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一）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力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无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动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问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干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经济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问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离不开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间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 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经济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刀世纪挺进，自然引起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无疑将给经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提供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在因经济全球化而迅速推进的国际金融（包括国际货币体制与国际投资规则等）和国际贸易制度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存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总统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问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乙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
关键词：冷战 国际关系 多极化 一超多强 冲突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010-0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之间开始对抗和较量，东西方形成对峙之势，终于爆发了冷战。20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两极格局宣告终结。冷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大国纷纷调整其对外战略，国际关系随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
一、国外学术界的研究
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所能接触到的国外学术成果有限，在这里只是对笔者所收集到的外文著作和论文进行分析。
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不久，塞谬尔·亨廷顿教授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 塞谬尔·亨廷顿从文化的角度去构建冷战后世界的新秩序。此书的第四部分就是作者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S·奈针对冷战后的世界提出了“新国际冲突论”。在他的著作《硬权力与软权力》的第四章详细描述了冷战后的几种冲突。他认为迅速的权力转移是大国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约瑟夫·S·奈还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他指出国际关系中起作用的不仅有军事、经济的“硬权力”，还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构成的“软权力”。约瑟夫·S·奈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中提到冷战后的世界发展形势：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硬实力”的作用在相对下降，“软实力”在日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针对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均势论”，这个理论在他的著作《大外交》中有所提及。基辛格认为冷战后新的国际体系将向多极化均势方向发展。《大外交》的第一章“世界新秩序”和第三十一章“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提到了冷战后世界新秩序这个论题，基辛格认为冷战后的世界秩序类似于 18、19 世纪欧洲的由多个强国在权力均衡基础上建构的政治体系。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也提到了冷战后的世界形势。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主导地位最终让位给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
肯尼斯·沃尔兹在其论文《冷战后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中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他认为国际政治并未发生转型，世界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肯尼斯·沃尔兹阐述了美国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以及冷战后美国的所作所为使得美国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国家。肯尼斯·沃尔兹得出结论：国际均势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国际体系的均势最终将会实现。
关键词：马克思；布罗代尔；“中心－边缘”格局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5－0010－03
当今世界是一个分层划区的世界。在这种结构性分区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剥削。这种世界格局究竟是如何生成和发生作用的？在马克思和布罗代尔各自恢弘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中都有各具特色的理论解说。马克思从世界市场的生成机理和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的互动关系角度展开剖析。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其独具一格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洞见。布罗代尔则从总体历史考察的维度对世界市场问题及世界的“中心－边缘”格局进行历史描述和概括，并且以“经济世界”的独特界说展示出来，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影响。虽然它们是两种极不相同的理论解说，但是我们认为，对这两种理论作个梳理、比较、概括和整合会有益于我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透视和理解当今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一、马克思的看法：资本在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形成“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1．1资本自我增殖的本性驱使其必须开拓世界市场
马克思认为，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对世界市场的完全依赖性。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他指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这种趋势包括：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要求不断地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领域内部不断地扩大消费范围。这包括：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程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因此，一切部门的共同基础是普遍交换本身，是世界市场。这样，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进而铸成今天仍在继续深化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态势。所以马克思认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这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洞见被后世的资本运动及其发展一一证实了。特别是他关于“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限制”的深邃洞见在信息化的今天得到了极其吻合的印证。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得出，马克思一开始就是从全球资本主义的层面对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进行考察的，他一开始就是一个跟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一样的世界体系论者。
马克思认为，在同一生产部门内和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市场竞争驱使资本不断地向横向和纵向开拓市场。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把每一生产部门脚下的自然形成的基础抽掉，并把这些生产部门的生产条件转移到它的外部的普遍联系中去，这是资本的一种趋势。资本内在地包含着发现市场，创造市场的趋势。他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2]在马克思看来，市场自生自发地不断扩张的动力源泉就在于资本的“害了相思病似的”不断地保值、增值的本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1．2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文明的全球扩张
资本不断地增殖自身的本性和为此而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趋势使资本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了文明中来”。这是通过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而披荆斩棘地实现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这样一来，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就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这些洞见对于透视当今世界炙手可热的“全球化”、“现代化”等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它也许是对“全球化”问题的一种很好说明。甚至我们认为，资本蕴涵着的发现市场、开拓市场的内在趋势是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同时，这或许也是对“世界体系如何形成”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解释。总的来说，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世界体系的形成是资本关系向纵深方向拓展的产物，并且“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4]的过程。而且，马克思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据此，我们是否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文化认同”浪潮是不是根源于人们对资本文明扩张的一种强烈反抗。
