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日益富足，农村文化事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呈现出了可喜的发展势头。
1．农村文化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得到加强。近几年，中国文化建设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强，文化事业经费逐年增加，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比如2004年文化事业费达113.66亿元，比2003年增加19.63亿元，增长幅度为20.8％。2004年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则达到了8.74元，比2001年增长了3.04元。最近几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了专项扶持资金，加大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十五”期间前四年对农村文化投入达到98.53亿元，占全国文化事业费比重为27.2％。
2．重大文化工程的顺利实施使为农民服务的公共文化资源总量有了较大增加
实施了重点文化工程，为农民群众服务的文化资源更加丰富。近几年，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实施了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项目，成为推动农村文化事业稳步发展的有效手段。如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对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和整合，并通过卫星、互联网和光盘等传输渠道为社会公众服务。该工程实施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1.45亿元，地方累计投入2.5亿元，数字资源量已达到34TB（1TB数据量相当于25册电子图书或926个小时视频节目)，依托公共图书馆、县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建成各级分中心和基层服务点4756个；与农村党员现代远程教育合作，共建基层服务点14.6万个，与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合作，共建基层服务点16万个。
3．农民自办文化有了很大发展
在各地农村，农民自办文化悄然兴起，成为新时期农村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和国办文化的重要补充。许多地方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文化活动，发展农家文化大院和文化中心户，建设庭院文化，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充实活动内涵，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从总体上看，农村文化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还不相适应，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不相适应，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可以说，农村还是我国文化建设的薄弱环节。具体表现在：
一是经费投入不足乙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还是偏低，并且文化投入偏重于城市，城乡差距还在日益拉大。
二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落后。尽管“十五”期间，国家共安排预算内专项资金4.8亿元用于支持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建设，安排项目1083个，但仍有部分县无文化馆、图书馆，一些农村乡镇无文化站。
三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现有文化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基层文化单位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文化馆、文化站业务经费和活动经费得不到保障，县级图书馆购书费用占经费总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许多乡镇文化工作者待遇问题难落实，队伍不稳定。
四是为农民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总量偏少、质量不高。
这些问题都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二、结合新农村建设对农村文化发展的几点建议
1．农村文化的建设要从根本上转变地方领导观念
农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从根本上是要转变地方领导的重经济轻文化的观念，解决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可是农村经济要持续稳定发展，农民生活要不断改善提高，除了丰富的物质需求之外，更需要精神的支撑，那就是农村文化。而目前农村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农村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这不仅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也制约着农村整体发展的进程。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长期以来我们一些地方领导“重经济轻文化”的思想比较严重，以至导致农村文化发展缓慢。这个问题的出现主要是我们一些基层领导对农村文化发展观念上滞后的影响，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领导农村文化思维模式和管理所致。因此要持续不断地发展农村文化，首先要转变和更新我们地方领导的思想观念，避免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大搞形式主义，切实有效地将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落于实处。
2．积极抢占农村文化阵地，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农村文化建设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实现观念转变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这块阵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去占领，必然腐朽的、落后的文化就会占领。然而，要想占领和巩固农村这块文化阵地，政府就必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从而获得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随着农村百姓的生活逐步走向富裕，人们开始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渴望日益俱增。由于过去农村的发展主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度对农村文化的投入和建设滞后，造成了农村文化滑坡的现象，文化阵地名存实亡，更有甚者一些农村文化阵地被寺庙、教堂所占领，封建迷信，等现象死灰复燃。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文化资源又严重匮乏，封建的、落后的文化现象在不断地侵蚀着我们的文化阵地，有的地方已经被这种现象所取代。面对这样的激烈较量，我们只有用重拳出击，抢回阵地，还农民一个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氛围，真正实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农村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是我国农村发展的战略性措施，需要全体民众的全力支持，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投入，尤其是政府资金的注入将对抢占农村文化阵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3．加速农村文化队伍的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
农村文化队伍的建设是农村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对乡镇文化队伍的建设是我们农村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关键问题，他们担负着农村文化发展的重要使命。目前在许多地方乡镇文化站还是“一站一人一章”的局面，甚至在某些地方虽然有编制，但许多人在编不在岗，或在岗不在职(专职)，大多是从其他岗位转过来的，不知文化工作怎么开展，加上农村文化工作人员学历偏低，缺乏专业知识。本来乡镇文化站就是农村文化的一线管理者和组织者，村级文化室、图书室的管理辅导离不开文化站，农村文化中心户的建设、引导、辅导工作离不开文化站，乡镇一级的文化市场管理、监控也离不开文化站，集镇大中型文化体育活动以及文化体育协会网络组织的管理与引导，不仅离不开文化站，而且还需要文化站去组织、去发展。由此可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整个过程之中，乡镇文化站所面临和承担的工作是繁重而复杂的，就这“一站一人一章”的文化站怎能支撑起所管辖的包括乡镇在内的十几至二十几个村组的文化发展工作？事实告诉我们，在文化站工作被削弱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农村基层文化阵地流失、基层文化队伍涣散、群众文化活动“偃旗息鼓”、老百姓业余文化生活贫乏的现象，同时，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和封建迷信、腐朽落后的文化乘虚而入，严重影响着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加强乡镇文化站和充实基层文化队伍已迫在眉睫。为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4．建设和管理好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是我们发展农村文化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农村文化公共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巩固和逐步扩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我们农村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加大建设力度，使农村文化事业稳步而健康地发展。
首先要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加大建设力度，使基层文化设施有明显改善。同时，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加强对现有的和新建的基础设施的管理。依法管理文化设施是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加强基层文化设施的管理，首先要充分发挥乡镇文化站的职能作用。乡镇文化站是直接管理矛口指导农村文化建设的职能部门。机构改革后，乡镇文化站隶属于乡镇政府管辖，加上宣传；文化、广播、电视等职能合并，实际上成为了综合性的文化站，是多部门业务的指导。由于体制发生了变化，相关问题还没有及时理顺，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编制不落实，人员不稳定，经费不解决，指导不到位的种种问题。因此，理顺乡镇综合文化站的管理体制，解决乡镇文化站目前的困境，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是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和管理的关键环节。其次，要依法管理文化设施。国务院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是推进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促进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改善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法规依据。但是由于一些地方缺乏法律法规意识，使一些公共文化设施特别是乡镇文化设施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甚至变卖文化设施，导致一些乡镇文化设施丢失严重。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依法管理文化设施意识，坚决制止和严肃处理破坏和损害文化设施的行为。通过强化管理使基层文化设施进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5．进一步开发民间文化资源，推动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
我国的民间文化来源于广阔农村而服务于我们整个社会乃至世界，开发和发掘农村文化资源，实现农村文化产业化是农村文化走出农村、扩大受众、弘扬文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当前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竭力改善农村文化生活，进而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故此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必然要与当地经济相结合，这样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就必然形成了文化产业。我们的农村文化底蕴深厚、丰富多彩，极具挖掘潜力和市场空间，同时我国各地民族特色文化不胜枚举，很多乡土文化基本上处于未开发状态，保持着得天独厚的“原汁原味”，故而更加符合现代文化消费者崇尚自然的价值取向。在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地方，特别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却拥有独特乡村文化传统优势的地方，在农民渴望寻找致富新路子、城市人追求精神愉悦之际，完全可以利用”文化资源”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格局。
事实上，在我国许多农村，特别是山区单靠农业发展是很难改变农村生活的，我们只有因地制宜，改变观念，充分开发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利用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展演等等来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已成为农村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以其独特性避开与大工业的竞争，开拓出新的职业和岗位，进而使农民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改变了农业人口的身份，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确保农民增收的“长效性”。同时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客观上可以提高农民的求知欲，推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农村文化从业人员若想不被淘汰，就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研究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事实证明，凡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较快的地方，农民们参加学习，崇尚科学，积极向上的精神已经凸现出来，逐渐培育起乡村文明的新风尚。同时发展农村文化产业，还可以有效地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我国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在广阔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有许许多多的民族文化需挖掘、开发、利用。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让农村文化产业为农村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真正的桥梁作用。
