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网络学习环境；学业情绪；传统学习环境；控制—价值理论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3）13-0008-03
随着学者对情绪在教育中所扮演角色的呼吁（Artino Jr，2012）和学业情绪（academic emotions）概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学业情绪在学生学习环境中所起的作用，关于学业情绪方面的研究大幅增长（Dai & Sternberg，2004；Schutz & Pekrun，2007）。尽管在学业情绪的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在传统课堂环境中实施的。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在线学习已成为继传统课堂教学后的另一种合理选择（Larreamendy-Joerns & Leinhardt，2006；Tallent-Runnels et al，2006）。学生在网络学习环境中的学业情绪随之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O’Regan（2003）通过文献查阅和以11名网络学习者为对象的电话访谈，对情绪与网络学习的关系及学生在网络学习环境中体验到的情绪进行了探索。在研究中他指出了网络学习中主要存在的情绪为：沮丧、恐惧、焦虑、羞愧、尴尬、热情、兴奋以及自豪。O’Regan指出，情绪在网络学习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情绪产生的影响与情绪的强度、情绪的性质以及与情绪相联系的学习情境有关。学习者通过自动指导者（auto tutor）进行学习时体验到了挫折、厌倦、高涨、困惑、惊奇、高兴和平静七种情绪（Lehman et al.，2012），其中疑惑和挫折感在网络学习中经常被提及（Baker et al.，2010；Lehman et al.，2011）。可见在网络学习环境中研究情绪对学生学习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学习环境与学业情绪
（一）传统学习环境与学生学业情绪
情绪是一种普遍存在且复杂的心理现象。通常认为情绪有四种功能，即适应功能、动机功能、组织功能和信号功能（彭聃龄，2004）。情绪对人们的日常活动与学习有重要作用。Pekrun等人（2002）明确提出了学业情绪的概念，即在教学和学习活动中，与学生学业活动相关的各种情绪体验。俞国良等人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在Pekrun提出的概念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认为学业情绪是指在教学或学习过程中，与学生的学业相关的各种情绪体验，包括高兴、厌倦、失望、焦虑、气愤等（俞国良，董妍，2005）。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学业情绪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研究表明，学业情绪在学习环境中具有多种功能，包括促进或破坏行为和认知参与、学习活动的自我调节和成绩等（Linnenbrink-Garcia & Pekrun，2011）。然而，这些研究大部分聚焦于传统学习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教师和学习者在指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教与学，师生可以面对面地相互交流，敏锐体验对方的情绪，促进情感的发展，而在这种环境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也会一定程度上抑制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这些特点与目前盛行的网络学习环境特点有很大的不同。
（二）网络学习环境与学生学业情绪
网络学习环境是指网络学习者学习活动赖以开展的各种支持性条件的整合，包括支持学习过程的物质条件（网络技术平台、网络学习资源）和非物质条件（学习策略、教学模式、人际关系、学习氛围、学习动机等）。在网络环境中，师生处于分离状态，基本上学生的学与教师的教并不是同时进行，通常是教师已提前备好课，学生能随时进行学习，有更多自由时间（范丽雅，2009）。虽然在这一学习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减少，学生也同样能体会到各种积极的和消极的情绪，比如愉快、自豪、厌烦等。
可以看出在网络环境中的学习相对于课堂学习而言，有其自身的特点（林晓航，皮巧琴，2010）。第一，开放性。第二，虚拟性。第三，交互性。第四，自主性。同时，这种学习方式也带来了不少挑战：第一，对学生自我控制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非结构化知识的比例增大，需要学习者有更强的信息筛选及整合能力；第三，交流方式的改变减少了课堂中教师非言语信息对学生的影响；第四，使用技术的过程中许多不可预期的因素会对学生的控制感造成破坏。基于这些特点，在网络环境中研究情绪时，应该将这些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由此可以看出，不同情境的学习有不同的特点。在进行研究时，需要一定的理论作为依据，学业情绪的研究也不例外。
二、控制—价值视角比较
Pekrun的社会认知的控制—价值学业情绪理论指出，主观控制和价值是成就情绪的主要前因（Pekrun et al.，2002；Pekrun et al.，2007；Pekrun & Stephens，2010）。学生的主观控制和价值评价的独特结合预测他们的情绪；反过来，学生的情绪也预测他们学习的动机、策略和认知资源，这些最终决定学生的学业成绩。这一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传统课堂中学生的学业情绪，在这一理论的支持下，研究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一）控制
尽管不同学习情境有不同的特点，但传统学习环境和网络学习环境仍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使它们获得了几乎相同的控制评价。例如Perry（2003）认为，大一新生过渡期处在以“学业竞争激烈，压力过度增长，学业任务陌生，新的社交网络”为特点的低控制环境中，并且在适应后同样面临较少控制的环境，比如遵守课程教学大纲，完成要求的阅读任务、考试等。这些低控制的特征也存在于网络学习的环境中，在两种课堂中影响控制感的很多环境因素大致相同（Daniels & Stupnisky，2012）。因此，研究者检验了控制价值理论在网络学习环境下的适用情况。Lehman等人（2012）通过故意设置情境障碍、提供矛盾信息和错误的反馈来操纵学生控制其学习环境的程度，结果发现控制的破坏会导致更高水平的挫折和困惑。这些研究的结果都支持将控制作为网络学习环境中学业情绪的一种前因，这与控制价值理论的结果一致（Pekrun，2006）。Artino和Jones（2012）研究发现控制与厌烦、挫折和愉快显著相关。Marchand和Gutierrez（2012）认为自我效能感是学生情感跨情境的最一致的预测源，这些都说明了控制感在网络课堂环境中也很有效。然而，由于传统课堂较网络环境中有更多的自由性，因此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对于Marchand和Gutierrez在网络和传统课堂获得的数据进行T检验发现，传统课堂的学生相较于网络课堂的学生有更多的自我效能感（Daniels & Stupnisky，2012）。也有研究表明，在网络课堂学习的学生比在传统课堂学习的学生更有效（Artino，2010）。Tempelaar和Niculescu等人（2012）在研究中发现控制仅显著预测一种情绪。
（二）价值
对于控制—价值理论中所提到的价值，Daniels和Stupnisky（2012）认为成就价值和效用价值在不同的学习环境中应该是一致的。研究发现，效用价值的预测效应对于挫折情绪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Marchand & Gutierrez，2012）。Noteborn等人（2012）的研究中显示，价值是愉快和厌烦的强预测源，这与情绪的控制价值理论的预期相同。通常，在线学习课堂的价值与传统学习课堂的价值相似。而且，预测关系很大程度上支持价值作为成就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变量（Pekrun，2006）。Regan等人（2012）在被试的访谈中提及了控制和价值的观念，认为在网络学习环境中有很少的控制和感知到很少的价值。这些控制和价值的减少与无助的感觉相连与控制—价值的理论相一致。由于网络环境独有的特点，在价值方面的研究结果也有不同之处。在Marchand和Gutierrez（2012）的研究中发现，实用价值在网络环境中积极有效地预测了希望情绪，在传统环境中积极预测焦虑情绪。他们运用多组路径分析变量也发现，在网络环境中，效用价值与希望之间的通径系数是显著相关的，但是在传统环境中却不显著。外在效用价值与焦虑的通径系数在两种环境中是显著不同的，在网络环境中是消极的且不显著的，在传统环境中是显著的且积极的。相关性与希望之间的通径系数在传统环境中是显著的，在网络环境中不显著。有趣的是，自我效能感与希望之间的通径系数在两种环境中都显著，但是在传统环境中显著更强。在传统环境中挫折和焦虑与学习策略之间的通径系数是显著的，但是在网络环境中却不显著。Artino和Jones （2012）的研究显示，任务价值与控制是低相关的，然而在控制—价值理论中，相对于控制，价值与厌烦、挫折和愉快有更显著的相关。对于挫折情绪，效用价值的预测效应有跨情境的一致性，但是研究发现在网络课堂效用价值积极预测学生的希望情绪，在传统课堂预测学生的焦虑情绪。另外，厌烦与元认知消极相关，这与控制—价值的理论相一致，但是对于结果中挫折与元认知的积极关系很难用控制—价值的观点进行解释。
基于传统学习环境和网络学习环境的相似之处，研究者证实了控制—价值理论在网络这种新型的学习环境中有很大的适用性。然而由于网络环境的独特特征，比如在网络学习环境中先前领域知识的缺乏，学生有更多的迷航感（Moos & Azevedo，2008）和更多的自由性，使得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加之在网络环境中师生缺乏接触，对于教师指导学生克服具体的问题造成了挑战（Dennen et al，2007；Tillson & Alsup，2003）。为此，在构建网络环境中学业情绪的理论时和进行网络环境中情绪的设计时，上述差异的原因是应该考虑的因素。