1．3在资本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形成“中心－边缘”国际分工体系
马克思指出，在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产品便宜的价格摧毁了国外手工业产品的市场，迫使这些地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同时，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因此，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对这种状况，马克思从人道关怀的高度批评道：“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7]这是马克思的“中心－边缘”理论，是过去人们不太重视，而现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迈进，随着人们日益步入马克思的问题域，逐渐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可以被看作是对当今世界体系“中心－边缘”格局成因的一种具有深刻启发意义的洞见。并且，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把当今时代对“差别文明”，“差别政治”的强调和诉求，看作是弱势群体、弱势民族反抗“资本”那势如破竹地推行其文明的“传布的趋势”的一种理论表现。
二、布罗代尔的解说：“经济世界”的结构分区和结构性剥削孕育和催生了“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布罗代尔与马克思的认识既有交叉之处，又有十分明显的分歧。交叉之处主要在于二者都确认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活动的不可或缺的舞台。分歧却在是“资本主义”催生世界市场还是世界市场孕育和催生“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由此，二者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格局也做出了不同的分析。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看法相反，在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理论视野中，世界市场早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很发达。甚至，繁荣的世界市场还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在他的经济世界理论上。“经济世界”是布罗代尔的术语，是他根据德语的“Weltwirtschaft”生造出来的，以区别于世界经济。他在长时段、总体历史的考察中发现，经济世界只涉及世界的一个局部，它在经济上独立，基本能自给自足，内部的联系和交流赋予它某种有机的整体性。它占有辽阔的地域，通常超越各帝国的疆界，超越经济、社会、政治、文明和文化等制度差别的界限，趋向整体经济和统一市场，是各具特色的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的总和。
2．1经济世界必然存在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的结构分区
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具有下述特征[8]：1、经济世界占据一定的地域，并有一定的界限，界限的变化相当缓慢，但毕竟有变化。每隔很长的时间，界限甚至必定被打破。一个经济世界与同类型的另一个经济世界分别位于一条边界或一个边缘区域的两侧，遥相呼应，除开个别例外，翻越边界从经济上看没有什么好处。两个经济世界之间的大部分贸易对对方都是“得不偿失”。因此，按照一般规律，经济世界的边界是些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犹如难以突破的、厚实的外壳，往往是“无人的陆地”、“无人的海域”这类天然屏障。2、经济世界总有一个中心或极点，这在过去是城邦，在今天则是都市（指经济都市，在美国是纽约，而不是华盛顿）。同一个经济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有两个中心并存。然而，两个中心必然有一个要被淘汰。在每一个经济世界里，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城市作中心，这里是整个经济世界的商业活动的后勤中心。这个极点是这个经济世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每当中心城市崛起时，总有一串城市随后簇拥，形成“群岛式城市”。大城市总是“奴役小城市”。在外力和内力的作用下，中心会发生转移，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城市，不断地互相竞争和互相替代。3、任何经济世界都分层划区。腹心层是指中心四周的地区，随后是环绕腹心层的中间层。最后是广大的外层，在经济世界特有的分工中，外层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而不扮]伙伴角色。在这些边缘地区，人们往往过着炼狱般的生活。总的来说，边缘贫穷，中间层一般，唯独中心比较富裕。华贵、财富和幸福集中在经济世界的腹心。那里有光辉灿烂的历史，有高价格、高工资、银行、高档商品、有利可图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农业；那里是长途贸易的起点和终点，也是贵金属、硬通货和金融期货的汇集处。那里有遥遥领先的现代化经济。尖端技术以及基础科学十分普及。与腹心地区相邻的中间地区是腹心地区的竞争对手，那里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一级：自由农民和自由人的数量较少，交换尚有缺陷，银行货物金融组织不够完备，往往受外界控制，工业还停留于传统形式。边缘地区的情形最糟。广大的边缘地区人口稀少，保存着落后的古代形态，容易陷于被剥削的境地。
2．2中心区与边缘区、半边缘区的不平衡是无法弥合的鸿沟
布罗代尔认为，由此产生的不平衡以及压差是整个经济结构赖以运转的保证，并因此出现了“国际劳动分工”。针对这种分工，他赞同保尔・斯威泽的下述看法：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这种分工将“具体地表现为发达与不发达地域对立的模式，根据这个模式，人类将分为＇有＇和＇无＇两个对立的阵营，两个阵营之间的鸿沟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隔阂更加根深蒂固”。而且，他认为，“这不是一次＇新的＇分化，而是一种大概永远不能治愈的旧伤。早在马克思以前，这道伤口已经存在。”[9]只要从一个区域转入另一个区域，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和政治秩序势必跟着发现质的变化。我们认为，布罗代尔的后一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前一个观点，对照前面的马克思“中心－边缘”理论中述及的关于“新的国际分工”的看法，我们认为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马克思正是从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世界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的。
2．3经济世界的中心区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
布罗代尔认为，“这些经济世界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奥秘”，“这些典型的经济世界曾是欧洲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母型。”[10]经济世界的中心区对半边缘区和边缘区构成一种强有力的垄断，这种垄断使财富源源不断地从边缘区和半边缘区向中心区聚集。这里是资本主义活动最活跃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剥削。
布罗代尔认为，这样的经济世界是人类在漫长的、自生自发的贸易往来中形成和繁荣起来的。这是不可随意改变的历史遗产。他认为，“早在欧洲人认识整个世界以前，即在中世纪乃至古代，世界已经分成几个有结构的、有中心的经济区域，也就是说，分成几个共存的＇经济世界＇。”[11]他举例说，彼得大帝登基前的俄罗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世界；截止18世纪，土耳其帝国也是一个经济世界；早在哥伦布1492年的旅行前，欧洲加上地中海及其远东伸出的触角已经构成了一个以威尼斯为中心的经济世界。布罗代尔认为，在任何一个经济世界里面都同时存在着多种社会形态。他以1650年的欧洲为例，指出，“作为经济世界，欧洲于1650年同时存在着多种社会形态，从荷兰的资本主义社会直到农奴制社会，以及最低级的奴隶制社会。”“这种同时性或共时性构成所有问题的关键。”今天的资本主义也是如此。“从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观察，中心依靠的供应，但又屈从中心的需求。”[12]资本主义就是靠这种阶梯为生。正是在中心与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中资本积累得以可能。沃勒斯坦对布罗代尔的这种见解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这是布罗代尔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教益。
三、小结
马克思从资本自我增殖的内在本性出发，揭示了资本文明全球扩张的必然趋势。他为我们从资本运动轨迹的维度提供了一条理解和把握全球化进程及其社会变迁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理论路径。而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模型又从总体历史的大视野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具有厚重历史韵味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解释模式及“资本主义”活动场论。我们可以从这两种不同的解说中汲取丰富的理论资源来理解和把握当今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2] [3][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254，25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4页．
论文摘要：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转化的规律，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作出了对当代世界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邓小平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是他对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他观察和分析社会形势，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
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邓小平理论的立论根据之一。深刻领会这一判断的精神实质，必须对邓小平理论在形成这一判断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作一番考查，揭示它所蕴涵的哲学含义。
一、时代主题问题的提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
