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扬州;传统民居;建筑特征;综述
中图分类号:J59;TU—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3—0101—08
扬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具有2 500年的历史。其南临长江,北接淮水,中贯京杭大运河,自然风景优美,地理位置优越,是我国古代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重镇,经济繁荣。扬州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亦居显赫地位,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园林、扬州漆器、扬州雕版、扬州美食等等,精彩纷呈。作为文化形态的一种,扬州的传统民居建筑也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现存扬州传统民居建筑大多位于扬州老城区内。老城从明清时期遗存至今,面积5.09平方公里,城内400多条老街古巷纵横交错,50余万平方米的传统民居绝大多数保存良好,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
早在上世纪60年代,陈从周教授在《扬州园林》一书中这样评价扬州传统建筑:“扬州位于我国南北之间,在建筑上有其独特的成就与因格,是研究我国传统建筑的一个重要地区”,“扬州的园林与住宅在我国建筑史上有其重要的价值”。同时,民居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追求和艺术审美趣味,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背景和某一地域的特色。对扬州老城区传统民居建筑特征的研究,对扬州地方历史文化、传统文脉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扬州老城区保护和更新工作的进行,对传统民间建筑特征的研究,则显得更具现实意义。
继陈从周教授的研究之后,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对扬州传统民间建筑进行了考察研究,成果包括文史专著、学术论文、科普读物,等等。本文对扬州传统民居建筑特征研究的发展阶段、发展特点及主要文献进行综述,以期明确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一、研究的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从相关研究成果的时间分布来看,对扬州传统民居建筑特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时期:
1.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
对扬州传统建筑的研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亦是中国传统民居研究开始并迅速发展的时期。1957年,当时任教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刘敦桢教授出版了《中国住宅概况》一书,引起了全国建筑界、文物界以及文化界对中国传统民居的浓厚兴趣,至20世纪60年代,在全国兴起了传统民居研究的热潮。扬州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传统园林与古建筑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对扬州传统民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学相关领域,研究成果以陈从周教授的相关著述为代表。
陈从周教授与扬州有着特殊的感情,一生中多次来扬州,写下了数首与扬州有关的诗篇。1961年夏天,他带领同济大学建筑系师生对扬州近30处的园林和住宅进行了测绘,完成了《扬州园林》一书的初稿。1962年8月底,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在扬州组织了一次学术活动,对扬州的十余处园林及古建筑进行了考察与讨论。刘敦桢教授和陈从周教授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对扬州园林与古建筑的研究价值予以肯定。在《扬州园林》一书中,陈从周教授给予扬州传统建筑高度评价,对扬州传统住宅建筑的特征也作了一定的分析和归纳。
虽然《扬州园林》一书在当时并未能立即出版,但其仍可视为扬州传统园林与建筑研究的开端,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阶段研究的总体特点:在实地测绘调查的基础上,注重建筑手法和建筑技术的归纳分析,如平面布局、内外空间、建筑造型、装饰、结构、构造和材料,等等;而较少论及建筑产生的气候地理、时代背景,以及社会文化、使用者的习俗和信仰等对建筑的影响,属于单纯建筑学范围的调查。
2.第二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传统民居学术委员会和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民居专业学术委员会相继成立,传统民居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视角更为全面综合,研究方法更为科学系统。随着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传统民居研究的第二次热潮,扬州传统民居建筑研究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名列其中。这带来了一系列关于扬州城市保护及发展的思考和讨论,如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阮仪三教授的文章《扬州小秦淮保护规划》,扬州规划与建筑界的老前辈朱懋伟先生的文章《十里扬州景物稠——历史名城的保护及其发展远景》、《扬州历史名城保护与建设发展》、《春风十里扬州路——扬州古城区东西干道改建规划》。关于建筑特色本身的研究多集中在一些文物建筑、名胜古迹和园林建筑上,如沈福煦《扬州的个园与何园赏析》,肖汉贤《扬州古典园林建筑风格》,等等。对传统民居建筑特色的专门研究则相对较少。陈从周教授《扬州园林》书稿中的总论以《扬州园林与住宅》为题发表,《扬州园林》一书也于1983年出版,这些关于民居建筑特色的调查研究成果,在这一阶段出现,但并未得到更多的关注、延续和深入。
与逐渐成熟的全国民居研究相比而言,这一时期的扬州传统民居研究,虽有一定数量的成果出现,但总体发展已明显滞后。虽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扬州传统民居并未跻身于江南民居研究热潮之中;虽受徽州民居的影响较大,但并未如徽州民居一样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论文关键词：建筑理论 动态过程 建筑文化 建筑风格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回顾建筑发展史，建筑理论在社会文化艺术发展中，往往显示出滞后性，是其他哲学艺术文化等杂交”的产物。这可能是由于建筑要综合解决功能技术艺术环境以及社会问题等，因而建筑理论必然充满着矛盾，I’II~D复杂性。从历史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每个时期作品风格，如何反映当时人们的观念例如，文艺复兴时期．先后有阿尔伯特
为什么建筑的现代主义形成于19世纪20年代，中心在德国呢7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物资匮乏，通货膨胀．房屋紧缺，为大家盖房子是紧迫任务，勒·柯布西耶高呼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建筑现代主义就是带上这具体的时代烙印。他强调实用、经济，希望用新材料、新技术加快建造速度，降低造价。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求分五个渐进的层次，首先是生理的需求，吃住是第一位的。当然，这里也注重艺术，但艺术必须同实用、经济、新技术统一起来．装饰有罪的说法容易被采纳。理性知识不断积累，人们进而抛弃了所有其他思维方式。这样与工业文明相对应的现代主义应运而生了，正如文艺复兴时期．把古典文艺看得很高，工业社会把现代技术看得很高，引起一些人的崇拜心理。在思想中，一种重要思潮叫做技术主义或者技术至上主义，这样现代主义就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流。
现代英国著名建筑史学家N·佩夫斯在一本著作的前言中写到建筑并不是材料和功能的产物，而是变革时代的精神的产物。正是这种时代精神渗透了它的社会生活，它的宗教，它的学术和它的艺术之中……现代建筑运动也不是因为钢筋骨架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而发生，它们都产生于一种它所要求的精神“佩夫斯在这段话中割断了建筑与材料及功能的关系不妥．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渗透于它的社会生活、它的宗教、它的学术和它的艺术中去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为现代主义建筑作了相当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