三、展望
网络学习环境中情绪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还较少且仍不充分，在网络环境中对于具体情绪的研究结果也并不完全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尚未构建一种基于网络特点的完整理论。目前网络环境中研究学业情绪的方法也不成熟，研究的范围较狭窄，为此提出以下展望：首先，网络的介入给学生的情绪体验增加了一种复杂的因素，这使除考虑情绪自身之外，考虑情绪的来源变得十分重要。其次，随着复杂因素加入，不仅需要情绪研究者跨学习环境比较和检验他们理论的普遍性，而且也要基于网络学习特点为研究提供一个框架。最后，未来研究要在方法论上进步。此外，研究者应该考虑怎样使用科技来衡量情感体验、诱感体验（Lehman et al.，2012），甚至支持情绪体验（Borup et al.，2012）。网络学习环境中情绪的研究对象也应包括教师。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缺乏，加之文化的差异，在网络学习环境中学生所体验到的情绪也会有差异，研究者应该结合本国文化特色和网络学习的特点展开这一领域的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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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票误定价 迎合理论 公司投资 最终控制人性质
引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投资者情绪（investor sentiment）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方面。行为金融领域认为，投资者情绪是由投资者非理引起的股票价格对其基本价值偏离的一种现象，表现为股票市场的错误定价（mispricing），即本文所要论述的投资者情绪。
大量研究发现，股价对公司价值的偏离是一种市场常态，市场无法完全消化噪音信息，交易者拥有足够影响均衡价格的能力。虚拟经济中价格与价值的偏离会影响实体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公司投资。学者发现投资者情绪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公司投资，即股权融资渠道（equity financing channel）和理性迎合渠道（rational catering channel）。股权融资渠道表示，当公司面临融资约束时，具有长期视野、以最大化公司基本价值为目标的经理人会在股价被高估时进行股权融资，以此推动正NPV项目的实施。Stein[1]（1996）理论证明了投资者情绪导致的股票误定价会通过主动融资机制影响公司投资。随后，Baker，Stein和Wurgler[2]（2003）对Stein（1996）的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提出了股权融资渠道。理性迎合渠道表示，当信息不对称程度足够强时，短视的经理人为了最大化股票短期价格，会主动迎合投资者的情绪配置资本，甚至投资于负NPV项目。理性迎合渠道是Polk和Sapienza[3]（2004）提出的，国内许多学者（刘端、陈收（2006）；吴世农、汪强（2009）；花贵如（2010）；朱迪星（2011）等）也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情绪指标方面对理性迎合渠道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相较国外成熟市场，我国股市起步较晚，机构投资者占比较低，投机、跟风行为严重，投资者情绪波动较大，近10年来，股市呈现出大涨大跌的走势，波动剧烈。同时，由于公司激励和约束机制的落后，经理人往往不顾公司长远利益，为了抬升任期内的短期股价而迎合投资者的喜好进行投资决策，且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由于受到外界压力较小，迎合投资者情绪的动机也可能较小，非政府控制的公司迎合投资者情绪的动机则会更高。由于我国股票发行采用核准制，IPO、增发、配股等均受到严格的限制，国内学者在投资者情绪对公司投资方面的研究更偏向于理性迎合渠道。综上，投资者情绪如何影响公司投资的问题，不仅具有理论研究意义，也是监管机构与公司治理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从迎合理论的角度研究投资者情绪和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问题包括：（1）经理人是否会迎合投资者情绪进行投资；（2）政府控制与非政府控制公司的经理人是通过哪种投资方式迎合投资者情绪的。
一、研究假设
Stein（1996）指出当市场高估公司价值时，经理人投资会超过最优投资水平，反之被低估的企业会倾向于进行较少的投资。在Stein（1996）的研究基础上，给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在我国，公司投资水平与投资者情绪正相关，而且控制股权融资渠道（股权融资的现金流）后，这种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即理性迎合渠道存在。
我国上市公司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且大都采用了国家控股的股权模式，截止2010年末，我国非ST上市公司中过半数最终控制人为政府，由于融资约束相对宽松和公司管理的非效率，第一控股股东为国家的公司更有可能过度投资。然而，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强政治性和管理的非效率，这些公司的经理人受外界投资者的压力反而较低，因而，如果控制股权融资渠道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国企经理人迎合投资者情绪的倾向更低。
假设2：政府控制的公司的投资迎合投资者情绪倾向较低，而非政府控制的公司迎合投资者情绪倾向较高。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取
2001年，我国颁布了新的会计准则。考虑到本文的部分指标有滞后2阶的原始数据需求，本文选择2000年底前就已在沪、深两市交易的A股公司为样本，样本区间从2003-2010年。本文剔除了一些异常数据，包括：（1）所有金融类上市公司；（2）PT、ST或长期停牌的公司；（3）总资产、净资产为负的公司；（4）财务数据异常或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一个包含621家公司，跨时8年的样本。本文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和Wind金融数据库。
（二）变量选择、定义与计量
1、公司投资水平（LTI，LFI，LEI）
本文用非流动资产（长期资产）的变动来衡量公司总投资支出，t期的总投资支出，其中，为公司t期固定资产折旧，Kt为公司t期非流动资产，（At为公司当期总资产，STAt为当期流动资产）。为了控制公司规模对投资规模的影响，本文采用t期投资支出与上期总资产At-1之比来衡量。总投资的计算公式如下：
（1）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将总投资LTI分解为长期固定资产投资LFI和长期股权投资LEI。其中，长期股权投资LEI=（当年长期股权投资-上年长期股权投资）/上年总资产，长期固定资产投资LFI=LTI-LEI。
2、投资者情绪（SENT）
本文选用半年期动量指标来表示投资者的情绪。吴世农和汪强[4]（2009）中指出：动量效应的持续期是半年，如果以半年期动量指标作为投资者情绪的替代变量，那么，前一年7-12月的累积月度股票收益可能仅会影响公司当年上半年的投资决策，而当年下半年的投资决策则可能会受到当年上半年动量指标的影响。本文将考虑两个情绪指标：
（2）
（3）
其中t代表年份，i代表公司，j代表月份。
3、投资机会
新古典综合理论将托宾Q值用来衡量公司潜在的投资机会。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非流通的情况，本文中，非流通股的股权市值将用净资产代替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4）
4、经营性净现金流
内部现金流对公司投资行为有很大影响，财务制度将公司净现金流分为经营性净现金流，投资和筹资活动净现金流。由于投、筹资活动所产生的净现金流是间或发生的，本文仅选用标准化了的经营性净现金流，公式如下：
（5）
5、股权融资现金流
为了区分股权融资渠道和理性迎合渠道的影响，本文将公司当期股权融资（SEO，定向增发，配股）所获得的现金流作为一个独立的解释变量，来控制股权融资渠道的影响，从而研究迎合渠道的影响，公式如下：
（6）
6、分组变量
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Ownership），根据最终控制人将样本分为政府控制非政府控制加以研究。
（三）检验模型设计
为了判别投资者情绪对投资的影响是来自股权融资渠道还是理性迎合渠道，本文沿用Polk和Sapienza[5]（2009）模型中以股权再融资产生的现金流EQISSi，t这一变量来控制股权融资渠道的影响的办法，得到本文实证检验的基本模型：
（a）
（b）
模型（a）从总体上检验投资者情绪和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模型（b）添加了EQISSi，t变量来控制股权融资渠道的影响，从而检验迎合渠道的影响。简言之，本文所关注的是模型（a）中代表投资者情绪的指标（，）系数是否显著为正，以及模型（b）中加入EQISSi，t这一变量后，是否仍然显著为正。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控制股权融资现金流下，投资者情绪对公司总投资影响的迎合渠道检验
