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早期翻译的大都是苏联儿童文学作品。根据马力的统计，在1948—1962年间，任溶溶翻译了40部作品，其中35部都是译自前苏联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显然也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苏联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苏联文学及其儿童文学也是如此。“50年代，由于中国奉行‘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一边倒政策，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儿童文学蜂涌而入，大量翻译俄苏作品几乎成了一种浩大的运动。”1952年，新中国第一家少儿读物专业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任溶溶任译文科科长，该社成了当时儿童文学译介的中心。此时的任溶溶，集译者与“赞助人”于一身，又构成了其译介儿童文学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此期间，任溶溶翻译了大量苏联的儿童诗，他选取的原文作者都是声名显赫的诗人，如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阿•托尔斯泰、盖达尔等。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占主导地位，当时的社会迫切需要用“勇敢”“无私”“奉献”等精神来提高中国少年儿童的思想道德修养，因此翻译的作品主要也是以革命励志类为主。例如，1953年时代出版社出版了任溶溶翻译的《古丽雅的道路》，立刻成了一本畅销书，7个月后印数就接近50万册。苏联的道路，青春和理想，为祖国奉献的精神，这一切让小英雄古丽雅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致使译者的意识形态不自觉地与主流意识相靠拢，当这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时，译者的翻译活动就如鱼得水，既顺应了时代潮流，又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而此时译者的身份地位也得以凸显，译者的声音亦更响亮。当时的“古丽雅热”让更多的读者认识了任溶溶，他翻译的其他作品也因此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然而，当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骤变的时候，处于该系统中的文学系统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一点在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的选材方面有着很明显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外国文学译介领域向苏联一边倒的状况出现了极大的逆转，苏联儿童文学作品随后被禁止出版。而此时，任溶溶翻译的《马尔夏克儿童诗选》虽已全部校订好，但也只能压下来。”
从马力列出的任溶溶译事年表也可以看出，在随后的17年间，任溶溶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呈现零产出的情况。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汉斯•弗米尔(HansVermeer)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行为，他强调当译者在被赋予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译者的“无作为”或者“零作为”也要被看作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任溶溶在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的沉寂，也正是因为受到社会政治因素和赞助人，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而不得不顺应的一种行为。当时陷于“”期间的中国急需了解世界，每个出版社在干校都有自己的连队，有关部门特地抽调翻译人员组成“翻译连”，开始翻译世界各国的历史书籍，其间任溶溶就担起了翻译《北非史》的任务。任溶溶的翻译从儿童文学的偏离，也正是与当时社会不重视儿童，儿童文学的边缘化地位紧密相关的。1978年10月，陈伯吹、严文井、叶君健、柯岩、金波、任溶溶等一批儿童文学工作者来到庐山，出席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儿童文学界从长达十年的政治噩梦中开始复苏。儿童文学的重点转向儿童读者本身，儿童本位的儿童观逐渐确立。而任溶溶正是这一潮流的领军人物。这一时期任溶溶翻译了大量北欧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为中国几代小读者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进入新世纪以后，年过花甲的任溶溶仍然能够紧跟时代大潮，翻译了大量英美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如美国作家怀特的《吹小号的天鹅》、《夏洛的网》以及英国作家伍德尔的《飞翔的鸟拒绝忧伤》等。这些作品无不体现着新时代的气息，书中“成长型”明星角色如蜘蛛夏洛、哑天鹅等教会新时代的儿童如何面对竞争、挫折、失败、压力，让他们学会与人交往、团结合作、勇敢坚强，向小读者注入的都是这个时代儿童所急需的“正能量”。因此，可以看出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着其典型的时代特征，这是译者和翻译文本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明显体现，也是译者的角色在翻译活动中的“被动显形”。
二、被动显形:文学系统内的操控因素———主流诗学
上文提到，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内因是由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他们关注的是诗学。安德烈•勒菲弗尔还指出，内因(文学家及其诗学观念)是在外因(赞助人及其意识形态)所制定的参数范围内起作用的。也就是说，代表某一文化或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一套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意识形态价值参数;文学家和翻译家则在这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这里所说的诗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学手法、体裁、主题、象征、典型性人物及情景;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在任溶溶长达六七十年的翻译活动中，诗学这只无形的手也无时无刻不在操控着译者的选择。比如任溶溶早期翻译的前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便是顺应当时主流诗学的做法。那些作品中的“小英雄”们，如古丽雅、铁木儿等与当时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张嘎、潘冬子、小英雄雨来等形象是非常相似的。但是作为声名显赫的儿童文学译者，任溶溶同时又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有时候他也会向主流诗学提出挑战，因此主流诗学和译者的个人风格相互作用，这一点在任溶溶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也有着显著的体现。80年代初，任溶溶将瑞典著名儿童文学女作家的《小飞人》三部曲和《长袜子皮皮》三部曲译介到中国来。书中的小飞人卡尔松和皮皮这两个调皮捣蛋而又叛逆的“问题儿童”的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学中英雄榜样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对中国儿童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以至于连原文的作者都不得不“显形”来协助译者，以帮助译文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林格伦为“皮皮”的中译本写了序言，提到“皮皮没受过多少教育，所以你们不要学她的样。”勒菲弗尔也曾指出:“有些作家会因他们早期的某些少数作品而对主流诗学产生一些显著的，甚至有可能令人不安的影响，但随后他们却发现自己逐渐成为了主流，因为他们为主流诗学引入了新元素，或因为他们将文学赋予了一个新颖的功能，或两者兼而有之。”
