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围绕宣传教育，发挥阵地优势。
充分利用职工活动室、阅览室、图书馆、黑板报、宣传栏、报刊和职工之家等文化宣传教育阵地，使之成为企业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让职工在形式多样的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2.围绕生产经营，发挥活动优势。
企业文化建设只有融合到生产经营工作中，才具有活力和生命力。因此，举办各种参与广泛，并能将“企业理念”完全融合到生产经营中的大型活动，如文艺汇演、文体活动、知识竞赛等，使职工群众耳濡目染地践行和认同企业文化理念，促进生产经营发展，推动企业文化建设。
3.围绕培育队伍，发挥教育优势。
“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创建学习型企业和培养知识型职工，既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又是企业社会效益的体现。从提高职工综合素质入手，以培养“四有”职工为目标，将企业文化内涵贯穿于适应职工特点的教育中，培育竞争意识和团队精神，打造优良队伍。
4.围绕“四项建设”，发挥参与优势。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与每位企业职工都息息相关。同样都需要每位职工的积极参与和努力实践。开展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节能减排等活动，选树先进、塑造典型，激发职工的主动性、创造性，营造比、赶、超的氛围，发挥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效应，鼓励职工建功立业，沉淀更深的文化底蕴。第五，围绕组织建设，发挥纽带优势。工会组织的四项基本职能和工会工作的群众性、服务性特点，决定了工会工作要走在企业文化建设的前列，深入开展“送温暖”等，赢得广大职工的信赖和支持，充分发挥好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二、高度重视工会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
其一，从整体上设置好企业文化建设各项工作，分步骤、按计划组织各部分共同参与，一起建设好企业文化。
其二，增加相关投入，加强完善工会组织基础设施，频繁开展各个活动凝聚人心，增强企业凝聚力，并把企业文化贯穿在各个活动之中，强化大家的思想意识。
其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善于发现和总结来自于职工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善于从他们身上发现闪光点和共同点，提炼与升华企业文化，不断丰富内涵和发展外延。
其四，协助党政组织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培训，营造终身学习的文化氛围，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有助于生产经营管理的活动，充分发掘职工聪明才智，推动企业“四个文明”建设，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职工综合素养。
其五，通过切实有效的民主管理，增强职工的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包括企业文化建设在内的企业管理，为职工提供发挥聪明才智而各尽所能、各展其才的舞台和机会，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良好氛围。
三、充分发挥工会在企业文化深植落地中的重要作用
企业文化是传承企业深厚文化底蕴和管理经验，顺应时代潮流而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我们共同的意志，是企业价值观的集中反映，是企业员工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发展之本。企业文化的推进和落地深植，必须建立在全员践行的基础上，工会作为企业内个体人的群众性组织，在开展群众工作过程中，倡导优秀的企业文化，有利于提高职工综合素养，形成一种和谐环境，为企业文化落地深植提供广袤的沃土。
1、围绕生产经营，发挥导向作用，在策划活动项目上下功夫。
工会通过开展卓有成效、形式多样的活动和举办寓教寓乐、健康有益的活动，如职工文艺汇演、专题知识竞赛（科技、安全、会计）等，充分利用“假日文化”（元旦、春节、三八、五一、七一、国庆等），科学策划“庆典文化”（矿庆、司庆），对职工进行核心价值观、使命和愿景等教育，使职工群众耳濡目染地践行和认同企业文化理念，引导职工接受企业文化，产生归宿感和认同感，形成一种不竭动力，创造和谐、发展环境，实现公司“以人为本”和职工“以企为家”二者之间的高度融合，既促进生产经营发展，又推动企业文化建设。
2、围绕宣传教育，发挥阵地作用，在满足需求载体上下功夫。
充分利用职工活动室、阅览室、图书馆、黑板报、宣传栏、报刊杂志和职工之家等宣传教育阵地，甚至是厂房、车间、办公室、公路两旁等公共场所，使之成为传播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让职工耳闻目睹企业文化内涵，并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通过加大工会组织的软硬件设施和文化阵地的各种投入，添置活动设备（最好是与厂家联系而设计企业标识），改善活动环境（朝着有文化品味方面改善），增强活动创意（将企业标志充分运用到每项活动中，将企业品牌形象宣传语树立巨型户外广告），丰富活动内容（将企业文化内涵进行活动项目分解），拓宽活动载体（将企业文化内容制作成扑克牌、专题光碟或画像等），经常组织开展融合企业文化的、职工喜闻乐见的活动，为职工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学习及有利于成长的环境，使职工在寓教寓乐活动中丰富知识，陶冶情操，使企业文化强基固本。
3、围绕促进和谐，发挥凝聚作用，在关爱职工形式上下功夫。
通过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将企业文化内容穿插在内，全面了解职工的感知、动机、期望等，及时观察和掌握职工的实际生活情况（如病、灾），加强与职工交流思想和沟通情感，多渠道、全方位、及时地深入开展送温暖、献爱心、甘露基金、慈善募捐等“暖心动情”活动和公益活动（如抗震救灾募捐活动），赢得广大职工的信赖、支持和社会的认同、宣扬，渗透企业文化知识，灌输企业文化内涵，传递企业文化理念，弘扬企业文化精神，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使职工围绕公司共同目标，群策群力，推动公司又好又快发展。
4、围绕贯彻落实，发挥造势作用，在培育参与对象上下功夫。
充分运用各种宣传教育阵地和载体（如前所述），大造声势（如张贴企业文化画报、制作小册、生产卡通纪念品），全程控制（善始善终、统筹兼顾地策划系列活动），全员参加（包括开会的统一着装，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群众参与（向职工家属宣传），广泛宣传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铺天盖地地进行企业理念内涵及其组织与个人层面之行为规范，以及包括行为规范总则、道德规范、礼仪规范、禁忌条例在内的员工行为规范等宣传教育。
5、围绕队伍素质，发挥教育作用，在改进培训方式上下功夫。
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其关键就是创建学习型公司和培养知识型职工。从提高职工综合素质入手，以培养“四有”职工为目标，以企业文化内涵为核心，将其始终贯穿于适应职工特点的每个教育环节中，如生产单位的每周安全、政治学习日，各单位的新员工入职教育（含三级安全教育），各单位的内训甚至外培中，使企业文化伴随职工成长。工会通过鼓励或组织职工参加函授、自学、送培、内训、专训等，开展形势任务、科学知识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教育，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以企业文化指导实践，帮助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引导职工培育符合时代特征、体现行业和企业特点的内在精神，努力践行企业文化。
6、围绕共同发展，发挥激励作用，在塑造先进典型上下功夫。
开展蕴含企业文化的主题劳动竞赛、节能减排、岗位技术练兵、小改小革及合理化建议等活动，选树先进、塑造典型，评选表彰先进集体、优秀个人，及时发现能从先进典型身上体现出来的企业文化内涵之亮点，以先进事迹报告会、先进人物座谈会（如五一座谈会）等形式，进行既朴实又深刻的宣讲与交流，全方位、多层面地巡回宣讲他们的先进事迹，弘扬所体现出的企业文化，激发每位职工的主动性、创造性，营造比、赶、超的氛围，发挥精神、物质和文化的多重效应，鼓励职工建功立业，引领职工相互促进，陶冶职工情操，促进公司和谐，沉淀更深的文化底蕴
7、围绕提升管理，发挥引导作用，在营造民主气氛上下功夫。
通过厂务公开、职代会、、调研、倡议等多种形式的民主管理活动，引导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广泛征求职工群众意见（如职工代表），鼓励职工讨论并践行企业文化，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良好氛围，使职工积极参与企业文化建设和管理的讨论与决策，使职工深刻体会到能与企业文化同行，促进企业文化落地深植，提升企业文化建设及管理。有效推动包括企业文化建设在内的企业各项管理沿着健康、良性方向发展。
8、围绕全面推进，发挥纽带作用，在落地深植主体上下功夫。
工会作为职工群众性组织，要使企业文化在企业“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按照工会组织的四项基本职能及其群众性、服务性特点的要求，善于从他们身上发现闪光点和共同点，提炼与升华企业文化，不断丰富内涵和发展外延。同时，要成功地向广大职工灌输，坚持长期灌输，常抓不懈，使每位职工都有接受企业文化的时间，使职工精神境界得到升华。
四、结语
