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高考命题的影响，在较长的时间里，中学历史教学“抓纲务本”照本宣科，师生追求单纯的知识记忆。这与高校选拔、培养专业人才相矛盾，所以引起社会和教育界的关注，不断探讨中学历史教学和高考命题的改革。
进入90年代以来，高考命题的改革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切实加强了历史学科能力的考查。以世界近代史高考问答题为例，分析比较一下，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高考命题的趋势，也有助于把握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
1979年试题：“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如何？”1983年试题：“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创立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答案基本上是教材原文，按点记分。考查的范围仅限于教材的一章。均是浅层次、低要求的叙述题，只考查了知识的记忆能力。
1989年试题：“根据美国独立后到内战前，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的主要史实，说明美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大国的？”1990年试题：“结合13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分析英国议会和政党政治的变化。”高考命题出现“大跨度、高概括”的特点。命题向考查思维能力为主过渡，命题改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进入90年代以来，在继续保持“大跨度、高概括”优点的同时，出现了提供新材料，创设新情景的问答题，如1991年试题“以英法关系”论证帕默斯顿名言的材料论证题。
近二年则进一步出现理论性问答题。如1993年试题：“简述工业革命的后果，并据此指出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政治领域内世界上有哪三股进步的历史潮流，从中各举出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试题注重考查审题能力和理解能力。考生由于审题能力差，不理解题中“19世纪70年代以前”和“据此”二字的暗示，把三次工业革命的后果或工业革命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全答上了。命题对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判断能力有很强的区分度。试题在考查学生理解能力方面也颇具特色，试题范围涉及教材第七章至第十五章的重大历史事件；概念涉及对“世界政治领域的进步历史潮流”含义的理解及其与工业革命的因果联系。对考生的理论素养要求是很高的。
1994年试题：“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新革命高潮很快还会到来，无产阶级将获得最终胜利。但是，1895年恩格斯又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方式的程度‘。试结合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原因和性质，阐述对恩格斯这一结论的理解。恩格斯观察历史的着眼点是什么？对原先的结论进行修正，说明了什么？“这一命题是几年来对《历史科考试说明》能力要求体现得最充分也是对史论要求最高的一次。
不但要求考生知道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要运用这些观点去认识历史现象，并用史实论证、辨析观点的正误。试题在转述了马、恩预言及恩格斯修正自己预言的言论，接着一连三问，首先要求分析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并根据这一分析判断恩格斯的结论是否正确；第二、指出恩格斯观察历史主要着眼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恩格斯修正原先结论的根据；第三、要求对恩格斯修正原先结论认识的总结，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评论的对象又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马、恩的言论，渗透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教育及要求以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正是我们在新在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所需要的。
上述分析表明：历史科高考命题改革，问答题已由一般──综合──情境──理论，这种发展向人们昭示“对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已由以考查记忆能力为主发展到以考查思维能力为主”。这种变化是中学历史教学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必然推动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高中世界近代史教学来说，以下几方面尤为重要。
一、世界近代史教学要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建立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体的历史系统，使学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正确地在立体系统中实现知识定位和思维定向，从而有效地避免学生割裂历史联系，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
世界近代史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起至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止，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发展史.它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界，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史、国际工运史、民族解放运动史三条互为因果的线索构成世界近代史的知识框架。另外，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争霸斗争及其经济政治实力的消长，导致国际关系政治格局的变化。其知识结构从时序角度可划分为“两期”、“四段”：从内容性质的角度可划为“四线”；从主线角度分析是英、美、法、俄、日、德、意七国发展史。可采用序言课和图示教学法，使学生掌握世界近代史的知识框架。
世界近代史知识结构教学，要从宏观的角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客观的全面的科学分析，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成长，要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意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新生事物成长的曲折性；美国独立战争的正义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民性。正是由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促成了工业革命的产生，促使资本主义飞跃发展，促使60年代美国内战和俄、日、德、意资产阶级改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终于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确立。这样分析有利于吸取资本主义进步的、合理的“一切文明成果”，发展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合乎规律性的历史过程。
同时，要着重揭露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掠夺罪行。资本帝国主义对亚、非、拉美地区的殖民掠夺和奴役，造成亚、非、拉美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争夺殖民霸权和瓜分世界的斗争，给人类带来了灾难。
其次，要进行专题历史系统归纳、分析、比较，确定类似历史现象的同异点。
二、依据《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紧扣教材，加强理论教学。1995年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公布的《考试说明》，在历史学科的九条能力要求中，对基本理论的考查要求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即“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的本质，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行基本理论教学，要紧扣教材，“寓论于史”，在“高、深、新”上下功夫，交给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如：要求回答“英美法俄日德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分为几种类型？各有何特点？”（英美法通过暴力革命，俄日德意通过改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止于此，只能说是知识的分析对比，如进而点明历史规律中“渐进与飞跃”构成历史多样性的发展过程，就交给了学生科学的历史观。再如：“1794──1814年法国”一节教材，涉及马克思主义“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观点。
依据教材逐项分析拿破仑上台的历史条件、政权的内政外交，得出拿破仑政权的资产阶级军事实质的结论。这样讲解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但只能说是知识的分析综合。如转引恩格斯的一段话：“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一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交给学生议论，教师点明：恩格斯的这段话提出了“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原则。”分析任何历史人物都要从当时的时势或物质条件分析。
十年，我们一提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要么总是与1949年以前相比，时间坐标指向本民族历史的过去，因此，成绩总是年年巨大，缺点可以忽略不计。这种面向过去的发展观念，极易培养人的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不思变革的懒惰精神。要么总是与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相比，空间坐标指向世界历史的末梢，从而时时能唱起莺歌燕舞般的“赞美诗”。这种失去世界历史进程的比较眼光，客观上导致了过于膨胀的民族祝福意识和比较贫弱的民族发展的危机意识。其结果，国家走向经济发展的崩溃边缘也就势所必然了。
11届3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结束了十年推行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错误路线，开始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和实践中国发展问题。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意义重大的拨乱反正。变“宁要社会主义一根草，不要资本主义一棵苗”为“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变“狭隘的民族自大心理”为“宽广的世界历史的眼光”。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需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但更重要的是,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中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出民族发展的“差距”和“落后”之处；才能引发改革开放的紧迫感和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拟定。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战略家,邓小平同志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开阔的眼界观察世界,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世界,既从中国看世界，更从世界看中国。1978年9月，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1]同年，又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正因为如此，“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他多次告诫全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把握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他强调,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一个“最根本的要求”是,“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学会从宏观全局的角度把握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态势,敏锐地捕捉时展的新潮流。
二、为什么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呢？本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为我们揭示了如此深刻的道理：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直接关系到每个民族或国家能否发展、如何发展的大问题。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早在1799年《人的使命》一书中,曾把未来的世界表述为一种人类普遍交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民族的发展没有停顿和倒退,也无须等待其他民族的推动,所有的民族都以统一的步伐,建构着共同的世界文明。的确,从交往的特征来说,当代的历史似乎与费希特的“将来”相一致。今天,人类拥有着信息高速公路,我们能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使地球上发生的某一重大事件达到“立刻知晓”、“家喻户晓”的效果。可是,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在统一的水平上消除了停顿和倒退。有不少的国家和民族,它们甚至可以每天收看多频道的电视,但仍然把自己保留在一个传统、落后的生存空间里。这说明,民族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不是一个线性正比例关系,换言之,世界历史愈进化,民族历史的发展愈取决于该民族的实践主体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
本世纪前50年人类几乎是在世界性战争中度过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管带来了几千年文明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的悲剧,但却为后50年人类能够比较理智地行动注入了反思的“血液”。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指出：“人类因为学会了把拥有巨大能量的原子弹和氢弹用于摧毁的目的,他们便更加迫切地需要学会和平地生活在一起。”[4]这说明,人类已带着战争的伤痕,注意到世界整体观念和整体利益的发展问题。战后,不少民族和国家企盼着生产力的恢复、解放和发展,并着手对原有社会体制和结构实现自觉的转型。历史开始由混沌的战争进入了社会自觉转型的大建设和大变革时代。人们发现,最先把握“自觉转型”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和国家,正是那些曾被战争的重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生与死的本能直接迫使它们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重新设计、重新选择、重新变革、重新创造。
历史不允许没有悲剧的精神革命,历史却为那些勇于改革的民族与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和富强的命运。战败后的日本,曾在1945年天皇的投降诏书中引用中国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语，并号召整个民族要始终充满着危机感和变革意识。日本的政治家们在国会上大声疾呼：“要么饿死，要么勒紧腰带拼命干”。正因如此,日本瞄准世界经济变迁和产业阶梯转移的契机,致力于经济调整,实行经济转型,从而加快了战后经济恢复和现代化转型速度，以致成为今日世界经济强国。在麦迪森撰写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全球第一本经济定量大比较巨著）中记载：日本GDP指数从1945年143.2（美国317.9）上升为1994年3542.3（美国1139.6）。[5]人们还发现,战后西方经济虽然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萧条,私人经济已无力再度勃兴,但却促使了资本主义国家着手经济体制改革观念的生成。在投入“自觉转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少国家热衷于混合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从而加速了西方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由自由放任政策向国有化、计划化、福利国家化和经济民主化转型的改革启动。托夫勒指出,西方社会20世纪下半叶所经历的转型,实质是一场“第二次工业革命”,[6]革命的目标已不是18、19世纪那种对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批判和对工业主义观念的弘扬,而是对工业主义的宣判和超越,对一种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社会新体制的追求。
