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和学科内外对对象学科价值和地位的体认和评价的影响。对于修辞学的学科形象，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直到今日，一直众说纷纭，毁誉交加。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诸如“困境”“缺席”“失语”“边缘化”“弱势”等关于修辞学科现状和趋势的种种负面声音，不但出自学科内部，也源自学科外部，虽然未必尽如事实，但也绝非空穴来风。历史和现实的诸种因素共同作用，已然导致学科环境趋于恶化，学科队伍建设、成果建设受阻，学科整体形象受损。新世纪以来观察、思考、评论中国修辞学学科建设和发展问题最深入的学者之一无疑是谭学纯。他以大量事实和数据，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中国修辞学科面临的生态窘境：“修辞学科生态系统中，同行学术认同的理想形态和现实形态产生了矛盾”，小同行信心不足，出现“去修辞化”（离场和换装）与修辞学科“空心化”趋势，导致自我认同危机和悲观情绪放大。在他看来，学科所谓的“弱势特征”，结构性弱势大于学术性弱势，体制性弱势强化了学术性弱势，学术性弱势又加剧了结构性弱势，固化了体制性弱势①。“多种原因造成的学科弱势特征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弱势－边缘’的学术心态，以及由此滋生的学科自卑；可怕的是，面对强势学科压力的自我迷失。”②字里行间充溢这学科自省和学科自尊。吴礼权分析修辞学科重要性未受到应有重视的根源来自“历史偏见”和“现实困惑”两个方面，包括由来已久的反修辞传统造成的误读，学科定位、人为因素、队伍建设等造就的现实困局。③冯广艺则指出，中国修辞学科学术队伍梯队分布不合理，缺乏像陈望道那样的大师级领军人物，而学科的中坚力量不稳固，年轻学者中成果突出者寥寥无几。④汪国胜肯定修辞学的长足进展和繁荣局面，同时特别提醒人们认真思考和正确对待五组关系的协调发展：理论与事实、广度与深度、静态与动态、实用性与科学性、学科发展与学风建设。⑤任何学科都需要在研究中不断突破自己。修辞学界关于学术突破的话题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被提及和探讨，新世纪以来无论是认识和实践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讨论较多的问题有：一、学科的重新定位；二、理论和方法的更新；三、问题研究的深广度；四、其他相关方面的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国修辞学研究，几乎一直伴随着学科定位的争执。谭学纯指出：语言学的修辞学学科定位，强调语言学的理论资源、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交叉学科的修辞学学科定位，吸纳、改造、整合多学科的理论资源、阐释路径、研究方法。鉴于现有的局限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学科建设与发展，谭学纯主张并实践以语言为本位、以交叉学科为外延的开放性定位。⑥对修辞学理论和方法的更新问题，学者们议论最多。前述“首届望道修辞学论坛”就将研究方法设定为两大中心议题之一。高万云认为，缺少问题意识、方法意识、目的意识，是修辞学陷入当下尴尬处境的内因①，因而有必要创建修辞理论和方法的分层体系，“把一般修辞学与个别修辞学、本体修辞学与交叉修辞学、广义修辞学与狭义修辞学等各种对立关系区别开来”②。谭学纯则从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角度提出要求：中国修辞学融入全球视野中的同类研究格局，需要了解基于不同学术机制和社会认同度的修辞学学术空间，需要消化外部智慧，更需要以自己的学术形象和民族身份的清晰度，进入全球视野⑤。“缺乏深度是当代修辞研究的主要症结”，具体表现在：“对修辞学的学科本质属性缺乏深入的研究，对修辞现象缺乏深入的分析，对修辞学与邻近学科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入的了解，对修辞学的理论和方法缺乏深入的把握。”⑥张炼强先生的这一看法，用于概括当下中国修辞总体研究的根本或主要问题之一，应该不会有太大争议。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对修辞学过往和现状的彻底否定或贬低，相反，事实是中国修辞学从来都不缺乏富有影响力的大师或学者，也从来不缺乏富有深度的论著。科学的真谛和生命在于创新，在于新问题的发现，更在于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不断取得新进展，“缺乏深度”对于任何学科而言都是可怕的甚至致命的伤害。中国修辞学当下因为存在多方面的病源，特别是某些特殊病源，相比不少学科而言，“缺乏深度”的问题也许更严重，也更令人担忧。特殊病源之一，对于“科学化”和“人文性”的关系存在片面理解或模糊认识；之二，对于狭义修辞或语言学的修辞学学科定位的认知和把握上存在局限或偏差；之三，学科边缘性或多边性特点对研究者学养、研究手段等的较高标准或特殊要求往往不易达到，而高学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一直都不具备任何与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比较优势，更何况还受困于队伍断层、流失或自信不足等现实问题。
二、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方向、路径和侧重
如何直面现实，应对问题，深化研究，重振形象，是摆在修辞学广大同仁及众多关心支持中国修辞学发展的有识之士面前的第一要务。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在继续查找问题的同时，更注重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设计具体方案，并付诸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实践。
（一）学科发展方向：“走向大视野”，“融入大生态”
找准发展的大方向，无疑是学科反思的首要目标。谭学纯对此极力主张，并多方论证了其必然性。“消除学科误解的最好办法，是拿出让人重新认识这个学科的研究成果”⑦。而要拿出原创性、标志性的新成果，基于交叉学科性质和跨学科视野的修辞学，就必须敢于突破囿于或偏于修辞技巧的传统研究模式，自觉投身开放的学术话语场，“融入大生态”。只有融入大生态，才能更好地体现学科存在价值，推助问题驱动的学术创新，提升学术成果的公共影响，推动大生态中的相关学科共同发展。⑧谭先生还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力主修辞学研究“突围”：“走出‘就语言谈语言’的技巧论，走向更为开阔的公共学术空间”。“突围”是研究视野和方法意义上的，是避免在相关学科“修辞学转向”难得的历史机遇面前“旁观”和“失语”，开展“对话”的需要，是开拓学术空间的现实需要，是“走向大视野”，从而“融入大生态”。因而，“突围不是意气之战，不是放弃修辞本位，而是更为开放的坚守，是为修辞学研究重建一个更大的平台，为修辞学研究者寻找更大的舞台，在更阔大的思想背景中，面对多学科审视的目光。”⑨虽然在对“大视野”“大生态”“突围”的理解上不可避免地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这一主张事实上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了解、信服和重视。正如宗廷虎先生评价的那样，修辞学走向大视野、融入大生态的主张“植根于古今修辞实际，基础厚实，立论牢靠，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赞同”。也有学者提出其他设想。有人主张将中国修辞学建设成为语言学中的一门核心分支①，也有人提出建立以修辞为纲的语言教学体系和以修辞学为中心的学科体系②。刘亚猛则认为应该借鉴当代西方人文学科的范式转换，重新思考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模式③。
（二）学科发展路径：多元化
方向一旦确立，接踵而至的就是道路的选择和开拓。“首届中国修辞学多学科高级学术论坛”围绕“大修辞观”的学科定位、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孙绍振）及提升原创性的途径：通过中国古代修辞理论资源的发掘和现代转换（朱玲），通过走向社会、贴近生活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胡范铸），通过关注学科外的需要（王希杰），通过更新修辞学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等，以及拓宽修辞学的研究领域，开拓修辞学的研究视野（马庆株、谭学纯、张宗正），加强修辞学学科队伍的建设、提高修辞学学术期刊的水平（李熙宗、张先亮）等问题，贡献了建设性意见。④新世纪以来，学界在以往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注重新的“研究范式”的构建和实践，如刘亚猛主张“修辞象征研究”、刘大为倡导“修辞构式研究”、胡范铸提出“新言语行为研究”，还有不少其他学者试图引入“互文性分析”“语篇分析”“批评语言学”“社会心理分析”“传播理论”“认知学科”等新兴理论和方法建构修辞学研究范式。其中，新的研究范式中影响最大、成果最丰的无疑是谭学纯等“广义修辞研究”，不但有系统的理论阐发，如《广义修辞学》，更有深化细化的理论展开和一系列成功的实证检验，《广义修辞学演讲录》《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修辞认知和语用环境》等。这一范式“能从多门科学的结合部看到修辞学的新生长点，能从多种方法的融汇处找到修辞学研究的新途径”⑤，作为学科建设和科学重建的突出成果，已经并将继续为新世纪中国修辞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创新发挥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面对各种“范式”“模式”层出，各种“理论”“方法”竞争的局面，我们赞同谭学纯的观点：“在目前的学术生态环境下，中国修辞学研究如何选择学术走向，不一定急于定调。不同的修辞学理论、不同的研究范式、不同的研究套路和技术路线，可以多元并存。”⑥实际上，修辞学研究也正呈现出多元研究的态势，比如高群《跨话语标记“夸张地说”及其否定形式》，立足跨学科视野，结合语法理论对修辞现象进行阐释。⑦在认可引进、创新、突破的重要性、紧迫性的同时，有必要注意其他一些声音。如刘焕辉特别强调：中国修辞学有其自身的学术传统，必须坚持走传统与现代对接的自主创新之路，构建独具中国修辞学历史传统和新时代风貌的“对象、目的、方法”相统一的研究范式⑧。