任溶溶便是这样一位“译家”。刘绪源先生针对任溶溶新时期的译介评论说:“中国读者开始用惊异的眼光打量这些全新的作品。当时人们的思想刚开始解放，出版社很是为难，一方面知道它们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方面又怕它们被定为‘坏书’而挨批。……好在那时的时代气氛总体是积极开放的，在孩子们的一片叫好声中，中国的儿童文学界和理论界也开始正视林格伦的这些奇书了。”如果说之前的儿童文学以教化功能为主，那么可以说任溶溶翻译作品中的游戏精神和热闹风格赋予了儿童文学一个新功能，即娱乐功能。任溶溶本人也说，他翻译儿童文学“无非想让小朋友读到有意思又好玩的书，同时向我国儿童文学作者介绍世界儿童文学的精品，让大家开开眼界。”的确，任溶溶对林格伦的译介，令中国儿童文学界大开眼界。由此而掀起的“热闹派”童话创作，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百花齐放的局面。主流诗学通过专业人士主要是评论家们操控着文学创作和翻译，但是作家和译者也可以向主流诗学提出挑战，本来处于边缘地位的诗学观也有可能因为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逐渐成为“主流”。这跟作家或译者本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主体性是分不开的。
三、主动显形:译者的儿童观与个人情操
任溶溶的儿童文学译作以其题材的轻松幽默和语言的通俗易懂著称。这与译者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和他的个人经历、审美情趣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翻译选材的倾向与译者的个人特征和生活经历息息相关。译者通常会选择那些与自身的秉性气质、审美情趣、文化取向等相契合的作品进行译介。例如在任溶溶早期的译介活动中，他在大的方向上顺应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翻译的是苏联以教化功能为主的儿童文学作品，但译者本人幽默爱玩的性格和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却左右了他对翻译作品的具体选择。比如任溶溶翻译了大量马尔夏克的儿童诗，是因为马尔夏克“善于在自己的诗里讲述有关重大社会内容的那些最复杂的概念……他的讲述往往采用游戏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那么生动活泼，那么迷人心窍并且是那么易于被娃娃所理解”。上文所说的任溶溶对林格伦的译介也恰恰是因为这位作家的作品符合译者的审美情趣和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不仅翻译如此，任溶溶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翻译活动的影响，任溶溶创作的儿童诗通常是站在儿童的立场来观察生活，新奇幽默，充满童趣。其次，在翻译策略上，任溶溶也做到了时时刻刻心中有读者。他曾说:“翻译无非是借译者的口，说出原作者用外语对外国读者说的话，连口气也要尽可能像。我总觉得译者像个演员，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原作者的书既然是写给不同年龄的孩子看的，自然要让他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我们译者也就应该做到这一点，让我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9］大多数情况下，任溶溶采取的是以“忠实”为主的翻译方法，但他并不是盲目地忠于原作，他始终本着儿童本位的思想，采取以儿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方法。如当涉及一些语言和文化差异时，任溶溶便能将其深厚的英汉双语功底发挥到极致，使译作与原作在功能上达到“对等”。例如，一些英美儿童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文字游戏，读者读起来非常有趣，但是因为英汉语言的差异，这些文字游戏如果直译的话就会变得趣味全无，甚至晦涩难懂。又不能像那样采用加注解的方法，任溶溶觉得:“不得已时，偶尔加个注解还可以，多了可就不行，孩子受不了，干脆不看了。”
所以他采用的方法就是“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再次，任溶溶的儿童文学作品朗朗上口，文字通俗易懂，这既与他的个性，他的“儿童本位”意识密切相关，也得益于他长期从事文字改革工作。任溶溶曾撰文提出:“儿童文学除了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并使他们获得艺术享受之外，还要向他们进行语文教育。”因此，任溶溶的译作偏爱使用口语化的语言并注重语言的音韵美。任溶溶最关心的是他的作品要让孩子们读起来顺口，无论是翻译还是创作，尤其是在儿童诗中，任溶溶都十分忠实于这一原则。仅举一例，便可感知到译者的良苦用心。以下是米尔恩的儿童诗“Ted-dyBear”的开篇部分以及任溶溶的译文。这是一本低幼儿童诗集当中的一首，任溶溶用其极大的创造力，既保持了语言的通俗直白，又精心设计了尾韵，使译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节奏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低幼读物不同于，很多时候它们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听”的。低龄的孩子不会阅读，只能从家长、老师那里“听”书，所以流畅且有节奏感的语言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任溶溶深知儿童文学的这一特点，他的译作极好地传递了原作的精髓。而这样的译作正是译者深厚的母语功底和童心本位的儿童观相结合的产物，是译者主动操控原文，主动“显形”的结果。
四、结语
一、科学评价鲁迅作品中的历史名人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而混乱的时代，各种政治和文艺思潮风起云涌，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因而也就有了激烈的论争。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对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凶残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对论敌进行了有力的挖苦和讽刺。几十年潮起潮落，斗转星移。今天的我们，恐怕应该要用新的眼光来评价鲁迅的论敌即鲁迅作品中的一些名人了。
比如，鲁迅论敌中的最后一位作古者梁实秋，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一个散文家、学者。1949年移居台湾后，长期执教于台湾师大，在教学、创作、翻译等方面颇为勤奋。其散文隽永简洁，堪称大家；学术研究上很有造诣；翻译上贡献卓著。《记念刘和珍君》中被鲁迅指责过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1925年8月被免职后，南下无锡，在家乡继续致力于教育事业。1938年，日军侵入苏南，烧杀掠淫，无恶不作。杨精通日语，一旦见此，怒詈日军，尽力保护妇女，终被日军秘密枪杀。杨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敬业精神可嘉；以一弱女子而慷慨捐躯，民族气节可敬！《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及到的“反面人物”章士钊，早年是反对满清的激进派；“五四”运动前后，资助过到欧洲求学的留学生。1949年，作为的代表参加和平谈判，因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遂留北平。此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曾多次为国仗义执言，直至上书主席。此外，林语堂、胡适、周作人、陈源（陈西滢）等，现在出版了他们的许多著作，也有许多介绍他们的文章，有的还对他们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们在教学鲁迅作品，涉及有关历史名人时，就不能不引导学生去科学地评价他们，回避是不可取的，随意处理也不行。我们对这些历史名人，既不能低评，也不能高估。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既要考虑他们的政治态度、思想认识，又要考虑他们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全面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同时，我们应当向学生讲明这样几点。1、对一个人盖棺论定，是后人的事；鲁迅没有，也不可能对他的论敌作出全面的评价。2、鲁迅一生，从未与强权结盟，他对他的论敌的批评，无法律效力，也无行政措施，对对方不构成人身伤害。3、最重要的一点，鲁迅与他们的论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林语堂，鲁迅与之交往较多。鲁迅撰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直接原因，确实就在于林的《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在该文中，林认为“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主张“费厄泼赖”。在大革命高潮中，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当的。于是鲁迅撰文加以批评。在鲁迅的批评和“三·一八”事实的教育下，林很快认识自己的错误，积极参加了“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杆和砖石与警察相斗”（《林语堂自传》），并成了《语丝》全盛时代“打狗”的先锋。1926年5月，林离京去厦门，鲁迅为他饯行，并摄影留念。同年7月，鲁迅接受林的邀请，到厦门大学任教。鲁迅在厦大的一段生活中，受到林的悉心照顾。可见他们的情谊还是很深的。至于后来他们的分手，是另外的原因。从他们关系的疏密反复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对某一论敌的批评，仅仅是限于某一个特定时期；离开这一个特定时期，鲁迅是不会批评这一个人的。