当人们开始接受理性建筑世界观，深信它将创造更高的生活的标准，为之欢呼雀跃的时候，实际面临的却是一个忧心忡忡的社会，一个不知去向的社会拥挤不堪的城市和进一步扩大的贫富差异，使人们开始反思理性主义正如马斯洛原理提出人在满足基本生理安全要求之后，有更高的精神要求，建筑远非仅仅为人类提供庇护，更重要的是表达人类社会和精神境界。换句话说，理性思维已经束缚了我们很久，我们应该探索更多的途径去理解人类的存在。理性主义过分强调理性市场经济资本变成惟一的普遍标准社会价值被忽视，或仅仅被视为增加市场资本价值的手段。 回顾历史，战后时期存在主义在世界许多地区广为流传，它对此后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十分深远。从世界是荒谬的这基本观点出发，存在主义的文艺作品着重表现荒诞混乱、不连贯性，无意义性、虚无、中突无序等，这些也是存在主义文学艺术作品的表现方法和存在主义美学的特征。这些思想或多或少地冲击着建筑理论。1966年文丘里发表了
关键字：全球化、地域主义、批判性
中图分类号：G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古典著作中对地域主义建筑最直观的描述，见于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地域主义是只建筑上吸收本地区民族的、民俗的风格，在建筑中体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的设计思潮。从广义来说，地域建筑的含义是宽泛的，建筑的空间性和地点性决定了任何建筑都有地域性。而批判性地域主义建筑是基于特定的地域自然特征、建构地域的文化精神和采用适宜技术经济条件建造的建筑。“批判性地域主义”其实质就在于它既精辟地关注地域建筑的文化内涵，又能高瞻远瞩的发扬时代批判与创造精神。批判地域主义承认现实生活和技术发展，但强调对技术强制性应用；也尊重文脉、环境、历史和文化，但反对折中主义的建筑式样；对于现代主义运动采取批判的态度，但绝非某些历史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所有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全球化满眼的今天，“地域主义”的气质仍然鲜明，甚至更加光彩夺目。一方面是全球化干涉无孔不入的渗透，另一方面则是地方性的挣扎和艰难地延续。
芒福德认为地域主义并非是简单的采用“地方材料”或“结构”，这两点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与“全球化”相抗衡。他认为“地域主义建筑”必须力图克服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的鸿沟...... [1]芒福德重新定义的地域主义，还担负着协调人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的作用，使人们能够“感到安适自在”。一直以来接触现代主义，明白建筑的空间的重要性，太过理性的去看建筑，就会慢慢失去对于建筑感性的思考，建筑的地域化和多样化阐释，使建筑摆脱了过分现代的阴影，真正的建筑大家，如斯卡帕做好每一个建筑的局部到做好建筑的整体，基本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进行批判的地域主义实践的建筑师已经成为建筑实践和理论领域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弗兰姆普顿在《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2]一文中就已经讨论了阿尔托、博塔、西扎等欧洲建筑师，以及日本的安藤忠雄等从地方要素入手所进行的独特建筑实践。在他的《现代建筑—— 一部批判的历史》[3]的“批判性地域主义”一章中举出丹麦建筑师伍重，巴西的尼迈耶，苏黎世的E•吉塞），米兰的格里高蒂，奥斯陆的费恩，威尼斯的斯卡帕和雅典的康斯坦丁尼迪斯作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批判的地域主义”建筑实践的建筑师。他特别分析了始于20世纪50年代反对国际主义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建筑师的建筑实践。1951年加泰隆建筑师波伊加斯发表了《产生一种巴塞罗那建筑的可能性》[4]从而表明了现代地方建筑文化的复杂和混杂性原则。巴塞罗那建筑师J. A. 科德尔奇在1951年建成的八层高的ISM公寓便典型地表现了批判的地域主义策略，它表现出当地的地中海风格。这便是一种批判的地域主义的精华和精神之所在。批判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持有对抗性的态度，它所意味的是自我挑战、自我检查、自我疑问、自我恒量、自我评估，因此它还要有对自己采取批判的精神。近来更多的第三世界建筑师的实践也被建筑设计和理论界加以介绍，如希罗德在她的《现代主义之后的建筑》[5]一书的“批判的地域主义”一章中所介绍的。当然，今日更为人们所注目的批判的地域主义实践仍然是那种有机的结合现代技术、材料、设计方法和地方要素的设计。批判的地域主义是一种辨证的表现。它有意识地寻求打破普遍性和大同化等现代主义的价值和形象。
在中国，一个具有先锋意义且全球公认的例子便是1987年吴良镛对北京老城区中心菊儿胡同的重建设计。他深入分析了当时的物质、社会条件的约束以及经济效率和都市新生方式的实际需求。以最小的破坏做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在一个传统的具有历史沉淀的都市里增加了一些变化，使之与新型的建筑风格互相适应。同样，王澍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区的设计中重新阐述了中国传统的空间设计理念，并使用了当地的传统材料，使建筑被赋予诗情画意，做到了“山、光线与人的情感的和谐”。 今天,处在深刻的社会变革当中的现代中国建筑界,如何于变幻的多元文化中坚持自己?坚持地域主义的建筑实践而不会回归历史、流于迂腐?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惑当代建筑师的一个难题。多年的实践和艰难的思索之后 ,惟有很好地掌握“批判的地域主义”的理论并于实践中加以运用,才有可能在进步当中坚持自我,而不至于丧失地域文化的基因。遗憾的是,在现代的中国,这样的建筑并不多见,我们的建筑,好象是从一块草莽大地,而非历史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样。中国现代的建筑,需要生长在历史文化的根上,这个“根”就是“批判的历史文化”,而绝非“考古的历史文化”。这需要我们的实践,既要兼顾到文明与文化的继承而秉持个性,又要很好地融合于世界发展的进程而不至于掉队,如此才能创造出风格明确的有自身格调的真实建筑来。客观地说,现代的中国建筑和规划设计师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对于“地域文化”坚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一些有责任心的设计师也乐于参与到“地域主义”的实践当中去,这种实践过程是痛苦和挣扎的,问题的核心集中体现在坚持什么样的“地域主义”和以如何的态度去坚持“地域主义”这两个方面上。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对北京的建筑和规划的总体评价是“……修建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为什么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个傻新郎一般,乐于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 究其原因,无非是所谓“国际主义”设计思潮对中国建筑界的侵袭所造成的。“国际主义”思潮丝毫不顾项目所在的地方性,或对中国的传统文明缺乏的尊重,或对其还停留在东方猎奇式的无知。外来的强势的意识形态彻底扫荡地方性,归根结底暴露的还是“殖民主义”本质,可悲的是我们除了对越来越“国际化”而窃窃自喜之外,似乎没有提高足够的警惕性。
在今日全球化持续加温并对地区和民族文化构成极大的威胁的时候，从批判理论的角度讲，就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区域文化，而不能任其自生自长，因为在今日现代化普及和全球化泛滥的时代，自生自长便意味着自生自灭。因此如何在现(当)代建筑中体现出当地和民族文化特征就成为那些具有深远历史和文化的地区和民族的建筑师今日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成为今日社会和建筑设计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年），1938年发表《城市文化》一书，从此享誉世界。
[2]《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作者：弗兰姆普顿时间：1983年
[3] 《现代建筑—— 一部批判的历史》作者：弗兰姆普顿时间：1985年
一、1900年左右的德国艺术学以及相关研究
当代某些对全球艺术研究方法感兴趣的学者，已开始致力于表明跨文化的艺术研究是多么富有前景。马利特•哈尔伯特斯玛（MarliteHalbertsma）和普菲斯特尔（UlrichPfisterer）对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德语世界艺术研究的世界性发展进行了分析。普菲斯特尔指出，整个世界艺术的开放性尤其被初期的艺术学者所提升，这使其区别于更为传统的欧洲艺术学。他指出两个领域的知识论辩是以19世纪末期艺术研究在学术体制中争得一席之地为背景的。他还指出，将艺术作为一种世界现象加以研究，得益于当代两门学科的发展。心理学尤其是民族心理学，其研究者假定人类心理的一致性，而人类学的学生坚持同样的原则，即“人类心理的一致性”，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使其认识到人类普遍存在创造艺术的现象。从全球性角度研究艺术的观念，尽管催生了些许有趣的著作，引发了相当的公众兴趣，然而它在德国学界却最终没有开花结果。普菲斯特尔提到了诸多相关原因来解释这种失败，包括学术兴趣的转移，德国民族主义的兴起，1933年纳粹的上台，他们对雅利安人种的观念，及其文化优越感。他观察到，二战以后“，德国艺术史家逃避曾经的研究。因之，世界艺术的话题从艺术史的课题中删掉了”。更糟的是，从全球视角对艺术的探讨“在今天已被彻底遗忘，因此有必要重拾话题”③。德语学界对世界艺术的遗忘，以及对此前所做的艺术的跨文化研究的集体漠视，当然令人遗憾。不过与此同时，这种遗忘在学术史上具有合法化的特点，值得引起注意。
