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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农业论文8篇

时间:2023-03-22 17:35:17

世界农业论文

世界农业论文篇1

欧盟成员国是我国学生、学者出国留学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截至2015年底,在欧盟留学人员占我国出国留学总人数的24%。与此同时,欧盟来华留学人员规模不断扩大,2015年,欧盟成员国来华留学人员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11.3%。当前,我国已与英国、德国、法国等19个欧盟成员国签订了相互承认学位、学历和文凭的协议。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下一步,中国和欧盟将共同推动中欧学分互认,促进留学人员增加,“学分互认制度是核定学历学位、计算学习量、认定学生在国外学习培训经历的重要工具。我们希望能加强同欧方的政策交流与沟通,推广试点院校的成功经验,借鉴欧方学分转换和积累体系建设中的良好做法,进一步推动中欧学分、学位互认,扩大双方学生交流规模,引导双向平衡流动”。

此外,针对学校体育合作,陈宝生表示,将借鉴欧洲体育教育,特别是在足球等项目上的经验。希望双方在体育师资培养、体育教学科研、青少年体育赛事交流、新兴体育运动项目等方面加强合作,希望欧方能在足球、冰雪等传统优势特色领域为中国培养高水平人才。

中国科技论文的整体影响力站稳世界第4位

中国新闻网消息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近日在北京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最新结果:筑牢体量世界第2位的基础,整体影响力稳居世界第4位。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戴国强说,得出这些结论,主要基于以下分析。

首先,中国的高被引国际论文数量、国际热点论文数量双双进入世界排名第3位,紧随美国、英国之后。统计表明,2006―2016年,中国处于世界前1%的高被引论文为1.69万篇,占世界份额12.8%;中国近两年间发表的、被引用次数进入本学科前1‰的国际热点论文为495篇,占世界份额的18%。细分到领域,2015年中国有18个学科的论文被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10位。其中,在农业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材料科学、数学、药学与毒物学、物理学共8个学科领域的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第2位。

其次,从发表渠道来看,2015年中国科学家发表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达到8 286篇,连续六年稳居全球第二。研究发现,中国科学家撰写论文更具“国际范”。2015年,国际合作产生的论文达到7.5万篇,比2014年增长了15.1%。合作伙伴排名前五的依次是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日本。中国科学家也更多地参与国际大科学合作产出论文,尤其是在高能物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生物学、医药卫生等学科。

省会及以下城市探索农村籍高校学生来去自由落户

中国新闻网消息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全面放开放宽重点群体落户限制。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省会及以下城市要探索实行农村籍高校学生来去自由的落户政策。

世界农业论文篇2

关键词 世界遗产城市:城市地区;空间变迁;土地利用

中图分类号 TU98;K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7-014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24

在此之前,我们探讨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地区空间变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中华民族世代生活的地方,其空间载体记录着人类社会更多的生活经验,同样,如果把研究的视野放到全球,那么世界遗产城市地区无疑成为我们所要关注的对象,因此,作为对之前研究的补充,本文同样从土地利用的视角探讨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

1 全球尺度的土地利用相关研究

国际科学界关于全球尺度的土地利用相关研究涉及到土地利用与气候变化关系,如关于全球变化背景下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关于气候与土地利用变化对全球鸟类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土地利用与物质过程关系,如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陆地生态系统全球碳循环变化模拟研究以及关于人类土地利用对全球过去6000年碳循环的影响研究;土地利用与能量过程关系,如关于以生物能源为例讨论全球能源系统和土地利用模式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关于城市交通和土地利用政策对城市运输系统能源使用的影响评估;关于土地利用特征以及其他相关研究,如关于高分辨率全球植被和土地利用数据对气候研究的支撑性探讨以及关于近3个世纪全球土地利用变迁、森林采伐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利用方式研究。从对国际科学界关于全球尺度土地利用相关的研究可见:关于全球土地利用特征及其与物质过程关系的研究开展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土地利用与气候变化关系的研究也相继开展;近10年来以Yamamoto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关注土地利用与能量过程的关系。

2 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概述

2.1世界遗产城市

本文以世界遗产城市为例进行城市地区土地利用研究,世界遗产城市联盟(OWHC)是世界遗产城市自下而上形成的联盟,截止到2008年底,世界遗产城市联盟共拥有242个城市成员,其全球分布如图(见图1)所示。

2.2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概述

人文与空间是地区研究的两个方面,而作为连接两者(生产者与生产要素)的生产工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也可以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大致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以及机器时代,每一次生产工具的变革都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与人口发展相对应,全球历史时期主要发展阶段的土地开况包括:在青铜时代,全球土地开发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土地开发类型多为非持续农业;在铁器时代,全球土地开发增加并拓展到非洲东海岸等地区,土地开发类型中出现了更多的持续农业;在西方的中世纪阶段,全球土地开发拓展到美洲以及澳洲等地区,土地开发类型多为持续农业;而在上世纪末,进入现代以来全球土地开发伴随人口的增加迅速扩张,广泛分布于全世界除南极以外的各大洲,土地开发类型多为持续农业。总体来说,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开发过程是全球历史时期土地开发过程的集中体现,而全球人口增加和土地开发最为迅速的阶段是在近300年间,因此,这一历史阶段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的土地覆盖是如何受人类影响而发生变化将成为后续研究要具体探讨的内容。

3 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研究

本次研究同样采用Goldewijk,KK所提供的全球环境历史数据(HYDE),其由近300年(1700―1990年)全球土地利用相关数据组成,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人口密度和土地覆盖,城市地区研究涉及到的数据包括点和面两种类型,本文涉及到的是点类型数据,采集位置为城市地区中心点。

3.1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历史断面研究

从研究的结果来看,近300年来全球人口在增长的同时也伴随了世界性的迁移:由原来主要分布在亚非欧大陆的文明区域向美洲、澳洲等地区扩散。根据全球人口密度分布整理出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人口密度的历史断面,其结果如表1所示。

与全球人口密度分布历史断面相对应,近300年来全球土地覆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转变是与全球人口增长和迁移相对应的,体现在农业用地由原来主要分布在亚非欧大陆的文明区域向美洲、澳洲等区域扩散,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最近的100年当中,即20世纪。根据全球土地覆盖分布整理出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覆盖的历史断面,其结果如表2所示。

3.2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历史路径研究

从近300年的变化(见图2)情况来看,农业为地区主导土地覆盖类型的世界遗产城市由1700年的53个增加到1990年的96个,而半农业/牧业主导土地覆盖类型的世界遗产城市在此长彼伏中维持了基本平衡,大致在40个左右,最终,大部分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导土地覆盖类型转变为农业或半农业/牧业。

近300年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具体的转变路径如下表(见表3)所示,在这一阶段的前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的加拿大,非洲的突尼斯、马里共和国、摩洛哥,欧洲的德国、捷克、意大利、波兰、俄罗斯、西班牙以及亚洲的乌兹别克斯坦、叙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或地区,转变类型主要为自然植被向半农业/牧业的转变;这一阶段的中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的墨西哥,非洲的摩洛哥、突尼斯,南美的秘鲁,欧洲的比利时、德国、俄罗斯、法国、捷克、克罗地亚、圣马力诺、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亚洲的乌兹别克斯坦、叙利亚、也门、中国等国家或地区,转变类型同样也为自然植被向半农业/牧业的转变;这一阶段的后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的古巴、墨西哥、危地马拉,非洲的肯尼亚、利比亚、摩洛哥、刚果民主共和

