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化：交流；广西；东盟；柳州
一、中国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
在古代，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逐渐发展的。
从周边的国家开始，像朝鲜、日本以致东南亚，然后渐渐扩散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欧洲、东非和北非。
我国封建社会对外经济文化往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往来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一些国家。直到东汉晚期才和西亚、欧洲有了正式直接往来。而由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则为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最光辉的表现。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况行至波斯湾而还。到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使者正式来中国，这是中国和欧洲正式交往的开始。
第二个时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时期。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而唐代对外交通的繁荣，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使内地与外界的交通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是在隋炀帝继位之后，专门设置了四方馆，负责接待并处理四方客使事宜，加强隋朝对外交往的职能。
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明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国际大游历家。他们包括元朝的汪大渊、明朝的郑和等人。同时从阿拉伯、波斯和欧洲来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现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等。但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段采取闭关政策，这些联系便逐渐中断了。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
曾说：“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
2009年1月31日，总理在同西班牙文化界人士、青年学生座谈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从未间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中非合作论坛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良好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中国北京设立“孔子学院总部”。孔子学院的广泛设立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语言文化将逐步融人世界的发展趋势。孔子学院已经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牌。
三、广西柳州的对外文化交流
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通道连接的省区。泰国的泰族，越南的岱侬族、泰族、高栏族，老挝的老龙族，缅甸的掸族等，均起源于中国南方，与广西的壮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等是同根生的民族，文化上的近似容易引起这些国家的民族对广西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共鸣。这些都是广西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中的基础以及优势。
东盟博览会不仅对广西的经济贸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重要的促进了广西乃至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广西充分利用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和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的重要机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贸易，不断摸索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次数和规模逐年增长。可以说，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广西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里程碑。
2004年3月，柳州与越南永福省永安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这也是第一个与柳州结成“友城”关系的东盟国家城市，随着近11年时光流逝，柳州与东盟各国之间文化外事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早已在东盟国家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就在去年刚刚举行的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中，700名来到柳州的中越青年代表，不但游览了穿城而过的碧波柳江、欣赏了两岸斑斓旖旎的风景，参观了柳州市博物馆、柳侯祠、城市规划设计展览馆。而且在参观胡志明旧居时，看到胡志明的革命经历和在柳的活动，更是让越方代表团的青年们感慨万千。而作为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的分会场，柳州不但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大局，同时，也让“山水柳州”的美誉通过活动在越南青年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广西重工业城市的柳州，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日趋紧密，贸易合作迅速发展。以贸易合作良好展开为基础，柳州对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也积极的展开来了。“自从东盟博览会召开后，东盟的留学生来到了柳州，到东盟经商、旅游的柳州人也越来越多，双方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从而‘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也越来越为东盟国家人民所熟悉和了解。”外侨办国际交流科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牛津大学教授雷蒙・道森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1]中详尽而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并总结说：“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似乎在两个极端间变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国，或者是停滞与落后的象征。中国时而被描绘为富裕的、先进的、聪明的、美好的、强大的和诚实的，时而被描绘为贫穷的、落后的……。”矛盾的认知说明了世界需要更了解中国。
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21世纪是文化制胜的时代，保护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才能留住民族的“根”。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文化建设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工作重点。
文化交流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发展是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选择、吸收、创新的过程。由于西方国家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生产力较发达，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高，文化势能也较高。我国在文化的对外交流和合作中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国家发生联系，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积极吸取其文化的精华，自觉抵制其文化的糟粕。
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应当坚持原汁原味，适当创新，切忌迎合，避免产生不中不洋的产品。
初唐，福建尚属经济后进地区。武则天时，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曰：“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入贡还珠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当时的泉州即今福州。诗中用“傍海皆荒服”来形容，从另一方面说明福州经济还比较落后。当时，福州在与朝鲜、日本佛教交流中扮演中转站的角色。唐初有“慧轮师者，新罗人也自本国出家，翘心圣迹。泛舶而陵闽越，涉步而届长安”；天宝三年（744），鉴真和尚第四次东渡日本，先期派人到福州置办粮船，准备由此出洋；贞元二十年（804），日本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遣唐僧空海等人乘船漂流至福建长溪县赤岸镇海口，县长吏将其一行遣送福州，并且“到州，新除观察使兼刺史阎济美成分，具奏，且放廿三人入京”。