1900年代前后，德语学界并非首次在艺术研究中应用跨文化方法。例如，19世纪末期的一位德国学者就已致力于提升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域的艺术知识。恩斯特•格罗塞在1894年出版了《艺术的起源》，在该书前两章，他试图建立一种以全球艺术为基础的艺术学。他对艺术的跨文化研究进行了溯源，将其历史追踪到了在他之前的两个世纪。格罗塞明确指出，杜博斯（JeanBaptisteDubos）的著作中已经明确用到了跨文化视角，在他1719年出版的《诗与画的批判性反思》一书中就参考了中国、印度、墨西哥和秘鲁的文献。18世纪末期，赫尔德（JohannGottfriedHerder）又提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方法，他认为应该关注欧洲之外的小型的无文字社会的艺术，尽管他强调的是诗歌。④然而，这些前景不错的提议并没有被后继学者所践行，格罗塞对此感到十分讶异和沮丧，他感到必须在19世纪末期的艺术研究中重拾全球性的视角。例如，他看到他的同时代人，艺术理论家兼比较文学家丹纳（HippolyteTaine）“获得的材料要比他的同时代人远为丰富，然而却只关注欧洲文明民族的艺术，好像其他地方没有艺术似的。他的批评者痕涅昆（Hennequin），在这点上和他如出一辙”。正如格罗塞以更为概述性的术语所说：“杜博斯和赫尔德提出了人类学（即跨文化比较）方法，并没有付诸实施，此事情有可原，因为在他们的时代并无这些材料。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一个艺术研究者不知道欧洲艺术并非唯一存在的艺术，实在不可原谅。几乎每座大城市都建立了人类学博物馆，越来越多的文献描写和图画着国外蛮荒部落的艺术知识，而艺术科学却对此视而不见。除非它自甘愚蒙，否则再也不能无视人类学材料了。”
此处引用格罗塞，亦能说明一些学者对欧洲之外的小型社会的视觉艺术发生兴趣，要早于20世纪早期的欧洲先锋艺术家发现“原始艺术”好多年。事实上，格罗塞不仅用了“艺术”这一标签指示“部落文化”中的特定物品，他还认识到这些物品乃是审美情感的表达（这一观点是几位同代欧洲学者的共识）。这阐明了一个更大却更明显的观点：对艺术的跨文化研究学术史的探寻，或许会质疑某些被通常接受的观点，甚至揭露一些学术神话。它需要考察原始文献，从而避免人们依赖二手文献，或似乎具有权威性，却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歪曲的观点。格罗塞主要关注艺术理论，尤其是如何解释世界范围内艺术表现的多样性，杜博斯和赫尔德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格罗塞对艺术理论的关注，解释了他何以没有看到诸如弗朗兹•库格勒（FranzKugler）的《艺术史手册》（HandbuchderKunstgeschichte）。该书首版于1842年，一般认为该书提供了首次针对视觉艺术的近乎全球性的调查。尽管该书是描述性的，库格勒的全球视角还是值得在跨文化的艺术研究史的框架内进行深入解读。
二、基歇尔对建筑的跨文化比较
格罗塞所追溯的学术史强调跨文化艺术研究的理论性和分析性的方法，这使他本该关注杜博斯之前一位非常活跃的学者，即17世纪的博学家亚塔那修•基歇尔（AthanasiusKircher），一位在罗马就职的耶稣会学者。①的确，基歇尔研究的是格罗塞并不关心的建筑。再者，基歇尔的比较研究分散于他的几部著作之中，这些著作深具推测性，与杜博斯、赫尔德、格罗塞所强调的一样，致力于解释文化的一致性而非差异性。迈克尔•格林哈尔希（MichaelGreenhalgh）考察了基歇尔对建筑的比较研究。他指出，在1650至1675年间，基歇尔分析了诸多世界知名的建筑物，称为“全球建筑理论”②。基歇尔似乎对在世界各地发现的金字塔式建筑情有独钟。基歇尔完全遵循一种圣经的历史框架，从大洪水时代之后，巴别塔是世界上第一座纪念性建筑物。他还认为，巴别塔乃是世界上所有金字塔结构的建筑物的源头。基歇尔重建了自己的巴别塔，他认为埃及人修筑金字塔是为了追随巴比伦人。他不仅看到了风格的类似，即锥形结构，还提到了功能的相同。他特别指出，巴别塔和埃及金字塔都是祭坛，都建在高高的平台上。基歇尔认为埃及的影响巨大而深入，中国的宝塔就是源出于此。这些多层建筑物具有同样的宗教功能。基歇尔还比较了墨西哥的金字塔，亦将其看作高耸的圣坛。格林哈尔希没有解释基歇尔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原初的巴比伦/埃及模式何以没有散播到美洲。实际上，在基歇尔的时代，人们猜想美洲居民是从亚洲迁徙而来。格林哈尔希以一条学术史的注解结束了对基歇尔的建筑理论的探讨。他提出，“他所采取的比较方法，尽管非常随意，却为凯吕斯（ComtedeCaylus）和昆西（QuatremèredeQuincy）的著作中所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铺了一条路”。这两位生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学者，分别在著作中对欧洲之外的建筑进行了比较研究。不过，格林哈尔希承认，基歇尔是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这两位学者还有待证明。至今依然如此。
三、知识谱系学？
与此同时，托马斯•考夫曼（ThomasDaCostaKaufmann）让我们注意到一位更早也更直接地受到基歇尔影响的人，即桑德拉特（JoachimvonSandrart）和他在1675—1679年间出版的《德意志学院》（TeutscheAcademie）。考夫曼将此研究描述为“以德语写成的探讨艺术史的首部重要著作”③。和经常拿来与他作比的著名传记作家瓦萨里与曼德尔不同，桑德拉特“在地理上拓展了他的关注对象”，以一定篇幅讨论了中国艺术，尽管怀有某些偏见，还对印度艺术作了简短评论。除了对亚洲艺术的关注，桑德拉特还考察了埃及的象征主义，分析了古代近东的其他艺术，就此引用了基歇尔的研究。就欧洲跨文化的艺术研究的知识谱系而言，有人可能补充说考夫曼追溯了一条线索，这条线索从桑德拉特到他所谓的“关于建筑史的第一部著作”①，即费舍（JohannBernhardFischervonEhrlach）1721年出版的《建筑简史》（EntwurffeinerhistorischenAr-chitektur）。该书第三卷考察了土耳其、阿拉伯、波斯、中国和暹罗的建筑，尽管主要是带有解说的插图。这些成果所依据的学术资源，引发我们更深入地探究其学术史。四、服装之书：领略世界服饰前面两节提到的著作尽管非常有限，并且具有选择性，却表明欧洲在1500年以后的地理文化视野愈见拓展。在16世纪，欧洲人不仅发现了美洲，而且加强了与亚洲的贸易与交往，对亚洲视觉艺术的知识也大为增加。在基歇尔之前的100年，欧洲人心中已有一个开放的世界，这一世界在服装之书中留下了踪迹。这类出版物提供了一种跨越空间甚至时间的比较视野，很可能影响了基歇尔对世界上纪念性建筑物的分析。从当代艺术研究的全球视野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书因其“世界艺术”的标题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例如，安特卫普人布鲁恩（AbrahamdeBruyn）的《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几乎所有民族的服装》（‘[ThedressofalmostallpeoplesofEurope,Asia,Africa,andAmerica’）（1581），威尼斯人维切里欧（CesareVecellio）的《全世界古今服饰》（Ancientandmoderncostumesofthewholeworld）。文艺复兴时期的服饰之书使我们提出了一个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十分重要的概念问题：在我们反思过去的研究时，我们所关注的跨文化的艺术研究史应该搜罗哪些内容？特别是，怎样的艺术观念指导我们梳理以往针对其他文化世界的特定的现象的研究？人类学视野下更为开阔的艺术观，以及当代的视觉文化研究，皆使我们不能将注意力仅限于绘画、雕塑和建筑等传统的艺术类型。我们应该关注其他具有创造性的视觉产品，如纺织品、个人饰物和服饰。我们应该考察可能被忽视掉的某些有趣的学术进展，其中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服饰之书，尽管大多数相关书籍，尤其是早年间的，更多是绘画，而非描述性和分析性的文字。
16世纪的后半叶，法国、意大利、德国和低地国家出版了超过12本服饰之书。这些书不断再版，有了其他语种的译本，或者改头换面重新出版，市场反响良好。如其标题所示，这些服饰书提供了一幅“全球服饰地图”或“世界各地的服装地图”，描绘的是来自在亚洲、北非和美洲等各地区穿着本民族服装的人们。当然，这些出版物中的大多数木版画和蚀刻画表现的还是欧洲各地区的独特服饰，有些书籍还同时展现了现在和过去的服饰。书中所涉及的每个时代或地区中，男性服饰和女性服饰数量大体持平，所有的图画配有文字解说，随着时代进步，制作更为精良。这些插图所附的文字是文艺复兴时期服饰书的诸多特点之一，值得深入研究，其他特点还包括描写的来源，所表现的着装人物的准确度及模式，书籍的读者身份以及各种后继者。此处我们仅关注服饰书的学术环境。②我们将以伊尔格（UlrikeIlg）最近的研究（2004）为基础，他力图将这些书置于16世纪后半叶的人文主义文化之中。伊尔格的“现象论者”的分析，关注服饰书的知识背景，使人们认识到考察跨文化的艺术研究所发生的学术环境的重要性。伊尔格将服饰书视为16世纪力图“以百科全书的方式组织知识”的一部分。她指出，服饰书与那一时代的百科全书同样具有“对世俗世界的世俗方法”以及“综合处理其主题的观念”。由此，服饰书同样可以被看成试图覆盖全球的地图。首部世界地图集是由安特卫普的亚伯拉罕•奥特留斯（AbrahamOrtelius）于1570年出版的。事实上，在至少一本服饰书的序言中表明，它是对这些新地图集所提供的地理信息的一个补充。③伊尔格认为，服饰之书尝试提供一个全球性的民族服饰概貌，其与历史学的当展亦有关联。她特别提到了一个“书写全球史而非以某个民族的眼光看待历史的趋势”。当然，此前已经写过“世界编年史”，这些新全球史与人文主义者不仅描述欧洲文明的过去与现在，而且探讨非欧民族的起源的旨趣是一致的。伊尔格认为，路易斯•雷罗伊（LouisLeRoy）于1575年出版的《变迁》（DeLaVicissitude）即是历史书写的全球化趋势的一个案例。该书被视为第一部世界文化史，25年间重印七次，并出版了意大利文和英文译本。雷罗伊不仅论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还涉及了伊斯兰和亚洲世界的文化。服饰之书与这种宽阔的历史建构法，可谓异曲同工。