因此，积极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强政策调控，使现有农村文化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与充分发挥是我们政府部门和文化管理者的历史责任。同时建议我们的创意、策划、咨询机构和文化艺术专家应重视乡村的建设，走进田野，走进村寨，提供智力支持，帮助和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的项目定位、产业布局、经营管理和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站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高度，积极推进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政治文明;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基本建立，但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相对于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我国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还相对滞后，造成这种滞后有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原因，本文仅就制约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文化因素进行剖析。
一､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滞后的文化因素
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底层推动着整个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目前我国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深层次因素不断凸现。主要表现为我国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不高，现代政治生活健康运行发展必不可少的文化心理要素——民主意识的缺乏，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理念的摩擦和碰撞，致使民主体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缺乏等等。
(一)农民文化水平偏低，政治文化素养缺乏
公民的政治素质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条件，素质低下的公民是无法参与政治的。许多政治思想家都强调对公民进行素质教育，柏拉图在所设想的理想国中就主张对公民进行素质教育，通过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道德，开发人的智慧，来适应民主生活的需要。在中国，孔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宣扬“内圣外王”，实际上就是把提高个人素质看作是政治的根本和基础，主张大力兴办教育，用统一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来教化民众。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者占相当大的比重，这样落后的教育水平和低下的村民文化素质，远远不能适应农村民主建设的需要。列宁指出:“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弱智者是没有民主能力的，无知者的民主能力要大打折扣。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基层民主要求农民具有相应的科学文化水平。在行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权力时，村民要独立思考､独力判断､独立发表意见;要参与讨论，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与建议;要审查账目､审核问题､阅读讨论材料，文盲是无法做到这些的。文化程度低的人往往目光短浅，思维狭隘，思考方法简单，遇事蛮干，不讲科学。由于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农民的民主意识淡薄，不能理解民主的意义和作用，也无法正确履行自己的民利。我国农民现阶段较低的知识文化水平是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极其不利的因素。
(二)农民民主意识淡薄，文化心理不健全
民主意识是现代政治生活健康运行发展必不可少的文化心理要素之一。农民民主意识主要是指农民为主张民利､保护合法利益而提出的自己当家作主､管理国家､集体和公共事务的思想主张。农民的民主意识主要包括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等，只有拥有良好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民主的发展才能平稳而有序，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才能走出形式化的沼泽。
然而目前我国农民的民主意识总体水平不高，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多数农民具有一定的民主传统和习惯，但是这种农民式的民主传统和习惯还不够广泛和普及，同时它与那种健全､高效的民主运作机制尚有很大差距。首先，农民作为民主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主要表现为农民在村级乡级社会事务中的主人意识､平等意识､自主意识缺乏，依附观念浓厚，农民群众往往不把自己作为权利的主体，而是寄希望于“上级”､“领导”､“包青天”，广大农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其次，农民对民主认识不清，公民基本权利意识淡薄。公民的基本权利意识是社会民主意识的重要表现之一。受历史文化传统影响，我国公民特别是农民的义务观念浓厚，而权利意识淡薄。对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及其价值认识不清，不能掌握有效行使与捍卫这些权利的方式。再者，宗族宗法观念在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由于农村旧习俗的广泛存在，诸如家族制和家长制等封建制度束缚和压抑着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意志的发育､强化，相当多的农民对封建思想､宗族文化津津乐道，许多农民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民主，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民利而屈服于家族权威。
(三)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制约着民主政治建设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就是一种顺从性文化，中国的农民就是典型的臣民，权力崇拜､等级观念､隶属意识､清官思想､安于现状､与世无争等复杂的以小农意识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严重地影响着农民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他们从不主动参与政治，不敢作自己的主人。这样的文化传统培育不了公民意识，因此缺乏与社会主义民主相适应的参与性农民，这是当前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法社会，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家族文化在中国农民心中的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给中国基层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宗法伦理调节的主要是人际关系，而乡村民主政治属于公共政治，它主要依靠国家的法律来调节，但由于村民生活在乡村社区，他们在选择政治行为时，难免受到宗法家族观念的影响。如一些农民在民主选举时选亲而不选贤，甚至一些宗族力量利用宗法伦理和家族关系来扩大其影响，与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正式组织分庭抗礼。
宗法家族文化价值标准是建立于血缘亲疏的差异性之上的，与现代法律的普适性和平等性原则形成根本冲突。因此它对乡镇干部依法行政构成了严重的障碍，致使乡镇干部在依法行政和依情行政之间犹豫徘徊，法律因所施对象及与执法者关系的不同而被任意曲解，不同的关系采用不同的标准，普遍性的法律无法发挥统一性作用。浓厚的宗法家族文化使一些农民漠视法律的存在，以家法代替国法，无法形成健全的法律环境。
在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当中，官本位的思想也主导着他们的行为模式，致使他们无法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为普通农民作出积极的榜样。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农民文化水平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因此，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一种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新型的文化土壤作为支撑和平台。
二､构建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途径
(一)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鉴于农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农民政治素养不高，现阶段发展基层民主，就要着力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增强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发挥民主主体作用。当前和以后很长一个时期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把“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方针落到实处。实施素质教育，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不断增加的教育消费极不相适应，政府应增加教育投入，降低教育费用，保证适龄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二是要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民主法律意识。要切合农村实际，对村民进行适当的民主理论普及教育，培养与民主发展相适应的平等､公平､竞争等民主意识。同时，加强普法教育，使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重点要教育基层干部依法办事，杜绝行政违法的发生。三是普及政治科学知识，澄清人们对政治活动的误解。要让群众体会到政治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政治教育尤为关键，任重而道远。(二)运用学校教育､大众传媒等传播渠道，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
1.运用学校教育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
学校教育是一种正式教育，它是通过正规训练以培养受教育者的社会综合素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大致形成了由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农民成人教育三教并举的教育体系，使乡村教育有可能触及到乡村每一个潜在的和现实的劳动力。目前乡村教育的主要目的除了使农民能够识文断字，从而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和基本的劳动技能，培养农民的创业能力之外，就是培养农民的现代公民意识，这是农村人口在人的发展上的人格标志与政治前提，对于改善目前中国农村的政治现状，激发农民的参政热情，提高农民的参政能力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公民意识是政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每一个公民的公民意识，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教育的宗旨。由于农村的特殊性，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一直是我国目前乡村教育的重点和难点。而公民人格的培养是公民教育与公民实践的核心，对农民进行人格的教育和培养，不但有利于农民个体养成良好的性格和道德行为规范，而且有利于农民“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资格(即法律人格)”的形成。而一旦具有了较为完善的公民人格，农民就有可能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和健康的作用。
2.运用大众传媒，塑造农民的政治意识
大众传媒是指电视､广播､报纸等现代传媒方式。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保持农村政治稳定､营造浓郁的政治氛围､塑造农民的政治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要加强对农村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和引导。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促进社会主义主导价值和主导文化在农村的传播，影响农民的思想观念，塑造农民的行为模式。比如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长期而系统地进行普法宣传，给农民提供了大量的法律指导。而电视中的警匪片､侦探片又为农民认识和理解当代法治精神提供了大量的感性材料，使他们对法的看法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传统“人治”色彩的法律观念正在逐步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富有现代精神的法治意识。在大众传媒的熏陶下，农民的法治观念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三)加强农村政治文化建设