到了中唐特别是唐开元十三年（725），福州设置福建经略使之后，福建沿海地区的开发已取得很大成绩，社会经济相当繁荣，福州被称为“闽都都会，东南重镇”、“福建大藩也居民若是其众也”。正如1958年福州所发现唐元和八年（813）《球场山亭记》碑碑文所载“迩时廛闬阗阗，货贸实繁”，表明当时福州城内诸货丰盛，对外贸易发达，市场繁华。有的学者认为唐代的福州已成为仅次于广州、扬州的第三大国际贸易港。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宣宗大中六年（852），唐朝商人钦良晖的商舶自日本肥前国值嘉岛扬帆归国，在海上航行六天，从福州闽江口的连江县登陆，随船而来的有日本僧人圆珍、丰智、闲静等人。圆珍等人在福州居留达6年之久，于大中十二年（858）搭乘唐商李延孝的船返回日本。
由于受唐武宗“灭佛”事件影响，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也受到较大冲击，“鼓山僧徒逃窜皆尽”。直至846年唐武宗死后，福州的中外佛教交流才逐渐恢复，福州开元寺还被官方作接待各国来闽僧人之所。日籍僧人空海在福州期间，曾登临鼓山，访问华严寺，并留诗一首，题为《灵源深处离合诗》。诗曰：“蹬危人难纤，石崄兽无升，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灯。”空海后来成为日本佛教真言宗（又称东密）的开山祖师。唐诗人马戴咏晋安：“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说明当时的福州海外僧人云集，佛学交流兴盛；李洞也有句：“潮浮廉使宴，珠照岛僧归”，生动地描绘了每年当海外贸易船遣发之际，福建观察使排办筵席，犒设送行以及当海外贸易船返航时，各国僧人乘船接踵而至的动人场面，反映了唐时海外大舶频频直抵福州，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五代时期，福建佛教发展进入高潮。虽发生周世宗灭佛事件，但福建不但不受影响，还获得大发展机会，成为南方各道内佛教最盛的地方之一。王审知自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十月为福建威武军节度使，政治上，他“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经济上，他重视贸易，为“招来海中蛮夷商贾，资用以饶”，开凿黄崎海道，设甘棠港，与高丽、日本东南亚诸国贸易；思想文化上，他大力推崇佛教，巩固王闽政权的统治。主要体现在：宋初，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国策，许多有作为的南士被委以重用。这些南士多生活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对商品经济耳濡目染，加之宋代没有受外来入侵的危险，对外开放寻求海上交通，扩大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是必然的选择。宋朝廷规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由于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此时福州已成为豪华的都会。《高丽史》记载，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有福州商人虞瑄等100人到高丽进行贸易；北宋仁宗时“福州商客陈文佑”等从事中日贸易。苏轼曾说：“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荔枝谱》中记道：“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宋元时期，福州是“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重要贸易港口城市。贸易的兴盛、人员的频繁往来，带动佛教的交流。福建佛教之盛冠于全国。寺院之多、僧众之多、佛教著作出版之多，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主要体现在：
一、“崇宁藏”和“毗卢藏”的雕造和外传
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汉化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典籍的翻译、编辑、抄写、雕版、印造、收赎、供养以及寄托其中的精神企盼，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北宋末年朝廷放开印书之禁，民间与官府盛行印书。四川、浙江、福建是宋以来的三大刻书中心，福建路的雕版印刷业规模位于全国前列。福建除建阳外，福州也是重要的刻书中心。福州的东禅寺等觉禅院和开元寺先后开雕了大藏经“崇宁藏”和“毗卢藏”，创始了民间自发雕造大藏经的活动，并对日本佛教有重大影响。
从北宋神宗元丰年开始,东禅寺等觉禅院发起劝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寺院筹资雕造的大藏经。此藏开始只称“大藏经”,后因以藏进献徽宗皇帝祝延圣寿，于崇宁二年(1103)奉敕,赐名“崇宁万寿大藏”。后又因其所在地名和寺名被称为“福州东禅寺大藏”,或“东禅寺万寿大藏”，当今简称“崇宁藏”。“崇宁藏”经本流传于世界各地,以日本为最多。宋政和二年（1112）“崇宁藏”雕造初成，同县的开元寺也已经开始雕造另一部大藏经，并命名为“毗卢大藏经”，同样原因称之为“福州开元寺大藏”，或合称为“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今称“毗卢藏”。“毗卢藏”的全藏，国内已不存，海外亦闻无藏。根据叶恭绰先生探明东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的大藏经，以“毗卢藏”为主，以“崇宁藏”补缺，系日僧庆政入宋求法，在福州捐财资助雕造，因得携归已经刻成的经本，再委托宋朝的商船将其后遞刊的经本陆续买去，合为全藏。福州版大藏经的传入，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日本各种佛经开始仿刻出版，翻刻刊本版式几与原本雷同。
二、佛教建筑的传播
根据傅熹年先生《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一文，“福建地区的建筑特色和日本镰仓时期从中国南宋传过去的“大佛样”建筑极为相像，证明‘大佛样’是传自南宋福建的地方建筑式样”。“大佛样”旧称“天竺样”，是日僧俊乘坊重源为重建1180年被毁的奈良东大寺大佛殿，从南宋引进的建筑式样，日本建筑史专家称之为“大佛样”。他们根据“大佛样”中大量使用丁头拱（日本称插拱）的特点，推测它可能属于福建建筑样式。此外，建于南宋庆元五年（1199）的奈良县东大寺南大门、建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的兵库县净土寺净土堂、建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京都醍醐寺和华林寺一样，具有“大佛样”相同特点，而且风格、构架方法和细部装饰与当时日本传统的“和样”建筑明显不同，是一种完全新的建筑式样。虽然在“大佛样”遗构中或多或少地带有日本传统做法，但从构架到细部都有浓厚的福建地方风格，建造这样的建筑恐不是简单的带回图纸所能做到，应是在请来的福建工匠指导下进行的。
三、与佛教有关的黑釉瓷器的输出
佛教与茶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李肇《国史补》及《唐书•地理志》记载：“福州有方山之露芽”；《闽小记》有关于鼓山半岩茶的记载，“鼓山半岩茶，色、香、风味，当为闽中第一，不让虎丘、龙井也。”福建的茶叶在唐代已成为贡品，宋代北苑茶更是名闻天下。到了元初，福建出口的货物中通过天龙寺船已经有茶叶输往日本。
福州的许多寺院不仅是佛教传播的圣地，也是禅茶一体兴盛的名寺。百丈怀海的《百丈清规》“赴茶”条：“方丈四节将为首座大众茶，库司四节将为大众首座大众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茶道”二字首先由中国禅僧提出，并通过禅茶交融途径向日本、朝鲜等国传播，才有日本茶道、朝鲜茶礼。有人把“海上茶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提并论，是名副其实，只不过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作用不同而已。
福建是古代盛产陶瓷的产区。由于宋代盛行“斗茶”，与之相适应的茶具——黑釉碗盏，应运而生。北宋末期，建阳水吉镇后井村的建窑因烧制出兔毫、油滴、鹧鸪、瓜皮、曜变等精美斑纹而称誉当世，并一度被指定为皇宋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引发福州（包括福清东张、连江、罗源、闽清）等地各窑竞相仿制，并且大量通过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到日本、朝鲜。这些黑釉盏在日本被称为“天目”，为日本朝野僧俗所珍爱[17]。在日本被判定属13～14世纪的长胜寺遗址，出土大量的天目茶碗。在韩国新安海底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晚期的沉船，从沉船中打捞出黑釉瓷117件，其中有建窑的黑釉天目碗和小罐。从出土实物的照片资料看，沉船中打捞出黑釉碗无论釉色、造型与建阳水吉镇出土的碗毫无二致，应是水吉窑的产品。这个事实为建窑产品曾远销日本、朝鲜等国的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
关键词: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加强高等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国家良好的文化形象，有创意的、高精尖的文化艺术产品，要靠优秀的、杰出的文化艺术人才去树立、去创造、去表现、去经营。国家应按时代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设置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其投人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使这样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所需杰出人才的摇篮，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力不竭的助推器。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文教学实践中，往往存在以下几点缺失：