16世纪的人文主义学者的研究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广泛提升，覆盖了所知的整个世界。然而，除了服饰的研究，这种世界或全球的方法并没有拓展到其他视觉艺术的研究之中，并没有扩大到任何类似研究都使用此方法的程度。也就是说，此类研究已相当普遍。不过人们应该记着，那是瓦萨里的《艺苑名人传》刊行的时期，考夫曼称这一研究为“Tusco-centric”。①结语世界艺术研究正处于发展期，艺术研究史的学者应该调整他们的学术史雷达的参量，以与这一视觉艺术研究的综合性框架所体现出的全球性和多学科原则相适应。就全球性原则而言，学者们需要考察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历史，用一种跨文化和全球性的视角去研究艺术。这种学术史的探寻不可避免地要吸取一些现代主义的形式，如果跨学科意味着从兴趣、假设和当代范畴去研究过去，或某种程度上的谬误。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种目的论的或辉格式的方法，其与现代主义时有关联。事实上，这种方法在我们的案例中似乎不太可能。无论如何，欧洲跨文化的艺术研究史似乎极其间断，至少是断断续续，而建立稳定的知识积累乃当前首要之事。逐渐消失并渐被遗忘的总体方案被一个世纪之前的德语艺术界所发展，便是一个恰当的案例。我们应对的似乎是广泛而整体的文化方法的不断革新，尽管这种革新会重新发现先前从事的跨文化的艺术研究，不过每种方法都与其时代相调和。实际上，对这种研究的消长，以及它们的（暂时的）遗忘和再发现的考察，应该是任何综合性研究的一部分。像所有的学术史研究一样，从前的跨文化的艺术研究或许得到了细致的考察。这些考察结合了两种历史主义的视角：一是内在论的方法，突出个体及其观念，追踪其历史传承；二是外在论的方法，重在知识、社会文化和制度语境中考察其发展。观念史学者倾向于用现代主义的方法对比这两种历史主义的视角，他们所用的“现代主义”这一概念与人们提到的有所差异。也就是说，人们时常隐藏历史主义研究的纯学术趣味，以反对现代主义研究的工具价值：我们今天能从过去学到什么？思想史对当代有什么用？尽管有些思想史家对历史主义研究的任何即时的实用价值保持警惕，不过谈到当代的人们会从过去的学术研究中获得实在的好处，这种观念还是不无诱惑的。对有些人来说，已经认识到过去的假设乃是偏见，过去的问题乃是误解，过去的分析框架不够完善，他们学到了这些教训，在当下的研究中会尽量避免。
一个建筑从建筑师那里分离出来，它便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存在。人们对建筑的分析，在经历了无视意义的功能主义之后，越来越多地回到了人的世界，回到了意义。通过对建筑本质的还原，人们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到，建筑是一种人化的空间，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寓含人类活动的各种意义。在我们人类最早的建筑模式中，洞穴只代表了一种遮蔽的功能，但后来它还包含了“家庭”、“群体”、“安全”、“亲切的环境”等涵义。事实上，任何建筑对于观者——其直接或间接的使用者来说，都具有某种意义，无论是实用的还是情感的。这意义使非文字性的建筑成为文本。
可是，建筑本身并不直接呈现意义，只有通过理解和解释，才能达到对其意义的把握。在我们的实际体验中，把握一个建筑的意义，很难用一种同化的标准。即使建筑师本人全面而真实地吐露了他的设计意图，不同的人对同一个建筑仍然会作出不同的理解。而历史主义和理性主义认为，理解是追寻作者原意和重识文本意义的精神过程。这使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疑问：当一个建筑成为我们的理解对象的时候，它只表达它最初试图表达的，情况难道果真如此吗？
传统释义学认为，解释是对作者原意的追寻。现代释义学则一反传统释义学的主张，认为理解者不是抛弃成见去理解作者的意图，而是理解者的观念与作品所揭示的观念的互相交融，理解也是一种创造：每一种理解都是相对的，有多种多样的理解，而且对一件作品的理解和解释永无完结。
由此可知，作为文本的建筑不可能对理解者具有一种真正的约束力，理解者并不能重建一个有着它原来的意义和作用的世界，没有一种单独的理解能完全符合所谓“建筑的客观意义”。以美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为例，这一方案的奥妙就在于让人们自己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林樱的意图是使纪念碑带有一张白纸、一块白板的意识。它不是一个房间、不是一座建筑、不是一个广场、也不是一个公园。”让观者如何去追寻作者的原意呢？事实上，当观者进入了意义的王国时，就没有必要返回到建筑师那里去。不仅建筑师的原意无法还原，就是建筑原来的意义也无法还原。一个建筑从建筑师那里分离了出来，它便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存在，从而使它的意义有超越其设计者意图的可能：“文本的意义不是有时超越作者的意图，而总是超越于作者的意图，理解不是一种复制，而是一种生产活动。”正是理解者的理解的不可穷尽性成为现实。意义是一种不断被发现的过程，它绝不会被耗尽，实际上它是一种无穷尽的过程。
所以，建筑的意义不能归结为建筑师的原意或某种客观意义，而是由于观者的不同而千变万化甚至无穷无尽。可见，建筑是一种释义学的对象。
解释不是克服建筑“文本”与解释者的距离去理解作者的意图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我们承认建筑师具有基于他的社会处境的历史结构，那么观者也必然以一定的方式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中。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建筑师和观者都以自己一定的方式处于历史之中，他们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无法消除，对建筑的真正的理解不是如何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适应这一历史性。时间的距离不可能被克服，观者不可能把自己重新置入超越自己的意识去进行解释，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面对过去。我们不能以一个古代人的心境去体验故宫，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甚至可能没有机会进入那片富丽堂皇的院落。因此，重建建筑师的原意只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诱惑。无论建筑还是理解本身，都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历史是在时间距离条件下发生的，它总是会对建筑的现在产生效果，只有当这种效果被观者所认可和理解时，建筑才能真正被理解。“同一件作品，其意义的充分性只有在理解的变化中才能得到证实，正如同样的历史意义总是不变地处于进一步被确定的进程中一样。”一个建筑的意义不可能在一个时代被穷尽，时间的进程会更加显示出理解的不可穷尽性。
既然人类生存的历史性无法消除，不同的理解者也不可避免地处于其自身的和当前的历史文化条件中，因而具有不同的成见。成见是先入为主，是预先理解，指那些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基本观点。丝毫不带成见的观者是不存在的，观者总是在自己的成见中去理解的。
伽达默尔认为，成见是历史性赋予解释者的创造性积极因素，成见为解释者提供了特殊的“视界”。“视界”就是看法、观点或见识，理解者和被理解的对象都有各自的视界。理解的过程并不像传统释义学要求的那样，理解者抛弃自己的视界而置身于理解对象的视界，而在于在理解中扩大自己的视界，使它与别的视界融合为一体，这就是“视界融合”。即理解者的现在视界与对象的内容所包含的各种过去视界相融合的过程。视界融合产生新的视界，给人以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解的可能性。理解对象的过去视界永远是同现在视界融合于理解的经验中。在这里理解并不是某种主观性行为，一方面，理解离不开传统、成见、现在成见；另一方面，理解又离不开我们要解释的对象、过去视界。理解是文本的含义和人的实存相互渗透的过程。
当观者与建筑遭际的时候，建筑的表现力并不局限于它最初的历史视界，因为建筑始终有它自己的现在，只是一定程度上在它自身中保留着它的历史起源。对一个产生于过去时代的建筑的理解无疑需要一种历史的视界，但这并不是要我们把自己重新置入过去的历史情境中来获得这种视界，相反，我们总是先存在了一种视界，然后才把自己置于那种情境中。理解是在观者的现在视界与建筑的历史视界相融合的过程中发生的，理解拓宽并超越了二者各自的视界，达到一种新的视界。如同随着人的运动其视野与地平线不断变化一样，人类生活的运动历史绝不会固定在一个点上，观者的视界也不是完全封闭的，而总是变化的。这样，当建筑的意义和观者的视界一起处于不断的生成活动过程中时，理解便成为一个无穷尽的过程。