表1为公司总投资水平与投资者情绪的回归结果。情绪SENTt-17-12指标下，模型（a）中，总投资与投资者情绪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模型（b）在增加了EQISS变量后，总投资与投资者情绪关系为正，但不显著，而EQISS系数则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情绪SENTt-17-12主要通过股权融资渠道影响公司总投资，而不是理性迎合渠道。控制变量（当期现金流CF，滞后一期的托宾Q）系数都显著为正，结果与已有的大量研究保持一致。情绪SENTt，i1-6指标下，两个模型的情绪变量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b）中，情绪变量系数较模型（a）变小，仍显著为正，同时，EQISS变量系数也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股权融资渠道后，情绪SENTt，i1-6还通过理性迎合渠道对总投资产生正显著影响。情绪SENTt，i1-6的实证结果支持假设1。
表1控制股权融资现金流下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总投资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二）政府控制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通过何种投资迎合投资者情绪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最终控制人性质下，投资者情绪是通过什么投资方式迎合投资者情绪的，本文以期末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性质为准，把样本区分为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两类分别进行研究。在626个样本公司中，最终控制人为政府的占比高达74.12%，样本公司主要由政府控制。研究结果见表2及表3。
表2研究的是政府控制与非政府控制公司的两种投资与情绪SENTt-1，i7-12的关系。固定资产投资无论是否政府控制，控制EQISS后，与投资者情绪均无显著相关性。长期股权投资，政府控制企业与投资者情绪无显著相关性，控制EQISS后，呈负相关关系，而非政府控制企业不管控制股权融资现金流与否，长期股权投资与投资者情绪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因此，政府控制企业，情绪SENTt-1，i7-12主要通过股权融资渠道影响公司各类投资；而非政府控制的企业投资存在迎合投资者情绪的情况，且主要通过长期股权投资的方式。表3研究的是政府控制与非政府控制公司的两种投资与情绪SENTt，i1-6的关系。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政府控制企业在加入EQISS变量后，仍与投资者情绪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存在迎合渠道；而非政府控制企业的这两种投资与投资情绪无显著关系，但与EQISS变量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显著水平在1%，股权融资渠道发挥作用。同时，长期股权投资的实证结果显示，政府控制企业在控制EQISS后，与投资者情绪无显著相关关系，非政府控制企业在控制EQISS后，与投资者情绪有正向显著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在5%，非政府控制企业在进行长期股权投资决策时会迎合情绪SENTt，i1-6。
检验结果符合我国国情，政府控制企业多属大型制造业，对机器、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类有较大需求，且往往规模较大，资金实力雄厚，主要通过固定资产投资迎合投资者。相反，非政府控制企业多属高新产业/零售/服务业，规模较小，管理更灵活，能够即时捕捉市场动态来迎合投资者，主要通过长期股权投资。假设3仅部分得到证实。
表2 不同最终控制人下，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与情绪SENTt-1，i7-12的回归结果
表3 不同最终控制人下，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与情绪SENTt，i1-6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
本文运用行为金融学理论，检验了我国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情绪所导致的股票错误定价对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经过实证研究，得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上市公司总投资与投资者情绪显著正相关，情绪SENTt-1，i7-12主要通过股权融资渠道影响公司总投资；情绪SENTt，i1-6，在控制股权融资渠道后，还通过理性迎合渠道对公司总投资产生正显著影响。（2）政府控制的企业主要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迎合情绪SENTt，i1-6，而非政府控制的企业则是通过长期股权融资的方式来迎合情绪SENTt，i1-6，情绪SENTt-1，i7-12主要通过股权融资渠道影响公司各类投资。基于迎合投资者情绪进行的投资虽然能在短期内推动公司股价上涨，但最终将损害公司的长远价值，如何进一步分析这种投资的非效率以及在此基础上给出适当的建议将是未来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Stein，J.Rational Capital Budgeting in an Irrational World[J].Journal of Business，1996，69： 429-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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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元情绪 情绪智力 理论 测量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1-065-02
1 元情绪的概念
目前有关情绪智力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元情绪理论是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的。Salovey & Mayer认为情绪智力是一种对情绪的知觉、表达和评价的准确的把握能力，是一种接近并产生感情以促进思维的能力，理解情绪及情绪知识的能力，以及调解情绪以促进情绪和智力发展的能力。他们发现在情绪智力的心理结构中有一种能力对情绪的监控和调节更为具体这就是元情绪。元情绪是个体对自我情绪的觉知、评价、表达与调控，个体还能够对情绪是如何如产生的，产生的过程以及结果进行反复的分析，无论主体产生的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可以通过元情绪的调控功能进行调节，能够使自身的情绪保持在适当的动态平衡水平上，这也是使个体身心能够健康发展所必要的条件，我们可以通过改良元情绪的每个成分使其达到理想的状态，可以通过提高个体元情绪水平来进行心理干预。也就是说，元情绪是一种能力它包含了三个方面，感知和体验情绪的能力、表达与归因情绪的能力和调节与控制情绪的能力，而这三种能力在情绪机制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1)感知与体验情绪的能力是前提，面对自身情绪时个体首先要察觉到并且能够体验到自身情绪的起伏变化以及该情绪达到了什么程度才能进一步有效的调控自身的情绪。(2)表达与归因情绪的能力是中间环节，从对情绪的感知与体验到对情绪的调节与控制，表达与归因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对于那些在意识层面之下的很模糊的情绪只有通过表达与归因才能使个体更加清晰的理解，从而更好的监控情绪的发展变化。(3)只有把元情绪的动态调节和静态监控相结合，元情绪才可以使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达到动态平衡，最终和谐统一。
元情绪把个体自身的情绪当成认知对象，把自身产生的情绪当成认知和调控的客体，即是人们对自己情绪所产生的情绪，即初级情绪时的次级感受或情绪，不仅仅指对感受的感受还包括对情绪的感受和思维，并在元情绪的基础上提出了元情绪理念。元情绪理论是指个体对自我与他人情绪的一套有组织的感受与认知。Mayer等把元情绪划分为状态性元情绪和特质性元情绪。状态性元情绪强调正在进行的情绪反思的变化性，有五个维度：控性性、清晰性、接受性、典型性、变化性，但他们认为元情绪是情绪智力的信念、自我效能感，所以在元情绪的研究中关于情绪智力概念的界定仍然很不清晰。虽然对元情绪的概念界定还存在分析，但是我国学者在参考国外的元情绪理论基础上得到了相似的元情绪的概念，也是被广大研究者接受和认可的。许远理教授认为元情绪是主体对自己情绪的体验的觉知、内省、表达、描述监控和调节，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作反当分析、合理归因及自身调控的能力，是对情感的反身认识。国内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也是这个定义：元情绪是感知和体验情绪的能力、表达与归因情绪的能力和调节与控制情绪的能力。台湾学者叶光辉等认为“元情绪理念”是个体对情绪以及和情绪相关的各项事物的执行力，也就是说个体有一套固有的情绪反应模式，它是对自己或者他人产生的各种情绪从知觉到评价再到调节的一个特定反应，它可以监控和指挥情绪的运作，个体能够运用这种能力把情绪行为背后模糊的需求与目的清晰化，能够监控自己的情绪反应，指导自己的情绪表达，让自己在特定的情境下怎样表达以及表现出什么样的情绪更加合适，必要时还能够协助他人处理情绪事件。
2 元情绪理论的理论基础
