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墨子； 孔子； 文学观念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us's literary view, mo zi took a similar view of literature to the former. nevertheless, the two masters differed greatly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and function of literature because their differences in standpoint, key ideology,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reality and expectation of an ideal social order. although mo zi reserved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introduced by confucius, he removed the system and culture of ceremony and music, the key content of the concept. by greatly reducing the connotation of confucius's view of literature, he turned literature into a means and instrument to “expressing the mind” and added production of personal speech as part of literature, greatly extending the domain of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mo zi; confucius; view of literature
墨子是继孔子而起的又一伟大思想家、教育家。他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的鲁国[注: 墨子籍贯尚有宋人说、鲁阳说等，这里用孙诒让说。]，比孔子生活年代略晚。据《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1］他主张兼爱、非攻、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尚贤、尚同、天志、明鬼，创立了墨家学说。和孔子一样，墨子招生授徒，游说诸侯，希望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有众多追随者。所谓“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2］《吕氏春秋·尊师》。而他的学说的影响，贯串了整个战国时期。“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2］《吕氏春秋·当染》。以致战国中期的孟子愤愤而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3］《孟子·滕文公下》直到战国末年，墨学与儒学仍然是世之显学。作为显学的儒学和墨学，对“轴心时代”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自然也受到儒学和墨学的濡染。
韩非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4］《韩非子·显学》孔丘和墨翟也被现代学者视为“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5］131。因此，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不能不首先探讨孔子和墨子的文学观念，即探讨他们对于“文学是什么”和“文学做什么”的基本认识。关于孔子的文学观念，笔者已进行过初步探讨[注: 见拙作《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孔子研究》1998年第1期）、《游夏文学发微》（《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孔子、子夏诗论之比较——兼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之命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及《从〈民之父母〉看孔子诗教》。以上文章收入拙著《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而关于墨子的文学观念，尚无人深入研究。本文尝试做一清理，以就教于方家。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是《墨子》。《墨子》一书并非墨子自著，而是先秦墨学的集成。其中既有墨子弟子记录的墨子的学术思想和行事之迹，如记载墨子讲学活动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等篇，以及反映墨子思想学说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也有墨子后学所著的后期墨学著作，有的可能晚在战国后期，如《经》、《经说》、《大取》、《小取》、《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敌祠》、《杂守》等篇。本文讨论的既然是墨子而非先秦墨家的文学观念，自然以墨子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为依据，而不涉及后期墨学著作。
一
墨子与孔子的学术思想存在差异，其文学观念自然有别，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自从孟子谴责“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3］《孟子·滕文公下》之后，儒、墨的学术思想的差异可能被人为地放大了。
实际上，儒、墨学说的共同点或相同点还是不少的。韩愈就曾指出：“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6］《韩愈集·读墨子》侯外庐等也指出：“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不论孔子和墨子，其所论究的问题，大部分重视道德论、政治论和人生论，其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以人事为范围；其关于自然认识，显得分量不大；其关于宇宙观问题的理解，也在形式上仍遵循着西周的传统。”［5］131即是说，就思想基础、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而言，孔、墨是有许多共同点或相似点的。
同样，就文学观念而言，孔子、墨子也有一些共同点或相似点。
首先，孔、墨文学观念的思想基础相近。孔子文学观念的思想基础是“法先王”，即继承和弘扬先王所创造的传统思想、文化、制度、文献，他所法之先王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孔子曾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7］《论语·泰伯》当然，他之所以效法尧、舜、禹、汤，主要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肯定，而他真正落实的效法对象还是文、武、周公所创立的西周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即他自己所宣称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7］《论语·八佾》墨子也同样主张“法先王”，他说：“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8］《墨子·耕拄》“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今闻先王之遗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8］《墨子·贵义》墨子所效法的先王同样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他说：“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8］《墨子·贵义》又说：“然昔吾所以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临众发政而治民，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为暴者可得沮也。然则此尚贤者也，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同也。”［8］《墨子·尚贤下》不过，墨子所法先王的落脚处不是文、武、周公，而是尧、舜、禹，且主要是禹，即所谓“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推崇夏禹，谓“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9］《庄子·天下》引，强调的是其尚贤、兼爱、交利、俭朴、勤劳、刻苦的精神，与儒家的礼乐文化相去甚远。所以韩非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4］《韩非子·显学》
其次，孔、墨对文学形态的理解也有一部分相同。在孔子的文学观念中，文学包括先王之遗文。因此，孔子十分重视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学习，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7］《论语·八佾》孔子以文为教，其内容主要是《诗》、《书》、《礼》、《乐》等先王遗文，他要自己的儿子孔鲤学《诗》，并告诫：“不学《诗》，无以言。”又要孔鲤学《礼》，并提醒：“不学《礼》，无以立。”［7］《论语·季氏》充分说明孔子对先王传留的文献的重视。墨子也不例外，他也十分重视对先王传留的文献的学习，因为其中有他所需要继承和弘扬的思想精髓，他说：“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亲行之。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8］《墨子·兼爱下》墨子出行时常常会随车带上许多书籍，当弟子弦唐子询问他为什么带上这许多书时，他的回答说是：“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也。”［8］《墨子·贵义》正因为他重视读书，所以他在论述自己的学说思想时，常常引用《诗》、《书》来作为立论的依据，以加强其说服力。有人统计，通行本《墨子》中计引《诗》11条，说《诗》4条，引《书》40节［10］75，108。可见《诗》、《书》是墨子法先王的基本文献。
再次，孔、墨都强调文学的应用，并不以为文学只是书本知识。孔子重视《诗》的学习，更重视《诗》的应用，他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7］《论语·阳货》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7］《论语·子路》显然，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所关心的不只是对《诗》的文本的学习，最重视的是对《诗》的具体的实际的应用，即其社会实践价值。墨子也同样认为，文学不是用来作为谈资和装潢门面的，而是用来改善社会政治和规范社会行为的。他说：“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喉）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8］《墨子·非命下》因此，他要求他的弟子要有针对性地宣传他的思想和学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8］《墨子·鲁问》当鲁阳文君问：自己的两个儿子一好学一好分人财，不知该选谁为太子时，墨子回答：“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8］《墨子·鲁问》所谓“合其志功”，就是要将其人的言行及其社会效果统一起来考虑，以避免片面性。在墨子的文学观念中，不仅强调其社会实践，而且重视其实践效果。在墨子看来，文学不能只存在于书本或停留在口头，只有施于刑政、利于万民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他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8］《墨子·天志上》他所理解的天志是“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也。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8］《墨子·天志中》。显然，他“为文学出言谈”的落脚点是“国家邑里万民刑政”。他批评告子说：“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8］《墨子·公孟》又批评公孟子说：“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8］《墨子·公孟》而君子不听治则国乱，庶人不从事则国贫，这是墨子最不愿意看到的。当然，公孟子所说的丧礼在儒家那儿也是文学的应用，而在墨子看来这既不是天子的听治，又不是庶人的从事，不能治国也不能富国，因而不是对文学的正确应用，对国家和人民是有害无益的。这里虽然有墨子对儒家厚葬久服的丧礼的不满，但也反映出墨子对文学必须施于刑政、利于万民的强烈诉求。
二
我们说孔、墨的文学观念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只是就其思想基础、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而言。而就其学术观点而言，孔、墨可谓大相径庭，把他们作为对立的两个学派的始祖是恰如其分的，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因此判然有别。
孔子的文学观念是以先王传留的文献为基础、以西周礼乐文化为核心、以人文教育为手段、以文治教化为目的的一种大文学观，其中包括文献、制度、风俗、习惯等内容，涵盖了人的知识、情感、意志、品质和社会伦理、道德、政治、教育诸方面［11］19-25。在孔子看来，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是理想的社会制度，与这一制度相联系的礼乐文化是优秀的道德文化。对于个体而言，所谓文学，就是要通过学习先王传留的文献理解这一制度文化的精髓，锻炼自己的君子人格，“尊五美，屏四恶”；“知命”、“知礼”、“知言”［7］《论语·尧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7］《论语·季氏》；“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7］《论语·卫灵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7］《论语·颜渊》；“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7］《论语·季氏》；“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思内自省也”［7］《论语·里仁》；使自己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无不符合礼乐规范，无不体现君子风度。对于社会而言，所谓文学，就是文教（文治教化），即以君子人格和礼乐精神之示范来影响、教育、改造社会，带动社会进入理想状态，不采用武力征服等强制手段。孔子的逻辑是：“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7］《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7］《论语·为政》“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7］《论语·宪问》这样，文学在孔子那儿，就带有个人修养和社会治理的双重内涵，个人修养包含了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社会治理则包含了德政与文教，而文本文献和礼仪制度就成了文学的物化形态。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的文学观念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虽然申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7］《论语·述而》，似乎他所“述”的一切都是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过的，西周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真像他描述的那般美好。然而事实上，他所提倡学习的先王传留的文献经过了他的选择和阐释，已经被理想化了，而他所憧憬的君子人格的理想境界也是当时士人难以达到的。孔子以为只要人们自觉维护礼乐制度和践履礼乐文化，就能“恢复”理想的社会秩序，文学只不过是符合礼乐精神的君子人格和社会制度的表征而已。