二、规范鲁迅作品中的语言文字
由于历史的原因，鲁迅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些与现行语言文字规范相悖的现象。在教学中，如果教师因为出于对鲁迅先生的敬畏而讳莫如深，就势必使学生无所适从，甚至因“名人效应”的影响而盲目模仿，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就难以完成，祖国的语言文字就不能正确地被运用。
鲁迅作品中语言文字不规范的现象，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词语不规范。例如：
（1）她来求我荐地方，我那里料得到是瞒着她的婆婆的呢？。（《祝福》）
（2）然而她总如此，全不见有怜俐起来的希望。（同上）
（3）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为了忘却的记念》）
例（1）中的“那里”应该写作“哪里”，因为只有后者可以用于反问句，表示意在否定。至于例（2）中的“怜俐”，恐怕所有的学生不需要翻工具书，就能知道它应该写作“伶俐”。例（3）中的“绍介”，有这样的说法，但今天一般是说成“介绍”，所以还是按现在的说法为好。
二是标点符号不规范。例如：
（4）“实在，我说不清……。”（《祝福》）
（5）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吧；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
（6）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药》）
以上三例，都有标点符号用错了。例（4）中的句号属多余，因为省略号的使用有个原则：省略号前应该用什么标点符号就用什么标点符号（如果是顿号、逗号，也可以不用），省略号后不必再用标点符号（问号、感叹号除外）。例（5）中“她就正告我”后面的逗号应该改为冒号，因为后面的内容是“她”说的完完整整的话。同理，例（6）中的逗号也应改为冒号。
三是语法不规范。例如：
（7）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的豢养……（《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8）定眼再看，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药》）
（9）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祝福》）
兴趣是求知的动力，小学生阅读古典文学作品，不能靠教师的强制来完成。如果没有兴趣的参与，对于阅读与现代文有一定区别的古典文学作品，必然会味同嚼蜡，成为一种乏味的、低效的活动。
1.树立榜样
教师不时向学生介绍热爱读书的名人名家，点燃他们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激情；教师率先投入到阅读活动中，经常与学生分享阅读的快乐；在学生身边树立可以亲近、便于模仿的典型来激励全体学生。
2.赏析片段
教师选择古典文学作品中益智、有趣且符合少儿年龄、心理特点的故事或精彩片段，通过有声有色的讲述或朗读，以激发学生对文章或整本书的阅读兴趣。
3.悬念引趣
教师可以抛出一些与原著有关的问题来引导学生参与阅读，也可以利用故事中的精彩情节、感人画面设置悬念，激发学生阅读探究的好奇心。
4.活动激趣
学生天动，丰富多彩的活动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阅读的兴趣，维持阅读的热情，让学生在活动中阅读，在阅读中收获。
5.展示成果
定期安排学生展示自己的课外阅读成果，使他们产生成就感的同时相互促进，激发学生进一步阅读的动力。
二、丰富书源，提供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保障
著名学者朱永新曾说：“我希望学校的图书馆办到教室里、走廊上，学生随时可以找到想查的资料。”营造书香校园，让孩子灵动的心自由地翱翔于古诗文世界，让读书成为习惯，让学习成为乐趣，形成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学习氛围，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作为教育者，我们要为学生走进古典文学作品世界提供必要的保障，让学生有书可读。
1.开放学校图书室
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岗纳赞曾提出著名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其核心思想为“读者第一”。而调查中，我们痛心地看到：绝大部分农村小学图书室重藏轻用，被动服务，甚至无人服务；加上图书经费严重不足，使得学校图书室成了应付检查的摆设。因此，学校应设法增加经费投入，改善藏书质量和结构，安排专人负责，让小学生可以天天借到书，以满足他们旺盛的求知欲望。
2.建设班级图书角
由学生自带图书，并订阅包含古典文学作品的报、刊，班级进行集中管理、借阅。学生在课间就可以随时随意地看书。各班同时在班报开辟“读书角”“每周一诗”等栏目。学校还可以制定细则，评选“书香班级”，激励各班形成浓郁的读书氛围。
3.鼓励家庭购书、藏书
学校针对每个年龄段学生的阅读要求，分别向家长发放《小学生课外阅读书目推荐表》，争取家长配合，将读书活动向家庭延伸。学校定期组织家校共读交流活动，激发家长参与读书的热情，引导家长积极配合学校开展好读书活动。
三、循序渐进，指导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方法
1.制订计划
调查显示：小学生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往往逮着一本是一本，具有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因而教师在教学计划中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步骤和措施来引导，对小学六年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做到长计划，短安排。
2.指导选择
调查中发现：小学生鉴别能力、免疫能力较差，不知如何选择读物。因此教师要结合课堂教学、各种节日及主题活动，指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年龄特点及阅读水平的书：如古诗词，尽量选有注释和译文的；长篇古典名著，选青少年版或儿童版的；更要指导学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3.掌握方法
调查中，我们注意到，由于课外阅读方法指导的不到位，仅有20.3%的学生阅读古典名著“能认真抄录，偶尔写点感受与体会”，28.5%的学生“偶尔抄录自己感兴趣的句子、段落”，19.5%的学生“只是在书上写点字，划划线”，竟有31.7%的学生不做任何记录或圈点勾画。可见，大部分学生并没有掌握正确的读书方法。
（1）合理安排读书时间。学校可以统一制定读书计划，每天安排半小时，并长期坚持下去。
（2）指导学生读书要做到“眼到、心到、手到”，不懂就问，就查工具书，边读边想，适当圈划，及时记下自己的感受。
（3）掌握最基本的读书方法。①浏览性阅读。主要针对《水浒》、《三国演义》等大部头的书，教材中节选了部分古典名著的章节，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原著时，不应提过高要注，只要学生作走马观花的浏览，了解故事的大意即可。②品味型阅读。针对语言精美的古诗词，则要求学生细细品味、慢慢感悟，并通过背诵、摘抄来积淀语言，培养语感。
4.指导做读书笔记
（1）指导记录的内容
可摘录优美的词句、精彩的描写、生动的对话，可摘录名言、警句、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可摘录整篇文章，同时记下自己的感受、体会……
（2）指导记录的方法
①批注笔记。②提纲笔记。③摘录笔记。摘录好词好句。④心得笔记（读后感）。⑤撰写古诗句研究报告（苏教版国标本三年级上册就有此要求）。
（3）要根据年级的不同，逐步提高要求
例如低年级以积累词语为准，中年级已欣赏好句为主，高级年则要适当加入自己的感悟。
四、讲究策略，养成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
1.自我效能的策略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能够影响学生的任务选择、努力程度及坚持性。这一策略主要是通过自我要求、自我激励，更能使习惯成为一种较为稳定的个性心理品质。
2.及时强化的策略
心理学家有一个重要的结论：行为习惯的养成是刺激和反应之间连接的形成，其中强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以上两个策略的实施，可以实现内因与外因的互相促进，共同作用，促进学生养成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