（一）重视理论研究，缺乏实践结合
由于教学模式的落后，许多教育人才还是以理论为主的，教学生的理论多于实际的口语交流、文化渗透等教学内容，专注于学术，对于第二语言教学实践技能的培训还是缺乏更多的技术促进强化的内容。理论性的东西不能反映对外汉语的实际价值，进行全面交流与实际工作强化中，必须将理论性的东西灵活运用到实践中来，遇到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进行全面交流、加强文化渗透，也就无从谈起了。
（二）口语考核缺失，个人渗透不强
但是我们要想让国际友人记住我们，必须进行交流，而进行交流的主要工具就是口语交际，而这些重要的对外汉语教学人员还是以基础性的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虽然我国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国务院设立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但是学位、学历并不代表实际的口语交际水平。在口语教学与交流中，十分讲究个人能力的发挥，如果在实践过程中没有将第二语言掌握起来，“听不懂，说不清”，那就会造成许多尴尬的事情。对外汉语渗透到实践中来，需要这些人才在平时的交流中随机应变，听到什么，回答什么，都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不能拖拉。而以上说的这些现象在现实中一再出现，教材里面讲的基础知识真正运用到口语交流上时，已经改变了“味道”。当与外国友人交流时，外国朋友说出一句话，我们还要去想，这是在课本的哪一页，我们要用怎样的语言来回答，这就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事情发生，不利于我们正常对外交流的进行。
（三）文化交流偏失，教学素质不高
许多这方面的人才都没有将自身文化与国际性的文化交集、偏差等内容没有认识清楚，由于对外汉语教学人员偏重于理论性的知识，将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书本理论中，所以没有对国际性的新形势与新型的国际文化优势认识清楚，在长期的交流中，也就不能掌握其文化上的共性与非共性的文化知识点。比如，像英美一些强国，他们的生存哲学讲究的是“个人价值”的凸显，而我们中国讲究的是“集体主义”，所以在一些实际生活与能力交谈中，我们如果还是以我们自身的想法来强加给他们，那么交谈就不会真正顺利进行下去。于是，许多毕业生、硕士或者更高级别的毕业生，大多数不能与国际友人进行长时间、全面的文化交流。而在实际的教学中，许多教育“人才”操着中国式的“英语音”，把课本中的内容反反复复地重述给学生，自己又不能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就会在课堂上造成许多错误，不利于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提升，甚至有可能被指责为“误人子弟”。因为口语是交际是基础，文化交流是重点，所以没有打好基础，也就不能实现正常交流；没有了解对方文化，就不能与其进行实际性的协商，这样，对外汉语教学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人才培养提升方法研究
（一）口语培养提升
在口语训练中，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熟练掌握第二语言。首先，要求对外汉语专业的人才要熟练掌握第二语言，尤其是英语，对许多句子的语法、口语表达中的句式等都要进行研究，并在平时的听力训练中，自己能够一听就懂，将听下来的语句在心中随即翻译出来，并及时想出应对的语言；第二，对外汉语与第二语言的交融分析。对外汉语是与第二语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同国家的学生有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但是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学会分辨英语意思，将他翻译成中文，在给学生进行教学研究时，再将汉语中复杂的句式、成语灵活地翻译成英语，通过查资料的方式给出最好的答案，并在口语化的呈现上，找到更加准确的句子来应答，让学生一听就明白，更好地理解汉语中的各个语句的真正意思；第三，实践交流中的灵活运用。教师平时与学生交流过程中，不能查资料，也不能再上网去查询，必须养成一种随机应变、灵活应答的习惯，学生在提问题时，教师要能听清，随时随地做出回答，将汉语中意思与外语意思能紧密联系起来，在语言表达上发挥自如，才能取得教学成功。
（二）对外汉语的多媒体教学促进
多媒体技术是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方式相结合的一种高效教学方式，教师将教材内容制成多媒体课件，使其包含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信息，满足学生的视听需求，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教师教得轻松，学生也学得愉快。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方案，融合更多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自身进行实际操作，比如用幻灯片、电脑，使学生能够融入其中，学习效果会更强。
（三）科学教学手段的促进
当前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以及多行业大融合发展的趋势给教学方式的丰富性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比如说探究式教学、讨论式教学以及实验性的教学等等这些教学方式都具有针对性强、科学性强的特点。老师可以采取探究式教学和实验性教学的方式，侧重于理论的文章或者是逻辑性强的文章可以采取讨论式的教学方式。这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教学的有效性也有不错的效用。
（四）文化交流手段强化
口语表达不能脱离实际，文化交流则不能远离“基础知识”，这里说的基础知识就是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对外国文化的深层积累，尤其是平时在与学生或其他外国友人的交谈中，学习他们的文化，在对基础性的文化概念了解清楚了之后，才能进行深层的交流。这样，就要求这方面的人才在平时的积累中，对各国文化要有兴趣，对外汉语主要讲究的是实践，实践中避免不了有文化冲突，如果我们掌握了别国的文化，在交谈时则可以放松自如，侃侃而谈。另外，要求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在课上课下都要进行资料的查询，有哪里出现了教学瓶颈，哪国的文化与我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都要进行学习及更正，真正了解外国友人的想法与建树，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分析他们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才能应对自如，以不变应万变。
（五）人才整体素质的提高
对外汉语人才的素质有待提升，不仅是在平时的教学中，还包括在平时的自我训练中，应当积极应对一切问题，敢于面对错误，及时地改正。在国家教育机构分设的硕士学位内，进行适时考察，在这些已经拥有了这个学位的人才中进行再次考核，及考察他们的基础课程掌握情况，又要对相关的实践技术、语言掌握情况等内容进行考察。对于相关的外国文化掌握情况、平时的言语积累、教学素质、品质等方面更要进行考核，不能随意就录取这些人员，因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个比较严肃、严明的课程，不允许出现半点差错，否则会对以后培养人才战略、建立邦国化交流团队时，出现更多的缺失。
三、总结
关键词：公共外交；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037-02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党科学分析当前形势，着眼于推动我国文化长远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推动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应有之意就是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然而在“文明冲突论”，“中国”，“文化入侵”等论调甚嚣尘上的国际大背景下，如果不讲求方式方法，不顾后果影响，一味地只谈中华文化走出去，那么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景堪忧。所以中华文化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必须“要把中国的故事更好地告诉世界，让世界听得懂中国和谐的声音”。公共外交理论有着一套成熟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为避免由于不恰当的传播中华文化而造成不良的后果，起着重要的战略作用。
一、公共外交战略的含义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词最初是在1965年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里恩（Edmund Gulion）提出的：“超越传统外交范围以外国际关系的一个层面，它包括一个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加强国内利益团体与他国利益团体在政府体制以外的相互影响、借助传媒（如外交官和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系）、大到对他国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施加影响的目的”[1]。美国国务院编撰的《国际关系词典》这样定义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指由一国政府支持的，通过出版物、电影、文化交流、广播和电视等形式，影响他国的公众的一种外交方式”。另外美国学者汉斯・N・塔克（Hans N.Tuch）认为，公共外交的重点在于减少国家间的误解和猜疑，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从根本上服务于美国外交张略的总体需要。