情绪智力是智力理论深入研究的新的理论成果，元情绪则是在情绪智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新的研究内容，在人类能力理论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地位。但是，自从提出了情绪智力的概念，学者们对情绪智力的结构和内容就存在分歧，从心理学各流派看，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理解和阐述，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不同很难说哪家更好，而且各家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想要达成共识也很不容易。基于这种状况想要把情绪智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整合就有了很大的障碍，但“元情绪”概念的出现却有了自己的理论环境。元情绪明确的对象性和可操作性是也是实证研究者渴望研究的原因之一。在情绪智力研究过程中，对元情绪展开明确研究的研究者主要有Salovey，Mayer和国内许远理等人。
2.1 salovey和Mayer的情绪智力理论
Mayer和salovey(1997)认为情绪智力是指能够对情绪的感知、评价和表达准确把握的能力，为促进思维而接近和产生情绪情感的能力，理解情绪和情绪知识的能力，控制情绪并推动情绪和智力发展的能力。Mayer和salovey在情绪智力概念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把情绪智力划分为情绪觉察、情绪运用、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四个维度，它们之间相关但是又存在差异。基于情绪智力的理论基础和结构维度，Salovey等编制了特质性元情绪量表（TMMS)，元情绪结构表现为三种成分即情绪注意、情绪辨别、情绪恢复。TMMS作为情绪智力的一种测量工具，从实证角度给出了元情绪的理论结构。
2.2 许远理的情绪智力理论
许远理依据两个维度提出的情绪智力“9要素”理论，即“对象”和“操作”。“对象”是从内容方面描述情感智力，包括内省情感智力、人际情感智力、生态情感智力三个主因素；“操作”是从活动方式上描述情感智力，由情感的感知和体验、表达和评价、调节和控制三个水平组成，这两个维度相互两两组合，最终能构成9种情感能力。
2001年，许远理又更深入的提出了元情绪理论的建构，他借鉴了情绪智力理论和元认知理论，并把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他的情绪智力结构中，最主要的是内省情绪智力，它包含的3种成分：自我情感的感知和体验能力、自我情感的表达和评价能力、自我情感的调解和控制能力。许远理认为他的内省情绪智力3要素与元认知结构中的三要素是完全对应的，即元认知知识（自我情感的表达和评价）、元认知体验（自我情感的感知和体验）、元认知监控（自我情感的调节和控制）。许远理受成熟的元认知成分划分的启发认为元情绪理论的建构由内省情绪智力中的感知和体验能力、表达和评价能力、调节和控制能力三个部分组成也是以后的研究者可以借鉴的。
元情绪理论来源于情绪智力理论，但是它一直没有自己明确的理论框架是因为其结构和内容并没有对“元”这一本质属性深入挖掘。Salovey等人为了测量情绪智力才提出了元情绪的概念，仅包含情绪注意、情绪辨别和情绪恢复三个维度，这与情绪智力丰富的内容和概念相比显得过于简单。而许远理提出的元情绪理论，虽然在情绪智力的内容上有所扩展，但仅仅是内省情绪智力，把元情绪的对象定为“自我情绪”，这可能就忽视了个体情绪智力中非常关键的内容，即他人情绪和人际关系的几大成分。因此，从某些程度上讲把元情绪作为衡量情绪智力的指标其代表性还有待商榷。
3 元情绪的测量
关于元情绪的测量也是从测量情感智力开始的，不同的情绪智力理论有各自不同的测量标准。国外心理学家致力于研究量表，在Salovey&Mayer(1977)的智力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编制了以成就为基础的多因素情绪智力量表，包括了测量识别情绪的能力、运用情绪的能力、理解情绪的能力与管理情绪的能力。在Bar-on的情绪智力理论模型中将情绪智力分为5个方面，以此为基础编制了情商量表，另一具有代表性的测量工具是情绪能力问卷，这两个量表都是以自我报告为基础的。
元情绪作为情绪智力研究的拓展，对于元情绪的测量，至今被广泛应用的还是Salovey&Mayer(1995)的特质元情绪量表(TMMS)，该量由情绪注意、情绪辨别与情绪恢复三个维度，经过不断的修正，最终确定了该情绪量表共30个条目有3个分量表，采用Likert五级计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 “完全同意”五等级，依次计 1～5 分，来评定个体知觉情绪、评价情绪与调控自我情绪的能力。国外大部分学者是对元情绪理论框架的架构研究，实证研究较少，所以没有再编制任何元情绪的测量工具，大都采用Salovey的特质元情绪量表。 但是，他们对元情绪的研究不断的细致深化。
在国内很多学者都是对特质元情绪量表进行修订，进而测量在我国文化背景下不同群体的元情绪。由齐艳(2003)对特质元情绪量表进行修订，基本保留了之前的维度结构，只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将题项从原先的30个缩减到了目前的26个，包括情绪注意、情绪辨别、情绪恢复三个因子。李川云等(2002)为了测量军校的大学生，删除了该量表信效度不好的题项，最后剩下的条目统计特性良好，为开展国内情绪智力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测量工具。其中，姜魏(2005)、张乐华(2008)、付大坤(2010)都采用这个修订过的量表探讨了新兵、中学生、大学生元情绪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周详(2010)等采用此问卷以高一学生为被试研究了元情绪对学习适应及成绩的影响。
与情绪智力相比，元情绪更容易下操作性定义，但是元情绪的测量工具还不是很全面。国外教权威的量表，如TMMS，仅仅从情绪注意、情绪辨别、情绪复原三个方面为采择指标，其代表性还有待于商讨。同时，TMMS是基于国外的文化背景选择的也是国外的群体被试选而编制的，直接应用与我国的文化背景下难免会产生问题。因此，在我国要开展元情绪的深入研究，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下编制一个结构维度较为完整的测量工具。
4 元情绪的重要性
虽然元情绪的理论还有待充实，对于元情绪的测量还需要加强，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取向看，元情绪的影响范围之广及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元情绪可以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也是可以培养和训练的，所以有必要通过改良使其达到良好的状态。(1)个体要有情绪知识和获得该知识的能力。也就是说个体要了解情绪产生变化发展的过程，知道什么情境能够诱发自己的哪种情绪，根据自己的认知对该情绪进行评价，调节自己的行为反应。这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不会单纯的受情绪的控制，能够理解自我、环境和情绪三者的关系，使自己成为情绪的主人。(2)加强情绪反思的能力即元情绪的改良。元情绪是对自己情绪的一种反思活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对一个事件产生某种情绪，事件过后我们经常会对之前的情绪活动加以反思，也就是说我们把前一情绪反应当成了反思的客体。在反思过程中我们常常用理想自我的要求来思考和评价自己的情绪活动，从各方面评价情绪活动的适宜性和有效性，并可能在日后的情绪活动中加以控制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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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自我调控 负性情绪 自我损耗 工作记忆
一、前言
意志是人的心理最有力且最神奇的能力，包括选择和自我调控。进来研究表明，自我控制操作会消耗资源［1］。当人们抑制自己的反应，他们随后的控制和积极回应行为会受到损害，即使是一个表面完全不相关的活动。这表明一种类似于体能的资源被用于自我调控的过程，当个体的这种资源被消耗时，个体就处于自我损耗状态。
然而意志也会受到人的情绪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冲动性人格特质者或有行为失控症状的精神病患者，如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人格障碍患者，在负性情绪下会表现出更明显的行为控制缺陷症状［2］，这表明个体的情绪状态可能会对行为的自我控制过程产生影响。另外，研究显示，积极情绪能够补充自我调控系统的先前损耗［3］。那么，相对于正性情绪对意志损耗的积极作用，负性情绪是否是截然相反的呢？也就是说，负性情绪是否会在自我损耗下对人的意志起到削弱的作用？在这方面尚缺乏直接的实验证据。
先前的一些研究表明，负性情绪会降低人体活动能力和积极性，降低活动效率，使得个体的执行功能受损。如，负性情绪会对高中生工作记忆广度有负面影响［4］；长期的负性情绪也削弱个体的执行功能，如抑郁症患者识别动态面部表情的执行功能有损害［5］。另外，消极情绪不利于创造性的产生。创造性涉及新产品或者新方法的产生，因此该过程很可能涉及克服习惯、常规及其他自动反应。消极情绪限制人的注意，使人的反应刻板化、僵化。相比之下，积极情绪赋予自我以力量来克服标准化、习惯化及其他非创造性的思维模式。Saxena以高中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创造性和负性情绪（焦虑）之间呈显著负相关；Gazzaniga也指出抑郁、不愉快、焦虑等负性情绪都阻碍创造性问题解决［6］。因此，负性情绪下的个体通过自我调控克服自动化反应的能力可能受损。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通过情绪图片诱发被试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考察情绪对自我损耗效应的调节。研究假设，当发生资源损耗时，相比中性情绪（即无情绪诱发），负性情绪下被试的空间工作记忆任务完成得更差，而积极情绪下被试的空间工作记忆任务完成得更好。
二、情绪与自我损耗对空间工作记忆的影响
（一）方法。
1.被试
被试为60名本科生（男生31名，女生29名），平均年龄为21.12岁（SD=1.84），视力正常。
2.材料