可以说,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社会处在社会大转型的启动时期;自80年代起,社会转型进入深层结构大变动时期,如莫里斯·斯特朗所言,“是各种结构产生急剧变化”的时期。[7]集中表现为：产业结构的重心由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工业结构的重心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转移。正是这种历史的大变革和大建设,西方经济至今仍处在不断发展和领先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5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世界范围历史变革的浪潮不断地拍打着每个热心发展的民族和国家的海岸,这种告别传统的实践模式和生存模式,创构新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历史客观进程,犹如强大的原子冲击波,在裂变着社会,瓦解着人的思想,震撼着一切有感觉神经和思维能力的生命体。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先后开始迈出大转型、大变革的步伐。社会学家们把此种性质的转型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变；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转变的实质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即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向选择中,打破以往一以贯之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模式,并抓住由世界历史变革而派生的发展机遇,赶超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
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出现跳跃或前进,社会获得突破性发展,大都取决于该民族或国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如六十年、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正是及时地把握了由世界新技术革命而引起的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进程,自觉转换原有的工业体制,变进口战略为出口战略,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如韩国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50年为184.9；1960年为333.4；1970年为723.8；1980年为606.2；1990年为3945.3。[8]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突然落在时展的后面,也常常是因为没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所导致。如我国时期,我们过多地注重国内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问题,盲目排外,闭关锁国,失去世界历史进程的比较眼光,其结果,丧失了发展的主动权,社会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66年为250.5；1967年为241.3；1968年为232.5。[9]同样,任何一个尚处在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只要瞄准世界历史进程,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自觉推进社会变革和转型,它必将获得由弱变强、由贫变富的发展主动权。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由于重视了世界发展的机遇,牢牢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以世界历史进程为坐标,制定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由1978年的429.6上升为1988年的946.7和1992年的1201.5。[10]
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之所以能够带来民族或国家的快速发展
从理论上说：20世纪人类的历史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决定了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的驱动;世界历史进程代表了当下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高度,一种趋势;把握了它,就会消除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自觉地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与融合,使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获得“当代”的时间意义以及“世界”的空间意义。当代人的交往伴随着最先进的传媒工具,把历史定格在世界历史的方位时,人们越来越感到,必须结束那种传统的以本国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在许多方面（当然不是一切方面）应当从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的立场进行思考和行动。尤其是,世界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经济朝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一方面,生产的高度智能化,大大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生产专业化及生产协作的水平,促使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从而加强和扩大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全球性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的高度智能化、社会化的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大型企业的生产过程日益越出一国或数国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为一个劳动和生产协作的整体。如美国的波音747巨型飞机,就是通过6个国家近3000家企业的联合制作才问世的。[11]这种社会生产的日益国际化,使得各国的国民生产成为整个世界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说明,当今任何一个追求发展的民族或国家都应当明白如此道理：历史一旦进入世界历史,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到国际大背景、大环境、大市场的制约,既然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是世界之网上的一个纽结,那么,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个世界大网络的牵制。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就应当敞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科学,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增强介入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唯有这样,才能确保民族始终发展的主动权和命运。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从终极意义上说，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从具体过程上说，则是人类通过自身的智力进步，不断扩展生存交往的空间,冲破自然和社会的种种局限，从狭隘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世界历史概念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那里开始受到重视。维科认为,历史过程的“世界性”是指它的普遍性,即一切民族所经过的相同历程。赫尔德将维科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指出,世界历史尽管体现为相互更替的各个民族的命运,但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既是一个闭合的发展圆周,同时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链条上的一环。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是进步的,其本质特征乃是历史过程的内在否定性,各个民族历史的变革是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内在否定性环节。事实上,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是同一基本事实的两种说法,是历史过程中两个方面——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进步与历史闭塞性的结合。因此,世界历史并不是一种单纯抽象的历史普遍性符号,也不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历史流动的外部方面、外在特点等等的相似,而是指隐藏在各国家或地区历史性的外部多样性之后的人类历史一致性和整体性。它体现了人类历史已经以全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而不再是狭隘的区域生活的事实。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2]
由此可见,世界历史乃是一种文明发展进程的量度,在发展的空间坐标上,各民族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尽管参差不齐、不相一致,但这种高低的差别,是相对的、暂时的、可变的。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生产力总体水平,总是在那些比较发达的民族和国家中取平均值。因此,世界历史进程意味着：一种代表着当下人类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水平或一定高度的文明成果。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3]同时,它又是一种趋势,是世界历史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开的“规律—趋势”;它又是一种尺度,体现着民族区域性过程的发展脱离其普世性“规律—趋势”的程度。马克思十分重视世界历史进程对不发达国家的示导性和牵引性。他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4]马克思在此,不是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来规范其它后进国家的工业进程,而是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将已有的历史进程向其它国家显示的别无选择的方向和必经阶段作为参照系,以便让后进国家在认识本国历史转变的方向、性质等问题上,作出清醒、全面的考虑。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自觉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它本质地反映了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社会主体能动地架构社会变革,自觉推进社会进步的特征。所谓“自觉”,即适时地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作出客观审慎的评估;对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认识;对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信心与能力的持有;用历史机遇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积极引进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人才、科学技术知识和装备;主动实行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与创新等等,使自身发展接近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益处：
第一,它有助于瞄准发达国家一流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推进本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转型的中轴乃是各民族或国家间生产力发展模式的比较与整合,是社会体制发展模型的世界范围的选择与优化。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优越的制度环境和条件。
第二,它有助于扩大民族交往的空间和内容,消除狭隘的地域观念、中心主义,不断地更新知识、更新思想、更新观念,大大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
第三,它有助于关注世界发展的各种新情况、新动向、新趋势,制定有利于民族或国家全面发展的大思路和大政策。第四,它有助于提供后进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契机和条件。总之,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可以使民族或国家不断走向繁荣昌盛;始终保持发展的主动权和前沿地位;确保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历史进步。四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当前深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15]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是我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关键。为此,有三点值得重视：
第一，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增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也就是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它是新时期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之一。具备了它,有利于增强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从而提高对时展应具有的高度敏锐性和洞察力。十五大前后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冲击和影响，以及以高科技和知识经济为牵引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持久浪潮已向我们表明，今后实际生活变动的剧烈性和深刻性将更加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面对着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种种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着我国现实改革每一步重大推进所出现的繁杂而又严峻的种种问题和考验，如果不从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来理解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意义，及时研究新情况，摸索新经验，总结新法则，就不可能开拓创新，战胜风险，不断前进。在领导工作中，也就必然导致视界的狭窄、方法的陈旧、能力的匮乏,最终会跟不上时展的潮流,窒息工作的活力,停止前进的步伐。一个对时代反映迟钝、感觉麻木的领导,不可能自觉开动思想机器,担负起党所赋予的重任；只有不断地改变不适应新的历史发展变化的观念和思想,我们才能在工作中拥有一切发展的主动权。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说到底,其目的就是要让领导干部深层次地把握时代变化发展的本质,使自己的观念和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而提高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以时展的本质,以及由变化而带来的各种周围内外部环境因素、条件改变的性状为根据的。不理解这个根据,就不可能深层次理解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同志反复强调,十五大报告是时代与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不可能理解邓小平理论所蕴涵的时代精神；更不可能扛好这面旗,走好发展的路,在十五大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向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世情”与“国情”的关系。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必须紧紧扎根在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不可只讲“世情”,不讲“国情”,离开本国实际来谈时展进程没有意义。我们要学会从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活生生的而不是纯理念、纯概念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进程。把世界历史进程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为了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把握自己特殊的历史国情,选择适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而不是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共性只有寓于个性之中才有发展的活力,吸纳“世情”要更多地注意我国发展的特殊性、个性。这是由我国的历史特点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把握中国特色,就是把握国情,把握了国情,才能依据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趋势,真正制定出切合本国实际的发展规划和目标;才能找出我国社会发展的薄弱点、发展不平衡性、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等;才能最大限度地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变革、历史创造的积极性。应当看到,“世情”与“国情”的相结合有着双向作用机制：一种是,通过世界进程对中国的影响,找出中国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推行改革的实践中,实现一体化世界的内在统一性;另一种是,从中国国情看世界,找出中华民族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现实差距,通过发展和进步,从而对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当然,“世情”与“国情”相结合的关键,乃是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发展问题。同志说得好：“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先进民族之林。”[16]所谓创新,就是要把世界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新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通过学习、吸收和消化,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产品、新技能、新经验。创新应当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组织创新、目标创新、战略创新等等。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差距”与“信心”的关系。