墨子与孔子的文学观念的区别，从根本上就反映在他们对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的认识差异上。墨子对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理想化的）持根本怀疑与否定的立场，因此，在墨子所法先王的观念中是不包括礼乐的，墨子教育学生所使用的文学文本当然也就不会有礼乐的内容。
孔、墨虽然都生活在保留礼乐文化最为丰富的鲁国。但孔子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有机会接触贵族礼仪，并且希望社会回到被其理想化了的“礼崩乐坏”之前的西周时代。而墨子自称“北方之鄙人”［2］《吕氏春秋·爱类》，居“无暖席”［12］《文子·自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对于“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8］《墨子·兼爱中》的社会现实有更切身的了解，认识到孔子的社会理想和文学观念在当时对国家和人民不仅无所帮助，反而害莫大焉。他说：“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悦），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也。此足以丧天下。”［8］《墨子·公孟》对于当时天下“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8］《墨子·非乐上》的乱象，墨子与孔子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孔子以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7］《论语·季氏》、“陪臣执国命”等“下犯上”是造成“礼崩乐坏”的根本原因，而墨子则以为社会混乱是由于“不相爱”而引起：“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8］《墨子·兼爱上》对于建立怎样的社会秩序和如何建立社会秩序，墨子与孔子的认识同样大相径庭。孔子以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7］《论语·阳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7］《论语·颜渊》是理想的社会秩序；只要人人克己复礼，就能实现社会和谐安定：“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7］《论语·颜渊》墨子却不这样认为，他以为理想的社会秩序应该是“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8］《墨子·尚贤上》。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尚贤，他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8］《墨子·尚贤上》这显然是不符合西周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礼乐制度规范的。孔子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希望他们自觉遵守礼乐规范以恢复社会秩序，墨子则站在平民阶级的立场希望统治者选贤授能来重建社会秩序，二人都在先王那儿寻找思想文化资源，这就决定了他们选择的内容或重点是不同的。墨子根本反对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是因为这一制度和文化与他的学术思想背道而驰。墨子所谓“为文学出言谈”显然是不包括礼乐在内的，无论是在人格修养和政治制度层面，还是在历史文献和文化教育层面，礼乐都是被墨子所拒绝的。因此，在《墨子》一书中，只有对礼乐的批判，没有对《礼》、《乐》的征引。
墨子之所以与孔子对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的态度迥异，不仅是因为二人所持的阶级立场不同，也与他们所持的学术评判标准不同相关联。孔子之所以重视礼乐，是因为他认为礼乐既是培养人的德性和重建社会秩序的途径，也是培养人的德性和重建社会秩序的标准，只要实践了礼乐，人就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社会就会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孔子指出：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7］《论语·宪问》明确提出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论语·泰伯》。然而墨子却不同意这样的判断，他认为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8］《墨子·非儒下》，对社会有害而无益。他指出，合于礼乐的行为并不必然是正确的，他曾对鲁阳文君说：“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亓可乎？”当墨子把贵族的征伐掠夺与贱人的侵害抢劫放在一起比较时，所谓“礼”的荒谬就凸显出来。鲁阳文君只能回答：“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8］《墨子·鲁问》那么，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种学说的好坏、一个人的贤否呢？墨子提出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仁者之事[注: 原文为“仁之事者”，据孙诒让校改。]，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8］《墨子·非乐上》“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8］《墨子·节用中》墨子并不是以为钟鼓琴瑟之声不乐、黼黻文章之色不美、牛刍豢煎炙之味不甘、高台厚榭之居不安，而是认为这些东西对国家和人民有害。人民“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8］《墨子·非乐上》，铸造礼器乐器“必厚措敛乎万民”，“亏夺民衣食之财”，行礼作乐必然“废君子之听治”、“废贱人之从事”，“君子不强听治，则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则财用不足”［8］《墨子·非乐上》，因此，“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8］《墨子·非乐上》。看来，墨子的文学观念中不仅不包括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的内涵，而且也不包括伦理修养和审美教育的内涵，从而大大缩小了孔子所揭橥的文学概念的指称范围。
三
那么，墨子所常说的“为文学出言谈”之文学概念究竟指称的是什么呢？
墨子说：“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之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政）。此言之三法也。”［8］《墨子·非命中》显然，墨子的所谓文学，是其立言的一种方法，包含在其三表法中。正如墨子所说：“子墨子之有天之（志），辟（譬）人（之）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度量天下之圆与不圆也。……此其故何？则圆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度量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8］《墨子·天志中》又说：“故子墨子之有天之（志）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8］《墨子·天志中》墨子这里所说的方法（圆法）既是学术方法（圆法），也是文学方法（圆法）。而他所谓的文学，就是以“天志”为规矩（方法、圆法）而选择的“圣王之事”、“先王之书”以及由这些故事和书籍所引出的“言谈”。“先王之书”在其中无疑具有典范和中介的作用。在墨子看来，“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8］《墨子·非命上》。墨子在论证自己的学说时，便常常引用《诗》、《书》做依据，即所谓“姑尝本原之先王之书”［8］《墨子·兼爱下》。如论证兼爱时，引《泰誓》、《禹誓》、《汤说》、《诗大雅》等为说，论证尚贤时，引《诗周颂》、《距年》、《汤誓》、《吕刑》等为说，论证非命时，引《仲虺之告》、《太誓》、商夏之《诗》《书》、禹之《总德》为说。这些应该就是墨子所说的文学。
在墨子的文学观念中，文学既包括他所肯定的符合“天志”的“圣王之事”、“先王之书”，也包括他个人的言论创造。这样理解文学不仅与孔子截然不同，也反映出墨子的文学观念是对孔子文学观念的重要发展。
孔子宣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7］《论语·述而》，在他的文学观念中是不包括个人的文学创作的。然而，墨子却正好相反，他是反对“述而不作”的。当公孟子提出“君子不作，述而已”时，他说：“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述[注: 原文作“诛”，据俞樾说改，下同。]，今之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述），己有善则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述而不作，是无所异于不好遂（述）而作者矣。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8］《墨子·耕拄》当公孟子提出：“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墨子的回答是：“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8］《墨子·公孟》所谓“数人之齿，而以为富”，是当时人常用的一个比喻。《列子·说符》云：“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曰：‘吾富可待也。’”［13］把先王的遗文作为自己的资本而代替自己的创造，这就好比把别人的遗契作为自己的财富一样，是荒唐而可笑的。显然，墨子是肯定和鼓励述而且作的，甚至认为作比述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墨子既以合于“天志”的“圣王之事”、“先王之书”为文学，也以合于“天志”的个人言论创作为文学。他在引“圣王之事”、“先王之书”论证其学术观点时，不是像孔子那样重在解释经典，而是将这些经典作为证明自己学术观点的材料，为了让这些材料切实有用，他甚至不惜改造其形式和内容。墨子最爱引用的经典是《诗》、《书》。据统计，《墨子》引《诗》共11处，完全合于汉代齐、鲁、韩、毛“四家诗”的很少，其中不见于“四家诗”者4处；大异于“四家诗”者3处；相近的5处26句中，与《毛诗》相异者10句，与《齐诗》相异者10句，与《鲁诗》相异者11句，与《韩诗》相异者9句，差异都超过1／?3。因此有人以为：“这么大的差异比例，我们有理由相信，《墨子》引《诗》所用版本与汉代‘四家诗’的版本有别。”［10］78墨子引《书》的情况与引《诗》类似，“《墨子》中引书共40节，其文字可与今文《尚书》比对者5节；其篇目可与汉代新出之‘百两《尚书》’之篇目比对者、其文可与新出《泰誓》文比对者，计11节；可与东晋梅赜古文《尚书》比对者5节；共21节。而《墨子》所引不可与今传所有《尚书》系统比对者19节，几乎占一半”，而在可以比对的各节中，文字上也存在颇大的差别。“这是否可以说，墨家所传先王之《书》，自有独自的选本系统。”［10］108。也有人以为：“他引用《诗》《书》（雅言、古文），不是弄古董，而是说道理，所以在形式上用的是当时的‘白话翻译’，不是古文典章。”［5］195这些解释都有道理。不过，还可以做另外的解释，即墨子并不严格引用《诗》《书》，而是根据需要加以选择、简约、改造和创作，以服从于他说理的目的，例如他在《非命》中所提到的“先王之宪”、“先王之刑”、“先王之誓”的话语一样，可能是他的托词；引用的“商夏之《诗》《书》”、“禹之《总德》”并不见于他人征引，可能是他的创造。顾颉刚就曾指出，尧舜禅让的故事是墨子的创造，许多关于上古帝王的制作的传说也是墨子的创造。［14］119-125这样看来，墨子虽然把孔子的文学观念中的某些内涵（例如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剔除了出去，却又把在孔子的文学观念中原来没有的内容（例如个人言论创造）增加了进来，文学观念因此有了新的发展变化。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墨子的文学观念中不仅以“天志”为“方法”（圆法），同时还以“明鬼”为辅助，这又是与孔子根本不同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7］《论语·述而》，坦陈“未知生，焉知死”［7］《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7］《论语·雍也》，他的文学观念中没有神秘主义的东西。而墨子则不然，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8］《墨子·明鬼》。他列举周、燕、宋、齐等列国《春秋》所载鬼神赏贤罚暴之事例以证明鬼神之实有，又举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崇敬鬼神事，以及《周书》、《商书》、《夏书》之载有鬼神，以说明“尝若鬼神之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8］《墨子·明鬼》。墨子“明鬼”虽然不能说不是出自他真诚的信仰，但他显然更看重其现实的作用，即鬼神信仰对人（包括君子和庶民）的行为的约束，因为在他看来，“有鬼神见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洁廉，见善不敢不赏，见暴不敢不罪。民之为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然而，“明鬼”免不了要祭祀，这与他提倡的“节用”似乎矛盾，但他指出：“今吾为祭祀也，非直注之污壑而弃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欢）聚众，取亲乎乡里。”［8］《墨子·明鬼下》祭祀的物品不仅不会浪费，还可以“取亲乎乡里”，何乐而不为？这是多么现实的考虑！墨子的“明鬼”与他的“尊天”一样，也是他“为文学出言谈”的一种“方法”（圆法），他说：“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8］《墨子·天志上》这样一来，墨子就成了“天”的代言人，“尊天”、“明鬼”不仅不会限制他的学说的创造，反而为他的学说创造开辟了道路，他的“为文学出言谈”也就有了更为开阔的思路和更为丰富的内容，他的文学观念也与孔子的文学观念有了更明显的区别。
四
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累积过程，从表示带有巫术性质的人的外部修饰到注重社会伦理道德的人的内心修养，反映出祭祀文化向礼乐文化的演进。［15］而由孔子所揭橥的文学观念则以礼乐为核心，将人的内心修养与外部修饰统一起来，将人格锻炼与政治实践打成一片，使文学具有了无比丰富的内涵：“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对西周以来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概括；从教育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培养人才的一种类型；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鼓励学生从政的一种方式；从文化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对儒家文化学术的一种指称。”［11］24就其可能的指向来说，文学可以是人格修养，可以是教育方式，可以是行为操守，可以是政治实践，可以是社会制度，可以是意识形态，可以是历史知识，可以是文化理念，等等。孔子文学观念的普泛性反映出春秋末期社会上层建筑处于比较混沌的状态而未能分门别类发展的客观事实。
正因为孔子的文学观念圆融而含混，弟子们对它的理解也就各不相同。孔子逝世以后，“儒分为八”，被孔子赞许为有“文学”之长的子游、子夏对文学的认识也出现了分歧，子游偏重于从培养君子人格和实现仁政理想的层面来理解文学，而子夏偏重于从规范社会行为和学习文化知识的层面来理解文学，使孔子的文学观念出现了分化［16］。墨子“受孔子之业”，了解孔子的文学观念，他正是在孔门文学观念出现分裂的情势下，提出了与孔子文学观念既有某些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文学观念。
