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欧洲一体化；罗萨托；新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G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1-00-02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一体化为成员国带来了合作与发展的机遇，提升了该地区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一体化进程的欧洲模式备受推崇，被看作是国家间合作与沟通的典范。在经济方面，欧盟已作为世界市场中的一个整体被世界所认识，在政治、军事领域，欧盟的合作也不断的加深。但是，近年来，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仿佛是遇到了瓶颈：一方面，欧洲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一体化鲜有进展，难以同经济一体化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在一致被欧洲人引以为傲的经济领域，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场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欧盟在应对这一危机过程中的表现却乏善可陈，随着欧洲一些国家债务危机的发生，似乎欧盟的成员国又重归国家利益至上的老路，一直没能找到内部互救的解决之道，甚至有些国家威胁推出欧元区，开始在一体化进程中开倒车。
随着这些问题的产生，“欧洲一体化到底能走多远”成为专家与学者热议的课题。美国圣母大学的政治学助理教授塞巴斯蒂安・罗萨托在《欧洲的麻烦》一文中利用新现实主义的观点对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进行了解读，在他看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所有阶段都是对战后权力分配状况的反映。
一、罗萨托眼中的欧洲一体化
罗萨托对于欧洲一体化发展历程的理论体系是基于权力均势理论建立的。权力均势理论认为，在有外部威胁的背景下，国家出于对自身安全问题的担忧，有意愿进行联合和合作，以对抗权力更为强大的对手。在这种意愿的基础上，国家间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对手力量的强弱：多个权力较强的国家对抗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只需通过简单的合作就能实现；而多个权力较弱的国家对抗强国，合作并不完全能够抗衡，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安全不得不丧失部分、融入一体化进程，以达到保证自身安全的目的。
罗萨托认为，机构的运转与否能够阐释权力分配，机构的运转是多个国家与对抗国家力量对比的体现。当权力分配状况维持不变，机构运转也将保持不变；当权力分配状况产生变化时，机构的运转也随之变化。在他看来，二战后欧洲权力的分配与对比状况决定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权力分配的变化是一体化目前遇到问题的根源，权力分配变化的趋势也是一体化未来发展方向的指向标。
罗萨托按照时间线索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梳理，分析了每一阶段发展背后的原因。
（一）欧洲一体化的起步阶段
“1945年至1960年间，美国力量的介入及苏联的现实威胁为欧洲提供了建立联盟的动力、途径和机会。”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欧洲大陆上最为强大的国家，“西欧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牵制或打败苏联”。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欧洲国家时刻担心自身的安全问题，害怕苏联会采取军事行动一夜之间占领欧洲，基于此种安全考虑，欧洲国家产生了联合抗苏的动力，它们相信，“只有一体化才能有效地抗衡苏联”。以战后的法国为例，为了确保自身安全，法国改变了二战后初期对德国实施肢解和削弱的政策，逐渐转为同德国握手言和，将其纳入到欧洲社会事务协调中，希望通过更多欧洲国家的联合来达到平衡苏联的目的。
另外，战后美国插手欧洲事务的行动牵制了苏联的精力，使其无暇顾及欧洲六国的一体化行为，为欧洲一体化的产生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对美国将随时撤出欧洲的担心也使得欧洲国家坚定了联合起来、靠自己的力量保卫安全的内部协调行动的动机及决心。
集体联合以牵制苏联的行动开始于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它们的联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与苏联在军事、经济上的力量对比中的弱势。
在欧洲一体化的起步阶段，经济领域的一体化一步当先，在起步阶段，欧洲相继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签署了欧洲货币协定，这三项成果被称为西欧经济一体化的支柱。
而在政治、军事领域，欧洲防务共同体协议虽被提出，但最终却未能通过。究其原因，欧洲国家在政治、军事领域可以选择加入不牺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况且美国的参与使得北约与欧洲防务共同体在制衡苏联方面相比力量更为强大、更具吸引力。
总的来看，欧洲一体化的起步源于对苏联与欧洲其他国家权力的分配不平衡的反映，正是悬殊的力量对比使得欧洲国家不得不选择走一体化的道路，而非简单合作的道路。欧洲国家虽对政治、军事一体化有所保留，但这主要是因为有北约的存在，如果没有北约、没有能够实现政治和军事上抗衡苏联的另一条道路，相信欧洲国家会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
（二）欧洲一体化的维持阶段
罗萨托将1960至1990这一段时间划分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维持阶段。由于欧洲权力分配的架构并未改变，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也如起步阶段一般保持现状。
经济上，虽有变化但却没有实质上的进展。《单一欧洲法案》的实施只是在重申《罗马条约》原有的条款；用于建立欧洲固定汇率体系的《欧洲汇率协议》和欧洲货币系统也被看作是对已解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协定的重复；经济与货币联盟虽然提出了实施单一货币、建立欧洲中央银行的主张，却并未对原有一体化进行革新。
政治和军事上，在罗萨托看来，因为有美国主导下的北约的存在，欧洲国家在这方面的单独合作都难有进展，更不用提这一领域的一体化进程，一体化的设想仅仅停留在草案上。
（三）欧洲一体化的冷战后阶段
1991年，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权力分配格局，欧洲国家不仅失去了追求政治、军事一体化的原动力，也不再保护经济一体化的成果。
国家只有在两个条件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才会选择丧失一部分、进行政治和军事上的一体化。一是面临十分强大的对手，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二是不能在保护的同时采取另外方式达到保护自身安全的目的。苏联的解体使欧洲国家面临的威胁不复存在，而北约仍是欧洲国家保卫自身安全的最优选择。因此，在这一阶段，欧洲政治和军事一体化的进程依旧没有采取有益步骤。
冷战结束后至二十世纪末，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使一体化机构的发展、运作拥有一定的惯性，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仍然有所保持；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欧洲经济发展状况的下滑，法国、德国等成员国开始重新计算一体化带来收益与付出成本之间的轻重，由于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追逐，一体化出现了分裂的趋势。
二、罗萨托对其他理论的批判
罗萨托在建立上述理论时遵循了一个标准，即一套完整、连贯的理论体系必须经得起现实的检验，能够适用于组织和机构发展的各个阶段。就欧洲一体化而言，冷战结束前、后两个阶段截然不同的发展特点在理论阐释中是不容忽视的。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标准，罗萨托在文章中还对存在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三种理论观点进行了批判。
现实主义的一种观点将欧洲一体化的原因归于二战后美国插手欧洲事务。罗萨托认为，美国的介入虽然为欧洲国家间开展合作提供了机会，但并未提供动力；这一理论还无法解释为何欧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体化的重要进展正是在担心美国撤出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一理论的修正版本认为美国鼓励和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但却也无法解释欧洲一体化仅在经济领域发展良好这一问题。
自由主义认为欧洲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源于国家间的高度依赖。罗萨托针对这一理论从三方面提出了批判的观点。首先，欧洲一体化的产生并不是在欧洲国家经济联系最密切、依赖程度最高的时期；其次，面对苏联的威胁，法、德两国在军事上依赖性很强，但它们仍没有走向军事一体化；再次，这一理论无法解释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欧洲一体化遇到的困难与麻烦。
建构主义看来，欧洲一体化是要建立一个超国家体系。罗萨托认为这一理论缺乏论据，在经济方面，没有证据表明一体化是出于消除国家体系的立足点；政治和军事方面，如果这一理论成立，又无法解释国家不愿放弃的原因；冷战后法国与德国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的情况更给了建构主义当头一棒。
三、罗萨托对欧洲一体化未来的预测
通过理论搭建和批判，罗萨托认为，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不容乐观。在他看来，目前欧洲的权力分配较为均衡，看不到权力分配出现重大变化的可能性，因此，欧洲政治、军事一体化的程度将不会加深，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状况。如果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经济一体化将会维持现状；反之，则会不断出现分裂，一体化甚至面临有名无实的局面。
四、对罗萨托理论的补充
罗萨托构建的这一套理论体系，完整地回顾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对一体化的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总体上说，对于罗萨托这套新现实主义理论，笔者是比较赞成的，国家是追求权力、生存、安全和利益的。这一理论解答了许多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令人费解的问题，弥补了其他理论无法阐释的缺陷，有相当的说服力。
但在我看来，罗萨托的理论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在他的理论体系中，过于强调外部环境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忽视了一体化进程中对内部成员国的主动性的考量。换句话说，罗萨托眼中的欧洲一体化是对外界环境的反馈，将一体化完全看作是对外界权力变化、尤其是对苏联权力的大小强弱变动的应激反应，但却未能顾及到一体化机构内部的法、德等欧洲国家给一体化带来的影响。
法、德两国是欧洲一体化的核心，从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一体化内部成员国的作用不可忽视，同样是左右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因素。
（一）欧洲一体化起步时的两国关系
二战后，法国受到重创，急需恢复国力，但却担心德国会卷土重来。德国希望通过反省和认罪，实现与法国和解，逐渐融入欧洲乃至国际社会。欧洲长期的战乱使两国富于远见的政治家都不希望看到战火再在欧洲燃起。在这种情况下，时任法国外长舒曼提议，把法国、德国的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其他欧洲国家都可参加的高级联营机构的管制之下，目的是使“战争不但不可想象，更不可实现”。西德总理阿登纳将舒曼计划看作是融入欧洲难得的机会和“突破口”。在法、德两国的和解和推动下，由六国组成的煤钢共同体成立，开启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二）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时的两国关系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法、德关系日渐紧密，两国逐渐成为一体化的核心。
在这一阶段，西德仍然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只有与法国关系更为紧密，才能换取更大利益，被欧洲和国际社会所接纳，法、德两国间在国家利益上拥有一种互补的机制空间。这时，西德将欧洲作为外交的核心，主动提出“使德国欧洲化，而不是使欧洲德国化”的目标，使互补机制发展的空间逐步实现。
同时，法国对西德的定位与态度没有发生改变。两国不断推动一体化向更深、更广方向发展，在这一阶段，成立了欧共体，成员国也不断增多。
（三）德国统一后的两国关系
东、西德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给统一后的德国带来了经济和财政上的困难，这种压力一步步转向了德国对欧洲的政策。“统一后的德国必须考虑国内的状况，不能再仅跟随和满足法国的需求”。德国政策的侧重点开始转向自身国家利益，寻求国家利益与欧洲一体化的平衡。面对更为自信的德国，法国很难接受德国的政策转变。由此，两国关系的发展逐渐放缓。也是从此开始，欧洲一体化所遇到的问题逐渐增多。
从法、德两国关系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不仅受到外部权力分配的影响，一体化机构内部也存在着力量平衡与否的问题。就法、德两个核心国家来说，当二者力量能够达到一种平衡时，两国的关系不仅能够大踏步前进，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顺风顺水；当二者力量无法平衡，出现相互猜疑、相互提防的情况时，对欧洲一体化也会产生阻碍作用。在一体化机构内部，除法、德两个核心国家之外，其他成员国对机构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
对于欧洲一体化未来发展与走向问题，我对罗萨托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依据罗萨托的理论观点，欧洲一体化已经失去外部的对其发展的促进作用，一体化很难再有大的动作。但从一体化机构内部来看，各成员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总体上仍处于平衡状态，在可见的未来也不会出现大的调整。因此，在我看来，欧洲一体化虽然会出现一些犹豫、摇摆的现象，一体化进程会变得缓慢，但终究却不会分裂、解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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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09年,在中欧关系回暖的大气候下,欧洲对华舆论的负面论调有所减少,但其基调和主旨未变。
欧洲涉华舆论的逻辑、视角和话题
全球化的汹涌之势和中国的迅速发展,正进一步塑造着欧洲涉华舆论的逻辑并牵引着相关话题。近期欧洲涉华舆论的主要逻辑包括:
(一)全球化中日益强烈的挫折感与零和逻辑。由于自身经济不振,欧洲国家政府和民众在全球化中的失落感越来越强烈,发展迅速的中国则被视为全球化的“赢家”,全球化是一场“零和规则主导的游戏”。欧洲损失则中国获利,因此中欧之间合作是表象,竞争是实质。
(二)中国“搭便车论”和“承担责任论”。中国的迅速发展被认为是分享了西方缔造的“后冷战和平”秩序、投资和技术转让的种种“红利”的结果。同时,作为一个实力迅速增长的政治、经济大国,中国仍然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在国际社会中“吃劳保”,并未在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国际社会应该提高对中国的要求,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其身份和利益平衡的问题。
(三)“聚焦说”和“代价论”。中国已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必须适应一个充满挑剔、批评和指责的舆论环境,这也是中国崛起后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四)“虚心”论和民族主义“抑制”论。作为大国,中国应有“虚心”对待批评的胸怀,在舆论和民众中树立起正确的批评文化。同时,民族主义作为中国迅速崛起的“主要思想动力”,有必要在国际舆论中受到约束,否则可能重蹈历史上“强权崛起”的覆辙,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以下几个方面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欧洲涉华舆论的主要关切:
(一)中国的身份确认和国际责任。欧方舆论将继续鼓吹,由于金融危机的“水落石出”效应,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能继续躲在“发展中国家”集团中“享受”利益和好处了,应当明确自己的发达国家身份,并在伊核、朝核、气候变化、阿富汗和非洲等问题上承担相应责任或顺应欧洲的模式和要求。
(二)中国的国际行为方式。中国崛起后的利益疆界和表达方式始终是引发欧洲舆论“焦虑”的关注点。由于宣扬自身的“软实力”特性和“规制性”的外交政策,欧洲希望中国模仿自己的行为方式,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多边事务中保持“谦恭”与合作。因此,凡涉及中国军力增长、利,技进步和经济扩张等的新闻都是其兴奋点;中国外交行为的“傲慢”和“冷漠”更是撩拨民众神经的卖点。
(三)人权和其他政治问题。由于在政治领域的分歧,涉藏、涉疆问题和国内等仍将是欧洲涉华舆论的兴奋点和炒作方向。