企业文化是无形的，但它对人的影响深远。优秀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员工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施工单位施工地点的不确定性、施工环境恶劣、高强度的工作和人员的变动可能性大等特点，显现出了企业文化在施工单位发挥出来的重要性，它的特点也注定了施工单位在建设自己企业文化时与其他企业文化不同的特殊性，所以，施工单位必须依据实际情况出发建设企业文化，并将企业文化运用于企业建设中，努力克服现有的问题，员工拥有企业文化，可以为企业建设带来很大的动力，首先，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提升员工精神层面的认知，在员工面对施工高难度的工作时有企业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指引，可以让员工有具体的奋斗目标，然后才可以为这个具体的目标竭尽全力，所有的员工为企业的共有目标奋斗，才可能推动企业的发展。当然，企业文化是一种深厚感情的沉淀，员工对自己的企业拥有感情，对企业产生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充满憧憬，才能促使员工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展现出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实现公司发展的长远目标。所以，施工单位建设自己的企业文化才能实现企业的发展。
二、施工单位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文化难以推广
施工单位是以承接工程施工项目为目的，以这种方式实现企业的发展。企业在建设企业文化的时候需要物资、财力等方面的投入，这为施工单位建设企业文化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施工单位特殊的建设特点也增加了企业文化建设的难度。除此之外，施工单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施工单位的施工人员基本是文化水平较低，素质较差的人群，在接受企业文化上有一定难度，企业文化难以传承，也就造成企业文化无法深入人心的局面，增加了企业文化全面推广和建设的难度。
（二）诚信，是是施工单位建设企业文化的核心
诚信是中华五千年累计下来的优良传统，很多企业也把“诚信”二字作为自己企业的文化，也是企业在经营发展中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诚信，作为企业的核心，不仅是维护企业社会形象的需要，也是企业在发展中遵从市场基本原则的表现。在施工单位这一行业中，不讲诚信，会受到社会的舆论、员工的消极工作态度、市场基本原则的谴责、行业的淘汰等重大影响，这些影响都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在施工单位里，承接建筑工程是企业的基本形式，在进行建筑工程实施活动中，施工人员保证工程的质量合格，确保建筑工程的期限不超过合同规定的时间，所实施的工程安全检查达标，施工单位保证给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这都是施工单位诚信经营的具体表现形式。在我国目前的建筑工程中有很多令人失望的失败建筑，2009年6月27日凌晨上海一座13层在建的住宅楼全部倒塌，造成巨大的损失，被人们戏称为“楼脆脆”。这样的事故还有不少，目前人们对建筑施工单位存在着质疑，这种现状是建筑施工单位面临的艰难困境，施工单位要想破茧重生就必须注重诚信的建设，用诚信重塑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三）风险让施工单位在建设企业文化时难上加难
风险无处不在，往往不在人们的预料之中，且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施工单位不同于其他企业，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的风险无处不在，无论哪一步错了，都有可能出现安全事故，对施工人员和建筑工程造成伤害，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施工单位必须将安全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另一个重心。如何更好的规避风险，是施工单位工作的目标。所以，施工单位在建设企业文化的时候必须考虑风险因素，风险也是施工单位企业文化的一个部分，为了企业的发展，就必须把提高风险意识作为企业文化牢记于施工单位中没一个人的心里。
三、加强施工单位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建设企业文化是企业适应发展采用的最有效方法，每个企业都有适合本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式，施工单位在建设企业文化时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找出适合的途径。
（一）制定企业规章制度
企业规章制度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参照，所以，建设企业文化就要把适应企业长期生存经营发展的文化写进规章制度里，以此约束领导者和施工单位员工的行为规范，让员工在工作中时刻遵守企业规章制度的同时，进行企业文化的深入贯彻。
（二）施工单位建设企业文化要把“以人为本”放在首位
工程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施工单位相比其他企业更要重视人才的作用，为了企业的发展要激发人才的潜力。施工单位建设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以注重施工人员安全为宗旨，只有这样才能建设出适合施工行业发展的企业文化，才能带动企业的发展。
（三）施工单位要将企业文化和宏观政策相结合
在建设企业文化的时候，要正确处理企业文化和国家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企业文化的建设不能违背国家宏观政策，建设适应国家宏观政策的企业文化才能算是真正的企业文化，才能为企业的发证引导正确的方向，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被企业员工所接受和取得社会公众的认可。
四、结束语
首先，没有确定适合自身实际的国际化发展思路，
缺乏明确具体的企业文化发展目标和规划。部分建筑企业认为"走出去"一定海阔天空，风光无限，但对自身竞争优势缺乏必要了解，缺乏长期的战略思考和科学的管理体系，在投资项目、企业文化研究、环境分析、地点选择、合作伙伴选择、经营策略的制定与执行等方面，缺乏论证，经营方式单一，不能从企业实际情况出发扬长避短。缺乏适应当地市场需求的实用人才，经营管理不能完全市场化，仍然处于半政府状态。有关文化因素对企业命运的重要意义，许多建筑企业界人士认识不够，缺乏对企业文化和核心竞争力建设与培育的战略选择，没有具体的海外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目标和规划。
其次，对他国文化了解不够，社会关系处理不尽如意。
我国部分建筑企业在实施海外经营发展的过程中，还象在国内一样，把人情交往当作最主要的交往方式，许多企业家习惯了在国内依赖于由人情交往所编织的社会关系网即社会资本，形成对关系的依赖。没有详细了解拟进入国家的市场与文化背景，没有根据不同国家的文化特点，有针对性地调整自身的管理思路与策略。在社会关系的处理上，部分企业照搬国内经验，结果吃了亏，最终被迫退出了市场。
第三，传统思维习惯和管理方式的束缚。
我国在海外经营的建筑企业大部分是国有大型企业集团，计划经济的影响依然存在，习惯于依赖政府，依靠政府工程，市场竞争观念不强，"大锅饭"和"铁饭碗"的体制和观念，还未彻底改变，"官本位"思想严重，在部分企业中"人治大于法治"，"一言堂"、"家长制"、"上智下愚，尊卑有序"等落后的传统观念还不同程度的存在，部分国企的经营者是准官员，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即使海外经营成绩欠佳，也可以调到其他企业或部门"易地做官".部分企业甚至依然用国内的管理方式来管理海外工程，如，某企业一个项目经理刚到海外，在施工中遇到问题，马上决定：开个现场办公会解决。这在国内是一个制度化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式，但在海外业主、监理及海外员工眼中，他们就会感到很奇怪，他们不明白"现场办公会"的意思，认为一件本来可以由下面员工当即直接办理的事，为什么非要等到开"现场办公会"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呢？
第四，没有很好地遵循国际交际惯例。
交际是企业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它能看出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即企业文化在一个员工身上的具体体现。部分建筑企业海外员工在与当地主管部门、人民交往中，急于求成，按照在国内的交际惯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热情过度，令对方反感；有的员工大男子主义严重，不尊重当地妇女；有的员工工作中过于谦逊，使业主方、监理方误以为其工作能力差，工作造成被动；还有部分企业海外经理还像在国内一样，对海外招聘的员工的婚恋、家庭、健康、经历、住址、以及、政治见解等问长问短，认为这就是关心属下，结果事与愿违，造成误解。
第五，部分企业出"门"准备不充分，自信心不强。
一走出国门，很多建筑企业开始有些茫然，不知自己的管理水平到了外国怎么样，不知道要遇到什么样的业主和监理，觉得在国内多年的施工经验不管用了。加之刚开始还有语言问题，部分企业海外经营人员中标后匆忙上场，过分依赖翻译，对语言学习不重视，或者工程紧张顾不上学习，造成在物资采购上吃亏，看不懂施工材料，工作被动，很快就失去了自信心。
二、对境外建筑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考
第一，确定合适的国际化发展思路，使企业本土文化尽快"落地生根"。
我国建筑企业走出国门经营，要确定合适的国际化发展思路，选择"文化先行"的发展战略，对企业文化的人才培训给予充分重视，采取多种途径培养员工的文化认知力和文化适应性。要尽快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的文化和理念，在海外找到共同点和结合点，使企业自身文化在海外"落地生根"，形成独特的海外企业文化体系。
第二，加强对世界各国文化的研究，处理好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企业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社会文化通过其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宗教观和世界观，对企业文化产生影响，并作用于企业发展和企业管理过程中，形成独特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行为规范、文化氛围和产品的文化品位，这是社会文化渗透于市场经济运作过程的一种重要形式。
企业要走出国门发展，首先就要了解各国的文化、处理好社会关系，充分考虑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有来自于风俗习惯的，有来自于价值观念的，有来自于行为举止的，有来自于自然环境的等等。"美国加州牛肉面"公司共有78家分店，只有一家开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其他77家分店全部开在中国，经营者充分利用了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使得跨国经营取得巨大成功。