胡习之则坚持：修辞学研究无论怎样拓宽、拓深都应该坚守自己的研究基点：以语言、语言运用，以表达为立足点。至少核心修辞学必须坚守自己的研究基点，否则修辞学会丧失自我，最终在多元化的背景之下慢慢地从学科群中消失⑨。学术的精髓在于创新，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绝对不应机械地搬套、克隆现成模式，更要力避脱离实际、罔顾事实的“贴标签”“假大空”的虚浮倾向。（三）多元选择的背后，是众多学者在认识上有所侧重与殊途同归从研究的科学性上着眼，曹德和从对修辞学基本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切入，就修辞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提出独立见解，强调修辞研究必须遵循系统原则和实践原则瑏瑠。张炼强则认为“修辞学当前的任务是既要走出以为数量化、形式化就是修辞研究科学化的全部内涵，修辞学的出路仅仅在数量化、形式化这样的一个理论的误区，也要加快数量化、形式化的步伐，走出数量化、形式化举步维艰的实践的困境。”①高万云进一步指出应区分“科学方法”与“科学的方法”两个不同概念，重新认识“修辞学方法的目的性、层次性和契合性”②。从研究内容的近期侧重着眼，有学者主张至少应该在语法修辞相结合的研究、汉语修辞史的研究、新媒体时代修辞新现象的研究③等三个方面有所侧重；有学者则建议加强和深化消极修辞和修辞格的研究，用词造句修辞要联系到语篇，深入探究修辞格背后的机制及其与其他语言现象的关系④；有学者强调修辞研究的两个发展取向：侧重修辞语言与一般语言的共同点；侧重修辞语言与一般语言的不同点，“无论哪一种取向，都要立足汉语事实，挖掘深层机制。”⑤在吸纳多学科营养、利用邻近学科资源方面，学者们结合亲身认知和体验，发表了不少有针对性的见解。如袁毓林结合研究案例，分析了社会心理学、心理语言学、传统语法、认知语言学等在拓宽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提高解决实际语言使用问题能力等方面对修辞学的启发。⑥陆俭明建议学习语法学，不断挖掘、发现语言事实，不断更新理论和视角以发现问题，深化研究。⑦胡习之主张借鉴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加强各类修辞行为的研究，借鉴传播学理论和方法，深化细化精密化对修辞效果的研究。⑧此外，还有学者从宏观上论及破除中国修辞学危局的“当务之急”。有人认为首先要廓清各种对修辞学科的误解，确立正确的、科学的修辞学认知观；清楚明白地确立起自己的研究范式；确立研究队伍建设为修辞学发展“重中之重”的观念。⑨有人主张多方着手付诸行动：重新思考“修辞”的“双重性格”；整合所有学科对修辞的认识；构建健康的研究环境。瑏瑠不少学者基于现状，对学科队伍建设、学风和环境建设等修辞学“内部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
三、结语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摘要]消防工程学科在中国基本上已完成了自身的建制化过程。笔者以中国消防工程学科建制化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消防学科建制化的过程及其驱动模式；同时基于学术期刊在科学事业中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分析，探讨了学术杂志与消防工程学科的关系，认为创建权威的学科杂志、进行研究生教育是使消防工程学科建制更加完善的必要条件之一；指出中国现有的消防学科的设置已不适应该学科在中国发展的现状，需要调整学科设置；认为消防学科正面临着自身再建制化的机遇。笔者强调，我国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与中国火灾科学的兴起，不仅标志着消防工程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而且使发端于权力系统的消防工程学科建制化过程具备了学术权威学科建制化或再建制化的结构。
[关键词]消防；学科建制；实验室；同行评议
1消防工程的学科建制与氧化燃烧学说和火灾科学的建立
消防工程学科在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自身的建制过程。回顾这段简短的历史，人们会注意到这个过程中的两次飞跃都与消防工程学科的基础理论(火灾科学)的突破有关联。
1.1氧化燃烧学说的建立与消防工程学科的初建
氧化燃烧学说的建立促使消防工程学科摆脱对感性和经验知识依赖，使它发展为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基础的一门科学。也正是对燃烧过程有了科学和正确的认识，攀谷嗣窃诨鹪值姆乐沃杏辛苏返睦砺壑傅迹兰际跸低骋惨蛭⑷肓丝蒲Ю砺鄣男孪恃憾⑸酥实谋浠?nbsp;
拉瓦锡于1777年向巴黎科学院提交了(燃烧概论)的报告，建立起了为近代消防学提供科学理论基础的氧化燃烧学说。1871年傅兰雅口译、徐寿笔译的(化学鉴原)是我国首先系统介绍西方化学知识的著作。但由于这些知识传播的范围仅限于少数知识阶层，加上将正确的燃烧理论应用于近代消防的概念并未传人我国，因此，它对人们的观念并未产生较大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它才较全面地被我国接受并得到广泛传播。由于氧化燃烧学说揭示了火灾的成因和条件，氧化燃烧学说很快就在消防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科学的火灾观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指出扑灭和预防火灾的科学方法。
直至20世纪50年代，作为防火、灭火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经典燃烧三角”理论才被国人逐步认识和深化。氧化燃烧学说的建立和在中国的传播，最终在消防领域中起到了树立新消防观念、提供明确的灭火方法等作用。比如《消防警察全编》中就对火和火灾的危害有了比较科学和全面的系统的认识；指出消防是世界文明进步的产物，社会越发展火灾越频繁，消防就越显重要；树立了建立消防警察制度的观念；还强调为更好的灭火，要遵守救护人命是首要任务的原则，同时还要调查水利和地理并不断改良器械，提出3种科学的灭火方法。这本书虽然介绍的是源于欧洲的日本的消防理念和技术，但是足以说明随着氧化燃烧学说的确立，使消防科学和消防技术水平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和提高。
1．2火灾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与消防科学的再建制
解放前，中国的消防科技主要是通过日本间接地向欧美学习，1905年清政府曾派少数人到日本短期学习近代消防。建国后的前30年以学习前苏联为主。为解决建国后中国消防科技人员急缺的问题，国家采取了以下一些方法：聘请前苏联消防专家举办培训班，选派学员到前苏联进修，在人民譬察干部学校设立消防专业等。1957年8月15日，我国选派巧名干部(俄语专业)到苏联留学两年。学成回国后，他们分别在消防教育、管理、宣传、科研等方面为振兴中国的消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消防科研、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消防教育开始兴起。
1956年1月9日在现在的中国刑警学院设消防教研室，增设消防专业。从留苏归来人员中选调8人担任消防教员，后历经周折的下放和重新启用，至1992年消防教研室和消防教育建制化，划归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2004年由武警学院开始招收消防工程专业方向的硕士生。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称“火灾实验室”)，1992年由中国科学院批准边建设边对外开放，是1995年通过国家验收的我国火灾科学领域惟一的部级研究机构。1996年就招收12名工程热物理专业博士生。此时，中国消防工程学科的建制过程基本完成。
火灾科学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使我国的消防科技水平能在同一个平台上与国外发达国家竞争和对话。20世纪询年代的H．W．艾蒙斯将质量守衡、动量守衡、能量守衡和化学反应原理用到建筑火灾的研究中，开创火灾过程机理研究的先河。爱丁堡大学的D．卓斯戴尔出版的《火灾动力学》系统地阐述了火灾科学的理论体系。
1985年国际火灾安全科学学会成立，其研究的领域包括伙灾化学、火灾物理、火灾动力学、火灾探测报警与自动灭火系统、被动防火技术、建筑防火设计、人在火灾中的行为、火灾风险评估、火灾调查、消防安全管理等。这标志着人类对火灾机理的认识从无知到近代的氧化燃烧学说，进一步飞跃到火灾动力学的研究阶段。
2消防工程学科的建制化与驱动模式分析
2，1学科的建制化与驱动模式分析
学科建制化问题是科学史学家与科学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一大课题。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学者们对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学科发生建制化的过程与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人类活动的建制化是指由参与此类活动的人们形成某种有秩序的社会系统的过程，它也是一组适当的价值、信念、规范在人们思想中获得内化的过程。学科的建制化则指处于零散状态且缺乏独立性的一个研究领域转变为一门独立的、组织化了的学科的过程。
在一门准学科发生建制化的过程中，其研究者需为之提供辩护，以促成一系列事情，例如，基本问题域的确定、特有的研究方法或程式的构建、学术规范的确立以及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等的认知、认同与学科专业刊物的创建、学术队伍的组织化与培养学术后继的机制化等为特征的职业认同。
学术活动要实现高度建制化，除在共同体内部要建立相应的教育与管理组织外，还需要使该领域内的成果为整个学术共同体与社会接受和运用，即内部成果外部化。学科建制化的核心是指该学科的内部的学术活动的建制，而且学科(核心是学术)的建制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故而学术活动也可以在较低层次上实现不充分的建制化。
判断学科的建制化是否充分，应综合考虑建制化得以实施的规模与程度。西方学者都强调教育系统与管理系统方面的指标(博士培养计划的设立、学术权威机构的效力等)。人们除了着重考虑学术研究传统或范式的自主性、创造性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内在标志外，还应考虑学术的社会效应，看它是否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是否为社会所认同并赢得较为充分的社会支持，如新学人的进入、研究资金的投入等。因此，人们在研究学科建制化时，大多对学科内部某些价值概念或学术信念的内化过程给予特别的关注，而不单只是考虑建制化过程的种种表现，如建立学会、出版刊物、学术交流制度与规范、后备人才培养制度等。