(四)双边经贸问题。目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从全球经济危机中的复苏最陕,而欧洲受危机影响最大且至今仍在蔓延,今后两年的经济形势堪忧,其政策可能趋于内向,其舆论炒作双边经贸问题的调门和频率极有可能升高。有关人民币升值问题、中欧贸易摩擦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问题、中国产品质量问题和中国对欧投资的性质和目的等问题,都将是欧洲涉华舆论的焦点。
应对之道
(一)从稳固和发展中欧关系的大局出发,对欧洲涉华舆论的性质和表现进行冷静分析,保持清醒认识。
在经历近年的曲折之后,中欧关系正逐渐调整到位,务实合作、有序竞争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流。欧洲在市场、技术和政治影响上仍是我重要的来源地和借重对象,在经济相互依存深化的格局中,中欧之间未必一荣俱荣,但必定一损俱损。在坚持推进合作的同时,我们也应对欧洲推行价值观外交、通过种种“软实力”手段来博取现实利益、影响中国发展方向的基本政治立场保持清醒认识。对外舆论是欧洲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我们要认清欧洲涉华舆论背后意识形态主导、经济利益驱动的两面性,同时对支撑其舆论的逻辑和政策因素进行冷静分析,构筑起自身的理论体系和逻辑链条,为舆论攻防提供支持。
(二)在解读和应对涉华舆论的过程中历练心智,加快自身软实力的建设进程。中国正在经历的迅速发展史无前例,中国采取的发展模式前无古人,难免招来外界的种种揣测。如何处理好自身发展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课题。我们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这样势必引来外部世界的剧烈反弹;二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是自私自利的发展道路,偏离了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且不可持续;三是走共同却有个性的路,让别人心服,即便口不服。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对外战略和舆论策略。
(三)在应对欧洲涉华舆论时加强主动性并讲求策略。首先,欧盟及主要欧洲国家政府对华政策与舆论在表达方式、调门高低上有区别,应加以区分。其次,欧洲涉华舆论主要由涉华新闻报道、学者专论或分析、民意调查等组成,构成多元、分层的复合体系。我们应针对性地对其加以分析,进行前瞻性的议题设置和采集。第三,要敢于和善于在价值观问题上做出回应。最后,在舆论回应和对外传播工作中注入人文因素,注重细节,变大张旗鼓的工程式外宣为“润物细无声”式的持续渗透。
责编:吴奇志
[短讯]
欧洲华文媒体共商“后危机”发展
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4月10日,欧洲华文传媒协会第九届研讨会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召开。此次研讨会研讨的核心定为在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海外华文媒体所承受的压力、所面对的行业危机以及在新形势下海外华文媒体的经营和发展之路。
葡萄牙当地时间上午10点,欧洲时报社执行社长张晓贝首先致辞并宣布会议开幕。随后,本次会议承办单位葡华报、欧洲联合周报葡萄牙版社长詹亮,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政务参赞金红军,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文宣司司长刘辉等分别致辞。此后,包括来自欧洲各地的华文传媒负责人以及葡萄牙当地的政府部门、民间协会的官员等参会人员围绕研讨会的主题发言。此外,受邀来研讨会演讲的中国知名专家学者有
中国人民大学高钢教授、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
在召开会议的同时,主办方还举办了关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图片展览。60多幅世博会图片使众多华文媒体和葡国嘉宾第一次正面领略到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风采。
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以来，源于欧洲的文化观念、制度模式已广泛而深入地植根于全球各地，同各地本土文化汇通交融，形成一种你中有我，你我难分的格局。这也即是从五百年前欧洲文艺复兴发端的世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今天看来，在这一现代化潮流面前，不仅世界各种文化概莫能外，而且伴随以网络通讯为代表的新的技术革命的普及，这一进程空前加快。从这一角度看，中国自身的历史定位应该具有两重身份：一方面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传统的悠久文明古国，一方面也是世界现代文明潮流中的重要一员。这有助于提醒我们在讨论欧洲或者西方是否衰落的问题时，至少在部分意义上也是在讨论中国本身的衰落或者兴起的问题，因为我们当今赖以生存的无论是物质还是观念环境，从政治、经济、科技到日常起居、衣食住行均已经深深植入源于欧洲的现代潮流。从这一意义上，讨论欧洲就是讨论我们自己，反思欧洲就是反思中国本身。鉴于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国古代长期与欧洲迥异的文明演进道路，中国不乏创新文明的方式，引领文化潮流，超越欧洲、超越西方的可能，但这种创新，这种超越只能是在对欧洲、西方的文化精神、制度文明积极融会与批判吸纳之后才是可能的。
一、文化衰落还是实力衰落？
谈到欧洲的衰落，人们会立即想到德国的斯宾格勒。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德国保守思想家斯宾格勒即推出《西方的没落》一书。斯氏当年对包括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阿拉伯、欧洲等世界文化形态进行分梳比较，认为文化如生命有机体一样，有着从童年、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的演化过程。断言20世纪的西方正处于其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衰落已无可逆转。毫无疑问，斯氏当年西方衰亡的悲观预言如今并未兑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欧洲起伏跌宕，无论是在经济力还是在世界地缘政治上的地位都有明显的变动，但是如斯宾格勒这种文明兴衰意义上的西方衰落看来仍不是触手可及。
比较吊诡的是尽管斯氏预言看来既无历史依据又被实践证伪，但斯氏的这一深沉的欧洲文化哀声却如洪钟大吕，悠远绵长，代代相传。据研究者统计，此书出版后的十年间，被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种文字，销量达十万册之多。此书之后，斯氏曾有多种著述问世，但无论是在销量还是在影响上都不能同《西方的没落》同日而语。然而，在当时的学术界，斯氏的观点却完全不被接受。文明兴衰如何可以同草木枯荣类比？
实际上，斯氏一书问世仅仅两年之后，法国地理人口学家德曼融（Albert Demangeon）即有《欧洲的衰落》一书问世。相比之下，德氏这本书却颇得学界好评。这是一本逻辑严谨，论证精密的“科学”著述，作者依据人口学、经济学等数据，以实证比较等学术方法，系统论证了欧洲一战之后在世界上实力的衰落及其发展前景。不仅如此，当年的德曼融慧眼独具，在他看来，尽管欧洲衰落值得忧虑，但欧洲的衰落乃属相对衰落。这一相对衰落乃是由于美国与日本的崛起所致。在他看来，此后欧洲也并非命定走向衰落，欧洲通过奋斗，也可能焕发青春；世界其他地缘板块，也可能随着时光流逝走向颓势。现在看来，地理学家德曼融的判断应该更加合乎今天的现实。一战之后的欧洲虽然并没有能够扭转逆势，并在经历了19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后走向一场更加惨烈的世界大战。然而，二战之后的欧洲痛定思痛，决心告别战争，以欧洲联合缔造和平并从此寻找人类组织的新的替代方案。当年德曼融的思路和判断，不仅更加符合欧洲正统的理性精神，也为欧洲的前景提供了乐观的前瞻。不过，在今天，不用说这一乐观的理性的欧洲预言没有能够超越边界，被业已接受了“人定胜天”的唯意志论的中国人听到，而且早已被欧洲人以及自己的同胞所淡忘。
命运何以如此不公平地对待这两位预言家？对于“理性”的德曼融来说，他的被淡忘应该归咎于理性的胜利。德曼融的《欧洲的衰落》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衰落，那只是对欧洲当年危机的警示，是对一战灾难过后欧洲现况的清醒分析，是对欧洲人乐观进取面对未来的呼唤。换言之，这种警示，这种呼唤，欧洲代不绝人，早已注入欧洲的文化血液，汇入欧洲批判创新的思想巨流之中了。从这一意义上说，德曼融的声音被淡忘，正是由于欧洲无论是学界还是大众舆论，均不缺乏这种声音的缘故。
斯宾格勒则不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先天和命定的。他的衰落论并非要唤起世人的自觉，从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改变历史的进程。在他看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渐渐成长为具有压倒之势的对于进步观念的信仰，对于科学的盲从，对于历史发展遵循既定轨道的线性思维的认同均是近代浅薄的物质主义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文明的发展并非按照线性规律直线向前。在此之前，世界众多的文明如日月循环、如草木枯荣，兴衰有序，生死天定，西方文明概莫能外。在欧洲，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均已经完成其生死周期。斯宾格勒表达的是一种基督教式的大悲大恸，是深藏若虚的西方文明中的终结性忧虑。斯宾格勒当年受到学界的抵制，不仅仅是因其命定论与理性主义的冲突，也因为其预言生不逢时。一战之后的欧洲，虽然金瓯玉碎，疮痍遍地，但欧洲人远没有从科学万能与工业霸权的梦呓中苏醒。战争之后不是深切反思，而是企图东山再起，重决雌雄。斯氏的预言搅乱了学界的氛围，冲击了仍在上升时期的唯物与进步历史观。而在大众心理层面，斯宾格勒却迎合了欧洲战后人们寻找对战争原因的解释的需求，具有抚慰德国民族在战争失败后沮丧颓废的心理的功能。他的命定的神秘的文明生死观将欧洲参战各方汇入西方文明的整体命运，也从某种程度上为受战争蹂躏的心灵提供了些许慰藉。
不过，战后特殊的时代心态自然不是其声音长久回荡的原因，在笔者看来，他至今仍未兑现的预言的持久魅力在于其源于欧洲精神的另一种传统，怀疑的传统，悲剧的传统。这种传统，也许比理性本身更为根本，更能够代表欧洲的精神气质。这一怀疑传统，既源于理性主义内部，又源于对理性主义本身的怀疑和批判。怀疑是批判的前提。质疑一切，否定一切，否定之后再被否定，法国思想家莫兰正是将这种“否定性”称作欧洲文化的最为根本的特点和欧洲文明演进的基本动力 。我们今天无法知晓斯宾格勒本人是否意识到他的衰落论能否弥久而不衰，但我们却可以看到他对欧洲文明的悲观论断的睿智之处。在今日欧洲，历史线性论已经失去了市场，社会进步观也广受质疑，科学万能论也已成为过去的神话。欧洲文明当然没有如斯氏所言已经死亡，但是再不会有人以历史规律来批判斯宾格勒衰落论的荒诞。
二、经济衰落还是竞争转移？
从公众舆论层面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欧洲关于欧洲衰落的议论甚嚣尘上。2008年夏季，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人罗伯特•伏吉尔（Robert Fogel）在法国南部一个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会上表示：“欧洲经济已经死亡”。这一宣告是这一波较受注目的关于欧洲衰落论的起始。此后，从经济上宣判欧洲衰落的声音此伏彼起，不绝于耳。刚刚推出《中国傲慢》 一书的法国著名经济评论人伊茨拉勒维奇（Eric Izraelewicz）在2010年写道：欧洲的衰落在经济危机之前已经显而易见，但危机大大加速了欧洲衰落的进程。伊茨拉勒维奇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源于美国或美中经济的不平衡，但危机对于亚洲几乎没有影响，对于美国影响次之，却对欧洲伤害最大。这一事实表明欧洲经济的脆弱，无力承受打击。伊茨拉勒维奇认为，欧洲衰落的原因可用三个D来概括。他所说的三个D分别是Demography 人口，Division分裂，和 deficits赤字。目前，欧洲联盟27国总人口为5亿，2009年增长率仅为千分之一强（中国同年人口增长率略低于千分之七）。所谓分裂，是欧洲在经济上虽有统一市场，但经济缺乏整合，各国在经济战略上各自为政。至于财政赤字则正是目前欧盟债务危机的主因。伊茨拉勒维奇的观点自成一体，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他仅仅从经济论经济，并不触及社会甚至地缘政治实力的变化。
今年三月，曾经因提出中美同体（Chimerica）而名噪一时的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推出新作《文明：西方与非西方》 一书。作者指出，如果1411年你有可能在全球旅行的话，你可以发现中华文明帝国正在兴建紫禁城，而此时的英格兰正受到瘟疫、饥荒、战争的多重蹂躏。然而，在这一世纪其后的五百年间，西方却一直强势统治世界。欧洲何以能够超越当时看似强盛的东方帝国呢？佛格森认为，个中原因是西方掌握了六样秘密武器：竞争、科学、民主、医学、消费主义以及工作伦理。按照这一论断，今天的欧洲是否衰落的问题也就转化为西方是否还能垄断这六大武器的问题。同斯宾格勒不同，佛格森并不认为文明会遵循诞生、上升、衰落的周期，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是从童年、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的演化过程。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依据，佛格森认为，西方的衰落也许不是一般人们所想象的是渐进而慢速的，很可能是突发性的。佛格森更以历史上16世纪西班牙霸权的衰落，18世纪法国王权的被，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覆灭以及苏联的崩溃为例，指出这些历史强权均是由于沉重的债务危机所导致。
佛格森的论断也许过于武断，但他的论断却很及时。放眼今天的世界，他所谓西方曾经拥有专利的六大武器显然已经普及于全世界。不过，分析当今有可能取西方而代之的各新兴经济体，并非各个国家都全数掌握了这六样武器。佛格森忧虑西方强势的迅速崩溃，但他却拒绝任何命定的前景。实际上，即使假设今天非西方世界各国均全部掌握了西方近代创立的全套制度文明，是否就意味着西方败局已定呢？笔者目前还无足够的论据作出这一结论。相反，如果假设欧洲仍有可能战胜危机、扭转逆势，倒不难找到依据。最简单的办法是从佛格森本身的论述中寻找论据。佛格森举出了世界史上帝国崩溃的例证来论证西方的衰落。但只要换一个角度，欧洲的历史波澜也可以同样论证欧洲文明内部衰落与新生的起伏交替。希腊文明衰落了，罗马文明代之而起。西班牙帝国衰落之后，代之而起的是荷兰低地国家资本主义手工业与商业的兴盛。法国王权的被，为现代共和体制在欧陆的扎根扫除了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佛格森将竞争放在六大武器之首，可谓别具匠心。五百年前的欧洲得以崛起，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是基本动力之一。当今世界，竞争的场域发生了转移。如果将已经全球化了的今天的世界看作是一个放大的欧洲，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或者欧洲、美国、中国、印度等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应该正是决定今后各大经济体在世界上谁执牛耳的关键性因素。15世纪开始的竞争，由于西方找到了新式武器，将其他文明远远抛在后面。而今天的竞争，应该是旗鼓相当的竞争。不过既然是竞争，当然胜负待决。实力消涨潮起潮落，危机与兴盛循环往复。今天的欧洲陷入危机，不等于明日不会东山再起。欧洲的历史本身峰回路转、大起大落，中世纪的宗教愚昧孕育了辉煌的文艺复兴，凯歌行进的近代科学也会结出摧毁人类的核子武器。欧洲曾沉浸于殖民扩张的霸权之梦，又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自我毁灭。但是，战后的欧洲，凤凰涅，依然迈向了政治统合之路。相对于欧洲，中国文明史也充满着夷夏交融，王朝更迭，天下分合的大起大落。但是近代以来，自华夏文明遇到西洋文明之后，却历尽艰辛，无法突围。在欧洲面对危机，诘问衰落之时，中国是否也在反省叩问呢？历史真地到了转折时刻吗？
三、唱衰西方还是叩问制度？
不过，佛格森所列举的六大武器也许过于强调制度，强调硬件，而忽视了精神与思想层面的武器。包括上述斯宾格勒、德曼融以及佛格森本人在内的对欧洲地位的忧思，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本身即构成西方文明中一件极其强大的秘密武器。有法国学者将欧洲精神归纳为批判精神，一部欧洲思想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怀疑、批判、创新，再怀疑的思想批判史。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从上帝束缚中解脱，欧洲高扬批判大旗，社会标新立异。思想创新成为欧洲超越其他文明的基本推进剂之一。直至今日，从精神自由、思想开新的角度，欧洲仍然充满了活力。仅仅从衰落这一主题切入，欧洲文明史给我们展开的是代代不绝的这种“唱衰”的咏叹。不必追溯至欧洲对罗马帝国崩溃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仅从当代欧洲对社会制度反思的角度，就可以看到欧洲的这一强大文化脉动。
粗略说来，跨过1990年代东西冷战后的短暂欢欣之后，欧洲社会意义的危机凸显。对立的共产主义阵营骤然消失，以民主、经济自由为框架的西方社会突然失重。先有“历史终结论”不胫而走，继有“文明冲突论”后来居上。2001年的“9•11”事件更如晴天霹雳，给予赢得冷战后自信的西方一记猛掌。2008年以来，受美国信贷危机的冲击，欧洲经济一蹶不振。危机使欧洲悲观论者如虎添翼，也使更多的人加入了质疑和批判欧洲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文化体系的行列。一时间，关于欧洲衰落，西方陷入深重危机的声音此伏彼起，形成了多元主义环境下西方特有的“唱衰西方”音乐会。这种所谓“唱衰”的音乐会在欧洲深陷经济困境的时候尤其引人注目，但却既非昙花一现的绚丽烟花，也非随波逐流的应时之作。所谓“唱衰”，更多的是叩问，是批判，是质疑，尤其是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叩问。