关于民主化进程的研究表明:“民主化必须以努力创造一种民主文化为开端”。现代化的进程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现代化，政治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其本身也必然处在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但是，任何向着现代化的努力都无法彻底超越传统的内核，文化总是继承和发展，政治文化也是如此。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过程中，首先应立足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背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评和整合，再现并弘扬其具有现代生命力的根本精神。在此基础之上，建构与现代民主理念相适应的新型农村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首先，建构社会主义新型农村政治文化，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因为一个社会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是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受教育程度､收入及职业地位越高的人，他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就越高。贫困地区的农民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物质生活的问题，而对于政治和精神层面的东西考虑相对较少。这势必会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健全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农村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发生全面的变化，使农村朝着有利于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发展，有利于为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更新准备充分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我国自2004年部署新农村建设以来，主题似乎只有一个:农村城市化，消灭农村、消灭农民。姚红也认为改革开放必然造成农村的一些优良的乡风民俗在逐渐淡化或弱化。董江爱、王铁梅等重点分析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文化设施薄弱、文化人才匮乏、农民文化主体地位缺失等难题。王兆萍撰文研究贫困文化。樊勇、郑风田、刘璐琳、孟芳等从现状、问题与对策上分析探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文化。尽管学界普遍认为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强力推进，众多地区农村文化表现出的疲软、下沉以及相伴而生的村风村俗没落才是当前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下的基本国情。
二、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困局
(一)农村空心化是农村文化建设的最大难题
“说村不是村，有院没有人”是“空心村”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常住人口持续减少，“人走房空”、“空心村”现象日益凸显，如图1所示，如今的偏远农村几乎60%以上的村成了“空心村”。亿万计的青壮农民奔流入城，农村留守群体为“386199部队”(“38”即妇女，“61”指儿童，“99”代指老人)。据调查，目前全国农村留守人口中，有5800万儿童、4000万老人(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和5000万妇女①。“一个母亲，能胜过100个教师;一个父亲，能胜过100个校长。”这是国际基础教育界的一句名言。留守儿童缺少父母舐犊之情，父母和孩子的长期分离必定会对孩子的道德观和信仰甚至是孩子的人格成长造成严重的影响甚至扭曲。加之实施十年有余的“撤点并校”政策，使众多孩子离开了文化沃土的教育，就像小树没有了根。留守老人和妇女情感孤独、精神空虚。故而现代农村不仅仅是村落空心化，比“人去村空”的实体空壳更可怕的是一些人精神文化的“空心化”，以及乡村建设尤其是文化文明建设的“空心化”。
(二)农村文化的贫瘠凸显文化建设的苍白乏力
目前中国农村公共文化落后的现状:文化基础设施落后，已经建立起来的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文化大院基本形同虚设;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不足。数据显示，2011年出版图书37万种，其中“三农”选题只有7766种②;利益驱动下的城市文艺团体，很少到农村服务;文化活动贫乏，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这必然导致农民精神生活的空虚，文化垃圾随之侵入，、算命等沉渣泛滥;大篷车送艳舞撩开乡村文化贫瘠的遮羞布，从节日庙会延伸到百姓的红白喜事;各种地下宗教、力量和民间迷信活动正在快速扩张和“复兴”。文化贫瘠的群众也不知不觉地从传统道德的操守中，跌进了庸俗文化的市场陷阱。
(三)乡村文化传承的断裂与乡土文化被边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在全国进行撤点并校的改革。据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国内农村小学数量减少了52．1%，初中数量下降26．19%③。撤点并校对乡村教育，最致命的还不是目前讨论的教学质量、寄宿造成的农民负担过重、校车事故等问题。撤点并校这一做法最致命的后果是正在从根上改变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模式。读书声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的元素。撤点并校是从娃娃开始就切断了他们与乡村文化的哺乳关系。由于中国几千年的乡村文化第一个老师是他的母亲，另一个老师是他们的乡村生活。让学校离村进城，从小学就开始寄宿离开母亲的教育，很轻易地改变与切断了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通道。在交通体系改善、人员互动增多和信息网络覆盖面扩大等因素影响下，外部文化渗透农村的速度加快，乡土文化趋于边缘化，家庭意识趋于淡化，恋土情节趋于弱化，延续几千年的乡土文化有逐渐消失的危险，延续了几千年的乡土生机在现代中国日趋黯然。
(四)中央千方百计的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与地方文化部门作用的弱化
查阅中央关于农村文化建设的材料可以发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及中央的高度重视，然而地方文化部门的作用却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被弱化。基层地方党委政府在思想观念上长期的“重经济、轻文化”惯性，缺乏文化自觉，忽视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文化宣传机构从2001年起的改革到现在，在分分合合中造成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宣传工作“脱节”，机制不够健全，导致很多问题不能解决，很多事情难以落实，很多工作不能推进。比如，2010年，文化部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调研发现，虽然各地对于专职文化队伍的培训逐步加强，但是对于有着367万人之多的兼职队伍的培训却差强人意，2007年以来参加培训的人次不到83万，比例不足23%①。
(五)文化事业投入的乏力与结构失衡使得文化建设步履艰难
在中国，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本就不高，而文化建设又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统计显示，2009年我国城市文化投入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70．6%，农村仅占29．4%;城市人均文化事业费达到了33．27元，而农村人均文化投入只有12．1元②。2010年，全国文化事业费323．06亿元，其中农村投入116．41亿元，仅占36．0%;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24．11元，其中西部地区23．8元，而中部地区仅有15．64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4．9%③。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成为制约农村文化发展的瓶颈。(六)村落文化流失敲响守护乡土文化的警钟古村落是中国文化的根植所在。在城市化进程中，“圈地运动”遍地开花，各地风行“用建设城市的思路来建设乡村，用发展工业的思路来发展乡村”，村落无奈消失。据中国民协进行的普查显示，目前依旧保存跟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正以每天80至100个村落的速度在不断消失。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
三、农村文化贫乏及建设落后的影响
(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受到严重挑战
以青壮年为主组成的迁移部队南征北战穿梭于各大城市间，留守农村人员整体素质偏低，使得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与集约化程度无法提升，也导致大量土地被抛荒。根据国土资源部的调查，我国每年抛荒的耕地有近3000万亩，缺乏劳动力是抛荒的主要原因。对于多数“农二代”来说，繁华都市的“吸力”和务农收入低下的“推力”同时作用，再回到农村种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河南、湖北等一些粮食大省，土地抛荒率高达20%-30%①。这直接威胁着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二)影响农村稳定
文化生活匮乏导致民风日下，、迷信盛行。乡村的伦理秩序也在发生异化。传统的信任关系正被不公和不法所瓦解，勤俭持家的观念被短视的消费文化所刺激，人与人的关系正在变得紧张而缺乏温情。故乡信念的淡薄，加剧了国人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也加剧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秩序混乱。因引发的打架斗殴、妻离子散的事件频频发生。这样的刑事案件占案件总数的五分之一，严重影响农村稳定。
(三)影响农村的民主建设进程
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主要形式，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层实践。随着农村空心化的到来和文化建设的滞后，农村村民自治受到严重的冲击。一是村委会选举的投票率下降;一是村委会成员素质结构整体下降;一是村级民主监督流于形式，村干部腐败、恶霸横行问题时有发生。
(四)动摇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
中国文化来源于传统村落，在经济发达的今天，这种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就尤其珍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最根本源泉。随着土地财政推动下的大拆大建，古村落文化也渐行渐远。
(五)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仅包含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要有精神的充实和文化的繁荣，更要有广大农民群众文明程度的提升。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真正建成新农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六)影响农民共享文化改革发展的成果和文化公平的实现
享受基本的、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目前大多数农民群众还享受不到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发展在城乡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严重影响了文化的公平。
四、造成农村文化建设困局的直接成因与深层原因
(一)直接成因
1．落后的农民生存现状失去了农村文化建设的基本需求
底子薄、基础差是农民生存现状的最显著特征。突出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简陋，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社会保障体系脆弱。历史和现实多方面原因导致农村和农业长期为城市和工业发展输血，使本就积贫积弱的农村更是雪上加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文化、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公益事业发展不仅在存量和增量上都明显不足，而且在发展速度上总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城镇居民的发展水平。面对农村农业基础设施老化、农民增收乏力、教育落后的现状，要强调农村文化建设任重道远。
2．教育落后削弱了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
教育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众所周知，我国人口受教育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2010年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2．4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日本为11．6年(相当于高中三年级水平)，分别比我国高3．8年和3年②。更糟糕的是，在这种低水平的教育状态中，我国农村受教育水平又远远落后于城市。在知识就是财富的时代，农村教育之艰难、农村教师之境遇、农村孩子之未来非常人想象。“农村教育决定中国未来”，早在2003年6月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就以此为标题报道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2004年美国的《新闻周刊》以“越落越远”为题关注了中国的农村教育。它指出，“虽然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在教育系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高昂的成本正迫使数百万计的农村儿童辍学，或者根本上不起学”。“农村教育的赤字也许是最令人焦虑的迹象，它表明中国城乡的经济差距正变得越来越无法改变。”农村中小学生辍学，失学近些年越来越严重。据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育院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我国农村小学生减少了3153．49万人，减少了37．8%，农村初中生减少了1644万人，减少了26．97%。农村初中就读的学生减少了约22%，农村小学就读的学生减少了11．5%①。如今的时代也已是寒门难出贵子。
3．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缺失误导了价值取向
作为承担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重大责任的大众传媒，包括电视、报纸、影视作品、网络，尽管主流宣传是好的，但不容否认的是，媚俗成了大众传媒一种风气和常态，成为社会病。缺乏人文关怀、缺乏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的影视节目作品污染了人们的灵魂，混淆人们的视听，颠覆民众的信仰。
4．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缺乏有效载体
一方面，在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媒作用下，外部文化对农村的影响越来越大，乡土文化被人们下意识地视为“先进文化”的对立面;同时，乡村文化精英纷纷出走，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越来越弱、群体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缺少相应的规划和措施，导致传承与保护乡土文化缺乏有效载体。