国,南美的巴西、智利,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德国、俄罗斯、捷克、立陶宛、葡萄牙、圣马力诺、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亚洲的韩国、斯里兰卡、叙利亚、也门、中国等国家或地区,转变类型主要为自然植被以及半农业/牧业向农业的转变。

4 关于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的结论

通过对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尤其是近300年来土地利用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

从历史时期全球人口发展与土地开发的关系来看,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以及机器时代,每一次生产工具的变革都导致人口的快速增长;与人口发展相对应,全球历史时期的土地开发也呈现对应的关系,大规模土地开发的地区从青铜时期的亚欧大陆逐渐向非洲、美洲以及澳洲扩张,而主要的土地开发类型也由非持续农业向持续农业转变。

近300年是全球人口发展和土地开发最为迅速的时期,这一时期全球人口在增长的同时也伴随了世界性的迁移:由原来主要分布在亚非欧大陆的文明区域向美洲、澳洲等地区扩散,同样,全球土地覆盖也发生了相关的转变,这种转变明显体现在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的空间演变之上,并主要发生在最近的100年当中,即20世纪。

在这300年的过程当中,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导土地覆盖类型大部分都转变为农业或半农业,前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欧洲以及亚洲,转变类型主要为自然植被向半农业/牧业的转变;中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非洲、欧洲以及亚洲,转变类型同样也为自然植被向半农业/牧业的转变;后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大洲,转变类型主要为自然植被以及半农业/牧业向农业的转变。

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其空间变迁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从全球的视角更好的理解城市地区发展的历程。

5 世界遗产城市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比较及结语

本文考察了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情况以作为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相关研究的拓展,在对两者各自独立研究基础之上同时也关注两者之间的异同,通过初步比较探悉,得出的一些结论如下:

人文与空间是地区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维度,这种关联体现在全球历史时期的人口发展与土地开发对应之上,而我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发展同样也与土地开发相对应.但与全球相比,两者在同构之中又有差异,总体而言,我国的人地关系更为紧张,人地矛盾也更早出现。

近300年是全球人口发展与土地开发最为迅速的时期,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全球土地利用更多是一种外延式增长,人口以及土地开发都发生了世界性的迁移;而这一时期我国的土地利用多是内生式增长,人口以及土地开发的分布范围变化不大,总体来说,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地区在这一阶段的土地利用情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世界农业论文篇3

一.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有人归纳为两点,有人归纳为三点或五点,等等。[59a.29a.58.42a.64.50b]不管具体表述如何歧异,人们的分析一般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两方面着眼的;最近亦有人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及其相互关系考察我国传统农业。对我国传统农业与水利的关系则有不同认识。

生产技术的特点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这是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但对精耕细作内涵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对它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则存在较大分歧。

董恺忱考证了“精耕细作”一词的来源,指出古代文献中虽屡有“深耕疾耘”等证,但“精耕细作”一词始见于五十年代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它实际上是近人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一种概括[59c]。这一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至于这一技术体系的内容,开始时人们偏重从耕作栽培技术上去理解它,并以南北不同的土壤耕作体系的形成作为农史分期的重要标志。外国人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中世纪“休闲农业”相对称者,也是着重在土壤耕作体系的区别[69]。与此同时,人们又纷纷强调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高(较早由休闲制进入连和制和复种制)这一特点,而与精耕细作并列。随着人们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认识的深化,人们对精耕细作内涵的理解也大大拓宽了。1989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结束语”在论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时,就把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的技术措施(如育种.种子处理保藏.对农业生物之间互养或互抑关系的利用等)和改善农业生物环境条件的技术措施(如土壤耕作.施肥.灌溉等)提到同等重要地位。上述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一方面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另一方面以“三才”理论为指导,这三方面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可以用“精耕细作”来概括。文中又指出,精耕细作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原则也被应用于广义农业生产的其它领域中[49]。已有人试图用这种认识具体阐述中国传统的农学体系。[29b]

精耕细作属集约经营的范畴。我国传统农业基本上属劳动集约类型。精耕细作与多劳集约关系密切,以至有论者往往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来。最近有人指出精耕细作不一定和多劳集约相联系,并以汉代的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例,说明可以有产量和效率并重型精耕细作和多劳集约型精耕细作,只是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小农分散经营越来越占优势,精耕细作也就越来越被限制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运行了[29e]。

至于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原因,或强调人口多耕地少格局的影响[8a.11],不过这种格局的形成相参对晚后,难以成为精耕细作形成的主因。更多学者从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予以解释,本综述下篇还将具体论及。席海鹰的思路与众不同,他强调自然条件形成的压力,认为精耕细作是在中国人民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抵御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建立并得到发展的。他不是用封建地主制解释精耕细作的形成,相反,是用精耕细作来解释封建地主制的形成,把精耕细作视为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48]从某些精耕细作技术在封建地主制形成以前即已出现看,[29a]这种说法有其一定道理。农史界的学者则多倾向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即:精耕细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所创造的巧妙的农艺,它的形成和发展既与封建制下农民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有关,亦与逐步形成的由局部到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有关,同时,它又是各民族农业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结果。[49.29a]

生产结构的特点 农业生产结构指农业生产中各个生产部门或生产项目之间的结合形式和比例关系。它的中心是农牧关系。中国古代农牧关系有着与西欧中世纪不同的特点。在广大的农区,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种植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畜牧业只占次要地位。故古人有“辟土殖谷为农”(《汉书·食货志》)之说。对这种历史现象,论者鲜有不承认的,而认识则大相径庭。

国外学者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无畜农业”或“跛足农业”的。五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学史》认为我国自春秋以来形成“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影响颇大。[7a]。宁可基本上承袭了这一观点,认为“从汉代开始,除饲养军马及西北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带外,在农业地区中,与农业相结合的大规模畜牧业就没有得到发展”。其原因则是:个体生产,不宜大规模畜牧业,精耕细作,连种复种,无法普遍开辟牧场;农业生产率偏低,无法广种饲料。[11a]唐启宇分别以“主谷式”农业(先农后牧)和“谷草式”农业(农牧并重)来概括东亚和西欧的传统农业。[51]曹隆恭也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偏重粮食,不是农牧结合,而是农牧分区。[58]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也从中外比较的角度谈到中西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同特点。例如吴于廑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封建社会的经济都是农本经济,以足衣足食为根本目的,耕织结合,但对牧养牲畜的需要各不相同。中国养畜主要为农耕提供动力,牛耕发展缓慢,纺织原料不靠畜产品。南欧中亚土质粘重,很早就使用重犁,要用二牛.四牛以至八牛拉犁,养牛较多;纺织原料主要是羊毛,养羊业比较普遍;加之很早就有食肉.饮乳酪的习惯,故畜牧业在农本经济中的比重较大。[28]马克思垚也有类似的论述,但他认为中国牧轻农重特点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对西欧中世纪畜牧业比重也不宜高估。[1]

以上论断,如局限在农区个体农户经营的畜牧业的范围内,无疑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所以说是部分正确,是因为如“跛足农业”一类提法虽然形象,但欠全面,容易引起误解(台湾学者许倬云就曾指出,中国农业自成体系,但是中跛足的[64])。中国传统农业不是农牧结合的提法亦未必符合实际。有些同志更由此走向极端。陈平认为西欧一直是半农半牧,以牛为主,中国则自井田制崩溃以来,就形成以粮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34a]。

