的最优政策选择，适度的金融压制是必要的。金融约束论内涵了较为成熟的金融效率观，但是对金融效率的研究不够全面，因此是不完整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赋予金融以资源属性，认为金融发展的关键在于金融质的提高，在于合理的开发、利用和配置金融资源，同时注重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和机制的金融整体效率和功能的改善。因此，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中，金融效率成为核心，是较完整的金融发展理论。
（二）金融效率理论的内涵
在我国，王广谦(1997)相对较早地对金融效率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他将金融效率定义为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由于金融的特殊性，对金融效率的分析难以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进行，而应分层次考察。在此基础上，将金融效率分为金融机构效率、金融市场效率、金融的宏观效率和央行对货币的调控效率四个层次，得出金融业在经济增长中做出了1/5贡献的结论。
白钦先（2001）提出了以金融资源学说为核心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他认为金融效率是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的内部子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这一定义有三层含义：第一，金融效率是质性发展与量性发展的协调统一；第二，从静态的角度，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仅应关注金融各子系统的协调，更应关注金融与经济这两个复杂的复合巨系统的协调；第三，从动态的角度，金融效率不仅应考察单个时点的金融经济的协调，即静态金融效率，也应考察一时段到另一时段金融经济的协调，即动态金融效率。因此，金融效率是金融量性发展与质性发展的统一，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的统一，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的统一。
在金融资源观的前提下，王振山（2000）提出了另一种较有影响的金融效率概念。所谓金融效率，“就是指以尽可能低的成木（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进行最优配置以实现其最有效利用。”在进一步的分析中，王振山将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用于金融效率衡量标准的确定，提出了衡量金融效率的帕累托最优标准。
孔祥毅（2003）提出了金融协调论，指出只有协调的金融运行，才有金融经济发展的高效率，才有金融可持续发展，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有益的补充。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及金融协调论为金融效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框架，正是基于协调的观点，沈军（2003）将金融效率定义为金融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度。
二、金融效率层次的研究
对金融效率层次的研究，学者们多从资金配置效率、信贷效率、金融机构效率、资本市场效率、金融监管效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金融制度效率、金融体系效率与企业融资效率等多个角度对金融效率进行探讨，其中，资本市场效率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为了文献综述的方便，我们将以上的分类进行整合，分为以下两个层次进行综述：
（一）微观金融效率研究综述
我们分析微观金融效率，就是从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出发，研究其内部资源配置如何达到最优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学者们关于资金配置效率、信贷效率、金融机构效率、企业融资效率的研究都属于微观金融效率研究的内容。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微观金融效率进行综述：
1. 证券市场效率。发达国家金融体系较完善，因此国外研究偏重于微观和证券市场效率多一些。威斯特和惕尼克（1976）将证券市场的效率分为两类，即内在效率和外在效率。内在效率是指股票市场的运作效率，即股票市场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交易费用为交易者完成一笔交易，反映了股票市场的组织与服务功能的效率。外在效率是指市场上股票的价格能否根据有关的信息做出及时、快速的反应，该效率反映了股票市场调节和分配资金的效率。
法玛(1965)根据股票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量将股票市场分为弱式有效、半强式有效和强式有效三类市场，即效率市场假说（EMH），成为最近30年来金融理论的中心命题与研究资本市场的金科玉律。具体来讲，如果有关股票的历史资源对价格变动没有影响，则股票市场是弱式有效，反之，则股票市场没有达到弱式有效；如果股票价格已经充分、及时地反映了公开发行的信息，则股票市场达到半强式有效，反之则未达到半强式有效；如果股票价格已经充分、及时地反映了所有的公开信息和内幕消息，则股票市场达到强式有效，反之，则未达到强式有效。对于上述三类市场，可运用以计量经济学为主流的实证方法进行检验。
2. 银行效率。测度银行效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规模效率、范围效率和X效率。规模效率是衡量银行处于最佳规模时成本减少的水平；范围效率是指银行产品多元化和地域扩张所带来的效率；X效率是除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之外的所有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总和，衡量的是控制成本和使利润最大化的银行管理能力的差异。关于X效率，前人的研究总结已经很详细，本文主要对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进行文献综述。