五、活动促进，展示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成果
1.诗文表演
诗文表演形式多样，主要有三种：①诗配乐朗诵，教师播放与古诗词有联系的音乐，让学生朗读；也可以由学生自己选择配乐。②演唱古诗词，可以唱岳飞的《满江红》等已经有人谱曲的，也可以由教师配乐，指导学生演唱。③古诗词名句应用表演。古诗词不是古董，她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许多名句盛传不衰，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恰当运用古典名句，一定会为口语交际和文章增色。
2.诗文图展
利用学校橱窗展览师生的古诗词书画作品，让学生在欣赏书法的同时进行古诗词的诵读。诗配画活动可以由每个班级定期组织。
3.古典文学作品故事会
让学生把平时从中国古代神话、古代寓言、古典名著、古典通俗小说中读到的故事，以及与古诗词有关的故事在故事会上讲出来，评出若干名“故事大王”。
4.读书心得交流会
学生们交流读书方法、体会、感受，互相推荐介绍自己喜欢的古典文学作品。
六、改革评价，促使古典文学作品阅读活动良性循环
为了了解学生的古典文学作品阅读情况，促进学生认真而自觉地进行课外阅读，必须重视阅读效果的检测评价。评价时必须将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者紧密结合起来，给学生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结果。
1.制作整理“课外阅读成长记录袋”，定期展示
小小的袋中有他们摘录的好词好句好篇章，有相关的录音带、照片，有自制的古典文学作品手抄报，有学生的古诗词书画作品和获得的奖状等。
2.阅读考级，让学生考、读、背、默、说，结合查看“课外阅读成长记录袋”，进行课外阅读考级
关键词 现代文学作品 互文本 教学模式 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H19 文献标识码：A
Talking about the Intertext Teaching of Work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 Zude
(College of Liberary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ontains more intertextuality.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no works can be analyzed independently form other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the thesis probes the teaching mode of intertext for the work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angle of intertextuality, context of class and other factors in order to achieve'intersubjectivity'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Key words work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tertext; teaching mode; intersubjectivity
1 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与可能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是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也是其他专业大学生审美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但长期以来，在其教学方面，尤其是作品教学方面，存在着很多僵化的教学观念。这使得文学作品的教学变得枯燥乏味，也缺乏个性，也使得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接受感觉迟钝，从而导致人文精神和审美能力的贫乏。这也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相悖。
究其原因，这一现状源于以“作品意义”为中心的文学教育模式，从而造成了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的单一化理解，文学作品的审美因素无法呈现，作品的意涵无法内化成学生自身的思想与情感体验，更无法创造新的审美体验。
随着教学观念的变化和技术手段的提高，教学中已广泛运用多媒体等技术手段，这为“互文本”教学的研究和改革创造了必要的和有利的硬件条件。因此，在该课程的教学中，丰富文本的样态，营造良好的教学语境成为一种必然，而不能只拘泥于单一的文本或作品及其意义分析。基于此，本文提出“互文本”的教学理论模式与经验模式，以改善旧有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真正成为思想教育、审美熏陶和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领域。
2 互文本教学：一种理念
所谓“互文本”教学模式，是基于“互文本”的特点来讲解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并从实践中总结出相关理论与经验模式，改进该课程教学中陈旧的模式和手段，最终使文学作品内化为学生（包括教师）的认知与体验。
但“互文本”绝非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如已广泛使用的多媒体文本。更确切地说，它应该是一种新的教学观念、模式、方法或经验。“互文本”是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相关的一个概念。所谓互文性，是指任何文本都处于许多其他文本的交汇之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本总是或多或少地与其他文本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它是这些文本的再度阐释、集中、延伸、变异、转移或深化，也就是说，各个文本之间相互指涉，构成了相互解释、相互考辩和相互碰撞、交流的意义网络或“话语场”。因此，“互文本”是与作品文本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其他文本，与此同时，教师的课堂讲解、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师生的对话，乃至课堂的情景，这些因素也构成了另外形态的“互文本”或话语。也因此，“互文本”教学应该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进行“对话”的过程，即教师和学生以文本为中介的教、学、阅读和理解活动的综合过程。也就是说，在“互文本”和“对话”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对文本及相关文本的理解、对话与批判，从而真正实现与文本的对话。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同作家的作品不管是在题材、主题、还是在社会时代背景、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诸多方面，可以说都处于一种“互文性”的关系中。比如说，鲁迅的“乡土小说”尽管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存在很大差异，但其中的问题却有着相关性，那就是：这些作家是如何想象“乡土”和“农民”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或者那样想象和叙述？他们各自的想象意味着什么？追问这些问题，能给学生以更多的思考和启发，从而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不同作家和不同作品的意义。这恰恰也是“互文本”教学模式要呈现的可能性效果。
互文本教学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对“互文本”的阅读并在互文本之间进行“对话”，这既是为了实现知识的传授，信息的传递、价值的实现和观念的改变，更是为了实现思想和意义的共享、审美经验的获取和分享、心灵之间的融通，以最终达成一种主体间互相对话和共鸣的教学效果，实现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换言之，也就是要使学生能从多个角度、多重语境、多重体验和多种形式去理解并掌握文学作品内在的思想、情感和意蕴，同时营造“对话”的教学语境，并使学生能真正从中得到思想的教育、审美的熏陶和文化素质修养的提高。
3 互文本教学的几个向度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单纯以作品意义分析为旨归的教学模式，然而，这并不能真正使学生理解和把握作品的内在思想、情感与意蕴。互文本的教学模式，恰恰要解决的正是这种“意义中心主义”的教学模式和“单向度”的刻板的教学语境。因此，“互文本”教学的基本原则是选取与作品相关的多种形式的文本互相参照阅读，从而唤起学生对作品的多重体验和多重理解。具体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互文本教学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发展向度：