法国哲学家达瓦洛（Pierre-Henri Tavoillot）最近总结说：“9•11”事件可以被解读为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政治基准――民主制度的全盘反抗；美国信贷危机不仅象征着美国霸权衰落的开始，也意味着起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败象；而2011年3月11日由于海啸引起的日本核电危机则预示着整个现代物质文明的根本发生动摇，人类不仅最终难以驾驭自然，甚至也无法控制自身的科学发明。换句话说，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体系的三大基石：民主、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受到全方位挑战。笔者并不赞同将“9•11”事件看成是对民主的严峻挑战的论点。不过，这一事件的确强化了西方思想界对民主制度本身的质疑和叩问。
从现象上看，在政治层面，全球化的加速使得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减弱，传统左右政党之间的张力缩小，政党轮替缺乏活力，选民看不到选举的作用，社会动员乏力，政治冷感滋生，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仇外排外情绪蔓延。伴随这种结构性问题的则是利己主义的膨胀，私域对公域的蚕食，个体对公权力的不信任。
在社会层面，由于长期的繁荣与和平，民主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渐渐难以支撑越来越大的福利开支，贫富差距出现积重难返之势。对环境破坏与能源枯竭的忧虑加上经济危机的持续，使得民众对无论是英美式的占有大量资源的市场主义和德法式的福利国家模式的信心均发生动摇。同时，网络的迅速普及，不仅打破了社会原有的表达和参政格局，使得原有的民主机制无法满足民众对参政的新需求。
面对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挑战，欧洲应该如何应对？对此，法兰西学院教授罗奘瓦龙提出民主的双重性的命题。所谓民主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民主具有对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庄严承诺，一方面又具有一种总是不能完全达到目的的不可兑现性。换句话说，民主机制从其降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一种内在紧张。罗奘瓦龙认为，今天的民主，已不再是古典的强调制度化的民主形式可以概括。民主的各种制度安排，如三权分立、定期选举、多党执政等等虽然仍然是民主制度的核心硬件，但民主对公民的参与、议政，对社会层面的民主要求日益苛刻。民主制度下的社会必须找到更多的方式和制度安排去加强民主与公民的联系，动员公民的认同，将讨论、议政、质疑、批判纳入民主框架。如果联系到今天欧盟架构下民主合法性欠缺的情况，如何为民主寻求新的活力源是对当今欧洲社会的严峻挑战。
四、欧洲的衰落还是文明的共同挑战？
承认欧洲文化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传统和思想开新的活力，并非为了遮掩欧洲存在走向衰落的前景。相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欧洲衰落的内涵和衰落的紧迫性。如果说，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与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后来居上，使欧洲处于一种相对衰落的态势的话，那么欧洲还必须应对更为根本的制度衰落。政治动员力不足，民主代表性减弱，对于未来的信心危机等问题，即是难以以数字来计量的根本问题。上述法国哲学家达瓦洛所指的民主、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三个方面与英国历史学家佛格森的六样秘密武器的说法虽不同，但均提醒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源于欧洲的整套现代文明制度。而这一整套制度在今天已不再是局限于欧洲或者西方的狭隘的区域性制度。竞争、科学、民主武器曾经使西方在世界独占鳌头，但现在已为非西方世界程度不同地移植、接受甚至光大。换句话说，西方失去了制度文明的垄断权，也成功地将制度困境转嫁给了非西方国家。从现代文明制度角度，欧洲的危机也是普世的危机，欧洲的衰落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衰落。
诚然，世界各文明区域都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都有进行制度创新的独特文化资源。但是，创新只能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只能是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的创新。从比较眼光出发，对西方制度文明的创新，关键在于找到新的替代方案。曾经被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是不是西方模式的一种替代方案？19世纪的欧洲曾经提出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但在其本土并没有结出令人满意的果实。这一方案在欧洲的边缘地区如苏联东欧虽曾有过貌似辉煌的表现，但终于不能经受时间的检验。
按照今天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人类必须面对共同的环境约束。这一约束，即使并非斯宾格勒式的人类文明生死有命的衰落，也意味着人类必须彻底转换生活方式。养育我们人类的地球的空间和乳汁是有限的，由于人类的肆意榨取，从气候到空气，从海洋到冰川，从河流到森林，地球均已超载运行。仅仅从这个角度，以利益最大化为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显然已经走到尽头，此次日本核电灾难也以悲剧形式宣告了人类以科学控制自然的近代神话的终结。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对近代以来的生产方式与制度文明进行反思，以经济增长为指标的现代人类社会是注定要衰落的，区别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因此，在我们讨论欧洲衰落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确意识到这一讨论对中国的意义。笔者在此不惜篇幅回顾西方对其本身衰落与否的反思，也是希望我们将西方的反思化为我们自身反思的养料，纳入我们自己的反思之中。
摘 要：近年加州学派对于前近代东西方经济史的比较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反响，关于“欧洲中心论”的讨论是其中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对于“欧洲中心论”并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相关研究和评论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纷繁混乱的局面。实际上，对于“欧洲中心论”存在着两种颇为对立的理解：一种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另一种强调的则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理解加州学派谈及“欧洲中心论”时的实际含义，对于合理评价其历史诠释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欧洲中心论； 加州学派； 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1-0141-07
十余年来关于“加州学派”的讨论之中，“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主义”等等）无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话题之一。而且，无论是该学派的同情者，还是其批评者，对于“欧洲中心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痛加批判。然而，笔者发现，由于对“欧洲中心论”的界定不一、理解分歧，这些批评的指向实际并不一致，而在同一面旗帜之下“各自解释”，不但使得学术批评常出现“答非所问”之混乱感，而且“欧洲中心论”本身也成为一个大杂烩，如同随处可扣的帽子。细绎近年国内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见解，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两种对“欧洲中心论”的不同理解，它们彼此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厘清这些观念上的区别，对于理顺学术批评中的相关问题、理解“加州学派”的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混沌不明的“欧洲中心论”
如同在社会历史理论中经常流行的各种“主义”一样，“欧洲中心论”是一个很难定义的命题，而如果说各种“主义”的定义难点在于见解纷纭，难以取得共识的话，“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在于似乎很少有人尝试着对它进行定义。在这些数量有限的尝试之中，林甘泉作过这样的表述：“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的‘欧洲中心论’，把欧洲（主要是西欧） 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贬低和歪曲中国与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历史地位和成就。”“当我们说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历史的‘中心’时，意味着它处于历史领先或主导的地位。”“‘欧洲中心论’者的错误和要害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种族文化优劣论。”①从下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种表述主要是受到加州学派学者的影响。
显然，“欧洲中心论”并不代表一个学术实体，它包含的内容芜杂、牵涉面极广，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边界。被冠以“欧洲中心论”的理论观点，彼此之间也可能存在严重的冲突。国内学术界较早接触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史研究范式的反思批判，当始于柯文的著作[注：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柯文对战后到70年代初期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三种模式：“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进行了批评，其中帝国主义模式本身就站在前两种研究模式的对立面。在思想方法上，前二者反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后者则反映了六七十年代西方的左派甚至激进派思潮，但都被装在“西方中心观”的篮子里。加州学派中抨击“欧洲中心论”最力的贡德·弗兰克，将以下学者列在“欧洲中心论”的代表名单中：斯密、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罗斯托、奇波拉、诺思、麦克尼尔、沃勒斯坦……，几乎囊括了所有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大家[注：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5页。]。这些学者和他们的社会历史观念彼此差别之大，可以不必赘谈。
沃勒斯坦，弗兰克的早期合作者和后来的主要论敌之一，曾经对“欧洲中心论”的“表现”作了一个归纳，简而言之，他认为“‘欧洲中心论’的多种形态及其批评的多种形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在历史编纂学上，“用欧洲的独特历史成就来对欧洲支配近现代世界的原因”作出解释；2、社会科学的“普遍主义”倾向，“认为存在着可以适用于任何时间和空间的科学真理”，而其要害是“欧洲的一切都是普遍的”；3、文明的优越论和价值观，欧洲“把自己看成是若干文明之中最卓越的文明，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至少是独特的）‘文明’世界”；4、“东方学”中体现出来的二元主义；5、对于“进步”观念及“进步”的“不可避免性”的强调，并将它“强加于人”[注：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欧洲中心论”及其表现：社会科学的困境》，马万利译，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这种概括给人的印象仍然是混乱而驳杂的，沃勒斯坦本人也指出这些“表现”“并不能必然地形成一幅连贯的图画”[注：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欧洲中心论”及其表现：社会科学的困境》，第71页。]，而且，这五个方面的“表现”及“批评的多种形态”，事实上已经呈现出差别和矛盾。
关键词 欧洲模式 区域共治 欧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5-0045-51
放眼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选择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有着五彩缤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这其中，战后欧洲创造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实行欧洲一体化和区域跨国共同治理新模式，有其独特意义和创新价值。探析欧盟区域共治形成的背景条件，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欧盟治理模式及其意义和影响。
区域共同治理模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治国理政的革命性伟大变革，是一种有深远意义的制度创新，是当今世界国家应对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战略选择中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区域共同治理模式首先在欧洲诞生绝非偶然，这是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特定的时代背景。欧洲追求联合和统一具有合适的历史人文条件以及良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是由天时、地利、人和综合促成的。
一、欧洲历史和欧洲文明溯源
欧洲位于亚欧大陆板块的西部，作为亚洲向西伸展的半岛形的地界地貌为何定名为欧洲，有多种传说考证。“欧罗巴”（Europa）一词最早见诸于公元前8世纪希腊神话中，仅指爱琴海中的克里特岛，随着人们地理视野的不断扩大，逐渐把整个欧洲大陆称之为欧罗巴。[1] 其实，上古欧洲的地理界限是极其模糊而局限的，直到中世纪才逐步大体上勾勒出欧洲的地理范围。严格地说，直至近代欧洲才绘制出近乎今日欧洲的地域图。[2] 追根溯源，欧洲属于印欧语族，欧洲的本源还需从边缘和外力探讨其形成，欧洲的古典文明发源于欧洲的边缘地区：希腊和罗马，欧洲更是通过蛮族入侵和基督教的传入，通过连绵不断的分裂、冲突和战乱逐步发酵和搅拌，慢慢融合才得以在欧洲的中心地区冉冉生成起来，最终形成今日欧洲的地界和历史。
当然，欧洲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自其生成以来，欧洲一直被赋予人文理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具有独特的、光辉灿烂的欧洲文化和欧洲文明。就欧洲文明的同源性来说，欧洲人几乎一致认为他们继承的是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历史遗产，认为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文化伦理是欧洲共同的历史文化源泉。位于欧洲东南一隅爱琴海旁的希腊顺理成章地成为欧洲文化最早发祥地。其后，希腊为居于亚平宁半岛的罗马所征服，罗马东征西讨，不断扩张，成了整个地中海的霸主，罗马也从共和国发展为帝国，罗马帝国的行省遍及欧洲的中部和西部，罗马帝国对行省的有效统治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在欧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征服者被征服”，即征服了希腊的罗马人却在文化上被希腊征服了，罗马在文化上完全继承吸收了希腊文化。因此，希腊罗马成为欧洲古典文明的杰出代表，恩格斯曾有一句名言：“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3]
中世纪被称为欧洲的野蛮时代，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基本上名存实亡，真正的政治权威散落在千千万万个封建领地上的贵族领主手里，中世纪的欧洲政治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分裂割踞，混战厮杀无休止。所幸，产生于东方欧亚结合部的基督教，却在欧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罗马帝国各行省到处是基督教传播的踪影，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拜伏在主耶稣和十字架下，基督教逐渐取代希腊罗马的古典多神教而风靡欧洲，基督教成了欧洲的主流宗教，成了欧洲人共同信仰的宗教，基督教教义及其文化渗透到了欧洲社会各个领域，基督教也成了日趋衰败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文化成为当时欧洲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欧洲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和基督教文化的一统天下，成为中世纪欧洲的典型特征。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基督教在文化上、精神上占据垄断统治地位，对当时欧洲社会起着“粘合剂”的作用，所以中世纪也被认为是欧洲的基督教化时期。基督教和欧洲在当时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基督教的欧洲化和欧洲的基督教化，使教皇在当时欧洲成为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经过教皇、罗马皇帝和诸侯大公们几百年的混战，最终才确立了神权与世俗权力相分离的原则，结束了“只知有教，不知有国”的中世纪欧洲神权统治时期。