5．地方政府发展文化不作为与管理文化乱作为
地方上的文化造假与假做文化非常普遍，表现在:赋予一个景点、一桩事件甚至一个人物以无限的文化涵义。比如近年来泛滥成灾的各类公祭，不断发生的历史名人籍贯抢夺战等。篡改文化概念、文化体系，制造害人的文化迷宫。文化造假侵害的是人们的精神和心灵。这不仅不会有效调节农村紊乱的文化功能，反而将中国基层文化贫瘠的遮羞布一脱到底，彻底亮出农村“丑文化”猖獗的底牌。
(二)深层原因
1．城乡的严重不对等将田园乡村抛弃和遗忘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认为，中国现在人为地维持起点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制度还有很多，其中城乡二元体制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法律根据的赫然存在，是十分主要而又因和21世纪的世界民主、平等的潮流格格不入显得特别丑陋的部分。始于1950年代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全体公民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并对农村人口的进城打工、就业、定居、子女就学、家属团聚以及住房、医保、劳保乃至政治权利加以严格限制，以城市为中心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配置格局始终没有实质性改变，数十年来城乡二元分割已经成为几乎不可逾越的天堑。
2．GDP至上的政绩观催生了文化边缘化的土壤
近三十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经济建设成了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中之重。在这样的发展战略中，能否产生经济价值以及产生多少经济价值成为衡量机构价值的重要指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事业所处的地位极为尴尬。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在任期内突显政绩和业绩，一直没有真正树立科学发展意识和正确的政绩观，没有建立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没有将文化建设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没有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单纯追求GDP增长，轻视、忽视、偏视文化建设。
3．政府主导运动式的城市化浪潮终结了数千年的乡村文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是瓦解农村的城市化浪潮，而在中国乡村快速消亡的背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载体的消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的动摇。中国和美国、欧洲乡村的不同，注定了中国不能走西方式的单向度的城市化之路。中国乡村就像细胞一样，携带着中华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是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归宿和精神家园。偌大的中国不能没有农村，更不能没有农民。
五、农村文化脱贫解困之政策建议
(一)各级政府要从长远、战略高度认识农村文化建设
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灵魂和根本。“文化经济学”研究证明，一个地区的人文文化是其经济发展的深层要素，以基因的方式渗透到经济的根脉中去。经济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未来是经济。法国一位作家曾说过，没有文化的国家就如失去主心骨的空盒，可见文化之于国家的重要性。因此应转变观念，调整思路，打破思想桎梏，从过去单纯重视物质建设转向文化建设与物质建设齐头并进的策略，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文化建设的意义。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势必会在行动上付诸实践，包括:
(1)重视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完善农村经济循环机制，确保农民收入实现稳定增长;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带动农村文化产品的消费，促进农村文化建设，为农村文化建设注入经济活力。
(2)多方筹措谋集经费，如增加财政预算、逐步引入“民办公助”和“公办民营”、社会捐赠等多种实现模式，加大文化建设投入;着力建设民间文化市场主体，形成国家主导下的文化市场服务和农村文化服务相结合的综合型服务体系。
(3)加大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包括提高文化专干待遇、对民间文艺团体和民间艺人指导、逐步建立农村文化经纪人制度、培育“文化能人”等。不断优化专业人才队伍结构，大力培养文化艺术专业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
(4)搞活农村文化服务方式。文化站、电影队、体育协会、村文化室等实行归口管理;充分挖掘花灯、武术、乐队等民间艺术资源;鼓励农民“精英回流”回乡办厂，带动文明乡风。
(5)加强阵地建设。会量力而行建好村级广播站、图书室、阅览室、电教电影室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利用电教室、阅览室向群众传授种养技能，通过举办讲座、展览、播放专题片等形式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帮助。
(6)打造乡土文化传承载体。发展农村旅游，传承和弘扬乡土文化;积极探寻乡土文化传承的新方式，保护反映农耕文化特点的物品、民居、民俗、民间艺术、祠堂等。
(二)逐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障碍
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重在缩小城乡差别，使农民充分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享受同样的待遇。比如农民的身份认同问题、公共设施投入问题等。中国如不从社会制度上，改革现行户籍限制，真正消除身份等级的隐性分裂，从文化上真正实践人人平等的信仰，长久必影响社会稳定。新一代年轻农民，视务农为畏途，视农业为贱业，振兴农业无从谈起。而数亿农民，也无法找到未来。农村一旦溃败，则社会溃败、国家溃败。(1)应逐步实行国际上通行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采用灵活的户籍政策;逐步建立起以居住地划分城市人口或乡村人口的管理制度，使全体公民在户口身份上完全平等，让进城农民能安心长期定居。(2)对进入城市的两亿多农村劳动力，国家应着手从制度上给予他们平等的身份待遇，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制度上的歧视，享受同一城市均等的公共服务。(3)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要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农村发展，以工促农、以城补乡，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质量和社会福利水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城市化的推进以实现城乡共荣为目标
(1)指导思想:由以物为主转向以人为本。对城市居住面积、绿化、容积率等合理布局、人性规划;真正的城市化是将更多农民纳入到正常的城市社会生活中来，以更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收入水平和更高的个人发展平台增强城市吸引力。迫切需要城市以更公平的方式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例如廉价住房、基础教育、医疗和社保，以及就业和培训机会。(2)发展路径:由城乡分割转向城乡统筹，改变长期以来的以“城市为中心”和“先城市后乡村”的国家发展战略。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等“六个一体化”，全方位构建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在城市的发展中，应该保留对乡村的足够敬畏。(3)发展方式:城市化从以往的单纯人口转移、区域扩张向增长方式集约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方向等内涵式发展转变。城市一般具有较强的生产要素集聚和辐射功能，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对城市的空间和职能结构进行重组，实现城乡之间的资源在容量、结构和秩序上的合理流动和最优化分配，以提升城乡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4)发展动力:由主要依靠行政推动逐渐转向主要依靠观念、制度、市场、技术创新驱动。随着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软实力、软功能、软环境成为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强大动力。加大对人力资本和科技要素的投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够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以及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技术保证。
(四)严格文化发展考核机制，倒逼各级官员肩负起文化担当
落实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担负起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治责任，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起严格细化的考核体系，将农村文化建设列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倒逼各级官员肩负起文化担当。建立全面的、科学的、完善的、量化的文化建设指标考核体系。成立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对考核对象、考核内容、考核细则进行制度设计，采取平时跟踪了解和年终全面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对各基层文化建设的情况作出综合评价，考核结果作为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五)重视教育，重塑文化主体
(1)恢复“小规模学校”，复兴乡村教育，以文滋养家园。要回归教育本源，以乡土为根，形成与城市不同的多元化农村教育模式，从农村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实现农村教育的小规模化、综合化和社区化，在复兴乡村教育的同时，对乡村文化的传承给予高度重视。(2)各级政府要加大投入。从师资安排到教学设施购置配备，要优先向农村倾斜，完善农村教师工资经费保障机制，要鼓励支持有文凭、有水平、有理想的大学生到农村任教，缩小城乡差别。加大对乡村教师不间断的培训，也是达到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化的有效途径。(3)加强农民技能教育，培育新型农民。农民技能教育可以依托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网络展开，逐步把乡镇成人职业技术学校办成集教育培训、生产示范、技术推广为一体的新型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农民培训，重视培训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成人职业教育相衔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与农民职业教育体系和机制。
(六)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论文摘要：分析了我国北方农村地区建筑现状，针对农村建筑的特点，提出一些建筑节能设计措施以及能源综合利用方式。强调农村建筑规划体系建立和建筑节能的管理，以期为北方广大农村农民提供一个健康、舒适的节能建筑。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他们对自己的居住条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长期以来，我国北方农村地区建筑特点是占地多，建造技术水平低，缺乏科学性，甚至是忽视最基本的建筑热工性能和舒适性要求，特别是缺乏统一的建筑规划，能源利用率低，导致其建筑土地利用率低，保温隔热性能差，能耗大，舒适度低。因此，为了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应以改善居住条件为重点，科学制定农村建筑规划体系，因地制宜地在广大北方农村地区推广建筑节能技术，发展节能建筑。
1农村建筑节能设计
1.1北方农村建筑现状分析
我国北方地区农村建筑要适应日常居住生活和农副业生产的双重需要，居民建筑类型大多为单户、双户以及多户并联的建筑类型。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建筑大多为个人建造，农民随意建设，农村建筑缺乏规划和设计，造成建筑的功能划分不合理，用地浪费。在房屋建设的过程中，由于技术和施工条件的限制以及经济条件的制约，农民建房时多选用一些落后的建材，围护结构的设计仍采用传统的做法，致使其建筑能耗大，不利于节能。
1.2建筑规划布局
我国北方农村大多地区冬季寒冷，夏季炎热。建筑规划选址中应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地理优势，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合理地安排建筑与周围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在建筑平面的布局时，要充分考虑当地农民的生活习惯，合理地安排建筑物功能分区。
1.2.1建筑选址应避免在山谷、沟底等区域，这主要考虑冬季气流在这些区域里形成对建筑物的“霜洞”效应，会使其能耗增加。建筑朝向应根据当地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选择最有利的自然采光和通风的区域，注意冬季防风和夏季有效利用自然通风，减少能耗。
1.2.2建筑类型上应多采用两户或多户并联的布置形式，减少建筑体系系数，有利于降低建筑能耗。
1.2.3根据当地农民生活习惯，将居住建筑和农副业生产用房进行合理的划分。例如将卧室、大堂宜布置在南向，饲养室、农副产品加工室宜布置在北向。
1.2.4规划中应注重绿化环境。绿化可以改善建筑群体的气候条件，可以调节气温、降低温室效应、隔热遮阳、减少噪声，是优化建筑室内环境、减少建筑能耗的有效措施。
1.3建筑围护结构节能设计
1.3.1外墙
外墙散失的热量约占整个围护结构总能耗的25～28%，因此应在寒冷地区的北方农村建筑外墙设计中应采用外墙外保温。依据当地已有的原材料，合理选择建筑外墙材料，推广使用空心砖或混凝土空心小砌块等节能砖。同时在建造时灵活选取构造措施，利用农村地区容易获得的材料（稻壳，麦秸等）作为外墙保温材料，使外墙获得良好的隔热效果。
1.3.2屋面与地面
北方地区农村建筑屋面散热量占总散热量的15%左右，地面约为6%。在屋面建造时应采用坡屋顶，设置架空层或平屋顶，设置吊顶层。选用导热系数小，吸水率低，易于就地取材的保温材料。重视地面保温，在地面垫层下铺设廉价的炉渣等其他保温材料，并注意地面防潮设计，减少地面散热量。
1.3.3门与外窗
长期以来，北方农村建筑的门窗建造较为简陋，大部分为单层，而且密封性较差。外窗的热损失量，约占整个房屋的30%。为了减少外窗的热损失，在满足自然通风和采光的要求下，减少窗墙比，应采用双层窗或单框双玻璃窗，增强其密封性，以此来提高窗的总热阻。外门应采用双层，若采用单层应作保温处理，提高外门的隔热性能。尺寸较大的门窗应在室内加装门窗帘，也有利于减少门窗的热损失。
2能源的综合开发与应用
2.1太阳能开发与应用
北方农村地区有着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建造太阳能综合利用建筑，在屋顶放置太阳能利用设备可提供生活热水、采暖系统以及照明等综合应用。特别是近年来太阳能低温地板辐射采暖系统的应用，适合应用在无集中供暖的农村建筑。在过渡季节，利用太阳能热水还可以强化自然通风。