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是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作出的概括。党的十三大在叙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时，把“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列为12个观点之一。十四大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时，更明确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条件时，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两大问题提出来的。1984年5月29日，他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985年他进一步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一般说来，它产生于三种情况：一是新的观察与旧的理论的矛盾；二是原有理论之间或某一理论内部的矛盾；三是要有创新的理论思维和超越传统的价值观念。邓小平之所以能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两大全球战略问题揭示出来，既基于一定的事实判断，又包含新的价值判断。
邓小平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世界形势变化作出的事实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一方面，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因其在进行军备竞赛，因而世界战争的危险还存在。另一方面，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现代战争的高科技条件成为美、苏两家企图直接毁灭对方的冒险举动的制约因素；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似乎已走进了“死胡同”。在南北关系上，一方面，在五六十年代殖民体系瓦解后，集中在南方的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解决发展问题，它们同大部分集中在北方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而矛盾越来越深；另一方面，在70年代，北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南北合作的重要性，并开始了南北对话；南北合作形成了一股改变南北不平等关系的力量，从而促进了南北关系的改善和矛盾缓和。
邓小平在考察世界形势变化时所蕴涵的超越传统的价值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和平问题之所以凸显，重要原因之一是，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同时，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使世界任何国家，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综合国力，乃至不同对外政策的国家，都不得不认真对待。
就南北关系而言，发展问题之所以突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南北差距的拉大阻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人口数量同国民收入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使发展成为南方国家最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北方国家的资本、贸易和市场的出路受到限制；同时，社会主义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发展与提高。因此，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这些判断，同样也反映了邓小平对整个人类的忧患意识，以及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
很明显，邓小平的思维判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一是以人类的利益为重，二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没有这样的价值观，是不可能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强烈地意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二、时代主题的概括过程：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时代主题相互关系的把握
邓小平对当代全球性战略问题的概括，是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一步变化了的世界格局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
面对60年代开始的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以及苏联对中国威胁的增加，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新形势，毛泽东在1971年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在第六届联合国特别大会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两个阵营”的传统观点，客观地反映了世界局势的新变化，也为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提供了理论根据。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没能透过世界的变动进一步揭示出蕴涵其中的时代主题演变的端倪，以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他正确地看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后果的严重性，却夸大了战争的现实危险性；他正确地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斗争形势的发展，却忽视了这些国家反霸斗争的注意力已更多地转向发展经济的事实，从而高估了它的革命性质以及世界革命的形势。
邓小平考察了80年代初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把它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这一概括继承了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格局的基本思想。首先，在划分标准上，同“三个世界”理论一样，“东西南北”格局的划分也超越了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划分方法；其次，在基本态势上，“东西”格局包含了“三个世界”格局中的“第一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格局则体现了“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因此说，“东西南北”格局的概括发展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的转化，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概括出对当代世界最突出问题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和平；“南北”问题是经济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发展；由于和平离不开发展，因此，“南北”问题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核心问题。邓小平对当代世界格局和问题的分析，体现出了当今伟大无产阶级政治家放眼全球，透析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趋势的气魄与胆识。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才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和“时代主题”。这是完全符合邓小平的思维逻辑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战后形成的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各种力量开始重新分化组合，新的格局尚未形成。邓小平从“东西南北”格局中揭示出来的时代主题，是否会因两极格局的终结而改变呢?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首先，苏联解体后，和平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西方某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延续了冷战思维，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两极对抗时期被掩盖着的、反映大国利益的一些地区性矛盾，不时酿成局部冲突。其次，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南北差距仍在扩大，而冷战思维也被一些人用于对付落后国家。再次，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两极对抗时期一些世界热点趋向缓和，加之反对霸权主义意识的增强，表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希望依然存在。总之，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但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三、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对经济、政治、战争、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
如果说，作为科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的提出，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其中包含了观察现象的理论视角的转移的话，那么，问题的解决，更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思维方式作出调整。邓小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了他科学的思维逻辑和唯物辩证的哲学方法，观察和分析世界形势，敢于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经济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和作必要调整，在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这种战略思考与判断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走向进步和发展也有重大意义。
首先，邓小平在1987年曾提出：现在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苏美两个国家，我们把第三世界看作是和平力量的支柱，也把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看作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他在1987年又说：“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平力量”在不断增长，革命并不是消除战争的惟一手段。
其次，邓小平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运用“和平方式”或“非和平方式”是解决世界争端的“新办法”，战争并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惟一途径。
再次，邓小平认为，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应把和平的希望寄予发展。这一思维方式调整的重要客观根据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对当代世界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改变。