一是与同类题材的互文本进行对话，这既可以增强教学内容的丰富性，也能使某一文学作品有比较和参照的文本。二是与相同文体形式的互文本互相参照阅读，这可以从文体、体裁的角度把握某一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三是将某一作品和与其内容相关联的互文本对话。这可能会出现跨体裁、跨文本的情形，但这可以增强信息的广泛性，如相关电影文本、音乐文本、图像文本，甚至其他知识领域的文本，如历史文本、政治文本、新闻文本等。四是与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展开互文本对照，对一个作家的整体创作情况进行综合考察和内部比较，从而加深对某一作品的理解。五是与同时代其他作家作品进行互文本的对话，这可以横向考察某一作家作品的特殊性，从而加深对该作家作品的理解。六是和与作品文本中某人物或某情节相关的互文本进行对话，这可以使文本内在的因素和其他文本内在的因素发生关联，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作品的理解和认识。另外，在课堂的语境中，教师与学生各自不同的理解也构成了互文本，也需要在这些互文本之间建立起“对话”的关系。
总之，互文本教学的特色是能够使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处于一种“对话”的状态，即是在课堂上，在教师、学生和作品之间达成一种互动而且充满争鸣的“对话”关系，从而实现教师、学生与文学作品的思想提升和审美再创造。也就是说，将文学作品放置在一个意义和情感的多维网络中进行阐释和理解，以改变以往单一的、线性的教学模式和理解模式。
4 互文本教学的预期效果和可能性
所谓互文本教学，其预期效果是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转变为一个充满“对话”和“交流”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中，既有教师和学生的现场交流，也有同一时代和不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之间的思想与情感交流，更有现实和历史跨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因此，它是所有主体之间、所有文本之间的意义交流。
总之，互文本教学能使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有全面和深刻的理解，能在充满“互文性”的意义和情感网络中去把握作家的思想和作品风格，并能从多种角度、多重体验去理解某一作品内在的思想、情感和意蕴。可以说，互文本教学是实现思想、情感、意义和审美经验的再生产和增长的有效途径。因此，“互文本”教学，是从作品的“互文性”，最终走向一种人与人、人与作品、人与环境的“主体间性”。
本文为2011年度重庆师范大学校立教改项目“基于‘互文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研究”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温儒敏编著.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学习指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朱栋霖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关键词：初中语文；外国文学；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4-349-01
语文在初中教学中的地位很重要，语文教材又是语文教学的核心部分。外国文学在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都和我国传统的文学作品有很大的差别，通过在教材上学习外国文学作品，学生们可以加深对外国文化和文学背景的了解。
一、初中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方法
目前我国的教育事业正在飞速的发展着，语文教育事业发展的尤为顺利，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语文教材一直不停的进步更新，不断地完善自己。近几年来为了时代的发展需求，语文教材在选材上有了更高的要求，接下来就初中语文教材关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现状和策略进行详细研究。
在21世纪，人们对基本教育的要求有了全新的要求和认识，语文的学习观点也发生了变化，在此背景之下，语文教材的选材改革势在必行。初中教育是学生学习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初中的语文教学已经被广大教育者密切关注，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明确提出“关心当代文化生活，理解和尊重多样文化，吸取人类优秀文化营养”。实现这一要求的最佳方法就是将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加入到初中教材中。有人做过专业调查，最终显示学生在读课外读物时，大部分喜欢读国外的文学著作。但在实际的教学中，许多教师对外国文学作品并不重视，教材上出现外国作品时，有的教师会选择简单的讲述，或是干脆忽略。部分教师对外国文学的讲解方法有所欠缺，仍旧采取讲解我国传统文学的教学方式，其实这种方法并不适用，因为根本没办法给学生带来新鲜感，更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若是想要全面的达到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初中语文在外国文学著作教学方面必须要加以提高，就目前的教学状况来看，语文教师的教育观念转变迫在眉睫。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对其进行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培养。国外文学和国内文学有很大的区别，但它们都是人类的精神财富，所以教师不能因为教材中国外文学著作的内容较少，篇幅较短，就忽视它们的文学价值。从教师的角度来说，教师在语文教学领域里面是知识的指导者，传递知识的执行者，在教学过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语文教师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外国文学修养和专业的文学素质，积累外国文学名著的文学内涵，不断地了解外文著作，加深对其主旨思想和社会批判的认识，让自己的外文知识做到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外国知识的积累，让自己的知识更加充实丰富，并将这些知识运用到语文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观念一旦发生改变，就会对教材中的外国文学作品重视起来，在课堂上将外文著作的文学知识传授给学生，让学生的文学思维更加开拓，以此提高我国初中语文教材外国文学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将强学生的文学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培养。
二、初中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作品的编选要求
外国文学作品都是翻译过后才会编选为教学材料的，作为初中语文教材的重要内容，外国文学作品在教材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文学作品的选择要符合我国当代初中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不仅要求选文的文学价值和教育价值，还要注重内容的比例，以及选文要包含人文主义和教育的培养内容。