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要找出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面对差距,如果我们缺乏正确的态度,就会产生悲观失望的心理。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跑道上,各民族或国家之间发展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不可改变的。从辩证的观点看,世界历史发展既有静态的不平衡性,又有动态的不平衡性。静态的不平衡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差距,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动态的不平衡主要指发展速度的不平衡,它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差距的变动性和暂时性,也预示着后进国家具有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有的同志仅仅从静态的不平衡来看待“差距”,缺乏赶超的信心,认为世界发展是一种平衡增长关系,落后国家奋力追赶,发达国家也不会停步,发展的差距主要由发展起步时间决定的。历史的事实却为我们树立了如此信心：没有永远先进的国家,也没有永远不变的世界格局。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但本世纪美国、德国、日本已赶超了它。中国刚刚进行改革之时,有人曾断言,中国半个世纪也赶不上美国,可是仅仅过去20年,就有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谈论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不管语意用心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差距面前失去信心。只要有赶超的信心、决心和行动;有赶超的毅力、智慧和方法,世界上没有不可攀登的高峰。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132－1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8]、[9]、[10]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第104、110—111、110、110—111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6]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第1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7]陆象淦:《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第5页，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11]罗建平等:《全球战略管理》第4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页。
一、第二大社会阶段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创造必要条件
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社会形态是从1500年起直至今天为止，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这个阶段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时期。它使分散孤立的国家民族的历史，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地区市场的商品经济不断向世界市场扩大，社会历史开始由国别史、地区史逐步向世界历史转变。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历史阶段。早期（16世纪至18世纪60年代）主要是工场手工业阶段；中期（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主要是大机器工业生产不断发展的阶段，中期前段主要是利用蒸汽能源，后段主要是利用电气和石油能源；晚期为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这个时期为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创造条件。16世纪至18世纪是西欧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封建行会手工业逐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取代。在这两个多世纪里，促进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15世纪末叶洲际新航路的开通，将世界各大洲开始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过去分割各大洲的海洋，一跃而变成连接各大洲的通途。葡萄牙和西班牙从16世纪起开始殖民扩张活动。首先遭到西方暴力掠夺的是中南非洲和南北美洲及其附近的岛屿。非洲腹地及南非一带，当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之时，或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或刚进入阶级社会阶段。而美洲原居民（印第安人），在16世纪以前仅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建立了初期国家，其他印第安人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哥伦布航抵美洲以后，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西印度群岛，并进而深入中南美洲。在16世纪20-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进而征服墨西哥和秘鲁，把印第安人开发的古老文明地区沦为殖民地。在同一时期，葡萄牙殖民者不仅在东非和西非建立殖民据点，而且在这一东西方国际贸易线路上建立了许多要塞和商站，如亚洲的波斯湾、印度果阿、马六甲、安汶、中国澳门、日本长崎等。16世纪中叶，葡萄牙还在南美巴西建立殖民统治。继西、葡之后，荷兰、英国、法国等也大肆殖民扩张，进行武力征服。从此西方殖民者在美洲经营已经过时的奴隶制种植园，生产粮食、甘蔗和烟草，或开采矿产，掠夺金银矿产品。在17—18世纪，赤道以南的黑非洲则变成欧洲殖民者掠夺黑奴，贩运到美洲市场上出售，用以开发美洲。于是在欧、非、美三洲之间形成了“三角贸易”。欧洲的奴隶贩子从本地装载食盐、布匹、朗姆酒等商品，运到非洲销售；然后装上黑奴，沿着“中央航路”，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贩卖黑奴；然后装上美洲产的蔗糖、烟草和稻米等产品，运回欧洲销售。这就是欧洲列强臭名远扬的“三角贸易”。同时欧洲列强还采用各种方式垄断了亚洲发达地区各种特产的贸易。东方古老帝国，包括明代中国、莫卧儿印度、萨非伊朗、奥斯曼土耳其以及新建封建统一政权的日本等，对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形势根本没有认识。最强烈的反应也不过是闭关自守，除此更无长策。此后几百年中，它们也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二，新兴的工场手工业蓬勃发展，商品流通空前兴旺。工场手工业比行会手工业的优越之处，在于手工生产行业内部有较为细致的分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欧洲早在15世纪工场手工业就已经发展起来，那时最为繁荣的是意大利和佛兰德尔，但在16世纪以后国际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工场手工业便走向衰落。而16至17世纪工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不可阻挡地集中于欧洲的一个国家——英国。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大批纺织品，自然是供应英国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而且英国大部分纺织品是销售于国际市场。正因为历史发展处在这关键的节点上，这种市场经济既瓦解了封建自然经济，又培育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在普遍的商品交换中，货币是财富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谁也离不开货币。封建贵族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和享受用的奢侈品，不得不把劳役租和实物租改为货币租。
在新航路发现后，从美洲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黄金和白银流入欧洲宗主国市场，使欧洲通货膨胀，物价飙升，发生了所谓“价格革命”。于是封建主的地租贬值，经济入不敷出。不得不将土地所有权抵押给钱庄以换取贷款。封建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逐渐丧失而走向灭亡。第三，此时工场手工业所有制关系已摆脱了中世纪行会资本的束缚，越过了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进而使用一部分商人资本，更多的是使用自然形成的社会资本。英国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崛起，有效地吸收了封建制瓦解过程中社会上涌现出来的大批流浪汉。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变成了契约和金钱关系，完全失去了宗法色彩，这显然是历史的进步。随着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开通，世界上交往的范围扩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商品和资源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新大陆生产和需要什么商品自然牵动着远在天边的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上手工业新产品不断增加，跨洲贸易迅速高涨。进入流通领域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有利于工商业资本家的发展，给封建地主阶级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当时市场已经有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以欧洲殖民者冒险远征，大规模开拓殖民地。所有这一切标志着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段，即世界历史开始形成的阶段。第四，欧洲国家对外开拓殖民地的结果反而激化了它们内部的矛盾，除了商战、货币战和海运战之外，大大小小的真枪实弹的战争差不多就没有停过。16世纪最早发生的革命乃是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者为反对西班牙的封建统治坚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武装斗争，在1609年终于取得了最终胜利。新兴的荷兰是商业资产阶级统治的强国。荷、英、法等国为争夺殖民地，又助长了各国之间商业斗争，开展贸易战，颁布保护关税制度，甚至进行真刀实枪的血腥战争。1624年荷兰为垄断东方的香料贸易基地，竟然将英国势力赶出了摩鹿加群岛。1650至1651年英国两次颁布《航海条例》，直接威胁荷兰的海上航运利益，激化了英荷之间的矛盾，于是在1652至1654年英荷两国爆发了第一次商业战争，荷兰战败。后来在1665至1667年英荷双方又发生了第二次商业战争。这次战争不仅在欧洲本土争战，而且在北美殖民地也有战场。英国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遂将其更名为“新约克”（即“纽约”），一直沿用至今。第五，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也得益于西欧强有力的绝对君主制政权的推动。在中古时代封建贵族的势力强大，割据一方，根本不把王权放在眼里。16至18世纪欧洲市民阶级发展起来，他们需要消灭封建割据，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市民阶级在经济上支持君主不断加强中央政权，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王权与市民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反对大贵族的分裂割据，鼓励发展国内市场和工商业。中古后期欧洲一些大国建立起统一强大的中央政府，需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新建政治法律机构，改革军事组织，建立国家军队。因此君主政府强化对工商业的征税制度，竭力搜刮和掠夺殖民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极力争取出超，以加强本国政府的经济实力，从而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期阶段（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才能不断推动整体世界历史的形成。以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大发展的中期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市场经济普遍发展起来，物质交换和社会交往深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大企业生产，科学技术是关键。在资本主义中期阶段，发生了三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实现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1764年英国发明了“珍妮纺车”，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8—18倍。后来进一步改进，提高效率上百倍。织布机也有新的机器用于生产。在纺织业机器生产的带动下，英国其它行业的技术革命也在积极推行。最重要的是这些新机器都使用以煤炭作燃料的蒸汽机为动力，带动机器运转。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时除了大工厂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之外，在交通运输方面发明了火车和轮船。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主要成果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应用。欧洲大陆一些主要国家，继英国之后，在19世纪前期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德国人首先制成了一部发电机，随后比利时人又制成了电动机。有了电能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机械动力、夜间照明、通讯报道、交通运输等产业广泛使用电能。同时在这个时期内，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后来德国工程师戴姆勒又改进了内燃机，采用汽油作为燃料。内燃机马力大，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明显地优于蒸汽机。从而产生了汽车、拖拉机、燃油轮船、飞机等，世界面貌再次改观。因此电动机和内燃机的研发与创造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20世纪最后60年，科学技术成果为“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主要在军事领域使用。此外，还有电子计算机和电子通讯设备，以及开发可再生能源，即利用太阳能、地热能、水能、生物能、风能等生产可再生能源，供机器和交通工具使用。这些现代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并逐步付诸应用，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从产生到建成，迄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世界上的表现既有其文明的一面，又有其野蛮的一面。文明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力发展迅速，创造财富比较丰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一日千里，这方面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望尘莫及的。但其野蛮方面主要表现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方面，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的世界战争。20世纪前半期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生灵涂炭和财富损失是历代所未见。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统计，双方参战的人口达10亿多（含殖民地人口）；投入战争的军队将近1000万人；死亡军人和平民超过5500万人；物资总损失约达4万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共有5500万-6000万人死亡（其中苏联损失2700万，中国损失1800万人）；物质损失，中国按照1937年比价计算，直接损失达1000亿美元，苏联按照1941年比价计算，达6790亿卢布。一次大规模战争造成的生命损失和资源破坏难以数计，可以使社会发展倒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人类不是野兽，人们应该懂得互助合作，共同从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学会和平相处与合作共赢。这才是真正世界历史的形成之道。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电子产业大发展，计算技术空前的大进步，交通运输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二战后人类物质世界大变样。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已经“全球化”了。“全球化”并不等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今天对待“全球化”这种说法应该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它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的500年间，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确有所进展，有些生产建立起世界市场体系，为满足世界各国的需要而生产，有些消费只有靠世界市场来满足。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更加紧密了，企业之间互相竞争更加激烈了，世界范围的商品流通，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亚非美一些新兴国家，确实存在比过去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的情况。但是这种“全球化”的实质，亚洲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一些新兴国家成为世界商品制造厂，这些工厂有相当一部分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建立的并为其服务。他们把企业迁到发展中国家来，主要是为了利用它们廉价的土地、劳力和资源；同时也为了利用东方广阔的销售市场。而他们本国还经常对这些企业提供补贴。而这些企业在新兴国家往往提供的却是概念、知识产权、工业技术、品牌和销售网络，因而最大的附加值落到产品的创新和技术方面，以及品牌和销售方面。这说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地位上是不完全平等的。