论文摘要：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转化的规律，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作出了对当代世界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邓小平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是他对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他观察和分析社会形势，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
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邓小平理论的立论根据之一。深刻领会这一判断的精神实质，必须对邓小平理论在形成这一判断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作一番考查，揭示它所蕴涵的哲学含义。
一、时代主题问题的提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
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是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作出的概括。党的十三大在叙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时，把“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列为12个观点之一。十四大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时，更明确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条件时，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两大问题提出来的。1984年5月29日，他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985年他进一步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一般说来，它产生于三种情况：一是新的观察与旧的理论的矛盾；二是原有理论之间或某一理论内部的矛盾；三是要有创新的理论思维和超越传统的价值观念。邓小平之所以能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两大全球战略问题揭示出来，既基于一定的事实判断，又包含新的价值判断。
邓小平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世界形势变化作出的事实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一方面，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因其在进行军备竞赛，因而世界战争的危险还存在。另一方面，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现代战争的高科技条件成为美、苏两家企图直接毁灭对方的冒险举动的制约因素；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似乎已走进了“死胡同”。在南北关系上，一方面，在五六十年代殖民体系瓦解后，集中在南方的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解决发展问题，它们同大部分集中在北方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而矛盾越来越深；另一方面，在70年代，北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南北合作的重要性，并开始了南北对话；南北合作形成了一股改变南北不平等关系的力量，从而促进了南北关系的改善和矛盾缓和。
邓小平在考察世界形势变化时所蕴涵的超越传统的价值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和平问题之所以凸显，重要原因之一是，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同时，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使世界任何国家，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综合国力，乃至不同对外政策的国家，都不得不认真对待。
就南北关系而言，发展问题之所以突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南北差距的拉大阻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人口数量同国民收入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使发展成为南方国家最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北方国家的资本、贸易和市场的出路受到限制；同时，社会主义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发展与提高。因此，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这些判断，同样也反映了邓小平对整个人类的忧患意识，以及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
很明显，邓小平的思维判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一是以人类的利益为重，二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没有这样的价值观，是不可能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强烈地意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二、时代主题的概括过程：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时代主题相互关系的把握
邓小平对当代全球性战略问题的概括，是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一步变化了的世界格局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
面对60年代开始的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以及苏联对中国威胁的增加，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新形势，在1971年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在第六届联合国特别大会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两个阵营”的传统观点，客观地反映了世界局势的新变化，也为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提供了理论根据。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没能透过世界的变动进一步揭示出蕴涵其中的时代主题演变的端倪，以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他正确地看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后果的严重性，却夸大了战争的现实危险性；他正确地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斗争形势的发展，却忽视了这些国家反霸斗争的注意力已更多地转向发展经济的事实，从而高估了它的革命性质以及世界革命的形势。
邓小平考察了80年代初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把它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这一概括继承了划分“三个世界”格局的基本思想。首先，在划分标准上，同“三个世界”理论一样，“东西南北”格局的划分也超越了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划分方法；其次，在基本态势上，“东西”格局包含了“三个世界”格局中的“第一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格局则体现了“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因此说，“东西南北”格局的概括发展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的转化，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概括出对当代世界最突出问题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和平；“南北”问题是经济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发展；由于和平离不开发展，因此，“南北”问题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核心问题。邓小平对当代世界格局和问题的分析，体现出了当今伟大无产阶级政治家放眼全球，透析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趋势的气魄与胆识。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才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和“时代主题”。这是完全符合邓小平的思维逻辑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战后形成的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各种力量开始重新分化组合，新的格局尚未形成。邓小平从“东西南北”格局中揭示出来的时代主题，是否会因两极格局的终结而改变呢?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首先，苏联解体后，和平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西方某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延续了冷战思维，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两极对抗时期被掩盖着的、反映大国利益的一些地区性矛盾，不时酿成局部冲突。其次，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南北差距仍在扩大，而冷战思维也被一些人用于对付落后国家。再次，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两极对抗时期一些世界热点趋向缓和，加之反对霸权主义意识的增强，表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希望依然存在。总之，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但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三、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对经济、政治、战争、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
如果说，作为科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的提出，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其中包含了观察现象的理论视角的转移的话，那么，问题的解决，更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思维方式作出调整。邓小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了他科学的思维逻辑和唯物辩证的哲学方法，观察和分析世界形势，敢于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经济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和作必要调整，在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这种战略思考与判断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走向进步和发展也有重大意义。