色词Stroop任务刺激分为色词不一致（词语呈现颜色与词义不一致）、一致（词语呈现颜色与词义一致）、中性（词语本身不带有颜色含义）三种条件，用红、黄、蓝、绿四种颜色书写，对应按键F、G、H、J，要求被试忽略词语含义，快速准确地对词语的颜色作反应。损耗组被试完成不一致和中性色词辨别，控制组完成一致和中性色词辨别。不一致和一致任务分别含有80试次，中性任务含有20试次，刺激随即呈现在白色背景的屏幕中央。任务开始时，屏幕中央呈现黑色注视点“+”1000ms，随后呈现刺激项目3000ms，期间若被试做出按键反应，则自动跳到下一试次，若被试没有反应，则在3000ms后跳到下一试次。刺激随机呈现。正式任务开始前有练习。
工作记忆测验任务，采用经典的点阵运算广度记忆任务。该任务中，被试首先判断点阵式运算是否正确，并作出按键反应，F表示错误，J表示正确；之后记忆5×5网格中黑点的位置并回忆。所需回忆的黑点的个数表示记忆广度，从两个依次递增为六个，每级广度各3次，共15次任务。计分时，等式判断正确，且相应点的顺序和位置完全回忆正确才得分，否则不得分。
积极情绪图片和消极情绪图片选自中国人脸情绪图片，并请30名大学生（男生14名，女生16名）进行再评定。评定后积极情绪图片的愉悦度和唤起度分别为7.57，5.40；消极图片愉悦度和唤起度分别为2.97，6.18。
3.程序
实验程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进行损耗操纵，即3个损耗组进行一致的色词Stroop任务，3个控制组进行不一致的色词Stroop任务。在第二阶段，通过情绪图片分别对积极情绪组和消极情绪组诱发相应情绪。指导语呈现后，出现十字注视点（3000ms），然后呈现情绪图片（8000ms），随后是空屏（3000ms），然后屏幕上出现“？”（6000ms），被试按照1―7级对情绪的唤醒度作评定。每张情绪图片只呈现一次。在情绪诱发后采用Grove J.R编制，祝蓓里1994年修订的简式心理量表（Profile of Mood States，POMS）对被试进行情绪状态测试。对照组在第二阶段作10分钟休息，在休息后完成POMS量表。在第三阶段所有被试均进行工作记忆广度测试。
实验采用装置为IBM PC电脑，分辨率为1152×864。采用SuPerlab2.0版软件编写实验程序和呈现刺激材料。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实验结束后，向被试致谢并给酬劳5元。
（二）结果与分析。
1.损耗任务的有效性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损耗组反应时（M=847.23±184.09）和控制组反应时（M=708.05±169.73）差异显著（t（28）=-3.004，P=0.004），且损耗组的被试反应时显著长于控制组的反应时，说明损耗操作是有效的。
2.情绪诱发的有效性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积极情绪组与消极情绪组的情绪纷扰总分差异达到显著（F（2，57）=32.571，P
从被试自我报告的情绪来看，消极情绪的诱发是有效的，然而，积极情绪与中性组似乎没有差异，但由于量表测量的外显性，不能排除内隐的情绪诱发对资源的影响的可能。
3.情绪对自我损耗效应的影响
变量，进行2（损耗条件）×3（情绪操纵条件）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损耗组与控制组（未损耗组）的工作记忆广度差异显著（F（1，54）=20.304，P
损耗条件与情绪条件的交互作用显著（F（2，54）=6.108，P=0.004）。对损耗条件与情绪条件的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如图1），无论是在中性情绪条件下，还是在消极情绪条件下，损耗组与未损耗组的工作记忆广度差异均显著（t（19）=-6.591，P=0.018；t（17）=-14.51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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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损耗的情况下，不同情绪状态下被试的工作记忆得分差异显著（F（2，54）=8.111，P=0.001）。而在非损耗的情况下并非如此（F（2，54）=0.424，P=0.657）。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损耗的情况下三种情绪下的工作记忆得分两两差异显著（t（19）=5.991，P=0.031；t（17）=5.784，P=0.049；t（16）=11.775，P
三、讨论
自我调控能力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心理特质。Baumeister认为，自我调控依赖于一种数量有限的能量，且该能量使用之后会出现损耗，导致个体随后的自我调控任务的失败［7］。前人研究表明，积极情绪能够补充自我调控系统的先前损耗。而在认知领域，尚未有关于消极情绪对自我调控系统先前损耗影响的研究。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自我损耗条件下消极情绪对个体的认知活动的影响。
（一）自我损耗对工作记忆的影响。
本研究得出，自我损耗降低了个体的工作记忆广度。根据自我损耗模型，个体在自我损耗状态下，可用于新的执行控制任务的心理能量大大减少，表现为个体的工作记忆广度明显下降。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人们对执行控制的神经机制有了进一步了解。Mario Beauregard和Johanne Levesque等用fMRI技术考察情绪的自我调控机制，发现让被试者看片段时，性唤醒激活了右侧杏仁核、海马等边缘系统，然而抑制性唤醒则激活右侧额上回以及右侧前扣带回等脑区［8］。D.J.Sharp，V.Bonnelle等用fMRI技术、停止信号任务（Stop Signal Task）发现，前额叶的辅助运动区在反应抑制中起了关键作用［9］。也就是说，自我损耗现象可能是由于对反应的抑制占用了额叶的资源，导致额叶的执行控制功能受到影响。
（二）负性情绪对自我损耗的加剧。
在资源损耗的情况下，积极情绪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源损耗，消极情绪加剧了资源损耗。对于负性情绪对损耗后的自我调控的影响，有以下一些解释。
首先，消极情绪对于高认知资源的执行控制任务本身具有负性影响。进化心理学认为，消极情绪是种系在发展过程中，个体在面对威胁、危险情境的适应性生理反应。这种紧张的应激状态使个体迫切地产生应对危险情境的行为，缓解应激，如愤怒引发攻击，恐惧引发逃跑，厌恶引发远离。个体通过这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性反应得以逃脱危险，因而消极情绪具有非常重要的适应性意义［10］。当诱发消极情绪的威胁性或危险性刺激出现时，个体的资源被高度占用，注意范围变窄，思维容易陷入被动刻板。相关研究表明，消极情绪确实损害个体工作记忆、破坏执行功能、耗费注意资源、污染认知作业。因而与积极情绪相比，消极情绪下工作记忆广度成绩更差。
其次，根据任务转换理论，消极情绪不利于自动化反应的控制。一般的自我损耗任务都需要个体做出自控反应，抑制优势化反应，如Stroop效应中要抑制色词语义的自动化加工，报告色词颜色的控制加工。这个过程需要任务转换。由于积极情绪下个体更偏好新的刺激和信息，故减少转换损失，促进任务转换；消极情绪状态下，个体更不能够打破旧的刺激―反应联结，仍然固守优势化反应，因而损害了任务转换［11］。因而自我损耗下，消极情绪加剧了自控能量的损耗，从而削弱了工作记忆广度。
也有一种解释是，情绪调控可能优于了其他的自我调控任务。处于消极情绪时，个体对情绪的本能调节会得到自动化优先，因而占用了其他需要自我调控任务的资源。故消极情绪下，个体的自我损耗后的工作记忆任务完成得更差。
（三）局限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验证了自我损耗对个体空间工作记忆广度产生削弱作用的假设，然而由于本文中情绪测评环节采用被试主观评定，可能不能准确地反映被试的情绪反应。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皮肤电等方式更好地收集被试的情绪反应。
另外，对于情绪对于自我损耗资源的影响的内在机制仍有待探讨。消极情绪对自我损耗的促进作用是否是人脑对情绪调节相对于其他执行控制的优先作用所致？如果是，那么情绪调节与其他执行控制是否是独立的？还是只是消极情绪对于执行控制功能造成了损伤，相反积极情绪促进了执行功能？那么情绪对于执行控制的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呢？未来研究可以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四、结语
本研究表明：（1）自我损耗会降低个体的工作记忆广度。（2）在资源损耗的情况下，积极情绪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源损耗，表现为促进工作记忆；消极情绪则加剧了资源损耗，表现为工作记忆广度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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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自我概念;情绪;统计学;精神卫生;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9)06-0520-03
目前,对情绪在个体自我控制过程中作用的探讨集中于2个方面:第一,对个体在自我控制过程中体验到的情绪做细致的区分,分析不同性质的情绪体验在个体自控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第二,关于自我控制的研究大多从认知发展和行为策略(自我调节技能)的角度进行,探讨情绪的作用必然涉及到情绪与认知和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1-6]。本研究以Giner-Sorolla对情绪的分类为基础编制个体自我控制过程中的情绪量表,考察Giner-Sorolla 4种情绪划分的合理性,探讨学生在学习自控过程中的复杂情绪体验及其作用,并采用协方差结构方程模型技术考察情绪在认知、技能和自我控制水平之间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北京市、石家庄市和邢台市3所初中选取学生600名,剔除无效问卷26份,实际被试为574名,其中初一152名,初二187名,初三235名;男生268名,女生296名。