语言是过去视界和现在视界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必要媒介作为把用一种纯语言说的话转达给另一个人理解的手段，最初的释义学所处理的是纯语言的文本：理解了所说的话的意思，然后用一种语言把它重新构造出来。然而，释义学发展到现在，已不再局限于处理纯粹语言事件，一切有意义的人类行为都可以成为释义学的文本。而无论文本的形式如何，其意义的表达方式首先是语言的表现形式，“每一种帮助别人理解的对于可知事物的解释都具有语言的特性。这样，整个世界经验是用语言来表达的，最宽泛的传统概念因此被规定为——包括本身不是语言的东西，但可以用语言来解释。”它不仅包括人们在制造各种类型的器具和装饰品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实践中所积累下来的关于工具的“使用”，制作的技艺等等东西，而且还由此扩展到人们的生活历程中所流传下来的习惯、典范等约定俗成的东西。那么，建筑是否属于这个范畴，或是它另有一个特殊的归属？
根据我们的经验，建筑并不直接是一个语言的文本，而是属于一个非语言的传统，建筑本身说的，是我们称为建筑语言的东西，建筑正是由于它而得以保存和表现。
现代释义学尤其强调语言在理解和解释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理解都以语言为媒介，无论理解的对象文本是否是一个语言的对象，理解过程都同语言有密切联系，因为理解过程是在语言性的传统、成见、现在视界参与下进行的。“事实上语言表达的问题已经就是理解的问题，一切理解都是解释，一切解释都通过语言媒介而发生，语言媒介会使对象成为文字，然后它同时却又是解释者自己的语言。”理解和解释总是用语言来表达对象的意义，语言是过去视界与现在视界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必要媒介，没有语言，这种视界融合是不可能发生的，“发生在理解中的视界融合是语言的特有成就。”
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并不是说语言仅仅是一种工具，是一种用时拿起来，不用时放在一边的工具和一套表意的符号系统。现代释义学是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待语言的，认为语言是通向哲学释义学的跳板，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寓所”的论断表明，人借助从内部向我们发话的语言来理解存在。“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并不是说存在就是语言，而是说，语言是存在的揭示，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理解存在。“人永远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就是这个意思。语言是人和世界的中介、是人和世界的交接点，语言性把人和世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语言性是任何世界的本质关系。就语言同人的关系来说，人的本质是人的语言性，就语言与建筑的关系来说，二者是本体论关系。建筑表达自己的方式是建筑自己存在的一部分，建筑由建筑语言表达、揭示，建筑语言就是建筑存在的一部分。所以，建筑只能是建筑语言的建筑，离开建筑语言，便没有建筑。
建筑语言不断表达新的内涵，然而，对于建筑的体验和理解又不同于从过去传到我们现在的非语言的工具或实践的理解，因为建筑并不仅仅像过去的遗迹对历史研究者说话那样，或像提供某种永久东西的历史文献那样说话。建筑始终有它的现在，建筑和它的当前观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绝对的同时代性。建筑对观者说什么，就好像那是专对他讲述的，是当下和同时代的事。我们的任务就是去理解它所讲述的，使它的意义对我们自己变得清楚明白。因此，建筑体验是世界经验的一部分，如同世界经验一样，也是用语言来表达的，建筑语言是由它被每一个观者自我表现理解这个事实构成，它永远即时地、依靠它的同时代性来表达。
在这个综合的意义上，建筑语言克服了在纯语言与观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距离，向每一个观者展现建筑，而展现并不意味着建筑作品只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客观意义，等待观者通过理解去寻找。建筑的内在结构提供了多义的可能性，向不同时代、不同的观者开放，等待观者在理解中发掘其意义。由此可见，建筑的意义既不在建筑本身，也不在观者方面，而是存在于每一个特定的现时的理解活动中。伽达默尔曾借助于游戏概念来论述艺术作品的特征：艺术体验如同游戏。游戏既不依赖于客观对象，又不依赖于主体意识，游戏是一种“发生”。游戏的实际主体不是人，而是游戏本身，是游戏的来回运动。这一游戏概念使我们认识到，建筑也具有一种参与的特性，即观者对建筑的参与及其对建筑意义实现的重要性。建筑体验中的理解活动不是依据某个概念进行的，而是在对单个建筑的感觉中，在具体情况中发生的。理解活动是观者和建筑交融成一个新的共同体，理解就是和建筑达成共同性，要想使一个建筑获得生命，观者就必须通过一种积极的参与去发现建筑的意义。释义学的观点拓展了建筑语言，使建筑语言不断表达着新的内涵，有待于我们去发现。经典的例证是勒。柯布西埃的朗香教堂，被理解为诸如合拢的双手、浮水的鸭子、修女的帽子、航空母舰、一只大钟、一架起飞的飞机……正是这不断更新的理解和发现，构成了建筑的意义永无穷尽的源泉。
一个建筑从建筑师那里分离出来，它便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存在。人们对建筑的分析，在经历了无视意义的功能主义之后，越来越多地回到了人的世界，回到了意义。通过对建筑本质的还原，人们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到，建筑是一种人化的空间，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寓含人类活动的各种意义。在我们人类最早的建筑模式中，洞穴只代表了一种遮蔽的功能，但后来它还包含了“家庭”、“群体”、“安全”、“亲切的环境”等涵义。事实上，任何建筑对于观者——其直接或间接的使用者来说，都具有某种意义，无论是实用的还是情感的。这意义使非文字性的建筑成为文本。
可是，建筑本身并不直接呈现意义，只有通过理解和解释，才能达到对其意义的把握。在我们的实际体验中，把握一个建筑的意义，很难用一种同化的标准。即使建筑师本人全面而真实地吐露了他的设计意图，不同的人对同一个建筑仍然会作出不同的理解。而历史主义和理性主义认为，理解是追寻作者原意和重识文本意义的精神过程。这使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疑问：当一个建筑成为我们的理解对象的时候，它只表达它最初试图表达的，情况难道果真如此吗？
传统释义学认为，解释是对作者原意的追寻。现代释义学则一反传统释义学的主张，认为理解者不是抛弃成见去理解作者的意图，而是理解者的观念与作品所揭示的观念的互相交融，理解也是一种创造：每一种理解都是相对的，有多种多样的理解，而且对一件作品的理解和解释永无完结。
由此可知，作为文本的建筑不可能对理解者具有一种真正的约束力，理解者并不能重建一个有着它原来的意义和作用的世界，没有一种单独的理解能完全符合所谓“建筑的客观意义”。以美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为例，这一方案的奥妙就在于让人们自己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林樱的意图是使纪念碑带有一张白纸、一块白板的意识。它不是一个房间、不是一座建筑、不是一个广场、也不是一个公园。”让观者如何去追寻作者的原意呢？事实上，当观者进入了意义的王国时，就没有必要返回到建筑师那里去。不仅建筑师的原意无法还原，就是建筑原来的意义也无法还原。一个建筑从建筑师那里分离了出来，它便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存在，从而使它的意义有超越其设计者意图的可能：“文本的意义不是有时超越作者的意图，而总是超越于作者的意图，理解不是一种复制，而是一种生产活动。”正是理解者的理解的不可穷尽性成为现实。意义是一种不断被发现的过程，它绝不会被耗尽，实际上它是一种无穷尽的过程。
所以，建筑的意义不能归结为建筑师的原意或某种客观意义，而是由于观者的不同而千变万化甚至无穷无尽。可见，建筑是一种释义学的对象。
解释不是克服建筑“文本”与解释者的距离去理解作者的意图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我们承认建筑师具有基于他的社会处境的历史结构，那么观者也必然以一定的方式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中。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建筑师和观者都以自己一定的方式处于历史之中，他们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无法消除，对建筑的真正的理解不是如何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适应这一历史性。时间的距离不可能被克服，观者不可能把自己重新置入超越自己的意识去进行解释，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面对过去。我们不能以一个古代人的心境去体验故宫，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甚至可能没有机会进入那片富丽堂皇的院落。因此，重建建筑师的原意只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诱惑。无论建筑还是理解本身，都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历史是在时间距离条件下发生的，它总是会对建筑的现在产生效果，只有当这种效果被观者所认可和理解时，建筑才能真正被理解。“同一件作品，其意义的充分性只有在理解的变化中才能得到证实，正如同样的历史意义总是不变地处于进一步被确定的进程中一样。”一个建筑的意义不可能在一个时代被穷尽，时间的进程会更加显示出理解的不可穷尽性。