首先，邓小平在1987年曾提出：现在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苏美两个国家，我们把第三世界看作是和平力量的支柱，也把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看作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他在1987年又说：“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平力量”在不断增长，革命并不是消除战争的惟一手段。
其次，邓小平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运用“和平方式”或“非和平方式”是解决世界争端的“新办法”，战争并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惟一途径。
再次，邓小平认为，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应把和平的希望寄予发展。这一思维方式调整的重要客观根据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对当代世界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改变。
关键词：世界经济格局；虚拟资本；现实经济；金融
作者简介：孙竹(1965－)，女，山西新绛人，中国石油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虚拟经济、石油经济与现代金融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28－03 收稿日期：2007－01－10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全球年金融商品交易额百倍于物质产品生产的价值量，世界资本主义正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凭借其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实力或“虚拟资本霸权”获得了特殊的物质利益。这是否说明，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决定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是虚拟资本霸权。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辩证关系原理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国内外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现状
西方有关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方面的理论包括货币数量论和新金融发展理论。欧文・费雪的交易方程MV=PT和马歇尔、庇古的剑桥方程M=KY，研究的是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随着虚拟经济的日益发展，Gramer(1986)、Field(1984)将证券市场交易量指标引入货币数量方程，Allen(1994)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的数据回归发现，货币需求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有显著相关性。新金融发展理论是关于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Diamond和Dybvig(1983)、Levine(1997)认为，股票市场的流动性有利于资源配置，进而有利于长期实体经济的增长。King和Levine(1993)指出，随着金融工具数量与种类的扩大，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投资多种证券可以分散风险，实现规模经济，不仅在国内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投资收益，而且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选择更适合生产和更专业化的技术，更有助于技术创新。Boyd&Smith(1996)利用模型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将更多地采用股权融资。国内学者也肯定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倪厚明等(1999)认为，金融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一国金融实力越强，其国际竞争力越强。李京文等(2002)认为，金融环境是影响一国国际竞争力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还有一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等因素。
对于上述观点有几点说明。第一，西方学者是实证性地研究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且侧重于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积极方面，而对其消极影响较少涉及，因此索罗斯的观点引人关注。如，对于以索罗斯量子基金为代表的投机交易引发东亚实体经济倒退的事实，西方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东亚经济自身存在的问题上，并未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这个思路上分析。只有索罗斯对金融的消极作用进行了反思，他写道，“我们不能对金融市场实行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政府应认识到“反射性只会增加不稳定性”，并在不稳定有失控危险时进行干预。“反射性”是索罗斯提出的，具体指股价与参与者偏见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这个反射性的存在会扭曲市场对实体经济市场信息的评价，投机者可以借此影响市场价格以获取投机收益。第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问题，是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分析经济现象时才能提出的一个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术语来表达“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更确切的应该是“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辩证关系。本文之所以以金融为题是因为其通俗易懂。这两种说法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因此，上述西方学者的观点对本文具有技术层面上参考意义。第三，还要指出的是，西方经济学家常常把货币与货币资本混为一谈，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而货币资本则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一种资本。它们均表现为货币，但有根本性的区别。下面简要阐述马克思主义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辩证关系原理。
二、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原理
(一)虚拟资本的含义
马克思最早提出虚拟资本概念。本文在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论述基础上，参考卢森贝对“虚拟资本”概念的注释，分析和借鉴其他学者的观点，如刘俊民(1998)、许均华和高翔(2000)、刘怀洲(2002)、谢永添(2003)等，从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角度提出：虚拟资本是在信用制度下，由实体资本派生的，处于实体资本运动领域之外，但又有相对独立性的，为动员社会资金参与实体经济而不断产生的，可以在金融市场交易，分享实体经济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各种金融工具。
虚拟资本的含义。第一，虚拟资本的三个特性。对实体经济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有索取权的资本特性；独立于实体资本的运动之外，本身不是实体资本，也不创造价值的虚拟特性；本身无价值却可在市场交易的金融产品的市场化特性。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股票、债券及金融衍生品等不断推陈出新，但虚拟资本的本质并未改变。第二，虚拟资本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与实体资本概念的对立。因此，对虚拟资本概念的界定，必须强调实体资本对其产生和发展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还要说明虚拟资本相对实体资本的独立运动特性。第三，虚拟资本形式不断发展目的是实体经济动员社会资金的需要，以分享生产剩余作为激励。
(二)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
第一，实体经济对虚拟资本的决定作用。首先，实体经济是虚拟资本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力，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是基于实体经济的需要而不断产生的。其次，在长期的虚拟资本价格决定中，实体经济起决定作用。以基础性虚拟资本的价格决定看，马克思认为，股票和国债的价格由企业的预期收益大小和利息率决定的。一方面，虚拟资本价格不是由现实收入决定，而是由预期的收入决定，因此“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有投机的性质”；另一方面，如果虚拟资本的预期收入已确定，那么，其价格变动就和利息率成反比。再以衍生性虚拟资本价格(如股票期权)决定看，实体经济对虚拟资本价格决定还可由布莱克一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说明。该公式中股票期权价格有五个影响因素：股票现价、无风险利率、期权的执行价格、时间期限、风险程度。与实体经济状况直接相关的因素有股票现价、无风险利率两个。长期来看，这两个因素对股票期权的价格起决定作用。
第二，虚拟资本具有相对独立性，在一定时间与空间会脱离实体经济的约束。除实体经济因素外，对虚拟资本产生影响的还有其他因素，如投机、人的心理因素、对市场的操纵与垄
断、供求关系、国家干预以及金融全球化等，这些因素将引起虚拟资本相对实体经济的独立运动。虚拟资本的独立运动的外在表现有三：(1)与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相比，股票价格增长更快，表现出股票价格背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1986年～2003年，全球实体经济增长不到一倍，而虚拟资本价格加速增长：与传统工业相关的股价增长4倍，与高新技术企业相关的股价增长7倍。(2)虚拟资本的投机特性使得虚拟资本的运动具有独特的运动规律。虚拟资本投机的特点是快进快退、期限短且数额巨大。市场波动不仅是投机的结果，更是投机发生的必要条件；投机可以将国内国际市场连接起来传播市场波动；短期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成为加剧市场波动的重要力量。(3)虚拟资本过度投机将引发金融泡沫和危机，但并不必然影响实体经济。1987年10月的全球股灾，道・琼斯指数跌幅超过了30年代大危机。然而，美联储允许银行继续向证券交易商提供融资，有效地避免了企业倒闭之类的实体经济危机发生，说明虚拟资本运动更具独立性，更脱离实体经济的运动。
以股票为例说明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现实中，对股价的相对独立运动构成影响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股市操纵、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全和投资者的非理性等，以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政策变化、特别事件等。这些因素使得股票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但市场不会让价格永久偏离价值，股市暴跌就是市场纠正偏差的一种方式。所以，短期看，资本市场价格变动有其独立运动规律，而长期看，虚拟资本的价格不得不在实体经济的作用下向其所代表的真实价值回归。这是实体经济对虚拟资本决定作用的结果。下面由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辩证关系原理分析新形势下世界经济格局的决定。