学科的形成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其核心是该社会系统内部的管理—控制系统与集体行为之间的互动作用，这个管理—控制系统又可分为权力系统与权威系统。与之对应，学科建制或再建制化的动力机制(学科建制化的驱动模式)，可理想地分为权威系统驱动模式与权力系统驱动模式。
发端于学术权威学科建制化或再建制化的结构，以非强制的方式建立学术范式、互动制度及相应的教育制度，通过展现学术魅力与社会功能吸引新学人。在此模式中建制化过程历时较长，往往带有自主性与“自辖性”。
而发端于学术权力乃至于社会权力结构的学科建制化或再建制化，以强制方式规定学术范式、互动制度及相应的教育制度。该模式建制化过程历时较短，常呈现出“他主性”与“他辖性”。
当然两种模式在学科的建制化中是交织在一起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学科的建制化历程发端于权力系统。
2．2消防工程学科的建制化与驱动模式
消防工程学科在中国的建制化与公安部、武警学院的消防工程系、消防指挥系和公安部的4个消防科学研究所以及中国科技大学的火灾实验室密切相关。在这些单位中逐步形成一个从事消防科技研究的学术团体，并创建了消防科技杂志和中国消防协会。近几年，我国消防科技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学科队伍。由于学科建制的初创是基于权力模式下“他主性”推动，从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学科建制化的相关理论可知，这种模式需要转变为权威系统模式下自主模式。
消防工程学科建制化的本质是学术建制化，而学术的建制化历程不但涉及学术专业团体或机构、学术刊物的组建，也涉及学术纲领的确立或重建。学术建制化成功与否取决于：
其一是要看是否会导致专业学术团体、刊物的出现，以及社会对消防学术的支持程度。
其二是要看是否出现成功的学术研究范式(或研究纲领)。
我国的现状是消防工程学科没有成熟的研究生教育，也没有部级核心期刊的消防工程学科杂志，这都不利于消防工程学科的建制化。
1956年初建立消防局不久便从全国各地抽调一些工程师，开始进行消防技术的科研工作：之后又从地方大专院校抽调了10多名毕业生，共计20多人，购买了一些设备，在消防局内组建了消防科学研究室，这是我国消防科研机构的雏形。1957年公安部开始筹建消防科学研究所，1963-1965年公安部的4个消防科学研究所相继成立。成都消防科学研究所、天津消防科学研究所、沈阳消防科学研究所和上海消防科学研究在各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中进行了出色的工作，参与消防科学的初建，并为完善消防科学的建制化作了学术上的积累。武警学院设有消防工程系、消防指挥系和一个以消防科技研究为主的科学技术研究所，它是为消防事业培养和输送专业技术人员的摇篮，也是惟一的一所设有消防本科专业的院校。4个消防科学研究所、武警学院的消防本科教育以及“火灾实验室”所做的工作使消防工程学科完成了其初始的建制过程，并为它的再建制化奠定了基础。
4个消防科学研究所以及警学院消防专业的设置和人才的培养，都是在公安部的领导规划下建立的。因此，消防工程学科的建制化是在权力驱动的模式下完成的。之后，该领域的一些专家在自由的学术研究中成长起来，逐渐成为权威系统的支柱，他们对消防工程学科进行辩护，使消防工程学科最终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认可。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消防工程学科在我国的初始建制化主要遵循权力系统驱动模式，这使得消防研究在我国未能充分地实现学术研究传统的多元化，由此导致较为单一的学术格局长期存在。’在此格局中展开学术批评十分困难，而学术互动的实质恰恰是理性的批判。笔者认为，学术研究最终走向专家系统驱动模式才是良性模式。
3权威消防学术期刊、研究生教育、实验室建设与消防学科再建制
3．1权威消防学术期刊、研究生教育与消防学科再建制
尽管武警学院2004年开始招收硕士生，但是消防专业没有研究生教育的现状制约了消防工程学科发展和完善。学科建制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要有独立的知识体系，而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就是前沿知识的学术研究，研究生们是从事这种研究的学术后继。
史蒂芬·科尔，将科学知识分为核心知识和前沿知识，研究生教育的开展无疑是在拓展消防工程学科的前沿知识，从而随着对前沿知识的评价和认同，最终这些前沿知识会进入消防专业中共同认同的核心知识而变为消防本科生的教材内容，从而逐渐完善和发展消防工程学科的知识体系，同时也培养了消防科技领域内的科研梯队，从而保证了学术研究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学术建制化中重要的条件。
《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所发表的各种主张代表着当下科学界的前沿知识。科学研究者在科学杂志的体系中接受调练，并通过在自己相关领域专业杂志上赢得声誉，也是将研究成果内化为该学科知识的必要条件。因此，科学杂志体系是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表征。
在前沿知识内化为核心知识的过程中反映出知识的产生和制造对学术期刊有很强的依赖性。科学家们通过发表文章在圈内得到认可。他们赢得的声望是靠同行评议来保证的，同行评议只不过是为应对纸张媒体的局限性而做的妥协。尽管同行评议会遗漏某些有价值的文章，但是通过同行评议对信息大幅度过滤显然是有必要的，当然这是权宜之举。总之，关于科学的著述业、版权、阅读和知识传播特征的问题，都不再是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的事情，而是涉及科学家自身的事情。
消防刊物是交流消防工作经验、提高消防科学研究和技术水平、普及消防知识的一个很重要阵地。发达国家对此一向比较重视。据了解，日、美、英、法、前苏联、德等国的消防刊物就有78种。中国有《火灾科学》、《中国消防》、《消防科学与技术》《消防技术与信息》等，另外《武警学院学报》也刊登相当分量的消防科技类的文章，但遗憾的是消防类科技期刊中没有国家核心期刊。按照科学社会学的观点，科学是一种职业，科研工作者论文的社会评价是他们获取资源的重要条件，因此，消防科技核心期刊的筹建，也会激励他们的科研积极性。
建设学术杂志平台并发挥其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有助于消防学科的研究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同行评议是文章质量的保证，因此，消防科技杂志应该严格执行匿名专家审稿评阅制度，另外为了同世界接轨要加强期刊的规范化，在文章格式以及所办刊物的参数上可以参照世界上其他同类的杂志。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期刊杂志数字化的趋势下消防科技杂志也会电子、数字化。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科学杂志是科学知识中前沿知识经同行评议后的话语，它经过一般评价后会得到普遍的认可，从而变成该学科的核心知识，其中同行评议是文章质量的保证。而研究生教育正是扩大从事消防科学前沿知识研究队伍的主要手段，因此，研究生教育的水平和规模是衡量一个学科建制化完善与否的标准之一。可见，消防学科的建制化中，权威的学术杂志和研究生教育的建制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整个现代学术系统在中国的建制化历程的作用都与它在西方国家的建制化历程存在着重要区别。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不断的社会转型之中，中国的现代学术事业也产生于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期之中。就中国而言，现代学术系统的初始建制化历程大多采取权力系统驱动模式，虽然历时较短，但往往带有他主性。因此，尽管中国的现代学术系统已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在较为系统而客观研讨火灾科学发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历史背景和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指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大重要任务是推进消防工程学科在我国的再建制。
3．2重点实验室建设促使消防学科的再建制过程
自1985年第一届国际火灾科学大会召开以来，各国相继建立火灾科学实验室，广泛开展前沿性火灾科学问题的部级研究的国际合作。火灾科学已成为当今非常活跃的交叉性科学研究领域，创新余地巨大。通过科学家们近20年的共同努力，认识了和正在认识火灾现象的基本特性，并已积极地利用和发展其他工程学科的成果来研究火灾安全技术原理。
1987年5月中国大兴安岭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工程热物理专业出身的范维澄意识到这是建立一个部级火灾研究机构的机遇。
1989年通过建立一个部级火灾实验室的可行性论证，在“需要对火灾进行系统研究，以深化对火灾机理和规律的认识，从而为制定正确的扑火方案提供科学依据”思想的指导下，在我国建立起来的“火灾实验室”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火灾科学，使消防工程学科出现了新的增长点，也解决了一些与火灾相关的消防工程和技术的问题。
火灾科学通过实验室研究建立数学模型，定性乃至定量地估计或预测出小概率事件—火灾危害的范围，这就是火灾风险评估，另外它还是研究火灾防治的科学基础和新原理，为从源头上取得火灾防治关键环节(“阻燃”、“探测”和“灭火”等方面)的技术创新提供科学支撑。
与国际上火灾科学的兴起相比，中国火灾科学的发展相对晚一些，但是“火灾实验室”长期立足于火灾安全的基础研究，重视在火灾动力学演化理论与防治技术基础方面原始创新，已取得了令国内外瞩目的进展。国际火灾科学学会前任主席昆梯尔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而且中国还获得2005年第八届国际火灾科学大会举办权，这都说明我国的火灾科学研究有了一定的国际地位。