欧洲文明的溯源过程尽管有点混杂，但根源明确，线条清楚，文明的沉淀是厚实的。希腊人对自由的向往和探索精神，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极力推崇和热切追求，罗马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典制度，以及“天赋人权”的原始政治思想，这些精神世界的智慧和民主政治的实践都达到了古代世界的顶峰。基督教的普济主义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伦理道德也深入人心。[4] 这些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传统精华，经过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使欧洲文明更增添了人文主义色彩，加强了人本主义精神，在促进“人性的解放”方面使欧洲走在世界的前列，把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人权和科学以及理性主义等理念逐渐凝聚升华成为欧洲文明的精髓和核心。这是欧洲得天独厚的历史人文背景。
二、近现代欧洲在战乱中嬗变和扩张
虽然欧洲地理上统合，世俗“欧洲观念”逐渐生成，真实的欧洲却是一个被四分五裂割据和战乱不已的大陆。15世纪是现代意义上的欧洲的历史转折点，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欧洲实现了脱胎换骨，此后欧洲加速发展。近代欧洲一旦冲破了基督教神权统治破土而出，陆续发生了震撼世界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经济的裂变，一个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崛起于世界并迅速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近现代欧洲的发展同样没有给欧洲带来和平与安宁，资本主义的欧洲也是在其自身内部混战中成长发展起来的。近代欧洲创造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超越了超国家性的教会，临驾于教会之上，从而把教会变成了国家的附庸。一旦民族国家确立了国家，国家利益成为至高无上，为了和国家利益，为了争权夺利和争夺欧洲霸权引发了无数的一系列大大小小连绵不断的战争，欧洲局势的发展完全失去了控制。欧洲创造了民族国家，但正是民族国家及其和自私利益又使欧洲陷入了几百年无休止并愈演愈烈的自相残杀、相互争霸的历史。欧洲深陷分裂和战乱而难以自拔。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欧洲崛起之后，很快成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侵略扩张主义者，欧洲向全球各个地方肆无忌惮地疯狂侵占掠夺，迅速养肥自己，成了全球货真价实的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随着欧洲的崛起，欧洲开始了改造世界的进程，甚至妄想彻底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因此出现了“欧洲中心论”谬论，滋长了欧洲优越自负、自我为中心的傲慢心态，编织了欧洲是真理价值化身的神话，这是欧洲文明在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上的变异。欧洲通过掠夺、侵略、 扩张和使亚、非、拉美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统治了全世界，称霸全球；与此同时，欧洲内部各国列强之间从未停止过对霸权地位的争夺战，欧洲列强前赴后继不择手段地疯狂争霸，在维护和国家利益的掩饰下民族主义走向了极端，导致了20世纪上半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也在这样争霸战争的旋涡中甚至差一点埋葬了自己。历史表明，当欧洲民族主义膨胀，强盛霸权达到巅峰之际，也是欧洲开始走向衰败深渊，引向自我毁灭之时。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黑暗的中世纪孕育诞生出来的近现代欧洲，和民族国家为利益分割和霸权争夺而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直至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现代欧洲仍然是一个分裂、对抗、争夺、战争的欧洲。这是与欧洲文明精髓所倡导的精神和理念完全背道而驰的。
在欧洲这个历史漩涡的空间里充满了变异和矛盾。由于欧洲组合的复杂性及其各个民族国家生成的混杂性，并由于欧洲历史文化渊源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以及世俗政权分裂割据的长期性，从而影响到整体欧洲的认同，影响到欧洲精神、欧洲观念和欧洲意识的松散和虚幻，甚至于影响到欧洲文明精华的扬弃、传承和断裂，这是欧洲在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方面表现出的独特的统一性和多元化并存的一个特征。正是欧洲生成于各民族的混合杂烩，在其不确定性、模糊性和矛盾性中呈现其复杂特征，从哲学观点来看，欧洲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冲突的实体。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把欧洲比喻为“像一个多变的几何图形”，认为“它经历过滑坡、断裂和变形”。[5] 他精辟辩证地描绘和阐释了欧洲：“如果说欧洲是法律的欧洲，那它也是强权的欧洲；如果说它是一个民主的欧洲，那它也是压迫的欧洲；如果说它是崇尚精神的欧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质的欧洲；如果说它是有节制的欧洲，它也是无节制的欧洲；如果说它是理性的欧洲，它也是神话的欧洲，即使在其理性思想内核里也包含神话梦想成份。”[6]
充满了悖论，千百年来生存在持续的分裂、对抗和冲突之中的欧洲，企盼着欧洲的新生，呼唤欧洲文明的传承和伸展，决心要与过去彻底决裂和告别，希望欧洲仍然能够引领世界文明的大潮。
三、深刻的历史反思，唤醒了和平的向往和联合的追求
分与合，同一与多元从哲学上说是相对的，是辩证的统一。欧洲这一概念的统合生成尽管面对现实的欧洲一直处于分割和分裂状态，但随着欧洲概念的牢固树立，企望摆脱分裂战乱的困扰，实现和平与统一的理想追求，很早也随之出现。罗马帝国的扩张理念以及基督教的欧洲化和神权大一统思想从反面印证了追求欧洲统一的愿望。我们说基督教在中世纪欧洲起了“粘合剂”作用，基督教成了欧洲共通的文化文明传统的源泉之一，这表明随着基督教传播的欧洲化，欧洲统一思想也成了欧洲人追求的一种信仰，至少是统一的一种表露，正因为如此，史家把基督教的欧洲化认作是欧洲观念和欧洲认同感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当然，欧洲的整合和统一，其基本元素归根结底应该是民族国家，因此随着民族国家在欧洲的生成，欧洲联合和统一之类的理念一直是欧洲一些政治家们和哲人们的理想追求，欧洲思想界早有酝酿某种超国家组织的设想。
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走向成熟，欧洲联合和欧洲统一的政治思想和理念也日趋成熟。1713年法兰西学院院士圣・皮埃尔神父出版了《争取欧洲永久和平方案》一书具有里程碑意义，他是第一个赋予“欧洲观念”以政治内涵的人，他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欧洲联合的政治思想，提出“欧洲联盟”的构想。圣・皮埃尔神父把“永久和平”作为一种崇高理念，认为欧洲人“最伟大、最瑰丽”的向往就是实现欧洲各民族间的“永久普遍的和平”。为了实现“永久和平”，就要建立欧洲的“联邦政府”，所有参加联邦的欧洲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服从这个联邦政府的法律。他提出建立联盟的基础是“要在各个民族间找到共同利益”，他论证了建立欧洲联盟的条件，强调“要建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有自己宗教、习俗、风尚乃至法律的社会”，要注意体制的“相互平衡”和“均衡发展”，并提出这样的欧洲联盟应该恪守的五条通则。[7] 尽管法国先哲圣・皮埃尔的方案仅仅是纸上谈兵，但却是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国际法含义的国际联盟构想，包含了对国家既尊重又予以必要限制的观点。圣・皮埃尔的方案一经问世就引起思想界的关注，他的同时代先哲卢梭、伏尔泰等人，以及后代的康德、雨果等著名哲人对他的思想理念和具体方案进行了认真探讨。他们把这一带神学色彩的理想进一步赋予了世俗的政治新意。伟大先哲康德在他1795年发表的《永久和平论――一个哲学方案》里就把和平问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提出“永久和平”就是要“远离一切战争”，进一步阐述“普遍实行共和制度”的构想和原则。康德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视野来探讨欧洲联邦问题。康德对人类社会历史总结的趋势――“从低到高” 、“从坏到好”作了论证，认为“连绵不断的延续进程，历史绝不停滞在哪一个阶段的静止状态。”他提出向往走向“世界大同和永久和平”的理想。[8] 大文豪雨果1859年在巴黎举行的和平大会上，他像朗诵诗一样地大声呐喊：“总会有那么一天……所有的欧洲国家，无须丢掉你们各自的特点和闪光的个性，都将紧紧地融合在一个高一级的整体里”，他预言20世纪将会诞生“欧罗巴合众国”，然后再诞生出一个“世界合众国”。[9] 正是这些欧洲思想家和伟大先哲的不朽理念和崇高理想把欧洲精神、欧洲观念、欧洲意识和欧洲认同感提炼升华到新的高度，并且不断推陈出新丰富充实，为欧洲联合和欧洲统一提供了永恒的精神动力。正是在这些先哲的思想理念指导下，19世纪以来欧洲主义和泛欧思想不断发展成熟，倡导欧洲联合和统一的政治主张和具体设想计划层出不穷，欧洲联合从思想理念发展为政治纲领，从理论思考变成为政治运动。使欧洲联合和统一的向往和追求在欧洲各国和广大人民尤其是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界中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思想基础。
两次世界大战是在欧洲引爆的，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和重灾区，欧洲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最沉重的摧残打击，从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的顶峰迅速跌落，所有欧洲国家，尤其是几个大国，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损失都非常惨重，惨痛的历史教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显现的美苏对垒的活生生现实，使欧洲国家和广大人民都深刻而清醒地认识到，在维护国家和领土完整，为国家利益争夺生存空间和霸权的名义下发动战争，自相残杀就等于自杀，分裂和战争使欧洲从未得到过和平和安宁，日趋繁荣富强的欧洲各国就是自毁于分裂和战争之中，回顾历史发展进程，饱经了千百年分裂战乱的欧洲险遭灭顶之灾。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欧洲人在鲜血淋淋的惨痛教训中进行了深刻地历史反思，痛定思痛，真正开始醒悟过来，记忆和回味起先哲们真知灼见的倡导指引，终于知难而进，奋发图强地为争取欧洲的和平、安全、统一和稳定而努力奋斗。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千百年来的分裂、对抗和战争的历史是欧洲为求取长治久安而走向联合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共同基础。战后欧洲联合最强有力的直接动力就是避免血与火的历史重演，避免共同毁灭悲剧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战后欧洲联合才得以能够比较迅速、顺利和有效地实现。事在人为，以莫内、舒曼、阿登纳和保罗－亨利・斯巴克等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一批政治精英们为欧洲一体化事业的开启做出了贡献，他们身居法国、德国、比利时的关键权力高位，全力以赴地促成欧洲联合，在战后短短几年里就把欧洲一体化付诸实践，从而开创了史无先例的区域一体化和欧洲共同治理的伟大事业。
四、欧洲文明推陈出新，开拓进取，使欧洲成为创新变革的基地
统观全球各主要区域不同形态文明的历史，世界各大主要文明都各具特色，各有其发展的脉络特点。就欧洲文明而言，其特色鲜明，有后发的旺盛生命力，相对其他文明比较看来，“它代表的是一个古老而又有创新的十分成熟的文明”。[10] 各种文明都是在不停地运动着，停顿就将走向衰落，同时在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实现优胜劣汰。从上古到中世纪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总体上说领先于欧洲文明，特别在物质文明方面更为显著。但自15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进步与落后的位置逐步颠倒了过来，欧洲文明开始后来居上。拥有古典传统的欧洲文明日益焕发出青春活力，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欧洲文明推陈出新，迸发了开拓进取的创造力，逐渐走向成熟，迅速而大步地推动社会发展变革，取得了显著的社会进步。这一切关键在于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和不断创新，根本在于思想观念的升华。
发端于意大利，遍及欧洲的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继承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教义中优秀遗产，大力实行创新变革，使欧洲文明获得了再生，或曰新生，“Renaissance”直译是“再生”，中国人已约定俗成地译为“文艺复兴”。[11] 正是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领先世界最早进入了近现代，得以使欧洲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文艺复兴运动最伟大之处在于，它既是继承古典，更是激励和崇尚创新。在文艺复兴的启示和带动下，欧洲先后开展了宗教改革（革新）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向迷信、愚昧、权威、压迫发起挑战，发扬批判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开启了人民智慧，倡导理性思维和科学探索，大力宣扬了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等理念升华成为欧洲文明精神的核心，使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广为振奋，精神面貌大大改观，精神状态为之一新，从而迅速推动了物质世界的发展变革，重商主义推动了产业革命和科技革新的蓬勃发展，所以史家都把15世纪文艺复兴作为欧洲社会发展史的分水岭，把对欧洲文明实行扬弃的文艺复兴标志为欧洲开启了觉醒的崇尚科学和创新的新时代的起点。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真正的思想，把欧洲人的思想解放、理性解放、人性解放大大推进了一大。欧洲人民的创造性活力大大发扬光大，进入了一个思想文化革命、科技产业革命、社会政治革命相互促进互为推动的新时代。从此以后欧洲成为一片神奇而伟大的土地，奇迹叠出，群星灿烂，因此恩格斯对这一时代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这是一次人类从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12] 在15世纪以来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在文化、艺术、科学、思想和社会政治、经济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不少巨人，恩格斯认为这些巨人都是“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13]
自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以来，欧洲文明推陈出新，开拓进取，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使欧洲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成为世界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最具创造力、生命力和变革活力的地区。由于人性解放、思想解放大大激励和鼓舞了各路精英人才辈出，他们勇于创新、不断变革的开拓进取精神，使近现代的欧洲在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物质生产、劳工运动、政治改良、社会革命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极其丰富多彩的累累硕果，重大理论万象更新，民主日益完善，市场经济机制日趋成熟，科学探索和科技发明频出奇迹。大师传世精品琳琅满目，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劳工争取权利斗争蓬勃高涨，政治改革前仆后继，社会革命风起云动，从而使欧洲在众多领域引领世界潮流，长时期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在世界近现展过程中，欧洲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担当开拓、探索、创新、变革和革命的重任方面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科学各个领域里，欧洲成了新思想、新理论、新主义、新发明、新制度、新模式、新运动、新政策以及新生产要素的最重要的创新发源基地，而且还是各种各样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社会发展理论的实验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是起源于欧洲，实践行动在欧洲。近现代以来，引领人类社会的重大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变革几乎绝大多数发生在欧洲。