三、决定世界经济格局的根本力量
(一)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富国与强国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富国财富积累多，而经济强国则不仅有较多的财富积累，更重要的是拥有强的以先进技术为核心的综合经济实力。这些核心技术使财富的积累可持续，而使该国成为经济强国。世界强国和富国的实例如美国和沙特。但比较美国与日本这两个既是富国同时又是强国的国力差异更具意义。从财富积累上看，日本比美国更富有。但从国力比较上，美国比日本更强。根据国际经济统计年鉴，1990年～2001年日本的人均GDP都高于美国；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前，还有日本将要买下美国的说法。但是，转眼间，日本经济因为银行系统的混乱而长期停滞，尽管日本的财富积累仍然在继续，但日本实体经济的健康程度大大下降。由于受到内部经济问题的困扰，日本谋求亚洲和世界经济大国的计划遭遇重大打击。相比之下，美国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源地，其科技实力仍居世界第一，世界第一强国地位勿庸置疑。欧盟是一个国家集团，与美国这样的单个国家没有可比性。也曾有人将东亚新兴国家的GDP加总来说明亚洲的崛起和亚太世纪的到来。而实际情况是，亚洲各国的松散程度使他们难以形成世界格局中的一极，特别是东亚危机后，亚洲经济实力和信心都有很大程度的削弱。
中国的发展目标是富裕强大的国家。为此，我们要有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这个基础上的综合经济实力。实体经济的实力是成为富强国家的第一要义。
(二)如何认识虚拟资本霸权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虚拟资本主义经济体之所以能长期生产不足还照样锦衣玉食，是由于他们可以用虚拟产品交换其他国家的实物产品。一张100美元面值的钞票，其印刷成本不过几美分，凭什么可与价值100美元的物质产品相交换呢。90年代以来中美贸易中方始终是顺差，十几年累计已近万亿美元，但实际上中方获得的只是货币，而美国是在用虚拟经济产品与其他国家交换实物产品(王建，2004)。以上情况确属客观现实，这正是美国拥有当今世界虚拟资本霸权的表现，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虚拟资本霸权并未改变实体经济中科技力量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决定作用。第一，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国仍在世界货币金融领域拥有霸权地位，是二战后美国借助第三次科技革命继续保持其强大的综合经济实力决定的。美国的虚拟资本霸权有强大的实体经济为基础。第二，尽管美国是国际虚拟资本的大本营，美国经济的强势有一部分看似与虚拟资本的巨额流入有关，但实际上，美国如不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虚拟资本就会外逃。第三，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伦敦仍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但仍免不了受到国际虚拟资本攻击。这说明，国际虚拟资本攻击的是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同时金融体系也有漏洞可钻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发展中国家极易成为国际虚拟资本攻击的对象。由此可见，形成当今世界经济以美国为中心，以发展中国家为格局的基础仍然是各国的综合经济实力的差异。
总之，决定美国经济实力的并不是美国已经拥有的世界货币霸权，而是包括世界货币霸权在内，以高新科技水平为基础的综合实体经济。如果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美国不可能仅靠世界货币霸权，就换来需要的物质产品；相反，可能成为被国际虚拟资本攻击的对象。
(三)世界经济的性质及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1．当今世界经济的性质及我们参与世界经济的目的。世界经济格局基于国际分工的基本架构。根据世界经济原理，科技水平虽然是国际分工形成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但它小能决定国际分工的性质。国际分工作为世界经济格局赖以形成发展的必要前提，总是同各国的经济制度和国际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而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国际生产关系决定着国际分工的性质，制约着国际分工的内容和形式。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当代国际生产关系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所以现存的国际分工主要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目前，虚拟资本发展迅速，并且正在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新武器，也正是当前世界经济资本主义性质的写照。我们常常忽略了国际分工的资本主义性质及由此带来的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主义新变化。强调这一点，可以使我们对我国改革开放的世界环境的性质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中航油事件，对诸如“谁来养活中国?”“中国”等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改革开放的世界环境是既已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而已有的世界经济秩序是按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形成的。在这样一个与我国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环境下改革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我们就要时刻警惕不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随波逐流，仅仅成为世界旧秩序中的一个环节。
关键词：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国际产业；世界金融；世界金融秩序
中图分类号：F715 文献标识码：A
一、 产业向中国的转移导致了国际产业的重新布局，开辟了世界生产与交换的新格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推动了产业国际转移步伐的加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凭借其高速的经济增长、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资源、规模日益扩大的消费市场，成为发达国家众多产业特别是其传统产业最为理想的转移目的地。产业向中国的转移导致国际产业出现了新的布局，表现为发达国家的许多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在本国逐步消失，其空间存在集聚在中国伴随着发达国家众多产业的转出，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而其传统产业则呈现出空洞化趋势。“工业欧美、原料亚非拉”这一世界生产体系的长期格局，因中国的参与和发展而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一般工业品不再主要由发达国家提供，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出口占据了世界的大部分份额。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以往不同，这次产业国际转移主要是通过要素国际流动和要素集聚的形式进行的。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要素的国际自由流动促进了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在某些国家集聚，在这些国家形成某一种或几种产业，并面向世界生产和出口。要素集聚促成了生产型国家和消费型国家的形成，生产型国家集聚世界生产要素，生产产品并出口，消费型国家为生产型国家提供生产要素，进口产品来消费。由此，以往各国主要是使用本国生产要素生产产品并出口，而现在则出现了各国生产要素在某些国家的集聚，并进行面向世界的生产和销售。因成功改革开放而获得高速发展的中国集聚了来自世界的大量资本、技术、标准、品牌、优秀人才、跨国生产经营网络等广义要素，在促进上述生产与交换新格局的形成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二、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国资金、技术的质量和水平
一般而言，相对落后的国家在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特别是经济起飞阶段，都会出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这就使引入外国资金、技术促进本国经济建设成为必要。根据“起飞理论”和“金融主导模式”，巨额的国际资本是否会流向急缺资本的落后国家，关键取决于所在地的资本盈利水平以及投资风险水平。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以亿计的国际资本之所以敢大胆地涌入并没有悠久文明历史的美利坚共和国，正在于那里有可观的资本回报和有保障的投资低风险。正是美国当时成功地引进了大批资本，美国支配美洲及世界经济的梦话在20世纪初就变为现实。目前，中国具有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经济增长率持续居世界前列。不仅在投资安全方面有保证，而且在中国稳定的经济增长中也能获得可靠的收益。2001年上半年中国利用外资同比增长达到了21．7％的世界最高增长率。至2001年6月底，来自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已在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37万家，合同外资余额达7 101亿美元，实际投入外资余额超过3 693亿美元。为此，中国应对吸引来的外资加以引导，使其投向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和农业等，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一些国家用大量外资片面追求产业结构升级而导致的产业结构失衡、投资过热使证券和房地产价格攀升出现的“泡沫经济”、重复建设造成生产能力过剩所形成的“泥沙经济”等。在技术引进方面，日本是―个成功的例子：1950―1975年间， 日本引进了25 777项外国技术，而支付外国专利费、技术指导费等仅有57．3亿美元左右，如果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研发这些技术则需1 800―2 000亿美元。大量的技术进口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引进外国技术方面成绩也十分显著，从1981年到1996年，我国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总计高达1．5万多项技术引进合同，引进技术的质量也不断提高。正是在此意义上，前总理朱基曾强调指出：“一定要把引进国外智力的政策一直坚持下去，并继续扩大，向纵深发展”。为此，中国引进技术应制订吸收性发展技术的战略，技术引进还应该注意积极消化、吸收、推广和扩散先进技术，同时更应着眼于对引进技术进行必要的改进，使之更适合本国的要求。反对盲目引进，浪费资金。