既然人类生存的历史性无法消除，不同的理解者也不可避免地处于其自身的和当前的历史文化条件中，因而具有不同的成见。成见是先入为主，是预先理解，指那些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基本观点。丝毫不带成见的观者是不存在的，观者总是在自己的成见中去理解的。
伽达默尔认为，成见是历史性赋予解释者的创造性积极因素，成见为解释者提供了特殊的“视界”。“视界”就是看法、观点或见识，理解者和被理解的对象都有各自的视界。理解的过程并不像传统释义学要求的那样，理解者抛弃自己的视界而置身于理解对象的视界，而在于在理解中扩大自己的视界，使它与别的视界融合为一体，这就是“视界融合”。即理解者的现在视界与对象的内容所包含的各种过去视界相融合的过程。视界融合产生新的视界，给人以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解的可能性。理解对象的过去视界永远是同现在视界融合于理解的经验中。在这里理解并不是某种主观，一方面，理解离不开传统、成见、现在成见；另一方面，理解又离不开我们要解释的对象、过去视界。理解是文本的含义和人的实存相互渗透的过程。
当观者与建筑遭际的时候，建筑的表现力并不局限于它最初的历史视界，因为建筑始终有它自己的现在，只是一定程度上在它自身中保留着它的历史起源。对一个产生于过去时代的建筑的理解无疑需要一种历史的视界，但这并不是要我们把自己重新置入过去的历史情境中来获得这种视界，相反，我们总是先存在了一种视界，然后才把自己置于那种情境中。理解是在观者的现在视界与建筑的历史视界相融合的过程中发生的，理解拓宽并超越了二者各自的视界，达到一种新的视界。如同随着人的运动其视野与地平线不断变化一样，人类生活的运动历史绝不会固定在一个点上，观者的视界也不是完全封闭的，而总是变化的。这样，当建筑的意义和观者的视界一起处于不断的生成活动过程中时，理解便成为一个无穷尽的过程。
语言是过去视界和现在视界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必要媒介作为把用一种纯语言说的话转达给另一个人理解的手段，最初的释义学所处理的是纯语言的文本：理解了所说的话的意思，然后用一种语言把它重新构造出来。然而，释义学发展到现在，已不再局限于处理纯粹语言事件，一切有意义的人类行为都可以成为释义学的文本。而无论文本的形式如何，其意义的表达方式首先是语言的表现形式，“每一种帮助别人理解的对于可知事物的解释都具有语言的特性。这样，整个世界经验是用语言来表达的，最宽泛的传统概念因此被规定为——包括本身不是语言的东西，但可以用语言来解释。”它不仅包括人们在制造各种类型的器具和装饰品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实践中所积累下来的关于工具的“使用”，制作的技艺等等东西，而且还由此扩展到人们的生活历程中所流传下来的习惯、典范等约定俗成的东西。那么，建筑是否属于这个范畴，或是它另有一个特殊的归属？
根据我们的经验，建筑并不直接是一个语言的文本，而是属于一个非语言的传统，建筑本身说的，是我们称为建筑语言的东西，建筑正是由于它而得以保存和表现。
现代释义学尤其强调语言在理解和解释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理解都以语言为媒介，无论理解的对象文本是否是一个语言的对象，理解过程都同语言有密切联系，因为理解过程是在语言性的传统、成见、现在视界参与下进行的。“事实上语言表达的问题已经就是理解的问题，一切理解都是解释，一切解释都通过语言媒介而发生，语言媒介会使对象成为文字，然后它同时却又是解释者自己的语言。”理解和解释总是用语言来表达对象的意义，语言是过去视界与现在视界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必要媒介，没有语言，这种视界融合是不可能发生的，“发生在理解中的视界融合是语言的特有成就。”
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并不是说语言仅仅是一种工具，是一种用时拿起来，不用时放在一边的工具和一套表意的符号系统。现代释义学是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待语言的，认为语言是通向哲学释义学的跳板，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寓所”的论断表明，人借助从内部向我们发话的语言来理解存在。“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并不是说存在就是语言，而是说，语言是存在的揭示，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理解存在。“人永远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就是这个意思。语言是人和世界的中介、是人和世界的交接点，语言性把人和世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语言性是任何世界的本质关系。就语言同人的关系来说，人的本质是人的语言性，就语言与建筑的关系来说，二者是本体论关系。建筑表达自己的方式是建筑自己存在的一部分，建筑由建筑语言表达、揭示，建筑语言就是建筑存在的一部分。所以，建筑只能是建筑语言的建筑，离开建筑语言，便没有建筑。
建筑语言不断表达新的内涵，然而，对于建筑的体验和理解又不同于从过去传到我们现在的非语言的工具或实践的理解，因为建筑并不仅仅像过去的遗迹对历史研究者说话那样，或像提供某种永久东西的历史文献那样说话。建筑始终有它的现在，建筑和它的当前观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绝对的同时代性。建筑对观者说什么，就好像那是专对他讲述的，是当下和同时代的事。我们的任务就是去理解它所讲述的，使它的意义对我们自己变得清楚明白。因此，建筑体验是世界经验的一部分，如同世界经验一样，也是用语言来表达的，建筑语言是由它被每一个观者自我表现理解这个事实构成，它永远即时地、依靠它的同时代性来表达。
在这个综合的意义上，建筑语言克服了在纯语言与观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距离，向每一个观者展现建筑，而展现并不意味着建筑作品只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客观意义，等待观者通过理解去寻找。建筑的内在结构提供了多义的可能性，向不同时代、不同的观者开放，等待观者在理解中发掘其意义。由此可见，建筑的意义既不在建筑本身，也不在观者方面，而是存在于每一个特定的现时的理解活动中。伽达默尔曾借助于游戏概念来论述艺术作品的特征：艺术体验如同游戏。游戏既不依赖于客观对象，又不依赖于主体意识，游戏是一种“发生”。游戏的实际主体不是人，而是游戏本身，是游戏的来回运动。这一游戏概念使我们认识到，建筑也具有一种参与的特性，即观者对建筑的参与及其对建筑意义实现的重要性。建筑体验中的理解活动不是依据某个概念进行的，而是在对单个建筑的感觉中，在具体情况中发生的。理解活动是观者和建筑交融成一个新的共同体，理解就是和建筑达成共同性，要想使一个建筑获得生命，观者就必须通过一种积极的参与去发现建筑的意义。释义学的观点拓展了建筑语言，使建筑语言不断表达着新的内涵，有待于我们去发现。经典的例证是勒。柯布西埃的朗香教堂，被理解为诸如合拢的双手、浮水的鸭子、修女的帽子、航空母舰、一只大钟、一架起飞的飞机……正是这不断更新的理解和发现，构成了建筑的意义永无穷尽的源泉。
关键词：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当下语境；启示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7-0206-03
一
对于 “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现代主义’”的讨论，在今天看来或许这是一个即老套又繁杂，同时也是难以明确界定的一个命题。
首先，就相关论述形成的所谓“成果”而言，相关的讨论实在是多如牛毛，无论是普遍意义上的通识读本，还是具备学术意义的专著、论文等，或者是具体的建筑设计作品及其创意文本、图样等，都以各种方式予以发表、呈现，其相应的信息随之得到传播并被广大受众所熟识。就简单的以其从20世纪20、30年代的发生、成熟到今天的发展过程而言，即使考查在中国大陆以最基本的类似“发展史”这样的命题呈现的文本，都会是一个复杂而难以完全收集的工作，更遑论考查以其它语言、其它方式研究的得到的资料，当然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理、分梳则会是一个巨大工程。
其次，就其所讨论和涵盖的内容来看，又可大致归于“理论、史论、实践及其相互关系”的几个大的方面来予以考查，其中所涵盖的具体内容又可具体的细分到如下的一些内容进行分析——既有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也有对其社会、文化背景的讨论，还有通过介绍、分析其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以前理清其内在文脉的努力，“现代主义与现代”的关系比较，现代主义与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装饰主义运动、后现代主义、新现代主义、构成主义等的联系、区别、关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即相互联系又相互分别的相关内容即丰富又多元的构成了有关“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现代主义’”命题的讨论的内容的方方面面，并最终形成各种的文字、图版、建筑等具体的形式。