墨子在形式上保留了孔子所揭橥的文学概念，却抽掉了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礼乐制度、礼乐文化、礼乐教育、礼乐精神，而以“天志”为衡量其是否为文学的“方法”（圆法），使自己的文学观念与孔子的文学观念区别开来。如果说在春秋末年尚有礼乐思想生长的土壤，孔子能够以礼乐为文学并得到社会的一定程度的认可，那么进入战国时期，礼乐文化已经完全没有恢复和发展的空间，侈谈礼乐无异于痴人说梦，再以礼乐为文学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也解决不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墨子把孔子复兴礼乐的理想期待改换成“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原则，用外在互利的“义”代替内在自省的“仁”，用“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8］《墨子·兼爱下》的等价交换的贤人作风代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7］《论语·雍也》的推己及人的君子人格，用“贤者之治邑也，蚤（早）出暮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8］《墨子·尚贤中》的辛勤劳作代替“吾日三省吾身”［7］《论语·学而》的心性修养，用“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的新丧制代替“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9］《庄子·天下》的儒家丧礼，这些都体现了平民阶级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要求，也适应了战国初年社会急剧动荡酝酿变革的需要，以此“为文学出言谈”，必然受到多数人的欢迎，墨学也因此继儒学而起成为显学。如果因此说孔子的文学观念是理想主义的，而墨子的文学观念是现实主义的，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上述结论就需要重新审视了。孔子所提倡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宗法社会以等级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经济基础。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礼崩乐坏”，而等级社会的基本结构却并未彻底破坏，氏族血缘的宗法基础也未根本动摇，因此孔子所云“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亦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7］《论语·阳货》以及其“爱有差等”的学说，显然更适合当时社会的文化心理和人们的情感诉求。即使主张不分亲疏差等而“兼相爱”的墨子，在其学说中也将人群分为“君子”、“小人”[注: 如《墨子·非乐上》云：“君子不强听政则刑政乱，小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或“贵且智者”、“愚且贱者”[注: 如《墨子·尚贤中》云：“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他设想的社会结构也是“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8］《墨子·尚贤中》，“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一同天下之义”［8］《墨子·尚同中》，仍然是一个专制的等级社会，只是形成等级的依据不是宗法血缘而是贤愚罢了，而贤愚的标准恐怕是更难确定。他认为像他这样“为文学出言谈”的游说之士，若“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区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8］《墨子·鲁问》，同样肯定了“劳心”与“劳力”的差别。因此，他所提出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8］《墨子·尚贤下》的“为贤之道”，以及“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8］《墨子·兼爱中》、“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8］《墨子·天志上》的处世态度和“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8］《墨子·兼爱下》的社会理想，反倒是不现实的，那只是小生产者的一种乌托邦而已。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孔子的文学观念则属于现实主义的，而墨子的文学观念反倒是理想主义的。
墨子“为文学出言谈”，提倡“节葬”、“节用”、“非乐”、“非攻”，都是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因而他的文学观念体现了一种实用主义的色彩，他的“述而且作”也是围绕其实用的目的而展开的，“利”是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即使是他提出的“天志”、“明鬼”，也是用来限制天子权力和加强内部约束的，同样有“利”的打算。这样，墨子的文学观念就显得赤裸裸地缺少修饰。墨子曾批评儒者“乐以为乐”之说时指出，如果有人问“何故为室”，回答应该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8］《墨子·公孟》，而儒者说“乐以为乐”就好比说“室以为室”一样，并没有说出“乐”的实际用处，因而没有意义。然而，人的社会活动并不都是物质活动，还需要精神活动。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并非所有的活动都可以用有无实际用处来衡量。荀子批评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17］《荀子·解蔽》，是有其道理的。相对而言，孔子的文学观念则比较具有超越性，他认为文学是基于人的内在情感的东西，不能只从外在的形式去理解，即使对于礼乐，孔子也不以为它们就是一种仪式或形式，而是更强调内心的体验，特别是血缘宗法情感的灌注，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7］《论语·阳货》“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7］《论语·八佾》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文学基于人的内在情感，它就不能只按照有用无用来判断，或通过利害关系来衡量。在孔子的观念中，文学基于人性的本质，呈现出“内圣外王”的真、善、美，不仅是人的内在需求，也是社会的理想状态，并不以实用为标准，这便为文学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在墨子的观念中，文学的主要功用是能够为游说者出言谈，即有助于宣传其学术观点，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学观显然是不利于文学的发展的。不过，正是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使墨子将文学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并不像孔子那样以文为教，要求弟子都要学习文学。当治徒娱、县子硕问墨子“为义孰为大务”时，墨子回答：“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8］《墨子·耕拄》这样，“为文学出言谈”就不是人人都要进行的活动，而是可以也应该进行社会分工的，而这种社会分工对文学自身的发展又是有利的。至于墨子以为各人的言论创造即是文学，更是为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和多种可能性。
孔子的文学观念中不仅有血缘宗法情感的灌注，而且有艺术审美精神的诉求。他听《韶》乐，可以沉湎其中，“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7］《论语·述而》，而墨子没有这样的观念。他所追求的是“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8］《墨子·非命下》，为此他提倡“节葬”、“节用”、“非乐”、“非攻”，并率领弟子们勉力而为，《庄子·天下》批评墨家“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9］《庄子·天下》荀子则批评说：“墨子大有天下，少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知欲，不知欲则赏不行”［17］《荀子·富国》。的确，墨子“为文学出言谈”既没有强调情感基础，又没有重视审美愉悦，无论如何是难以打动和说服听众，切实指导人们的行为的。由于墨子博学而善辩，他在“为文学出言谈”宣传自己的学说时还能够耸人听闻，但由于他不提倡文学的情感性和审美性，他的学生当然会缺少相应的训练，以致在墨子弟子们记载其学说的文字中也缺少像孔子弟子记载孔子言行那样富有情趣和文采。墨子后学最终只能形成以“巨子”为“教主”的准宗教团体，而不能让大家心悦而诚服。墨子的文学观念也因此缺少孔子文学观念的影响力，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 参 考 文 献 ］
［1］ 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3］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 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痒．中国思想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 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7］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5．
［8］ 吴毓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9］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 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第1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 王齐洲．论孔子的文学观念［j］．孔子研究，1998(1)．
［12］ 李定生，徐慧君．文子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3］ 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附中国辩伪史要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5］ 王齐洲．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原［j］．中国社会科学，1999(1)：134-146．
一、教材观的转变
我们现在的化学教学内容是比较陈旧的，由于教材的落后给教材造成的负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学生尽管书本知识学了不少，但毕业后面对高速发展的科技社会，眼花缭乱，不知所措。而发达国家的教学内容一般每隔5年，就要有一次较大的变动；有的国家两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以保证教学内容的现代化。在高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是我国化学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
传统教育理论认为：教材应按逻辑顺序进行编排，它不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认知层次，因此内容繁杂，只重视纵向的知识体系，忽视了知识的横向联系和综合运用，只利于教师教，不利于学生学。现代教学理论则重视教材内容的基本性，主张学习化学的基本结构。新的教材观应是：
①教材现代化。把20世纪以来化学学科中的新成果吸收到教材中来，使教材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
②教材理论化。在教材中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比重，提高理论水平。
③教材结构化。在教材中反映出化学学科的基本结构，使学生便于学习，掌握本学科的基本框架。
④教材的多样化。除必修课外，还应开设各种类型的选修课，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
⑤教材的趣味化。增加教材的可读性，增加化学史和化学小实验，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现代教学理论认为，教材内容包括五个层次：知识层次、能力层次、情感层次、认知层次、教学思想及方法层次。从教材的结构上，应突破重点，以重点带全面。比如对重点知识，结合科学发现的过程及化学史，讲清来源和应用范围，使学生掌握学习思路和方法，提高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
二、教师观的转变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作为教师，不应只满足于能教好课，而应该具有较高的教育理论修养。一方面，教师应进修一些有关教育理论方面的课程，包括教学论、课程论、化学教育学、化学学习心理学、教育测量学、智力心理学等。另一方面，教师应结合教学进行教育研究，每学期都应写一些科研论文，这样，教师不是在单纯地进行知识的传授，而是象心理学工作者那样，发现学生心灵的奥秘，捕捉学生内心的感受，培养学生健康良好的个性，建立起高尚美好的情操。
教师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对学生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未来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归根结底是对教师的要求，无论是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将取决于教师的素质和态度，教师不会做的事，很难让学生学会做，教师不具备的品质，也很难在学生身上培养出来。所以，教师必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各种技能，教师不仅要具备化学知识，还应该有社会知识与实用技术知识，不仅能讲授，还能够运用现代化的教学仪器。教师除了应注意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外部行为之外，更应该注意自己的个性及心理品质，应该从政治、道德、知识、能力、心理、审美能力等诸方面提高自己，全面发展，综合提高，成为“全能型”、“开拓型”、“创造型”的教师。总之，要让学生具有的品质，教师应首先具有，21世纪的教师要走在21世纪学生的前头。
三、人才观的转变
一般地说，人才分三个层次：那些具有非凡创造力和创造精神，具有突出智慧，丰富学识和优良心理品质的高级人才，是人才的第一层次；能够熟练掌握和通晓某一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的专业人才，是人才的第二个层次；有一定文化素养和实践经验的广大公民和普通劳动者，是人才的第三个层次。社会对于这三个层次的人才都是需要的，缺一不可。比如在厂矿，既要有工程师，也要有技术员和技术工人；在大学和研究所，既要有教授、研究员，也要有资料员和实验员，社会对各种人才的需求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如果建筑公司只有绘图员没有施工工人，医院只有开药方的医生没有抓药的护士，工作如何开展！但当今许多人认为，只有高分考上大学才是人才，在高分、大学、人才之间画等号，因而在中学阶段一切围绕分数转，只抓智育，不抓德育、体育、美育、在智育中，只抓知识，不抓能力；在知识中，只抓高考要考的知识，不抓生活知识和社会知识。这一切，都是片面人才观的反映。