这种观点引起一些同志的批评。他们指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是不科学的。因为这里的“经济结构”实际上只是指生产结构,不应与小农经济混为一谈,小农经济一般同时经营多种生产项目,其生产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我国春秋以后畜牧业并没有走向衰落,而是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至中唐以来才逐步产生农牧关系畸轻畸重的现象,但也不能笼统称之为“单一经济”。我国农区生产结构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耕桑并举,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就农牧关系而言,虽然畜牧业只是农区农业经济中的副业,但一方面利用农副产品牧养牲畜,另一方面利用畜粪肥田和畜力耕作,也是农牧结合.互养互促的一种形式。除农家小型养畜业外,地主和国家往往经营较大规模的畜牧业,而广大牧区又有比较发达的游牧经济。我国古代农牧关系可概括为“两个并存”,即: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的,种植业为主的地区和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同时并存;在以农为主的地区内,则是以养马业为基干.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规模较大的国营牧业和以牧养猪.牛.羊和家禽为主,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规模较小的民营(农民和地主经营)牧业同时并存。[29b.c.d.2]

关于“多元交汇”

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农业类型,不能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模式。由于各种原因,以前的农史研究偏重于汉族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欠全面。在编纂《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曾提出要反映各民族对农业科技的历史贡献,不能写成单一的汉族农业科技发展史。这方面的工作已陆续取得一些成绩。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有人提出中国传统农业是“多元交汇”的体系的命题,指出中国农业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辐射,而是在广阔的地域内的若干地点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各地区各民族基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渐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发展的。精耕细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构成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并成为其巨大生命力的源泉。论者谓这一观点能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农业发展的面貌与机制。它与费孝通提出而为民族学.考古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相互衔接,而又有所区别。[29e]

关于“水利农业”

十七.八世纪以来,西方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是集约化农业的组成部分。近世言“亚细亚生产方式”者,或把水利灌溉.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作为其主要特征,而中国亦被归入其中。主要根据之一是马克思说过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这种观点颇有影响。最近的例子是孟庆琳.王朗玲的文章,认为“我国封建农业是主要的特征是水利农业”,水利灌溉在任何地方都是农业生产的支柱,黄土地区在适当灌溉条件下的“自行肥效”是中国农业具有持久性的主要奥秘。而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宗法制度,以及封闭性都是水利农业的产物[43]。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并没有获得响应。因为很明显,像我国最早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反映的那种旱作农业技术体系,是很难划入“水利农业”范畴的。已故王毓瑚先生曾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指出十七.八世纪以来欧洲人传说的中国古代农田灌溉制度是出于想象和误解,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不包括中国在内。农田水利建设兴起的战国时代,也正是土地私有制实行之时。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类似灌溉网的广泛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和集权政治没有必然联系,分裂时期的某些割据政权,反而往往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做出成绩[4]。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既不象西欧那样完全依赖天然降雨,也不象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东方完全依赖人工灌溉,各地区是在很不相同的条件下以不同方式解决水的问题,不存在遍及全国的灌溉网。他的观点基本上继承自王毓瑚,但并不否定井田沟洫体系的存在,只不过认为它的作用在排水洗碱。沟洫农业是垄作形成的旱作农业,而非灌溉农业。[29f]最近史学界批判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关于“治水社会”理论时,也指出它背离了中国历史实际。[12]

二.对中国传统农业评价中的肯定论和否定论

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是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紧密相连的。七十年代末,我国曾从美国引起成套的农业机械化设备,一时间在部分同志中引起近乎天真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照搬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被认为是小农经济手工操作的产物,甚至不再值得一提。在生产结构方面,有人也主张学西方,走“以牧为主”的道路,改变我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食物结构。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对解放后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评价问题。生产结构不大合理,生态环境恶化是三十年农业遗留的突出问题之一,有些同志对此估计较重,认为是执行“以粮为纲”方针所致;“以粮为纲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与历史上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结构一脉相承。这样,他们就从对三十年的否定进而为对传统农业的否定。这股思潮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动乱.贫困.闭关自守的病根》等一系列文章。在作者看来,单一经济.精耕细作.小农经营是三位一体的。它破坏自然生态,引起劳动生产率递减(如说“精耕细作,复种套种,加上灌溉,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等),造成人口问题和周期性土地危机;阻碍分工,抑制交流,使资本主义不能顺利产生(作者称之为“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超稳定结构”),等等,总之是坏到了极点。《病根》一文在《学习与探索》发表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全文或摘要转载,一时造成颇大影响。[34]”

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引起了几乎一致的反对。较早提出不同意见的,如杨直民.董恺忱指出,从农业历史看,集约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传统农业以劳动集约为特点,技术上表现为精耕细作;西方农业现代化,也是提高农业集约度的过程,技术上表现为机械化的精耕细作。因此,不应把机械化和精耕细作对立起来。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吸收精耕细作传统中合理的.有用的因素[33]。郝盛琦等人批评了把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归罪于“单一小农经济结构”的观点,反对全盘否定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指出“精耕细作的传统,虽然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却是我国农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不便许多技术经验足资今天借鉴,而且就通过精细管理提高单产这一发展方向而言,也仍然符合我国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老路’。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但我国传统农业建立在手工劳动.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观经验基上,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状况也一定要改变”。“农业机械化必须有利于精耕细作和促进单产的提高,否则,就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失去生命力”[46]。更多的同志是从正面对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和它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给予肯定的评价。尤其是原农业副部长刘瑞龙《正确对待我国农业历史遗产》和《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等文,影响较大。作者指出:“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是放弃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相反,必须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把精耕细作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这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是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依据。”由于这些文章曾广泛征求和汲取农史界的意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农史界的共识。[19]

肯定论者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

1.总结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肯定它在世界农业史中的崇高地位。这方面文章发表得很多,尤其集中在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史》(季刊).《农业考古》(半年刊)和《农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上,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专著和小册子也以很大篇幅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只举两例予以说明。董恺忱在《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一文中,广泛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评论,指出:一.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二.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它的特点是具有曲面壁和摆动性。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国犁的特点,成为近代农业革命的契机。三.我国是世界上有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和南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行连种制和复种制。四.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几个仅有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五.我国传统农业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精耕细作农艺和较高的单产上。西欧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59b]。原江西省博物馆陈文华等主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则以具体事实说明我古代许多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比西欧领先一两千年。

2.揭示我国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强大生命力,肯定它在我国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如方原反对脱离我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完全按西方模式改造我国农业,他指出,我国解放后的三十年间,农业发展速度和粮食单产均居世界前列,并非什么都是落后的。这期间粮食总产增加近三倍,以不到世界总耕地7%的耕地,养活全世界1/4的十亿人口,主要依靠以现代科技初步强化了的精耕细作传统;这一事实集中表现了这一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他主要走强化和发展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路[8b]。为什以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一些同志强调了农业科学技术的继承性,认为在农业生关系统中环境条件和生物特性变化较慢,不少传统技术是基于对这些条件的深切认识,故能长久适用,不会过时。还有人从系统论角度对此作了阐述[39.5]。这些论述解释了农业科技的一般性,但还没有揭示中国农业科技的特殊性。就特殊性而言,精耕细作是以增加单产.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主攻方向的,正如许多同志指出,这可以用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非常符合我国人口众多.耕地紧缺的基本国情。同时,精耕细作是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天”“地”).农业生物(“稼”)和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人”,视为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农业生物与环境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比较正确地处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因而也就比较符合农业的本质,这也是这种农业技术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49.29]

世界农业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WTO,农产品贸易现状,中国农业

 