重视工程技术的天津消防科学研究所、武警学院等院校正逐步重视火灾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与之相反，“火灾实验室”则以立足于基础、注重应用、加强转化的整体发展思路,从理论向技术和工程延拓。
2001年末火灾实验室还争取到了国家首批科技奥运项目。这种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积极将基础研究成果向中下游延伸的思路，是“火灾实验室”研究工作的重要特征。现已取得了一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国家消防行业主管部门予以积极评价：对提高我国消防技术的整体水平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促进消防行业技术进步，起到了先导作用，已取得了重大的社会效益。
4结语
有“消防工程”本科教育和“安全技术及工程”、“消防指挥学”硕士教育的武警学院与天津消防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方向，有向基础理论(火灾科学)转移的趋势；而只有“工程热物理”方向博士教育的“火灾实验室”，则依托其火灾科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向消防工程和技术领域延伸。这两种趋势说明，学术权威模式驱动下的火灾科学与权利模式驱动下的“消防工程”开始相互渗透，紧密相连。
【关 键 词】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技术/欧几里德几何
一 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高潮，这本已是历史，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这一问题难倒了20 世纪的科学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者。由于该问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作为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又为世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发展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 燕南, )
二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理论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社会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 燕南, )
杨振宁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2) 因此，他们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 ( 燕南, )
从解决具体的、现象的问题入手，“希腊人发现正立方形只有5 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而这个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德所以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
(3)
欧氏几何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学方面，阿基米德为了鉴别皇冠的含金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在一次洗澡时，他感觉到身体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决皇冠问题的方法，同时发现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发现了杠杆原理。
随着欧几里德几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学原理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一套逻辑思维方法、逻辑系统的诞生，这些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逻辑及方法基础。
中国古代虽然有“曹冲称象”的典故，《墨经》、《考工记》等书关于力学现象的总结与记述，在数学方面公元前已出现《周髀》这样的著作，其中已包括勾股定理等，但是，在类似于欧氏几何逻辑系统方向上，“中国古代完全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是连边都没沾上，……我以为中国古代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现欧几里德研究这样具体的几何问题，以及因为研究这类问题而产生出来的逻辑系统，至少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原因的一半。……所以欧几里德几何的影响非常之大，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更是大得不得了。”(4)
杨振宁在谈到中国的《周易》研究时指出：“有许多中国的老先生，包括近代现代的，他们既不懂《易经》，又不懂近代科学，到处胡讲一通，要么说《易经》里头有近代科学的种子，要么说《易经》引导出近代科学的发展。我想实事求是地说，西方跟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那么，这个文化传统不一样里头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化中萌芽，而且这个萌芽是经过了很长的时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这个事情要正面看它，不要蒙骗自己，‘西学中源’说就是蒙骗自己，而这一蒙骗就是两百多年。”(5)
三 近代科学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杨振宁在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对近代科学在西方产生并传播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干的，结果如何，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启示更为关心。\
1993年，杨振宁到了澳门，当他站在澳门最高的一个炮台时，感慨万千，他想到了中西方两大文明数百年来的冲突、碰撞、融合的过程，想到了中国人屈辱的近代史，尤其想到了中西方科技在转换领先位置后形成的巨大反差：
——15世纪之前，中国四大发明传到欧洲。这些发明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正如欧洲伟大的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 —1626）所指出的：“印刷术使文学改观，火药使战争改观，磁铁使航海术改观。可以说，没有一个王朝，没有一支宗教派别，没有任何伟人曾产生过比这些发明更大的力量和影响。”(6)
——15世纪开始三十多年间，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远征航队中最大的船只长440英尺。西方史学家曾存有疑惑， 认为当时不可能造如此大的船。但是1962年在南京发现了一只船轴，直径1.25英尺，高达36英尺。从而使国际上一致认可15世纪初，中国科技仍领先于西方。
——15—17世纪初，中西方的科技位置发生倒转。西方人在文艺复兴的大旗下，从思想领域、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各个方面几乎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导致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生。相反，中国在这两个世纪，却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停滞不前。到17世纪初，原先在应用技术方面领先的地位已丧失殆尽。当时的中国政府要由葡萄牙人占领的原属广东的澳门引进火炮技术。再过了两个多世纪，中国的天朝大门便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所轰开。
在这个大转换前后，中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对彼此的科学技术采取了完全不同且颇耐人寻味的态度：15世纪之前，西人充分享用了从中国传入的许多重大发明，这些发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艺复兴与近代科学革命的产生，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 当以意大利人利玛窦（MathewRicci，1552——1610）为代表的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 并带来一部分西方科学技术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对于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杨振宁认为对中西双方的影响都非同寻常。这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西方结出了牛顿力学这么个大果子，传入中国也并不算晚，却只是无花果”。 (7)
四百年后，利玛窦被中国人尊为“西学东渐第一师”，他来到中国时所负有的重大“使命”是让这块广袤古老、具有久远文明传统的土地上的人民皈依上帝。但是，他同时也带来了“三棱镜”、《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技术。
从三棱镜在中国的遭遇，我们也许能看到一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互补。当16世纪之前的西方人盛赞中国的陶瓷工艺时，他们制造玻璃的技术，已接近炉火纯青的水准。三棱镜对他们来说，已是小作坊里的粗活了。可是，最初看到它的中国人却交口称赞：真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
更令当代学者感叹的是，也就在中国人首次见到三棱镜的几十年之后，牛顿通过这小小的三棱镜在一所黑暗的房子里将狭缝中透进来的一束阳光折射为斑澜的七色光谱，成为近代光学的一件厚礼。在中国此后的三百年间，三棱镜最多也只是被看作西人的“奇技淫巧”、“毫末之艺”。\