海外经营不同于本国经营，企业公司领导者必须把文化差异这个变量考虑进去。管理好不同民族、不同价值观念的员工，解决"跨文化管理"，处理好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寻找超越文化差异的公司目标，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有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这是建筑企业从事国际化经营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三，遵循国际社会中约定俗成的交际惯例。
与人打交道，这是最实际的企业文化之一，因为你代表的是企业形象。到与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社会制度与我国大有差别的海外经营，首先就是要与他国的政府官员、业主、企业和当地人民打交道，把企业宣传出去，把工作开展起来。所以一定要注重与他们打交道，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与他们进行交往和沟通时遵循国际社会中约定俗成的交际惯例，尊重个性独立，维护个人尊严，尊重个人隐私，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而论，有以下几条国际惯例。（1）信守承诺。（2）热情有度。（3）尊重隐私。（4）女士优先。（5）不必过谦。有的时候，在对外活动中，难免会碰上一些本人尚未经历的场面，或是难以处置之事，此时此刻最好的办法，就是静观一下他人的做法，努力"从众"，与大家保持一致。
但不论和任何国家的人打交道，走出国门的企业和个人请务必记住：中国人同外国人是平等的，我们是有自尊的，不要忽略了我们的民族尊严、民族气节，见到老外莫要卑躬屈膝，要不卑不亢，保持民族气节，更不能趾高气扬，摆阔气。这比在国外承揽多少工程，挣多少钱都重要的多。
第四，靠实力说话。
在海外经营建筑企业共同的一个感受是执行程序比国内要正式得多，也先进得多。面对的业主和监理，只认实力和施工水平，靠请客送礼是行不通的，必须靠过硬的质量征服他们。
在完工的阿富汗昆都士公路修复项目中，世界银行南亚交通部门主管陈广哲对工程赞不绝口，他认为，这个由中铁十四局集团承建的公路项目，即使在遇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被迫停工的意外打击下，仍然能按时优质完成，显示了中国建筑企业的实力与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他还说，这个项目最后能得到各方满意，中铁十四局集团派出了优秀项目经理是重要原因，这个年轻人懂英语，素质高，管理水平一流，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最重要的管理保障。
第五，加强语言学习。
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和”的特点，还体现在儒家和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中。其一，道家思想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及“无为而治”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各个对立因素应该在动态的发展中求得平衡，应该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存在的差异和矛盾互补融合，从而构建一个有机统一的和谐整体。既然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人的一切活动就要自觉地与自然相协调。其二，儒家思想的“仁爱好生、长养万物”、“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从仁学出发，提出惜生、重生的原则，并主张道德从善的情怀直接施之于自然界，充分体现了要求人类取物有节制，节约利用资源的思想。另外，从美学角度出发，自古以来我国美学思想就一直强调人与自然、生命的欲望与实现社会价值的统一。从人对自然的关系来看，我国美学肯定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宏伟、永恒、无限。我国的山水画、花鸟画等在创作过程中就要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形与神的结合，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如今社会，物欲横飞，人们在满足富裕物质的同时，一些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生理心理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人性化设计、低碳绿色设计、和谐化设计等新概念的提出，要求设计的产品不仅能更好地实现人文关怀，而且要适应大自然的发展趋势，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发展方向与需求，这些也是“和”这一设计理念在现代工业设计发展中的体现。
人性化设计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的设计观念使设计师和企业把更多的目光从产品转移到使用者。以人为本正是中国“和”文化“美”与“善”的体现。人性化设计的“美”首先体现在产品的结构和造型上，以人机关系作为理论基础，通过产品结构的改良让使用者更省力、舒适，通过产品造型的创新使产品更具趣味性，满足人们轻松、幽默的心理；其次体现在材料和色彩上的选择与人的认知相一致，给人舒适的视觉和触觉感受。“善”反映在人性化设计引导人们合理、适度的消费，倡导人们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人性化设计体现的是一种大爱，这种大爱也正是中国“和”文化“美”与“善”的本质所在。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学生针对眼药瓶设计了一款带有弹性的硅胶罩（如图1所示），使用者在用时可以翻过来，罩在眼上，可避免误操作带来的伤害，同时也提升产品使用的精准性，用完后可把硅胶罩翻下来，方便携带和包装。折叠自行车，是人性化设计的典型代表之一，它质量轻,折叠后体积很小，可轻松的提起，便于携带，是外出郊游的最佳选择（如图2所示）。人性化设计对于工业设计师和企业而言，不仅在设计技术层面上的要求更高了，而且要求工业设计师和企业对设计理念进行创新和变革，利用科学技术，使产品转化为以人为本的生活产品，转化为有生命、有灵魂的生活产品。
低碳绿色设计“低碳绿色”设计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人们返璞归真、皈依自然的心态。低碳绿色设计以三个“R”为原则——Reduce(减少)、Reuse（回收）、Recycling（再生），在选材，产品结构、功能，制造过程，包装、储运方式，产品使用和废品处理等方面，都应考虑资源利用、环境影响及解决方法，把降低能耗、易于拆卸、材料和部件再循环使用、产品的性能、质量成本与环保指数都列入同等的设计指标。这些要求的提出与中国传统“和”文化中“以自然为本”、“取物有节制”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如今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可变镜头的照相机，只需要更换新的镜头，而不用更换原照相机的其他部分，就能具有新功能和新样式。这样消费者不必丢弃原有的产品，而照样能享受源源不断设计生产出来的新产品，只需新旧结合或更换相关部件即可，这样不仅减轻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大大减少了因生产产生的废弃物，节约了资源，减轻了环境负担（如图3所示）。北京工商大学学生蔡博文在2011年IF国际工业设计设计大赛中设计的一款名为Tilt12°的作品，将盆子底面倾斜12°，当使用者向盆内放水时，就会下意识的使用盆子的低凹一端，不仅与使用现有盆子浸泡衣物达到的效果一样，同时让使用者在无意识下节约了水资源（如图4所示）。图3可变镜头照相机图4Tilt12°低碳绿色设计要求当代的工业设计师和企业无论在设计构思过程还是生产加工过程中，都应将资源利用和环境效益作为设计的核心之一，尽可能地减少产品及产品生产中的不合理，从而降低给环境、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企业完善自身建设的过程中，政工工作存在的问题不仅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建设，还会对企业长期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笔者提出以下几点解决对策。
1提高企业政工工作的专业能力
精简政工人员是目前政工工作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但是，精简政工人员并不意味着减少政工的工作量，而是相应提高政工人员的工作效率。政工人员素质不高会影响其工作的开展。因此，提高政工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是企业发展的必备要素。企业就应当制定一定的标准，在企业建设中挑选高素质的政工工作人员。政工人员的工作能力必须要强，其专业的理论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唯有如此，企业的政工工作才能够更好地开展。
2转变企业政工工作的新格局
企业领导应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因此，企业管理层应鼓励企业的其他部门与政工人员进行交流，这样才能够对其工作进行完善。对此，企业应要求政工人员在工作中勇于承担责任，能够在工作开展中起带头作用。为便于政工人员与其他部门人员之间的交流，企业应当为其建立一个沟通交流的工作平台。旧的政工工作模式再不能适应现阶段，应当推出新的工作格局，促进政工工作的顺利开展。
3创新政工工作内容
政工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可以结合企业文化创新其工作内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就应当结合企业自有的氛围进行，这样才有助于创造出适合企业自身的工作形式。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全体员工，因此，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就应当深入到企业员工中，进一步了解企业员工的工作心理与工作态度，及时解决企业员工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让企业员工深刻体会企业对他们的关心。创新工作内容，就应当从工作的本质出发，为提高工作效率，促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完善。