再次，从相关讨论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而言，或许相比较“美术、艺术、文学”等更大的学科性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其方法可能在传统意义上的辨伪、断代、考据等基本手段的运用上不会那么繁复，因为毕竟“现代主义”即使站在人文学科的角度其经历的历史时期实在有限而且离今天很近，要用类似于“考古”的方法会显得牵强、而且其脉络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相当清晰的。但是，既然站在“今天”的当下角度，我们又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短短几十年时间中，西方在其学术研究中与“现代、后现代等”共同发展起来的——诸如：形式分析、视觉分析、社会学研究、性别理论、后殖民主义等——新的研究手段在有关于“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现代主义’”的探讨中的运用。这些研究方法或多或少的本身就是“现代主义”的延续或是对它的回应。所以，当这些研究方法运用于“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现代主义’”这一命题中的任何一个内容的探讨时又会从横向的衍生出新的内容、新的问题、新的研究“成果”，这无疑的使得本来纷繁复杂的问题更加庞大。也正因为此，所以王受之先生在其《世界现代设计史》中，在对“现代主义”进行介绍和分析时一再强调：
“……现代主义设计，现代主义建筑，是影响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设计活动。它兴起于20 世纪20 年代的欧洲，通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发展迅速，最后影响到世界各国。所有文明国家，可以说无一幸免，都受到现代主义设计的深刻影响，对于这个设计风格的反应，又产生了当代的许许多多新的设计运动，产生出形形的新风格、新流派，因而，如果没有一个对于现代主义的真正了解，想要认识现代主义以后各种风格的发展，各种流派的产生，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不少设计工作者和建筑师急功近利地希望知道什么是“最新”的潮流，如果从设计史的角度来看，这是见木不见林，只追求对内容的了解，不注意形成内容的文脉。认识的肤浅倾向，往往会流干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和形式主义，是不可取的。”①
而且，我们还应该清楚的是王受之先生在这里还主要是在一般史学意义上的论述，并未涉及更细分的研究。因为毕竟在这里仅仅只是通识知识的陈述、评析，而非是新型研究方法的学术性论述的建构。既然如此，从上面关于研究方法的探讨中我们基本能对其所需要运用和了解的新的研究手段带来的对“现代主义及其建筑”的探讨有一个相对形象的认识。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在近来的国内的研究中这些方法和成果也逐渐的引入国内，即使是以汉字呈现的文本也是很多的。
或许，从上面三个方面的论述中，我们基本能够承认关于“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现代主义’”的讨论是一个即老套又繁杂的问题。其老套因为“现代主义”涵盖或牵涉了“现代”的方方面面，这在“现代主义”之后的勿用多说，即使在此稍前的“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以及大致同时期的以法国为中心的“装饰主义运动”，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说也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其产生影响或关照。同时，即使“现代主义”概念本身的界定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广义上来看它更多的偏重于从20世纪初期开始由于“文化、生态”环境的转变（比如工业革命，阶级成分转变等）所引起的“文化、思想、社会等”的转变或用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意识形态的革命”，其所涉及的范畴涉及了哲学、心理学、美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表演、诗歌等几乎所有的学科；而即使从狭义的“现代主义建筑”（因为现代主义设计其开端在此）的形式特征都只能用“民主主义、精英主义、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这样的抽象概念来予以表述，就可以看出其复杂的程度绝非一两句话能够表述清楚的。所以其“繁杂”性也不难理解，当然这也无疑的是一个难以明确界定的命题。
但是，承认其老套、繁杂、难以界定并不代表着在今天的语境中来讨论“现代主义建筑”的相关问题会是一个过时、不明确、难以确立其新的意义的问题。更何况，承认其老套其实还有一个潜在的含义，是说在我们能够考查到的有关于这一命题的讨论中，特别是一些普适性的陈述中有太多类似的东西，以大家最常见的所谓“学术论文”为例，如果谈现代主义建筑，最常见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概念的界定、然后例举其思想内涵外延、代表性艺术家等——往往是一种知识的重复和累积，而不是建设性的思考、论述和论证或作品的呈现。这样的文章或作品当然让人厌烦并觉得无意义，所以，或许老套的是人自身而不是具备“可延续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学术或建筑设计艺术本身；所以，或许我们更应该扩展自己的视野，并通过自己的思考和论证对“现代主义建筑”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而事实上，在上面几段的相关讨论中，特别是用新的研究方法对该一问题进行相关思考和论述的结果，我们其实应该已经能达成这样的共识了，因此，不用对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重新探讨该一命题的意义产生怀疑，关键看我们从什么角度去介入、怎样去思考、采取那种方式去分析。
二
那么，当下中国的语境是怎样的呢？它与现代主义建筑的文化背景有什么联系？“现代主义”时期“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的表现又为何，它们对当下的中国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我们又该以怎样的角度去切入相关的讨论呢？
我们先就当下的语境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产生的背景做一个简要的比较。关于现代主义设计产生的背景，在这里我不做过多的陈述，抛开其时代的“权、利的分配”等所谓阶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大家耳熟能详的论调不说（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代主义设计的因素，无论从其产生的原因还是其“民主、平等”的设计理念和特征，我们都很难跳开或很难说与其没有关系，但是，正由于相应的论述太多，在此把其作为一个基本的共识来予以对待，而且“完全归结到此的讨论或学说”其实在现代主义之后就一直广受诟病；同时，就设计言设计，可能更有益于也更符合现代建筑设计本体的学术体制的建构，这也正是现下尊重学理本身理路的一个体现；此外，现代主义思想体系中对“平等、民主”等源于意识形态的诉求，其实更多的体现在这一时期“怀有理想主义的精英知识分子”比如柯布西耶等人的设计中，而不是这一时期所有的建筑设计中，无论中外其实都是如此），仅仅就设计本身的理路来看，其要解决的问题除了对待“工业化”的态度问题以及与“所采取的态度相适应的设计风格、技术、理念”问题之外，还有设计本身所需要的转变，犹如“纯艺术”本身的发展需要。
对于前者，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以及装饰主义运动”的得失，分析出相应时代的要求需要新的（技术的）设计，现代主义设计正是这个要求所产生的结果，而在其后来的未来主义、国际主义风格等从某种意义是则可视为是在意识形态、商业需要进一步强化的结果。对于后者，则可以把其放在“大艺术”的环境中进行考查，毕竟这一时期，从艺术的发展来看，俄国构成主义、荷兰“风格派”等艺术形式，无论在理论还是艺术形式的探讨上都给予了“新”的设计形式必要的参考，即使在以“设计”为中心的理论构建中，都无法跳开这些艺术活动，虽然这些理论构建更多的是把这些活动作为“现代主义设计”的某种表现来看待的，但是事实上，真正“现代意义的设计”的概念的提出和形成可能还是在所有艺术活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并脱离传统艺术范畴的。
而这所有的“现代主义（建筑）设计”产生的条件，大致可以用“时代、环境（社会和文化环境）、人（阶级等）、媒介（新工具、新材料等）的转变”来予以概述，事实上这与今天的世界格局的转变也有着太多雷同的东西，或许这从根本意义上为我们今天设计的发展或转变提供了起码的历史依据。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考查现代主义之后发展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对此做出恰当的论证，只不过后来的发展受到的“社会”的影响不再那么明显，更多的表现为“设计”学科内部的转变，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在一起起着作用、缺一不可。同时由于当下时代的转变在现代人的眼中并不像工业时代那么的突然转弯，而是逐渐过渡到信息时代，多元的人文和社会环境的形成也是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人的要素仿佛也未有大的变化，或许在大部分人的眼里唯一会承认的是“媒介”的转变，比如所谓“多媒体时代”到来在信息传递上的转变——3G手机、网络等的运用。但正如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所表明，媒介的转变本身也会引起其它因素的转变，即使以3G手机的运用为例，它起码改变了我们当下生活的很多内容诸如工作、人际、信息传递等等，其在设计上首先就引起了围绕着“虚拟”世界平台而展开，比如游戏、动画、平面广告等，只不过在（现代主义时期主要的设计形式）建筑设计上的表现还不那么明显。然而，随着其它设计、文化等在形式和观念上的转变，建筑设计还是需要去认真的面对并思考相应的问题。因此，虽然我们不能就立马肯定“在当下的世界时代和环境的转变必然引起设计的转变或革命”，但是起码在设计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就“媒介等因素的转变引起的新的社会文化等的转变”以及“设计自身的发展需要”这两个方面在“现代主义（建筑）设计”这里得到很多启示。