上述这一切起源在欧洲绝不是偶然的，正是拥有伟大的精神遗产和硕果累累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坚实基础，正是拥有先进发达的生产力和不断改良变革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才得以能够在欧洲孕育催生像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区域共同治理这样较为先进而务实的创新实践探索。欧洲精神、欧洲观念，具有欧洲特色的理念得以向现实转化，绝不是凭空而来，一蹴而就的，同样需要深厚的积累和坚毅不拔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五、冷战的国际环境造就和推进了欧洲一体化
外部环境对事物的生成发展也是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时也可以对成败得失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欧洲局势的发展和欧洲力量格局的变动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彻底改变了欧洲面貌、欧洲形势和欧洲政治格局。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尤其是欧洲政治力量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持续几百年以欧洲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战争摧毁，美国和苏联以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成为欧洲和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欧洲国家不论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都处在美苏对抗下苟延残喘地在夹缝中生存，不仅德国被分区占领和分割，英法也沦为二流国家，欧洲被美苏超级大国一分为二，筑起了所谓“铁幕”，形成东西欧冷战对垒的极不正常的态势。欧洲这样的人为分割和东西对抗态势，却为西欧一些国家寻求复兴，选择区域联合之路提供了最佳历史机遇和全新的政治舞台，甚至可以说战后欧洲的政治局势和力量对比为欧洲国家走上联合之路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外部严峻的局势发展环境态势成为一种压力，逼迫西欧国家唯有联合才能生存和复兴。
美苏两极对垒和冷战的日益加剧，使美国为遏制苏联咄咄逼人向中东欧扩展的势头，也支持西欧国家走联合起来的组建一体化集团的政治道路，认为这有利于美国对西欧的控制和增强与苏联的对抗。战后欧洲一体化从酝酿到起动得到美国的许诺和有条件地支持，以及苏联强大的压力是欧洲一体化得以顺利起步和不断发展的有利外部条件。
冷战态势的加剧和持续，以欧洲为焦点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极对抗争霸世界愈演愈烈的国际局势，一直是欧洲一体化发展和不断扩大进程中起促进作用的外部国际环境。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大趋势和冷战的终结又进一步推动欧洲一体化朝着更加纵深的方向加快发展，为欧洲经济和政治联盟的建立以及扩大和东西欧走向融合统一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国际条件和外部动力。
从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来看，欧洲一体化的顺利起动得益于美苏在欧洲的对抗。欧洲一体化巩固、发展和扩大则得益于冷战的加剧和持续，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化还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经济和贸易竞争对欧洲的挑战。所以，欧洲战后成为美苏两极对抗的重心和焦点，冷战的爆发和终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综合起来促成了欧洲一体化的兴盛发达，成为欧洲一体化得以顺利启动并持续加快向前推进的有利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同时也清楚地表明欧洲各国精英们能够及时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顺势利导地推进欧洲联合，开创了史无先例的欧洲一体化，构建了欧洲区域共同治理这一全新的政治经济模式。
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国际局势和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时过境迁，没有非常有利和合适的国际形势变化和国际环境，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发达而较为完善的欧洲一体化。外部动力和有利的国际周边环境是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共同治理模式取得成功的客观外部条件。
综合上述五方面原因，正是在欧洲具有独特的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深刻的历史教训与追求和平和安全的高度共识，以及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经济基础，才能使欧洲具备比较全面和成熟的构建区域共同治理的主客观条件，这一切在世界其他区域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是很难齐备的。
注释：
[1] 严双伍：《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欧洲一体化起源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9页。
[2] 郭华榕、徐天新：《欧洲的分与合》，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0页。
[4] 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温克勒认为，“没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就不会出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没有古典时期以及基督教对不成文的永恒法的信仰，就没有对不可转让的人权的宣言；西方的特征可以溯及的历史比信仰坚定的欧洲人承认的还要久远。”载[德]《世界报》2007年12月31日。
[5] [法]埃德加・莫兰著，康征、齐小曼译：《反思欧洲》，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页。
[6] 同上，第1-2页
[7] 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3-140页。
[8] 同上，第149-162页。
[9] 同上，第168-169页。
[10] 同上，第13页。
[11] 同上，第17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页。
[13] 同上，第493页。
关键词：现代性；连续性；联系性；《白银资本》；《大分流》
一、 《白银资本》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银资本》 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第一，《白银资本》的全球发展理论
弗兰克自承："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世界体系是自古存在的（"世界体系存在了五千年，而不是五百年" ），从航海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处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特别是中国。欧洲和亚洲存在着商品和贵金属的反方向运动：欧洲从亚洲进口大量商品，却不能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而要用白银结算贸易的逆差；18世纪，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向了中国。欧洲利用征服美洲获得的贵金属，取得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了落后的农业文明。弗兰克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发生在前，西方的兴起出现在后。在他看来，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西方的兴衰一个以500年为时段的长周期，当东方收缩到最低点时，正是西方扩张阶段的最高点。强胜弱败是一时的，并没有内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强盛正以另一个周期的方式出现。
第二，《白银资本》的东亚发展理论
弗兰克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具有世界规模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的单一全球经济就己经存在了。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处于经济权力的中心，而西欧和后来的北美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弗兰克分析的观察点是消费品、白银和黄金。当时，金银起到双重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弗兰克指出，中国和印度是全球贸易的中心，多数美洲白银途经欧洲和菲律宾流向中国，这样才使得欧洲的初始扩张成为可能。公元1500-1800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增长比西欧快得多，亚洲人也要长寿得多。亚洲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竟争力。亚洲内部贸易比任何欧洲商业活动都大得多。欧洲人只是依靠美洲白银才能挤进繁荣的亚洲贸易体系。欧洲商人起到的是中间人的作用。弗兰克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赢得了胜利。19世纪时亚洲经济长时期扩张最终走到尽头，这主要是内因所致：由于人口和收入的增长，生产和贸易开始衰退；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对资源施加了压力，约束了底层的有效需求，亚洲廉价劳动力大量增加。欧洲和美洲利用这一形势进行工业化，成为全球主要的生产者和贸易者。
第三，《白银资本》的基本研究取向
弗兰克在撰写《白银资本》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的任务："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对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 刘禾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思潮的角度对《白银资本》的研究取向作了更系统的说明。她说，关注西方学术新动向的人都会注意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已在西方学界持续了二十多年，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到马丁·伯纳尔(matin benal)，凡处于学术前沿的各科学者，都无一不对近代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清算，但环顾左右，我还没有见过像弗兰克那么不客气的人。《白银资本》对有史以来正统的和非正统的社会理论，都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清算。比如，弗兰克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1400——1800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晚，也很短。他强调，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解释才有意义，因此，那些认为现代文明是从欧洲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种种理论，用弗兰克的话来说，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
第四，《白银资本》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
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他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为弗兰克认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都必须分析整体。" 他说《白银资本》"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 。他强调：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 弗兰克甘冒得罪大批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危险，指责：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个整体视野。历史学家最喜欢用显微镜来考察和猜想在一个很短暂时间里的一个小片断。不要说"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学者也习惯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些大树上，仅仅对某些大的片断加以比较。实际上，许多人喜欢关注自己文明的特点或文化相似与相异之处。有些人为自己的方法辩护说，遵照"科学"标准，我们只能研究整体的片断，这样我们就能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它们的差异。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去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某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史"学者指出，明摆着的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全球拼图，他们本来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但不去做，更不用说去设法理解它了。
弗兰克并非不重历史证据，但他认为历史证据并不能取论建构，世界历史的研究模式需要有一个理论取向上的根本转型。他说："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 弗兰克充分利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各种理论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他申明："为了说明和解释在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种互补的方法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的分析。"
二、 《白银资本》的合理内核与缺陷
《白银资本》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内核，也有基本的缺陷。这是一部优点与缺点同时存在且对比鲜明的著作。
我认为《白银资本》在理论方面合理的内核是对"欧洲中心史观"的批判，并试图在世界体系或全球历史的框架里重构世界历史。这一点，中外学者已经给予充分的肯定，前文已作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在理论方面的缺陷是强调一个方面而对另一个方面缺少关注，从而有损理论的周延性。也因这一点而遭到中国学者广泛的批评。例如，对普遍历史的强调而忽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对历史的偶然的渲染而屏蔽了历史的必然；对历史的联系性（"全球性"、"整体性"、"共通性"、"经济性"）的强调而遮盖了历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异性"、"制度性"、"文化性"）；对历史的连续性（陷入"历史循环论"的陷阱）的偏爱而看不见历史发展的断裂性（"社会质变"、"社会进化"）等等。不过，弗兰克的理论框架可能使他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不可能根据历史材料炮制出一个万能的理论出来。弗兰克在强调一种研究取向的时候可能正是针对另一种研究取向的缺陷而设定的。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他的思维方法还是具有辨证性的。例如他认为："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