关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理论分析方面，据现有文献得知，国内较早对银行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行研究的是刘开莲、罗海燕(1990)发表于《当代经济科学》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专业银行宏观成本管理》，他们认为银行业是介于诸如农业等规模经济不明显的行业与石油化工、冶金等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之间的具有中等规模经济的行业，且在银行业务中存在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非相互分割、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赵怀勇、王越(1999)分析了银行业规模经济存在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关于实证分析方面，于良春、鞠源(1999)，杜莉、王锋(2002)，徐传湛、郑贵廷和齐树天(2002)，刘宗华等(2003)，张清、陈宏民(2003)等学者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十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对比。由于实证分析方法的不同和选取指标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主要争论在四大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对比方面。
（二）宏观金融效率研究综述
从宏观经济总体考察，金融效率是指社会全部可利用的金融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我国宏观金融效率主要体现在储蓄―投资转化效率、货币政策效率、金融资源配置功能等三个层面。
1. 储蓄―投资转化率。王小鲁、樊纲(2002)指出“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对增长有重要影响”，分析了资本形成和形成效率对增长的贡献。具体来讲，资本形成效率对经济效率产生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的聚合作用，社会经济发展是各种资源与各种技术结合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资本作为纽带，将各种生产要素聚合到一起，是生产结合不可缺少的媒介。二是资本对经济活动内在的效率要求，资本的人格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演变成在资本运用过程中的效率要求。
2. 货币政策效率。谢平、袁沁悟(2003)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得出了我国的利率调整属于典型的滞后调整，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显著，实际利率对名义和实际产出的预测能力明显高于其他金融变量，利率变化对居民的储蓄与消费决策存在显著影响。匡国建（2003）则从我国经济周期、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开放和经济秩序的变化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指出实体经济的变化是导致货币政策效应弱化的根本原因。其他学者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King和Levine（1993）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Maxwell J.Fry(1997)分析得出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等。
3. 金融资源配置功能。肖红叶、周国富(2000)指出，1990年代以来，我国的投资主要分布在东部，尽管这一比重在逐年下降，1997年东部投资仍占全国投资的63%以上；与东部的下降趋势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部的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呈稳步上升之势，1997年这一比重已达到25%以上；至于西部地区，则不仅在国内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极低，而且其下降的速率甚至快于东部地区；然而这与我国国内投资的回报率很不成比例。从而他们得出我国金融的资源配置效率低的结论。
三、金融效率的实证分析
Beger、Humphrey(1997)与Young(1997)等人通过研究证明，X效率是决定金融机构经营绩效至关重要的因素。Rangan等(1998)运用DEA方法检验了215家美国银行的技术效率。国内研究方面，魏煜和王丽(2000)，秦宛顺和欧阳俊(2001)，张健华(2003)，刘汉涛(2004)，朱南，卓贤和董屹(2004)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运用DEA方法和其改进、Tobit回归模型对中国银行业的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尽管研究银行效率的文献较多，但由于投入――产出变量选取的不同，采用的实证分析方法不同，使得结论不能完全一致。为此，一些文献在实证方法与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上进行了有益的改进。在实证方法方面，平衡记分卡原理、二次相对评价与“超效率”模型以及标杆管理等原理与方法被用来弥补DEA方法本身的不足；在变量选取方面，不少文献注重把握银行与一般企业的区别。
对于宏观金融效率研究，目前还处于单指标罗列阶段。其中相关指标包括：储蓄投资转化率、私人企业获信贷与总信贷的比率、存贷利差、储备货币与存款的比例等等。
周国富(2007)对储蓄动员能力、投资转化效率、投资投向效率三大指标进行了细化。其中，储蓄动员能力用储蓄率、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股票融资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三个指标衡量；投资转化效率用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金融中介机构配置效率、股票市场配置效率等指标来衡量；投资投向效率用边际资本生产率、总资产贡献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净资产利润率等指标来衡量。
沈军(2003)尝试建立中国宏观金融效率评估的综合指标体系，具体实证分析方法选择上，沈军选取因子分析和弹性分析方法，对动态金融效率和静态金融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四、关于金融效率研究的简要评述
前人对金融效率的研究，微观金融效率部分已经相对成熟，宏观金融效率稍显混乱，具体到金融机构的宏观效率则研究不足，主要是将金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其自身和对经济的影响。微观金融效率，尤其是银行效率研究方面，方法已经成熟。在宏观金融效率研究方面稍显混乱，研究方法趋于罗列指标，综合评价体系不够完善。
参考文献：
[1]E.F.Fama，“The Behavior of Stock-Market Prices”，The Journal of Business ，Vol 38，No 1.(Jan ，1965)， pp， 34-105.
[2]King，Robert G，Ross Levine，“Finance，Entre-
-preneurship，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25-29.
[3]王广谦：《经济发展中金融的贡献与效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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