三、 中国为稳定世界金融秩序做出了贡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的金融体系危机，如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的金融动荡。金融危机既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实质经济和金融秩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也破坏了世界金融秩序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其中，以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破坏力和冲击力最大。在那场危机中，中国表现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风范，积极采取了果断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不贬值，避免了危机的进一步扩大。虽然在危机中，中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中国的措施有效阻扼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稳定的破坏，为稳定世界金融秩序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3年，以美、日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转嫁国内经济困难，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但是，一，人民币升值将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进而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有资料显示，中国出口的商品中有50％以上为外商投资企业所为。1999-2002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45．5％、47．9％、50．2％和52．2％。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出口的55％左右是“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出口和进料加工装配出口，即加工贸易出口。中国出口贸易量的下降将会直接影响这些外商的利益，从而影响国际经济循环的现有秩序。二，人民币升值将会使过去吸引外国投资的低廉劳动力价格优势逐渐丧失，从而减缓国外对华直接投资的步伐，这既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会破坏当前世界经济的商品和资本的运行机制，引起世界经济的动荡。三，人民币升值将会使中国的通货紧缩形势进一步恶化，并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量缩水，给中国经济的内部和外部平衡带来不良影响，最终将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进而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另外，人民币的升值还必然加剧世界金融的动荡。因此，中国政府以世界经济的大局为重，顶住内外压力，继续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再一次表现出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四、 总结
综上所述，在世界知识经济发展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第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知识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应用科技水平)的不平衡，相互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在不断扩大，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对上升，而以非洲为代表的大多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力则不断下降。第二，美、日、欧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始终随着各自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断微调。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率先发展知识经济，经济发展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相对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影响不断增强，但2l世纪初，随着欧、日等国知识经济的较快发展，美国与欧、日等国间的经济和科研水平差距又在逐步缩小。日本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忽视了科技自主创新和基础科技研究，导致日本经济与美国及欧盟经济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并使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下降；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随着日本实行以促进技术发展为核心的科技发展计划，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有很大回升。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科技共同体和成员国政府的支持下，注意利用整体力量促进成员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追赶。由于三者都是世界上知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因此三者的综合实力与其他国家相比仍保持着较大优势，而这也意味着世界经济中的三“极”格局仍然存在。第三，在科学技术不断提高的作用下，部分发展中大国或地区，如中国、拉美地区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并有成为世界新的一极的趋势。由此可见，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作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马书波,谢治秀.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J].春秋,2000,3:59-61.
[2]华民.全球经济失衡的触发机制及中国的选择[J].国际经济评论,2006,2:39-42.
[3]李扬.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的挑战[J].国际经济评论,2006,1:69-71.
关键词：国际金融 格局 中国国际金融中心
“金融”的概念，其中囊括了作为金融中介的货币资本市场，也将流通中的货币、在资本市场上的信用活动及其相关的经济和金融行为化为一体。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紧密，相互依赖影响密切，表现为：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合理性直接决定着金融业的有序发展、信贷结构的整体结构和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之相对应，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其结构与发展速度可以在宏观经济发展中强烈影响到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一国或地区的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可以作为保持健康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指标，对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整体宏观经济形势具有不可估计的影响。中国的金融市场历经多年发展，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和积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后转移至金融市场部分当中，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的持续改进将促使它在将来能够发挥更大的积极的作用。
一、文献综述
国际金融格局包含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在对国际货币和金融问题上主要是国际货币问题，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其核心在于货币问题。
（一）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1818-1883）的《资本论》中以唯物主义角度，将商品的内在矛盾作为出发点，将货币的来源、功能，、货币形式的发展，特别是世界货币进行讨论，构建出自己的货币理论。在此基础上，《资本论》第三卷阐述了信用体系的相关概念，提出了虚拟资本理论，指明了金融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系统性风险或危机的必要性的内在矛盾，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金融体系。
虽然马克思的国际金融理论体系还不够独立的和完整，不过他对此进行了深刻分析。在跨境使用的货币、世界货币的不同功能等方面也略有建树。
（二）列宁
在当年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大环境中，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对资本输出进行了自己的深入研究。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进化后，可以说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是其经济基础。列宁也认为“资本剩余”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先决条件。
张淑君（2009）提出，“列宁的时代是垄断资本、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时代，世界金融资本剥削体系已经初步形成，金融全球化发展使各民族国家和经济体相互间的依存性空前增强” 。随着世界帝国主义经济融入世界金融资本当中，银行促进了在世界金融体系的全球化过程。帝国主义已经形成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体系和殖民体系，以及正在发展中的不平衡的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全球化是世界资产阶级直接瓜分世界的催化剂。与此一同，金融资本作为一种经济主导地位的统治，控制了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与军事。
（三）关于金融发展、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的相关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由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结构理论、麦金农（1973）和肖（1973）提出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构成。
经过了更为丰富的完善，最终孕育出麦金农――肖范式（即 M-S 范式）这一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是“金融资产增长、金融机构发展、金融市场成长和金融体系开放”等多方面构成的动态变化过程 。其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影响辐射近半个世纪。
熊彼特（1912）认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组合中，创新是最主要的步骤，不过他并没有提及金融创新的内容、模式、条件等。国际清算银行（1986）在《近期国际银行业的创新》中提出，“金融创新是按照一定方向改变金融资产特性（收益、风险、期限、流动性）组合的过程”。 广义的金融创新指的是金融市场、机构、业务、制度、监管等多方位的创新，但狭义的金融创新意味着金融工具的创新。根据创新，金融创新可依据主体的不同，区分市场与政府作为主导时的不同创新；根据不同的用途，又可以划分为流动型、风险转移型、股本创造型等多种金融创新。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促使人们越来越多得关注金融全球化这一命题。即是金融工具，金融服务，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市场机制在全球自由流动和趋于合理配置的现象，也是国家与区域间相互作用与影响的表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中之重是金融全球化。王健（1998）提出，金融全球化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开放市场与项目管制，放松资本限制，鼓励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从而形成全球金融市场，统一货币体系的趋势 。