无独有偶，就在西方技术无法发扬光大时，西方科学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牛顿之前，由于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工作，经典力学已在萌芽之中。当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力学三大定律及微积分后，经典力学实际上已宣告诞生。牛顿在1687年出版了他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杨振宁认为这本书出版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是近代科技诞生的标志”。然而，这本书无论在思维形式上，还是逻辑上都得益于欧几里德的《初探》。“查看《数学原理》，就会发现古希腊几何学在牛顿身上的深远影响。《数学原理》全书的结构完全是以欧几里德的《初探》（Elements）为样本的：两本书都从定义开始，然后是公理，牛顿称其为‘普通意见’，再是引理、命题和证明等等。”(8) \
在牛顿《数学原理》一书出版约80年前，利玛窦和徐光启已将欧几里德《初探》的前一半翻译成中文，取名为《几何原本》。虽然这本书未能译完，可是徐光启已“十分了解《几何原本》中的推理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推理方法不一样。”(9) 并且已认识到“掌握了这种推理方法可以掌握住别的学问，对国计民生，对工业、农业、军事等一切都有巨大影响。”(10)徐光启一生还编著过《农政全书》及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
可惜的是，《几何原本》与徐光启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反响。《几何原本》的后半部分直到鸦片战争之后的1857年才由李善兰（1811—1882）和伟烈亚力（A.Wylie 1815—1887）译出。
三棱镜、欧氏几何学在中国和欧洲两种不同的命运，实质上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杨振宁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他说：“1600年到1900年，中国是抗拒西方科技的。为什么？科学史学家列举了许多原因：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科举制度；文化传统中，只有人文、道德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学说，缺乏自然哲学和逻辑思维等等。但我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夷夏之辩’。满清康熙皇帝是一个极有心的君主，他以东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对付反抗，巩固统治，得显示自己是中国‘正统’的继承者，于是着意比‘正统’更‘正统’，排斥‘异端邪说’，与异质文化划清界限。种族冲突的时代，宗教不能不是个敏感问题，贬拒天主教，现代科学也就跟着倒霉了。”(11)
满清最高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显示‘正统’，最终拒绝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最为正统的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保守，甚至愚昧的一方面，在抗拒西方科技传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玛窦来了，德国人汤若望（Joham Adam Schall Vor Bell，1591——1666）来了，传教士大批涌入，带来了“地球是圆的”的观念，坐在“世界中心”的士大夫们坐不住了，开始顽强地抗拒异族文化。其中有一种“西学中源”之说：你西方科技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了！这个“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乃是清代大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他的名言有：“几何即勾股也”，“谁知欧陆言，乃与周髀同”。杨振宁曾多次提到的另一个典型的反对传教士的人物是杨光先（1597—1669），此人是一个顽固而又怪戾的官僚，以“敢言”在官僚中出名，事实上是一个“妄得敢言名”的“市侩之魁”。他有过一句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曾不择手段地弹劾已做了钦天监掌印官的汤若望，在汤若望去世时，杨光先做了钦天监监正。
“看到梅文鼎和戴震等极端聪明的大学者都全力支持并传布西学中源说，就令人体会到当深厚的文化出现斗争冲突的时候，要转移观点而接受外来文化中的优点是多么困难的事。”(12)
统治阶层的利益、文化传统的保守可以暂时关住天朝大门。但是，在炮舰的外交下，军事接连失败，不仅大门关不住了，还得赔款又割地，受尽后的古老而骄傲的民族终于认识到既要打开大门让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进来，还要走出去向人家学习。
四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杨振宁认为，20世纪前50年是中国高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50年。虽然这50年是战火纷飞的年代，1900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侵、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到1949年才结束的解放战争，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动荡，生活不安，但是，从19世纪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立，开始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度等为标志开始接受并引进西方科技，到20世纪40年代末，其中一些科学领域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以理论物理学为例，从1927—1933年中国有三位留学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们是王守竞（1904—1984）、周培源、吴大猷，也是中国最早的三位理论物理学博士。到1948年，杨振宁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有中国血统的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中国人的理论物理学水平已站在世界前沿。从第一位到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也就是两代人的间隔，“两代先辈引进了足够的近代科学知识，令我这代人可以在出国前便进入了研究的前沿。”(13)
20世纪后50年，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技术已在中国本土化，并且开始加入国际科技竞赛。反应堆、原子弹、氢弹、卫星的研制成功，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被培养出来，科技对经济的巨大贡献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中国人近几个世纪以来造成的心理自卑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中国人有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做出世界水平的贡献。
杨振宁还乐观地预言：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为此，他提出了“将对下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四个条件：
第一、人口众多的中国拥有千百万极聪明的人才。
第二、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重家庭人伦关系，注意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人才。
第三、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中抗拒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但是这种抗拒在今天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识。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猛进，每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9％。相信中国在2010年左右变成世界工业大国之一。
杨振宁说，科技发展取决于上述四个条件，前三个中国现在已有了，最后一个到下世纪初也会具备。 因此， 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科技在21世纪的发展持极其乐观的态度。”
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杨振宁所提出的四个条件有两个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这个观点在国际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也得到了认同。90年代中期开始，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方式日益成为国际管理学界和媒体追逐的新聚焦。管理学者们通过对许多华人企业的案例分析，发现华人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实际上同现代化美国的大部分商业原则迥然不同；华人家族企业同为数众多的、经过现代化管理科学改造的西方家族企业比较，也完全不同，但是结果却是华人家族企业增长幅度和增长速度更快。更令学者们疑惑的是，这种冰山尖顶底下究竟隐蔽着多少宝藏呢？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过都一致认为，华人家族企业既是一个经济课题，也是一个文化课题。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亚洲华人把家族资本、传统观念即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亲和力。