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才的要求不仅是多层次的，而且是多方面的。既需要科学家、也需要音乐家、艺术家、体育明星、发明家。我们的学校要把培养多种人才作为我们的任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人的大脑分为两个区域，分别控制语言和数学两种智能，美国哈佛大学加德纳教授却认为，人具有六种智能，由大脑的六个区域来控制，前两种是众所周知的语言和逻辑（数学）智能，后四种则分别为音乐智能、体育智能、空间想象智能和感知自己或他人情感的智能。这六种智能各有自己的信息储存库，这一点可由某些健忘症患者的症状来证明。他们有时丧失了某种记忆力，而另一种智能却异常发达，这同时也证明了这六个区域中的某一区域若缩小，即某种智能衰退。其他区域则相应扩大，占据原属于另一智能的区域。另一智能则有可能发展。这就为我们培养各种人才做了生物方面的最好注释，也就是说，学生在这六种智能中的任一方面的发展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只以文化课的分数高低来衡量是不是人才，而应努力发现学生的特珠才能，为学生特殊才能的发展提供特殊的条件。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教师一般都喜欢学生循规蹈矩，而认为那些常问“为什么”的学生是“刺头”，其实，这些“刺头”的创造力都很强。著名发明家爱迪生小时候就因为问了“二加二为什么等于四”，而被教师赶出了教室。我们在教学中有时也会发现，学生没按教师的思路做实验，教师大发雷霆；学生对某个问题刨根问底时，教师不耐烦地敷衍学生。所以，德国心理学家海内尔特说：“今天的学校忽视了促进创造力，而且常常跟创造力做对”。海内尔特的话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在我们不正确的人才观的指导下，在我们的训斥下，有多少创造思维的火花被熄灭，有多少人才被埋没……，是转变人才观的时候了。
四、认识观的转变
近年来，“STS”（科学·技术·社会）教育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这是由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已越来越广泛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因而，科学、技术、社会这些本属不同范畴和不同性质的体系，在现代社会中已愈来愈成为紧密关联相互渗透的整体，而化学在“STS”教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现代高科技领域取得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化学学科发展的结果。因而中学阶段的化学教育应该完成三个任务：①教给学生基础的、系统的化学知识；②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能力；③使学生养成科学态度和培养学生美好的情操。但相当一部分教师在教学中连一项指标都达不到。因为他们不是让学生自己去学习、去思考，而是让学生大量地背诵，靠死记硬背记下公式，会套公式算题即可，而新的教学观念认为：背诵一些定理定律不是学习，能背诵，记住的东西并不一定能理解，而不理解的东西是学不会的。
还有一些教师在教学中不考虑中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状况，把中学生当作“缩小了的成年人”，不注意中学生的思维习惯、认识过程和认识规律，一切教学活动都按教师的思路进行，让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笔者认为，在教学中要具体体现学生的主体与教师的主导地位的完美结合，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提问题找思路，做实验，错误让学生析，是非曲直让学生辨，方法优劣让学生比，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五、知识的转变
目前的教学过程中过多地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其实，知识不过是我们教学中的一个目的，我们还应该注意非知识性素质的培养。
①强调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但要学习书本知识，更要注意培养能力和技能，不但要培养化学方面的能力，还要通过学习化学养成正确的自然观和科学态度，如终生学习观点和自学能力，与别人合作的能力，选择、处理和运用信息的能力。
②强调渗透和综合，现代科学发展有两个突出特点，即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一方面门类越分越细，另一方面由于各学科之间的广泛渗透，产生了许多综合性的边缘学科。所以不但要强化化学知识，还要注意化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不但要重视书本知识，还要注意社会知识、人文科学、使学生的知识“广、博、精、深”，为未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矗
③要注意培养“学是为了用”的观点，努力创设学生自己动手实验、观察、制作、创造的机会，把化学变成活生生的实物，活生生的生活，活生生的化学。
六、过程观的转变
化学教学中狭义的过程一般是指化学实验过程、概念的形成过程、规律的演变过程或某一被研究系统从一个状态变到另一个状态的过程。我们知道，知识与能力是构成现代人才的两大要素，知识是能力的基础，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能力，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转化成能力，只有活的知识才具有能力价值，化学过程和终端结论相比，前者属于活的知识，后者属于死的知识。在教学过程中，倘若忽视化学过程的分析研究，而强求学生死记硬背结论，实属本末倒置，在教学中，要把重点放在做好化学实验，分析化学过程中，这样，学生不但通过研究过程掌握了知识，还掌握了研究问题的方法。
广义的教学过程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或引导下，通过自己的学习活动来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发展认识能力，逐步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众所周知，在一般的认识过程中，所涉及的是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之间的关系，这可以称为是认识论中的“二体问题”。
但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认识的主体（学生）和认识的对象（客体）之外，还有教师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教学过程是个三体问题。处理好教学过程，也就是处理好教师，学生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这三者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就构成了教学过程的基本矛盾，由于人们对这三者在总体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矛盾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处理方法，就导致了不同的教学思想，结论及方法。
比如，过分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而忽视学生学习主动性，是注入式教学法的基本特征，这种教法主要表现为“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将知识“嚼烂”喂给学生，而新的教学观点则认为，学生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可以独立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一定的条件，则靠教师来提供，进行指导和引导，这种方法称为“指导发现法”，也就是说，学生依据教师和教材提供的材料，背景、场所、器材，由教师启发指导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实验、思考、问答、讨论、分析推理、综合概括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得出结论，使学生成为知识的再发现者，这种方法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获取知识的过程，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他们由接受教师灌输知识的被动地位转变为自己发现和获取知识的主动地位。学生自己参与问题的发现、实验分析，结论的整理过程，这种重视过程的教学方法对于学生的自学能力、实验能力、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强化、提高都是颇有益处的。
七、课堂观的转变
传统的课堂教学是一个教师面对全体学生讲，基本上是教师——学生的单向传递，美国教育家林格伦曾把课堂上的师生交流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单向交流，教师讲，学生听；第二种是双向交流，教师问，学生答；第三种是多向交流，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相互问答；第四种是综合交流，师生共同讨论、研究、做实验，所以，我们的教学信息传递方式应该由单一转向多向，即同学教师，同学同学，同学社会，应由课堂转向课堂课外活动家庭社会一体化，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多手段的综合、立体大课堂。
以前我们过分地强调保持教师的尊严、保证课堂的纪律性、严肃性，使课堂气氛紧张，学生情绪受到压抑，现代心理学证明，紧张的情绪是妨碍学习，抑制智力的。所以，教师应在课堂上营造和创立一种宽松和谐的氛围，把紧张的学习过程转变为愉快的学习，精心设计游戏、实验、情景，让学生感到学习有趣味、有意思，现在流行的诸如“愉快教育法”、“幽默教学法”、“快乐学习”等均属这种类型。
在每节课的45分钟内，目前基本上都是教师用于讲课，而在美国，每节课只讲10分钟，剩下的时间让学生相互交流，提问、消化、教师不“承包”学生的学习，教师不再以讲为主，而是以导为主，变“讲师”为“导师”，学生不再以听、抄、记为主，而是以练、思为主，自己动手、动脑、动口，自己阅读、思考、质疑，使课堂真正成为学堂，使学生在课堂上真正象大教育家夸美纽斯所说的那样：“能看见的东西用视觉，有气味的东西用嗅觉，有滋味的东西用味觉，能感触到的东西用触觉”，使学生活动成为教学的中心环节，在宽松、自然、和谐的氛围中，让知识、方法、能力如泉水般流进学生的心田，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课堂观。
八、评价观的转变
许多学生从小学起就开始受“考试”、“补课”的折磨，其目的只有一个：上大学，而怎样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有道德、情操、素养的公民，却往往被忽视，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教育评价的错误导向所致。
教育的评价功能有多种，但主要表现为甄造功能和发展功能两种，人们历来对评价的甄造功能比较重视，通过它来体现教育的人才分配作用，而对评价的发展功能研究得不够，人们希望通过甄别选拔考试，对学习者按智力水平层层选拔进入高一级学校深造，堆砌“象牙宝塔”，因此，学习者的升学竞争异常激烈，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由于评价的甄别功能被不恰当地提高，造成了我国中学教育围绕考试评价运作的情景，教师为考试而教，学生为考试而学，教师满堂灌，作业满天飞，为追求高分而牺牲学生的兴趣，生活追求，价值目标和情感生活，用题海把学生训练成解题和应试的机器，所以，把升学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不符合大多数学生的需要，由此可知，考试评价作为左右教育的指挥棒，其对教育的制约和干扰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教育的评价观念的更新主要表现在应从重视评价的甄选功能转变到重视评价的发展功能上来，让评价为学生的发展服务，让评价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注意评价信息的及时反馈，调节教与学的进程，让评价促使学生萌生成就感，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内驱力。
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关系定理（韦达定理）的教学，通常采用先用求根公式求出方程的两根，，然后计算，来处理，这样做基本上是验证性的，似乎不利于学生透彻理解韦达定理的实质。但如果采用探究的方法：
1、填表：
2、由上表你能发现一个怎样的规律？试用语言叙述。
3、你能用理论证明它的正确性吗？（让学生阅读课文后试试动手证明，并想想共有几种证明方法。）
由于所学的知识是学生亲自参与探究才得到的，因此印象会特别深刻，对公式定理等的理解尤其透彻。这种重视探究，重视尝试、发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显然更适合新世纪的时代要求，更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教学观念不同，教学的处理、安排就不同，因而教学的效果也就不同。在现实的教学中，许多教师辛勤劳动，往往都事倍功半，收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有些过分的做法压抑、扼杀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教学观念陈旧，“注入式”教学观念作崇。而教学成功的教师，往往都事半功倍，不仅完成了基本知识与技能的教学，而且很好地发展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这其中的奥秘也不难解开，就是有现代教学观念在起指导作用。那么，适应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教学观念有哪些呢？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
以人为本，在教学中就是以学生为本。主要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教学要以学生的发展（包括知识、能力、个性、创造性等）为出发点。教什么和怎样教都要适应学生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使学生的发展适应教什么和怎样教；二是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和发挥学生的个体地位与作用，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得到生动活泼、创造性的发展；三是把学生的发展情况作为衡量教学成败的主要标准,尤其是学生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以此为衡量教学的重点。
二、创新的教学观念。
创新是社会与民族进步的动力和灵魂，也是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动力和灵魂。教师必须牢固树立只有创新才能完成培养创新人才的观念。创新观念贯彻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之中，统帅教学的全过程。具体来讲：
1、在教学目标上，要突出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在这里创新精神是一个大概念，包括创新认知，即了解创新的意义，有创新的意识等；创新情意，即喜欢创新，乐于创新，能以顽强的意志，把创新活动进行到底等；创新的能力，包括创新思维、创新个性、创新技能技法等；创新行为习惯，使创新变成自觉主动的行为，成为个人生命和学习的一部分。教师在教学目标的定位上要坚持把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放在重点的位置上。
2、在教学过程上，教师要科学地、艺术地设计教学的各个环节，使导入新课富有情趣，让学生充满好奇和兴致地投入教学；使教学各个环节衔接自如，富有“戏剧性”变化，让学生如入艺术的境地，获得惊喜和进步；使教学的结尾富有启发性、思考性，让学生有充分想象、思考和探新的余地。
3、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打破单调机械的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传输教学组织形式，代之以教师与学生互动的双向教学组织形式。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辩证观念
当前，多元化的文化正在不断发展中，中西方的文化在不断的交流与碰撞。比较文学这门学科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一、比较文学中的差异和同一性
在对比较文学的学习中，需要先对学科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在西方文学历史上，主要由柏拉图等人的同一理论与赫尔德等人的相对主义理论组成。在同一理论中，人们认为人类文化是存在一定的同一性的，所以各个民族的人们之间都可以利用相应的语言符号来交流，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心理也存在共通性。在这样的条件下，那么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肯定也是相通的。这一理论也同样在我国古代文化大师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进行了阐述。而在赫尔德等人的相对理论中，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们对外界文化是有一定的抵抗性的。对于外族文化，只有在经过民族文化的同化之后才能传承。长久以来，这两种文化辨证观念都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历史上占据着主要位置。