2.2沼气开发与应用
沼气是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在北方广大农村地区各种农作物的秸秆，牲畜的粪便等都可以作为产生沼气的原料。沼气不仅用来解决农村燃料缺乏问题，也可以应用沼气进行采暖和照明等综合利用。另外沼液和沼渣可以作为有机肥料，施在农田和果园里。沼气建设与种养殖业结合，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延伸了经济链，使能源得到有效的循环利用。目前我国农村大多采用单户的沼气建设，受技术条件的限制经常沼气产量不足，而且安全性较差。建议采用多户集中建造高效的沼气设施，集中管理，有效利用资源，这样能使沼气设施能源利用率高，便于为广大农民提供高效、洁净、安全的沼气能源。2.3其他能源的开发与应用
我国有着丰富的浅层地热能源，在北方农村地区可以开发利用当地的地热资源，为集中规划建造的村镇建筑群提供热源，宜于集中热水供应和采暖设施建造，从而节约燃料的使用。在北方农村的一些地区风能资源也较为丰富，利用其建造风力发电，供应日常的生活和照明用电，既方便又廉价，节约用电。
3农村建筑节能管理
农村建筑的节能不仅仅是在体现在节能设计，节能管理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建立健全建筑节能管理机制，是落实建筑节能规划设计的前提。首先，在新建农村建筑时应注重改变观念，统一规划建设，进行初期的建筑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以及综合利用能源的可行性方案设计。要按照节能设计和规范进行建造，加强节能设计，充分利用当地易于取得的廉价又节能的建筑材料。其次，在建筑建成后注重农民节能意识培养，统一管理一些集中的公用能源设施，例如集中的沼气设施或采暖系统。
4结束语
目前，在我国北方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多数农村建筑未能使用节能设计，这就需要国家和当地政府提供政策和经济支持，开发出适合在农村地区的廉价节能的建筑材料和能源利用设备，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建立农村建筑规划管理体系，在农村地区大力推广节能建筑，为广大农民创造一个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
参考文献：
[1]牛明成，谷延霞，韩璐.新农村住宅节能研究[J].山西建筑，2007，33（22）：238-239．
[关键词]新农村；文化建设；农村宗教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1-0147-03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热切愿望。对社会发展而言，文化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等功能。文化建设是有效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但近年来，我国农村宗教呈不断升温态势，宗教信徒人数日益增长，宗教显性和隐性影响越来越大。如何正确认识新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村宗教关系，积极引导农村宗教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相适应，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长期课题。
一、农村宗教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不可回避和长期面临的问题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形态，宗教几乎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步伐前行，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宗教扮演着或显或隐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影响。根据马克思宗教理论和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背景，农村宗教是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长期正视的一个问题。
1、马克思主义对宗教规律的科学分析，说明宗教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其赖以存在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根源和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恩格斯指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本身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最初的宗教观念是人类在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对自然和人类自身认识极其有限的背景下产生的。进入阶级社会后，以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产生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造成的巨大苦难和绝望，是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虽然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人们尚未穷尽对人和自然的认识，人们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能力还十分有限，宗教产生的自然根源和社会根源还远远没有消除。
2、历史经验证明。违背宗教规律必然导致社会冲突。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中国宗教实际相结合，不断完善党的宗教政策，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时期，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党的宗教政策出现了偏差。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内容几乎仅仅被归结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在实践中号召同宗教进行斗争乃至“消灭宗教”。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关于宗教的科学理论，否定了党和国家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导致根本取消宗教工作，严重破坏了党领导下全国各界人民的爱国统一战线，伤害了信教群众的感情，影响了民族团结，造成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
二、当前中国农村宗教从政治、经济、道德三个维度影响着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整体架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社会急剧转型给人们在思想、经济、心理、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十年“”造成的主导精神的缺失加上农村文化生活单调、贫乏，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真空，宗教也乘虚而入，并逐渐升温。当前农民信教者数量不断增长，信仰程度在加深，宗教影响力呈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些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整体构架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1．的影响挤压了新农村政治建设的文化空间。从本质上看，宗教有神论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根本对立，宗教影响力的扩大必然会冲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弱化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直接影响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理念。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扩大基层民主、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是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的政治保障，也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核心。虽然国家禁止宗教组织干预政治事务，但近年来随着农村信教群众的增多，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宗教组织的影响。某些信教乡村的村委会甚至成为教会的代言人；在某些信教群众较多的农村地区，教会的影响有时超过了村委会，甚至有的村要召开村民会议也必须通过教会召集。一旦在村级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和村委会等正式组织的矛盾，就会演变得较为激烈，影响到村民自治的顺利开展，从而带来诸多农村社会问题。
2．功利化的信仰色彩冲击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文化导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只有农村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新农村的伟大蓝图才有可能实现。但经济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文化导向，鼓励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益。随着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与发展，经济利益的调整导致了人们心态的变化。极端个人主义、功利思想、实用主义等观念在农村中开始流行，一些村民国家观念、全局观念、集体观念、义务观念和社会责任感逐渐淡薄。
近年来中国广大农村宗教愈来愈明显表现出功利化趋势，又对上述思想与观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一，许多村民信仰宗教并不是为了寻找精神家园，而是以期望神灵保佑自己赚钱发财、平安无病等直接关系到个人切身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这无形中助长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的流行。其二，村民信仰的神灵数目无限扩大，期望借助众多功能不同的神明的存在，更多地满足个人精神心理上需求的渴望。而在这种心态之下所透露的目的，就是多种机会的利用，包括多种选择、多种试行、多种经营或善于钻营的现实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3．封建迷信影响新农村道德建设的文化氛围。封建迷信和宗教在内容、组织形式、信仰方式、社会后果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但在神道设教、宗法制度观念长期的历史影响下，封建迷信仍然与宗教纽和在一起，深深影响很多村民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封建迷信往往披上宗教的外衣，打着行善的旗号，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民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在不少农村中，封建迷信活动沉渣泛起。算命问卜、观阴阳、信符咒、观手相、占星术、圆梦测字、赶鬼驱病等现象复出，在一些地区红白喜事大操大办，耗费巨资建庙祭祖等现象盛行。这种风气与新农村崇尚科学的道德建设内涵背道而驰，不但严重影响新农村道德建设的文化氛围，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三、引导宗教社会功能，弱化宗教消极影响，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社会功能是指某一社会子系统或社会现象在
维持社会秩序、保护社会系统正常运作方面所具有的影响力。任何一个社会子系统，必须具有为达到促进社会向更好、更完善方向发展的特殊社会功能，否则它将无法在社会系统中存在下去。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宗教和社会整体的关系密不可分。社会整体对宗教的作用是制约性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宗教对社会整体的作用和功能也很明显。面对宗教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存在的实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弱化降低宗教负面影响，引导发挥宗教积极因素，可以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
1．有效发挥宗教社会整合功能，降低极端与情感。共同的信仰使信徒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从而增强信徒的团结与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如果信徒对与情感极端狂热，一旦现实社会与其信仰存在某种紧张，宗教则有可能成为破坏社会秩序，动摇国家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必须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地区出现了一些信徒大规模干预乡镇村务的情况，“”等一些组织更是利用信徒的信仰和情感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新农村建设中必然会出现一个利益分化和重组的过程，如果各阶层的利益协调不好，将会出现新的社会矛盾，影响农村的稳定与和谐。在我国农村信教人数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有效发挥宗教社会整合功能，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2．合理利用宗教社会心理调节功能，弱化宿命论与出世观念。信徒对超然于现实之外的彼岸世界的追求，可以消除他们对现实世界不满而造成的愤懑、焦虑、恐惧等心理，为他们提供安全感和某种慰藉。在经济浪潮下，部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较慢，甚至在生活中遭受挫折和打击，与短时间富起来的人形成巨大反差，加上在征地拆迁、土地调整、环境保护等方面也不断受到侵犯，极易导致社会冲突。部分信徒往往产生命定思想，不敢面对人生，逃避现实，沉迷于天国的幻想之中。合理利用宗教社会心理调节功能，使他们在精神上得到某种补偿，能够保持心理稳定与平衡。农村经济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宿命论、出世观念的流行会对发展农村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关键词]新农村；文化建设；农村宗教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热切愿望。对社会发展而言，文化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等功能。文化建设是有效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但近年来，我国农村宗教呈不断升温态势，宗教信徒人数日益增长，宗教显性和隐性影响越来越大。如何正确认识新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村宗教关系，积极引导农村宗教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相适应，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长期课题。