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内核是采用"全球学"（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的相加并不是整体，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融分析方法，并在历史哲学的层次上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予以思考。弗兰克强调，研究历史应该是总体史。世界史象一个三条腿的凳子，有经济、文化和社会。因此，应研究整个世界史。整体世界史影响部分以及部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世界每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不了解比较着的二者之间的联系，不可能真正比较。中国史不是各省历史的总和，即使部分的历史做得再好也不是整体的历史。弗兰克征引约瑟夫·弗莱彻在1985年曾说过一段话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事实上，大多数欧美大学所耕耘的史学领域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学、甚至一种地方眼界。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无论用各种专题研究所拼凑起来的历史‘学科’的马赛克是多么绚丽多采，如果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那么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的历史独特性的全部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世界上各个不同社会里的大体同时发生的类似发展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为了发现近代早期的相互联系和横向连续性，必须深入到政治和制度史表象的背后，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在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17世纪，日本、西藏、伊朗、小亚细亚和伊比利亚半岛在表面上相互隔绝，但实际上都回应着同样一些相互联系的、至少是相似的人口、经济乃至社会的力量。"研究部分的历史容易，研究总体的历史难。诚如保罗·科斯特洛所言："面对世界历史也就意味着面对一些有关人类命运的终极问题。——我们应该把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看作对一种未来希望的反映。——逃避全球视野的挑战，也就是不敢面对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译解历史的意义。在一个危机时代拒绝世界历史，也就是拒绝承担历史学家的根本责任：用一种有意义和有益的方式让社会反思自己的过去。——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 《白银资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资料为主，而且中文资料的利用尤其欠缺。但弗兰克辩解道："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替代一个整体主义的涵盖整个世界的理论模式。我们正是需要（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模式来组织和解释现有的证据，而且使我们能够远远超出原有西方理论路灯所照射的范围，指导我们去寻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证据。"
三、 《大分流》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加州学派" 的领军人物之一。《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一书是彭慕兰对世界经济史重估的最新著述之一。获2000年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
第一，《大分流》的全球发展理论
彭慕兰认为，三十年前，中西差异被认为是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造成。这场"工业革命"一般认为有下列几项特征：第一，它与"前工业"（pre-industrial）时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二，它首先发生于英国，然后传至欧洲大陆；第三，本质上，它仅限于某些重要工业的技术突破（先是棉业，然后才是煤、铁、钢及陆地运输），但并没有造成其他产业稳定而缓慢的成长；第四，正如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依赖与殖民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奴隶的劳动力。 彭慕兰对此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他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得出新的结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大分流"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与欧洲并无明显的差异。就是说，直至18世纪，中国并不落后。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遭遇了生态危机，为了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心开始向边缘发展。但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英国则不然，除了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煤层埋藏比较浅易于开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本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应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心的生态压力，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最终使西欧摆脱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数据，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应，帮助英国节省下来的土地达到2500万到3000万亩，而当时英国的全部耕地也不过2300万亩，等于多了一个英国。他说，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彭慕兰强调，欧洲由市场引动的稳定成长过程并非不重要，但它并不是造成与东亚及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斯密型动力（smithian dynamics）在中国及西欧都有极大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改变经济的基本形态——高度发展地区终将面临严重的资源限制，一部分是因为商业化与手工业都加速人口的增长。欧洲要避开这个难题需要新的科技，再加上煤、新大陆的资源及各种有利的全球性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这种条件在英国较为明显，至于法兰德斯及荷兰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导致的结果，则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或日本的关东平原较为相似。从19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中国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新大陆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积累、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等——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使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因此，工业化并非原始工业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很容易在中国及欧洲找到例证。要解释东西方的差异，我们需要观察在欧洲这些限制是怎么突破的。这就牵涉到技术创新的问题。既然我们不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如果中国也有类似的资源，它就能自行产生工业革命。然而创新本身也不足以松缓土地的限制并在1750至1850年间带来成长。而且，如果没有煤及新大陆以节省土地（亦即劳力并不密集），可以想见发明的焦点会十分不同。因此，要了解"欧洲奇迹"，我们必须要用中国的经验作为一面镜子，重新注意过去的学者所研究的重点：煤、帝国、英国例外情况、以及工业革命的不连续性。
第二，《大分流》的东亚发展理论
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东西方曾经有过数不清的相似之处，由于它们太相似，以至18世纪的东西方看起来实际上是沿着相同道路前进的一个世界，而不是19世纪以后表现出来的那样明显的分离。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统一的，正相反，它是多元的，没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中心，它的相似性表现在，一些主要的经济核心区，如欧洲的英格兰，中国的江南和岭南，日本的畿内，曾经各自独立地走上一条相似的道路，达到了大致相当的发展水平。在这些相似因素中包括了人口、资本积累和技术对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中国和西欧的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劳动体系，人口迁移、市场和制度，农产品市场，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中国和欧洲的家庭劳动，还有引起争议的"内卷"与"勤劳革命"。惟一的例外是英国煤矿有着幸运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既使英格兰获得了充足的动力能源，又促成了蒸汽机的发明、使用和推广。无论是从农业、手工业、消费、市场发展水平上比较，还是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上分析，180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都没有太大的差距和差异。大分岔主要发生在随后的世纪。使西欧最终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的原因，一是英国煤炭的采掘及其有利的蕴藏位置引发了动力革命，其次是新大陆提供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缓解了欧洲在生态方面的制约。无论是从农业技术、生活状况还是人口条件角度来看，欧洲与亚洲在1750年左右都有着"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作者由此推论说，西欧在此时期的优势并不明显，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相似发展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在19世纪之前，西欧与东亚比较，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大致同样的水平上，西欧没有任何内部因素（除了煤以外）比东亚更为优越，而两者进一步发展所受的制约也是同样的，实际上西欧与东亚是处在一种同样的发展模式中。
第三，《大分流》的基本学术取向
《大分岔》的基本学术取向，是从全球相互联系的角度来探究现代世界经济（经济的现代性）的起源及其发展。在这一学术取向下，彭慕兰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传统的提问方式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有的优势？曾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中国江南地区为什么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实现工业化、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彭慕兰认为，这个命题暗含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即以英国道路为模式，认为英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常态，而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偏离或陷入了停滞状态。鉴于此，彭慕兰提出了相反的发问，这样的反问并不只是所谓"标新立异"，也不是仅仅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而是具有经验（从历史的原点出发，不轻易地套用历史的必然性预设，从而遮蔽历史偶然性的可能）和规范（符合比较研究方法中的交互比较原则）的双重意义，譬如18世纪的英格兰无论在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生态压力、能源供应等方面，可能面临比中国更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瓶颈"。"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这样的提问蕴涵的预设是英格兰是"标准答案"，即英格兰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而"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则把英格兰的工业化作为变态，而以江南的发展为常态。《大分流》就是从这个思路出发重构了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史，彭慕兰在中国和欧洲都看到了动力和危机的存在，而不是在欧洲只看到动力，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和危机。中国和欧洲具有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而不是在世界的这一个部分只有发展，而在另一部分只有停滞。
第四，《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
关于《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我认为有两个：一是全球联系性的视角；二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
从全球联系性的视角出发，《大分流》对欧洲的工业化启动的研究不是从欧洲内部的特殊性回溯，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从全球比较和全球互动的视野来进行新的探索——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历史探险之旅"。由于他审慎地选取了比较单位与比较目标，因而，他的"探险"有独特的"收获"——1800年左右的"世界历史大分流"之说被构建出来。
其次就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吴承明在《〈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一文里谈得很透彻。我在前文研究转述过了，此处再概括一下。彭慕兰对比较方法论的贡献在于对世界经济史比较目标和比较单位的创新。彭慕兰没有以传统研究中的生产水平或消费水平或gdp的增速为比较目标，而是以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式（新古典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比较目标，看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更能适应斯密型增长要求。看哪一方更能避免或"跃过"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生产。在比较单位方面，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大分流》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 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四、 《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
彭慕兰自己对《大分流》的评价是：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论的课题，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称赞的同时，它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一些争议具体针对我的著作，一些则针对着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当我们找到新的证据时，某些具体观点无疑会被推翻。但我以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将证明有长久的生命力。 我认为，彭慕兰对自己的评价是真诚的、客观的。从学术界对《大分流》的研究来看，《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都被充分地展示，相对《白银资本》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有所淡化。我们可以期待对《大分流》有更深入的学术评价。
《大分流》的合理内核可以从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来评估：
其一，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方面。《大分流》认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此前，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以此为基础，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并非如"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展示的历史画面：亚洲是停滞的，甚至数千年以来就是停滞的，而欧洲则在不断地发展。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和现代化发展几乎是欧洲自己的启动，与其它地方没有干系。是欧洲特殊的制度、文化与理性开拓了欧洲现代化的征途。彭慕兰并不否认欧洲制度、文化与理性有其特殊性，但是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应该从更加广泛的联系性视角来观察，即要高度重视外因的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作用）。彭慕兰认为欧洲和亚洲在1800以前都呈现"斯密式的发展"（不是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而这种发展最终会受到资源和生态（尤其是土地）的限制，从而堕入"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发展对资源和生态的压迫，资源和生态受人口膨胀的制约，形成一个发展的"瓶颈"）。西方（主要是英国）是怎样跃过这个"陷阱"的呢？彭慕兰认为，解除生态制约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后者，前者本身并不能解决西欧的生态问题，也就无法真正对工业革命发挥作用。因此，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江南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过去对现代化的解释长期忽视从欧洲之外去寻找机缘。彭慕兰的解释可以启发我们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诚如王家范所言：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