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入世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的高效、农业生产者素质的提高等优势使我国在农业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为避免入世后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农业造成不利影响,要求我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发展可持续农业,促进农业的整体进步。

1 中国农业发展及农产品贸易现状

1.1农业发展现状

经过三十几年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农业发生了深刻变化, 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 主要农产品市场供求稳定。农产品总量成倍的增加,从197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321亿公斤到200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0616亿斤农产品贸易现状,我国粮食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粮、棉、油、肉、水产品、水果等已跃居世界首位, 肉、蛋、水产品已超过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农业产业在不断的发展壮大(见图1)。

图1 2002-200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及增长速度

但是农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人口、资源等原因,我国的农业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1)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中国。中国农民一年收人均在6000-7000元,在种植上除去种子、化肥、灌溉等方面,在养殖上,除去幼苗、饲料以及家禽的医药费等,农民一年净收入也能有4000-5000元。而诸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一年人均收入为12000美元左右,因此中国虽然农民占全国总数的70%,但人均收入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2)资源快速减少,生态环境恶化。农业资源方面,由于水资源的过渡开采和被污染,导致农业用水严重失调,由于城市建设以及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导致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十分突出。生态环境方面,全国约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草原退化面积达0.87亿公顷农产品贸易现状,并仍以每年133万多公顷的退化速率在及扩展;森林覆盖率仅为20.36%左右,人均林地面积不足0.12公顷,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6%;(3)政策对农业倾斜的扶持不够,国家在农业上的投入相对不足;(4)生产方式不适宜生产力的提高。目前的小农生产方式,已经阻碍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和发展,也阻碍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以后对社会化分工的要求,难以走上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5)随着农村外出务农人数的增多,农村劳动力大部分转移到城市中对农业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1.2农产品贸易现状

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8年来,广大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入世”带来的机遇,积极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农产品出口与入世前相比发生了“质”的改变,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可喜局面,出口的增长在带动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产品进口更是呈现高速增长的局面。现阶段农产品贸易呈现以下主要特点是:(1)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即饲料、粮食、棉花,丝类等初级产品多,而高档次、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制成品较少;传统产品多农产品贸易现状,创新产品少;(2)农产品出口市场结构不合理,我国农产品大部分主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而南美、拉美、非洲等发展国家及欠发展国家地区出口量较少,但从贸易保护上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却更容易采取贸易保护主义。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WTO的第143个正式成员。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每年的农产品贸易总额逐年增加,但2009年由于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总额较2008年有所下降(见下表1)。

表1 2002-2009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亿美元)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农产品贸易总额

306

403.6

514.2

562.9

634.8

781

世界农业论文篇5

(1.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2.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工商管理系,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是一个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政府、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多节点共同参与的开放性复杂系统,除受外界环境影响外,更多地受到农业科技的独有特点、参与主体、网络结构及模式等内在因素的影响。文章应用NW小世界网络模型,通过特征路径长度、集聚系数、顶点度和知识交流频率等统计参量,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进行特性分析,揭示其内在演化机理和规律。

关键词 :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小世界网络;复杂

中图分类号:F3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8-0101-02

基金项目:湖南省科技厅项目(2013FJ3080);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13C096)

1 引言

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了题为“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的一号文件,这是党中央连续关注三农问题的第12个一号文件。文件强调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完善科研院所、高校科研人员与企业人才流动和兼职制度,加强对企业开展农业科技研发的引导扶持,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主体。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部门的协同创新。可见,党和国家已充分认识到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支撑,并将其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而当前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存在研究经费严重不足、缺乏金融支持及各参与主体协同合作水平低等问题,故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进行特性分析,揭示其内在演化机理和规律具有较重要的应用与理论价值。

2 农业科技创新网络的复杂性分析

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是指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政府、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多节点共同参与到新产品调研、开发、生产和销售环节,各节点能有效参与协同创新的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除受外界环境影响外,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更多地受制于农业科技的独有特点、参与主体、网络结构及模式等内在因素的影响。

农业科技的独有特点主要是指农业科技具有明显的时效性、地域性和不稳定性。针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参与主体的复杂性,以下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发展阶段对其进行了探讨。Spielman等(2011)应用社会网络研究农户与其他参与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充分肯定了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对农业发展的贡献[1]。徐振宇(2011)指出农业组织创新的实现依赖于农户的企业化,在农业组织演化过程中,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2]。李天来(2012)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尤其是农业院校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3]。

针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结构及模式的复杂性,史炎文(2013)以河南鄢陵花木产业集群和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载体,分析了农业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4]。Lee(2000)研究了校企合作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促进作用及校企合作的技术转移过程[5]。熊婧等提出广西产业集群发展关键是官产学研金(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的联合[6]。

3 小世界网络模型及其适用性

1967年,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Milgram S率先用“传信”实验发现,陌生人之间建立联系的最远距离是6个人,世界虽大,但人与人的距离却很小,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六度分离”理论。这种“小世界现象”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Watts和Strogatz(1998)提出了WS小世界网络模型[7],使“六度分离”理论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为学术界研究复杂网络提供了新方法。Newman和Watt(1999)对WS小世界网络模型进行了改进,提出了NW小世界模网络模型[8]。Jelena Govor ina等(2013)[9]等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方法改进。小世界网络模型现已广泛的应用于物理、经管和生物等学科,大量的实证研究均验证了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小世界网络特性,小世界网络能为理解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特性提供方法支撑。

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除受外界环境影响外,更多地受制于农业科技的独有特点、参与主体、网络结构及模式等内在因素影响。用小世界网络模型分析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是适合的,目前鲜有专家学者应用小世界网络对此进行分析。文章正是基于此,应用小世界网络模型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进行特性分析,揭示其内在演化机理和规律。

4 应用小世界网络分析农业科技创新网络的演化机理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应用NW模型,通过特征路径长度、集聚系数、顶点度和知识交流频率等统计参量分析,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进行特性分析,揭示其内在演化机理和规律。

4.1 度与平均度

在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各节点总数用“N”表示,节点总数越多,表明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规模越大。各节点之间的商流、物流、信息流为该网络中的总边数,用“M”表示。农业科技创新网络的连通图,用“G”表示。某节点i与该节点连接的其他节点的边数称为该节点的度,用ki表示。在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某节点企业的度值越大,表明其与越多的节点存在商流、物流、信息流,其重要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是关键节点。关键节点的稳定性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至关重要,故应关注较大度值的关键节点,增强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整体稳定性。

平均度〈k〉是指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各节点度的简单算术平均值,可反映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整体的紧密联系程度,即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密度。即:

(1)

4.2 特征路径长度

在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连接任意两节点i和j之间的最短距离,用dij表示。最短距离主要受地理距离、节点之间同质性、文化的相似性、社会与制度临近性等因素的影响。最短距离(dij)的简单平均数,用“L(G)”表示,即农业科技创新网络的特征路径长度如下:

(2)

在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各节点之间若特征路径长度较短,则表明节点之间对应较短的物流、商流和信息流通道。此时,即使节点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商流、物流、信息流,也可以通过与其它节点建立起较短的间接联系,从而加快节点之间的信息传导,减少信息传导时滞。

4.3 集聚系数

在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与某一节点存在商流、物流、信息流的两个节点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直接联系,即为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内部的集聚特性。若某一节点i与其它节点存在商流、物流、信息流的实际边数为ki条,则称该节点的度为ki。该节点与其它节点存在商流、物流、信息流的理论边数的最大值为Mi条,则。某一节点实际边数与最大理论边数的比值大小可以反映该节点与其它节点的紧密程度和集聚情况,用Ci(G)表示,即:

(3)

Ci(G)越大,该节点对应商流、物流、信息流范围越广,业务伙伴越多,紧密程度越高。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整体的集聚系数C(G)可用该网络内部所有节点的集聚系数的简单算术平均数表示,即:

(4)

其中,0≤C≤1.C=0,表示所有节点均未与其它节点建立商流、物流、信息流;C=1,表示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连通图是全局耦合的,即任意两个节点均已建立商流、物流、信息流。以上两种情况的网络连通图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现实中网络连通图一般既不是完全随机的,也不是完全规则的。整体集聚系数C(G)越大,对应的空间联系和社会联系就越紧密。空间联系主要是各节点地理位置上的商流、物流、信息流,社会联系主要是各节点之间由于企业的同质性、文化的相似性、社会与制度临近性所带来的商流、物流、信息流。空间联系是驱动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形成与演化的主要因素,但其扩散作用正在不断减弱中,故各节点更要关注社会联系,利用社会联系增加业务量,增强协同合作能力。

5 结论

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除受外界环境影响外,更多地受制于农业科技的独有特点、参与主体、网络结构及模式等内在因素影响。文章基于小世界网络模型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对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进行特性分析,揭示其内在演化机理和规律,并得到了以下结论:节点总数越多,表明农业科技创新网络规模越大;某节点企业的度值越大,越有可能是关键节点,关键节点的稳定性对网络整体稳定性至关重要;平均度可反映农业科技创新网络整体的紧密联系程度;较短的特征路径长度,对应较短的物流、商流和信息流通道,可加快信息传导速度,减少信息传导时滞;集聚系数越大,对应的空间联系和社会联系就越紧密,各节点除了要关注空间联系外,更应关注社会联系,要利用社会联系增加业务量,增强协同合作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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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振宇。小农-企业家主导的农业组织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李天来。充分发挥高校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J]。中国高校科技,2012(4):11-13.

(4)史炎文。农业创新体系及其创新绩效评价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3.

(5)Yong S。Lee。The Sustainability of 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Collaboration:An Empirical Assessment[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00,25(2):111-133.

世界农业论文篇6

关键词:苹果;文献计量学;WebofScience;研究态势

中图分类号:G250.252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4942(2014)01-0131-06

苹果是世界性果品,由于其生态适应性强、果品营养价值高、耐贮性好及供应周期长,许多国家都将其列为主要消费果品而大力推荐[1]。美国、中国、印度、波兰、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德国、土耳其和意大利等国家广泛栽培苹果,其产业是这些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近几十年来,科研人员对苹果果实品质[2,3]、营养物质代谢[4,5]、呈色机理[6~8]、核心种质构建[9,10]、遗传结构和遗传多样性[11,12]、基因表达和生物信息学[13~15]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已成为国内外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

文献计量学基于文献事实,能客观定量地反映学科的整体布局,揭示新理论发展的方向,已被广泛用于诸多领域[16],如化学学科[17]、数学学科[18]和PM2.5[19]等的分析。但目前利用文献计量学分析世界苹果研究状况的相关报道尚未见到。WebofScience数据库共包括9000多种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经过同行专家评审的高质量期刊,收录的文献能够反映科学前沿的发展动态,已成为世界公认的自然科学领域最为重要的评价工具。因此,为了解世界苹果的研究动态,利用WebofScience数据库对2001年以来的苹果文献进行了分析,从科研文献产出的角度揭示了苹果研究领域的发展态势,以期把握苹果科学研究的整体发展状况,为国内外苹果科研工作者和决策者提供参考,促进苹果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1数据来源及方法

本研究采用WebofScience数据库作为分析数据源,基于SCI-EXPANDED数据库,以“apple”为关键词。选择出版年为2001~2012年的数据作为分析资料,于2013年1月进行检索。对检索出的文献用WebofScience自带的引证报告进行分析,部分数据项用Excel进行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世界苹果文献总体概况及趋势分析

WebofScience引文数据库中收录的2001~2012年有关苹果研究的相关文献共17699篇,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会议摘要、会议记录、综述、社论、通讯、新闻、图书等,其中研究论文为主要类型,有15857篇,占发文总量的89.593%(表1),说明学术论文是苹果研究文献的主要发表形式。

2.2世界苹果文献产出概况

2001~2012年苹果研究发文量居世界前20名的国家如表2所示。发文量最多的是美国,其发文量(4578篇)分别是中国(1384篇)和西班牙(1173篇)发文量的3.3倍和3.9倍。美国、中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发文量位居世界前五位,发文量均在1000篇以上。

近十年来,各国非常重视苹果产业的发展。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表2)表明,中国的苹果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其种植面积约是印度(第二位)的8倍,总产量约是美国(第二位)的6倍,远远超过其它国家。美国苹果的种植面积居世界第四位,但总产量位于第二位。波兰和土耳其苹果种植面积分别位居世界第三和第五位,土耳其、波兰和意大利苹果的总产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三、第四和第五位。单产位于世界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瑞士、新西兰、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其丰产栽培的模式值得借鉴。

3结论与讨论

利用WebofScience数据库对各学科研究产出进行科学计量分析和比较,有助于从一个侧面了解国内外相关机构的学科布局、整体科研实力和学科优势[20]。对2001~2012期间WebofScience数据库中发表的苹果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表明,苹果研究文献以学术论文为主要发表形式;发文量逐年增加,2011年最高,约是2001年的2倍。在国家分布方面,美国、中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论文产出水平遥遥领先。近年来,中国的苹果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居世界第一,研究论文数量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位居世界第二,可见,中国对苹果的产业和科研越来越重视,科研水平逐渐提升,论文的产出量大幅度增加。

按苹果发文量遴选出的前20名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和西班牙等,属于美国的研究机构最多,占到45%。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服务中心、康奈尔大学、加拿大农业和农产品研究所、华盛顿州大学和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发文量位居世界前五位。前20名研究机构中有12所是高等院校,可见,高校是苹果科研的领导者。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和浙江大学在苹果方面的研究位于世界前20位,这说明,我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苹果研究机构数量较少,赶不上美国。我国科研人员应把握好苹果研究的热点与重点,利用自身丰富的种质资源和产业优势,使在苹果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

苹果研究方面的核心作者大部分来自美国、德国、瑞士和斯洛文尼亚,有7位来自美国。匿名作者发表文章数量最多,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的Nicolai教授排名第二,主要从事苹果采后技术方面的研究[21~23]。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程来亮教授排名第三,主要从事苹果光合作用[24]、碳氮代谢[25]和逆境生理[26]等方面的研究。

世界上四分之一以上苹果方面的文章刊登在美国、英国和荷兰承办的期刊。美国的《HortScience》、《JournalofAgriculturalandFoodChemistry》、《Phytopathology》,荷兰的《PostharvestBiologyandTechnology》和英国的《JournalofFoodEngineering》5种期刊载文量居世界前5位,是苹果相关研究投稿的理想期刊。

农业和食品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是目前苹果研究的重点领域,发文量占总文献的一半以上。营养保健涉及的学科多,但发文量较少。苹果果实富含类黄酮等抗氧化性物质,对肺癌[27]、心血管疾病[28]和糖尿病[29]等有显著地抑制作用,营养保健功能较强,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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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农业论文篇7