同时，我们还需要清楚，上面讨论的语境更多的还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来分析的，那么中国呢？首先，我需要明白，在发展到全球化的今天，就文化语境多样性而言，正如巫鸿先生在“美术史”的研究是所论述的，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特别是中国大陆受到多年的之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后，这尤显重要；其次，也不能据此否定中国（建筑设计历史）传统的连续性，而且这在多提“国际化”、“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中，对传统建筑设计、文化的提炼更显重要。②联系中国本土建筑设计的发展，包括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的反映——无论是被称为“摩登式”、“万国式”、艺术装饰风格、日本摩登等的，在上海、天津、重庆、南京、武汉、青岛，以及在日本人侵占的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出现了现代建筑式样；还是西方现代建筑文化及思想通过报刊杂志、建筑师的交流、建筑教育等方式在中国的传播。都说明西方现代建筑运动从一开始就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影响到了中国的建筑设计，中国的建筑设计师并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中国近代建筑界与世界建筑发展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在今天看来并不符合应有的理性或科学精神——的史实及其内在规律，再关照整个世界的文化语境，或许这正就是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所有设计、艺术、文化等活动的共同语境。这种关照，照样可以予以我们“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讨论现代建筑设计的‘现代主义’”许多有益的启示。
三
既然如此，这些启示我们自然可以从“现代主义设计的思想基础找到一些有益的依据”及“联系中国自身建筑设计传统”两个方面找到突破口。
第一方面，那么“现代主义设计的思想基础”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现代主义设计的思想是在20 世纪初期逐步形成的，与其说其是一个思想不如将其看成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既有实用主义、理性主义的内容，也有乌托邦主义的成份。任何希望一两句话对其进行综述式的努力都会显得片面。所以一般通过考查对这个思想体系形成贡献最大的几个人物设计理念及其作品来予以表述，其中主要包括勒·科布西耶、沃尔特·格罗佩斯、米斯·凡德洛、弗兰克·赖特、阿尔瓦·阿图等人，并认为他们奠定了现代设计思想的基础，影响到全世界设计的发展，因此，对他们的设计思想的理解，是了解现代主义设计的基本着眼点。整理其中四位的设计思想及其在现代设计上的贡献，大致可以表述为：
1、勒·科布西耶，代表了希望利用现代设计来避免社会革命，利用设计来创造美好社会的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思想；
2、米斯·凡德洛，终生追求所谓的单纯建筑,提出并主张“少则多”的原则,在该一原则下甚至可以违反功能要求的地步，从而把现代主义的功能主义基础变成一种变相的形式主义；并认为设计教育的核心应该是非政治化、以建筑为中心的；
3、弗兰克·赖特，美国现代主义先驱，具有70年的独立设计经验,其风格从自然主义、有机主义、中西部草原风格、现代主义,到完全追求自己热爱的美国典范,每一个时期都对世界建筑界造成新的影响和冲击。其设计具有相当大的个人表现成分，他的探索基本可以说是个人的,非社会化的,艺术型的；
4、阿尔瓦·阿图，芬兰现代设计奠基人，20世纪30年代前后,提出有机功能主义的原则,把现代主义单调面貌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正,奠立了斯堪的纳维亚现代主义的形式,对世界影响很大；他代表了与典型的现代主义——国际主义风格不同的方向,在强调功能、民主化的同时,探索一条更加具有人文色彩、更加重视人的心理需求满足的设计方向.他的设计理论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表现理论”（expression theory）和“人文风格”（the humanist approach）。③
其实仔细分析他们的设计理念及其典范作品，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持怎样的观念，这些思想都与同一时期相应的某种文化对应，并把“建筑”看着一个完善的“生命体”（或机器），这一“生命体”承载了艺术家对社会、文化、人、设计的所有认识，他通过“建筑设计”及其理论陈述传达他的思想并以之影响世界（包括后来的几乎所有设计的风格、流派、主义）。所以，我们认为现代设计的所有都必须要建立在对“现代主义”的清晰认识之上。那么，联系前面讨论的，在当下的世界转型的时代中，我们自然也要在这些思想中去寻找有益的支持，联系时代的精神、相关的学术思想、新的技术、材料和媒介等，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体系。这或许，才是作为具体的设计者考查“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现代主义’”这一命题的真正意义所在。
第二方面，紧承第一方面的论述，并关照上一部分有关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的相关讨论，在此我还是愿意借用巫鸿先生对“美术史”研究的态度——“‘开’与‘合’的驰骋”④——开放的对待现代建筑设计在今天世界的发展，及主动的去把握其可能发生改变的方向；并坚持中国本身的文化本体的精神及其在传统建筑中应该并需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予以考虑，在此基础上联系当下的设计思想从（传统）中去找到能够以体现新价值的有益的形式、元素、思想等具体的运用到自己的建筑设计的体系中来，让自己的体系更加完善。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我们采取怎样的态度、设计理念和方式，都需要我们真切的身体力行，这也正是“现代主义”及其思想的奠定者在今天的建筑设计中仍然起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2002年9月第1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4页.
②巫鸿.美术史十议.2008年6月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66页.
③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2002年9月第1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10-124页.
④巫鸿.美术史十议.2008年6月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65-66页.
参考文献：
[1]巫鸿.美术史十议.2008年6月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
[2]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2009年4月第1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一般人所说的“洋楼”，泛指解放前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楼”、使用的“大洋楼”，多见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但如果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洋楼”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中国近代建筑也不是上海外滩的那种“洋楼”就能代表得了的。
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
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棗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共56项。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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