过去，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阻碍了中国科技、经济的发展，今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面却成为支撑中国科技、经济进步的基石。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李约瑟文集》， 辽宁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2)(3)(4)(5)资料由杨振宁采访录音整理所得。
(6)转引自杨振宁，“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 载《明报》月刊，1993年10月号。
(7)(11)心远，“在碰撞中产生能量”，载《科技日报》， 1994年5月5日。
【关 键 词】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技术/欧几里德几何
一 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高潮，这本已是，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人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这一问题难倒了20 世纪的科学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者。由于该问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作为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又为世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 燕南， yannan.cn )
二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 燕南， yannan.cn )
杨振宁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2) 因此，他们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 ( 燕南， yannan.cn )
从解决具体的、现象的问题入手，“希腊人发现正立方形只有5 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而这个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德所以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
(3)
欧氏几何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学方面，阿基米德为了鉴别皇冠的含金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在一次洗澡时，他感觉到身体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决皇冠问题的，同时发现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发现了杠杆原理。
随着欧几里德几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学原理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一套逻辑思维方法、逻辑系统的诞生，这些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逻辑及方法基础。
1外国文学的定位与教学目标
外国文学选读课是根据国家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知识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的规定，在此阶段开设文学课能更有效地提高他们的英语综合能力，也符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提出的素质教育的要求。英语课程“必须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突出应用，加强语言实践能力的培养”。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掌握必需的，实用的英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具有阅读和翻译与本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的初步能力，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的应用能力打下一定的基础”。它能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学、文化方面的基本知识，在提高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分析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以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同时，该课程还希望帮助学生较流利地运用英语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培养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养成批判性思维的习惯。
《基本要求》强调专科英语教学，要以应用为目的，要在整个教学中突出基本语言技能的培养，并最终使学生具备阅读和翻译与本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的初步能力。但同时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到知识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的。尤其在当今世界，各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各种形式的交流日益频繁，不同民族、种族人们的联系更加密切，某一领域的借鉴和学习势必影响和渗透到其他领域；单单强调某一知识的学习而忽视其相关文化的了解是不科学、也是不正确的。因此，给青年学生补充外国文学方面的知识是综合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专科英语教学不可缺少的环节。
语言知识的学习及语言技能的培养也是文化知识的学习和灌输。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习得外语的过程，就是逐步适应一种新的文化的过程。学习者要学好这种语言，就必须了解和适应该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以及涉及的文化格调，风俗习惯，交际手段等。因此，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加强外国文学教育，增强外语文化思想的输入，尽可能多地让学生了解该国家的交际习俗、宗教礼仪、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这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而且能使学生将第二语言真正学到了家。所以说外国文学的学习不仅是文化导入的重要渠道，也是专科英语教学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仅从这一点上看，外国文学教育不但不与《基本要求》相矛盾，反而完全符合《基本要求》的宗旨和原则，更有助于语言基本功的训练和培养，能“为进一步提高英语的应用能力打下一定的基础。”此外，《基本要求》也注重阅读能力的培养。“阅读是多数人吸收语言素材最主要的渠道，是提高英语应用能力的基础”[4]（P11）。从学习规律的角度来看，在一个非英语的语境中学习英语，阅读能提高学习者的英语应用能力，而在这一过程中，阅读量的多寡至关重要。很显然仅让学生阅读教材内容是不够的，教师势必要根据自己学生的实际水平，认真挑选、补充一些有趣的、可读性强的阅读材料。其中，外国文学名著是首选的，也是最佳的阅读文本。它不仅能为日后培养“阅读和翻译与本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的初步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还能给青年学生补充有关外国文学方面的知识，培养他们的文学鉴赏兴趣，提高文学修养，真可谓一举两得。
2外国文学教学内容
在一些学校的外国文学课中，往往在讲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讲文学史，这样的效果并不太好。因此我们主要以作品选读为教学内容。在选择课本时，考虑到学生的专业背景和实际英语水平以及课时长度，我们找到合适的课本，因此，在充分掌握学生水平和兴趣的情况下，授课教师自己编写了《英语文学选读》讲义。教材并没有按照一般的文学课本以时间或文学流派为线索编写，而是分成不同的和学生生活相关的主题，如self identity，spiritual growth，love，family，social changes 等。每篇作品开始部分有作者简介，文本中附有生词解释，文本后有三类思考题，分为理解、阐释和延伸理解三部分。每单元结束前还有文学术语介绍。当然，为了让学生扩大文学的知识面，我们也选了一些著名戏剧或长篇小说的片断，但数量不多。对长篇的文学作品，我们主要列出了阅读书目，希望学生课后阅读。此外，我们在选择作品时虽然以英美作家的作品为主，也兼选了世界其他国家，如俄国、德国、尼日利亚、沙特等国的英语翻译作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开阔学生的阅读视野，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并在横向比较中引发较深入的思考。同时，我们还特意选择了一些中国作家与各个主题相关的作品，旨在引导学生在了解别国文化的同时，通过对比更清楚地了解本国文化，激发批评性思维。总之，外国文学在专科英语教学中的恰当、合理、科学的定位是《基本要求》的必然结果，是提高青年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同时，外国文学的教学内容本来应该涉及“原语文学”，像外语类的国别文学就 是针对某语言专业的原语文学作品，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缺 少相应的师资，也就没有这类课程设置。中文专业的“外 国文学”严格意义上也包括了“原语文学”，像解放前的 北京大学国文系外国文学课程全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但问 题是苦于语种太多，授课者无师能通，后来多用本系教师 上课，自然“外国文学”也就变成了“译语文学”。