4完善企业政工工作的激励机制
企业在其发展中应当充分重视政工工作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应完善政工工作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的完善应本着“注重实绩，鼓励竞争，择优选升，赏罚分明”的原则来制定。在企业建设中营造良好的环境，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措施，制定评选表彰标准，将评选活动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实施，以此来提升企业政工工作的效率。
二、结语
1.企业政工工作的内涵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政工工作指的是在企业党委组织的统一领导下，企业党的基层组织所开展的廉政建设、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企业共青团工作等内容的整体。企业的政工工作是在企业政工工作人员的组织下，以企业的员工、党员、团员为开展对象的时间活动。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项立本内容，是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市场影响力的主要内容。政工工作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和促进。政工部门作为一个企业文化建设的职能部门之一，不能仅仅依靠某一部门的建设，需要借助企业各个部门的合理，来提升企业全体员工行动的系统性。所以，新时期企业文化建设的时候，企业的政工部门要做好企业文化建设的定位，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发挥，促进企业文化建设与行动的一致性。
2.企业文化的内涵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经营者长期倡导的、企业广大员工认同的、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一种行为规范和企业物质文化环境表现方式，主要有精神层面的企业文化、企业行为制度、企业物质环境等等。企业的精神层面的文化是企业员工所共同信守的价值取向，是企业生产、社会责任的出发点。行为制度则是对企业的员工行为的一种规范与约束。物质文化则是企业文化的外在体现。
二、政工工作对企业文化建设的价值
企业政工工作与企业的党建、工会等工作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是企业的先进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工工作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企业的政工工作是借助科学理论，实现对员工思想教育和提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员工的世界观、人生观等有了更为全面的发展，对于解决企业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等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企业的政工工作的开展对于提升企业党员干部的人格魅力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提升企业政工工作的开展效果，是构建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重要内容。企业的政工工作对于提升企业党组织、团组织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政治核心作用，促进企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效的政工工作对于企业文化建设的促进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高质量的政工工作开展质量，能够激发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企业各项工作的实施创造良好的主体条件。其次，企业政工工作的开展能够提升企业员工在工作过程中的创造力，改变传统的政工工作仅仅是思想教育的认识，是实现企业政工工作价值有效发挥的基础。在企业大政工格局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在以党建思想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通过提升企业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效果，是促进企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文化建设虽然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但是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党组织对企业员工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虽然不能够覆盖整个企业的文化，但是企业文化作为教育和引导员工的重要举措，实现员工精神意识的动态发展，需要企业发展战略、企业形象树立、市场经营模式的创新。所以在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提升政工工作的保障作用和引导作用。
三、企业文化建设与政工工作的优化策略
1.加大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助推
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工工作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助推作用，需要思想和行动的双重保障。只有思想工作做到位，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其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引导和激励功能。提升企业的政工工作，是帮助企业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世界观，规范企业员工行为意识的重要措施。因此，企业的政工工作人员要以企业的文化建设为契机，提升企业员工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性，不断振奋企业员工的精神，通过深入基层、梳理企业长远的发展战略、关心企业员工的精神、物质需求等措施，来帮助企业构建具有普遍认同价值的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发展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
2.优化配置企业的政工队伍
为了更好的提升企业政工工作的开展质量，实现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需要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做好企业政工队伍的优化，在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政工工作作为重要内容，企业文化的建设更加需要一支优秀的政工队伍来引导和保障。企业的领导干部要做好表率作用，通过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下属等，促进企业文化建设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在遵守相关规章制度的同时，要着力培养企业高素质的政工队伍，为企业的文化建设提供优秀的政工人员。
3.丰富与创新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
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和特色性较强的工作，在企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文化的打造需要在一条主线的引领下，不断丰富与创新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既需要创新，更需要创新，在注重引导员工积极工作、健康生活的前提下，提升员工工作的满足感，帮助员工在企业中获得应有的尊重和价值认同。因此，丰富与创新企业文化建设，需要以多样化的主题活动为载体，以此实现企业文化建设的常态化和高效性。
4.提升企业政工人员的服务意识
企业政工人员的服务意识，关系到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效性。因此，在企业政工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企业要重视文化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从企业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厂区环境、分配政策、企业奖惩制度等着手，制定与优化适于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的政策制度环境、工作生活环境，为企业文化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和环境基础。
四、结语
20年代国民革命之所以采取反帝路线，一方面固然是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继承，但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当时的主要敌人直系和奉系军阀分别受到英国（长江中下游流域）或日本（东北及山东）的大力支持。反帝路线可以调动国内广泛的民族主义热情，赢得广大阶层的拥护。应当说，这正是当时北伐迅速获胜的关键之一。至于集团叛变革命，原因之一则在于：当北伐接近全国胜利之时，蒋氏集团需要争取欧美列强的承认与支持，而当时社会主义苏联孤悬于北方，尚未形成后来的华约阵营，甚至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迟至1928年才启动）。因此，蒋氏集团如果继续采取联俄联共政策，势必像后来的新中国那样，遭受西方列强在政治、军事、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长期封锁和围堵，而同时可从苏联获得的经济、军事援助又势必极为有限。这当然是新兴的政权所不愿承受的。因此，北伐愈是接近全国胜利，政权便愈是面临外交战略的重新选择。而外交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内政的延伸。