关键词 全新世暖期 土地利用 降水复原

分 类 中图法 f301.24

未来环境变暖对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何影响,是当前普遍关心的问题。利用我国丰富的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历史相似型分析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也是我国在世界上独具优势的领域。全新世暖期期间我国普遍温暖,其鼎盛时期我国东部平均温度较现代高 2.5℃[1],是未来变暖的可能相似型之一。全新世暖期也是我国原始农业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本文根据大量考古资料复原了全新世暖期中的仰韶—龙山文化期间(7000~4000abp)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的地域差异,并从历史相似型的角度对全球变暖后对我国农业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新疆、青藏高原、西南及东北地区由于资料限制没有列入讨论。

1 全新世暖期土地利用的区域差异

我国新石器考古始于本世纪 20 年代,建国后获得了重大发展,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发现、发掘,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也有了重大突破,其中一部分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地层学、类型学研究和动物骨骼鉴定与植物孢粉分析,不少地方还进行了区域性史前农业研究[2-10]。虽然有些细节问题还有待深究,但利用考古资料重建我国全新世暖期的土地利用格局已有可能。

对于已发现作物遗存的遗址,其作物遗存明确地指示了当时的土地利用状况,对没有发现栽培作物的遗址,其生产和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从出土的生产工具、陶器有无及房屋建筑等特征来分析。

1.1 前仰韶时期的土地利用概述

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农业文化出现于 8000abp 前后,8000~7000abp 的前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相对较少,但已可看到北方旱作与南方稻作的土地利用格局。以黄河流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及陕西关中平原的白家—李家村—老官台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均表现出较高的生产水平[2、5、6]。磁山遗址灰坑粮食储存量估计达 5万kg[5],表明农作栽培已发展到方修琦等:全新世暖期我国土地利用的格局及其意义。相当水平,裴李岗、沙窝李、许昌、大地湾及北辛遗址等也发现了粟的遗

存[11];辽宁新乐下层发现了作物遗存,内蒙古赤峰亦出土了石锄、石磨盘、石磨柱等农业用具,但较黄淮地区要粗糙,渔猎采集文化占相当重要的地位[9]。长江流域发现的栽培作物都为水稻,如彭头山、罗家角[12]等。稻作遗存向北可分布到河南舞阳贾湖、汉水流域的西乡李家村、何家湾等地[11],其北界大致在 33°n。华南地区渔猎采集居主要地位,并可能存在种植块茎、果树类植物的园圃式农业[13,14],但迄今还没有直接的证据

1.2 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土地利用的区域差异

原始农业文化在 7000~4000abp 的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得到重大发展。表现在文化遗址的数量大增,规模增大,农业生产工具制作更加精良等多方面。以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原始农业文化最盛时的状况为标准,忽略在此期间文化波动对分布范围的影响,可以大致地勾画出该时期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的基本轮廓:仰韶—龙山时期的土地利用继承了前仰韶时期北方旱作与南方稻作的土地利用格局,但旱作区和稻作区的北界都进一步向北推进;在北方旱作区之外为渔猎文化为主的地区;南方稻作区之南的华南沿海以渔猎经济为主,内地则可能继续维持薯类栽培。

黄淮地区及长江流域的农耕在原有水平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继续保持了其领先位置。文化遗址分布密集,龙山时期黄河中游遗址分布密度已同现代村庄分布差不多,安阳市洹水沿岸 7.5km 的地区内就发现了 19 处龙山文化村落遗址[15],龙山晚期黄河流域已出现城市[16-18]。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仰韶、龙山文化影响的范围北达内蒙[19],西到甘青地区[20-22]。根据考古证据,农业文化遗存北界的大致位置为:从绥芬河至宁安镜泊湖南岸,经农安左家山、通辽,沿西拉木伦河北侧向西南延伸,至化德、商都,沿阴山南麓、大青山南麓至包头、乌拉特前旗,向南经东胜以西,鄂克托旗、杭锦旗以东,向西经宁夏固原沿河西走廊北界至嘉峪关、玉门,再折向东南,沿祁连山北麓,

向南经青海湖东岸至贵南、泽库(图 1)。

在很多遗址中发现的栽培作物遗存表明(图 1)北方为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其次还有黍,其它的如小麦、大麦等也有发现,但只是个别现象。发现粟遗存的遗址中赤峰、北票、熬汉旗大甸子墓地、兰州白道沟坪、临夏东乡林、民和、乐都柳湾等,都是位于旱作农业北界附近的遗址,发现黍遗存的文化遗址有临潼姜塞、山西万荣荆村、新郑裴李岗、甘肃秦安大地湾、甘肃临夏东乡、青海民和、沈阳新乐等,黍的分布区大致与粟相当,是一辅的旱作作物[9,26,27]。因此,粟的分布北界基本就是旱作的北界。

北方在旱作农业区之外的文化为渔猎采集或畜牧为主。青海只有共和盆地约 6700abp 的拉乙亥遗址,出土的石器均为打制,动物骨骼种类多为羊、雉、兔、旱獭等[21]。西北的巴吉丹林沙漠地区的乌科靠海遗存中细石器占绝对优势,并与少量陶片和其它石器共存[28]。呼伦贝尔草原出土物以细石器为主,石器的打制反映当时人们过着畜牧狩猎的生活[29]。松嫩平原出土的石器多为压制,有石镞、刮削器、尖状器、网坠、骨刀等渔猎用具,密山县兴凯湖边还发现 10 座大型鱼窖[30]。

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艺高超,品种齐全,造型生动[31]。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在 400m2 的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迹或稻谷与谷壳、稻秆等混在一起的堆积物,厚度达 40~50cm,表明了当时粮食之丰富[32]。整个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或为稻栽培区,很少单一的粟、黍栽培区。从黄淮地区发现的作物遗存的数量分析,粟作 26 个,稻作 17 个,但在 36°n 以南,稻作 16 个,粟作 18 个,稻作与粟作遗址的数量已大体相当,显示黄淮地区稻作已很普遍。当时稻作栽培的北界大致推进到了 35°n 附近的扶风—户县—华县—渑池—洛阳—郑州—衮州—日照一线(图 1),较现今偏北 2~3 个纬度。稻作区南界的具置目前尚难确定,大致在南岭北侧至福州以北。

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南方沿海地区的狭长地带上,发现的文化遗址多为贝丘(或沙丘)型,其生产方式有别于邻近的内陆地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发现了大量堆积很厚的贝壳或大量的鱼骨,还有两栖类、陆栖类、飞禽类等骨骸,农业工具很少或者没有,以渔猎采集为主要食物来源[33,34]。华南内陆地区大部分时间可能仍以薯类栽培为主,直到距今 4000 多年前的石峡文化时期,稻作农业才发展起来[11]。华南地区发现新石器时期稻作遗存的有广东区江石峡、泥岭、福建南安[23]、东张等,石器以石锛、石斧最普遍,但真正磨光的并不多[35,36],农业生产水平仍明显仍落后于黄淮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2 全新世暖期土地利用区域分异的意义

2.1 对降水资源的反映

一个地区的土地利用形式与当地的自然资源相适应,在技术尚不发达的人类社会的早期更是如此。处在全新世暖期之中的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土地利用格局应与当时的环境相适应,土地利用的边界应是某种资源制约作用的反映。我国许多农作栽培主要受降水的限制,古人由于生产力水平限制,没有灌溉或灌溉水量很小,一些作物分布的界线在反映降水量方面的意义具体明确。