一、农村宗教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不可回避和长期面临的问题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形态，宗教几乎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步伐前行，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宗教扮演着或显或隐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影响。根据马克思宗教理论和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背景，农村宗教是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长期正视的一个问题。
1、马克思主义对宗教规律的科学分析，说明宗教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其赖以存在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根源和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恩格斯指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本身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最初的宗教观念是人类在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对自然和人类自身认识极其有限的背景下产生的。进入阶级社会后，以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产生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造成的巨大苦难和绝望，是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虽然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人们尚未穷尽对人和自然的认识，人们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能力还十分有限，宗教产生的自然根源和社会根源还远远没有消除。
2、历史经验证明。违背宗教规律必然导致社会冲突。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中国宗教实际相结合，不断完善党的宗教政策，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党的宗教政策出现了偏差。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内容几乎仅仅被归结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在实践中号召同宗教进行斗争乃至“消灭宗教”。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的科学理论，否定了党和国家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导致根本取消宗教工作，严重破坏了党领导下全国各界人民的爱国统一战线，伤害了信教群众的感情，影响了民族团结，造成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
二、当前中国农村宗教从政治、经济、道德三个维度影响着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整体架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社会急剧转型给人们在思想、经济、心理、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十年“文革”造成的主导精神的缺失加上农村文化生活单调、贫乏，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真空，宗教也乘虚而入，并逐渐升温。当前农民信教者数量不断增长，信仰程度在加深，宗教影响力呈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些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整体构架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1．宗教信仰的影响挤压了新农村政治建设的文化空间。从本质上看，宗教有神论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根本对立，宗教影响力的扩大必然会冲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弱化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直接影响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理念。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扩大基层民主、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是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的政治保障，也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核心。虽然国家禁止宗教组织干预政治事务，但近年来随着农村信教群众的增多，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宗教组织的影响。某些信教乡村的村委会甚至成为教会的代言人；在某些信教群众较多的农村地区，教会的影响有时超过了村委会，甚至有的村要召开村民会议也必须通过教会召集。一旦在村级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和村委会等正式组织的矛盾，就会演变得较为激烈，影响到村民自治的顺利开展，从而带来诸多农村社会问题。
2．功利化的信仰色彩冲击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文化导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只有农村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新农村的伟大蓝图才有可能实现。但经济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文化导向，鼓励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益。随着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与发展，经济利益的调整导致了人们心态的变化。极端个人主义、功利思想、实用主义等观念在农村中开始流行，一些村民国家观念、全局观念、集体观念、义务观念和社会责任感逐渐淡薄。 转贴于
近年来中国广大农村宗教愈来愈明显表现出功利化趋势，又对上述思想与观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一，许多村民信仰宗教并不是为了寻找精神家园，而是以期望神灵保佑自己赚钱发财、平安无病等直接关系到个人切身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这无形中助长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的流行。其二，村民信仰的神灵数目无限扩大，期望借助众多功能不同的神明的存在，更多地满足个人精神心理上需求的渴望。而在这种心态之下所透露的目的，就是多种机会的利用，包括多种选择、多种试行、多种经营或善于钻营的现实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3．封建迷信影响新农村道德建设的文化氛围。封建迷信和宗教在内容、组织形式、信仰方式、社会后果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但在神道设教、宗法制度观念长期的历史影响下，封建迷信仍然与宗教纽和在一起，深深影响很多村民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封建迷信往往披上宗教的外衣，打着行善的旗号，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民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在不少农村中，封建迷信活动沉渣泛起。算命问卜、观阴阳、信符咒、观手相、占星术、圆梦测字、赶鬼驱病等现象复出，在一些地区红白喜事大操大办，耗费巨资建庙祭祖等现象盛行。这种风气与新农村崇尚科学的道德建设内涵背道而驰，不但严重影响新农村道德建设的文化氛围，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三、引导宗教社会功能，弱化宗教消极影响，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社会功能是指某一社会子系统或社会现象在维持社会秩序、保护社会系统正常运作方面所具有的影响力。任何一个社会子系统，必须具有为达到促进社会向更好、更完善方向发展的特殊社会功能，否则它将无法在社会系统中存在下去。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宗教和社会整体的关系密不可分。社会整体对宗教的作用是制约性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宗教对社会整体的作用和功能也很明显。面对宗教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存在的实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弱化降低宗教负面影响，引导发挥宗教积极因素，可以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
1．有效发挥宗教社会整合功能，降低极端宗教信仰与情感。共同的信仰使信徒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从而增强信徒的团结与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如果信徒对宗教信仰与情感极端狂热，一旦现实社会与其信仰存在某种紧张，宗教则有可能成为破坏社会秩序，动摇国家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必须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地区出现了一些信徒大规模干预乡镇村务的情况，“法轮功”等一些邪教组织更是利用信徒的信仰和情感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新农村建设中必然会出现一个利益分化和重组的过程，如果各阶层的利益协调不好，将会出现新的社会矛盾，影响农村的稳定与和谐。在我国农村信教人数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有效发挥宗教社会整合功能，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2．合理利用宗教社会心理调节功能，弱化宿命论与出世观念。信徒对超然于现实之外的彼岸世界的追求，可以消除他们对现实世界不满而造成的愤懑、焦虑、恐惧等心理，为他们提供安全感和某种慰藉。在经济浪潮下，部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较慢，甚至在生活中遭受挫折和打击，与短时间富起来的人形成巨大反差，加上在征地拆迁、土地调整、环境保护等方面也不断受到侵犯，极易导致社会冲突。部分信徒往往产生命定思想，不敢面对人生，逃避现实，沉迷于天国的幻想之中。合理利用宗教社会心理调节功能，使他们在精神上得到某种补偿，能够保持心理稳定与平衡。农村经济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宿命论、出世观念的流行会对发展农村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农村建筑需要满足生活和生产的双重需求，与城市居民楼的建设有较大的不同。所以，在对农村建筑进行施工设计时，不能一味照搬城市工程建设的经验，而要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了解农民的需求，再结合当地的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进行科学的设计。在设计时应以以下几点为重点：(1)院子：院子是农村住宅的必要场所，也是生产和活动的最重要场所，一般蔬菜种植、物品存放等都需要在院子里进行。(2)生产用房：主要用于农作物存放和农作物二次加工，是农村住宅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3)低建筑面积、高使用面积：这是节约农村土地资源的重要途径。
二、新农村建筑设计要点
1.制定合理的建筑规划
只有对农村住宅建设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制定明确的制度约束才能最有效的解决当今农村住宅建设中整齐不足、混乱有余的现状。对农村住宅建设加强条理性管理，一方面可以加快城乡一体化的步伐，加强其美观性和现代气息；另一方面还能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这就为道路的建设提供了空间，这也更加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新农村建筑设计的防风设计
有些农村建设的地势较高，这就需要在建筑中加上防风设计。山体上建设房屋时，要尽量避开山顶和山脚，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冷空气槽和大风的影响。最好能在建筑四周种植四季常青的树木，这样可以减少大风的影响。还要保证围墙的高质量，将建筑建造的低矮些，还要注意合理设计窗口的面积，尽量将窗设在背风面。
3.新农村建筑设计的抗震设计
自然灾害对人的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极大，但我们又不能预测，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其中最大的威胁要数地震。这就要求我们提高建筑质量，将震中可能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尤其是在农村住宅的建设中，设计更加缺乏科学性、合理性，一旦地震，则会造成不可预估的后果。为更好的防震，在建筑时要尽量选择平坦的空地，还要保证地层的坚实性，地基要尽量打深、打厚、打宽，基底的土要充填满且要均匀，最后用混凝土浆固定坚实，最好能结合打桩技术使地基的牢固性更好。
4.新农村建筑设计的节能设计
目前，在农村能源浪费的现象很严重，农村在建筑上，很少有保温隔热的意识，因此，新农村建筑设计中要加强墙体的保温设计，外墙可以贴苯板等做保温层，降低外墙导热系数。保温设计工作做的合理，可以减少冬季对煤或是木材的消耗，这样不仅节约了能源，还减少了燃烧产生的废气对环境的污染。除了采用外墙做保温的手段，还可采取加装门窗密封条、窗户玻璃采用双层、窗框采用隔热性能好的材料等手段改善门窗导热性能，有效降低室内外空气的热传导，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5.新农村建筑设计要因地制宜
农村住宅建设中，风俗习惯、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等都有很大差异，因此在农村住宅建设中一定不能只使用一套设计方案，而要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采取最可行的施工方案，将诸多矛盾因素综合起来考虑，以建设出最适合、最宜居的住宅建筑。农村住宅建设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点，在建设过程中，必须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结合其独有的历史文化发展情况科学施工，建筑要尽量与自然协调统一，所用材料也要尽量在当地取材，减少运输费用，减少材料浪费，建设工程时一定要将实用性放在第一位，不能一味地追求面子工程。设计者在进行设计施工时，还要考虑到当地居民的经济条件，考虑农民可支付的费用。综合上述论述，在农村住宅建设中，一定要将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尽可能满足农民的需求，遵循当地的人文历史发展规律，使建筑最合理、最经济、最实用。
三、结束语