国内对公共外交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关于公共外交，国内研究公共外交的先行者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说明本国国情和本国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活动”[2]。同时他还进一步阐释“公共外交的目的是什么？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文化、说明中国的历史、说明中国的政策，回答外国人的不解之处，同时我们也倾听外国人对中国的评议。”从上述的定义中不难看出，公共外交不同于传统外交，简单来讲，公共外交是指由一国政府主导或支持的，针对他国民众而进行的，为了提升本国国家形象、增强国际影响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进行的一种外交活动。
二、中华文化走出战略的必要性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一次提出“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和我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不仅充分显示出我党对我国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视，更显示出我党传播中华文化的决心，这本质上是我党的一种文化自信。
其实，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内涵，国内学术界只是一部分学术论文或者政府文化领域的官员稍有论及。而且在这些学术论文或政府官员的论述中，都是从不同侧面论述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内涵，但却有很多相通或相似之处。譬如，有学者认为“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通过发展文化贸易特别是文化服务贸易，促使中国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内容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在获取文化产品出口和投资收益的同时，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3]。也有的学者从文化产业上定义了走出去战略，如“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是指，本国的文化产品或服务突破本土的界限满足他国文化需求的经营战略。它体现在文化产品的各种输出模式，主要包括文化产品对外贸易、国际文化合作、本土化经营三种模式”[4]。而骆玉安认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内，通过对外文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对外文化贸易等途径，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塑造中国的文化大国形象，营造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提升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5]。综合上述定义可以发现，对什么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定义国内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一国政府或团体，为了提高本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从而提升本国的国际形象，增强本国的软实力，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贸易、对外文化传播而实施的对外文化传播战略。
首先，从文化自身特性来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其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重视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地凸现出来。重视文化的软实力特性，是一个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砝码。
其次，从国际大环境的外因来讲。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重视文化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因为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大环境中，国家之间不会轻易地依靠“硬实力”进行竞争，那么软实力就悄然走上了国际舞台。而且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譬如，生活方式、语言、电影、歌剧等等，更容易被其他国家的民众所接受。
从中国需要与世界加强沟通的内因来讲。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我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成果.那么优良的中华文化必须让更多的他国普通民众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国际话语的主动权，从而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公共外交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运用
在国外，很多国家在文化传播领域已经广泛实施了公共外交战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首先，设立专门的文化交流机构来承担公共外交任务。这样的国家很多，譬如，英国、德国、日本等。英国的公共外交战略的执行机构包括：英国外交部、英国文化协会、BBC国际广播执行部门的代表等组成的公共外交战略会议，“其中英国文化协会是为促进英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而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承担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任务”[6]。其主要的任务是，从事文化交流事业，以促进世界对英国的认识，增进英国和各国的相互理解，强化英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系，通过人员交流和活动开展文化事业。
其次，开展由政府主导的或者支持的文化“走出去”的交流项目，这些项目往往是配合一定的外交目标和政策而制定，通过设立某些文化交流项目为政府的外交目的服务。美国在这一方面走在了前列，其主要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主要有美国的新闻署和国务院文化事务局负责。此外，欧美等国在开展文化走出去战略时，更多地调动了广大的民间力量，通过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设立一些文化交流项目，开展民众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潜移默化地输出了本国的文化、价值观、民主模式等等。
最后，公共外交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作用，还可以通过政府积极地参与到国际性的文化组织中可以体现出来。像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仅有利于各国推广自己国家的文化，同时还有助于各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与理解，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初衷也是一致的。美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始国之一。20世纪80年代，来自非洲国家塞内加尔的阿曼都布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时，多次拒绝美国对该组织的掌控。于是美国于1984年12月宣布退出该组织。但是，在2002年9月美国又宣布要“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美国之所以要重返教科文组织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意识到了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
四、小结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要开展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必须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公共外交战略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是经过许多国家的实践论证过的。虽然目前中国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所采取的公共外交战略初显成效，但是与欧美等国在该领域所取得成就相比，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有些捉襟见肘。中国应该制定自己的文化公共外交战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战略性的准备，在开展公共外交和树立国家形象的过程中会处于被动的局面”[8]。
参考文献：
[1]高飞.公共外交的界定形成条件及其作用[J].外交评论，2005，（82）.