在内政方面，政权采取了一条依靠中上层阶级的政治路线。由于它与现存社会的既得利益者阶级并无根本利害冲突，因此不存在彻底变革现有社会结构的需要。这一政治路线表面上是稳健的－－在保留社会原有秩序的前提下寻求渐进的富国强兵之路；其实质却暗含深刻危机－－土地问题没有解决，站在了人口中绝大多数即农民阶级的对立面。同时，蒋氏集团全面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不但日益侵害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阶层的利益，而且与政权内部的其他集团如冯、阎、桂等派系形成了严重对峙和冲突的局面，[1]从而使其社会基础受到更大的削弱。
由于政权的统治基础相当薄弱，使之难以动员与整合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它无力承受东西方列强的封锁和围堵，而只能承认和加入现有的国际秩序（由中心与组成的世界体系），采取垂直依附的发展模式。这意味着，在外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压力面前采取妥协、绥靖的政策。这种外交局面又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内政。
本书第2章指出，当统治集团面临强大外敌的时候，他们往往采取转嫁矛盾的方法，以暂时缓解外部压力。然而，妥协和绥靖的方针路线在暂时奏效的同时，必然造成国内社会矛盾的紧张激化。由此，外部民族矛盾不断转化为国内阶级矛盾，从而使一场上层统治集团的社会革命势不可免。也就是说，外部民族矛盾通过妥协和绥靖的外交路线必然激化国内阶级矛盾。在40年代后半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作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两种基本因素正是以这种方式联结在了一起。
首先，经过多年抗战洗礼，国内政治力量分化重组，各派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特别是在广大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政权在日本入侵面前的全面瓦解，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之下，底层民众已摆脱半封建的政治－文化束缚，成为民族解放的行动主体。战后，由于官僚资本主义仍竭力恢复和保持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的全面垄断，因而导致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最终表现为国共内战。
其次，美国在二次大战后全面接管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并在远东地区采取了压制日本、围堵苏联的战略。为此，美国在大力扶植中国同时，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进行全面渗透，根本目的是把中国塑造为实现其亚太地区战略目的的堡垒和工具。而政权为争取美国支持其内战政策，不惜大量出卖国家利益和，与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协定。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为例，条约规定：美国在华的法人和团体享有与中国法人和团体同样待遇；美国国民、法人和团体在华可取得动产和不动产权；美国货物的输入按最惠国待遇征收关税，内地税、运输和销售享受与中国人生产物品同样待遇；美国船舶、军舰可在中国沿海、内地任何口岸、地方航行，等等。战后，在这些条约的支持下，美援和美国投资合计约占外国在华投资的80％，美国的剩余产品和战争剩余物资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成为“美国工业的边疆”，致使战后中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
中国革命以暴力方式解决了国内阶级矛盾，同时驱逐了西方列强在华长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存在，从而一举扫除了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内与国际因素。中国革命初步完成了近代史课题，它以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为基础，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重建了强大而高效的中央政权，彻底摆脱了其国家的地位。其中，从五四到建国，反传统主义解除了广大底层人民的精神枷索，使其成长为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主体。反传统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始终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思想动员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传统主义在建国以后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中，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下来。
一、工业化与革命伦理
1、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广大的海外殖民地为依托（劳力、原料和市场）而完成其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过程的。这一点从英国与印度的经贸关系即可略见一斑。印度是英伦诸岛的15倍。英国工业革命启动之后，例如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依仗其宗主国地位，对出口到印度的机器纺织品仅收2.5％的税，而对印度输往英国的纺织品所征收的从价税则高达75％；加之英国机器制品的成本低，印度手工产品无力与之竞争，因此印度从英国进口商品剧增。从1818到1836年，英国销往印度的棉织品总值为300多万英镑；而到1855年英国工业革命完成时期，则增加了1倍，达660多万英镑；与此同时，印度向英国的出口也迅速增长，在1834年到1858年间，出口总额由812万英镑增加到2850万英镑，但输出货物几乎全是低附加值的原料和粮食。[2]因此，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业品的倾销，印度原有制造业趋于崩溃：“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3]另一方面，由于粮食和原料出口激增，印度出现了国民经济农业化的倒退现象，棉花、茶叶、咖啡等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经济结构发生极大变化。英国的工业化与印度的农业化几乎同期发生，二者相反相成，互为因??/P>
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从广大国家和地区源源不断地汲取超额利润，一方面维系着从资本积累到技术更新再到扩大再生产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则根本排除了国家和地区走上工业化之路的一切可能。
中国革命的成功使之从不平等的国际经贸体系中彻底摆脱出来，但这只是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扫清了外部障碍。对于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国家来说，资金与技术的匮乏和落后构成了约束其工业化进程的内部因素。在这方面，可以将中国与同属东亚国家的日本做一比较。
日本是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它是作为传统社会的欠发达国家被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如第1章所述，由于资源匮乏和市场狭小，特别是由于缺少长期的资本和技术积累，日本只能冒险依恃武力，采取超经济的、裸的直接军事征服和占领的方式，在欧美列强支配的东亚国际体系的夹缝中，掠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弥补其技术和资本的先天不足。[4]因此，明治维新以后，与英法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列强不同的是，一条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军事冒险主义路线主导了近代日本的发展方向。在该路线之下，日本的国民经济呈现出扭曲的结构：一方面，重化工业和运输业主要服务于军事目的；另一方面，生丝、棉纱和纺织品的生产主要用于出口赚汇，以便进口武器装备及其制造所需的钢铁和机器设备。以这种国民经济结构为基础，日本走上了扩军－征掠－积累，再扩军－再征掠－再积累的滚动循环的“发展”模式。这是一条通过战争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5]
与日本模式形成对比，中国选择了一条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2、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将要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5]按照新民主主义论的经济纲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将收归国有，但并不禁止其他“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农村经济中，则将扫除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允许富农经济存在。[6]