持续扩大的城乡差距使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邓小平曾就农村问题多次讲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②]“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们没有摆脱贫困。”[③]“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是不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贫困的基础上。”[④]现在，许多人都意识到必须在三农之外来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就是要减少农民，要迅速城市化，要把农民转化为市民。但社会的发展是连续的、渐进的，那种突飞猛进的社会跳跃所带来的恐惧感早已嵌入我们民族的仍时时隐痛着的记忆里了。城市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被称为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白皮书”的《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认为，未来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要从现在的37%提高到75%，每年需要大约有一千万到一千两百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即便如此，届时仍有几亿人口生活在乡村。在如此长的时间段内如何缩小城乡差距，给那些远离城市的人们以不算匮乏的生活和平衡的心态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建国前，作为无产阶级最可靠同盟军的农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建国后我国长期推行二元经济结构模式，通过牺牲农村，限制农民流动来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推动了城市工业化，使城市成为一个人口集中，文教发达的社区，而广大农村则仍长期停留在传统的、封闭的落后状态。直到几年前为连绵不绝的通货紧缩寻找对策的时候，才发觉其主要原因是农民的收入太低，70％的农民消费只占到全社会消费总量的30％多一些；一个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终于向国家总理说了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由此被抬到了一个从未达到过的认识高度。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也大为增强。现在，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从实际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需要上都已经到了工业返哺农业，城市关怀农村的时候了。我们认为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可据以振兴农村的具体途径。
在这里，农村社区建设的含义是，在逐步改善外部宏观环境的同时，以输入一定的资源为契机，推动农民充分参与，自主，自为，以期最终建设起一个环境优美、人文和谐、可持续内源发展的农村社区。
以下就乡村社区建设的实质、内容与形式分述如下：
一、融入社会
农村社区是指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活动内容而聚集起来的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其社会结构简单，封闭程度较高，日常生活通过其特定地域内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在我国主要包括：单村或联村社区，村镇和集镇社区，其他因历史等因素形成的特殊社区。
农村社区建设并不是要为农民构筑起一个个世外桃源，相反，它的实质是使一个个孤立的农村社区融入整个社会。
二元化社会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具有的特征，但是中国的二元化尤其典型。城乡隔离政策的施行导致了城市化远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滞后带来的损失是双重的，一是制约了城市自身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人口的自然增殖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地的矛盾，农业无法产生规模效益。更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社会伤害；农民首先不是一种职业，而成了一种社会或政治身份。打破户籍屏障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的外部条件。
只要我们到农村去走一走，就会发现有许多新建的房子根本没有人住，那些在城市经商或务工的农民一方面不得不每月缴着房租，另一方面自己的房子长年闲置，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财富的浪费。当然制约农民移居城市的障碍不仅是户籍制和其他一些各具特色的歧视政策，还有一个因素是农村土地制度。由于人的禀赋和资源占有的不同，那些热爱城市生活并已经在城市中有着稳定收入的人是有能力成为一个地道的市民的。但是，模糊不清的土地所有权使他们仍然对土地保持着一种微妙的牵挂。深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既有利于解决那些进城务工经商和以非农产业收入为主的农民的后顾之忧，同时也方便了城市工商企业投资于农村。如果说户籍制度改革为城乡一体化打开了一扇单向流动的门，那么对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探索就有可能为城乡一体化打开一扇双向流动的大门。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优化配置资源，而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恰好阻碍了对这种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要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体系，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是绕不过去的。无论是鼓励农民进入大中城市，还是就地发展小城镇，都和土地制度的变革有着紧密关联。政府应鼓励各地在具体的乡村建设中探索各具特色的有利于土地流转的制度创新。
在许多人的调查中，对农民的善分不善合有着诸多的描述和埋怨。可谓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分田承包之后，每家每户都是一个微型的生产企业，每家每户都购置相同或类似的生产工具，采取相同或类似的生产方式，户与户之间基本上不发生生产联系，而提供生产资料和收购农产品的部门都是和农民无干的国家垄断企业。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精辟地论述了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组织的特征，“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⑤]现代的农民经济仍然是自然经济，只不过改善了生产工具，实现了地租和赋税的货币化而已。只要这种农业仍然是生计农业，仍然是建基于一块块土地被分割开来的农业，农村的这种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改观。
农民的这种不合作不止导致社区生活的死气沉沉，更要紧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市场，而不是作为一种有机的联系以在市场经济中进行有效的合作。以前，他们每个人都被限制在一个木盆里，没有扩大活动的余地，现在他们还是在木盆里，但是这个木盆连同木盆里的人已经被抛进了市场经济的湍流。
分散的、同构的生产模式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资财的闲置，在中部地区的农村调查中，特别是旱作区，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家庭都备有整套的农业机械，而这些机械能够发挥作用的时间在一年里也就是二十天左右。加之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的攀升以及苛捐杂税的沉重，狭小的土地已无法承负日渐增加的成本，一些农民已经抛荒而逃，“耕者乐田”的乡村图景渐行渐远。
农业产业化是解决分散的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矛盾的一个发展方向。目前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公司+农户”、“专业协会+农户”、“股份合作”、“合作社”等。。在以“公司+农户”为代表的农企合作过程中，分散的农户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合作社能使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改变弱势团体的谈判地位。合作社扎根于社区，实行“一人一票、民主管理”，主要目的是为社员提供服务而不是象企业那样仅以赢利为目的，所以不会轻易变更运营方向和地点，有利于促进社区的就业和福利，是具有一定社会功能的特殊经济组织。合作社是处于农户、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中介组织，它的存在有利于市场的发育，有利于社区融入更为广阔的社会联系中去。但目前，合作社在产业化经营组织中所占比重很小，其他各种农民合作组织也很少，这是由政府的治理方式以及农民的自组织能力所决定的。
在生产日益社会化的今天，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培育农民自己的服务组织极为迫切。产前，产后乃至产中的服务可以依据产品的不同组成不同的专业协会。基于农民自身利益之上的专业协会是城乡市场的中介，是经济上融入社会的桥梁。应该允许农民经营目前还有利可图的生产资料供应和农产品储运加工销售，使初级产品增值的利润回归到农村社区居民手中。也应该允许农民成立自己的金融互助组织。只有农民才最了解农民的需求，而且他们的运作在成本上也是极具优势的。欧洲最大的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起初就是由农业信贷合作社发展起来的。把积极构建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利于乡村建设的持续和深入开展。
有农民面而无农民社会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非赢利组织的缺乏。应该鼓励农民成立一些社区内或跨社区的民间组织，诸如老年协会、公益协会、生产技术协会等等，这样，既丰富了农村生活，又和整个社会沟通了起来。马克思说，"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⑥]乡村社区建设是一个培养农民合作精神与合作技能的过程。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要求，而推行农村社区建设正是对这一要求的实践。全国县级行政区划2861个，除去市辖区共计2073个，国土面积900多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4%，县域内人口数9.4多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县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县域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对于繁荣农村，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至为关键。和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双二元社会，不仅存在着城乡差异，还存在着国有和非国有的差异。在计划经济时期，县域是薄弱环节，很少有国家投资的大中型企业，而民营经济却长期受到禁止和歧视，未能发挥应有的建设性作用，县域经济遭遇着双重困境。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县域经济就是发展民营经济。改革开放之后，那些政府转变了观念、职能和经济体制的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比如浙江，2000年，全省县级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10亿元，占全省的71％；该省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连续十多年居全国第一，这正是他们大力发展县域民营经济的结果。和大城市里民营经济主要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不同，在县域范围内民营经济的投资项目大多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调动和保护民营经济的积极性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繁荣农村经济的一条重要途径。农民经济实质上也是民营经济，只不过它比民营经济的待遇更为恶劣而已。能否在广阔的乡村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是推动县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最大变数。至于在县域范围内，是就地工业化还是发展小城镇或者发展县城等中心城镇，只要存在一个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的开放的市场，市场的主体自己会做出最经济的决定。如果说改革开放为农民提供了一个外部创业的宏观环境，那么乡村社区建设就是在为农民内部创业提供契机。让农民成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体和最大受益者。
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不足，部分地造成了地方政府向农民乱集资乱摊派，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施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而地方财政，特别是县乡财政却日趋窘迫，现在国家应调整宏观政策，真正把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以乡村社区建设为主要组织形式，大力投资农村生产生活设施。包括通讯、电力、广播电视、文教以及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农村沼气、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农村融入社会的物质基础。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不仅是改善农民生产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的基础工作，也是推动乡村社区变革的契机和初始力量。韩国政府自1962－1971年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扶持重点产业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为解决这一问题，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乡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政府为新村运动的顺利进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到1980年4月的十年间，政府投资总额达到了27571亿韩元，兴建了大量的农村基础设施，包括农田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农村市场体系、能源设施等，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⑦]