[2]赵启正.加强公共外交，建设国际舆论环境[J].对外大传播，2007，（4）.
[3]齐勇锋，蒋多.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内涵与模式探讨[J].东岳论坛，2010，（10）.
[4]茹静.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分析[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
[5]骆玉安.关于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思考[J].殷都学刊，2007，（2）.
[6][日]金子将史，北野充.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38.
[7]任毓骏.美国为何要重返教科文组织[N].人民日报，2002-
关键词：人文外交；外语人才；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1674-9324（2012）10-0113-03
一、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
2008年10月，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中央党校就“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做了专题报告，指出今后我国“要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加深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友好情谊。”“积极扩大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合作和民间交流，进一步推进海外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中心建设，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加强同国外非政府组织、社会精英、智库和专家学者的交流，广交朋友，增进了解，消除误解。通过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争取国际社会最广泛的了解和支持。”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文外交”概念。“人文外交”是一种凸显人的价值，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对外交流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人文外交是民间外交和文化外交的结合，以对外文化、教育、旅游、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基本形式开展。它既包含了普世性的价值理念，又有着传统中华文化的独特内涵。具体来说，人文外交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在外交主体上，强调非官方的社会和民间力量的参与，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潜力。例如，人文外交注重中外智库、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之间的沟通交往，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其二，在外交方式上，强调将外交渗透到文化、体育、旅游等与普通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因而使当代中国外交方式具有更加广泛的参与性和普遍性。其三，在外交理念上，强调世界各种文化的共生并存、对等交流、求同存异。其四，在外交目的上，强调传播优秀中华文化，促使“和谐世界”的构建。
总之，中国人文外交具有“国之近在于民之亲”、“民惟邦本”、“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独特的价值理念，依托多层次、多轨道、多领域的实施机制，肩负着将“和谐中国”呈现于世界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2009年7月20日，主席在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要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致力于同世界各国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谐相处，……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实现共同繁荣。这表明，在新的形势下，人文外交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外语人才肩负着开展人文外交的重要使命
人文外交的主体是中国人民，人文外交的资源寓于民众之中。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参与主体逐渐趋向多元化，中国企业、民间团体乃至网民群体与外交部门的互动急剧增加，外交的社会参与度日益增大。外语人才是中国外交多层次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支撑，实实在在地担当着外交、外贸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直接构成对外交流的窗口，代表着国家的形象。
人文外交需要大批拥有相当宽广的知识面、一定深度的专业知识、较强的交际能力和较好的综合素质、适应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需要的外语人才。因此，具有良好人文底蕴的综合性外语人才的培养迫切而关键。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扩大和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浪潮的推动，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现有的千余所普通高校中，除了体育、艺术类院校、部分中医院校外，其它院校均设有外语专业，共讲授53种外国语言，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了涉外性大批人才。
然而，目前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习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与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知识结构单一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专业一直被定位于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外国语言文学类”，被当做具有基础学科性质的专业教育，肩负的使命则是“教授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等课程，培养从事教学、翻译、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外语专门高级人才”，这样的专业界定和学科分类明显将外语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单科教育模式。这种单科培养特征，使我国的外语专业本科教育多年来过多地强调了外语的基本技能训练，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的安排中普遍忽略其他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内容，教学内容和教材知识结构单一，内容陈旧老化。由于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局限，外语专业的学生往往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语言知识的学习上，对人文和社科知识学习重视不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缺少文化底蕴的单向度外语人才难以适应社会要求。”
（二）实践和创新能力缺乏
外语专业学生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主要指能够从事不同文化间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交际能力、协作能力、适应工作的能力、独立提出建议和讨论问题的能力、组织能力、知人处事的能力、灵活应变的能力等等。目前我国高校的教学和课程体系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还很不适应。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制度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堂、轻课外”的倾向：重视知识的传承，实践性教学环节欠缺，尤其不能主动利用涉外实践活动培养人才；教学过程以教师为主，课堂教学为主，教材为主，教师照本宣科地向学生灌输知识，不重视实际操作能力和思维能力的训练；学生入学年龄、考试、评分等一切都是统一模式，不能因材施教；由于教学经费不足、相关单位不愿接受实习生等原因，实践教学活动实施难度大。各高校未能重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各种涉外交流活动，更是欠缺主动利用对外交流活动进行人才培养的积极性。
这种状况远远不能满足开展人文外交对大批外语人才的需求。我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曾提出，外交外事人员应具备如下基本素质：一是爱国，要知道国家利益所在，并懂得时时刻刻为国家谋利益；二是要懂世界，外交就是与世界打交道，因此了解对方的文化、需求，发现双方的利益交汇点；三要懂中国，一名优秀的外交人员要能把发生巨变的中国对外界讲清楚；四要懂交流，交流的目的是相互沟通了解，对外国人讲中国，对中国人讲外国。他尤其强调外交人员懂得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懂得外部世界的人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不是懂几句外文就可以了，懂几句外文并不等于懂得全部世界。我在国外常驻期间，接待过来自国内的各类代表团，有官方的、有民间的、有从事商务活动的，也有进行外事访问的。我发现，我们在与外国人接触时常常不知如何交流。”