但是，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就断然放弃了由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对党内刘少奇等高层人士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7]与此同时，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则不断被加快，过渡时期一再被缩短。这是为什么呢？
从快速实施现代化的立场看，如果允许包括资本主义性质的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和发展，就势必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处理各经济主体间的关系，受到成本－利润原则的根本限制，从而使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大为削弱。相反，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大而高效的中央政府可统一规划和配置全部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迅速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工业化的外部环境并没有根本改变。在核武器时代，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围困，中华民族整体生存的危机甚至更为严峻了。中国工业化的这种持续存在的外部环境也正是它的动因。由于现代军事技术主要依托于现代工业体系，而现代工业体系则主要依赖于为其提供装备的重工业。因此，“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8]中国当时的首要目标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独立生存和发展，是应付大规模现代战争的威胁。由于这种目标不是纯经济的，因此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必须下决心超越并扭曲常规状态下经济发展的某些自然过程和规律。[9]实际上，如果当时中国不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合全社会资源，在最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建立起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那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将推迟许多年，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就将长期垂直依附于苏联，从而不可能在50年代后期顶住苏联的压力。换句话说，中国就有可能出现“东欧化”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3年经济恢复，到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正式启动。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1950年），特别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1950－53年）的持续进行，对于苏联来说，帮助社会主义中国完成适度的工业化目标，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在远东地区牵制美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一化三改”，即初步完成工业化以及初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的工业化目标，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0]
在1949年，农业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58.6％，工业仅为25.1％，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工业比重就远远超过了农业，1957年二者的比重分别为33.5％和43.8％。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重工业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52年的35.5％，上升到1957年的45％，1978年的56.9％。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机器设备自给率已达到80％。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指导下，中国以世界史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从而不仅使中国在短时间内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且为中国取得一系列国防技术的重大突破提供了基础，根本性地解决了民族生存这一近代史课题。
3、1949年以后，中共党并未因获得执政党地位和掌握国家机器而放弃原有的反传统主义立场。相反，从50年代初期批判电影《武训传》到70年代中叶评法批儒，反对传统上下尊卑的儒教思想体系的立场一再得到重申和强调。在时代，正是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对内政策方面始终坚持了这一立场，才能使广大劳动阶级在新的国家体制建立之后，不仅避免了重新沦为单纯的“统治的对象”的命运，而且像在革命战争时代一样，能够继续调动他们的潜力，参与大规模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由于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底层和内外战争的破坏，中国的现代工业基本极为薄弱。1952年，中国现代大工业在社会总产值当中的比重只有26.7％，而苏联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28年，该比重已达到45.2％，波兰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49年已达到65.5％，捷克斯洛伐克在1948年更高达75％。不仅如此，中国的工业化更面临严重的资金匮乏的困境。要实现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只能采取“自我剥削”的方式，依靠社会内部完成积累。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长期实行高积累、低消费，先生产、后生活的发展战略。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中国以惊人速度完成了工业化，但与此同时，也使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付出了巨大代价。例如，1949年，中国社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为557亿元，1957年为1606亿元，到1978年达6846亿元，增长迅速。但是，从1958年到1978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始终未超过1957年的水平；各种布匹的年人均消费量，1952年是17.12尺，1957年是20.47尺，1978年为24.11尺；在城镇居民住房方面，1952年人均居住面积4.5平方米，但由于人口增长等原因，1978年反降为4.2平方米。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缓慢，与同期国民经济和工业的高速增长相比，反差强烈。为实现工业革命，中国人民年复一年地付出着牺牲。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牺牲主要出于一种全新的生活－工作伦理，这就是“艰苦奋斗”。为区别于马克斯·韦伯论述的资本主义创业时代的新教伦理，我们可以将这种生活－工作伦理称为“革命伦理”。值得注意的是，导致这种革命伦理形成并持续发挥作用的前提之一，正是以奴隶史观（阶级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反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颠覆了传统秩序的思想空间内，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在尊与卑、贵与贱、高雅与通俗、心智与身体等一系列相互对立的价值范畴中，普通劳动者身上所固有的特质受到高度评价，甚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中国，劳动者阶级的确曾扬眉吐气，空前绝后般地获得了他们的价值和尊严。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不仅在工作中尽力奉献，而且在生活中也大多仅仅维持着和平年代里最基本的生存。在中国，由于快速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特别是资金和技术严重不足，革命伦理便成为对这种资源匮乏状态的必不可少的补充，甚至成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资源之一。
二、反传统主义的新内涵
1、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之后，反传统主义便愈来愈呈现出新的内涵。由于反传统主义的实质是颠覆上智下愚的、精英主义的正统尊卑秩序，因此，它的矛头所向是不固定的，不可避免地随时代的政治经济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内容的变化而发生调整。具体地说，是随着“上智”或“精英”内涵的变化而变化。自1952年全国范围的运动基本完成，3亿农民分得约7亿亩土地之后，广大农村地区便已消灭了传统的封建剥削制度，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也转向城市和工业建设。以此为契机，中国20世纪反传统主义思潮的演变发展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其主要矛头开始从反封建主义方面转向其他方面。