3外国文学的教学方法
鉴于专科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够用为度和课程设置的实际，英语教学就非常有必要承担起这项重任，给青年学生补充有关外国文学方面的知识，培养他们的文学鉴赏兴趣，提高文学修养。同时，这也意味着专科英语教学在强调外国文学知识学习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的同时，不能忽视语言基本技能的培养。此外，外国文学既是文学，又涉及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等，内容十分广阔，文学思潮形形色色，艺术流派异彩纷呈，名家大师灿若群星，佳作巨著汗牛充栋。面对这样浩繁的内容，我们更需要认清外国文学在整个专科英语教学中的比重，把握好文学知识教与学的方法。
首先，鼓励学生在课外阅读外国文学英文简本。
外国文学英文简本是中国文学界、外语界权威根据世界著名小说原著改编而成，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水平，而且能丰富其文学内涵。鉴于外国文学名家众多，名著如林，教师可先引导学生阅读一些易读易懂、适合学生品位的作品，如《飘》、《茶花女》、《红与黑》等，引发他们的文学兴趣； 再在此基础上向学生推荐一些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或著名作家的成名作品，如霍桑的《红字》、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勃朗特的《简爱》等，提高他们的文学鉴赏力。
其次，指导学生观看英文录像片。在学生阅读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后，教师应有计划地再组织学生观看这些名片或名段，加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同时也加深学生对作品更深层次的理解，并最终达到学生一触及外国文学著作就爱不释手的目的。最后，激发学生评说。评说既是语言教学的目的，又是丰富全体学生文学内涵和培养其创造性的手段。同一部作品不同的人读就有不同的评论，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教师可以利用课前五分钟或十分钟的会话时间，让学生主动上台，简明扼要地将他们所读的作品梗概或最精彩的部分向其他同学介绍一下；也可以在每一次课即将结束时，留一点时间，分组让学生讨论他们的看法。这种形式既激发了学生大胆开口说话，又锻炼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再次，在外国文学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就必须考虑到如何启发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在西方文学史上，优秀的文学作品无疑都是与伦理、道德紧紧相连的。如笔者在讲解普希金的长篇叙事诗《叶莆盖尼?奥涅金》时，在讲到“达吉亚娜的选择”，是选择留在自己不爱的、但又没有什么过错的丈夫身边，还是选择与曾经热恋现在仍很难割舍的情人私奔时，经常要面对学生们热烈的讨论。有的学生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有的学生则认为“私奔伤害家庭也是不道德的”，更有一批学生认为这样一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的都可以。之所以存在着这样多元的探讨结果，显然与现代社会文化过度强调宽容、自由，无普遍而统一的价值标准、无绝对的道德标准有关。
〔关键词〕1‰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学科阈值；中国知网；中图分类；绩效评估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5.10.023
〔中图分类号〕G25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5）10-0124-04
Subject Threshold Value of Top 1‰ Highly Cited Papers in CnkiDing Fuhu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ixian 453600，China）
〔Abstract〕Look for the threshold values of top 1‰ highly cited papers of various subjects，which is a ruler to asses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e.Use Cnki to search the top 1‰ highly cited papers of 94 subjects，sort the cited threshold value and weights，find that the treshold values of various subject are seriously unbalanced，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ghest value and the lowest value is 55 times，the average threshold value is 101.Whether the threshold value is high or low depends on the following factors：the subject area which has a large amount of documents is higher than the subject field which has a small amount of documents；the basic theory field in the same subject of philosophy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s higher than other fields and so on.
〔Key words〕1‰ highly cited papers；hot paper；subject treshold value；Cnki；CLC；performance evaluation
科研绩效评估时如何考虑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一直是科技评价中的一个难点。早期的绩效评价主要是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比如专家加权法、兑换计量法和文献计量法等[1]。然而由于受专家因素的影响，引文评价的客观性价值尺度在基础研究领域逐渐被重视起来，从而带动了文献计量评价的发展和应用[2]。但是由于学科之间引文数量的不均衡性，单一的评价指标就很容易出现偏差。比如薛天祥等就认为同质性（相同学科间）是可比性的前提[3]，因而寻找不同学科之间的权重系数就成了一个关键点。学术界认为，高被引论文是学术创新的风向标，也是各个学科进行评价的一个重要参照指标。而一个学科的居前1‰高被引论文则代表了一个学科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力。汤森路透基于Web of Science？（SCIE/SSCI）所收录的全球11 000多种学术期刊的1 000多万条文献记录而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于2001年推出的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分别排出居世界前1%的研究机构、科学家、研究论文和居前1‰的热点论文，目前已成为世界科学界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与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近年来，以美国ESI等数据库为研究载体，基于计量学的理论，开始了在科研成果、科技人才、科技期刊、科研机构、学科评价和大学科研竞争力等方面产生了一批研究文献[4-5]。在国内，以中国知网（CNK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等数据库为工具，产生了一批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文献。但是，利用国内数据库进行宏观的，具有学科比较意义的高被引论文指标体系研究还缺少进展。而进行高被引论文学科阈值的比较研究，对于不同学科之间的绩效比较就具有了广泛的意义。
1研究方法
由于各学科发展程度和引文方式的差异，导致了论文被引用次数在各个学科之间缺少可比性。但是，在综合性大学、综合性科研机构内部，以及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类项目评估当中，有时候不同学科之间、不同领域之间也需要进行择优比较。否则，评优工作就缺少客观性和可比性的一个参数。为了寻找一个相对公平的尺度，先假设在一个学科内部，被引用次数相同的文献，其学术影响力和学术贡献是大致相等的。中国知网收录了国内正式出版的7 000多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献，各个学科分支收录的文献从数千条到上百万条不等，对这些数据进行云计算既繁琐又未必科学[6]。但进入各个学科领域的前1‰高被引论文的被引用次数的阈值，在各个学科内部的文献当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高影响力意义，属于一种散布在群峰中的学术水平“雪线”。因此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和可比性。基于这个考虑，本文选取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作为检索数据库，为了拥有较大范围的文献量，检索的开始时间不受限制，检索截止时间到2015年3月，以中图分类号检索方式，除军事学科之外，对各大学科门类的代表性学科或领域进行抽样检索，共检索了94个学科的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收录情况。