现任文化部长蔡武曾说过，“外语院校毕业的学生外语好，但专业知识不过关，要下基层锻炼才能适应，但又可能荒废外语。因此，应在学校解决。”
三、适应人文外交需要，加强外语院校外交学理论与实践教育
人文外交的性质决定了发挥公民个人力量的重要性，因而积极培育广大民众的外交观念，促使其掌握国际和外交知识，积极关注和热情参与中国外交事业的建设，共同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也就成为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了。外语院校是培养我国外交人才的摇篮。加强对外语专业学生外交学理论与实践教育，借以提升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与素质，进而培养大批高素质的从事外交外事工作的人才，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大外交”、“总体外交”服务，成为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
伴随着外语院校向多学科性大学的转型，外交学作为一门涉外学科，在许多外语院校先后建立起来。外交学学科的广泛建立，对于在外语院校开展外交学理论与实践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一）加强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课程学习
总理的“大外交”思想（外交人员不但要有外交外语知识，还应有哲学、政治、法律、经济、中外历史、地理文化以及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认为，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仅有外语知识远远不够，“一定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尊重驻在国的文化，向他们学习。”为了使外语人才毕业后在各个岗位上充当人文外交的生力军，就要加强对其外交基本知识和素质的培养。李岚清同志曾经指出，外语教育“不能只靠外语，要加大内容，增加外交、外贸等方面的知识，要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第一，加强外交学理论的学习。为了培养人文外交的人才，外语专业学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外交学理论知识。为此，可以增加外语类院校公共必修课，增加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内容，也可将以前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内容，改换成“外交学概论”课程内容。可适当增设当代中国外交、当代国际政治、中美关系、中法关系、苏俄研究、战后中日关系、中国与西亚非洲关系、战后中日关系、中国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美欧关系研究、联合国研究等一系列培养学生外交外事专业技能及理论知识的全校公选课程。第二，开设交流学课程。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总结到，在几十年的外交工作中，通过对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观察对比，发现交流学是一门当前中国十分紧缺的学问。很多中国人不懂得交流，结果在对外交往中效果就大大地打了折扣。吴建民认为，我们的学校和家庭教育都过分重视考试成绩，而忽略了交流能力这一基本的素质，如北京一个名校的学生走丢了竟然连问路都不会。加上长期计划经济等原因，中国人的交流能力普遍落后，如果把交流当作一种生产力或者对生产力的解放，那么交流力的缺失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浪费。目前，外交学院率先在高校中开设了“交流学”课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其他外语院校借鉴。第三，加强对外礼仪等外交实务课程的教学。如开设外交谈判技巧、外交政策分析、外交外事调研、领事与侨务知识等课程，使学生了解外交工作中的具体知识。注重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时的实际技能，避免因文化背景差异而带来的误解和隔阂。学习和了解世界主要国家的风俗禁忌、礼貌礼仪。第四，各高校外语院系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课程体系设置上积极探索、敢于创新。外语专业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等通识教育课程的同时，可根据社会需求及个人兴趣通过双学位、辅修专业、精品课程等途径跨学科、跨专业、跨院系选修经贸、管理、旅游、教育、法律等专业课程，以拓展其知识面，培养其综合能力。对于外语专业，学院课程授课内容可增加外交外事方面的知识，除了常规专业课程之外，还可以开设诸如外语政论文章选读、外交文献与外交研究、谈判与冲突处理、国际政治导读、国际经济文选等课程。
（二）加强外交实践教育
外交是一门交流性、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应该紧密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如果缺少实用性，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因而，加强对学生外交实践和创新能力的综合培养，使学生具备外交外事工作所需的“五种基本素质”（政治、专业、语言、交流、信息技术）和“五种能力”（调研能力、办案能力、礼宾能力、谈判能力、创新能力），是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培养学生的外交实践能力可从以下两个环节着手：
第一，增加课堂实验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除了多采用案例式、讨论式、启发式教学外，还可尝试增设与外交一线工作相关的模拟课。如就某一问题进行辩论，或就某一件事进行外交交涉，此外，开设外交政策演讲课、接受记者采访课等，以提高学生应答、应变、应急等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还可以聘请专业人士对诸如宴会着装、桌次排列、餐桌礼仪等方面的知识进行专门介绍示范，让学生们掌握一定的礼仪规范，以便工作后能从容应对各种交际场合，达成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目的。第二，增加课外实践活动。各外语院校要创造条件多举办模拟联合国、外交外事礼仪大赛、模拟外交谈判、模拟新闻发言人等一系列实践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将学生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此外，学校还应鼓励并创造条件让学生多参加诸如国际会议的翻译服务工作以及一系列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增强外语实际应用能力。还应加强校外联系，建立校外教学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将学生的课堂学习，和有关的企业外贸、行政事业单位结合，建立有效的外事实习生制度，为未来的外交外事活动积累经验和人才。动员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寒暑假社会实践，使学生贴近社会，接近实际，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视野和思路。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教师是关键。没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就有如空中楼阁。因此，各高校需要建立一支外语能力过硬，专业知识扎实，人文素养深厚，复合型外语人才为主的教师梯队。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外交人才培养的师资力量还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政府依托的专门从事外交培养的教学科研机构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很多外语院校的师资队伍自身外交外事理论知识储备不足，更缺乏外交实践经验，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对高素质教师的要求。
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办法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一是要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训和提高，包括加强他们与外交一线工作者的交流。二是高校要为教师建立激励机制，提供到国外进修、学习的机会，挂职参加外交实践，借以提高教师政治和业务素质。加大教师海外研修的力度，优化知识结构，并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增加教师对外交流交际工作的能力。三是高校应积极引进具有外交外事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员做专职或兼职教师，以加快外交外事人才培养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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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article_id=525.