其二，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彭慕兰强调历史研究（无论什么历史研
究）的整体性和联系性视野，而要做到这一点，比较研究方法是其中的关键。因此，他特别强调"比较单位"（如何选取"比较单位"？）和"交互比较"（如何选取"比较坐标"？）。他说他与王国斌教授（彭慕兰承认王国斌在比较方法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都主张"所用的比较单位必需具有可比性"和"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互为比较的参照物）"。
（1）从单位的可比性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因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或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江南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18世纪，其人口超过除俄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就其在自己所处的更大社会中的经济职能来说，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这种想法给了我们一条进行类比的基线，能使比较真正具有意义，从而使我们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区，区域之间重要关系的建立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一步使我们得以把经济发展看作地区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始终寻找某种对一个具体地区内生的成功来说是具体的致命缺陷或关键的东西，并用这一关键性特征对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后的差异进行困难的解释。换一种方式表达，西方很多社会理论问的是"为什么是欧洲？"然后，在把世界其余部分从发展进程中排除后，再问"在欧洲内部为什么是英格兰？"但如果江南或畿内或古吉拉特与比方说塞尔维亚相比，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更好的候选对象——或者说它们肯定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取消以洲为单位，直接去比较核心区？我们可能常常折回去引进比较传统的单位，当它们看起来有用时——毕竟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英格兰有它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建立了与它的殖民地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而江南没有——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传统单位引进太早，它们就会妨碍我们的视野而不是帮助它，因为我们甚至会永远没有足够的可比性以开始我们的工作。
（2）从选取比较坐标来看，"交互式比较"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承认对西方经典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批评，认为这些理论把非西方社会当作发展"失败"或"没有发生"的实例，同时没有培养我们了解在其他地方确实发生过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但一些后现代学派的理论家根据这一问题断定我们应该放弃比较，与他们不同，王国斌的主张提出了一种避免欧洲中心论（或至少将其最小化）的不同方法，即，在欧洲也寻找"没有发生"与"失败"。尽管诸如"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之类听起来古怪的问题无疑并不比人们更为习惯的"为什么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天生更高明，但它们也并不更低劣，它们还具有重要的优势，因为人们通常很少提出这类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它们的过程中还没有遭遇到成果急剧递减。 史建云强调，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西欧也就成为史学界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解答这样一个问题，理所当然要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欧洲史学家最经常的是以中国作为对照。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换句话说，为什么江南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很可能也曾经是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没能发生工业革命。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却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命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 《大分流》倡导不再用西方的标准权衡中国历史，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去触摸那一扇扇曾经打开或者未曾打开的门，体会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曾经有过的众多可能性和偶然性。尽可能避免决定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确实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方面，彭慕兰倡导现代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的结合，而反对以现代经济分析取代历史分析的经济学取向。他说，现代经济分析尽管有很大的作用，但可能经常误导我们认为所有资源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以至一个单独的计量数据（总收入或资本积累）就代表了一个经济的容量。即使在几乎有无限的能源供应、低运输成本和化学工业（能够把碳氢化合物转化成几乎任何东西）的当今世界，这也并不完全真实。在一个18世纪的世界中它更是远离实际，在那个世界中，几乎一切食品、燃料、衣物纤维和建材都来自于植物种植，从而来自于当年的阳光、水分和土地的交互作用；在那个世界中，即使极为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也只能提高某一块已知土地的产量；也是在那个世界中，欧亚大陆的两端都突破了此前已经保持千年以上稳定的人口上限，发现它们本地的土地供给受到了令人痛苦的限制。在这些情况下，一旦我们用难以找到替代品的具体项目的物量进行观察，无论是土地制约的加紧，还是使其松解的资源幸运，最终都能够证明要比我们简单地把它们换算成等值的货币，并假定它们具有可替代性时它们会表现出来的更为重要。它们本身不是对增长加速或危机形成的解释，但它们产生的关联确实有力地改变了东西方的发展轨道。由此引起的经济命运和政治命运的分流远远大于实际生活在18世纪的任何人的预料：它是如此之大，以至当回顾它的产生过程时，难以相信它或是发生在相当近的时期，或是具有任何强烈的偶然性。
总之，《大分流》发展了西方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传统，主要是社会经济史学派，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传统，将长时段的视角以及计量史学的方法运用到世界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为我们重构了一幅崭新的近代经济发展的图景，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中国与欧洲提供了全新视角。《大分流》在理论、视野、方法方面给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有益的启示。
第二，《大分流》的内在缺陷。
文献方面的缺陷：恰如史建云所言：彭慕兰征引的多达600余部各国文献 中，中文文献仅有40种，即使加上中文文献的英译本和一些中国人的英文著作，也不过70余种，有关中国的情况，主要是通过引用西方人或日本人的著作进行论述。与作者分析西欧中心论时广征博引，对几乎所有重要观点都加以讨论的做法相比，关于中国的部分显得相当薄弱，无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
逻辑方面的缺陷：由于缺乏充分的资料，书中对中国的很多论述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这些推理看上去相当精巧，也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但由于史料不足，或受作者的主观愿望影响，推理过程及其结果有时显得不够合理。
九、比较
弗兰克和彭慕兰在历史理论、研究视野、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诸方面既有共通的一面，也有不少的差异。这两位坚决拒斥"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家可以看作是同一思潮 或流派（加州学派）下的极有个性的两大学术领军人物（加上王国斌是三位）。
第一，在历史理论、研究视野、学术取向方面，都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提倡从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视角去重构世界历史。尽管他们都树起反西欧中心主义的旗帜，但在理论和方法上各有特色。贡德·弗兰是个激烈派，他的确如张芝联所言："以典型的反偶像战士的姿态从古反到今，一反到底"。 弗兰克企图建立一套"去欧洲中心主义"的"横向一体化宏观历史"。由此，他以"全球学"的视野建立了自己的世界体系理论——5000年世界体系论，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他不主张把欧洲从全球孤立开来，去寻找纯粹的"现代性"，他也不认为由于欧洲的"特殊性"而成为现代化的策源地。他并没有取消"现代性"，但却取消了"现代性"由欧洲独霸的局面（强调"历史的横向联系性"），也取消了认为"现代性"完全由传统断裂而来的思维（强调"历史的纵向连续性"）。他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体系决不是1500年以后才由资本主义统一起来的，它的根基可追溯到5000年前，其中心是亚洲——非洲，然后逐渐扩大，欧洲到1500年以新世界的白银为资本加入进来。把持了两个世纪，以后又转到了亚洲。彭慕兰则着重研究了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从全球比较视野出发，锁定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为"交互比较"的核心区域和有效的比较单位，认为导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不在于国家的特殊政策或那些原生国家(proto-nations)的文化特征，而是在于"新世界"的殖民地化过程中中心地带与地区之间极其偶然的一种关联。对于弗兰克和彭慕兰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的评估，诚如王家范所言，他们的主张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第二，虽然都是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但《白银资本》偏重的是商业，尤其贸易和货币，而《大分流》却是侧重对农业的探讨。正如张家炎所认为的，它们的总基调都是认为18世纪前中国（江南）与西欧（英国）经济并无大的不同。但《白银资本》完全没有涉及农业 ，而《大分流》则以农业为重点，且比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具体得多，他不仅利用了不少有根据的材料，而且直接挑战不少中国学者普遍认同的见解：江南农业并不比英格兰农业更劳力集约。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挑战"欧洲中心主义"更有说服力的是《大分流》。当然，从哲学的高度来看，《白银资本》的挑战最为彻底。
第三，《白银资本》和《大分流》都结合了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尤其是能够相对熟练地运用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当然，有学者指出弗兰克没有经过历史学方法的艰苦训练，大量使用的是二手的参考文献，在这方面，甚至身为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彭慕兰也受到相当指责，但正如刘北成和刘禾所言，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甚至是不着边际的。其实弗兰克和彭慕兰尽可能地运用了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从而避免了进行更多的简单的重复劳动，也避免了走向研究的岔道）。弗兰克受过正规的经济学训练，他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来又在各大学进行过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学术访问和学术研究，在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综合运用方面有较深刻的方法论体验。彭慕兰则长期从事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从耶鲁大学博士论文开始），在世界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和比较经济史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弗兰克倡导"全球学"（普遍联系史观或全球史观）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主张对历史部分和片段的分析不能取代对历史的整体分析，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或综合。部分也不是整体的分割。正如中国各省的历史相加并不就是中国的历史。整体就是整体，整体研究与部分研究不能相互取代。他主张研究"世界体系"。彭慕兰则偏爱全球比较史观和比较研究方法（强调对"比较单位"和"比较参照物"的审慎选择，提倡"交互比较"）。弗兰克和彭慕兰都反对拘泥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单位。诚然，从"现代民族国家"出发，很多问题是看不清楚的。
结论
《白银资本》与《大分流》都对人文社会科学弥漫的"欧洲中心史观"（"欧洲特殊论"与"欧洲普世论"的一体）都进行了解构。不赞成以"欧洲"或"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弗兰克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彭慕兰主张以"（经济）核心区域"为分析单位。他们并不是要否认"现代性"的存在，也不是要否认作为历史事实的"欧洲崛起"，他们否认（或者说，针对）的是只看到"现代性"在时间上的断裂性（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断裂）与空间上的地域性（"现代性"仅仅起源于欧洲），而认为"现代性"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所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断裂"只是一个"世界体系"内部的"中心"转移）和空间上的联系性（所谓"欧洲的崛起"是与""的亚洲、美洲、非洲等世界的其它地方分不开的）。他们反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也并不主张"亚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强调对"现代性"探索的全球视野、整体史观和"交互比较"（或者说，"换位思考"）。
随着欧洲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众多关注。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以后，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问题更成为了人们舆论的焦点。
出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种种考虑，英国国内各阶层对是否加入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简称EMU）存在不同看法。如何看待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成为决定英国能否加入欧洲硕士论文货币联盟并最终投向欧元区怀抱的关键。英国作为欧洲的重要国家之一，对欧元保持着观望的态度，不仅对英国国内经济、欧盟经济，甚至对世界经济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2008年1月1日，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同时加入欧元区，从而使欧元区成员国从13个增至15个，区内整体实力不断壮大，欧元的国际地位也正在不断提升。与欧元区良好的发展态势相比，英国近年来经济却一改往年“运行良好”之态势，渐呈疲软迹象。