从50年代初期开始，伴随对全国范围内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场分别针对国家公务人员和城市资产阶级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全面展开。与此相呼应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包括对知识阶层西化派代表胡适的政治学术思想全面清算和批判在内的一系列思想文化运动。也就是说，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到思想改造，从“三反”、“五反”到反，从政治经济领域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开展了一场全面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历史运动。
中国通过自下而上的民族革命彻底摆脱了不平等的国际经贸体系，与此同时，也作为亚洲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而遭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和遏制。应当从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去理解中国50年代以来持续不断的反资运动以及在这一运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是非标准。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工业革命浪潮的发源地是西欧市民－资产阶级社会，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社会通过东西方贸易和大西洋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并通过对外扩张开辟了大片海外殖民地和市场。西欧工业革命正是以这些海外殖民地及其超额利润为前提而启动和完成的。然而，刚刚摆脱不平等的国际经贸体系的中国，无论从主观意志还是客观条件来看，它的工业革命，包括资金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都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要走出自己的工业化新路，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诸领域反对并超越西方资产阶级业已形成的各种传统，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原则－－所谓“经济人”的利益驱动原则。因此，也可以说，就在中国大规模实施现代化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相反相承地经历了一个“非西方化”的过程。
2、超越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在20世纪中叶唯一可以效仿的范例就是苏联计划体制。苏联体制是一条快速实施赶超战略的有效途径。与英国工业革命从棉纺织业到运输业再到机器制造业不同，苏联体制恰好颠倒了这一过程，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相对忽视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由于苏联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因此，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围困，即使仅仅为了生存，也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苏联以国家统合从资金、技术到思想舆论等全部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它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后果，包括国民经济结构失调和政治高压导致的社会创伤。因此从50年代后期，中国便开始摸索超越苏联计划体制的道路。如果说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是理论和政策领域的探索，那么50年代后期的鸣放运动、双百方针和则分别是政治生活、学术文艺和经济建设领域的社会实验。
由于党内党外的因素，这些实验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挫折。但是，中国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尝试并未止步，相反，这种探索在更深的层次上展开了。这就是50年代末期开始的反修正主义思潮。
3、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是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体制内，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必须由全体成员共享。这是前述社会主义的生活－工作伦理得以形成并持续存在的前提。假如党群关系疏离，特别是出现少数人实际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的倾向，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会逐渐被侵蚀和扭曲。与此同时，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如果不能与劳动群众自下而上的首创精神形成辩证统一的话，计划体制也会逐渐压抑和取消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上述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将导致劳动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日益衰萎，革命的生活－工作伦理日趋瓦解。于是小至一个企业大到整个社会必然缺乏活力，由此导致企业效益下滑，社会经济趋于停滞。实际上，这正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经济面临困境的基本原因之一。而这时出台的改革措施为重新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工作热情，往往采取将工作业绩与小团体及个人利益相捆绑的方式，长期的结果必然使主人翁意识及革命伦理彻底让位于利益驱动原则。公有制企业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生活－工作伦理的支撑，效益将进一步恶化。改革一旦陷入这一怪圈，就可能以全面私有化，即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占有方式的彻底解体而告结束。
毋庸讳言，晚年思想的核心正是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变迁和可能发生异化的规律。而这一探索恰好是从反思苏联体制的经验教训为起点的。
在中共第二次会议上，向全党提出：我们不提“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说：“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这里缺乏辩证法。”[11]
技术的对象是物质世界，它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政治则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对象，因此说：“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12]由于任何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不可避免地要在人与人的关系框架中进行和展开，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重大影响，因此，任何一种技术都隐含有相应的政治含义。如果有人不承认“技术即政治”的命题，那么，这并不表明存在着纯粹的、与政治无关的技术，而只说明人们正在不自觉地被一种盲目的政治所左右。更进一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当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准，国民经济的技术密度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技术因素必然忽视人的因素，特别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因素，从而可能导致党群关系的疏离。“专家路线”从来是“一长制”的共生现象。由此，也必然从第一个口号过渡到第二个口号，即“干部决定一切”。于是群众重新沦为群氓，社会主义便成了少数人的事业。
在鸣放运动、双百方针和遭受不同程度挫折之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专门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13]教科书第23章讲到1936年苏联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在相关文字旁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14]由于社会主义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因此，劳动者管理国家甚至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民利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存在下去的根本保证。
不仅如此，甚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家奉为圭臬的计划体制提出深刻质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斗争，这是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在这段话的旁边写下了“不对头”三个字，并指出：“这里把群众的斗争只看作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15]在阅读了另一段有关论述后，他又批评说：“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进行、合作化，会造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缘故，不是因为突击的缘故。”[16]