关键词：黑河市；俄罗斯；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5；G15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3）02-0046-03
近年来，中俄区域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正因如此，黑河积极利用地缘优势，努力扮演对俄文化交流“桥头堡”角色。
一、黑河与俄罗斯文化交流现状
（一）以“中俄文化大集”为平台，官方对俄文化交流进入常态化、规范化
“中俄文化大集”是经中国文化部和黑龙江省政府批准并予以大力支持的对外文化创新项目，是中俄两国之间区域性、规模性、综合性的文化贸易集市和文化交流活动，是进一步拓展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文化贸易、文化交流渠道的积极探索和实践。“中俄文化大集”自2010年诞生，每年都在黑河市举办。黑河市牢牢地把握住时机，以“中俄文化大集”为平台，充分发挥独特的地缘和欧亚文化融合的文化特色优势，重新思考对俄文化交流新战略。2011年，黑河市文化局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文化局举行工作会谈，实现了双方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首次工作对接，并就建立定期合作与交流机制、更新合作方式达成共识，从而使黑河官方对俄文化交流由过去的临时性、阶段性过渡到现在的常态化、规范化。
（二）以黑河龙江国际文化展览有限公司的成立为契机。民间对俄文化交流实现跨越升级
在多年的对俄文化交流中，黑河始终走的是官方主导，忽视或较少重视民间对俄文化交流。然而，在实践中，民间交往在对俄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越来越突显。近年来，黑河市政府逐渐意识到民间对俄文化交流的重要性。2011年，在市政府的支持下，黑河围绕俄罗斯艺术品市场，依托展览馆，以展促销，利用黑河博物馆建设中俄艺术陈列馆，成立了中国首家中俄艺术品展览企业黑河龙江国际文化展览有限公司，大力开展中俄文化及艺术品的交流、研究、收藏、展示、教育、营销、拍卖等业务。该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黑河民间对俄文化交流摆脱了单兵作战，实现了跨越性升级，形成了与官方对俄文化交流并重发展的格局。
（三）以黑河学院为龙头，在对俄教育交流领域确立了“桥头堡”和“枢纽站”地位
教育是黑河对俄文化交流的重要领域。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黑河市教育机构就与俄罗斯教育机构达成了合作协议。黑河市本着教育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理念，找准双边教育的结合点和突破点，实现了从高等教育到幼儿教育的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了对俄教育交流合作的新格局。其中，以黑河学院为代表的对俄高等教育交流合作起到了龙头表率作用。近年来，黑河学院坚持走与俄合作办学战略之路，除了与俄方高校互派学生、互聘专家、联合培养本硕学生外，还通过共建研究基地、合作编写教材、组建联合研究团队、联办学刊、联办学术研讨会等形式，搭建中俄科研合作平台，引领国际学术交流。2007年经教育部批准，黑河学院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共建俄罗斯第三个孔子学院，大力推进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2009年6月，部级中俄大学生交流基地和俄语中心经教育部批准落户黑河学院；同年9月，学院与中国留学生服务中心共建我国第一个赴俄留学培训基地。依托国际级的交流平台，学院在中俄“国家年”、“语言年”活动期间，积极组织“全国对俄交流工作干部培训”、“中俄大学生艺术节”、“中俄教育友好周”、“俄罗斯语言文化周”、“黑河学院·远东高校田径运动会”、“中俄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携手青春共享阳光”国际青年联谊会、“同一片蓝天同一个梦想”中俄青少年联谊活动等高层次、大规模活动百余项，确立了对俄教育交流的“桥头堡”和“枢纽站”的地位。
二、黑河与俄罗斯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黑河与俄罗斯文化交流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了良性发展态势，但仍存在明显须解决的问题。
（一）黑河对俄文化交流仍处于实践与探索中，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
从黑河对俄文化交流的实践看，无论是官方组织的对俄文化交流，还是民间自发的对俄文化交流，或者是政府行为，或者是个人行为，经常带有随意性，仍处于实践与探索中，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关于黑河开展对俄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以何种形式与俄罗斯开展文化交流、在哪些领域重点进行文化交流、如何定位黑河与俄罗斯的文化交流、黑河与俄罗斯文化交流的制约因素、黑河是否应制定年度或长短期对俄文化交流发展战略、黑河对俄文化交流是否应和如何提升为省或国家战略等理论问题，至今没有给予深入探讨。只有这些理论问题得到统一认识，才能指导黑河对俄文化交流实践健康有序发展。因此，黑河必须把对俄文化交流提升到理论高度。
（二）黑河对俄文化交流的领域广泛，但发展不均衡。一些领域发展非常薄弱
众所周知，黑河与俄罗斯已实现了包括音乐、体育、美术、舞蹈、学术研究、图书馆、饮食、旅游、博物馆、陈列馆、展览馆、教育、个人收藏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领域很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尽管黑河与俄罗斯进行了诸多领域的文化交流，但各个领域的交流并不是均衡发展的，有的领域发展比较完善、成熟，并得到优先和重点发展。如教育领域，如前文所述，教育交流历史跨度时间长，交流层次涉及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交流领域宽广、成为黑河对俄文化交流的排头兵和重头戏。与此同时，有的领域发展又非常薄弱，如对俄学术研究。黑河地处中俄合作最前沿，市内有高等学府，出于对俄合作实践的需要，黑河的俄罗斯问题研究理应有很大起色，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急需加大研究力度。又如图书交流，通常情况下，购买俄文图书资料要通过北京的国际图书公司来操作，并且承担着高额的费用，而对黑河来说却是例外，它可以通过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俄罗斯人购买，然后带到黑河市。近些年来，黑河正是通过这种手段与俄罗斯进行图书交流，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还远远不够。
三、加快推进黑河与俄罗斯文化交流的对策建议
为了加快推进黑河与俄罗斯的文化交流工作，针对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仅供参考。
（一）创办高峰发展论坛，把黑河打造成中俄文化交流的学术高地
如上文所述，黑河对俄文化交流应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然后重新指导实践。然而，摆在当下的问题是如何操作。笔者认为，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创办高峰发展论坛，通过与学界、政界、商界的交流达到上述目的。今天的黑河已具备了创办高峰发展论坛的条件。哈尔滨经济贸易洽谈会模式为黑河提供了范例。为了促进东北地区对外经贸合作健康发展，洽谈会创办了高峰发展论坛，即从最初的中俄区域合作发展论坛到今天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发展论坛。从2010年起，每年一度的部级“中俄文化大集”都在黑河市举办。黑河应利用这个优势条件，在“中俄文化大集”内创办高峰发展论坛，即“中俄文化交流与合作发展”论坛，邀请学界、政界、商界代表共商中俄文化交流与合作发展对策。为了突出黑河的地位和提升黑河的对俄文化交流与合作层次，在发展论坛内专门设立“黑河与俄罗斯文化交流合作分论坛”。创办高峰发展论坛还面临一个组织问题，从哈洽会创办论坛的实践看，论坛应交由具有一定对俄研究实力和承办大型学术会议丰富经验的专门机构来承办，而在黑河完全具备这样条件的就是本地的唯一高等学府黑河学院。
（二）加大对俄研究力度，把黑河打造成黑龙江省对俄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
学术研究在中俄文化交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既为中俄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也是我们了解、认识俄罗斯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对黑河来说，更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笔者认为，加大对俄学术研究力度应上升为市级发展战略。黑河应整合市内学术资源，尤其是应依托高校的研究资源，成立俄罗斯研究基地或中心，设立专项资金，有规划地开展研究合作。为了进行学术交流和扩大对外影响，以研究基地或中心的名义成立俄罗斯研究会。这样，依托研究基地或中心，把黑河打造成黑龙江省对俄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
关键词：翻译；文化转向；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5-0136-02