我国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经将外国文学作品编入中学语文教材之中，已有近百年的时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语文教材经过不断地整改、探索，外国文学作品已在语文教材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内容比例正在不断增加。在1992年的语文试用版教材中，外国文学作品的比例已经是7.5%，文学篇目已有17篇；到2000年时，比例已经为15%，篇目已经达到28篇之多，截止到目前，外国文学作品的数量和比例仍在不停地增加，其题材和形式也在不断地增多。外国文学作品的国别、体裁以及风格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有起初的叙事、议论文体，拓展到社会伦理、科普读物等方面。像《皇帝的新装》、《变色龙》、《福楼拜家的星期天》等经典外国名著，曾多次重复的出现在不同的语文教材中，这些作品可以将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以及科学等方面充分展示出来，让学生通过课文的学习，对国外的文化习俗有所了解。文学作品在在选文的题材和难易程度上也要十分注意，要将学生放在主体地位，编选内容一定要适合学生学习，满足学生的需求，在学生认知水平的范围之内。选编内容还要注意人文性的强调，将文学作品和生活联系起来，就像《鲁滨孙漂流记》等外国名著，即让学生的视野不断开阔，同时还提高了学生的文化素养，引发学生对人生的积极思考，这对培育学生的健全人格有着重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外国文学作品对初中语文教育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初中语文教学要尽早打破外国文学作品欠缺的尴尬局面，及时的改正当下的教育模式，对国外文学作品的内容和选材都要格外重视，为初中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提供有效途径。帮助外国文学作品的初中语文教学走出困境，教育者不仅要转变自己的教育观念，还要整合语文教材体系是否合理，适当调整考试制度等。所以，加强初中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作品十分必要，这不仅可以提高初中语文的教学水平，更是符合当代人对文化的需求和目标，坚持发展这项改革，会让现代化的改革之路更加顺畅。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人民性；社会转型期；何建明
一文学人民性是一个历史的动态概念。在社会转型时期，文学人民性受到新的挑战
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家普希金于19世纪初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中首先提出文学人民性的概念。别林斯基则对文学人民性概念进行过清晰的阐释，他认为：“‘人民’总是意味着民众，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阶层，‘民族’意味着全体人民，从最低直到最高，构成这个国家总体的一切阶层。而且别林斯基的人民性概念并不排斥上等、中等阶层，而是以能否忠于现实生活为评价文学人民性的准则：“我们所以离题说了以上一段话，就为驳斥这样一种毫无理由的见解，仿佛在文学方面，纯粹的俄国人民性只能从以粗糙的下层社会生活为其内容的作品中找到似的……错了，一千个错了!……诗人在描写下等、中等和上等社会时必须同样地忠于生活。”到1840年，他开始注意文学所表现的人民的意识，他提出：“文学是人民的意识……人民的文学源泉可能不是某种外在刺激或外在的推动力，而只是人民的世界观。每个人民的世界观都是它的精神的种子和要素(本质)，亦即它对世界所抱的本能的、内在的看法，有如真理的直觉，生而即有，这种看法构成了人民的力量、生命和意义，——它是那含有一种或数种基本色的三棱镜，人民通过它而认出一切事物之存在的秘密。”就是说，人民性的关键是表达出人民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具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就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关注民生疾苦，要书写人民的悲哀与苦难，要从人民中汲取精神营养，表现人民的斗争与追求。只有这样才是具有人民性的文学创作的本质要求。
文学人民性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它的表现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不同时代文学的人民性有不同的表现和要求。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涌起，在新时期文学出现繁荣局面后，文学人民性受到新的挑战。
在新的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的不同群体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在新的富裕阶层大量出现的同时，社会中也出现了许多贫困、弱势群体。在精神文化层面，人文精神普遍失落，个体关怀前置于社会关怀，物质追求更重于精神追求，一些知识分子在金钱的诱惑下丧失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文学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没有对“人民”内部的巨大波动做出及时贴近的书写。主流作家群中只有少数作家仍在坚持人民性的创作原则，深入生活，为人民进行写作。文学创作远离农民、工人和广大的基层民众，逐渐走向商品化、世俗化。面对转型期这些纷繁复杂的社会和文学现象，一些作家迷失了自己的精神方向和写作方向，文学的人民性应如何发展，如何对当前文学创作的不良倾向起到规范和指引作用并体现出自身的时代特征就显得极其重要。
二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在其报告文学创作中体现出了鲜明的人民性，并对转型期文学的人民性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
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继承了前人文学作品人民性的优．良传统，在其报告文学创作中体现出了鲜明的人民性，并对转型期文学的人民性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劳模作家”的桂冠就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对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体现出来的人民性的一个很好的认同。他的报告文学创作能够全面的反映中国社会，一方面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同时也得到主流社会的高度重视，这主要在于何建明能在忠于现实的基础上，注意把握各个阶层情感和利益的连接点，把握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趋向和规律。正体现了别林斯基上述对人民性概念的解释，并不排斥上等、中等阶层，而是以能否忠于现实生活为评价文学人民性的准则。
何建明一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如“中国教育三部曲”(包括《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恐惧无爱》)、《共和国告急》、《国家行动》、《永远的红树林》、《京保卫战》等等都是对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百姓所关注的事情以及时代精神的反映。与人民性在当前大多数作家的创作中缺失的情况及新时期前当代文学中狭隘的人民范畴相比较，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是对新的转型期社会广义的人民的报道和书写，是体现当前文学人民性时代特征的典型代表。何建明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作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站在比一般人更高的层面上去审视社会，认识社会。面对当前复杂的社会现象，报告文学作家要有清醒的头脑和具备全面的素质。当前社会有三种状态，即一是主流状态，是关系国家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大的走向的问题。二是多样化状态，三是边缘化状态，即农民，贫困大学生，罪犯子女，乞丐等的生活状态，如果这些人的问题处理不好也会成为影响主流生活的重要因素。作家的目光应重点关注主流社会的主流生活，并要注意这三方面之间的相互融合和转化，对整个社会一定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因此，何建明的作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各个阶层不同人民的形象进行了关注，如贫困大学生、罪犯子女、孤儿等弱势群体，党的执政者，先进英雄人物，知识分子等等，突破了新时期前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工农兵”的人民形象及“高大全”的先进英雄人物形象。而且，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贴近现实、深入基层、关注社会和时展的重大问题并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那些消解、亵渎崇高，远离人民性的道德理想，以至文学人民性精神丧失的个人化、私人化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忘却了广大人民群众，沉湎于个人情感中，习惯描写变形扭曲的东西，忽视社会意义和价值取向的创作是很难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之外获得永恒的。