笔者在对比较文学的理论进行新的辨证分析之后发现，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共同性，东西方文学史中，都有抒情诗和史诗等，中国文化中的《离骚》与西方文学中的《神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此同时，各个民族文化之间又是相互独立的，西方文化传达的思想往往都是“人定胜天”，人需要战胜自然的思想，而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始终认为“天人合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所以说，东西方文化之间既存在差异性又存在同一性，需要对这两种特性进行辨证的看待。
二、全新辨证观念的形成
现在是21世纪，全世界文化融化的背景下，比较文学也应该形成一种全新的辨证理念。自然科学与美学的相互交融，促进了新的辨证注意观念的有效形成。
（一）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辨证统一
在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中，需要将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同一进行辨证的看待，在承认差异性时，需要承认文化的同一性，二者之间应该是互为前提的。单纯的以某一民族的文化标准来对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判断是不准确的，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同一，需要先认识到双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并在辨证的比较之中建立同一性的关联。
（二）差异性和统一性的相互渗透
在比较文学新的辨证观念中，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不仅是文化传播方式上的比较，还应该是将思维和方法进行融合。学习比较文学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求同存异，而是要将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进行融合，将二者进行相互渗透并转化。
（三）加强民族文化间的对话
比较文学认为各民族文化之间具有同一性和差异性，而新的辨证观念需要各民族文化之间进行对话和交流。只有加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才能够在保证各民族文化的差异的基础上寻找民族文化之间的同一性，进而有效加强比较文学中的辨证联系。
三、新辩证观超越形式
比较文学从诞生到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工程中，比较文化的方法论受到了很多人的重视。怎样全面、客观的看待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了当前比较文学发展和传承的重要环节。
在比较文学中，“比较”二字是将思维方法与比较方法进行辨证统一，思维与比较的辨证关系，也恰恰体现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辨证统一。从这个特点上看，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是存在本质的区别的。在比较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形式比较方法在中西方文化史上都有长远的发展。“墨经”是中国古代比较文学发展的重要代表，也是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展的主要模板，在墨家思想中，认为“同，异俱于一也”，认为所有事物之间都能够相互依存。而在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亚里士多德的辨证观念正与墨家思想相通。当今社会，民族民族文化和国家之间的文化进行了交流和碰撞，这使得当代文化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再次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那么新的辨证观念就显得很重要，也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中心。比较文学史在新的辨证观念的发展中产生的。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将比较文学和其他的自然学科进行练习，就能够实现思维上的统一。比较文学运用辨证的比较方法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这种研究方法也是辩证的。在比较文学中，中国的阴阳之道对应的是西方的中心主义学，中国的形象诗学与西方的理性诗歌之间又是统一的。
四、新辨证观念发展中的比较文体
比较文学，是寻找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同一性的重要学科，这门学科在新辨证观念的发展中有了新的意义，但是关于比较文学的主体概念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当一个民族的文化被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人所接受时，必然是能够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并在交流中比较，这也是新辨证观念下比较文学的主体概念。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进步，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构建，还会不断的变化和更新，形成新的辨证观念。
五、结语
总之，比较文学受新辨证观念的影响比较大，新辨证观念对比较文学的特征和主体以及概念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需要比较文学理论研究学者，能够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不断进行新的学科建构，以便能够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能蚶用多元化的角度看待文化发展，进而促进全球文化之间的融合，有利于我国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课程改革；教学观念；语文素养；教学模式
当前，中国小学语文教学正面临着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其目的是更好地推动小学语文教学的进步，使小学语文的教学品质有所提高。传统的语文教学因为受我国多年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在观念上存在许多弊端，新课程、新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了固有的教学模式，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新课程呼唤小学语文中的新观念
传统的小学语文教学有着一定的弊端：第一，只重视教师的表演，只关注学生的整齐，一切顺着教师预先设计好的思路教学，维护着严格的课堂秩序。第二，学科之间缺乏一定的沟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按照一定的语文课本走向进行传授，这样使语文与其他学科之间缺乏沟通，学生难以融会贯通。第三，忽视课堂学生的情感活动，只顾关注客观世界而忽略了自我意识。第四，越过过程与方法，重视结论。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只大量地灌输前人的结论，学生机械地记住，缺乏自主性与创造性。
而新课程下，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要求则是全面提高小学生的语文素养，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积极倡导自主、探究的学习方式，努力建设开放而具有活力的语文课程。只有将素质教育理论、个性教育理论、创新教育理论这些小学语文教学新观念的理论基础实施到传统教学中，才能摒除传统教学的弊端，使小学语文教学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小学语文教学新观念
1.语文学科综合化
所谓语文学科综合化，是一种由语文学习的过程转变为综合运用语文知识使之成为一种能力的过程，它是一种要实现“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沟通、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实践活动与书本知识的紧密结合还有读写听说等能力的整体发展”的过程。作为各种综合方式相运用的过程，我们应当全面提高小学生的语文素养，给学生打好基础，在理解教材的基础上不囿于教材，多方面了解语文知识，最大限度地使学生处于一种积极自主的乐观心态与学习意识，实现学生学习方法的灵活与创新。
2.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是指学生非个体的一种学习方法，这是一种团队学习方式，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责任分工与互学习。在这种语文合作学习中，教师以一个指导者的身份纵观全局，有时也是一个好的“参与者”与“组织者”。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做好控制时间、有效参与、积极合作，正确指导、引导合作学习的多样化等工作。
3.师生互动
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是新课程观念的主要部分，新课程强调，师生之间应当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相互启发，这个过程不仅可以分享彼此的知识与思想，还能丰富教学内容。只有师生之间相互交流与互动，才能达到教学相长、共同发展的目的。
4.语文课程生活化
语文课程生活化就是将一定的教学活动置于现有的生活大背景之中，促使学生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在生活中学习语文，将教学的目的转化为生活主题的内在需要，使学生在生活中学习，获得更加不易忘却的知识。在学习中陶冶情操。我们应实施生活化教学，使学生的学习融入生活实践中，在生活中学习与应用语文知识，使学生有更深刻的理解、思考与感悟。
语文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了追求高水平的教育，教师要不断向新课程、新观念靠拢。只有教师切实落实小学语文教学的新观念，才能使学生对语文有更好的理解与应用，达到一个较好的语文水平。
参考文献：
一、引言
美国的教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1]培养出许多世界级顶尖的科学家和学者,并以它科技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那么美国的大学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很长时间里人们在探讨这个问题。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许多学校都聘请外籍教师来华讲学,其中美籍教师居多。他们不仅带来知识,也带来了美国式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思维模式和异国文化,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美籍教师认为,中国学生的表现与他们的期待之间的差距很大,这给他们造成了一种课堂上的文化震撼,感受到了中美学生的差异,也经历了来自学生方面的挑战。2000年笔者就他们对中国学生的印象与来我院任教的三位美籍教师进行了座谈,他们感慨地说,中国学生有惊人的记忆力,他们对老师极其尊重,课堂上多数人不愿意参加讨论,等着老师来教,多数人不喜欢坐前排,怕被叫到,反馈很少。根据美籍教师对中国学生的不适应,我们也了解中国学生对美籍教师上课的认可度。许多学生说,美籍教师不会讲课,他们除了纯正的发音外,不如中国老师教的知识多,教的系统。是什么造成彼此期待间的差距?中美大学生在学习上存在哪些差异?此后我请美籍教师格兰德.克尔夫人(Mrs.GlendaCole)与我合作探讨中美大学生学习观念上的差异,以期树立中国大学生更有利于发展的学习观念。
二、比较的切入点
比较是我们识别事物,更好地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中美大学生在许多方面都有同一性和差异性。通过与美籍教师的交流探讨,我们共同认为两国学生的根本差异在于各自的价值观念不同,而价值观念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为此我们决定把传统价值观念对美国大学生的学习观念的影响作为切入点,以此为依据,对比中国大学生在相应方面的表现。美国传统的价值观是什么?美国从建国至今已形成一种以传统价值观为中心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自从1908年以色列人Zangwill把这个移民国家称为“熔炉”(Meltingpot)以来,这个概念就一直被沿用。是什么能把这样一个由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凝聚在一个年轻的国家里?是主体文化。这种主体文化是以西欧中产阶级清教徒为特征的,在此基础上,在这个新的移民国家里形成和确立了一种特定的价值模式。Datesmanetal认为在美国传统的价值观中有六个价值观念影响尤为突出,其中个人自由、机会均等、财富积累是吸引移民的原动力。为实现这些愿望人们必须独立自主,勇于竞争,努力工作。这两方面结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合最终共同构成了美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六个方面,其中每一方面的形成都与另一方面紧密相关。美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的基础也是传统价值观的再现。美国著名的教育家杜威(1859-1952)主张学校与社会联系,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3]大学阶段是青年们开始充分认识和践行传统价值观的阶段。在这些观念的积极影响下,大学生们养成了认真的学习态度和强烈的责任感,这对他们的未来有绝对的意义。因此从这六个方面研究美国大学生在学习方面的表现将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认识两国学生学习上的差异。
三、美国大学生学习观念的调研结果
克尔夫人以美国传统文化中的六个价值观为参照框架,以自己所教的犹他州立大学强化英语语言学院的学生为对象,对传统价值观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每一方面的具体体现进行观察和描述,其报告结果如下:1.体现个人自由方面a)学生自己选择学校和专业;b)第一年可以是“选择”(shop)的一年;c)学生在第一年“选择”过程中,完成一些基础教育课程。这也是教学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d)第一年可能是了解自己的一年(WhoamI),即了解自己的能力和专业兴趣;e)学生有机会在课堂上陈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f)不同的教授,不同的系部会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g)教授和系部可建立自己的评分标准。2.体现独立自主方面a)学生要为自己的学习负责;b)如果学生学习上遇到了困难可以直接与教授联系;c)学生可以通过工作、配偶、奖学金或贷款来资助他们完成高等教育;d)学生可以与教授意见不同,但应以适当的尊重的态度提出,教授对具体问题有最终的解释权;e)学生不一定要在四年内完成学士课程,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延时毕业;f)学生自己要学会利用图书馆,学会使用计算机,学校提供这方面的课程。3.体现机会均等方面a)在称呼上有的教授让学生用名,如Bill,Mary来称呼他们,教授们也称呼学生的名;b)教授与学生保持良好的关系,在课内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事实上教授是有权威的,学生处于服从地位。有时如果教授与学生们太友好,学生会利用这种友好。假如教授与学生一起喝咖啡,他/她就会不太注意或降低对其课程的标准。一般说来,研究生比本科生更注重与教授之间的关系;c)在教室里创造一种轻松气氛会给每个学生平等的机会。其理念是学生在舒适的气氛中会学得更好;d)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获得奖学金、学生贷款、助学金、工作-学习资助项目。4.体现勇于竞争方面a)如果教授评定成绩按正弦曲线,学生则不愿意互相帮助;b)课堂上经常开展小组活动,多数学生积极参加;c)进入研究生院需要较高的平均分;d)分数用来激励学生学习;e)学生经常因分数与教授发生争执;g)作弊会遭唾弃,剽窃要受鄙视。这两种行为会导致不及格或被开除。5.体现在物质财富方面a)学生中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受的教育越多,将来赚的钱也越多;b)成就感很重要。作业、测验、考试成绩是学习阶段的财富,尤其是在本科阶段;c)许多课外活动与课程一样重要。经常是这样:如果一个学生得B,但积极参加多种课外活动,如学生各种组织、体育运动项目等,他会被视为优秀学生。荣誉亦为财富。6.体现在努力工作方面a)按时认真完成教授指定的课内外任务;b)积极参加学校和社区的各种活动;c)做业余工,以满足或补充学习和生活上的费用。