此外，所谓“全球化”也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自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在美国金融资本家大力倡导下，在世界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主张大市场小政府，一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涉。这种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给一些不法之徒造成违法和欺诈的机遇，好像市场异常繁荣，商品流转通畅，贷款消费简便易行，由于美国政府监督缺失，使世界市场乱象环生。21世纪初（主要是2008年）美国终于首先爆发了次贷危机，随后引发了全世界的金融海啸。确凿的事实说明，所谓“全球化”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制造的假象，金融危机给世界造成的伤害迄今挥之不去。虽然二战后一些新兴大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很快就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走上迅速发展的经济轨道。但是，世界上亚非拉还有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不起来，广大人民仍旧挣扎在饥饿线上。因此，目前世界的“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并非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终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a当今世界各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各地区之间、每个地区内部、每个国家内部发展也不平衡，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创建世界历史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下去。
二、第三大社会阶段的形成主要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理论做出了划时代的重要贡献。首先，他们批判了以康德、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b同时，他们还明确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随着这种发展人们就会突破地域性实现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其二是随着生产力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使地域性的个人都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世界历史的形成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虽然“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却使人们“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才会结束史前史，真正进入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由无产阶级推进的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a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论述，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为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乃是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这就是说，人类在没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劳动分工之前，是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的。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必然带来的结果。首先需要了解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劳动阶级同有产阶级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世界的上古时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到了中古时代，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封建贵族阶级的农奴。在英国工业革命前（16—18世纪中叶），西欧地区的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帮工。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他们师徒也有的渐渐变为较大的资本家雇用的工场手工业工人。18世纪后半期，在工业科学技术革命中才出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欧洲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后来也发生在其他文明国家。工业革命是由于将新的机械装备用于工业生产而引起的，其中有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等。这些新发明的机械装备价格很高，一般人买不起，只有大资本家才能买得起。这种新机器用于工业生产，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排挤了许多原来的工人，而且机器生产的商品，要比以前手工业生产的商品质量好、产量高、价格低。这就使机器生产的收益全部落到大资本家的手里。于是资本家大发其财，而工人却一无所获。从此在布匹和呢绒生产方面，广泛推行机器和工厂生产制。纺织业新兴的机器和工厂生产制度，很快就推行到其他工业生产部门，例如印花业、印书业、制陶业、金属品制造业和运输业等部门。机器生产使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这就使工人完成自己的生产工序更快、更简单，因而也就使劳动更便宜。机器生产分工使工人的生产活动变成了一套非常简单的机器操作。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失去了最后一点独立性。机器和工厂制度的生产发展很快，几十年后在一些文明国家里几乎所有的劳动部门都按照工厂制度进行经营。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后社会上最终出现了两大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吞了以前所有的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几乎独占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完全没有财产，为了换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半饥半饱地勉强维持生活。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只有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①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世界历史进程及其内在必然性的科学阐释，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世界历史是在人类近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交往的推动下，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实现国际分工与合作，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以来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就是现代世界历史的实际形成的过程。世界意识就是这一现实过程在观念形态上的折射。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由各个民族的地方的历史走向相互依赖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的必然进程与内在逻辑，是世界意识的精华。当今的全球化进程，说到底，无非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当下展开新形态，它以当代史的形式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真理性。
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是每个民族都要面对的不可逆转的潮流，但各民族融入世界历史的道路是不一样的。现代西方社会在经济、技术、社会发展和文化创新等各个领域的优势，使很多人迷信“西方的就是现代的”，“西方的就是普遍的”，把现代西方的历史看作是人类发展的必经之路，并赋予其“普遍价值”、“世界文化”的世界历史规律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全球化的经济扩张使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随之成为世界文明主流，作为世界历史的制造者或者说是动实施者，现代西方国家不仅从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还实现了政治、文化上的延伸。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就变成了世界历史的主体，而其他非西方社会则成为了世界历史的客体。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被动接受者，发展中国家看到的却是一个客观的普遍的趋势，他们不得不服从于特定集团的经济利益和政治需求。进入世界历史后，他们发现自己是按照别人的逻辑行动，按照别人的价值观生活，世界历史的时间对于主体来说是自己的时间，而对于客体来说是别人的时间，按照所谓的“世界历史时间”，作为客体的民族、国家是“落后”的、“前现代”的。西方社会的“普遍性”把非西方社会变成了“特殊”与“局部”，无视非西方社会的独立价值观与自我肯定能力，西方将“自我”的逻辑强加给“他人”，从而构成一种居高临下的“自我”对“他人”存在与发展权利正当性及合法性的根本性否定。
实际上，把西方文明和普世文明之间划上等号，是一种把特殊界定为普遍、以局部来规划整体的霸权性价值论企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后隐藏的是特定价值观的普世性与文化的单一性与压抑性。西方是打着“普遍性”的旗号把自己的一套强加给别人的“世界主义者”，种种以“解构”面目出现的新的普遍论，都是要构建一个新的普遍性的平台，建构一个“主体之后的主体”，一种“反民族文化的全球文化”，而“世界主义者”赖以存在的生活世界却从来就没有在文化认同上放弃自己的特殊地位。这种价值领域的不平等是世界历史语境中文化认同的根源性问题，认识到不平等的存在，意味着世界意识的启蒙。
鸦片战争是东西方历史长河交汇掀起的惊涛骇浪，国门洞开后中国人逐渐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于是经历了从器物、体制到观念的效仿，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彼之道，还之彼身”的曲折进程，中国一直在世界历史的冲击下调整自己的定位，中国近代史“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②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和中国文化的节节后退激起了中国具有主体意识的抵抗情绪，引发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救国图存的社会责任感。龚自珍对封建政治文化的尖锐批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西方地理、政俗、科技、工艺的研究及“师夷”思想，标志着中华民族世界意识的觉醒。
稳定性和统一性，体现着一个民族对自己生命存在方式的选择、认可与认同。它是一个民族同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文化标志，内化在民族的灵魂中，渗入到民族的血液里，因而，文化个性与民族是生死共存的，其寿命与民族一样长久，是一个民族赖于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的意义结构，已然在群体的思维范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深层结构中保存下来，形成了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基础。由此来看，这个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但并不是说文化个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变，文化个性是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及其社会组织在观念或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映和折射，由于物质生产领域的“不均衡发展”，决定了文化实体经常处于矛盾状态中，内部充满张力和冲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既有文化实体内部的时间维度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又有来自外部的空间维度的“自我”与“他人”的冲突。各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无疑会导致文化个性的变迁，但这种变迁并不意味着文化风格的丧失，相反，文化个性将时间和空间赋予的新的内容，在内部进行重新组合、重新表述，然后以崭新的姿态又不失民族性格的超越自我，反而能使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更加旺盛，更有生机和活力。这种变化并不是它自身变成了另外一种质态的东西，而是它自身内部的不断扩充、丰富、增长和深化，用辩证法的语言讲是自我发展，自我运动，自我完善。德国历史学家J．G．vonHerder指出，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民族国家更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生存下来。“埃及、中国和印度历经沧桑而依然故我，并且具有外力难以压制、更不能消灭的内在生机。”③这与深厚的民族文化个性和文化认同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中国文化特色，西方汉学家和东方学家都有过论述，但西方人研究东方大都是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叙说对事象的言说”(sayingsomethingofsomething)，马克思也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东方人的处境:“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④。虽然马克思说这句话的时代和环境已然过去，但它无时无刻不在警示我们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自我言说、自我表达，不能让西方人写我们的历史，我们要自己写。因此，我们认识到自我的文化个性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像他人看我们一样审视自身”，以东方人对东方的理解言说东方，用文化认同的方式表达自我，寻找合理而充分的理由将本民族的生活世界本身作为自我价值，为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法性”做终极辩护，并用现代性的语言和材料表达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塑造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的自我形象。穿越西方，透视中国文化，解读中华文明的存在与发展在理论上和现实上的意义。
2．文化认同过程中的他者向度。自我文化认同固然是来自于对自身历史的潜在意识，但要将这种自我理解、自我认同的中国历史按照自身逻辑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中展开，必然要关注到他人，而且要围绕或通过他人来重新界定自我，对他人文化的辨析与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批判是自我意识的重要的理论来源，因为个体生命和集体生活的意义需要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语境中才看的清楚。所以，自我和他人都需要走出各自独立、封闭的自身历史，以对方的活动为自身存在的条件。世界历史语境恰好提供了一片在自我之外寻找自我，反观自我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自我”与“他人”相遇了，人们发现与自己不同的民族、族群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我们往往对自己的文化不假思索，视为理所当然，这因为它早已和我们溶为一体，无法分割了。可是，一旦我们意识到其他民族有着与我们不同的感情、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习惯，我们就会立即开始想到我们是怎样共同享有特定的观念与习俗的。”⑤不同文化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使“我们”与“他们”的界限更明确了，“我”与“我们”的范围更重合了。“自我”文化是以对“他者”文化的不断解释而作为自己存在的一种理由，所以只有在不断地对“他者”文化的解释和确认中，才能辨析自身文化的特质。认同不仅仅是对自我的定位，更是通过发现与“他者”的差异而确立“自性”的过程。
通过“他人”强化自我认同，只是文化认同他者向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化认同还必须得到他人的承认与折服。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承认斗争，意味着对世界历史主体性地位的竞争，对自我价值世界完整性的维护，对参与界定世界文化的资格与权利的争夺。文化认同反映了一种生存斗争的紧迫感和永恒性。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并不仅仅为物质利益所驱动，有时就是为文化而战，为自我价值而战，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人类可以蔑视强权，正视鲜血，直面死亡。为了自身的信仰、荣誉、归属感、文化认同等不能“当饭吃”的自我意识，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并把这种不切实际的行为视为自我意义的升华。这种超越功利主义、超越理性主义、超越死亡恐惧的行为，体现了文化冲突的难以调和性，也使文化认同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因为文化认同和“自我意识”并不是华丽的辞藻，它是对民族集体命运的反思，承担着实现做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国的使命。人类发展的历史道路告诉我们，无论处在哪个“发展阶段”，文化认同这个问题都是绕不过去的，我们需要有面对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就是康德所谓的要有勇气和决心运用理智。文化认同作为一种价值斗争的工具，起源于生活世界的矛盾，是对文化冲突的解决方案，又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