1.2 工具
1.2.1 初中生自我控制情绪量表 根据个体的情绪体验是积极还是消极、个体的情绪体验是在行为的过程中产生的还是指向于行为结果的2个维度,将个体在自我控制情境中的14种情绪体验划分为4种类型:即时产生的积极情绪(有趣、放松和兴奋)、即时产生的消极情绪(有压力、受挫、沮丧、生气和麻烦)、延时产生的积极情绪(自豪、自信、有价值)、延时产生的消极情绪(内疚、后悔和惭愧)。在问卷中,被试对自己在学习情境中,在多大程度上体验到了上面这些情绪进行评价,4到0分别表示经常到从来没有,分数越高,表明体验到的该种情绪越强。该问卷共14个条目,在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65。
1.2.2 初中生自我控制认知量表 研究测量了个体自我控制过程中的2种认知成分:价值判断和自我效能。其中价值判断包含5个项目,内容是请学生就学习的意义作基本的价值判断,α=0.758;学习自我效能部分包含6个项目,内容是请学生就自己在学习情境中的效能感进行评价,α=0.811。在问卷中,被试对项目与自己的观点和行为的符合程度进行评价,4到0分别表示完全符合到完全不符合。价值判断部分分数越高,表明学生越认可坚持学习的价值;自我效能部分分数越高,表明被试对自己学习自控的效能感越强。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认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GFI=0.951,RMSEA=0.067)。
1.2.3 初中生自我控制技能量表 研究测量了个体在自控情境中的3种自我调节技能:目标设定与计划解决(α =0.717)、积极评价(α=0.765)和寻求社会支持(α =0.646)。问卷共13个项目,被试对自己在学习自控情境中使用这些技能的程度做出评价,4到0分别表示完全符合到完全不符合,分数越高,表明自我调节能力越强。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技能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GFI=0.946,RMSEA=0.066)。
1.2.4 初中生自我控制水平问卷 包含6个项目,内容是请学生就自己在学习过程中自我控制的实际状况作出评
价。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对6个项目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生成1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方差解释率为46%,各项目因子载荷在0.643～0.710之间;问卷的信度指数:α =0.781,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
1.3 方法 以上问卷由研究者在课堂上集体施测,当堂收回。采用SPSS 11.5和AMOS 4.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初中生自我控制情绪量表》的结构效度与一致性信度 见表1。
根据优良模型拟合的判定标准,GFI,AGFI,NFI,IFI和CFI的值一般应大于0.900, RMSEA的值小于0.080。从表1可以看出,假设模型的各项指标均在一个优良的拟合模型可以接受的范围,模型拟合较好,接受假设。
采用克隆巴赫(Cronbach α)一致性系数检验量表及各分量表内部的的信度指数,分别为总量表0.865,即时积极情绪0.741,即时消极情绪0.786,延时积极情绪0.776,延时消极情绪0.849,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指标。
2.2 各类情绪与自我控制水平的相关分析 学生在自我控制过程中的即时积极情绪、延时消极情绪、延时积极情绪与自控水平呈显著正相关(P值均
2.3 自我控制过程中情绪与认知和技能的关系 根据自控情绪在认知、技能和自控水平之间的中介作用假设,构建下述关系结构图(图1),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模型进行通径分析,拟合结果见表2。
从模型与数据的拟合指数可以看出,各项指标均在一个优良的拟合模型可以接受的范围,接受模型的假设,见图2。
首先,目标设定与计划解决(γ=0.36,P
3 讨论
从最初认为情绪是理性和自控行为的破坏力量到后期重视情绪对自控行为的建设性作用,这一变化源于人们对情绪的划分越来越细致。本研究区分了个体在自我控制情境中可能体验到的4类情绪:即时积极情绪、即时消极情绪、延时积极情绪和延时消极情绪,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了情绪类型划分的合理性。
不同情绪体验与个体自控水平的相关是有区别的。在学习中,个体体验到的即时积极情绪和自控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即时消极情绪和自控行为呈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与Kuhl等[7]的观点一致,即享乐主义情绪与个体的自控水平密切相关,因此改善个体的自控水平的有效方法是提高活动本身的享乐主义特征。Giner-Sorolla等[3]的研究也证实了在延迟满足情境中消极的即时情绪与自控水平的显著负相关。
但是,指向于行为结果的延时情绪体验(自我意识情绪)与个体自我控制水平的关系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本研究中,个体如果能体验到较高水平的延时消极情绪和延时积极情绪,自我控制水平也越高。这一结果与Giner-Sorolla等[3,8]的研究结论一致。Hull等[9-10]的研究也发现,较高的自尊(骄傲、自信和自我价值感)可以提高个体的自我控制水平[9-10]。这些结论与着重强调情绪在自控发展中作用的观点是一致的。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进行的分析发现,消极情绪体验对认知、技能各因素和自我控制水平之间关系有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论与有关调查[7,11-12]的观点一致。安冬弗雷德在解释惩罚对儿童自控促进作用的过程中同样强调了消极情绪的核心中介作用,儿童经历的不良情绪状态有恐惧、羞耻、内疚等,其共同特征是都含有焦虑的成分,正是焦虑这一介质导致儿童随后对冲动行为的抑制[13]。
上述结果对有效促进个体自控能力的发展是有借鉴意义的。在目前对学生进行的自控能力培养中,提高学生对自控行为意义认知的道德说教是较为常见的做法,但是,在实现自我控制过程中,个体不但要知道该怎样做,会如何做,更重要的是还要愿意做,这意味着只有当个体的认知判断、调节技能和情绪体验协调一致时,个体的自我控制才最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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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观看过射击比赛的朋友都应该可以看出，对于射击运动员来说，热血与爆发力都是不重要的，其能够在比赛进程中长时间坚持情绪的平静以及心态的平和才是制胜的中心要义。本文旨在探析在射击进行时情绪调控的重要性，并针对其如何控制进行方法解析。
关键词 射击 运动员 竞赛情绪 调控方法
射击运动是体育赛事中极少的需要极高情绪控制力以及高精确度的运动，而如果比赛时情绪产生激烈的动摇，会影响运动员姿势的精确性进而影响其成绩。所以射击运动员必须能够掌握自己的情感和情绪。
一、情绪对射击的影响
射击运动相比其他球类运动以及田径运动来说，更像是一项静态的运动，对于选手动作的稳定以及精确度都有极高要求，在此从三种不同的情绪状态下对射击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紧张的情绪导致敏感度变差
在比赛中心生紧张是正常的反应，在比赛中运动员面对其他选手尤其是他们获得好成绩的时候必定会有紧张的情绪，适度的压力会让一些运动员更加清醒和冷静，但是如果由于自身出现失误或一些其他原因导致紧张的情绪太过，则会影响选手的发挥，对于射击的敏感度变差，导致失败。
（二）消极的情绪造成比赛失常
一些心理素质并不是那么好的射击运动员还有可能在临近比赛时出现厌烦的消极情绪，严重时甚至想不起比赛要点想要放弃退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不可能发挥正常水平，而是变得更加僵硬，动作无法完成导致重大失误。
（三）自信积极的情绪提高比赛质量
一些射击运动员可以将适当的压力和紧张转变成对比赛的自信和动力，只有处在这种积极自信的情绪下，运动员才可能将平时训练的程度完全使用出来，甚至实现超常发挥，进而提高比赛质量。
二、射击运动员调节情绪的方法
运动员进行情绪的调节即使用一些方法进行心理训练，进行第二信号系统对中枢神经的调节训练，从而做到调节运动员的生理功能，从而把身体反应调节为最适合比赛的状况，发挥正常水平。
（一）心理暗示法
心理暗示是在各个行业都能够起到作用的一种方法，譬如考试时不断默念“我可以”等暗示语从而加强自信。同样心理暗示的训练办法就是帮助运动员不停重复一些专业术语或者口号影响自己的内心和情绪，从而让自己镇静下来，能够更加积极自信地去面对比赛，忽视对手以及周边环境压力给自己带来的压力过大、太过紧张的影响，这种方法是最普遍也是比较有效的。
（二）心理控制法
心理控制主要是针对应激的心理状态的。应激如果是过于沸腾的状态，对于需要爆发力的田径来说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对于对精确度要求较高的射击运动来说，这种状态可能会使得运动员参赛的时候过于激动失去平衡。所以平时就应该针对这一心理进行心理控制的训练。对待瞬息万变的赛场，运动员无论过于激动还是陷入消极的情绪中都是极不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参赛的射击选手就必须控制自己的心理，让自己的大脑和身体都处于一种适度激动和紧张的情况之中，这样才能使得注意力得到集中，正常进行比赛避免失衡。
（三）平心静气法