四、中国大学生学习观念的调研结果
我们也以美国六个价值观为框架,针对克尔夫人的观察和描述,对中国大学生在相应的六个方面的表现,采用观察、问卷、访谈的形式,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对象是东北电力学院2000级英语专业60名学生和美国犹他州立大学———东北电力学院合作学院2000级20名学生。目的是要看中国大学生在这些方面表现如何。
1.个人自由方面a)学生可以自己选择专业,但80名学生中只有6人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没有受家长和老师的影响,其余都是家长或老师根据学生的高考成绩和市场对专业需求替学生选择的专业;b)学生入校已定好专业,一般不能改专业;c)第一年是了解专业的一年,也是培养职业兴趣的一年;d)教师可建立自己的评分标准;e)由系部确定所开课程;f)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提问,但主动提问的人数不到五分之一。有与教师不同观点和见解的也不愿意提出,80%学生的理由是:自己的见解不成熟,说出来怕同学笑话,60%的学生不喜欢听别的同学的发言,认为是浪费时间。
2.独立自主方面a)学生对自己的学习不负全责,教师和学校应负主要责任。
80%的学生认为教得好才能学得好,10%的人认为教得不好通过自学也能学好;b)如果学生学习上遇到了困难可以直接与教授联系,但95%的学生一年内从未找过教授;c)90%的学生靠家庭资助完成高等教育,小部分学生靠助学贷款完成学业;d)当学生与教师的意见不同时,有96%的学生不愿意公开表达,认为那样做有失教师的尊严;e)学生应在四年内完成学士课程,只有特殊情况才可以休学延期;f)学校指导学生学会利用图书馆和使用计算机,此后学生自行使用。
3.机会均等方面a)学生不可以对教师直呼其名,绝大多数教师称呼学生时用全称;55%的学生认为自己可以与教师保持良好的关系,40%的学生认为自己与老师的关系一般,5%的学生觉得自己与教师的关系不好,96%的学生承认教师有绝对权威;b)课堂气氛一般比较严肃,因为大部分课堂时间是由教师一个人在讲;c)奖学金、学生贷款、助学金、工作-学习资助项目数量比较少,并都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4.勇于竞争方面a)在成绩呈正态分布的条件下,95%的学生愿意帮助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一种义气,是国人的传统美德;b)对课堂上的小组活动,只有30%的学生喜欢,其他人均不太喜欢。原因有二:第一因为小组活动一般不评定成绩;第二学生间的讨论不如教师讲得精彩,有中心,有重点;c)80%的学生非常在意自己的分数值,另外20%的学生只关心及格或不及格;d)学生偶尔会向教师咨询评分标准;e)考试作弊每学期都有发生,大多数学生认为对此应严厉制裁,因为作弊使考试失之公正。超级秘书网
5.物质财富a)80%的学生视考试成绩如财富,这对他们考研究生、就业都很重要;b)25%的学生愿意做学生工作,他们把它视为组织能力培养的机会;45%的学生愿意参加社团组织,他们觉得可以在某些方面得到培养和锻炼。
6.努力工作方面a)学生的努力程度与他们的前途设计有关。英语专业的学生的努力程度比合作学院的学生大。英语专业的学生每天学习时间平均13小时,因为他们中有70%的人初步定下考研,其他人为了顺利就业,需要提供较好的成绩单和有利的技能证书。合作学院的学生每天学习时间平均9小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学生家境比较好,将来有机会出国,不出国的家里都能安排;b)90%的学生认真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但30%的学生对开放式的作业如课外讨论、短文写作、调查报告等完成得不好。
五、结论和启示
把中美大学生在六个方面的表现进行比较不难看出,两国大学生在学习观念上确实存在很大差异。与美国大学生相比,中国学生的独立意识较差,他们过多地依赖体制、学校、老师和家长。这使得他们失去了个人自由的基础。也正是由于独立意识的缺乏,中国学生在学习态度上表现得比较被动。一位外教曾经把中美大学生的差异概括地总结几点:对学习的态度,中国学生是Youcometoteach,而美国学生是Icometolearn;对学习的责任,中国学生是Theteacherisresponsible,而美国的学生是Thestudentisre-sponsible;在学习方法上,中国学生的学习是Basedonfacts,而美国学生的学习是Basedonfindings。这些差异也正是我们此次观察研究的结果。中国大学生在学习观念上的偏差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认识上的偏差又进一步导致了学习方法上的偏差。由此我们看出学生的学习观念对学习效果十分重要。“整个学习过程深受观念和态度的影响”。[4]因此中国的大学生首先要解决这样几个观念上的问题:1)改变以往的学习态度,学会自己承担起学习的责任,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2)调整对师生角色的期待。教师不是保姆,学生也不是儿童;3)重新确立学习目标,把过去的以学历教育为目的转向以素质教育为目的;4)培养竞争意识。当然观念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从教育体制、教育观念、教学方式上全方位的调整,使之适应现代化教育的需要,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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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殷鉴”――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第一线曙光
人类的意识，是从原始社会就存在的，但意识进步到理性思维的程度，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理性思维”，是指具有深刻性、系统性的逻辑思考。原始人在生产斗争中，会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但却不能以系统性逻辑思考的方式认识其本质，原始神话是当时思维和认识的最高成果，其中包涵神天迷信、自然崇拜以及征服自然力的愿望，而这种思维寄托于虚幻的想象，不属于理性思维的性质。
当人类社会携带原始宗教意识与征服自然力的愿望步入阶级分化时期，一方面自然力的人格化即神的信仰被统治者强化，可能使思想更趋向于麻木；另一方面社会变革、社会分工与脑力劳动者的出现，以及生产力的进步，都可能使理性思维迅猛发展。这两种对立的因素的消长，将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明”时代到来之际的文化发展状况。
古希腊的奴隶制由于具有打破了氏族公社的框架，解除了氏族血缘关系纽带对人们个性的束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比较明显，商业比较发达，神权的统治比较松驰，政治上形成奴隶主民主制等等社会条件，产生一批人身与思想皆比较自由的脑力劳动者，带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产生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和哲学。而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仍袭用氏族制度的躯壳以建立统治政权，血缘氏族纽带经过改造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种族关系与宗法关系纽带，适应水利的需要而实行土地公有制，在政治上也表现为王权专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即反映了这种状况。于是，与王权专制对应的上帝崇拜和反映宗法关系的祖先崇拜相结合，形成牢固的神权、族权观念，各个层次人们思想的理性自由受到扼制，文化的发展走上与古希腊不同的途径。
中国上古从夏代至商代，弥漫着浓重的宗教迷信观念，夏代遗存的文化资料很少，商代的卜辞则反映出凡事皆须仰求上帝以定然否，一切皆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所决定，人是绝对被动的，统治者也没有对事务独立判断的自觉意识，而最早的脑力劳动者基本上均担任或兼任占卜、祭祀一类的神职，并不具备独立进行理性思维的社会条件。文化发展的成就主要呈现在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气象、历法、冶炼及直接观察的天文星象等方面，却缺乏如古希腊那样灿烂的学术遗产。据传夏朝经历了约五百年，商朝的历史也达五百年之久，然而至春秋时期，孔子即发出夏、商“文献不足”的浩叹，〔[2]〕其实更为不足的乃是理性思维及其成果。夏商两代，漫漫千年，社会意识上严重缺乏自觉精神，充满盲目和蒙昧。在中国上古，理性思维要冲破神天迷信罗网的禁锢，只能等待机缘、另辟蹊径，这机缘就是殷周之际的政权变革，这蹊径就是首先从历史思考上打开缺口。
周族原为臣属于殷商的小邦，逐步强大并最终取代殷商的统治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振荡。殷商末年，商朝的个别政治人物已经预感危机，向商纣王提出警告，而纣王则认为他受大命于上天，不以为意。〔[3]〕可见在商代，除极少数人之外，统治者对“天命”皆抱有极其僵化的迷信。周灭殷商之后，周仍然面临着殷民的反抗，这一切引发了周初主要统治人物的忧思：殷商为何败亡？周政权如何巩固、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于是形成了明晰的“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观念，〔[4]〕意思是：以殷商的覆灭为鉴戒，则知“天命”之难保，即从历史思考而重新认识天命。这种思考得到反复的强调与深化，例如《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里所说的“殷鉴”，是指殷朝应以夏为鉴。这自然会导出周以夏、殷为鉴的认识，《尚书·召诰》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即将夏、商兴亡的历史引为借鉴。“殷鉴”是周初统治者提出的概念，表达了对历史的思索与总结，就是要以前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行政的借鉴与警惕。这种思索深化到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民众的作用以及施政措施和政治原则等问题，形成了在天命论外壳内具有理性精神的历史观与政治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天命转移的观念。周初统治者在《康诰》中，通过总结历史明确地提出“惟命不于常”，〔[5]〕这与《诗经·大雅·文王》中“天命靡常”一样，都是说“天命”是可以改变和转移的，周初的许多诗歌、文诰皆在叙述历史时表达了这一思想。那么“天命”发生转移的条件是什么？《尚书》中《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等篇记载周公多次详细总结夏、商、周政权变革的历史，认为统治者如果对天帝失敬、行为放纵、贪图安逸、弃德任刑、残害无辜，都会被上天遗弃并降下惩罚，转移天命。上天密切地关注着人世，特别是监督人间统治者的举动。《多方》记载周公的话说：“天惟时求民主”，即上天时刻寻求着好的君主，这样，天命的转移是随时可能的，使周初统治者充满上帝可怕而不可依赖、保守天命很不容易等忧患意识。这种天命转移、上天时刻监督下界的观念，是殷商统治者所没有的，在思想上顺理成章地可引出两个重要的认识：其一是上天成了制约王权的力量，君主不能为所欲为；其二是承认改朝换代的合理性，甚至从历史变动的现实出发来说明天命的归宿。这种历史观点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学术均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敬德”以修人事的观念。周初统治者的“天命转移”观念，形式上似乎强化了天命的权威，但却在描述天命转移原因时却注入了理性思维的因素，实际上探讨了天命与人事间的关系。人在“天命”面前不是无所事事，不是无能为力，统治者可以通过其符合“天意”的作为以“祈天永命”，巩固政权。这种“祈天永命”的作为包括较多的内容，诸如敬天敬祖、勤政恤民、谦逊俭朴、行教化、慎刑罚等等均在其内，大多属于修治人事的范围，这些内容被抽象地概括为“德”的概念，〔[6]〕因而提出“敬德”的政治原则。“敬”，就是以恭谨态度对待和执行，“敬德”的主张在《尚书·召诰》中再三申说，认为夏、殷的灭亡都是“不敬厥德”造成的。在周初历史文献中，《康诰》、《梓材》、《多士》、《多方》等篇均强调“明德”，“明德”与“敬德”的含义基本一致，〔[7]〕其他周初文献也普遍使用“德”的概念阐述政治、教化和个人修养的问题。“德”这个范畴的提出，来自对历史、对天人关系的理性思考，是对人事行为的积极认识，是表达中国上古哲理性政治观念的主要标志之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8]〕“敬德”观念在思想上原本是要调和天命与人事，使之合一的，但天命掌握在神明的上帝手中，人只能在修治人事上下功夫，“敬德”实际是立足于人间的现实事务，因此周初统治者甚至说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9]〕的话来。
第三，“保民”的观念。从殷末到周初的社会振荡，令统治者亲眼看到下层民众的力量。改朝换代的战争，需要许多下层民众为之冲锋陷阵，在这种情况下，人心向背就成为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周初统治者认真思考这段亲身经历的历史，产生了重视民众的思想。《酒诰》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意思是说：人不要把水当作镜子，应该把下民作镜子，我怎能不据此（殷商灭亡的史实）为重要鉴戒呢？以民为鉴，包含着重民和重视人心向背的认识，这必将导致对待民众政策上的调整，于是，周初统治者明确提出“保民”政治观念。《康诰》中讲“用康保民”，是说要使民众安康；讲“裕民”，〔[10]〕是说要教化民众；讲“作新民”，是说要改造殷商遗民；《无逸》篇还讲到要体察民间疾苦，施惠于民，关爱鳏寡孤独等等。这一切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防止民怨，使之顺从。为此目的，谨慎而严明地使用刑罚当然极其重要，但鉴于殷纣王滥用酷刑之弊，因而更强调“慎罚”。民怨是可以反映人心向背的，周初统治者对此予以格外重视，认为“怨不在大，亦不在小”，都必须认真对待，听到民怨，应更加“敬德”，使不顺从的小民变得顺从。《康诰》中大声疾呼：“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意思是：要谨慎呀！可畏的上天是否诚心辅助你，可以从民情中表现出来。这又具有将天意与民情拉向合一的意味，成为后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思想的先声。〔[11]〕
第四，明确的以历史为鉴戒的思想。周初对政权兴亡问题的理性思考，没有停留于笼统的认识，而是深化到一些细节，注意到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例如《康诰》中即已提出立身行政要“敷求于殷先哲王”、“别求闻由古先哲王”，即向殷商以及更古的英明君王学习。《酒诰》则在关于戒酒这一具体问题上，叙述了商朝国王从成汤至帝乙时的君臣都勤于政务，不但不敢纵情饮酒，而且也没有纵饮的闲暇。商纣王君臣都大肆饮酒，政治败坏，终于亡国。周文王则早就教导说只有祭祀时才可用酒，我们遵守文王之教，所以代殷受命。在《无逸》篇，更细致地列举商代勤政君主绵长的执政年限，和贪图享乐君主短命的年限予以对比，要求以此引为鉴戒。在《召诰》、《多士》、《多方》等篇都谈论了夏、商改朝换代的历史，《君奭》、《立政》篇更较为详细地总结了夏商周（文王、武王）三代用人行政制度的发展与经验教训，从而提出治国“立政”的原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周初统治者已经做到从多种角度总结历史，通贯地考察夏、商到周文王、武王的历史发展，从中概括出一些政治经验和教训。因此，周初统治者的历史认识，是最早的理性思维，其“敬德”、保民观念以及对天人关系的新见解，皆是从历史思考中得出的。至今诸多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述强调西周产生怀疑天命的观念，却不知其来自“殷鉴”，即来自历史的思考，所以难免得出本末倒悬、因果错位的结论。