3．文化认同过程的自我回归。在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时，一方面我们不满足于自己的特殊性，想去吸收别人的东西，把自己的个性扩大为普遍性;另一方面又不想在这个过程中丧失自我，不想变成另外一个人。由此可见，文化认同是一个在他文化的冲击下否定自我、更新自我，又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征中不断创造出新的生活形式、新的文化、新的时代价值以适应时展需要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任何一种文化认同、任何一种自我意识、任何一个强大的传统实际上都是在不断的流动，千变万化，生生不息，但又万变不离其宗。我们需要变化，但不能在变化中随波逐流，迷失自我，无所适从。因此，我们需要有一种在永不停息的变动中不断回到自身、肯定自身的意志力和想象力，把握住一种在变化之上的不变，这种“不变”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变，而是在自我否定过程中的自我确证、自我理解、自我超越。如此看来，否定是对自我的永恒的开放性、创造性和自由的承认与肯定，文化认同的否定之否定最终是一种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对自己独特性的自我肯定，是把一切都包容在自身的自我回归，即把所有他人的世界都吸收进来，打上自我心灵的印记。
纵观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我们并没有把外来文化仅仅当作是异己的东西，简单地加以排斥。相反，近代中国文化结构从器物西化、制度西化到观念西化变革的三部曲，表明中国是承认、接受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的，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强加予中国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激活中国文化的因素。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很快把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据为己有，使之内在化为生活世界的自我主张，进而以此作为反驳和抵抗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和道德武器。为了“进步”，我们可以学习西方，可以变法，可以革命，但这样做决不是要否定自己，变成他人，而是要肯定自己，回到自己。正如尼采所讲的“永恒的回归”，一个有自我个性的文化体系，其真正追求的不是要模仿他人，而是不断地朝自身的回归。
文化认同的内在张力和活力就是要把“普遍与特殊”、“自我与他人”、“变与不变”的冲突保持在“自我”的内在辩证法之中。
三多元互动、多样态共生、和谐发展的世界文化图景，乃是贯穿于世界文化认同进程始终的主题。文化认同不仅仅是自我意识、自我言说的问题，更是不同的生活世界之间，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我们无时无刻不处于一与多、同与异的相互冲突、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坚持自己的特殊性，并不是要宣扬民族中心主义，而是为了使中国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中有特色的一部分，为了使自我作为历史主体参与世界历史的发展与创造。突出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并不是要忽略他文化的主体价值，而是为了文化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现代化的通讯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主体间沟通的途径，坐在家中就可以进行文化的世界旅行，探秘希腊神话，膜拜印度宗教，反思德国哲学，畅游美国科技。了解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做什么，想什么，怎样生活。一切都与自我有关系，我的生活也和别人息息相关，现代科技使我们摆脱了自身生活环境的狭隘性，成为视域广阔，思绪万千的世界公民。世界历史语境就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共享的、批判的和自我批判的主体交往空间，用康德的话说就是那个不断扩大的人类交往和自由的范围。在这个语境中只有把“自我”和“他人”同时视为世界历史的共同参与者和创造者，才有可能构建和谐多元的世界文化图景。
其一，基本上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锁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历史学笔记》《俄国和东方社会道路笔记》五大文本中，并试图分析和探讨这五大文本关于马克思阐述世界历史思想的内在联系，旨在建构科学合理、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体系。［2］21其二，把“世界历史”概念理解为两重含义，即:一是相对于国别史和民族史而言的作为历史学科一般意义的“世界史”，二是指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扩张所引起的整个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整体互动的作为哲学意义的“世界史”［3］16。其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其思想的发展演变来看，经历了一个由形成到深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4］9其四，把古典经济学的世界市场理论、殖民理论和现代国家的合法化理论、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世界主义思潮看做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来源。［3］7其五，世界文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将使人摆脱异化，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世界性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3］10其六，通过揭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在实践上是为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新问题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在理论上是为回答全球化基础理论问题、应对全球化各种观点的挑战、建立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提供理论基础。［4］9这些成果是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努力钻研、孜孜以求的结果。这些成果十分珍贵，它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学界长期以来在全球化问题研究领域的空白。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
然而，虽然学界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近20年的研究中的确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这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挖掘还不够。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却很少涉及其他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相关文章、《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以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手稿。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样也是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因此，仅仅通过很少的几部文献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二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把握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其一，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把握还不够深入和具体;其二，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人的发展、共产主义和世界文化的关系的理解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现象;其三，缺乏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整体的考察，未充分地融入马克思的思想史中去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和充分论证。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与全球化问题研究相对脱节。虽然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是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把握和理解当代全球化的，但是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贯穿于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始终，而不是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实质及其所产生的背景的不同而对其作具体的解答，也有的学者由于难于把握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弃之一旁，但他忘记了全球化问题所产生的根本和实质是资本的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尤其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核心。鉴于以上几点启示，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时，就应该从多个维度去对它进行考察、研究和把握，尤其是要紧扣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脉搏，通过全球化在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去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然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那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深入挖掘，对于人们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各种问题将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新起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其探索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艰辛成果，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鉴于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研究已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缺陷，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考察，重点是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人们理解和研究当代全球化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资源。一是走向马克思文本的深处，深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资源。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是“一块艺术的整钢”，马克思的著作是我们探究其思想的主要根据，离开了他的著作来机械地谈论其思想是空洞的。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学界的不足不在于离开文本来空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而是过多地拘泥于把某几部著作作为其探究此思想的主要根据，而不是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放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去进行探究和考察，这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思想阐发的完整性理解。鉴于此，笔者建议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考察不能再拘泥于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应该把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包括其书信集作为探究和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文本根据。二是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融涵于其整个思想学说中，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探究和考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形成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活跃时期。同时，究其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以及其整个思想学说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包括其中年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与晚年对人类社会早期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鉴于此，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入研究，就必须紧密地结合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史。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一个完备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三是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全球化的实践必然要求全球化的理论与之相对应。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目的，都是旨在构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力在为解决全球化问题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而服务。根据这个理论旨趣，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辨，究其现实意义来看，是旨在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资源。与之相应地，国内外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今天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个理论意义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一方面，既不能排斥当代全球化的理论成果，搞关门主义和保守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能沉浸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思辨。总之一句话，我们应当站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地上，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把正在发展的实际作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来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
四、结语
其一,基本上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锁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历史学笔记》《俄国和东方社会道路笔记》五大文本中,并试图分析和探讨这五大文本关于马克思阐述世界历史思想的内在联系,旨在建构科学合理、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体系。[2]21其二,把“世界历史”概念理解为两重含义,即:一是相对于国别史和民族史而言的作为历史学科一般意义的“世界史”,二是指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扩张所引起的整个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整体互动的作为哲学意义的“世界史”[3]16。其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其思想的发展演变来看,经历了一个由形成到深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4]9其四,把古典经济学的世界市场理论、殖民理论和现代国家的合法化理论、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世界主义思潮看做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来源。[3]7其五,世界文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将使人摆脱异化,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世界性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3]10其六,通过揭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在实践上是为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新问题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在理论上是为回答全球化基础理论问题、应对全球化各种观点的挑战、建立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提供理论基础。[4]9这些成果是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努力钻研、孜孜以求的结果。这些成果十分珍贵,它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学界长期以来在全球化问题研究领域的空白。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