在转型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以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为典型代表的文学人民性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转型期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代以来的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当代又盘根错节地重新纠结在一起，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复兴事业，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时代背景和丰富的写作素材，也赋予了文学的人民性以新的时代特征。人民的含义及内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始终是一个历史的，有阶级性内涵的概念。《辞海》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人民“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如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反动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人民的主体及文学的人民性表现的内容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时至今日，文学的人民性就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后，人民的外延不断扩大，除了广大的劳动群众是人民的主体部分外，人民应该还包括其他有利于时展，推动时代前进的个体和阶层，这就包括各条战线上的推动时代和历史前进的人物如个体户，私营企业老板，外企中的自领等等。正如别林斯基给我们的启示：文学人民性不是仅仅写底层，那恰好写不出人民性，而是要有民族历史的、社会各阶层的、扎根于大地的社会历史的广阔度，不是为某一个阶层代言，而是从整个民族、站在大多数人民利益之上，书写人民的悲哀、痛苦与欢悦。因此，当代具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就应该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广大人民进行历史性的书写。人民性，应该是为人民鼓与呼的责任感和对人民苦难所持的人道情怀，并对人民的力量持认同和肯定的态度。人民文学是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关注人民群体的生存状态、行为或心理状况，代表主流时代的主流文化，代表时代先进的文化方向。只有书写当下存在的与民族历史血肉相连的，表现大多数人利益的，深深扎根于大地的文学，才能体现出具有社会转型期特点的人民性。
《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宗教文化的体现《汤姆叔叔的小屋》是19世纪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一部现实主义杰作，是美国废奴文学的丰碑式小说。其宗教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斯托夫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家庭，深受基督文化的影响，其兄弟都是颇具名望的牧师。她的丈夫卡尔文斯托是神学院的教授，而且还是位著名的《圣经》学者。所以说，斯托夫人的一生都与基督文化有着某种特殊的情结。第二，对于这部为废奴运动振臂高呼的代表杰作，当作者涉及创作它的动力时，说这曾源于1851年2月的一天，她在教堂领圣餐时脑海中浮现出的一幕情景：一个垂死的黑人一边受着狠狠的鞭打，一边还为折磨自己的人祈祷。这幅图像迫使她奋笔疾书，她感到写书的人不是她，而是“上帝”。第三，就小说自身而言，无论是人物，情节还是创作风格也处处彰显宗教意识。鉴于原作中突出的宗教特色，对它的翻译固然也分外重要。阐释学认为，对于同一部文学作品，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的理解和解释。理解者不同的历史背景，各自特有的视域都会在对原作阐释的过程中留下自己的烙印。
二、宗教文化重构对比研究
原作中宗教主题的表现形式多样，分散于整部小说的各个章节，笔者对此作了总结，试图从宗教词汇和宗教人物这两个方面来探讨不同译者是如何移植原作中的宗教主题信息的。笔者从十多个译本中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译本为研究范本，它们分别是清末林纾和魏易的合译本、20世纪80年代初黄继忠和90年代末期王家湘的译本。例1：‘Mother’sbar’lsislikedatarwidder’sMas’rGeorgewasreading’boutindegoodbook-deyneverfails,’saidMose,asidetoPete.林译：省译黄译：“妈妈的木桶就跟乔治少爷在圣书里念到的那个寡妇的坛子一样——真有灵验，”摩西轻轻对彼得说。）（见《旧约圣经列王纪上》，第十七章：“上帝降灾于基列地方，嘱咐先知以利亚往撒拉法去避灾，并吩咐那里一个寡妇供养他，寡妇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但吃了许多日子，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王译:“妈妈的大桶就像乔治少爷给我们读的《圣经》里的那个寡妇的木桶——有求必应，”摩西对彼得说。例2：Therewereothers,whichmadeincessantmentionof‘Jordan’sbanks’,and‘Canaan’sfield’,andthe‘NewJerusalem’.林译：省译黄译：另外还有好几首圣歌，里面不断提到“约旦河岸”，“迦南战场”和“新耶路撒冷”。王译：还有别的一些圣歌，经常提到“约旦河岸”，“迦南战场”和“新耶路撒冷”。上述两例中涌现出了诸如“Jordan’sbanks”，“Canaan’sfield”，“NewJerusalem”和“bout”几个非常典型的宗教词汇，它们均出于《圣经》，包含着丰富的宗教文化。
林纾对于这几处宗教词汇进行了省略，没有体现在译文里。之所以如此，林纾认为：是书为美人著。美人信教圣笃，语多以教为宗。顾译者非教中人，特不能不为传述。识者谅之。另外林纾译此书的目的旨在借助域外小说来创立有助世道人心的“新小说”，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通过对外国小说内容和意境革新，达到“以彼新理，助我行文”的目的。可见，林纾并非无意忽视原作中的宗教内容，他是有意而为之，视情节与他的翻译目的为一体，认为与自己翻译目的关联不大的情节，便予以省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两位译者均采用直译，但是翻译方法不尽相同。80年代初的中国国门刚刚打开，考虑到中国读者对基督教的接受程度才刚刚开始，黄继忠对译文的解释要比王家湘详细许多，甚至不惜泼墨，借助注释准确完整地传递外来宗教文化。除了上述多样的宗教词汇，与故事情节紧密相关的小说中很多人物也都深深打上了基督文化的烙印。主人公Tom就是个十足的基督信徒。小说第4章里Tom正式登场。作者对于Tom的出场俨然赋予了浓厚的宗教气息，身上无处不透射出基督教徒的优良品质：仁慈、博爱和虔诚。对于这种宗教教义的宣传，林纾认为这无益于他的翻译需要，所以义无返顾地省略了。林纾为了使译本能起到对当时中国读者爱国之心的呼唤作用，让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民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与小说中描写的“黑奴”有相似之处，在第38章里，描述Tom因受残暴奴隶主SimonLegnee折磨而陷入绝望，正当此时God出现在他面前，安慰他，使他终于度过了危机，战胜了自我这一段描述，林纾就在译本中对人物息息相关的宗教文化进行了生动的描述，目的就是为了让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坚定信心，充满勇气，定能闯过难关，战胜邪恶。
相比之下，黄继忠的译文则用词规整，句式整齐，如：胸襟宽广、道德高尚、单纯诚恳、无与伦比、不假思索等，具有典型的归化翻译特点，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活脱脱的中国版Tom大叔的形象。王译倾向口语化，现代气息浓重，翻译更加贴切，符合人物形象。对于人物的宗教意识，小说中几位圣洁、温柔、虔诚的女性基督徒形象也是一大亮点。如：Mrs.Shelby,Eliza,Eva等。小说开篇对于Mrs.Shelby做了这样的描述：例3：Mrs.Shelbywasawomenofahighclass,bothintellectuallyandmorally.TothatnaturalmagnanimityandgenerosityofmindoneoftenmarksascharacteristicofthewomenofKentucky,sheaddedhighmoralandreligioussensibilityandprinciple,carriedoutwithgreatenergyandabilityintopracticalresults.林译：爱密柳者，贵家女也，识力高旷，心术惠懿，硁脱沟之第一闺秀也。恒人仁爱，特托空言，而爱密柳之为人，实于行为中推荐其仁爱。黄译：无论就其智慧或德性而言，谢尔贝太太说得上是个高贵的妇人。她不但天生气度宽宏（这是坎特基如女共有的特征），而且具有崇高的道德原则和宗教信念，并且不遗余力地把它们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王译：谢尔比太太在智力和道德两个方面都属上乘。她不仅具有人们认作是肯塔基女人的特点的天生的宽宏与慷慨之心，而且有很高的道德和宗教意识和原则性，并以极大的热情和能力把这些付诸实施取得实效。从例3中不难看出，原文中具有极度博爱精神的Mrs.Shelby在林译的笔下被描绘成一名温婉贤惠的大家闺秀。其中体现出的“仁爱”思想又不乏中国儒家传统道德的气息，这些既是林纾想要传达的，又是符合当时读者期待的。黄译和王译这里均将Mrs.Shelby高雅、聪慧、宽厚、慷慨的形象展现出来了，只是方式各有不同。黄继忠在句式和词序方面进行了调整，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而王家湘偏重直译，将原文内容与形式完完全全介绍给读者。