2.1.1 旱作农业北界对降水资源的反映

在我国大兴安岭以西的半干旱地区,降水是限制农业分布的主要要素。我国现代旱作农业主要分布在降水 350mm 以上的地区,降水 250~350mm 的区域内有少量的农业,250mm 雨量线是现代旱作的最西、最北界线[37]。

粟是一种耐旱、适应能力强、生长期短、易保存的旱作栽培植物,其全生育期 120~140d(春谷),粟生育期需水量为 290~310mm[38],在农牧交错带内生育期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 80% 左右,生育期间内降水等于粟需水量时对应的年降水量为 362~387mm;在 250mm 雨量线附近地区,谷子一般年份灌水定额为 60~70m3,根据灌水量与降水量的换算表,相当于降水约 100mm[39],转换成年降水 130mm 左右,则粟作要求的最低全年降水约 380mm。

根据粟对水分需求的特点,以及现代农业的分布特征,可以把 350~400mm 降水量看作是现代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北界的临界值。考虑到史前农作的原始性,没有灌溉或灌溉水量极小,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也不大,仰韶—龙山文化时期以粟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北界的降水量应与 350~400mm 相当或略高。将仰韶—龙山文化时期旱作农业的北界与近 40 年平均的等雨量线相对比(图 2)发现,暖期时旱作农业的北界在甘肃白银以东、克什克腾旗以西与现今雨量线 300mm 吻合

很好,意味当时降水高出现在 100mm 左右;河西走廊地区的农业北界分布到现今降水 150~200mm 以下的地区,当时降水最多较今多 200mm 以上;在克什克腾旗以东直到东北地区,农业北界与现代 350~400mm 等雨量线差异不大,在此区域内降水对作物分布的限制已不十分显著,此段的农业界线可能并不反映降水变化。

2.1.2 稻作分布北界对降水资源的反映

现代“南稻北麦”的分界线位于秦岭淮河一线。此界线在指示降水资源方面的意义有二:第一,水稻(单季稻)生育期(5~9 月)内需水量 600~650mm,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以南同期降水均在 600mm 以上[40],折合年降水量为 900~1000mm。秦淮一线常年降水量与此相当,基本可满足单季稻生长的需求,秦淮以北也有零星水稻种植,但降水不足,一般得益于现代灌溉渠系的水源保障及优良抗旱稻种的培育推广。因此,水稻分布的北界大致与 900~1000mm 降雨量线对应。第二,作为“南稻北麦”的分界线秦淮线也是我国伏旱区的北界,线南春雨伏旱,宜种水稻,线北春旱夏雨,宜种小麦[41]。伏旱区是副热带高压作用的产物,因此,由伏旱区的位置可以进一步推断副高的位置。

二熟制的耕作制度在汉代才发展起来,因此,史前人类种植的水稻是单季稻,全新世暖期水稻北界北移到 35°n 左右,从渭河和黄河沿岸向东直到连云港附近。与现代对比,年降水量在济宁以东较现今高出 100mm 左右,济宁以西、郑州以东高 200mm 以上,郑州以西可能大约高 300mm,反映出在大暖期内陆比沿海降水量增加更多的趋势。相应地,古伏旱区的北界较现代偏北约 2~3 个纬距,黄淮之间地区降水的季节分布形式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呈现春雨伏旱的特征。由伏旱区的北进可以进一步地推断,古副高(相应地,古副高脊线)也向北移动了 2~3 个纬距。

2.1.3 与自然证据的对比

以农作界限推算的降水资源状况可能受许多因素影响而产生误差,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古今位于边界位置上的作物类型的差异的影响,如全新世暖期时旱作农业北界上的作物为粟、黍,而现代农作北界上作物组成较复杂,有春小麦、谷、糜、马铃薯、玉米和高粱等[37],因而用 350~400mm 的降水量来标定全新世暖期时的旱作北界可能存在一定误差。此外,农作物需水量的确定较为困难,同一作物现在与全新世暖期的需水量指标可能不一致,农作栽培也有可能受到局地因素影响等,这些都有可能增加复原结果的误差。判断复原结果可信程度的一个可行途径就是利用多方面的证据进行综合校核。

根据旱作农业的北界推测的全新世暖期时甘肃白银以东、克什克腾旗以西一线的降水高出现在 100mm 左右的结论与许多根据自然证据复原的结果相近[42~45]。河西走廊地区的农业北界反映的当时降水最多较今多 200mm 以上,与根据水量平衡、孢粉组合推测的青海湖地区全新世暖期相当[1,46]。

在稻作北界附近,定量地反映降水变化的资料不多。全新世暖期时稻作的北界与安芷生等[47]根据以花粉、古土壤等多种代用资料重建的全新世最佳期 1000mm 雨量线吻合较好。在西安、武功地区,根据水稻分布北界推测的降水量与当地中全新世发育的棕壤所反映的降水量比较接近[48],而高于据古磁化率复原的年降水量[49]。

根据旱作农业北界和稻作北界所反映的降水可以推断,全新世暖期时,我国北方旱作地区内的年降水量一般较现代多 100~200mm 左右,最多可能接近 300mm。在北方旱作区内,根据鄂尔多斯和陕北地区黄土—古土壤系列的磁化率复原的降水高出现在 100mm 左右[49];根据水蕨等指示性孢粉和孢粉组合推测,河北平原降水增加 150~250mm[50];它们与根据农作物界线推断的结果相吻合。

在南方稻作区内,以浙江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为依据,恢复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全新世温暖期鼎盛期 (6000~7000abp) 的年降水量为 1500~1800mm,较今多 200~400mm[51]。在江苏宁镇丘陵宝华山(32°n,119.3°e),根据所发现的中南亚热带成分山龙眼推测 5000abp 的降水量较今高 200mm[52]。以上结果与根据稻作北界推测降水量可以相互对比。

以上对比结果表明,根据作物界线复原的降水结果与根据其他资料所复原的结果基本吻合,即在全新世暖期我国北方地区降水普遍较现代增多 100~200mm 以上。

2.2 暖期对我国的影响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在全新世暖期的高温多雨环境之下,农耕区范围显著扩大,相应地可耕地面积也将增加

,水稻种植区向北扩展。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增暖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历史时期也是这样,历史上暖期一般都是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

3 结论

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复原出仰韶—龙山文化时期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分区的基本轮廓为:北方旱作南方稻作,在北方旱作区之外为渔猎文化,在南方稻作区之南的华南地区可能为渔猎文化或以薯类栽培为主的地区。旱作区和稻作区的北界都较现代偏北,水稻种植北界达到 35°n,较现今北移了 2~3 个纬度,北方旱作相应向北扩展到现今以畜牧为主或半农半牧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及西北的甘青地区,其中粟是最主要的旱作栽培作物。

稻作北界对应的降雨量为 900~1000mm,粟作北界对应的降雨量为 350~400mm,根据旱作农业北界和稻作北界所反映的降水可以推断,全新世暖期时我国北方旱作地区内的年降水量一般较现代多 100~200mm 左右,最多可能接近 300mm。以上结论与根据其他代用资料所复原的结果基本吻合,显示出全新世暖期我国北方地区降水资源普遍增加。

根据稻作北界推断,古伏旱区的北界较现代偏北约 2~3 个纬距;进而可以推断,古副高(相应地,古副高脊线)也向北移动了 2~3 个纬距。

全新世暖期时暖湿的气候有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因而农业界线向北扩展,从历史相似型的角度看,未来环境变暖对我国的农业发展是有利的。