然而,虽然学界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近20年的研究中的确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这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挖掘还不够。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却很少涉及其他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相关文章、《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以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手稿。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着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样也是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因此,仅仅通过很少的几部文献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二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把握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其一,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把握还不够深入和具体;其二,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人的发展、共产主义和世界文化的关系的理解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现象;其三,缺乏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整体的考察,未充分地融入马克思的思想史中去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和充分论证。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与全球化问题研究相对脱节。虽然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是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把握和理解当代全球化的,但是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贯穿于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始终,而不是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实质及其所产生的背景的不同而对其作具体的解答,也有的学者由于难于把握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弃之一旁,但他忘记了全球化问题所产生的根本和实质是资本的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尤其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核心。鉴于以上几点启示,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时,就应该从多个维度去对它进行考察、研究和把握,尤其是要紧扣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脉搏,通过全球化在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去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然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那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深入挖掘,对于人们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各种问题将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新起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其探索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艰辛成果,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鉴于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研究已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缺陷,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考察,重点是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人们理解和研究当代全球化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资源。一是走向马克思文本的深处,深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资源。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着作是“一块艺术的整钢”,马克思的着作是我们探究其思想的主要根据,离开了他的着作来机械地谈论其思想是空洞的。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学界的不足不在于离开文本来空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而是过多地拘泥于把某几部着作作为其探究此思想的主要根据,而不是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放在马克思的所有着作中去进行探究和考察,这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思想阐发的完整性理解。鉴于此,笔者建议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考察不能再拘泥于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应该把马克思的所有着作包括其书信集作为探究和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文本根据。二是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融涵于其整个思想学说中,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探究和考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形成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活跃时期。同时,究其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以及其整个思想学说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包括其中年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与晚年对人类社会早期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鉴于此,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入研究,就必须紧密地结合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史。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一个完备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三是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全球化的实践必然要求全球化的理论与之相对应。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目的,都是旨在构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力在为解决全球化问题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而服务。根据这个理论旨趣,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辨,究其现实意义来看,是旨在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资源。与之相应地,国内外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今天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个理论意义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一方面,既不能排斥当代全球化的理论成果,搞关门主义和保守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能沉浸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思辨。总之一句话,我们应当站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地上,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把正在发展的实际作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来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
人类交往的世界历史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品格
社会实践的现实定力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变革的根本,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改造旧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新时期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遵循人类交往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性要求,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为总依据,以战略性的现实定力和实践品格获得了发展的强大动力。人类始终以自己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动性而自豪,感叹“精神是世界的花朵”、“人是万物之灵”。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及其自豪感被哲学家们以精神、观念、理性、思想、理论的重要性“抽象地发展了”。
②在西方,黑格尔以“思想支配世界”把人的能动性编织成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的信徒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怀着宏大抱负,试图把这种理论运用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中。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考察使马克思从一个青年黑格尔派走向“从前信仰”的反面,以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的虚幻性,从而把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无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分工的客观性,而是只看到“人”的理想,用他们的“标准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现实的人,并把“标准人”描绘成历史的动力,把现实历史过程看成“人”的自我异化过程,“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
③他们甚至把思想、意识或“自我意识”的作用夸大到这样的地步,“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
④以为只要我们给人以正确的理想观念或创制一套理论理想,“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能够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⑤因为,社会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社会机体是人的交往关系之网,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人们交往关系由“民族的地域性历史”向“人类的世界性历史”转变的过程。人们的交往也不是人的“类本质”使然,而是受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制约。就历史的每一阶段而言,“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⑦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⑧其实,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夸大理论的作用、理想的作用,急于求成,是理论家和革命家最容易犯的错误。邓小平曾经说过,“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因为“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
⑨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立即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绝不仅仅是因为战争需要的外在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支配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所以列宁后来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急于向人民兑现革命战争年代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承诺,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急躁冒进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分配关系上,把平均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先是原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结果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宣告完成。紧接着就搞了“化”运动,不顾农业生产力的极度低下而把生产关系提升到“一大二公”的水平,还以类似组织战争的方式搞了生产“”。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于是追随苏联共产党并与其一起提出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的空想目标。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惯性使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发生了‘’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历程中遭到严重挫折”。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人们封闭僵化而又夜郎自大的思维方式,从世界格局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提出了几个重要判断:第一,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全部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上占有优势,我们只有实行开放,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迎头赶上。第三,当代世界问题可谓千头万绪,“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概括说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东西关系是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南北关系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关系,在这两大关系中,“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但“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从而用“发展”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穷国与富国的利益交汇点。发展需要和平条件,因此,世界的主要问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问题。第四,我们要学习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来发展自己,但绝不能搞“全盘西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我们才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冷静看待自己的社会主义,辩证看待世界资本主义,以务实的精神了解世界、拥抱世界,进而影响世界、引导世界。通过与世界的普遍交往,我们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后发优势,在许多方面迎头赶上了发达国家,有的方面大大缩小了差距,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发达国家。可以说,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因此,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世界,今天的世界同样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党的十向世人再次宣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关于这个“总依据”的实践要求,同志是这样告诫全党的:“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 个人解放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本视界