这种方法是凌驾于心理暗示和心理控制之上的更加精确地控制情绪的一种方法。对于一般水准的射击运动员来说，通过心理暗示和控制让自己的情绪在一定时间内脱离危险状态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能够自如的控制自己，让自己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下都可以保持平心静气则是要通过大量训练的。通过进行平时对这种方法使用的训练，如果运动员可以在比赛时使用这种方法，则他们能在大部分时间内不为外物所动摇，进而保持稳定和高强度集中注意力，从而获得满意的成绩。相反，对于那些极易受影响无法屏除外界干扰项的运动员来说，比赛时则极其容易失常。
（四）心理承受法
除了平时的模拟，从实际比赛中出发，时常进行实战模拟的训练，加强射击运动员的心理承受程度的模拟训练，使得他们更加适应比赛的压力和强度，这是加强运动员心理素质的重要捷径。譬如杜丽当初在北京奥运会中首日失金，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教练都给她带来了巨大压力。然而事实证明了杜丽不只是拥有极其专业的射击能力和技术，她还具备超出常人的心理素质和情绪控制能力，所以在第二日的五十米步枪比赛中顶住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获得了金牌。运动员在比赛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意外导致自己落后对手许多，平时不去训练心理承受能力的运动员大多自暴自了，只有那些真正心理强大不畏敌手的运动员才能扛过巨大的情绪波动从而反败为胜。所以进行心理上的训练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生活上就要对运动员的心理素质进行培养、打磨他们，从而实现真正素质的提高。
（五）模拟训练法
无论是心理暗示法还是心平气和法，只是纸上谈兵，是无法成功使得运动员的心理能力增强的，无论怎样的理论，都需要进行无数次的实践才能够熟练掌握正常运用。就像高考前的无数次考试模拟，只有无数次经历了考试的紧张，才能让自己在那种情况下脱离紧张的状态，用一种更加平静的方式发挥自己的能力。因此对于射击运动员也是如此，不能等待大赛的时候才去体验那种紧张的状态，到时再进行情绪上的训练，不仅机会太少而且影响成绩。所以平时应当多为射击运动员设定一种类似于比赛的状况进行模拟训练，让他们体验比赛时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意外而导致情绪大幅波动的因素，从而不断训练自己，不断进步。
三、总结
进行射击运动员情绪的调节，需要教练将这一内容添加到训练任务当中，同时，教练也要注重调节方法，切实关心运动员的心理状态，促进运动员进行心理训练，同时以运动员为本，从根本上提高其心理素质，磨砺他们的意志，从而推动情绪控制，比赛时做到出色的发挥。
关键词：领导授权；动机控制；情绪控制；行为绩效；财务绩效
一、 引言
在授权的组织里，领导对员工提供指导，并将更多的选择权授予员工，可以鼓励员工承担有难度的挑战，按照组织期望的方式，朝着共同的组织目标去行动。领导授权就是下放权力，给与下属决策更多的灵活性，采用有效的适应性销售技巧。不过，由于企业和销售员之间构成委托关系，存在信息不对称，领导授权就会导致销售员的道德风险，做出有损企业利益的行为，如销售员出现“偷懒”或者不尽职行为等。
自我控制（self-regulation）就是个体在目标（任务的理想状态）内部呈现的时候，涉及的实现和保持目标行为的过程[4]，是企业最重要的人力资产之一，自我控制帮助个体在不同时间以及变化的环境中，执行其目标导向行为，包括调整他的想法、情感和行为。当目标导向的行为受到阻碍或者目标指向遭到挑战或挫折的时候，自我控制就会启动，指引个体的目标导向的活动跨越时间和艰难的情境继续前进，涉及到注意、动机、情感和行为等的调整。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自我控制会影响个体的短期动机水平，帮助销售员实现长期目标。销售员在完成计划目标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挫折，例如与顾客沟通很短，没有建立信任，丢掉订单等等，都会冲击销售员的情绪。而销售员的自我控制可以应对负面情绪，克服负面事件的影响，正常发挥自己的销售技巧，实现销售目标。本文将依据自我决定理论，构建一个以自我控制为中介的概念模型，去探究领导授权和个人绩效之间的关系。
二、 概念模型及研究假设
1. 概念模型。本文以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从领导授权――自我控制――行榻峁的理论模型，领导授权是自变量，销售员个人绩效，包括行为绩效和财务绩效是因变量，自我控制，包括动机控制和情绪控制是中介变量（见图1）。
2. 假设的提出。很多研究都发现了领导的授权行为和销售员绩效的关系，领导授权可以让销售员享有更多的自，发挥灵活性，进行适应性销售，有助于取得更高的工作绩效。因此我们假设：
H1a：领导的授权行为和销售员的行为绩效有正相关关系；
H1b：领导的授权行为和销售员的财务绩效有正相关关系。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领导授权的程度越高，销售员就会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出于回报，销售员会有较高的动机控制，以求得更高的销售业绩。同时，授权还会提高销售员的自我效能感，会更积极主动地完成销售工作。Miao 等也发现对于销售活动的监督，可以导致销售员有更高的工作决心和为他人所认同的动机，因此我们得到假设：
H2a：领导的授权行为越高，销售员的动机控制就越高。
由于领导的授权，销售员可以掌握更多的处理权，更迅速的决策和更快的处理销售产生的问题，也就是会工作的更加的自由，更多的授权意味着约束的更少，没有了必要的检查和监督，销售员会容易在某些时刻放松对自己行为和情绪的监控，造成情绪控制的困难和更多的负面宣泄。因此我们得到假设：
H2b：领导的授权行为越高，销售员的情绪控制就越低。
动机是个体行为的动力，动机可以激发行为，并能将行为指向一定的对象或目标。每当销售任务没有完成的时候，销售员就会体验到较大的工作压力。在销售失败的时候，销售员的士气和工作努力会受到打击。销售员过分担心任务之外的事情会影响到销售员完成目标的动机强度。而当前的目标变得比另一个竞争性目标要弱的话，销售员的动机控制可以帮助销售员排除分心任务的干扰，专注于任务目标，主动地调节销售员的工作动机，专注于工作目标，保证正在进行的活动。同时，动机控制还可以刺激销售员的工作努力和工作智慧。销售员的动机控制会帮助销售员控制试图改变他们的动机，有助于销售员获得持续的内部动力，从而坚持完成比较困难的任务。因此我们得到假设：
H3a：销售员的动机控制越高，销售员的行为绩效就越高；
H3b：销售员的动机控制越高，销售员的财务绩效就越高。
销售员由于组织的强制性目标和工作计划繁重，任务难度较大，会感到较大的工作压力，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情感枯竭。销售失败导致的挫败感、失望或焦虑等负面情绪状态抑制任务开始，导致对任务不努力或拖沓，而且会导致过早地从任务中退缩或完全避免任务活动。情绪控制可以帮助销售员驾驭情绪，利于决策和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们得到假设：
销售员的行为绩效代表着销售员在工作中使用的销售策略和具体活动，而财务绩效代表着销售员努力的具体结果。在众多的文献中都发现了行为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关系。因此我们得到假设：
H5：销售员的行为绩效越高，销售员的财务绩效就越高。
三、 实证检验
1. 数据收集。调研于2012年6月在西安的各大百货商场，包括银泰百货、万千百货、开元商城等进行，一共向服装类销售员发放了25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0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82.8%（详细信息见表1）。其中，女性被访者相对较多，占到总样本的84.1%；在年龄分布上，年龄方面，30岁以下的合计占94.7%，这是和我国零售业销售员的性别和年龄分布相一致的。因此，本次样本和总体的比例基本一致，抽样还是比较合理的，适合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2. 变量的测量。我们首先根据已有的相关文献设计了问卷，外文的量表多人平行翻译，中文的直接采用。领导授权的测量使用了Rapp的量表，动机控制和情绪控制的测量借鉴了leach的量表和Kuhl的意志控制量表，销售员行为绩效和财务绩效使用了Miao等的量表。
3. 信度和效度检验。本文先对所有的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删除掉一些落在交叉维度上的题项以后，所有的变量都落在单一维度。接着，本文有对剩余题项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详见表2。变量的AVE值一般的接受标准为0.5以上，但由于本研究变量因子荷载只有一个低于0.5，为0.47，尽管AVE值小于0.5，不过都在0.4以上，因此收敛效度在可接受范围内。从Cronbach和CR两列，不难看出本研究所涉及的各变量Cronbach值和组合信度（CR）都在0.65以上，@说明观测变量对于潜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较好，适合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4. 共同方法偏差。本文采用的数据是通过自我报告的形式收集的，会带来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文使用两种方法评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首先，本文采用Harman的单因子检验（One-factor Test）法，结果显示，无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提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5个，解释了总体变异的62.163%，其中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为5.363，解释了总体变异的23.316%。按照Podsakoff和Organ的观点，只要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总体变异在40%以下，说明本研究中的变量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处于可接受范围内。