2015年10月第35卷第10期现？代？情？报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Oct，2015Vol35No102015年10月第35卷第10期中国知网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学科阈值Oct，2015Vol35No102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学科阈值与权重系数
根据94个学科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阈值，计算出94个学科的平均阈值为101。之后按照各学科文献阈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算出各个学科的阈值权重（见表1）。居前1‰高被引论文最高阈值的学科为语言学，文献被引用330次；最低阈值的学科为诗歌、韵文，为第69位，文献被引用仅有6次，两者之间相差55倍。与上一年度相比较，学科平均阈值上升了83个百分点。在94个学科中，排序未发生变化的学科有52个，占553%；排序发生变化的学科有42个，占447%。其中位序变化在3个位序之内的有36个，占全部学科的383%；位序变化在4～7个位序之内的有6个，占全部学科的64%。表194个学科领域居前1‰高被引论文被引用阈值与权重排序情况
序号代码学科领域文献总数前1‰
阈值阈值权重1H0语言学106 577330030612X2社会与环境27 863274036863P9自然地理学14 423252040084P5地质学90 558227044495F0经济学123 753224045096D0政治理论59 695217046547B84心理学138 120199050758O22运筹学25 540187054019F30农业经济理论117 5801760573910S3农学44 3261710590611P4气象学120 0221660608412Q93微生物学29 8831650612113H19汉语教学64 4101600631314TU3建筑科学131 4671560647415P7海洋学72 2991480682415C91社会学241 8471480682416S7林业260 2451420711317Q7分子生物学49 7651410716318R28中药学432 3681350748119F82货币91 8451330759420F23会计313 2121290782921O63高分子化学46 5631230821121O34固体力学23 4771230821122Q81生物工程学17 1431190848723I0文学理论56 6951170863224R18流行病与防疫122 6461130893824O24计算数学34 1151130893825Q96昆虫学18 9331120901826F40工业经济理论72 3381110909927B82伦理学50 8081100918228O61无机化学49 0771090926629D92中国法律892 7201060952829V2航空164 2401060952830H12文字学35 0321040971231F31世界农业经济21 3661020990232Q98人类学7 2821011000033O65分析化学116 612991020233S6园艺495 307991020234G35情报学42 651981030634Q4生理学150 476981030635O62有机化学80 168971041236R25中医内科227 336961052137B0哲学理论45 624941074538TE石油、天然气229 484931086038H13训诂学125 536931086039S2农业工程426 282921097839R9药学317 755921097839TD矿业工程291 3949210978表1（续）
序号代码学科领域文献总数前1‰
阈值阈值权重40R71妇产科学279 510901122240N94系统科学112 856901122241O7晶体学18 707871160942G25图书馆学316 876861174442TV水利工程297 824861174442O48固体物理学31 908861174443O31理论力学11 576841202444D5世界政治58 380801262545TU1建筑基础科学35 158781294945K1世界史42 397781294945Q2细胞生物学77 313781294945K0史学理论24 115781294945O41理论物理学29 847781294945G31科学研究工作28 551781294945D63国家行政管理460 331781294946TN92无线通信204 990761328947O43光学42 899751346747X9安全科学112 008751346748TS轻工业、手工业801 814741364949C95民族学15 659691463850U2铁路运输287 583661530351B83美学18 132651553852K9地理103 968641578152C96人才学42 841641578152I1世界文学43 599641578153TF冶金工业128 740631603254D62政治制度与国家机构161 964621629055R77眼科学140 425611655756R78口腔科学146 483581741456U6水路运输157 226581741456S9水产、渔业447 472581741457O18几何、拓扑18 453531905758O17数学分析111 150511980459B2中国哲学81 719472148960J0艺术理论27 857452244461B26现代哲学8 423422404861TL原子能技术51 097422404862B9宗教99 412382657962K23封建社会史26 590382657963J9电影、电视艺术187 681362805664O51低温物理学3 840342970665J5工艺美术148 430303366766J4摄影艺术104 974244208367A马克思主义、列宁
主义、思想、
邓小平理论441 379224590968I25报告文学17 473812625069I22诗歌、韵文252 0896168333394个学科阈值分析
31居前1‰高被引论文阈值在各学科内部的分化呈现严重不均衡现象许多学者认为，不同的学科由于引文特征差异过大，基于文献被引次数的各种评价指标体系也就仅适用于同一学科之内[7-8]。H指数的发明者赫希也认为，生物学家的h指数都偏高，表明h指数就像其他指标一样，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很大[9]。数据显示，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阈值不仅在各个学科门类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就连同一学科领域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如文学领域，文学理论、文字学分别为117次和104次，而报告文学和诗歌、韵文领域分别仅有8次和6次。在数学领域，运筹学和计算数学的阈值分别为187次和113次，而几何拓扑、数学分析领域仅有53次和51次。在农学领域，农学和林学的阈值分别为171次和142次，而园艺、水产渔业学科领域分别仅有99次和58次。
32在学科相近的领域中，文献总量多的学科分支阈值高于文献总量少的学科分支在物理学内，固体物理学、低温物理学的文献总量分别为31 908条和3 840条，两者的文献比率为1∶012；而两者的阈值分别为86次和34次，比率为1∶04。微生物学、昆虫学的文献总量分别为29 883条和18 933条，两者的文献比率为1∶063；而两者的阈值分别为165次和112次，比率为1∶062。心理学、伦理学和美学的文献总量分别为138 120条、50 808条和18 132条，三者的文献比率为1∶036∶013；而三者的阈值分别为199次、110次和65次，比率为1∶059∶033。文献总量多的学科意味着该学科的科学家总人数多，其阈值也就可能相应被提高。
33在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中，同一学科的基础理论领域的阈值高于其他领域在哲学学科内，哲学理论的阈值为94次，而美学、中国哲学和现代哲学的阈值分别为65次、47次和42次。在政治学学科内，政治理论领域的阈值为217次，而世界政治、政治制度与国家机构领域的阈值分别为80次和62次。在艺术学学科内，艺术理论的阈值为45次，而电影和电视艺术、工艺美术、摄影艺术的阈值分别为36次、30次和24次。基础理论科学是一个学科的框架和支撑点，在高被引文献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34理学和农学阈值最高，文学和史学阈值最低
将94个学科阈值划分为高位区（>151）、较高区（101～150）、中位区（71～100）、较低区（51～70）和低位区（
4总结与展望
文献的被引用次数反映了该文献的影响力和学术贡献。学科之间文献的被引用次数，不仅在各个学科门类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同一学科门类之间这种差异同样存在。而各学科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阈值权重系数，对于解决学科内外的差异性评价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基于文献被引用次数的评价指标体系，比如各学科文献在被引用次数、影响因子、H指数等指标的评价上，均可用各学科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阈值权重系数加以修正。可适用于学科评估、课题评价、人才选拔和学术奖励等方面的绩效评估。比如，一位经济学学者的H指数为10，乘以经济学的权重系数04509，则修正后的H指数为45；而一位情报学学者的H指数为6，乘以情报学的权重系数10306，则修正后的H指数为62。如果单纯比较H指数，则经济学学者绩效在前；如果乘以各自学科的权重系数，那么毫无疑问情报学学者的绩效是靠前的。
随着国内学术界与国际科学文献评价标准的不断接近，各学科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阈值权重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就需要学科评价工作人员做出相应的调整。比如，2014年的学科平均阈值，就比2013年上升了83个百分点，其中近一半的学科阈值系数在位序上发生一些细微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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