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都是基于对人的关怀而产生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人本主义的根本差别不在于是否关心人,而在于如何看待人,如何切实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世界历史进程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特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宽广人本视界。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以十分高调的人道主义论调来消解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认为只有他的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写道:“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瑏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瑏瑥怎样才是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如何才能实现他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呢?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瑏瑦爱是人的本质,于是他宣布:“两性的结合只是爱的最高阶段并且应当是爱的最高阶段,因为只有自然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东西,而真正的东西才是道德的东西。”瑏瑧“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关注社会,但是,他们除了抽象的两性之爱的宏论,就是在分与合、全体与集体、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中抽象地议论所谓的“福利”和“类的平等化”。
另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道夫?马特伊提出:“我促进总合的福利,也就是促进自身的福利;我促进自身的福利,也就是促进总合的福利。”“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单个生命和总合生命的有意识的统一,是和谐。”瑏瑨“有机社会的基础是普遍的平等,它通过个人和普遍之间的对立发展为自由的和谐,发展为单个幸福和普遍幸福的统一,发展为社会的〈!〉公共的〈!!〉和谐,发展为普遍和谐的镜像。”瑏莹他们据此攻击共产主义,认为“人在共产主义中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共产主义把人的依赖性引导到极端的、最粗暴的关系,引导到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即引导到劳动和享乐之间的分裂。人不能达到自由的道德活动”瑐瑠。马克思指出,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者理论体系中所谓“标准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从这样的人出发,他们根本弄不清“单个生命和普遍生命之间”为什么会表现为“有时互相斗争,互相敌对,而有时又互相制约,互为基础”的深层原因,也解决不了人的任何现实问题,所有美好动听的主张都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就是现实的人与人之间基于物质生产的交往关系。随着交往的扩大,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必然要“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瑐琐,个人的劳动成果成了“世界市场”的要素,个人活动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瑐瑶。世界市场虽然对于个人来说是“异己的、统治的”力量,但是,无论对于单个个人还是对于单个民族,正是在普遍交往中才能扬弃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普遍交往中,个人之间以及“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因此,“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瑐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另一角度看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可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进程视野中的人的解放,绝不是老子视野中让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老子?八章》的小国寡民式的封闭性自我满足,而是人人平等、各民族平等的世界历史性的人的全面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发展壮大于改革,同样发展壮大于开放。我们的开放,从最初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发展我国落后生产力的单一目的、局部开放,到今天全面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的全方位开放,使中国彻底告别了闭关锁国的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世界”、“外国”对中国人来说不再是个陌生的、神秘的字眼,相当多的普通中国人开始走出传统的村落、社区、国家,活跃在世界各地,或经商,或留学,或探亲,或旅游,或考察,今天的世界,几乎所到之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各种建设都有中国人的汗水,各种大事、难事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人的智慧。当代英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认为,全球化本身具有一种“普遍的自律”和“内在的逻辑”瑐瑦。中国人三十多年开放过程的自律和逻辑证明,中国人通过世界化实现了现代化,又通过现代化推进了世界化,从而在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上开启了中国人发展进步的世界历史性的新阶段、新高度。这是中国人发展解放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展示出的价值魅力。
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
承接人类历史由地域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的转变,既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结果,也是资本扩张的结果。这种结果既是生产力发展使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历史证明,“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瑐瑧。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瑐瑨当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强势的时候,“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瑐莹。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平等,都根源于世界市场中的资本关系的强制,这种客观的国际社会关系,使得共产主义不能作为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无论是它的社会主体,还是社会制度本身,都是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瑑瑠共产主义一方面要创造发达的生产力,同时要“占有”人类创造的“现有的生产力总和”,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正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普遍交往为前提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
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瑑瑡。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一直津津乐道于列宁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多国胜利论”发展为“一国胜利论”,而没有认真区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本差别。 其实,列宁心里很清楚,他领导苏联人民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链条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那是一件极为艰辛的事业。于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布)立即宣布《和平法令》,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与德国签订了《不列斯特和约》,一方面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改善国家关系,防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受到攻击,同时帮助中国等亚洲、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以扩大共产主义力量。经过苏联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的努力,无产阶级革命节节胜利,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形成了两个市场、两大阵营,而且几乎平分秋色、势均力敌。
由于传统的思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差别视作政治上的水火不容,把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化。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战胜德、意、日法西斯曾经生死与共的美、英、法、苏、中同盟国,在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时,以英国首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就挑起了扼杀“共产主义新生婴儿”的冷战,继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长期对峙和无休止的对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面开放的视野与世界互动,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活动与外续动力的承接,彻底改变了人们两极对立的“零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全新的世界历史性的实践哲学。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断扬弃着“地域性共产主义”,也以新的向度影响着世界历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表明,当人类交往由地域性历史进入世界性历史时代,任何国家和民族,只有顺应普遍交往的社会趋势,学会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处,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吸收人类创造的先进文明,建立起真正富有包容活力、发展动力和价值魅力的理论、道路、制度,才能扬弃“地域性共产主义”,走出民族、国家、地区的限定而成为“世界性存在”。
民族性—世界性相互促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导效力
一个民族在长期相对封闭的生存生活环境中,会形成鲜明的民族个性,正是这种个性或特有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维持着民族的统一和发展,使民族及其文化囿固于“地域性存在”方式。然而,当民族与民族之间有了交往,以至交往普遍化时,民族个性中有部分成为适应普遍交往的亲和性因素,它既有利于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共同发展,这些成分会因为民族交往而逐渐融合为世界性元素;也有部分则成为阻碍民族交往、抑制民族发展的排他性因素,这些内容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一个民族也只有在民族交往中自觉地抛弃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才能融入世界,成为现代民族。一方面,任何经济和科技落后的民族,如果不融入世界市场并遵守其规则,就将被世界所排斥、所抛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资本的世界市场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不仅物质产品成了公共产品,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了公共财产。
一、第二大社会阶段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创造必要条件
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社会形态是从1500年起直至今天为止,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这个阶段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时期。它使分散孤立的国家民族的历史,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地区市场的商品经济不断向世界市场扩大,社会历史开始由国别史、地区史逐步向世界历史转变。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历史阶段。早期(16世纪至18世纪60年代)主要是工场手工业阶段;中期(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主要是大机器工业生产不断发展的阶段,中期前段主要是利用蒸汽能源,后段主要是利用电气和石油能源;晚期为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这个时期为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创造条件。16世纪至18世纪是西欧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封建行会手工业逐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取代。在这两个多世纪里,促进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15世纪末叶洲际新航路的开通,将世界各大洲开始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过去分割各大洲的海洋,一跃而变成连接各大洲的通途。
葡萄牙和西班牙从16世纪起开始殖民扩张活动。首先遭到西方暴力掠夺的是中南非洲和南北美洲及其附近的岛屿。非洲腹地及南非一带,当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之时,或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或刚进入阶级社会阶段。而美洲原居民(印第安人),在16世纪以前仅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建立了初期国家,其他印第安人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哥伦布航抵美洲以后,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西印度群岛,并进而深入中南美洲。在16世纪20-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进而征服墨西哥和秘鲁,把印第安人开发的古老文明地区沦为殖民地。在同一时期,葡萄牙殖民者不仅在东非和西非建立殖民据点,而且在这一东西方国际贸易线路上建立了许多要塞和商站,如亚洲的波斯湾、印度果阿、马六甲、安汶、中国澳门、日本长崎等。16世纪中叶,葡萄牙还在南美巴西建立殖民统治。继西、葡之后,荷兰、英国、法国等也大肆殖民扩张,进行武力征服。从此西方殖民者在美洲经营已经过时的奴隶制种植园,生产粮食、甘蔗和烟草,或开采矿产,掠夺金银矿产品。在17—18世纪,赤道以南的黑非洲则变成欧洲殖民者掠夺黑奴,贩运到美洲市场上出售,用以开发美洲。于是在欧、非、美三洲之间形成了“三角贸易”。
欧洲的奴隶贩子从本地装载食盐、布匹、朗姆酒等商品,运到非洲销售;然后装上黑奴,沿着“中央航路”,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贩卖黑奴;然后装上美洲产的蔗糖、烟草和稻米等产品,运回欧洲销售。这就是欧洲列强臭名远扬的“三角贸易”。同时欧洲列强还采用各种方式垄断了亚洲发达地区各种特产的贸易。东方古老帝国,包括明代中国、莫卧儿印度、萨非伊朗、奥斯曼土耳其以及新建封建统一政权的日本等,对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形势根本没有认识。最强烈的反应也不过是闭关自守,除此更无长策。此后几百年中,它们也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二,新兴的工场手工业蓬勃发展,商品流通空前兴旺。工场手工业比行会手工业的优越之处,在于手工生产行业内部有较为细致的分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欧洲早在15世纪工场手工业就已经发展起来,那时最为繁荣的是意大利和佛兰德尔,但在16世纪以后国际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工场手工业便走向衰落。而16至17世纪工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不可阻挡地集中于欧洲的一个国家——英国。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大批纺织品,自然是供应英国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而且英国大部分纺织品是销售于国际市场。正因为历史发展处在这关键的节点上,这种市场经济既瓦解了封建自然经济,又培育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在普遍的商品交换中,货币是财富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谁也离不开货币。封建贵族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和享受用的奢侈品,不得不把劳役租和实物租改为货币租。
在新航路发现后,从美洲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黄金和白银流入欧洲宗主国市场,使欧洲通货膨胀,物价飙升,发生了所谓“价格革命”。于是封建主的地租贬值,经济入不敷出。不得不将土地所有权抵押给钱庄以换取贷款。封建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逐渐丧失而走向灭亡。第三,此时工场手工业所有制关系已摆脱了中世纪行会资本的束缚,越过了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