5. 数据分析及结果。为了验证本文研究框架与假设的合理性，我们运用LISREL8.80软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路径检验。从表3可以看出，本研究拟合指标的 为1.657，小于临界值3；近似误差方根RMSEA值为0.052，达到了小于临界值0.08的要求；CFI、NNFI和IFI值分别为0.94、0.93和0.94，均高于临界值0.9的要求。以上指标表明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很好，数据可以较好的支持该模型。
从表4各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和p值可以看出，9个假设共通过5个，H1a、H2a、H3b和H5等4个假设被拒绝。领导授权后，下属相对缺乏监督和管控，销售员便不会付出更多的努力，由于80后的样本占到了94.7%，个人主义倾向偏高，不遵循社会交换法则，所以动机控制不强，H2a不成立，相应的，H1a也可以解释。
四、 结论
本文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实证检验了销售员自我控制，把自我决定理论引入组织性理学，并实证检验了概念模型。其次，发现领导授权对于销售员的情绪控制有负向影响，对于销售员的动机控制无显著影响，探讨了外部组织因素和员工自我控制的的关系。再次，发现领导授权对于企业的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行为绩效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可能是由于样本的问题，80后居多，根据企业和理论界对于80后的讨论，反映出领导授权必须要考虑对象的特点，针对80后的员工，可能要区别对待，调整原有的管理方法。
本文的对企业的销售管理和绩效提升实践有一定的启示和指导。首先，本文实证检验了销售员自我控制，包括动机控制和情绪控制对于销售员行为绩效的正相关关系，说明销售员的自我管理也会发挥较大的作用，企业可以充分发挥销售员自我控制的作用。其次，企业的领导授权可以降低销售员的情绪控制，间接降低行为绩效，不过，同时还能提高销售员的财务绩效。这表明适当的授权才可以有较好的作用，否则会有负面的作用。
本研究虽然获得了一些新的要研究成果，但还有许多不足，希望以后进一步完善。（1）自我控制的概念和内涵还有待深入探讨；（2）本文仅仅以我国的零售业为实证调研对象，导致结论有一定行业局限性。（3）还有很多的调节变量会影响领导授权和绩效之间的关系。例如销售员薪酬就是非常重要的变量等。
参考文献：
[1] Collins， M.D.，C.J.Jackson， A Process Model of Self-Regulation and Leadership： How A- ttentional Resource Capacity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fluence Constructive and Destructive Leadership.Leadership Quarterly，2015，26（3）：386-401.
[2] Druskat， V.U.，J.V.Wheeler， Managing from the Boundary： The Effective Leadership of Self-Managing Work Teams， i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3：435-457.
[3] Agarwal， S.，S.N.Ramaswami， Marketing Controls and Employee Respons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ask Characteristics.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1993，21（4）：293-306.
[4] Porath， C.L.，T.S.Bateman， Self-Regulation： From Goal Orientation to Job Performance.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6，91（1）：185-192.
[5] 彭聃龄.普通心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号：2016M60151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号：12YTC630305）。
【关键词】反生产行为;理论模型;整合模型
工作行为分为产生任务绩效的角色内行为和包括组织公民行为、反生产行为在内的角色外行为。组织公民行为创造的是对周边绩效有益的部分，而CWB则是周边绩效中有损于组织的部分，会降低工作的整体绩效。笔者认为要想使CWB得到改善和解决，提高绩效，最根本的是要对其理论和产生机制研究透彻，厘清反生产行为的产生之源。
一、CWB的产生机制模型
（一）压力源―情绪模型。Spector和Fox（2005）提出了压力源―情绪模型。该模型有一条因果链条：环境压力源―感知压力源―消极情绪―CWB。在这个因果链条中，环境压力源来自于多方面刺激，如组织限制、人际冲突及组织不公等。而消极情绪是导致CWB的直接原因和动力，连接两者的是对压力的感知。另外，认知评价、主观控制感和人格是模型中的三个中介变量。认知评价是对客观压力的主观感受。控制感是指感觉到的环境是否是可控的。人格特征是指情绪特质、控制点、焦虑特质和自恋等。
（二）因果推理模型。Martinko和Gundalch（2002）提出的因果推理理论认为，CWB是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之间复杂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个体对不利结果的认知解释，即将自己的CWB动因归为内部或外部，稳定或不稳定因素，会导致不同的情绪反应，进而会引发指向自身或指向外部不同形式的CWB。因果推理模型核心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Martinko等人将CWB分为以个体对外部所实施为基本特征的报复性CWB和以个体对自己实施为基本特征的自我破坏性CWB。第二，CWB动因分类：如果归因为外部，则可能会产生报复性的CWB，反之，则会产生自我破坏性的CWB。倘若归因为自身不稳定因素（个人努力不够），他自己将会感到羞愧从而自己承担责任;如果归因为自身相对稳定的因素（外貌或能力），他会感到无助感而产生针对自己的CWB。第三，个体差异主要表现在性别、控制点、自尊、神经质、核心自我评价等;环境变量主要表现在政策、环境的竞争性、领导风格、经济条件、组织文化等，这些因素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认知加工，从而导致CWB。
（三）自我控制模型。自我控制理论是由Marcus和Schuler（2004）提出的。Marcus等人通过研究犯罪学中的普适性理论，并在反生行为领域里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CWB未能发生的原因在于个体的某种克制力。该模型主要有四类：激发源（情境―激发）、机会（情境―控制）、内在控制（个体―控制）、天性（个体―激发）。而Marcus 强调的“自我控制”归属于“个体―控制”类。
二、CWB模型的整合依据
（一）三个模型都认为CWB产生的直接因素是消极情绪。“压力源―情绪”模型表示的即感知到的环境压力会产生自身的消极情绪;“因果推理”模型换了一种说法，认为归因的过程导致个体出现消极情绪;“自我控制”模型更进一步说明情绪是由自己的控制点决定的。
（二）三种模型都强调个体差异和环境变量共同影响CWB。“压力源―情绪”模型的“压力源”体现的就是环境变量，“情绪”反映的则是个人差异;“因果推理”模型则是将个体因素置于了自变量的位置上，更加重视个体因素对归因的影响;“自我控制”模型中的激发源（情境―激发）和机会（情境―控制）也反映了个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
（三）三种模型都有各自的中介变量。“压力源―情绪”模型是将感知到的压力源作为中介变量，“因果推理”模型把不平衡性作为中介变量，“自我控制”模型则是将自我控制感作为中介变量。三个模型，三种中间变量，似乎看起来不同，其实本质上是保持一致的，并且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不平衡性其实是感受到了不利的结果，自我控制感强的人就会对其归因，当归为环境压力时就会导致CWB。鉴于此，三个中介变量是相通的。
三、CWB模型整合后的结果
鉴于以上分析，得到整合模型的示意图如下：
对该模型进行阐述：由于环境的变化和个体特征的差异，个体会感知到压力，从而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然后对感知到的压力进行评价，首先要做出的是与己有利还是不利的判断，再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的三个成分，行为控制感、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形成CWB的行为意愿，意向确定后就会做出CWB。
四、结语
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绩效表现，近年来，CWB逐渐凸显它的重要性，成为组织行为研究者追逐的热点。由于理论之间互相嵌套、兼容的特点，会使CWB理论模型整合是一个必然发展的趋势。那么在模型整合过程中，还需要注意许多问题。比如研究视角有待多元化，可以从群体视角出发，加强对群体层面互动机制的关注;研究方法也需要创新，可以考虑心理实验等方法;组织文化或者地域背景也会使得员工的CWB不同，所以整合模型的适应性需要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1] 张建卫，刘玉新.反生产行为的理论述评[J].学术研究，2008（12）：81-90.
[2] 徐世勇.员工为什么会让你失望-反生产力工作行为解析[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8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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