中国上古最早的理性思维，产生于以“殷鉴”为标志的历史认识领域，首先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认识政治、认识天人关系，从而启沃心智，继而丰富逻辑思考能力，打开哲理的眼界。这对中国文化特征的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造成历史认识与政治文化结成密不可分的联系，积淀为凡事从以往历史中寻求根据、经验与教训的思想模式。“殷鉴”的思考，还导致历史文献的保存与整编，今所存之上古典籍文献，都是西周及其后保存和整编的。所有这些，都是史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因此，中国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历代官方的史学活动之绵延不废，古代史学多以经世致用为根本宗旨……这些西方所不具备的特点，皆可追溯至理性思维的源头，追溯到“殷鉴”给中国社会文化植入的思想根基。
二、官方记史体制以及相应的史学观念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正式的历史记载？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左传》中有《夏书》、《夏训》的记载，〔[12]〕然而那是否真实、是否真是夏代的历史记载，很难据信。《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商代已有正式记述的历史典籍，但典、册的内容不一定就是历史记载。甲骨文中有“史”、“尹”、“作册”等官名的记录，后人将之称为史官，而其职责乃是起草和掌管官方文书而已，亦不足以证明记史制度的产生。殷商并未留下可靠的史籍文献，从今存甲骨卜辞来看，仅在记载贞卜活动及其结果的同时，无意间记载了当时的史事，由于未能摆脱凡事必卜、极端迷信的精神蒙昧，尚不可能具有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
一般而言，一个政权若非承袭民族传统或者接受外部文化影响，只能在认识到历史的借鉴作用之后，才会形成自觉的记史制度。殷商时代可能会保存少部分重要的官方文书，但不会有系统的历史记述。西周初年具备了“殷鉴”的历史认识，那是从亲身经历与口耳相传的史事直接汲取借鉴，尚无阅读历史载籍的例证。因此，周初提出的“殷鉴”是一种历史意识，由历史意识到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在我们看来不过一步之隔，但古人实现这一步的跨越，亦非易事。从现存的文献看来，周初由于具备了“殷鉴”的历史意识，不仅自觉地保存更多的官方文书，而且整编了殷商时代的历史文献。〔[13]〕从注意保存档案、文书到特意记述历史载籍，则又历年长久，白寿彝先生指出：《墨子·明鬼》篇引证了《周春秋》记载的周宣王时期史事，又参照其他先秦典籍，因而判断“编年体国史的出现在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期”，〔[14]〕这个见解极其精到，官方记史制度的形成亦当在这个时期。保存与整编档案文献，只是初始和朦胧的史学意识，特意和自觉地记述历史，进而形成记史的制度，史学意识便得到了明确与巩固。
官方记史制度在春秋时期迅速发展，周王朝与诸侯国皆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史事，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史官，形成各国官方记录的史册，这些史册多以“春秋”为名，也有如晋之“乘”、楚之“梼杌”等别名。一些史学上的基本原则，也陆续提了出来。
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史官名目很多，《周礼·春官宗伯》记载西周即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其职能中包涵着记录历史。〔[15]〕《汉书·艺文志》说古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清人黄以周《礼书通故》经考订认为左史即内史，右史即大史。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史官名称与王室类似，如鲁、齐、晋、郑、卫皆有大史，鲁又有外史、齐有南史、晋与楚有左史等等，〔[16]〕齐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圣德也”〔[17]〕地处较为偏僻的秦国也于周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53）“初有史以纪事”，〔[18]〕可见各诸侯国记载史事已普遍制度化。曹刿向鲁国君主进谏时曾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19]〕表明记史制度遵循“君举必书”与讲究一定书法的规则，从曹刿语意上看，这已经实行许久了。《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史官董狐于史册书“赵盾弑其君”，同书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史官不顾接连被杀，坚持记录“崔杼弑其君”的事迹，成为古代史官不惧强权、奋笔直书的典范。据称后来孔子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里提出史家的“良史”标准及“书法不隐”的原则，在古代史学的发展中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时期，关于历史和史学作用的观念大为丰富。周灵王时，太子晋畅谈往古胜败兴衰，提出“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废者，必有共、鲧之败。”〔[20]〕这明确表达了应当从历史文献记载中寻求兴亡成败教训的观念，不仅是讲历史的鉴戒作用，而且突出了史学记载的作用。鲁庄公时，夏父展因事进谏称：“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后也，故不敢不告。”〔[21]〕这里的“顺”、“逆”是指符合、不符合礼制，史官纪事，是“顺”、“逆”皆如实记载，夏父展以历史记载流传后世来进谏，已试图利用历史记载对君主的行为予以制约。晋悼公时叔向“习于春秋”，被认为可以作到“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22]〕表达了当时对史学作用的认识。楚昭王时，其史官倚相被视为国宝，因为他“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23]〕这已经是史官直接利用历史记载诱导与辅助君主的事例。不仅如此，据倚相的叙述，早在200多年前的卫国卫武公时，已经“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24]〕。史册、史官和记史制度向君主提供鉴戒、行为制约和思想诱导，从而参与了深层的政治机制，其影响之一，就是使史学发展的动因深深地扎根于古代中国的社会肌体之内。
楚庄王时申叔时论教育太子方法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25]〕
“春秋”（编年记事之史）、“世”（世系之书）、“令”（先王之官法、时令）、“语”（以往治国之善语）、“故志”（记前世成败而总结出议论、格言之书）、“训典”（五帝之书），均为史籍。〔[26]〕这段言论，包含以史实施教育、教化，汲取鉴戒，从史学中学习政治经验、提高行政能力和学习治国政策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很明显，这些史学观念都是首先在官方记史制度、官方政治与史学相结合的机制上形成的。
总之，在西周“殷鉴”思想的基础上，春秋时期建立“君举必书”和讲究一定书法的记史制度；提出“良史”的概念，这涉及史家标准的评议，产生了史家的榜样性人物；形成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和从史学中学习治国之策的史学观念，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运行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表述得还相当简约，有如格言成语，而唯其简约，更便于传播、更提供了后世展开、发挥与丰富化的空间。
三、孔子与《春秋》相联结的的史学意义
流传于世的《春秋》是否经过孔子的修订？这是学术界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笔者是倾向于孔子修订《春秋》之说的。《孟子》的言论、《史记》的记载以及古代几乎所有经、史、子、集著述中的说法，多认定孔子作《春秋》。但是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之中，却无片言只字提到修《春秋》之事，因此近代以来，否定孔子曾经修订《春秋》的学者亦不在少数。
孔子是先秦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历史上，孔子至少作出以下三项破天荒的创举：第一，孔子是进行大规模私家讲学的活动的第一人，三十岁左右即开始收徒讲学，传说他的学生有三千人，学业甚好者也有七十余人，后来带领学生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这打破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将之引向民间。第二，首次创立了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派，即不依附某个特定政治势力，以思想、学问的传承为纽带的学术集体。第三，最早地将政治、社会及人际关系等社会问题蒸发为非参政人士探讨的学术问题，并且建立起系统的思想体系。从孔子生平事业看来，修订《春秋》与整理《尚书》等文献以备教学、治学之用，其可能性是很大的。
孔子是否修订过《春秋》，考清这个史实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这里还存在另一层面的史实，即在整个中国古代，孔子修《春秋》乃是久被认定的，这个无可争议的史实对于史学史研究来说，重要性并不亚于孔子是否真的修过《春秋》。孔子与《春秋》联结一起所造成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孔子为春秋后期人，而对《春秋》大力推崇并且将之与孔子联系起来，则在战国时期。《左传·君子曰》评论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27]〕这里提出的“惩恶而劝善”、“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既是论史学的功用，也道出了修史的宗旨，比春秋时期的史学观念又前进了一步。孟子旗帜鲜明地将《春秋》说成是孔子的有为之作：“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他把孔子修《春秋》与大禹治水、周公平定天下等伟大功业相提并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天下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8]〕这样，《春秋》所能起到的政治作用就不可估量，成为拨乱反正以安定天下秩序的法宝。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将修订《春秋》视为“知我”、“罪我”的最重要的事业，是以一般平民身分而行“天子之事”。尊崇《春秋》，也就同时提高了史学的地位。
春秋时期人们强调史学的鉴戒作用、辅政作用、教育作用等等，而是否真的以史为鉴，占主动地位的乃是君主、统治者，而不是史学和史家，前引夏父展以历史记载会传于后世来向鲁君进谏，就没有被接受。至此，《左传》提出《春秋》有“惩恶而劝善”的宗旨，特别是孟子鼓吹孔子鉴于“世衰道微”而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孔子为榜样，倡导出撰史者积极用世的主体意识，即史家以撰史方式主动干预世事。无论有权势的在位者是否愿意接受，史家都将使其历史记载流行当时、传扬后世，从而鼓舞善行，令恶人知惧。正是在这种信念之下，建立了历代优秀史家的崇高社会责任感，史学经世致用的精神成为传统史学的准则。史学的终极宗旨，已不是关注具体当权者的接受与采纳，而是关注在整个社会和未来的效果。
如上所述，不管孔子是否真的修订过《春秋》，古人基本上公认《春秋》为孔子所作，乃是另一层次的史实。随着孔子的不断圣化及《春秋》成为儒学的经典，其崇高的地位在古代主流思想意识中，已经不容怀疑和否认，这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铺垫了日趋繁荣的坦途，其影响之大者有以下几点：
（一）《春秋》成为儒学的经典，在汉代公羊学派的鼓吹中，尊崇到吓人的程度，此后经学的《春秋》学长盛不衰。但《春秋》毕竟是记事的史书，推重《春秋》之论其实即推重史学，《春秋》地位的高涨带动史学地位的提高。《春秋》经学不能完全脱离史学，经与史之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29]〕《春秋》经学的论断，有相当大的部分可以纳入史学理论的范围；《春秋》（还有《尚书》）亦经亦史的现实，还为后世“六经皆史”的理论探讨准备了条件。总之，是孔子《春秋》促成史学的重要地位，带动了史学理论的探讨。
（二）认定孔子修《春秋》，是在根本原则上认可私家修订国史，这是对私家史学最大程度的承认。历史上虽然有如隋朝等朝代曾短暂地禁止私修国史，但这仅限于当代史，而且根本难以真正施行。孔子这位至圣先师的修史行为，令历代君主找不到禁止私家史学的法理。于是私家撰史不断，史家无不推重孔子《春秋》，悬为楷模，历代以“春秋”为史著书名者即不可胜计。《春秋》在政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筑成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联系的发展轨道，而这史学的双轨，是古代中国史学持续繁荣的最重要的条件。
（三）据说孔子修《春秋》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30]〕对历史人物予以华袞斧钺之褒贬，“拨乱世反诸正”。圣人的榜样使后世史家具备这样的信念：不仅撰史，而且论史，不仅论史，而且联系时事。在绝大多数朝代，官方也只能承认或默认史家有撰史、论史的权力，这应当说是得自孔子与《春秋》精神的无形庇护。
《春秋》之义对于中国古代的史学，也有消极的影响，它规定了史学思想的主流方向，纳入封建伦理的规范而难以突破。然而若考究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兴旺的原因，不能不强调孔子与《春秋》联结于一起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四、史学观念上的新拓展
战国时期孟子等儒家学者对《春秋》的推重，将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的观念深化为史家和史学干预时事的主体意识，从理论和精神上将史学置于高屋建瓴的主动地位。除了这种在《春秋》问题上深化了的史学思想之外，史学观念还取得了多方位的拓展，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学者、士人的撰著意识空前强化，产生了大量的典籍。有私家一人之书，有一学派积累共纂之书，有杂取各派汇编之书等等，琳琅满目。其中，史书的撰著亦格外盛行，《竹书纪年》一书可说明战国时期官方记史制度延续不废，我国第一部内容充实，记言、记事兼备的史籍《左氏春秋》（即《左传》）的产生，表明历史著述的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据学术界研究，今《尚书》内有写于战国时期的文献，晋代从战国古墓出土《周书》，今存篇目中亦有可认定为战国写成者，可见战国期间必然重新整编过《尚书》、《周书》。战国后期，楚国铎椒所撰《铎氏微》40篇，选编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事迹，〔[31]〕书名用“微”字，说明关于《春秋》“微而显，婉而辨”、“惩恶而劝善”的史学原则已广泛传播；赵国虞卿撰《虞氏春秋》8篇，分类记述春秋至战国中期史事，内容、宗旨为“刺讥国家得失”，〔[32]〕表明史学主动干预时政的精神亦得以发扬。其他如《国语》为分国记述政治言论，《世本》为分门类记述史事，《战国策》专载游说、进谏之词，说明撰述史籍已经采用较多种类的体裁，史学眼光有所放宽，撰史方法有所增加。总之多种类史籍的出现，折射出史学观念的多样化拓展。
其次，孟子在评述《春秋》中概括了史学在内容、形式和观点上的内在结构，他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3]〕这为后世撰述与评论史书提供了一个方法的总则，即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运用生动的文笔，尤其要具备深刻的历史见解，三者相结合才是完整的史学著述。