二、国际金融中心相关概念
（一）国际金融中心
以往，学者们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义大部分来源于对其特征的描述。其后基本形成了两个趋势：第一，注重制度研究的角度，着力于国际金融中心的财政资金要素、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相对集聚。第二，注重功能性的角度，着力于某些国际金融中心的特定功能。
（二）金融功能
王广谦（1995）指出，金融功能主要有四个方面：促进商品流通；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促进金融中介；资源配置。吴晓求（2003）认为，现代金融核心在于分散与转移风险，形成非固态的风险传递机制。总而言之，金融发展的进程主要决定着金融功能的发展，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首要构件在于金融市场与中介。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市场与中介的发展程度决定了金融发展水平的发展程度。
（三）国际金融中心功能
Kinderberger（1974）认为，交易功能、存储功能、中介功能是金融中心的重点。胡坚（1996）强调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国际金融和信贷中心。何基（1996）指出，国际金融中心存在金融中介功能和年期转移供能。金融中介功能在于平衡资金的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区域。年期的转移功能可以促进经济中的资本流动。
三、当代国际金融格局现状及问题
（一）当代国际货币体系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的连续经济危机使得美元退出了与黄金的对等关系，代表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无系统”时代。随着美元强劲的经济和美国的金融实力，美元仍然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多货币格局得以形成。在诸多的缺陷和矛盾之中，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平稳发展着，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有序的汇率制度极其缺乏，美国的货币政策影响着国际金融市场，美国从国际金融交易中取得了大量的国际货币，国际货币体系导致全球失衡，美国经常性账户赤字和资本账户盈余可以得到双倍的好处。
（二）当代国际银行业竞争格局
通过对国际金融格局的正面演变的分析，可以得出国际金融势力不仅包括了国家的权力，金钱的能力，还包括金融机构及金融机构的权力，它是金融实力的一个重要载体。银行作为第一个出现，也是金融机构最重要的类型，且其业务的日益国际化和规模的日益庞大，不仅对国家的权力和金钱的强度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在当代国际金融格局中处于日益重要的地位。但其问题是：少数发达国家几家银行长期占主导地位，缺乏有效的国际银行业的监管，“太大而不能倒闭”引发道德风险。
（三）当代国际金融市场格局
国际金融市场由国际货币市场，国际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黄金交易市场，农业和商品期货市场，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等组合而成，且通过各种市场的相互影响，相互关联而形成庞大的系统。随着各个国家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使得国际金融市场趋于一体化。但其也存在相应问题：金融监管发展相对滞后于金融创新，市场倾向于投机，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加剧了市场风险，各类国际和地区的金融市场之间缺乏防火墙。
四、当代国际金融新变化
（一）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国际金融格局的基础是世界经济格局，可以说后者决定了前者的基本面貌，同时，前者又是后者的组成部分，二者却又相互独立。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可以由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推导而来。可以发现，以往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在二十一世纪，经历了各种恐怖活动、反恐活动与特大自然灾害，世界经济格局新变化开始呈现。2008年后，其调整的幅度更加加强，而目前，目前，整个世界经济出现不稳定，不平衡的，不协调的缓慢复苏的趋势。
（二）新兴经济体金融力量崛起
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的定义目前还比较模棱两可，一般指的是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与国际金融形势的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掌握经济和金融权力最为突出。若当美国，欧盟，日本遭受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即便新兴经济体难以幸免，但其依旧保持一贯的增速。其中，“金砖四国”作为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体现了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金融结构的变化。
（三）危机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化的不断加速，使得经济转型个体与新兴经济体经历了如金融危机的爆发等的各种混乱。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影响，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和不足暴露于前，使人们明白加强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不然世界经济将走向不可回头的深渊。虽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极其漫长的道路，但改革的契机来自于国际金融危机，利益攸关的各方都在自己的立场上形成了不同的改革方案，主动为国际货币体系进行适当的调整。
消除威胁国际货币与金融稳定的根本稳定因素是必要的，但在此之前必须对造成这样困境的不合理因素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这一点在受难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世界各国中几乎达成共识。但具体如何改革却不易确定，因为这将会涉及到所有国家的战略利益，而每个国家只会从有利于自己的观点出发提出建议，与此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都提出了改革方案。各国计划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容一般包括：多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势必建立；设置超货币，如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为“世界中央银行”；金本位货币制度重建等。
五、中国应对国际金融格局调整的策略
“纵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基于对国际金融结构的历史研究的发展的分析，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格局在当代出现了部分改变和调整，且中国在此格局中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可以认为，我国正面临着全面提高综合国力及国际经济影响力的契机。只要有针对性的科学制定适当的战略和对策，抓住机遇，强化执行，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和挑战，能够赢得未来，实现金融“中国梦”。
（一）加快转变金融机构发展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从国际金融危机中获得的冲击远远要小于西方金融机构，并且只看抵抗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地位排名，中国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依旧可以进行大幅度的提升，但并不代表中国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比西方金融机构具有更强的金融危机抵御能力。从另一方面说，这预示着中国金融机构的规模远没有深入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与其激烈的竞争。
长久看来，对于中国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而言，如何在国际金融机构竞争之中获得主动权，真正的竞争在于打开国门，积极学习国外经验教训，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对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破坏力，同时不断地学习借鉴别国机构的发展经验，为适应金融全球化而时刻调整战略，深化内部改革和开放，并有效地真正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
（二）推进金融业结构调整，加强资本市场建设
国际金融格局的演变的历史表明，在促进一国经济发展、取得国际金融地位的过程中，其本国的资本市场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同时，国际货币格局中，某国的货币地位主要取决于来自货币资本市场交易中的支持。强大的公平和有效的资本市场，对于吸引国际资本市场的金融资源聚集，促进国家的金融机构在国际范围内的创新和竞争优势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该国货币的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在国际金融格局使得该国拥有更大的主动性和权威性。得以完善我国的金融机构对人民币及其资产的定价的根本在于发达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目前，增强国际金融结构的中国的影响力，提高在国际货币格局中人民币的影响力，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加快中国金融业重组，深化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加强各方面的资本市场建设极为重要。
（三）促进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稳定
我国在相应的历史阶段对于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规划全球视野来发展创新，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等提出了相应要求。中国的金融业也面临着创新驱动的问题与机会，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实施战略规划，促进国际金融规划和战略层面的金融创新。金融业的发展，将推动金融部门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达到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 6 月第一版.
[2]张伯里主编.世界经济学[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年 4 月.
[3]张淑君.论列宁的金融全球化思想[J].特区经济，200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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