进而使用一部分商人资本,更多的是使用自然形成的社会资本。英国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崛起,有效地吸收了封建制瓦解过程中社会上涌现出来的大批流浪汉。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变成了契约和金钱关系,完全失去了宗法色彩,这显然是历史的进步。随着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开通,世界上交往的范围扩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商品和资源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新大陆生产和需要什么商品自然牵动着远在天边的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上手工业新产品不断增加,跨洲贸易迅速高涨。进入流通领域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有利于工商业资本家的发展,给封建地主阶级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当时市场已经有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以欧洲殖民者冒险远征,大规模开拓殖民地。所有这一切标志着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段,即世界历史开始形成的阶段。第四,欧洲国家对外开拓殖民地的结果反而激化了它们内部的矛盾,除了商战、货币战和海运战之外,大大小小的真枪实弹的战争差不多就没有停过。16世纪最早发生的革命乃是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者为反对西班牙的封建统治坚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武装斗争,在1609年终于取得了最终胜利。新兴的荷兰是商业资产阶级统治的强国。荷、英、法等国为争夺殖民地,又助长了各国之间商业斗争,开展贸易战,颁布保护关税制度,甚至进行真刀实枪的血腥战争。 1624年荷兰为垄断东方的香料贸易基地,竟然将英国势力赶出了摩鹿加群岛。1650至1651年英国两次颁布《航海条例》,直接威胁荷兰的海上航运利益,激化了英荷之间的矛盾,于是在1652至1654年英荷两国爆发了第一次商业战争,荷兰战败。后来在1665至1667年英荷双方又发生了第二次商业战争。这次战争不仅在欧洲本土争战,而且在北美殖民地也有战场。英国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遂将其更名为“新约克”(即“纽约”),一直沿用至今。第五,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也得益于西欧强有力的绝对君主制政权的推动。在中古时代封建贵族的势力强大,割据一方,根本不把王权放在眼里。16至18世纪欧洲市民阶级发展起来,他们需要消灭封建割据,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市民阶级在经济上支持君主不断加强中央政权,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王权与市民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反对大贵族的分裂割据,鼓励发展国内市场和工商业。中古后期欧洲一些大国建立起统一强大的中央政府,需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新建政治法律机构,改革军事组织,建立国家军队。因此君主政府强化对工商业的征税制度,竭力搜刮和掠夺殖民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极力争取出超,以加强本国政府的经济实力,从而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期阶段(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才能不断推动整体世界历史的形成。以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大发展的中期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市场经济普遍发展起来,物质交换和社会交往深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大企业生产,科学技术是关键。在资本主义中期阶段,发生了三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实现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1764年英国发明了“珍妮纺车”,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8—18倍。后来进一步改进,提高效率上百倍。织布机也有新的机器用于生产。在纺织业机器生产的带动下,英国其它行业的技术革命也在积极推行。最重要的是这些新机器都使用以煤炭作燃料的蒸汽机为动力,带动机器运转。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时除了大工厂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之外,在交通运输方面发明了火车和轮船。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主要成果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应用。欧洲大陆一些主要国家,继英国之后,在19世纪前期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德国人首先制成了一部发电机,随后比利时人又制成了电动机。有了电能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机械动力、夜间照明、通讯报道、交通运输等产业广泛使用电能。同时在这个时期内,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后来德国工程师戴姆勒又改进了内燃机,采用汽油作为燃料。内燃机马力大,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明显地优于蒸汽机。从而产生了汽车、拖拉机、燃油轮船、飞机等,世界面貌再次改观。因此电动机和内燃机的研发与创造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20世纪最后60年,科学技术成果为“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主要在军事领域使用。
此外,还有电子计算机和电子通讯设备,以及开发可再生能源,即利用太阳能、地热能、水能、生物能、风能等生产可再生能源,供机器和交通工具使用。这些现代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并逐步付诸应用,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从产生到建成,迄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世界上的表现既有其文明的一面,又有其野蛮的一面。文明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力发展迅速,创造财富比较丰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一日千里,这方面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望尘莫及的。但其野蛮方面主要表现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方面,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的世界战争。20世纪前半期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生灵涂炭和财富损失是历代所未见。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统计,双方参战的人口达10亿多(含殖民地人口);投入战争的军队将近1000万人;死亡军人和平民超过5500万人;物资总损失约达4万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共有5500万-6000万人死亡(其中苏联损失2700万,中国损失1800万人);物质损失,中国按照1937年比价计算,直接损失达1000亿美元,苏联按照1941年比价计算,达6790亿卢布。一次大规模战争造成的生命损失和资源破坏难以数计,可以使社会发展倒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人类不是野兽,人们应该懂得互助合作,共同从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学会和平相处与合作共赢。这才是真正世界历史的形成之道。
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电子产业大发展,计算技术空前的大进步,交通运输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二战后人类物质世界大变样。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已经“全球化”了。“全球化”并不等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今天对待“全球化”这种说法应该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它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的500年间,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确有所进展,有些生产建立起世界市场体系,为满足世界各国的需要而生产,有些消费只有靠世界市场来满足。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更加紧密了,企业之间互相竞
争更加激烈了,世界范围的商品流通,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亚非美一些新兴国家,确实存在比过去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的情况。但是这种“全球化”的实质,亚洲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一些新兴国家成为世界商品制造厂,这些工厂有相当一部分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建立的并为其服务。他们把企业迁到发展中国家来,主要是为了利用它们廉价的土地、劳力和资源;同时也为了利用东方广阔的销售市场。而他们本国还经常对这些企业提供补贴。而这些企业在新兴国家往往提供的却是概念、知识产权、工业技术、品牌和销售网络,因而最大的附加值落到产品的创新和技术方面,以及品牌和销售方面。这说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地位上是不完全平等的。 此外,所谓“全球化”也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自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在美国金融资本家大力倡导下,在世界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主张大市场小政府,一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涉。这种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给一些不法之徒造成违法和欺诈的机遇,好像市场异常繁荣,商品流转通畅,贷款消费简便易行,由于美国政府监督缺失,使世界市场乱象环生。21世纪初(主要是2008年)美国终于首先爆发了次贷危机,随后引发了全世界的金融海啸。确凿的事实说明,所谓“全球化”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制造的假象,金融危机给世界造成的伤害迄今挥之不去。虽然二战后一些新兴大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很快就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走上迅速发展的经济轨道。但是,世界上亚非拉还有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不起来,广大人民仍旧挣扎在饥饿线上。因此,目前世界的“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并非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终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a当今世界各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各地区之间、每个地区内部、每个国家内部发展也不平衡,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创建世界历史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下去。
二、第三大社会阶段的形成主要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理论做出了划时代的重要贡献。首先,他们批判了以康德、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b同时,他们还明确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随着这种发展人们就会突破地域性实现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其二是随着生产力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使地域性的个人都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世界历史的形成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虽然“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却使人们“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才会结束史前史,真正进入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由无产阶级推进的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a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论述,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为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乃是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这就是说,人类在没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劳动分工之前,是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的。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必然带来的结果。首先需要了解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劳动阶级同有产阶级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世界的上古时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到了中古时代,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封建贵族阶级的农奴。在英国工业革命前(16—18世纪中叶),西欧地区的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帮工。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他们师徒也有的渐渐变为较大的资本家雇用的工场手工业工人。18世纪后半期,在工业科学技术革命中才出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欧洲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后来也发生在其他文明国家。工业革命是由于将新的机械装备用于工业生产而引起的,其中有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等。这些新发明的机械装备价格很高,一般人买不起,只有大资本家才能买得起。这种新机器用于工业生产,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排挤了许多原来的工人,而且机器生产的商品,要比以前手工业生产的商品质量好、产量高、价格低。这就使机器生产的收益全部落到大资本家的手里。于是资本家大发其财,而工人却一无所获。从此在布匹和呢绒生产方面,广泛推行机器和工厂生产制。纺织业新兴的机器和工厂生产制度,很快就推行到其他工业生产部门,例如印花业、印书业、制陶业、金属品制造业和运输业等部门。机器生产使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这就使工人完成自己的生产工序更快、更简单,因而也就使劳动更便宜。机器生产分工使工人的生产活动变成了一套非常简单的机器操作。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失去了最后一点独立性。机器和工厂制度的生产发展很快,几十年后在一些文明国家里几乎所有的劳动部门都按照工厂制度进行经营。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后社会上最终出现了两大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吞了以前所有的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几乎独占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完全没有财产,为了换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半饥半饱地勉强维持生活。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只有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无产阶级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起来革命,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要靠整个无产阶级对自己阶级处境的感受和认识。大工业把机械装备用于生产和运输,无疑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大飞跃进步,生产力普遍增长、社会交往也普遍发展,但这种社会进步的收益全部落到大资产阶级的手里,无产阶级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处境更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a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增长和人们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这是因为其一可以使各国各民族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其二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其三使地域性的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具有普遍经验的个人所代替。只有全世界各民族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形成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所以说世界历史是生产力普遍增长和人们交往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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