本文首先简略的介绍了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最佳货币区理论（OCAT）。然后回顾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历程，并简要的介绍了英国与EMU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从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入手，综合分析英国拒绝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对英国、欧元区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最后探讨了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
关键词：英国欧洲货币联盟；最佳货币区
引言
一直以来，英国何时加入欧洲货币联盟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话题。英国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政策问题，近年来严重困扰着英国的内政与外交。前梅杰保守党政府，曾在谈判制定《马约》的过程中为英国争得由英国议会最终决定是否加入欧洲单一货币的“例外权”。布莱尔上台后，对欧洲政策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在货币联盟问题上，坚持以英国的经济利益作为判断的标准，重申英国不大可能在1999年1月作为第一批成员加入单一货币。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有关货币联盟问题的讨论，为英国最终加入单一货币进行舆论和组织准备。面对已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欧元，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硕士论文虽然屡屡试图推动本国加入欧元区，但每次总是无果而终。对欧元态度冷淡并以“五项经济测试”标准使英国置身于单一货币之外的前财政大臣布朗2007年6月接替布莱尔出任新首相，也使英国短期内加入欧元区变得更为渺茫。英国政府至今对何时加入欧元区仍然没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英国对欧元消极观望态度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及其创建、发展历程，之后介绍了英国与货币联盟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英国不加入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对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一、货币一体化相关理论概述
（一）最佳货币区理论
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经济学家或赞成或反对。但有趣的是，他们赞成或反对的主要依据都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开创的最佳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 Theory）。其作为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章将着重介绍最佳货币区理论并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所谓最佳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s，oca）是指一种“最佳”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佳”是根据维持内部和外部平衡的宏观经济目标来定义的。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最佳权衡点，就算达到了内部平衡。外部平衡既包括区域内部的国际收支均衡，也包括与区域外的国际收支均衡。
蒙代尔在论文中将最佳货币区域定义为：受对称性冲击影响的地区所构成的一个经济区域，这些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他指出，区域内部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而区域之间不能流动时，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区域就构成一个货币区，这样的区域可以采用单一货币或者将区域内各地区的货币汇率固定，从而组成最佳货币区。需求转移是引起硕士论文外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后者只能通3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浮动汇率是不同货币区之间的均衡机制，而生产要素流动则是货币区内的均衡机制。
蒙代尔之后，不少学者对最佳货币区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他们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最佳货币区的判定标准，另一方面是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最佳货币区理论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对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程起了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
（二）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最佳货币区理论除了说明有关国家应组成货币联盟的一些特征外，还力图阐明一个国家加入货币区域的代价与收益。欧洲货币联盟是最佳货币区理论的重要实践，本节将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1．欧元启动的成本分析
从成本角度看，欧元启动可能会给各成员国带来以下损失：
【关键词】近代 非欧世界 历史地位
世界历史步入近代，欧洲先后经历了近代化与现代化的两次社会转型，驶入了经济与社会飞速发展的“快车道”。在此背景下，“欧洲中心论”得以形成，并伴随着“欧式文明话语权”积极向非欧世界扩散。但是“欧洲中心论”的盲阈在于其忽视了考察人类历史的全球视野和整体视角，其结论的严谨性也禁不起历史主义和辩证主义的推敲。因此，在世界近代史的教学中，运用全球史观和整体史观客观地解读近代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变迁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下面，便就近代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渐变历程剖析如下：
一、近代初期的非欧世界：保持独立与自我的发展状态
近代伊始，非欧世界几个大洲间的历史发展并不平衡：亚洲经过数千年的开发和人类文明的积累，早已形成数个专制但繁荣的东方帝国，如、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以这些帝国为中心，形成了亚洲传统上的东亚封贡体系及穆斯林世界两大区域关系体系，这两大区域关系体系一直得以持续到16～17C的近代早期。但与亚洲相比，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开发却相对滞后，原始部落形态占据了当地社会发展的主流。虽然非洲和美洲也曾建立起一些土著帝国，如西非的桑海帝国、南美洲的印加帝国、阿兹特克帝国等，但这些较为原始的帝国在文明发展程度和对外交往程度上还远远比不上东方专制帝国；同时，非欧世界几个大洲的内部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最明显的是非洲，北非地区是古文明的发源地，地理位置又临近欧亚大陆，所以在文明发展程度和对外交往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非洲其他地区。
由于交通和交往的限制，非欧世界直至近代初期仍保持着相对隔离和分散的发展状态。也是这种隔离和分散使非欧世界得以保持各自独立和自我的历史发展，没有或很少受到外来力量的干预。但是，随着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非欧世界原本独立和自我的历史发展进程开始被越来越多地融入欧洲因素。
二、近代早期的非欧世界：欧洲因素开始融入
经济方面，非欧世界开始被动融入欧洲主导的国际贸易网。从古代至近代初期，虽然相对隔绝和分散，但非欧世界各大洲内部早已建立内部贸易联系。如非洲，早在跨入近代以前就形成了内陆贸易和内陆与沿海之间的贸易，搭建起了非洲地区的贸易网；而亚洲内部、亚洲与欧洲之间也形成了类似的地区贸易网，但是这种贸易交往只局限在一定的地区内，不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意义。但是，新航路的开辟使情况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连接欧-非-亚三洲的香料贸易路线、连接欧-非-美三洲的大三角贸易路线及连接美-非两洲的贸易路线等三大世界性的贸易路线相继被开拓出来，这三条由欧洲人开辟的同时并存的贸易路线把世界的四大洲和三大洋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贸易网。原来由非欧世界主导的地区贸易网开始被纳入到这个国际贸易网之中，非欧世界成为了国际贸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向欧洲输出本地出产的大宗经济作物、奴隶和贵金属，而从欧洲输入欧洲生产的制造产品。欧洲作为商贸活动的组织者自然成为这个国际贸易网的中心。将欧洲、亚洲、非洲、美洲联系起来的国际贸易网的出现也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正在孕育。
政治方面，非欧世界开始遭遇欧洲的征服、殖民与渗透。16～17世纪，凭借军事与技术优势，欧洲也开始了早期的殖民、侵略和扩张，对美洲进行征服、对非洲进行殖民或政治控制、对亚洲进行势力渗透，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也正在孕育。
文化方面，非欧世界的本土文化开始受到欧洲文化跨区域传播的冲击。新航路的开辟和国际贸易网络的建立不仅促进了世界各地区间的交往，也带来了文化的跨区域传播，各种物种、商品、技术，甚至疾病、宗教等开始横跨大洋，在欧洲与非欧世界之间传播，给各个文明带来不同的影响。然而“全球文化交流过程表现出极大的不平等，欧洲人见到了整个世界，而其他地方的人只见到了欧洲人。美洲文明在这种接触中遭到毁灭性打击……非洲文明也被侵蚀得支离破碎。”
三、近代早期非欧世界的历史地位
虽然16～17C的近代早期，非欧世界的历史发展开始受到欧洲人的影响，但是有很多现象表明“从哥伦布和达・伽马往后的300余年里，欧洲虽然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但它对美洲除外的非欧世界远未建立起压倒性优势和统治权。”
首先在经济上，由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而非欧世界的经济生产也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状态，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被深入地触动。所以，欧洲虽然主导国际贸易网，但在与非欧世界的交往中并不具有明显优势。正是因为欧洲的经济优势尚不明显，所以工业革命以前，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交通运输工具落后，国际贸易规模小大，真正的国际分工体系并未形成。
其次在政治上，欧洲相对于非欧世界的政治优势也不明显。对于亚洲，一直到18C，西欧殖民者都一直渴望能与亚洲的强大君主国平等交往，但却事与愿违。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作为西欧国家首次正式派到中国的外交使节，1793年英国乔治・马夏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提出通商、建交、传教等7项请求，并要求签订平等条约。然而，乾隆帝以“无此先例”为由加以拒绝。他认为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本条件。所以，“在17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和18世纪的中国，欧洲列强为战略或商业目的无不多所迎奉，几乎完全按苏丹和清朝皇帝规定的安排进行交往”。直到18世纪，欧洲在与亚洲的交往中都还明显处于劣势。“在向非洲和美洲探险、殖民和征服的过程中，殖民国家或者作为其人的殖民者也曾经尝试以签订条约方式与当地政权交往。但这种国家间交往只发生在殖民者与较为强大的土著政权之间，而当实力的平衡被打破时，殖民者往往撕毁和约，代之以枪炮和铁骑”。可见，欧洲在对非洲、美洲进行殖民和政府时也存在角力，并非是完全轻而易举的，一旦当地政权比较强大，欧洲人也只能用相对平等的签约方式与之进行交往，甚或是放弃。1535年，当葡萄牙人企图动用武力侵占比热戈斯群岛时，遭到当地人的迎头痛击，终未得逞。这一事件说明西非人民具有足以抵抗殖民侵略的武装力量，这也是近代早期欧洲人在西非始终未能像在美洲那样，在军事征服的一基础上肆无忌惮地进行经济掠夺和殖民剥削的原因。
在文化上，非欧世界大多数地区还能维持各自文化的基本面貌。
四、近代晚期（18～19C）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变化
然而18～19C，欧洲相对非欧世界的绝对优势开始确立。
除北美以外的非欧世界被纳入欧洲主宰的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对资本的渴望使欧洲列强迫切地需要扩充市原料产地和市场。这一时期，欧洲凭借着工业革命制造出坚船利炮打开亚洲、非洲国家的大门，逐步把除北美以外的非欧世界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欧洲进入快速殖民和扩张的阶段，19C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非欧世界的区域关系体系最终让位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从17C开始～19C末，欧美国家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普遍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19C末20C初，随着殖民扩张达到顶峰，借助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优势，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明显优势，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最终确立起来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逐渐确立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不断向全世界扩展，逐步侵蚀、挤压另外两个非欧世界区域关系体系的过程。最终，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东亚封贡体系和穆斯林世界的体系被摧毁，让位于以西欧为中心，囊括全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
除北美外的非欧世界逐步成为欧洲主宰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经济附庸：经历工业革命后具有非凡生产能力和获取资本渴望的资本主义更加地以掠夺其他国家作为基本的发展条件。进入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后，欧洲开始采用多样化的政策对非欧世界进行经济掠夺，结果就是在欧洲与非欧世界之间、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就出现了国际分工（工业生产与原料生产、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使非欧世界沦为欧洲的经济附庸，非欧世界便沦为了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化或半边缘化国家。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也标志着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国际分工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国际分工使世界各国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有利于发挥分工国家各自的经济优势，并把这种优势转化为世界范围内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使世界生产力迅速提高，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先进国家控制、剥削落后国家的一种经济强制制度，造成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片面性和依赖性。
除北美外非欧世界的文化被极大地改造：近代晚期，欧美列强对殖民地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对殖民地进行统治：一种是直接统治、一种是间接统治。无论哪种方式都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法国是典型的对殖民地进行直接统治的宗主国。它就实行同化政策，大力向殖民地灌输宗主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便同化尽可能多的殖民地人，尤其是当地的上等富有阶层，这样来使被统治民族对统治民族产生密切的认同感，感到自己的命运与宗主国休戚相关。这种做法必然会极大地改变土著人的生活方式。英国是典型地对殖民地进行间接统治的宗主国，但它同样推行同化政策。
综合起来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市场体系和殖民体系的建立，欧洲已经占据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绝对优势。而除北美外的非欧世界在整体上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沦落为欧洲的附庸。
【参考文献】
[1] [美]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商务出版社，2006年版.
[2] 何顺果.《全球化的历史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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