一、引言
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西方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圣经》翻译。无独有偶，中国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也始于西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对于翻译的研究，不同时期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之间的相互争论。
近些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网络及各种通讯手段的不断进步，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必要手段不仅是文字转换形式，更是文化构建方式，具有强大的社会文化功能（石琳，2004）。翻译的研究也出现了“翻译的文化转向”（Bassnett，S & Lefevere，A，2001）。
二、翻译的文化转向
翻译是什么？有人说是创作，有人说是艺术，也有人说是科学。其实对于翻译很难有人给出准确的定义。因为其开放性，翻译对多种学科有关，比如哲学、心理学、美学和社会学等。但究其本质，翻译与语言学、文化最为密切。20世纪被称为“翻译的时代”（Newmark，1988），随着语言学研究的兴起，翻译研究的理论得到空前的发展，众多中外学者从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等学科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于翻译的研究开始从语言学方面向文化方面转移。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了文本本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尤其关注和强调译入语和原语文化要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以及反之翻译对文化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张曼，2012）现代翻译理论研究已经不再一味关注译文是否忠实于源语，更要关注社会、文化和交流的实践，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翻译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也不再是语言本身，而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类行为。
三、翻译对文化对外传播的作用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进行交流，他们不可避免遇到语言问题与文化问题。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是文化交流与理解的桥梁。翻译的目的与特点就是思想与文化的交流。当今的世界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产品和消费文化产品，它们的增长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是信息爆炸时代的必然产物，同时也加剧了文化多元化的全球化进程。我们不能只固守自己的民族语言以求得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来抵御文化的全球化浪潮，而是应该积极传播自己优秀的民族文化，完成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使命。
翻译的功能在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2011）说，中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目的是通过传播中华文化，使中国文化能够真正地吸引人、打动人，引起共鸣，拨动心弦，赢得尊重，增进心灵的沟通，寻求理解与合作，使外界全面、准确认识当代中国的真实面貌，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创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目前对与中译英来说，我们的重点应该尤其的放在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加强与西方的相互理解，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向世界范围内传播。
四、译者身份的文化转向
通过以上探讨，口译者所从事的是跨文化交流活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不同文化与态度的冲突。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在交流过程中可能对同一词汇表达和非言语行为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口译者需要注意并理解这些不同文化的差异，做出适当调整来促进跨文化交流。在接受口译任务后，口译者应当为文化差异的协调做准备。充分考虑到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别，站在文化的高度，培养文化的敏感性去识别文化语境，并在识别文化语境的差异过程中，适时调控自己的文化导向，达成两种文化的和谐，做一名成功的文化调停者。
对于文化调停者，Taft（1981）做出如下定义：文化调停者是能够促进拥有不同文化和语言的人或群体间的交流、理解和行为的人。调停者的角色是把一个文化群体的表达，意图，理解和期待，通过建立和平衡传递给另一个文化群体。为了实现这种连接，调停者必须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两种文化之中，因此调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双文化的。口译者作为文化调停者需要具有跨文化交流意识，并且能够促进交流。也就是说口译者要做到让交流双方分享信息、想法、观点或态度，而不是造成误解。
五、译者的文化传播能力
翻译的文化转向更加要求译者成为文化交流者和传播者，从而介绍新的思想、文学形式甚至语言表达形式。这要求译者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跨文化交流意识可以理解为对存在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对于口译者来说，在口译的过程中应该根据文化的不同，对口译过程中的信息进行相应的处理，以此来促进交流。译者必须意识到目标读者的需求和需要，考虑目标读者的期望和背景知识，知道来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差别，决定适当的翻译策略，最终促进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国家对对外传播人才从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了新的要求。如何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多层次的、高素质的翻译人才，改变对外传播的现状，提高对外文化传播的效果，建设真正的“文化强国”，是摆在高校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作为翻译人才培养基地的中国高校在培养对外传播人才中应发挥重要作用。高等学校在对外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上，要有新思路和培养策略，以加快翻译人才的培养进程。
六、结语
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文化的全球化将是21世纪的重要特征之一。翻译的文化转向也正是符合这一发展趋势。翻译是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而中译外队伍的质量决定文化传播的质量。加强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中译外人才的培养，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中译外队伍，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关键。
参考文献：
[1]Bassnett，S & Lefevere，A.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Taft，R.The Role and Personality of the Mediator[M].Mediating person：Bridges between Cultures.Ed.Bochner.S.Cambridge：Schenkrnan，1981.
[3]蔡武.中国当代和流行文化对外传播力度不够[EB/OL].新华网，2011-07-19.
http：///gn/2011-07-19/3192039.shtml
[4]Newmark，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Prentice Hall，New York，1988.
[5]石琳.文化全球化与翻译的文化转向——论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4，（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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