如前所述，思想的真正内核与灵魂是奴隶史观，具体化为方针政策就是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不是什么危难时刻的权宜之计，而是20世纪中国革命事业、乃至全部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所在。奴隶史观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反传统主义的基础，而且也是晚年思想探索的理论基础。它们对于未来探索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4、总之，反传统主义思潮贯穿于整个中国革命史。与此同时，从反封建（）到反资产阶级（建国后）再到反修正主义（60年代以后），反传统主义的内涵和重点又在不断发生变化，主要矛头所向顺序从中国皇权－官僚传统到欧美模式，再到苏联体制，其间历经辉煌与曲折，形态激烈而又焦灼。纵观20世纪，中国反传统主义思潮所经历的反对封、资、修三个阶段，其实质正是奋力走出一条属于现代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之路和现代化之路。
中国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革命意味着是打破和超越现状，打破和超越常规的历史渐进模式，使传统的延续中断。革命与反传统主义互为表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时间被浓缩了，每一时刻转折和质变都在发生，一年等于20年。
回顾历史，在1750－180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量的份额在30％以上，这是与中国长期作为古代社会中心国家的地位相适应的。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这一份额跌至19.7％，到1900年为6.2％，到建国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之际，则仅为2.3％，降到衰落的谷底。与此同时，作为古代世界地区的西欧社会，则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而逐步进入工业革命时代，成为新文明的中心。如果以1760年为英国工业革命的起点（恩格斯），那么到中国一五计划时期，西方工业化已经历了近200年的历史。作为现代文明的地区，中国要想迅速赶超西方，即使仅从理论上讲，也必须另辟蹊径，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多快好省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反省、质疑和挑战一切完成的、既定的、作为“他者”的传统。
注：
[1]1928年2月在同黄公略讨论蒋氏集团与国内形势时指出：“他（指蒋）只控制江、浙、闽、淮四省，对湘、鄂、赣、豫四省只是半控制；东北易帜而未改制，西北仍属冯玉祥和地方军阀控制，西南原封未动；两广勾结法国，实行割据。”见《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4－75页。
[2]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印度经济》，1982年，第11－1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第二卷，第65页。
[4]“正因为不拥有输出资本的能力和无法在经济竞争中战胜欧美各国，所以天皇制的执政者以及与其紧密勾结的大资产阶级，才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在东亚迅速发动的最大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的‘垄断’与地理方便的‘垄断’是日本资本主义结构的必然趋势。”见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宿久高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4－105页。
[5]日本的国家发展路线经历了深刻转折。明治维新以后，采取自主的富国强兵的发展战略。在该战略因太平洋战争失败而放弃后，被迫转向一条深度依附美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可与日本相比较的是，自建国后发展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到70年代末则转而与美日欧相协调，以出口导向经济被纳入国际社会。在欧洲，先有德国后有俄罗斯，也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转变。这些现象的实质是美国继承大英帝国遗产，上升为世界霸主后，为防范欧（德、俄）亚（日、中）强国的崛起而采取打压措施，迫使其改变发展战略。
[5]《选集》第二卷，第675页。
[6]同上，第678页。
[7]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见《选集》第五卷，第81页。
[8]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选集》第5卷，第92页。
[9]这一目标和决心在新时期受到朝野一致的抨击：“50年代初，搞国有化不是依据中国国情，主要是源于领导人特别是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影响。尽管当时搞国有化有种种理由，但是从总体分析，它不符合中国国情，脱离和超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从国有化到非国有化》，见《胡鞍钢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5页）在作者看来，似乎存在着脱离国际环境（冷战结构和苏联的压力）的孤立的“中国国情”。
[10]杨坚白等：《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07－308页。
[11]《在中国共产党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58年5月），第二次讲话。值得注意的是，晚年始终推崇列宁，而对斯大林则经常有切中要害的批评。
[12]同上，第三次讲话。这里当然是说心目中的“革命的政治家”。
[13]《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清样本，1998年。
[14]同上，上卷，第275－276页。
[15]同上，上卷，第402页。
自备电厂并网运行之后，将会改变之前的短路电流分布情况，这时就需要对电网供电线路进行优化配置，并且要增加化工企业内部的配电室，并改变继电保护的装置，例如要更好的实现方向保护等。于此同时，为了确保化工企业生产作业过程中用电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在实现并网之后，需要对电网供电线路化工线增加电压互感器，并且要将之前采用的不检重合闸方式改为检无压重合闸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自备电厂10kv母线到化工配电室的联络线要增加零序保护。由此可见，当主变压器10kv侧的自备电厂实现并网之后，需要接地运行，且要投入零序过流保护，若此过程不接地运行的话，则需要设置防止变压器过电压的保护装置，这样才能够确保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如果是因为自备电厂自身的原因而造成的解列，或者是因为化工企业内部电网系统的原因而造成的解列，都需要在解列之后重新并列，这时必须要进行科学的检查，并且要在电网供电线路化工线和上级电网没有故障的前提之下确保联络线具备检同期合闸送电的能力，满足化工企业生产过程中对于电能的需求。除此之外，自备电厂并网运行之后，需要正确的处理其和上级110kv送电线路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并网运行的效果。如果说110kv送电线瞬时故障的时候，自备电厂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解列，110kv变的110kv母线上可能会存在惨压，使得其送电线不能够重合成功，这样就会引起110kv变全站停电，造成较为严重的事故，影响到化工企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说当化工企业内部的自备电厂实现并网运行之后，一定要加强监督和管理，及时的发现110kv送电线的问题，确保发生故障时具有跳10kv热电厂联络线的能力，确保化工企业内部用电的可靠性。
2化工企业自备电厂并网方案的选择
上文中对于化工企业自备电厂并网后对企业用电影响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下面本文就结合工作实际，对当前化工企业自备电厂并网运行的具体方案进行分析论述。首先，可以通过自备电厂和电网供电变电站10kv母线之间架设热电联路线和系统并网运行的方式，实现自备电厂的并网运行。具体来讲，则是通过自备电网联络线，使得化工企业自备电厂实现并网运行，这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化工工厂的供电能力，确保厂内各项生产任务和生产目标的顺利完成。在整个运行的过程中，如果出现电网供电线路化工线故障跳闸的情况时，则由联络线继续向化工企业工厂内进行供电。如果说自备电厂的联络线因为故障原因而导致解列，则可以由联络线检同期合闸和系统继续实现并网运行。除此之外，应用低压低周连锁速断保护，过流保护等，也能够在电网供电线路化工线以及化工配电室等恰当的位置设置功率方向保护，确保化工企业的用电需求。这一并网方式还有利于化工企业自备电厂的扩建，能够为今后化工企业扩大规模提供加强的供电基础。其次，可以在电网供电变电站送电线进线侧增加进线开关，如此可使其和自备电厂联络线并网点开关之间架设光缆，便可与自备电厂进行有效联络，且建立光线差动保护，从而提升系统与自备电厂间的自动保护能力。而在电网运送线路出现故障的时候，应用这一并网方式也能够快速的使自备电厂解列，这样不会对上级电网产生较大的影响，能够将危害降低到最低。最后，可以通过自备电厂10kv自备电厂母线联络线，接入到化工配电室10kv母线上，将解列点设置在10kv自备电厂母线联络线的出线上，这样也是切实可行的自备电厂并网运行方案。在运行的过程中，采用低周低压连锁速断保护为主要保护手段，将过流保护作为后备保护手段，能够更好的加强用电保护效果。化工配电室与电网供电线路化工线二者需同时增加功率方向，并且后者增加电压互感器，同时和闸方式改为检无压重合闸。这一方式尽管能够达到并网运行的效果，但是在应用的过程中会影响到化工企业供电的可靠性，同时也会给供电网络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以此说在选择自备电厂并网运行方式的时候一定要科学选择，没有最佳方案的时候在考虑这一种并网方式。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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