三、结束语
这里且以小学五年级教材为例：
附图{图}
然而，尽管探究这两门学科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的逻辑联系似乎并不太难，但要同学生的思想实际紧密联 系起来，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却并非易事。经过反复分析研究，我发觉影响学生写作水 平和道德认知提高的主要症结，就是失真失实。具体地说，小学生写作文，主要写记叙文，理应以自己身边的 人和事为写作素材。但不少学生总觉得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太平凡，“没啥可写的”“写出来没劲”，于是就套 用《作文大全》之类教辅读物中的内容，或将别人的文章改头换面，或凭空编造假故事。这显然无助于写作水 平提高。在思想品德教学中，不少学生又只偏重内容的感知和基本概念的背诵，缺乏联系实际、举一反三的能 力，存在知行脱节的现象。如有些学生能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但让他们运用书本里学到的道德观念，分析现 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就不知所云了。这无疑是提高道德认知的一大障碍。
于是，我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思路，即思想品德课教学与作文教学的有机结合，应以倡导崇实求真为突 破口，以利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取得事半功倍的实效。这是因为，倡导崇实求真的风尚既是思想品德教育的 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提高学生观察生活、反映生活，提高写作能力的有效途径。况且，这一突破口的选择，与 学生的实际状况是完全吻合的。
为了倡导崇实求真的风气，在作文教学和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我在教案设计、课程安排、教学方法上都作 了些改进。
1.面向实际，开阔视野，新人新事写不尽。
小学生写作文，之所以觉得“没啥可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见闻有限。这跟学生的社会经历、生活环境 的因素相关，是不能苟求的。而从教师角度反省，恐怕与偏重讲授书本知识而忽略引导学生面向实际、开阔视 野大有关系。因此，在作文教学中，我改变了过去着重讲授写作技巧的教案设计，反复讲述现实生活是写作之 源的道理。在思想品德教学中，我改变了以讲为主的方法，想方设法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考察，议论社会现象， 逐渐养成面向实际的风尚。
例如，在执教思想品德课《珍惜学习的权利》时，我就向学生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每人都去找一找自己身 边最爱学习的人，搜集一、两个真实、生动、具体的事例，然后在课堂中向全班同学介绍。这对学生来说，既 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于是，在课余时间，他们就比较留意观察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了。经过认真观察， 收集了不少素材。在课堂上，有的学生介绍自己的爷爷，退休后进老年大学学绘画，一回家就戴上老花眼镜不 停地练习，如今画出来的小熊猫栩栩如生；有的同学介绍自己的妈妈受文革影响而耽误学业，近几年白天上班 ，晚上去成人进修学校充电，深更半夜还在灯下做作业，如今终于拿到了大学文凭；有的学生介绍自己的表姐 ，虽然拿到大学文凭，如今仍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电脑……在听完学生介绍后，我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收获，并 提示他们这些真实、生动、具体的事例，就是写作文的好素材。不言而喻，他们交来的作文《他（她）真是我 学习的榜样》，内容都来自于自己的生活积累，而不是教辅读物中某些故事的复制品了。
2.设身处地，悉心体察，笔端倾泻真情感。
小学生写记叙文，往往平铺直叙，缺乏感情色彩，这也可以说是“常见病”之一。究其原因，主要不是写 作技巧问题，而是道德情感不够强烈，亦即对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与假丑恶的认识不够深刻所致。
按理，师生朝夕相处，相互间较熟悉，学生尊敬老师、热爱老师之情是真诚而由衷的。然而，每每让学生 撰写《我的老师》之类的作文，尽管不乏“深夜备课”“带病上课”之类情节，以及“品格高尚”“满腔热情 ”之类赞叹语，可惜读来总觉得空洞、抽象，难以引起心灵的共鸣。此中奥妙，并非学生对老师缺乏感情，而 在于对教师的工作、生活、思想、情感观察不细、理解不透。这就是说，引导学生在观察生活中发掘写作素材 ，还应当引导他们做有心人，善于设身处地感悟，敏于细致入微观察，以加深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解。
为此，在执教《爱满天下》一课前，我整理了不少同事的动人事例。在课堂上，我简要讲解了教师工作的 意义，接着就用具体的实例，讲解为什么人们把教师比作伯乐、园丁、严父、慈母、红烛。我所例举的事实， 全都发生在学生所熟悉的老师身上，他们听来倍感亲切，更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使学生颇受震动。在结束课 堂教学时，我要求每个学生仔细观察一位老师的一天工作，包括生活细节，神态变化，情绪起伏，然后各自准 备在课堂上介绍一位教过自己的老师，进行集体评议。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学生们充满感情地介绍了一位又 一位老师的感人事迹，有的同学讲着讲着，眼中闪出了泪花，还有的同学难以用语言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忍 不住用拳头敲打自己的脑瓜，急得直嚷“真该死”！这样，经过仔细观察和相互交流、相互感染，学生们对老 师工作、学习、生活和品格、情操、思想境界有了更多更深的理解。课后，他们写作《我的老师》一文，字里 行间全都流淌着浓浓的真情实感。
3.就事论理，深思熟虑，评议世态有主见。
小学生写作文，不善于夹叙夹议，提炼文章的主题，这也是一种“多发病”。在批改作文时，经常可以发 现这样的情况：内容不错，文字通顺，结构也较合理，可惜点题总是几句套话：“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这件事使我深受启发”。这与小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相关，虽不宜过高要求，拔苗助长，但也决不是说，教师可 以听其自然，放弃积极的引导。我觉得，在思想品德课教育中，如果能够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组织学生开展 一事一议，那对提高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写作水平，是不无益处的。
如执教思想品德课《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一文，我的教案设计不是先讲“相轻互损，相亲互益”的道理 ，而是先让学生议论同学之间存在的矛盾，究竟产生了什么结果。在此基础上，再推选几位学生按课文内容排 演两个小品，一个小品的立意是相轻互损，一个小品的立意是相亲互益。为此，学生们颇感兴趣，不仅认真阅 读课文，仔细分析角色的思想行为，还对“相轻”“相亲”的必然结果进行了广泛的议论。显然，采取此类生 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旨在引导学生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进行多方面的思考，从而养成就事论理，勤于思考 的习惯。在此基础上，进行写作辅导时，如再提醒学生注意把思想品德课学得的道理运用到文章中去，力求使 文章主题鲜明、议论风生，效果就比较理想了。事实上，我在讲授《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一文后，布置学生 写《我和××》，多数学生在自己作文中运用了思想品德课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尽管运用得还较机械、不够自 然贴切，但也应当肯定这种注意就事论理、独立思考的现象是个良好的开端。因为，学生们在作文的结尾不再 反复出现“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之类的空而无当的套话，而代之以各具见解的议论，这表明学生的逻辑思 维能力有所增强，写作水平有了可喜的进步。
4.学以致用，知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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