其三，形成了对史事考信征实的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即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34]〕这段话是说认识历史必须取证于“文”（历史记载）和“献”（贤才），不能凭空捏造。而战国时的孟子觉得历史记载也不完全可靠，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漂杵也？”〔[35]〕这里对具体事例的分析有误，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原则是正确的。法家韩非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他认为对历史记载、历史传说应当予以“参验”，“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36]〕若摈去其中的历史不可知论观念，这种不经“参验”就不能认定真实，未验证其真实就不能引作根据的思想，便很有史料学上的理论价值。
其四，以史学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的观念。孔子曾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7]〕非但孔子，上文叙述到的晋叔向、楚倚相，也是由习史而著称于时。至战国成书的《周易·大畜·象传》，即提出“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命题，言简意赅，深刻精辟。这里的“德”，包括见识、能力、品行等在内的综合素质，“多识前言往行”就意味着学习历史。
其五，会通古今的史学观念。将历史引为鉴戒，一定会导致列举历史事例、评议时事和预测后果的思考。《左传》、《国语》记载有各国君臣间引据历史申说主张的大量情节，战国诸子著述如《墨子》、《孟子》、《荀子》、《管子》等等也无不引古论今，《韩非子·五蠹》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得出历史进化观点，邹衍则宏观地用“五德终始”描述历史的演变程序，凡此皆对历史事物作出会通古今的思考。而在史学理论和原则上，先秦时期也提出会通古今的主张，《礼记·经解》借孔子之语称“疏通知远，《书》教也”，《周易·系辞下》提出“彰往而察来”的命题。这种格言、成语式的精辟语句，极便于传诵，为史学的会通古今观念提供莫大的发挥可空间，启迪了后世史家。战国后期，荀子有比较明确的会通古今的观念，他说：“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拱而议。”〔[38]〕“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从而得出“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的结论。〔[39]〕这里的会通古今，是以强调知今为重点的。《吕氏春秋·长见》篇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念，认为“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以知古，知古则可以知后，古今前后一也。故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也”，将会通古、今、后世的认识，称为“长见”，即长远的见识。《察今》篇又言：“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可惜后代在发扬先秦史学会通古今观念过程中，仅关注“彰往而察来”的认识方向，未能光大“察今则可以知古”的历史认识论。但尽管如此，“以今知古”的思想仍在先秦史学观念中闪烁着奇光异彩。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史学观念，体现出中国古代史学蓬勃发展的渊源。由“殷鉴”的思索进展到官方巩固的记史制度，继而产生一系列基本原则性质的史学观念，随之又有孔子《春秋》为私家史学辟开蹊径，促使史学观念的进一步深化。这一步步的跨越，为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准备了势不可遏的社会条件。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史学，唯其源头深邃丰饶，才成其日后的烟波浩瀚、奔流不废。
注释：
〔[1]〕《诗经·小雅·北山》
〔[2]〕参见《论语·八佾》
〔[3]〕参见《尚书·西伯戡黎》。
〔[4]〕见《诗经·大雅·文王》。按《文王》一诗，据《吕氏春秋》为周公旦所作。
〔[5]〕《康诰》载于今文《尚书》，其作者有二说，一为周武王，又一为周公。
〔[6]〕《尚书》中记载商代史事的《盘庚》、《高宗肜日》已有“德”的概念，但学术界多认为这两篇或经过西周初年整编，或就是周代的作品。
〔[7]〕“明”字多义，有“彰明、光大”与“勉力为之”等含义。
〔[8]〕《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蔡仲之命》。
〔[9]〕见《尚书·君奭》，为周公之言，大意是：上天不可信赖，我们只有继承文王的传统。
〔[10]〕《康诰》中讲“乃由裕民”、“乃裕民”，“裕”是启迪诱导的意思。
〔[11]〕《孟子·万章上》、《左传》昭公元年引《尚书·太誓》。
〔[12]〕见《左传》庄公八年、襄公四年。
〔[13]〕据王国维《古史新证》、张西堂《尚书引论》，《尚书》中《汤誓》、《盘庚》为西周初年整编；《尚书》、《周书》中关于西周的文献情况复杂，学界意见不一，但各篇皆当有其所本，又据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研究，《牧誓》、《世俘》等多篇可定为周初之作。要之西周开始特别注意保存历史文献，应可确认。
〔[1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15]〕《周礼》其书晚出，所载史官之称非必西周时完全具备，似可作春秋时期的参考。
〔[16]〕以上史官名称零星见于《左传》、《国语》。
〔[17]〕《左传》僖公七年。
〔[18]〕《史记》卷五《秦本纪》。
〔[19]〕《国语》卷四《鲁语上》。
〔[20]〕《国语》卷三《周语下》。
〔[21]〕《国语》卷四《鲁语上》。
〔[22]〕《国语》卷十三《晋语七》。
〔[23]〕《国语》卷十八《楚语下》。
〔[24]〕《国语》卷十七《楚语上》。
〔[25]〕《国语》卷十七《楚语上》。
〔[26]〕括号内的解释据《国语》韦昭注并稍加润色。
〔[27]〕《左传》成公十四年、昭公三十一年。
〔[28]〕《孟子·滕文公下》。
〔[29]〕与《春秋》起到相同作用的还有《尚书》，但不如《春秋》为突出，此不备论。
〔[30]〕见《史记》卷一三0《太史公自序》。
〔[31]〕《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32]〕《史记》卷七六《虞卿列传》。
〔[33]〕《孟子·离娄下》。
〔[34]〕《论语·八佾》。
〔[35]〕《孟子·尽心下》。
〔[36]〕《韩非子·显学》。
〔[37]〕《论语·述而》。
摘要:自1918年以后,梁启超的思想文化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相应的也影响了其对文学的认识。与前期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相比,晚年的梁启超梁不再从启蒙的视角强调文学的政治工具性,而是从唯美的视角强调文学的情感价值,强调文学本体的审美和艺术特征。
关键词:梁启超;文学观念;嬗变
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与其政治思想文化观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的一生可以以其1917年退出政坛为界,大体上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政治活动家、宣传家和启蒙思想家。后期主要是学者兼教授,与此相应梁启超的文论著述也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三界革命”理论为核心,后期以古典文学研究为核心,而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文学主要体现在前期,自1918年以后,梁对文学的认识实现了由功利到审美的转变,而这一观念的变化,一直持续到1929年他去世时为止。
一、思想文化观念的嬗变:传统的回归
1918年,梁逐渐淡出官场,潜心于著述事业。同年10月,他向记者发表谈话时称:“一年以来,闭户自精,略成十余万言,但所就仅十分之一二。自审心思才力,不能两用,涉足政治,势必荒芜著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
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
1918年12月28日,梁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酝酿已久的欧洲之旅,并于1920年3月5日回到祖国。随后,梁发表了《欧洲心影录》一文,表达了他对西方文明的新认识和新看法。他告诫国民,不要盲目相信包括科学在内的西方文明,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他指出: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渴望问题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能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以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靠它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都不见了,因此,无限凄凄失望。影子是谁?就是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了。
不难看出,梁此时对西方的启蒙精神和价值准则有所质疑乃至产生否定情绪,他深刻地认识到,西方用科学手段发展起来的物质文明不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之所在,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他的精神追求,他借用了法国著名哲学家薄陀罗对他所说的话:“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的文化节发扬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却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物质,把他的物质和别人的物质化和,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物质来。”正是在欧洲思想家的影响下,梁开始了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他借用了一位美国名记者的口说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而西方人正等着中国人“把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故而,在《欧洲心影录》中,他提出了分四步建造祖国新文明的计划:
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她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再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统一种化和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它的好处。
显然,梁并不是简单地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一种新的综合,通过融汇中西文化的优秀物质,即把中国文化的精神物质与西方文化的物质物质相融合,重新塑造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他说:“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
总之,欧洲之旅是梁氏一生思想学术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这次旅行,使他重新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而此后十余年间,梁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艺术,则是其晚年文化价值取向的现实体现。
二、文学观念的激变:由政治功利性到文学现代性
经过欧洲之旅,对西方文明感到失望的梁,已经不再像早年那样,受到西方历史中种种价值观念的吸引,思想和文学观念都洋溢着启蒙精神的因子,而是正好相反,与西方审美现代性或文学现代性否定启蒙精神的观点有相似之处。
在其后期文学观念中,梁不再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而是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强调文学本体的审美和艺术特征。1912年12月28日,梁在《“不知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中,把孔子的“知不可而为”与老子的“为而不有,”调和为“无所为而无”,主张“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把生活艺术化,“把人类计划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 梁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意向:艺术是不计较功利的。
在《中国韵文里关所表现的情感》中,他反复强调诗歌艺术的独特审美价值,反对只注重内容的倾向,并高度评价晚唐诗人李商隐:“我敢说他能和中国文字同其命运。……这些诗,他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一句一句的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还有神秘性的,我们若还承认美的价值,对于这种文学,是不容抹煞啊”。 而在论述中国古代的“浪漫派文学”时,他特别推崇李白和王安石的诗歌,指出:“这类诗词,从唯美的见地看去,很有价值。他们并无何种寄托,只是要表那一片空灵纯洁的美感。”显然,晚年的梁启超更多的是以唯美的眼光去看待文学艺术,而并非功利性的视角,故而,他声称:“文学是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正是基于此,他把为人生的艺术观与唯美的艺术观统一了起来。在《情圣杜甫》中,他提出了人“应改为作诗而做诗”还是“应该为人生问题而做诗”的疑问,在他看来,这二者是可以统一的:这两种主张,各有极强的理由,我们不能作极端的左右袒,也不愿作极端的左右袒。依我所见,人生目的不是单调的,美也不是单调的。为爱美而爱美,也可以说是为人生的目的,因为爱美,本来就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诉人生苦痛,写人生黑暗,也不能不说是美,因为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别人起快感,痛楚的刺激,也是快感之一。例如肤痒的人,用手抓出血,越抓越畅快。象情感恁么热烈的杜工部,他的作品,自然是刺激性极强,近于器叫人生目的那一路。主张人生艺术观的人,固然要读他,但还要知道,他的哭声,是三板一眼的器出来 ,节节含有真美 ,主张唯美艺术观的人,也非读他不可。
显然,在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与审美艺术性之间,晚年的梁氏采取的是一种中庸调和的态度,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即便是一种调合主义,也是在“为艺术而艺术”与“为人生而艺术”之间,而不再是为“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的政治目的。与“三界革命”时相比,此时梁的文学观念发生了质的转变。在前期,梁片面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甚至不惜牺牲文学的审美艺术性。而后期,在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与审美艺术性的对立冲突中,审美艺术性在梁氏的视野中转而占据了十分重要、乃至优先的地位了。故而,1918年―1929年可视为梁氏文学观念的嬗变期。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2]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 杨天宏. 新民之梦―梁启超传[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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