图 1 仰韶 - 龙山文化时期的粟、稻遗存与土地利用的区域分异

fig .1 the reiics of millet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land in thd periods of yangshao-langshan cultures

图 2 仰韶 - 龙山时期水稻种植和旱作农业北界与现代降水分布的对比

世界农业论文篇8

林毅夫拥有一张线条硬朗的脸,这使他看起来,比一名纯粹的知识分子更有力量。在春节前,他就“将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传闻,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一句平实的“现在还未确定”背后,让人无法想象他的表情,更无法猜测他的内心。

几乎所有媒体的采访,要发生在春节之后。因为在2月5日,春节放假前的一天,所有一切的传闻才最终尘埃落定――这一天,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正式宣布,任命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任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即使在一切明晰之后,林毅夫对外辞令的语气和内容,依然是那样的严谨而低调――他表示,“准备5月底上任,一方面是因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春季学期的课程已有安排,总要教完再去;一方面是在教书之外,补上世行的课,关注一下国际问题,特别是非洲、南亚、中亚、拉美这些地方的事务,尽量多吸收、多了解、多向人家请教。”

三农助推

对中国“三农”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应该说是林毅夫此次获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关键所在。

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是,与一般商业银行不同的是,世界银行的主要功能定位就是帮助贫困国家消除贫困、关注并扶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而中国又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三农问题”理所当然都是个重大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钟情于林毅夫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任命林毅夫的声明中明确表示,“林毅夫的到职将会给世行带来‘一套独特的技能和经验’,他期待在非洲发展、南南合作以及农产品和能源价格等诸多领域与林毅夫进行密切合作。”

事实上,林毅夫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始于其任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之前。他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就是《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此论文被他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此外,林毅夫还曾在中国农业政策部门工作多年。他于1987―1990年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专门研究“三农”问题。他还曾于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同年他因对“三农”问题的研究,获得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家粮食和农业研究中心政策论文奖。

与国内其他经济学家相比,林毅夫是当之无愧的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第一人。林毅夫的“新农村建设”体系有两大特色:1.从社会主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切入点,而非从农民组织、从教育为切入点。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非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切入点。

尽管时隔近一年,但许多人仍记忆犹新,在2007年3月6日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举办的主题为“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记者招待会上,林毅夫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曾表示,“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新村庄建设”,要农民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我们知道,房子不是公共产品,如果把新农村建设引向‘新村庄建设’,确实会增加农民的负担,给农民带来伤害,这是应该避免的。”

在世界银行对其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职务正式任命后,林毅夫对其5月后正式赴任的世界银行,作了部分阐述,“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机构,世行非常需要深入了解发展中国家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面对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在这种限制条件下的机遇和挑战又是什么。这也是世行从发展中国家选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最重要的意义。”

中西相合

在林毅夫之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办公室,还从来没打算“屈尊”迎接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这一历来为西方经济学界占据的职位,此次为林毅夫破例,其人中西结合的文化背景亦至关重要。

从台湾―大陆―芝加哥―耶鲁,再回大陆。在林毅夫的人生经历中,拥有美国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学习、工作经历6年。在这6年里,林毅夫一方面身边大师云集,对西方文化深有体悟,另一方面与爱人陈云英还要养育一儿一女,简朴的生活亦使他对西方民情洞若观火。

正是这样中西相合的文化背景,在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卸任后,考虑从发展中国家选择经济学家担任这一要职时,遴选委员会才选择林毅夫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候选人之一。在加里・贝克尔、罗伯特・福格尔、道格拉斯・诺斯、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四位著名经济学家对林毅夫作了联合推荐之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职位最终在林毅夫身上定格。

与当代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往往“言必称希腊”不同,林毅夫更为强调现代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本土的“落地”,且话语表现形式中也常常伴有浓厚的“中式”元素。

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在林毅夫对经济学理论的诠释中,时不时引用诸子百家的经典。

比如在解释经济学理论的因果逻辑时,林毅夫认为,“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变动的现象出发,观察其背后的理论。就像孔子在川上的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真实的世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而理论一被提出来就变成了老子所说的‘前识’,如果把现有的理论当作是必须遵守的真理,就会犯了老子所说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在解释我国20世纪60年代“大集体会出现‘磨洋工’,而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则迅速提高生产效率”的现象时,林毅夫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里寻找到佐证。他说:“《吕氏春秋・审分》里面曾记载的‘公作则迟’、‘分地则速’,反映的就是一个生产者在监督困难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会有不同的选择。”

林毅夫“西天取经”的经历,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汇于一身,再经由他过人的“调和”能力,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继而厚积薄发为全球经济学界所认同。

术道相融

在中国经济学界,很难有人如林毅夫那般“上得学堂,入得庙堂”。他自如地游走在学界和政界之间,均有建树。作为学者,林毅夫是迄今为止,在国际权威经济学刊物最多的中国经济学家;而论对政策的切实推动,林毅夫作为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是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第一人,而自2004年起,“三农”问题已连续5年作为“中央1号文件”所提及。

与纯粹的学院派相比,林毅夫更强调经济学对现实环境的实践性。例如:林毅夫关于“通过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来拉动农村的内需。不管是企业自生能力还是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论述,其本身就为政府在政策执行上,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间。

林毅夫对经济学的实践功能的强调,在持续2年之久的“后发劣势PK后发先势”的争论中可见端倪――这场争论的对手是新古典经济学派代表杨小凯博士(现已逝世),曾被誉为华人经济学界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

虽然,作为非专业人士,我们不宜妄加评论,臧否两位经济学家各自理论的短长。但我们从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理论所引发的“制度内生说”(制度是重要的,但一个最优的制度实际上是内生的,内生制度其实与发展阶段有关)中,可以看出,林毅夫在经济学理念的研究中,并非理想主义,而是强调经济学理论在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

不空谈“道”,而是“术道相融”,注重经济学理念在现实情况下的可操作性,显然也是林毅夫最终赢取世界经济学界最高职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要旨所在。因为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其职责除了自身对相关课题进行研究外,还有更多的管理协调工作,包括管理世行庞大的研究部门,担任世行发言人,研究和制定世行发展战略,参与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对重大决策作出战略性研究等。

正如林毅夫此次世界银行职位的推荐人之一、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对林毅夫的评价一样,“林毅夫在中国长期致力于新农村发展,这对世行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问题是经济发展要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而CCER是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研究中心之一,这表明了林毅夫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

未来之路

就如同当年1979级的北大同学,无法预料林毅夫这个大龄同学,20多年后会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这些似乎都证实了,对一个人宽泛的人生预测,在林毅夫身上并不适用。这就无怪乎,众多媒体在对他进行访谈之后,对其人都用上了“传奇”二字。

对于一个在更广阔领域博取持久声名的人来说,56岁其实还很“年轻”。但通观林毅夫过往57年的岁月,“传奇”用在他的身上,其实一点都不显得过誉。

今天,在林毅夫尚未正式履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之时,我们预料他世界银行之后的人生,诚然会显得空泛。但此刻,我们却可以预测他的“世行之旅”――一定会顺畅。这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成绩、来自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他的勤奋和努力。

在北京大学,林毅夫的勤奋众所周知。一个众口相传的事例就是:2004年3月13日晚上,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科勒德克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而林毅夫白天上了一整天课后,在办公室吃了个盒饭,就又匆忙赶去接待这位欧洲前政要,第二天还接着上课。

与这一事例相对应的,北京大学还流传着林毅夫的一句话,“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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