我们在借鉴韩国经验的同时，可赋予它更为丰富的内容。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并不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全部，甚至远远不是，乡村社区建设是一个永续的创新过程，它不断为本地居民提供重新评估和规划自己生活的机会，不断唤醒被惯常的生存伦理所催眠的创造力。但是首先由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仍然是一个可由之展开的具体的切入点。对农村的公共工程投资以社区生产生活为中心，以吸收地方劳动力为主。在专业机构的帮助下，社区居民调查分析社区的资源和自身需要，自主提出革新计划与合作方式，自主参与项目的决策、实施、监督和评估，这样就为社区与人共同发展提供了可能。
运作模式可因地而宜。比如在县一级，可以成立一个由政府相关部门、研究机构、非赢利组织（NPO）、社区代表以及社会知名人士等组成的乡村建设委员会，它从政府预算中获得资金，但是不在政府编制序列之内。该机构按照现代NGO模式运作，施行透明管理，每一财政年度，由政府审计局和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交叉审计。
任何一个村都可以与专业组织或研究机构联合申请社区建设项目。项目申请书必须是社区居民充分参与下的结果，它既包括实体工程的计划，也要有未来全村的发展设计，它必须体现出村民合作的清晰脉络。乡村建设委员会根据提交上来的项目申请，实地考察，评估村民参与决策和管理的质量以及后续的自我发展能力，决定是否投资。如果予以否决，必须给出详细的理由和改进的建议。
关于人才。县乡财政负责中小学教育实质上就是农村为大中城市培养人才，即便是由国家为农村教育买单，在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也还是要留在城市。这样的单向流动必然使农村智力资源得不到相应的增长，从而进一步造成农村的衰落。现在，有许多人在谋得了安稳的生活之后，愿意为农村提供一些服务，包括许多在城市中长大的人也有这种愿望。农村社区建设要为这些真诚的想为农民作点事的人提供一个有序参与的组织化平台。追逐着利益的城乡互动是一种常态，是必需的、是基本的；基于关爱的奉献是弥足珍贵的，这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一种方式。
把各种行有余力的人都引入到能够增加农民福祉的具体的建设行动中去，在农村社区内发现新的增长点（物质的和文化的），培植它，发展它。由于参与的力量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的行业，他们带着不同的信息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去和农村社区的居民交流，在比较中发掘社区的特色和优势，并在持续的交往中建立起城乡之间的诸多网络。
农村社区建设同时也是基层政府转变职能革新自身以适应农村现代化的过程。
居于城市之外的农民虽然没有尝到多少现代化的物质果实，却在传媒发达的今天日益被现代的文化食粮所滋养着。传统的“生存原则”被现代性解构之后，农民对民主，平等，权利的意识逐渐清晰了起来，甚至非常敏感。农民的法制意识也随之上升了，行政权威以及政治动员权威的效果下降了，靠传统的方式已经很难再动员整合已经分化了的社会。从近年不断增多的农民的各种表达符号中似乎也隐含着一条寻求基层组织制度重构的逻辑线索。
这是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利益愈是分化，就愈是要求一种整合。政治发展就是一个不断适应和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的过程。但现在，有些地区的基层政府已经失去了利益整合与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功能。在计划生育情况好转之后，臃肿的基层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钱。要钱难就再增人，再增人就需要更多的钱，甚至动用黑社会的力量。日益紧张的干群矛盾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使党的权威损失殆尽。正如总理在谈及农村税费改革时所强调的那样，“要改革农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最重要的是要精简人员”，他在回答记者问时还引用了古代《大学》里面的一句话，“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
农民的负担不只来自直接的税费。费改税之后，政府为弥补缺口，加紧了对集镇商贸和游走于乡间的小商小贩的盘剥。须知，盘剥商业就是盘利农民。正是这些商贩为农民提供了市场信息，把他们的产品运送到一个价格更高的地方去。销售日常用品的商贩受到盘剥之后不得不抬高价格，最终还是转移到了农民的头上，而且这些商贩本身就是兼业的农民。另外还有一些有了点资金、积蓄了点创业冲动的农民因这种不良的市场环境而不敢轻举妄动，脆弱的草根经济生态不得不在权力的寒霜冷雨中一次次遭受摧残，什么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统统落花流水而去。即便从这么狭小的范围来看，三农问题也的确不是在三农之内所能解决的。农民负担只是表面现象，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乡村治理结构不合理。[⑧]转变政府职能乃至改革基层政府的组织架构都是十分迫切的，基层政府不能成为阻碍农民融入社会的障碍。建立一个公平、开放、打破城乡分割和免除行政干预的全国统一市场是农村社区融入社会的基本要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农村需要休养生息，它已经不能再提供经济乃至政治的资源了。
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城市放开，农村放手。
二、差异化发展
正如贫穷的具体原因各各不同一样，发展的具体道路也是多种多样的。农村的每个社区都大致相似，但每个又都独一无二。现代化不是一种僵硬的发展模式。任何一种成功了的现代化都是结合了本地的特殊性并把这种特殊性转化为现代化资源的过程。农村社区建设就是这么一个鲜活生动的农村现代化过程。
乡村社区建设是一个新的资源组合过程，在它的初始阶段并不需要一个固定的可操作化的主张，它倡导的是一种探索，是当地民众充分参与下的充分发挥了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探索。
乡村社区建设并不要求立即全面展开。首先是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尝试，然后根据积累的经验，选择那些能够提供由全体居民充分参与下制定出完善的社区发展计划的村进行投资。这样的示范作用会带动起临近村子居民参与本村发展规划的热情，所有村民行动起来以民主协商的方式掀起建设自己家园的热潮或许能由此颇为壮观的形成起来。
差异化发展的其中一个层面是，每个社区都有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区建设的切入点。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的亟需首先解决的问题，这就是社区居民共同利益所在，也是他们能够积极参与的起点。
差异化发展的另一层面意思是，虽然社区居民在公共资源的占有上是平等的，但社区的机制决不限制个人的独具风格的发展；因为每个人的禀赋和个人资源的拥有是有差异的。在公平规则下的其中一部分人的快速发展并不会减少其他人的福利，反而会为他人创造更大的空间，这也是人类文明能够持续进步而不是停留在低水平零和博弈上的原因之一。农民内部的分化也是真实的现状，那些逃离了“把生存作为首要目的”[⑨]之困境的农民如果得着了一个好的环境，他们是有条件转变为一个面向未来发展之熊彼特式企业家的。这些以收益最大化为目的的转变了的农民一方面退出农业经营从而减轻农业内部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其他农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其实，这种变迁就是在削弱农业内卷化的机制。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涌现了许多这样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家”，虽然他们的前面还要加上农民两个字（当然，这些企业家的数量比起庞大的农村人口的基数是微不足道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社区建设就是在营造一种创业氛围——一种鼓励个人创新发展的氛围。“农民”是被赋予的，它既是国家的定义又是历史演绎和社会结构的界定。“农民”，作为内化了的历史与社会现实结构，同时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和经济伦理；在城乡整合以及乡村社区内部革新过程中这些沉淀了的惯习势必要被创新的潮流所冲刷并反过来促进农村社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关于乡村生活的形式、意义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虽然乡村建设所欲达到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使农村社区居民过上一种在价值上和城市生活“相等或差不多的”的乡村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理性就是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倾向于并能够清楚地计算出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仍然是人类主流文明的主要行为标准,目的理性仍然要贯穿到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人不是为了文化而存在，恰好相反，文化是为了人而存在。狭义的文化是一套行为系统，其核心是由一组传统观念，特别是由价值系统所构成。乡村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大本营，它是适应农耕生产制度的产物，它已经深入到了人格系统，使知足、拒变、守旧成为主流，同时也养成了人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传统作风。一百多年来的西风东渐不只在器物和制度层面上而且也在文化上侵入了“停滞的乡村生活”，特别是上个世纪的几次历史巨变早已使乡村文化支离破碎了。旧的没有去除，新的尚未建立，尴尬的文化生态使人们无所适从，社会失序与失范乃至道德滑坡在农村几成普遍现象。渗透进来的商业精神既找不到立脚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又无时不在权力的威压下缩头缩脚，破碎了的传统文化也不能提供自我保护，这真是一种痛楚的过程。安身立命的文化重建远急迫于寻求“亚洲的意义”或“中国的意义”，虽然后者在文明的层面上或更为宏大，但是，就从来就没有从容过的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却颇多奢侈的味道。破碎的乡村生活中仍然残留着逝去的朝代的基因，不管它们会发出什么样的新芽，只要是在各个具体的社区建设中获得了自然的发育机会，而非某种思想运动的催生，它就具有了成长的内在的合理性。千差万别的社区的实际状况在具体的建设中生发出多样性的社区文化或可预期。乡村社区建设就是为这些有差异的也因而丰富多彩的文化重生提供机会，但它极力避免统一的思想指导，它不寻求那种最高抽象的文化结果。
中国是一个大国，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各地都差异巨大，试图用一个方案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最起码在方法上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们却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走出过这么一个怪圈。
农村社区建设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始终开放着自身的变迁过程，是一个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它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效益优先，权益平衡，多元一体。
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探索过程。一个极其严肃的，建基于满足民众不虞匮乏和获得自尊为目的的过程。它不是一种理想主义下的狂躁的运动，而是一种脚踏实地的一个个具体的充满着艰辛和创造幸福的生产与生活实践。
三、政府及各界的作为（or以农民为主体）
农村社区建设试图从困扰整个中国健康稳定发展的三农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以期迈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可以看做是一个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再动员。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是一个需要许多人，许多机构共同参与才能做好的工程。但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这一点是其成败得失的关键。
政府。政府是乡村社区建设最有力的推动者。但对政府的挑战也是最大的，挑战不是要它从预算中拿出一大笔钱来，更不是额外增加了它的工作，而是角色的转换。政府要从一个支配者、控制者转变为一个合作者，一个在社区建设中和各参与者平等的角色。当然在当前的政经格局下如果没有一群具有宽阔胸襟和革新观念的官员作坚强后盾，推动乡村变革也是困难的。
研究机构及知识分子。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期的梁漱溟认为中国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是个人权力和生命财产的稳定和保障，中国民族的富强和中华文化的复兴关键在于全体国民生命意识的甦醒。只有生命意识的甦醒才能使“人的个性伸展”成为可能，他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指出：“个性不立绝不是健全的社会组织，个人在社会中地位的尊重，毕竟是永恒的真理”，个性的伸展以及社会对个性的尊重和保护从而使民族获得勃勃生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体是农民，但愚昧、贫困的农民却缺乏这样一种自我意识，梁漱溟认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促进农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命运。我们现在提倡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乡村社区建设中去，并不是要他们去促进农民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个任务已由上个世纪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市场经济变革所基本完成了，虽然对自我意识的满足仍有极大差距。当下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和协调，是传送知识和信息（在客观上也起着弥合社会裂隙的作用）——传送适应现代生产方式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管理知识以及生产技术知识和相关信息等。
城市社区。繁华都市与偏远乡村的差距很大，这同时也意味着前者可以在许多方面帮助农村的发展，提倡城乡两种社区可以结对建设。当然不是那种流于形式的捐钱捐物，而是一种有专业机构参与了评估和建议的长久的互动的平等的伙伴关系。这种合作有助于开阔视野和心胸，有助于消除社会隔膜。
企业。提倡有能力的企业通过专业机构或其他方式结对帮助农村社区。
非赢利组织。这里所说的非赢利组织主要是指专注于农村发展的组织，他们是个人、企业、城市社区等外部资源和农村社区联系的中介，同时也是推动居民自主参与社区建设的专业机构。而且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农民的各种合作形式由其自发组织所需时间太长，由政府推动，很可能会趋于僵硬，变了样，由中立的非赢利专业机构来推动和组织是最为理想。
让每一位公民无论住在繁华都市还是偏远的乡村都能感受到国家和社会给他的关怀与温暖
[①]本文的一些观点得益于和徐勇教授的交流
[②]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③]同上；
[④]同上；
[⑤]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⑥]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⑦]李水山、许泳峰著，《韩国的农业与新村运动》，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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